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一共三十六篇,六本纪,三十列传,是唐朝散骑常侍姚思廉写的。一开始啊,思廉他爹姚察,是梁朝和陈朝的史官,负责记录两朝的历史。他写到一半,陈朝就亡了。隋文帝很看重姚察,经常找他了解梁陈两朝的事儿,姚察就把他整理的史料一篇一篇地呈给皇帝。隋文帝还派虞世基去姚察那儿要书稿,结果姚察还没写完就去世了。姚察临终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儿子思廉。
唐朝建立后,武德五年,唐高祖觉得从魏朝以来,两百多年,朝代更迭频繁,历史记载很混乱,就下令要重新整理史书。思廉就接了这个差事,开始写《陈书》。可这活儿太大了,过了好久还没写完。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又下令让他在秘书省里专心写书。直到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日,书才终于写完上交。
想想看啊,这《陈书》从姚察开始写,到思廉完成,前后经历了三代人,父子俩接力,花了十几年才完成,可见这工作有多难!可是这书写完之后,跟《宋书》、《魏书》、《梁书》、《齐书》这些书比起来,流传的版本很少,所以后世学者对陈朝的历史了解得也不多。而且因为流传少,皇宫里的藏本也经常出现缺漏错误。
直到嘉祐六年八月,朝廷才下令校对《陈书》,准备刻印发行。我们这些人就建议说:“梁书、陈书这些书本来就缺失严重,只有宫里藏着几本,恐怕不足以确定最终版本。最好能下令,让京城和各州县藏书的人家都把他们手里的书拿出来。”先帝就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到了嘉祐七年冬天,各地陆续送来了书,我们开始对照校对。到了嘉祐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终于校对完成,可以流传给后世学者了。那些有疑问的地方,我们也不敢随意改动,只是分别在篇末做了注释。原来的《陈书》没有目录,列传里人物的姓名也经常出错,所以我们又另外编了一份目录,方便大家查阅。
陈国啊,它之所以是陈国,说到底就是靠各种偷奸耍滑的计策起家的,根本没有先王那种治理国家的良策、礼义廉耻的风气和教化百姓的好方法可以作为榜样流传后世。但是,陈国最初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它善于用人,并且统治者能够权衡利弊,讲究策略,为人谦恭俭朴,爱护百姓。而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则是被奸臣迷惑,沉溺于宠妾美人的享乐,忘记了潜在的危险,放纵私欲。陈国的兴衰成败,根本原因都在于自己。至于陈国在制度方面,比如设立官职、州郡等等,虽然这些措施比较简单粗浅,但毕竟也施行过一段时间,都是后世学者应该认真研究考证的。
当时的陈国,那些争权夺利、欺骗耍诈、苟且偷安之辈,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列举出来,作为后世的警戒。更别说在陈国灭亡的混乱时期,那些安贫乐道、坚守正义,不为祸乱、权势、利益所动的人,他们也并非绝迹。这些人啊,可以说是非常忠厚善良了。他们的精神品质,正是古人所向往却难以达到的境界,《风雨》这首诗就是为他们而作的,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的精神在天下销声匿迹呢?所以,陈国的历史,怎么能废弃呢?
这本书,写成本来就很难,写成之后又长期不为人知。直到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后,各种古代典籍和史事才被广泛研究,这本书才得以在天下流行,成为学者们研读的对象。它流传如此艰难,难道不是因为它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吗?
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恭敬地呈上目录,冒死进献。)
话说,始兴王叔陵,字子嵩,是高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梁朝承圣年间,高宗还在江陵当直阁将军的时候,叔陵就出生了。后来江陵城被敌人攻破了,高宗皇帝就带着家人跑到关中去了,而叔陵则被留在了穰城。等高宗皇帝回师的时候,就把太子(后主)和叔陵一起留在了敌方做人质。到了天嘉三年,高宗皇帝把太子(后主)接回京城,叔陵也跟着回来了,并且被封为康乐侯,食邑五百户。
就这样,叔陵完成了从战乱中被留下的孩子到受封侯爵的转变。他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叔陵从小就口才好,爱慕虚荣,性格强硬,谁也不放在眼里。光大元年,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第二年,他又外放,担任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太建元年,他被封为始兴郡王,负责祭祀昭烈王。之后又升任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军师将军,刺史的职务不变。那时候叔陵才十六岁,政事都由他自己处理,手下官员根本插不上手。他性格严厉刻薄,下属们都对他又怕又恨。那些皇亲国戚和被罢免的县令县长,都被他逼着为他办事。
豫章内史钱法成去拜访他,叔陵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季卿派去牵马,季卿觉得很丢脸,没及时赶到,叔陵勃然大怒,羞辱了钱法成,钱法成气愤之下自杀了。 就算那些州县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也随意过问,甚至审理案件。朝中大臣和下级官员,只要稍微有点不顺他的意,他就诬告陷害,把他们判处死刑。没多久,他又升任云麾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年后,又加封侍中。四年后,他又升任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使持节的职务不变。各州的官员听说他要来,都吓得瑟瑟发抖。
叔陵越来越嚣张跋扈,征讨蛮夷,所得财物全部据为己有,一点也不拿出来赏赐部下。他征收赋税、差役,没有一点节制。晚上经常不睡觉,点着蜡烛到天亮,召集宾客,聊一些民间琐事,嬉笑怒骂无所顾忌。他虽然不喝酒,却喜欢准备很多美味佳肴,整天吃吃喝喝。从早上到中午,他才睡一会儿。 他的属下,除非他叫,否则根本不敢把公文呈给他。那些被他惩罚的人,都被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好几年,他根本不管不问。潇湘以南地区,都被他弄得服服帖帖,几乎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要是有人敢逃跑,他就杀掉他们的妻儿。各州县长官都不敢上报,高宗皇帝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他又升任镇南将军,配给了一支鼓吹乐队,又升任中卫将军。九年后,他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鼓吹乐队都保留不变。
高宗皇帝病重了,太子和其他的皇子都去侍疾。结果高宗皇帝驾崩在宣福殿。第二天早上,新皇帝悲痛欲绝地伏在地上哭泣,这时,叔陵竟然用削药的刀砍向新皇帝的脖子!太后听到消息赶紧赶来救驾,叔陵又砍了太后好几刀。还好新皇帝的乳母吴氏当时就在太后身边,她从后面拉住新皇帝的胳膊,新皇帝才得以站起来。叔陵还想抓住皇帝的衣服,但皇帝奋力挣脱了。这时,长沙王叔坚冲上去抓住叔陵,夺下他的刀,把他绑在柱子上,用他的衣袖把他捆了起来。吴氏乳母已经扶着新皇帝躲避危险了,叔坚四处寻找新皇帝,准备听候皇帝的吩咐。
叔陵趁机挣脱了束缚,猛地冲出云龙门,赶紧驾车回到东府,召集他的士兵,赏赐金银,还向外面召集诸王将领,但是没有人响应他,只有新安王伯固听到消息后赶来支援。叔陵只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一开始想据城防守,可是没过多久,右卫将军萧摩诃带兵到达了府西门。叔陵情况危急,非常害怕,就派记室韦谅拿着他的鼓乐器乐去见萧摩诃,还对他说:“要是事情办成了,一定让你当上朝廷重臣!”萧摩诃骗他说:“得等王上心腹大将亲自来,我才敢听令行事。”叔陵又派戴温、谭骐驎两人去见萧摩诃,萧摩诃却把他们抓起来送到了朝廷,在阁道下把他们斩首了。
叔陵知道大势已去,就把他的妃子张氏和七个宠妾都扔进井里淹死了。叔陵手下还有部队驻扎在新林,于是他带着几百人马,从小航渡过河,想赶往新林,然后乘船北上。走到白杨路的时候,被朝廷的军队拦截了。伯固看到军队来了,就赶紧躲进小巷里。叔陵骑马追赶,拔出刀来砍他,伯固又跑出来了。叔陵的手下大部分都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了。萧摩诃、马容、陈智深一起冲上去刺杀叔陵,叔陵当场毙命。宦官王飞禽又用刀砍了叔陵十几刀,马容和陈仲华砍下了叔陵的头,送到了朝廷。从寅时到巳时,这场叛乱才平定下来。
各位大臣奏报说:“那个叛贼,以前是侍中、中军大将军、始兴王叔陵,从小就凶狠暴戾,长大后更是贪婪残暴。他被派去抚慰湘南,又镇守九江,两个地方的老百姓都被他搜刮得一干二净。他长着凶狠的眼睛,发出豺狼般的叫声,轻浮放荡,不孝顺父母,不仁爱百姓,阻挠军队,残忍暴虐,没有礼义廉耻,只知道杀人。当他住在偏僻的地方时,就沉迷于酒色,放纵自己,生孩子都在馆驿里,日日夜夜如此。白天躲藏,晚上出来游荡,总是干些奸诈诡秘的事,抢劫百姓,甚至挖掘坟墓盗取财物。谢太傅辅佐晋朝建立政权,开创了江左的局面,叔陵竟然砍开谢太傅的棺材,暴尸荒野,这简直令人震惊!自从先帝生病后,第二天病情还没好转,叔陵身为朝廷重臣,却在侍奉医药期间,表面上没有悲伤的表情,心里却想着谋反杀害皇帝。先帝病情严重后,皇帝痛苦地号哭,叔陵竟然匍匐前进,把手伸向皇帝的龙辇。皇太后亲临现场,叔陵又挥舞刀剑,他的凶残暴虐,古今罕见。幸亏长沙王叔坚忠诚孝顺,勇敢果断,及时阻止了叔陵,保护了皇帝的安全。叔陵逃到东城,招集同伙,他的余党势力还很强大,最后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虽然叔陵已经被处死,但我们的愤怒还没有平息,我们经过商议,请求按照宋朝的旧例,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污染他的住宅,并且毁掉他娘家彭氏的坟墓,以慰谢氏家族在天之灵。”
皇帝下令说:“这个凶残暴虐的家伙,竟然敢在宫中作乱,幸好祖宗保佑,及时将其消灭。朕听了这件事,既悲伤又愤怒,朝臣们已经提出了处理办法,就按照你们的奏请办理吧!”
叔陵的儿子们,当天都被处死了。以前的衡阳内史彭暠,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中录事参军兼记室韦谅,典签俞公喜,也都受到了处罚。彭暠是叔陵的舅舅,当初跟随高宗皇帝在关中,还立过一些功劳,后来依靠叔陵的关系,先后担任了历阳和衡阳两郡的太守。郑信善于文书记录,很受叔陵宠信,叔陵的谋划,他都参与其中。韦谅是京兆人,梁朝侍中、护军将军韦粲的儿子,因为学识渊博被叔陵看重。
陈智深因为平定叔陵的功劳,被任命为巴陵内史,封为游安县子。陈仲华被任命为下巂太守,封为新夷县子。王飞禽被任命为伏波将军。他们都分别得到了赏赐。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是世祖的第五个儿子。他出生时胸部像龟壳一样,眼睛明亮有神,长得又矮又小,但却口才很好,善于辩论。天嘉六年,他被立为新安郡王,食邑二千户。废帝继位后,他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南琅邪、彭城、东海三郡诸军事、云麾将军、彭城、琅邪二郡太守。不久后,他又被调到中央担任丹阳尹,将军的职位不变。
太建元年,他被晋升为智武将军,丹阳尹的职位不变。任期满了以后,他又被晋升为翊右将军。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平东将军、吴兴太守。四年后,他回到朝廷担任侍中、翊前将军,后来又升迁为安前将军、中领军。七年后,他又被外放到地方担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兖四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伯固这个人特别喜欢喝酒,却不攒钱,领到的俸禄,用度没有节制。喝醉了以后,经常向别人要东西,在诸王中,算是最穷困的。高宗皇帝总是很同情他,额外赏赐给他不少东西。伯固为人比较轻率,喜欢打人,当州官的时候不理政事,每天都出去打猎,有时甚至躺在车上睡到草地里,还叫老百姓跟着他一起玩,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打到的獐子鹿,都让它们活着送到宫里去。高宗皇帝虽然知道这些事,也派人多次责备他,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十年后,他回到朝廷,再次担任侍中、镇右将军,不久后又改任护军将军。同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兼领左骁骑将军,侍中、镇右将军的职位不变。伯固这个人对玄学很有研究,但是其他的学问一窍不通,不过,要是和他辩论,他往往能说出一些奇特的见解。他当官很严厉,国子监里要是有人偷懒不学习,他就狠狠地惩罚他们,学生们都很害怕他,因此学习风气也好了不少。
十二年,他兼任宗正卿。十三年,他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的职位不变。
话说武则天儿子李显当太子的时候,跟一个叫崔伯固的特别要好,俩人整天混在一起。崔伯固还特别会开玩笑,李显他爹高宗每次开宴会,都带着崔伯固。结果,李显的叔叔李叔良在江州当官,心里头特别眼红崔伯固受宠,就偷偷摸摸地找崔伯固的毛病,想找个机会把他整下去。
后来李叔良回朝了,崔伯固害怕惹上麻烦,就巴结李叔良,想探探他的口风。于是,这俩人就开始一起攻击朝中的大臣,不管职位多高,年纪多大,都当面指责,一点都不害怕。崔伯固本来就喜欢打猎,李叔良又喜欢盗墓,俩人经常一起到野外玩,关系越来越铁,最后竟然密谋造反。崔伯固在宫里当差,有什么秘密话,都告诉李叔良。
等李叔良逃到东宫造反,还派人通知了崔伯固。崔伯固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过去了,帮李叔良指挥战斗。一看事不好办,就想跑,结果城门已经关了,出不去,只好跟李叔良一起往白杨道跑。结果碰上朝廷的军队,被乱军杀了,死在了东昌馆门口,那年他才28岁。皇帝下旨说:“崔伯固参与了这次叛乱,死在了路上。按照规矩应该怎么处理,朕心里实在不忍,就准许给他用庶人的礼仪下葬吧。”又下旨说:“崔伯固参与了大逆不道的叛乱,自绝于天,按理说应该株连九族,但是考虑到他的孩子太小,不懂事,就赦免他们为庶人吧。” 崔伯固的家属也都被赦免了。
史书上评论说:孔子说过,“财富和地位,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就不应该拥有。”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有嫡庶之分,长幼之序。李叔良性格暴躁,急功近利,最终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崔伯固虽然只是个跑腿的,但罪责难逃,真是令人惋惜啊!
熊昙朗,南昌人,家世显赫。这人啊,从小就野性难驯,力气大得不得了,长得也高大威猛。侯景造反的时候,他拉起了一帮年轻人,占据了丰城县,成了土匪头子,不少亡命之徒都跟着他。后来梁元帝封他做巴山太守。荆州失守后,昙朗的势力越来越大,到处抢劫邻县,抓人卖掉,简直成了山里最大的祸害。
侯瑱镇守豫章的时候,昙朗表面上装得服服帖帖的,其实暗地里想算计侯瑱。侯方儿造反,要对付侯瑱,昙朗就给他出谋划策。侯瑱战败,昙朗抢到了侯瑱不少的战马兵器和家眷。后来萧勃翻越山岭,欧阳頠当先锋,昙朗骗欧阳頠说一起攻打巴山的黄法抃,又跑去告诉黄法抃说要和他一起打欧阳頠,还跟黄法抃约定:“事成之后,战利品归我。”出兵的时候,他和欧阳頠互相配合前进,又骗欧阳頠说:“我弟弟余孝顷想偷袭我们,得留一部分兵力防备,咱们武器装备也不多,恐怕不够用。”欧阳頠就给他送了三百套铠甲。到了城下,快要打仗了,昙朗假装撤退,黄法抃乘机进攻,欧阳頠失去了援军,慌忙败退,昙朗就捡了便宜,把欧阳頠的战马兵器都拿走了。
那时候,巴山的陈定也带兵扎营,昙朗就假装把女儿嫁给陈定的儿子。他还跟陈定说:“周迪和我的弟弟余孝顷都不乐意这门婚事,必须派重兵来迎亲。”陈定就派了三百精兵和二十个当地豪强去迎亲,结果到了昙朗那里,全被抓了,马匹兵器也被抢走,昙朗还狮子大开口,要钱赎人。
公元553年,昙朗因为是南川地区有实力的首领,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游骑将军。没多久,他又升任持节、飙猛将军、桂州刺史,兼任丰城县令,后来还当上了宜春郡和豫章郡的太守。当时王琳派李孝钦等人跟着余孝顷去临川攻打周迪,昙朗就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去支援。那一年,因为立功,昙朗被任命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宁远将军,被封为永化县侯,食邑一千户,还配给了一支仪仗队。 因为他抵抗王琳有功,又升任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前的官职都保留着。后来周文育攻打余孝顷于豫章,昙朗带兵去支援,结果周文育战败,昙朗竟然杀了周文育,以此来讨好王琳。(这事儿《周文育传》里也有记载)。然后,昙朗抓了周文育手下所有将领,占据了新淦县,沿着江边修筑城池。
王琳往东进攻,梁武帝萧绎征召南川的军队,江州刺史周迪和高州刺史黄法抃想顺流而下支援,昙朗就占据城池,摆开战船阻拦他们。周迪和黄法抃于是率领南方的军队修筑城池包围昙朗,切断了昙朗和王琳之间的联系。等王琳战败逃跑后,昙朗的部下离心离德,周迪攻破了昙朗的城池,俘获了上万男女老幼。昙朗逃到村子里,被村民杀死,他的首级被送到京城,悬挂在朱雀观示众。之后,昙朗的家族成员,不管老少都被处死了。
周迪是临川南城人。年轻时住在山里,力气很大,能拉开强弓,靠打猎为生。侯景之乱的时候,周迪的族人周续在临川起兵,梁朝的始兴王萧毅把郡守的位置让给了周续,周迪就招募乡里人跟随周续,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非常勇猛。周续手下的将领,都是郡里的豪族,渐渐地变得骄横跋扈,周续想管束他们,结果那些将领都怨恨他,一起杀了周续,推举周迪当首领。周迪于是占据了临川,在工塘修筑城池。梁元帝萧绎任命周迪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高州刺史,封他为临汝县侯,食邑五百户。
公元553年,我被任命为临川内史。没多久,我又被授予使持节、散骑常侍、信威将军、衡州刺史的头衔,同时兼任临川内史。当时周文育在讨伐萧勃,我呢,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看看战局发展再说。周文育派他的长史陆山才来跟我说事儿,我二话不说,就拿出大量的粮草支援周文育。萧勃被平定了,因为我的功劳,我被加封为振远将军,并且升迁为江州刺史。
高祖皇帝登基之后,王琳率兵南下。我当时想占据南川,于是把辖区内八个郡的郡守县令都召集起来,结成同盟,表面上说要响应朝廷号召,进京勤王。朝廷怕我搞事情,就赶紧派人来安抚我。王琳到了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响应王琳。王琳觉得南川各郡可以轻易拿下,就派他的将领李孝钦、樊猛等人南下征集粮草。樊猛他们跟余孝顷合兵一处,兵力达到两万人左右,直逼工塘,一路攻占了八座城池,气势汹汹地要来对付我。我派周敷率领军队驻扎在临川旧郡,切断江口,然后亲自出战,结果大获全胜,把那八座城池都给端了,还活捉了李孝钦、樊猛、余孝顷,把他们押送到京城。缴获的军械堆积如山,俘虏的人马也很多,这些我都上报朝廷了。公元558年,因为我的功劳,我又被加封为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食邑增加了一千五百户,还配了一支仪仗队。
陈霸先当上皇帝之后,封他为安南将军。后来熊昙朗造反,他和周敷、黄法抃一起带兵把熊昙朗围起来,杀了他,彻底平定了叛乱。
王琳战败后,皇帝召他去湓城镇守,又把他的儿子叫进宫里。他犹豫不决,左顾右盼的,就是不去。豫章太守周敷本来是他的部下。这时候,周敷和黄法抃带着自己的军队去京城朝见皇帝。皇帝表彰了他们平定熊昙朗的功劳,还给他们升官加赏。 他听说后,心里很不爽,就偷偷地跟留异勾结在一起。
等到朝廷军队讨伐留异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不安,就派他弟弟方兴带兵去袭击周敷。周敷跟他们打了一仗,把他们打败了。他又另外派兵去袭击在湓城的华皎,事情败露了,全都被华皎抓住了。
天嘉三年春天,皇帝下诏书赦免了因为他的错误而受牵连的南川百姓。然后任命江州刺史吴明彻统领大军,和高州刺史黄法抃、豫章太守周敷一起讨伐他。 这时候,尚书府下达了命令,原文如下:
各位临川郡的父老乡亲们:以前西京繁华的时候,信都王、越王都曾背叛朝廷;东都重新兴盛后,萌王、宠王又犯了错误。所以说,强权者互相争斗,最终被杀戮,这是自古以来的事情,由来已久了。
这个叛贼周迪,本来是朝廷的官员,梁朝灭亡后,他在山谷里横行霸道,抢劫掠夺。我们高祖皇帝亲自率领百越军队,驻扎在九江,洗净了那里的泥沙,给了他官职和兵权,还赏赐给他玉佩和兽符,对他恩重如山,这份恩情真是难以言喻。
朝廷建立后,对周迪多方表示诚意,但是国家局势艰难,他却没有什么作为。皇上赏赐他高官厚禄,让他统领军队,凭借地势险要,欺压百姓。最近王琳刚开始叛乱,萧勃还没被平定,周迪就勾结三湘之地,又和岭南五岭地区联系,衡阳、广州平定后,他本该安分守己,却在江陵、郢州地区又再次叛乱,占据一郡之地,心怀鬼胎,言行不一。
主要是因为新吴地区还没平定,地势偏远,兵力强大,互相兼并,形成了这种局面。他搜刮财物,俘虏百姓,把这些都当成私产,从不向朝廷报捷。朝廷派人去劝说他,他却左右摇摆,两面讨好。朝廷宽宏大量,重用提拔他,让他位高权重,富贵荣华,超过了其他的功臣。
可是他带兵越过山岭,去支援其他叛军,又突然反悔,拒绝朝廷的命令。所以司空愍公劝他与朝廷和好,情同兄弟,因为你们的城池相连,就像嘴唇和牙齿一样,如果彭城被攻破,你们也难以幸免。但是他却因为这些原因,结党营私。
当时北方敌人入侵,西方叛军作乱,周迪竟然把粮食和鞋子都送给敌人,还接受敌人的爵位和军队的编制,完全听从叛军的指挥。等到朝廷大军凯旋,平定了叛乱,周迪却逃之夭夭,朝廷下诏书安抚百姓,劝说他归顺,许多达官贵人劝说他,但是他依然执迷不悟。
直到熊昙朗平定了丰城,这都是因为仪同法抃的功劳,还有安西周敷的协助,朝廷有赏罚的制度,应该奖励有功之臣,但是周迪却恩将仇报,阴谋诡计,变本加厉。他被征调到湓城,多年不来,请求派儿子来代替他,多年不来朝见。
他还勾结逃亡的罪犯,招揽不法之徒,又暗中联系京城,图谋不轨。他私自收取赋税,不交给朝廷,压迫商人,危害百姓,暗中与叛军勾结,内外勾结,互相帮助,企图共同对抗朝廷。
他以为我们的军队兵力不足,百越地区还没平定,就攻破了述城,抓走了百姓的妻儿,又袭击湓州,向蠡县用兵,抓捕当地首领,围攻城池,幸好朝廷早有准备,及时将其击败。
华皎、陆子隆两位将军带兵打败了叛军,保住了全郡的安全。华皎官职是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寻阳太守怀仁县伯;陆子隆是明威将军、庐陵太守益阳县子。
周敷将军,官职是持节、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定州刺史、领豫章太守西丰县侯,他亲自上阵,冲锋陷阵,率领将士以少胜多,斩杀敌人上万,俘虏数千。战斗结束后,他立即着手修缮城防。
法抃将军,官职是使持节、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县侯,他早就以战功和忠诚闻名。在接到圣旨之前,他就已经率领军队支援周敷等人,之后又支援陆子隆。他带领士兵们日夜兼程,追击溃逃的敌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最终彻底消灭了叛军。 这就像拔掉烂树根不用费力找斧头,落叶自然会凋零不用强风吹拂;消灭杂草的关键在于不让它蔓延,扑灭火灾要趁早。这次能取得胜利,全靠各位将领的英勇果敢。
现在,朝廷派遣刘广德、孙晓、鲁广达、鲁悉达率领一万士兵从兴口出发。刘广德官职是镇南仪同司马、湘东公相;孙晓是平西司马;鲁广达是北新蔡太守;鲁悉达是持节、安南将军、吴州刺史彭泽县侯。
同时,朝廷又派遣胡铄、钱法成、樊毅、焦僧度、张智达、吴明彻率领水陆大军直逼临川。胡铄是前吴兴太守;钱法成是树功将军、前宣城太守;樊毅是天门、义阳二郡太守;焦僧度是云麾将军、合州刺史南固县侯;张智达是严武将军、建州刺史辰县子;吴明彻是持节、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安吴县侯。
刘士京、蔡僧贵、刘峰、陆子隆、阙慎都听从法抃将军的指挥,一起收复故郡。刘士京是前安成内史;蔡僧贵是巴山太守;刘峰是南康内史;陆子隆是庐陵太守;阙慎是安成内史。 此外,朝廷还命令华皎、潘纯陁、章昭达率领精兵强将直捣敌营。华皎是寻阳太守;潘纯陁是光烈将军、巴州刺史;章昭达是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欣乐县侯。
朝廷又命令度将军率领军队增援。度将军官职是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湘州刺史湘东郡公;他派遣各路军队陆续出发,水陆大军浩浩荡荡。
同时,朝廷还命令欧阳頠率领他儿子欧阳盛、欧阳邃以及侯晓等将领,率领精兵强将从岭南北上。欧阳頠是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欧阳盛是交州刺史;欧阳邃是新任太子右率;侯晓是衡州刺史。
各路大军千里奔袭,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就像绳子套住了要杀的兔子,根本跑不掉。 安都司空大都督已经平定了叛乱,很快就要凯旋而归了。等到庆功宴结束后,大军将乘胜追击,彻底剿灭叛匪,就像烧掉毛发一样迅速。
朝廷已经下达了明确的诏令,罪责只在于叛乱首领,百姓都是无辜的,全部赦免。 那些抓住机会立功的人,将得到额外的奖励;那些执迷不悟、继续作恶的人,将受到严惩,绝不宽恕。
吴明彻带兵攻打侯景的余部,结果没打下来。皇帝就派了高宗去指挥作战,侯景的部队被打垮了,家人都被抓了,他自己才逃过一劫,翻过山岭跑到晋安,投奔了陈宝应。陈宝应给了他兵力和物资,还派了自己的儿子陈忠臣跟着他。
第二年秋天,侯景又翻过了东兴岭。东兴、南城、永成这几个县的人都是他以前的手下,都来帮他。皇帝又派章昭达去征讨他,侯景又逃到山里去了。说起来,侯景造反的时候,老百姓都丢了原来的工作,到处抢劫,就只有侯景的部队不一样,他们没去抢劫,还分田地给老百姓耕种,大家都有余粮,社会秩序井然,税收也按时收缴。其他郡县都缺粮,都靠侯景的地区供应。侯景为人质朴,不讲究排场,冬天穿短布袍,夏天穿紫纱单衣,经常光着脚,虽然身边有卫兵和乐伎,但他自己却像个普通人一样,织绳子、劈竹子,丝毫不受影响。他为人慷慨,施舍东西,分毫不差,虽然不太会说话,但为人诚实可靠,临川的人都敬重他。所以这次,大家一起藏匿他,即使朝廷下令严惩,也没人肯出卖他。
章昭达也翻过山,驻扎在建安,和陈宝应对抗,侯景又重新集结部队,从东兴杀了出来。当时宣城太守钱肃守卫东兴,竟然投降了侯景。吴州刺史陈详带兵去攻打侯景,结果大败,虔化侯陈訬和陈留太守张遂都战死了,侯景的势力又壮大了。皇帝又派程灵洗去讨伐,把他打败了。侯景带着十几个手下躲进山洞里。时间久了,跟着他的人也受不了了。后来,侯景派人偷偷到临川城里买鱼和肉,结果因为脚痛,在一家客栈休息,客栈老板就告诉了临川太守骆牙。骆牙抓住了这个人,逼他招供侯景的下落。然后派了几个精兵强将进山,诱骗侯景出来打猎,在路上设下埋伏,把他杀了,把他的脑袋送到京城,在朱雀观示众三天。
留异,是东阳长山人,他们家在当地可是个响当当的名门望族。留异这人呢,挺会装腔作势的,说话一套一套的,在乡里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还聚集了一帮小混混,经常欺压穷苦百姓,当地官府都拿他没办法。后来他当上了梁朝的蟹浦戍主,又当过晋安、安固两县的县令。
侯景起兵造反的时候,他回到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可巧的是,东阳郡丞跟他有仇,就带兵把他给杀了,连他老婆孩子都没放过。东阳太守沈巡看不下去,就让出了郡守的位置给留异。留异让自己的侄子留超代理郡守,自己则跟着沈巡去京城。
京城沦陷后,留异跟着临城公萧大连,萧大连把他当作心腹,让他负责军事。可留异这人太狠毒了,也没什么长远打算,总是仗着萧大连的势力耀武扬威,萧大连手下的将士们都对他很反感。后来,宋子仙率军渡过浙江,留异就逃回了老家,然后带着他的队伍投降了宋子仙。这时候,萧大连也正往东阳的信安岭赶,想去鄱阳,留异就当了宋子仙的向导,还帮着抓了萧大连。侯景后来任命留异为东阳太守,还把他的老婆孩子扣为人质。
侯景的部下刘神茂起兵反抗侯景,留异表面上跟刘神茂合作,背地里却跟侯景勾结。刘神茂兵败被杀后,只有留异逃过一劫。
侯景被平定后,王僧辩派留异去东阳安抚百姓,他还纠集乡里的人马,占据险要地势,手下人马越来越多,州郡都很忌惮他。后来梁元帝任命他为信安县令。荆州失守后,王僧辩又任命他为东阳太守。梁武帝平定会稽后,留异虽然负责运输粮草,但他实际上控制着整个东阳郡,权势很大。
绍泰二年,因为立功,他被任命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缙州刺史,兼任东阳太守,封永兴县侯,食邑五百户。同年,他又升任散骑常侍、信威将军,食邑增加到八百户。更厉害的是,梁武帝还把自己的长女丰安公主嫁给了留异的第三个儿子留贞臣。永定二年,朝廷征召他担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但他一直推脱不去。
皇上继位后,把我提升了,让我当了缙州的军事都督、安南将军、缙州刺史,还兼任东阳太守。 那个异频,派他手下的长史王澌来朝廷当使者。王澌老是说朝廷很虚弱,异频信以为真。虽然表面上还装作臣服的样子,心里却总是两面三刀,暗地里跟王琳在鄱阳信安岭之间偷偷地传递信件。王琳也派人到东阳去,给他安排了当地官员的职位。
等到王琳失败后,皇上派左卫将军沈恪去代替异频当郡守,实际上是想用兵来袭击他。异频就带兵到下淮去抵抗,沈恪跟他打了一仗,打输了,退回了钱塘。异频这才上表谢罪。那时候朝廷的军队正忙着对付湘州和郢州,所以皇上就下诏书安慰他,想把他羁縻住。异频也知道朝廷最终还是要讨伐他,于是就派兵驻守下淮和建德,以防备江路。
湘州平定后,皇上就下诏说:
昔四罪难弘,大妫之所无赦;九黎乱德,少昊之所必诛。
自古以来,帝王将相都不贪图征伐,除非是不得已,才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个叛贼留异,好几次都应该被灭掉,但他却一直修整武器,积蓄力量,已经很多年了。他进献贡品,好像一条龙一样从千里之外跳过来;退却时又犹豫不决,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中年时,他跟番禺暗中勾结,朝廷虽然给他网开一面,赐给他爵位,还把女儿嫁给他,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王琳占据长江中游,他还跟王琳来往密切,甚至还开辟了南川山岭的道路,自封为东面的主人,勾结叛贼,只想着兴风作浪。
现在叛乱平定了,他心里害怕,孤军无援,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又像走投无路的野兽一样想撞墙。虽然他把家人送来当人质,但那只是表面功夫;他儿子回朝,其实心里还是不服气。
我的目标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他有什么过错,我都耐心劝诫过他。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变本加厉,最终还是公开反叛,我实在不能容忍他了。再说,他的地盘富庶,而朝廷南方却贫瘠,他长期霸占着国家的赋税,压榨百姓,连竹子箭矢这样重要的军需物资,都断绝了供应,让朝廷鞭长莫及,那些小毛贼也趁机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我实在替老百姓感到痛心。西边蛮夷都乖乖臣服,主动来朝贡,秦国也跟着效仿,归还了侵占的土地,边境都安定了,只有这一个小小的叛乱,必须彻底消灭。所以,我要派使者带着我的命令,去抓捕他! 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阳郡开国公安都指,去把他捉拿处死,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追究了。
据说,官兵是从钱塘江往上走的,而安都将军却是从会稽、诸暨的山路偷袭了他。听说官兵来了,他吓坏了,丢下郡城就逃到了桃支岭,在岭口设下关卡,据险防守。到了第二年春天,安都将军攻破了他的关卡,他和他的二儿子忠臣逃到了陈宝应那里。于是,官兵抓获了他的其他党羽,男女几千人。天嘉五年,陈宝应也被平定了,一起把他也抓到了建康,在建康城里把他杀了,他的子侄以及同党,不管大小,都被处死了,只有他的三儿子贞臣因为娶了公主而免死。
陈宝应,是晋安侯的官吏。他家是闽中四大家族之一。他父亲羽,很有本事,是当地有名的豪强。陈宝应这个人反复无常,很会耍手段。梁朝的时候,晋安地区多次发生叛乱,杀害了不少郡守,他父亲一开始还参与煽动,后来又当向导帮助官军平叛,从此以后,当地兵权都掌握在他父亲手里了。
侯景造反的时候,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把郡里的事情都交给萧宝应打理。萧云年纪大了,只管处理郡里的政务,让萧宝应负责军事。那时候东边地区闹饥荒,会稽郡尤其严重,死了十七八分之一的人,老百姓都卖儿卖女,只有晋安郡还算富足。萧宝应就派兵从海路去攻击临安、永嘉,还有会稽、余姚、诸暨这些地方,还跟他们做买卖,用粮食换取玉器、丝绸和人口,那些能弄到船只的人,也都纷纷投奔他。所以萧宝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手下兵强马壮。侯景平乱后,元帝就让萧宝应当了晋安太守。
高祖当政的时候,萧云想退休回家,请求把郡守的位置传给萧宝应,高祖同意了。绍泰元年,萧宝应被任命为壮武将军、晋安太守,不久又加封员外散骑常侍。第二年,被封为侯官县侯,食邑五百户。当时东西岭路都被寇贼堵住了,萧宝应就从海路去会稽进贡。高祖称帝后,任命萧宝应为持节、散骑常侍、信武将军、闽州刺史,兼任会稽太守。世祖继位后,又提升萧宝应为宣毅将军,还追封他父亲为光禄大夫,并且让宗正官查清萧宝应的家族谱系,把他列入宗室,还派人给他的子女们封官加爵,不管大小都封了。
萧宝应娶了留异的女儿为妻。侯安都讨伐留异的时候,萧宝应派兵帮忙,还给周迪提供粮草,让他去攻打临川。后来都督章昭达在东兴、南城打败了周迪,世祖就命令章昭达统领大军,从建安南路渡过山岭,又命令益州刺史兼信义太守余孝顷统领会稽、东阳、临海、永嘉等地的军队,从东路夹击,讨伐萧宝应,并且下令宗正官取消萧宝应的宗室身份。 于是尚书府下达命令说:
告晋安的百姓们:古时候陇西的叛军,汉朝没有追究到底;辽东叛乱,魏国采取了宽宏的策略。但是,你萧宝应既没有像汉朝那样立下功勋,也没有像夏朝那样是同姓宗族,却像纳了吴濞的儿子,招来了横渡大海的军队一样,违背了姒启的命令,犯下了像《甘誓》里记载的罪过。何况你萧宝应家族与朝廷没有宗族关系,名声也未载入史册,却三次叛乱,犯下了四重罪行!
话说闽地的陈宝应父子,本来就是一群土匪,靠着蛮横霸道起家。梁朝末年天下大乱,闽地偏远闭塞,陈宝应他爹是个狠角色,煽动山里的蛮民,一个个披头散发,自称头领,根本不讲什么规矩,只知道欺压百姓,横行霸道,后来才勉强收手。可坏事做尽,就像漏网之鱼,逍遥法外,日子过得滋润得很。
东南地区本来就是帝王之气汇聚的地方,陈宝应父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恭敬,但实际上却私藏珍宝,贡品很少。朝廷却一再宽容,对他们恩宠有加,提拔他当郡守,还赏赐了很多宝物,甚至划地建州,让他当起了藩王。 封赏之后,陈宝应依然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出行只有十辆车,却拥有万石的俸禄。朝廷效仿汉朝的优待政策,又封他为侯爵,赏赐无数,连乡下的小孩子都沾了光。
可陈宝应父子却恩将仇报,狼子野心,暗中勾结其他叛乱势力,结为同盟,互相扶持,势力越来越大。等到我们的军队攻打秦望山西部,以及汇泽南川的时候,陈宝应父子竟然敢举起武器,帮助这些凶恶的叛乱分子对抗朝廷,结果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许多叛匪都被杀死了。
我们念在他们是被逼无奈,所以对俘虏都尽量宽大处理,放他们走了。还派使者下诏书,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可是陈宝应父子却依旧铤而走险,继续作恶,欺骗百姓,在山里躲藏。 这就像袁熙在宴席上叹息那些逃兵一样,又像马援看到井底之蛙一样,他们依旧不知悔改。
陈宝应父子不仅抢劫百姓,还把整个地区的钱财都抢走了,所有百姓都成了他们的奴隶。他们互相勾结,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跑到海边去抢劫,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种人还能放过吗? 这简直是无法容忍!
好家伙,我这就派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将军程文季、假节宣猛将军成州刺史甘他、假节云旗将军谭瑱、假节宣猛将军前监临海郡陈思庆、前军将军徐智远、明毅将军宜黄县开国侯慧纪、开远将军新除晋安太守赵彖、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冯、假节信威将军都督东讨诸军事益州刺史余孝顷,带着两万羽林军,乘船破浪,浩浩荡荡地去剿灭孙恩的巢穴!这些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他们多次跟随杨仆将军作战,屡次追击孙恩,就像在江中斩杀蛟龙一样勇猛,简直是让河神冯夷都敲响战鼓,让巨龟鼍龙拉车,用华丽的旗帜装饰战船!
义安太守张绍宾,忠心耿耿,多次派人请求支援;南康内史裴忌,新任轻车将军刘峰,东衡州刺史钱道戢,也都立刻派兵,和张绍宾一起行动。
前司空欧阳公,以前上奏请求出兵讨伐孙恩,他的远见卓识和建议,就像班超的用兵策略一样高明,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遗志和愿望,如同颜回一样,我们不能忘记。征南将军(欧阳修)去世了,皇上依然记得他的遗愿,周南(欧阳修的字)的遗憾,他的儿子欧阳纥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率领两万水陆大军,像控制住鲸鱼一样控制住水路,像抓住野猪一样控制住陆路,带领衡州、广州的军队,与我们六路大军会合。
潼关太守李某,明州太守戴晃,新州太守区白兽,壮武将军修行师,陈留太守张遂,前安成内史阙慎,前庐陵太守陆子隆,前豫宁太守任蛮奴,巴山太守黄法慈,戎昭将军、湘东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鲁广达,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详,还有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昭达,带着五千骑兵和两万步兵,直接渡过邵武,然后驻扎在晋安。他们一路整军行进,克服了山川险阻,计划合力夹击敌人,争取速战速决。
接下来,前宣城太守钱肃,临川太守骆牙,太子左卫率孙诩,寻阳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刘广德,也分别根据情况,在路上进行镇压和拦截,配合大军行动。
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抃,则在江中严阵以待,作为大军的后方保障。
这次军事行动,目标只针对元恶及其子留异,其他参与者只要能及时悔改,立功赎罪,不仅不会被追究责任,反而还会得到奖赏提拔。至于建州、晋州的百姓,长期受战乱之苦的,大军会好好安抚他们,让他们安心生活,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可以返回家乡。其他立功的人,赏赐也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执迷不悟,继续作恶,那可就别怪刀剑无情了。
昭达攻克周迪后,越过东兴岭,驻扎在建安。同时,余孝顷也从海路袭击晋安。宝应占据建安湖边,顽固抵抗朝廷军队,在水陆两边设置了防御工事。昭达采取了坚守防御的策略,没有主动进攻,而是命令士兵伐木制造浮桥。等水位上涨后,利用水流冲击敌人的水栅,然后水陆并进发起进攻。宝应的军队溃败,宝应本人逃到山里,最终被俘,他和二十个子弟一起押解到建康,并在建康的闹市被处斩。
史书上说啊,梁朝末年,天下大乱,到处都是灾难,各种坏人纷纷起义。那些县里的头头、村里的土豪,靠着抢劫掠夺壮大自己,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高祖皇帝应运而生,平定叛乱,恢复了安定。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这些人,虽然赶上了好时候,却依旧心怀不轨,想搞事情。
昙朗这小子,坏事做绝,最后被灭族,也算是罪有应得了。至于陈宝应和留异,咱们高祖皇帝呢,要么是跟他们结亲,拉拢他们,要么是优待他们的家族,其实完全有能力控制住他们,只不过高祖皇帝仁慈宽厚,想以德服人。结果呢,这俩人恩将仇报,各自另有打算,竟然在淮南地区起了称帝的心思,势力虽然比不上当时蜀汉,但也是野心勃勃,想当皇帝。唉,真是他们自己糊涂,最终导致五姓七族被屠杀,真是活该!
哎,这开头就来了个大场面!《易经》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也说“焕乎其有文章”啊!从楚汉时代开始,好多文人墨客就层出不穷了,洛阳、江南一带,文风特别盛行。大家都想跟老天爷比肩,名垂青史,厉害点的就参与国家大事,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差一点的,也能写出文辞清正,表达真情实感的文章。说白了,研究经史礼乐,总结人情世故,贯通古今,评论是非功过,这才是文人最高追求啊!
咱们皇帝陛下,后主啊,特别喜欢文人雅士,还特别重视文学创作,所以一大堆人才都聚拢过来了。大臣们上奏章,献诗赋,他都亲自过目,要是写的特别好,那可是要重赏的,直接升官!所以,那些读书人个个都努力学习,想出人头地呢!当然,那些有名有地位的大文豪,还得看他们实际的功劳来评判。现在呢,我把杜之伟他们这些既有才华又有功绩的人,都记录在这篇文章里。
杜之伟,字子大,是浙江杭州人。他家世代都是读书人,尤其擅长《三礼》。他爸爸杜规,在梁朝做过奉朝请,跟光禄大夫江革、都官尚书孔休源关系都很好。
这孩子沈之伟从小就聪明过人,很有才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尚书》,后来又学习了《诗经》和《礼记》,对这些经典著作都略知一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把各种文史书籍和仪礼典故都看遍了,当时的人都说他少年得志,真是厉害。 徐勉,就是当时的仆射,曾经看过他的文章,非常欣赏他的文笔,觉得他很有力量。
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去同泰寺舍身供养佛祖,下令让徐勉制定相关的仪式程序。徐勉说宫廷里以前没有这个先例,于是就请沈之伟来帮忙起草。就这样,沈之伟被提升为东宫学士,和刘陟等学士一起校对和编写群书,还负责给这些书拟定题目。其中《富教》和《政道》这两篇文章,序言都是沈之伟写的。后来,湘阴侯萧昂当了江州刺史,就让沈之伟当他的记室。萧昂去世后,庐陵王接替了他的位置,还亲自写信邀请沈之伟继续担任记室,但是沈之伟坚决拒绝了,只送了萧昂的灵柩回京。之后,他又侍奉临城公读书。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扬州议曹从事、南康嗣王墨曹参军,还兼任太学博士。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仪式,当时乐府里没有孔子和颜回的登歌词,尚书参议就让沈之伟来创作。伶人学会了这首歌词,之后就成了仪式上的固定节目。 接着,他又被提升为安前邵陵王田曹参军,后来又转任刑狱参军。沈之伟虽然官职很低,但是因为他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名气很大。吏部尚书张缵很了解他,认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侯景造反的时候,颜之伟四处逃窜,躲到山里去了。后来高祖当了丞相,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就把他召来,让他当记室参军。 后来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兼任大著作。高祖登基后,又任命他为鸿胪卿,其他的官职都保留着。
颜之伟就上书请求辞去大著作的职务,说:“我从绍泰元年开始担任中书侍郎,负责掌管国史,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我本来就出身卑微,蒙受您的恩宠和赏识,我希望能报答您的恩情,不敢轻易放弃官职。可是现在是新朝建立,需要像轩辕、昊天那样治理国家,记录言行和事件,不能轻易更换人选,而负责修撰国史的人才,更应该选择最优秀的人。御史中丞沈炯、尚书左丞徐陵、以前梁朝兼任大著作的虞荔、以前梁朝黄门侍郎孔奂,他们有的文笔清丽流畅,有的知识渊博,熟悉古代典籍,担任修史的重任,他们都是人才,我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改变朝廷的安排,再次阻碍贤才的晋升之路。尧舜时代都推让贤能,虽然我们做不到那样,但我还是想陈述我的想法,希望能得到您的体谅。”皇上特别恩准,但没同意他的请求。没多久,他又被调任大匠卿,后来又升迁为太中大夫,仍然负责撰写梁史。永定三年去世,享年五十二岁。高祖非常惋惜他,下诏追赠他通直散骑常侍的官职,赏赐钱五万,布五十匹,以及一口棺材,并下令在规定的日期为他举行哀悼仪式。
颜之伟写文章,不追求华丽浮夸,而是风格温雅,内容丰富充实。他写的文章很多都遗失了,现在还保存的有十七卷。
颜晃,字元明,是琅琊临沂人。从小父母双亡,生活贫困,但他好学,文采很好。他刚做官的时候,被任命为梁朝邵陵王府的兼记室参军。当时东宫学士庾信曾经到王府办事,邵陵王让颜晃接待他。庾信觉得颜晃年纪太小,就轻蔑地说:“这个王府里兼任记室参军的官员有多少人啊?”颜晃回答说:“应该比宫里的学士少吧。”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回答得很好。
侯景造反那阵子,颜晃逃到荆州去了。承圣年间,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当时杜龛当吴兴太守,特别喜欢那些武力值爆棚的家伙,手下都是些轻狂的年轻人,元帝很担心,就让颜晃负责给他写写信,处理处理公文。 还特意给杜龛下命令说:“你年纪还轻,学习的时间还多着呢,颜晃是很有学问的人,让他帮你,以后办事儿,一定要多听听他的意见。”后来杜龛被杀了,颜晃投奔了梁武帝萧衍的儿子萧绎(世祖),萧绎很器重他,让他负责文书工作,对他特别好。后来颜晃升迁为宣毅府中录事,还兼任记室参军。
永定二年,高祖(萧绎)去大庄严寺,那天晚上下甘露了,颜晃写了一篇《甘露颂》,文章写得特别好,高祖非常欣赏。天嘉年间,颜晃升迁为员外散骑常侍,还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三年后,颜晃去世了,享年五十三岁。朝廷追赠他司农卿的官职,谥号贞子,还赐给他墓地。颜晃家里没什么背景,亲戚朋友也没什么厉害的,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世人的认可。他起草奏章和诏书,下笔就能成文,条理清晰,文风也很雅致。他留下了一部二十卷的文集。
江德藻,字德藻,是济阳考城人。他爷爷江柔之,在齐朝做过尚书仓部郎中;他爸爸江革,在梁朝做过度支尚书、光禄大夫。江德藻从小好学,擅长写文章,长得也好看,身高七尺四寸。他非常孝顺,对父母非常恭敬。他和兄弟们虽然分家了,但兄弟情谊非常好。他一开始在梁朝做南中郎将武陵王手下的参军。大司马南平王萧伟听说他很有才华,就把他招来当东阁祭酒。后来又升迁为安西湘东王府外兵参军,接着又当了尚书比部郎,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守孝期满后,他的容貌憔悴不堪,就像还在守孝一样。朝廷任命他为安西武陵王记室,但他没接受。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任命他为庐陵王记室参军。后来又当了廷尉正,不久后被外放为南兖州治中。高祖萧绎当了司空、征北将军后,把他招到幕府当谘议。后来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再升迁为云麾临海王长史。陈朝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尚书吏部侍郎。
高祖皇帝禅位后,他被任命为秘书监,还兼任尚书左丞。没多久,又在这个官职的基础上加任中书舍人。天嘉四年,他又兼任散骑常侍,跟中书郎刘师知一起出使齐国,写了一本叫《北征道理记》的三卷本。回来之后,他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同时还领着步兵校尉的职务。过了一段时间,升迁为御史中丞,后来因为公务上的事情被免职了。很快,他又被任命为振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他自己请求去当县令,于是被任命为新喻县令。他在新喻当官,施政以恩惠为先,取得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政绩。六年后,他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世祖皇帝非常惋惜他的去世,下诏追赠他散骑常侍的官职。他留下的文章共十五卷。
他的儿子椿,也擅长写文章,做过太子庶子、尚书左丞。
庾持,字允德,是河南鄢陵人。他爷爷庾佩玉,做过宋朝长沙太守;他爸爸庾沙弥,做过梁朝长城县令。庾持从小就没了父亲,但他特别孝顺,守孝期间比规定的时间还长。他特别爱学习,尤其擅长书法和文书写作,因为才华出众而名声在外。
一开始,他当上了梁朝南平王国的左常侍、轻车河东王府的行参军,还兼任尚书郎,没多久就转正了。后来外放担任安吉县令,之后又升迁为镇东邵陵王府的限外记室,还兼任建康县令。天监年间刚开始的时候,梁武帝和庾持就认识了,等到梁武帝当上吴兴太守,就让庾持当郡丞,还让他负责掌管文书,从那时起,庾持就一直得到梁武帝的重用。梁武帝攻克张彪,镇守会稽郡后,又派庾持去监察临海郡。结果因为贪污腐化,弄丢了民心,被山贼给绑架了,关了十个月。后来梁武帝派刘澄去平叛,庾持才被救出来。
高祖萧衍篡位称帝后,任命庾持为安东临川王府的谘议参军。天嘉年间刚开始的时候,庾持升迁为尚书左丞。因为参与平定长城之乱有功,被封为崇德县子,食邑三百户。奇怪的是,他被封赏的那天,居然还让官吏当做客人,收受他们的礼物。梁武帝为此大发雷霆,把他免职了。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宣惠始兴王府的谘议参军。之后又当上了临安县令,结果因为杖毙了县民而被免去爵位。后来又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之后又担任棱威将军、盐官县令。光大元年,他升任秘书监,负责掌管国史。他还做过少府卿,兼领羽林监。后来又升迁为太中大夫,兼领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庾持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朝廷下诏追赠他为光禄大夫。
庾持很擅长书法,每次写文章,都喜欢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文人雅士也因此取笑他。他留下了一部十卷的文集。
许亨,字亨道,是高阳新城人,是晋朝名士陶渊明的六世孙。他曾祖父许珪,做过给事中,还被委任为桂阳太守,为人高洁,住在永兴县的究山,也就是陶渊明隐居的地方。他祖父许勇慧,做过齐朝太子的家令、冗从仆射。他父亲许懋,做过梁朝始平、天门两郡的太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学问闻名,还著有《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和《述行记》四卷。许亨从小就继承了家里的学业,为人孤傲正直,品行高洁。他博览群书,对前代的历史典故非常了解,很多名人都很欣赏他,尤其受到南阳刘之遴的器重,两人经常互相引荐。
许亨最初在梁朝安东王手下做行参军,同时兼任太学博士,后来又调任平西府记室参军。太清年间,他担任征西中记室,兼任太常丞。侯景之乱爆发后,他逃难到郢州。这时,梁朝邵陵王从东面来到郢州,聘请他做谘议参军。后来,王僧辩攻打郢州,听说过许亨的名声,就把他召来做仪同从事中郎。之后,许亨升迁为太尉从事中郎,和吴兴人沈炯一起负责掌管文书,府里的政务都交由他们处理。晋安王执政后,任命许亨为给事黄门侍郎,许亨上书辞官,王僧辩回信说:“我收到你的辞官信了,朝廷任命你做官,本来是件好事。你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学有所成再做官,自然能步步高升。何况你已经很久被困在这里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辅助朝廷,这是朝廷对你的期望。我很高兴你能够到新的地方工作,不必再受委屈,但是你却像凤凰栖息在荆棘丛中一样,这让我感到惋惜。虽然给事黄门侍郎的职位清显,但你的职位是凭才能提升的,你也不必觉得有什么愧疚。再说,你正值壮年,应该大展宏图,还没有到疲惫不堪的时候,也不必有深夜赶路的感慨,你反复写信辞官,让我很伤感。古人思念朋友,千里迢迢也要赶来相见,真诚的心意,又怎么会被城门阻挡呢?你如此看重我,我深感荣幸。”
汉高祖登基后,封他做中散大夫,主管羽林军的监察工作。后来又升职为太中大夫,负责掌管大著作,还负责梁朝历史的编纂工作。话说当年,僧辩被杀的时候,有关部门把僧辩和他儿子僧頠的尸体,一起埋在方山的一个坑里,当时谁都不敢吭声。这位先生呢,因为跟僧辩是旧同事,就上书请求为他们重新安葬。于是,他和以前的朋友徐陵、张种、孔奂等人,一起拿出家里的钱,把七具尸体都重新安葬了。
光大年间,高宗当上皇帝的辅政大臣,因为这位先生为人正直,很有古人的风范,高宗非常敬重他,一直把他当老师一样看待。后来,仲举想把高宗赶下台,毛喜看穿了他的诡计,高宗就问这位先生怎么办,先生劝他别听仲举的。高宗当上皇帝后,就封他做卫尉卿。他在太建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他早年写过《齐书》以及相关的志,一共五十卷,后来因为战乱丢失了。之后他又写了《梁史》,一共五十八卷。此外,他还写了梁朝太清年间以后的文集,一共六卷。
他儿子叫善心,很早就成名了,官做到尚书度支侍郎。
再说褚玠,字温理,是河南阳翟人。他曾祖父褚炫,在宋朝升明年间,和谢朏、江斅、刘俣一起侍奉皇帝,被称为“四友”,官做到侍中、吏部尚书,死后谥号贞子。他祖父褚沄是梁朝的御史中丞。他父亲褚蒙是太子舍人。褚玠九岁就成了孤儿,由他的叔父骠骑从事中郎收养长大。他从小就有好名声,很多名士都称赞他的才华和器量。长大后,他仪表堂堂,口才极好,学识渊博,能写文章,文章内容充实,不追求华丽浮夸的风格。他一开始在王府做法曹,然后一步步升迁到外兵记室。天嘉年间,他还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齐国,回来后做了桂阳王的老师。后来又升任太子庶子、中书侍郎。
话说唐高宗时期,山阴县的坏人特别多,那些当官的个个都贪污受贿,最后都被免职了。高宗皇帝为此很头疼,就问中书舍人蔡景历:“山阴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县,长期没有好官治理,你身为文官,想想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蔡景历推荐说:“褚玠这个人清廉俭朴,能力也强,不知道能不能胜任?”高宗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的想法和朕不谋而合!”于是就任命褚玠为戎昭将军、山阴县令。山阴县里,张次的、王休达这些富户,跟那些坏官勾结在一起,偷税漏税,藏匿财产,手段非常厉害。褚玠上任后,立刻把张次的等人抓起来,写了详细的报告呈交给朝廷。高宗皇帝还亲自写信慰问鼓励他,并且派人协助褚玠搜查那些富户的财产,结果查出来八百多户人家偷税漏税!
当时,有个叫曹义达的舍人很受高宗皇帝的宠信。山阴县有个叫陈信的人家财万贯,就巴结曹义达。陈信他爹陈显文仗着女儿的关系,更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褚玠二话不说,派人把陈显文抓起来,狠狠地打了100鞭子!这下,山阴县的官吏百姓都吓得不敢再犯法了。后来,陈信就利用曹义达诬陷褚玠,结果褚玠被罢免了官职。
褚玠在山阴县当了一年多县令,只拿自己的俸禄生活,一分钱也没贪。离任那天,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能留在山阴县,种菜自给自足。有人嘲笑他不是治理大县的料,褚玠却说:“我的赋税征收成绩名列前茅,没有落后于其他州县;我铲除了奸邪,打击了恶霸;那些贪官污吏都被我吓破了胆。如果说我不能让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也是上天的安排。但要说我不懂为官之道,我可不服气!”当时的人都觉得褚玠说得很有道理。
后来,太子听说褚玠连回京的路费都没有,就亲自写信送给他200斛米粮,这才让他回到了京城。太子很欣赏褚玠的文采,让他到殿省值班。过了十年,褚玠被任命为电威将军、仁威淮南王长史,不久又担任东宫管记。十二年后,他升任御史中丞,最后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王玠这个人啊,特别勇敢果断,骑射技术也一流。有一次,他和司空侯安都一起去徐州打猎,碰上了猛兽,王玠二话不说,拉弓就射,两箭都正中兽的嘴巴和肚子,那猛兽没一会儿就死了。后来他当了御史中丞,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从梁朝末年开始,天下大乱,朝廷的规章制度都废弛了,负责监察的官员们也都是得过且过,该改的也不改。王玠就想改革一下,制定了一套新的条例,大纲都列出来了,但还没来得及整理好,所以就没留下。他死后,太子亲自为他写了墓志铭,以示纪念。至德二年,追赠他为秘书监。他生前写过二百多篇奏章和杂文,篇篇都切中要害,所以当时很受重视。
他儿子王亮,也很有才华,做到尚书殿中侍郎的高位。
岑之敬,字思礼,是南阳棘阳人。他父亲岑善纡,在梁朝时期因为精通经学而闻名,官至吴宁令、司义郎。岑之敬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孝经》,每次烧香都端正地坐着,亲戚朋友都对他赞叹不已。十六岁的时候,他考了《春秋左氏传》和《孝经》义,成绩特别好,考中了高第。御史就上奏说:“现在朝廷里人才很多,一般只录取明经科的,像颜回、闵损那样的人才,才应该考中高第。”梁武帝看了他的考卷后说:“怎么,难道朕又有了颜回、闵损吗?”于是就召见了他,让岑之敬上讲台讲课,还让中书舍人朱异拿着《孝经》,念诵《士孝章》,梁武帝亲自和他辩论。岑之敬讲解得头头是道,回答问题也很快,在场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梁武帝当场就让他做了童子奉车郎,还赏赐了很多东西。十八岁的时候,他参加了重云殿的法会,当时梁武帝亲自去上香,仔细打量着岑之敬,说了一句:“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当天就让他做了太学博士。后来又当了寿光学士、司义郎,还做了武陵王安西府刑狱参军事。太清元年,他上表请求参加吏部考试,被任命为南沙县令。
侯景造反那阵儿,(之敬)带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去救援京城。结果到了地方,听说台城都失守了,就和大家告别,回家乡去了。承圣二年,他被任命为晋安王宣惠府的中记室参军。那时候萧勃占据着岭南地区,朝廷就派(之敬)去宣旨安抚他,正赶上江陵城丢了,(之敬)就留在广州了。到了太建年间,他才回朝,被任命为东宫义省的学士,太子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对他特别赏识,还特意接见他。后来又升了好几级,当上了鄱阳王中卫府的记室、镇北府的中录事参军、南台的治书侍御史、征南府的谘议参军。
(之敬)一开始是因为学问好被提拔的,但他知识面广,文史兼通,文笔也很好,可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为人谦虚谨慎,从来不用自己的才学去摆架子,对待晚辈总是很和蔼可亲。每逢祭祀的日子,他都要亲自打扫祭祀场所,哭哭啼啼一整天,士大夫们都称赞他品德高尚。他六十一岁那年去世了,太子非常惋惜,赏赐了很多东西给他做丧葬费用。他留下十卷集子传世。
他儿子叫德润,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秀品质,官做到中军吴兴王记室。
陆琰,字温玉,是吏部尚书琼的堂弟。他父亲是梁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叫陆令公。陆琰从小就没了爹妈,但他特别好学,很有志气。后来考中了秀才。 先是在宣惠始兴王手下当参军,然后一路升迁,做到嘉德殿学士。皇帝世祖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挺喜欢看史书的,觉得陆琰学问广博,背书又厉害,就把他留在身边。有一次,皇帝要他写个《刀铭》,陆琰提笔就写,一气呵成,不用改一个字,皇帝高兴坏了,赏了他一件衣服。没多久,他又兼任了通直散骑常侍,还跟着琅邪王去齐国,结果琅邪王在邺城病死了,陆琰就自己把事情办完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长得又帅,谈吐又机敏,齐国的大臣们都很喜欢他。 回来后,他在云麾新安王手下当主簿,后来又升了安成王长史,宁远府记室参军。太建年间,他当了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还兼着东宫管记。他母亲去世后,他就辞官回家守孝了。五年后,陆琰去世了,那年他才三十四岁。太子非常伤心,亲自下令为他举行哀悼仪式,还加赠了赏赐,并且亲自为他写了墓志铭。至德二年,追赠他为司农卿。
陆琰这个人啊,欲望很少,也不爱跟人争强好胜,整天就喜欢看书,特别悠闲自在。他写的文章大多都没留下底稿,后来皇帝要找他的遗作,才好不容易凑齐了两卷。他有个弟弟叫陆瑜。
陆瑜,字干玉。从小就爱学习,文采很好。他也是考中了秀才。先在骠骑安成王手下当参军,后来又当了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东宫学士。他哥哥陆琰当时在东宫当管记,兄弟俩都凭借才学在皇帝身边侍奉,当时的人都把他们比作历史上有名的“二应”(此处指历史上两位才华横溢的兄弟)。太建二年,太子在太学举行祭祀典礼,宫里的大臣们都作诗,太子让陆瑜写序,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华丽精美。后来他升任尚书祠部郎中,母亲去世后,他也辞官回家守孝了。守孝期满后,他在桂阳王明威将军府当功曹史,还兼着东宫管记。后来又升任永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
陆瑜从小就爱读书,白天黑夜都不停歇,聪明又记性好,看过一遍就再也不会忘记。他曾经向汝南的周弘正学习《庄子》和《老子》,向僧滔法师学习《成实论》,并且都理解了其中的精髓。
那时候太子也特别爱学习,想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但是因为书籍太多,就让陆瑜负责抄写整理,结果陆瑜还没完成工作就去世了,那年他才四十四岁。太子为此伤心落泪,亲自下令举哀,并且拨款操办丧事,还亲自写祭文,派使者去吊唁。
太子还给詹事江总写信说:“管记陆瑜,突然去世了,我悲伤惋惜,心里难受极了。我平生爱好读书,你们都知道,虽然自己也学习儒家经典,但比不上古人,我一直敬仰贤才,对陆瑜更是特别敬重。梁朝动乱,天下大乱,书籍史料残缺不全,礼乐制度也崩溃了,后辈学子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才。我虽然见识有限,从没请教过别人,但对于陆瑜的一点一滴的才能,我都特别欣赏。更何况他还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这更是让我说不尽的惋惜。
论起他博览子史,精通儒家和墨家学说,经书读了就记住了,一眼扫过就能背诵出来,他评论人物,阐述道理,分析文章,摘录语句,没有听过的人都会佩服,听过的人都会开心,大家都能心领神会,我觉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闲暇的时候,常常和他谈笑风生,一起饮酒作乐,吟诗作赋,互相切磋。每当遇到好天气,好风景的时候,我们一起欣赏山川的景色,观看波涛汹涌的大海,或者赏花,观落叶,听鸟叫,听雁鸣,一起喝酒聊天,互相交流诗词歌赋,有时还会互相开玩笑,真是其乐融融。我总觉得人生百年转瞬即逝,如同朝露一样容易消逝,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真是令人悲伤惋惜,我该说什么好呢?
他留下的文章和著作,每当我看到,就忍不住流泪,现在他去世了,我再也听不到他朗诵文章的声音了,心里充满了悲伤。因为你和他是同道中人,所以把我的心情告诉你,我悲伤得无法言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思念之情。”太子对陆瑜如此看重。至德二年,追赠陆瑜为光禄卿。陆瑜有文集十卷。陆瑜还有个堂兄陆玠,堂弟陆琛。
玠,字润玉,是梁朝大匠卿晏子的儿子。他为人风雅,很有见识和修养,爱好学习,还能写文章。考中了秀才,策论考试也得了高分。吏部尚书袁枢向世祖皇帝推荐了他,于是他被破格提升为衡阳王文学,还担任了天保殿学士。太建年间初年,他又升迁为长沙王友,兼任记室。后来太子(后来的皇帝)在东宫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声,把他招来担任管记。同时还被任命为中舍人,管记的职务仍然保留,皇帝对他非常亲近器重。后来他因为生病而失明,打算回乡,太子还脱下衣服送给他,并且为他流泪。八年后,玠去世了,享年三十七岁。朝廷下令为他举哀,并追加赠予官职。至德二年,追赠他为少府卿。他留下遗著十卷。
琛,字洁玉,是宣毅临川王长史丘公的儿子。他从小就聪明过人,侍奉后母非常孝顺,名声很好。世祖皇帝在做会稽太守的时候,琛十八岁,就上了一篇《善政颂》,文章非常出色,因此出了名,并考中了秀才。他最初的官职是衡阳王主簿,兼任东宫管记。后来历任豫章王文学、记室、司徒主簿、宣明殿学士。接着又升迁为尚书三公侍郎,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还出使齐国,回来后担任司徒左西掾。他又再次担任东宫管记,太子很欣赏他的才华和口才,对他非常尊重。后主皇帝即位后,他被提升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参与处理机密事务。琛的性格比较直率,因为泄露了宫中的秘密,被皇帝下令处死,当时他四十二岁。
何之元,是庐江灊县人。他的祖父僧达,是齐朝南台治书侍御史;父亲法胜,因为品行高尚而闻名。何之元从小就爱好学习,很有才华,他在守丧期间,表现得比礼仪要求的还要严格,因此受到梁朝司空袁昂的赏识。天监年间末期,袁昂向朝廷推荐了他,于是他被召见。他初入仕途时担任梁朝太尉临川王属下的扬州议曹从事史,不久就升迁为主簿。后来袁昂担任丹阳尹,就把他招来担任丹阳五官掾,负责管理户曹事务。接着又升任信义令。何之元有个宗族长辈叫敬容,权势很大,经常去看望他,但何之元始终不去拜访。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从前楚国有人在观起受宠,结果所有养马的人都死了。一个人德行不足而职位很高,一定很快就会失败,我担心得不到好处反而招来祸患。”识时务的人因此称赞他。
话说啊,萧会安跟着西武陵王萧纪去益州当刺史,他自己呢,被任命为安西刑狱参军,一个小官儿。后来侯景造反了,西武陵王当了太尉,还被授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这些官职,官儿越做越大。
西武陵王从成都带兵东下,萧会安就跟蜀地的老百姓一起上书劝他别去,结果西武陵王觉得他这是打击士气,把他关在船里。西武陵王兵败后,萧会安就跑到邵陵太守刘恭那儿去了。没过多久,江陵城破了,刘恭也死了,王琳把他召过去当记室参军。梁敬帝封王琳为司空,萧会安就升了司空府谘议参军,还兼着记室。
王琳拥立萧庄为帝,就提拔萧会安做了中书侍郎。这会儿齐文宣帝死了,王琳派萧会安去吊唁。萧会安从齐国回来,到了寿春,王琳就败了。齐王就让他当扬州别驾,管辖的地方就在寿春。后来齐军北伐,占领了淮南地区,湘州刺史始兴王萧叔陵派功曹史柳咸给他送来一封信,请他过去帮忙。
萧会安跟朝廷本来就有点矛盾,这信一到,他可吓坏了。他读到信里“孔璋无罪,左车见用”这句话,仰天长叹一声说:“这意思这么明显,还能骗我吗?”于是就跟着柳咸去了湘州。太建八年,他被任命为中卫府功曹参军事,没多久又升了谘议参军。
萧叔陵被杀后,萧会安就远离官场,专心致志地写书。他觉得梁朝从武帝开始,到敬帝结束,这兴衰成败的历史,足够给后人做个警戒,也方便评判功过是非。他把从齐永元元年到王琳被抓的七十五年历史,写成了三十卷,取名为《梁典》。书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写历史的办法有很多种,像编年体史书,最好的就是《春秋》。不过,《春秋》毕竟是鲁国的史书,不是皇帝的官方记录。
咱们想想看,传说中的三皇的记录叫《三坟》,五帝的记录叫《五典》,这就是史书典籍的来源。到了《尚书》,里面记载尧帝的叫《尧典》,舜帝的叫《舜典》,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用“典”来命名史书,由来已久了。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是按照皇帝的年号来记事的,后来的史书都沿袭了这个做法。陈寿写的《三国志》,把三国历史分门别类地写成“志”,算是开辟了一条新路。只有法盛写的《晋书》,把“帝纪”改成了“帝典”,说是效法古人,其实也挺合理的。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就叫《梁典》。
梁朝的天下,从中大同以前,国家都很太平,到了太清以后,就经常有盗贼作乱,所以前面一部分写得不够完美,因此我写了这本书,分成六个部分。高祖起兵,是从齐朝末年开始的,我从永元年间开始追溯他的经历,写成若干卷,叫做《追述》。高祖出身平民,从小就了解社会风气的好坏,知道百姓的真情实感。他当了皇帝以后,推行好的政策,在位几十年,国家确实很繁荣昌盛。这部分写成若干卷,叫做《太平》。这世上哪有永远太平的道理?国家不可能一直安定,在我梁朝之后,又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这部分写成若干卷,叫做《叙乱》。高祖去世后,太宗在位时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岁月,当时很多人告状,都跑到西边的陕西,不去东边的都城;一些不服从朝廷的人和一些有才能的人,都归顺了世祖,而不是太宗。世祖拨乱反正,平定了天下,他的功劳很大。这部分写成若干卷,叫做《世祖》。后来天下又经历了动荡,朝代更替,敬帝继位,又禅让给了陈朝,这部分写成若干卷,叫做《敬帝》。骠骑大将军王琳拥立了梁朝的后代,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忠诚值得称赞,这部分写成若干卷,叫做《后嗣主》。至于太宗,虽然给他上了好听的谥号,但“大宝”的称号,后世没有人沿用,大概是因为受了贼景的影响吧。从承圣年间开始记述历史,一直到太清年间,那些神笔诏书,不应该随意更改,具体的理由,我会在后面详细解释。
话说这写东西啊,总得有个开头和结尾,人做事也一样,得有个主次轻重,这本末之间的事儿,得好好捋捋。你看啊,臧荣绪说史书没个定论,就跟起居注似的,所以这史书啊,得细细考究。
为啥要按年份写呢?这样清楚明白,也好找啊!像那猃狁入侵中原,从一个皇帝打到两个皇帝,这事儿牵扯多,写起来就乱糟糟的。所以,我干脆把没分家之前叫北魏,分家后高欢辅佐的叫东魏,宇文泰控制的叫西魏,这样就分清楚了。再说,为了更清楚,我还改改字句,增删一些内容,这都有章法的。
祯明三年,京城丢了,他就搬到常州晋陵县去了。隋开皇十三年,他在家里去世了。
徐伯阳,字隐忍,是东海人。他爷爷徐度之,是齐朝南徐州的议曹从事史。他爹徐僧权,是梁朝东宫的通事舍人,还管着秘书省,因为写字好而有名。伯阳从小聪明好学,为人稳重,进退有度。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出名了。他学习《春秋左氏传》,家里藏书很多,差不多有三千多卷。考试考了个高分,当上了梁朝河东王国的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嗣王府的墨曹参军。大同年间,他被外派当了候官县令,深受百姓爱戴。侯景叛乱的时候,伯阳乘船南下到了广州,投奔萧勃。萧勃平乱后回朝,伯阳也把家人接到吴郡去了。
天嘉二年,他被朝廷召去侍奉晋安王读书。后来又当了司空侯安都的府记室参军事,侯安都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见到他后,还特意起身相迎。甘露降在乐游苑的时候,朝廷赏赐了侯安都,让伯阳写谢表,世祖皇帝看了之后很欣赏他。太建年间,他跟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这些人一起搞了个文友会,后来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也加入了。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他们一起游玩宴饮,作诗赋词,把作品编成卷轴,伯阳还给他们写了序,流传很广。
先说说新安王的事儿。他当上了南徐州刺史,然后又给新安王府安排了个记室参军,还兼任南徐州别驾,顺带了个东海郡丞的职务。 鄱阳王当上了江州刺史,伯阳曾经奉命去拜访他。鄱阳王就带着府里的官员和伯阳一起上匡岭喝酒,酒喝得高兴了,就提笔要大家赋诗,要写二十首押韵的诗。伯阳和祖孙俩一起上去就写出来了,鄱阳王还赏赐他们奴婢和一些东西呢。后来新安王回到京城,又当上了临海嗣王府的限外谘议参军。十一年春天,太子去太学,皇上就让新安王在辟雍殿讲解《论语》,还让伯阳写一篇《辟雍颂》,皇上对伯阳写的文章非常欣赏,后来又让他当了镇右新安王府的谘议参军事。到了十三年,伯阳听说姐姐去世了,伤心过度生病死了,那年他六十六岁。
再说说张正见。他字见赜,是清河东武城人。他爷爷张盖之,是魏国的散骑常侍,还做过勃海郡和长乐郡的太守。他爸爸张修礼,是魏国的散骑侍郎,后来归顺了梁朝,还继续当他的散骑侍郎,后来又升迁为怀方太守。张正见从小就爱学习,很有才华。梁简文帝还在东宫的时候,张正见才十三岁,就献上了一篇颂文,简文帝非常赞赏他。简文帝很喜欢学问,经常自己登高座讲经,张正见就经常参加他的讲座,回答他的问题,他说话温和有礼,进退得体,大家都看着他呢。太清年间,他参加考试,成绩很高,被任命为邵陵王国的左常侍。梁元帝登基后,他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后来又升迁为彭泽令。后来梁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就躲到了匡俗山。当时有个焦僧度带着人自保,派人请张正见过去,张正见害怕,就婉拒了,但他一直坚持礼法,焦僧度也对他很敬畏。
高祖皇帝即位后,召张正见回都城,任命他为镇东鄱阳王府的墨曹行参军,还兼任衡阳王府的长史。后来又担任宜都王的限外记室、撰史著士,还兼任寻阳郡丞。他官职一步步升迁,最后当上了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撰史著士的职务也一直保留着。在太建年间去世,那年四十九岁。他留下十四卷集子,其中五言诗尤其好,在当时很流行。
蔡凝,字子居,是济阳考城人。他爷爷蔡撙,是梁朝的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他爸爸蔡彦高,是梁朝的给事黄门侍郎。蔡凝从小就聪明伶俐,长得也好看。长大后,他博览群书,文采斐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天嘉四年,他刚入仕就当上了秘书郎,后来升迁为庐陵王文学。光大元年,他又升任太子洗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他升迁为太子中舍人。因为名声好,被选为信义公主的驸马,官拜驸马都尉、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任晋陵太守。
快到晋陵上任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手下人修缮中书的办公场所,跟朋友们说:“这样以后来的人就不用再辛苦了,是不是很好啊?”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宁远将军、尚书吏部侍郎。蔡凝年纪轻轻官位还不算高,但他的才华和地位却很受重视。他平时总是端坐在西斋里,如果不是地位显赫的名流,他很少跟人交往,很多人因此议论他。梁高宗曾经问蔡凝:“我想让义兴公主的丈夫钱肃当黄门郎,你怎么看?”蔡凝严肃地说:“皇帝的亲戚,圣旨恩赐,我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要按照常规程序讨论,黄门郎这个职位需要人品和才能兼备,还得陛下您来决定。”高宗听了之后就沉默了。钱肃听说后很不高兴,就让义兴公主在高宗面前不断地中伤蔡凝,没多久蔡凝就被免官,贬到交趾。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召回了朝廷。
梁后主继位后,蔡凝被任命为晋安王谘议参军,后来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有一次,后主设宴款待群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准备移宴到弘范宫,大家都跟着去了,只有蔡凝和袁宪没去。后主问:“你们俩怎么回事?”蔡凝回答说:“长乐宫尊贵无比,不是酒后可以随意经过的地方,我不敢奉您的命令。”其他人一听都吓坏了。后主说:“你醉了!”就让人把蔡凝带了出去。过了几天,后主对吏部尚书蔡徵说:“蔡凝恃才傲物,没什么用处。”于是蔡凝被调任信威晋熙王府长史,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长叹一声说:“天道有兴衰,孔子说‘乐天知命’,这个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篇《小室赋》来表达自己的心志,文章很有道理。陈朝灭亡后,他投奔隋朝,途中病死,享年四十七岁。他的儿子蔡君知,也小有名气。
阮卓是陈留尉氏人。他爷爷阮诠是梁朝的散骑侍郎,他爸爸阮问道是梁朝宁远岳阳王府的记室参军。阮卓从小聪明好学,特别喜欢读书,也很擅长跟人辩论,尤其擅长写五言诗。他特别孝顺,他爸爸跟着岳阳王去江州上任,结果生病去世了,当时阮卓才十五岁,他就从京城一路奔到江州,好几天都没吃东西喝水。
正赶上侯景之乱,路上到处都是障碍,非常危险,阮卓冒着风险,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了京城。路上还碰到了强盗,阮卓当时又累又饿,形容憔悴,就哭着向强盗说明情况,强盗看他可怜,没杀他,还护送他出了危险地带。到了彭蠡湖,半路突然刮起了大风,船差点沉了好几次,阮卓对着天哭喊,一会儿风就停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他孝心感动了上天。
梁朝灭亡后,北周武帝即位,任命阮卓为轻车鄱阳王府外兵参军。天康元年,阮卓升任云麾新安王府记室参军,后来又调到翊右记室,还兼任撰写史书的官职。之后他又升任鄱阳王中卫府录事,再升任晋安王府记室,撰写史书的职务依旧保留。平定欧阳纥叛乱后,交趾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常聚众抢劫,阮卓奉命去安抚他们。交趾地区与日南、象郡相通,盛产金银珠宝等珍奇宝物,以前的使者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了,只有阮卓两袖清风地回来,身上什么也没带,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清廉。后来他又升任衡阳王府中录事参军,然后调到京城担任尚书祠部郎,之后又升任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
陈叔陵被杀的时候,后主对朝臣说:“阮卓一向与逆贼不同流合污,应该给他加官进爵以示表彰。”至德元年,阮卓被任命为德教殿学士。不久又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奉命出使隋朝。隋文帝早就听说过阮卓的大名,就派河东人薛道衡、琅邪人颜之推等人与阮卓一起宴饮赋诗,还赏赐他很多礼物。阮卓回国后被任命为招远将军、南海王府谘议参军。后来因为眼睛有病,阮卓没有上任,就回到家乡,修建了亭台楼阁,种植花草树木,还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以诗酒自娱。祯明三年,阮卓前往隋朝,走到江州的时候,想起父亲去世的地方,触景生情,得了重病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话说有个叫阴铿的人,字子坚,是梁朝左卫将军阴子春的儿子。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五岁就能背诵诗赋,一天能背上千字,厉害吧!长大后,他博览群书,尤其擅长写五言诗,当时特别有名。后来,他当上了梁朝湘东王手下的法曹参军。
有一次冬天特别冷,阴铿跟朋友们一起喝酒,看到给他倒酒的人,就把自己烤热的酒杯和烤肉递给他。在场的人都笑了,阴铿说:“咱们整天喝酒,给咱们倒酒的人却尝不到酒的滋味,这也太不像话了!” 后来侯景造反,阴铿被贼人抓住了,幸好有人救了他。他问救他的人是谁,才知道原来就是以前给他倒酒的那个人。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天嘉年间,阴铿当上了始兴王府的中录事参军。有一次,梁武帝世祖宴请大臣们作诗,徐陵跟世祖提到了阴铿。世祖当天就召见阴铿参加宴会,让他当场赋诗一首,歌颂新修建的安乐宫。阴铿提笔就写,写得世祖非常赞赏。 后来,阴铿官职一路升迁,做到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可惜后来去世了。他留下来的诗集有三卷,流传于世。
史书上说:文学啊,那可是人伦道德的基础!所以君子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孔子讲的四科,从德行开始,最后到文学,可见圣人都很重视文学。像杜之伟他们这些人,赶上了太平盛世,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杜之伟尤其出色。
话说啊,现在的读书人,他们的学问根底,都来自古代的“六学”。这“六学”是王道之学,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规范人伦,实现治国安邦的根本方法。可秦始皇一把火烧了书,坑杀了儒生,这“六学”从此就断了传承。后来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招收学生,考试选拔人才,还用官位和俸禄来鼓励学习,所以学习《五经》的人就多了起来。从两汉开始,那些有才华的人,大多都精通经学。到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浮夸,儒学衰落,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很少有人通晓经学了。到了宋齐时期,国子学又重新设立。梁武帝更是厉害,他设立了五个图书馆,还建立了国子学,主要教授《五经》,每部经书都配有副教授。武帝有时候还会亲自到学校视察,祭祀先师,亲自考试,还和学生们聊天,送给他们礼物,那场面真是盛况空前,这可是梁朝的一大盛事啊!咱们高祖皇帝创业打天下,接手的是前朝的残局,社会动荡不安,衣冠士族凋零,盗贼横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搞教育啊。到了世祖皇帝以后,才逐渐设立了一些学校,虽然招收了很多学生,但真正有成就的人却很少。现在能看到的那些学问,大多也是梁朝遗留下来的儒家学者的成果。
沈文阿,字国卫,是吴兴武康人。他父亲沈峻,因为儒学造诣高深,在梁朝很有名气,被任命为桂州刺史,但他没去上任。沈文阿性格刚强,力气很大,从小就学习父亲的儒学,对经书的字句钻研得很深。他的舅公太史叔明和舅舅王慧兴都通晓经学,沈文阿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还广泛学习前代儒学大家的不同观点,自己写注释解释。他主要研究的是《三礼》和《三传》。后来他被察举为孝廉,做了梁朝临川王国的侍郎,之后升迁,担任了国子助教和《五经》博士。
梁简文王在太子东宫的时候,把文阿当做学士,对他特别好,很尊重他。 写《长春义记》的时候,还经常让文阿搜集一些稀奇古怪的轶闻趣事,丰富书的内容。后来侯景造反,简文王特地派文阿去招募士兵,支援京城。京城失守后,他和张嵊一起坚守吴兴,张嵊战败了,文阿就躲到山里去了。侯景听说过文阿的名声,非常着急地想抓到他。文阿走投无路,想不开,爬到树上想上吊自杀。结果碰巧被熟人救了下来,他一着急就从树上跳了下来,把左胳膊摔断了。侯景被平定后,高祖皇帝因为文阿是他的老乡,就提拔他当了原乡县令,还让他监管江阴郡。
绍泰元年,文阿被调到京城当国子博士,没多久又升任步兵校尉,还兼管宫廷礼仪。从太清之乱以后,朝廷的典章制度都没了,文阿的父亲文峻,在梁武帝当政的时候曾经负责掌管朝仪,留下了不少手稿。于是文阿就根据这些手稿整理编纂,朝廷的礼仪制度很多都是他制定的。后来高祖皇帝登基称帝,文阿却辞职回老家武康去了。高祖皇帝非常生气,派人去杀他。当时文阿的族人沈恪正在当地做官,就请求使者网开一面,饶他一命。沈恪亲自把文阿捆绑起来,押送到高祖皇帝面前。高祖皇帝一看,笑着说:“你这个迂腐书生,到底想干嘛?”于是就赦免了他。
高祖皇帝死后,文阿和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人一起商议太祖皇帝灵柩的仪仗和服装的制度,这件事记载在刘师知的传记里。后来世祖皇帝登基,要选个日子去祭祀祖庙,尚书右丞庾持奉皇帝的命令,派博士们商议祭祀的礼仪。文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
老百姓的生活和社会风气总是在变化,圣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教化,君王也根据时代需要调整施政。要是国家没领导人,不赶紧处理就会乱;要是皇帝死了没人继承,不赶紧处理就会亡国。想想周朝初年,成王还在服丧期间,叔父周公旦以及吕尚、召公等大臣们,差点就让国家出大事了。所以成王下葬后,马上就举行了加冠仪式,下葬时也接受了麻冕,这都是为了向天下显示国家有领导人了,也是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国家动荡。
到了后来,汉朝继承了这种做法,虽然汉文帝、汉景帝都注意整顿礼法,但还是发生了七国之乱。有些皇帝刚即位一个月就接受朝贺,有些皇帝死后当天就发布诏书,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为,并不是不重视礼制。现在皇帝驾崩的日子,虽然哀悼仪式隆重,但君臣之间的礼仪还不够完善。古代的礼仪是,皇帝祭祀完祖庙回到正殿,听取大臣们处理政务。现在皇帝祭祀完祖庙回来,应该到太极殿,以显示皇帝的尊贵地位,这和周康王在朝堂上处理政务一样。
至于祭奠的仪式,周朝的礼仪是用玉做祭品,诸侯用圭,卿大夫用璧,这些都是珍贵的玉器。祭奠完毕后,还要举行宴会,天子用璧,皇后用琮。秦朝焚烧典籍,礼仪制度都毁坏了,叔孙通制定新的礼仪,但又偏离了古制,祭奠不用圭,宴会不用帛,公王都用璧,鸿胪官还奏贺。这些事情在古代都没有,后来却沿袭下来,一直到梁朝还在实行。
现在皇帝大寿,举国欢庆,乐声悠扬,歌舞升平。可是现在君臣都沉浸在悲伤之中,百姓们也跟着难过,这怎么能和古代那种喜庆的仪式一样呢?再说,周康王接受大臣奉献的圭,也没有万寿的祝贺仪式,这在古代是有先例的。古代祭祀祖先,三天三夜不停,称之为“飨”,这是接受祖先的保佑,怎么能说是庆祝呢?我认为现在皇帝应该在正殿举行祭奠仪式,只进行献璧的仪式,不要举行祝贺的仪式。我专门写了皇帝祭祀完祖庙回到正殿,群臣陪祭的仪注,另附上。
诏书准予施行。不久,他被提升为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国子博士,主管羽林监,还在东宫讲授《孝经》和《论语》。天嘉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朝廷追赠他为廷尉卿。
文阿写的《仪礼》八十多卷,《经典大义》十八卷,这两本书都流传于世,很多儒生都学习他的学问。
沈洙,字弘道,是浙江湖州武康人。他爷爷休稚,做过梁朝余杭县令;他爸爸山卿,做过梁朝国子博士和中散大夫。沈洙从小就端正、文雅,爱好学习,不随便跟人交往。他学习《三礼》、《春秋左氏传》,记忆力特别好,对《五经》的章节句读,以及各种诸子百家和史书,问他什么都能答出来。他做过湘东王国的左常侍,后来又当了中军宣城王属下的内参军,接着又当了临贺王属下的记室参军,最后升迁为尚书祠部郎中,那时候他大概二十多岁。大同年间,很多学者都广泛涉猎文史,不钻研经书的章句,但是沈洙却独自潜心研究经学,吴郡的朱异和会稽的贺琛都很欣赏他。朱异和贺琛在士林馆讲授朝廷的旨意和义理的时候,经常让沈洙担任主讲。侯景叛乱的时候,沈洙逃到了临安,当时孝元帝也在那里,亲自向沈洙学习。后来高祖入朝辅政,就任命沈洙为国子博士,让他和沈文阿一起负责教授《仪礼》。
高祖皇帝登基后,沈孝轨升任员外散骑常侍,后来又担任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
有人上奏说,以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的学生陈三儿来信说,他老师的灵柩还在周朝境内,沈孝轨奉命出使关内,想把父亲的灵柩迎回来,但一直没回来。这个月底就是亡故的第二个周年祭日了,沈孝轨的弟弟们都在这里,请问是等到月底再除服,还是等沈孝轨回来后再行礼仪?这件事请教了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说:“王卫军说过:‘久丧不葬,只有主人不除服,其他亲属都可以在满一个月后除服。’这大概是引用《礼记》中关于家里有事情耽搁,暂时不能下葬的情况。沈孝轨现在远在边疆,虽然想把灵柩迎回来,但是归期不定,如果他的弟弟们一直不除服,那以后就无法结婚嫁娶了,这在人情上,恐怕不太合适。中原沦陷以后,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应该问问沈常侍的意见。”
沈孝轨说:“礼仪有正常的做法,也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的。《礼记·檀弓小记》说:‘久而不葬的,只有主丧者不除服,其余的人在服丧满一个月后就可以除服。’注疏里说:‘其余指的就是旁系亲属。’按照郑玄的解释,所有儿子都应该不除服,王卫军引用的说法,是礼仪的正规说法。但是,魏朝在东关战役中,很多士兵的尸体和灵柩都丢失了,无法按时下葬,所以就规定没有终身的服丧期,可以除服。晋朝时天下大乱,很多人死在胡人那里,无法迎回尸体下葬,所以江左地区又重新规定了可以除服。李胤的祖先,王华的父亲,生死不明,他们的儿子都按照时间依次脱掉了孝服,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礼仪的例子。沈孝轨因为出使才想迎回灵柩,但是边疆战乱,归期难定。我认为应该按照东关战役的先例处理,在国内的亲属都可以脱掉孝服,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如果灵柩能运回来,再另行举行改葬仪式。自从天下大乱,西朝覆灭,百姓流亡到边远地区,很多事情都无法按礼仪进行,像沈孝轨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止一例,难道要让他们一直服丧,而不准他们除服吗?朝廷应该对此做出规定,以义理来裁决,广泛咨询有识之士,妥善处理此事。”
江德藻采纳了沈孝轨的意见,上奏皇帝批准了。
皇上登基后,我被提升为通直散骑常侍,在东宫侍奉太子读书。没多久,我又兼任尚书左丞,主管扬州的大中正,后来又升迁为光禄卿,继续侍奉太子读书。后来废帝继位,我又再次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左丞。之后,我被任命为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负责处理府里的政务,还兼管琅邪郡和彭城郡的郡丞。
梁朝以前的法律规定,审讯犯人的方法是每天审讯一次,从下午的晡鼓时辰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二更天。后来,比部郎中范泉修改律令,觉得以前的审讯时间太长,人根本受不了,于是把审讯时间分成两次,每天审讯两次。廷尉觉得新的规定太宽松了,于是请求召集八座的丞郎,还有祭酒孔奂、行事沈洙等五位舍人,以及尚书省的人员一起商议。
皇上当时正在尚书省办公,召集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都官尚书周弘正说:“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犯人招供了,有多少犯人没招供?必须先把犯人的姓名、人数和罪名都列出来,然后再一起讨论。”于是,廷尉监沈仲由列举了几个例子,按照新法审讯后,有个叫寿羽儿的人因杀人被判刑,刘磊渴等八人因偷马被判刑,按规定审讯,但到时间了还没招供。刘道朔犯了七次盗窃罪,按照规定审讯,两天后才招供。陈法满因被指使封藏财物、阿法受贿,还没开始审讯就招供了。
周弘正接着说:“不管是轻罪还是重罪,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应该按照五听的原则,仔细审查事情的真伪,怎么能完全依靠拷打来判决罪名呢?再说,这种审讯犯人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古代的制度,只是近些年来才有的。从下午的晡鼓一直到晚上二更,普通人根本受不了!所以,在严刑拷打下,很多人即使是冤枉的也会屈打成招。早晚各审讯一次,时间相同,这样既能审讯到犯人,又能避免冤假错案。如果说时间太短,导致罪犯不招供,那如果延长审讯时间,反而会造成冤假错案。况且,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比如贯高,被鞭打、刺伤、烧伤,身上没有一块好肉,戴着镣铐,用针灸折磨,他依然坚持不招供,这跟审讯时间的长短、审讯方法的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与其错杀好人,不如让罪犯逃脱惩罚;对罪行有疑问的,应该从轻处罚;对功劳有疑问的,应该从重处罚,这是古代圣王制定的明智法律。我认为,采用范泉制定的新方法比较合适。”
舍人盛权接着说:“比部范泉的新制度,尚书周弘正的意见都符合《虞书》中‘惟轻’的原则和《殷颂》中‘敷正’的思想。我查阅了廷尉监沈仲由等列举的例子,新法实施后,共有十一个案子,其中十个案子进行了审讯,只有一个案子招供了。我认为,对于有罪的犯人,狱官应该认真地进行分析,仔细调查案情。如果罪行有疑问,就应该提交审判,避免滥用审讯;如果罪行确凿,才可以进行审讯;这样才能区分冤枉和正直,才能做到刑罚公正。范泉在奏章中引用《汉律》,说‘死罪和除名,罪证确凿,拷打已经到位,但仍然抵赖不承认的,应该上报’。杜预注说‘处当,是指证据确凿的情况,上报抵赖的意思’。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旧制度严厉,一百个案子中只有一个案子不招供;新制度宽松,十个案子中有九个案子不招供。这两种制度的宽严程度截然不同,‘处当列上’的规定,并没有改变。我认为应该交给典法部门,重新研究‘处当列上’的含义。”
沈洙接着说:“夜间审讯,容易弄虚作假,应该采用白天用漏壶计时的方法。但是,漏壶的刻度在古代和现代不同,《汉书·律历》中,何承天、祖冲之、暅之父子在《漏经》中记载,从关鼓到下鼓,从晡鼓到关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季都一样。如果白天时间长短不同,就应该根据时间长短来调整。现在使用梁朝末年改进的漏壶,下鼓之后,刻度长短不同,夏至那天,各有十七刻,冬至那天,各有十二刻。根据皇上的命令,刻度应该统一,检查一天的刻度是一样的,但是四季的使用却不一样。廷尉的奏章说,因为时间短,导致罪犯不招供。我认为应该取消夜间审讯,采用白天用漏壶计时的方法,根据古代和现代漏壶的差异,结合两种漏壶的意义,舍弃秋冬少刻,采用夏至的长日照时间,不分寒暑,都按照现在的夏至时间,早晚各审讯十七刻。与古代漏壶相比,一次增加四刻;与现在漏壶相比,冬至增加五刻。即使是冬至,时间也侵占了一部分夜晚,但日照时间短,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罪犯就不会因为时间短而抵赖,囚犯也不会因为在夜间审讯而被冤枉。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采用范泉之前的制度,皇上说:“沈长史的意见很中肯,应该再广泛地讨论一下。”左丞宗元饶说:“我认为沈长史的意见并没有完全否定范泉的意见,他只是想让四季的刻度统一,并选择最佳方案,兼顾宽严。请把奏章送回删定曹,重新修改之前的制度。”皇上最终采纳了这个意见。
戚衮,字公文,是吴郡盐官人。他爷爷戚显在齐朝做过给事中,他爸爸戚霸在梁朝临贺王府当过中兵参军。戚衮从小就聪明伶俐,去京都读书,跟国子助教刘文绍学习《三礼》,一年多时间就掌握了其中的精髓。十九岁那年,梁武帝让他讲解《孔子正言》、《周礼》和《礼记》,戚衮表现出色,考了个高分,然后被任命为扬州祭酒从事史。
后来,他去请教国子博士宋怀方《仪礼》的含义。宋怀方是北方人,从魏国带来《仪礼》和《礼记》的注释,一直秘而不宣,不肯轻易传授他人。临死前,他嘱咐家人说:“我死后,如果戚衮来问,就把《仪礼》和《礼记》的注释给他;如果他不来,就应该把注释一起陪葬。”可见,戚衮在当时儒学界多么受人推崇!不久,戚衮又兼任了太学博士。
梁简文帝还在东宫的时候,就请戚衮去讲解经义。有一次,简文帝设宴,邀请了很多儒学大家,先让他们互相辩论,然后让中庶子徐摛阐述大义,期间还穿插一些轻松的谈话。徐摛口才很好,辩论起来滔滔不绝,其他人很难招架,都有些紧张,说话也乱了套。这时,戚衮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跟徐摛你来我往,辩论得精彩纷呈,对答如流,简文帝非常欣赏他。后来,戚衮被提升为员外散骑侍郎,又升迁为员外散骑常侍。敬帝继位后,戚衮被外派到江州做长史,跟随沈泰镇守南豫州。沈泰投奔北齐后,强迫戚衮一起走,戚衮后来从邺城逃回。他又跟随程文季北伐,在吕梁战役中,戚衮被俘虏到西魏,过了很久才回到梁朝。之后,他又兼任国子助教,被任命为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太建十三年,戚衮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戚衮在梁朝时期撰写了《三礼义记》,可惜后来战乱中丢失了。现在只有《礼记义》四十卷流传于世。
郑灼,字茂昭,是浙江东阳信安人。他爷爷郑惠做过梁朝衡阳太守,他爸爸郑季徽当过通直散骑侍郎和建安县令。郑灼从小聪明伶俐,立志学习儒家经典,年轻时师从皇侃学习。梁朝大通五年,他正式开始做官,担任奉朝请。后来,他升迁了好几次,当过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还做过平西邵陵王府记室。简文帝还在太子东宫的时候,就喜欢研究经书,特别欣赏郑灼,把他招到西省义学当学士。承圣年间,郑灼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同时兼任国子博士。没多久,他又升任威戎将军,还兼任中书通事舍人。高祖和世祖当皇帝的时候,他先后在安东临川王府和镇北鄱阳王府当谘议参军,后来又升迁为中散大夫,同时兼任国子博士。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上任,他在太建十三年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
郑灼为人勤奋好学,尤其精通《三礼》。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梦见在路上遇到皇侃,皇侃对他说:“郑郎开口”,然后还吐了郑灼一口唾沫。从那以后,郑灼对义理的理解突飞猛进。郑灼家里很穷,他靠抄写经书注释来维持生计,日夜不停地工作,笔毛用完了,就削着用。他平时吃素,讲课很认真,常常讲到很晚,累得不行了,就躺在瓜上压着胸口,休息一会儿再起来继续读书,他学习的毅力真是令人敬佩。
当时,还有几个以礼学闻名的人,比如晋陵的张崖、吴郡的陆诩、吴兴的沈德威、会稽的贺德基。
张崖把《三礼》传授给了同郡的刘文绍,他在梁朝做过王府的记室。天嘉元年,他被任命为尚书仪曹郎,负责整理沈文阿的《仪注》,并撰写了五礼。后来,他被外放担任丹阳县令、王府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宗元饶向朝廷推荐他担任国子博士。
陆诩年轻时学习的是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梁朝的时候,百济国请求派人去讲授礼仪,朝廷就派陆诩去了。回来后,他被任命为给事中、定阳县令。天嘉初年,他侍奉始兴王伯茂读书,后来升迁为尚书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怀远,从小就很有操守。梁朝太清年间快结束的时候,他躲到天目山去,盖了间房子住下。虽然当时天下大乱,但他依然坚持学习,从不懈怠,最终精通了经学。天嘉元年,朝廷征召他进京,让他在太子身边讲解《礼记》。没多久,他就当上了太学博士,后来又升任国子助教。他每次自己学习完,都会回到自己的房间给学生们讲课,来听课的,不管是僧侣还是百姓,都有好几百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后来他又升任太常丞,兼任五礼学士,接着又当了尚书仪曹郎,之后又做了祠部郎。没过多久,他母亲去世,他就辞官回家守孝了。到了祯明三年,他入隋朝为官,最后做到秦王府主簿。五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了。
贺德基,字承业,他家世代传承《礼记》的学问。他爷爷贺文发,他爸爸贺淹,都在梁朝做过祠部郎,而且当时都很有名气。贺德基年轻的时候去京城求学,一待就是好几年没回家,钱花光了,衣服也破旧不堪,但他又拉不下脸穿旧衣服。大冬天,他就只穿着一件单衣、一件短袄和一条裤子。有一次,他在白马寺门口遇到一个穿着打扮非常华丽的女人,那个女人叫他进寺里,然后脱下自己戴的白纶巾送给他,还对他说:“你将来会成为栋梁之才,不会一直穷困潦倒的,所以我送你这个。”贺德基问那妇人姓名,妇人没回答就走了。贺德基在《礼记》方面的造诣非常精深,他经常讲授《礼记》,官职也一步步升迁,最后做到尚书祠部郎。虽然贺德基没有做到很大的官,但是他家三代人都精通儒学,而且都做过祠部郎,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们家学问的传承没有断绝。
全缓,字弘立,是吴郡钱塘人。他年轻的时候,跟博士褚仲都学习《易经》,非常专心致志地研究,最终掌握了《易经》的精髓。梁朝太清年间初期,他先后担任王国侍郎、奉朝请,接着又升任国子助教,兼任司义郎,专门讲授《诗经》和《易经》。绍泰元年,他被任命为尚书水部郎。太建年间,他官职不断升迁,最后做到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跟随王府到湘州,结果因为生病去世了,当时他七十四岁。全缓精通《周易》、《老子》和《庄子》,当时那些研究玄学的人都非常推崇他。
张讥,字直言,是清河郡武城县人。他爷爷张僧宝,做过梁朝的散骑侍郎和太子洗马。他爸爸张仲悦,做过梁朝庐陵王府的录事参军和尚书祠部郎中。张讥从小聪明伶俐,很有想法,十四岁的时候就通读了《孝经》和《论语》。他特别喜欢玄学,拜汝南人周弘正为师学习,每次都有新的见解,让前辈们都佩服不已。梁武帝大同年间,他被朝廷召来,做了国子监的《正言》生。
有一次,梁武帝在文德殿讲解《周易》乾坤两卦的文义,张讥和陈郡人袁宪等人一起参加了。梁武帝下令大家讨论,其他儒生都不敢第一个发言,张讥这才整理了一下衣冠,上前侃侃而谈,分析得头头是道,说话也文雅得体。梁武帝非常欣赏他,赏赐给他裙子、衣服和丝绸等,还说:“这表明你研究古代典籍很有功力。”
张讥小时候母亲去世,留下了一条绣着彩色的经帕,是他母亲亲手做的。等他长大懂事后,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每逢年节祭祀,他都会对着那条经帕哭泣不止,悲痛欲绝。后来父亲去世,他在守孝期间更是做得比礼仪要求的还要好。守孝期满后,他被朝廷召来,做了湘东王国的左常侍,后来又升任田曹参军,最后当上了士林馆的学士。
简文帝还在东宫的时候,曾经在士林馆出了一道关于《孝经》的题目,张讥的论述反复精辟,让简文帝非常赞赏。从那以后,每次简文帝有讲学活动,都会派人请张讥参加。后来侯景叛乱,在城被围困的时候,张讥仍然在武德后殿侍奉哀太子讲解《老子》和《庄子》。梁朝的都城陷落后,张讥历尽艰辛躲避战乱,始终没有投靠侯景。侯景平定后,他被任命为临安县令。
老张啊,一开始当了皇帝的秘书,后来又调到始兴王府当了个管刑狱的小官。 到了天嘉年间,他升职了,去国子监当助教。那时候,有个叫周弘正的大牛在国子监讲课,讲《周易》。 弘正的弟弟弘直也在旁边听课。老张跟弘正辩论,弘正辩不过他,结果弘直这小子,板着脸,大声帮他哥哥说话,继续跟老张抬杠。老张一本正经地对弘直说:“今天咱们讨论的是道理,虽然我知道兄弟俩互相帮忙很正常,但讲道理的时候,兄弟情分可不能插手啊!”弘直不服气,回道:“我帮老师,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弘正后来还跟别人说:“我每次上课,只要看到老张在,心里就发怵!”
高宗当皇帝的时候,老张又当了建安王府的记室参军,还兼任东宫学士,后来又调到武陵王府,当记室参军,学士的职位还保留着。 后来,当今皇上还在东宫的时候,请宫里的大臣们吃饭。 正好新做了一把玉柄麈尾(一种拂尘),皇上亲自拿着,说:“现在虽然人才济济,但能用这拂尘的人,只有老张啊!” 说完,就把拂尘送给了老张,还让他在温文殿讲《庄子》和《老子》。高宗皇帝还亲自去听课,还赏了他一套御用衣服。 皇上继位后,老张又当了南平王府的谘议参军和东宫学士,没多久就升了国子博士,学士的职位也继续保留着。
有一次,皇上到钟山开善寺,让大臣们在寺西南的松林下坐着。皇上叫老张来,给他讲道理。 这时候,拂尘还没送来,皇上就随手折了一根松枝,递给老张说:“先用这个代替拂尘吧!” 然后,皇上对大家说:“这就是老张以后的仕途啊!” 意思是说,老张以后还会继续高升。 贞观三年,老张去了长安,在长安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
这位讥先生啊,性子特别安静,不追求名利,一直向往着闲适的生活。他住的地方,建了山池,种了花果树,还教学生学习《周易》、《老子》和《庄子》。吴郡的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的和尚法才、法云寺的和尚慧休,还有至真观的道士姚绥,都是他的学生。讥先生自己写过很多书,比如《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庄子外篇义》二十卷、《庄子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还有《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来梁朝皇帝还特意让人把他的书都收进宫里的图书馆呢。
他儿子子孝则,官做到始安王记室参军。
再说说顾越,字思南,是吴郡盐官人。他家住新坡黄冈,当地有个乡校,所以顾家人都挺有文化。顾越小时候父母双亡,靠自己勤奋努力长大,他聪明伶俐,口才又好,特别擅长讲解《毛诗》,还能引经据典,解释一些比较偏僻的含义。梁朝太子詹事周舍都很欣赏他。他一开始当扬州议曹史,后来又兼任太子左率丞。顾越对义理理解得非常透彻,尤其擅长辩论,他和会稽的贺文发都被梁朝南平王萧伟看重,请他们做宾客。之后,他被任命为《五经》博士。绍泰元年,升迁为国子博士。世祖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始兴王谘议参军,在东宫给太子讲课。因为顾越年纪大了,皇帝对他特别优待,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还继续让他担任国子博士,继续给太子讲课。废帝继位后,他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后来华皎造反,顾越当时在东阳,有人在高宗皇帝面前诬陷他,说他有异心,结果他被下狱,官职也被罢免了。太建元年,顾越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当时有个东阳人龚孟舒,他也研究《毛诗》,很擅长谈论名理。梁武帝时期,他做到寻阳郡丞。元帝在江州的时候,非常器重他,亲自向他学习。承圣年间,他兼任中书舍人。天嘉初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兼任国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年间去世。
沈不害,字孝和,是浙江湖州武康人。他爷爷沈总,在齐朝做过尚书祠部郎;他爸爸沈懿,在梁朝做过邵陵王手下的参军。沈不害从小父母双亡,但他为人正直,并且好学上进。十四岁的时候就被选拔为国子生,考中了明经科。之后一路升迁,做到梁朝太学博士。后来又调任庐陵王府刑狱参军、长沙王府谘议,还兼任汝南县令。天嘉年间初期,他被任命为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同时兼任嘉德殿学士。
从梁朝末年战乱开始,一直到这时候,国家学校都没能建立起来。沈不害就上书皇帝说:臣听说,要建立国家培养人才,没有什么比尊崇儒学更重要的了;要教化百姓,就必须重视教育。所以,古代的东胶、西序,儒学兴盛,延续了三代;环林璧水,学业繁荣,一直到两京。自从儒学衰微,世风日下,人们受到坏风气的影响,贪图享乐没有节制,所以必须设立学校,树立榜样,启迪人们的心灵,这就像用蓝草染色,像用玉器雕琢一样,这样才能使人伦和谐,尊卑有序,忠孝的道理明了,君臣之道巩固。
鲁国因为重视礼仪,所以很难被侵略;郑国因为轻视音乐,所以很快灭亡了。古代有战争的时候,人们击鼓舞动兵器,南方的蛮夷才来朝拜;等到泮宫建成,淮夷才归顺。想想洙水泗水两岸的儒学之风,怀念着古代淹、稷那样的盛况,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应该重视教育啊!
梁朝太清年间,朝政动荡不安,外有戎狄入侵,内有奸臣作乱,早上听到的是战鼓声,晚上看到的是烽火。许多有学问的大儒,死的死,散的散,比坑杀还要惨烈,《五典》、《九丘》这些典籍,也像被埋在帷帐底下一样,无人问津。国子监因此而衰败,孔庙也不再修缮,褒成殿的祭祀仪式荒废了,祭祀用的器具也无人使用了,赞颂儒学的歌声也销声匿迹,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年轻一代不知道古代的学习礼仪,年长一些想学习的人,只能徒呼奈何,感叹自己学习太晚了。
皇上继位登基,执政天下,道义遍及天下,威望远播,奸邪已清除,浊气已消散,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幸福。应该大力弘扬礼乐,兴办学校,效法古代典章制度,亲临太学,挑选公卿子弟,都送进学校学习,让助教博士们每天讲授课程,使他们背着书箱,穿着整齐的衣服,步伐规矩,形成一片学习的景象。如同琢磨玉石一样认真学习,学习诗经和礼记,一年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三年就能学有所成。所以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为朝廷效力,做官从政,都能凭借所学知识来修身治国,最终位居高位,荣耀无比。
古时候,王世子虽然尊贵,但也要和国子同等入学学习。到了汉朝的太子,这个礼仪也没有废除,到了两晋时期,更是发扬光大,这足以说明尊师重道的风气盛行。太子殿下天资聪颖,无需多加教导,但更应该谦虚谨慎,专心学习经书,向老师行礼致敬,遵循古礼。想想孔子的旧宅,虽然简陋,却也曾书声琅琅,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前圣的遗风,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更何况现在江表地区安定,海外也没有战乱,怎么能不开创伟大的事业,弘扬至高的道义呢?怎么能让儒家思想和玄学不兴盛于这个圣明的时代,让盛世大业不能延续尧舜时代呢?我学识浅薄,所言不足采纳,冒昧进言,心中忐忑不安。
皇上批复道:“朕已看到你的奏章了。自从旧的章法废除后,儒家经典的精髓就要失传了,朕继承皇位后,一直想着要恢复和发扬光大,但由于战事未息,国家刚刚建立,一直担心前朝的典章制度会有一天彻底消失。你才思敏捷,文采出众,能够顾全大局,重视教育,朕将此事交由你负责,按照实际情况去执行。”皇上又下旨修改乐章,命令他创作三朝乐歌八首,共二十八支曲子,交给乐府去演奏。
他当了五年赣州地方长官,之后进京做了尚书仪曹郎,后来又升任国子博士,兼领羽林监,还被皇帝下令负责修订五礼,掌管撰写策文和议定谥号。太建年间,他被任命为仁武南康嗣王府的长史,负责管理丹阳郡的事务。之后又升任员外散骑常侍、光禄卿。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戎昭将军、明威武陵王的长史,负责管理吴兴郡的事务。不久之后,他又回到朝廷,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同时兼任尚书左丞。他六十三岁那年去世了。
他精通经史子集,擅长写作,虽然博览群书,家里却连一本成书都没有。每次写文章,都是提笔就写,从不查阅资料。尚书仆射汝南人周弘正经常夸奖他,说:“沈先生真是心灵如同圣人啊!”他著有《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他的儿子沈志道,字崇基,年轻时就很有名气。他刚入仕途就担任扬州主簿,不久又兼任文林著士,后来又历任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祯明三年,他投奔了隋朝。
王元规,字正范,是太原晋阳人。他爷爷王道宝,曾做过齐朝的员外散骑常侍和晋安郡守;他父亲王玮,曾做过梁朝武陵王府的中记室参军。王元规八岁就成了孤儿,他和两个兄弟跟着母亲,投奔舅舅去了临海郡,那时他才十二岁。临海郡有个大地主刘瑱,家财万贯,想把女儿嫁给王元规。王元规的母亲因为兄弟们年纪都还小,想找个强大的靠山,于是想答应这门婚事。但王元规哭着请求母亲说:“婚姻不能丢掉亲情,这是古人非常重视的。怎么能为了图一时安稳,嫁给不相称的人呢!”他母亲被他的话感动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王元规为人孝顺,侍奉母亲非常谨慎,早晚都寸步不离地侍候在母亲身边。梁朝的时候,山阴县发大水,很多人家都被冲垮了。王元规只有一条小船,情急之下,他把母亲、妹妹和孤侄都带上了船。他自己撑着船桨,把三个孩子放在高高的树杈上,等水退了之后,他们才获救。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孝行。
元规从小就特别爱学习,跟着吴兴的沈文阿先生学习。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把《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丧服经》这些书都学通了。梁朝中大通元年,朝廷下诏让他考《春秋》,他考了个高分,当时有名望的儒生都夸他厉害。 他先在湘东王那里当了个左常侍,后来又升了员外散骑侍郎。简文帝还在东宫的时候,就把他当做座上宾,经常让他讲解经书,对他特别尊重。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军宣城王府的记室参军。后来侯景造反,天下大乱,他就带着家人回到了会稽。
天嘉年间,他又被任命为始兴王府的功曹参军,同时兼任国子助教,后来又调到镇东鄱阳王府当记室参军,继续兼任助教。 梁朝太子(后来的梁后主)还在东宫的时候,就把他请去当学士,亲自向他请教《礼记》、《左传》、《丧服经》等书的含义,还给了他很多赏赐。之后,他又升任国子祭酒。 新安王萧伯固曾经进宫,正好赶上元规在讲课,他就请求元规给他讲解经书,当时的人都觉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没多久,元规又升任了尚书祠部郎。从梁朝开始,很多儒生都研究《左传》,他们都觉得贾逵和服虔对杜预的解释很难反驳,总共有一百八十个问题,元规一一解释,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也没有人怀疑了。每当朝廷要举行什么重大仪式的时候,他总是参与其中。
他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他又被任命为鄱阳王府中录事参军,不久又升任散骑侍郎,后来又调到南平王府当参军。南平王在江州,元规也跟着去了,各地慕名而来的学生,不远千里来向他请教,经常有几十上百人。隋朝祯明三年,他归顺了隋朝,在秦王府当了东阁祭酒。七十四岁的时候,在广陵去世了。
元规著有《春秋发题辞》、《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他的儿子大业,聪明有才,也很有名气。
话说有个吴郡人叫陆庆,从小就爱学习,各种经书都懂,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为人非常正直。后来他当上了梁武陵王国的右常侍,接着又当过征西府的墨曹行参军,最后做了娄县县令。碰上梁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就专心研究佛经和各种典籍,没有哪一本他不仔细研究的。天嘉年间,朝廷征召他当通直散骑侍郎,他没去。永阳王当了吴郡太守,听说陆庆的名声,想见见他,陆庆就推说自己生病了,坚决不去。当时陆庆的族人陆荣在郡里做五官掾,陆庆曾经去拜访过他。永阳王就乔装打扮去陆荣家,甚至偷偷凿了个洞在墙上偷看陆庆。永阳王跟陆荣说:“看看陆庆的神态,那么凝重严肃,简直让人捉摸不透啊!像严君平、郑子真那样的人物,跟他比起来也差远了!”后来鄱阳王和晋安王都请他去做记室,他都没答应。他就建了个小屋,隐居起来,专心诵经念佛,所以跟他学习的人很少。
史书上评论说:想要磨练品德、努力向上,一定要先学习经书;要国家兴盛、家庭和睦,都要遵循这个道理。所以,好的政治是因为这个而达到太平盛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有秩序。像沈文阿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也是一代大学问家啊。沈文阿还重新制定礼仪制度,简直可以和汉朝的叔孙通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