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字稚圭,是东海郡承县人。他父亲世代务农,可匡衡特别好学。家里穷,他就打零工赚钱供自己学习,学习的劲头比一般人强太多了。当时很多儒生都这么说:“别提《诗经》了,匡衡来了;匡衡一讲《诗经》,就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匡衡参加考试,考中了第一名。本来应该授予官职,但他没去上任,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来调到平原县做文学。很多学者都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经学造诣很高,当代少有能与他匹敌的,应该让他到京城做官;那些后进的学子也都想跟着匡衡在平原学习,匡衡不应该在偏远的地方。这件事被呈报给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匡衡对《诗经》中的许多大义作了解答,他的回答深刻而精彩。萧望之奏报说匡衡经学学习得很精深,有老师的风范,值得重用。汉宣帝不太重用儒生,就让匡衡回原任职去了。但是太子却很欣赏匡衡的回答,私下里很器重他。

后来汉宣帝死了,汉元帝刚即位,乐陵侯史高因为是皇亲国戚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主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有名的儒生,和汉宣帝有师生的情谊,汉元帝很信任他,萧望之也推荐了不少人才。史高只顾着自己当官,和萧望之关系不好。长安令杨兴对史高说:“将军您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辅佐朝廷,地位尊贵,天下独一无二,可是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您推荐的人才并不都是最好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您推荐的人才不够优秀啊!您位高权重,全国上下都仰望着您。可是您推荐的,不过是一些亲戚朋友、奶妈的儿子,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有人私下议论,这话就传遍天下了。您身居高位,却得不到士人的赞誉,这就好像穿着珍贵的狐白皮裘却反穿着里面一样。古人很讨厌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总是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地做事,把寻找贤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尚书》上说:‘因为贤才难得,所以说事情不能等待贤才,因为食物难得,所以说饱食不能等待食物’,这都是很夸张的说法啊!平原县的文学匡衡,才能和智慧都足够,经学造诣更是无人能比,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进入朝廷,所以才一直被困在偏远的地方。将军您要是把他召到府上,那些学者们都会感激涕零地投奔您,让他参与政事,考察他的才能,然后向朝廷推荐他,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来,您就能显示您的贤明,名扬天下。”史高听了他的话,就聘请匡衡做议曹史,然后向皇帝推荐匡衡,皇帝就让他做了郎中,后来又升迁为博士,最后做了给事中。

那时候,发生了日食和地震,皇上就问张衡国家治理得怎么样。张衡就上书说:

我听说,五帝时期礼仪不同,三代帝王的教化各不相同,百姓的习俗和从事的事业也各有差异,他们遇到的时代也不一样。陛下您拥有圣明的德行,开创了太平盛世的道路,您体恤那些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律受到惩罚,连续几年都大赦天下,让百姓能够改过自新,天下人都万分感激。但我私下里发现,大赦之后,奸邪之徒并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就犯法,一个接一个地进监狱,这大概是因为引导百姓的方法不对头。治理好百姓,要“用道德和义理来教化他们”、“向他们表明好恶”,观察他们的错误,然后制定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他们行动一致,安居乐业。现在天下风气贪财轻义,喜好声色享乐,上层社会奢侈浪费,廉耻之心淡薄,淫乱放纵,纲纪败坏,疏远的人反而更亲近,亲戚之间的感情淡薄,党同伐异之风盛行,人们苟且偷安,只顾个人利益。如果不改变这种根本原因,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罚也难以不用。

我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过:“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朝廷是天下的根本。公卿大夫互相遵循礼仪,谦恭礼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争斗;如果他们乐善好施,那么百姓就不会作恶;如果上层人士有高尚的节操,那么百姓就会效仿;如果朝廷宽厚仁慈,那么百姓就会互相友爱。这四点,是明君能够不用严刑峻法而使天下太平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上有互相攻击的话,下面就会有争斗;上面有专横跋扈的人,下面就会有不讲道理的人;上面有互相倾轧的官员,下面就会有互相残害的行为;上面有贪财的官员,下面就会有偷盗的百姓:这就是根本原因。现在官吏的治理,都不遵循礼让的原则,反而互相倾轧,或者互相陷害,把别人陷于罪中,贪图钱财,追逐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风不止,即使严刑峻法,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使然,是有原因的。

我仔细研究了《国风》里的诗歌,发现《周南》和《召南》这两部分,因为受到贤明圣人的教化很深,所以老百姓都很淳朴老实,而且不追求外在的华丽。郑国的国君好勇斗狠,结果老百姓也喜欢逞强斗狠,甚至敢去打老虎;秦穆公重视信用,所以他的臣子们都忠心耿耿,赴汤蹈火;陈国的国君夫人喜欢巫术,老百姓就迷信祭祀;晋国的国君节俭,老百姓就勤俭持家,积攒财富;周太王以仁德为本,所以邠国的人都很宽容。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治理天下的人,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就能影响到百姓。

现在那些虚伪、吝啬、奸诈、残害百姓的行为,已经到了极点。我听说,教化的影响,不是说在家家户户都去劝说就能实现的。只有贤能的人担任要职,有能力的人负责具体事务,朝廷崇尚礼仪,百官互相尊重谦让,道德的实践从朝廷内部开始,然后逐渐向外扩展,从身边的人做起,这样老百姓才能知道该怎么遵守法度,不断改进,日益进步,而且自己还不自觉。这样一来,百姓安居乐业,阴阳调和,神灵保佑,祥瑞之兆就会出现。《诗经》里说:“商朝的都城,威严壮丽,是四方的中心;百姓长寿安宁,子孙后代也得以繁荣昌盛。”这就是成汤能够建立盛世,保全子孙后代,感化不同风俗的民族,并且让远方的鬼方部落归顺的原因。

现在长安是天子居住的首都,直接接受圣明的教化,可是长安的风俗习惯跟边远地区没有什么区别,从各地来长安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效仿的榜样,反而看到一些奢侈浪费的行为就跟着模仿。所以说,教化的根本,风俗的枢纽,应该首先端正起来。

我听说啊,天和人之间,精气神之间互相影响,善恶之间互相推动,下面发生的事情,上面都会有所反应。阴阳的道理,各有各的感应,阴气变化,平静的就动起来了,阳气被遮蔽,明亮的就暗淡了。水旱这些灾害,也是跟着情况来的。现在关东地区连年饥荒,老百姓穷困潦倒,甚至互相吃人,这都是因为赋税太重,老百姓要承担的太多,而官吏的治理又跟不上造成的。皇上您应该敬畏天命,同情百姓,大大减少自己的开支,削减甘泉宫、建章宫的官兵,废除珠崖郡,停止战争,实行文治,想要达到尧舜那样盛世的景象,摆脱殷周那样衰败的局面。那些看到废除珠崖郡的诏书的人,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觉得太平盛世就要来了。应该进一步减少官府的开支,精简奢华的装饰,研究制度,修整宫廷内外,亲近忠正的人,远离奸佞的小人,摒弃郑、卫淫靡的音乐,推崇《诗经》的雅颂之乐,提拔有才能的人,允许直言进谏,任用温和善良的人,罢免刻薄的官吏,提拔清廉正直的人,彰显不贪图私欲的道路,学习《六艺》的精神,考察前代的政务,明白自然运行的规律,广泛推行和谐的教化,以此来推崇至高的仁爱,匡正社会风气,改变百姓的看法,让全国上下都明白朝廷所看重的是什么,让道德在京城弘扬,让美好的品德传遍全国各地,这样才能成就大治,才能兴起礼让的风气。

皇上听了他的话,就提升了董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那时候,皇上喜欢儒家学说和文辞,也比较改变宣帝的政策,很多进谏的人纷纷前来觐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而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也很受宠爱,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皇后和太子。董衡又上书说:

我听说啊,国家兴亡的根本,在于看重什么。受命于天的君王,主要任务是创业、建立家业,把江山传下去,世世代代。而继承王位的君主,心思应该放在继承和发扬先王的德政,并且赞扬先王的功绩。《诗经》里说:“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意思是说,成王经常思念祖先的功业,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治理国家也很顺利。

皇上您圣明仁德,恩泽遍及天下,可是阴阳失调,奸邪作乱,这大概是因为大家没好好宣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争着说制度不好用,非要改来改去。改了之后,有些根本行不通,又得再改回来,所以朝臣们互相指责,老百姓也不知道该信谁了。我心里真是痛恨国家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却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忙得团团转。我希望皇上您仔细看看祖宗留下的基业,用心去遵循制度,宣扬先帝的功德,这样才能安定人心。《大雅》里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把它放在《孝经》第一章,这可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啊!古书上说:“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 能了解自己的本性,才能了解万物之性;了解万物之性,就能辅助天地运行的规律。治理天性之道,一定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优点,并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

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精明,见识少的人要警惕闭塞保守;勇敢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躁,仁爱温和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惕落后于时代,胸怀广阔的人要警惕疏忽遗忘。皇上您一定要清楚自己应该警惕什么,并用正义去约束自己,这样才能达到中庸和谐的境界,那些奸邪狡诈之徒就不敢与您争锋了。皇上,您一定要警惕这些,才能更好地巩固您的圣德。

我听说啊,家庭和睦,天下才能太平。《诗经》一开始就写《国风》,《礼记》也从《冠礼》《婚礼》开始。从《国风》开始,是为了阐明人情世故,明晰人伦关系;从《冠礼》《婚礼》开始,是为了规范基础,预防问题发生。福气兴旺,都源于家庭;道德衰败,也都是从内宅开始的。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慎重选择皇后和妃嫔,明确嫡长子的地位。《礼记》中关于内宅的礼仪,强调卑者不逾越尊者,新人不超过旧人,以此来规范人情,调理阴气。嫡子在宗庙祭祀时戴冠,用醴酒祭祀,庶子不能与之同列,这是为了尊崇嫡长子,明确尊卑等级。这些礼仪并非空洞的形式,而是体现了内心的不同,所以礼仪能反映出人的内心。圣人无论动静,游乐还是休息,都能让亲近的人和事物各得其所;各得其所,天下自然太平,百姓自然顺从。如果该亲近的人疏远了,该尊崇的人被轻慢了,那么奸邪小人就会乘机作乱,扰乱国家。所以圣人要谨慎防范问题的苗头,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不能因为私情而损害公义。陛下圣德圆满,一切都能修正,那么天下就能无为而治。《诗经》说:“用以治理四方,就能安定自己的家。”传说是说:“家国安定,天下就安定了。”

衡担任少傅好几年了,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建议,朝廷有政事讨论的时候,衡总是参与其中,他的言论多符合法理。皇上很器重他,于是让他担任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他接替韦玄成为丞相,被封为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驾崩,成帝继位,衡上书告诫新任皇后和妃嫔,劝诫她们学习经学,遵守礼仪规范,说:陛下承继皇位,哀伤思念先帝之情永存心中,还没有举行过狩猎游玩的宴会,您现在更应该注重祭祀先祖,表达对先帝的思念之情,这思念之情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陛下即使圣明,也要更加谨慎小心。《诗经》说“茕茕疚疚”,是说成王丧父之后,思念之情难以平复,这正是为了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巩固国家根本大计。

我听说老师说过:“夫妻结合,是人类的起源,也是万福的根本。”婚姻的礼仪要是正了,那么万物才能兴盛,天命才能圆满。孔子评论《诗经》,以《关雎》为开篇,意思是说,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而妻子的行为举止要与天地相合,才能奉承神灵的统御,治理万物的规律。《诗经》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说,女子能够保持贞洁淑德,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情欲的感受不会表现在容貌举止上,私下宴乐的心思也不会表现在行动动静上,这样才能配得上至尊的地位,成为宗庙的主祭。这是纲纪的根本,王道的开端。从上古时代以来,三代的兴衰,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得失盛衰的效用,来确定国家的根本大计,选择有德行的人,戒除声色之乐,亲近严肃谨慎的人,远离那些只会耍小聪明的人。

我私下认为,陛下圣德纯厚,专心致志地学习《诗经》和《尚书》,喜好典籍永无止境。我才能平庸,无法辅佐陛下做好事,宣扬您的美德。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记载善恶的归宿,阐明吉凶的分别,贯通人道的正理,使人们不违背本性的东西。所以,认真研习《六艺》的旨意,那么天人的道理就可以和谐,草木昆虫就可以生长繁育,这就是永远不变的道理啊!至于《论语》和《孝经》,是圣人言行的精髓,应该深入研究其含义。

我听说啊,圣明的君王,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讲究,事奉上天,孝敬父母,处理朝政,接见大臣,一切都遵循一定的规范,以此来规范人伦关系。这恭敬谨慎的态度,是对待上天的态度;温和恭敬谦逊,是对待父母的态度;端正庄重严谨,是对待百姓的态度;和蔼可亲,乐善好施,是对待下属的态度。君王的一言一行,都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所以他的言行举止自然就体现了仁义,他的行为举止就成了大家学习的法则。孔子说过:“德行高尚,仪容端庄,进退有度,用这样的姿态去面对百姓,百姓就会敬畏他,爱戴他,并且效仿他。”《大雅》里也说:“敬慎自己的仪容举止,才能成为百姓的榜样。”每年正月,诸侯都要朝见天子,天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威严而庄重地接见他们,再用礼乐来款待他们,赐酒后让他们回去。所以,天下万国都能得到天子的恩泽和福气,受到教化,形成良好的风俗。现在正月初一您到路寝,接受朝贺,设宴款待天下臣民,古语有云“君子慎始”,希望陛下能留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让天下臣民都能看到您的盛德和光芒,以此来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对于天下百姓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皇上很重视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上奏建议整修南北郊的祭祀场所,取消那些不正规的祭祀活动,具体内容记载在《郊祀志》里。

一开始,汉元帝的时候,中书令石显权倾朝野,就连之前的丞相韦玄成和丙吉都怕他,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等到汉成帝刚登基,丙吉就和御史大夫甄谭一起上奏弹劾石显,把石显以前干的坏事,以及他的同党都抖搂了出来。

然后,司隶校尉王尊也上奏弹劾说:“丙吉和甄谭身为朝廷重臣,明知道石显等人专权跋扈,作威作福,祸害天下,却没及时上奏弹劾,反而阿谀奉承,欺上瞒下,根本没有辅佐皇帝的责任担当。现在弹劾了石显等人,却没检讨自己没有尽忠职守的罪过,反而还把责任推到先帝任用坏人的头上,罪不可赦!”皇帝下诏书说不用追究丙吉和甄谭的责任。

丙吉感到很羞愧害怕,就上书谢罪,并且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还乡,把丞相的印绶交还给皇帝。皇帝回信说:“你凭借高尚的品德和才能,位居三公,先帝把政事托付给你,现在又到了朕的手里。你一直遵守法度,勤勉为公,我很高兴能和你同心同德,一起把国家治理好。现在司隶校尉王尊胡乱诬陷你,对你进行无端指责,我很痛心啊!本来要让有关部门调查此事,你为什么怀疑朕,而要上书辞官呢?这让我很失望啊!古人不是说过吗?‘只要行为合乎礼义,就不必担心别人的议论!’你好好想想吧!专心养病,多注意身体,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然后皇帝赏赐了丙吉美酒和一头牛。丙吉这才重新上任。皇帝刚即位,就对大臣们很优厚,但是朝中很多人都是王尊那一派。丙吉心里很不踏实,每次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不调,就请求辞官让贤。皇帝每次都下诏书安慰他,不准他辞职。

过了很久,丙吉的儿子昌做越骑校尉,喝醉了酒杀人,被关进了诏狱。越骑的属官和昌的弟弟还密谋要篡改案情,结果事情败露了。丙吉脱下帽子,光着脚,等待处罚。皇帝派谒者令丙吉戴上帽子穿上鞋子。但是有人又奏报丙吉贪污土地,最终丙吉因为这件事被免职了。

一开始,衡下放到乐安乡当个小官。乐安乡原本的田地和堤坝加起来有三千一百顷,南边以闽佰为界。可是到了初元元年,郡里画的地图弄错了,把闽佰错画成了平陵佰。

过了十几年,衡调到临淮郡任职,他索性就以真正的平陵佰作为乐安乡的边界,这样一来,乐安乡的土地就多了四百顷。到了建始元年,郡里终于确定了国界,上报了户籍簿,重新绘制了地图,然后把这事儿报给了丞相府。衡跟自己亲信的吏员赵殷说:“主簿陆赐以前在奏曹工作过,对这些事情很熟悉,了解国界的情况,让他去负责这事儿吧。”

第二年算账的时候,衡问赵殷国界的事情:“奏曹那边打算怎么办?”赵殷说:“陆赐可以把这事儿反映上去,让郡里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但郡里可能不肯承认,可以让他家丞写信上报。”衡说:“管他能不能办成呢,干嘛还要写信?” 他也没告诉奏曹的人让陆赐去反映情况,而是让奏曹自己去处理。后来,陆赐跟他的属下明,一起上报了账目,说:“根据旧地图,乐安乡南边以平陵佰为界,现在却以闽佰为界,这怎么回事?”郡里这才把那四百顷地还给了乐安乡。衡就派人去乐安乡把收回来的田租和粮食,一千多石,都运回了自己家。

司隶校尉骏和少府忠,当时在廷尉任职,他们弹劾衡说:“衡监守自盗,所得超过十金。《春秋》的道理是,诸侯不能私自占地,这是为了维护统一和法制。衡身为三公大臣,辅佐朝廷政务,负责户籍簿,知道郡里实际情况,也亲自确定了国界,户籍簿都定下来了,却违反法制,私自侵占土地为自己谋利;陆赐和明也阿谀奉承衡,胡乱更改郡里的账目,减少县的土地,欺上瞒下,私自把土地送给大臣,这些都是不法的行为。”于是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章,虽然没有追究衡的刑事责任,但免去了衡的丞相职务,让他做了平民,最终在家中去世。

他的儿子子咸也很有学问,精通经学,官至九卿。他们家几代人都出过博士。

张禹,字子文,是河内轵县人。后来他父亲搬家到了莲勺。张禹小时候,经常跟着家人去集市,喜欢在算命先生面前看他们算卦。时间长了,他多少也懂了一些他们摆蓍草、布卦的道理,有时还会在旁边跟着说几句。算命先生很喜欢他,又觉得他相貌不凡,就对张禹的父亲说:“这孩子很聪明,可以让他学习经书。”张禹长大后,去了长安学习,跟沛郡的施雠学习《易经》,跟琅邪的王阳、胶东的庸生学习《论语》。他学习都很精通,还带了不少学生,后来被举荐担任郡文学。

甘露年间,很多儒生推荐张禹,朝廷下诏让太子太傅萧望之考察他。张禹讲解《易经》和《论语》的大义,萧望之很欣赏他,上奏说张禹经学造诣深厚,有当老师的资格,可以让他担任官职。但是这个奏章被搁置了,张禹只好回到家乡。过了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博士。初元年间,皇帝立了皇太子,博士郑宽中负责教太子《尚书》,并推荐张禹擅长讲解《论语》。于是皇帝下令让张禹教太子《论语》,从此张禹升迁为光禄大夫。几年后,他又被外派担任东平内史。

元帝去世后,成帝继位,朝廷征召张禹和郑宽中,都赐予他们关内侯的爵位,郑宽中食邑八百户,张禹六百户。张禹被任命为诸吏光禄大夫,后来又升任二千石的官员,再后来又担任给事中,并负责尚书的事务。当时,皇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掌握着朝政大权。而皇帝年纪还轻,为人谦逊,喜欢儒家经学,很尊重老师。张禹和王凤同时负责尚书事务,两人关系不好,经常闹矛盾。张禹多次生病,上书请求退休,想躲避王凤。皇帝回信说:“朕年纪轻轻就执政,处理政务常常担心出错,你以高尚的品德做我的老师,所以我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你。你为什么屡次请求退休,忘记了你平时的操守,想要躲避流言蜚语?朕对此毫不知情。你应该坚定信念,认真思考,全面处理政务,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要违背朕的意思。”皇帝还赏赐给他一百斤黄金、耕牛、上等美酒,太官还专门给他送饭,御医为他诊治,还派使者去慰问他。张禹非常惶恐,重新开始工作。河平四年,王商担任丞相,被封为安昌侯。

六岁就当了丞相,鸿嘉元年因为年老体弱请求退休,皇上再三挽留,才答应了他。皇上赏赐给他舒适的马车和四匹马,一百斤黄金,让他回家养老。虽然退休了,但他依然享受列侯的待遇,朝夕都要朝拜,官位是特进,皇上待他如同丞相一般,还给他配备了五个办事人员,并且又增加了四百户的封地。皇上多次赏赐他,前后加起来有几千万钱。

禹这个人为人谨慎厚道,平时就喜欢积攒钱财,家里以种田为业。等到富贵了之后,就大量购买田地,一共买到了四百顷,这些田地都在泾河、渭河的灌溉范围内,土地肥沃,价格昂贵。其他的财物也很多。禹的性格喜欢听音乐,私下生活奢侈淫靡,住在豪华的大宅子里,后堂里经常演奏丝竹管弦。

禹培养出来的学生里,最有名的是淮阳人彭宣和沛郡人戴崇,彭宣做到大司空,戴崇做到少府九卿。彭宣为人恭敬节俭,很有规矩;而戴崇性格温和友善,而且很聪明,两个人行事风格完全不同。禹心里更亲近戴崇,对彭宣虽然尊敬,却疏远一些。戴崇每次去看望禹,总是劝老师应该摆酒设乐,和学生们一起娱乐。禹就带着戴崇进入后堂饮酒作乐,许多妇女在旁边侍候,乐师演奏管弦,热闹非凡,一直到深夜才结束。而彭宣来的时候,禹就在普通的座位上接待他,两人一起讨论经义,到傍晚才赐给他一些饭菜,也就是一盘肉和一杯酒而已,两人相对而坐。彭宣从来没去过后堂。后来两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也就各自心安理得了。

禹年纪大了,自己给自己修建坟墓和祠堂。他看中了平陵肥牛亭附近的地,这地方离延陵也近,于是就上奏朝廷请求把这块地赐给他。皇上同意了,下令把平陵的亭子迁到别的地方去。

曲阳侯根听说这事儿后,就出来反对了:“这地方可是平陵皇室陵墓和衣冠冢附近经常走动的地方啊!禹虽然是老师,但这样不谦让,非要得到这块风水宝地,还把原来的亭子给拆了,实在是不应该!孔子说过‘赐我羊,我更看重的是送礼的礼节’,皇上应该再赐给禹一块别的地。” 虽然曲阳侯是皇上的舅舅,但皇上更敬重禹,所以尽管曲阳侯说得挺有道理,皇上还是没听他的,最后还是把肥牛亭的地赐给了禹。

曲阳侯根因此心里对禹的宠幸很不服气,总是找机会说禹的坏话,处处贬低他。可皇上对禹却越来越尊敬和厚爱。禹每次生病,皇上都会派人来问候他的起居,甚至亲自驾临探望。皇上还会亲自走到禹的床边下拜问候,禹就叩头谢恩,顺便说了句心里话:“老臣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特别疼爱我的女儿,她远嫁给张掖太守萧咸做妻子,我心里实在牵挂,想让她离家近一些。”皇上当场就下令把萧咸调到弘农做太守。

另外,禹的儿子还没官职,皇上来看望禹的时候,禹几次指着儿子给皇上看,皇上竟然就在禹的床边下拜,直接把禹的儿子封为了黄门郎,还让他做了给事中。

禹虽然在家居住,但被皇帝特地请来当老师,国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得和他商量着办。永始、元延年间,日食、地震特别多,很多官员和百姓都上书说这些灾异是王氏专权造成的。皇帝也害怕这些异常现象,心里有点相信这些说法,但又拿不准主意,于是就亲自跑到禹的家里,屏退左右,私下问禹关于天变的事情,还把那些官员百姓说王氏的那些话拿给禹看。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子孙又弱小,而且和曲阳侯关系不好,怕他们会记恨自己。

禹就对皇帝说:“春秋时期两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发生过三十多次,地震五次,有的国家诸侯自杀,有的夷狄入侵中原,这些灾异的根本原因很难看清,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天命,不谈论怪异神灵。天道的运行规律,就连子赣那样的人都没法完全了解,更何况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们能明白呢!陛下应该修明政事来应对这些灾异,和百姓一起分享福气,这才是经义的道理。那些新学的年轻书生,胡乱解释道理误导人,不应该相信他们,要用经书来判断是非。”皇帝非常信任和喜爱禹,因此不再怀疑王氏。后来曲阳侯以及其他王子和皇室成员听说禹这么说,都很高兴,都亲自去拜访禹。禹看到当时经常出现异常现象,好像皇帝身体也不舒服,就经常选择吉日斋戒沐浴,然后穿戴整齐,摆好蓍草占卜,得到吉利的卦象就献给皇帝,如果是不吉利的卦象,禹就会忧心忡忡,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

成帝去世后,禹继续侍奉哀帝,建平二年去世,被追谥为节侯。禹有四个儿子,长子继承了侯爵。官至太常,位列九卿。其他三个儿子也都做了校尉、散骑、或者其他官职。

一开始,禹当老师的时候,皇帝经常问他一些难题,禹就写了《论语章句》献给皇帝。起初,鲁扶卿、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这些人都在讲解《论语》,但对篇章的顺序和解释都有不同意见。禹先跟随王阳学习,后来又跟随庸生学习,最后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最终名声显赫。其他儒生就说:“想要学习《论语》,就要看张禹的书。”因此,很多学者都学习张禹的学说,其他人的学说就逐渐没落了。

孔光,字子夏,是孔子的第十四代孙。孔子的儿子是伯鱼,伯鱼的儿子是子思,子思的儿子是子上帛,子上帛的儿子是子家求,子家求的儿子是子真箕,子真箕的儿子是子高穿。子高穿的儿子是孔顺,孔顺当过魏国的丞相。孔顺的儿子是孔鲋,孔鲋做过陈涉的博士,死在了陈地。孔鲋的弟子孔襄,做过孝惠帝的博士和长沙太守。孔襄的儿子是孔忠,孔忠的儿子是孔武和孔安国,孔武的儿子是孔延年。孔延年的儿子是孔霸,字次儒。孔霸就是孔光的父亲。孔安国和孔延年都因为精通《尚书》而被汉武帝任命为博士,孔安国还当过临淮太守。孔霸也精通《尚书》,曾经侍奉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做了博士,宣帝时期升任太中大夫,负责给太子讲授经书,后来又升迁为詹事和高密县令。那时候,诸侯王的官职地位都在郡守之上。

元帝登基后,召见孔霸,授予他关内侯的爵位,食邑八百户,封为褒成君,担任给事中,还赏赐他黄金二百斤,并且把他列入第一等功臣的名册,迁居长安。孔霸为人谦虚谨慎,不喜欢追求权势,经常说自己的爵位太高了,自己有什么德行能担得起啊!皇帝想让孔霸担任丞相,从御史大夫贡禹去世,到薛广德被免职,皇帝都想要任命孔霸。但孔霸三次推辞,皇帝深知他的诚意,最终没有勉强他。因此,皇帝更加敬重他,赏赐也很多。孔霸去世后,皇帝穿着素服两次去吊唁,还赐予他东园的珍贵器物、钱财和绸缎,并追赠他列侯的礼仪,谥号为烈君。

老薛家有四个儿子,老大福嗣做了关内侯。老二叫捷,老三叫喜,兄弟俩都当上了校尉或者其他官职。老四叫光,年纪最小,但他特别擅长经学,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议郎。光禄勋匡衡觉得光为人正直,就推荐他当了谏大夫。结果因为在议事的时候意见不合,被贬到虹县当县令,后来干脆自己辞职回家教书去了。

成帝刚登基的时候,又启用他做了博士,几次派他去调查冤假错案,整顿风俗,救济流民。他每次执行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深受皇帝赏识,这才真正出了名。那时候,博士升迁有三条路,最好的去处是尚书,其次是刺史,如果都不合适,资历够老了,也能补个诸侯太傅。光因为成绩优秀,当上了尚书。他认真研究历史典章制度,几年下来,对汉朝的制度和法令都非常熟悉。皇帝很信任他,就把他升为仆射,后来又升为尚书令。

皇帝下诏说光做事周密谨慎,从没出过差错,于是又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儿子做了侍郎,还让他在黄门侍从。几年后,他又升为光禄大夫,官阶是中二千石,还让他参与政事,赏赐他黄金一百斤,让他负责尚书的事务。后来又做了光禄勋,继续负责尚书的事务,参与政事,总之,他掌管朝廷要务十多年,一直遵守法度,遵循旧例。皇帝问他问题,他总是根据经书和法令,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从不阿谀奉承;如果皇帝的意见他不赞同,他也不会强硬地争辩,所以才能长久地安稳地做官。

他平时有什么想法,都会先写成草稿,认为草率上奏是犯了大忌,因为欺君罔上是臣子的重罪。他推荐别人做官,总是怕被推荐的人知道。休息的时候回家,跟兄弟妻子说说笑笑,从不谈论朝政。有人问他温室里种的是什么树,他都不回答,只顾着说些其他的事,他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光,是皇帝的老师,年轻时就以品德和行为著称,升官很快。他不拉帮结派,不结交游说之人,也不求于人。这既是他本性如此,也是他地位使然。后来,他又从光禄勋调任御史大夫。

话说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一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他最亲近的亲属,一个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山孝王,另一个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定陶王的儿子——也就是成帝的侄子。这定陶王啊,不仅学问好,能力也强,儿子帝子更是优秀。可是,王祖母傅太后暗地里想让定陶王当皇帝的继承人,还私下里跟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还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打招呼,他们都劝成帝立定陶王为太子。

于是,成帝把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桑弘羊、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都叫到宫里,商量到底立中山王还是定陶王为太子。翟方进和王根都认为:“定陶王是皇帝弟弟的儿子,《礼记》上说:‘兄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所以定陶王应该继承皇位。”廉褒和傅太后也同意他们的说法。只有桑弘羊一个人反对,他说按照礼法,立继承人要看血缘亲疏,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是皇帝的亲弟弟,就像《尚书·盘庚》里说的殷商的情况一样,中山王更应该继承皇位。但是成帝觉得《礼记》上说兄弟不能一起祭祀祖先,再加上皇后和昭仪都想要立定陶王,所以最终还是立定陶王为太子。桑弘羊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被贬官为廷尉。

桑弘羊长期主管尚书台,对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处理事情公正细致,名声很好。当时,定陵侯淳于长犯了谋反的大罪被处死,淳于长的年轻妻子虒始等六个人,都在淳于长事情败露之前离开了淳于长,有的甚至改嫁了。淳于长的事情败露后,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王莽认为:“按照法律,犯法的人都要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来处罚,这样才能明确责任。淳于长犯谋反罪的时候,虒始等人是他的妻子,本来就应该一起受罚,跟自己犯法没什么区别。后来她们又离开,法律上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应该依法处罚她们。”桑弘羊却认为:“谋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父母妻子,不管大小,都要一起处死,目的是为了警示后人不要再犯法。但是夫妻之间,有情义就结合,没情义就分开。淳于长自己都不知道要因为谋反而被处死,虒始等人离开他甚至改嫁,情义已经断绝了,还想把她们当作淳于长的妻子处死,名不正言不顺,不应该治她们的罪。”最后皇帝下诏说:“桑弘羊的意见是对的。”

那一年,右将军褒、后将军博和红阳侯都被免职,成了老百姓。我被任命为左将军,但享受的是右将军的待遇;执金吾王咸当了右将军,享受的是后将军的待遇。后将军的官职也就此取消了。过了几个月,丞相方进死了,皇上召见我,准备让我接任丞相。丞相的印信和封号都刻好了,结果皇上突然暴毙了!就在当晚,我就在皇上的灵柩前接受了丞相和博山侯的印绶。

哀帝刚登基,就非常节俭,减少各种开支,政务都亲力亲为,朝中一片欣欣向荣,大家都盼着迎来盛世呢。皇上还赏赐了我,加封了我一千户的食邑。那时候,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住在长乐宫,而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住在国邸。皇上下了道旨意,问我和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该住在哪里合适?”我早就听说傅太后为人强势霸道,而且精于权谋,从皇帝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抚养他,教导他,直到他长大成人,皇帝能登基,她也有很大的功劳。我心里担心傅太后干预朝政,不想让她和皇帝整天待在一起,就建议说应该为定陶太后另建一座宫殿。大司空何武说:“可以让她住在北宫。”皇上采纳了何武的意见。北宫和未央宫之间有条紫房复道相连,结果傅太后就通过这条复道,天天往皇宫跑,想获得更高的尊号,还想抬高她的亲戚,让皇上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没过多久,傅太后的亲信傅迁在宫中也越来越嚣张跋扈,皇上把他免职,打发回老家去了。傅太后大怒,皇上没办法,只好又把傅迁给留了回来。我和大司空师丹一起上奏章说:“圣旨明明写着‘侍中、驸马都尉迁,为人奸诈狡猾,不忠不义,是国家的祸害,免职回老家’,可后来又下旨把他留下了。天下人都疑惑不解,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这损害了皇上的圣德,真是个不小的过失啊!陛下因为这些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都躲避正殿,不敢在正殿接见大臣,一直在寻找原因,到现在也没解决。我们请求陛下把傅迁送回老家,以消除奸邪势力,回应上天的警告!”但最终还是没能把傅迁送走,他又当上了侍中。 这些都是被傅太后胁迫的例子。

哎,听说傅太后想跟成帝他妈一起加尊号,好多大臣都点头同意了,说嘛,儿子当了皇帝,妈跟着沾光,给她个尊号也是孝顺的表现。只有师丹和王光坚决反对。皇上呢,一方面顶不住大臣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傅太后的逼迫,这事儿就这么拖拖拉拉好几年。后来师丹因为这事儿被免职了,朱博接了他的班,当了大司空。王光啊,从先帝那会儿就因为皇位继承的事儿跟别人意见不合,现在又跟傅太后对着干,这下可好,傅太后的人和朱博狼狈为奸,一起合伙诬陷王光。过了几个月,皇上就下令免了王光的职,还给他来了一通批评:“丞相啊,是我的左右手,要跟我一起祭祀祖宗,管理全国,辅佐我治理天下。我现在治理不好国家,灾害接二连三,天象也不好,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连珠,这些都是我无能,还有你当丞相不称职的体现!你以前当御史大夫,辅佐先帝八年,也没见你有什么好建议;现在当我的丞相三年了,也没见你为国家操心。现在天灾不断,年年歉收,全国人民都穷困潦倒,饿肚子,一家子散了,流落街头,这种人多达十万!百官都懒散,坏人横行,小偷强盗到处都是,甚至还敢攻打官府,杀害官员。这些我都问过你,你一点儿都不着急,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大臣们都懈怠,这责任都在你身上!你身负重任,管理百官,上面帮不了我,下面也安抚不了百姓。《尚书》上不是说了吗?‘不要荒废百官的职务,上天会派人来代替’。唉!你把丞相印和博山侯的印绶交出来吧,回家去吧!”

王光就回家了,闭门不出。朱博接替他当了丞相,几个月后,因为听信傅太后的指示,胡乱上奏,自杀了。接下来平当了丞相,几个月后就死了。王嘉又当了丞相,多次劝谏,跟太后对着干。十年间换了三个丞相,大家伙儿都说,谁也比不上王光。皇上这才开始反思。

正月初一那天日食了,十多天后傅太后就去世了。这一个月,征光去公车部门,汇报日食的事情。

征光说:“我听说啊,太阳是所有阳气之首,代表着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如果皇帝的德行衰微,阴气就盛行,侵犯光明,就会出现日食这种现象。《尚书》里说‘羞于做五件事’,‘要遵循皇极之道’。如果皇帝的容貌、言行、视听、思考都有问题,不能遵循中庸之道,那么灾祸就会接踵而至,六种极端现象就会反复出现。皇帝不能遵循皇极之道,就意味着中庸之道没有确立,书上说‘这时候日月运行就会紊乱’,出现遮蔽、偏斜,严重的话就会发生日食。又说‘六种灾害一起发生’,一年之初的三天,灾害的应验最为严重。正月初一辛丑日发生日食,正好是这三天里,上天很聪明,如果没有原因,灾异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尚书》说‘只有先改正自己的行为’,意思是说,出现异常现象,是因为做事不正。我听老师说过,上天和皇帝同在,所以灾异经常出现,是为了警告皇帝,让他改过自新。如果不害怕,不设法消除灾害,反而轻率敷衍,那么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果不堪设想。《诗经》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看得清清楚楚,天命是不会改变的!’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保全社稷。’这些都说明不敬畏就会有灾祸,敬畏就能吉祥。陛下圣明英明,兢兢业业,遵循天命,敬畏异常现象,勤勉自省,召见群臣,思考原因,然后约束自己,整顿一切事务,远离奸邪小人,提拔正直的人,去除贪婪残暴的官员,启用贤良的官员,公平执法,减轻赋税,恩泽百姓,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对灾异的最佳方法。天下百姓真是万幸啊!《尚书》说‘上天已经把使命交付给你,改正你的德行’,意思是说,要以正德来顺应天意。又说‘上天会帮助那些诚实的人’,意思是说,只要有诚信,上天就会帮助你。所以,顺应天意在于崇尚德行,广施恩泽,要更加真诚,努力不懈。那些民间祈禳的小法术,最终对顺应天意、消除灾异、消灾祈福毫无益处,这非常明显,毫无疑问。”

奏章递交上去以后,皇上说,赏赐我丝绸布匹,任命我为光禄大夫,俸禄是中二千石,担任给事中,官位在丞相之下。皇上还下诏让我推荐合适的人选担任尚书令,我谢恩说:“我只不过是个朽木,以前担任过很多重要的官职,却始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侥幸逃脱了死罪,保住了性命,现在皇上又提拔我,让我进入朝廷做官,参与政事。我才能平庸,就像老狗老马一样,真的害怕哪天犯了错,辜负皇上的期望。我看历朝历代的惯例,尚书都是按照资历逐步升迁的,不是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才能,一般不会越级提拔。尚书仆射敞,为人公正勤勉,办事通达敏捷,他更适合担任尚书令。所以我推荐他。”因为我的推荐,敞被任命为东平太守。敞姓成,名公,是东海人。

我当光禄大夫才一个月左右,丞相贾谊就被判罪下狱处死了,御史大夫贾延也被免职了。我又被重新任命为御史大夫,两个月后又升任丞相,恢复了原来的博山侯爵位。皇上这才知道我之前被免职并非我的过错,是因为一些接近皇上的大臣毁谤陷害我,于是皇上也免去了傅嘉的官职,说:“他以前当侍中时,就经常毁谤忠良,诬告大臣,导致很多优秀的人才长期被排挤。傅嘉这个人阴险狡诈,用欺骗的手段蒙蔽皇上,拉帮结派,蒙蔽朝政,打击善良的人,为所欲为。《诗经》里不是说过吗?‘谗言达到极点,就会使国家大乱。’ ”于是傅嘉被免职为平民,遣返回他的家乡。

明年,我就要升官了,当上大司徒。可惜的是,哀帝驾崩了,太皇太后竟然让王莽当了大司马,还立了中山王为皇帝,这就是平帝。平帝年纪太小,太后临朝称制,把权力都交给王莽了。早些时候,哀帝把王氏家族的人赶下台,所以太后和王莽都对丁、傅、董贤这些人的党羽怀恨在心。王莽觉得我资历深厚,是有名望的儒生,天下人都信服我,太后也敬重我,对我特别客气。凡是他想打击报复的人,都会先写个奏折,然后让太后暗示我,让我上奏弹劾,那些人一个都逃不过他的毒手。

王莽的权力越来越大,我心里又害怕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上书请求退休。王莽跟太后说:“皇帝年纪还小,应该给他找个老师。”于是,把我调到宫里当了皇帝的太傅,位列四辅,在宫里当差,负责宫门的守卫和供奉,管理宫里的门户,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第二年,我又被提升为太师,而王莽则当上了太傅。我经常装病,不敢和王莽一起上朝。后来,皇帝下令,让我在朔望日(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还让我管城门的兵。王莽又鼓动大臣们歌颂他的功劳,说他应该位居宰相之位,地位应该在诸侯王之上,百官都应该听他的。我越来越害怕,就坚决推辞,请求退休。

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太师光,是圣人的后代,先师的儿子,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担任四辅之职,辅佐皇帝。今年他年事已高,又生病了,但他可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国家是不能没有他的。《尚书》里说‘不要遗弃年老的臣子’,国家要兴盛,就要尊敬老师和师傅。所以,命令太师不必上朝,十天送一次膳食。赐给太师一根灵寿杖,让黄门令在太师府邸的客厅里摆上坐具,太师在府邸里可以用杖行走,赐给他十七种食物,然后让他在家养老,官职不变。”

我曾经两次担任御史大夫,两次担任丞相,还担任过大司徒、太傅、太师,前后经历了三朝皇帝,担任公卿辅佐大臣达十七年之久。我刚开始当尚书的时候,就不再教书了,后来当了卿,门下弟子经常来请教我一些疑难问题,我都会讲解大义。我的很多学生都当上了博士、大夫,他们看到我位居高位,本以为我能提拔他们,但我始终没有推荐过任何人,甚至有人因此怨恨我。这就是我为官的作风。

公元前70年,也就是王莽篡汉前的元始五年,翟方进去世了,享年70岁。太后王政君下令,让九卿们商议追赠他太师、博山侯的爵位和印绶,还赐给他专用的车子、珍贵的器物、大量的钱财和丝绸布匹。少府负责丧葬的准备工作,谏大夫带着节杖,和两位谒者一起护送和管理丧事,博士则负责丧葬礼仪。太后还派中谒者带着节杖去视察丧葬情况。朝廷的公卿百官都来吊唁并送葬。葬礼使用了专用的车子辒辌车各一辆,还有羽林军、孤儿和学生共四百人抬棺送葬。送葬的车子有上万辆,沿途的人都停下脚步,肃穆地让丧葬队伍通过。 将作少府负责修建坟墓,动用了五百名士兵,坟墓的规模和规格参照大将军王凤的规格建造。死后,翟方进被追谥为“简烈侯”。

翟方进最初被封为丞相,后来又加封,总共食邑一万一百户。他病重的时候,上书请求辞去七千户的食邑,并把朝廷赐给他的府邸也还了回去。他的儿子翟放继承了他的爵位。王莽篡位后,把翟方进的哥哥的儿子翟永封为大司马,还封他为侯。翟方进的子侄中,有四五个做到卿大夫的高位。 最初,翟方进的父亲翟霸在汉元帝初元元年被封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翟霸上书请求奉祀孔子,元帝下诏说:“就让关内侯翟霸用他食邑的八百户的收入来祭祀孔子吧!”所以翟霸把长子翟福的名字送到了鲁国,专门负责祭祀孔子。翟霸去世后,儿子翟福继承了他的爵位;翟福去世,儿子翟房继承;翟房去世,儿子王莽继承。元始元年,王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裔为列侯,各食邑二千户。王莽自己也被封为褒成侯,后来为了避开王莽的名字,改名为王均。

马宫,字游卿,是东海戚县人。他精通《春秋》严氏学说,通过射策考试获得甲等成绩,做了郎官,后来升迁为楚国长史,后来免官。之后担任丞相史司直。名臣师丹推荐马宫品德高洁,于是他被提升为廷尉平,接着担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所到之处都受到好评。后来被征召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之后接替孔光担任大司徒,并被封为扶德侯。翟方进去世后,马宫又接替他担任太师,同时兼任司徒。

一开始,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宫跟丞相、御史一起讨论哀帝祖母傅太后的谥号。后来到了王莽元始年间,王莽下令掘开了傅太后的陵墓,把她的遗体迁回定陶,按照老百姓的葬礼安葬,并且追究先前参与讨论谥号的人的责任。宫因为跟王莽关系不错,所以没被追究,心里很惭愧害怕,就上书谢罪,请求辞官退休。

王莽拿着太皇太后的诏书,给了宫一个答复,诏书里写着: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说:“以前因为光禄勋的建议,才给定陶共王母亲定谥号为‘……’(原文: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道妾室不能与君主相比,地位卑微不能与尊贵者抗衡,却盲目效仿,歪曲经义,用虚假的言辞迷惑皇上。臣子不忠,理应伏法受诛,幸蒙皇上开恩,让我得以保全性命。我仔细想想,曾经担任四辅之职,也做过三公,还被封为列侯,实在没有脸面再回到朝廷,也没有心思再做官,更不应该再享受国家的俸禄。我请求辞去太师、大司徒、扶德侯的官职印绶,为贤者让路。” 朝廷把宫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大家都认为四辅是国家的支柱,三公是辅佐君主的重臣,如果没有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岗位,就不能胜任。虽然宫的请求很真诚,可以接受,但是他之前的错误行为没有认真反省,不敢承认错误。皇上对此很宽容,没有剥夺他的爵位和俸禄,以此说明“自古以来都有死亡”的道理。然后,派人送去太师、大司徒的印绶,让他以侯爵的身份去辅佐他的弟弟。

王莽篡位后,任命宫为太子太师,宫最终在任上去世。

宫本姓马矢,后来因为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改称马氏。

最后作者评价说:从汉武帝兴办学校开始,公孙弘以儒学家的身份做了丞相,之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以及马宫的儿子马晏,都以儒学大师的身份担任丞相,穿着儒生的衣服,宣扬先王教诲,他们的风度仪表也算不错。但是他们都只是为了保住官位和俸禄,因此受到了阿谀奉承的批评。他们用古代人的事迹来约束自己,又怎么能完全胜任他们的职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