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子出门三四天后，贾制台突然收到蕲州知州的一封急件。信里说，贾制台的表哥萧某乘轮船路过蕲州，下船时人多混杂，不小心被扒手偷光了钱，现在住在州衙里，走不了，请求贾制台指示。
原来小兔子坐船时东张西望，没看管好行李，结果被扒手盯上了。他正解开包裹换衣服，发现钱没了，就开始大吵大闹，要船上的人抓贼。贼没抓到，他又哭着要船上的茶房赔钱，一会儿又嚷着要上岸告状。船上的人干脆趁船还没离岸，把他的行李送上岸，让他去告状。小兔子一打听，知道靠岸的地方归蕲州管，就赶紧坐上小车，跑到州衙告状去了。
蕲州知州姓区，字奉仁，一听是制台的表弟，不敢怠慢，赶紧请他住进衙门，同时上报制台，请求指示。信里还说：“银子是在船上丢的，轮船是洋人管的，卑职没权管这事，还请大人明察。”区知州的意思是想撇清关系，这事情跟他没关系。可贾制台一看这话就不舒服了，说：“管他水里岸上，都在蕲州的地界，东西丢了就得找他要。我亲戚都这样了，老百姓更不用说了！”说完，他就写了一份公文，严厉训斥区知州办事不利，“限三天内人赃并获，逾期不获，定行撤职”。区奉仁接到公文，没办法，只好跟小兔子商量，私下答应赔他所有的钱，还额外给了他二十四两银子做补偿，又给他买了船票，派了家人和两个衙役送他回家。他自己则上省城向贾制台汇报此事。
区知州当天晚上就乘船过江去了省城。到了省城，他怕贾制台担心表弟，赶紧去见贾制台。幸好贾制台生活没规律，三更半夜也接见客人。衙门的捕快、差役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回家，轮班在衙门口候着。所以即使是半夜三更，衙门里也热闹得很。区奉仁到官厅一看，已经有一个人在那里了。那人斜躺在首县平时坐的炕上，低着头打盹，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都没察觉。官厅是三间敞厅，只点着一根细小的蜡烛，屋里黑乎乎的，看不清。区奉仁长期在外任职，跟省城的同僚不熟，见那人坐着不动，也没上前打招呼。十月的天气，突然刮起一阵北风，窗户呼呼作响，风把蜡烛吹得烛油直滴，蜡烛快烧完了。区奉仁感到阴森森的，寒毛直竖，正想叫管家拿件衣服来穿，还没开口，就见炕上打盹的人“啊唷”一声，从炕上下来，伸了个懒腰，又躺下了。不知道从哪拿来一件破旧的棉袄裹在身上，两脚露在外面，穿着靴子。区奉仁心里很疑惑，不知道这人是谁，“要是官员，怎么没人伺候，却在这里睡觉呢？”他一边想着，一边看表，他进来时是十一点一刻，现在已经是三点一刻了。
正看着表，突然听见窗外一群差役、轿夫在那里呼哧呼哧地喘气，像吃面条一样的声音。区奉仁听得清楚，心想：“这么晚了，我也饿了，不如叫他们也买碗面吃？既能充饥，又能御寒。”主意已定，正要出门叫人，没想到外面风很大，像刀子一样刮着脸。还没开口，管家们已经看见他了，赶紧进来问：“老爷有什么吩咐？”区奉仁赶紧缩回来坐下，喘口气后，说了想买面吃的事。管家说：“三更半夜的，哪有卖面的。他们只是冻得在那里喘气，不是吃面，老爷大概是听错了。老爷想吃面，小的这就出去，到衙门口买去。”区奉仁点点头。管家出去买面，过了一会儿，只买来一碗稀粥，说是快四更了，没面了。区奉仁只好作罢。
吃过粥后，身上暖和了一些，他就问：“上面怎么还不召见？”管家回答：“听说正在跟首府大人说话呢。首府大人从掌灯时就来了，一直跑到签押房。大人留他吃饭，谈字画，一直谈到现在还没谈完。江汉关道从下午两点来，到现在还没见到呢。这位大人只有跟首府大人说得来，有些司、道都比不上他。”区奉仁说：“首府大人本来跟制台是结拜兄弟。”管家说：“听说现在又拜了制台为师，不认结拜兄弟了。整个武昌省城，只有他能进内签押房，别人只能在外头等着。”区奉仁说：“照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管家说：“小的刚才问过差役，马上就能见也说不定，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定，甚至直接忘了不见也说不定。”区奉仁说：“我是有急事的人，见他一面把话说清楚，我就得回去。被他这么耽误了怎么行？”管家说：“这话难说，不然怎么这官厅里人人都在抱怨呢？”
主仆二人正说着，忽见炕上裹着棉袄睡觉的那个人猛地坐起来，揉揉眼睛，把棉袄推到一边，拱拱手说：“老同僚，失礼了！您才来一会儿就等得不耐烦了，我在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区奉仁一听这话，非常惊讶，赶紧站起来，问他姓名。那人也起身相迎，回答说：“姓瞿，字耐庵。”区奉仁一听“瞿耐庵”三个字很熟悉，想了半天，却想不起来是谁。
瞿耐庵到兴国州上任后，前任官员和他不对付，前任帐房因为瞿耐庵没满足他的索求，就把历任移交的账簿都改了。本来该记一百两银子的，他改成一百文；该记一百文的，改成五十文。瞿耐庵的老婆再精明，也信以为真，根本没怀疑是假的。结果可倒霉了！他到处送礼，到处碰壁，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那么多人。前任帐房这心肠，真是太坏了！
一开始，湍制台在湖北时，瞿耐庵靠着他的女婿戴世昌的势力，那些上司知道他的背景，都不和他计较，所以即使他孝敬上司的钱少一些，也没事。可湍制台调走了，戴世昌失势了，瞿耐庵这个“假外孙婿”更没话说了。新来的贾制台刚上任，就有人告他的状。起初贾制台看在前任的面子上，没马上撤他的职。后来告状的人多了，把他在任上办事糊涂，他老婆要钱的事都抖搂出来了。巧的是，本府上省，贾制台问到首府，首府又给他下了个绊子，这才把他撤了职。
瞿耐庵被撤职回省后，连续三天去制台衙门，都没见到制台。后来，因为要甄别一批人，制台突然想起他，才传他过去。瞿耐庵接到通知，火急火燎地赶到制台衙门，连轿子都没坐。传话的人是十二点一刻到的，他连午饭都没吃，十二点半不到就到了衙门口，一直等着。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召见，想走又不敢走，饿得慌，就买了些点心吃。天黑了，他才找到一个认识的巡捕求帮忙。巡捕说：“制台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谁敢上去帮你说话？他一天不见你，你就得等一天，十天不见你，就得等十天，一个月不见你，就得等一个月！他什么时候想见你，你不管三更半夜还是鸡鸣天亮，都得在这儿等着！要是你走了，他发起火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原来这巡捕之前因为少拿了瞿耐庵的钱，心里也不痛快，故意吓唬他。瞿耐庵没志气，老婆又强势，没了靠山，一听这话，吓得魂飞魄散，连连答应，乖乖地回去等。结果等到半夜，还是没被召见，这一夜，他都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他在衙门口洗脸，吃点心。一会儿，上衙门的人都来了，衙门口挤满了人。制台召见了几个后，其他人就都散了，只剩下他一个。他不敢回家，让管家从家里送茶饭来吃。这一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被召见，他又去问巡捕。巡捕生气了，说：“你这个人真麻烦！我已经告诉你了，大人的脾气不好打发。既然来了，走不了，怎么还问个没完？”瞿耐庵吓得不敢吭声，又回到衙门口。这夜和前一晚不一样了，因为前一晚没睡，他累坏了，不知不觉在台阶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好，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才醒。接着又有人来上衙，他碰到熟人就打招呼，就像特意穿戴整齐来衙门口陪客似的。一会儿，官员们都散了，他又从家里叫人送茶饭来吃。因为天气还不算太冷，穿件袍子还能熬得住。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他一直没回公馆。他老婆起了疑心，说：“老爷不会又是到汉口被哪个女人迷住了吧，所以不回来？”她偷偷地过江去打听。无意中，她打听到上次他带家人去打架的那户人家，果然是他包养的小老婆。那女人叫爱珠，是汉口窑子里的人。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夏口厅马老爷骗了。后来瞿耐庵上任后，给了她不少钱。但是瞿耐庵很怕老婆，一直不敢把她接到任上。爱珠又是青楼出身，风流成性。幸亏马老爷顾及朋友情面，写信给瞿耐庵，说爱珠如何不好，“恐怕将来会给你带来麻烦，我已经把她打发了。”瞿耐庵收到信后，没办法，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现在这事被他老婆全知道了，她先是大怒，后来知道人已经打发了，才消了气。在汉口找不到老爷，她就过江回省。怕家人说的话不可靠，她又让自己的贴身老妈去制台衙门和州县官厅看看，果然看到老爷一个人坐在那里，这才放心。她天天派人送饭送衣服给老爷。过了几天，天气冷了，晚上实在熬不住，因为没有被褥，她就送去了一件棉袍和一条毛毯，让他晚上御寒。
说回正题。区奉仁仔细打量了他一番，才想起以前有人说过他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孙婿”。闻名不如见面，怎么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他就大致问了问。瞿耐庵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怎么得到官职，怎么被撤职，回省后怎么去衙门求见制台却一直不见，后来突然被传召，来了之后又等了一个月都没被召见，以及巡捕不让他走的事，都详细说了一遍。
区奉仁一听，既替瞿耐庵着急，又担心自己耽误公务，眉头紧锁，说：“我哥在省里候补，闲着没事儿，等他没问题。可我兄弟是实职，地方上有公务，哪能耽误这么久啊？”瞿耐庵说：“你不来就算了，既然来了，就得等等他。我正无聊呢，这下好了，有你作伴，咱俩聊聊天，我也能好好跟你学习学习。”区奉仁说：“别取笑我了！不见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这次来省里只带了薄棉衣，厚衣服都没带，想着办完事就回去的。这下好了，还得派人回老家拿衣服了。”瞿耐庵说：“今天估计是见不到了。你把外套脱了，咱俩一块儿睡这坑上吧。就算睡不着，咱也躺着聊聊天。夜深了，天又冷，两个人睡这儿比外面强。我这儿还有条毯子，你盖盖脚，我这还有个钟，也不用它了。”起初区奉仁还客气，不愿意睡坑上。可听着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又冷，窗户还破了，冷风嗖嗖地往里灌，实在受不了了。瞿耐庵又催了他三次，他才上坑睡下。两人就用两个坑里的枕头枕着。
睡下后，瞿耐庵又说：“不瞒你说，这三间屋子，上面几根椽子，每根椽子上几块砖，地上几块方砖，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区奉仁觉得他说的怪，赶紧问原因。瞿耐庵解释说：“我能不能见到上司不知道，天天在这儿帮他们看守老营。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没事干，也没人说话，我就只能数砖头了。”区奉仁听了，很同情他。瞿耐庵又说：“咱睡一会儿吧。等天亮了，又有人来上班，耽误半天。”区奉仁也困了，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刚穿好衣服，来上班的人就到了。他们又等了一天，还是没见到。晚上又盖着毯子睡在官厅里。
第二天，区奉仁实在熬不住了。还好他是现任官员，平时在制台衙门里规矩也没错，人缘也不错，他就找到制台的一个门客，给了他一千两银子，请他帮忙疏通。那人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巧的是，这天有人要见制台，差役把区奉仁的手本一起递上去了，贾制台说“请”。进去后，他紧张得手心都冒汗，怕制台不高兴。制台挨个问话，轮到他时，只说了几句。“你啥时候来的？”区奉仁恭敬地说：“卑职前天就来了。”制台说：“长江沿岸土匪很多啊，轮船到的时候，得多派些人维持秩序。”区奉仁连声答应“是”。制台马上给他端茶送客。区奉仁这才松了口气。站起来后，他又行了个礼，说：“大人没啥吩咐，卑职告辞，今晚就回去了。”贾制台点点头：“你赶紧回去吧。”说完，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行了个礼，就进去了。
然后区奉仁又去了藩司、臬司衙门。从衙门出来，回到住处，收拾行李。正要走，忽然看见一个差役拿着手本过来，说：“新任蕲州吏目随凤占特来拜见。”区奉仁一看，手本上写着“蓝翎五品顶戴、新选蕲州吏目随凤占”几个字，说：“我马上就要出城过江了，哪有时间见他。”差役说：“老爷一来，他就去制台衙门打听，当天就赶来了。老爷一直没回家，他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他说老爷是他的直接上司，应该天天来伺候的。”区奉仁见他态度恭敬，就说：“请。”差役出去了。
一会儿，随凤占来了，穿着五品官服，蟒袍朝珠。进门前，先把袖子放了下来。进门后，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行礼，然后从袖子里拿出履历，双手奉上，又行了个礼。区奉仁见是下属，态度就随意多了，收下履历后回了个礼。随凤占又行礼，区奉仁只是把手一抬，欠了欠身就算回礼了。两人坐下后，区奉仁翻了翻履历，因为认字不多，也没仔细看。看完后，问：“老兄是山东人？”随凤占说：“卑职是安徽庐州府人。”区奉仁很惊讶：“怎么履历上写的是山东呢？”再一看，才知道他是山东捐的官，原来是看错行了。觉得有点尴尬，就随便问了几句：“你啥时候来的？啥时候上任？”随凤占一一回答了。然后区奉仁也像送制台一样，送了随凤占一段路，欠身进了屋。随凤占赶到城外禀报，区奉仁回任的事就不说了。
随凤占等了十几天，也没见藩台大人下令让他去新岗位报道，急得他直跳脚。他和武昌府有点关系，所以每天都跑去府里等消息。第一次去，首府大人还单独把他叫进去聊了几句，答应帮他说话。之后他就和其他小官一起排队等候了。有一天，首府大人见了藩台大人，顺便替他求了情，藩台大人答应了。首府大人回来后，看到随凤占还在那里站着，就让小吏把随太爷请进去。
小吏把话传出去，随凤占立刻笑开了颜，跟抹了金子似的，一边整理帽子，一边提着衣服，跟着小吏进去了。首府大人把藩台大人的话又说了一遍。随凤占道谢后，首府大人也没啥好说的，就送客了。随凤占出来后，他的同事们一拥而上，把他围住了，问他首府大人找他啥事。随凤占得意地不肯说实话，只说：“首府大人给了我两个差事，我不乐意去；还让我推荐几个人，我一时想不起来，答应明天给他答复。”大家一听首府大人有差事，二三十个人都挤了过来，把随凤占围在中间。
这些人都是穷困潦倒的小官，啥事都干得出来。当时正值隆冬，有人只穿件单薄的外褂，有的甚至穿着纱衣，上面都缝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掉了。脚上的靴子大多是尖头，还有些长着“眼睛”（鞋尖上的装饰）。有两个人穿的是“抓地虎”（一种靴子），算是比较好的了。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很破旧；偶尔有一两顶皮帽，也是光秃秃的，没毛了。大堂里，一群人挤在一起，冻得眼睛通红，鼻子通红。有些留着胡子的人，眼泪鼻涕顺着胡子往下流，拿着灰布手巾擦拭。听说首府大人让随凤占推荐人，大家都觉得随凤占肯定后台硬，纷纷围着他问姓名。
其中一个长得还算体面的，走到大堂暖阁后面，看到一个万民伞的伞架，就搬过来靠墙放好，请随凤占坐下说话。随凤占见没有凳子，不好拒绝，就和他一起坐下，也问了他的姓名。那人自称姓申，名守尧，是府经班的小官，二十四岁出来候补，今年六十八了。他先捐了个典史，在河南待了几年，分到卫辉府当差。有一次，他晚上带人巡逻，碰见一个喝醉酒的拦路骂人，年轻气盛的他直接打了五十板子。打完才知道那人是监生，捐了监的人，不革除功名是不能打屁股的。没办法，他只能放了那人。第二天，全城的监生都来闹事，说他擅责有功名的人，要告他。他吓坏了，卷铺盖逃跑了。后来，那个挨打的人怕影响自己名声，私下求情，才平息了此事。府里知道他是畏罪潜逃，也就乐得把差事交给别人。地方上少个典史也没啥大不了的，没人追究他。因为这事，他不能再在河南待了。
巧的是，他哥哥以前捐了个巡检，死后，他就顶替了哥哥的名字，花点钱免了考试，一直到湖北候补。后来修堤坝时，他立了大功，被保举免去候补，直接当了府经。时间久了，他经常把以前的事告诉别人，炫耀自己的经历，还说“别小看我，虽然官小，监生都被我打过！”大家听多了，都觉得他有点吹牛，不理他。这次和随凤占搭上了，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和随凤占一起坐在伞架上聊天。
那些小官们眼皮子浅，见申守尧和随凤占聊得这么热乎，以为他们肯定有关系，觉得首府大人说的差事，说不定就被申守尧抢去了。有些没眼力见的，跑到暖阁后面偷听他们说话。有些心眼多的，在一旁嘀咕：“人家有门路，能巴结上好差事，就算有一百个差事，也轮不到我们。我们还是走吧，别招人烦。”也有人说：“我不服！我就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偷偷摸摸的？”
一群人在那儿七嘴八舌地吵个不停，突然，一个穿着一身还算新的袍子的年轻人从旁边走过来，冲一个老头深深鞠了一躬，说：“梅翁伯伯，好久不见了！我昨天回来就到您家拜访，还是您老母亲亲自开的门，硬要我进去坐坐。我问您不在家，看见您母亲只穿着一件单褂子，头发也没梳，正在烧水做饭，所以我又出来了。今天正好在这儿碰见您，想跟您聊聊。”
老头儿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家也没个像样的待客的地方，要是来了个稍微体面点的客人，我老婆都得先被支到街上去待一会儿，好让客人进屋，在床上坐坐。吃饭、睡觉、会客，都在这床上解决。您来了，我却不在家，真是失礼了！”年轻人说：“伯伯，我是自己人，您别这么说！”老头儿又问：“你这次差事，办得怎么样？”年轻人说：“我记着您的教诲，该争取的地方，一点都没放松。所以这次差事虽然辛苦，除了花销，还剩了八块洋钱。”老头儿说：“你亏大了！年轻人就是没经验，没什么用！”年轻人不服气地说：“钱这东西，就算比我更年轻的人，也都会精打细算的。再说，我们出来办事就是为了赚钱，哪有白白吃亏的道理？”
老头儿说：“你別不服气，你去了几个地方？”年轻人说：“我的公文一共去了五个地方，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完。”老头儿说：“你看看！五个地方才剩八块洋钱，算多吗？我就不信，一个地方连两三块钱都拿不到。算下来，每个地方才赚一块六。我们老了，没本事，一年到头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像你们年轻人，差事到手了，却这样糟蹋，真是可惜！”年轻人问：“伯伯，您觉得应该怎么办？”老头儿说：“至少一个地方要拿到三块大洋，五个地方十五块总得剩下来吧！”年轻人说：“人家给的也有三块四块的，但是，自己也要花点钱。人家给了这笔钱，还得给人家点辛苦费。”
老头儿撇了撇嘴说：“你小子有钱！你太爷赏他们！他们平时都跟县太爷这些大人物打交道，腰包里哪一个不鼓囊囊的，会稀罕你这几块洋钱？像我这种老脸皮厚的人，来的人我就请他坐下，倒杯茶给他喝，跟他们客气点，又不花钱。至于辛苦费，少给点，我也不跟他们客气。人家见我这么待他们，就算我给了，他们也不好意思收。这样一来，钱就省下来了，我自己也能多用几天。至于你说的零用钱，那可没个底，要是想享受，一天多少钱都不够花。要是嫌辛苦，干脆别出来干这个差事了。”老头子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年轻人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这时，齐巧和申守尧从暖阁后面谈完话也出来了。申守尧认识那两个人，就问年轻人：“你跟梅翁在聊什么？”年轻人刚要开口，老头子抢先把刚才的事又说了一遍，全是埋怨年轻人不懂得生活，不会赚钱之类的话。年轻人不服气，又跟他争论起来。申守尧从中劝解道：“这话梅翁说得也对。你去的那些地方，都还算级别高的。那些现任的大老爷，一年能拿两三万。我们这些小人物，就算多应酬点，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所以，我每次出差，等他们把例行的钱送出来后，我都会客气地推辞两下，不是说嫌少不收，而是说：‘咱们关系这么好，这钱我实在不能收。我在省城候补了好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想借点钱周转一下’，这样说，他们一般都会多给你点。有些客气的，借的数目比送的数目还多。”年轻人问：“开口借钱，借多少合适呢？”申守尧说：“这个没有定数，总之，开口了，伸手了，就不会空手而归。”年轻人问：“借条要不要写？”申守尧说：“你真是傻！钱到手了，抹抹脸，还写什么借条？要是每个地方都写借条，一年出差三趟，至少也得写二十多张借条，这辈子也还不清。那不过是一句好听话而已。再说，几块钱的小事，就算写借条，人家也不肯收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说声‘谢谢’，彼此都痛快。”
三个人聊得正开心，没想到随凤占一直在旁边听着，就插嘴说：“守翁说的没错，但也要看情况，随机应变，没有绝对的准则。”大家看他突然插话，不知道他是谁，都愣住了。申守尧赶紧给他介绍，对那两位说：“这位是新选的蕲州右堂，姓随，名凤占。仕途很顺利，很快就要上任了。而且他老练精明，在我们佐杂班里算是个人物了。”那老的少的听了，连忙鞠躬，表示敬佩。申守尧又介绍了那两位的姓名，指着年纪大的说：“这位姓秦，号梅士，跟他的兄弟一样，都是府经。”又指着年轻的说：“这位是学槐兄，去年秋天刚通过考试。跟太尊的二少奶奶沾亲，很受太尊照顾，来省城不到半年，已经做过好几个差事了。”随凤占也连连说“久仰”，又说：“正好听到各位的精彩见解，十分佩服！”秦梅士说：“哪里哪里！像您这样马上就要上任的，跟我们这些天天在衙门里混日子的人完全不一样。”随凤占说：“不敢当，不敢当！不过我做官以来，一直是花钱买官，补的实缺，从来没有在省城里候过补一天。不过这其中的门道，以前经常听父亲提起，所以也略知一二。”
大家忙问：“您父亲以前是怎么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随凤占说：“我家祖上就在山东做官；祖父去世后，父亲也通过考试来到省城，一直都在山东。轮到我，却直接选拔上来了，幸运地没吃过那些苦头。虽然都是佐班，我家也算得上三代为官了。”大家说：“像您这样有才能，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您父亲以前有什么诀窍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申守尧说：“别急着问，听他慢慢说。老前辈的经验，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随凤占说：“我父亲以前在山东候补的时候，有一年接到府里的公文，让他去各县查办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到了第二站，是长清县。长清县在山东也算个好地方，而且县太爷跟我父亲有点交情。到了长清，见面后，县太爷就留我父亲在衙门住。我父亲心想，住店要花钱，能省就省，就把铺盖搬到衙门去了。反正衙门空房子多的是。他住的屋子就在帐房隔壁。住下后，县太爷派人来招呼，说：‘请老爷跟帐房一起吃饭。’衙门大厨房的菜不能吃，帐房师爷很好，又特意加了两道菜。我父亲吃得很舒服。谁知住了一夜，第二天县太爷就下乡去视察了。离城一百多里，来回得三四天。临走时还跟我父亲说：‘老兄不妨多住几天。要走的话，我已经跟帐房交代好了。’我父亲以为他交代好了，应该没问题。第三天，我父亲觉得白住人家不好，就跟帐房商量要走。帐房答应了。我父亲先回屋收拾行李。过了一会儿，帐房派人送来两吊钱，说是老爷的差旅费。我父亲本来想多要点，结果只送来两吊，气得说不出话来！”申守尧说：“两吊钱现在也值不少钱呢，现在一块洋钱才换八百多文。”随凤占说：“哎哟！我的天！北方用的小钱，五百文算一吊，一吊算两块，两吊才一千文，合洋钱不到一块三角。”申守尧说：“这也太少了。”随凤占说：“对啊！所以当时我父亲很生气，就跟送钱的人说：‘我跟你们老爷的交情不在钱上，这钱我不能收。’那人先不肯拿回去，后来见我父亲坚决不收才拿走了。帐房就在隔壁，听得见。那人回去后，把这事跟帐房说了。只听帐房半天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两吊不肯收，那就再加一吊。这钱又不是我的，我不好乱做好人。’我父亲一听隔壁的话，知道情况不妙。等到第二次送钱来，这可就难办了，如果不收，就好像跟他争这一吊钱，不好看。没办法，只得稍微推辞了一下。送钱的人自然不肯拿回去。我父亲就转个弯说：‘按理说，这钱我不应该收。但老爷不在家，如果我不收，又让你们师爷难做。我还是收下吧，师爷，先替我谢谢老爷。’诸位，你想想，这时候要是我父亲再不收，他们干脆把钱拿回去，不再送了，你怎么办？所以，这些事全靠眼力，该推就推，不该推就收下。这就是所谓的随机应变，察言观色。这些都是我父亲经常教我的。诸位觉得如何？”大家听了，都点头称赞，说：“老前辈的见解，真是我们佐班的圭臬！”
正说得高兴，突然来了个衣衫褴褛的老妈子，对申守尧说：“老爷，事情办完了吗？衣服脱下来给我，我拿回去。家里今天没米下锅，太太让我来当当，我得回去了。”申守尧本来没在意，一听这话，觉得这老妈子不会说话，一巴掌把她打了个趔趄，摔倒了。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