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初期,正忙着打仗,哪顾得上什么礼仪文化?直到太宗皇帝攻占汴京,把后晋的书籍和礼器都搬回北方,才开始慢慢重视礼制建设。到了景宗、圣宗时期,科举考试才真正兴盛起来,读书人有了从低级官员升到高级官员的途径,这真是文治武功的盛况啊!不过,辽朝的整体风气比较强硬,四面环敌,经常要打仗,典章文物方面跟中原王朝比起来还是差得远。但是,辽朝两百年的基业,如果没有一些有才干的人来整理总结,后人又怎么能够了解呢?所以,我要写一本《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是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的孙子。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年轻的时候就跑到南山读书,广泛阅读经史子集,还通晓辽文和汉文。统和十四年,他才开始做官。他家里有一头牛,不好使唤,他的奴仆想卖个好价钱。萧韩家奴说:“为了自己利益而损害别人,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于是,他把钱要回来,把牛留下了。统和二十八年,他被任命为右通进,管理南京的栗园。重熙初年,他担任三司使副职。四年后,升任天成军节度使,后来又调任彰愍宫使。皇帝和他谈话,很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当自己的诗友。有一次,皇帝闲聊时问他:“你在外面有什么特别的见闻吗?”萧韩家奴回答说:“我只知道炒栗子的事:小的栗子熟了,大的栗子就一定能熟;大的栗子熟了,小的栗子就一定被烤焦了。只有大小栗子都熟了,才算完美。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懂了。”因为他曾经管理过栗园,所以用炒栗子来委婉地讽谏皇帝。皇帝听了哈哈大笑。皇帝下令让他写一篇《四时逸乐赋》,皇帝还对这篇文章赞赏有加。

当时,皇帝下诏令全国讨论治国之道的重要问题,并提出问题:“徭役没有增加,战争也不频繁,年成又好,国库也充实,为什么老百姓还生活困苦呢?是官员懒惰,还是百姓偷懒呢?现在哪些徭役最重?哪些徭役最苦?取消哪些徭役会使百姓受益?补充徭役的方法应该怎样改进?盗贼的危害怎样才能消除?”萧韩家奴回答说:

我发现这几年来,高丽还没臣服,女真(阻卜)也还很强大,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战争和防御的准备,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于是就选了一些富人去边境戍守,让他们自己准备粮食。可是路途太艰险了,走一趟要花好长时间;等到了驻扎的地方,带去的粮食已经花掉了一大半;很多牛车都坏在路上,很少能完整地返回。那些本来就没啥家底的人,就只能高价雇人帮忙,很多人受不了这苦,半路上就逃跑了,所以驻军的粮食常常不够吃。向别人借钱,利息要翻十倍,甚至有人把孩子卖了,把田地卖了,还还不清债务。有些人逃兵役不回来,或者在军队里死了,朝廷还要抓壮丁来补充。鸭绿江以东的戍守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更糟糕的是,渤海、女真、高丽这几个国家勾结在一起,经常打仗。有钱人就去当兵,没钱的就当侦察兵。再加上水旱灾害,粮食歉收,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这都是形势逼出来的啊!

唉,这情况真是让人着急啊!老百姓为了国家戍边,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是苦不堪言。路途遥远,运送粮食困难重重,很多粮食还没运到就耗费殆尽了。那些贫苦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凑够路费和粮食,不得不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即使这样,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完成任务,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这鸭绿江以东的边防,处境如此艰难,更不用说还要面对渤海、女真、高丽三国联盟的威胁了。国家屡屡征战,百姓更是疲于奔命,生活更是难以维继。这都是形势所迫啊!

现在最重要的军事任务,莫过于西边戍边了。如果没有西边戍边,即使遇到灾荒年景,国家也不会这么穷困潦倒。如果能把西边的戍边地点稍微靠近一些,那么来往就不用那么辛苦,老百姓也不会受那么大的苦。有人说搬迁不合适:一是会损害国家威望,二是会招来侵略,三是会放弃耕牧之地。我认为不然。阻卜各部,本来就存在。以前,北到胪朐河,南到边境,人们分散居住,没有统一管理,只是互相抢掠。等到太祖西征,到达流沙,阻卜各部闻风而降,西域各国都愿意进贡。于是迁移他们的部落,把他们安置在三个地区,来增强我们国家的力量,没有修建城池,没有驻扎军队,阻卜几代都不敢作乱。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兵西域,开拓的土地很广阔,归附的部落也很多。此后,某个部落叛乱,邻近的部落就会讨伐它,让他们互相牵制,这正是驾驭远方民族的办法。等到修建了可敦城,开拓了数千里的疆域,西北地区的人民,徭役日益增加,生计日益艰难。紧急情况无法救援,叛乱和归附也反复无常。空有广阔土地的名声,而没有实际控制土地的好处。如果贪图土地不止,最终会造成国家的空虚和损耗,其危害难以言喻。况且边境的情况不可完全相信,也不能完全断绝联系。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国家的大敌,在南方。现在虽然和平相处,但难以保证以后。如果南方发生变故,戍兵驻扎在遥远的辽地,很难及时支援。我们进攻,敌人就后退;我们撤退,敌人就进攻,这是不得不考虑的。

现在太平盛世已经很久了,正是恩威并施,安抚各部落的好时机,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回归自己的土地,把戍边的军队迁回内地,增加堡垒的防御力量,对外明确约束,规范边界。每个部落都设置酋长,每年按时进贡。叛乱就讨伐,归顺就安抚。各部落安定了,就不会再发生冲突。这样,虽然我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变故,但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深入侵略。有人说放弃土地会损害威望,殊不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贪图无用的土地,让那些小部落对抗大国,万一失败,损害的威望岂不是更大?有人又说,肥沃的土地不能轻易放弃。我认为,土地虽然肥沃,但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犯,最终还是要内迁,怎么能把它当成我们的土地而惋惜呢?

咱们国家虽然每个部门都有仓库和粮仓,但这只是为了应急救济一下当地老百姓,只是局部性的恩惠,没办法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想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就得弄清楚老百姓穷困的原因,然后堵住这些漏洞。少搞些游玩,简化驿站传递,减轻赋税,杜绝奢侈浪费。只要坚持几年,穷困的人就能恢复元气,贫穷的人就能富裕起来。因为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的卫士。军队不调动,就会荒废军务;调动军队,又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再说,各个部门都有兵役制度。以前刚开始实行兵役制度的时候,不管是住在家里还是在外地服役的人,都比较富裕,所以世代服兵役,轮换也比较容易。最近几年边境战事不断,老百姓大多都很贫困,既不能胜任兵役,又得随时补充兵员。要是上等户口的人不够,中等户口的人就得顶上。时间一长,老百姓就更穷了,所以替换兵员就更难了。不光是兵役这样,边境驻军的情况也一样。就像用一小撮土,怎么可能填满几丈深的沟壑呢!想要长久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远方服役的疲惫士兵回到家乡,减轻他们的徭役,让他们人人衣食无忧,这样兵役制度就能恢复正常了。

我听说,从古至今,哪个国家都会有盗贼。这几年来,老百姓普遍贫困潦倒,更容易去偷盗抢劫,很多老实人都变成了强盗。更严重的,甚至杀人都不眨眼,甚至有人逃到深山老林里,成为祸乱的根源。说老百姓因为贫穷而成为盗贼,这真是圣明的想法。现在想要根除盗贼的根本原因,希望陛下减轻赋税徭役,让老百姓安心务农。衣食丰足了,才能安居乐业,接受教化,这样就算犯了法,老百姓也会趋向于礼义廉耻,刑罚也就很少用了。我听说唐太宗问大臣们治理盗贼的办法,大臣们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皇帝笑着说:“盗贼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赋税太重,老百姓活不下去。我现在自己减少欲望,停止游玩享乐,让天下太平,那么盗贼自然就会减少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盗贼多寡,都取决于老百姓衣食是否丰足,徭役是否繁重。

现在应该把可敦城搬到靠近其他城池的地方,这样就能和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队互相支援了。把黑岭的两个军队撤掉,把开州、保州都划归东京管辖。增加东北边防的军队和南京总管的兵力。加固城墙,让守卫的哨所互相看得见;修缮城楼和瞭望塔,疏通护城河,加强边防。这些都是目前最紧急的事情,希望陛下能够采纳我的建议。

后来我被提升为翰林都林牙,还兼任修撰国史。皇上还特意下诏书对我说:“文章是国家的荣耀,有才能的人才应该被重用。你很有文学才华,是当世的大儒,所以才授予你翰林的职位。我的日常起居,都要详细记录在史册上。”从那以后,皇上对我越来越信任,每次我去侍奉他,他都让我坐下。逢到好日子,皇上还和我一起喝酒赋诗,互相唱和,君臣之间相处得非常好。我这个皇上身边的人,有什么话都敢直说,即使是开玩笑,也总不忘委婉地规劝皇上。

十三年春天,我上书皇上说:“我听说我们先祖是遥辇可汗的后代,中间曾经断绝了国祚。从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开始,皇位才重新稳定下来。但是,以前我们的祖先比较淳朴,没有尊贵的称号。我认为,三皇时期的礼仪制度还不完善,和遥辇氏的情况差不多。后世的君主用礼乐来治理天下,并且重视追溯本源、祭祀先祖的意义。最近唐高祖创建了先祖的宗庙,追尊四世为皇帝。我们太祖代替遥辇氏即位后,制定了文字,完善了礼法,建立了‘天皇帝’的名号,建造宫殿来显示威严,兴利除害,统一了全国。此后历代圣君相继继承皇位,从夷离堇湖烈以下,都没有加尊号,天皇帝的父亲夷离堇的鲁,还只是用他的名字称呼。我认为应该效仿唐朝的典制,追尊四祖为皇帝,这样陛下的功业就会更加辉煌,失传的典章制度也能恢复了。”我的奏疏上奏后,皇上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开始举行追封玄祖、德祖为皇帝的仪式。

韩家奴每次看到皇帝打猎,都忍不住劝谏。有一次,官吏报告说秋山打猎,熊虎伤死了几十个人,韩家奴就把这事儿记在了册子上。皇帝看到了,就让他拿下去。韩家奴出去以后,又重新写了一遍。过了几天,皇帝看到后说:“史官的笔法就应该这样!”

皇帝问韩家奴:“咱们国家建国以来,谁算得上是贤明的君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帝。皇帝很奇怪,说:“穆宗嗜酒,脾气反复无常,看人就像看草芥一样,你为什么说他是贤主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虽然暴虐,但他减轻徭役,减免赋税,老百姓都过着安乐日子。穆宗在位期间,没有无辜被杀的人,不像这次秋山打猎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认为穆宗是贤明君主。”皇帝沉默不语。

皇帝下令让韩家奴和耶律庶成一起,把从重熙年间以来的事情记录下来,编成二十卷书献上。十五年后,皇帝再次下令说:“古时候治理天下的,都重视礼义,规范法度。我们大辽朝自建立以来,历代都有贤明的君主,虽然内外都归附了我们,但是礼仪制度的书籍还没编写,无法给后世留下典范。你跟耶律庶成一起,参考古代,结合现在的情况,制定一套礼仪典章。如果遇到什么疑问,可以和南北院一起商量。”

韩家奴接到圣旨后,广泛查阅典籍,从天子到百姓,所有制度条文,都要符合实际,并且符合古代的规矩,最终写成了三卷书献上。皇帝又下令翻译一些书籍,韩家奴想让皇帝了解古今成败兴衰,于是翻译了《通鉴》、《贞观政要》、《五代史》。 那时候皇帝觉得他年纪大了,不能经常上朝了,就让他做了归德军节度使。他治理地方很出色,名声很好。皇帝还派使者去慰问他,韩家奴上表谢恩。后来,他又被召回朝廷修撰国史,最终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著有《六义集》十二卷流传于世。

李澣一开始在晋朝当官,是中书舍人。后来晋朝灭亡了,他就回到了辽国。正赶上辽太宗皇帝驾崩,世宗皇帝继位,当时局势动荡不安,李澣和高勋等十多个人被困在了南京(辽国南京)。过了很久,他们才得以回到上京(辽国上京)。李澣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穆宗皇帝即位后,李澣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做到工部侍郎。这时候,他哥哥李涛在汴京(辽国汴京)当翰林学士,偷偷派人把他叫回去。李澣收到信后,就谎称要在南京看病,然后换了身衣服,趁着夜色偷偷溜走,想逃回汴京。结果到了涿州,被巡逻的士兵抓住了,又送回南京,关进了监狱。

李澣等狱卒睡熟了,就用衣带勒脖子自杀,没想到没死成,反而看守更严了。后来,他被押解到上京,半路上他跳进了潢河的急流中,想自杀,结果被铁索拉了上来,还是没死成。到了上京,皇帝想杀了他。这时,高勋已经当上了枢密使,赶紧出来救他。高勋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好话:“李澣本来没有犯什么大错,他母亲八十多岁了,他急着回去侍奉母亲,这才犯了错。再说,李澣很有文采,现在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如果让他负责起草诏书,一定能提升国家的形象。”皇帝的怒气稍微消了一些,还是把他关在了奉国寺,足足关了六年,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后来,皇帝想修建《太宗功德碑》,高勋上奏说:“除了李澣,没有人能胜任这个任务。”皇帝同意了。碑文写好后呈上去,皇帝很满意,就把李澣放了。不久,李澣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最后去世了。

文章最后评论说:在辽国的统和年间和重熙年间,辽国致力于发展文化教育,韩家奴的策论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内容都切合实际,真是辽国的晁错和贾谊啊!李澣虽然以文章著称,但是他的仕途进退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