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串名字，看着像是个族谱或者某种纪念碑上的铭文。咱们一个个来念叨念叨，看看都是些什么人。
梁越，卢丑，张伟，梁祚，平恒，陈奇，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孙惠蔚，这些都是名字，听着挺古老的。后面括号里的“族曾孙灵晖 马子结 石曜 灵晖子万寿”，说明灵晖、马子结、石曜是孙惠蔚的曾孙，万寿是灵晖的儿子。 这关系，绕得有点晕，不过大概能明白是几代人的传承。
接下来是徐遵明，董徵，李业兴。括号里说“子崇祖”，李业兴的儿子叫李崇祖。 然后是李铉，冯伟，张买奴，刘轨思，鲍季详，邢峙，刘昼，马敬德。括号里“子元熙”，马敬德的儿子叫马元熙。最后是张景仁，权会，张思伯，张雕武，郭遵。
这满满一串名字，感觉像是一大家族，或者是一个宗族里比较重要的成员名单。 不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留下了什么故事。 要是能看到他们的生平简介，那就更好了。 不过单从名字来看，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以及家族的绵延不绝。 “家谱”二字，瞬间浮现脑海。
儒家的教育影响真大啊，它的好处也遍及各个方面！它能巩固父子关系，也能规范君臣关系。它开启了政治教化的根本，也启迪了百姓的智慧，历代帝王都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增减，但根本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即使朝代更迭，兴衰荣辱，儒家文化却始终传承不息。
从永嘉年间之后，全国各地都四分五裂，礼乐文化和文章典籍几乎荡然无存。魏道武帝刚刚平定中原，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一建都城，就首先重视经学。他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总共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天，他又把国子太学生的数量增加到三千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可以用武力征服，但治理天下却不能只靠武力吗？他如此重视经学，真是高瞻远瞩啊！四年春天，他还下令让乐师学习祭祀舞蹈，并在先师孔子像前举行祭祀仪式。明元帝时期，把国子学改名为中书学，并设置教授和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天，在城东修建太学。后来又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并下令各州郡举荐人才。
于是，人们都开始重视学习，儒学逐渐兴盛起来。献文帝天安年间，朝廷下令在各乡设立乡学，每个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下令，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中等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小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最小的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又把中书学改名为国子学，修建了明堂、辟雍，尊崇三老五更，还开设了皇子学校。等到迁都洛阳后，又下令设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
孝文帝崇尚儒学，热爱典籍，即使在乘车或骑马的时候，也不忘讲论儒家经典。刘芳、李彪等人因为精通经书而受到重用，崔光、邢峦等人因为通晓文史而得到赏识。其他那些涉猎典章制度，擅长写作的人，也都受到朝廷的重用和赏赐。因此，儒家文化蓬勃发展，达到了与周代、汉代时期同样的兴盛景象。宣武帝时期，朝廷再次下令修建国学，在四门设立小学，并大规模选拔儒生担任小学博士，共四十人。虽然学校的建筑还没有建成，但经学却更加兴盛了。当时天下太平，学业兴盛，所以燕、齐、赵、魏等地，学习经学并著书立说的人数不胜数，大的群体有上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各州举荐优秀人才，各郡推荐孝廉，纷纷到朝廷来展现才华，每年的人数都很多。
神龟年间，朝廷打算修建国学，并下令让三品以上官员和五品清廉官员的子弟参加入学考试。但还没来得及安排，就又搁置了。正光三年，朝廷在国学举行祭祀仪式，并命令祭酒崔光讲授《孝经》，这才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间以后，天下大乱，各地学校也所剩无几了。
齐神武将军出身边疆，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仗义执旗，平定了各地叛乱。可是后来魏朝内乱，尔朱荣残暴统治，文化凋零，礼乐崩坏，音乐消失了，祭祀也荒废了。永熙年间，孝武帝才重新在国子学举行祭祀，并在显阳殿召集祭酒刘钦讲解《孝经》，黄门侍郎李郁讲解《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解《大戴礼记·夏小正》篇，又招收了七十二名学生。等到永熙年间西迁，天平年间北迁，虽然学校制度没能完全建立起来，但是儒家思想却深入人心。刚迁都邺城的时候，国子学只招收了三十六名学生。到了兴和、武定年间，儒学才再次兴盛起来。
话说天平年间，范阳卢景裕和他的哥哥卢仲礼在范阳郡起兵造反，齐神武皇帝赦免了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安置在宾馆里，让他们教授太原公以下的官员。卢景裕去世后，他又让赵郡李同轨接替他的位置。这两位贤人都受到了皇帝的特殊恩遇。李同轨去世后，他又先后征召中山张雕武、勃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人，担任皇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到了天保、大宁、武平年间，朝廷也继续引进名儒，教授皇太子和诸王经书。但是从建国初期到后期，只有济南王储，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有所成就。其余的皇子们大多骄奢淫逸，行为放荡，一天天堕落下去，毫无建树。“镂冰雕朽，迄用无成，盖有由焉”，他们的失败是有原因的。
皇帝的子孙们，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况且他们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邪恶的道路越走越宽，如果不是天生聪慧，具有超人的智慧，又怎能做到修身养性，结交贤才呢？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怎么能做到修身养性，与贤人交往呢？虽然有老师的教导，最终却无法有所成就。那些出身高贵的子弟，虽然也学习经书，但这只是表面功夫，“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他们轻易就能得到高官厚禄，这是显而易见的。而齐朝的官员们，有的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老师和保姆们，多是皇帝的旧臣；国子学博士，只是徒有虚名；只有国子学还有一些学生，大概几十人而已。那些通过学习经书而做官的，只有博陵崔子发和广平宋游卿两人而已，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这样的人才。
幸好当时的朝政比较宽松，政治纲领比较宽泛，所以很多人游手好闲，十家有九家如此。因此，学习经书的人遍布乡里，千里迢迢来求学的人也不少。他们走街串巷，讨饭为生，在树荫下休息，常常十几个聚集在一起。燕赵地区尤其如此。齐朝的制度规定，各郡都要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教授经书。但是学生名额长期都难以填满，士人和富豪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名额虚设并非他们所愿，而书籍典籍也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且他们还经常被州郡官员驱使，即使游手好闲，也不受检查。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不重视教育造成的。各郡都要考察孝廉，那些博士、助教和游学生中精通经书的人，都要被推荐举荐。考试十道题，答对八道以上，就可以做九品官，特别优秀的人，还可以得到提拔。
周文王受到上天的任命，非常重视经典典籍。那时候西京动荡不安，战争蔓延到郊外，先生们留下的旧章法，前代圣贤留下的教诲，都被扫荡干净了！于是他从古代典籍中寻找遗落的文献，从千百年历史中汲取真理，废除魏晋时期的制度，恢复周文王姬旦时期的优秀典章制度。卢景宣通晓各种技艺，修补了五礼的缺漏；长孙绍远才学渊博，名声远扬，纠正了六乐的弊端。因此，朝廷的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学者们纷纷效仿。
明皇继位后，推崇重视学习和技艺，宫内设立了崇文观，宫外重视成均学校的职能。那些手执毛笔，饱读诗书，谈笑风生的文人，不时出现在朝廷；那些穿着圆领衫，戴着方巾，手捧书籍，背着书箱的学生，遍布京城。人才济济，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期。
到了保定三年，皇帝下诏尊封燕公为三老。皇帝亲自穿着衮冕，乘坐碧辂，摆列文物，准备周全的礼仪，然后清扫道路，来到太学，亲自为燕公割肉敬酒，表示敬意。这可是空前绝后的大事啊！后来，皇帝又派人乘坐轻便的马车，送去玉帛，征召沈重到南荆。等到平定了山东之后，皇帝亲自慰劳将士，并对熊安生给予特殊的礼遇。
因此，天下人都向往学习，文教之风传播得很远。穿着儒生的衣服，学习先王之道的人越来越多，开办学校，招收学生的人络绎不绝；努力学习，专心致志于学业，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甘于吃苦的人更是遍地都是。虽然在通儒盛业上，比不上魏晋时期的臣子，但是风俗的改变，这在近代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
话说从正朔制度不统一开始，将近三百年，各种学术说法互相矛盾，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标准。隋文帝当政的时候，想要统一历法，平定天下，就用各种手段笼络天下读书人，比如给他们高官厚禄，搞得全国各地，有学问的人都跑来请教。皇帝亲自带头，官员们都跟着学习，博士们都拿出自己最厉害的知识来讲解，大臣们也贡献出自己掌握的学问。各种学术上的疑难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然后，皇帝提拔有才能的人，重赏那些儒生，全国各地都兴办学校，齐鲁赵魏这些地方，学习的人尤其多，大家不远千里去拜师学习，到处都能听到朗朗读书声。当时的中原地区，文化繁荣的程度，从汉朝魏朝以来，算是最鼎盛的时期了。
等到文帝晚年，精力衰退，对儒学不怎么重视了，开始喜欢刑名法家那一套，做官的也都跟着学坏。到了仁寿年间，干脆把全国的学校都给废了，只留下国子监一所学校，学生只有七十二人。杨广当皇帝以后，又重新兴办学校，国子监和各地的学校，比开皇年间还要兴盛，各地有学问的人都来应聘，大臣们在东都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皇帝根据他们的意见来决定。这时候，老一辈的儒学家大多去世了，只有信都的刘士元和河间的刘光伯，学问非常高超，被后辈们敬仰，他们写的经书注解，大家都奉为经典。
可是后来，隋朝对外战争不断，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懈怠了，盗贼四起，礼义道德约束不了坏人，法律也管不住坏人，学校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了。这种风气越来越坏，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那些读书人，也大多战死了，很多书籍都烧毁了。后来的读书人，都没怎么听说过《诗经》和《尚书》，都想着怎么偷奸耍滑，干坏事。《左传》里说：“好学习的人会兴旺发达，不好学习的人会衰败没落。”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都取决于学习的风气，当政的人，难道不应该重视吗？
汉朝的时候，郑玄给好多经书都做了注解，服虔和何休也各自有自己的说法。郑玄注的《易经》、《诗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服虔注的《左传》，何休注的《公羊传》，在河北地区特别流行。王肃注的《易经》也偶尔能看到。到了晋朝，杜预注的《左传》也很有名。杜预的玄孙杜坦和杜坦的弟弟杜骥，都在宋朝当过青州刺史，他们把家里的学业传承下来了，所以齐地的人也多读他们的注本。
魏朝末年开始，大儒徐遵明就在他家里讲授郑玄注的《周易》。徐遵明把这套学问传给了卢景裕和清河人崔瑾。卢景裕又传给了权会和郭茂。权会很早就去了邺城，郭茂一直待在徐遵明家里教书，后来那些能讲《易经》的人，大多都是郭茂的学生。河南和青州、齐州一带，儒生们大多读王弼注的《易经》，而学习老师训诫的人却很少。
齐朝的时候，很少有儒生学习《尚书》，只有徐遵明通晓它。徐遵明是屯留人王聪的学生，他把学问传给了浮阳人李周仁，还有勃海人张文敬、李铉，以及河间人权会，他们学习的都是郑玄注的《尚书》，不是古文经学。普通老百姓家的读书人，几乎没见过孔安国注的《尚书》。到了北齐武平年间，刘光伯和刘士元才得到费氏的《尚书义疏》，这才开始重视起古文经学来。
至于《诗经》、《礼记》、《春秋》，在当时尤其受重视，很多读书人都通晓这三部经书。
《三礼》这套书，是从遵明先生那儿传下来的。徐先生把这套书传给了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传、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这些人。李铉又把这套书传给了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给了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后来，能精通《礼经》的人，大多是熊安生的学生。大家都懂《小戴礼》，能同时精通《周仪礼》的大概只有十几个。至于精通《毛诗》的，大多是魏朝刘献之的学生。刘献之把《毛诗》传给了李周仁，李周仁又传给了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又传给了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后来，能讲《诗经》的，大多是这两个刘先生的学生。
河北的儒生们，精通《春秋》的都认可服子慎的注本，而这个服子慎也是徐先生的学生。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彫、刘昼、鲍长宣、王元则，他们都掌握了服子慎注本的精髓。此外，卫觊、陈达、潘叔虔虽然不是徐先生的学生，但也对《春秋》有深入的理解。姚文安、秦道静一开始也学习服子慎的注本，后来又学习杜元凯的注本。河外地区的儒生，都非常推崇杜元凯的注本。《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种注本，很多儒生都没怎么研究。《论语》和《孝经》，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讲解。像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这些儒生，很多都自己写过义疏。虽然他们各有专长，但其实都是互相学习传承的。
总的来说，南北方的章句学派，喜好和风格有所不同。江左地区，学习《周易》就推崇王弼，《尚书》就推崇孔安国，《左传》就推崇杜元凯；而河洛地区，学习《左传》就推崇服子慎，《尚书》和《周易》就推崇郑玄。《诗经》南北都推崇毛公的注本，《礼经》南北都推崇郑玄的注本。南方学者比较简洁，抓住精华；北方学者比较深入细致，穷究枝末。考察这些学派的兴起和发展，最终都能融会贯通，虽然地域不同，但最终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传授和讲解经义的人非常多，我现在按照时代顺序把他们列出来，作为《儒林》的补充资料。
梁越，字玄览，是新兴人。他知识渊博，精通经史，为人纯厚温和。魏朝初期，他担任了《礼经》博士。魏道武帝看重他谨慎厚道，把他升迁为上大夫，让他给皇子们讲授经书。明元帝即位后，因为梁越曾经担任皇子们的老师，赏赐他祝阿侯的爵位，又派他去雁门做太守。他曾经捕获到一只白雀献给皇帝，因此被封为光禄大夫，最后去世了。
卢丑，是昌黎徒何人。他是襄城王鲁元的后代。太武帝监国期间，卢丑因为学识渊博被选拔出来讲授经书。后来，因为曾经担任皇子老师的缘故，被赐予济阴公的爵位。他官至尚书，还加封散骑常侍，最后在河内太守任上去世了。
张伟，字仲业，是太原中都人。他通晓各种经书。家乡里向他学习的人，经常有几百人。他为人儒雅谨慎，态度平和。即使遇到顽固的学生，问他问题几十次，张伟也耐心讲解，从不生气。他总是依循经典，教导学生孝悌之道，学生们都被他仁慈的教化所感动，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他。他为人清高雅洁，不违背法理的事情从不说。太武帝时期，他和高允等人一起被征召，担任中书博士，后来逐步升迁为中书侍郎，本国的大中正。他曾出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又出使宋国，被赐予成皋子的爵位。后来又出任营州刺史，爵位晋升为建安公。去世后，被追赠为并州刺史，谥号康。
梁祚，是北地泥阳人。他父亲梁邵，在皇始二年归顺魏国，官至济阳太守。到了梁祚这一代，居住在赵郡。梁祚专心致志，爱好学习，通读各种经典，尤其擅长《公羊春秋》和郑氏《易经》，经常以此授课。他很有儒者的风范，但缺乏在当时社会上取得功名的才能。他和幽州别驾平恒关系很好，平恒经常邀请他一起讨论经史。他被征召为秘书中散，逐渐升迁为秘书令，后来因为被李排挤，降职为中书博士。之后出任统万镇司马，又被征召为散令。他撰写并注释了陈寿的《三国志》，书名叫做《国统》。他还创作了《代都赋》，在当时流传很广。他生活清贫，为人守节，不与达官贵人交往，最后去世了。他的儿子梁元吉，继承了他的遗风。
平恒，字继叔，是燕郡蓟县人。他爷爷和爸爸都是当官的，都在慕容氏政权里当过大官。平恒从小就特别爱学习，读了很多书，知识特别渊博。从周朝开始，到魏朝为止，历代皇帝的更迭，以及那些达官贵人的兴衰沉浮，他都一一做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写成了一部叫《略注》的书，一共有一百多篇。他安贫乐道，即使经常穷困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后来被征召做了中书博士。过了一段时间，又外放到幽州当别驾。他为人清廉正直，生活简朴，从不贪图钱财，所以常常衣食不足，妻子儿女也经常挨饿受冻。后来又升迁为秘书丞。当时高允担任监察御史，河间人邢祐、北平人阳嘏、河东人裴宗、广平人程骏、金城人赵元顺等人都是著作郎。高允经常夸赞平恒学识渊博，精通经史，无人能出其右。
平恒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继承他的家业，都喜欢喝酒，不务正业。平恒常常为子孙后代的堕落而感到悲伤，拄着拐杖在家里转来转去，靠着墙角哭泣。他从不操心儿子的婚事和仕途，任由他们自己去，说：“这几个小子将来肯定要衰败没落，我何必再为他们费心呢！”所以他的子孙后代都混得不好，没有一个能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他另建了一座精美的房子，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在里面，只雇佣一个仆人照顾生活起居，妻子儿女都不能进去，更别提一起喝酒吃饭了。如果有珍贵的美食，他会邀请当时的老朋友东安公刁雍等人一起享用，家里人一点也吃不到。太和十年，朝廷任命平恒为秘书令，但他坚决请求改任地方官，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朝廷追赠他幽州刺史、都昌侯的爵位，谥号为康。
陈奇，字脩奇，是河北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他非常孝顺母亲。年纪轻轻就聪明过人，很有天赋。他酷爱研读经典书籍，经常能指出马融、郑玄在解释经书时犯的错误。他的志向是撰写一部完整的《五经》注疏。他先注释了《孝经》和《论语》，这些作品广为流传，受到达官贵人们的赞扬。后来他和河间人邢祐一起被召进京城。
当时秘书省的官员游雅听说过陈奇的大名，起初对他很欣赏，把他带进秘书省，想给他安排史官的职位。可是后来，陈奇和游雅讨论典籍和诰令时，谈到了《易经·讼卦》里“天与水违行”这句话。游雅说：“从葱岭以西，河流都是西流的，照这么说，葱岭以西的地方，难道还能朝东面仰望天空吗？”游雅这个人护短，因此对陈奇心生嫌隙。他当众羞辱陈奇，一会儿用不尊重的语气和他说话，一会儿又指责他是小人。陈奇说：“您是君子，我就算是个小人。”游雅说：“你既然说自己是小人，那你祖上是什么人？”陈奇回答说：“我的祖先是燕国东部侯厘。”游雅又问：“侯厘是什么官职？”陈奇说：“过去有云师、火正、鸟师这些官职，以此类推，时代不同官职就不同，时代变迁礼仪也会改变。您现在是魏国东宫内侍长，这又是什么官职呢？”在此之前，朝廷已经下令把陈奇交给游雅，让他安排官职。游雅既然讨厌他，就干脆不给他安排任何职位了。
陈奇闲散了好几年，高允很欣赏他的才华和见识，认为陈奇的学识渊博，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高允委婉地劝说游雅说：“您身居高位，备受瞩目，何必和一个乡下读书人争论这些经书上的细枝末节呢！”游雅认为高允偏袒陈奇，说：“你这是偏袒小人吗？”于是他把陈奇注释的《论语》和《孝经》拿出来，当着众人的面烧掉了。陈奇说：“您是达官贵人，不缺柴火，何必烧我的《论语》呢！”游雅更加生气，于是告诉京城的年轻学子们，不准他们向陈奇学习。而陈奇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还评论了游雅的错误之处。游雅曾经为昭皇太后写碑文，夸赞太后的名字有多么好听，还把太后比作前魏的甄后。陈奇指出游雅的谬误，这件事最后被皇帝知道了。皇帝下令让司徒进行调查，游雅最终受到了责罚。
有人写了篇诽谤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对时局的抱怨，还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他怀才不遇的遭遇。当时有个叫雅的人分析说，这篇文章言辞夸张，不像是真的，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他。按照法律规定，写诽谤文章的人，要株连九族，所以奇就被判了重罪。当时主管官员司徒、平原王陆丽知道奇是被冤枉的，又很欣赏他的才华，所以拖延了一年多，希望能找到机会让他免罪。可最后判决下来，奇还是被处死了，他的家人也跟着遭殃。奇对《易经》尤其精通，在狱中他还自己占卜过。卦还没算完，他就把卦象撕了，叹了口气说：“我活不过今年冬天了。”结果，奇真的在冬天被害死了，正如他占卜的那样。奇刚被朝廷召见的时候，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颗星星掉下来压在他的脚上。第二天他就告诉别人说：“星星代表着好风好雨，梦见星星压脚，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只是朝廷命令紧急，我不敢不去啊。”
奇的哥哥常矫，也做过官，当过郡守。奇注释的《论语》矫传，没能流传开来。他的很多观点都和郑玄不同，却和司徒崔浩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
刘献之是博陵饶阳人，从小就孤贫，却很喜欢读《诗经》和它的注释。他曾经师从勃海人程玄学习，后来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他看到那些宣扬名法之说的书，合上书就笑了，说：“如果杨朱、墨翟那些人，不写这些书，谁又能知道他们思想的浅薄呢？”他还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看看屈原写的《离骚》，简直就是个疯子，死了也是活该。孔子说‘无可无不可’，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当时有人跟着刘献之学习，刘献之总是对他们说：“人要立身处世，虽然方法很多，但归根结底要符合四科（指孝悌忠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行。如果你能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忠诚守信，仁爱谦让，不用出门，天下人都知道你的好。如果你做不到这些，即使你闭门苦读，四处求师，学得满腹经纶，也只是像土龙求雨一样，迷惑别人而已，对你的立身处世有什么好处呢？孔子的学生们，一开始也没明白这个道理，直到看到皋鱼的叹息，才回家尽孝。哎！那些前辈们，怎么觉悟这么晚呢？” 因此，各地求学的人，都很敬佩他的品德和义行，纷纷来拜访他。
献之啊，他可精通《春秋》和《毛诗》了。每次讲《左传》，讲到隐公八年就停了，说：“主要的义理我已经讲完了，不用再解释了。” 所以学生们都学不到他的全部思想。后来他家乡要推举孝廉，他到了京城就称病回去了。孝文帝到中山巡幸，下诏征召他到宫里做校书郎。献之长叹一声说：“我比不上庄子逍遥自在啊，一次被征召就已经很过分了，还能有第二次吗！” 于是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那时候中山的张吾贵和献之齐名，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儒学宗师。张吾贵每次讲学，学生都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学有所成的却很少。献之的学生虽然只有几百人，个个都是通晓经学的。所以，有识之士都能分辨出他们俩的优劣。
魏国经历了战乱之后，《五经》的大义虽然有老师讲解，但全国的读书人，大多还是有很多疑问，都来向献之请教。六艺的经典，虽然他不是全部都作了注解，但他提出的中心思想，和以前的解释大不一样。他写了《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毛诗序义》一卷，流传于世。他还写了《章句疏》两卷。他还注解《涅槃经》，可惜没完成就去世了。他生了四个儿子：放古、爰古、参古、脩古。
张吾贵，字吴子，是中山人。他从小聪明，口才好，身高八尺，长得非常威武。十八岁的时候，他被家乡举荐为太学博士。张吾贵最初学问不多，就跟着郦诠学习《礼记》，跟着牛天祐学习《易经》。郦诠和牛天祐只是粗略地给他讲解而已，张吾贵读一遍之后，就能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所以世人都纷纷投奔他。他在夏学讲学，学生有一千多人，但他不讲《左传》。学生私下说：“张先生好像不太会讲《左传》。”张吾贵听说后，说：“我现在夏学暂时停课，以后我会讲《左传》。你们以后来听课，都要把书带过来。”学生们都很奇怪。张吾贵去拜访刘兰，刘兰就给他讲《左传》。三个月内，张吾贵同时学习杜预和服虔的注疏，把两家的观点都融会贯通，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都一一列举出来。学生们后来聚集起来，他就给他们讲课，义理精深广博，观点都非常新颖，连刘兰都听得入神。学者们因此更加敬佩他。但他善于狡辩掩饰错误，喜欢发表奇谈怪论，所以他的学说没有流传很久。他为人刚正不阿，不向权贵低头，最终没有做官，而终老一生。
刘兰，是武邑人。三十多岁了，才开始上学，读的是《急就篇》。家里人觉得他聪明伶俐，就让他去拜师学习。他在中山王保安那里学习了《春秋》、《诗经》、《礼记》。家里穷，没钱供他读书，他就一边耕地一边学习。三年后，他就跟哥哥说，想自己出来讲学。他哥哥笑着答应了，给他建了个学堂，招了二百个学生。刘兰读《左传》，五天就能读完一遍，而且还能通晓《五经》。
在此之前，有个叫张吾贵的人，因为聪明能言善辩而很有名，但他讲学的时候，并不遵循前人的说法。只有刘兰，他能推究经书和传记的来龙去脉，遵循注释者的意思，并且结合天文历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讲解得非常透彻。从那以后，经学义理的解释更加严谨广泛，都得益于刘兰。刘兰还精通阴阳五行之学，知识渊博，所以受到很多儒者的推崇。
瀛州刺史裴植，邀请刘兰到州南馆讲学。裴植自己就是个大学问家，所以学生特别多，名声传遍全国。他还特别受到中山王英的重视。中山王英把他请到府上，让他教自己的儿子熙、诱、略他们。刘兰的学生前后加起来有几千人，很多都学有所成。但是，他批评《公羊春秋》，又反对董仲舒的观点，因此受到了世人的批评。后来他当了国子助教。
有一天，他正安静地坐着读书，有人敲门，刘兰就让人把来人领进来。来人穿着葛巾单衣，进来后就和刘兰一起坐下，对他说：“您本来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为什么总是受到别人的毁谤和羞辱呢？道理的对错，究竟是谁说了算？而您却因为过于谦逊而被轻视！我现在想邀请您，应该和您一起把这些事情理清楚。”说完就走了，没多久刘兰就去世了。
孙惠蔚，是河北武邑武遂人。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粗略地读懂了《诗经》、《尚书》、《孝经》和《论语》。十八岁，拜董道季为师学习《易经》。十九岁，又拜程玄为师学习《礼记》和《春秋三传》。他到处拜访儒学大师，在冀州地区很有名气。太和年间初期，他被郡里推荐为孝廉，在中书省参加考试答策。当时中书监高闾因为和他谈话，觉得他很有才华，就推荐了他，很快孙惠蔚就当上了中书博士，后来又升任皇宗博士。
高闾奉命整理雅乐，孙惠蔚参与其中。雅乐完成后，高闾上书请求在太乐寺召集朝中大臣，共同讨论雅乐的优劣。秘书令李彪，自认为才华横溢，辩才无双，就站出来提出质疑。高闾就让孙惠蔚和李彪进行辩论，结果李彪没能驳倒孙惠蔚。黄门侍郎张彝，平时和孙惠蔚交往密切，每次上书论事，都经常向孙惠蔚请教。孝文帝十七年，孝文帝南征，朝廷讨论告祭祖先的礼仪。太师冯熙去世后，孙惠蔚负责监理他的丧事。他上书建议，冯熙未成年去世的儿子，应该按照成年人的礼仪服丧。
孙惠蔚和李彪因为儒学而相识，后来李彪官至尚书，孙惠蔚则一直担任太庙令。孝文帝曾经很随意地说：“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像鲤鱼跃龙门一样飞黄腾达，而孙蔚却还停留在涓涓细流之中，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虽然孙惠蔚长期担任小官，但他深谙治国之道，从不急于求成，不争名逐利，很多儒生都敬佩他这种态度。孝文帝二十二年，孙惠蔚被任命为东宫侍读。在此之前，七庙祭祀中，把平文帝尊为太祖。孝文帝重新确定祖宗的辈分，把道武帝尊为太祖。祖宗的辈分虽然确定了，但是昭穆次序（宗庙祭祀的排列顺序）却没有更改。
等到孝文帝去世，要将他的神主牌位祔入宗庙。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认为既然太祖已经改了，昭穆次序也应该相应地改变。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的邢峦则认为，虽然太祖的辈分改了，昭穆次序不应该改变，于是他就起草弹劾奏章，准备弹劾崔光。崔光对孙惠蔚说：“这本来是符合礼仪的，但是执法官员却要弹劾我，我想得到你的帮助。”孙惠蔚说：“这完全符合礼仪的变化。”于是他写信给崔光，支持他的做法。崔光拿着孙惠蔚的信给宰辅看，于是朝廷召集孙惠蔚和邢峦当面讨论这件事的利弊。尚书令王肃也支持邢峦，但是最终邢峦的论点被驳倒，弹劾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宣武帝当上皇帝后，惠蔚还在他身边当差，负责讲解经典著作。从冗从仆射升到秘书丞，后来又当了武邑郡的中正官。惠蔚进了东观（皇家图书馆）后，发现典籍管理得乱七八糟。他翻阅旧典籍，发现根本没个章法，新旧混杂，很多书缺头少尾，有的书抄写了几十遍，有的却多年没抄写。有些书的页码脱落，开头结尾都残缺不全，有些字迹模糊，错误百出，简直一塌糊涂。虽然书卷很多，但完整的却很少。于是他提议，按照前任秘书丞卢昶编写的甲乙新录来修补、增删、校对，统一句读，整理成定本，然后统一抄写，作为永久的标准版本。那些之前没有底本的，要广泛搜寻，直到找到为止。但是经书和史记浩如烟海，诸子百家著作更是纷繁复杂，书籍众多，章节混乱，靠一两个人校对，几十年也完不成。所以他建议让四门博士和在京的儒生四十人，到秘书省专心校对考订，共同确定字义。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后来，他升任黄门侍郎，接替崔光担任著作郎。不过他不是搞文史出身的，所以也没什么著作问世。之后又升任国子祭酒和秘书监，仍然负责史事。延昌三年，因为之前校订典籍有功，被追封为枣强县男。明帝刚即位的时候，他被外放到济州当刺史。回京后，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从魏朝以来，儒生大多穷困潦倒，惠蔚算是最显赫的了。他原先只用一个“蔚”字做名字，正始年间，他在宫里侍讲，晚上还跟皇帝一起讨论佛经，很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就让他加个“惠”字，称他为“惠蔚法师”。他最终在官位上去世，追赠瀛州刺史，谥号戴。他的儿子伯礼继承了他的爵位。
伯礼擅长隶书，官至国子博士。惠蔚的族曾孙是灵晖。
灵晖这孩子啊，虽然小时候不算特别聪明伶俐，但很有气度。他得到惠蔚的手写文章和奏章，就认真钻研，到处请教老师和朋友，《三礼》《三传》这些经典，他都能掌握其核心要义。开始的时候，他还向鲍季详和熊安生请教自己不懂的地方，后来他自己的理解，连熊安生和鲍季详都挑不出毛病来了。他参加冀州的秀才考试，策论考试成绩特别好。后来在齐国当官，一直做到国子博士，还被任命为南阳王绰的府上谘议参军。
南阳王绰被任命为定州刺史，灵晖也跟着他去镇守。王绰做事蛮横霸道，搞得一塌糊涂，灵晖心里着急又忧愁，却不敢劝谏。后来王绰推荐灵晖当王师，还把马子结推荐为谘议。朝廷觉得王师是三品官，这个任命不合适，结果皇帝直接在奏章上批示：“就用他！” 当时很多儒生都觉得这事儿倍儿有面子。后来王绰升任大将军，灵晖就以王师的身份做了大将军司马。王绰被杀后，灵晖被免职。从王绰死后，每隔七天到一百天，灵晖都会为王绰请僧侣做法事超度。齐国灭亡后，灵晖也去世了。
马子结，他祖上是扶风人，世代在凉州做官，魏太和年间才来到洛阳。他祖上都是清官。马子结和他哥哥马子廉、弟弟马子尚三兄弟，都很有文化。阳休之当西兖州刺史的时候，马子廉、马子尚、马子结和当时的官员们互相赠诗，阳休之还专门写诗回赠。诗里写道：“三马皆白眉”，说的就是他们三个兄弟。马子结给南阳王绰当管记，跟着王绰去了定州。王绰每次去打猎，都要让马子结骑马跟着，去捡猎物。马子结为人儒雅，骑马的时候衣服帽子总是乱七八糟的，不是喊就是叫，骑兵们还得把他扶起来，不然非得摔下来不可。王绰觉得他这样很好笑，所以对他越来越亲近，最后就让他当了谘议。
石曜，字白曜，是中山安善人。他靠着儒学才华步步高升，做官清廉俭朴。北齐武平年间，他担任黎阳郡守。当时丞相咸阳王世子斛律武都外放担任兖州刺史，这个人特别贪婪暴虐。斛律武都先经过卫县，就命令县令以下的官员，搜刮几千匹绢给他送礼。到了黎阳，他又暗示石曜和县里的官员给他送礼。石曜拿着一匹绢，对斛律武都说：“这是我家老织布机织的粗布，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其他的东西，都得从官吏那里来。官吏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敢贪污。”斛律武也知道石曜为人清廉，是纯粹的读书人，所以笑了笑，没说什么。石曜写了一本书叫《石子》，十卷，内容比较浅显通俗。他最终做到谯州刺史的位置。
灵晖子万寿，字仙期，也叫遐年。他聪明机智，见识广博，通晓经史，擅长写作，谈吐风趣幽默。在北齐的时候，他担任阳休之开府的行参军。隋文帝杨坚篡齐建立隋朝后，滕穆王把他招为文学。后来因为衣冠不整，被发配到江南戍边。行军总管宇文述召他去掌管军中的文书。万寿本来就是个书生，为人从容文雅，突然从军，心里郁郁不得志。他就写了一首五言诗，送给在京城的朋友。这首诗传到京城后，当时被广泛传诵，天下很多喜欢诗词的人，都把它抄写在墙上欣赏。后来他回到家乡，十几年都没得到朝廷的任用。隋仁寿年间，他被任命为豫章王的长史，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的职位。豫章王后来被封到齐地，他就成了齐王的文学。当时，很多诸王的属官都被杀害，所以他更加不安，就借口生病辞官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任命为大理司直，最后死在任上。他留下了一部十卷的文集，流传于世。
徐遵明，字子判，是华阴人。从小没了爹妈，但他特别爱学习。十七岁那年，他跟着老乡毛灵和他们一起去山东求学。到了上党，他就拜屯留的王聪为老师，学习《毛诗》、《尚书》、《礼记》。学了一年，他就跟王聪老师告辞，跑到燕赵地区去，拜张吾贵为师。张吾贵当时门生很多，徐遵明认真学习了几个月，就私下跟朋友说：“张老师名气很大，但是为人处世不太讲究，他讲的东西，我心里不太满意。我想再换个老师。” 于是，他和平原人田猛略一起，去范阳拜孙买德为师。跟孙买德学了一年，他又想离开。田猛略就劝他说：“你年纪轻轻就拜师学艺，每次都没学完就走，这样下去，恐怕很难有所成就啊！” 徐遵明指着自己的心说：“我现在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儿了，就在这里！”
然后，他就去了平原，拜唐迁为师，住在蚕房里，专心致志地学习《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他足不出户，一待就是六年，平时就弹弹筝、吹吹笛子，自娱自乐。他还听说阳平馆陶的赵世业家里有本《服氏春秋》，是晋朝永嘉年间的手抄本。徐遵明就跑去读，又读了好几年。最后，他还自己写了一部《春秋义章》，一共三十卷。
后来，徐遵明开始教学生，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先拿着注解，然后再讲解。他的教学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了惯例。徐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全国各地的人都敬仰他。不过，他挺喜欢敛财，他和刘献之、张吾贵一样，都在河北收学生讲学，收受学生布帛粮食，还留学生的衣服，说是“影质”，这有点有损儒者的风范。徐遵明看到郑玄《论语序》里说“书以八寸策”，却误写成了“八十宗”，他还专门为此解释了一番。他那些偏颇之处，都差不多这样。刘献之、张吾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徐遵明不喜欢在京城，因为兖州以前待过，所以就搬到那里去了。后来元颢攻入洛阳，任城太守李湛要起兵反抗，徐遵明也参与其中。结果半夜在路上，被乱兵害死了。永熙二年，徐遵明的学生，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为老师加封追赠，最终也没能成功。
董徵，字文发，是河北顿丘卫国人。个子很高，七尺二寸呢，特别喜欢研究古代典籍，为人也很讲究，穿衣打扮都朴素得很。十七岁的时候，他先跟着清河的监伯阳学习《论语》、《毛诗》、《春秋》和《周易》，后来又拜河内的高望崇为师学习《周官》，最后还在博陵跟刘献之学习各种经书。几年下来，他对经书里的精髓理解得非常透彻，还开始教学生。太和年间后期，他当上了四门小学的博士。后来宣武帝召他进宫，让孙惠蔚考问他《六经》的知识。之后，皇帝又让他去教京兆王、清河王、广平王和汝南王这四位王爷。后来，他一路升迁，做到安州刺史。
有一次董徵述职，路过家门，就摆酒设宴，宴请家乡的乡老们。他高兴地说：“像我这样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古人称之为荣耀，如今我带着节钺凯旋而归，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然后他又告诫自己的几个儿子：“我今天能有这样的富贵，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我多年勤奋学习的结果啊！”当时的人都非常敬佩他。后来，他回到朝廷，做了司农少卿、光禄大夫，年纪大了才退休。永熙二年，他去世了。孝武帝因为董徵以前教过他读书，所以追赠他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的官职，并谥号为“文烈”。他有个儿子叫仲曜。
李业兴，是山西上党长子人。他爷爷李虬和爸爸李玄纪，都因为儒学造诣高深而被举荐为孝廉。他爸爸李玄纪死的时候是金乡县令。李业兴从小就志向高远，性格耿介，后来在赵国和魏国之间，拜徐遵明为师学习。当时渔阳有个叫鲜于灵馥的人，也聚集了很多学生讲学，但是徐遵明的名气还不大，著述也比较少。李业兴就先去鲜于灵馥那里学习，跟其他学生一样听课。鲜于灵馥看到李业兴，就问他：“李先生你跟着羌族博士学习了这么久，学到了什么？”李业兴一言不发。等到鲜于灵馥讲解《左传》的时候，李业兴就问了他几个关于大义的关键问题，鲜于灵馥却答不上来。于是李业兴整理了一下衣服，站起来说：“羌族学生的水平也就这样！”说完就离开了。从那以后，鲜于灵馥的学生都纷纷转投到徐遵明门下学习，徐遵明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这都是李业兴的功劳。
话说李业兴这个人啊，后来广泛学习各种学问，什么图纬、风角、天文、占卜，就没有他不钻研的。尤其擅长计算历法。就算穷困潦倒，他也一直很骄傲自负，觉得别人对他不够尊重，就算面对达官贵人，他也不低头哈腰。后来，他给王遵业当幕僚。考中了孝廉，做了校书郎。当时大家都在用赵匪的历法，但节气计算有误差。 延昌年间，李业兴就自己编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戊子元历》，然后上交给朝廷。
那时候，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详等等，一共九个人，都各自献上了自己编的历法。宣武帝下令把这些历法合并成一个。后来，张洪他们都推举李业兴当主编，最终完成了《戊子历》，正光三年正式开始使用。李业兴觉得殷历的纪元是甲寅年，黄帝纪元是辛卯年，这些说法都只是推算出来的，缺乏可靠的依据，于是他又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分别写成卷，流传于世。建义年间，他被任命为典仪注，没多久又升迁为著作郎。永安三年，因为之前编制历法的功劳，被赐爵长子伯。后来，孝武帝刚登基的时候，李业兴参与了登基大典的礼仪事务，被封为屯留县子，还当上了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祭祀天地，李业兴跟魏季景、温子升、窦瑗一起负责撰写祭祀用的诗句。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侍读。
迁都邺城的时候，部郎中辛术上奏说：“现在皇宫要搬迁，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建造宫殿肯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制度。李业兴学识渊博，知识丰富，对各种建筑都有了解，应该向他请教。让他来查阅图纸和记载，审核对错，参考古今，制定标准。”皇帝同意了。当时，尚书右仆射兼营构大匠高隆之负责修缮宫殿的乐器、服装和各种表演用的东西，就请求李业兴一起参与这项工作。
天平四年，我和李谐、卢元明一起出使梁国。到了梁国，梁国的散骑常侍朱异问我：“洛阳的委粟山是南郊的祭祀场所呢，还是圆丘的祭祀场所呢？”我说：“委粟山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我听说郊和丘是不同的场所，所以用郑玄的解释。我这里用王肃的解释。”我说：“对。洛阳郊丘的场所，用郑玄的解释。”朱异说：“如果这样，女子嫁给旁系亲属，是不是也按照郑玄的解释呢？”我说：“这件事，也不是完全照搬郑玄的。如果你这里用王肃的解释，那么除服要二十五个月，这怎么和王俭的《丧礼》里说除服要二十七个月相符呢？”朱异没回答。
我又说：“我昨天看了明堂，四根柱子，方形的屋子，都没有五九之室（指特定规格的房间），应该是裴頠设计的。明堂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裴頠只是去掉了房间而已，现在上面不是圆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朱异说：“圆方只是民间说法，经典里没有记载，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是方的。”我说：“圆方的说法，出处很明确，你自己没看到。《孝经义》里也说‘上圆下方’，你说的岂不是自相矛盾？”朱异说：“如果这样，圆方究竟出自哪部经书？”我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那可是纬候之类的书，怎么能相信呢！”我说：“如果你不信《孝经援神契》，《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的书，经典里也没有记载，你又信不信？”朱异没回答。
梁武帝问我：“《诗经·周南》是王者的风范，系于周公；《诗经·召南》是仁贤的风范，系于召公。‘系’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说：“郑玄注《仪礼》说：以前太王、王季住在岐阳，躬行《召南》的教诲来兴盛王业。等到文王实行现在的《周南》的教诲而受命，在酆邑建城。文王是诸侯之地所教化的国家，现在已经登上了九五之尊，不能再守着诸侯的土地了，所以分封了周公和召公，这就是‘系’的意思。”梁武帝又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这里的‘正’指什么？”我回答说：“这是夏正的正月。”梁武帝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回答说：“根据《尚书中候运衡篇》说‘日月营始’，所以知道是夏正。”
梁武帝又问：“尧以前，哪个月份是正月？”我回答说：“从尧以上，书典里没记载，我确实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是二月。这出自《尧典》，你怎么说尧时不知道用哪个是正呢？”我回答说：“虽然三个正不同，但说季节的时候，都是按照夏正的正月。《周礼》说：‘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然出自周朝的书，月份也是夏正的月份。尧的日月，也应该是这样。只是我的见识不深，无法辩析清楚您的问题。”梁武帝又说：“《礼记》里说：原壤母亲死了，他敲着木头唱歌。孔子是圣人，却和原壤做朋友？”我回答说：“孔子自己解释过，说亲近的人不丢弃他们的亲情，故旧的人不丢弃他们的旧情。”
梁武帝又问：“原壤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注》里说：原壤是孔子年轻时的旧友。是鲁国人。”梁武帝又问：“原壤不孝，违背人伦，为什么还要保存故旧的小节，而废弃不孝的大罪呢？”我回答说：“原壤的行为，事情本身就很清楚，年轻时的交往，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既然没有大过错，怎么能抛弃他呢？”梁武帝又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记载原壤的事，作为法度流传后世呢？”我回答说：“这是后人记录的，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就像合葬在同一个墓地一样。像这样的例子，《礼记》里有很多，大概有一百多种。”梁武帝又问：“《易经》有太极，太极是有还是无？”我回答说：“流传下来的太极是有。”回国后，我被加封为中军大将军。
话说有个叫业兴的，家里世代务农，虽然读过书，但还是一口吴侬软语，没改掉乡音。梁武帝问他家族有多少人，他回答说：“大概四十户人家。” 梁武帝打发他回去后，孙腾就说他：“你干嘛说吴地方言，让人笑话！”业兴说：“我都被笑话了，你要是去，肯定被骂得更惨！” 还有个叫邢子才的，问业兴：“你老婆是不是生病了？是真的吗？”业兴说：“你真是傻！这么问，一半人信一半人不信，谁去查证啊？”
武定元年，业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还兼任侍读。高洋（神武帝）知道业兴精通天文历法，每次出兵打仗都去问他。业兴就说哪天哪地能打胜仗。他跟自己亲近的人说：“要是打胜了，他自然会赏我；要是打败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有一次在芒山打仗，刮起了西风，吹进了营地。业兴说：“这是吉利风，我们一定能大胜！” 高洋说：“要是赢了，我就封你当本州刺史。” 结果真的打胜了，高洋就封他做了太原太守。五年后，齐文襄王把他召来，任命他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来因为犯了事被罢官，业兴就编撰了《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章，四千四十为蔀，九百八十七为升分，还以己未年为起始年，前后贯通，不会发生错乱，这跟当时的历法计算方法不一样，但推算出的节气、日影长度等，跟其他历法结果是一样的。齐文襄王征讨颍川时，业兴说：“这次一定能打胜，但打胜后会有灾祸。” 文襄王果然打胜了，却因为业兴预言了“凶”，想要杀了他。
业兴特别喜欢收集书籍，不断地收集，自己动手修补，还亲自写书名和题记。他家里的藏书，差不多有一万卷。他不停地阅读，见识广博，很多儒生都佩服他的学识渊博。他性格豪爽，讲义气，别人有困难，都找他帮忙，他都能帮忙解决。跟自己关系好的，他倾尽全力帮助；要是跟自己关系不好，他就诋毁别人，甚至用言语辱骂。他的性格又急躁狭隘，跟人辩论时，一点儒雅风度都没有。他经常跟人说：“只要说我好，就算知道是假话，也比说我坏好。”他总是想往上爬，不顾及后果，所以当时很多人讨厌他。但是，在学术上，他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业兴有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
崇祖，字子述。他爹文襄召集朝中大臣，让卢景裕给大伙儿讲《易经》。崇祖那会儿才十一岁，可跟卢景裕讨论起来，一来二去，辩论得热火朝天，卢景裕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他爹为了培养崇祖，还特意帮衬他，结果父子俩为此还吵过架，弄得文襄脸色很难看。
姚文安曾经对服虔的《左传解》提出了七十七条质疑，写了一篇叫《驳妄》的文章。崇祖看不下去了，就写了篇《释谬》来为服虔辩护，详细解释了姚文安的错误。 那时候齐文宣帝要修建三座高台，从材料到工程设计，全都是崇祖算计的。 因为这些功劳，他被封为屯留县侯。
他儿子遵祖，在齐天保年间，对宗景历的学问也研究得很深入。 有一次，崇祖帮他儿子武卜选墓地，喝醉了酒，指着墓地跟儿子说：“改葬之后，你将来一定能像孝文帝那样有作为。” 后来武成真的很有成就，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崇祖，结果崇祖的几个儿子因为犯了法都被处死了。
李铉，字宝鼎，是河北南皮人。九岁上学，读《急就篇》，一个月就读通了。他家境贫寒，春夏跟着家里务农，冬天才能上学。十六岁的时候，他跟着浮阳的李周仁学习《毛诗》《尚书》，跟着章武的刘子猛学习《礼记》，跟着常山的房虬学习《周官》《仪礼》，跟着渔阳的鲜于灵馥学习《左氏春秋》。因为家乡没有更好的老师了，他就和州里的杨元懿、河间宗惠振等人一起，去拜大儒徐遵明为师。他在徐遵明门下学习了五年，一直都是成绩最好的。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潜心研究经史子集，钻研学问。他写出了《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以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三十多卷的著作。他学习非常刻苦，曾经三个秋冬都不枕枕头睡觉，每次睡觉也只是稍微闭一会儿眼而已。
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回家侍奉父母，同时在乡里教书。学生经常有几百人，燕赵地区能讲经论道的，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因为家乡藏书不多，他就来到京城，阅读一些以前没见过的书。参加考试考中了秀才，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李同轨去世后，齐神武帝高欢的儿子高洋（文襄王）在京城广招博学之士，来教导他的儿子们。文襄王看中了李铉，就把他召到晋阳。当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以及书法家韩毅都在东宫，和李铉一起做老师和朋友，教导诸位王子。李铉认为，距离圣贤时代久远了，很多文字都出现了错误，所以在讲课之余，他就阅读《说文解字》《诗经》《雅乐》，修改六经注疏中错误的字，取名为《字辨》。
天保年间初期，朝廷下诏让李铉和殿中尚书邢邵、中书令魏收等人一起参与修订礼律，同时兼任国子博士。当时朝廷下令让北平太守宋景业、西河太守綦母怀文等人起草新的历法，又让尚书、平原王高隆之命令李铉和通直常侍房延祐、国子博士刁柔一起审查其中的得失。后来，李铉正式担任国子博士。废帝高殷在东宫的时候，文宣帝高洋让李铉给他讲经，非常尊重他。李铉去世后，朝廷特地追赠他廷尉少卿的职位。等到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下葬的时候，朝廷派人送葬，很多儒生都来为他送行，非常荣耀。
杨元懿和宗惠振两位大人，都做到了国子博士这么高的官位。想想看，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职位啊！
冯伟，字伟节，是中山喜人，身高八尺，穿着打扮非常气派，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他年轻的时候跟着李宝鼎先生学习，李先生很看重他的聪明才智，经常特意出题考他。冯伟都能解答出来，尤其精通《礼记》和《春秋传》。后来他回到家乡，就闭门不出，差不多三十年。他不关心生活琐事，也不和客人交往，一心一意地学习思考，各种学问都精通。后来齐赵郡王到定州镇守，派人用很高的礼节去迎接他，三次派人送去邀请信，县令还亲自到他家门口邀请，冯伟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不肯出门。郡王打算亲自驾车去请他，手下官员像流星一样飞快地来回报信，县令更是亲自为他整理衣冠，这才勉强把他请出来。郡王在厅堂迎接他，阻止他下跪，让他和他一起走上台阶，把他安顿在宾馆里，非常尊重他。郡王想提拔他做秀才，他坚决推辞。一年后，他请求回乡。郡王知道他不喜欢被束缚，就礼貌地送他离开，还送给他很多礼物。但他一样都没收，只接受了当时的衣服。回到家乡后，他依然不参与人事，郡守和县令经常亲自去看望他。逢年过节，有人送羊酒给他，他也都推辞不受。学生们送的束脩，他一文钱也不收。他靠养蚕织布穿衣，耕田种地吃饭，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却乐在其中。最后寿终正寝。
张买奴，是平原人。他的经义学问渊博精深，学生有一千多人，很多儒生都非常敬重他。他在齐国做官，历任太学博士、国子助教，最后去世了。
刘轨思，是勃海人。他讲解《诗经》非常精通。年轻时侍奉同郡的刘敬和，而刘敬和又侍奉同郡的程师则，所以他家乡有很多精通《诗经》的人。刘轨思在齐国做官，官至国子博士。
鲍季详，是勃海人。他非常精通《礼记》，并且通晓《左传》。年轻的时候，经常为李宝鼎先生做讲座。后来他自己也培养了很多学生，很多儒生都称赞他。他在齐国做官，最后死在太学博士的岗位上。
他的弟弟鲍长暄，也精通《礼记》和《春秋传》。他做过任城王湝丞相的幕僚，经常在都城教授那些显贵人家的子弟。齐国灭亡后，他在家中去世了。
邢峙，字士峻，是河北河间郑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就通晓了《三礼》和《左氏春秋》。他在齐国做官，一开始是四门博士，后来升迁为国子助教，给太子讲授经书。邢峙为人正直厚道，很有儒者的风范。有一次，厨师给太子准备饭菜，菜里放了邪蒿，邢峙就让人把邪蒿去掉，说：“这种菜名字不正派，不适合殿下食用。”齐文宣帝听说后很欣赏他，赏赐给他被褥和丝绵，还把他提升为国子博士。皇建年间，他被任命为清河太守，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年老后，他辞官回家，最终在家中去世。
刘昼，字孔昭，是河北勃海阜城人。他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他酷爱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他经常闭门读书，夏天只穿一条犊鼻裈（古代一种短裤）。他和儒者李宝鼎是同乡，关系非常好。李宝鼎教他学习《三礼》，他还跟马敬德学习《服氏春秋》，都掌握了其中的精髓。他因为家乡书少，就拄着拐杖到京城去。听说邺令宋世良家里藏书五千卷，他就去请求做宋世良儿子的老师，以便能尽情阅读，日夜不停地学习。
回乡后，他参加秀才考试，却落榜了。这时他才后悔没有学习写文章，于是又开始苦练辞藻。他的语言风格非常古板，写了一篇名为《六合》的赋，自认为是绝世佳作，结果却感叹儒者辛苦却很少有成就。他还把这篇赋拿给魏收看，魏收却不赏识，生气地说：“这篇赋的名字叫《六合》，就已经很愚蠢了，文章的内容更是比‘六合’还愚蠢。你这个人，四肢发达，头脑却简单！”刘昼不服气，又拿给邢子才看。邢子才说：“你的这篇赋，就像长了疥疮的骆驼，趴在那里毫无美感。”刘昼连续十年参加秀才考试都落榜，于是愤而撰写了《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读了他的作品后，才举荐了他，那时他已经四十八岁了。
陇西刺史李玙，曾经白天接到皇帝的召见。事先有人告诉了李昼，李昼说：“您自己是为了国家选拔人才，干嘛还要特意告诉我啊！” 齐国的河南王孝瑜听说过李昼的名声，每次召见他，都会和他促膝长谈，一起喝酒。后来，河南王有位亲信，让他在斋房等候，李昼一会儿就径直离开了。河南王派人追上去感谢并挽留他，李昼始终不肯再回去。
孝昭皇帝即位后，喜欢听臣子直言进谏。李昼听说后，高兴地说：“董仲舒、公孙弘这些人可以重新出山了！”于是他就步行到晋阳去上书，奏章言辞犀利直接，多有批评当权者的内容，最终也没被采纳。他把上交的奏章编成了一本书，叫做《帝道》。河清年间，他又写了《金箱璧言》，大概是为了指责当时政治上的弊端。
李昼曾经梦见一个像是吏部尚书的贵人，任命他为交州兴俊县令，醒来后，他偷偷地把这事记了下来。他死后十多天，他家的小女儿说梦话，声音像李昼，说：“我被任命为兴俊县令，特地回来告个别。” 李昼平时总是自称博学多才，说话喜欢夸大其词。他经常说：“如果我的几十卷书流传后世，那就不比齐景公的千乘之驾差！” 他举止随意，行为不拘礼法，因此最终没有当官，死在了家里。
马敬德，是河北河间人。年轻的时候喜欢儒家学问，背着书箱跟着徐遵明学习《诗经》和《礼记》，大概了解了主要意思，但没学得很精通。于是他就专心研究《春秋左传》，潜心钻研，日夜不停。后来他在燕国和赵国之间教书，跟着他学习的学生特别多。 然后他就去拜访州长，想考取秀才。州长觉得他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不想推荐他。马敬德就请求考试兵法策略，他提出的五条建议都很有条理，州长这才高兴地把他推荐上去。到了京城考试，他只考中了进士。后来又考经学，考官问了十道题，他都答对了。 就这样，他被提升为国子监助教，后来又升任国子监博士。
齐武成帝当上皇帝后要选老师，赵彦深推荐了马敬德，于是马敬德入宫担任侍讲。他妻子曾经夜里做梦，梦见猛兽要袭击她，马敬德则跳过荆棘丛，而妻子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马敬德自己解释说：“我将来会当大官。跳过荆棘，是说要超过很多卿大夫；你趴在地上，说明你会成为夫人。” 后来皇帝不太喜欢学习，马敬德侍讲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他经常用《春秋》的内容来讲解。 尽管如此，因为皇帝念及他老师的身份，还是封他为国子监祭酒、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马敬德死后，他的学生们说：“马先生比孔子还厉害，孔子都没做到仪同三司的地位。” 后来又追赠他开府仪同三司、瀛州刺史的官职。 后来，侍书张景仁被封王，赵彦深就说：“怎么侍书都能封王，侍讲却没封爵？”于是也追封马敬德为广汉郡王，让他儿子马元熙继承爵位。
马元熙，字长明，从小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学业，而且擅长文章辞藻。他担任通直待诏文林馆的官职。在武平年间，太子要学习《孝经》，有关部门请求挑选老师。皇帝说：“马元熙，是我的老师的儿子，他的文学造诣不错。” 于是马元熙就给太子讲解《孝经》。儒学大家都很敬佩他们父子两代的成就。马元熙为人善良厚道，在朝中很有声望。隋朝开皇年间，他在秦王文学馆去世。
张景仁是济南人，从小父母双亡，家里很穷，靠抄写字画为生，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后来他被选拔进宫当了内书生，跟魏郡的姚元标、颍川的韩毅、老家同郡的袁买奴、荥阳的李超这些人都很有名气，文襄王还把他们都请到府上做宾客。天保八年，皇上让他教太原王绍德写字。后来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武成帝就让他侍奉写字，从此平步青云。
张景仁为人小心谨慎，皇上很喜爱他，叫他“博士”。皇上登基后，张景仁一路升迁，做到通直散骑常侍，经常在皇上身边侍奉。皇上跟他说话，还叫他“博士”。当时有个胡人叫何洪珍，很受皇上宠爱，想把皇亲国戚嫁给朝中官员。因为张景仁在宫里做事，官位又比较高，何洪珍就把他侄女嫁给了张景仁的二儿子瑜。有了这层关系，张景仁的恩宠日益隆厚。张景仁身体不好，皇上经常派徐之范等人给他治病，还送去珍贵的药材和美味佳肴，皇上的内侍也经常来探望他，路上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后来，皇上还下令官府每天都给他送御膳。皇上出巡，在路上过夜的地方，都会派人送去屏障，给他遮风挡寒。
张景仁后来官至仪同三司，又加封开府，依然侍奉皇上写字。每天早朝，他都在东宫等候。等到设立文林馆后，宫里的人邓长颙揣摩圣意，奏请让张景仁担任馆长。张景仁被任命为侍中，封建安王。何洪珍死后，邓长颙仍然和张景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互相帮助，使得张景仁的地位没有下降。后来张景仁又升任中书监，最终去世。死后被追赠为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
张景仁小时候在洛阳，曾经去国子监临摹《石经》。许子华在国子监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说：“张郎你的风骨，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不只是官位升迁，你还会和天子一起用笔墨，穿一样的衣服鞋子。”许子华去世二十多年后，张景仁官至开府，皇上多次赏赐他衣帽、笔墨，正如许子华当年所说。张景仁出身寒微，原本没有什么见识，却突然之间做到开府、侍中、封王的高位。他的妻子姓奇，没人知道她是什么家族出身，她的容貌举止、言谈举止都很普通。然而自从她成为王妃后，和公主、郡主们一样参加朝会，见到她的人都很惊讶。
景仁这个人本来就挺谦虚的，可是一旦有了胡人、市井无赖那样的权势，就坐上了高位，变得显赫了，他的志向和操守就变了，逐渐变得骄傲起来。你看他，良马轻裘，仆从成群；住着高门大院，房子正对着大路，多气派！他的孩子们也不想想自己是怎么发家的，一个个都自以为是贵族子弟。从仓颉造字以来，掌握八种字体的人，也就他一个了。（此处为原文，不作翻译）
权会，字正理，是河间郑县人。他志向高远，为人沉静儒雅，行动都符合礼仪规范。年轻时就学习了郑玄注的《易经》，对其中精妙之处理解得非常透彻；《诗经》、《尚书》、《仪礼》、《周礼》，这些经典著作的文义，他都掌握得非常全面；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变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齐国做官，一开始是四门博士。仆射崔暹把他引荐为馆客，非常尊敬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崔达挐像对待老师一样恭敬地对待权会。崔暹想推荐权会和马敬德等人做诸王的老师。权会为人恬静淡泊，不追求名利地位，看不起那些依附权贵的官职，坚决拒绝了。崔暹了解他的想法，也就停止了推荐。后来，权会参与修撰国史，负责监察太史局的事务。之后又升迁为国子博士。权会虽然事务繁忙，但教学工作从没耽误。他为人非常儒雅，平时话不多，但一旦遇到问题需要回答，他的应对就像闪电一样快，因此受到很多儒士的推崇。那些贵族子弟，很多人都仰慕他的品德和学识，有的直接到他家里学习，有的就住在附近的邻居家，日夜都去请教他，学习他的学问。权会总是很高兴地讲解，从不厌倦。
虽然他精通天文历法，但在私下里，他却一句也不提。学生们如果问他这些方面的问题，他总是闭口不谈。他总是说：“这些学问是可以知道的，但不能说出来，你们都是贵族子弟，又不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何必问我呢？”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传授这些技艺。有一次，权会派家人去远行，很久都没回来。家人快要回家的时候，碰上了大雪，就暂住在别处。这时，权会正在学堂里讲课，突然一阵旋风卷着雪吹进了屋子，权会笑着说：“家人要回来了，怎么半路停下了呢！”于是派人去寻找，果然不出所料。权会每次占卜，大小事情都能预测准确。他只是根据《易经》的爻辞和卦象来判断吉凶，关于《易经》占卜方面的事，他从来不亲口说。
话说张会这个人，家里穷，没仆人，刚当上助教的时候，总是骑驴上下班。他工作的地方多，经常很晚才回家。有一次晚上，他从城东门出来，独自骑着驴。突然有两个陌生人出现，一人牵着驴头，一人跟着驴走，好像在帮忙。可是他们动作轻飘飘的，不像普通人。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根本不是回家的路。张会觉得很奇怪，就开始背诵《易经》上篇第一卷。还没背完，那两个人就突然消失了。张会也没感觉到自己从驴背上摔下来，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醒过来。这才发现自己摔倒的地方在城外，离家还有几里地呢！他有个儿子，字子袭，聪明勤奋，从小就有大人一样的见识，可惜早夭了。送葬的人都很悲伤，张会只哭了一场就停了，当时的人都觉得他很能承受命运的打击。武平年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从官府回府邸，路上马儿莫名其妙地摔倒了，他从此不能说话，不久就暴毙了。他注的《易经》流传于世。张会一辈子都怕马，官位高了不得不骑马，结果还真就因为马死了。
张思伯，河间乐城人。他很擅长讲解《左传》，仅次于马敬德。他写了《刊例》十卷，在当时很流行。他还给《毛诗》作了章句解释。他用这两部经书教齐安王廓，官至国子博士。
还有长乐人张奉礼，精通《三传》，跟张思伯齐名，官至国子助教。
张雕武，中山北平人，家里世代贫寒。他哥哥张兰武在尚书令那里做小官，有点积蓄。当时护军长史王元则还是个穷书生，就住在张兰武家里。张雕武年轻时长得好看，被王元则看上了，所以得到王元则的特别照顾，开始喜欢学习，精力异于常人，背着书到处拜师，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也在所不惜。他通晓《五经》，尤其精通《三传》。他的学生遍布各地，足有上百人，很多儒生都佩服他的辩才。齐神武王把他召进霸府，让他给诸位王子讲学。乾明初年，他升迁到平原太守，后来因为受贿被罢官。武成帝即位后，念及旧情，让他做了通直散骑常侍。琅邪王俨需要一位博士，有关部门推荐了张雕武，当时大家都说选对了人。后来他又担任泾州刺史、散骑常侍。
马敬德先生去世后，雕武就进宫当了老师，教皇帝读书。皇帝很器重他，让他当了侍讲，跟侍书张景仁一样受尊重，两人一起在华元殿给皇帝讲解《春秋》。后来，雕武又升官了，当了国子祭酒，还被授予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并在文林馆当了待诏。因为张景仁是皇室宗亲，雕武就通过张景仁的亲戚何洪珍，来处理公私事务，何洪珍经常向雕武请教。他和张景仁两人，被人合称为“二张博士”。当时，穆提婆、韩长鸾和何洪珍都在皇帝身边侍奉，他们知道雕武是何洪珍的智囊，心里很嫉妒他。后来，何洪珍又推荐雕武去负责修撰国史。
没多久，雕武又升任侍中，还加封了开府的官职，负责管理度支（财政）。他被皇帝委以重任，很多建议都被采纳，皇帝还特地允许他奏事时不用下跪，直接称呼他为“博士”。雕武自己出身卑微，能做到这么高的官位，一直兢兢业业，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他说话直言不讳，对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一定会严加管束。他经常批评那些得宠的权贵，并在朝堂上提出自己的建议。皇帝非常信任他，把朝政都交给他处理。雕武觉得自己肩负着澄清朝政的重任，意气风发。有一次在朝堂上，他对郑子信说：“我进宫的时候，看到贤家唐令的处理政务的方式，实在是不堪入目。如果说带兵打仗，我比不上邕（指李邕）；但要说辅佐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盛世，做到像稷、契那样贤臣，那邕就比不上我了。”韩长鸾等人暗中就想要对付他。
后来，雕武和侍中崔季舒、黄门侍郎郭遵一起劝谏皇帝不要去晋阳，结果被韩长鸾诬陷，被杀害了。临刑前，皇帝派段孝言来审问他。雕武说：“我从一个普通书生起家，如今荣宠加身。这次劝谏，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对错功过，我甘愿赴死。我只希望陛下能够珍惜人才，广开言路，多听取像贾谊那样的人的意见，让他们畅所欲言，不要遮遮掩掩，那样的话，即使我死了，也像活着一样。”说完，他哭泣不止，然后伏地就义。在场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又敬佩他的勇气。
雕武的儿子德冲和其他一些人被迁徙到北方边境。后来南安王思好发动叛乱，德冲和他的弟弟德揭都幸免于难。德冲聪明好学，因为是皇帝老师的儿子，很早就被朝廷重用，官至中书舍人。他父亲被杀害的时候，德冲也在宫中，亲眼目睹了这场冤案，痛哭晕倒在地，过了很久才醒过来。
郭遵，是河北巨鹿人。齐文宣帝当太原公的时候，郭遵在朝廷当国常侍。皇帝家里有个叫盖丰洛的，管着家里的事情，人称“盖将”。郭遵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曾经顶撞过盖丰洛，却被高德正看重。齐文宣帝当上皇帝后，提拔郭遵当了主书，专门负责调查事情。
后来，中书舍人朱谓当了巨鹿太守，郭遵就替他的学生去求朱谓帮忙找官做。朱谓把这事儿告诉了齐文宣帝，结果文宣帝大怒，下令打了郭遵二百鞭子，还把他发配到京畿地区去。过了很久，郭遵才被任命为并州尚书都令史、建州别驾。碰巧韩长鸾的父亲韩永兴做了刺史，郭遵就和韩长鸾搭上了关系。后来，郭遵被提拔为黄门侍郎，最终却被杀害了。
郭遵出身低微，很容易得意忘形。在宫门口遇到那些达官贵人，他就直接叫人家名字，说话做事都很随便。有一次，他在宫门口拉住韩长鸾，说：“皇上现在这样放纵，你们这些大臣怎么都不劝谏呢？这算什么大臣！”韩长鸾觉得他太没规矩了，甩开手就走了。因为郭遵这样轻率，韩长鸾也没再帮他，所以最后郭遵才落得个被杀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