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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類: 清史稿

發佈: 2024年12月13日

建立: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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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九十八

食貨四

鹽法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蒙古、新疆多產鹽地，而內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雲南，曰河東，曰陝甘。

長蘆舊有二十場，後裁為八，行銷直隸、河南兩省。奉天舊有二十場，後分為九，及日本據金川灘地，乃存八場，行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山東舊有十九場，後裁為八，行銷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兩淮舊有三十場，後裁為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場，其地分隸浙江、江蘇，行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場，行銷福建、浙江兩省。其在台灣者，尚有五場，行銷本府，後入於日本。廣東二十七場，行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雲南、貴州七省。四川鹽井產旺者，凡州縣二十四，行銷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雲南、甘肅六省。雲南鹽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銷本省。河東鹽池分東、中、西三場，行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陝甘鹽池最著者，曰花馬大池，在甘肅靈州，行銷陝西、甘肅兩省。

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之鹽出於海，四川、雲南出於井，河東、陝甘出於池。其制法，海鹽有煎、有曬，池鹽皆曬，井鹽皆煎。論質味，則海鹽為佳，池鹽、井鹽次之。海鹽之中，灘曬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論成本，則曬為輕，煎之用盪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則工本愈重。此其大較也。

初，鹽政屬戶部山東司。宣統二年，乃命戶部尚書兼任督辦鹽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視。後裁歸總督、巡撫管理。其專司曰都轉運使司。無運司各省，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

其行鹽法有七：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惟官督商銷行之為廣且久。凡商有二：曰場商，主收鹽；曰運商，主行鹽。其總攬之者曰總商，主散商納課。後多剝削侵蝕之弊，康熙、乾隆間，革之而未能去。惟兩淮以道光時陶澍變法，奏除引目，由戶部寶泉局鑄銅板印刷。順治三年，以淮、浙領引距京遠，設都理引務官駐揚州，至七年裁。十五年，發引於運司，尋命運司仍委員赴部關領，票亦領於部。

商人之購鹽也，必請運司支單，亦曰照單，曰限單，曰皮票，持此購於場。得鹽則貯之官地，奉天謂之倉，長蘆謂之坨。未檢查者曰生鹽，已檢查者為熟鹽，熟鹽乃可發售。兩淮總棧始由商主，後改官棧。四川以行銷黔、滇者為邊岸，本省及湖北為計岸，潼川州為潼岸。河東總岸立於咸豐初。其行陝西者，以三河口為之匯。行河南者，以會興鎮為之匯。山西則蒲、解，於安邑運城立岸，而澤、潞等處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滯地，或展限，或減引，或停運，或用並引附銷、統銷、融銷諸法。並引附銷者，將積鹽附入，三引銷一引。又納引半之課行一引之鹽，納三引之課行二引之鹽是也。統銷者，將積引統毀，其正雜錢糧令商人分年完繳。融銷者，以暢岸濟滯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數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餘引、綱引、食引、陸引、水引。浙江於綱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與票之分，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為世業，謂之引窩。後或售與承運者。買單謂之窩單，價謂之窩價。道光十年，陶澍在兩淮，以其抬價，奏請每引限給一錢二分，旋禁止。票無定域而亦有價。當道光、咸豐間，兩淮每張僅銀五百兩。後官商競買，逮光緒間，至萬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廣狹大小而定售額，票則同一行鹽地，售額亦同。嘉慶以前，引多票少，後乃引少票多，蓋法以時變如此。

若夫歲入，道光以前，惟有鹽課。及咸豐軍興，復創鹽釐。鹽課分二類：曰場課，曰引課。場課有灘課、灶課、鍋課、井課之分。長蘆有邊布，福建有坵折。邊布者，明時灶戶按丁徵鹽，商人納粟於邊，給銀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遠鹽無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後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灶課向分地、丁為二。但丁不盡有地。雍正間，用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言，將丁銀攤入於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長蘆邊布之名猶仍舊。坵折者，鹽田所納錢糧，謂之折價。程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其供應內府及京師、盛京各衙門之鹽，康熙中悉裁，祗供內府、光祿寺二十萬斤，折銀解部充納。引課有正課、包課、雜課。鹽釐分出境稅、入境稅、落地稅。逮乎末造，加價之法興，於是鹽稅所入與田賦國稅相埒。是以順治初行鹽百七十萬引，徵課銀五十六萬兩有奇。其後統一區夏，引日加而課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嘉慶五年，六百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兩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光緒末，合課釐計共二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歲入約四千五百萬有奇。蓋稅以時增又如此。

順治二年，諭各運司，鹽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餉、練餉及雜項加派等銀。十六年，戶部議准各商鹽船用火烙記船頭，不許濫行封捉，其過關祗納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論。十七年，用兩淮巡鹽御史李贊元言，回空糧艘禁緝夾帶私鹽。康熙九年，兩淮巡鹽御史席特納、徐旭齡言：「兩淮積弊六大苦：一，輸納之苦；一，過橋之苦；一，過所之苦；一，開江之苦；一，關津之苦；一，口岸之苦。總計六者，歲費各數萬斤，應請革除。又掣摯三大弊：一，加鉈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嚴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議。」定例，凡橋所掣摯，溢斤割沒，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額。如夾帶過多，掣官虛填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斤坐贓，庶掣摯公而國法信。上命勒石嚴禁，立於橋所及經過關津口岸。席特納又陳：「自康熙七年，鹽臣差遣稍遲，前任鹽差於徵完本年課銀外，又重徵新鹽。鹽尚未賣一引，而課已徵至二十餘萬。此種金錢，追呼無措，非重利借債，即典鬻赴比，應請停止。」如所請行。十六年，用戶科給事中余國柱言，命將商鹽掣驗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課二錢五分，永遠革除，著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籓橫徵鹽課。

自滇、黔告變，所在揭竿蜂起，鹽無行銷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彌望，無所得售。計臣以軍需所恃，督餉之檄，急如星火，商於是大困。時天下鹽課兩淮最多，困亦最甚，賴巡鹽御史劉錫、魏雙鳳多方撫恤，輸納忘疲。至是海內殷富，淮南寧國、太平、池州等府，及兩浙、山東、廣東、福建，先後增引，利獲三倍。不特額外照舊行銷，且原先呈課銀，請將以前停引補還。四川經明季之亂，江、楚人民遷移其地，食鹽日多，請引數倍於昔；所開之井，為滇、黔資，水陸無滯。而福建、廣東、兩浙招徠灶丁，墾復鹽地、鹽坵，報部升課者不絕。又兩浙各場漲墾盪地二萬二千七百餘畝，廣東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贛二府鹽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課亦如之。上以寰宇昇平，免浙江加斤銀之半，共三萬一千三百八十餘萬。三十八年南巡，復諭各鹽差：「向因軍需，於正額外更納所私得贏餘，著將此項停罷。其兩淮鹽課，前曾加四十萬，著減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總督阿山言，革除兩淮浮費數十萬，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長廬巡鹽御史田文鏡請將山東所裁鹽引補足辦課，經部議准。上以加引增課無益，不許。

先是順治二年，世祖定巡視長蘆、兩淮、兩浙、河東鹽政，差監察御史各一，歲一更代。其山東鹽務歸長蘆兼管，陝西歸河東兼管。十年停，鹽務專責成運司。尋因運司權輕，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復停巡鹽。明年，巡撫金世德以直隸事繁，請仍差御史。於是兩淮、兩浙、河東皆復舊制。既而兩廣、福建並設巡鹽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撫管理。

時鹽課惟廣東、雲南常缺額，因康熙初粵商由里下報充，三年一換，名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將排商費萬餘兩入正課，舉報殷戶以充場埠各長商，而場商貲薄，不能盡數收買，致場多賣私。五十七年裁場商，由運庫籌帑本三十六萬，分交場員收買。且置艚船給水腳，運向東關潮橋，存倉候配。埠商配鹽，按包納價，獲有盈餘，名為場羨。其滷耗餘賸鹽斤，乃配引外多收餘鹽，發商行運。又有子鹽、京羨、餘鹽、羨銀等名。後餘鹽改引，將餘羨歸入正額，而粵鹽遂有辦羨之事。後粵商倒歇至五十餘埠，滇鹽由商認票辦運，而地無舟車，全恃人力，煎無煤草，全恃木柴，故運費工本皆重，而鹽課率以一分，又重於他省。富商棄之弗顧，強簽鄉人承充。及倒罷末由追繳，乃責里中按戶攤納。迨乾隆時，一蹶不振，遂令歷年督撫分償。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鹽御史。時上於鹽政頗加意。河東鹽池形低，屢為山水灌入，向例修牆築堰，皆派蒲、解十三州縣之民應役。從巡鹽御史碩色言，歲撥銀六千兩，以三千作歲修，三千貯運庫備大修，民累始紓。又以鹽法莫急於緝私，但有場私、有商私、有梟私，而鄰私、官私為害尤鉅。欲緝場私，必恤灶而嚴其禁。故於雍正二年兩淮范堤決，沿海二十九場為潮淹，特發帑金以賑。五年，以淮商捐銀建鹽義倉積穀，諭更立數倉於近灶地，以備灶戶緩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灶者。

六年，江南總督范時繹言：「兩淮灶戶燒鹽，應令商人舉幹練者數人，並設灶長巡役，查核鹽數，輸入商垣，以杜私賣。」兩淮巡鹽御史戴音保言：「場灶燒鹽之具，深者盤，淺者釒敝，設有定數，而煎鹽以一晝夜為火伏，並巡查息火後私燒。近有灶戶私置鹽釒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數。請飭鹽官申嚴舊法。至淮南曬掃，惟有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均命著為例。此所以嚴其禁也。

欲緝商私，必恤商而嚴其禁。故二年兩淮各場，因災灶鹽不繼，商本倍增，從巡鹽御史噶爾泰言，令將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價，酌量時值買賣。至食鹽難銷處，值有綱地行銷不敷，亦准改撥。兵部尚書盧詢請加引免課，以期減價敵私，命長蘆、兩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納課銀。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從江南總督尹繼善言，改設淮南巡道，督理揚州、通州等處鹽務，並於儀徵之青山頭立專營緝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來，膺鹽差者，回京例有呈獻，及上嚴禁，始各將所得報繳。獨福建八萬餘兩為總督滿保查出，於是裁撤鹽官，鹽商命各場由州縣監管。嗣廣東總督楊琳言：「地方官辦課，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設鋪分賣中飽，即發地里勒派。且恐貲本不足，挪動地丁錢糧。應將場商停設，發帑委官監收，埠商仍留運銷納課。」從之。

是時上於鹽官量重李衛。衛在浙江可稱者，莫如辦帑鹽。帑鹽者，由松江、台州、溫州三府場鹽產旺，灶多漏私，衛請發帑銀八萬，交場員收買。復奏設玉環同知，使經理收鹽事，而舟山內港內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長塗、平陽縣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發。崇明場鹽，令知縣主之。所收帑鹽，侭銷本處魚戶、蜇戶，漁鹽亦准引商、帑商運往他處銷售，各照科則納課外，輸經費銀一二三錢不等，除歸帑本經費，餘銀作為盈餘。由是私淨官暢，每年引不敷運，加領餘引十五萬。凡商運餘引，引輸租銀四分，所完課銀，與帑鹽盈餘，併案題報，年約銀十萬餘。

自上清釐鹽政，積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規，歸入正項，上又有「耗羨入正額，恐正額外復有耗羨，商何以堪」之諭，蓋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陳世倌言：「鹽課引有定額，斤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果有奇贏，即獲微利，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貲本。乃近年多有以隨利歸公者，考其實乃陰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商添一分之誅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為急公，亦陰勒商總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即暗增引斤，或高抬鹽價，此國與民並受其弊者也。請嗣後祗按引辦課，一切歸公捐助等名，應永遠停止。」上命庄親王議。尋覆如所請行。

時江西驛鹽道沈起元與江南總督趙宏恩書，亦言「昔年陋規，非皆收納，今以墨吏私贓作報部正款，在大員自無再收之理，而僚佐豈能別無交際？其為商累實甚」。後有聞於高宗者，乃將兩淮鹽政公費、運使薪水，及雲南黑、白、琅井規體銀蠲除。

初，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循環號籌，聽於四十斤內負販度日。至乾隆初元，戶部題准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有殘疾、婦女老而無依者，許於本縣報明，給印烙腰牌木籌，日赴場買鹽一次。既兩淮巡鹽御史尹會一、兩廣總督鄂彌達先後奏言：「奸民藉口貧苦，結黨販私，兩查兵役，未便概撤。」後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

尋改浙江巡撫為總督，兼管鹽政，諭酌定增斤改引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照兩淮舊額，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溫、台例，改票引九萬餘道，引給四百斤，均不加課，以期復舊。又諭裁雲南贏餘，其價減至三兩以下，廣西仍減二釐，免徵兩廣鹽課每千斤餘平銀二十五兩。三年，改浙督仍為巡撫，兼管鹽政。六年，以淮南灶鹽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遞減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兩淮於定額外，每引加給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諭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長蘆積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經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應增課銀八萬六千餘兩。高宗念商力艱難，命減半納課。二十八年，裁運商支應。以雲南巡撫劉藻言，加給黑、白兩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游巡，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

五十一年，以兩淮歷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後每間一綱豫提一次。上諭以正引暢銷為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後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後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後，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捨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為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即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劃歸閩省，則私販即可越至撫州，於全局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

河東自十年眾神保就現行賤價，定為長額，而商始困。後池鹽收歉，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充，乃令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准，仍定為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復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覈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鸘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鸘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地。倘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陝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兩、陝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各有奇，並議章程十：一，課銀各解本省籓庫，雖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領，免納紙硃銀；一，無許地方官私收稅錢；一，鹽政運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東道駐運城，總管三場；一，鹽池照舊歲修；一，三場仍立官秤牙行；一，課項內有並餘積餘等銀，應分別攤免；一，運阜運儲二倉穀石，應分別歸併存借；一，鹽政應支各款，各就近省籓庫動支。從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鹽禁，民無攤課之苦，有食賤之利。而陝西巡撫秦宗恩、河南巡撫穆和藺亦以鹽充價減聞。上甚悅。甘肅鹽課，雍正元年嘗攤入地丁，九年復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陝西漢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屬之食花馬池鹽者，亦一併攤入地丁焉。

嘉慶四年，命停各省鹽政中秋節貢物。五年，以雲南課額常虧，從巡撫初彭齡言，改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其法無論商民，皆許領票。運鹽不拘何井，銷鹽不拘何地，完課後聽其所之。就諸井現煎實數，將定額勻算攤徵，有餘作為溢課，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課事宜，即歸井員經理。至八年，著為定章。十年，諭兩淮鹽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補虧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蘭泰鹽池，向聽民販於托克托城辦鹽，分銷山西食土鹽各地，不準運赴下游。其後稽察漸懈，竟順流而下，不獨池鹽為所佔，且侵及長蘆、兩淮。十四年，陝甘總督那彥成奏辦奸民出販，請飭阿拉善王將所留漢、回奸民獻出。王懼，獻鹽池，命將其歲入銀八千兩如數賞給。尋戶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陝甘督撫會奏：「潞商賠累，緣以賤價定為常額。請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價。其吉蘭泰池，潞商力難兼顧，請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虧課，改官運。工部侍郎阮元言：「官運不難，難於官銷。若虧課額，勢必委之州縣，非虧挪倉庫，即勒派閭閻，是能銷之弊更甚於不銷。」於是部議吉蘭泰引，請飭還阿拉善王，賞項停給。原定額引，改為潞鹽，餘引名吉蘭泰活引。

兩廣自康熙時發帑收鹽，運銷後乃收課。乾隆五十三年，總督孫士毅以商欠積至六十九萬八千餘兩，請停發帑本，令各出己貲，在省河設局經理。五十四年，新任總督福康安會同士毅籌定章程，並兩粵百五十埠為一局，舉十人為局商，外分子櫃六，責成局商按定額參以銷地難易，運配各櫃，所有原設埠地，悉募運商，聽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領銷，交課後發鹽二十九埠如舊。所謂改埠歸綱也。行之二十餘年，局商以無應銷之埠，歧視埠商。其始准局商捆運餘鹽，彌補帑息。嗣乃不問正引完否，貪銷餘鹽，反礙正引。疲埠欠餉，輒用鹽本墊解，久之虧益鉅，雖局商認完後，埠商仍按引捐輸，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產蕩然矣。嘉慶十一年，總督蔣攸銛以聞，乃裁局商，改公局為公所。擇埠商六人經理六匱事，各有埠地，自顧己貲，不至濫用。且定三年更換，以免把持，謂之改綱歸所。二十五年，命停兩淮玉貢折價銀。

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言，淮鹽至楚岸，本無封輪之例，鹽政全德始行之，請散賣為便。湖廣總督陳若霖奏稱積鹽尚多，若全開售，恐疏銷不及，鹽行水販壓價賒欠。諭俟積鹽售畢，再隨到隨賣。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曾燠奏稱輪規散後，爭先跌價搶售，有虧商本。玉庭奏無其事。若霖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餘引。於是定議開輪。既，湖廣總督李鴻寶又言搶售難免，八年復封輪。

時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其在兩淮，歲應行綱鹽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歷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上召攸銛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尋遣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積漸成多，一由藉官行私過甚。惟有大減浮費，節止流攤，聽商散售，庶銷暢價平，私鹽自靖。」命裁巡鹽御史，歸總督管理。自九年後，御史王贈芳、侍講學士顧(純)、光祿卿梁中靖皆請就場定稅，太僕少卿卓秉恬又請仿王守仁贛關立廠抽稅法。下澍議。澍商於運使俞德淵，以為難行。遂覆稱：「課歸場灶有三難。一由灶丁起課。淮南煎鹽以釒敝，淮北曬鹽以池，約徵銀百餘兩。灶皆貧民，若先課後鹽，則力未逮；先鹽後課，設遇產歉，必課宕丁逃。此灶丁起課之難行也。一由垣商納課。寓散於整，較為扼要。惟灶以己業而聽命商人，情必不原。況商惟利是視，秤收則勒以重斤，借貸則要以重息。灶不樂以鹽歸垣，商亦必無資完課。此垣商納課之亦難行也。一由場官收買。就各場產鹽引額攤定課額照納，似亦核實。無如淮課為數甚鉅，豈微員所能任？若聽其侭收侭解，難保不匿報侵欺。此場官收稅之亦難行也。」又言：「鹽在場灶，每斤僅值錢一二文，若就而收稅，則價隨課長，爭其利者必多。海濱民灶雜處，掃煎至易，將比戶皆私，課且更絀。至設場抽稅，或可試行一隅。若各省豈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場灶為甚。總之無官無私，必須無課無稅。業經有課有稅，即屬有官有私。如謂歸場灶或設鹽廠，即可化梟為良，恐未能也。」上韙之。

明年，澍周曆各場，擬行票鹽法於淮北，奏定章程十條。一，由運司刷印三聯票，一留為票根，一存分司，一給民販行運。立限到岸，不準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二，每鹽四百斤為一引，合銀六錢四分，加以諸雜費，為一兩八錢八分。三，各州縣民販，由州縣給照赴場買鹽。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請領。四，於各場適中地立局廠，以便灶戶交鹽，民販納稅。五，民販買鹽出場，由卡員查驗，然後分赴指銷口岸。六，委員駐紮青口。七，嚴飭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運商認銷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規。時窟穴鹽利之官胥吏舉囂然議其不便，澍不為動，委員領運倡導。既而人知其利，遠近輻輳，鹽船銜尾抵岸，為數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請運之鹽，已逾三十萬引。是歲海州大災，飢民賴此轉移佣值，全活無算。是法成本既輕，鹽質純淨，而售價又賤，私販無利，皆改領票鹽。但所試行者，僅在湖運滯岸，皖之鳳陽、懷遠、鳳台、靈壁、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縣、確山，與食岸在江蘇境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贛榆、沭陽、安東、海州三十一州縣，而皖之壽州、定遠、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陽、羅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縣，皆昔所定為暢岸，尚仍舊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議科則較原額為減，復依原額引徵一兩五分一釐，益以各費，定銀二兩五分一釐，永不議加。於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運之桐城、舒城、無為、合肥、廬江、巢縣、滁州、來安，及由高郵湖運之天長九州縣，以地與淮南相錯，未宜招販，啟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蓋淮北舊額未嘗不輕，而由暢運至口岸，每引成本已達十餘兩，價不償本，故官不敵私。今票鹽不由槓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每引五兩有奇，減於綱鹽大半。其江運數萬引亦仿此。自改章後，非特完課有贏無絀，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百廢俱興，蓋惟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以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以一綱收兩綱之課。時頗欲推行於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燒鹽船四百餘號，損錢糧銀本五百餘萬，群商請退。於是總督陸建瀛從護理運使童濂言，請淮南改票法，較淮北為詳。如運司書吏積弊，則改為領引納課。設揚州總局辦理。漢口匣費雖裁，而應酬仍多，則改為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鹽船經過橋關，有掣驗規費，則改為壩掣後不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餘皆停免。鹽包出場至江口，其駁運船價及槓鹽各人工勒索，則改為商自雇覓。凡省陋規歲數百萬，又減去滯引三十萬，年祗行百零九萬引，每引正課一兩七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八釐，食岸正課同，雜費減半。其要尤在以帶連之乙鹽為新引之加斤。乙鹽者，乙巳綱鹽船遭火，而商已納課，例得補運，故定為每運新鹽一引，帶乙鹽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場至儀徵，改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本輕減過半。故開辦數月，即全運一綱之引，楚西各岸鹽價驟賤，農民歡聲雷動。是年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兩，雖兩綱後復引滯課虧，則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販為小販跌價搶運所誤。始澍行於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則廣，故利弊殊。又值粵亂起，鹺務全廢，非無補救之方也。

其在長蘆，乾隆以來，正雜課共徵七十餘萬。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二文，謂之河工加價。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價，三年後，半歸商，半歸公。八年，復將充公一文歸商，然歷年欠項已積至千數百萬矣。時銀價翔貴，商虧彌鉅，於是又加價以調劑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議行減引並包法，蓋蘆鹽三百斤成引，連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運築包等費，歷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築九包，減引一成。二十一年，再減引二成，照前改築。二十四年，又奏停額引十五萬，減去課銀六萬餘兩，而困仍莫蘇。蓋本因浮費重而欠課，因欠課多而增價，官鹽價貴，私鹽乘之，薊、遵六屬，梟販與官為敵，而永平七屬尤甚，不得已改為官辦。二十八年，商倒引懸，河南二十州縣、直隸二十四州縣，未運積引至百餘萬，未完積欠至二千餘萬。命定郡王載銓、倉場總督季芝昌，會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查究。每引因費重需成本五兩有奇，乃就正課、帑利、雜款、積欠，釐為四類，其鹽價每斤減制錢二文以敵私，斤重則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縣陋規則嚴行裁汰。引地懸岸，則直隸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課後鹽。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約每引攤算僅二兩有奇。

其在山東，乾隆以來，引票正課徵銀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餘兩，雜款共十萬一千八百餘兩。自嘉慶初帑息遞增至二十一萬餘兩，較正課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價二文，每年應欠二十九萬兩，較正雜課又增一倍。十七年，復議加價一文，以半歸商，半彌補商欠。而當年課項不能完，乃歸次年帶徵。帶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遞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將河工加價停徵，而積欠已五百三十餘萬，然尚完課額。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議加價二文，奏明三年後半歸商、半歸公，然所完僅及半，正課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綱傾敗，於是設法調劑，以積欠款為一案，俟堰工加價歸商後，彌補帑本，酌留百二十九萬生息，餘銀二十七萬。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繳，南運每引加二十五斤，北運加二十斤，其歸補舊欠之半文加價，並歸商以輕成本，免徵南運十三州縣與票地臨朐等六縣堰工加價以敵私。而舊欠暨現年應交帑息猶不能完，於是將報撥之一文堰工加價悉數歸商，並將一分帑息減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時銀價日昂，虧折彌甚，迨臨朐等九州縣票商倒乏，因改官運。十七年，命鹽務歸巡撫管理，尋又議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總額，並停餘引。二十七年，又議引地加價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懸二十餘處。時新舊積欠計八百餘萬，而十五年後所欠正雜課又九十餘萬，十九年後積欠八十餘萬，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銷。於是定郡王等會同山東巡撫徐澤醇奏准將兩年奏銷免其造報，積引停運，積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為先課後鹽，除有商運州縣外，皆改官運，無論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減一錢，十八年二文加價亦減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鹽御史，以巡撫帥承瀛兼管鹽政。承瀛疏言：「嘉慶十五年前，撫臣蔣攸銛清查浙江運庫墊缺銀數僅五十五萬餘兩，甫十載乃至百七十三萬三百兩。緣邇來引壅，舊綱未畢，新綱即開，套搭行銷，不能以一綱之課歸一綱之用。而每年奏銷有定限，但完正課，即報全完，其帶輸之款及外用銀，並未徵足，歷次河餉又須撥解，是以不得不於徵存銀內挪墊。而商捐用款，每遇交辦公事，奸商復借名浮支。臣今飭運司遇支解銀兩，如本款無銀即停給。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墊發內款，不準以內款墊給外款。」嗣後至六年，銷數皆及額運，庫存銀百二十八萬。自七年至十年復短銷，僅存十一萬。蓋因巡撫程含章請加增餘價，鹽貴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銷數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時又短銷，僅至五六成。乃請將停歇各地招商承辦，並酌加鹽斤。

其在廣東，所辦羨銀頗多。蓋粵鹽至西省，每包申出鹽十餘斤，嗣又添買餘鹽萬包，發埠運銷，按九折較羨，是為秤頭鹽羨，約二萬七千餘兩。慶遠等五府苗疆食鹽無引額，皆捆運餘鹽，交近埠帶銷，為土司鹽羨，約五千餘兩。海船運鹽，灶戶補船戶耗，官為收買，發商運銷，是為花紅鹽羨，約四千餘兩。粵省鼓鑄，歲資滇銅十餘萬斤，滇省廣南府屬歲資粵鹽九萬餘包，每年兩省委員辦運，至百色交換，謂之銅鹽互易。又廣州駐防食鹽、育英堂鹽，各數十包，皆取之餘鹽，按包計羨，藉此充外支經費，故無雜課。正餉有部飯、平頭、紙硃等銀，又東省鹽船所過抽稅約四千餘，西省約四萬餘，其帑息則八萬餘。各項歷年拖欠，初省河因損款多，致奏銷遲緩。道光二十四年後，潮橋疲滯，甚於省河。然軍興糜爛，廣西淮鹽全棄於地，而粵課猶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產鹽為旺，嘉定府之犍為、樂山、榮縣，敘川府富順次之。不數年，射洪、蓬溪廠反不如犍、樂、富、榮。方乾隆四十九年，各處鹽井衰歇。有林俊者，官鹽茶道，聽民穿井不加課，蜀鹽始盛。惟潼川難如初。且產鹽花多巴少，又煎鹽用草工費，致欠課七萬，始議與犍商合行，以十二年為限，期滿歸清積欠，因請續合十二年，及期滿自辦。甫一載即欠二萬餘，於是復請續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滿，而其廠產鹽愈少，每年僅完正課，不完羨截。羨即羨餘。截者，於繳課截角時交納也。時漢州、茂州、巴州、劍州、蓬州、什邡、射洪、鹽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營山、儀隴、新寧、閬中、通江、安岳、羅江、安縣、綿竹、德陽、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銅梁、大足、定遠、榮昌、隆昌三十一州縣，因滷衰銷滯，商倒岸懸，民在近廠買鹽以食，正雜課銀歸入地丁攤徵。蓋鹽商奢侈，家產日衰，乃覓殷戶出租於引商，名曰「號商」。所完課羨，須交引商封納，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復有與為弊者。至三十年，全綱頹廢。會徐澤醇為總督，查積欠羨截銀共二十三萬七千餘兩，未繳殘引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張。於是酌撥代銷，將號商姓名入冊，責其自行封<匚軌>。時惟犍、富邊商及成都、華陽計商稍殷實，銷岸亦暢，餘皆疲滯，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邊所行水引，交犍、富兩商承辦。

其在雲南，自改章後，私鹽尤多，而諸井或常缺額，又在迤西、迤南。其東北隅食川鹽，東南隅食粵鹽，至難如期。道光六年，總督趙慎畛疏請就井稽鹽多寡，定地行銷。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鹽，不若廣賝子井。上命新任總督阮元試行。其後諸大井淹廢，猶賴子井挹注，乃復振雲。

長蘆於咸豐八年，經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將道光二十八年減價二文起徵，名鹽斤復價，得銀十八萬餘。時粵匪北犯，運道多阻，鹽集濬縣之道口鎮，自道口南皆以販運。運商省岸費，有餘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獲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撫因河防，又議行銷河南引鹽，每斤再加二文，得八萬兩撤防。以七年滎陽大工耗帑百數十萬，改為滎工加價。於是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萬。山東因捻匪，不能南運。同治三年，積引百三十餘萬，分八年帶銷，雖部議提撥道光十八年一文加價解充京餉，每年約加銀七萬，而正課未能全完。

河東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一文，較乾隆課額已增至十六萬餘。十七年加入吉蘭泰活引，又六萬餘兩。河東鹽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東，而商力益困。乃將活引減半，河工加價減二成，既由招商變為舉報，又變為簽商，破產者眾。咸豐二年，命戶部侍郎王慶雲往查。尋奏定留商行票，分立總岸，商運鹽至，發販行銷，裁革州縣陋規銀二十七萬餘兩，運城商廳所攤公費七萬餘兩，並知池價踴貴，由坐商銷乏，將畦地出租，坐食銷價，夥租者按年輪曬，先曬者盜挖鹽根，囤私肥己，故每名價至百二三十兩。於是嚴禁，定白鹽不得過六十兩，青鹽不得過四十兩，澤、潞節省等銀攤入通省引內，每引九分，另籌經費辦公，每引七分，並酌加鹽斤，計成本引僅一兩六錢，商情悅服，原將活引之半及加價二成完納。未幾，殷商九十餘家，以急軍需，共捐銀三百萬，給永免充商執照，改為民運民銷。山西、陝西、河南為官運官銷，刪除河工活引節費名目，定每斤徵課銀三釐五毫，每名合銀百五兩，較前增七萬餘，此咸豐四年也。時長江梗阻，河東以侵淮綱大暢，先後加河南靈寶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嵐等食土鹽十三州縣，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陝甘鹽池舊轄於河東。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馬小池歸甘肅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豐五年，陝西巡撫王慶雲議改課歸地丁。慶雲旋調山西。吳振棫之奏言：「陝民貧乏，若徵鹽課，力實不遑，小民納無鹽之課，駔儈賣無課之鹽，事殊欠允。請飭豫省改招為便。」諭與慶雲會商。尋改為官民並運。時庫款支絀，部議令河東抽釐濟餉。巡撫以難行，第於額引加引，每名各取羨餘，約加銀五萬。直隸總督因海防亦請加斤加價，庚申綱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綱加五百名，共加銀四十八萬，然惟辛酉綱全完。旋值陝回亂，捻匪竄河南、陝西，銷路驟塞，乃酌停加引。

兩淮於咸豐三年，以江路不通，南鹽無商收賣，私販肆行，部議令就場徵稅。四年，復令撥鹽引運赴琦善、向榮大營抵餉。怡良旋奏易引為斤，每百斤抽稅錢三百，以二百四十文報撥，以六十文作外銷經費。時湖廣總督、江西巡撫皆以淮引不至，請借運川、粵鹽分售於太湖南北，江西則食閩、浙、粵之鹽。部議由官借運，不若化私為官，奏准川、粵鹽入楚，商民均許販鬻，惟擇堵私隘口抽稅，一稅後給照放行。

北鹽自軍營提鹽抵餉，遂為武人壟斷。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壩領鹽，棧鹽不足，輒下場自捆，夾私之弊，不可究詰。同治三年，御史劉毓槐疏請整頓。事下江督曾國籓。國籓疏論：「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二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佔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釐，勢不能驟絕。一在釐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辦法不外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自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難與之敵。查之既煩，堵且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化私為官，淮鹽亦得進步。現已咨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加抽，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在十五兩以上。今改逢卡抽收為到岸銷售後匯總完釐。前收十五兩有奇，今楚岸祗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九兩四錢四分，皖省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求利，皆原價昂，然往往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物先銷，不肯守日賠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雖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現於楚西各岸設督銷局，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挂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不難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現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給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發大票，隨時添給，並於大盛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即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另給稅單，苟無單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論：「淮北鹽務，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設防，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不便，改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鹽課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為清淮軍需，但錙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須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東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散運北鹽，畫收東課，日久弊多，採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皖界。今東引業已通行，不能再託借運虛名，貽侵銷實患。此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已改捆為淨鹽，未改為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句串營弁，朋販毛鹽，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疏，則官引盡被占銷。此須停止者三也。夫榷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臣所謂整理之方，蓋亦就諸弊既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奏至戊午為止。今於五月接開己未新綱，惟兵燹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請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分，他款一概刪除。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賴鹽釐接濟，而處處設卡，商販視為畏途。從前每包約完釐錢二千餘。今擬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五百文，運赴上海，再於正陽關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準重收。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撫營二成。今臨、滁兩營已裁，而漕臣應量予撥濟，嗣後仍應以十成分派，臣營五成，撫營四成，漕營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制則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連滷耗重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鹽票不符。臣已嚴禁，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填明艙口清單，庶可杜避重就輕，不致以多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請行。

國籓更張鹽法，與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輪，與玉庭、若霖同。國籓意在整輪，與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籌辦散輪，必前兩月之輪賣畢，再開後兩月續到之輪，未嘗不以散寓整，澍實師其意。故國籓鑒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後岸為水齧而圮，復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於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幾，國籓移督直隸，李鴻章繼之。其所增捐，莫要於循環給運。其法以認引之事並歸督銷，俾商販售出前檔之鹽，即接請後檔之引。初行之淮南，後及於淮北。蓋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業，則官有責成，視以前驗貲掣籤流弊為少，自是歷任循之。

至光緒五年而增引之說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額八萬。時總督沈葆楨疏言：「近年鹽商以票價昂，覬覦增引。歷任鹽臣精鹽政者無過曾國籓，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計之。然淮北引額，僅定為二十九萬有奇，豈置國計商情於不顧哉？鹽政之壞，首由額浮於銷，其始尚勉符奏銷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陳套搭，未幾而統銷融銷矣，又未幾而帶徵停運矣。惟額少則商少，商少則剔弊易，疏銷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兩江，乃請增引，淮北十六萬，淮南鄂岸十一萬、湘岸四萬、皖岸四萬二千餘。部議淮北照行，其鄂岸僅增三萬、湘岸一萬、皖岸一萬七千餘。

及曾國荃涖任，復將淮北加引奏免。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款，祗百八十餘萬，每引徵銀一兩餘。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籓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採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復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款遂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後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釐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

至南鹽銷數，向以鄂岸為多。及為川鹽所據，同治七年，國籓請規復引地，部議令川鹽停止行楚。湖廣總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設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銷。後以包計，淮鹽較川鹽每包斤少，名二成實不及一成。十年，國籓復言：「川侵淮地，當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餉數鉅，恐川鹽不暢，入款驟減。臣所求者，淮鹽得銷行楚岸，則商氣蘇，原將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命川、楚督撫會議。國籓等疏言以「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還淮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荊門州仍准川鹽借銷，湖南祗岳、常、澧三屬行銷川鹽，岳州、常德亦應歸淮，澧州暫銷川鹽」。經部議准。光緒二年，貴州肅清，御史周聲澍疏陳川鹽引地已復，請將湖南北各府州全歸淮南。部議如所請。於是葆楨奏稱湖北川釐，每年報部百五十餘萬串，計合銀不足九十萬，請令淮商包完。然湖廣督撫以川釐有定，慮包餉難憑，合辭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復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長蘆自順治初祗徵課二十萬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寧餉酬商滴珠缺額等款，照舊徵解。康熙中，復增課增引，遂至四十二萬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誤課，參革者眾，於是眾商公議，完課外每引捐銀二錢，以備彌補，名為參課。迨道光末，課額愈重，岸懸愈多，於是又添懸岸課，每引交銀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國籓督直，疏言：「認商既交寄庫銀千餘兩，宜與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內，於本商追繳二成，其一成綱總與出結之散商分賠，過限即無涉，以免畏避。」從之。

是時鹽臣自國籓、鴻章、葆楨外，惟宗棠及丁寶楨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撫浙，疏言：「自金陵陷，淮鹽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紹所勉力搘柱。後行鹽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東克復，始飭紹興暫辦票鹽，省城及嘉、湖繼定，而舊商力難運銷，請將四所通改票鹽，並設局稽查銷數。」經部議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東府局，於商販鹽至，輒低其價，以便鹽行收買，旋復高其價，以便轉售，利歸中飽。應請裁撤。」部議敕下巡撫楊昌濬查覆。尋覆稱：「兩浙本先課後鹽。自改票運，因商力薄，僅完半課，其半課俟銷後補完。擬撤鹽行，仍留府局，督催後半課銀。」報可。

福建當乾隆時，西路延平、建寧、邵武三府屬十五州縣，東路福寧府屬五州縣，南路閩侯二縣，歸商辦，號「商幫」。南路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州縣，由官辦，號「官幫」，亦謂之「縣澳官幫」，包與商辦，名「朴戶」。嗣後勻配西路各商代銷，於是有「代額」之名。商幫以課輕，樂於承運，而本課轉拖欠。嘉慶初，乃行帶徵與減引法。旋革除代額，久之倒罷相繼。道光元年，乃改簽商。時舊欠皆價新商，加以場務廢弛，官居省城，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謂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復倒罷，乃改官運，而承辦者以運本半入囊橐。蓋閩省行鹽，乾隆時用團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償折耗。嘉慶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給耗鹽，其擔引摺篷引每百斤僅給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賣，而完代額百斤之課，是以虧折日甚。其後法愈變愈壞。同治四年，宗棠為閩督，乃請改票運，飭各場官住場。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朴戶為販戶，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西路以三十引起票，東南兩路及縣澳以百引起票，蓋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南路並縣澳每引百斤故也。裁雜課，令正課一兩加耗一錢，於領票時交納。外抽釐五錢，於行鹽各地設局抽收。計西路每引徵銀四兩五錢零，東南路及縣澳四錢四分零。後以西路課重，奏減每課一兩隨徵釐四錢。凡舊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則責令陸續歸還。是年徵課耗釐銀四十萬餘，帶收舊欠課十九萬餘，即以四十萬定為正額。行之數年，商情大歡，私販斂跡。

陝西花馬池鹽課，向由布政使收納。及同治十二年，宗棠為陝甘總督，因西陲用兵，改課為釐，在定邊設局抽收，名曰花定鹽釐。於是陝西鹽利歸於甘省。

初川鹽以滇、黔為邊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寧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懷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運商困敝，所恃以暢銷者，惟濟楚一策。及淮南規復引地，滯引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百數十萬金。光緒初，寶楨督川，定官運商銷，先從事黔岸，籌章程十五條：曰裁減浮費，曰清釐積引，曰酌核代銷，曰局運商銷，曰兼辦計岸，曰引歸局配，曰展限奏銷，曰嚴定交盤，曰慎重出納，曰認真黔釐，曰實給船價，曰刪減引底引底者，運商向於坐商租引配鹽，引給銀二十餘兩，由商總租收，作為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員提課規費，商局公費，餘數二兩，分交各坐商。至是歷年羨截，運商已繳，本應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兩，曰添置辦票，曰酌留津貼，曰酌給獎敘。設總局於瀘州，四岸各設分局，檄道員唐炯為督辦。其後接辦滇岸，川鹽行滇，祗昭通、東川兩府有張窩、南廣兩局，謂之大滇邊、小滇邊。其辦理較黔岸為難者，滇自有鹽，侵越最易。寶楨籌堵遏法，至五年乃開運。

自官運商銷，計本年邊計各額引全數銷清外，復帶銷積引萬餘，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又百餘萬，而奸民不便。會上遣恩承、童華查辦他岸，至川，富順富紳王余照假灶戶具詞呈控，請改官督商銷。有旨垂詢。寶楨奏言：「官督商銷，利歸官與商，官運官銷，權全歸官，流弊皆大。惟官運商銷，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訊明，奏請拏辦。迨光緒末，各計岸亦多改官運焉。

此外如奉天由納稅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無課者百七十餘年。同治六年，將軍都興阿奏准行榷釐法，每鹽一榷東錢千，為本地軍需。光緒三年，將軍崇厚請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將軍崇綺再請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鹽釐，是為練兵之款。十七年，戶部籌餉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鹽釐，是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將軍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鹽釐，是為興學之款。此三項總稱八四鹽釐。二十八年，將軍增祺又奏設督銷局，每斤加榷制錢四，謂之加價，以為官本。然原議由官設局收買，置倉運售，名為督銷，實則官運也。值日、俄戰起，亦未實行。三十二年，將軍趙爾巽請裁督銷之名，在奉天立官鹽總局，吉林、黑龍江立分局，聽商就灘納稅運銷。三十三年，東三省設行省，總督徐世昌又改官鹽總局為東三省鹽務總局，於是吉林、黑龍江始實行官運。初歲徵課銀二十四萬或四十萬，及爾巽至，滿百萬，其後至百四十萬。

蒙古鹽向歸籓部經理。其行銷陝、甘者，以阿拉善旗吉蘭泰池鹽為大宗，俗謂之紅鹽。道光以前，聽民運銷。咸豐八年，始招商承運，每百斤收銀八兩。同治間，遭回亂，商困課逋，經宗棠改課為釐，斤加制錢五。其在山西者，亦紅鹽最多。嘉慶初，阿拉善王獻吉蘭泰池，由官招商辦運，將口外各廳，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屬，向食土鹽州縣，劃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廢除。凡入口者，由殺虎口徵稅，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種：曰鄂爾多斯旗鹽，曰蘇尼特旗鹽，俗謂之白鹽，曰烏珠穆沁旗鹽，謂之青鹽。初照老少鹽例，於口內行銷。嘉慶末納稅。至光緒時，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隸者，則青鹽、白鹽，光緒二十八年察哈爾都統奏請抽釐，每斤制錢四，約年得銀十二萬有奇。明年，熱河都統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請在張家口設督銷局，在口外設廠收鹽，招商承辦，每千斤包納課銀二兩，約年得三萬有奇。三十三年，熱河亦設局，每百斤徵銀四錢。宣統元年，減為二錢五分，約年得六萬有奇。

新疆向聽民掣銷。光緒三十四年後，始於精河鹽池徵稅萬四千四百兩，迪化徵五千一百兩，鄯善徵二千四百兩，餘仍無稅。

初，鹽釐創於兩淮南北，數皆重。自國籓整頓，乃稍減。繼以規復淮綱，又議重抽川釐。咸豐五年，定花鹽每引萬斤抽釐八兩，嗣因商販私加至萬七千斤，川督駱秉章請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兩，共正釐二十五兩。後各省皆加。及光緒時行銅圓，鹽價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議加價。

其事起雍正時。蓋長蘆鹽價，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銀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鹽御史鄭禪寶疏稱「商課用銀，民間買鹽用錢。康熙時，銀一兩換制錢千四五百，每鹽一斤，錢十六文。今每兩合錢二千，而鹽價如故，亦有減至十三四文者，以錢易銀，不敷原數。應請部臣會同督臣詳議」。至十年，題准每斤加銀一釐。乾隆後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慶五年，長蘆巡鹽御史觀豫因川、楚未靖，奏請加價濟用。仁宗諭曰：「以餉需擾及閭閻，朕不為也。今計食鹽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價則人人受累。且私販必因鹽價過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費，道光後猶多。至光緒二年，辦西徵糧台，戶部侍郎袁保恆奏請各省一體加二文，以兩江總督沈葆楨力爭乃寢。

嗣是新政舉行，罔不取諸鹽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構釁設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籌還賠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補藥稅，又加四文，半抵補練兵經費，半歸產鹽省分撥用，其最著者也。時疆吏集商會議，僉以滯銷為憂，而勢不能已，自是所入較道光前又增數倍。然長蘆經拳匪之擾，商本損失，至借洋款。山東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歸官辦，弊竇殊多。河東仍歸官民並運，而不能暢銷。福建之票運、四川之官運皆然。廣東潮橋，舊由官運，至時與六櫃統歸商辦，成效亦寡。雲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統元年，度支部尚書載澤疏言：「淮南因海勢東遷，滷氣漸淡，石港、劉庄等場產鹽既少，金沙場且不出鹽。若淮北三場，離海近，滷氣尚厚，惟麗鹽出於磚池，例須按池定引。近則磚池以外，廣開池基，甚至新基已增，舊灘未劃，致產額益無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鋪池，北商尤以為不便。兩浙產鹽之旺，首推餘姚、岱山，次則松江之袁浦、青村、橫浦等場，皆板曬之鹽也。而杭、嘉、寧、紹所屬煎鹽各場，滷料亦購自餘姚。近年滷貴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灶戶亦廢灶而停煎。煎數日微，故龍頭、長亭、長林等場久缺，而注重轉在餘、岱。餘姚海灘距場遠，岱山孤懸海外，向不設場，雖經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曬無窮。此產鹽各處之情形也。淮、浙行鹽，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廢岸，湘之衡、永、寶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銷粵鹽，鄂之安、襄、鄖、荊、宜五府及荊門州，本淮界而銷川鹽，浙之溫、台、寧、處等處，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論之，淮北以三販轉運，於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販不問關銷，豫販又多歸怨湖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聯，而各省抽稅，勢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銷，權等運司，故運司不能制督銷，分銷亦不盡受轄於督銷，此其病在官權之不相統，而商情渙散，勢亦足以自病。浙場距場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場遠者，有綱地、引地之別。加以官辦商包，其法不一，紛紜破碎，節節補苴。至捆鹽出場，沿途局卡之留難，船戶之夾帶，則皆不免。此銷鹽各處之情形也。淮鹽行於蘇、皖，與浙鹽、東鹽引界鄰；行於豫岸，與東鹽、蘆鹽引界鄰；行於西岸，與浙、閩、粵鹽引界鄰；行於湘、鄂兩岸，與川鹽、鄂鹽引界鄰。而鄂之襄、樊，又為蘆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寶，又為粵私所佔，兩浙引地，蘇、皖、西三岸皆與淮鄰，即本省之溫、台等處，亦為閩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錯，時起爭端。近年京漢鐵路通車，貫豫省而下，淮、蘆之爭更烈。將來津浦、粵漢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敵，然此猶言鄰私也。尤甚者，皖、豫同為淮界，而皖之潁州與汝、光界壤，則以加價輕而及豫岸，台、處同為浙境，而處之縉云為台商承辦，則又以包釐微而侵及處郡。江西建昌久為廢岸，近設官運局以圖規復，而貶價敵私。撫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為私藪，近設事務所以籌官銷，而越界行運，蘇屬時有責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緝私嚴耳。然弁勇窳敗，不能制梟販，而轉擾平民。地方官亦以綱法久廢，不負責成，意存膜視。此又引界毗連各處之情形也。近來籌款，以鹽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關於全局尤重。為整頓計，非事權統一不可。擬請將鹽務歸臣部總理，其產鹽省分，督撫作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制曰可。其言南商鋪池者，蓋光緒三十三年，淮南因鹽不敷銷，於淮北埒子口葦盪左營增鋪新池，謂之濟南鹽池。三十四年，北商稱有礙舊池銷路，經江督張人駿令按淮南缺額，以十萬引為率。三販轉運者，淮北票鹽，舊由票販自垣運至西壩，售於湖販，再由湖販運至正陽關，按輪售於岸販也。

載澤既受督辦鹽政大臣之命，乃設鹽政處，按各區分為八廳，先籌淮北。章程四：曰規復西遂廢岸，曰撤退淮邊蘆店，曰體恤路捐商累，曰包繳豫省釐價。咨商河南巡撫吳重熹，惟末條堅持仍舊。載澤又奏定於西壩設鹽釐總局，臨淮關設掣驗局，餘局卡悉裁，三販統改岸販，准自赴總局完納釐金加價，定每引為銀幣二元二角，折收庫平銀一兩六錢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銷引地，酌減銀幣四角，折收一兩二錢，較原額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隸張家口外收蒙鹽各場，向由商包辦，宣統元年，改為公司。至是復改設官棧，以各廳州縣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萬，徵銀十五萬七千。四川歸丁各地票運，咸豐後增至六十八廳州縣，官運常為所礙。至是奏查井灶就現有者為額，嚴禁偷賣，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銀行款七百萬、直隸銀行款六十萬為蘆商償外債，收引地三十六歸官辦，設局天津。其永平七屬，道光間由州縣辦課。光緒二十九年，改設官運局。至是與新河、平鄉二縣無商認辦者，統歸津局經理。

初與各國通商，違禁貨物，不許出入口，鹽其一也。乃奉天之大連、旅順，吉林之長春，有日本鹽；吉林之琿春、延吉有朝鮮鹽；黑龍江之滿洲里、黑河，吉林之東寧，有俄羅斯鹽；廣西之鎮南關，雲南之蒙自，有法蘭西鹽；香港、澳門所在侵灌。至山東膠州灣租借於德，而侵即墨鹽場；奉天遼東半島租借於俄，又轉於日，而占金州鹽灘；與復州之交流、鳳鳴兩島，有包購餘鹽、派員緝私兩議。後緝私策行，購鹽不果。廣東廣州灣租借於法，吳川之茂琿場為所佔，每運鹽至香港及越南銷售，以入內地，實皆敗亂鹽法。治鹺政者當有以善其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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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類: 清史稿

發佈: 2024年12月13日

建立: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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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九十七

食貨三

漕運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長運者，令瓜、淮兌運軍船往各州縣水次領兌民，加過江腳耗，視遠近為差；而淮、徐、臨、德四倉仍系民運交倉者，並兌運軍船，所謂改兌者也。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於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復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轉船漕京師，民咸稱便。河運自此遂廢。夫河運剝淺有費，過閘過淮有費，催趲通倉又有費。上既出百餘萬漕項，下復出百餘萬幫費，民生日蹙，國計益貧。海運則不由內地，不歸眾飽，無造船之煩，無募丁之擾，利國便民，計無逾此。洎乎海禁大開，輪舶通行，東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運，於是漕運悉廢，而改徵折漕，遂為不易之經。今敘次漕運，首漕糧，次白糧，次督運，次漕船，次錢糧，次考成，次賞恤，而以海運終焉。

漕運初悉仍明舊，有正兌、改兌、改徵、折徵。此四者，漕運本折之大綱也。順治二年，戶部奏定每歲額徵漕糧四百萬石。其運京倉者為正兌米，原額三百三十萬石：江南百五十萬，浙江六十萬，江西四十萬，湖廣二十五萬，山東二十萬，河南二十七萬。其運通漕者為改兌米，原額七十萬石：江南二十九萬四千四百，浙江三萬，江西十七萬，山東九萬五千六百，河南十一萬。其後頗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實徵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改兌米五十萬石有奇，其隨時截留蠲緩者不在其例。山東、河南漕糧外有小麥、黑豆，兩省通徵正兌。改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皆運京倉。黑豆系粟米改徵，無定額。凡改徵出特旨，無常例。

折徵之目有四：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減徵，曰民折官辦。永折漕糧，山東、河南各七萬石，石折銀六錢、八錢不等；江蘇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奇，石折銀六錢不等；安徽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奇，石折銀五錢至七錢不等；湖北三萬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各有奇，石均折銀七錢。其價銀統歸地丁報部。灰石改折，江蘇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萬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閏加折四千十有五石，石折銀一兩六錢，以供工部備置灰石之用，自順治十七年始也。

次年，飭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凡改折止許照價徵收，如藉兌漕為名，濫行科索者，即行參勘。又以蘇、松、常、鎮四府差(每系)賦重，漕米每石折銀一兩，其隨漕輕齎席木贈截等銀，仍徵之耗米，及給軍行月贈耗等米，亦按時價折徵。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糧石折銀八錢。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災，每石折徵一兩。五十八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縣，額徵漕糧每石八錢內，節省銀一錢五分，仍令民間上納，餘六錢五分，令徵本色起運。至距水次較遠及不近水次之州縣，額徵米石，仍依舊例徵銀八錢，以一錢五分解部，餘交糧道採辦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屬州縣災，諭令收徵漕米本折各半，其折價依康熙九年例。六年，議定河南去水次稍遠州縣，均徵本色，惟南陽、汝寧二府屬，河南府之盧氏、嵩、永寧三縣及光、汝二州並屬縣，又離水次最遠之靈寶、閿鄉，路遠運艱，共酌減米萬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辦解，分撥內黃、濬、滑、儀封、考城等五縣協辦，於五縣地丁銀內扣除完漕，照部價每石八錢，以六錢五分辦運，節省之一錢五分，徵解糧道補項。其南、汝等府屬，每石折銀八錢解司，以抵濬、滑等五縣地丁銀數，所謂減徵是也。

乾隆二年，以大濬運河，江蘇淮安之山陽、鹽城、阜寧，揚州之江都、甘泉、高郵、寶應各

縣漕糧，每石徵折銀一兩。其後海州、贛榆兩邑亦然。山東、河南向所改徵黑豆，不敷支給，河南再改徵二萬石，山東四萬石。三年，湖廣總督德霈言湖南平江距水次五百餘里，請改折色，分撥衡陽、湘潭代買兌運，從之。七年，江西瀘溪以折價八錢不敷採買，定嗣後每年八月借司庫銀撥縣採買，照買價徵銀歸還。其後江蘇之嘉定、寶山、海州、贛榆，安徽之寧國、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當陽諸州縣，悉遵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縣額徵粟米內，每年改小麥萬石，與漕米黑豆並徵運通。

十六年，以京師官兵向養馬駝，需用黑豆，豫、東二省自雍正十年以來，於漕糧粟米內節次改徵，每年額解黑豆二十萬九千餘石，每省酌量再改徵黑豆一二萬石。尋定山東三萬石，河南二萬石，額徵粟米，照數除抵，其節省銀一錢五分為運腳之用者並徵之。十八年，倉場侍郎鶴年言：「現在京倉黑豆六十萬餘石，足供三年支放，請自明年始，豫、東二省應運黑豆，酌半改徵粟米，分貯京、通各倉，則豆無潮黰之虞，粟價亦平。」從之。

二十六年，以江蘇之清河、桃源、宿遷、沭陽不產米粟，命嗣後先動司庫銀兩，按照時價採辦，令民輸銀還欸，是謂民折官辦。其後阜寧、旌德、泰興、寧國、太平、英山諸縣皆仿行之。

二十一年諭曰：「漕糧歲輸天庾，例徵本色。勒收折色，向干嚴禁。現值年豐穀賤，若令小民以賤價糶穀，交納折色，是閭閻終歲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糶以輸官，以有限之蓋藏，供無窮之朘削，病民實甚。著通諭有漕省分大吏，飭所屬徵收糧米，概以本色交納，無許勒折滋弊。如有專利虐民者，據實嚴參。」然州縣往往仍藉改折浮收，雖有明令，莫能禁也。

正兌、改兌、改折之外，復有截漕及撥運。各省截留漕船，介於起運停運之間，行月二糧，應給應追，向無定例。自乾隆元年，議定江蘇、安徽、浙江截留漕船應支本折月糧三修銀，照數全給。至行糧盤耗贈銀負重等項，按站發給。若幫船截留本次，或旋兌旋卸，或數月後清，贈米亦按月計算。江西船大載重，每年三修銀不敷，則取辦於行月二糧。遇有截留，將原領折耗行月贈銀贈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嗣以運軍掛欠之項，諭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應追等項悉免之。七年，以各省截留漕船已兌開行，例須扣追，酌定加給，視程途遠近、船糧多寡為衡。山東、河南每船給銀五十兩。江南、浙江六十兩，湖廣七十兩，江西九十兩，以充各軍在次修船置備器具，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養贍之用。其應給之銀，即於行月折色銀內扣給。十八年，諭曰：「前命截留南漕二十萬分貯天津水次各倉備用，但恐旗丁等於米色斛面任意攙和短少，而州縣胥役又往往藉端勒索，令方觀承飭天津道親往監看。嗣後截漕之省，俱派就近道員稽查，不得委州縣。著為令。」

撥運者，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糧，撥充陵糈及駐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議定年需粟米三萬六百餘石，將山東漕糧粟米照數截留，以原船自天津運至新河口，撥天津紅剝船百五十艘，運至薊州五里橋，船載百石，每百里給腳價一兩三錢二分，所需之銀，於過閘入倉腳價內撥給。四十五年，定密雲駐防兵米，在豫、東二省每年徵存薊糧項下撥運，令該縣於春夏之交，赴通領運收倉。平時由水運，有故則陸運。腳價由地糧銀內給發。次年，令豫、東各添撥米百石，備支銷折耗。又撥運保定、雄縣兩處駐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兌，以節耗費。嘉慶初，因東省輪免漕糧，先令豫省兌運，不敷之數，許動支節年倉存薊米，並動碾公穀。其後河南被災，亦准在薊倉存米存穀內碾動。其各州縣派撥之數，薊州五萬八千六百石、易州三萬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雲一萬一千五百餘石，保定、雄縣共三千一百餘石，良鄉暨大興之采育三百餘石，順義、昌平二百餘石，霸州、東安、固安、寶坻三百餘石，玉田及遷安之冷口各五百餘石，滄州二千七百餘石。又青州駐防兵米二千一百餘石，亦於薊糧內截留運供，德州駐防兵米不敷，亦得動支。此撥運之大略也。

各省之徵收漕糧也，向系軍民交兌，運軍往往勒索擾民。順治九年，始改為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官為支給。雍正六年，以江、浙應納漕糧為額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價昂難於輸將，以後但擇乾圓潔淨，准紅白兼收，秈稉並納，著為令。乾隆初，奏定民納漕米，隨到隨收，嚴禁蠹書留難。四年，諭曰：「朕聞湖北糧米，以十五萬一千餘石運赴通倉，名曰北漕，十二萬六千餘石為荊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項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縣，分設倉口，令糧戶依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餘，重累吾民。著行文該省，將二項漕糧合收，永遠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屬，於隔歲年終，刊易知由單，條悉開載，按戶分給，以杜濫科。十年，工部侍郎范燦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費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撫尹繼善定每石收費六分，諸弊盡革。久之，吏胥復乘緊兌之際，多方刁難，小民勢難久待，不得不議扣折。」諭飭有漕省分大小官吏，嚴行釐剔積弊。嘉慶八年，禁止各州縣漕糧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監收攬包交。

凡漕糧皆隨以耗費，耗皆以米，正兌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兌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皆隨正入倉，以供京、通各倉並漕運折耗之用。其南糧又有隨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遠近為差。嘉慶間，定江蘇漕糧耗米原備篩颺，耗米四升有奇。嗣後以二升餘劃付旗丁，二升隨糧交倉。浙江、江西、兩湖悉依此例。逮漕務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價與正米並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廢。

初，各省漕糧改為官收官兌，贈貼名稱，山東、河南謂之潤耗，江蘇、安徽謂之漕貼，浙江謂之漕截，江西、兩湖謂之貼運，其數多寡不一，隨糧徵給，均刊列易知由單，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後江南每糧百石，竟私截至百餘兩，浙江至三十餘兩。糧道劉朝俊以貪婪漕貼萬二千餘兩被劾，給事中徐旭齡亦疏陳贈耗之弊。然貪官污吏，積習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議定江寧等府起運耗米及正糧一體貼贈，蘇、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幫貼漕折等銀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隨漕截銀免解道庫，徑令州縣給發。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贈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縣，除隨正耗米及運軍行月糧本折漕贈等項外，別收漕耗銀米，其數亦多寡不一，此項耗外之米，皆供官軍兌漕雜費及州縣辦公之用者也。

輕齎銀者，始於有明中葉。以諸倉兌運，須給路費，徵耗米，兌運米一平一銳，其銳米量取隨船作耗，餘皆折銀，名曰輕齎。清因之。每年正兌米一石，江西、兩湖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銳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則以三斗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則以四斗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齎。江蘇、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銳米一斗，除四斗隨船作耗，而以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齎。山東、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銳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齎。其改兌止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給本色隨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銀一分，謂之折易輕齎。均每升折徵銀五釐，解倉場通濟庫。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額解輕齎銀三十八萬四千兩，內除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額解銀二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兩，仍留通濟庫應用，其蘇松糧道所屬額解銀十三萬七千餘兩，徑解戶部。如倉場不敷，得咨行戶部支發。尋分撥蘇松糧道所屬額解輕齎銀五萬分解通濟庫備用。用此項輕齎銀，例應兌漕通以濟運務，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隨漕交納，其尺寸長短廣狹，均有定制。

道光二十九年，兩江總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戶部定價太輕，開不肖州縣浮勒之端。江蘇巡撫陸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罷改徵折色。同治四年，曾國籓、李鴻章請將江蘇鎮洋、太倉二州縣漕糧改徵折色，不許。光緒十年，翰林院侍讀王邦璽疏陳丁漕有五弊、三難、五宜、三不可。是時直省丁漕積欠頻仍，故邦璽以為言。二十三年，侍講學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無損。先是江、浙漕米，除河運十二三萬石外，歲約海運百二十餘萬。二十年，辦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擬令蘇省州縣收折收本仍其舊，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運本色。張之洞復奏，蘇漕全折，歲可省運費八十萬，浙江全折，兩湖採買全停，剝船挑河各費、漕職衛官各項，均可酌減，歲可省百五十萬。嗣戶部以庫儲支絀，請將江蘇海運漕糧暫減運三十萬石，得銀九十八萬餘兩。奕劻等奏言：「南漕歲有定額，兵民生計攸關，京師根本重地，尤須寬為儲備。言者動稱折漕歲五六百萬，實則不過百餘萬有奇，似不宜輕議更張。」從之。

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於內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廩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二萬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萬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糧概徵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徵銀一兩五錢。十四年，議定江南白糧仿浙省例，抽選漕船裝運，每船給行月糧米六十九石三斗，銀五十六兩七錢六分。經費銀，浙江舊例四百五十七兩一錢一釐，議減去銀百二十六兩二錢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運漕、運白事同一體，裁江、浙白糧經費，仿漕糧之例，支給行贈銀兩。至白糧悉系包米運送，並無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輸將白糧二十二萬餘石，太常寺、光祿寺各賓館需用二千餘石，王公官員俸約需十五六萬石，內務府、紫禁城兵卒及內監食用需一萬石，尚餘五萬石。乾隆二年，高宗謂：「光祿寺等處收支，原以供祭祀及賓館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應用白糧酌減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賚賞禁城兵卒及內監米石，應將白糧易以粳米，以紓民力。」自是實徵白糯不過十萬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倉額徵白糯，改徵漕糧，即在派運白米十萬石內通融盈縮，以均應減應運之數。浙江向不產糯，白糧中糯米一項，隨漕統徵糙粳，官為易糯兌運。兩省白糧經費前已議裁，至是復照舊例徵收。江蘇徵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五兩有奇，米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舂辦米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徵銀四萬五千七十五兩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辦米萬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實徵銀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一兩，米五萬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給運弁運軍、並解通濟庫為運送京、通各倉腳價之用，餘銀及米折，均造冊送部酌撥。逮嘉慶中，白糧經費，江蘇徵銀六萬餘兩，米及舂辦米各萬餘石，浙江徵銀五萬餘兩，米三千餘石，舂辦米萬餘石，共實徵銀十一萬四千五百十八兩有奇，米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較之乾隆時經費銀所減又逾半矣。

江、浙之運白糧也，初沿明代民運之制。嗣以臨期雇募民船，時日稽遲，改行官運；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帶，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帶法，需船百二十六艘，於漕幫內抽出六十二艘裝運，增造六十四艘併入僉運，後江蘇亦踵行之。每船裝運五百石，擇軍船殷實堅固者裝運，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未兌之前，責令糧道赴次查驗，如運軍力疲、船不堅固者，別選殷軍補運。十六年，漕運總督瑚寶奏：「江蘇運白糧船向例五年更調，但為時過久，請依漕船三年抽調例，定運白三年即行另選。」從之。江、浙兩省運白糧船，原定蘇州、太倉為一幫，松江、常州各為一幫，嘉興、湖州各一幫，領運千總每幫二，隨幫武舉一。改行官運後，以府通判為總部，縣丞、典史為協部，吏典為押運。旋裁押運。後白糧改令漕船帶運，復裁總、協二部。蘇、松、常每府增設千總二，更番領運，每幫設隨幫百總一，押趲回空。浙江增設千總四、隨幫二，蘇州、太倉倉運白糧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軍眾，分為前後兩幫，增設千總二、隨幫一。白糧減徵後，並兩幫為一，其千總隨幫悉予裁減。

清初，都運漕糧官吏，參酌明制。總理漕事者為漕運總督。分轄則有糧儲道。監兌押運則有同知、通判。趲運則有沿河鎮道將領等官。漕運總督駐淮南，掌僉選運弁、修造漕船、派撥全單、兌運開幫、過淮盤掣、催趲重運、查驗回空、覈勘漂流、督催漕欠諸務，其直隸、山東、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廣七省文武官吏經理漕務者皆屬焉。糧道，山東、江安、蘇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開歸鹽驛道兼理。糧道掌通省糧儲，統轄有司軍衛，遴委領運隨幫各官，責令各府清軍官會同運弁、僉選運軍。兌竣，親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軍需緊要事件，須詳明督撫、漕臣，方許委員代行其職務。

監兌，舊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東以武定同知，東昌清軍同知，濟南、兗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濟寧、臨清兩直隸州同；河南以歸德、衛輝、懷慶三通判；江南以江寧、蘇州督糧同知，松江董漕同知，鳳陽同知，蘇州、揚州、廬州、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常州八管糧通判，太倉州臨時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糧通判，嘉興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臨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於通省同知、通判內詳委三員，監兌。江西、湖廣、安徽監兌押淮之員尋裁。

凡開兌，監兌官須坐守水次，將正耗行月搭運等米，逐船兌足，驗明米色純潔，面交押運官。糧船開行，仍親督到淮，聽總漕盤驗。糧數不足、米色不純者，罪之。道、府、廳不揭報，照失察例議處。意存袒護，照徇庇例議處。

押運本糧道之職，但糧道在南董理運務，無暇兼顧。江、浙各糧道，止令督押到淮盤驗，即回任所。總漕會同巡撫遴委管糧通判一，專司督押，約束運軍，防範侵盜攙和等弊。山東、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後因通判官卑職微，復令糧道押運。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過淮必依定限，如有遲誤，照重運違限例議處。江南、浙江、江西尋復通判押運之制。

押運同知、通判抵通後，出具糧米無虧印結，由倉場侍郎送部引見。糧道押運三次，亦准督撫咨倉場侍郎送部引見。其員弁紳董隨同押運到通，並准擇尤保獎，以昭激勸。其後各省大吏往往藉漕運保舉私人，朝廷亦無由究詰也。

淮北、淮南沿河鎮道將領，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驅行，如催趲不力，聽所在督撫糾彈。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對處，令鎮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並令總兵官巡視河干，協催過江。總兵裁，改由副將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張坦麟條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舊汛窵遠，請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視阻抵不行申報者，依催趲不力例參處；一，沿途疏淺約十三四處，坐糧廳難以兼顧，請交各汛弁率役疏通，應銷錢糧，仍令坐糧廳管理。從之。巡漕御史伊喇齊疏劾河南糧道提催之弊，巡撫尹繼善亦疏請革除各州縣呈送監兌押運官役陋規。凡漕船回空到省，未開兌之前，責成本省巡撫及糧道，既開兌出境，則責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後，責成倉場侍郎、坐糧廳及天津總兵、通州副將，嚴行稽查。有違犯者，捕獲懲治。

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督押，惟山東糧道抵通，餘祗押抵淮安。嗣後各省重運，俱令糧道督押本幫至臨清，出具糧米無虧印結，即行回任。其自臨清抵通，概令山東糧道往來催趲。山東運河，每年十一月朔煞壩挑淺。開壩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為準。微山等湖收蓄眾泉，為東省濟運水櫝，不許民間私截水源。徬河遇春夏水微，務遵漕規啟閉。漕船到徬，須上下會牌俱到，始行啟板。如河水充足，相機啟閉，以速漕運，不得兩徬齊啟，過泄水勢。其在江中偶遇大風，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軍船冒險進行，恆有漂沒之虞。回空之船，管運員及運丁等恆意存怠玩，或吝惜雇價，將熟習舟子遣散，留不諳駕馭之人，而押運員弁每先行回署，並不在船督率，往往有運船失風之事。」上諭飭「沿途各員催趲，應察風色水勢，毋得過於急迫，至涉險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運河中銅鉛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橫行，民船多畏而讓之。糧船北上，亦為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轉飭沿途文武員弁，將運漕船催趲先行，餘船尾隨，循次前進，恃強爭先、不遵約束者，罪之。

領運員弁，各省糧船分幫，每幫以衛所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一人隨幫效力。順治六年，奏定就漕運各衛中擇其才幹優長者授職千總，責其押運，量功升轉，掛欠者治罪追償。其後裁衛所外委百總，改為隨幫官。康熙五十一年，揀候選千總三十員，發南漕標效力，如有領運千總員缺，聽總漕委署押運，果能抵通全完，倉場總督咨送兵部，准其即用。揀選武舉，候推守衛所千總有原補隨幫者，可在總署處呈明，遇缺准其頂補，三年無誤，以衛千總推用。雍正二年，漕運總督張大有奏稱山東、河南輪運薊州、遵化、豐潤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趲，例責成押運通判，請添設薊糧千總二，更番領運，從之。各衛既有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分為押重押空，一重運費二三千金，一空運費浮於千金，幫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慶十二年，諭漕督不得多派委員，並禁止運弁等收受餽贈。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請大加減省。自咸豐三年河運停歇，船隻無存，領運之名亦廢。

巡漕御史本明官，順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糧船過淮陋規甚多，並夾帶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專司稽察。糧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設巡漕御史四：一駐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東交境；一駐濟寧，巡察山東台庄至北直交境；一駐天津，巡察至山東交境；一駐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徵收漕糧，定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兌畢。惟山東臨清徬內之船，改於次年二月兌開，依限抵通，徬外之船，仍冬兌冬開。乾隆間，令徬內徬外一律春兌春開，從漕督楊錫紱請也。嘉慶四年，諭曰：「冬兌冬開，時期促迫。嗣後東省漕糧，仍照舊例起徵，運赴水次，立春後兌竣開幫，翌年改為冬兌春開。」十五年，令徬河內外幫船，照春兌春開例辦理。江北冬漕，定於十二月朔開兌，限次年二月兌竣開行。

凡漕兌，首重米色。如有倉蠹作奸，攙和滋弊，及潮濕霉變，未受兌前，責成州縣，既受兌後，責在弁軍，覈驗之責，監兌官任之。如縣衛因米色爭持，即將現兌米面同封固，送總漕巡撫查驗，果系潮濕攙雜，都令賠換篩颺，乃將米樣封送總漕，俟過淮後，盤查比較，分別糾劾。然運軍勒索州縣，即借米色為由。州縣開倉旬日，米多廒少，勢須先兌。運軍逐船挑剔，不肯受兌，致糧戶無廒輸納，因之滋事。運軍乘機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開行，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及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通關出自尖丁。尖丁者，積年辦事運丁也，他運丁及運弁皆聽其指揮。尖丁索費州縣，不遂其欲，則靳通關不與，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運軍運弁沆瀣一氣，州縣惟恐誤兌，勢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雖明知其弊，而憚於改作。且慮運軍裁革，遺誤漕運，於是含容隱忍，莫之禁詰。州縣既多浮收，則米色難於精擇。運軍既有貼費，受兌亦不復深求。及至通州，賄賣倉書經紀，通挪交卸，米色潮濕不純之弊，率由於此。積重難返，而漕政日壞矣。乾隆間，漕運總督顧琮條上籌辦漕運七事：一，州縣親收漕糧，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僉貧包丁代運之弊；一，受未開之幫船催令速行；一，糧船過淮後，分員催趲，以速運漕；一，河道舊有橫淺，豫為疏濬，以免阻滯；一，各閘俱照漕規，隨時啟閉，江、廣漕船攜帶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餘米，速給副丁，以濟回時食用。詔從其議。

各省漕糧過淮，順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縣十二月以內，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以內，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內，山東、河南限正月侭數開行。如過淮違誤，以違限時日之多寡，定督撫糧道監兌推官降罰處分。領運等官，捆打革職，帶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東、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廣六月朔。各省糧船抵通，均限三月內完糧，十日內回空。倉場定立限單，責成押幫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糾劾。

承平日久，漕弊日滋。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而運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倉院、糧廳、戶部雲南司等處投文，每船需費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至於過壩，則有委員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盪等費，每船又須十餘金。交倉，則有倉官常例，並收糧衙署官辦書吏種種需索，又費數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船過淮，又有積歇攤派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費用。總計每幫漕須費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過淮之苦也。從前運道深通，督漕諸臣只求重運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於開運時多帶南物，至通售賣，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後，黃河屢經開灌，運道日淤，漕臣慮船重難行，嚴禁運丁多帶貨物，於是各丁謀生之計絀矣。運道既淺，反增添夫撥淺之費，每過緊要閘壩，牽挽動須數百人，道路既長，限期復迫，丁力之敝，實由於此。雖經督撫大吏悉心調劑，無如積弊已深，迄未能收實效也。

各省漕船，原數萬四百五十五號。嘉慶十四年，除改折分帶、坍荒裁減，實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屆修造十一，謂之歲造，其升科積缺漂沒者，謂之補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給價之多寡，視時之久暫、地之遠近為等差。造船之費，初於民地徵十之七，軍地徵十之三，備給料價。不足，則徵軍衛丁田以貼造漕船。十年限滿，由總漕親驗，實系不堪出運，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運者，量給加修銀，仍令再運。按年計算，舊船可用，不驗明駕運，督撫查實糾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詐朽壞，或修造未竣詐稱已完，或將朽壞船冊報掩飾，或承造推諉不依限竣工，或該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壞船不估價申報，均降罰有差。

直隸、山東、鳳陽地不產木，於清江關設廠，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寧各幫共船千二百餘，亦於清江成造。自儀徵逆流抵淮，四百餘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後復渡大江，道經千里，到次遲延，縣官急於考成，旗丁利於詐索，船未到即行交兌，名曰轉廒，於是贈耗、使費、賠補、苛索諸弊日滋，運軍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統歸糧道管理，令運軍支領料價赴廠成造，不敷，即於道庫減存漕項銀內動支。徐州衛、河南後幫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廠成造，駕赴河南水次兌糧，程途遼遠，易誤兌限。尋改在山東臨清設廠成造。遇滿號之年，令各軍於江、安道庫銀內領價成造。其濟南前幫，則在江南夏成鎮成造，嗣又改於臨清胡家灣設廠。

船成查驗之法九：一驗木，二驗板，三驗底，四驗樑，五驗棧，六驗釘，七驗縫，八驗艙，九艙頭梢。山東各幫於額運漕船外，向設量存船三十。江蘇揚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後議裁，並將揚州衛應裁之船，抵補江、興二衛貧疲軍船。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上漕船變通事宜：一，漕船當大造之年，遇有減歇，即停造一年，與先運之船年限參差，將來無須同時配造；一，賠造之船已出運多次，恆欠堅固，嗣後將賠造接算原船，已滿十年尚能出運者，准其將船在通售賣；一，滿號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堅固者，交總漕擇令加修，出運一次，許其流通變賣。從之。二十九年，漕督楊錫紱言：「各省漕船當十運屆滿應行成造之年，如運糧抵通，准在通變價。再買補之船未經滿運，或中途猝遇風火，請准就地折變。」詔從其議。大河、淮安等幫漕船，恆有遭風沈溺之事。阿桂奏稱，因船過高大，掉挽維艱所致，請較原定尺寸酌量減小。嘉慶十五年，復酌減江、廣兩省漕船尺寸。運丁利於攬載客貨，船身務為廣大，不知載重則行遲，行遲則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者；兼之強拏剝運，捶撻交加，怨聲載道，不僅失風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賠累日甚，每船除例給二百八兩外，復給銀五百九十餘兩，以紓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費有經常，有額外，年糜國帑數十百萬。及其出運，勒索於州縣者又數十百萬。催趲迎提，終歲勞攘，夾帶愈多，雖蘇、松內河，亦無歲不剝運。剝運仍責舟於沿途，甚至攔江索費，奪船毀器，患苦商民，抗違官長，以天庾為口實，援漕督為護符，文武吏士，畏其勢焰，莫或究詰。

凡漕船載米，毋得過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帶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為百石，永著為例。旋准各船頭工舵工人帶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帶土宜二十石。嘉慶四年，定每船多帶土宜二十四石。屯軍領運漕糧，冬出冬歸，備極勞苦，日用亦倍蓰家居，於是有夾帶私貨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牙儈關說，引載客貨，又於城市貨物輻輳之處，逗留遲延，冀多攬載，以博微利。運官利其餽獻，奸商竄入糧船，藉免國課。其始運道通順，督漕諸臣不事苛察。逮黃屢倒灌，運道淤淺，漕臣嚴申夾帶之禁，丁力益困。

當商力充裕時，軍船回空過淮，往往私帶鹽斤。漕運總督張大有條上六事：一，長蘆、兩淮產鹽之處，奸民勾串灶丁，私賣私販，伺回空糧船經過，即運載船中，請嚴行禁止，違者俱依私鹽例治罪；一，糧船回空時，請於瓜洲、江口派瓜洲營協同廳員搜查；一，運司等官拏獲私鹽，請依專管兼轄官例議敘；一，隨幫官專司回空，有能拏獲私鹽三次及幫船三次回空無私鹽事者，以千總推用；一，每船量帶食鹽四十斤，多帶者以私鹽例治罪；一，例帶土宜之外，包攬商船木筏者，照漏稅例治罪，貨物入官。自是禁網益密矣。幫丁困苦，爰有津貼之議。江蘇漕船，以松江幫丁力為最疲。定例松、太等屬每船津貼銀三百兩，旋加為五百兩。幫丁視為額給之項，仍欲另議津貼，開船遲延，州縣恐貽誤獲譴，恆私飠鬼之，以致津貼日增，流弊無已。

漕運抵通及遇淺，皆須用剝船。清初設紅剝船六百艘，每船給田四十頃，收租贍船，免其徵科。近畿州縣距河甚遠，恆雇覓民船，河干遊民藉之邀利，及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攙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傾覆其船，逮運官查明，仍責地戶賠償，傾家盪業。又領船船戶例受天津鈔關部差管轄，每歲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促過堂守候，莫不有費，苦累實甚。三十九年，裁紅剝船，依原收租數分派各省，於漕糧項下編徵，解糧道庫支發。乾隆二年，定每船給紅剝銀二兩，由隨幫千總領發，漕船遇淺，由運軍自雇民船，坐糧廳酌定雇價。十三年，增設★船六十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食，均於紅剝銀內支用，餘仍分給運軍。南糧入北河後，官為雇船剝運，糧艘未到，剝船先期預備，守候累日，且有妨商鹽挽運。五十年，諭令另造剝船，南糧抵北河，即剝運赴通，嗣後毋得封固民船，致滋擾累，違者罪之。尋議定官備剝船千二百艘，發交附近沿河天津等十八州縣收管，如有商貨鹽斤，許其攬載，四月以後，調赴水次，毋得遠離。翌年復添造三百隻，交江西、湖廣成造，運送天津，與原設剝船在楊村更番備剝。豫、東二省，因水淺阻滯，定造剝船三百艘，交德州、恩、武城、夏津、臨清五州縣分管。

清初沿明衛所之制，以屯田給軍分佃，罷其雜徭。尋改衛軍為屯丁，毋得竄入民籍，五年一編審，糧道掌之。康熙初，定各省衛所額設運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運，每船僉丁一名，餘九名以諳練駕馭之水手充之。凡僉選運丁，僉責在糧道，舉報責衛守備，用舍責運弁，保結責通幫各丁。尋僉本軍子弟一人為副軍。雍正初，免文學生員僉運。先是江蘇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衛去蘇、松水次遙遠，遇有應更換之丁，運官赴衛查僉，往返須時，請預僉備丁，造冊送糧道，轉送總漕備案。經戶部議准。漕督楊錫紱上疏爭之，略言：「預僉閒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衛幫，貧富不等。殷富之幫，本無俟閒丁預備；貧乏之幫，遇有應換之丁，百計搜查，求一二殷丁且不可得，安有數十閒丁可以預備？其不必一也。又殷實軍丁，生計粗裕，猝遇收成歉薄，一二年或即轉為貧乏，今既僉選註冊矣，設需用之時，已經貧乏，是仍以疲丁應選，其不必二也。至送糧道點驗，僕僕道途，廢時失業，不便一也。衛所州縣書吏，喜於有事，富者賄脫，貧者受僉，不便二也。請停止預選閒丁註冊。」從之。

舊制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頃。其後丁地半歸民戶，運丁生計貧乏，經戶部行文清查，不許民間侵佔。乾隆初，巡漕御史王興吾奏：「屯田籍冊年久散失，無可稽考。亦有冊籍僅存而界址難於徵實，或軍丁典佃於民，而展轉相售、屢易其主者。清田歸運，徒滋擾累。蓋津貼之舉已成通例，民出費以贍丁，丁得項以承運，相沿既久，無礙於漕。況丁得田不能自耕，勢必召佃收租，是與未贖時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未見有益也。」二十五年，錫紱奏：「漕運之有疲幫，實緣運丁債負為累。浙江之金、衢、嚴、溫、處、紹、台、嘉等幫，江南之江、淮、興、武、鳳陽、大河等幫，債欠尤多，幫疲益甚。欲除私負之累，莫若出借官帑。請於浙江江、安道庫各提銀六萬兩，專備疲幫領借。每歲督運道員，查按沿途及抵通需用銀數，提交押運，至期散給，於次年新運應領項下扣還，俟疲幫漸起，奏明停止。

各省州縣衛幫承僉運丁，均以奉文派僉日起，限兩月僉解，並查明田地房產，造冊送總漕存案。設有虧短掛欠，令其賠補。若僉派後實系賣富差貧，或棄船脫逃，或重僉已革之丁，以及徇情出結、將軍丁改入民籍者，承僉之員降二級調用，不準抵銷。其上司照失察例議處。從漕督毓奇請也。道光十三年，給事中金應麟奏：「江、浙內河一帶漕船，訛詐商民，有買渡、排幫等名目。州縣以兌米畏其挑剔，置若罔聞，滯運擾民，為害甚大。」詔林則徐、富呢揚阿嚴行查禁。

運軍往來淮、通，終歲勤苦，屯田所入有限，於是別給行月錢糧資用，其數各省不一。江南運軍每名支行糧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糧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廣行糧三石，月糧九石六斗。山東行糧二石四斗，月糧九石六斗。其通、津等衛協運河南漕船運丁行月之數，與山東同。各省領運千總等官，於廩俸外多有兼支行糧者。行月二糧，舊時本少折多，且折價每石不過三四五錢，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詔令漕督議定查照歲支行月舊額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石銀一兩四錢，永著為令。康熙二十九年，行月錢糧設立易知由單，列明應給各項錢糧，丁各一紙，照款支給。如官役剋扣婪索，許本丁將事由載單內，於過淮時陳控。

雍正元年，覆准運船到次，先將本色行月錢糧於三日內給發折色銀，由衛守備出具印領受，領運千總鈐章，解道驗明，以半給軍，半封固，糧道賚淮，由總漕監發，愆期遲延者罪之。乾隆五年，議定運丁於解淮驗給一半錢糧內，酌留回空費用，數多者扣留三之一，少者酌扣八兩，令糧道另行封兌，於過淮時交隨運官弁收領，俟抵通交糧後，給發各丁。緣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資斧缺乏，不能及時抵次也。十年，漕督顧琮上言：「糧道所押幫船，多少不同，兌開復有遲早，必俟最後之幫開竣，方得赴幫督察，而首進之幫，又不免守候領銀之累。請仍令糧道兌准封給領運千總，解淮呈驗散給。」從之。

凡漕船停歇，月糧減半給發，民船停運，給月糧原額四之一。三十年，車駕南巡，截留江、浙二省冬兌漕糧各十萬石，減歇之船，於應給月糧外，加恩再給十之二，以示體恤。運軍月糧，遇閏按月本折均平支給，尋罷。嗣以閏月錢糧乃計日授食，各軍春出冬歸，停支一月，不免枵腹。山東、河南、浙江、江寧、鳳陽等衛閏月有糧，仍照原額支給。山東、浙江及蘇、太等衛，遇閏各有額編加徵銀，江、興等衛無之，遇閏於道庫減存銀內支用。江西、湖北、湖南系按出運船米之數支給。河南遇閏亦無加徵銀，向准山東等省一例支給，經部駁追，尋准其照支。

各省運軍名數參差不齊。江、浙每船十一二名不等。嗣議定每船概以十軍配運，按名支給行月。安慶衛舊系按漕用軍按名派行月二糧。自畫一裁減後，每船祗用十軍，而所載漕糧則倍於他船，應仍按糧支給行月。山東德州等衛有自雇民船裝運漕糧者，一體支給行月錢糧。江寧省衛無贍運屯田，遇有減存，同出運之船支給安家月糧。江淮、興武二衛，原

減駕軍二名，准其復設，派給行月二糧，例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縣支領，每船餽遺書吏六七金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二三金不等。十金之糧，運丁所得實不及半也。

漕糧為天庾正供，司運官吏考成綦嚴。順治十二年，定漕、糧二道考成則例。經徵州縣衛所各官，漕糧逾期未完，分別罰俸、住俸、降級、革職，責令戴罪督催，完日開復。康熙二年，議定隨漕行月、輕齎各項錢糧，總作十分計算，原參各官限一年接徵，而接徵之員止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後接徵官限一年，糧道、知府、直隸州一年半，巡撫二年。如仍不完，照原參分數議處。其經徵督催白糧各官考成條例，悉與漕糧同。白糧項下減存經費銀不得擅用，違者題參，並勒令賠繳。糧道完儲錢糧，春秋造冊達部，候撥解京餉。年終及離任日，籓司盤查出如有侵虧，揭報巡撫題參。

凡漕欠，無論多寡，均發各糧道嚴追，承追官吏嚴查本弁本軍產業，估計變售償補。如運軍侵糧逃逸，報明戶部，行文總督提究。掛欠米石，追完補運，與本幫原欠米不符者，將過淮不駁換之總漕及督漕、承運各官並採買搭運之員，一併糾劾。其運到之米，按數收用，以免累及運軍。承平日久，法令日弛，糧道及監兌、押運官既不親臨水次，糧船抵淮，漕總復不嚴行稽查，於是弁軍任意折銀，沿途盜賣，抵關時遂多掛欠矣。

四十五年，令嗣後耗贈漕截等銀米，暫存糧道倉庫，俟回空時，倉場查明，按其掛欠數扣抵。不足，以行糧抵補。旋議定掛欠漕糧不及一分至六分之弁軍治罪，總漕、糧道按所欠分數議處，並將所欠漕糧，由總漕、糧道及監兌、押運、僉丁、衛所各官至運丁，分別擔任，均限定期內償還。不完，總漕、糧道交部議，運官、運軍分別治罪，仍責成總漕、糧道賠償。全完者，優敘。

糧船抵通起卸漕米，例買別幫餘米抵補。雍正三年，奏准嗣後漕米如有不足，即分別參處償還，不得以別幫餘米買補。其運軍日用餘米，許其售賣，餘並禁阻。

漕船經涉江湖，偶遇風濤漂沒，沿途催趲各官，及汛地文武官，親臨勘驗出結，總漕及巡撫覆勘奏免。若軍弁詐報漂沒，及漂沒而損失不多，乘機侵盜至六百石者，擬斬；不及六百石，充發極邊，漕米按數賠繳。文武官遇漕船沈溺，不將情由申報，押運官弁巡查不謹，致失火焚毀者，俱降一級調用。地方官不協救，延燒他船者，罰俸一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內河失風漂沈者，不許豁免，押運官弁照失於防範例，罰俸一年。如有假捏，嚴加治罪，出結官弁，從重議處。凡海洋江河遭風漂沒，領運弁軍幸獲生全者，照軍功保守在事有功例，晉級賜金。其漂沒身故者，官弁照軍功陣亡例，分別准廕加贈，運軍給予祭葬銀。

乾隆七年，議定漕船失風火災，船未沉沒，無論已未過淮，即令修固復載抵通。如已被沈難戽者，雇民船載運，隨幫過淮盤驗抵通。如失事在過淮以後，黃河中流，民船難募，令先分通幫帶運開行，沿途仍雇覓民船裝載。通幫各丁，出具互結，稍有虧欠，責令償補。江、廣漕船失風沈溺，如果不堪戽修，無論已未滿號，地方官驗明，申報總漕，就近變價，令運弁賚交糧道發給。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議准江蘇、浙江、山東、河南等省買補船艘，如已滿號，遇失風事故，就近折變，價銀封交員弁攜回，由糧道驗給各軍，以補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損壞，及雷火焚毀，沈失米糧，免其償補。

各省漕糧，歲有定額，凡荒地無徵者，督撫勘實報免，隨漕銀米，一例蠲免。災傷之區，應徵漕糧，及折改漕價，酌量各被災輕重，分別緩徵、帶徵。遇帶徵之年，復又被災傷，分年壓徵帶補。沿江沿海田地坍沒水中者，保題豁免。水旱偏災民地，例得蠲免，惟應船役，即被災甚重，仍須供修船雇募等事，不得同邀寬典。康熙三十七年，議定京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六州縣紅剝船戶所領地，水旱一體蠲免。水淹田畝，例於歲終確勘，涸前起徵，淹則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壓徵例，俟冬勘後，涸則帶徵，淹則豁免。

蘇、松、太三屬為東南財賦之區，賦額最重。世宗以來，屢議蠲緩，然較之同省諸府縣，尚多四五倍或十數倍。道光時，兩遭大水，各州縣每歲歉蠲減，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數，除官墊民欠，每年僅得正額之七八或五六而已。軍興以後，兩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諭江督、蘇撫查明，折衷議減，期與舊額本輕之常、鎮二府，通融覈計，著為定額。其紳戶把持、州縣浮收諸弊，永遠禁革。四年，戶部遵議：「江蘇常、鎮、太五屬編徵米，系會同漕贈行月南恤局糧等款徵收。應如李鴻章等所奏，無分起運留支，一體並減，酌科則之重輕，視減成之多寡，計原額編徵米豆二百二萬餘石，減五十四萬餘石。」民困稍舒。曾國籓又請將蘇、松地漕錢糧一體酌減。部覆漕項為辦運要需，若議覈減，費必不敷，勢須另加津貼，於民生仍無裨益。詔令國籓、鴻章仿浙省成例，覈實刪減浮收，並嚴禁大戶包攬短交等弊。是年減浙江杭、嘉、湖三屬米二十六萬餘石。

海運始於元代，至明永樂間，會通河成，乃罷之。清沿明代長運之制。嘉慶中，洪澤湖泄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謂，「海運既興，河運仍不能廢，徒增海運之費。且大洋中沙礁叢雜，險阻難行，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旗丁不諳海道，船戶又皆散漫無稽，設有延誤，關係匪細」。上謂「海運既多窒礙，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嬴絀不齊，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

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輓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黃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可無泛溢。然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海運之議復興。詔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鴻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於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會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剝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上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治道久則窮，窮則必變。河道既阻，重運中停，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雖一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蓋滯漕全行盤壩剝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雇海船分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霉濕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則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臣以為無如海運便。」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時琦善督兩江，陶澍撫安徽，咸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徠商船，並籌議剝運兌裝等事。嗣澍言：「現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鉅，仍由河運。」上乃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天津。覆命理籓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

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海運水程四千餘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派步軍統領衙門文武員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於例給旗丁十八萬餘石內動放，所節省耗米六萬石，仍隨同起運。承運漕糧每石給耗米八升，白糧耗米一斗，以補正米之不足。仍將漕運商耗覈出二成，白糧覈出三成，由津局給價收買，隨正交運。漕糧無故短少霉變，於備帶耗米內補足；不敷，勒令買補。如有斫桅松艙傷人等事則免之。船戶腳價飯米折色並津貼等銀，先於受兌後發七成，餘三成交押運員弁，到壩後查無弊端，始行全發。沙船餘米不下十萬石，初照南糧例，聽天津人照市價收買。嗣以商人希圖賤價售買，改由官為收買，其價銀由江南委員轉發船戶，後仍令商船自行售賣。

每屆海運期，沿海水師提鎮，各按汛地，派撥哨船兵丁，巡防護送，並派武職大員二，隨船赴津。上海交兌時，先期咨照浙江提鎮水師營出哨招寶、陳錢一帶地方，江南提鎮水師營出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山東總鎮出哨成山、石島，會於鷹游門，以資彈壓。山東洋面，責成游擊、守備，搜查島嶼，防護迎送。後以邵燦言，停派護送武職大員，責成沿海水師逐程遞護。嗣寧、滬商人各置火輪船一，遇新漕兌開行時，分別扼要巡防。

剝船，直隸舊設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撥故城等處，八百艘留楊村，餘千五百艘集天津備用。後雇賝堪裝漕糧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備裝載。商船首次抵津，先僅府縣倉腳廟宇撥卸三十萬石，餘令剝船徑運通倉。隨將天津倉腳廟宇所儲漕米運通，無庸轉卸北倉，致多周折。至商船二次抵津，如剝船不敷裝載，即將米先儲府縣倉腳廟宇；不敷，再剝儲北倉。隨令原剝將所儲米石侭數運通。剝船足敷裝載，即按首次商船辦法，不必分儲北倉，以歸簡便。剝船百六十隻為一起，由經紀自派人分起押運交倉，押運員役稟報倉場，復馳回續押後起米船。經紀等止須帶領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難需索，交地方官從嚴治罪。

各州縣經管剝船，每年例給修艌銀五兩，三年小修一次，給費二十兩，歲終漕竣，逐一挑驗，船身堅固者，酌量修艌，如損壞較甚，即核賞估價，所需經費，於道庫油艌銀項下動撥。封河守凍期內，每船工食銀十五兩，運米百石，給腳價八兩四錢，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嗣每百石加腳費五兩。李鴻章因官剝船戶貧困滋弊，例定工食銀十五兩，僅領一半，不敷贍家，請每船由蘇、浙漕項內酌貼五兩，部格不行。鴻章上疏爭之，詔從其議。商船領運漕糧，迅速無誤，萬石以下給匾額，五萬石獎職銜，每次奏保以百二三十人為限。

七年，蔣攸銛請新漕仍行海運。上以近年河湖漸臻順軌，軍船可以暢行，不許。其後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二十六年，詔復行海運。二十七年，議准蘇、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糧米，自明歲始，改由海運。三十年，復令蘇、松、太二府一州白糧正耗米，援照成案，由海運津。咸豐元年，戶部尚書孫瑞珍請河海並運。御史張祥晉請將江蘇新漕，援案推廣常、鎮各屬及浙江，一體海運。下江督陸建瀛、蘇撫楊文定、浙撫常大淳妥議。覆稱明年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漕白糧米，請一律改由海運。浙漕礙難海運，請仍循舊章，從之。二年，建瀛上籌辦海運十事，下部議行。是年以浙江漕船開兌過遲，回空不能依期歸次，詔來歲新漕改為海運，從巡撫黃宗漢請也。五年，河決銅瓦廂，由張秋入大清河，挾汶東趨，運道益梗。六年，截留江蘇應運漕糧二十萬石供支兵餉，實運漕白正耗及支賸給丁餘耗米七十五萬五千餘石，其歉緩南漕，令各州縣依限催徵運通。

同治七年，議試用夾板船裝運採買米石，水腳銀數悉仍沙船例，給銀五錢五分，挽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寄棧，聽驗米大臣會同通商大臣驗收過剝，所需小船剝價、棧租、挑力，每石給銀七分，由商董承領經理。又每石給保險銀三分，設有遭風拋失，責令貼補。至每米千石，隨耗八十石，備帶餘米二十石，剝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給津、通剝價銀八兩一錢四釐，通倉個兒錢折銀二兩，均照海運正漕採買各案辦理。是年以津沽河面狹隘，常有沈船失米之虞，於大沽增設海運外局。

九年，浙江巡撫楊昌濬奏：「浙省來歲新漕，酌擬海運章程十四條：一，委員分辦，以專責成；一，新漕仍由上海受兌放洋，白糧仍循案裝盛麻袋，首先運滬；一，寬備海運商船，並由蘇省多撥沙船，移浙濟用；一，經耗等米，仍照數支給，商耗飭帶本色並餘耗申糙等米搭交倉；一，增給天津剝船耗米，以彌虧欠；一，津、通經費，照案備帶，羨等款，仍按數抵解；一，商船准帶砲械，並由商捐輪船護送，仍責成沿海水師實力巡防；一，天津交米後，循舊責成經紀，續到之船，仍由天津道驗收；一，循案加增海運經費；一，米船到津，應多添排數，寬備剝船；一，商船水腳等項，照案核給，並二成免稅，酌定賞罰；一，商船二成免私之貨，仍以米石計斤，所帶竹木，照案免稅；一，商船回空載貨，照向章免稅；一，米船抵津交卸，嚴禁經紀斗斛剝船需索浮費。」下部議行。十年，鴻章言：「剝船守候苦累，每載米百石，請加給腳價銀五兩，並另籌運白糧民船守候口糧銀萬二千兩，由蘇、浙糧道庫漕項內撥解；不敷，則由司庫通融借撥。」

十一年，昌濬請以輪船運漕，從之。輪船招商，由商人借領二十萬串為設局資本，盈虧悉由商任之。購堅捷輪船三艘，每年撥海運漕米二十萬石，由招商輪船運津，其水腳耗米等項，仍照向章辦理。輪船到津，命直督籌備剝船轉運，並會同倉場侍郎臨棧查驗，仍仿照白糧例，由江、浙撫道運通交納，以杜折耗偷漏。輪船協運江、浙漕糧，簽明某省漕白糧米字樣於米袋之上。糧米上棧時，由滬局派員監兌；兌竣，即由輪船商局給收米迴文，以後裝船起運，俱由商局覈辦，滬局不再與聞。其棧費夫力，亦由商局任之。凡漕糧派裝輪船，輪船商局酌委執事，會同滬局詳驗，米色乾潔，方行收兌，交輪局押赴浦江東棧斛收。抵津，飭津局各員董提前驗收，以免壅滯。輪船每艘載米三千石，填發連單，由津局稽核，一切領銀領米等結悉罷之。輪船運米，由上海道填給免稅執照，並援例得酌帶二成貨物。其洋藥及二成之外另帶貨物，仍須納稅。

喬松年奏山東境內黃水日益汎濫，運河淤塞，擬因勢利導，俾黃水先驅張秋。其張秋南北，普行挑濬，修建徬壩以利漕。丁寶楨、文彬奏請挽復淮、徐故道。事下廷臣會議。復稱銅瓦廂決後，舊河身淤墊過高，勢不能挽復淮、徐故道。至借黃濟運，築堤束水，與導衛濟運之法同一難行。鴻章奏請仍由海道轉運，令各省酌提本色若干運滬，由海船解津，餘照章折解，以節運費。並隨時指撥漕折銀兩採買接濟，並請停止河運採買糧石，推廣海運。仍下部議。先是江北漕糧，由河運通，至是亦試辦海運。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滬採買漕糧八萬石，交招商局由海運津，每石腳價銀二兩七錢。光緒元年，湖南漕糧採辦正耗米二萬三百四十五石，湖北採辦三萬石，均交招商局由海運津。江西、湖南尋停。

寶楨奏運河廢壞，莫非黃水之害，治運必先治黃。應先將微山湖之湖口雙閘及各減閘，迅速修砌，及時收蓄，以保湖瀦；運河正身亦須量為疏濬。嗣桂清、畢道遠、廣壽、賀壽慈等亦以籌款修復運河為請。黃元善復稱：「自黃河北徙，運河阻滯，改由海運，原屬權宜之計。當時奏定江蘇漕額，以河運經費作為海運支銷，每石不得過七錢。嗣以經費不敷，迭次請增。江蘇所加，距一兩不遠，浙江已加至一兩，較道光二十八年、咸豐二年海運經費尚有節省歸公者，大相逕庭。且海運歷涉重洋，風波靡定，萬有不測，所關匪細。河運雖迂滯，而沿途安定，經費維均。自各省以達京倉，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數計。裕國利民，計無善於此者。現停運未久，及時修復，尚屬未晚。再遲數年，河道日淤，需費更鉅。臣以為河運迂而安，海運便而險，計出萬全，非復河運不可。」上命河督、漕督及沿河各督撫籌畫具奏。沈葆楨疏駁桂清、畢道遠等請將有漕省分酌提漕項及將海運糧石分出十數萬石改辦河運之議，並力言「河運決不能復。運河旋濬旋淤，運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時遷徙，漕路亦隨為轉移。而借黃濟運，為害尤烈。前淤未盡，下屆之運已連檣接尾而至，高下懸殊，勢難飛渡。於是百計逆水之性，強令就我範圍，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屆之淤復積。設令因濟運而奪溜，北趨則畿輔受其害，南趨則淮、徐受其害，億萬生靈，將有其魚之嘆，又不僅徒糜巨帑無裨漕運已也」。七年，令直督飭招商局有協運漕糧時，酌分道員駐津驗兌，並責成糧道嚴督治漕事人員，兌米時加意查察。因招商局協運江、浙漕糧，有攙雜破碎諸弊故也。

十年，法人構釁，海運梗阻。太常卿徐樹銘言：「漕糧宜全歸河運，請於運道經行處疏濬河流，修治閘壩，並選雇民船以濟運。」明年，曾國荃言：「來年河運酌添江蘇漕糧五萬石，並將邳、宿河道淤淺處，酌估挑濬。」從之。盧士傑言：「鄭州黃河漫口奪溜，山東運河十里堡門外積淤日寬，回空漕船，不能挽抵口門。現寧、蘇新漕待船裝載，邳、宿挑淤築壩，必待空船過竣，方可興工。」上命迅飭疏濬積淤，俾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從山東巡撫張曜請，改撥海運漕米二十萬石仍歸河運。曾國荃、黃彭年奏：「江、安河運米石，業經截留充賑。蘇屬河運漕米十萬，前已改歸海運，各州縣起運，均已抵滬，驟改河運，窒礙難行。且雇船將近千艘，亦非旦夕可致。請俟本年冬漕，再行遵旨提前河運，以期規復舊章。」制可。

十九年，北運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漲，水勢高於堤顛數尺，原築上堰，俱沒水中，運河水旱大小決口七十餘處，由津運京米麥雜糧千數百艘，在楊村阻淺，命鴻章將各口門堵合，並疏濬河身，停蓄水勢，以利舟行。二十二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運，惟江北漕糧仍由河運，復於蘇、松項下提撥米十萬石併入河運。船多道遠，自黃入運，自運入衛，節節阻滯，船戶窮無復之，竊米攙水，諸弊叢生。本年漕船到津，較昔已遲二三月，誠恐有誤回空。已飭並程催趲，剋日兌收。但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萬石，米色尚佳。江蘇五萬石，米色參差，甚或蒸變，剔除晾曬，幾費周章，蓋運受黃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擬請自本年始，改撥蘇漕之十萬石統歸海運。其江蘇冬漕仍辦河運，以保運道。」下部議行。御史秦夔揚以江北河運勞費太甚，疏請停辦，改折解部。部議漕糧關係京倉儲積，未便遽更舊制。

二十六年，以戰端既開，從陳璧請，於清江浦設漕運總局。車駕西幸，轉運局移漢口，清江改設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車由津運京。二十七年，以財用匱乏，諭：「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責成各省大吏清釐整頓，節省局費運費，並查明各州縣徵收浮費，勒令繳出歸公，以期匯成巨款。」奕劻請於應辦白糧外，每年採辦漕糧百萬石，純用粳米，並不得率請截留，從之。二十八年，部議本年江、浙漕糧，純歸招商局輪船承運，費應力從減省。盛宣懷奏：「近年滬局輪船，因事起運太遲，棧耗既鉅，及運至塘沽，又值聯軍未退，費用倍於常時。二十六、二十七兩年，招商局所領水腳，實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減價攬載，英、日議定商約，均欲漕運列入約章，臣等力拒之。蓋招商局為中國公司，前李鴻章奏准漕米、軍米悉歸招商局承運，實寓有深意也。此次詳察中外情形，擬請自二十八年冬漕始，於向章每石輪船水腳保險等項漕米銀三錢八分八釐一毫內減去五分，永為定制。」從之。

江、浙漕糧由海運津，向用剝船運至通倉，每石支耗米一升一合五勺，名曰「津剝食耗」。自南漕改用火車運京，此項耗米，改令隨正交倉。嗣因運米事竣，每有虧耗，許仍舊支給，以抵車運虧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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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類: 清史稿

發佈: 2024年12月13日

建立: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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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九十六

食貨二

賦役倉庫

賦役一曰賦則。清初入關，首除明季加派三餉。時賦稅圖籍多為流寇所毀。順治三年，諭戶部稽覈錢糧原額，匯為賦役全書，悉復明萬曆間之舊。計天下財賦，惟江南、浙江、江西為重，三省中尤以蘇、松、嘉、湖諸府為最。六年，戶科右給事中董篤行請頒行易知由單。八年，世祖親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察民間利病。蘇松巡按秦世楨條奏八事：曰，田地令業主自丈，明註印冊；曰，額定錢糧，俱填易知由單，設有增減，另給小單，以免奸胥藉口；曰，由單詳開總散數目，花戶姓名，以便磨對；曰，設立滾單，以次追比；曰，收糧聽里戶自納簿櫃，加鈐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後緩，勒限掣銷；曰，民差查田均派，與排門冊對驗；曰，備用銀兩，不得額外透支，徵解銀冊，布政司按季提取，年終報部。自後錢糧積弊，釐剔漸清。

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徵，次起運存留。起運分別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其新墾地畝，招徠人丁，續入冊尾。每州縣發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學宮。賦稅冊籍，有丈量冊，又稱魚鱗冊，詳載上中下田則。有黃冊，歲記戶口登耗，與賦役全書相表裡。有赤歷，令百姓自登納數，上之布政司，歲終磨對。有會計冊，備載州縣正項本折錢糧，註明解部年月。復採用明萬曆一條鞭法。一條鞭者，以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之額，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至運輸給募，皆官為支撥，而民不與焉。頒易知由單于各花戶。由單之式，每州縣開列上中下則，正雜本折錢糧，末綴總數，於開徵一月前頒之。又佐以截票、印簿、循環簿及糧冊、奏銷冊。截票者，列地丁錢糧實數，分為十限，月完一分，完則截之，鈐印於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執其半，即所謂串票也。印簿者，由布政司頒發，令州縣納戶親填入簿，季冬繳司報部。循環簿者，照賦役全書款項，以緩急判其先後，按月循環徵收。糧冊者，造各區納戶花名細數，與一甲總額相符。奏銷冊者，合通省錢糧完欠支解存留之款，匯造清冊，歲終報部核銷。定制可謂周且悉矣。

十五年，江西御史許之漸言：「財賦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參罰去，而此蠹役盤踞如故。請飭撫按清查，甚者處以極刑，庶積弊可冀廓清。」工科給事中史彪古請嚴禁正供外加派，並將申飭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單，俾民共曉。帝以所奏皆切中時弊，下所司詳議以聞。

聖祖即位，嚴申州縣官隱匿地畝、不納錢糧、捏報新墾之禁，更定州縣催徵議敘經徵督催各官處分。其州縣官挪用正款、捏稱民欠，及加派私徵者，罪之。帝以由單款項繁多，民不易曉，命將上中下等則地每畝應徵銀米實數列單內；由單報部，違限八月者，罪州縣衛所及轉報官。給事中姚文然上言：「災荒蠲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後者，以本年應蠲錢糧抵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自應載入由單，俾人沾實惠。但部題定額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頒發州縣，磨算編造，必在九十月間，而各省題報災傷，夏災以六月，秋災以九月，部中行查覆奏，咨行撫臣，飭知地方官吏，展轉需時，計已在頒發由單之後，其勢無由填入。應請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以杜其弊。」下部議行。

直省徵收錢糧，夏稅於五六月，秋糧於九十月，其報部之數，責成各司於奏銷時詳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賦稅之制，正雜款繁多，咨題違錯，駁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駁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賦錢糧本有定額，地方官吏遇有別項需用，輒令設法，實與加派無二。至是下令嚴禁，罷州縣欠糧、留任候代、完全開復之制。七年，以夏稅秋糧定限稍遲，恐誤協餉，仍復舊制，州縣開徵後，隨收隨解。凡各省地丁錢糧，巡撫於歲終奏銷，詳列通省錢糧起運存留、撥充兵餉、辦買顏料及餘賸之數，造冊具報。其黃冊、會計冊繁費無益，悉罷之。十五年，嚴定官民隱田罪例。官吏查出隱田，分別議敘。人民舉首隱地逾十頃者，即以其地與之。

十八年，令州縣每歲將日收錢糧流水簿解司磨對，罷赤歷。自順治間訂正賦役全書，至是二十餘年，戶口土田，視昔有加，按戶增徭，因地加賦，條目紛繁，易於淆混。二十四年，下令重修，止載起運存留漕項河工等切要款目，刪去絲秒以下尾數，名曰簡明賦役全書。二十六年書成。廷議以舊書遵行已久，歷年增減地丁銀米，俱有奏銷冊籍可稽，新書遂罷頒行。是歲諭各省悉免刊刻由單，以杜派費擾民之弊。

二十八年，令各省巡撫於每年奏銷時，盤查司庫錢糧。先是各州縣催徵用二聯串票，官民分執，不肖有司句結奸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弊竇日滋。至是議行三聯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應比，一付民執照。其後更刊四聯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給花戶，一於完糧時令花戶別投一櫃以銷欠。未幾，仍復三聯串票之制。各省紳衿本有優免丁銀之例，而豪強土著，往往詭寄濫免，更有紳衿包攬錢糧耗羨，盡入私橐，官民交累。有詔，詭寄地畝，悉退還業戶。三十年，以由單既停，令直省州縣衛所照賦役全書科則輸納數目，勒石署門外。復諭民間隱匿地畝，限兩年內自首，尋又展限兩年。諭福建清丈沿海地畝，釐定疆界，湖南幅員遼闊，先飭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再事抽丈，隱漏者罪之。

時徵收錢糧，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闔邑通里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抬，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於是設滾單以杜其弊。其法於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一單，於某名下註明田地若干、銀米若干、春秋應各完若干，分為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完不繳者嚴懲，民以為便。浙江、湖北、山東諸省匠班銀，均歸入地丁徵收。四十五年，九江府丈出濱江蘆洲地畝三千餘頃，均按下則起科。

五十一年，四川巡撫年羹堯上言：「四川錢糧原額百六十一萬兩有奇，現僅徵及十分之一，宜立勸懲法，五年內增及原額之四五者准升，不及二分停升，不及一分降調，無增者褫其職。」御史段曦上疏駁之，略言：「川省自經明季兵燹，地廣人稀。我朝勘定之後，雖疊次清查，增報僅及原額十分之一。近日撫臣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今欲五年內增及原額十之二或十之四五，是增現糧三四倍也。賢能之吏，必罹不及分數之參處，不肖者抑勒首報，滋擾無窮。請川省隱漏錢糧，徹底清查，不必另立勸懲之法。」從之。五十九年，諭：「嗣後各州縣錢糧，隨徵隨解。若州縣批解後，而布政司抵充雜派，扣批不發，許州縣逕申督撫。」次年，又令各督撫將倉糧虧空，限三年補完。

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為寬大。不肖官吏，恆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隱，勒限追補，視為故事。世宗在儲宮時，即深悉其弊。即位後，諭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覈實，造冊具奏。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覈估不實者，治罪。並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屬虧空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藉端掩飾，苛派民間。限滿不完，從重治罪。瀕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年，諭令隨時清查，坍者豁免，漲者升科。

二年，以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請提解火耗歸公，分給官吏養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於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州縣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餘。行之既久，州縣重斂於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康熙季年，陝甘總督年羹堯請酌留秦省火耗充各官用度，餘者捐出彌補虧空，聖祖不許。至是諾敏等復以為言。詔從其請。諾敏又請限定分數。帝以「酌定分數，則將來竟成定例，必致有增無減。今耗羨與正項同解，州縣皆知重耗無利於己，孰肯加徵？若將應得之數扣存，勢必額外取盈，浮於應得之數」。於是定為官給養廉之制。河南巡撫石文焯請將捐穀耗羨充公，帝曰：「耗羨存庫，所以備地方公用也。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豈可以耗羨牽入正項，致滋另取挪移諸弊乎！」又諭戶部曰：「州縣虧空錢糧，有闔屬百姓代償者，名曰樂捐，實無異強派，應飭禁止。」

蘇、鬆浮糧多於他省，詔蠲免蘇州額徵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永著為例。江蘇巡撫張楷疏言：「江蘇每年額賦，除蠲免浮糧外，應實徵銀三百五十萬有奇。歷年積欠八百八十一萬有奇，計已達千二百餘萬。竭小民一歲所獲，勢難全完。現籌徵收之法，本年新糧，責令全完，舊欠勻作十分，自明年始，年徵其一，十年而畢，每歲奏銷時，另冊造報。嘉定一縣積欠至百四十餘萬，請勻作十五分分徵，上海、崑山、常熟、華亭、宜興、吳江、武進、婁、長洲九縣皆積至四十萬，應勻作十二分分徵，以紓民力。」帝深納之。

各省中賦稅繁重，蘇、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為最。五年，詔減十之一，共銀八萬餘兩。又命浙省南、秋等米，每年額徵作十分覈算，別為一本題銷，如完解不全，罪承督各官。各省錢糧完欠細數，官吏多不宣示，胥吏因緣為奸，虧空拖欠，視為故常。詔各督、撫、布政飭州縣官每年將各鄉里完欠之數，呈送覆覈，張貼本里，俾民周知。如有中飽，許人民執串票具控。其分年帶徵之項，亦應將花戶每年應完之數，詳列榜示，俾不得額外溢徵。七年，蠲浙江額賦十之三，共十萬兩。其江蘇逋賦，自壬子年始，侵蝕包攬之項，分十年帶徵。實在民欠之項，分二十年帶徵。本年完納之項若干，次年即依其數蠲免額徵之糧。如額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數蠲免。

十一年，安徽巡撫徐本條陳徵糧事宜：一，州縣徵收糧櫃，請逕用州縣封條；二，花戶完糧，宜仍用三聯串票；三，小民零星錢糧，一錢以下者，許其變通完納制錢。許之。十二年，修賦役全書。凡額徵地丁錢糧商牙課稅內，應支官役俸工驛站料價，以及應解本折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分晰原額新徵總散之數，務為精覈。自後十年修輯一次。

江南、湖廣等省，蘆洲坍漲靡定，定制五年一清丈，不肖官吏，恆藉以納賄舞弊。乾隆元年，下詔清查。又禁各省虛報開墾。大學士硃軾請禁民間田地丈量首報。御史蔣炳奏州縣徵糧三弊：一，田畝科則不同，請每年照部頒定額，覈明刊示；一，州縣拆封如有短平，即於袋面註明數目，令花戶自行補交；一，州縣設立官匠，傾銷銀兩，勒索包完，侵漁重利，嗣後准花戶隨處傾銷，官匠永行禁革。皆從之。諭改減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免蘇、鬆浮糧額銀二十萬石。

自山西提解火耗後，各直省次第舉行。其後又酌定分數，各省文職養廉二百八十餘萬兩，及各項公費，悉取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慮多取累民，臨軒試士，即以此發問，復令廷臣及督撫各抒所見。大學士鄂爾泰、刑部侍郎錢陳群、湖廣總督孫家淦皆言：「耗羨之制，行之已久，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已定之數，與未定以前相較，尚不逮其半，是跡近加賦而實減徵也。且火耗歸公，一切陋習悉皆革除，上官無勒索之弊，州縣無科派之端，小民無重耗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諸久遠。」御史趙青藜亦言：「耗羨歸公，裒多益寡，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且既存耗羨之名，自不得求多於正額之外，請無庸輕議變更。」惟御史柴潮生以為耗羨乃今日大弊。詔從鄂爾泰諸臣議。先是各省解京餉銀，有隨平陋規。雍正初，曾有詔禁止。嗣因清查部庫虧空二百五十餘萬，怡親王議以京餉平餘彌補，每餉銀千兩，收平餘二十五兩，俱於耗羨內動支起解，較從前陋規減省已多。尋以彌補足額，減收其半。至是停止解部，存儲司庫，以充本省賑濟荒災及裨益民生之舉。自明以來，江南歲額錢糧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復有所謂雜辦者，款目甚多，匯入地丁分數奏銷。逮編賦役全書，止載應解之款，未列雜辦原委。至是乃妥定章程，以杜浮收，其實在缺額有累官民者豁免之，禁州縣徵糧浮收零尾。

十二年，大學士訥親等議江蘇錢糧拖欠至二百餘萬，不免吏役侵蝕，酌定自首減免之條。復諭黃廷桂等釐剔江蘇催徵諸弊。各省積欠錢糧，歲終奏報，然必待次歲五月奏銷，方能定完欠實數。諭：「嗣後各省每年完欠錢糧，隨奏銷時覈實具奏，毋庸循歲終奏聞之例。」二十二年，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積欠漕項銀米地價耗羨。江蘇巡撫陳宏謀奏：「江蘇錢糧積年未能歸款，由於州縣案卷，任書承攜貯私室，以致殘缺無由查考，應嚴飭各州縣將卷宗黏連蓋印，妥存署中。至江省用款繁多，州縣不免借墊，嗣後仍令隨時詳請抵兌。逾四月不詳報，數達五百兩以上者，參處；遲至一年，並府州題參。」均如所議行。

三十年，諭：「奏銷冊前列山地田盪版荒新墾，次列三門九則額徵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為明晰。令嗣後刊刻賦役全書，以奏銷條款為式，止將十年內新坍新墾者添註，其瑣碎不經名目，概刪除之。」戶部議定各省徵收錢糧，及一切奏銷支放等事。凡銀悉以釐為斷，不及釐者，折衷歸減。米糧以勺為斷，奇零在五秒以上者作為一勺，不及五秒者刪除。搭放俸餉制錢以一文為止，而冊內有絲毫忽微虛數，一併刪除。至各州縣衛所應徵銀兩，統令於由總單數下將奇零歸減，其單內前列細數，仍存其舊，期與賦役全書、魚鱗冊數相符。三十三年，諭直省勛田，令民戶首報，一體輸納。

三十六年，以比歲蠲免天下錢糧，民力饒裕，令各督撫值輪免之年，將緩帶款項，務催徵完納，毋致次年有新舊同徵之累。四十七年，御史鄭澂請令督撫清查倉庫，如有虧缺，本員治罪償補，督撫從重議處，並加倍分賠。仍令各州縣將倉庫實貯之數，三月彙報，督撫隨時督覈。山東州縣恆多虧挪倉庫之弊，並有本無虧短，於離任時假捏虧數，私立欠約，移交後任，以為肥橐之計者。請飭下各督撫，查有前任虧缺、後任有欠約可憑者，除責成後任彌補外，仍令前任照數追繳入官，以杜短交濫接之弊。帝嘉納之。嘉慶初，復令各督撫於地方官交代，如限內未能交清，應將該員截留，俟款項交清，方准赴任回籍，並禁止私立議單。自是以後，禁網益密矣。御史彭希洛奏各省錢糧多有浮收之弊。諭嗣後各督撫務於開徵前，按時價覈實換銀上庫之數，榜示通衢，納銀折錢，聽民自便。

時各省地方官吏，於應徵錢糧，往往挪移新舊，以徵作欠，自三四年以來，積欠至兩千餘萬。有詔將各省歷年積欠，在民在官，一體清查，或留貯，或撥解，違者罪之。戶部奏：「近五年各省耗羨盈餘內借款，請責成督撫查明補歸原款，並將動支耗羨之款酌量刪減，其各項存貯閒款，並詳列以聞。」直隸清查各屬歷年虧短數達巨萬。安徽倉庫虧缺各項銀百八十餘萬。帝諭新虧各員，自本年始，限四年完繳舊虧。未完者，每年酌扣司道府州縣養廉九五成存庫歸款。部奏直隸等十五省，除緩徵帶徵，其未完地丁餘尚有八百七十餘萬，而十二年分又續增未完地丁銀二百九十餘萬。帝以上官於經徵之員，參限將滿，即設法調署，俾接署者另行起限，州縣藉是規避。令嗣後州縣調署，須先查任內果無應徵未完錢糧，咨部覈明，毋得於參限屆滿時，違例調署。給事中趙佩湘奏：「各省虧空，展轉清查，多致縣宕，請嚴行飭禁。」先是直隸因州縣虧欠倉庫，密令大吏清查，分別追賠。其後各省援例，請立局清查，挪新掩舊，弊竇潛滋，甚有借名彌補，暗肆朘削者，故佩湘以為言。帝諭直隸三次清查案內未完各款，分期勒令歸補，逾限不完者，即責成所管上司攤賠，自後永罷清查，有瀆請者罪之。

十七年，戶部綜計各省積欠錢糧及耗羨雜稅之數，安徽、山東各四百餘萬，江寧、江蘇各二百餘萬，福建、直隸、廣東、浙江、江西、甘肅、河南、陝西、湖南、湖北積欠百餘萬、數十萬、數萬不等。帝以大吏督徵不力，切責之，並令戶部於歲終將各省原欠已完未完各數，詳列以聞。各省逋賦，以江蘇為最多。巡撫硃理奏酌定追補之制，分年補完，杜絕新虧。然屬員掩視拖延如故。直隸自二年至十八年，積欠銀三百四十餘萬，米糧等項十四萬餘石。總督那彥成疏請酌予蠲免，詔嚴行申飭。山東州縣虧欠新舊六百餘萬兩，一縣有虧至六萬餘兩。乃嚴定科條，虧缺萬兩者斬監候，二萬以上者斬決。所虧之數，勒限監追，限內全完貸死，仍永不敘用，逾限不完斬無赦。

御史葉中萬請清釐籓庫借款，胡承珙請整頓直隸虧空諸弊。時各省籓庫，因州縣有急需，往往濫行借款，日久未歸，展轉挪抵，弊混叢生。而攤捐津貼，名目日增，州縣派累繁多，辦事竭蹶，虧欠正項勢所必然，雖嚴刑峻法不能禁也。當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務充阜，部庫帑項，積至七千餘萬。嘉慶中，川楚用兵，黃河泛濫，大役頻興，費用不貲，而逋賦日增月積，倉庫所儲，亦漸耗矣。

道光二年，御史羅宸條陳直省解徵錢糧，請仿鹽引茶引法，防官吏侵蝕。帝以紛擾，不許。革州縣糧總、庫總，從御史余文銓請也。乾隆初，州縣徵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就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議八折徵收，以為限制浮收之計。大學士湯金釗疏駁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之議，行之常、鎮、江、淮、揚、徐等府，或可嘗試，蘇、松糧重之地，窒礙孔多」。議遂寢。時東南財賦之區，半遭蹂躪。未被兵州縣，又苦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騰，聚眾戕官之事屢起。州縣率以抗糧為詞，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蘇蘇、松等屬，每遇蠲緩，書吏等輒向業戶索錢，名曰賣荒。納錢者，雖豐收仍得緩徵；不納者，縱荒歉不獲查辦。詔並禁之。湖北漕務積弊已久，巡撫胡林翼疏請折漕革除規費，民間減錢百四十餘萬千文，國帑增銀四十餘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詔褒美之。

軍興以後，四川等省，辦理借徵，以充兵餉。裕瑞奏請勸諭紳民，按糧津貼，罷借徵。英桂奏：「交納錢糧半銀半錢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銀，每錢二千作銀一兩，耗銀無出。請於應入撥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撥之耗羨，仍徵實銀。」部臣以辦法兩歧，請依原章，正雜錢糧，一體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實銀，而以賤值之票交納籓庫，帝令嚴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錢糧。二年，兩江總督曾國籓、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國初以來，承平日久，海內殷富，為曠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然猶勉強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後，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為年例。部臣職在守法，自宜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不得不為暗減之術。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豁免，或攤賠，同歸無着。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蘇屬全漕百六十萬，厥後遂積漸減損。道光辛卯以後十年，連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辛丑以後十年，除墊欠，得正額之五六；咸豐辛亥十年，除墊欠，僅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臣親歷新復州縣，市鎮丘墟，人煙寥落。已復如此，未復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徵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細核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請准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覈計，著為定額。即以此後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準再有墊完民欠名目。嗣後非水旱亦不準捏災，俾去無益之空籍，求有着之實徵。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部議。覆奏准蘇、松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大抵蘇、松、太一畝之稅，最重者幾至二斗，輕者猶及一斗。列朝屢議覈減，率為部議所格。雍正間，從怡親王請，免蘇、松兩府額徵銀。乾隆間，又減江蘇省浮糧，皆減銀而不及米。至是詔下，百姓莫不稱慶。

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諭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徵解，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寧波屬一廳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貽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從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並確查賦則，按輕重量為覈減，所有浮收陋規，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國籓請將蘇、松等屬地丁漕項一體酌減，不許。

自乾、嘉以來，州縣徵收錢糧，多私行折價，一石有折錢至二十千者。咸豐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糧，每石不得過六千錢。其後山東亦定每石收錢六千。江蘇定每石年內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錢三千四百。河南每石折銀三兩。安徽二兩二錢。漕糧浮收，其來已久。河運、海運，皆有津貼。嘉興一郡，徵漕一石，有津貼至七錢以上者。又徵收漕糧，例有漕餘，其數多寡不一，大抵視缺分肥瘠為準。歷來本折並收，而折色浮收，較本色更重。自正額減折價定，遂漸少浮收之弊。

直隸、奉天多無糧之地，名曰黑地，或旗產日久迷失，或山隅海涘新墾之田。咸豐季年，寶鋆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餘頃，試辦升科。詔直隸總督、盛京將軍、順天、奉天各府尹一體辦理。同治初，令黑地業戶各赴所管官署呈報升科，許永遠為業。御史陳俊奏：「直隸、奉天除昌平外，呈報升科者寥寥，蓋由地方官吏徵收入己，延不具報，甚有將報地人抑勒刑逼諸弊。」帝遣大臣分查。大學士倭仁疏陳黑地升科，州縣畏難苟安，請申明賞罰。尋定州縣查出隱地逾二十頃優敘，升科地多者獎之；有徇隱匿墾、吏胥詐賕，以溺職論；其無賴假稱委員，恐哧得贓，照例嚴懲。

德宗即位之初，復新疆，籌海防，國用日增。戶部條陳整頓錢糧之策，略云：「溯自發逆之平，垂二十年，正雜錢糧，期可漸復原額。乃考覈正雜賦稅額徵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實徵僅百四十五萬兩，賦稅虧額如此。財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約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報荒不實，二曰報災不確，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徵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覈計近年賦稅短徵，以安徽及江蘇之江寧為最，蘇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虧一二分不等。請飭各督撫籓司認真釐剔，以裕度支。」詔從其請。然終清之世，諸弊卒未能盡革也。

二十年，中、日之戰，賠兵費二萬萬。二十六年，拳匪肇禍，復賠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於丁漕例徵外，曰賠款捐，曰規復錢價，曰規復差徭，曰加收耗羨，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

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徵銀二千一百五十餘萬兩，糧六百四十餘萬石；康熙中，歲徵銀二千四百四十餘萬兩，糧四百三十餘萬石；雍正初，歲徵銀二千六百三十餘萬兩，糧四百七十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徵銀二千九百九十餘萬兩，糧八百三十餘萬石，為極盛雲。

一曰役法。初沿明舊制，計丁授役，三年一編審，嗣改為五年。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十人。歲除里長一，管攝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里曰里。里長十人，輪流應徵，催辦錢糧，句攝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數多寡為次，令催納各戶錢糧，不以差徭累之。編審之法，核實天下丁口，具載版籍。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註，丁增而賦隨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復有軍、匠、灶、屯、站、土丁名。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徵者，有丁隨地派者，有丁隨丁派者。其後改隨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銀三百餘萬兩，間徵米豆。其科則最輕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至一兩有餘。山西有至四兩餘，鞏昌有至八九兩者。因地制宜，不必盡同也。三等九則之法，沿自前明，一條鞭亦同。其法將均徭均費等銀，不分銀力二差，俱以一條鞭從事。凡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縣，而府，而布政司。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里甲與兩稅為一。凡一州縣丁銀悉輸於官，官為僉募，以充一歲之役，民不擾而事易集。定內外各衙署額設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處僉撥，後改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為滿，不退者斥革。其府州縣額設祗候、禁子、弓兵，免雜派差役。又有快手、皁隸、門卒、庫子諸役，皆按額召募。額外濫充者謂之白役，白役有禁。然州縣事劇役繁，必藉其力，不能盡革也。又定州縣鋪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牙行、埠頭。

瀕河之地，例有夫役守護。順治四年，以御史佟鳳彩言，設直隸沿河堤夫。九年，河決封丘，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塞之。十二年，增給河夫工食。河工用民之例有二：曰僉派，曰召募。僉派皆按田起夫，召募則量給雇值。其後額設之夫，悉給工食，由僉派而召募，役民給值，較古制為善矣。十七年，禁州縣私派里甲之弊。

康熙元年，令江南蘇、松兩府行均田均役法。戶科給事中柯聳言：「任土作賦，因田起差，此古今不易常法。但人戶消長不同，田畝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役隨田轉，冊因時更，富者無兔脫之弊，貧者無虻負之累。臣每見官役之侵漁，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於僉點不公，積弊未剔。查一縣田額若干，應審里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田若干，田多者獨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於甲尾，名曰花戶，此定例也。各項差役，俱由里長挨甲充當，故力不勞而事易集。獨蘇、松兩府，名為僉報殷實，竟不稽查田畝，有田已賣盡而報里役者，有田連阡陌全不應差者。年年小審，挪移脫換，叢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以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今當大造之年，請飭撫臣通行兩府，按田起役，毋得憑空僉報，以滋賣富差貧之弊。其他花分子戶、詭寄優免、隔屬立戶、買充冊書諸弊，宜嚴加禁革。」下部議行。六年，嚴禁江西提甲累民。提甲之說，在明曰提編，現年追比已完，復提次甲，責成備辦。廣信諸府，有連提數甲者，實與加派無二。以御史戈英言，罷之。

七年，定驛遞給夫例。凡有驛處，設夫役以供奔走，其額視路之沖僻為衡，日給工食，皆入正賦編徵。此項人夫，大率募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臨時添雇。水驛亦然。十二年，停河南僉派河夫，按畝徵銀，以抵雇值。十六年，河道總督靳輔上言：「河工興舉，向俱勒州縣派雇里民，用一費十。今兩河並舉，日需夫十餘萬，乃改僉派為雇募，多方鼓舞，數月而工成。」大工用雇募自輔始。是年禁有司派罰百姓修築城垛。二十九年，以山東巡撫佛倫言，令直省紳衿田地與人民一律差徭。

五十一年，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

雍正初，令各省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輸納徵解，統謂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準直隸巡撫李維鈞請，將丁銀隨地起徵，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釐，嗣後直省一體仿行。於是地賦一兩，福建攤丁銀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錢一分二釐不等；山東攤一錢一分五釐；河南攤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錢七釐不等；甘肅，河東攤一錢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攤一分六毫；江西攤一錢五釐六毫；廣西攤一錢三分六釐；湖北攤一錢二分九釐六毫；江蘇、安徽畝攤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不等；湖南地糧一石，徵一毫至八錢六分一釐不等。自後丁徭與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惟奉天、貴州以戶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亦另編丁銀。

二年，江西巡撫裴度奏裁里長。時廷臣有言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總甲串通姦胥，從中漁利；凡工作匠役，皆設立總甲，派定當官，以次輪轉；又設貼差名目，不原赴官者，勒令出銀，大為民害。詔並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擾益甚。乾隆元年，復有詔申禁。又諭各處歲修工程，如直隸、山東運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縣小金堤等工，向皆於民田按畝派捐，經管里甲，不無苛索，嗣後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動用帑金。十年，川陝總督慶復奏興修各屬城垣，請令州縣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養廉，未必有餘，名為幫修，實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許。乃定各省城工千兩以下者，分年修補，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餘於公項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築土堤，闔邑共攤，夫從糧徵，聽官按堤攤分，募夫修築。從巡撫胡寶瑔請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樹言：「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及軍需，必按程給價，無所謂力役之徵。近者州縣於上官迎送，同僚往來，輒封拏車船，奸役藉票勒派，所發官價，不及時價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問，以致商旅裹足，物價騰踴。嗣後非承辨大差，及委運官物，毋得減發官價，出票封拏，違者從重參處。」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緬甸，經過各地，夫馬運送，頗資民力，特頒帑銀，每省十萬，分給人民。

田賦職役，本有經制，大率東南諸省，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直隸力役之徵，有按牛驢派者，有按村莊派者，有按牌甲戶口科者，間亦有按地畝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隱匿，貧者分釐必科，雜亂無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紳民兩歧。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小民困苦流離，無可告訴。時有議仿攤丁於地之例，減差均徭，每畝一分，無論紳民，按地均攤。直隸總督顏檢力言其不可，並謂：「如議者所言，每地一畝，攤徵差銀一分，其意在藉賦以收減差之實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賦之虛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議遂寢。

咸豐時，粵西役起，徵調不時，不得不藉民力。糧銀一兩，派差銀數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錢糧或有蠲緩，差銀則歉歲仍徵。

光緒四年，山西巡撫曾國荃疏陳晉省瘡痍難復，請均減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晉省右輔畿疆，西通秦、蜀，軍差、餉差、藏差，絡繹於道，州縣供億之煩，幾於日不暇給。車馬既資之民間，役夫亦責之里甲。而各屬辦理不同。有闔邑里甲通年攤認者，資眾力以應役，法尚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輪認者，初年攤之一甲一里，次年攤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里甲認派苦樂不均。豪猾者恃有甲倒累甲、戶倒累戶之弊，將其地重價出售，而以空言自認其糧。三五年後，乘間潛逃，於是本甲既代賠無主之糧，又代認無主之差，貽害無窮。計惟減差均徭，尚堪略為補救。除大差持傳單勘合，循例支應，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車馬者，治以應得之罪。」從之。五年，閻敬銘復條陳八事：一，裁減例差借差；二，由臬司發給車馬印票；三，喇嘛來往，須有定班；四，奉使辦事大臣，宜禁濫索；五，嚴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間折交流差錢，由衙門自辦；七，嚴查驛馬足額備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給予長車，由營自辦。下所司議行。八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復言：「晉省虐民之政，不在賦斂而在差徭。向例每縣所派差錢，大縣制錢五六萬緡，小縣亦萬緡不等，按糧攤派，官吏朋分，沖途州縣，設立車櫃，追集四鄉牲畜，拘留過客車馬，或長年抽收，或臨時勒價，居者行者均受其患。現擬籌款生息，官設差局，嚴定應差章程，禁止差員濫支。」車櫃陋習遂革。

先是先代陵墓，皆設陵戶司巡查洒掃，例免差徭。又各先賢祠宇，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糧。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免其雜泛差役。

順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價，併除其匠籍。定紳衿優免例，內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丁三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其下以次遞減；外任官減其半。十四年，部議優免丁徭，本身為止。雍正四年，四川巡撫羅殷泰言，川省各屬，以糧載丁，請將紳衿貢監優免之例禁革。部議駁之。復下九卿議，定紳衿止免本身；其子孫族戶冒濫，及私立儒戶官戶者，罪之。乾隆元年，申舉貢生監免派雜差之令。三十七年，停編審造冊。時丁銀既攤入地糧，而續生人丁又不加賦，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至是因李瀚言，遂罷之。翌年，陳輝祖請將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帝以所奏與小民較及錙銖，非惠下恤民之道，諭嗣後各省辦理丁糧，悉仍舊制，毋得輕議更張。

一曰蠲免賦稅。蠲免之制有二：曰恩蠲，曰災蠲。恩蠲者，遇國家慶典，或巡幸，或用兵，輒蠲其田賦。

世祖入關，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賦役三年。順治二年，以山西初復，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糧三之一。八年，世祖親政，給還九省加派額外錢糧，免山西荒地額糧一萬五千頃，及直隸、山東、河南、陝西荒殘額賦。恩蠲災蠲之詔，歲數四下。康熙十年東巡，免蹕路所經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兩年本折錢糧積欠在民者。時海內大定，詔用兵以來積欠錢糧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積欠地丁錢糧，及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三十三年，蠲免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應徵地丁銀米。四十五年，免直隸、山東本年積欠錢糧，其山西、陝西、甘肅、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十二萬有奇，糧十萬五千石有奇，悉行蠲免。

承平日久，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詔直省自五十年始，分三年輪免錢糧一周。三年中計免天下地丁糧賦三千八百餘萬。五十六年，免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餘兩，其安徽、江蘇所屬帶徵漕項銀四十九萬餘兩，米麥豆十四萬餘石，免徵各半。五十七年，以征策妄阿拉布坦，免陝、甘明年地丁百八十餘萬。聖祖嘗讀漢文帝蠲民田租詔，嘆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非宮廷力崇節儉，不能行此。」故在位六十年中，屢頒恩詔，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殆逾萬萬。

世宗即位，蠲免江蘇各屬歷年未完民屯地丁蘆課等銀千二百十餘萬。西藏、苗疆平，免甘肅、四川、廣西、雲、貴五省田租。又諭國家經費已敷，宜散富於民，乃次第免直省額賦各四十萬。乾隆元年，詔免天下田租，先後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賦、及江南錢糧之官侵吏蝕者。四年，免直隸本年錢糧九十萬，江蘇百萬，安徽六十萬，正耗一體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八百二十四萬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將各省分為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詔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遍，其例徵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歲又際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額賦，分三年輪免一周。

四十二年，普免天下錢糧，自明年始，分三年輪免，計二千七百五十九萬有奇。各省漕糧，自四十五年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肅壓欠起運糧銀百六十餘萬，其存留項下民欠銀糧，起運項下民欠草束，悉免之。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詔按各省額徵銀數，將所屬各府州縣次第搭配三次，按年輪免，三年而竣，一省之中，仍先侭上年災緩之區，首先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應徵漕糧。六十年，普免各省積欠，及因災緩帶銀千五百五十餘萬兩、糧三百八十餘萬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廣西、貴州六省向無積欠，免下年正賦十之二。又以明年將歸政，免嘉慶元年各省應徵地丁錢糧，其省方時巡蹕路所經，輒減額賦十之三。

仁宗即位，以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蠢動，免次年兩省錢糧，並及川、陝被兵之區。四年，以郊祀升配禮成，普免各省積欠緩徵地丁耗羨，及民欠籽種口糧漕糧銀，並積欠緩徵民借米穀草束。十年，謁祖陵，免蹕路所經州縣錢糧之半。二十四年，以六旬萬壽，免天下正耗民欠，及緩帶銀穀，計銀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兩有奇、米穀四百餘萬石。四川、貴州兩省無民欠，免明年正賦十之二。

災蠲有免賦，有緩徵，有賑，有貸，有免一切逋欠。清初定制，凡遇災蠲，起運存留均減。存留不足，即減起運。順治初，定被災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災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報災，夏災以六月，秋災以七月。既報，督撫親蒞災所，率屬發倉先賑，然後聞。康熙三年，戶部奏遇災之地，先將額賦停徵十之三，以待題免。四年，御史郝維訥請凡災地田賦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後丁隨地起，凡有災荒，皆丁地並蠲。旨下之日，州縣不即出示，或蠲不及數、納不留抵者，科以侵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請「嗣後各省水旱應免錢糧之數，於具題請賑日始，限兩月造報，並請將丁銀統入地糧銀內覈算蠲免」。從之。聖祖、高宗兩朝，疊次普免天下錢糧，其因偏災而頒蠲免之詔，不能悉舉。仁宗之世，無普免而多災蠲，有一災而免數省者，有一災而免數年者。文宗以後，國用浩繁，度支不給，然遇疆臣奏報災荒，莫不立予蠲免。若災出非常，或連年飢饉，輒蠲賑兼施雲。

倉庫京師及各直省皆有倉庫。倉，京師十有五。在戶部及內務府者，曰內倉，曰恩豐；此外曰祿米，曰南新，曰舊太，曰富新，曰興平，曰海運，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萬安，曰儲積，曰裕豐，曰豐益。在通州者，曰西倉，曰中倉。各省漕運，分貯於此。直省則有水次倉七：曰德州，曰臨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寧，各一；惟鳳陽設二。為給發運軍月糧並駐防過往官兵糧餉之需。其由省會至府、州、縣，俱建常平倉，或兼設裕備倉。鄉村設社倉，市鎮設義倉，東三省設旗倉，近邊設營倉，瀕海設鹽義倉，或以便民，或以給軍。大抵京、通兩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糧，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養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時，宗臣封親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親王者一，此九王子孫，自適裔外，並有封爵，以世降而隨之，統名恩米，二者去京倉百之一。是以雍正以前，太倉之粟常有餘。

乾隆二十八年，戶部侍郎英廉疏言：「邇年因賑恤屢截留漕運，間遇京師糧貴，復發內倉米石平糶，儲積漸減。請於湖廣、江西、江南、浙江產米之區，開捐貢監，均收本色，收足別貯。遇截漕之年，即於次年照數補運京倉。」下九卿議准，旋復停止。及嘉慶中，川楚盜起，水旱間作，工匠既倍於昔，而九王之後亦愈衍愈眾。咸豐後，復有粵寇之亂，運道不通，倉儲益匱，亂平稍復舊例。

向京師平糶，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於康熙。雍正四年，於內城添廠，並添五城、通州廠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為十廠，尋又添設八廠於四鄉。九年，於四路同知設四廠。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兩局，皆設於雍正六年。乾隆元年，並為八局，旋仍舊。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辦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價未平，且有勒買之弊，諭並通州兩局停止。

其直省常平、裕備等倉，順治十一年，命各道員專管，每年造冊報部。十七年，戶部議定常平倉穀，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凶歲則按數給散貧戶。康熙六年，甘肅巡撫劉斗疏言：「積米年久恐浥爛，請變價糴新穀。」從之。七年，陝西巡撫賈漢復請將積穀變價生息。帝諭出陳入新，原以為民，若將利息報部，反為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諭常平倉留本州縣備賑，義倉、社倉留本村鎮備賑。三十年，戶部議令直隸所捐米石，大縣存五千石，中縣四千，小縣三千；嗣又令再加貯一倍。三十一年，議定州縣積穀，照正項錢糧交代，短少以虧空論。三十四年，議定江南積穀，每年以七分存倉，三分發糶，並著為通例。四十三年，議定州縣倉穀霉爛者，革職留任，限一年賠完復職；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產追賠。

時各省州縣貯穀之數，山東、山西大州縣二萬石，中州縣萬六千石，小州縣萬二千石；江西大州縣一萬二千石；江蘇、四川率不過五六千石；而福建現在捐穀二十七萬石，常平又存五十六萬石；台灣捐穀及常平為最多，共八十餘萬石。令酌留三年兵需，餘變價充餉。四十七年，議定州縣官於額貯外加買貯倉，准其議敘，若捐穀以少報多，或將現貯米捏作捐輸，後遇事發，除本管知府分賠外，原報督撫一併議處。至官將倉穀私借於民，計贓以監守自盜論，穀石照數追賠。五十四年，議定紳民捐穀，按數之多寡，由督撫道府州縣分別給扁，永免差役。

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濕，令改貯一米易二穀。四年，浙閩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平糴有二大病：一，交盤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價無穀，而價又不敷買補；一，平糶之價太賤，每石減價至一兩，且有不及一兩者，各屬雖欲買補，緣價短束手，而奸民乘此謀利，往往借價貴，煽惑窮民，竟欲平糶之期，一歲早於一歲，平糶之價，一年賤於一年。請嗣後視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穀則定以六錢五分或六錢，總以秋成後既平之價為準。」帝韙其言。尋定州縣倉廠敖不修，致米穀霉爛者，照侵蝕科斷，並將虧空各州縣解任。其穀令自行催還，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倉，每年底令本府州盤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參處，照數追賠。又因福建常平倉各屬有銀穀兩空者，有無穀而僅存價者，查實，將虧空之州縣官更換。古 十三年，內閣學士方苞上平糶倉穀三事：「一，倉穀每年存七糶三，設遇價昂，必待申詳定價，窮民一時不得邀惠。請令各州縣酌定官價，一面開糶，一面詳報。一，江淮以南地氣卑濕，若通行存七糶三，恐積至數年，必有數百萬霉爛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鄉戶。請飭南省各督撫，驗察存倉各穀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糶分數；河北五省倘遇歲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穀之存倉有鼠耗，盤糧有折減，移動有腳價，糶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即稍有贏餘，亦僅足充諸費。請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倘逢秋糴價賤，除諸費外，果有贏餘，詳明上司別貯，以備歉歲之用。」下部議行。

乾隆三年，兩江總督那蘇圖疏言平糶之事，止須比市價酌減一二分。兩廣總督鄂彌達亦言：「平糶之價，不宜頓減。蓋小民較量錙銖，若平糶時官價與市價懸殊，則市儈必有藏以待價，而小民藉以舉火者，必皆仰資官穀。倉儲有限，商販反得居奇，是欲平糶而糶仍未平也。從來貨積價落，民間既有官穀可糴，不全賴鋪戶之米，鋪戶見官穀所減有限，亦必稍低其價以冀流通。請照市價止減十一，以次遞減，期年而止，則鋪戶無所操其權，而官穀不至虞其匱。」均報可。七年，諭：「從前張渠奏請減價糶穀，成熟之年，每石照巿價減五分，米貴之年減一錢。但思歉歲止減一錢，窮民得米仍艱。嗣後著督撫臨時酌量應減若干，奏明請旨。如有奸民賤糴貴糶，嚴拏究治。」

十三年，高宗諭大學士、戶部曰：「邇來常平倉額日增，有礙民食，嗣後應以雍正年間舊額為準。」尋議雲南不近水次，陝、甘兼備軍務，向無定額，請以現額為準。雲南七十萬石，西安二百七十萬石，甘肅三百七十萬石，各有奇。又福建環山帶海，商運不通，廣東嶺海交錯，產穀無幾，貴州不通舟楫，積貯均宜充裕，以現額為準，福建二百五十餘萬石，廣東二百九十餘萬石，貴州五十萬石。其餘照雍正年間舊額：直隸二百一十萬石，奉天百二十萬石，山東二百九十萬石，山西百三十萬石，河南二百三十萬石，江蘇百五十萬石，安徽百八十萬石，江西百三十萬石，浙江二百八十萬石，湖北五十萬石，湖南七十萬石，四川百萬石，廣西二十萬石，各有奇，通計十九省貯穀三千三百七十餘萬石，較舊額四千四百餘萬石，應減貯千四百餘萬石。自是各省或額缺不補。二十三年，特諭採買還倉。三十一年，各省奏銷，報實存穀數，惟江西、河南、廣東與十三年定額相同。其視舊額增多者：湖南百四十三萬石，山西二百三十萬石，四川百八十五萬石，廣西百八十三萬石，雲南、貴州皆八十餘萬石。而浙江視舊額減少二百二十萬石，奉天減少百萬，甘肅減少百四十萬；其直隸、江蘇、安徽、福建、湖北、山東、陝西或減二十萬、或減五六十萬。蓋聚之難而耗之易如此。

嘉慶初，仁宗屢下買補之令。四年，諭曰：「國家設立常平倉，若不照額存儲，僅將穀價貯庫，猝遇需米之時，豈銀所能濟用？」命各省採買還倉。十七年，戶部浙江司所存常平倉穀數凡三千三百五十萬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額猶不遠。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劉重麟、御史卞士雲先後疏言，各直省州縣於常平倉大率有價無穀，其價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撫嚴覈究治。然據十五年戶部奏，查各省常平倉穀實數，仍止二千四百餘萬石，又非嘉慶時可比，況咸豐間天下崩亂之日乎。同治三年諭：「近來軍務繁興，寇盜蜂起，所至地方輒以糧盡被陷，其故由各州縣恣意侵挪，遇變無所依賴。嗣後各省常平倉，責成督撫認真整頓。」迨光緒初，直隸、河南、陝西、山西迭遭旱災，飢民死者日近萬人。四年，給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鄔純嘏，復先後請籌辦倉穀，於是各督撫始稍加意焉。

其社義各倉，起於康熙十八年。戶部題准鄉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公舉本鄉之人，出陳易新。春日借貸，秋收償還，每石取息一斗，歲底州縣將數目呈詳上司報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硃軾奏請山西建立社倉，諭曰：「從前李光地以社倉具奏，朕諭言易行難。行之數年，果無成效。張伯行亦奏稱社倉之益，朕令伊暫行永平地方，其有效與否，至今未奏。凡建設社倉，務須選擇地方敦實之人董率其事。此人並非官吏，借出之米，還補時遣何人催納？即豐收之年，尚難還補，何況歉歲？其初將眾人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勢必令司其事者賠償，是空將眾人之米棄於無用，而司事者無故為人破產賠償也。社倉之法，僅可小邑鄉村，若由官吏施行，於民無益。今硃軾復以此為請，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雍正二年，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湖北巡撫納齊喀、湖南巡撫魏廷珍等：「前命建社倉，本為民計。勸捐須俟年豐，如值歉歲，即予展限。一切條約，有司勿預，庶不使社倉頓成官倉。今乃令各州縣應輸正賦一兩者，加納社倉穀一石。聞楚省穀石現價四五錢不等，是何異於一兩正賦外加收四五錢火耗耶？」尋議定：凡州縣官止任稽查，其勸獎捐輸之法，自花紅遞加扁額以至八品冠帶。如正副社長管理十年無過，亦以八品冠帶給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間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倍於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從江蘇巡撫何天培請，止頒行社倉五事：一，賑貸均預造排門冊存案；一，正副社長外，再舉一殷實者總司其事；一，州縣官不許干預出納；一，所需紙筆，必勸募樂輸，或官撥罰項充用；一，積穀既多，應於夏秋之交，減價平糶，秋收後照時價買補。

五年，因湖廣社倉虧空，諭：「邇年督撫辦社倉最力者，惟湖廣總督楊宗仁。今據福敏盤查，始知原報甚多，而現貯無幾。朕思舉行此法實難。我聖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張伯行暫行而即罷。蓋在富民無藉乎倉，則輸納不前，而貧者又無餘粟可納。至於州縣官，實心者豈可多得？湖廣虧缺之數，倘系州縣私用，必嚴追賠補，或民間原未交倉，或交倉之數與原報多寡不符，若令照數完納，恐力未敷，須斟酌辦理。」六年，世宗諭曰：「前岳鍾琪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徵收，發民買穀，分貯社倉，俟數足即行裁減，是以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斟酌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貲財，而代民買貯之倉儲，即小民自捐之積貯。乃陝省官員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今特曉示，鐫石頒布，儻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撓擾國政、貽誤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戶部議准陝西巡撫張楷奏定社倉事例：一，社長三年更換；一，春借時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還；一，將借戶穀數姓名曉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賠。五年，議定陝、甘社穀凡系民間者，聽自擇倉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糧內留五分為社糧者，責成地方官經理，入於交代。自是之後，州縣官視同官物，凡遇出借，層遞具詳，雖屬青黃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無由借領。此後應請令州縣於每年封印後，酌定借期，一面通詳，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種遲早以為先後。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隸總督方觀承疏言：「義倉始於隋長孫平，至宋硃子而規畫詳備。雖以社為名，實與義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習其事，官之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為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今使諸有司於四鄉酌設，粟黍從便，並選擇倉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預。現據報捐穀數共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合百四十四州縣衛所，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為倉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戶部議准，社倉仍令官經理出納。

嘉慶四年，又議准社義各倉出納，由正、副長經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撫陶澍疏言：「義倉苟欲鮮弊，惟有秋收後聽民間量力輸捐，自擇老成者管理，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專意存貯，以待放賑。」如所議行。其後軍興，各省皆廢。同治六年，特諭興復。光緒中，惟陝西巡撫馮譽驥所籌建者千六百餘所為最多雲。

其旗倉在東三省者，初皆貯米二千萬石。營倉自康熙二十二年始。時山海關各口建倉，達於黑龍江墨爾根。三十年，令江寧、京口等處各截留漕米十萬石存貯。三十六年，諭沿邊衛堡如榆林等處均貯穀。四十九年，以湖南鎮筸改協為鎮，撥借帑銀三千兩，買穀貯倉。五十四年，命貯米密雲、古北口。雍正三年，貯穀歸化城土拉庫。四十七年，先後命廣東提標各營暨諸鎮協均貯穀，其後復推行貴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喜峰口貯穀。

乾隆元年，設河標營倉。十一年，又命山東河標設立。鹽義倉，自雍正四年始。時兩淮眾商捐銀二十四萬，為江南買穀建倉之用，巡鹽御史噶爾泰以聞，並繳公務銀八萬，共三十二萬。諭以三萬賞給噶爾泰，餘照所請，賜名「鹽義」。既而浙江眾商亦捐銀十萬，諭巡撫李衛於杭州建倉。乾隆九年，又准山東票商仿行。

庫之在京師屬內務府者，設御用監掌之。順治十六年改為廣儲司。十八年，分設緞庫、銀庫、皮庫、衣庫。康熙十八年，增設茶庫、磁庫，合之為六。其屬於戶部者，曰銀庫、曰緞庫、曰顏料庫，合之為三。此外盛京戶部銀庫，貯金銀、幣帛、顏料等物，以供二陵祭祀，及東三省官兵俸餉賞賚之用。各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庫，各貯官兵俸餉，及雜稅官莊糶買糧價。布政使司庫，貯各州縣歲徵田賦、雜賦銀。按察司庫，貯贓罰銀錢。糧道庫，貯漕賦銀、驛站馬夫工料。河道庫，貯河餉。兵備道庫，貯兵餉。鹽運使司鹽課各稅務由部差者，有監督庫。如道、府、廳、州、縣官兼理者，有兼理徘庫，均貯關鈔。地居衝要之分巡道庫、府庫、直隸州庫及分駐苗疆之同知、通判庫，均量地方大小，距省遠近，酌量撥司庫銀分貯。州、縣、衛所庫，貯本色正雜賦銀，存留者照數坐支，輸運者輸布政使司庫。

凡諸庫每歲出納之數，皆造冊送戶部察覈，惟贓罰例輸之刑部。河工兵餉又兼達兵、工兩部。戶部於直省庫儲，其別有五。曰封儲。如酌留各布政司銀兩，督撫公同封儲，有急需，題奏動支，擅用論斬是也。此制定於雍正五年。以直隸近京，獨無留貯。各省自三十萬至十萬，析為三等。其後直隸亦有之。惟盛京戶部銀庫，自乾隆四十二年由京撥給一千萬，永遠存貯。四十三年，覆命將軍兼管。曰分儲。如各省道庫、府庫，封貯銀兩，遇州縣急需，請領即行發給，一面詳報籓司督撫，仍令各州縣將支銷銀兩，隨案具詳聽覈是也。其後各繁劇州縣，亦照京縣例撥貯，而未有定額。及雍正八年，乃定各省道、府、州、縣分貯之額，自三十萬至十萬，析為四等。曰留儲。如存留屬庫坐支銀兩，撥款給發，例免解司是也。曰解儲。如布政使司庫，儲府、州、縣、衛解送正雜賦銀；按察司庫，收贓罰銀；及將軍、副都統、城守尉庫，糧道庫，收各處移解官兵俸餉漕項等銀是也。曰撥儲。如各省兵備道庫，歲儲由布政司或鄰省撥解官兵銀，河道庫，歲儲本省及鄰省撥解官兵俸餉，並歲修搶修銀，及伊犁歲需俸餉銀，塔爾巴哈台歲需新餉銀，西藏歲需台費銀，雲南歲需銅本銀，貴州歲需鉛本銀，皆由各省撥解是也。戶部總稽之，俾慎其收發，令各省解部地丁，將足色紋銀傾鎔元寶，合部頒法馬，每枚五十兩，勿加滴珠。

凡起解餉銀，布政使親同解官兌封押字，令庫官鈐印，當堂裝鞘，給發兵牌。又州縣官錢糧交代，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冊結，同監盤官印結，上司加結送司，詳請咨部，不得逾限。布政使升轉離任，將庫儲錢糧並無虧挪之處附奏，其新任接收，亦具摺奏聞，仍照例限詳題。按察使交代，由巡撫會同籓司查覈詳題，且時其盤查，令各督撫於布政使司庫錢糧奏銷交代時，親赴盤查，具結報題。督撫新任亦然。府、州、縣庫儲錢糧奏銷時，所管道、府親赴盤查結報，不得委查取結，及預示日期，縱令掩飾。

至戶部銀庫，康熙四十五年，以貯銀多，諭將每年新收銀別行收貯，至用銀時，將舊銀依次取用。乾隆四十一年，戶部奏准各直省解京銀兩，無論元寶、小錠，必鏨鑿州縣年月及銀匠姓名。嘉慶十九年，命各省銀解部，隨到隨交。道光十二年，又命官解官交。蓋向來京餉及捐項，皆由銀號交庫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三年，戶部奏准凡由銀號交庫者，均收足色銀兩，錠面鏨明某號字樣，倘有弊端，即照原數加十倍罰賠。光緒四年，又奏准嗣後各省督撫並各路統兵大臣赴部領餉，須遵章遞印領，蓋所以重庫儲而杜流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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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類: 清史稿

發佈: 2024年12月13日

建立: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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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苛政紛起，籌捐增餉，民窮財困。有清入主中國，概予蠲除，與民更始。逮康、乾之世，國富民殷。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又普免天下租稅，至再至三。嗚呼，古未有也。道、咸以降，海禁大開，國家多故。耗財之途廣，而生財之道滯。當軸者昧於中外大勢，召禍興戎，天府太倉之蓄，一旦蕩然，賠償兵費至四百餘兆。以中國所有財產抵借外債，積數十年不能清償。攤派加捐，上下交困。乃改海運以節漕費，變圜法以行國幣，講鹽政以增歲入，開礦產以擴財源。以及創鐵路，改郵傳，設電局，通海舶。新政繁興，孳孳謀利，而於古先聖王生眾食寡、為疾用舒之道，昧焉不講。夫以唐、虞治平之世，而其告舜、禹也，諄諄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為戒。有國者其可忽哉！茲取清代理財始末，條著於篇。

戶口清之民數，惟外籓扎薩克所屬編審丁檔掌於理籓院。其各省諸色人戶，由其地長官以十月造冊，限次年八月咨送戶部，浙江清吏司司之。而滿洲、蒙古、漢軍丁檔則司於戶部八旗俸餉處。年終，將民數匯繕黃冊以聞。

其戶之別，曰軍，曰民，曰匠，曰灶。此外若回、番、羌、苗、瑤、黎、夷等戶，皆隸於所在府、庁、州、縣。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年十六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丁口繫於戶。凡腹民計以丁口，邊民計以戶。蓋番、回、黎、苗、瑤、夷人等，久經向化，皆按丁口編入民數。其以戶計者，如三姓所屬赫哲、費雅喀、奇勒爾、庫葉、鄂倫春、哈克拉五十六姓，甘肅各土司，及庄浪庁所屬番子，西藏各土司所屬三十九族，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貢貂戶，科布多所屬阿爾泰烏梁海貢貂戶、貢狐皮戶，阿爾泰諾爾烏梁海貢貂戶、貢灰鼠皮戶，皆是。至土司所屬番、夷人等，但報明寨數、族數，不計戶者不與其數。

凡民之著籍，其別有四：曰民籍；曰軍籍，亦稱衛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經理之也，必察其祖籍。如人戶於寄居之地置有墳廬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聲明祖籍迴避。倘本身已故，子孫於他省有田土丁糧，原附入籍者，聽。軍流人等子孫隨配入籍者，准其考試之類是也。又必辨其宗系。如民人無子，許立同宗昭穆相當者為後。其有女婿、義男及收養三歲以下小兒，酌給財產，不得遂以為嗣之類是也。且必區其良賤。如四民為良，奴僕及倡優為賤。凡衙署應役之皁隸、馬快、步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為賤役，長隨與奴僕等。其有冒籍、跨籍、跨邊、僑籍皆禁之。

世祖入關，有編置戶口牌甲之令。其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長，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所往，入則稽所來。其寺觀亦一律頒給，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書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及乾隆二十二年，更定十五條：

自是立法益密。

時各省番、苗與內地民人言語不通，常有肇釁之事。二十四年，定番界、苗疆禁例。凡臺灣民、番不許結親，違者離異。各省民人無故擅入苗地，及苗人無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來貿易，必取具行戶鄰右保結，報官給照，令塘汛驗放始往。

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箐，開爐煽鐵，造紙制菇為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燒炭為業者，謂之寮民。雍正四年，定例照保甲法一體編查。乾隆二十八年，定各省棚民單身賃墾者，令於原籍州縣領給印票，並有親族保領，方准租種安插。倘有來歷不明，責重保人糾察報究。五十五年，諭：「廣東總督奏稱，撤毀雷、廉交界海面之潿洲及迤東之斜陽地方寮房，遞迴原籍，免與洋盜串通滋事，並毀校椅灣等三十二處寮房共百六十二戶，另行撫恤安插。沿海各省所屬島嶼，多有內地民人安居樂業。若遽飭令遷移，使數十萬生民流離失所，於心何忍。且恐辦理不善，轉使良民變而為匪。所有各省海島，除例應封禁者外，餘均仍舊居住。至零星散處，皆系貧民，尤不可獨令向隅。而漁戶出洋探捕，暫在海島搭寮棲止，亦不可概行禁絕。且人民既少，稽察無難，惟在各督撫嚴飭文武員弁編立保甲。如有盜匪混入，及窩藏為匪者，一經查出，將所居寮房概行燒毀，俾知儆懼。其漁船出入口岸，務期取結給照，登記姓名。倘進口時藏有貨物，形跡可疑，嚴行盤詰，自不難立時拏獲也。」五十七年，諭：「據福寧所奏，山東一省海島居民二萬餘名口，各省海島想亦不少。當遵照前言，不準添建房屋，以至日聚日眾。仍應留心訪察，勿任勾結匪徒，滋生事端。」咸豐元年，浙江巡撫常大淳奏言：「浙江棚民開山過多，以致沙淤土壅，有礙水道田廬。請設法編查安插，分別去留。」如所議行。

四川經張獻忠之亂，孑遺者百無一二，耕種皆三江、湖廣流寓之人。雍正五年，因逃荒而至者益眾。諭令四川州縣將人戶逐一稽查姓名籍貫，果系無力窮民，即量人力多寡，給荒地五六十畝或三四十畝，令其開墾。

其吉林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準無籍流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將軍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戶，請限一年盡行驅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應准入籍墾種，一例安插，俾無失所。」嘉慶中，郭爾羅斯復有內地新來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戶，吉林庁有千四百五十九戶，長春庁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戶，均經將軍奏令入冊安置。其山東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萬餘人。聖祖諭：「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東者，應查明年貌籍貫，造冊稽查，互相對覈。」其後直隸、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

雍正初，因陸續設古北口、張家口、歸化城三同知管理，旋移萬全縣縣丞於張家口，其古北口增設巡檢一，歸化城增設通判四、巡檢一，各按所屬民人，照保甲法，將姓名籍貫註冊，逐年咨部查覈。凡民人出入關口，由原籍州縣給印票驗明放行。所有放過票張，造冊報部。

其福建、廣東民人徙居臺灣者尤眾。嘉慶十五年，浙閩總督方維甸奏：「噶瑪蘭田土膏腴，內地民人流寓者多。現檢查戶口，漳州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州人二百五十餘丁，粵東人百四十餘丁，與生熟各番雜處，必須有所鈐制。」於是議增噶瑪蘭通判一。此外如江蘇銅、沛兩縣，自黃河退涸，變為荒田，山東曹、濟等屬民人陸續前往，創立湖團，相率墾種。銅、沛土民因客民占墾，日相控鬪。同治五年，戶部奏：「查明容留捻匪之刁、王兩團，驅回原籍。安分良團，即令各安生業。」凡此夷、漢之雜處，土、客之相猜，慮其滋事，則嚴為之防，憫其無歸，則寬為之所，要皆以保甲為要圖。

顧保甲行於平時，而編審則丁賦之所由出也。編審之制，州縣官造冊上之府，府別造一總冊上之布政司。凡軍、民、匠、灶四籍，各分上中下三等。丁有民丁、站丁、土軍丁、衛丁、屯丁。總其丁之數而登黃冊。督撫據布政司冊報達之戶部，匯疏以聞。順治十四年，命州縣官編審戶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康熙五十一年，有「新增人丁永不加賦」之諭，自是聖祖仁政，遂與一代相終始。顧丁有開除，即不能不有抵補。故康熙五十五年，戶部請以編審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如有餘丁，歸入滋生冊內造報，從之。高宗諭內閣曰：「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佔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猶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衣食。然為之計及久遠，非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未易享昇平之福。各省督撫及有牧民之責者，務當隨時勸諭，俾皆儉樸成風，惜物力而盡地利，慎勿以奢靡相競，習於怠惰也。是時編審之制已停，直省所報民數，大率以歲造之煙戶冊為據。行之日久，有司視為具文，所報多不詳覈，其何以體朕欲周知天下民數之心乎？」又諭：「據鄭輝祖稱，從前所辦民數冊，歲歲滋生之數，一律雷同。似此簡率相沿，成何事體！所有各省本年應進民冊，均展至明年年底。倘再疏舛，定當予以處分。」當時民冊恐不免任意填造之弊，然自聖祖以來，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民生其間，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豐人樂，無有夭札疵癘，轉徙顛踣以至於凋耗者，其戶口繁庶，究不可謂盡出子虛也。

至編審之停，始於雍正四年。直隸總督李紱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云：「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請自後嚴飭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匯齊，另造總冊進呈。冊內止開里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簿籍不煩而丁數大備矣。」乾隆五年，戶部又請令各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戶口數與穀數一併造報；番疆、苗界不入編審者，不在此例。從之。三十七年，從李瀚請，永停編審。自是惟有運漕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蓋清承明季喪亂，戶口凋殘。經累朝休養生息，故戶口之數，歲有加增。約而舉之：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又滋生丁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又滋生丁九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口。六十年，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五百四十五口。嘉慶二十四年，三萬一百二十六萬五百四十五口。道光二十九年，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咸、同之際，兵革四起，冊報每缺數省，其可稽者，只二萬數千萬口不等。光緒元年，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

三十二年，釐定官制，以戶部為度支部，而改前所設之巡警部為民政部，調查戶口，歸其職掌，各省則以巡警道專司其事。明年，諭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確查實數，以為庶政根本。民政部奏稱：「伏查三十二年黑龍江、安徽、江蘇、福建、甘肅、廣西、雲南丁冊，並三十一年丁冊，均未補造。在各督撫明知逾限，例當查參，而積習挽回不易。臣部於接收伊始，籌一切實辦法，擬請敕下各督撫，責成府、庁、州、縣，分鄉分區，自行調查丁口確數，統以每年十二月底截算，以清界限。仍限次年十月送部匯奏。」制可。

宣統元年，復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寧、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寧各駐防，泰寧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

自雍正十三年戶部題准，福建臺灣府生番百九十九名，匯入彰化籍，廣西慶遠府歸流土民百七十九名，匯入宜山籍，嗣後臺灣生番、四川生番、嶺夷歸化者甚眾，定例令專管官編立保甲，查緝匪類，逢望日宣講上諭，以興教化，自是番民衣冠言語悉與其地民人無異，亦有讀書應考者。

及同治、光緒間，交通日廣，我國之民耕種貿遷，遍於重瀛，亦有改入他國版籍之事。宣統元年，外務部會同修訂法律大臣擬定國籍條例。因各國國籍法有地脈系、血脈系，即屬地、屬人兩義，兩義相持，必生牴觸，於是采折衷制，分為固有籍、入籍、出籍、復籍四章，注重血脈系辦法。憲政編查館就所定四章釐為二十四條。

其固有籍章：

其入籍章：

其出籍章：

其復籍章：

此外改籍為良，亦有清善政。山西等省有樂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編為樂籍。雍正元年，令各屬禁革，改業為良。並諭浙江之惰民，蘇州之丐戶，操業與樂籍無異，亦削除其籍。五年，以江南徽州有伴儅，寧國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甚有兩姓丁口村莊相等，而此姓為彼姓執役，有如奴隸，亦諭開除。七年，以廣東蜑戶以船捕魚，粵民不容登岸，特諭禁止。准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體編入保甲。乾隆三十六年，陝西學政劉嶟奏請山、陝樂戶、丐戶應定禁例。部議凡報官改業後，必及四世，本族親支皆清白自守，方准報捐應試。廣東之蜑戶，浙江之九姓漁船，諸似此者，均照此辦理。嘉慶十四年，又以徽州、寧國、池州三府世僕捐監應考，常為地方所訐控，上諭：「此等名分，總以現在是否服役為斷。如年遠文契無考，著即開豁。」

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編審一次，令各佐領稽查已成丁者，增入丁冊。有隱匿壯丁入官，伊主及佐領、領催各罰責有差。凡壯丁三百名為一佐領，後改定為二百名。康熙四年，令滿洲、蒙古佐領內餘丁多至百名以上，原分兩佐領者，聽。雍正四年，諭八旗都統及直省駐防都統、將軍等，交與佐領、驍騎校、領催，將新舊壯丁逐戶開明，並編審各官姓名，保結送部。其未成丁，及非正身良家子弟，並應除人丁，驗實開除。五年，令凡編審丁冊，每戶書另戶某人某官，無官則曰閒散某，上書父兄官職名氏，傍書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戶下若干人。或在籍，或他往，皆備書之。其各省駐防旗員兵丁，及外任文武各官子弟家屬，令各將軍、督撫造冊咨送該旗。乾隆六年，令八旗編審各佐領下已成丁及未成丁已食餉之人，皆造入丁冊，分別正身開戶，戶下於各名下開寫三代履歷。其戶下人祖父或系契買，或系盛京帶來，或系帶地投充，分別註明。正戶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

七年，諭：「八旗漢軍，其初本系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者，有緣罪入旗與夫三籓戶下歸入者，有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砲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勛，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民等，朕欲廣其謀生之路。倘原改歸原籍，准其一例編入保甲。有原外省居住者，亦准前往。此內如有世職，仍許承襲。不原出旗者，聽。」八年，又諭：「前降諭旨，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均不得呈請出旗。」十二年，又諭：「八旗別載冊籍之人，原系開戶家奴冒入正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抱養民人為子，有原出旗為民者，其入籍何處，均聽其便。本身田產，並許帶往。」二十六年，定漢軍凡現任外省自同知、守備以上，京員自主事以上，旗員自五品以上，俱不許改歸民籍。其餘在京報明該旗咨部轉行各省，在外呈明督撫咨報部旗，編入民籍，並准一體考試。

大抵清於八旗皆以國力豢養之。及後孳生籓衍，雖歲糜數百萬金，猶苦不給，而逃人之禁復嚴，旗民坐是日形困敝。及乾隆初，御史舒赫德、范咸、赫泰，戶部侍郎梁詩正等，先後奏請清查東三省曠地，俾移住開墾，以圖自養。雖疊奉諭旨議行，然終未能切實舉辦。至八旗戶下人開戶，必有軍功勞績，或藝能出眾，亦有本主念其服勤數世，准其另戶，或放出為民者，亦有不準放出為民，但准開戶者，其例又各不同云。

田制曰官田。初設官莊，以近畿民來歸者為庄頭，給繩地，一繩四十二畝。其後編第各庄頭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編定。設糧庄，庄給地三百晌，晌約地六畝。庄地坐落順、保、永、宣各屬，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領於內務府。此外有部、寺官莊，分隸禮部、光祿寺。又設園地，植瓜果蔬菜，選壯丁為園頭。世宗初，設總理專官，司口外報糧編審。南苑本肄武地，例禁開田。宣宗嘗諭前已開者並須荒棄。而咸、同間，嵩齡、德奎、劉有銘、鐵祺先後疏陳開放，均嚴旨詰斥。然至光緒季年，仍賦予民。自後承地者乃接踵矣。

考各旗王、公、宗室莊田，都萬三千三百餘頃。分撥各旗官兵，都十四萬九百餘頃。凡王公近屬，分別畀地，大庄給地畝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半庄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園給地畝六十至百二十或百八十，王府管領及官屬壯丁人三十六畝，不支糧。凡撥地以現在為程，嗣雖丁增不加，丁減不退。

順治元年，定近京荒地及前明莊田無主者，撥給東來官兵。圈地議自此始。於是巡按御史柳寅東上滿、漢分居五便。部議施行。二年，令民地被指圈者，速籌補給，美惡維均。四年，圈順直各州縣地百萬九千餘晌，給滿洲為庄屯。八年，帝以圈地妨民，諭令前圈佔者悉數退還。十年，又令停圈撥。然旗退荒地，與游牧投來人丁，仍復圈補。又有因圈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鼇拜專柄，欲以正白旗屯庄予鑲黃旗，而別圈民地圈補。戶部尚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咸以不如指，罪至死。聖祖親政，諭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還。又以張家口、山海關等處曠土換撥各地，並令新滿洲以官莊餘地撥給，其指圈之地歸民。是為旗退地畝。

凡官地，例禁與民交易。然旗人不習耕種，生齒日繁，不免私有質鬻。雍正初，清理旗地，令頒帑贖回。凡不自首與私授受者，胥入官為公產。旗地，令宗人府、內務府八旗具各種地畝坐落四至，編製清冊，是為紅冊，以備審勘旗民田土之爭。乾隆初，定回贖旗地仍歸原佃承種，庄頭勢豪爭奪者罪之。凡贖入官地並抵帑、籍沒等田，皆徵租，曰旗租。舊查交入官地定租，由旗員主之。三十四年，以直督楊廷璋言，停其例。民租旗地，本限三年。或私行長租，業戶、租戶科以違禁律。八旗地主，久禁奪佃增租。自和珅筦大農，奏改前章，於是旗人及府庄頭率多撤地別佃，貧民始多失業。嘉慶五年，部臣請復申前禁。詔纂入定例通行。咸豐初元，又申令如額徵租，主佃皆不得以意贏縮。若典鬻旗地，從盜賣官地律，授受同懲。顧日久法疏，或指地稱貸，或支用長租，陽奉陰違，胥役訛索句結，弊遂叢生。雖屢申明誡，往往因他故，禁弛靡常。洎光緒中，乃定此業無論舊圈自置，概不準售與民人。惟從前民購升科者，仍予執業。

盛京官莊，於順治初即定八旗屯界。旋令沙河以外、錦州以內，旗員家丁給地，人三十六畝。康熙中，定以奉天所屬地畀新滿洲遷來者，凡丈出地為頃三十二萬九千餘，以二十七萬六千三百餘頃為旗地，按旗分界。又設各旗官員庄屯，各城兵丁，均酌給隨缺地畝。旋令索倫、達呼爾官兵耕種墨爾根地，奉天官兵耕種黑龍江地。乾隆初，設黑龍江屯庄，呼蘭立庄四十所，選盛京旗丁攜家往，官為資裝築屋庀具，丁給地畝六十，十丁一庄，每六畝給籽種二斗，庄給牛六頭，口糧並給。溫德亨、都爾圖亦如之。凡隨缺官地歸旗入冊，禁職官侵佔。嘉慶間，令盛京入官地畝，應招無地貧民領租，職官子弟不得承種。管界各官，並不得於所管區以子弟之名置房地。道光中，寧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各官莊，共原額地萬二百晌，吉林八旗與各處旗地暨烏拉旗地，共三十六萬五千九十二晌。而光緒初，撥三姓荒為官兵隨缺地，計晌二萬九千餘。宣統時，以奉省各旗地多盜典隱佔之弊，令通稽確覈，毋與清賦溷淆，先城旗，後外城，依次釐定。此官莊之屬東三省者。

直省各置駐防旗兵，立莊田於所駐地，給田人各三畝。其全眷挈赴者，前在京所得圈地撤還。旗員分畀園地，多則二百四十畝，少則六十畝，各省不盡同。惟浙江駐防無田，仍支俸饟。乾隆時，弛防兵置產之禁，惟八旗官仍禁如故。光緒之季，諭：「所在檢旗丁名數，侭舊有馬廠莊田，畫地口分，責以農作。其本無廠田，或有而弗備者，所司於鄰近分購民地配發，以為世業。由漸推廣，俾旗丁歸農，受治州縣，與齊民不異。」未及實施。蒙古初分五等。一、二等備與庄屯、園地。三等以下，祗與庄屯。各守土疆，毋得越境。後漸有民人賤收蒙地者。乾隆中定「有質鬻者峻罰之，著為永令」。分撥外籓官地，其略如此。故明內監莊田，總領於戶部。其宗室祿田散在各省者，胥視民田起科。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田十頃制井田，選旗民百戶，戶授百畝，公百畝，共力養公田。嗣更於霸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鮮。乾隆初，改屯庄。擇勤敏者充屯戶，按畝科糧。是為井田改屯地。

凡京師壇壝官地，暨天下社稷、山川、厲壇、文廟、祠墓、寺觀、祭田公地，一切免徵。建國初，賜聖賢裔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學學田、墓田地、墳地，咸除租賦。學田，專資建學及贍恤貧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齊，舊無常額。乾隆中，都天下學田萬一千五百八十餘頃。光緒變法，直省遍興學堂，需費無藝，則又撥所在荒地，劃留學田以補劑之。耤田行於首都先農壇。壇地凡千七百畝。雍正間，令疆吏飭所屬置耤田。東西陵地，紅椿以內例絕耕樵。東陵白椿界外初聽民耕。道光朝乃嚴其禁，青椿以外，遵、薊、密、承諸界內兵民私墾，至地萬餘區，久益增廓。光緒末，定為計區勘丈，將熟地分則升科，儲學堂之用焉。牧馬草場在畿輔者，順治二年，以近畿墾荒餘地斥為牧場，於順天、津、保各屬分旗置之。自御馬廠以下，各按其旗地牧養。親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

曰屯墾。康熙中，招墾天津兩翼牧地，計畝二萬一千五百餘。乾隆時，丈直隸馬廠地振業貧民，命曰恩賞官地。在盛京者，奉天屯衛各地，八旗分作牧廠，自東迤西，本禁民墾，於定界所築封堆制限之。然大凌河東廠、西廠荒地三十一萬八百餘畝，養息牧餘地萬四千六百晌，乾、嘉中陸續放墾。後又綜各城旗馬廠可墾地三十八萬九千餘畝，悉歸城旗承種，並令八旗王公及閒散宗室，於所分牧地原墾者，得自呈報。惟松筠請於養息閒壤移駐旗人，以費絀而罷。咸豐中，以大凌西岸墾妨馬政，申禁如前。而同治二年，變通錦州、廣寧、義州廠荒，西廠留牧，東廠招佃；其東北隅之高山子地數萬畝，義州教場閒地萬餘畝，並行租佃，以為城兵伍田。然是時西廠有旗領舊地，久而越墾妨牧。八年，命劃棄之。於是大凌河墾議遂沮。而吉、黑山荒多牧獵場，益嚴杜奸民攬售矣。養息牧地，初放時判東西界，置專官掌其租入。彰武本官牧，旋亦勸墾議科。於是養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餘畝，其餘荒八萬九千六百餘畝，餘地三萬五千三百餘畝，即以為蒙、漢雜居牧佃，兼拊畜窮黎。吉林之烏拉，康熙時，於五屯分庄丁地，遂為五官牧場，頗富零荒。宣統時，撥充學田，放墾實地二千三百餘晌。

凡駐防營皆置馬廠，其牧庄旁餘，靡不放墾。至荊防馬廠墾熟之地，久畀諸民，而石首、監利，光緒末釐出廠地二萬餘畝，俱令招墾，以租息濟警政小學。宣統初，寧夏滿營牧地餘界，開渠墾地，畝可二十一萬，旗、民各半之。民領則納價為旗兵墾本。三年，安徽萬頃湖牧場，改墾放田八萬二千七百餘畝，其流民佔耕及民間認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萬畝，亦招民佃，歲輸穀麥，是為官佃。至是以抗租膠葛，定議民租田，令公司補價承業，資八旗生計焉。

口外牧場，隸獨石者為御馬廠。此外禮部、太僕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場在張家口外。而殺虎口之議畝租，察哈爾屬之戢私墾，大青山之寬免民占，奕興地之招商領耕，列朝因時制宜，不拘成例。其後密雲、熱河同時放荒。熱河寬曠，於留牧外得地千四五百頃，更以三一留牧，餘咸招墾。地利闢而耕牧不相妨，甚善政也。

明之設衛也，以屯養軍，以軍隸衛。洎軍政廢而募民兵，屯軍始專職漕運，無漕者受役不息，屯戶大困。清因明之舊，衛屯給軍分佃，罷其雜徭。順治元年，遣御史巡視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衛設守備一，兼管屯田。又千總、百總，分理衛事。改衛軍為屯丁。六年，定直隸屯地輸租例。其時裁屯田御史，繼裁巡按，由巡撫主之。十三年，定屯軍貼運例。浙江各衛有屯無運與無屯有運者，均徵撥帖，屯戶困始少蘇。康熙十五年，以各衛荒田在州縣轄境，軍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釐。雍正二年，從廷臣請，並內地屯衛於州縣，裁都司以下官。惟帶運之屯，與邊衛無州縣可歸者，如故。九年，令屯衛田畝可典與軍戶，不得私典與民。

乾隆元年，豁免廣東屯田羨餘，因除各省軍田額外加徵例。先是屯丁鬻產，官利其稅入，給契允行。至此又令運田歸船者，並禁軍民復典。實則各省典屯於民，所在而有。六年，定屯田限一年。無論在軍在民，並清出歸丁贍運。十二年，漕督顧琮請田已典與民者，令旗丁購贖。然民執業久，丁貧無以贖，從阿思哈言，釐江西丁田，在軍歸軍，在民增租給丁，永為定制。三十七年，又以漕督嘉謨奏，命清理湖廣、江、浙、山東等省屯田。明年，裴宗錫因陳兩江向不歸運之裁衛屯田，加徵津費。帝以累民，不允。四十年，鄂撫陳輝祖奏：「武昌諸衛清出典鬻屯田，請加津贍運。」部議：「如此則私相授受者知誡，而仍不病失業，庶典鬻之弊漸除。」五十年，以長沙、澧州原有弁田，轉售紛紜，令除弁田名，准民產授受。五十四年，畢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編審，止稽戶口之數，其田產或有漏匿，以時覈之。百餘年來，屯田利病與漕運終始。及南漕改海運，屯衛隱蔽難稽，至是而一大變。

光緒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衛為屯之諭，令天下覈衛田畝數，詳定租章。而江西以租悉充餉，與他省贍運者不同，籥仍舊貫。二十七年，劉坤一、張之洞條議屯衛宜裁。略稱：「運軍久虛，衛官復無事，一衛所屬屯田，或隔府，或跨省，一切操諸胥吏之手，田餉弊竇，不可勝窮。」明年，諭各省勘實屯地，檄屯戶稅契執業，改屯餉為丁糧，歸州縣徵解。除屯丁、運軍名目，裁衛官。是時綜計各省屯田約二十五萬餘頃，顧多與民田殽雜。又各丁私相質售，久失其舊。重以兵後冊籍蕩然，糧產無從鉤釒。漕督陳夔龍陳大要三端：一，分丁業民業；一，現徵毋追原額；一，補繳田價宜輕。而江、皖、兩浙俱折衷定規，分別交價輸稅。如淮、揚、徐四衛，定有上則三兩、中二兩、下一兩，屯稅每兩納三分，餘互有同異。惟山東以艱歉請免徵納。鄂督張之洞則謂湖北衛田，軍戶仰贍，即民人冒替，率非素封，均難責其呈價，僅有徵契稅而已。其稅價視民田率。洎三十一年，宜城屯口構釁，以衛田例不便也。之洞更籌簡易八法，大旨刪除原則，分年減稅豁派，累免雜課。但學堂捐與民田同，以備改屯為民。如式者官予文證。嗣湘省亦仿此行焉。宣統元年，浙撫增韞更請令承田者但刻期報明，統不納價。部議即允占業，屯價不妨量收。蓋屯衛嬗變，時勢然也。

清自開創初，撥壯丁於曠土屯田。又近邊屯處，築城設兵以衛農人。世祖始入關，定墾荒興屯之令。凡州、縣、衛無主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如力不能墾，官給牛具、籽種，或量假屯資。次年納半，三年全納。大學士范文程上屯田四事：一，選舉得人；一，收穫適宜；一，轉運有方；一，賞罰必信。上是之。令凡自首投誠者，授荒田為永業。魏裔介亦請飢民轉徙，得入籍占田。罪徒當遣者，限年屯墾，已事釋還。其原留占業者，聽。定直省屯田，官助牛種者，所收籽粒三分取一；民自備者，當年十分取一，二年、三年三分取一。初定勸懲例，限年之法甚嚴。康熙初，慮官吏虛報攤派，停限年令。尋御史徐旭林論墾荒三弊，言甚切至，然限年卒不可行。旋令士民墾地二十頃，試其文理優者，以縣丞用；百頃以知縣用。凡新墾地，初定三年起科。嗣又寬至六年後。尋令通計十年。既仍用六年例，亦有循三年舊制者。

雍正初元，諭升科之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著為例。當順、康間，直省大吏以開拓為功，其報墾田總額，多者如河南，至萬九千三百六十一頃，少者如山東，百二十頃有奇。世宗末年，以數多不實，嚴誡審覈。其有浮飾，論如律。定議敘法。凡官吏召佃資墾者，按戶數多寡，軍民自措工本者，按畝數多寡行之。乾隆時，令官山、官地，無論土著、流人，以呈報之先後予墾。民地由業主先報。或實力絀，他人始得承之。凡屯戶加墾者，俱令改屯升科。又令已墾之地，宜慎防護。凡官民地，於水道蓄泄相關，毋擅行墾。儻帖己業，私墾塘堰陂澤為田，立予懲艾。

今考歷朝屯墾之政，首直省屯田，次新疆屯田，次東三省開墾，次蒙古開墾，及青海、熱河等處墾務，悉具於篇。

當順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歲；而河南北荒地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羅綉錦言，俾兵課墾。二年，順天行計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種官資之。又直隸、山東、江北、山西，凡駐滿兵，給無主地令種。四年，給事中梁維本請開秦、豫及廬、鳳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編甲給照，墾荒為業，毋豫徵私派，六年後按熟地徵糧。十年，定四川荒地聽民開墾。陝荒則酌調步兵，官給牛、糧。

康熙六年，定江、浙等省分駐投誠官兵屯田，人給荒田五十畝，得支餉本。其眷屬眾者，畝數量口遞加。福建無荒，則分駐有屯諸省。七年，御史蕭震疏言：「國家歲費，兵餉居其八，而綠旗兵餉又居其八。誠屯田黔、蜀，以駐郡縣之兵，耕郡縣之地，則費省而荒漸闢。」下部議行。時直隸、陝西、粵、閩先後定墾荒例，而四川更立特例，官吏准立功論。於是湘、鄂、閩、魯、晉、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種，限年墾齊。

雍正四年，甘肅、寧夏之插漢、托輝地平衍，可墾田六十萬餘畝，招戶認領，戶授百畝。五年，粵督阿克敦陳近年粵東墾弊四：一，豪強佔奪；一，胥吏婪索；一，資本不充；一，土瘠懼為課累。勸導法五：定疆界，杜苛取，貸籽種，輕科額，廣招徠。其後惠、潮貧民墾肇慶屬地，高、廉、雷屬山荒墝埆，皆給資招墾，並免升科。嗣瓊州亦如之。又擴滇、黔墾計，烏蒙兵民並承，戶勿逾二頃。其各省入蜀民人，戶給水田畝三十，旱田畝五十。甘肅安西久行兵墾，移眷駐防，以與涼、肅二鎮。屯兵多貧，墾貲悉出官貸，並令邊省、內地零星可墾者，聽民、夷墾種；及山西新墾瘠地，自十畝以下，陝西畸零在五畝以下，俱免升科。凡隙地及水沖沙雜，與田不及畝者，及邊省山麓河壖曠土，均永遠免科。浙江新漲沙塗，民、灶皆承領，百畝為號，十號為甲，十甲老農導耕。後值漲地，人咸利之。嗣有侵墾西湖之禁。乾隆五十九年，巡撫吉慶言，沿海沙地灘漲靡常，約十三萬三千餘畝，悉令入官，交原佃耕作納租，永著為例。凡各省州縣每歲新墾荒田荒地，以及盪地湖淤，督撫隨時疏報升科。蓋雍、乾以來，各省軍屯民墾，稱極盛焉。

福建各番鹿場曠土，例許租與民耕。然臺灣自歷任鎮臣創庄招佃，往往侵據民、番地。乾隆時，諭禁武弁墾荒。旋禁土民私購番田。五十三年，福康安請撥餘地畀番、民自種，遴壯健作屯丁。內山未墾及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每甲准民田十一畝零，共屯丁四千，分地任耕，免賦而不給餉，從之。嘉慶中，噶瑪蘭開闢田園七千五十甲有奇。道光初，定番社未墾荒埔分給民人徵租。粵西設土兵、俍兵，均給軍田。粵東有俍田、瑤田，仍按田充兵，其田均禁民典。臺灣番地亦然。顧雲南永北、大姚等處，漢典夷地，積隙數十年。道光建元，措理稍定。十三年，四川復有漢耕夷地之釁，乃析界址，令漢、夷不得互占。又用滇督阮元議，禁流民私佃苗田，並近苗客戶典售苗產。十六年，以開化、廣南、普洱地多曠閒，流民覆棚啟種，因議論入戶甲。御史陶士霖論其病農藏奸，禁之。

先是江蘇漲灘，冒墾日甚，迨道光八年，始定歸公。而官產民業，糾互繳繞。於是江督陶澍建言聽民承售。部議江河不以墾殖為利，則沙洲不得以占鬻徇民。仍一律入官處置。尋耆英謂「民間價購興築，一旦奪還，跡類爭利。請寬其既往而閼其將來」。從之。二十三年，祁𡎴言修復虎門等砲臺，須屯田防護。明年，程矞采募丁二千試行。上曰：「以本地之民種本地之田，守要隘即捍身家，允為長算。」

同治初元，以軍儲亟，檄鳳、潁等屬戍兵墾鄰近廢田，以漸推行諸郡。山東遭教匪之亂，鄒、滕諸縣田裡為墟。三年，決用移民策，而東昌、臨清、兗、曹各屬逆產及絕戶地，盡沒入官。五年，乃有辦理湖團之諭。湖團者，曹、濟客民種蘇、齊界銅、沛湖地，聚族立團。既而土著歸鄉，控鬩無已。然客墾由官招集，不乏官荒，所佔土田不甚廣，且訟者非實田戶也。於是曾國籓研燭其情，為之驅逐莠戶，留其良團，各安所業。陝西叛絕荒產，前一歲諭令籌設屯田。巡撫劉蓉言軍事方殷，不如招墾便。部從其議。乃定募墾新章四：曰正經界，立制限，緩錢糧，定租穀。廣東沿海沙地，定例水涸報勘，承墾者人勿過一頃，三年成熟，照水田起科。至後搢紳壟斷侵漁，因命查文禁止。

當是時，值東南兵火之餘，農久失業。光祿少卿鄭錫瀛言國家歲入金約四千數百萬，餉糈支耗半之，宜廣屯田養兵以節費。尋御史汪朝棨稱各省新復土疆，宜急墾闢。徐景軾亦以修農利、安流徙為言。由是曾國籓於皖，楊昌濬於浙，皆分別土、客，部署開荒。而馬新貽於蘇，劉典於陝，亦汲汲督勸。曾璧光、黎培敬前後於黔興屯田之政。八月，用蘇廷魁言，籌墾蘭儀以下乾河灘地。十一年，諭陝西延、榆各屬，地瘠民貧，宜亟墾闢，嚴州縣考成。時回眾初就撫也。

先是御史黃錫彤請設蘇、皖屯營，選湘、淮散勇墾沿江地。光緒二年，朱以增亦言：「或謂屯政宜邊陲不宜腹地，不知有荒可墾，何兵不可農，何地不可屯？但抽調數營，陸續興舉，將來化兵為農，裨國非細。」時津海防兵營墾有效，故云然。曾國籓嘗言：「必得千畝無主之田，不與民田雜，方可資兵立屯。」李鴻章亦謂兵民雜處，不宜於內地。議遂寢。

初貴州屯軍於古州、八寨、臺拱、丹江、清江五庁，分設百二十堡，為屯八千九百三十九戶。戶給上田六畝，中八畝，下十畝，附近山地不限。逮乾隆中，禁止承佃屯軍私鬻。嘉慶初，銅仁、石峴苗地建碉卡，置屯軍，每軍百名，設百戶一，總旗二。每軍一名予水田四畝，百戶六畝，總旗五畝，皆免租。洎同治初，更定黎平屯章。及是，羅應旒言：「黔苗建屯已久，虛名鮮實，不如去兵之名，收農之實。」時屯軍凡十衛，尋奏定分為兩番，與守兵同，操防徵調各額，屯設之百戶、總旗等。有不力者，立時革替。先是沈桂芬有疏陳安置旗人聽往各省之議。御史黃元善亦稱山西暨江蘇等省開荒，當仿雙城堡舊章，令旗民移墾。顧以事體艱鉅，未盡舉也。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籌墾內山番荒，伐木變價，以資撫恤。十六年，湖南洞庭新漲淤洲，建南洲庁治，入官佃租，共勘實民田十三萬餘畝，官田八萬九千二百餘畝。二十二年，桂撫史念祖言，墾西各屬官民荒田可墾，令官力為倡，酌簡屯兵，督令開熟，任民領耕，量地厚薄定科，計各屬總墾荒田萬四千三百餘畝。

時陝西清荒甚力，巡撫張汝梅言：「陝地兵祲交乘，百姓流散，北山氣候，夏寒霜早，穡事無憑，又人工少而穀價廉，得不償失。匪惟客民去留無定，即土民亦作輟靡常。欲求地不復荒，惟紓首墾期限，寬牧令責成，則民少逃亡，官不顧慮，而公私兩益矣。」二十五年，定新陽荒蕪額田約十萬畝，無主者作官田招領，分田、地、場三等繳價，名曰系腳錢，有主限期報墾，逾限入官。從江督劉坤一請也。二十八年，陝撫升允言：「西安馬廠各荒地，試開水旱田，行屯墾。營哨官賦地畝自六十以下，屯勇人十畝。每百畝貸官牛兩頭，籽種三石，官備農器，一年還牛，二年全交。並擬令分年節餉。開屯之初，歲發全餉，二歲裁半，三歲盡裁。」嗣後地為水沖雹壞，穡入弗豐，因復上言：「驅無餉之兵，使自食其力，勢且壯志銷於畎畝，精銳蝕於農作，有屯而實無兵，有兵而實無用，轉非創屯本意，不如不裁其餉，而悉以屯利歸公，再頒歲穫之二三行賞，此所謂兩利者也。」

江西義寧、新昌之交，有黃岡山，自明以還，恆為盜藪。二十九年，從巡撫柯逢時請，開地以益民。直隸安州白洋淀淤地肥沃，是歲弛禁，招民佃作，分四等收預租。三十一年，海洲、贛榆間有雞心、燕尾二灘，利墾牧。又徐州微山湖淤灘地，均召民墾升科。三十二年，議定廣西墾荒丁壯既稀，資本又絀，乃仿外洋法，招商領墾。南寧則招商本立公司，募裁兵充墾丁。至宣統初，共放山荒十六萬六千五百餘畝。三十三年，江督端方上言蘇屬兵後荒田不下二百餘萬畝，請令歷年報荒者定為板荒，餘新荒，許各戶指報豁糧，俱由局招墾，則虛荒易查。又定墾章，區別官荒民荒，分三等輸價，受荒無問土客，皆得領種。三十四年，清丈安徽沿江洲地，計懷寧等州縣官荒應繳價者共三十萬餘畝。廣東瓊崖從未開殖，至是集商本創公司，官行清丈，分官荒民荒，先正其經界。宣統三年，雲南清出荒地五十六萬畝，安徽官民荒地四萬一千餘頃，河南沙荒地三萬三千餘頃。可墾者分三等，曰輕沙，曰平沙，曰重沙，各州縣試行招墾，多則四百數十頃，少亦二三十頃。浙江仁和等屬，墾熟甲地山隴百八十餘頃，各府紳商領墾荒地萬五千餘畝。甘肅自光緒季年設局墾荒，達二十餘萬畝。

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諾爾地駐兵，因於蘇勒厄圖、喀喇烏蘇諸處創屯種，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監視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爾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爾等，咸議立屯。命傅爾丹、蘇爾德、梁世勛分職其事。吐魯番亦駐屯兵。雍正三年，命喀爾喀駐兵墾鄂爾昆田。

乾隆初，定一兵墾二十五畝，凡兵二千五百，種地三之，駐守二之。時回部如闢展各要衝，多設屯，厚兵力。逮準噶爾平，版圖益廓，邊防與屯政相維。七年，川陝總督尹繼善請以蔡把什湖地租與回民，假貲耕種，事得允行。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爾喀東陲多閒壤，悉遣滿、漢、蒙兵數千開屯，視蒙古授田例。又設額爾齊斯屯田，巴里坤亦置屯，遣甘、涼、肅屯地兵五百往種，秋收後入城，三年更迭，塔勒納沁開田三千餘畝。

二十三年，用雅爾哈善、永貴等言，於闢展、魯克察克、吐魯番、烏魯木齊，托克遜、哈喇沙爾規度官墾。是時饋饟猶亟，誡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其原挾家者，俾安業如內地村莊。初人種十五畝，令益五畝。置新舊屯兵萬七千，出帑三百萬備籽種諸用。而特納格、昌吉、羅克倫均益兵廣屯。大率烏魯木齊增墾以來，歲穫悉供伊犁餉需。伊犁墾成，又資接續，更移喀什噶爾等回眾二千五百戶屯阿克蘇。其事則黃廷桂、楊應琚、兆惠等主之。定章百兵一屯，地畝人二十，分小麥十一、穀七、青稞豌豆各一。然吐魯番、闢展、魯克察克兵屯外皆兼回屯，而庫車東、哈喇沙爾西，或分佈多倫回人溉種。

二十五年，伊犁屯議起，於河南之海努克立回屯，察罕烏蘇立兵屯。翌年，又於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烏什等城增回屯，減兵額。時戎事方息，惟阨塞留兵，餘齊赴伊犁屯殖，穫粟贏裕，即益屯兵。兵不供屯，則招集流人，分土任業。巴里坤饒賸壤，穆壘土沃泉滋，俱募人大開阡陌。蓋舒赫德、阿桂、明瑞等所建為多。三十七年，陝督文綬以新疆餘地宜推廣募墾，條列五事以聞。

四十一年，令葉爾羌成丁餘回，特畀耕地編戶，凡千五百戶為一所，三千戶為一衛。初，烏魯木齊屯地，共綠旗兵三千，二千操練，一千屯耕，番休，三歲後令移眷，官予資裝。及地日廓而兵不贍，率遷甘肅貧民，不靳煩費，赤貧全給，小康半之，歲穰自原挈家則不給。四十五年，定眷兵分編戶籍，其牛籽、農具、屋價、口糧，皆官措貸，約升科時，分三年繳納。凡承種新疆熟地，本年升科，新墾三年後升科，而商民承墾新地，戶三十畝，六年升科。蓋自此楚呼楚、穆壘、瑪納斯、庫爾哈喇烏蘇，屯務駸駸日近矣。

新疆軍屯分數，人穫細糧十五石至十八石，官議敘，兵丁賞一月鹽菜銀，二十五石倍之，十二石以上，功過半，不及，官議處。兵重責留屯，次年收足予復。烏魯木齊但穫糧十一石以上即敘賞。塔勒納沁尤磽瘠，賞罰遞降殺之。無鹽菜則給口糧，其阿奇木伯克等則賞緞匹。顧伊犁額多苦累，福康安嘗以為言。最後將軍長庚請仿烏魯木齊例行，然部議仍未及減也。向例遣犯得留種新地，哈密各屬截留伊、烏遣犯墾耕，年滿乃各致其所，罪重勿留。又以不敷農作，僅限斷洋盜而已。後令情輕者改防為眷，用羈縻之。遣犯穫額兵丁，其敘賞諸事從原例。

嘉慶十三年，撥塔爾巴哈台兵赴伊犁殖田，以農隙簡練，置武員領之，三年一更迭。而伊犁原定屯兵三千，每歲耕種，於中抽調如干，藉習戎備，其數歲有增減，各視其時，已耕之十八屯，番休輪種，以息地力。尋定自二十年始，每年加種兩屯云。初，伊犁多可耕田，令惠遠、惠寧兩滿城派閒散旗人分地試種，借給牛具，成效昭然。九年，松筠因言照錫伯營屯種例，分畀旗兵地畝，各使自耕，永為世產。以有妨操務，祗令轉交閒散代耕。二十五年，令滿營兼種雜糧，先後分田四萬四千餘畝，授八旗閒散自耕，但不得違禁佃租，私相典賣。

道光初，既勘定張格爾，令回兵試墾大河拐，增額則募貧回。於是烏什、阿克蘇、和闐每散布回戶行墾，烏魯木齊屬阜康、奇台暨吐魯番，均募民戶，伊犁惠遠城迤東，亦選土著，阿卜勒斯荒，俱撥回戶，設五庄，庄百戶，戶得地畝二百，喀喇沙爾則裁屯安戶，庫車荒地，亦予無業回人，葉爾羌屬巴爾楚喀多曠土，則廣招眷民。其霍爾罕新田，散與回戶，喀什噶爾初開地，分處河東西，東畀回人，西招民戶，或專屬，或兼募，冀相安而已。凡民人赴回疆領地，皆官給印券，自齎以行，其徵糧多至畝二斗四升，次小麥八升，次六升五合，最少三升，大率視壤肥瘠為斷。阿卜勒斯入三色糧十六石，滿營馬兵練餉於茲取贍。自嘉、道以來，數十年中，伊犁屯墾，後先其事者，將軍松筠、那彥成、布彥泰等，而林則徐遣戍日，履勘諸地，又興水利於伊拉里克，厥績尤偉焉。

同治二年，都統平瑞上言，烏魯木齊閒曠孳生馬廠，招商戶移墾，並請於伊犁各城，一律經畫分屯地畀屯兵。命次第興舉。三年，飭哈密推廣原屯。

光緒三年，侍讀張佩綸請抽旗丁屯新疆。陝甘總督左宗棠謂有所窒礙疑阻凡六事，議遂寢。是時南路纏、民富庶，荒曠尚稀，北路鎮、迪各屬，墾熟地不過十二三，賦納既虧，閭里窳敝。已而建置新疆省治。十三年，巡撫劉錦棠更酌定新章，戶給地六十畝，官借籽糧二石，農具銀六兩，葺屋銀八兩，牛兩頭，二人即當一戶，月給鹽菜口糧，立限初年還半，次年全繳，繳訖，按畝起徵，第三年半徵，次年足全額。仍仿營田制，十戶一屯長，五十戶一屯正，每屯正五，設一管領專員，正、長領地貸本，悉如戶民，總計安納土、客千九十戶，以次推行。而南路各屬新墾地萬九千餘畝，分年起徵，均不領墾費。丈清南北兩路各則荒熟地千一百四十八萬畝有奇。各城伯克向有養廉地，自改郡縣，裁伯克廉地一律入官佃租。十七年，魏光燾分劃伊犁各地歸旗屯、民屯各六萬餘畝，使各自力耕。其后土、客生息蕃庶，歲屢有秋，關內漢回挾眷承墾，絡繹相屬。

宣統三年，巡撫袁大化言：「新疆夙號農牧國，今日貧瘠，由地曠人疏。自迪化以西，精河以東，遍地官荒，草湖葦灘，無慮千萬頃，而南疆東路蕭曠亦同。擬集華僑立公司，速效非易。今令在新各員，有獨力或合貲開荒灼著明效者，分別奏獎，以示鼓勵。」事得允行。

金川在乾隆四十年以武功底定，初從定西將軍阿桂言，於西川之攢拉就近屯田，其美諾、底木達等處，令駐兵受地習耕，別斯璊以次改土為屯，各置屯弁處理。又帛噶爾、角堯諸降番，悉視屯兵例，概畀以牛具籽糧。其番戶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十，初墾免賦，三年後輸糧，旋令駐兵挈眷前赴，而丁口日增，又撥地戶三十畝，俾加墾自給，地利浸闢矣。於是四川之懋功五屯，安置降番，亦戶給地畝三十，選精壯千人，半為屯練給餉，半為餘丁無餉。厥後釐出荒壤，亦分等加賚，巴塘、里塘沃區亦不乏。至光緒三十三年，川督趙爾豐疏籌墾計，招內地農戶而官資遣之焉。

關外土曠人稀，蒙古地尤廣袤，利於屯墾。清初分旗有定界，繼因邊內壤瘠糧虧，拓邊移墾。天聰中，令各牛錄就各屯近地，擇種所宜。以沈佩瑞言，於廣寧東西、閭陽驛，選壯農充步卒屯田，分八固山，釐牛錄為二等，備牛種農具，令材敏者率屯兵往耕。崇德五年，官兵於義州築城開屯。康熙二十五年，以錦州、鳳凰城等八處荒地分給旗民營墾，又遣徒人屯種盛京閒壤。二十八年，定奉天等處旗、民各守田界，不得互相侵越。乾隆五年，侍郎梁詩正請置八旗閒散屯邊，以廣生計，命阿里袞往奉天相度地宜。於時吉林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三姓、琿春及長春，俱事墾殖，貧無力者，發官帑相貸。四十年，流人偷墾岫岩牧場地畝，遂定例使入官納租。四十二年，以大凌河西北杏山、松山地豐美，徙閒散宗室，資地三頃，半官墾，半自墾，築屋編屯，助其籽具。五十五年，令奉天自英額至靉陽邊止，丈荒分畀城旗之無田者，除留圍場葠山，餘均量肥瘠配給，禁流民出口私墾，而積久仍予編戶。嘉慶十六年，令各關隘詰禁之。

初以八旗口眾，撥拉林地俾開田墾種。十七年，賽沖阿言「拉林近地閒荒可墾者二萬五千餘晌，而三道卡、薩里諸處地多未墾，請移駐旗人」。尋富俊請揀屯丁千人，撥荒三十晌，給銀二十五兩，籽糧二石，墾二十晌，留十晌，試種三年後，第四年起交糧。俟移駐京旗分給以熟十五晌、荒五晌，餘荒熟各五晌，即與原種屯丁為業而免兵糧。已，富俊建議更於拉林之西北雙城堡開屯，移駐京旗閒散，為地九萬數千晌，移戶三千，年移二百戶，依戶劃地，一切費悉領於官，區中、左、右三屯，屯鑿井二，選丁給地，例同拉林，京旗領地五年後，徵糧二十石，每大屯容四十屯，每旗五屯，置總、副屯達各八人，每屯屯丁京旗各三十戶，二三人以上即准戶論，三屯各建義塾課幼丁。

道光五年，移駐戶七十七，墾熟地三萬三千一百餘晌，蓋富俊、松筠始終其事，故其效甚著。自後當事浸懈，又其地早霜氣寒，原徙者少，於是博啟圖改移駐戶為千，因以所餘地，戶益十五晌，閒散不任耕，得買仆或賃佣以助。英和嘗上言宜推廣成功，而緒卒弗竟。伯都訥空曠圍場二十餘萬晌，荒久壤腴，視雙城堡事半功倍。富俊請令分屯畫界，略仿前規，命其地曰新成，綴列戶號，前後凡百二十屯。章凡六七上，廷議旋以雙城堡事未遑他及，且用弗充，事竟已。二十八年，令鳳凰城邊私墾地，已熟及中墾者，招佃徵租。無幾，旗、民報墾至二十四萬畝。

咸豐四年，開吉林五常堡荒田。先是齊齊哈爾設官屯，令罪徒及旗奴承種。尋以游惰遣退，選壯丁補之。嗣御史吳焯謂呼蘭蒙古爾山荒宜墾，尋以葠珠禁域，兼妨邊務，竟不行。

同治時，廣寧南之盤蛇驛，擬放地百萬畝，民領及半。厥後水患頻仍，迄光緒末，開放始竣。是時金場流民失業，用富明阿言，以藏沙諸河暨樺皮甸子諸處官荒畀墾，免交押價，而法庫門、靉江往往有遊民偷墾。迨都興阿履查，靉江西岸密邇朝鮮，安置匪易，惟嚴禁越渡，以謹其防。有沿江陰墾騷擾沿邊者，立予拘罰。九年，乃就靉陽門至鳳凰門邊荒九十一所，分勘展界，綏奠窮黎，而私墾充塞邊境如故。

光緒七年，吳大澂上言：「寧古塔之三岔口壤沃宜耕，可募齊、魯願農，編屯一營，以實邊塞。」十四年，將軍希元始設局立制，以邊瘠收薄，限十年後升科。尋設五社，墾地萬三千四百晌有奇。二十二年，延茂覆陳吉林開墾，始誤於旗、民之不和，繼誤於委員之自利，開局十六年，得不償失。部議因定分別裁留。於是方正泡、藲梨場、二道漂河、頭二道江、螞蜒河、大沙吉洞等河，亟亟以拓地殖民為務。初，吉林放有攬頭包領，雖荒甿綿袤，輒刻期集事，而弊溢於利，至是始懲革焉。又腹地加荒附著各屯，多寡不等，皆甚饒沃，領者麕至，則探籌決之。先是十二年，黑龍江將軍恭鏜請開呼蘭屬通肯荒地，疏陳十利。已而決議實行。至二十四年，營通肯克音荒務，畫屯安井，招民代佃，民納課糧，旗供正賦，官為之契，不奪佃益租。二十五年，墾布特哈之納謨爾河閒荒約四十萬晌，旗民領佃，入費免租，從恩澤請也。越八年，訥河以南放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餘晌。

二十八年，吉林設局清賦，兼放零荒，各屬旗戶原無糧額，各地查報科徵。顧其時經界既淆，包套詭寄，棼如亂絲。旋日、俄變生，事益棘手。將軍達桂、巡撫陳昭常先後清覈，至宣統初元，都吉林大租原地為晌百一十八萬三千一百有奇，浮多二十八萬四千八百餘晌。其明年，通吉省民田、旗地及夾段零荒勘放訖事，又清出七十九萬三千三百餘晌。浮多地者，如地形方及東西長，均以西為浮多，南北長則以北，西北有廬墓則以東南。或一地兼二則，次則即浮多也。

奉天大圍場分東西流二圍，自國初撥留是荒，有鮮圍十五以捕鮮，大圍九十以講武。日久防弛，流人私墾歷年。光緒初，將軍岐元奏以二十圍增海龍治，就地升科。至三十年，海龍兩翼升科者，已達百二十九萬八百餘畝。餘八十五圍。西四十五圍，於二十二年議墾，至三十年放訖，其正零山荒樹川草甸三百二萬二千餘畝。其荒價畝納銀一兩二錢，山場熟地六錢，生三錢，城鎮基地畝二十兩。其久年私墾土地則倍納二兩四錢，中下差減，原戶領回，不原則撤放。東四十圍，以安置金州遷戶，開禁撥荒，迄三十一年，共放百十二萬七千二百餘畝。城地上者畝二十五兩，中二十兩，下十五兩。荒地畝收正課二分，耗十分。其始兩流圍荒地聽民擇，所餘夾荒，往往侵墾，吏緣為奸。自廷傑重勘，一清積弊。東流圍即東平全境，隱並殆過西流，訟鬩滋繁。三十二年，覆丈兩流山荒，俱十畝作七畝。至浮多地已先納價，未及折合，則限八年升科，以平劑之。大率熟地當年起科，荒地四年為限。時日、俄構兵，奉省稅滯帑虛，復查東邊海龍各屬私墾餘荒，收價集資，藉維新政。又丈放錦州屬海退河淤及各滋生地畝共三十二處云。

黑龍江地，當光緒十八年，於綏化之北團林子設屯田旗戶千二百，巴蘭蘇蘇之山林設戶六百有餘，計戶授田，戶四十五晌，中以十五晌歸屯丁永業，三十晌起科。拳匪亂作，流徙頻年，續於鐵山包招戶，又招撫璦琿各屯，久乃稍還其舊。然是時江省以東，民戶日蕃，污萊攘剔，十才二三，富豪包攬居奇，零戶無力分領，放荒速而收價遲，領地多而開地少。三十三年，乃議變通，令閒退兵原農者，分年給墾，寓殖於屯。宣統元年，又令廣招徠，定獎章，杜包承，賞經費。戶仍領地十五晌，晌收公費四錢，大都荒價量地為等差。木蘭、綏化晌收銀七錢，通肯二兩一錢，呼蘭、墨爾根押租則一兩四錢，贏朒不齊，均加徵一五經費，其大較也。時又酌留嫩江迤西未放各荒為無地官兵生業。撥兵助屯之策，始自哈拉火燒試行，而地鮮上腴，兵惰不耐耕，畝僅穫斗糧，甚且無顆粒收入，口食仍仰給於官，因復議緩。二年，仍改招民佃。

初，奉省厲行清賦，凡浮多地限令民戶首實，納價起科，歷三歲餘，僅得荒熟地八十餘萬畝。已而議局建，用分年免價法。東督錫良上言：「清賦重升科不重收價，其利久暫懸殊。又東省為八旗根本，旗、民雜居皆土著，異於各省駐防，內外城旗隨缺伍田，向有定額，即計口授田遺意。數百年來，戶口增而地不給，口分體大難舉，墾種事便易行。今長白新設治，移殖最宜，如以實邊之策，資厚生之利，所謂兩益者也。夫必先去其待食於人之習，然後漸為人自為養之謀，給田則奮於力農，徙地則除其依賴，為八旗計，無要於此。」三年，奉天各屬大放民荒，共得十二萬畝。

自順治時，令各邊口內曠地聽兵治田，不得往墾口外牧地。顧其地豐博宜農，雍正初，遣京兵八百赴熱河之哈喇河屯三處創墾，設總管各官。旋置張家口同知，十分其地，歲人耕逾分予敘，不及五分處罰。洎乾隆初，熱河東西共畫旗地約二萬頃。古北口至圍場舊無民地，歷年民墾滋紛，乃令分撥旗戶。未幾，高斌請還其舊，從之。熱河自改州縣後，山場平原，講求開殖，悉向蒙古輸租，沿襲已久。其圍場周千餘里，為圍七十二，置總管一，駐防旗兵千。

同治中，用都統瑞麟言，展墾閒荒，以濟兵食，令招富戶承領，禁占毗連民地，於紅椿外定界立卡倫。尋翼長貴山等以阻撓得罪。時全圍已放其半，領荒者漸侵正圍，於是諭河東西佃墾及偷墾地一律封禁，斥遣私墾諸戶。其侵入山坡溝岔，乃報領匿多為少者，重按之。其後庫克吉泰部署茲事，將旗佃圍外隱地，撥補圍內民佃，俾得移徙安業，以清圍界。然委員措置失宜，奸佃抗聚生釁，經崇實再舉勘量，更定照冊永禁已騰之正圍，瑞麟繼之，仍無要領。

光緒初，御史鄧慶麟臚列積弊，已而定議舉辦京旗徙戶開屯，其後確勘熱河五川荒地頃數，都二千三百有奇，平川地僅及其半，旋即招墾，以押荒抵餉。季年，都統錫良論開放圍荒十事，大要留圍座，編號目，增荒價，杜攬售，事皆允行。

蒙古當康熙時，喀喇沁等旗地，以民種而利其息入，輒廉募之，致妨游牧。乾隆初，亦令察哈爾蒙、民易居，但雜處積年，戶眾墾蕃，難歸徙而輕生釁，議者數稱驅斥之便。至嘉慶初，土謝圖汗各旗地，常有遊民棲息。蒙人負民債不能償，而貧民復苦無歸，則為之明界設限，不咎前失，儻將來私開一壟，增遷一人，坐所管盟長等罪，其租課官不之問，各扎薩克自徵之。時郭爾羅斯熟地畝二十六萬五千餘，糧畝四升為定率。至十一年，墾者踵相屬，因伸關禁，並諭禁私與民授受，違者台吉連坐之。然流人私種成習，莫能格也。初令歸化種地人按編甲例，歲上其籍，而口外綏遠等地，僅容孑身商販往來，挈室者有禁。其後科爾沁屬達爾汗、賓圖二王旗，卓哩克圖、冰圖二旗所招墾戶，亦均編甲社，置鄉長焉。

道光十二年，盛京將軍裕泰上科爾沁墾章八事：凡寫地必以自名，毋過五頃；一地複寫者，後戶與前戶相均；村屯或典於民，追契折償；地主無力回贖，任民再種，限年抵還；年滿第允自種，或租與原佃，不得復典及招人；民戶交地後，得自踏閒荒，白局承種；其蒙種熟地，毋許租人；界外民開者亦毋許影射。咸如擬行。土默特牧場，舊惟任意墾治，嗣分餘地畀蒙人，口率一頃，而佃與民種者多。至十七年，令入蒙押租，以其四佐官用，其租息無業蒙人四之，公家及本旗貝勒各三之。同治七年，徙喀喇沁越墾諸戶分歸各旗。

光緒七年，創烏里雅蘇台墾田十頃六十畝為一屯，凡為屯七，濬渠、建居、牛、籽諸費，亦官為補助。八年，選庫倫土著於圖什、車臣西部落學試屯墾，從喜昌請也。當蒙古生息浸盛時，於地之不妨牧者墾之，曰牧地，又有租地、養贍地、香火地，皆自種自租。九年，山西巡撫張之洞言「豐、寧二庁、歸綏五庁，自招墾蒙荒而戶日蕃，所在餘荒，時亦畀無業佃民租種，其租所入，除例與蒙旗外，凡開地基本薪公歲耗彌補一切，皆取給其間，為益匪細」。

二十一年，奉天將軍增祺請丈放各蒙荒，副都統壽山亦以為言，而國子司業黃思永請墾內蒙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牧地，盟長有謂妨其生業者，未克實施。是時晉邊之豐鎮、寧遠墾民積數萬戶，而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陸續報墾，人爭趣之。察哈爾旗牧及草地雖禁私開，然自咸豐中馬廠弛禁，至近歲越占紛紜，客戶旗丁，訟不勝詰。二十四年，都統祥麟因言「欲蒙地無私墾，必嚴科罪，欲蒙員無私放，必懲奸商」。

二十八年，命侍郎貽穀督墾務，籌察哈爾事，陳擴充變通數端，大旨主「清舊墾，招新墾。蒙旗生計在耕不在牧。蒙古於地租，或抵償，或私肥，或一地數主，抑且數租，黠商乘間包攬。宜由各旗總管詳晰呈明，交地開放，悉汰從前地戶商總等名，設墾務公司於兩翼，各旗先後試辦，各盟旗順令即獎，抗延即罰」。於是伊克昭盟郡王等旗，及準噶爾，以次報地。杭錦、烏審頗反覆，烏蘭察布亦懷疑，已皆赴議。綏遠已墾未墾地畝，在乾隆初即無確數，迄今八旗牧廠，地雜沙石，中墾者希，民情觀望。乃建議自將軍以下俱指認地畝，為商民導。旋以財用不足，創牛捐，並推廣屯捐繼之。凡丈蒙地，五尺為弓，二百四十弓為畝，百畝為頃，頃編為號。察哈爾兩翼，則畝以三百六十弓，編號以五頃。札薩克圖畝則二百八十八弓，十畝為晌，四十五晌為方。凡蒙旗荒價，半歸國家，半歸蒙旗。其歸蒙者，自王、公、台吉至於壯丁、喇嘛，釐其等差，各有當得之數。凡地額設者為排地，向免押租。生地畝收押租三錢三分，滋生地倍之。貽穀以恤蒙艱，故畝收押荒二錢外，僅加一錢，局用取其六，本旗取其四。杭錦在後套近渠水地，押荒上地畝八錢，中七錢，下六錢。又言租數多則累民，少則累蒙，此旗與彼旗難強同，外蒙與內蒙不一例，因定烏審、札薩克、郡王三旗荒價，上則三錢，中二錢，下一錢。鄂托克、準噶爾兩旗地區四等，別立中下一則，鄂旗上則四錢，准旗上則六錢，中四錢，以下均差減。烏蘭盟四子王、達爾罕、茂明安及烏拉特後旗皆旱地，悉如向章。

三十四年，文哲琿訐貽穀敗壞邊局，查辦大臣鹿傳霖論其辦墾有二誤四罪，因策善後四事，謂「荒價及繩丈從寬，則丈放易，欲多收地價，則應先侭原佃承耕，減歲租而加渠租，以其租充渠費，渠增即地增，地增即租增，久之斥鹵皆腴壤矣」。貽穀既逮系，信勤繼之。減杭錦荒價，上地頃九十兩，其次遞減以五，最下七十兩。分烏拉特地為東、西、中三公。旱地押荒分六等，上地頃百四十兩，次百，中七十，中次四十，下二十，下下十兩。先提公費三成，其餘半蒙半公，胥如例。其歸蒙地租亦四等，渠地畝歲徵渠租四分五釐。

科布多及烏蘭古木試行屯墾，肇自康熙末年。時參贊連魁陳辦科屬新政，謂「烏蘭古木、巴雅特均科屬杜爾伯特牧地，宜廣營墾。科布多屬雖積沙漠，而札哈沁旗、明阿特左右翼各旗及厄魯特旗，各臨其所屬河泊，沿河田陌可耕者多，興墾實邊，於是乎在」。廷議允行。若烏梁海屬布倫托海蒙地，自同治時開屯，頒帑金十萬。嗣李雲霖以操切激兵變，墾事中停。至是修渠告成，以上渠屯兵併合下渠，從其便也。阿爾泰旗高寒稀雨澤，僅成官屯四、民屯一云。札薩克圖王公旗荒，每晌上等四兩四錢，中二兩四，下一兩四，均收一五經費。凡依次領地，熟地百晌，須兼生荒二百晌。王旗至十一年放竣，都六十二萬五千餘晌。其明年，續放旗界山餘各荒，設洮南屬縣二。公旗自招之戶曰紅戶，台吉壯丁等私招者曰黑戶。洮南沿荒段放齊後，河北荒段，至宣統元年，共丈十九萬四千餘晌。圖什業圖蒙荒，亦仿札薩克圖成案。

熱河蒙荒，喀喇沁東旗已成良沃，敖漢半磽確，巴林較富。都統廷傑建言八事，以漸興舉。其蒙旗荒之隸奉屬者，約放八萬九千餘晌，而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東西扎魯特三旗可耕地，共八千頃，上則頃收價七十兩，中五十，下三十。扎賚特蒙旗新舊放荒綜六七萬晌，置大賚庁，捆出本旗蒙屯四十七所，外旗五十九所，近地餘荒，晌收押租一兩四錢。時復丈科爾沁公旗地二十四萬一千四百餘晌，郭爾羅斯後旗沿江地荒而實腴，晌加收公費三十兩，蒙地及學務各半之。及是開放無餘。翌年，城甸餘荒亦畢放。長春本前旗蒙地，凡四十一萬九千餘晌。宣統二年，復放新荒，以公費資辦府屬審判，拓荒務以裨新政。更定巴林荒價，上則頃七十兩，中五十，下三十。達爾汗王旗采哈新甸荒地分三則，上則晌六兩，中四兩，下二兩。二共放實荒六萬二百餘晌。三年，復放達爾罕洮、遼站荒，備置驛通道焉。

青海向為蒙、番牧藪，久禁漢、回墾田，而壤沃宜耕者不少。曩年羹堯定議開屯，發北五省徒人能種地往布隆吉爾興墾。最後慶恕主其事，以番族雜居，與純全蒙地殊異，極陳可慮者五端。嗣又勸導蒙、番各族交地，以資拓殖，無論遠近漢民皆得領，惟杜絕回族，以遏亂萌。於是開局放荒，黃河以南出荒萬餘畝，迤北至五萬餘畝。又慮其反覆也，募實兵額，分留以鎮讋之。番地僻，山峻且寒，僅燕麥菜籽，雖歲穰，畝收不過升四五，課務取輕，以次推行。近地始自光、宣之際，議墾荒尤亟，以物力之不易，而大舉之無時，冀其地無棄利，人靡餘力，蓋猶有待焉。

清丈蘆洲田畝，前允行之九江濱江蘆地，原定下則起科，是後蘆洲徵糧，普令以一分以下為率。奉天廣寧一帶盪田墾殖舊矣，嗣以將軍弘晌言，開鷂、鷹二河盪田三十八萬二千餘頃，令三年後升科，五年後丈量。而牛庄等處葦塘，近年河徙荒出，葦商大半匿墾，往往召爭，先後訂變通章程，迥別於故荒舊例。尋又丈放鳳凰、岫岩、安東葦塘約十餘萬畝，按地編號，具魚鱗圖冊，事在光緒末年。江南葦營草地，向由大河衛子領墾納租，而江北則置樵兵備河務，左右兩營，當海州、阜寧間，共地八千五百餘頃，而續涸新漲不與焉。自河道改而樵兵虛設。宣統時部議裁汰，改為放荒，任人入貲承業云。

自光緒中葉，御史曾忠彥疏請振興農學，特立農工商部，專其職司。數詔天下長吏，講求釐剔荒產，以為振興之資。宣統初，部上農林推廣二十二事，始於籌款辦荒，而坦區宜闢田，山隴畸零邊地宜林木，責所司各於其境測驗氣候土性，表之圖之，荒價之免否，升科之緩急，分等釐別，而以考覈官吏編報成績，以行其懲勸。復訂種樹行水獎掖專例。洎乎革命勢成，事之未畢舉者，正復不少也。

曰營田水利。聖祖時，墾天津荒地萬畝為水田。世宗於灤、薊創營田，設營田水利府，命怡親王董其事。王與大學士朱軾匯上事例四端。尋於天津等屬分立營田四局，領以專官。因地勢濬流築圩，建閘開渠，民人原耕者，官給工本，募江、浙老農，予月餼，教耕穫，翌年，得熟田百五十餘頃。至雍正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餘，雖糜帑不貲，而行之有驗，惜功未竟，後漸廢弛。獨磁州溝洫如故，歲常豐稔。

高宗飭直督李衛修治水田，復遣大理卿汪漋總江南水利工務，南北並營。已而高斌言桑乾河兩岸可開大渠，引水治稻田，從之。嘉慶之季，命方受疇經畫直省水利，兼戒魯、晉、豫亦於其境各籌所施。顧猶有言直隸難舉水田者。百年以來，李光地、陸隴其、朱軾等皆詳言直隸水田利益，林則徐擬開近畿水田疏尤切至。財絀議沮，迄未暢行。自後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屬捐興水利，得稻田四千二百餘畝，崇厚繼之，頻年勸墾鹽水沽亦頗效。其後周盛傳鎮天津，修水利，成稻田六萬餘頃，土潤穫饒，至今利之。

同治時，陝西西安、同州等屬設局釐荒產，興營田。洎光緒中，次第招墾至三萬四千餘畝，改局為所，州縣領理之。時直屬營田半荒棄，三晉洊災，臺臣夏獻馨、唐樹楠、彭世昌、劉瑞祺等先後疏言水利，華煇亦陳八事。直督王文韶謂「輕租價以恤民艱，疏溝渠以利水道，則樂墾者多」，因是天津營田徵租至四萬九百餘畝。山東巡撫張汝梅亦請疏河道，濬溝渠，以興水利為農政本源；陝甘總督升允則請於陝西募水利新軍左右兩旗，將來撥歸屯所，授地使耕，藉廣屯政。其後奉天以東西遼河、大凌河諸川無涓滴水利，亦奏定采內地引渠灌地諸法，先就小河枝水鑿渠試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