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庄,字希逸,是陈郡阳夏人,他老爸是太常弘微。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而且把《论语》都读通了。长大后,谢庄长得特别帅,气质也很好,宋武帝一看到他就觉得很特别,对尚书仆射殷景仁和领军将军刘湛说:“蓝田出玉,岂虚也哉!” 一开始他在始兴王浚手下当后军法曹行参军,后来又升职当了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 之后又转到随王诞手下当后军谘议,还兼任记室。他把《左氏春秋》的经传部分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按照当时的国土范围编排,还用木头做了个一丈见方的模型,把山川河流和土地都画在上面,每个区域都划分得清清楚楚,分开看就是不同的州郡,合起来看就是整个国家的地图。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的索虏入侵彭城,索虏派尚书李孝伯来当使者,和镇军长史张畅聊天,李孝伯还特意打听谢庄和王徽的情况,可见谢庄的名气已经传得很远了。元嘉二十九年,谢庄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当时南平王铄进献了一只红色的鹦鹉,皇帝就下令让所有大臣都写赋来歌颂。太子左卫率袁淑的文采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写完赋之后,还特地拿给谢庄看;谢庄也写完了自己的赋,袁淑看完之后感叹道:“要是在江东没有我的话,你谢庄就独占鳌头了;要是我没有你的话,我也算得上是当时的一流人物了。” 然后袁淑就把自己的赋藏起来了。

话说那个杀害皇帝的凶手,竟然被提升为司徒左长史!后来,世祖皇帝亲征讨伐,偷偷地派人送了一封檄文给庄,让他修改后发布出去。

庄就派他最信任的门生具庆,带着一份奏章偷偷地去见世祖皇帝。具庆在奏章里说:“那个弑君的贼子,自己断送了天命,撕毁帽子,摔坏朝冠,犯下了极度凶残的罪行,这在开天辟地以来都是闻所未闻的!天下人都悲痛流泪,就连阴间鬼神都同声谴责他!我奉到了三月二十七日您的檄文,您的圣明之举昭然若揭,读后我深感庆幸。上天保佑王室,您的英明睿智重现光芒。殿下您文治武功,名扬天下,您在岳州展现文治,在陕州展现武功,您将要施展您的王威,执行天罚,洗刷国家耻辱,雪洗华夏的耻辱,让动荡不安的局面恢复安定,让受苦受难的人民重见光明。我听说您已经调遣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人率领十万精兵强将,已经逼近京城。殿下您亲自统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荆州、鄢陵的军队,岷山、汉水的军队,战船连绵万里,旌旗遮天蔽日,全国上下都响应您的号召,各路诸侯都前来会合。现在,那些奸邪小人,竟然还不知悔改,自相残杀,朝堂之上乌烟瘴气,百官都噤若寒蝉,路上行人互相观望,大气都不敢出。您的檄文一下达,就立即在京城发布,朝野上下都欢欣鼓舞,家家户户都在庆祝,人们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您的到来。先帝的光辉照耀着天下,他的恩泽遍及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其恩惠。更何况我世代蒙受皇恩,所受恩宠更是超过寻常,我因生病而告退,才侥幸逃脱了杀身之祸,虽然我一直想报答朝廷,可是苦于没有机会。现在大军压境,永清城也不远了,我既欣喜又悲痛,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高祖皇帝登基后,把我免了侍中的职务。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请求开通互市,皇上就下诏让群臣广泛讨论。我当时就说:“我认为那些蛮夷只认钱财,不讲道义,他们请求开通互市,很可能是为了探测我们的虚实。如果我们答应了,就显得我们软弱,不能震慑远方蛮夷,反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弱点。与其这样,不如先观察他们的动向,这才能显示我们的强大。汉文帝虽然和亲,但也没因此就放弃了对匈奴的打击;汉武帝虽然订立盟约,但也没放弃对匈奴的谋划。所以说,国家实力雄厚的时候可以主动出击,实力不足的时候就应该闭关自守。我们为什么要屈尊与这些蛮夷通商,传播他们的粗俗习气,树立这种毫无益处的榜样,招来无穷的麻烦呢?互市贸易这种事,就应该坚决杜绝;那些虚伪的和约,更应该坚决拒绝。我愚钝无知,见识浅薄,这些话或许有欠妥当,但我还是想把我的想法全部都说出来。”当时骠骑将军竟陵王诞要前往荆州赴任,朝廷征召丞相兼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前往辅佐,义宣坚决推辞不肯前往,而诞却已经定好了出发日期。我认为:“丞相既然不愿意去,骠骑将军却已经定好了出发日期,这看起来像是逼迫丞相,对事情不利。”高祖皇帝于是重新确定了诞的出发日期,结果义宣还是没有前往。

皇上刚登基,想要大力宣扬节俭的风气,下了一道节俭的诏书,这事儿记载在《孝武本纪》里。我担心这个命令执行不下去,就又进言说:“诏书上说‘达官贵人争相逐利,开设店铺买卖的,都要禁止’。这确实符合民心。如果有人违反了,就应该依法处置;如果因为怜悯而废除法令,那就等于让法令失去了威信。希望皇上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让诏书发布之后,实际执行情况却大相径庭。我认为,身居高位的官员更不应该与百姓争利,不知道皇上是否同意我的意见?清除妨碍农事生产的杂草,大力发展纺织业,这些都应该大力推广。”

孝建元年,我被提升为左卫将军。早些时候,皇上曾经赏赐给我一把宝剑,我把它送给了豫州刺史鲁爽作为离别礼物。后来鲁爽叛乱了,皇上在一次宴会上问我那把剑在哪里,我回答说:“以前送给了鲁爽作为离别礼物,算是皇上赏赐给我的东西,我代为转送了。”皇上非常高兴,当时就认为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朝廷选拔人才的渠道很窄,于是我上表说:

臣听说,功劳能够照耀千里,可不是仅仅像烛车那样珍贵;德行能够感化邻国,岂止是像秘璧那样宝贵。《诗经》里记载着灭亡的教训,《尚书》里讲述着兴盛的道理,所以才能做到没有积怨,最终达到恭敬自谦。

陛下您继承了祖宗的基业,开创了新的时代,傍晚审理政务,清晨调理风气,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考察远方的民情,这确实是国家太平的征兆,赞颂之声才刚刚开始。

我私下认为,国家兴盛衰败的根本原因,从来都离不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所以《楚辞》把贤人看作是珍宝,《虞书》认为选择贤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现在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松弛很久了,提拔人才的法规,也没有很好的执行。如果想要巩固根本,发展事业,造福百姓,安定社会,不改变这种现状,怎么能取得九成九的成功呢?

从前汉高祖刘邦在中阳起兵,英才豪杰都从徐州、沛县涌现;汉光武帝刘秀在白水受命,杰出的人才都来自荆州、宛城。这说明人才的产生,不在于地域的优劣,而在于有没有遇到伯乐,能不能被重用。

现在天下太平,各项事业都等待着贤才来发展,而全国各地的人才都埋没无闻,九流之士都难以施展抱负,选拔人才的重任就落在了吏部。一个人的眼光有限,而天下的英才却难以全部发现;用有限的眼光去寻找难以发现的人才,怎么能做到国家没有遗漏人才,民间没有埋没的才能呢?

过去,公叔痤和僎同时被提拔,管仲从盗贼中选拔人才,赵文王不因为亲疏关系而任用人才,祁奚也不因为个人恩怨而推荐人才。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世留下榜样。提拔人才,应该广纳贤才,公开推荐。

再说,自古以来,任用和推荐人才,赏罚分明,才能成就大业。比如,魏国公子成子举荐了三个贤人,自己也因此做了魏国的辅佐大臣;应侯推荐了两个贤士,自己却因此失去了秦国的相位;臼季推荐了冀缺,自己却因此得到了田地;张勃推荐了陈汤,自己却因此被夺去了爵位。这些都是前人的经验教训,也是后世君王的镜子。

依我看,应该命令所有大臣,各自推荐他们所知道的人才,交给尚书省,按照各自的才能进行任用。如果任用的人才确实有能力,推荐的人应该得到奖赏;如果任用的人才不称职,应该追究推荐人的责任。责任大的免职,责任小的降职,被推荐的人,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处罚的期限,根据过错的轻重而定。如果犯了死罪,那么推荐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话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亲近百姓,而要亲近百姓,关键在于地方官。你看黄霸治理颍川那么多年,杜畿在河东也干了很久,有的升官加爵,有的得到皇帝的赏识和宠信。现在担任地方官的,如果不是因为公务或私人原因必须调动,就应该按照六年任期的制度来执行。这样,表现好的就能升迁,表现不好的也能及时调整,百姓就不会被频繁的官吏更迭扰乱。这样一来,下面就不会出现因为官员失职而造成的错误,上面也不会因为埋没人才而留下遗憾,考核官员的制度就能顺利推行,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唱着丰收的歌谣。我呢,赶上了好时候,也逐渐有了些经验,所以才有幸得到皇帝的信任,在身边侍奉。我斗胆进献一些拙见,心里也害怕违背祖宗的成规。

皇上看了我的奏章后,同意让相关部门讨论一下,但最后这事儿没成。那一年,我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我身体一直不好,不太想待在吏部,就给大司马江夏王义恭写信说明情况,信里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和超凡的见识,更没有脱离世俗的想法。其实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常常担心自己哪天就突然不行了,所以以前对仕途没什么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高官厚禄的野心。这几年因为事情的缘故,我被提升得过快,这实在是不应该,既会被人耻笑,也会让朋友们觉得我丢人。之前因为圣上刚刚开始改革,我不好请求退休,现在天下太平了,我才敢提出请求。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表达,就又得到了新的任命,这份恩情让我感激涕零,我必须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怕我玷污了朝廷的秩序。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这天下人都知道。两肋的毛病,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月里要发作两三次,每次发病都痛得厉害,感觉心脏都要被撕裂了,呼吸也困难,像喘不过气一样。这种病痛折磨我好几年了,已经成了慢性病,总是气喘吁吁,虚弱无力,感觉像行尸走肉似的。我明明病成这样,却一直没请假,不是因为病好了,而是因为皇上对我的恩情太深,我想要报答皇上的恩德,所以硬撑着完成工作。眼睛也出毛病了,从五月开始就不能晚上看书工作了,只能整天拉上窗帘躲避风吹日晒,白天也昏昏沉沉的。因此,我不能去拜见诸位王爷,也无法参加亲朋好友的喜丧之事,只有奉诏才能勉强露面,一点儿都不能耽搁。

我已经好几十天没见客人了,就这样苦苦支撑着,处理着各种各样的奏章,应对各种各样的诉求。其实,这都是因为皇上的恩典,让我不得不坚持。如果我的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那我就应该好好利用皇上给我的机会,为朝廷效力,怎么会想偷懒辞官呢?我家境本来就贫寒,连房子都没盖好,孩子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我已经习惯了,觉得没什么。我并不是想放弃微薄的俸禄,而是因为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处理,所以别无他求。我现在只希望能够稍微轻松一些。我的官职微不足道,对天下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来说却很重要。我多次请求皇上准假,但都没有得到批准,这都是因为我表达能力差,无法让皇上感受到我的痛苦。

我祖上几代人都活不久,高祖父活了四十岁,曾祖父三十二岁,祖父四十七岁,而我今年都三十五了,还总是生病,唉,还能活多久才能看到太平盛世呢?想想这些年受的苦,真是让人同情啊。之前我曾请求去苏州、杭州、嘉兴三地任职,皇上圣旨说“都不须复议外出”。皇上真是恩宠过厚啊,可我的命就是这么苦,一直没机会清闲一下。现在我不敢再提这事了,只能盼着下辈子吧。只要能保住剩下的几年,不用再操心公务,能好好养病,这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住在衡山脚下,一言一行都被监视着,也没个清闲的住处,真是担心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我能力有限,身体又不好,辜负了皇上提拔我的恩情,心里真是愧疚啊!明年我一定再次上书请求退休,至死方休。只是我这种小人物的诉求,恐怕很难让皇上知道。希望皇上能体谅我的苦衷,看到我的真心,希望能有机会当面陈述,得到您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安心。如果得不到您的恩典,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恳请皇上怜悯我,不要吝惜您的恩泽。

三年后,因为我经常生病,就辞官回家了。大明元年,我又被起用,担任都官尚书,上奏朝廷,对刑狱制度进行改革,说:

我听说,明智谨慎地运用刑罚,这是继承了姬周的典章制度;同情体恤,公正断案,这是光辉地继承了吕后时代的法令。对于有疑问的罪行从轻处罚,这是前代帝王的准则;宁可错放,也不枉杀无辜,这也是历代圣君的恒常教诲。因此才能使天下太平,社会风气淳厚。汉文帝减轻了不应有的刑罚,取消了株连的命令;孝宣帝重用深谙文法的官员,设立了严格的审讯制度,在那个时候,法令严明,刑罚公正。陛下即位后,亲自审理案件,百姓都欢欣鼓舞,以为再也没有冤屈的人了。可是监狱里仍然关押着不少人,歌颂太平盛世的歌声也并不响亮。我认为,陛下仁慈的恩德,还没有惠及到所有的百姓;宽恕的恩泽,还没有深入到民间。近些年来,战争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抢劫盗窃仍然猖獗,地方官吏报上来的案件,很多都是虚报的。有的官员为了逃避责任,不顾及国家的安危,草草结案,冤假错案屡见不鲜。许多人因此遭受了残酷的刑罚,家破人亡,牵连甚广,没有一个能幸免。这样一来,因为一个人的错判,就会导致数十人受牵连。

齐国的女子告状上天,在临淄台上冤死;教妇被冤枉杀害,东海地区也发生了冤案,这些都是因为神灵感应,预示着将要发生变故。我最近审理案件,发现有八个重囚,仔细查看他们的案卷,一开始看似乎罪有应得,但仔细查明真相后,发现他们竟然都是无辜的。恐怕这样的冤案不在少数,实在令人担忧啊!以前,官员把犯人关押完毕后,郡里就派督邮去查验,然后就执行死刑。督邮和那些低级官吏,他们的能力和之前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只是有名义去查验,却没有认真调查。我认为这个制度应该改革。从现在开始,对于重大的案件,县里审理完毕后,把案情报告郡里,同时把犯人押解到郡里,由郡守亲自审理核实,一定要查明真相,消除隐患,然后再执行死刑。如果郡守也无法决断,再上报廷尉;如果在边远地区,就上报刺史;如果刺史还有疑问,再上报中央。一定要做到让死者的冤屈得以昭雪,让生者不再怨恨。这样,才能让“卖棺材”的谚语永远消失,让公正的审判成为千秋佳话。我学识浅薄,才疏学浅,只是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拙见,恐怕会违背国法。

话说皇上亲自处理朝政,总是担心权力落到大臣手里。他琢磨着吏部尚书这个选官的要职,想着怎么削弱它的权力。过了两年,皇上发布诏书说:“国家治理,就像驾驭八匹马,爵位是第一位的;九种美德都得服从,政令是排在首位的。吏部掌管着官员的选拔任命,国家的兴衰都系于此。近些年来,吏部选官的制度出了问题,虽然掌握着大权,最终却招来非议。现在南北各地人才济济,功劳和贡献日积月累,大家的评价好坏,都取决于吏部的任命。官员的品行,只有圣明之君才能准确判断;贤才的选拔,更是皇上最难做到的。现在世风日下,互相推让的议论之风盛行,仅凭一个人的见识,去应付众人的批评,又能做到什么呢?吏部尚书的权力可以根据郎官的等级来划分,同时也要精简冗余的部门。” 皇上又单独给太宰江夏王义恭下了一道诏书:

……(待续,请提供后续内容)

圣上下了任命,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我知道按老规矩办事最容易,但改革旧制难免会引起质疑。可是吏部尚书历来都和录事一起选官,仅仅依靠一个人的见识,难以周全考虑,而且一人专掌选官大权,也不合适。之前宣旨的时候,我恭敬地奏请,让录事参与选官,作为制度典范,造福后世。从那时起,选官的重任就落在了元凯一人身上。如果选官的标准和实际情况不符,而敢于上诉的人又很少,而且违反命令,事情就很难处理。以前那些英明的君主,尚且觉得这事难办,何况现在国力衰弱,就更能看出这个制度的缺陷了。再说,选官一旦出了问题,满朝文武都会抱怨,人的精力有限,总有精力充沛和疲惫的时候,几天时间,就会怨声载道,更何况还有假公济私,不认真办事的情况呢!有人因为屡次考试落榜,贫困交加,两边都受委屈,互相不理解,仔细想想,真是让人同情。

如果设置两个职位共同负责选官,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选官部门历来地位重要,很多人担任这个职位后,就飞黄腾达,他们自己心里盘算着,别人也都在猜测,没有节制,所以范晔、鲁爽才兵变被灭族。由此可见,都是因为权势过大,事情繁杂造成的。如果要重新考虑这个职位,合适的人选不多,那些有经验的人,需要慢慢提拔,而且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容易产生猜疑;或者他们身体抱恙,事情就耽搁了。官职不能空缺,一来一去,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降职处罚,升官加爵就难了;如果妨碍了上司的升迁,又没有地方安置,盛衰更迭,这就是一段朝臣相处之道。君臣之间容易产生猜疑,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位应该降级。监令端右,地位适中,符合时宜,没人担任就空缺,这与九流不同。现在只设直铨选部,官职比以前低了。人们爱猜疑,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读,我的本意最终无法传达。只有从郎中分设两个职位,才能改变这种情况。选官的权力下放了,民情也会改变,有能力的人就能得到重用,也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按照常理,应该逐步提拔,这个职位不再是高官厚禄,不需要频繁地递交奏章,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就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我从在荆州和扬州做官的时候,就对这件事有所想法了。当时改革措施不少,让我又惊又疑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本来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处理这件事,可是因为一些原因耽搁了,应该是有亲戚朋友从中作梗吧,所以最近才开始着手办理。因为诏书的内容我不能完全掌握,所以才又写信详细说明情况。

然后呢,就设置了两个吏部尚书,把五个兵部尚书的职位给省掉了。庄和度支尚书顾觊之都被安排了新的职务。我被提升为右卫将军,还加了个给事中的官职。那时候河南献上舞马,皇帝下令群臣赋诗,我写的诗词是这样的:

(此处应插入庄所上之词,原文照录)

话说天子啊,他掌握着日月星辰,统领着整个天下,继承了古代圣王的遗训,遵循着上古先贤的规矩。所以他的恩德普照天下,就像雨露滋润万物一样,祥瑞之兆接连不断,荣光盛景必将出现。你看,月亮的光辉预示着吉祥,天象也显示着祥瑞之气,这景象啊,就像河鼓、房宿星宿一样闪耀,又像天上的骏马一样奔腾。它一会儿在陵原郊外留下影子,一会儿又潜入深渊显露真容;一会儿从水中腾空而起,向南飞奔;一会儿又从轮台出发,向东而去;一会儿又飞越玉门关,带着宝物归来;一会儿又来到芝兰庭院献上珍宝。

等到它养足了精神,驾着龙车,在国都的道路上闪耀着光芒,在皇宫内院显得格外威风,它飞越田野,越过绿地,跑过兰池,超越紫燕。五帝时期的人们都不懂它的神妙,十个朝代的人们都不明白它的玄机,东门的人们无法描述它,西河的人们也无法传承它的故事。它吃饱了草料,性情平和,又佩戴着香草,高贵典雅,它的雄壮神采都体现在华丽的文字里,它奔腾的姿态都体现在帷幕烛光中,它蕴含着云彩般锐利的景象,收敛着闪电般迅疾的脚步,一会儿像丹砂和缟素一样交相辉映,一会儿又像朱砂和驳色一样相互映衬。

你看它啊,双璧回应着范蠡的传说,三封对应着古代的图谶,玄骨满盈,燕室空虚,阳气盛极,潜藏的计策展现出来,汗水飞溅如赭石,唾沫流淌如朱砂。等到《肆夏》的乐章已经奏响,《采齐》的乐曲也已献上,它开始徘徊,龙一样低着头,最后又像鸾鸟一样环顾四周,它迎接朝露的飞钟,迎接承载云彩的惊箭,描绘了秦地弥漫的尘土,展现了吴地拖曳的丝绸,穷尽了虞庭的舞蹈,探究了遗弃的荒野的环绕的锦绣。

如果说,它那踏实稳重的姿态还没有完全展现,它那凌云壮志的气势还在蓬勃释放,它跨越了泰山,越过了碣石山,飞跃了沧海,超过了姑射山,早晨送走太阳于西边的山坡,傍晚迎着北风回到都城,一会儿寻觅着琼宫,一会儿又望见银台,时间转瞬即逝。

话说那天阳光普照,皇恩浩荡,国家盛世,就像梁山、岱山那样巍峨,史书上也会记载这次盛大的典礼。鄗上出现的祥瑞,江间显现的吉兆,都预示着盛世来临,会昌年间的历法也验证了这一点。这都应验了古代帝王巡狩的吉兆,也符合历代帝王祭祀的典范。皇上要到东岳泰山祭祀,这是合乎礼仪的。

于是,皇上顺着斗极星的运行轨迹,选择吉日良辰,清晨太阳初升,就下令在次年立碑纪念。车马浩浩荡荡,飘扬着彩旗,弥漫着祥瑞之气,场面庄严肃穆,八方神灵都被召集来,九天仙女也被请来参加。皇上到达郊外,祭祀的队伍到达山林,在嬴里举行祭祀,献上祭品。祭祀的场所依山傍水,祭祀用的玉璧和金简都准备好了,盛大的典礼开始了,所有祭祀的礼仪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亿万百姓欢欣鼓舞,神灵也为之高兴,山谷里回荡着万岁的欢呼声,紫色的祭坛上神光闪耀。

因此,大家击打车辕跳舞,抚摸尘土起舞,一起高歌:“高高举起朝盖,沐浴着清晨的霞光,神灵降临,如同云汉般光彩夺目。山河绵延,松柏茂盛,皇家的气运昌盛,上天赐福给皇家。” 然后人们都明白了圣朝的功绩,赞颂这次盛大的庆典,它的盛况超过天地,光芒胜过日月,功绩超过了古代贤明的君主,名声远扬。祭祀大典圆满结束,皇上也完成了祭祀的仪式,这一切都令人赞叹不已,百姓们无不称颂。

皇上又让庄绰写了一首《舞马歌》,让乐府的人唱。过了五年,他又升任侍中,兼任前军将军。那时候皇上出游,晚上回来,命令打开宫门。庄绰当时负责守卫,觉得传令的信使可能是假的,所以没马上开门,坚持要等皇上亲笔御批的诏书才肯开。后来皇上在酒宴上,轻松地问他:“你这是想学郅君章啊?”庄绰回答说:“我听说巡视有规程,祭祀有节度,就连皇帝去打猎都有既定的规矩,这些都是前朝的告诫。陛下您现在冒着风露,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我担心有不法之徒趁机作乱。所以我坚持等您亲笔御批,才敢开门。” 皇上听后,就让他改任游击将军,又让他兼任本州的大中正。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晋安王子勋的征虏长史兼广陵太守,还加封了冠军将军的称号。后来又被调到江夏王义恭手下当太宰长史,将军的职位还是保留着。第六年,他又当上了吏部尚书,兼任国子博士,因为处理选拔公车令张奇的事情而被免官,这件事记载在《颜师伯传》里。

话说北中郎将新安王子鸾当时特别受宠,想广纳贤才,于是就让王融当长史,还给他升官,封他为抚军将军,同时还让他继续担任长史和临淮太守。 还没来得及上任,他又被任命为吴郡太守。王融身体不好,不愿意离开京城,后来又恢复了之前的职务。后来废帝登基,又提拔他做了金紫光禄大夫。

早些时候,高祖皇帝最宠爱的殷贵妃去世了,王融给她写的祭文里写了“赞轨尧门”这几个字。 这句是暗指汉昭帝他妈赵婕妤,比照尧帝的母亲来赞扬殷贵妃。 废帝那时候还在东宫呢,心里就记恨上了王融。 等废帝当上皇帝后,就派人去质问王融:“你以前写殷贵妃的祭文,知道当时东宫还有我这个太子吗?” 差点就杀了王融。 有人劝废帝说:“死是人都会经历的,但受罪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没必要非得让他受这罪。王融从小就锦衣玉食,现在把他关在尚方监里,让他体验一下老百姓的苦日子,然后再杀他也不迟。” 废帝觉得这话有理,就把王融关进了左尚方监。 后来孝武帝平定叛乱后,把王融放了出来。

等到孝武帝当了皇帝,就让王融当了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还给他加了金章紫绶,让他领寻阳王师。没过多久,又升他做了中书令,散骑常侍和寻阳王师的职务都还保留着。 之后又给他加了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衔,还给他配了二十个亲信,原来的官职也都照旧。 泰始二年,王融去世了,那年四十六岁。 死后追赠他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的官职也保留着,谥号为宪子。 他写的文章有四百多篇,流传于世。他的大儿子王飏,当过晋平太守;女儿后来成了顺帝的皇后,死后也追赠了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

王景文,是山东临沂人。他名字跟宋明帝重名了。他爷爷王穆,做过临海太守。他伯父王智,年轻时就清高有地位,名声很大,宋高祖非常看重他,经常说:“见到王智,就让人想起古代的贤臣仲祖。” 当年跟刘穆之一起谋划讨伐刘毅的时候,王智也在其中。后来有一天,刘穆之跟宋高祖说:“打仗这种大事,您怎么让王智也知道了?”宋高祖笑着说:“这个人品德高尚,怎么会听这些小道消息呢!” 可见宋高祖对王智有多信任。王智后来当了太尉府的谘议参军,参加过征讨长安的战役,之后留在了那边,担任桂阳公刘义真的安西将军司马兼天水太守。回朝后,他做了宋国的五兵尚书、晋陵太守,官职升到中二千石,被封为建陵县五等子,死后还追赠太常。他爸爸王僧朗,也是因为为人谨慎老实而得到重用。宋元嘉年间,王僧朗当上了侍中,勤于上朝值班,从没偷懒过。宋太祖很欣赏他,就让他做了湘州刺史。宋世祖大明年间,王僧朗做了尚书左仆射。宋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因为王僧朗是他的岳父,就封他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又想晋升他为开府仪同三司,但他坚决推辞,最后才接受了侍中、特进的职位。不久他就去世了,死后追赠开府,谥号元公。

王景文是王智的养子,小时候受到他叔父王球的赏识。他长得漂亮,又很会说话,年轻时跟陈郡的谢庄齐名。宋太祖非常器重他,所以把妹妹嫁给了宋太宗,还因此让王景文的名字跟宋太宗重名了。宋高祖的第五个女儿新安公主,之前嫁给了太原王景深,后来离了婚,想再嫁给王景文,但王景文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所以这婚事没成。王景文一开始当了太子太傅的主簿,后来升迁为太子舍人,继承了建陵子的爵位。之后外放,先后担任江夏王刘义恭、始兴王刘浚征北后军的两府主簿,武陵王的文学,宋世祖的抚军记室参军,南广平太守,然后升迁为谘议参军,还兼任度安北府、镇军府的职务,最后外放担任宣城太守。

话说这元凶篡位当了皇帝,提拔景文当黄门侍郎,还没来得及上任呢,世祖皇帝就带兵讨伐了。景文赶紧派人去表示臣服。因为他爹还在京城,脱不开身,所以没法亲自去。事情平息后,景文多少有点被皇帝责备,但因为以前有恩情在,皇帝还是任命他当南平王铄的司空长史。可景文没去赴任。后来他又被外放到东阳当太守,之后又回到朝廷,先后担任御史中丞、秘书监,还被授予越骑校尉,但他都没接受。最后升迁为司徒左长史。

皇帝觉得景文和散骑常侍以前都跟侍中一样负责献计献策,想给他个更高的职位。当时景文和会稽的孔觊都是南北朝的名臣,皇帝就同时任命了他们。没多久,景文又当回了左长史。后来因为姐姐去世,他没去奔丧,结果被免了官。大明二年,他又当了秘书监、太子右卫率和侍中。五年后,他又被外放,当了安陆王子绥的冠军长史、辅国将军和江夏内史,负责处理郢州的事务。之后又被召回朝廷,担任侍中,领射声校尉、右卫将军,还加封给事中、太子中庶子,右卫将军的职位照旧。后来因为跟奉朝请毛法因赌博赢了120万钱,被免去官职,穿回便服。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侍中,领中庶子,但还没来得及上任。

前废帝继位后,景文被调任秘书监,侍中职位不变。他因为父亲年迈,请求辞官,被外放到江夏王义恭那儿当太宰长史、辅国将军和南平太守。永光初年,他当上了吏部尚书。景和元年,升迁为右仆射。

太宗皇帝登基后,又让他兼任左卫将军。当时戒严,景文只带了三十个士兵就进了皇宫。其他将领都说:“收拾这些小贼,就跟捡东西一样容易!”景文却说:“敌人再小也是敌人,像蜂子、蝎子一样有毒,怎么可以轻敌呢?军队应该在作战前就有所戒备,认真谋划,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啊!” 之后他被调任丹阳尹,右仆射的职位不变;后来父亲去世,他起复为冠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但他推辞了仆射的职位,改任散骑常侍、中书令、中军将军,丹阳尹的职位照旧,但他还是没接受。最后被任命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阳豫州之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他推辞了常侍的职位,等到服丧期满才接受任命。

唐太宗打败了那些暴君,又平定了全国各地,想找些能干的大臣来帮他完成大业,就下诏说:“那些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应该得到丰厚的赏赐和爵位;那些在朝廷上做出特殊功绩的人,也应该得到封赏。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景文,为人风度翩翩,胸怀开阔,既有远大的抱负,又有实际的才能,堪当大任。在宝历年间,他多次献上妙计,帮助朝廷平定叛乱,立下了大功。现在应该让他登上更高的位置,让他的功绩永远流传下去。朕能安定天下,巩固统治,全靠众多贤士的辅佐,现在要提升他们的爵位,以表彰他们的功劳。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兴宗,为人识见广博,心思缜密;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渊,为人品德高尚,功业显著。他们都参与了军政事务,在危急时刻立下了汗马功劳,拓展疆土,建立城邑,功勋卓著。景文可以封为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兴宗可以封为始昌县伯;渊可以封为南城县伯,食邑五百户。”

景文死活不肯接受八百户的食邑,推辞再三,最后只接受了五百户。后来,他被提升为镇南将军,还配了一支仪仗队。之后,朝廷打算把江州迁到南昌,让他担任豫章太守,其他的官职不变;不过,江州最终并没有迁徙。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征召他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尚书和扬州刺史,还加封太子詹事,原来的常侍职位不变。但他不愿意回朝,请求改任湘州刺史,但朝廷没有批准。

话说有人说谢景文在江州做官,不够清廉自守。谢景文就给当权的宠臣王道龙写信说:“虽然我的行为确实不够完美,但我的内心是忠诚的,我自愧才能平庸,发誓绝不欺骗皇上。我听说有人为了给自己织锦缎,谎称能赚取巨万家财,其实他根本没有这种本事,却突然声称掌握了某种奇特的技艺,这肯定不是正常情况。恳请您认真调查,如果这个人说的不是实话,就应该把他公开处罚,以此来端正社会风气。如果查明是他的妄言,也请皇上明察他欺骗的原因。我官职提升太快,容易招致非议,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害怕不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些担忧,希望您能体谅我的难处。我从未做过对不起朝廷的事,就像从未做过贼一样。所以才私下向您禀报,希望您能帮我向皇上说明情况。”

谢景文多次推辞朝廷授予他的官职。皇上就下诏书劝说道:“尚书左仆射这个职位,你已经担任过;东宫詹事虽然用人标准很高,但官职级别其实和中书令差不多。像徐干木、王休元、殷铁这些人,都曾担任过扬州刺史,他们都没有推辞。你清廉有才干,名望很高,有什么比不上王休元呢?你辅佐朝廷中兴,难道比不上徐干木吗?你才能出众,难道比不上殷铁吗?司徒这个职位,宰相是不应该兼任的,这是祖宗的规矩。京口地理位置重要,靠近京城,所以不得不任命骠骑将军镇守。陕西的要职,向来都是由皇室宗亲担任。骠骑将军调走了,巴陵这个地方理应由你担任。虽然巴陵地处江流之中,看似清闲,但它却控制着三江,与荆州、郢州相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向来都是重镇。这样一来,扬州就缺一个刺史了,如果你再推辞,我真不知道该让谁去担任这个职位。这次的任命,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随便决定的。”

谢景文坚持推辞东宫詹事的任命,最后被调任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的职位都保留。后来他又被提升为中书监,兼任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的职位仍然保留。谢景文坚决推辞太子太傅的职位,皇上就派新任尚书右仆射褚渊宣旨,用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来驳斥他,六个方面论证,谢景文没办法,只好接受了任命。

太子和其他的皇子们都还小,皇上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一些将领像吴喜、寿寂之这些人,担心自己无法辅佐幼主,就密谋要杀掉皇上;而景文(指张景文)外戚势力强大,张永又久经沙场,皇上也怀疑他们将来难以掌控,于是就有人散布谣言说:“‘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 “一士”指的是王, “弓长”指的是张。张景文更加害怕,于是就上书请求调任扬州,说:

我这个人资质平庸,能力有限,只是蒙受皇恩,屡次得到超过自己能力的职位,担任的都不是自己胜任的职务,理应被罢免。虽然我努力谨慎小心,却也无法避免灾祸,日夜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六月中旬,我外甥女的丈夫蔡疏送来一封信,想让我帮他儿子求个官职,请求我签署奏章,说是所有外人的奏章都要先经过我的签署。当时我非常害怕,就想立刻把奏章呈递上去;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只是个误会,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诽谤,于是就先广泛地打听消息,希望不要再听到什么不好的传闻。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兖州送来的公文,说是西曹解季逊上书说我是他的同僚,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去问郗颙,才知道是有人故意诬陷我。十七日晚上,又收到征南参军事谢俨的消息,说我派人抢了他的婢女。我派李武去问谢俨事情的原委,谢俨回答说是“派去的人弄错了”。到底是弄错了还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但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心里只有恐惧和震惊。

我所知道的,就有这三件事,我所不知道的,更是难以想象。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官员,怎么会招惹来这些麻烦呢?这都是因为我愚笨无能,实在无法避免。自从我担任州官以来,转眼间已经七个月了,我没有任何功劳却享受着俸禄,灾祸就要降临了。况且我的职位清贵,责任重大,而我能力平庸,怎么能安心呢?我既害怕皇上的恩情,又害怕触犯了罪责,不敢固执己见,我心惊胆战,忧虑过度,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更何况我出身卑微,身体又不好,难以胜任工作,在朝中也无人能与我相比,我独自一人很容易受到惊吓,羞愧害怕,难以承受。恳请皇上怜悯我,保全我的性命,大夫的俸禄足够我生活了,我一直都很羡慕这个职位,却不敢请求,希望皇上能够宽恕我的诚恳之心。

皇上诏书回复说:

五月中旬,我病才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干不了活儿,所以让你们帮我看看那些选官的文书,都签署完毕后,再下令执行。这事儿不算秘密,外面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但是,传话这东西嘛,总是容易走样,这是个老问题了。就说殷恒的老婆吧,一个普通的妇道人家,闺房里听到点什么,传出来就翻倍地夸张,还说你跟殷恒是朋友,希望你签字,可不是说选官的事儿只跟你一个人有关。殷恒老婆说的那些虽然是道听途说,偏僻的传闻,但大体上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那些被推荐的人,不都是经过大家讨论的吗?难道说唐尧时代还不够明智,要让下属来处理政务吗?那些爱耍小聪明,想蒙骗达官贵人和当权者的家伙,你可能一时没注意到,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那些门生故吏,帮他们托关系办事,那些达官贵人根本就不知道内情。这情况不光在京城,就连州郡县里,也有人伪造公文,做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那些舍人、右丞,还有那些亲近的仆役,担心有人假冒他们的名义,夹带违禁物品,请求停止检查,强迫卖给官员劣质物品,然后要求支付钱财;或者托人向州郡索要礼物,想方设法免除征召和徭役,甚至还上奏朝廷,请求驻扎在当地。这些事,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是绝对不能干的。这种事由来已久,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身居高位要职,只管问心无愧就行了。大明朝的时候,巢父、许由、二位戴氏,官位不过是个拿着武器的卫士,权力却凌驾于君主之上;颜师伯身穿白衣,却担任仆射,在尚书省里横行霸道。让袁粲担任仆射兼领选部尚书,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袁粲后来当了尚书令,却依然不改其平淡如常的生活作风。现在让你负责选官,就让你继续担任以前的职务,那些省里的事务和下属,都按照原来的规章制度办理。袁粲当了尚书令,跟当仆射也没什么两样。人们对袁粲的态度,依然是淡淡的,没有什么改变。照这样看来,身居高位要职,难道不应该更加谨慎小心,认真负责吗?你虽然现在是扬州刺史,太子少傅的职位虽然显赫,但并不参与朝政,可以安心无忧,比袁粲强多了。我想你一定能虚心接受这份荣耀,而不会因此而感到劳累。

地位高的人有高处不胜寒的危险,地位低的人也有沟壑般的忧愁,张良、单于都曾遭遇灾祸,木雁也可能双双丢失。想要躲避灾祸,不如顺其自然。你看,参天大树,也会被斧头砍倒;小小的野草,也会被践踏枯萎。悬崖峭壁上的高大树木,和深谷里的小草,生死存亡,其实没什么区别。晋国的毕万,七战七捷,最后却死在自家窗户底下;蜀国的丞相费祎,平时谈笑风生,却死于刺客之手。所以说,甘心处在危险之中,未必就会遭遇灾祸;一心只想安逸,也不一定就能享尽福禄。但是,地位高的人往往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常常忧虑;地位低的人往往轻视自己,所以很容易忘记自身的安危。所以,那些教导别人的人,总是告诫地位高的人,却很少告诫地位低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地位高的人容易自负。凡是名位显赫的人,人们都非常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得意时,别人都改变脸色;他们失意时,路上走的人都会指指点点。而那些地位低的人,顺境逆境都无法撼动他们,生死存亡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死在沟渠里,死在路上的,天地之间不知有多少,人们根本不会在意。

由此看来,地位高的人未必就难处,地位低的人未必就容易安稳。人生啊,应该谨慎小心为上,为人处世要用心,务必珍惜自己。至于吉凶祸福的大事,就应该交给命运来决定,遭遇的顺逆,都取决于命运。我们又不是圣人,不能预知吉凶祸福,所以只能顺应天理,力所能及地去做。遇到好运是命好,遇到坏运是命不好。就拿近事来说吧,景和年间,晋国的平民百姓晋平从寿阳逃回混乱的朝廷,大家都为他战战兢兢,但他却赶上了中兴的盛世;袁顗为了躲避灾祸去了襄阳,当时大家都羡慕他,说他像飞上仙境一样,结果却和义嘉一起灭亡了。骆宰见到幼主,跟别人说:“越王勾践长得脖子长,嘴巴像鸟嘴,可以和他一起共患难,却不能和他一起享乐。范蠡离开而保全了性命,文种留下而遭遇了不幸。现在皇上长得也像越王那样,我在尚书府待了很久,不走一定会很危险。”于是他就请求去南方一个小县做官。那些留在京城的官员,都赶上了中兴的盛世,人人都有爵位;而骆宰却碰上了义嘉获罪,被抄家,差点丢了性命。你看,你亲眼所见,所听到的,安危都掌握在命运手中,怎么能预料呢?

皇上本来就生病了,而且他的其他兄弟都被杀害了,只有桂阳王休范,能力比较差,所以没招来怀疑,被外放当了江州刺史。皇上担心自己万一驾崩了,皇后临朝听政,那景文肯定就会成为宰相,他家族势力强大,凭借着皇舅的身份,将来肯定不会忠心耿耿。泰豫元年春天,皇上病得很重,就派人送药给景文,让他服药自尽,还写了亲笔诏书说:“和你周旋这么久,是想保全你的家族,所以才出此下策。”景文死的时候六十岁。追赠他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常侍、中书监、刺史的官职不变,谥号为懿侯。

景文的长子叫绚,字长素。七岁的时候,读《论语》读到“周监于二代”这一句,他的外祖父何尚之就开玩笑说:“哎呀呀,真有文采啊!”绚马上回答说:“草木茂盛,风一定会倒伏。”他从小就因为聪明伶俐而受到赏识。长大后,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官做到秘书丞。二十四岁的时候,比他父亲景文先去世了,谥号为恭世子。他的儿子婼继承了爵位,齐国禅让之后,爵位被取消了。

景文哥哥的儿子叫蕴,字彦深。他父亲楷,官职是太中大夫,能力平庸,所以蕴不受家族里其他人的重视,心里一直很憋屈。他家境贫寒,做了广德县令。正赶上太宗刚即位,各地都在叛乱,蕴就奋勇当了将军,被授予宁朔将军的职位,还兼任建安王休仁的司徒参军,县令的职务照旧。景文对此非常不高兴,对他说:“阿益(蕴的小名),你一定会毁掉我们家的!”事情平定后,蕴被封为吉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后来他当了中书郎、黄门郎,又做了晋陵太守、义兴太守,到任的地方都贪污腐败。在义兴的时候,本应该被处罚,但是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只被免了官。

话说元徽年间,废帝重新当上黄门郎,后来又当上了东阳太守。还没到任呢,就碰上桂阳王休范带兵逼近京城,结果在朱雀门打仗,受伤了。事情平息后,他被任命为侍中,接着又外放,当了宁朔将军、湘州刺史。这王蕴啊,为人轻浮,不怎么务实,当时沈攸之是荆州刺史,暗地里就想着造反,王蕴跟他就关系特别好。

等到齐王辅政,王蕴和沈攸之就一起密谋造反。正巧这时候他母亲去世了,他就回京奔丧,在巴陵停留了十多天,跟沈攸之把造反的计划彻底定下来了。当时齐王世子在郢州办事,王蕴就跑到郢州去,想着世子一定会来慰问他,他想趁机造反,控制夏口,跟荆州里应外合。结果世子看穿了他的心思,装病不去,还加强了戒备,王蕴的计划没成功,只好离开了。后来沈攸之造反,王蕴又偷偷跟司徒袁粲等人密谋,具体情况袁粲的传记里有记载。结果事情败露了,他逃到斗场,最后被抓住,在秣陵被砍了头。

王景文的弟子王孚,在大明末年当上了海盐县令。泰始年间,天下大乱,到处都是叛乱,只有王孚一个人没参与叛乱,官做到司徒记室参军。

史书上说:王景文年轻时就名声很好,名气很大,他荣华富贵的地位,可不是靠权势得来的。要是放在泰始年间,他不是皇亲国戚,跟袁粲那些大臣们走得那么近,说不定就能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庾元规当年辞让中书令,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