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和尚送走了徐大军机,慢悠悠地走到西书房。洋人已经走了,只剩下尹子崇和他小舅子两个人。小舅子正眉飞色舞地吹嘘自己的妙计:“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安徽全省的矿产给卖了!外国人签字也就是签个名,连徐大人都签了字,还怕安徽巡抚说什么?洋人亲眼看见徐大人签字,更是没话说了!”

原来这主意是尹子崇想不出来,去求他小舅子出的。他小舅子跟洋人的翻译勾结,才有了这个计划。所有朝中大员的照片,翻译都提前给洋人看过,所以洋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徐大军机,一点都没怀疑。合同是两份,都是预先写好的。他们明知道徐大军机不认识洋文,所以故意让他当面签字,还让他签了两遍。和尚那边的说法,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当时几个人都在西书房,翻译让洋人拿出合同,自己也签了字,给了尹子崇一份,约定好付款日期,才握手道别。尹子崇看着事情办成了,赶紧把昧着良心赚的钱,除了酬谢和尚和翻译外,还得分给各位“舅爷”一些,堵住他们的嘴。

尹子崇干了这件瞒天过海的大事,拿到钱后,就给原来的股东们写信,说公司生意不好,亏损严重,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把矿产卖给洋人,一共卖了多少钱。除去他经手的费用,剩下的钱很少,只能退还股东们三成本金了事。股东里,有些一直仰仗徐大军机的,自然没什么话说,就算知道吃亏,也认了。但也有几个比较强硬的,听了外面的风声,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尹子崇做了这种事,京城的同乡官员中,有些正直的,因为事关重大,自然都批评尹子崇。有些有小意见的,说他一个人赚了这么多钱,别人一点好处都没捞着,想一个人独吞,心里不服气,就煽动大家一起找他算账。为此,同乡们专门开了个会,尹子崇吓得不敢露面。后来听说风声越来越不好,有人要告他到都察院,甚至巡抚大人也要参他一本。他觉得在京城待不下去了,赶紧催洋人把钱结清,收拾行李,告别岳父,溜到上海去了。他刚到上海,京城的事就爆发了,竟然有四位御史连续上奏弹劾他,皇上旨意让安徽巡抚查办。上海的几家报馆都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尹子崇觉得上海也呆不下去,而且在外久了,也想着回家。于是,他偃旗息鼓,回老家去了。他自言自语:“这些钱够我后半辈子花了,既然人家跟我过不去,我乐得与世无争,回家享福。”他在家过了两个多月,居然没人找他麻烦。他又开始自我安慰:“我还有‘泰山’(岳父)做靠山,就算他们要对付我,也不敢不顾及老丈的面子。况且合同上还有老丈的名字,出了事,他们也会先找老丈,我还能躲在后面,不用担心。”

他正盘算着,管家送来一张名片,说是县衙来人了。他心里一惊:“我回家后还没拜访过任何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既然来了,只好接见。管家还没出去,门上又有人来说:“县太爷已经下轿,在厅堂等候老爷。”尹子崇更加疑惑,想不见他,但他已经等在那里了,不见不行。他又想:“反正我有靠山,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于是硬着头皮出去见他。谁知走到大厅,还没见到知县,就看见门外走廊和天井里站满了差役。尹子崇吓坏了!

知县早就看见他了,大声喊:“尹子翁,兄弟在这儿呢!”尹子崇只好过去见他。知县是个老油条,笑眯眯地作揖,热情地寒暄:“兄弟直到今天才知道子翁回府,一直没来拜访,实在抱歉!”尹子崇虽然也跟他周旋,但毕竟做贼心虚,还是显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作揖后,应该让客人坐上座,但他一时没留神,自己坐上了上座。后来管家给他送茶,他才意识到自己失态,脸都红了,赶紧换了个座位,更加手足无措了。

县令看着尹子崇,心里暗笑,也没多耽误时间,说:“兄弟我奉命办事,不得不亲自跑一趟。”说着,从靴筒里掏出一份公文。尹子崇接过一看,是南洋通商大臣的信函,当场就愣住了。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关于他卖矿的事,居然被四个知府联名弹劾了四次,奉旨交由本省巡抚查办。本省巡抚压根儿没把他当回事儿,当然不会帮他说话。没想到这事儿被两江总督知道了,因为案子涉及通商,是通商大臣的职责范围,于是又紧急上奏朝廷,说他擅自卖矿,胆大妄为,请求皇上将他抓起来交给刑部处置。皇上批准了奏折,电报一下达,两江总督就命令藩司挑选委员去抓人。谁知这藩司是徐大军机培养出来的,就推荐了他私人、候补知县毛维新。这毛维新和尹家还有点关系,派他去,路上也好照应尹子崇。到了地方,县令负责接应。毛维新跟尹子崇熟,就让县令一个人先去了。

尹子崇看完大部分公文,上面说要抓他,吓得呆住了,手里拿着公文半天放不下来。等了半天,县令说:“派来的毛委员在我衙门里,你和他是熟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轿子已经给你备好了,咱们走吧。”几句话说完,尹子崇急得满头大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半天憋出一句:“这事儿是我岳父签字的,跟我没关系,有事问他就行。”县令说:“这其中的弯弯绕绕,我不清楚。我只是奉命行事,不得不来。要是有冤屈,到了南京,见了总督,你可以解释。不行,还可以上京告御状。再说你岳父也在,你暂时受点委屈,很快就能解决。现在时间不早了,毛委员明天一早就得出发,咱们一起走吧。”尹子崇没话说了,支吾道:“我得先跟我母亲说一声,家里还有点事要处理,我今晚一定过去。”县令说:“我会派人进去告诉你母亲。府上的事,你老太太还在呢,你很快就要回来了,不用操心了。”

尹子崇还想说什么,县令仰着头,看着天,不理他,大声喊:“来人!”跟来的管家齐声答应:“是!”县令说:“轿子准备好了吗?我和尹大人现在回衙门。”底下又齐声答应:“轿子早就准备好了。”县令立刻起身,让尹子崇走在前面,他自己在后面,陪着他一起上轿。这一走,他自己还好。但尹家的人,早就听到不好的消息了,现在看到他被县令带走,就像押赴刑场一样,哭成一片了。尹子崇听着也很伤心,无奈县令铁石心肠,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了。

很快到了县衙,见到了毛委员。县令还是让他坐在厅里,只是多派了几个家丁和士兵轮流看守他。茶饭待遇和毛委员一样,毕竟他是徐大军机的女婿,地方官总要给三分薄面。再加上毛委员受了江宁藩台的嘱托,公私兼顾,所以尹子崇还算自在。当天晚上在县衙住了一夜,家里还派了管家来伺候。第二天,他们一起坐船出发。路上白天赶路,晚上住宿,几天后到了南京。毛委员去禀报,奉命交给江宁府经厅看管,另派委员押解进京。这事儿暂且不提。

再说毛维新在南京候补,一直在洋务局当差,算是个洋务人才。在他还没被派差事之前,他经常对人说:“现在吃洋务这碗饭的,有几个能把各国通商条约倒背如流?但我们这时候当官,少不得要温习一下本省的事务,免得办事时两眼一抹黑。”于是他就专门抄了一遍道光二十二年《江宁条约》,也就四五页纸,就埋头苦读,念了好几天,居然能背下来了。他就到处跟人吹嘘,说他背熟了这个,以后办交涉的事儿就不怕了。后来一个内行朋友考了他一下,发现他也就这点本事,就反驳他:“道光二十二年签订的条约是老条约了,只背这个没用。”他说:“我们在江宁当官,就该知道江宁的条约。至于什么《天津条约》《烟台条约》,等我将来调到那里,再去认真学习也不迟。”那位内行朋友知道他误会了,想告诉他,但见他死脑筋,说了也不一定明白,不如让他糊涂一辈子算了。于是笑了笑,这事儿就过去了。

哎,没想到这毛维新居然这么出名了,居然有两个道台在制台面前拼命夸他:“毛大人不仅精通洋务,就连各国通商条约都能背出来,真是难得的官员!” 制台说:“我办外交的事多了去了,提拔的洋务人员也数不清了,他们办事都得现查书。不光做官的这样,就连那些老夫子也这样。所以我就生气,老跟他们说,我老头子记性差,不行了,你们年轻人应该把这些重要的书好好读几遍,一天背熟一页,一年就是三百六十页,三年下来,谁还能是你们的对手?可惜我说了半天,他们就是不听,宁可闲着打麻雀、逛窑子。真要办起事来,还是得翻书,真是气死人!今天你们说的这位毛大人既然肯下功夫,很好,让他明天来见我。” 原来当时的江南制台姓文名明,虽然是旗人,却很推崇维新。不过,可惜的是他年轻时没读多少书,没什么学问。这次毛维新算是走了狗屎运,第二天去见制台,制台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东拉西扯,居然没露馅,就这样被委任到洋务局做事了。

毛维新被派去安徽提人,辞行的时候,他说:“听说安徽那边风气也挺开放的。这次我去,经过的地方都要仔细考察考察。”制台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回来后,毛维新把公事交代清楚,去衙门禀报。制台问他考察的情况,他说:“安徽官场现在很懂维新了。” 制台问:“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听说省城开了一家很大的菜馆,三个大宪都在那里吃过饭。” 制台说:“就吃顿大菜,也算不得开放吧。” 毛维新板着脸说:“回大人的话,卑职听安徽官场的人说,中丞的意思是,凡事都是上行下效,将来要让安徽全省的老百姓,不管富贵贫贱,都吃得上大菜才好。” 制台说:“吃顿大菜要多少钱?还要搭配香槟酒、啤酒,还有些酒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穷人吃得起吗?” 制台说到这里,正好有个刚到省城的知县和毛维新一起进来。因为他刚到,不太懂官场规矩,见制台只和毛维新说话,不理他,心里难受,就插嘴说:“卑职这次从北京来,路过天津、上海,吃过几次大菜,不吃酒也行。” 他这话是帮毛维新的。制台听了很不高兴,眼睛一瞪说:“我还没问你呢!上海洋务局、省里的洋务局,我请外国人吃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得花几千块?你晓得吗?” 又转向毛维新说:“我虽然出身富贵,却不是纨绔子弟,所谓‘稼穑之艰难’,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毛维新赶紧拍马屁说:“这正是大人关心百姓疾苦,才能考虑得这么周到。”

文制台问:“你调查的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毛维新接着说:“安庆府知府饶守的儿子和那里的抚标参将的儿子,一起剪了辫子去外国留学。我正好赶到那里,就碰上他们剃辫子的那天。饶知府知道我是洋务人员,特地写帖子请我去观礼。那天,官场绅士一共请了三百多位客人。他们提前请阴阳先生选了个吉时。阴阳先生列了个单子,挑的是未时剃辫大吉。受邀的客人都上午穿着喜庆的衣服去的,先向主人道喜,然后开席。等到散席,就到吉时了。只见饶守穿着蟒袍,领着他的儿子——儿子也穿着靴帽袍子——对着虚空设了祖先的牌位,点上香烛。父子俩先拜祭祖先,禀告此事。然后叫家人拿着红毡,领着儿子挨个给客人行礼,有的磕头,有的作揖。等都行礼完毕,家人在正厅中央摆了把圈椅,让饶守坐下。然后领着儿子过来,跪在父亲面前,听父亲训话。大帅您不知道,饶守就这一个儿子,因为上面提倡留学,他就主动报名,愿意自己出资,送儿子出国。所以那天抚宪、藩司、臬司和首道,都派了委员来祝贺。可怜他儿子才十八岁,去年腊月才结婚,到现在还不到半年,就要送他出国了。别说小两口舍不得分开,就是饶守自己想想,都六十岁的人了,膝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舍得让他出国呢?所以一看到儿子跪下请教,老人家忍不住老泪纵横,想教训几句,也说不出来了。后来亲友们都说:“吉时到了,不能错过,老兄,该换装了。”这时两个管家上来,把少年的官服脱掉,摘下帽子,只穿着一身便服。又搬来一把椅子,请少爷坐下。然后剃头匠上来了,端来一盆热水,把他的头洗了一遍,然后拿起剃刀准备剃。没想到剃着剃着,闹笑话了。剃头匠拿起刀,磨了又磨,哗啦两声,从辫子后面一刀下去,一大片头皮都露出来了。还好我看得清楚,赶紧阻止他,说:“你这样剃,不成和尚头了吗?外国人虽然没辫子,也不是和尚头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亲友和饶守一听我这么说,都明白了。一起骂剃头匠,说他不专业,不会剃。剃头匠跪在地上,直哆嗦,说:“我从小就干这行,真没见过剃辫子该怎么剃。我一直以为既然不要辫子,那就连头发一起剃掉,所以才敢下手的。现在既然错了,请大老爷指点指点。”我这时已经走到饶守儿子跟前,撩起他的辫子一看,还好剃掉的是前面的刘海,问题不大。就叫他们拿来一把剪刀,我自己动手,先把他的辫子拆开,分成几股,一股一股地剪掉,底下还留了一寸左右,再用刨花水刷干净,居然也和外国人一样了。大帅您想想,内地人真是可怜,连出国留学剪个辫子这种小事,都没个懂行的。幸亏我到了那里教他们,以后用剪刀剪,别用刀子剃,这才让大家明白过来,都说我的办法不错。当天这事就传遍了安庆城,听说参将的儿子也是照我的话用剪刀剪的。第二天我去拜见中丞大人,受到了表扬,他说:“你们江南留学剪辫子的人多,这都是制宪的一番提倡,我们这里还差得远呢!” 文制台听了别人说他提倡学务,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聊的时间太长了,制台要吃饭了,就说:“天晚了,我们下次再聊吧。”说完,端起茶送客。毛维新只好离开,又去其他的衙门显摆他的本事。

这位制台脾气很大,不管见什么人,只要官职比他低一级,是他管辖范围内的,不管你是实缺藩台,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找茬,也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了。藩台尚且如此,道、府就更不用说了,州、县以下就更不用提了。至于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巡捕、戈什哈,被骂被踢,轻则脚踢,重则用马鞭抽打,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因为什么事,藩台递了个奏折给他。他接过奏折,顺手往桌上一扔,说:“我一个人管着三省的事,哪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有什么事,直接痛快地说吧!”藩台没办法,只好按捺住脾气,把奏折上的内容简要地汇报了一遍。但事情太多,几句话说不完,制台听了一半,就听烦了,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麻烦!我虽然是三省的主官,但大小事都让我管,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说着,转头跟其他道台说话去了。藩台再想解释,他也不听了。藩台下来后,气得想告病,幸亏被朋友劝住了。

没过几天,淮安府知府来省城面见制台。这位淮安知府是翰林出身,做过学台,后来考取御史,补授御史,京察一等放出来的。到任还不到一年,恰巧地方上出了两件棘手的案子,特地来省城向制台请示。怕说不清楚,就写了两个简报,准备当面递交。见了制台后,简单聊了几句,就恭敬地递上手折。制台一看是手折,上面写的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心里就不高兴了。又觉得对方只是个四品官,比藩台差远了,干脆把手折往地上一摔,说:“你们知道我年纪大了,眼睛花了,故意写这么小字来糊弄我!”

淮安府知府把事情汇报完后,知府大人一声不吭,等他说完,才不紧不慢地捡起自己掉落的手折。一边捡,一边说:“卑职从殿试、朝考到考差、考御史,一直都规规矩矩写小字,皇上也喜欢小字。现在做了外官,才知道大帅您跟皇上喜好相反,喜欢大字,这个我得慢慢练。但眼下这两件事都急着处理,所以我才赶来省里汇报。等我练好大字,黄花菜都凉了。” 制台一听,问:“是啥两件事?先说说大概。”淮安府说:“一件是地方上的坏蛋把地卖给洋人,开玻璃公司;另一件是一个洋人讨债,在乡下恐吓百姓,还闹出人命了。”制台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两件事都跟洋人有关,你咋不早说?快把详细报告拿来我看!”淮安府只好又把奏折呈上。

制台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说:“卑职觉得事情比较复杂,怕说不清楚,所以写了报告。洋人在内地开公司违反条约,讨债也该禁止,何况还出了人命。所以卑职特来请示大帅,必须阻止他们才行。”制台没等他说完,把奏折一放,说:“老兄,你不知道外国人不好惹吧?百姓不卖地,他公司上哪儿开?讨债要钱,又不是要命,他自己寻死,跟洋人有啥关系?你做知府的,知道地方上有这些坏人,就该提前阻止他们卖地给外国人。至于欠债的,欠条怎么到外国人手里?肯定有猫腻。外国人讲道理,不会无缘无故讹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外国人来讨,他就赖账不成?这样的人也不是啥好东西。现在问题是咱们自己官民关系不好,才被外国人欺负。事情闹大了,再推到我身上,你们就没事了。好主意!”

原来这制台的意思是:洋人开公司,随他开;洋人讨债,随他讨。总之,在我这儿,绝对不会为了这些小事跟他们闹僵。你们是我的下属,都得听我的,不准多管闲事。所以他看完奏折,只怪地方官和百姓不好,根本不批评洋人一句。淮安府一看这样,想再辩解也说不出口了。制台看完奏折,把奏折扔还给他。淮安府拿着奏折,告辞离开,心里很不痛快。

正走出来,看见个巡捕拿着张大字的帖子,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新科状元呢。只听那巡捕嘀咕道:“我的妈呀!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到底要不要上去汇报呢?”旁边一个衙役说:“淮安府刚下来,估计还在签押房换衣服,可能还没进去呢。你要汇报,赶紧上去还来得及。别的客人可以叫他们等等,这位可不能怠慢!”巡捕听了,拿着帖子,飞快地跑进去了。淮安府回公馆的事咱们暂且不提。

再说那巡捕跑到签押房,衙役说:“大人没换衣服就上楼去了。”巡捕直跺脚:“坏了!坏了!”立刻拿着帖子又赶往上房。走到走廊,看见伙计正端着饭菜上来。屋里制台正大声骂人,问为啥还不开饭。巡捕一听这声音,只好在走廊下站着。心里想着要不要汇报,因为制台上任后就吩咐过,吃饭的时候,不管什么客人来拜访,或者下属来汇报,都不准巡捕上来,必须等到吃完饭、洗过脸再说。可这位客人既不是路过官员,也不是本省属员,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三分,现在让他在外面等,肯定不合适。但违抗制台的命令,万一老头子翻脸,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拿着名帖,在走廊里徘徊,想进去不敢进,想退不敢退。正犹豫呢,制台已经看见他了,忙问:“什么事?”巡捕赶紧上前一步,说:“回大帅的话,有客人来拜访。”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巡捕脸上挨了一耳光。接着制台骂道:“混账东西!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吃饭的时候,不管什么客人都不能上来汇报。你没耳朵没听见?”说着,又踢了他一脚。巡捕挨了打骂,豁出去了,说:“这位客人很重要,跟别的客人不一样。”制台说:“他重要,我不重要?你说他跟别的客人不一样,不管是谁,都不能比我重要!”巡捕说:“回大帅,来的是洋人。”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怎的,气势一下弱了大半截,愣在那里半天。然后想了想,突然站起来,“啪”的一声,又打了巡捕一耳光,骂道:“混账东西!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啥不早点汇报,让他在外面等了半天?”巡捕说:“我本来想赶紧来汇报的,看见大帅吃饭,所以在走廊里等了一会儿。”制台听完,又踢了他一脚,说:“别的客人不能汇报,洋人来是有外国公务的,怎么能让他在外面等?糊涂东西!还不快请进来!”

那个巡捕一听这话,立马小跑着出来了。跑到外面,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说:“这可真是左右为难啊!不说人头,谁也比不上他。一听到‘洋人’两个字,我就吓得魂飞魄散。可我们图啥啊!这边一个耳光,那边一个耳光,上蹿下跳的,真是受够了!”正说着,屋里又有人喊:“怎么还不请进来?”巡捕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戴好帽子,带着那个洋人进了大厅。

这时候,知府大人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屋檐下等着迎接呢。来的洋人,原来是外国领事。

你说这领事来见知府大人干嘛?原来知府大人最近刚处决了一个亲兵。杀个兵,本来不算啥大事儿,而且那亲兵肯定犯了该杀的罪,所以知府大人才这么严厉处置。可问题是,他杀人的地方不对!不在校场,不在辕门外,偏偏就在领事馆旁边!所以领事很不高兴,来兴师问罪。见面后,领事气冲冲地把事情说了,问知府大人为啥在他家门口杀人,“这是怎么回事?”还好知府大人年纪虽然大了,但经验丰富,很会随机应变。他想了想,说:“尊敬的领事先生,您不是问我杀的那个亲兵吗?他不是个好人,是‘拳匪’。当年北京‘拳匪’闹事,跟贵国和其他国家作对,他也有份儿。我查实了他的罪行,所以才处决了他。”领事说:“他如果是‘拳匪’,杀了他也不冤枉。但是为啥非得在我家门口杀呢?”知府大人又想了想,说:“这有原因,不这么做,不足以震慑人心。您不知道,这‘拳匪’是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以后要是再闹事,肯定先跟各国,包括贵国的人过不去,对您也有不利。所以我故意选在他家门口杀了他,好让那些同伙看看,吓唬吓唬他们。俗话说得好,‘杀鸡儆猴’,杀了鸡,猴子自然就怕了。虽然我只杀了一个亲兵,但所有‘拳匪’见了这个例子,肯定都散了,以后不敢再跟您和贵国的人作对了。”领事听了他的解释,哈哈大笑,夸他经验丰富,办得好,又聊了几句就走了。

知府大人送走客人回来,赶紧找了几条毛巾,擦了擦汗,说:“我被他吓得一身冷汗!”坐下后,他又把巡捕和衙役都叫来,吩咐道:“我吃饭的时候,不准你们来打扰,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啥时候都行,就算半夜我睡着了,也得喊醒我,我绝对不怪你们。你们没看见刚才领事进来的样子吗?好像马上就要跟我翻脸似的。要不是我老江湖三言两语把他稳住了,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儿来呢。还敢再让我得罪人吗?以后凡是洋人来拜访,立刻请进来,记住了!”巡捕和衙役齐声答道:“是!”

知府大人正要进去,淮安府的人拿着文件来禀报,说有紧急公务,还有刚收到的淮安电报,需要当面呈上。知府大人心想:“肯定是那两件事。不过这电报一来,又出什么岔子了?”本来不想见他,但因为涉及到洋人,实在拿不定主意,只好吩咐“请”。

淮安府的人进来了,知府大人急切地问:“你又来干嘛?你说有电报,肯定是那些不肖的地方官又闹出什么乱子了,是不是?”淮安府说:“回大人的话,这电报是好消息。”知府大人一听“好消息”,脸色立刻缓和了许多,忙问:“什么好消息?”淮安府说:“卑职刚才听了大人的训斥,回府后,本想按照大人的吩咐,马上给清河县的黄县令发电报。谁知他却先发来电报,说玻璃公司的事,虽然外国人有这个想法,但一时股权没谈拢,不会成功。现在那个洋人收到国外电报,想先回国一趟,回来再谈。”知府大人说:“很好!他这一走,至少一年半载。我们现在的事,一天一天过,但愿他一直耽误下去,别在我手里给我出难题,我就谢天谢地了。那另一件事呢?”

淮安府说:“这事儿本来就是洋人理亏,不该跑到内地来讨债……” 制台一听“洋人理亏”,虽然没说话,心里却很不以为然,心想:“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洋人叫板!” 然后继续听淮安府汇报:“当地老百姓很生气,都群情激奋,准备动手。洋人势单力薄……” 制台一听急了,猛地一拍桌子:“坏了!肯定把外国人打死了!中国人死一百个都没关系,现在打死外国人,这责任谁担得起?前年因为义和团的事儿杀了多少官,你们还没长记性吗?”

淮安府说:“大帅,我还没说完呢。” 制台说:“快说!” 淮安府说:“百姓虽然闹起来了,但没动手,那洋人自己就认怂了。” 制台皱着眉头,摇摇头说:“你们欺负他孤身一人,他怕吃亏,暂时认软。回去告诉领事,或者上京告诉公使,以后还得找咱们算账。不行!不行!” 淮安府说:“他确实是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才认怂的。” 制台问:“你怎么知道的?” 淮安府说:“因为咱们本地有两个留过洋的学生,他们看不惯,带动很多人跟洋人理论。洋人理亏,所以才认软的。”

制台又摇摇头:“更不行!这些留学生真不安分!跟他们没关系,还瞎掺和。地方官都是些糊涂蛋!难道就任由他们胡来?”淮安府说:“他们只是跟洋人理论,没闹事。虽然带动很多人去看热闹,但也不是他们故意挑起来的。” 制台说:“你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你总是向着百姓,觉得老百姓个个都好,都是洋人不好。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帮刁民,动不动就聚众闹事,威胁官员。现在对洋人也是这样。如果不赶紧整顿,以后麻烦大了!你接着说,洋人认怂后怎么样了?”

淮安府说:“洋人被那两个学生一顿批评,说他‘不该讨债,违反条约。现在又逼死人了,我们一定要去你们国家领事馆告状的’。” 制台点点头:“批评得有道理,难道洋人怕他们告状吗?就算告了,外国领事能不帮自己人吗?” 淮安府说:“没想到,就几句话,洋人哑口无言,反而让翻译跟受害者家属说,债也不要了,还拿出几百两银子抚恤死者家属,让他们别告了。” 制台说:“咦!这也太奇怪了!我只知道中国人给外国人赔钱是常事,哪见过外国人给中国人赔钱?这不会是假的吧?” 淮安府说:“不仅电报上这么说,刚收到的详细信件也是这么说的。”

制台说:“奇怪!奇怪!他们肯认错服软已经很难得了,现在还肯赔钱,更难得。真是出乎意料。我看应该就此了结。你马上发电报回去,让他们赶紧收手,千万别再跟洋人争论了。所谓‘顺势而为’,他们既然肯道歉赔钱,已经是给足了面子。我处理外交事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虽然咱们争回了面子,但我心里反而害怕起来。我担心当地百姓不知进退,再说什么惹恼了洋人,那可万万不行!俗话说得好,‘胜不骄’,这事儿得靠你。你不用在省里耽搁了,赶紧连夜回去。第一,要控制住老百姓,还有那些留学生,千万别再出事了。第二,洋人走的时候,要好好护送他出境。他虽然暂时吃亏,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心里肯定记恨着呢。跟他好好相处,或许可以解释解释。我说的可是金玉良言,外交秘诀。老哥,千万别当耳边风!你知道你们在那儿得意,我在这儿提心吊胆呢!” 淮安府连连答应“是”,然后端茶送客。要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