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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汉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5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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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啊，黄金、钱币、布匹这些东西，夏朝、商朝之前，记载得不清楚。姜太公辅佐周朝建立了九种赋税制度，规定：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钱币是圆形带方孔的，轻重以铢为单位；布匹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贵重的物品用黄金衡量，锋利的工具用刀币衡量，流通的货币用铜钱衡量，布匹用布匹衡量，丝绸用丝绸衡量。

姜太公后来又在齐国推行这个制度。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他精通轻重衡量的权衡之道，说：“年成好坏不一样，所以粮食价格有贵有贱；政令缓急不同，所以物品轻重也不一样。如果国君不管理好这些，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就会在市场上哄抬物价，趁老百姓缺钱的时候，把价格抬高几倍。所以，国力强大的国家，一定会有巨富；国力中等强度的国家，一定会有富豪，这就是利益被少数人垄断的结果。计算成本和数量，做到足够就行了，可是老百姓还是有饿肚子的，因为粮食都被少数人囤积起来了。老百姓富裕了就觉得东西轻，所以国君就应该收敛一些；老百姓贫穷了就觉得东西重，所以国君就应该散财一些。总之，轻重、收敛、散财都要掌握好时机，这样才能保持物价稳定。保持物价稳定，就能让大城市有大量的储备，储备的粮食能堆积如山；中等城市也有足够的储备，储备的粮食也能堆积如山。春天用来支持耕种，夏天用来支持除草，农具、种子、粮食，都要充足。这样，那些大商人就不能巧取豪夺百姓了。”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凭借小小的齐国，联合诸侯，成就了霸业。

一百多年后，周景王时期，因为钱币太轻了，想要重新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行啊！古代，上天降下灾祸的时候，人们就会衡量钱币的轻重，来救济百姓。如果老百姓觉得钱币太轻了，就铸造重量大的钱币流通，这样就有了母钱和子钱同时流通的情况，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如果觉得钱币太重了，就多铸造轻一些的钱币流通，也不废除重的钱币，这样就有了子钱和母钱同时流通的情况，这样利弊都能兼顾。现在大王废除轻的钱币而铸造重的钱币，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能不导致民穷财尽吗？如果老百姓穷了，大王用钱的地方就会不足，不足就会向老百姓重税，老百姓承担不起，就会有远走他乡的想法，这样就会失去民心。而且，用剥削老百姓的方式来充实王室的钱财，就像堵塞河流，开挖水沟一样，最终会走向灭亡。大王您要好好考虑啊！”周景王不听，最终还是铸造了大钱，上面写着“宝货”两个字，钱币厚实，都有周边的纹饰，用来鼓励农业生产，弥补不足，百姓也因此受益。

秦朝统一全国后，流通的货币分两种：黄金，叫“溢”，是高级货币；铜钱的质量跟周朝的差不多，上面写着“半两”，重量也和字面意思相符。至于珍珠、玉石、龟甲、贝壳、白银、锡之类的，都只是装饰品和收藏品，不算货币，但它们的价值却随着时间变化而起伏不定，没有固定标准。

汉朝建立后，觉得秦朝的钱币太重，不好用，于是就让老百姓自己铸造轻便的荚钱。黄金一斤重。可是那些不守规矩，一心只想赚钱的人，就囤积钱财，哄抬物价，导致物价飞涨，一石米要卖到上万钱，一匹马要卖到上百金。天下平定后，汉高祖为了打击商人，还下令商人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坐车，还对他们征收重税，处处刁难他们。到了汉惠帝和汉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所以又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但市井老百姓的子孙后代还是不能做官。汉文帝五年，因为钱币太多太轻了，于是又重新铸造了四铢钱，上面写着“半两”。同时，取消了禁止私铸钱币的命令，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

贾谊就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法律规定，全国各地都可以公开铸造铜锡钱币，如果有人胆敢在钱币里掺杂铅铁之类的劣质材料，就要处以黥刑。但是，铸钱这回事，如果不掺杂一些其他金属，根本赚不到钱；而即使只掺杂一点点，利润却非常高。很多事情都会招来灾祸，很多法律都会导致犯罪，现在让老百姓掌握铸钱的权力，他们就会偷偷摸摸地铸造钱币。想要禁止他们牟取暴利，即使每天都处以黥刑，也根本压不住。现在，因为铸造劣币而受罚的人，一个县就有上百个，那些被官府怀疑的人，更是被鞭打、追赶，到处乱跑。这就像县里的法律把老百姓诱骗到陷阱里一样，积累下来的罪犯越来越多！以前禁止私铸钱币，死刑犯累积下来很多；现在允许公开铸钱，黥刑犯又累积下来很多。法律要是这样制定，国家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呢？

再说，老百姓用的钱币，各地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用轻的钱币，一百个轻币要加若干个才能抵得上标准的钱币；有的地方用重的钱币，按标准重量来衡量却不够。法定的钱币没有统一，官吏们为了统一钱币，就强硬地执行，这样就非常烦琐苛刻，而且力不从心；如果放任不管，各地市场就会使用不同的钱币，钱币的种类就会非常混乱。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措施，这该怎么办呢？

现在啊，抛弃农活去采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放下锄头犁耙，整天忙着冶炼、烧炭。赚的脏钱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来越少。好人受了影响也跟着干坏事，老百姓纷纷犯罪被杀头，这情况太糟糕了，怎么能不管呢？国家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官员们肯定说要禁止。但要是禁止的方法不对，造成的损失会更大。要是下令禁止铸钱，那钱币就会变得很贵重。钱贵了，利润就高了，盗铸钱币的人就会像乌云一样多起来，杀头的罪名也吓不住他们了！坏事做了一件又一件，法律条文也一次次被打破，都是因为铜啊！所以铜在天下流通，造成的祸患可太大了。

现在这大祸是可以消除的，还能得到七种好处呢！这七种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国家把铜收上来，不让它流入民间，老百姓就不会私铸钱币了，刺面为罪的人也会减少；第二，假钱少了，老百姓之间就不会互相猜疑了；第三，那些采铜铸钱的人，又回去种地了；第四，铜都归国家所有了，国家掌握了大量的铜，就能控制钱币的轻重，钱轻了就用办法收起来，钱重了就用办法放出去，商品价格就能稳定了；第五，铜可以用来制造兵器，赏赐给功臣，数量有控制，这样就能区分贵贱；第六，用铜来管理各种商品，调节供求平衡，收取额外税收，这样国家就能富裕，老百姓也不用太辛苦；第七，把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去跟匈奴争夺他们的百姓，这样敌人就会心怀畏惧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把祸患变成福气，把失败变成成功。现在却长期放弃这七种好处，而让大祸蔓延，我真是替国家担忧啊！

皇上不听我的劝告。那个时候，吴国利用诸侯在山上铸钱，富裕程度跟天子不相上下，后来终于造反了。邓通，一个大夫，靠铸钱发财，比皇帝还富有。所以吴国和邓通的钱币遍布天下。

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两朝积累下来的家底，又憋着一肚子气，想收拾胡人和南越的麻烦。他当皇帝几年后，就让严助、朱买臣这些人去招抚东瓯，处理南越的事务，长江、淮河一带为此忙得不可开交，真是劳民伤财啊！

唐蒙、司马相如开始开发西南夷，凿山开路，修建了上千里的道路，以此来扩展巴蜀地区的影响力。结果巴蜀的老百姓累坏了。彭吴又攻打秽貊和朝鲜，设立了沧海郡，于是燕齐地区也跟着忙活起来。后来王恢在马邑设下计策，结果匈奴断绝了和亲，开始侵扰北方边境，战争连绵不断，全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代价。战争越来越频繁，出征的士兵要带粮草，在家的人也要送粮草，全国上下都乱糟糟的，百姓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国库也越来越空虚。那些有本事的人靠着巴结权贵来升官，那些有钱的人靠着行贿来免罪，正常的选拔制度越来越不行了，廉耻之心也荡然无存，武力被滥用，法律条文也越来越严苛。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些为了国家利益奔波的官员才开始出现。

卫青将军每年都率领几万骑兵出击匈奴，最终夺回了河套地区，并在那里修筑了朔方城。同时，他还修建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好几万人，千里迢迢地运送粮草，十多斗粮食才能换回一石，还向邛、僰等地的少数民族大量散布钱财来安抚他们。几年后，道路又坏了，蛮夷又开始多次进攻，朝廷不得不派兵去镇压。巴蜀两地的赋税根本不够修路，于是朝廷就招募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去开发南夷地区，让他们把粮食交给当地官府，然后在长安领取钱财。在东边设立沧海郡，人员的迁移费用竟然和开发南夷的费用差不多。此外，还动用了十多万人修建卫朔方，转运粮草的距离非常遥远，从山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耗费了数以亿计的钱财，国库都空了。于是朝廷开始招募那些有才能的人和奴婢，让他们获得自由，并且给那些为朝廷效力的人升官加爵，那些为朝廷贡献羊的人也能当官，这一切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接下来的四年，卫青将军每年都率领十多万大军出击匈奴，斩杀俘获的敌人无数，因此获得赏赐的金子超过二十万斤。但是，汉军的死伤也超过十万人，这还不包括运输兵甲的巨大花费。结果，大司农陈臧负责的钱粮和赋税都用光了，根本不够供应军队。于是，有关部门就提议允许老百姓花钱买官爵，或者花钱赎罪减刑；还建议设立一种叫做“武功爵”的官职，一共十七万级，总共需要花费三十多万金。那些花钱买到“武功爵”的人，根据爵位高低，可以担任不同的官职，比如最低级的“官首”可以试着做个小吏；“千夫”的爵位相当于王大夫；犯了罪还能减轻两等罪责；最高的爵位可以达到“乐卿”。这样一来，就彰显了军功的重要性。军功卓著的，可以被封为侯爵、卿大夫；功劳小的，也能当个郎官。但是，官职设置过于复杂，反而导致官场混乱，许多官职形同虚设。

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理来约束臣下做汉朝丞相开始，到张汤用严厉的法令断案做廷尉开始，一种注重法令的治国方式就出现了，那些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和对臣下的批评指责都被严厉的法治所取代。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出来，朝廷上的公卿大臣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严厉查办，牵连甚广，被处死的竟然有几万人，官吏们更加严酷地执行法令，法律也变得更加细致严格。当时，朝廷广招那些品德高尚、正直廉洁的贤良文学之士，有些人甚至做到了公卿大夫的高位。公孙弘身为丞相，生活俭朴，穿着粗布衣服，饮食简单，总是把好处让给下属，但是这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逐渐注重起了功利。

第二年，骑兵部队再次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浑邪王率领几万匈奴人投降，汉朝为此派出了三万多辆车去迎接他们。投降的匈奴人到达后，受到了赏赐，有功的将士也都得到了赏赐。这一年的花费总共超过了一亿多万。

此前十多年，黄河决堤，洪水淹没了梁国和楚国的大片土地，百姓已经饱受其苦。而黄河沿岸的郡县为了修建堤坝堵塞河水，堤坝却总是被冲垮，花费巨大，难以计数。后来，朝廷想办法减少漕运的负担，开凿汾河、黄河的渠道来灌溉农田；郑当时认为渭河漕运路线太远，就开凿了一条直达的漕运渠道，从长安一直通到华阴；朔方也开凿了灌溉渠道。参与工程的民工每次都有几万人，工程持续两三年都完不成，花费也动辄上千万。

皇上为了打仗，养了好多马，成千上万匹马在长安城里吃喝拉撒，光管马的官员在关中地区都忙不过来，只好从附近的郡县调人。还有几万个投降的胡人，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吃穿用度全靠县里供应，县里供应不上，皇上就自己减少伙食，卖掉自己的车马，甚至拿出宫里的宝贝来补贴。

第二年，黄河以东地区发大水，老百姓都饿肚子，皇上就派人把各地的粮仓都打开赈灾。还是不够，又号召有钱人互相借贷救济。还是不够，皇上又把七十多万穷人迁到关中以西，以及朔方以南的新秦地，吃穿用度都靠县里供给。几年后，皇上又给这些穷人分发土地和产业，派官员去保护他们，官员的车马络绎不绝，花了无数的钱，县里的钱库都空了。可那些富商巨贾却囤积居奇，故意压低物价，赚取暴利，很多人都因此破产，连王公贵族都得靠政府接济。他们冶炼金属、熬制盐巴，赚的钱多的能堆成山，却不愿意拿出来救济国家和百姓，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

皇上和大臣们商量，决定铸造新的货币来缓解财政压力，打击那些投机倒把的人。当时皇宫里养着白鹿，少府里有很多银子和锡。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开始，钱币使用量少，各地的官府经常直接在铜矿铸钱，老百姓也私自铸钱，多得数不清。钱多了，反而轻了，东西少了，反而贵了。官员们说：“古代用皮币，诸侯之间用它来进行朝聘和祭祀。金子分三等，黄金最好，白金次之，赤金最差。现在半两钱的标准重量是四铢，但有人偷偷磨损钱币，从中获利，钱越来越轻薄，东西越来越贵，远方用钱币就更加麻烦费钱了。”于是，就用白鹿皮裁成一尺见方，用丝线绣边，作为新的货币皮币，一枚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皇帝、进行朝聘和祭祀，必须用皮币和玉璧一起献上，才能通行。

话说汉武帝时期，又开始铸造银、锡、白金货币。他觉得，天上的龙、地上的马、人间的龟，都是最好的象征，所以白金分三种：一种重八两，做成圆形，上面刻着龙纹，叫“白撰”，价值三千；一种重量轻一些，做成方形，刻着马纹，价值五百；还有一种更轻，做成椭圆形，刻着龟纹，价值三百。 同时，他还下令县官把半两钱熔掉，改铸成三铢钱，重量和上面的图案相对应。私自铸造钱币的，都要处死，但官吏百姓违法铸钱的，多得数不清。

然后，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负责盐铁事务，同时桑弘羊也因此得势。咸阳是齐国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匠，两人都积累了巨额财富，所以郑当时向皇上推荐了他们。而桑弘羊呢，是洛阳一个商人的儿子，从小就精明能干，十三岁就当上了侍中。这三个人，都是精于算计，厉害得很。

法律越来越严厉，很多官吏都被罢免了。战争不断，老百姓纷纷购买免除兵役的五大夫和千夫爵位，应征入伍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汉武帝取消了五大夫和千夫的爵位，不愿意当兵的，就必须出钱买马。那些被罢免的官吏，都被派去伐木修建上林苑，以及修建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和票骑将军出兵打匈奴，赏赐了五十万金，但战死的士兵和战马却超过十万，运输、兵器等费用还没算进去呢！那时国库空虚，很多士兵都没领到赏赐。

有人向朝廷反映说，三铢钱太轻了，容易作假，于是又请求各郡国铸造五铢钱，在钱币边缘加铸周郭，让它不容易磨损和刮取钱币上的金属。

大农丞孔仅和咸阳上奏说：“山海资源是天地间的宝藏，应该归少府管辖，但陛下您不独占，把它交给大农来辅助税收。我们想招募百姓自己出资，利用官府的工具煮盐，官府只提供锅和盆。那些想独占山海资源发财的奸商，盘剥百姓，他们的阴谋诡计多得听都听不过来。胆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就砍掉左脚趾，没收他们的器物。郡县不出产铁的，就设立小型铁官，归属当地县管辖。”于是，汉武帝让孔仅和咸阳乘坐驿车，巡视全国的盐铁生产，设立官府，并且把原来那些富有的盐铁商人，都安排当官。这样一来，当官的，就更多是商人出身的了。

商人为了钱财，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于是朝中大臣们说：“各郡国灾害频发，很多穷人都没产业，咱们招募他们搬迁到广饶地区。陛下您节衣缩食，拿出宫里的钱来救济百姓，减轻赋税，可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好好种地，商人却越来越多。穷人没有积蓄，都指望着朝廷救济。以后算计官车、商人的钱财时，都按照原来的标准来算。那些商人，不管是借贷买卖，还是在城里囤积货物，以及做生意赚钱的，即使没有登记在册，也要按照自己拥有的货物数量来计算，每两千钱算作一单位。那些从事租税征收和铸币的人，每四千钱算作一单位。除了官吏、乡里长者和边境骑兵外，官车算作一单位；商人则算作两单位；五丈以上的船只算作一单位。如果隐瞒不报，或者报的不全，就要发配边疆服役一年，并且没收钱财。如果有人举报，举报者可以得到一半的没收钱财。有市籍登记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能拥有田地，方便百姓耕种。谁要是敢违反法令，就没收田产和货物。”

当时的富豪们都争着藏匿钱财，只有卜式多次主动上缴钱财来支援朝廷。皇上非常高兴，破格提拔卜式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以及十顷田地，并下令通告天下，以此来激励百姓。一开始，卜式并不想做官，皇上硬是强迫他做了官，后来逐渐升迁到齐相。具体情况，他的传记里都有记载。

孔仅负责全国的铸造工作，三年内就升任大司农，位列九卿。而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中丞，负责管理各项财务，逐渐推行均输政策来调剂物资。朝廷开始允许官吏用粮食来抵充官职，官职级别可以达到六百石。

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之后五年，朝廷就赦免了因盗铸钱币而被判死刑的几十万人。那些没被发现而互相残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主动自首的人也超过一百万人。但是自首的人数还不到一半，天下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铸造钱币。犯法的人太多，官府根本抓不过来，于是就派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赴各地，查办那些贪污受贿、为官徇私的人。而御史大夫张汤当时正得势，他提拔宣、杜周等人担任中丞，又启用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严厉苛刻的官员担任九卿，像夏兰这样的人才才开始崭露头角。而大农颜异却被处死了。

一开始，（这个人）叫异，在济南当个小小的亭长，因为为人清廉正直，慢慢升迁，做到九卿的高位。皇上和丞相汤衡一起弄了个用白鹿皮做的货币，然后问异的意见。异说：“现在王侯们朝见皇上进贡的都是些仓璧之类的宝贝，价值几千，可那些白鹿皮却能换四十万钱，这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啊！”皇上听了很不高兴。汤衡本来就和异有矛盾，后来有人告发异在其他事情上议论朝政，这事就交给了汤衡处理。异和客人聊天，客人说新出的法令有些不方便，异没搭理他，还稍微顶撞了客人几句。汤衡就上奏说，异身为九卿，看到法令不方便却不说出来，心里却暗自抱怨，应该处死。从那以后，就有了“腹非”（心里不满）这种罪名，朝中的大臣们个个都开始阿谀奉承，巴结皇上讨好。

皇上颁布了“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法令），还重用卜式，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肯上交钱财给官府，最后告缗令也就不了了之了。各郡国自己铸造钱币，老百姓就纷纷造假钱，钱币越来越轻，结果朝中大臣们又请求在京城设立官府铸造“赤仄钱”，一枚赤仄钱价值五枚普通钱币，规定官府收税只能用赤仄钱。白金的价格稍微下降，老百姓就不再重视它了，官府下令禁止使用白金，但也没什么用，一年多后，这条禁令最终废除了。

这一年，汤衡死了，老百姓却一点也不怀念他。两年后，赤仄钱也贬值了，老百姓想方设法利用它，结果很不方便，赤仄钱也被废除了。于是，朝廷下令禁止各郡国铸钱，只允许上林三官（上林苑三个管理机构）铸造钱币。钱币多了，朝廷又下令全国只能使用上林三官铸造的钱币，各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都被熔化，铜料送回上林三官。这样一来，老百姓自己铸造钱币的就更少了，算算成本根本不划算，只有那些胆子大的坏人才敢偷偷铸造。

杨可上奏，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告缗令”，结果中等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告发。杜周负责处理这些案件，判处死刑的反而很少。朝廷又派御史和廷尉正监分头去各地查处隐匿钱财的案件，查抄到的民间的钱财数额以亿计；奴婢数以千万；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一百多顷；房屋也是如此。于是，商人以及中等以上的家庭几乎都破产了，老百姓偷偷摸摸地吃好的穿好的，不再从事积攒财富的行业了，而官府因为盐铁和告缗的缘故，收入反而增加了。朝廷又扩大了关税，还设立了左右辅官。

一开始，朝廷的财政收入很多，设立了水衡官来管理盐铁的收入。后来杨可告发了缗钱的弊端，发现上林苑的财物也很多，于是就让水衡官也管理上林苑。上林苑的财物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当时，南方想和汉朝用船只作战，于是汉武帝就大规模修建了昆明池，周围建了很多亭台楼阁，还建造了高十多丈的楼船，船上装饰着华丽的旗帜，非常壮观。 天子受到这些景象的感染，又建造了柏梁台，高度也有几十丈。宫殿的修建，从此日益奢华起来。

接着，朝廷把缗钱分给了各个官署，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员，他们经常没收郡县百姓的土地。没收来的奴婢，一部分被分到各苑囿喂养狗、马、禽兽，一部分分给了各官署。官署越来越多，奴婢也越来越多，但是每年从黄河运送的粮食只有四百万石，加上官府自己收购的粮食才够用。

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世家子弟和富人们经常斗鸡走狗，打猎赌博，扰乱了百姓的生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查处违反法令的人，一下子抓了数千人，叫做“株送徒”。那些上缴财产的人可以得到郎官的职位，导致郎官的选拔制度也变得混乱了。

当时山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河灾，连续几年歉收，百姓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灾区范围达二三千里的广大区域。天子对此感到怜悯，就下令让饥民迁移到江淮地区，想让他们在那里安定下来。朝廷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护送他们，并从巴蜀运送粮食赈济灾民。

第二年，汉武帝开始巡视各地。他东渡黄河，河东太守没有料到他会来，准备不足，羞愧自杀。西行越过陇山，军队士兵没有粮食吃，陇西太守也自杀。于是汉武帝北上出萧关，率领数万骑兵在新秦地打猎，以此来震慑边境的军队，然后返回长安。新秦地区有的地方方圆千里都没有亭障，于是汉武帝处死了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员，并允许百姓在边境地区放牧，官府还借给百姓母马，三年后归还，只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以此来减少缗钱的征收，并把这笔钱用来充实新秦地区。

汉武帝得到宝鼎后，修建了后土和泰一的神祠，公卿大臣们一起商议封禅大典的事宜，各地都开始修缮道路，修缮旧宫殿，以及沿途的驰道和县城，县城里也准备好了宫殿和仓库，以及各种必需品，等待皇帝的驾临。

明年，南方南粤要造反，西边羌族也来侵犯边境。皇上心里很着急，就下令大赦天下囚犯，然后调集南方二十多万水军去打南粤，又派三河以西的骑兵去打羌族，还派几万人渡过黄河去修筑军事据点。朝廷刚开始设立张掖郡和酒泉郡，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地区设立屯田官，征调六十万戍边士兵去开垦荒地。全国各地都加紧修路运粮，远的要运送三千多里，近的也要运送一千多里，这些粮食供应都靠大农官来协调。边防兵力不够，就从军械库和工官那里调拨武器装备来补充。战车、战马和钱粮都严重不足，县里的钱太少，买马都困难，于是朝廷就下令，从诸侯王以下到三百石官吏以上，都要向各地的亭长那里输送母马，亭长负责饲养这些马匹，每年都要上交一定的马匹作为税收。

齐国的相国卜式上书给皇上，说愿意带着儿子一起到南粤去打仗，为国捐躯。皇上很感动，下诏书褒奖他，封他为关内侯，赏赐黄金四十斤，田地十顷。皇上还把这件事昭告天下，希望其他人效仿，可是没有人响应。那些列侯，足足有上百个，都没人愿意参军。到了举行酎金仪式的时候，少府官员清点黄金，结果因为酎金失误，一百多个列侯被削爵。后来，皇上就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后，发现很多郡国对县官制造的盐铁很不满意，质量差、价格贵，还强迫老百姓购买。而且船只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商人少，货物就贵，卜式就根据孔仅的建议，想改革船只计算方法，但皇上没同意。

汉朝连续出兵三年，平定了羌族叛乱，消灭了南粤，从番禺往西到蜀地南部，一共设立了十七个新的郡县。并且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法，不加赋税。南阳、汉中以东的地区，都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向新设立的郡县提供粮食、钱财、车辆、马匹和各种装备。但是这些新设立的郡县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叛乱，杀死官吏，汉朝就不断派南方军队去镇压，每年都要出动上万士兵，这些费用都靠大农官来承担。大农官通过均输法和调拨盐铁来补充赋税，所以才能勉强维持。但是那些被军队经过的县，只想着赶紧把军队需要的物资准备好，不敢提轻徭薄赋的事了。

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当上了治粟都尉，兼管大农，彻底垄断了全国的盐铁生意。桑弘羊觉得各部门自己买卖，互相竞争，导致物价飞涨，老百姓交的税还不够付运输费，于是他就建议设立几十个大农部丞，分管各个郡国，在各地设立均输、盐、铁官，让偏远地区用当地的特产像以前的商人那样互相交易来交税。在京城设立平准官，负责全国的物资调配。他还让工官们制作车辆和器物，全部由大农署供应。大农署的官员们把全国的货物都控制在手里，东西贵了就卖，便宜了就买。这样一来，大商人就赚不到大钱了，物价也就稳定了，不会再乱涨价了。这就是所谓的“平准”。皇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批准了。之后皇上北巡到朔方，东封泰山，还巡视了海边，绕道北部边境回来。沿途赏赐，用了上百万匹丝绸，金银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钱全都是从大农署拨出来的。

桑弘羊又建议允许老百姓用粮食赎罪，或者用粮食来抵税，规定老百姓往甘泉宫送粮食的数额，可以抵消终身赋税，不用再交财产税了。其他郡县也把紧急需要的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各地的农民都积极地送粮，山东漕运的粮食一年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下来，太仓和甘泉宫的粮仓都装满了，边关还有余粮，均输的丝绸也有五百万匹。老百姓的赋税没增加，国家却物资充裕。因此，桑弘羊被封为左庶长，还赏赐了两百斤黄金。

那年稍微旱了一点，皇上让百官祈雨。卜式说：“做官的只要吃俸禄穿官服就行了，现在桑弘羊却让官员们做买卖，发国难财。杀了桑弘羊，老天爷就会下雨。”过了很久，武帝生病了，就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汉昭帝在位第六年，下令全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有学识的人才，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施政教化的要领。这些人纷纷建议废除政府对盐、铁、酒的专卖和均输官，认为国家不应该和百姓争利，应该以节俭为先，这样才能更好地教化百姓。但是，弘羊反对这个建议，他认为盐铁专卖是国家的大事，是用来控制少数民族、安定边疆、保证军需的重要手段，不能废除。于是，他和丞相千秋一起上奏，只废除了酒的专卖。弘羊自认为对国家有功，却没能得到相应的赏赐，还想着为自己的子弟谋求官职，于是对大将军霍光心怀怨恨，最终和上官桀等人密谋叛乱，结果被诛杀。

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朝，都没对盐铁专卖政策进行改变。到了元帝时期，曾经短暂地废除了盐铁官，但三年后又恢复了。贡禹建议说：“铸钱和采铜，一年就要十万人不去种地，导致百姓因为私铸钱币而触犯法律的很多。富人家的钱财堆满了屋子，还是不知足。百姓人心浮动，抛弃农业去追求其他的营生，务农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徒也无法禁止，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钱上。要治标还得治本，应该废除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府，不再用这些东西当货币，取消买卖租铢的规定，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粮食来支付，这样百姓才能一心一意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有人认为交易离不开钱，布帛又不能随意分割，所以贡禹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铸造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多枚。

王莽篡位后，改变了汉朝的制度，因为周朝的钱币有大小两种，所以他重新铸造了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上面写着“大钱五十”。他还铸造了契刀和错刀。契刀，形状像大钱，但又像刀，长二寸，上面写着“契刀五百”。错刀，是用黄金镶嵌花纹的，上面写着“一刀直五千”。这四种钱币——五铢钱、大钱、契刀、错刀——同时流通。

王莽称帝后，认为“刘”字里包含“金”和“刀”字，于是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又制造了金、银、龟、贝、钱、布等多种货币，称为“宝货”。

话说古代的货币制度，那可是相当复杂！最小的钱叫“小钱”，只有六分长，重一铢，上面写着“小钱直一”，意思是一枚值一文钱。然后是“幺钱”，七分长，三铢重，值十文；“幼钱”八分长，五铢重，值二十文；“中钱”九分长，七铢重，值三十文；“壮钱”一寸长，九铢重，值四十文。最后是“大钱”，价值五十文。这几种钱合起来，就是六种等级的钱币。它们的价格都刻在钱币上，一目了然。

黄金也很值钱，一斤黄金能换一万文钱。朱提银，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文；其他的银子，一流值一千文。银子就只有两种等级。

除了金银，龟壳也是货币！最大的叫“元龟”，长达一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文，相当于十朋大贝；“公龟”九寸长，值五百文，相当于十朋壮贝；“侯龟”七寸以上，值三百文，相当于十朋幺贝；“子龟”五寸以上，值一百文，相当于十朋小贝。这四种龟壳，就构成了龟币的四个等级。

龟壳的计算单位还有“朋”，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文；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五十文；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三十文；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十文。如果龟壳不够一寸二分，就不能组成一朋，只能按每枚三文钱计算。龟币一共分五个等级。

布也是货币！有十种等级的布币，分别是：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最小的“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上面写着“小布一百”，值一百文。从“小布”往上，每种布都比前一种长一分，重一铢，价格也增加一百文。最大的“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价值一千文。布币一共有十个等级。

总的来说，金银、龟贝、布帛这三种宝贝，一共六个类别，二十八个等级。

铸造钱币和布币都用铜，还要掺些锡，上面刻着汉代五铢钱的样式。金银和其他东西掺杂在一起，颜色不纯正的；龟壳不到五寸，贝壳不到六分，都不能算作是正规的货币。元龟是珍贵的宝物，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拥有的，如果谁家有元龟，必须上交给政府估价。

老百姓都乱套了，东西卖不出去。大家偷偷用五铢钱交易。王莽很生气，下令说：“谁敢不按井田制，还私藏五铢钱的，就是惑乱众人的，统统发配到边疆去镇压妖魔鬼怪！” 这下农民和商人都没活干了，吃喝都成问题，大街上哭声一片。因为买卖田地、房屋、奴婢、铸钱而获罪的，从达官贵人到普通老百姓，多得数不清。王莽看到大家这么愁，就下令发行小钱，一枚小钱等于五十枚大钱，两种钱一起用，龟贝布帛之类的暂时不用了。

王莽这个人性子急躁，坐不住，总想搞点事情，而且非得按古书上的规矩来。他的国师刘歆说，周朝有管理钱财的官，收取不公平的税，想多收钱，这跟《易经》里说的“理财要公正，禁止百姓做坏事”是一个意思。于是王莽就下令说：“你看啊，《周礼》上有赊贷的规定，《乐记》上有‘五均’的制度，其他的典籍里也有相关的记载。现在我们也开设赊贷，实行‘五均’，设立相关的机构，目的就是为了平衡社会，抑制兼并。” 然后就在长安和五个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长安东西两市的市令，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都改名叫“五均司市师”。长安东市叫“京”，西市叫“畿”，洛阳叫“中”，其他四个城市就用东西南北来命名。每个“五均官”都设五个交易丞和一个钱府丞，那些能采金银铜锡，采集龟贝的人，都要向“五均官”登记注册，按季节采集。

他又按照《周官》的规定向老百姓收税：凡是田地不耕种的，算是不务正业，要交三夫的税；城里房子不种树的，算是不毛之地，要交三夫的布；游手好闲的人，要交一匹布。交不起布的，就安排他们做苦力，县里管吃管住。那些在山林水泽里采集各种东西，捕猎鸟兽鱼鳖虫子的人；妇女们养蚕织布纺线缝补的人；工匠、医生、巫师、算命先生、祭祀的人；以及其他的技艺人员、商人、小贩，都要到当地县衙登记注册，报上自己的收入，然后按十分之一的比例上交税收。谁敢不登记，或者登记造假，就全部没收他们的东西，还要替县里白干一年。

各部门的市场管理，都按照每季的中间月份来确定管理的商品，然后根据商品的等级（上等、中等、下等）制定价格，各自负责本市场的物价稳定，不用参考其他市场的价格。老百姓买卖粮食、布匹、丝绵等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够用，而且价格公道，官府会检查商品的质量，按照成本价收购，不许压低价格。如果商品价格过高，超过平价一钱，就必须按照平价卖给老百姓。如果商品价格过低，低于平价，那就允许老百姓自由交易，防止囤积居奇。老百姓要是需要祭祀、丧葬，但又没钱，可以向官府借钱，官府会根据工商业的贡赋情况来决定是否借贷，祭祀的借款期限不超过十天，丧葬的借款期限不超过三个月。如果老百姓生活困难，想贷款发展产业，官府也会提供贷款，扣除费用后，计算利息，年利率不超过十分之一。

羲和鲁匡说：“名山、大泽出产的盐、铁、钱币、布匹，这五种商品的赊贷业务，都由县官负责管理，唯独酒的买卖没有被管理起来。酒是上天赐予的美好食物，是帝王用来养育天下百姓、举行祭祀祈福、扶助衰弱治愈疾病的。各种礼仪活动，都离不开酒。所以《诗经》里说‘无酒酤我’，而《论语》里说‘酤酒不食’，这两句话并不矛盾。你看，《诗经》描述的是太平盛世，酒的买卖由官府负责，酒价合理，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论语》里孔子说的是周朝衰败混乱的时候，酒的买卖掌握在老百姓手里，酒的质量差，价格也虚高，所以孔子才怀疑酒的质量而不喝。现在如果完全禁止全国的酒类买卖，那就无法举行各种礼仪活动，也无法用酒来养生；如果放任不管，那就会浪费钱财，损害百姓利益。所以，我建议效仿古制，让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个单位，按单位价格出售，以五十酿为标准。一酿酒需要用两斛粗米，一斛曲，可以酿出六斛六斗的酒。每个月的月初，都用三斛米和曲，计算成本，然后把成本分成三份，一份作为一斛酒的平价。扣除米曲的成本，计算利润，然后把利润分成十份，七份归官府，三份用于支付酿酒过程中的糟粕、柴炭以及工匠的费用和薪柴费用。”

话说王莽派人去管理那些重要的物资，比如盐、酒、铁、以及名山大泽的资源，还有负责贷款的机构。可是，负责这些的官员，很多都是有钱的大商人，像薛子仲、张长叔、伟等等，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全国各地倒买倒卖，跟地方官勾结，做假账，中饱私囊，老百姓苦不堪言。王莽知道老百姓受苦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说：“盐是做菜的必需品，酒是药引子，也是宴会的佳品；铁是农民耕作的工具；名山大泽出产丰富的资源；而那些负责物资调配和贷款的机构，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公平地获得这些物资，价格也相对稳定。铁器、铜器这些东西，老百姓自己造不出来，只能去市场上买，就算贵几倍，也必须买。那些有钱的大商人，总是想方设法压榨穷人，古圣先贤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才要管制他们。对这些机构的管理，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违反者处死！” 但是贪官污吏和奸商们依然我行我素，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过了五年，到了天凤元年，王莽又调整了金银龟贝的价格，还取消了大小钱币，改用新的布币。这布币长2.5厘米，宽1厘米，中间有个圆孔直径1.25厘米，上面写着“货”和“布”字，重25铢，价值25个货泉。货泉直径1厘米，重5铢，上面写着“货”和“泉”字，一枚价值1，货布和货泉两种货币同时流通。因为大钱用了很久，王莽取消了它，但又怕老百姓不肯放弃，就规定暂时只用大钱，跟新的货泉一样，一枚价值1，两种货币同时流通六年，六年后就不准再用大钱了。 这改钱币的事，搞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很多人因此被判刑。

王莽因为私铸钱币而死的人很多，还有那些不按规定上交贵重物品，或者走私的人，犯法的人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于是王莽又减轻了处罚力度。私铸钱币的人，全家都要充当官奴；官员和他们的同伙，明知故犯不举报的，要和私铸钱币的人一起受罚；不按规定上交贵重物品的，老百姓要服一年苦役，官员要被免职。但是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五个人一起犯事，都要被没收家产，押送到长安受审，路上死的人很多。

六年前，王莽开始征收布税，没过几年，匈奴就来犯了，搞得特别厉害。王莽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召囚犯和奴隶当兵，还起了一个吓人的名字，叫“猪突豨勇”。他还对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财产征收，每三十个钱就拿走一个。不仅如此，他还命令从朝廷大臣到地方小吏，都得自己养军马，然后又把养马的责任推给老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根本没法好好种地养蚕，各种徭役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偏偏又赶上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真是祸不单行。更要命的是，王莽搞的那些新制度根本没完善好，从王公贵族到基层小吏，都没法领到正常的俸禄，只能靠各种私下收税敛财，把钱财都送给了上层，导致官司也堆积如山，根本审理不过来。那些当官的为了立威，就使劲地压榨老百姓，还借着王莽的各种禁令，变着法子盘剥老百姓。有钱的也保不住自己的财产，穷的更是活不下去，于是就纷纷揭竿而起，当了土匪，躲到深山老林里，官兵抓不住他们，反而还被他们给蒙蔽了，土匪队伍越来越壮大，青州、徐州、荆州一带，到处都是成千上万的土匪。打仗死了很多人，边境地区被四夷入侵，抓了很多人当俘虏，还有很多人因为饥饿、瘟疫而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等到王莽被杀的时候，全国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过了四年，“猪突豨勇”这支军队也完蛋了，汉军杀了王莽。又过了两年，光武帝刘秀称帝，他马上就清理了王莽留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苛政，恢复了五铢钱，让天下重新安定下来。

文章最后总结说： 《易经》里说“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尚书》里说“茂迁有无”，周朝设立了专门管理钱财的官职，孟子也批评过“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这种现象。所以，管仲的轻重赋，李悝的平籴法，桑弘羊的均输法，以及汉武帝时期的常平仓制度，都是有其道理的。古代的这些制度，只要官吏廉洁，政令畅通，老百姓就能从中受益，天下太平。汉武帝时期，国库充盈，老百姓也没增加赋税，这算是治理得比较好的了。可是王莽，他的制度完全不靠谱，那些奸臣又专权乱政，结果导致官民两败俱伤，最终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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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汉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5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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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里说，治理国家的八个方面，首先是粮食，其次是货物流通。粮食指的是种植庄稼，获得可以吃的粮食；货物指的是布匹可以穿，还有金银、刀具、龟贝这些东西，用来分配财富，使大家都能得到所需。这两样东西是老百姓生存的根本，从神农时代就开始重视了。神农氏“用木头做成耜，烧硬木头做成耒，用耒和耨来耕地，把这种耕作方法教给天下的人”，所以粮食就足够了；“中午在集市上交易，天下百姓都聚集到这里，天下所有的货物都在这里交易，交易完了各自回家，各取所需”，所以货物流通了。粮食充足，货物流通，国家才能富强，百姓才能富裕，才能顺利进行教化。从黄帝开始就“通晓变化，使百姓不至于劳累”。尧帝命令四个儿子“认真地告诉百姓耕作的季节”，舜帝命令后稷“让老百姓不再挨饿”，这就是治国的根本。大禹治水以后，划分了九州，规定了土地田亩，根据各地出产的不同，规定赋税和贡品，调剂各地物资的盈缺，于是天下太平。殷商和周朝的强盛，《诗经》和《书经》里都有记载，关键在于安定百姓，使他们富裕起来，再进行教化。所以《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大的财富是地位；怎样保住地位呢？靠仁爱；怎样聚集百姓呢？靠财富。”财富是帝王聚集百姓、保住地位、养育百姓、顺应天道、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以说：“不要担心东西少，要担心分配不均；不要担心贫穷，要担心不安定；平均分配就不会有贫穷，和谐相处就不会有寡少，安定团结就不会有倾覆。”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百姓，建造城郭让他们居住；规定住宅和井田的面积，使土地分配均匀；开设市场使货物流通；设立学校进行教育；士、农、工、商，四种职业都有了各自的行业。学习知识，担任官职的是士；开垦土地，种植粮食的是农；制作精巧器物的是工；流通财富，买卖货物的是商。圣明的君王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分配工作，四类百姓尽职尽责，所以朝廷上没有闲置的官员，乡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土地上没有荒芜的田地。

治理百姓，土地是根本。所以必须建立步和亩的标准，确定田地的界限。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方里为一井，这就是九夫。八户人家共同拥有这块地，每家拥有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总共是八百八十亩，剩下的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守望，患病互相救助，因此百姓和睦相处，教化也得以普及，劳役和生产都能得到平衡。

老百姓分田地：上等地段的农夫分一百亩，中等地段的农夫分二百亩，下等地段的农夫分三百亩。每年都耕种的叫“不易上田”；休耕一年的叫“一易中田”；休耕两年的叫“再易下田”，三年后再耕种，自己选择地块。农民自己领了田地后，家里还有多余的成年男子，也按照人口比例分田地。士、工、商这些手工业者和商人分田地，五口人相当于一个农夫的田地。这叫做平原地区可以遵循的办法。至于山林、沼泽、坟地、盐碱地这些地方，就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程度来区别对待，收取赋税。税收指的是公家田地的十分之一以及工、商、衡器制造和买卖的收入。赋税用于供给车辆、兵器、军队以及官员的费用，充实国库，用于赏赐。税收用于祭祀郊庙、社稷、宗庙和各种神灵，以及皇帝的供养、百官的俸禄和各种杂费。老百姓二十岁领田，六十岁归还田地。七十岁以上，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由国家加强培养。种粮食必须多种五种谷物，以防灾害。田里不能种树，以免妨碍庄稼生长。努力耕种，多次除草，收获的时候就像强盗来了一样多。回家后种桑树，种植蔬菜瓜果，有条理地种植。鸡、猪、狗、羊都要按时喂养，妇女们从事蚕丝纺织，这样五十岁就能穿丝绸，七十岁就能吃肉。

话说啊，住在农村叫“庐”，住在城里叫“里。五个家庭算一个邻，五个邻算一个里，四个里算一族，五个族算一党，五个党算一州，五个州算一乡。一个乡啊，大概有一万两千五百户人家呢！最基层的邻长，官职相当于下士，往上一步步升，到乡一级就成卿了。这样一来，里里外外井井有条，乡里还有学校呢，叫“庠”。学校教化百姓，庠里还举行各种仪式，让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春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到田里去干活，冬天就都回城里住。就像《诗经》里说的：“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 还有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 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变化，防备盗贼，学习礼仪文化。春天大家出门干活的时候，里胥一大早就坐在右边的学堂，邻长坐在左边的学堂，等大家都出去了才回去，晚上也一样。回来的时候，必须扛着柴火，轻重搭配，老人小孩不用扛。冬天，大家都回城里了，妇女们在同一条巷子里一起纺线织布，一个月的有效工作日有四十五天。她们一起纺织，是为了节省照明用的火，互相学习，也方便交流经验。要是谁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大家就一起唱歌，诉说自己的苦闷。

我小时候，也在乡里的学校“序室”里读书。八岁进小学，学六甲、五方、算术这些东西，开始懂得了家庭里长幼尊卑的规矩。十五岁进大学，学习圣人的礼乐，了解朝廷君臣的礼仪。要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就能去乡里的学校“庠序”继续深造。庠序里特别优秀的学生，就能去国学继续学习。各个诸侯国每年都要把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推荐给天子，到天子办的大学深造，这叫“造士”。 要是学习成绩差不多，那就比试射箭，根据射箭的成绩来决定官职大小。

三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过冬的人就要各奔东西了。这时候，派出去的人就会敲着木铎（一种古代的乐器）在路上收集民间的歌谣，然后献给音乐大师，让他们评判一下这些歌谣的音律，再把好的歌谣报告给天子。所以说，古代的帝王不用亲自出门察看，就能了解天下的情况。这就是古代圣王治理国家、安置百姓，使百姓富裕起来并教育他们的主要策略。孔子说过：“治理一个拥有几千辆战车的国家，要恭敬地办事，讲信用，节约开支，爱护百姓，让百姓按时劳作。”所以老百姓都积极努力地工作，先顾国家大事，再考虑个人利益。诗经里就写道：“有雾气蒙蒙，云彩层层，雨水滋润了公家的田地，也滋润了我们私人的田地。”老百姓耕种三年，就能剩下一年用来休养生息。衣食无忧了，才知道什么是荣辱，廉洁让步的风气盛行，争讼也就少了，所以每三年就要考核官员的政绩。孔子说过：“如果有人重用我，一个月就能看到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显著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经过三次考核，升降官员，剩下的三年就用来享受丰收的成果，升迁一次叫“登”，两次升迁叫“平”，三次升迁叫“泰平”。这样算下来，二十七岁就能积累九年的粮食储备。然后，德行就能遍及天下，礼乐就能兴盛。所以说，“如果有圣明的君主，一定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仁爱和谐的境界”，就是这个道理。

周朝衰落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不遵守法度，随意加派徭役，政令失信，上下互相欺骗，公家的田地荒芜了。所以鲁宣公实行“初税亩”的政策，《春秋》对此进行了批评。这样一来，上面贪污，下面怨声载道，灾害频发，祸乱四起。

话说到了战国时期，大家越来越看重权势和武力，反而轻视仁义和道德，先想着怎么致富，然后再讲究礼仪。那时候，李悝给魏文侯出了个主意，说要好好规划土地利用。他建议，在一个方圆百里的地方，总共九万顷土地，先把山林、城镇和居住地去掉三分之一，剩下的六百万亩地用来耕种。如果认真耕种，每亩地能多收三升粮食；如果偷懒，那也一样会少收三升。方圆百里土地的增减，就能影响到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的收成。

他还说：粮食价格太高，老百姓受不了；粮食价格太低，农民没积极性。老百姓受苦了，就会四散逃亡；农民没动力了，国家就穷了。所以，粮食价格过高和过低，危害是一样的。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让老百姓不受苦，并且鼓励农民努力耕作。现在，一个壮劳力要养活一家五口，耕种一百亩地，每亩地收一石半粮食，一年下来总共收一百五十石。扣除十一税，也就是十五石，还剩下一百三十五石。一家五口人，每人每月吃一石半粮食，一年下来要吃九十石，还剩下四十五石。四十五石粮食，能换一千三百五十文钱。除去祭祀社稷、庆祝丰收的费用三百文，还剩下一千零五十文。一家五口人，每人每年要花三百文买衣服，一共要花一千五百文，还差四百五十文。这还没算上生病、死亡的开销，以及其他的赋税呢！这就是农民总是穷困潦倒，没有积极性耕种的原因，也是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所以，要想稳定粮食价格，就得仔细观察每年的收成好坏。丰收年，每亩地能收四石，多余的粮食可以储存四百石；中等收成，每亩地能收三石，多余的粮食可以储存三百石；歉收年，每亩地能收两石，多余的粮食可以储存一百石。如果轻微歉收，就拿出储存的一百石粮食；中等歉收，就拿出储存的三百石粮食；严重歉收，就拿出储存的四百石粮食来卖。这样，即使遇到饥荒旱涝，粮食价格也不会太高，老百姓也不会流离失所，用丰年的余粮来补给歉年的不足。魏国采用了这个方法，国家因此变得富强起来。

秦孝公重用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开通了田间小路，大力推行耕战奖励政策。虽然这并非古代的治国之道，但因为重视农业和军事，所以国家强盛，让邻国都害怕，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可是，国家的法度也因此被破坏了，等级制度混乱，失去了标准。有钱的人家积攒了巨额财富，穷人却只能吃糠咽菜；强大的国家兼并了大片土地，弱小的国家则失去了自己的国土。到了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国内大兴土木，对外征讨异族，收取了大量的赋税，征发大量的戍卒。男人辛辛苦苦耕田，粮食还不够交税；女人拼命纺织，衣服也不够穿。把全国的钱财都拿去供养政府，还满足不了秦始皇的欲望。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起义。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秦朝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诸侯纷纷起兵，老百姓失去了土地和工作，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石米要五千钱，人们互相残杀，饿死的人超过一半。刘邦只好允许老百姓卖掉自己的孩子，到蜀地和汉中去讨生活。天下平定后，百姓家徒四壁，连皇帝都凑不齐好马，大臣们有的还坐牛车呢！于是刘邦简化法律，减少禁令，减轻田赋，实行十五税一，规范官吏的俸禄，控制官府的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山川、园林、市场等地的租税收入，从皇帝到诸侯的汤沐邑，都各自用于私人的供养，不再上缴国库。从关东运送粮食到首都，每年也不超过几十万石。孝惠帝和高后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文帝即位后，亲自倡导节俭，一心想着让百姓安居乐业。

当时，因为经历过战国时期动乱，老百姓都抛弃农业，投机倒把，热衷于经商。贾谊就劝文帝说：

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吃不饱，还能治理好天下？自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人不耕田，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人生在世，时间有限，如果挥霍浪费，那资源一定会枯竭。古代治理天下，细致入微，所以国家储备充足，可以依靠。现在却本末倒置，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太多，这是天下的大祸害；奢侈浪费的风气，一天天加重，这是天下的大负担。残害百姓的事情公然进行，没有人阻止；国家大事将要败坏，没有人去拯救。生产粮食的人很少，而浪费粮食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富怎么能不崩溃呢！汉朝建立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国家和百姓的积蓄都少得可怜，令人痛心疾首。如果遇到天灾不降雨，老百姓就要忍饥挨饿；如果年成不好，百姓就要卖爵位、卖儿女了。这些情况我都听说过了，怎么会有天下如此危急，皇上却一点也不着急呢？！

世上有丰年也有歉年，这是自然规律，大禹、汤王都经历过。如果不幸遇到方圆几千里的大旱灾，国家拿什么去救济受灾的百姓呢？如果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几百万大军，国家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如果兵灾和旱灾同时发生，天下就会陷入困境，有勇力的人就会聚集起队伍互相攻击，那些劳累的、年老的百姓就会互相残杀，甚至吃掉自己的骨肉。政治还没有完全理顺，远方那些本来就心怀疑虑的人就会纷纷起兵造反，等到惊慌失措地去镇压，恐怕就来不及了！

积蓄粮食和财富，是国家的大事。如果粮食充足，钱财富余，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可以用它来进攻，就能夺取土地；可以用它来防守，就能巩固疆土；可以用它来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可以用来怀柔敌人，招徕远方诸侯，还有什么人不能招致过来呢？现在应该把百姓赶回农村务农，让他们都从事农业生产，让天下人都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让那些从事末业和游手好闲的人转而耕种土地，那么国家的储备就会充足，百姓也会安居乐业。完全可以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宁，却偏偏搞成这样，我替皇上感到惋惜啊！

于是皇上被这些话感动了，开始开垦皇家田地，亲自耕种来鼓励百姓。晁错又对皇上说：

老百姓不挨冻受饿，可不是因为皇帝亲自下地耕种、织布做衣裳啊，而是因为皇帝给他们创造了致富的条件。所以说，尧、禹时期九年大水，商汤时期七年大旱，国家都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提前储备了大量的物资。现在全国统一了，土地和人口比尧、禹时代还多，而且好几年都没发生什么大的水旱灾害，可为什么物资储备还是不够呢？原因是：还有很多肥沃的土地没开垦，山川湖泊的资源还没完全利用起来，还有很多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老百姓穷了，就会滋生各种坏事。穷是因为缺东西，缺东西是因为不务农，不务农就土地不归属，土地不归属就容易背井离乡，老百姓就像鸟兽一样四处乱跑，就算城墙再高、护城河再深、法律再严厉、刑罚再残酷，也管不住他们！

寒冷需要衣服御寒，这可不是说衣服非得轻柔温暖才行；饥饿需要食物充饥，这也不是说食物非得山珍海味不可。一旦又冷又饿，人什么廉耻都顾不上了。人啊，一天不吃东西就饿，一年不穿新衣裳就冷。肚子饿了没东西吃，身上冷了没衣服穿，就算慈爱的父亲也保不住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是皇帝呢？他怎么能管好他的子民呢？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总是鼓励老百姓务农种桑，减轻赋税，广积粮草，充实仓库，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才能真正拥有百姓。

老百姓就像牲畜一样，需要统治者去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跑，根本不管其他。那些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大家都觉得它们珍贵，是因为统治者需要它们啊。这些东西体积小，容易保存，用好了可以解决全国的饥寒问题。可现在的问题是，让臣子很容易背叛君主，老百姓也容易背井离乡，小偷强盗因此更加猖獗，逃亡的人也更容易得到资助。粮食布匹这些东西，需要土地、时间和人力才能生产出来，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几石粮食的重量，普通人也扛不动，所以不会被坏人轻易利用，也无法让人一天就饿死冻死。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财宝。

现在一个农民一家五口，至少得有两个人出去干活，就算能耕种的土地也就一百亩左右，一百亩地收成顶多一百石粮食。春天耕地，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储存，还得砍柴，应付各种官府事务，服徭役；春天躲不开风尘，夏天躲不开酷暑，秋天躲不开阴雨，冬天躲不开寒冷，一年四季没一天能休息；还要顺便帮忙送来送去，参加丧葬问候病人，养育孤儿寡母，这些事都得管。这么辛苦，还得面临水旱灾害，还要受那些苛刻的政令、暴政的压迫，赋税没个准时，今天下个命令明天就改。那些有钱人呢，东西卖的时候压低价格，借钱给穷人利息却翻倍，所以就有人卖田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来还债了。而那些大商人呢，存钱就能赚取高额利息，小商人就整天坐着买卖，靠着投机取巧发财，每天在城里转悠，抓住机会就狠狠地宰人，卖东西的价格至少翻倍。所以他们家男人不用耕地，女人不用织布，穿的都是好衣服，吃的都是山珍海味；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赚取成千上万的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就能和达官贵人勾结，巴结那些当官的，互相利用；成天在各地游玩，车马络绎不绝，骑着好马，穿着绫罗绸缎。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啊。

这农民一家五口，至少得两个人出去干活，耕种的土地也就一百亩左右，收成最多一百石粮食。一年四季，从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还得砍柴，应付官府事务，服徭役，没一天能休息，还得操心家里的事，比如送礼问候，照顾孤儿寡母等等。这么辛苦，还要担心水旱灾害，还要受政令的压迫，赋税不稳定，今天一个命令，明天又变了。有钱人呢，卖东西压价，借钱却要高利息，很多人只能卖田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来还债。而那些大商人，存钱就能赚大钱，小商人靠投机取巧，整天在城里倒买倒卖，赚取暴利。他们家男人不用耕地，女人不用织布，穿得好，吃得好，没农民的辛苦，却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了，就结交权贵，互相利用，到处游玩，享受荣华富贵。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

现在法律看不起商人，可商人已经很富有了；重视农民，农民却很穷。所以，社会上看重的，朝廷反而看轻；官府看不起的，法律却很重视。上下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喜好也互相冲突，还想让国家富强、法令有效，根本不可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都务农。要让老百姓务农，就得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就是让老百姓用粮食来作为奖赏和处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老百姓把粮食交给官府，可以用粮食换取爵位，可以用粮食抵罪。这样一来，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有了去处。那些能用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有余粮的人；从富裕的人那里收取粮食，来满足朝廷的需要，那么穷人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的好政策。顺应民心，好处有三：一是朝廷的粮食供应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现在规定，谁家有车马和一匹马，就要多服三年兵役。车马是国家的军事力量，所以要多服兵役。神农氏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城墙，一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士兵，但粮食没有了，也守不住。”从这个角度来看，粮食是君主的大事，是治国的根本。现在规定，用粮食换取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需要多服一年兵役，这和拥有车马的人多服兵役相比，差距太大了。爵位，是皇上赏赐的，一句话就能给你，也能一句话收回；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大地上，取之不尽。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责，是人人都非常渴望的。如果让全国人民把粮食运到边关，用粮食换取爵位和免除罪责，不用三年，边关的粮食就一定很多了。

现在法律瞧不起商人，但商人已经很富有了；重视农民，可农民却穷得很。所以，社会上重视的，朝廷反而看轻；官府看不起的，法律却很重视。这上下矛盾，喜好冲突，还想国家富强，法令有效？做梦！当务之急，就是让大家好好种地。要大家种地，就得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就得用粮食来奖赏和惩罚。现在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交到官府，可以用粮食换爵位，抵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钱了，粮食也有了出路。能用粮食换爵位的人，都是富裕的人；从富人手里收粮食，满足朝廷需求，穷人的赋税就能减轻，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老百姓都得利。这顺应民心，好处有三：一是朝廷粮食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农业生产得到鼓励。现在规定，谁家有车马和一匹马，就得再服三年兵役。车马是国家的军事力量，所以要多服兵役。《神农本草经》里说：“就算有十仞高的城墙，一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大军，但粮食没有了，也守不住。”可见，粮食是君主的大事，是治国的根本。现在规定，用粮食换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多服一年兵役，这和拥有车马多服兵役相比，差距太大了。爵位是皇上给的，一句话的事儿；粮食是老百姓种的，取之不尽。高爵位和免罪，人人求之不得。如果全国人民都把粮食运到边关，换爵位免罪，不出三年，边关粮食就堆积如山了。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让老百姓把粮食运到边塞去，就能获得爵位。六百石粮食能封上造，往上依次递增，到四千石粮食就能封五大夫，一万二千石粮食就能封大庶长，爵位等级和粮食数量成正比。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您让天下百姓往边塞运粮换爵位，这是非常大的恩惠啊！只是我担心边塞士兵的粮食供应不足，会把全国的粮食都抽空了。如果边塞粮食够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往郡县运粮换爵位；如果够用一年以上，就可以暂时免除百姓的田租。这样一来，恩泽遍及万民，百姓就会更加努力耕种。即使遇到战争或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困苦，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如果年成好，百姓就会更加富裕快乐。”文帝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免除百姓十二年的一半田租。第二年，干脆就免除了百姓的田租。

过了十三年，到了汉景帝二年，朝廷规定百姓只上交一半田租，三十亩地只收一亩的税。后来，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了卖爵位的制度，但是降低了价格来吸引百姓，并且允许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向县官输送粮食来抵罪。朝廷开始大量饲养苑马，宫室、官署、车马也越来越多。但是景帝也多次告诫官员要以农业为重，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

从汉武帝初年算起，大约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发生大的战乱，除了遇到水旱灾害，百姓的生活都比较富足，各地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国库里也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京城里的钱财堆积如山，多得数不清，铜钱都腐朽了；太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溢出来堆放在外面，很多都腐烂变质了，不能吃了。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马，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成群的牲畜，甚至连母马都多到用不上了。守城门的官吏吃着精米细粮，做官的子孙满堂，当官的都把官职当作家族的姓氏。人人珍惜自己的名声，不敢轻易犯法，都争先恐后地做好事，避免遭受羞辱。

于是，天下太平，百姓富裕，赋税充盈，甚至出现兼并土地的现象；豪强地主凭借武力在乡里横行霸道。皇室成员拥有大量的土地，公卿大夫以下都争相奢侈，房屋、车马、服饰都僭越了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话说后来，朝廷忙着处理对外关系和搞各种建设项目，各种开支都增加了，老百姓都顾不上种地了。董仲舒就对皇上说：“《春秋》里记载的，一般不记录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但如果麦子和稻子歉收了，它就会记载。这说明圣人最重视麦子和稻子啊！现在关中地区老百姓不太喜欢种麦子，这可是违背了《春秋》里记载的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则，也减少了老百姓的粮食啊！希望陛下下令给大司农，让关中百姓多种点麦子，别耽误了农时。”他又说：“古代向老百姓收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容易交；徭役不超过三天，老百姓也轻松应付。老百姓的钱财，足够养老尽孝，足够交税，足够养家糊口，所以老百姓都高兴。秦朝就不一样了，用了商鞅的法令，改变了历代帝王的制度，取消了井田制，允许土地买卖，有钱人地连成片，穷人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而且还垄断了水利资源和山林资源，奢侈浪费，互相攀比；地方官像国君一样尊贵，老百姓像公侯一样富有，老百姓能不穷困吗？而且还强迫老百姓一年当兵一年服徭役，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对盐铁的专卖，也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有的老百姓给地主种地，要交五成税。所以穷人常常穿着牛马的皮衣，吃着猪狗的剩饭。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滥用刑罚，老百姓活不下去，逃到山林里，变成了盗贼，犯了罪戴着枷锁的犯人遍地都是，每年判决的案件数以千万计。汉朝建立后，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古代的井田制很难一下子实行，但应该向古代制度靠拢，限制土地兼并，解决老百姓缺地的问题，堵住兼并土地的漏洞。盐铁应该还给老百姓。取消奴婢制度，去掉专制暴虐的威风。减少赋税，减轻徭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董仲舒死后，国家开支越来越大，全国都穷困潦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汉武帝晚年，后悔当初发动那么多战争，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然后下了一道圣旨，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农业！” 他任命赵过做搜粟都尉，专门负责解决粮食问题。

赵过很擅长一种叫做“代田”的耕作方法，一亩地能开三条田埂。为啥叫“代田”呢？因为这是古代就有的方法，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相传，后稷最早发明了这种耕作方法，用两把犁组成一组，每条田埂宽一尺，深一尺，长则贯穿整块地。一亩地开三条田埂，一个人一年能开三百条田埂，然后把种子播种在田埂上。等苗子长出叶子后，就慢慢地除掉田埂上的杂草，顺便把泥土培到苗根上，让根部更稳固。《诗经》里就写过：“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芸”就是除草，“芓”就是培土。意思是说，苗子渐渐长大，每次除草都顺便培土。等到盛夏时节，田埂上的杂草除尽了，根部也扎得很深，既不怕风吹，也不怕旱灾，所以庄稼才能长得茂盛。

赵过改进的耕作工具也都很方便好用。他规定，十二个人一起耕种一块地，配备一口井和一间房子，这样每人平均耕种五顷地。他们用的是耦犁，两头牛，三个人操作，一年下来，每亩地的收成至少比普通的田地多一斛以上，好的能翻倍。赵过还让太常寺、三辅地区的大农官，配备精巧的农具和专门的人手，来制作农具。然后，他又让各地二千石官派令长、三老、以及那些擅长耕种的农民和村里的老人，学习使用这些新农具，学习先进的耕种技术。

有些农民抱怨牛太少，没办法去水田耕作，于是平都令光向赵过建议用人力拉犁。赵过就上奏朝廷，把光推荐为丞，让老百姓互相帮助，一起用人力拉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耕种三十亩地，人少的时候也能耕种十三亩地。因此，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赵过还在离宫附近用宫里的士兵试验这种耕作方法，结果发现收成都比周围的田地高，每亩地都能收获一斛以上的粮食。他还下令在三辅地区推广这种耕作方法，并且推广到边郡和居延城。此后，边塞地区、河东、弘农、三辅、太常等地的百姓都开始采用代田法，省力不少，粮食产量也大幅提高了。

昭帝时候，流民慢慢地都回去了，田地也越开越多，老百姓手里也攒下了一些钱。

宣帝当了皇帝以后，选官吏都选那些贤能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年年丰收，粮食便宜到一石才五钱，农民赚的钱少。那时候，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特别擅长算计，很会琢磨那些利害关系，皇上很看重他。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说：“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年从关东运送四百万斛粮食到京城，需要六万人干活。现在应该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这些郡县收购粮食，足够供应京城，这样就能省掉一半以上的关东运粮的劳动力。”他还建议把海盐的租税增加三倍，皇上都听了他的。

御史大夫萧望之就上奏说：“以前御史属官徐宫的家在东莱，他说以前增加海盐租税，海里就出不了鱼了。老人们都说，武帝的时候，官府自己去捕鱼，海里就出不了鱼，后来把捕鱼权还给老百姓，鱼就又出来了。这阴阳变化，万物相生相克，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现在耿寿昌想在关内收购粮食，还要修建仓库、造船，要花两万多万钱，这么大动干戈，恐怕会引起旱灾，老百姓要遭殃。耿寿昌只会算计那些蝇头小利，他那种深谋远虑的能力，实在是不够格，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比较好。”皇上没听他的。结果运粮的事儿还真方便了，耿寿昌接着又建议在边郡都修建仓库，粮食便宜的时候多买，让农民有利可图；粮食贵的时候再卖出去，这就是常平仓。老百姓觉得挺方便的，皇上就下诏书，封耿寿昌为关内侯。而蔡癸因为擅长农业，劝导各地发展农业，官做到很大。

元帝当了皇帝，天下大水，关东十一个郡受灾最严重。过了两年，齐地闹饥荒，粮食贵到一石三百多钱，很多人饿死了，琅邪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朝中那些读书人，大多都说盐铁官营、北假田官营、常平仓这些机构应该取消，别跟老百姓抢钱。皇上听了他们的意见，都取消了。他还取消了建章宫、甘泉宫的守卫，还有角抵戏班子、齐三服官这些机构，把皇家的园林分给穷人，减少诸侯王的庙宇守卫兵力一半。他还减少了关中驻军五百人，把粮食拿去救济穷人。后来，国家财政不够用了，就只恢复了盐铁官营。

汉成帝当政的时候，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大家都觉得很安逸，可实际上社会风气奢靡，根本没人想着要储备粮食。永始二年，梁国和平原郡连续几年遭遇水灾，闹到人吃人的地步，当地刺史、太守、县令都被免职了。

唉，真是惨啊！这年头，灾害一来，老百姓就遭殃。

哀帝继位后，师丹辅佐他处理政事，就建议说：“古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先实行井田制，然后才能治理好天下。孝文帝继周朝灭亡、秦朝战乱之后，天下百废待兴，所以他大力推广农业，并且自己以身作则，提倡节俭。百姓这才逐渐富裕起来，也没有兼并土地的危害，所以对百姓的土地和奴婢数量没有限制。现在已经连续几代太平盛世了，有钱有势的官员和百姓家产动辄几百万，而穷苦百姓却越来越穷困。一般来说，君子治国，应该遵循旧制，轻易不要更改，但是如果要改，也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这件事还不好说，最好先稍微限制一下。”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又上奏说：“诸侯王、列侯们在国内都有封地。那些住在长安的列侯，公主们在县里的封地，以及关内侯、官员和百姓的土地，都不要超过三十顷。请允许诸侯王拥有二百个奴婢，列侯和公主一百个，关内侯、官员和百姓三十个。限期三年完成，违反者没收财产。”可是当时土地、房屋、奴婢的价格都比较低，丁傅（指宦官）当权，董贤又权倾朝野，这些措施都不太方便实行。皇帝下诏说：“先等等看吧”，结果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皇宫、苑囿、府库里的财物已经非常奢华了，百姓的财富虽然比不上文景之治时期，但是全国人口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哎，这政策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说到底，还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皇帝死了，王莽当了摄政王，后来干脆篡了位。那时候汉朝继承了之前的太平盛世，匈奴都来称臣纳贡，南方少数民族也俯首称臣，全国各地交通便利，四海之内都成了汉朝的子民，国库充盈，百官富足，天下一片太平。可王莽一点也不满足，觉得汉朝的制度太宽松了，不够严谨。

汉宣帝以前还给匈奴单于赐了和天子一样的印玺，西南夷的句町也称王。王莽就派人把单于的印玺换了，还把句町王降为了侯爵。匈奴和句町一下子就生气了，开始侵犯边境。王莽就兴兵讨伐，调集了三十万大军，想同时从十个方向出兵，一举消灭匈奴；他还动员全国的囚犯、壮丁和士兵运输武器装备，从海边、长江、淮河一直运到北方边境，使者们四处奔走催促，全国都乱成一锅粥了。他还想效仿古代，不顾实际情况，大肆改动州郡设置，改换官职，还下令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亩地只收一亩的税，但还有各种附加税，那些残疾人都得纳税，有钱人却侵占土地，强占田地，名义上是收取三十亩地的税，实际上收的是五亩地的税。富人因此骄横作恶，穷人因此铤而走险，都犯了法，刑罚一点也不轻。现在我把全国的土地改名叫‘王田’，奴婢改名叫‘私属’，都不许买卖。如果一个男子人口不满八口，而土地超过一井（面积单位）的，就要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他的九族和乡里。”违反命令的，就要处死。新制度又很不稳定，官吏们借机作恶，天下人心惶惶，被处罚的人越来越多。

过了三年，王莽发现老百姓怨声载道，就下令允许买卖王田和私属，不再追究之前的违法行为。但是严厉的刑罚还在，其他的政策也乱七八糟。边境驻扎的二十多万士兵都靠朝廷供应粮食，军费不足，朝廷就不断加税，老百姓更加贫困了。经常闹旱灾，没有一年是丰收的，粮食价格飞涨。

话说到了王莽末年，到处都是盗贼，政府派兵去打，可是那些将领和官员却都松懈得很，根本不管事。北方和青州、徐州那边，老百姓都饿到吃人了，洛阳以东，一石米要卖到两千钱！ 王莽就派了三公九卿还有将军们，把东边所有的粮仓都打开，救济那些穷苦的人，还派了好多大夫和谒者去教老百姓用树木煮成酪来吃。结果这树木酪根本不好吃，白忙活一场，还添乱。

逃荒进关的人，足足有几十万人，政府专门设立了机构来供养他们，结果那些官吏又偷仓库里的粮食，饿死冻死的人，十个里头七八个！王莽觉得脸上挂不住，自己当政搞成这样，就下了一道诏书，唉声叹气地说：“我赶上了‘阳九’之厄，又碰上了‘百六’之难，又是干旱，又是霜冻，又是蝗灾，灾荒接连不断，蛮夷还来侵犯，盗贼横行，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心里真是难过啊！这糟糕的局面快要结束了！” 他每年都这么说，一直说到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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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汉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5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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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啊，女人天生就长得好看，心地善良，聪明又精明，是世间最灵秀的生物了。她没有锋利的爪牙去满足口腹之欲，也没有强健的四肢去躲避危险，更没有羽毛来抵御寒暑，所以必须依靠外物来生存，靠着仁义智慧而不是蛮力，这就是她之所以珍贵的缘故。所以说，如果不仁爱，就不能团结众人；不能团结众人，就不能战胜外物；不能战胜外物，就无法生存。要是团结了但资源不足，争斗的心思就会滋生。那些圣人，一开始就以敬让博爱为先，大家的心就都服气了，愿意追随她。追随她而形成群体，这就是君主；大家归顺她，这就是王者。《洪范》里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王。”圣人根据这个道理来给君主下定义，说君主如同父母，阐明了仁爱、德行、谦让是王道的根本。爱需要敬重才能持久，德行需要威严才能长久，所以才制定礼仪来崇尚敬重，设立刑法来彰显威严。

圣人既然具备明智的天性，就一定能通晓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才制定礼仪、创造教化、立法设刑，一切都是为了顺应民心，效法天象地势。所以说，先王制定礼仪，“是效法天地的光明，顺应地势的特性”啊。刑罚和监狱，效法天上的雷电和杀戮；温情慈爱、恩惠和谐，效法天地的生生不息。《尚书》里说“天有它的秩序和礼仪”，“天会惩罚有罪的人”。所以圣人根据天的秩序制定了五礼，根据天的惩罚制定了五刑。最大的刑罚是用刀兵，其次是用斧钺；中等刑罚是用刀锯，其次是用钻凿；最轻的刑罚是用鞭打。重罪犯在旷野处决，轻罪犯在市集处决，这刑罚的由来，都是从上天那里来的。

黄帝打赢了涿鹿之战，解决了火灾的问题；颛顼处理了共工的叛乱，平息了水患。到了唐尧虞舜时期，天下太平到极点，可还是得处理共工、放勋、三苗的叛乱，还要杀死鲧，这才让天下臣服。夏朝的时候，还有甘誓那样的战争，商朝和周朝都是靠打仗平定天下的。

天下安定下来后，就收起刀枪，开始用文化和道德教化百姓，但同时还要保留司马这样的官职，设置军队，并且根据井田制来征收赋税。一里地为一个井田，十个井田为一通，十个通为一成，一成是十里见方；十个成是一终，十个终是一同，一同是百里见方；十个同为一封，十个封为一畿，一畿是千里见方。 国家有税收和赋税两种，税收用来保证百姓有饭吃，赋税用来养兵。所以，四个井田组成一个邑，四个邑组成一个丘。一个丘有十六个井田，配备一匹战马，三头牛。四个丘组成一个甸，一个甸有六十四个井田，配备四匹战马，一辆战车，十二头牛，三个甲士，七十二个士兵，武器装备齐全，这就是所谓的“乘马之法”。

一个同（百里见方）有万个井田，除去山川河流、城池、住宅、园林、道路等，还剩下三千六百个井田，可以征收六千四百个井田的赋税，相当于四百匹战马，一百辆战车，这是卿大夫领地规模最大的情况，被称为“百乘之家”。一个封（三百一十六里见方）有十万个井田，可以征收六万四千个井田的赋税，相当于四千匹战马，一千辆战车，这是诸侯领地规模最大的情况，被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管辖的畿内是千里见方，有百万个井田，可以征收六十四万个井田的赋税，相当于四万匹战马，一万辆战车，所以被称为“万乘之主”。

战马、车辆、武器装备都准备好了，春天就带兵巡查，夏天就出兵平叛，秋天就操练军队，冬天就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些都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五个国家组成一个属，属有属长；十个国家组成一个连，连有帅；三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个国家组成一个州，州有牧。连的军队每年都要检查车辆，卒的军队每三年要检查士兵，各个州的军队每五年要进行大规模的车辆和士兵的检查，这就是古代帝王建立国家，拥有强大军队的大致策略。

周朝的制度衰败了，法令也废弛了，直到齐桓公启用管仲，国家才富强百姓才安居乐业。齐桓公问管仲带兵打仗的策略，管仲说：“您要是想整顿军队，修整武器装备，大国也会这么做，而小国如果只是准备这些，很难迅速达到目的。” 所以管仲就先治理好国内事务，然后把军队的纪律融入到其中。这样一来，军队在乡里就井然有序，军队的管理也遍及郊外。他把士兵们编成十人、五人一组，让他们住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祸福相依。所以，夜战时他们互相呼应，白天作战时他们互相照应，无论情况紧急还是缓和，都能互相帮助，赴汤蹈火。等军队训练有素了，齐桓公就对外征讨夷狄，对内尊崇天子，从而安定了天下诸侯。

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继之，他也先安定百姓，制定了被庐（一种民兵制度）的法令，统率诸侯，轮流担任盟主。但是，他的礼仪制度已经相当僭越，而且常常为了追求快速成功而采取权宜之计，所以没能完全遵循周王的制度。在齐桓公和晋文公之后，诸侯国逐渐衰落，到了鲁成公的时候，开始用丘甲（一种征兵制度），哀公的时候又用田赋征税，搜捕、狩猎、治兵、大阅这些事情都失去了原来的规矩。《春秋》记载了这些事情并加以批评，以此来维护王道。 于是战争频繁发生，百姓疲惫不堪，没有了为了国家赴汤蹈火的精神。孔子对此感到痛心，说：“不教百姓打仗，就等于抛弃了他们。”所以他夸奖子路说：“由啊，一个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国家，你可以让他管理赋税。”而子路也说：“一个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还要面临战争和饥荒，如果让我来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百姓有勇气，并且懂得规矩。” 这指的是管理赋税、军队，并用礼仪教化百姓。

春秋战国时期，小国家被吞并，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各国开始重视军事演习，把它当作娱乐和炫耀实力的一种方式。秦国更是把角抵（一种古代的摔跤比赛）改名换姓，弄得先王的礼仪全都被淫乐给淹没了。

那时候，很多杰出的军事家，都抓住机会，运用权谋策略，互相倾轧。像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他们都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战绩，留下了很多兵法著作。那个时候，各国之间合纵连衡，互相攻伐，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霸天下。齐湣王靠的是精湛的武艺，魏惠王靠的是强大的武卒，秦昭王靠的是锐利的士兵，都取得过胜利。

当时，大家都在争夺利益，那些兵法家都把孙武、吴起奉为祖师爷。只有孙卿先生看透了王道的真谛，他批评说：“孙武、吴起他们，是追逐利益，崇尚权谋诡计；他们把这些用到那些暴乱昏庸的国家里，君臣之间有隔阂，上下离心，政治策略不好，所以才能用诡计去取胜。如果一个仁义的君主在位，百姓都拥戴他，就像儿女保护父母兄弟一样，如同手足保护头目一样，那还有什么能战胜他呢？邻国看到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亲密，像椒兰一样芬芳，他们看到我们的君主，就像看到仇敌一样害怕。老百姓怎么可能去攻打他们喜欢的东西，而攻打他们讨厌的东西呢？所以，用暴君去对付暴君，或许还有胜负之分；用暴君去欺骗圣人，就像鸡蛋碰石头，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呢？《诗经》里说：‘武王举起旗帜，虔诚地拿着钺，像火一样威猛，没有人敢阻挡。’这说明，用仁义来安抚百姓的人，天下无敌啊！”

齐国的那些武艺，得到一个首级就能得到赏赐，对付小敌人，还可以偷袭一下；对付强大的敌人，就完全不行了。这是亡国的军队啊！魏国的武卒，穿着三层铠甲，拿着能射穿十二石厚的弩，背着五十支箭，戈放在上面，戴着头盔，穿着铠甲，佩着宝剑，带着三天的粮食，一天能行军一百里，打胜仗了就恢复他们的户籍，让他们拥有田宅。这样一来，虽然地广人多，但赋税必然减少，他们的体力几年后就会衰退。这是危险的军队啊！秦国的人民生活困苦，统治者对人民非常残酷。用强权来威胁他们，用贫困来压迫他们，用赏赐来引诱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让老百姓为了利益而效忠统治者，不打仗就没有办法生存。功劳和赏赐不断增加，五个士兵为首，隶属于五个家庭，这样就有了明确的责任制，所以秦国才能四世称雄天下。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功劳和利益的军队，是庸俗的买卖行为，没有安定的制度和节制的道理。所以，虽然地广兵强，却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天下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

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是进入敌国领地后，还能保持纪律。但是，他们还没有以仁义为根本。所以，齐国的武艺对付不了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对付不了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对付不了桓公、文公的军队，桓公、文公的军队对付不了汤王、武王的仁义之师。

古人说：“善于用兵的，不用摆出阵势就能制服敌人；善于摆阵的，不用交战就能取胜；善于交战的，不会被打败；善于应付失败的，不会灭亡。” 你看舜帝治理天下，任用咎繇当大臣，虽然当时有“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这样的乱象，却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这就是善于用兵，不用摆出阵势的例子。

汤王和武王征伐的时候，虽然摆开了阵势，号召了军队，但最终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桀和纣，这就是善于摆阵，不用交战就能取胜的例子。齐桓公南边征服了强大的楚国，让楚国向周朝进贡；北边讨伐了山戎，为燕国开辟了道路，他拯救危亡，继承断绝的国家，功劳最大，成为诸侯之首，这就是善于交战，不会被打败的例子。

楚昭王遭遇吴王阖庐的侵略，国家灭亡，他逃亡在外，百姓都来送他。昭王说：“父老乡亲都回来了！还怕没有国君吗？”父老们说：“有您这样的贤明国君啊！”大家一起跟着他。有些人四处奔走，跑到秦国去哭着请求救援，秦国因此出兵。两国合力，打败了吴军，昭王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善于应付失败，不会灭亡的例子。

秦国凭借四代人的胜利，占据着险要的地势，又任用白起、王翦这些凶狠残暴的人，他们像豺狼一样凶猛，攻城略地，最终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是，他们穷兵黩武，手段极其残忍，百姓不服，士兵也怨恨他们，最终像暴风骤雨一样，天下大乱，秦国也灭亡了。这就是失败的下场。总而言之，用兵是为了保卫国家，拯救危难，除掉祸害。所以伊尹、吕尚这样的将领，他们的子孙都能建立国家，和商朝、周朝并立。

到了后来，那些只知道使用欺诈和武力，满足贪婪和残暴的人，他们攻城杀人，城里堆满了尸体；争夺土地，田野里也尸横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虽然在战场上杀敌无数，最终却都身死国灭，报应来得很快，这就是因果报应啊。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凭借自己的英勇和仁德，聚集了众多的英雄豪杰，消灭了秦朝和项羽。他任用萧何、曹参这样的文臣，采用张良、陈平这样的谋士，发挥郦商这样的辩才，制定了叔孙通这样的礼仪制度，文治武功，都做得很好。天下统一后，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在郡国设置材官，京师也驻扎着南北两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平定了南越，又在国内增加了七个军校，在外面还有楼船，军队都定期操练，加强军事准备。到了汉元帝时期，采纳了贡禹的建议，取消了角抵之类的活动，但是并没有真正整顿军队，加强军事训练。

老话说得好：“老天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老百姓都得用上，缺一样都不行，谁又能把战争给取消掉呢？” 家里的鞭子不能不用，国家的刑罚不能废除，天下的征伐也不能停止。 用这些东西得讲究个轻重缓急，做这些事也得讲究个顺逆。孔子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仁政啊，是帝王最好的工具；武力啊，是仁政的辅助。 仁政的影响力越深远，武力就能征服得越多；仁政施行的范围越广，武力就能控制得越广。 上古三代的盛世，刑罚很少用到，战争也几乎没有，那是因为他们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是帝王的最高成就。

周朝的法律，根据国家的情况制定了三种刑法来治理国家，分别针对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治理新建立的国家，用比较轻的刑罚；第二种，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等程度的刑罚；第三种，治理混乱的国家，用比较重的刑罚。五种刑罚：黥刑（脸上刺字）五百条，劓刑（割鼻子）五百条，宫刑（宫刑）五百条，刖刑（砍脚）五百条，死刑五百条，这就是治理太平国家用的中等刑罚。凡是杀人犯，就把他扔到集市上示众；黥刑犯，让他看守城门；劓刑犯，让他看守关隘；宫刑犯，让他看守宫殿；刖刑犯，让他看守园林；没有受过刑罚的人，让他看守仓库。他们的奴隶，男人做苦役，女人舂米。有爵位的人、七十岁以上的人、以及未成年人都不会成为奴隶。

周朝的国力衰弱之后，穆王昏庸荒淫，就让甫侯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新的刑法，来治理国家。黥刑相关的有一千条，劓刑相关的有一千条，髌刑（挖掉膝盖骨）相关的有五百条，宫刑相关的有三百条，死刑相关的有两百条。五种刑罚加起来有三千条，比治理太平国家的中等刑罚五百条多得多，这就是治理混乱国家用的重刑。

春秋时期，天下不太平，王道衰败，教化没起到作用，郑国国相子产就铸造了刑书，用来制定法律条文。

晋国的叔向不同意，他说：“以前那些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都是靠制度来规范行为，而不是靠刑法来吓唬人。就算老百姓心里有争斗的念头，也很难完全禁止，所以啊，他们就用道德来引导，用政治来纠正，用礼仪来规范行为，用诚信来维护秩序，用仁爱来对待百姓；设立官职和爵位来鼓励他们努力，严厉的刑罚来震慑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即使这样还不够，还要教导他们忠诚，鼓励他们实践，教育他们做事，让他们和谐相处，用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他们，用刚正不阿的态度来裁决案件。即使这样，还需要圣明睿智的官员，明察秋毫的官吏，忠诚守信的长官，慈爱仁厚的老师。这样老百姓才能服从命令，社会才能安定，不会发生动乱。如果老百姓知道有法律条文可以作为依据，就不会忌惮上级，一旦有了争斗的心思，就拿着法律条文去打官司，侥幸地胜诉，那可就糟糕了！夏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禹刑，商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汤刑，周朝因为政治混乱而制定了九刑。这三种严厉的刑罚，都是出现在朝代衰败的时候。现在您担任郑国的国相，制定了这么严厉的刑罚，铸造了刑书，想要以此来安定百姓，这也太难了！《诗经》上说：‘仪式和刑法体现了文王的德行，日日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的典章制度，天下诸侯都信服。’如果这样，还需要刑法吗？老百姓一旦知道可以凭借法律条文去争斗，就会放弃礼仪，而依靠法律条文来解决问题。甚至连锥子刀子的尖端，都会有人去争夺，官司会越来越多，贿赂也会盛行。您这一辈子，郑国恐怕要完蛋了！”

子产回答说：“像您说的这些，我能力有限，做不到您说的那样，我只是想挽救一下这个时代而已。” 轻率的政治措施，从此以后就越来越多。孔子对此感到惋惜，说：“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规范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安定；如果只用政治手段来约束百姓，只用刑法来惩治百姓，百姓虽然表面上服从了，却失去了羞耻之心。” 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能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了。孟氏派阳肤担任士师，去向曾子请教，曾子也说：“上层社会失去了正确的道路，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能了解百姓的真实情况，就要同情怜悯他们，而不是幸灾乐祸。”

到了战国时期，韩昭侯任用申不害，秦国启用商鞅，他们都推行连坐法，制定了残酷的刑罚；增加了肉刑和死刑，有凿去头顶、抽取肋骨、镬煮等酷刑。

话说秦始皇，他统一了六国之后，就废除了先王的法律，取消了礼乐教化的官职，只靠刑罚来统治，自己亲自处理文书，白天审判案件，晚上批阅奏章，每天处理的公务多得像堆积如山的石头一样。结果呢，奸邪之徒越来越多，穿红色囚衣的犯人堵塞了道路，监狱多得像集市一样，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起义，推翻了他的统治。

汉朝建立后，刘邦刚进关中，就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者都要受到惩罚。他简化了繁琐苛刻的法令，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可是后来，四夷还没完全归顺，战争也没完全结束，“约法三章”不足以治理奸邪，于是萧何就参考秦朝的法律，从中选择一些适合当时情况的条文，制定了九章律。

到了汉惠帝和汉高后时期，老百姓刚刚摆脱了秦朝的残酷统治，大家都希望能安居乐业，孝敬父母长辈。萧何、曹参当宰相，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顺应民心，不扰民，所以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刑罚的使用也越来越少。

汉文帝继位后，他勤政修德，鼓励发展农业和桑蚕业，减轻了赋税。当时的将相都是跟随他打天下的老功臣，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忠厚老实，吸取了秦朝暴政的教训，议事时都主张宽厚仁慈，不愿轻易指责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传遍天下，互相告密的现象减少了。官员安于本职，百姓安居乐业，家家户户的积蓄一年比一年多，人口也逐渐增加。社会风气淳厚，法令宽松。文帝还选拔张释之担任廷尉，对有疑问的案件都倾向于轻判，所以刑罚大大减少，甚至出现了一年只判决四百多件案件的情况，这在当时可是非常难得的。

话说齐太仓令淳于公，当了十三年的官，结果犯了罪，要被处罚，朝廷下令把他抓到长安的监狱里。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眼看着就要被抓走了，他气得骂自己的女儿们：“生了这么多闺女，没生个儿子，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

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到这话心里很难过，哭得稀里哗啦的，跟着父亲一起去了长安。到了长安，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父亲以前做官，在齐国大家都说他清正廉洁，现在却因为犯法要受刑。我心里难受啊，人死了就活不过来了，受了刑也回不去了，就算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机会了。我愿意自己当官的奴婢，来赎回我父亲的罪，让他有机会重新做人。”

皇帝看了缇萦的信，被她孝顺的行为感动了，就下了一道命令：“告诉御史：我听说啊，远古时候的有虞氏，只是用不同的帽子和衣服来区分罪犯，百姓就不敢犯法了，这治理得多好啊！现在法律里还有三种肉刑，可是坏事还是层出不穷，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德行不够，教化不明啊？我真是太惭愧了！古人说教化百姓不到位，百姓就会犯错，《诗经》里说：‘仁慈宽厚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犯了错，还没来得及教导就先施以刑罚，有些人想改过自新，却没机会了，我实在可怜他们啊！那些刑罚，砍手砍脚，割肉刻皮，一辈子都受罪，这也太残酷了，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哪里是做百姓父母的样子啊！所以，要取消肉刑，换成别的处罚；还要根据罪行的轻重，规定相应的刑罚，让犯人不能逃跑，服刑几年后就能释放。赶紧把这个命令定下来！”

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肉刑用来惩罚坏人，由来已久啊。陛下您下圣旨，同情那些犯了错的人，免除他们终身受刑，让他们有机会改过自新，这仁德之举，我们这些做臣子的都赶不上啊！所以我们建议修改法律：那些该受宫刑的，改成服苦役；该受黥刑（脸上刺字）的，也改成剃光头发、戴上脚镣服苦役；该受劓刑（割掉鼻子）的，改成打三百鞭；该处斩左趾的，改成打五百鞭；该处斩右趾的，以及那些杀人后主动自首的，还有官吏受贿枉法、贪污公款的，以及那些本来该处死，却又另加鞭刑的，都改判处死刑。犯人判决后，服苦役三年后，改做清理坟墓、舂米的工作。做这些工作一年后，成为奴隶。做奴隶一年后，恢复自由民身份。做奴隶满两年后，可以当个小官。当这个小官一年，或者做奴隶满两年，都可以恢复自由民身份。那些逃跑的或者罪行更严重的，这条新法令就不适用。以前那些服苦役但没被禁锢的，按照服役年限免除刑罚。我们冒死进言，请陛下批准。”皇帝说：“准奏！” 但是，表面上刑罚变轻了，实际上却更容易致人死命。该斩右趾的还是得死；该斩左趾的打五百鞭，该劓刑的打三百鞭，结果很多人还是死了。

景帝元年，皇帝下诏说：“加鞭刑跟重罪没什么区别，侥幸不死，也活不成人样。所以修改法律：五百鞭改成三百鞭，三百鞭改成二百鞭。”但监狱里情况还是没完全改善。到了景帝六年，皇帝又下诏说：“加鞭刑的，有时鞭子还没打完人就死了，朕实在很同情他们。所以把三百鞭减成二百鞭，二百鞭减成一百鞭。”又说：“鞭刑是为了教育他们，所以要规定好鞭子的规格。”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建议说：“鞭子长五尺，粗细一寸，用竹子做，鞭尾要薄到半寸，而且要磨平竹节。打的时候，打屁股。不能换人，打完一个罪名再换人。” 从此以后，受鞭刑的人能活下来了，但是那些残酷的官吏仍然拿鞭刑来吓唬人。死刑很重，而活刑又很轻，老百姓容易犯法。

汉武帝当政那会儿，对外打仗，取得了一些胜利，对内搞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老是征发徭役，百姓穷困潦倒，穷人犯了法，那些酷吏就一顿猛批，各种奸邪之事层出不穷。 然后就启用张汤、赵禹这些人，制定法律法规，搞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对那些牵涉到权贵的大案子拖着，对那些小案子就赶紧判了。结果呢，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钻法律的空子，互相攀比，法律法规越来越严密。 律令一共三百五十九章，死刑犯法条四百九条，具体罪名一千八百八十二项，判死刑的案件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奏章堆满了宫殿，官员都看不完。所以各地执行法律不统一，同样的罪行判罚不一样。那些奸诈的官吏就利用这个漏洞大肆敛财，想放谁就找人说情，想整谁就给他安上更重的罪名，老百姓都叫苦不迭。

宣帝在民间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乱象了。当了皇帝后，廷史路温舒上书，说秦朝灭亡的原因有十条，现在还有一条没解决，那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具体内容在《温舒传》里。宣帝很同情，就下诏说：“最近这些官吏执法，玩弄文字，越来越厉害，这是我的错。那些冤假错案，导致好人受罪，坏人逍遥法外，父子悲痛，我心里很难受。现在派廷史去各地审理案件，他们的俸禄不高，设立廷平官，秩六百石，四人。他们要公平处理案件，达到我的要求。”于是任命定国为廷尉，选拔黄霸等清廉正直的人为廷平官，秋天之后就开始审理案件。当时皇上经常在宣室殿斋戒后处理案件，狱政号称清明了。

这时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说：“圣明的君主设立谏官，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道德，而是为了防止自己骄傲自满；制定法律，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统治，而是为了防止国家衰败。现在陛下明察秋毫，就算不设廷平官，狱政也会清明；如果考虑到以后的皇帝，不如修改律令。律令简明易懂，老百姓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奸吏也没法钻空子了。现在不去解决根本问题，却设立廷平官来处理表面问题，如果政治腐败，皇上怠惰，廷平官就会滥用权力，成为祸乱的根源。”宣帝还没来得及修改律令。

元朝刚建立的时候，皇帝下诏说：“法律法规嘛，是为了压制暴行，扶助弱者，让人们不敢轻易违犯，又能轻易避免触犯。可是现在法律法规又多又乱，条文繁杂，连懂法律的人都搞不清楚，还想用它来约束所有老百姓，这怎么可能呢？应该讨论一下哪些法律法规可以废除或者减轻，然后上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

接着，到了元成宗河平年间，皇帝又下诏说：“《甫刑》里说‘五刑及其相关罪名有三千种，死刑及其相关处罚有二百种’，现在死刑相关的条例却有一千多条，法律法规繁杂冗长，字数超过百万，各种奇奇怪怪的请求和附带条款更是日益增多，就连熟悉法律的人也搞不明白，更别说让老百姓理解了！用这么复杂的法律来约束老百姓，导致无辜的人遭受冤枉，甚至丧命，这岂不是很悲哀吗？要让那些高级官员、博士以及精通法律法规的人一起讨论，看看怎么减少死刑，哪些法律法规可以废除或简化，让法律条文清晰易懂，然后上奏。书上不是说了吗？‘唯有刑罚要慎重啊！’大家要认真审核，一定要符合古代的法律精神，朕会仔细审查的。” 可是那些官员们，没有像仲山父那样有才能的人，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广泛宣扬皇恩，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出适合这个时代的法律，反而只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应付了事，敷衍了事。所以大的改革方案一直没有实施，直到现在。有些人说，法律不能频繁更改，这是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不懂事，他们怀疑堵塞了治理国家的道路，这是圣明英明的君主经常担忧的问题。所以，我简单地列举一下汉朝建立以来，法律法规逐渐完善，并结合古代和现代情况的例子。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虽然只有约法三章，但法律漏洞百出，就像筛子一样，连大鱼都能漏掉。但是死刑方面，却还有株连三族这种残酷的刑罚。法律规定：“要株连三族的人，都要先黥刑（在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斩断左右脚趾，然后用鞭子打死，砍下头颅，把尸体和骨头在集市上示众。” 如果犯了诽谤谩骂诅咒的罪，还要先割掉舌头。所以说这叫做“具五刑”。彭越、韩信这些人，都受到了这种残酷的惩罚。

到了汉高后元年，才废除了株连三族和妖言惑众的罪名。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又下令给丞相、太尉、御史说：“法律啊，是治理国家的准绳，用来禁止邪恶，保护善良的。现在那些犯法的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可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却因为牵连也被抓起来，我非常不赞成这样。你们来讨论一下吧。”

左丞相周勃和右丞相陈平上奏说：“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互相牵连被抓，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可能再次犯法。这种牵连株连的做法，由来已久了。我们愚钝的看法是，还是按照老规矩比较好。”

汉文帝又说：“我听说啊，法律公正，老百姓就老实；罪责明确，老百姓就服从。再说，教化百姓，引导他们向善，那是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做不到这一点，又用不正义的法律去惩罚他们，那法律反而会害了百姓，成了暴政。虽然我觉得这样做方便，但还是应该仔细考虑一下。”

周勃和陈平这才说：“陛下您能对天下百姓施加如此大的恩惠，让有罪的人不连累家人，无罪的人也不受牵连，这真是伟大的功德，我们做臣子的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遵照您的旨意，彻底废除了株连的法律和牵连罪的规定。”

后来，新垣平图谋造反，又重新实施了株连三族的大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社会风气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本性差不多，但习惯却大相径庭，这真是千真万确的。即使像汉文帝那样仁慈，周勃、陈平那样聪明，尚且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做出如此荒谬的论断，更何况那些庸碌无能、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呢？

《周礼》里规定了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这几种处理案件的办法。《周礼》原文在此，就不翻译了。简单来说，五听就是从各个方面仔细调查取证；八议就是考虑案犯的各种特殊身份和情况；三刺就是广泛收集各种信息；三宥就是对一些轻微过失可以宽恕；三赦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可以赦免。 至于具体怎么判刑，书上写着：罪行严重的戴脚镣手铐，中等罪行的戴脚镣，轻微罪行的只戴手铐；皇室成员戴手铐，有爵位的人戴脚镣，等等，总之要根据情况而定。

高祖刘邦七年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命令给御史，说：现在很多案件，官员们因为疑难不敢做决定，该判刑的拖着不判，不该判的也关着不放。从现在开始，县里的官吏遇到疑难案件，要请上级官员（二千石官）来裁决，二千石官要根据法律条文上报。他们也裁决不了的，就移交廷尉，廷尉也要上报。廷尉要是还裁决不了，就要详细写好奏章，说明依据什么法律条文，然后呈报上来。

皇上都这么说了，可下面的官吏还是不认真执行。所以，到了景帝五年，他又下了一道命令，说：那些疑难案件，即使符合法律条文，但让人心里觉得不妥的，也可以直接判决。结果，下面的官吏又开始钻法律的空子，还是不认真办事。到了汉武帝后元元年，他又下令说：审理案件可是件大事，人有聪明有愚笨，官也有大小之分。遇到疑难案件要认真裁决，即使已经裁决了，后来发现不对，裁决的人也不算错。

从那以后，司法审判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接近古代的“五听三宥”的原则。三年后，他又下令说：老年人和小孩，都是应该受到尊敬和怜悯的；那些孤寡老人，更应该受到同情。所以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还有怀孕未哺乳的妇女，以及那些犯了罪的老师和儒生，要宽大处理。

到了汉宣帝元康四年，他又下了一道命令，说：朕考虑到老年人年纪大了，牙齿都掉了，身体也衰弱了，他们也没什么反叛之心，可现在却因为一些法律条文而被关进监狱，不能善终，朕很同情他们。从现在开始，八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诬告或杀人，其他罪名一概不追究。到了汉成帝鸿嘉元年，又规定：七岁以下的孩子，即使犯了杀人等重罪，也要先上报廷尉，可以减轻处罚。这些规定，都符合古代“三赦”中对幼弱和老人的赦免原则。这些都是法律逐渐向古代法制靠拢，方便百姓的例子。

孔子说过：“如果出现圣明的君主，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仁政；如果贤良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就能减少残暴杀戮。”意思是说，圣明的君主在国家衰败混乱的时候兴起，用德化教化百姓，改变他们的风俗，必须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政才能实现；即使是贤良的人，即使不直接参与治理，治理国家一百年也能减少残暴杀戮。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规律。现在汉朝国力强盛，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考察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位皇帝在位期间，死刑判决，每年大约一千多人，而实际上应该判死刑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还多。古人说过：“满堂喝酒，如果有人在角落里哭泣，那么满堂的人都高兴不起来。”君主对于天下百姓，就像满堂喝酒的人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公平对待，君主心里也会感到悲伤。现在各郡国被处死的人每年以万计，全国有两千多座监狱，冤死的人数不计其数，监狱里关押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就是社会和谐的气氛还没有形成的原因。

监狱里刑罚如此之多的原因，是礼教没有确立，法律不明确，百姓贫穷，豪强专权，奸邪行为得不到惩治，监狱管理不公正造成的。《尚书》上说：“伯夷推行典章制度，百姓就只受法律的制裁”，意思是说，制定礼仪制度来减少刑罚，就像堤坝防洪一样。现在堤坝破损，礼制没有确立；死刑判决过多，轻罪也容易被判刑；百姓又遭受饥寒交迫，穷凶极恶之徒就更加猖獗；豪强专权，中饱私囊；奸邪行为隐蔽，就更加变本加厉，这就是刑罚如此之多的原因。孔子说过：“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这是根本；现在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这是末节。”又说：“现在审理案件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判人死刑；古代审理案件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让人活命。”与其错杀无辜，不如放过有罪之人。现在的狱吏，上上下下互相推诿，以严酷为能事，判决严厉的人能获得功名，判决宽松的人反而会招致祸患。俗话说：“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都发生瘟疫。”他并不是憎恨人想让人死，而是因为人死了他才有利可图。现在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想陷害人，也和这个道理一样。以上这五点，是刑罚如此之多的主要原因。

从建武年间到永平年间，老百姓刚刚摆脱了战争的苦难，大家都想着好好过日子，跟高祖、惠帝时代的情况差不多。朝廷里没有权倾朝野的大臣，地方上也没有横行霸道的豪强。根据统计，判决的案件数量比成帝、哀帝时期少了八成，可以说是很清廉了。但是，这还不能说比古代的盛世更好，因为一些弊端还没完全清除，而且刑法本身也不够完善。

哎，孙卿对刑法的论述真是好啊！他说：“世上的说法认为古代治理得好，所以没有肉刑，只有像在脸上刺字、在脸上涂墨之类的轻刑，穿着草鞋和赭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刑罚，这是不对的。如果古代治理得好，人们根本不会犯罪，哪里还需要肉刑呢？更别说那些轻刑了。如果有人犯罪，而刑罚又很轻，那杀人的人不用死，伤人的人也不用受罚。罪行很重，刑罚却很轻，老百姓无所畏惧，天下就会大乱。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禁止暴恶，并且预防犯罪。杀人的人不用死，伤人的人不用受罚，这是纵容暴恶啊！所以，那些轻刑不是产生于古代盛世，而是产生于如今的乱世。各种爵位、官职、赏赐、庆典、刑罚，都是相互对应的。任何一样东西失去平衡，都是乱世的开始。德行配不上地位，才能配不上官职，赏赐不符合功劳，刑罚不符合罪行，这都是大凶之兆。征讨暴乱，诛杀叛逆，这是统治者的威严。杀人偿命，伤人受罚，这是历代帝王都认同的，只是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所以，太平盛世刑罚就重，乱世刑罚就轻，犯了太平盛世的罪，刑罚就重；犯了乱世之罪，刑罚就轻。《尚书》上说‘刑罚有时重有时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的“象刑惟明”，意思是说刑法要效法天道，哪里会有穿着草鞋和赭衣这种轻罚呢？

孙卿的话说得对，再从民间说法来分析一下吧。他说，禹继承尧舜之后，因为觉得自己的德行不如尧舜，所以制定了肉刑，汤和武王沿用肉刑，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比尧舜时代差远了。现在汉朝继承了周朝衰败、秦朝暴政之后的残局，社会风气比夏商周三代还要差，却还用尧舜时代的刑法，这就好比用缰绳去驾驭烈马，违背了顺应时势的要求。再说，废除肉刑的初衷是为了体恤百姓，现在取消了髡钳等刑罚，反而增加了死刑，用死刑来吓唬老百姓，这不是违背了当初的好意吗？所以每年死刑犯成千上万，都是因为刑罚太重的缘故。至于那些偷盗、斗殴伤人、男女淫乱、官吏贪污受贿等等恶行，仅仅是髡钳这样的轻刑根本不足以惩治。所以每年判刑的人数达到十万，老百姓既不害怕，也不觉得丢人，这是因为刑罚太轻造成的。那些善于钻营的官吏，把杀盗贼作为立威的手段，专门杀人的官吏反而升官发财，依法办事的人却得不到重用，这就扰乱了法令，破坏了制度，数都数不清。所以，即使严密地防范，也堵不住奸邪，刑罚越重，百姓就越放肆。一代又一代人都不讲仁义，百年都无法消除残暴，这都是因为礼乐缺失，刑罚不公正造成的。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整顿吏治，规范法令，应该删减法律条文，把死刑相关的条文精简到二百条左右。其他罪行，按照古代的规定，本应判处肉刑的，现在却判处死刑的，都可以改为肉刑。至于伤人、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等罪行，都恢复古代的肉刑，大约三千条左右。那些繁琐、苛刻、细微的法律条文，都应该取消。这样一来，刑罚就让人畏惧，违法犯罪也更容易避免，官吏就不会滥杀无辜，法律也不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轻重刑罚都能与罪行相符，百姓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刑罚就能符合天理人情，符合古代的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安定。虽然像成康时期那样刑罚轻微的情况，现在还难以实现，但至少能做到像孝文帝那样公正断案。古诗说：“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尚书》说：“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意思是说，如果为政能够造福百姓，能够建立功业，就能得到上天的恩泽，长命百岁，这就是“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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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汉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5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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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的道理最终殊途同归，但礼乐的运用才是最紧要的。个人修养稍有疏忽礼仪，就会变得粗暴蛮横；国家治理稍有违背礼仪，就会导致混乱不堪。人身上蕴含着天地阴阳之气，也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老天爷赋予了人这些本性，但人自身无法很好地节制；圣人能帮助人节制这些情感，却不能完全消除它们。所以圣人效法天地，制定了礼乐制度，以此来沟通神明，规范人伦，端正人的情性，节制万事万物。

人有男女之情，有嫉妒之心，所以制定了婚姻的礼仪；人有长幼尊卑的秩序，所以制定了乡饮的礼仪；人有哀悼死者、思念远人的情感，所以制定了丧祭的礼仪；人有尊敬长上之心，所以制定了朝觐的礼仪。悲伤有哭泣的节制，快乐有歌舞的表达，正直的人能充分表达他们的真情实感，邪恶的人也能被礼仪所约束，避免犯错。所以，婚姻礼仪废弛，夫妻关系就会痛苦，淫乱的罪行就会增多；乡饮礼仪废弛，长幼秩序就会混乱，争斗的诉讼就会增多；丧祭礼仪废弛，骨肉亲情就会淡薄，忘恩负义的人就会增多；朝聘礼仪废弛，君臣的位次就会错乱，僭越侵犯的行为就会滋生。所以孔子说：“安定上层社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仪更好的方法；改变风俗习惯，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法。”礼仪规范民心，音乐和谐民声，政治用来推行，刑法用来约束。礼、乐、政、刑四者都贯彻执行，并且互不冲突，那么王道就齐全了。

音乐用来治理内部，使人团结一致；礼仪用来规范外部，使人有所区别；团结一致就能和睦亲近，有所区别就能互相敬畏；和睦亲近就不会有怨恨，互相敬畏就不会有争斗。通过谦让来治理天下，这就是礼乐的作用。礼乐两者并行，合为一体。敬畏之心难以直接表达，所以就通过祭祀、辞让、升降、跪拜等仪式来体现；和睦亲近之情难以直接表达，所以就通过诗歌吟诵、钟鼓管弦来表达。礼乐制度注重的是敬意，而不是财物；注重的是欢心，而不是喧嚣。所以孔子说：“说礼仪，说礼仪，难道就是玉帛吗？说音乐，说音乐，难道就是钟鼓吗？”这就是礼乐的根本。所以说：“了解礼乐的内涵就能创造礼乐，懂得礼乐的规范就能传承礼乐；创造礼乐的人是圣人，传承礼乐的人是明智之人。明智的圣人，就是指那些能够创造和传承礼乐的人。”

话说，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得遵循前朝的礼制，根据时代变化灵活调整，该减的减，该增的增，这样才能符合老百姓的心意。慢慢地改进完善，最终达到太平盛世，礼制也就自然而然地完善了。周朝继承了夏商两代的礼制，礼仪制度非常完善，各种事情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各种弯弯绕绕都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所以说周朝的礼仪典籍多达三百篇，各种礼仪规范多达三千条。 那时候，教化深入人心，百姓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战乱不出现，监狱都空空荡荡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多年。孔子都赞叹说：“真是文治兴盛啊！我效法周朝！” 可是周朝后来衰败了，诸侯们都违反法度，觉得礼制束缚了自己，就毁掉了那些典籍。后来秦朝又焚书坑儒，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汉朝建立后，要拨乱反正，事情多得做不完，但汉高祖还是下令让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来规范君臣的等级秩序。高祖皇帝高兴地感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 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让他制定礼仪制度，虽然还没完全完善，但叔孙通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

到了汉文帝时期，贾谊认为：“汉朝继承了秦朝的败坏风俗，礼义廉耻都被抛弃了，现在情况严重到有人杀害父母兄弟，有人偷盗庙里的器物，而朝廷大臣们却因为一些琐碎的文书来推诿责任，互相推脱，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人们习以为常，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改变风俗，让天下人都回心转意，遵循正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君臣等级，上下尊卑，纲纪有序，六亲和睦，这些都不是上天安排的，而是人制定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不能不建立，不修缮就会坏掉。汉朝建立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应该制定制度，兴起礼乐，这样才能使诸侯各安其位，百姓淳朴善良，诉讼减少。”于是贾谊起草了相关的礼仪制度，汉文帝很高兴。但是大臣绛、灌等人反对，所以贾谊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汉武帝登基后，想提拔优秀人才，商议修建明堂，制定礼仪服饰，想以此来创造太平盛世。可惜当时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对儒家学说不太感冒，所以这事儿就搁浅了。

后来董仲舒上书给皇帝，说：“陛下想要有所作为，应该从天道中寻找根本。天道最大的特点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天上的阳气常驻夏季，以生育万物为职；阴气常驻冬季，积蓄力量，不轻易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天更注重德而不是刑。阳气布施恩泽于万物，主宰着一年四季的运行；阴气潜藏于地下，适时辅助阳气。阳气如果没有阴气的辅助，也无法独自完成一年的运行。君王效法天道行事，所以应该重视德治教化，减少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独自完成四季运行一样。现在废除了先王推行的德治教化，只依靠执法官员治理百姓，还想让德化遍布天下，这很难成功。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他们设立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设立地方学校在各县进行教化。教化明晰，习俗就会形成，天下曾经没有一起案件。到了周末时期，统治者大肆残暴，失去了天下。秦朝继之而起，更加变本加厉。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用混乱来平息混乱的，像秦朝那样大败天下的。习俗败坏，百姓互相欺诈。现在汉朝继秦朝之后，即使想要治理，也无可奈何。法律颁布后奸邪丛生，命令下达后欺诈四起，一年中的案件数以万计，就像用热水止沸，沸腾得更厉害，毫无益处。比方说，琴瑟失调，严重的就要拆开重新调整，才能演奏出和谐的乐章。治理国家而不得法，严重的就要改变方法，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自取得天下以来，一直想励精图治，但至今不能消除残暴和杀戮，是因为应该改变而没有改变。古人说得好：‘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现在您执政已经七十多岁了，不如退一步重新改变。改变了就能治理好天下，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增多。”

当时朝廷正在征讨四夷，一心想着武功，没空理会这些礼仪文教的事儿。

宣帝当政的时候，琅邪王吉担任谏大夫，他又上书皇帝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明君可不是经常有的，各位公卿大臣有幸赶上这个好时候，却没能制定出能流传万世的治国方略，也没能像三代盛世那样举荐贤明的君主。他们把精力都放在文书处理、审判案件、听取诉讼这些事情上，这根本不是太平盛世的根本啊！”

“现在那些普通官员管理百姓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可以世世代代遵循的礼义规范，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牵强附会，各取所需。所以才会导致欺诈伪造的事情层出不穷，刑罚越来越严厉，老百姓的淳朴善良一天天消失，人与人之间的恩情也越来越淡薄。孔子说‘要安定社会上层，治理好百姓，没有什么比礼仪制度更有效的了’，这可不是空话啊！我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以及儒生们一起，恢复古代的礼仪制度，阐明帝王的规章制度，引导天下百姓走向仁爱长寿的境界，那么百姓的道德风尚怎么会比不上成汤和康王呢？百姓的寿命怎么会比不上高宗呢？” 皇帝没采纳他的建议，王吉就因为生病辞官了。

汉成帝的时候，犍为郡在河边挖出来十六块古代石碑，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刘向就趁着这个机会跟皇帝建议说：“应该兴建辟雍，设立学校，推广礼乐，弘扬雅颂之声，展现揖让之礼，用这些来教化天下百姓。要是这样做了还治理不好天下，那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了！”

有人说，咱们办不到这么隆重的礼仪啊。刘向就解释说：“礼仪的根本目的是教化人，如果礼仪搞砸了，那就是用错误的方式教化人。刑罚搞砸了，可能导致死伤。现在咱们用的刑罚，根本不是皋陶时代那种完善的法制，而官吏们只是为了应付时务，该削就削，该处罚就处罚。但说到礼乐，他们就说不敢，这岂不是说他们敢杀人，却不敢教化人？就因为一些祭祀礼仪、音乐演奏上的小瑕疵，就干脆放弃不做，这是舍弃小的不足，而走向更大的不足，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教化和刑罚相比，刑罚是轻的，这就好比舍弃重要的东西，而急于去做不重要的。再说，教化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刑罚只是辅助手段。现在放弃根本，只依靠辅助手段，这怎么可能太平呢？从京城里那些犯了大错，不听话的皇室子孙，到那些被判死刑处以极刑的人，从来就没断过，这都是因为他们没好好学习五常之道啊！咱们继承的是周朝衰败后的局面，又接着秦朝残破的遗风，老百姓渐渐沾染了恶习，贪婪、凶狠、奸诈、狡猾，不懂得义理，如果不给他们展示大道的教化，而只用刑罚来压迫他们，最终也是改不了的。所以说：‘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当初，叔孙通要制定礼仪制度的时候，受到了齐鲁一带学者的反对，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汉代儒学的宗师，他的功业一直流传后世，这说明制度是可以成功的。成帝采纳了刘向的建议，让公卿们讨论此事。可惜的是，刘向后来病死了，丞相和大司空就奏请皇帝建造辟雍。他们选好了长安城南的地点，但还没开始动工，成帝就驾崩了，群臣们就以此作为依据来决定皇帝的谥号。

王莽当权的时候，想炫耀自己的实力，就搞了个盛大的辟雍仪式，结果以此为跳板篡了位，全国都反对他。光武帝刘秀后来中兴汉朝，拨乱反正，把首都迁到洛阳。他当了三十年皇帝，四夷都臣服了，百姓生活富足，政治清明，这才建造了明堂和辟雍。

他的儿子汉明帝继位后，也亲自参与这些仪式，在明堂祭祀光武帝，在辟雍供养三老和五更（都是朝廷的荣誉称号）。场面非常盛大，威仪十足。但是，因为德化还没完全普及，礼乐制度还不完善，老百姓没啥可以学习和遵守的，学校也没怎么建立起来，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孔子说过：“比方说修建一座山，还没堆成一筐土就停工了，那我也就停工了。”现在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跟律令一起存档在官府里，但法家又不传授这些知识，汉朝的典章制度被束之高阁，很少有人提及。而且，叔孙通死后，河间献王收集整理古代礼乐典籍，增补到五百多篇，但现在学习的人没法完全理解，只是照搬士礼推及到天子，对礼仪的解释也很多错误，所以君臣长幼之间的相处之道越来越混乱。

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也可以用来教化百姓。音乐对人的影响很深，可以改变风俗习惯，所以古代圣王都重视音乐教育。

老百姓生来就有血气、心智，但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只有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会产生相应的情绪。所以，如果演奏纤细哀伤的音乐，百姓就会忧愁；如果演奏和谐轻快的音乐，百姓就会快乐；如果演奏粗犷激昂的音乐，百姓就会刚强；如果演奏廉洁正直的音乐，百姓就会肃穆敬畏；如果演奏宽广平和的音乐，百姓就会慈爱；如果演奏淫靡散漫的音乐，百姓就会放荡。古代圣王厌恶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雅颂之乐，它以人的情感为基础，符合一定的规律，配合礼仪制度，使人的气息平和，符合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使人的阳气不外泄，阴气不内敛，刚强之气不暴怒，柔弱之气不畏缩，四种气息在体内畅通，然后外在表现出来，都能各安其位互不干扰，足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不让邪恶之气侵入，这就是古代圣王设立音乐制度的办法。

很久以前，还没开始创作新的音乐之前，统治者会用先王的乐曲来教化百姓，让百姓喜欢上这些音乐，然后再创作新的乐曲来歌颂功德。《易经》上说：“先王的乐曲用来崇尚美德，殷朝把这些乐曲献给上帝，用来祭祀祖先。” 以前，黄帝创作了《咸池》，颛顼创作了《六茎》，帝喾创作了《五英》，尧创作了《大章》，舜创作了《招》，禹创作了《夏》，汤创作了《濩》，武王创作了《武》，周公创作了《勺》。《勺》的意思是继承先祖的教诲；《武》的意思是用武功平定天下；《濩》的意思是拯救百姓；《夏》的意思是继承夏朝二帝的功业；《招》的意思是继承尧的功业；《大章》的意思是彰显功德；《五英》的意思是英明茂盛；《六茎》的意思是包括根茎；《咸池》的意思是乐曲齐全。

从夏朝以后，很多乐曲都失传了，只有殷朝的《颂》还有一些留存下来。周朝的《诗经》收集齐全，乐器也准备充分，《周礼》里也有详细记载。负责典礼乐舞的人，从卿大夫、乐师、盲人乐师往下，都是挑选有道德的人，每天早晚练习，用来教导国子。国子，就是卿大夫的子弟，他们都要学习九德之歌，诵读六诗，练习六舞，学习五声、八音的和谐。所以帝舜命令夔说：“你主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要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刚强而不暴虐，简朴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吟咏，声音依附吟咏，音律协调声音，八音要和谐。”这就是这个意思。 此外，还用音乐来奖励诸侯的功德，教化尊贵的人。音乐的仪式足以充实人的眼睛，声音足以感动人的耳朵，诗歌的语言足以感动人的心灵，所以听到音乐就感到德行和谐，学习诗歌就使志向端正，了解音乐的规律就使法度确立。

因此，在郊庙祭祀时，鬼神会享用祭品；在朝廷演奏时，群臣会和谐相处；在学校演奏时，万民会团结一致。听者都会恭敬虔诚，喜悦地接受教化，所以天下人都知道上天的美德，遵循它的风尚，光辉日新，向上提升，向善发展，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以至于万物不夭折，天地和谐，吉祥的回应降临。所以《诗经》说：“钟鼓咚咚，磐管锵锵，降下福泽绵绵。”《尚书》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尚且能够感应，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音乐，是圣人用来感动天地，沟通神明，安定万民，完善人性的工具。

但是，自从《雅》《颂》兴起后，一些承载衰乱之音的乐曲仍然存在，这些淫荡、凶暴、蛮横的声音，需要禁止。社会衰败，人民流散，小人欺压君子，人们的心智浅薄，邪恶就会战胜正义。《尚书》序言说：“殷纣王抛弃了先祖的乐曲，创作淫荡的音乐，用来扰乱正统的音乐，来取悦妇女。”乐官和盲人乐师抱着乐器四处逃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到江河湖海。音乐本源于人的情感和天性，深入肌肤，渗透骨髓，即使经过千年，它的遗风余烈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逃到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招》乐保存在那里。所以孔子到了齐国听到《招》乐，三个月不吃肉，说：“没想到音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是对音乐的高度赞美。

周朝衰落的时候，讽刺朝廷的诗歌就出现了。等周王室的恩泽衰竭了，这种诗歌也就写不出来了。周朝的官制也崩溃了，《雅》、《颂》这些乐曲都乱套了，直到孔子出来整理规范，才让它们各归其位。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才让乐正制度恢复正常，《雅》、《颂》也都各得其所。” 那时候，周朝已经彻底衰败了，诸侯们为所欲为，大兴土木，修建高大的宫殿，乘坐豪华的马车招摇过市。像管仲、季氏这些权臣，竟然用三归《雍》彻的礼仪，在朝廷上表演八佾舞，礼乐制度彻底崩溃，日渐衰败，再也无法恢复了。各种低俗的音乐，像《桑间》、《濮上》之类的，还有郑、卫、宋、赵等地的靡靡之音，都涌现出来。在宫廷内部，这些音乐导致人们身心疲惫，损害健康；在朝堂之外，则扰乱政事，危害百姓。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用这些低俗的音乐来掩盖他们的贪婪和奢靡。老百姓为了追求利益，各国之间互相争斗。所以秦穆公抛弃了戎狄，由余离开了秦国；齐国贿赂鲁国，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还算比较爱好古代文化，他曾经对子夏说：“我听古代的音乐就想睡觉，但是听到郑、卫之音，我就听不够。”子夏极力解释，但魏文侯最终没听进去，从此礼乐就彻底衰败了。

汉朝建立后，乐府里有个专门负责乐律的机构，他们世世代代负责管理宫廷音乐，只是能记录乐器的演奏和舞蹈动作，却无法解释音乐的意义。汉高祖刘邦时期，叔孙通根据秦朝的乐人制定的乐章，为宗庙祭祀创作了新的乐曲。大祝官在庙门口迎接神灵，演奏《嘉至》，这和古代祭祀时降神用的乐曲差不多。皇帝进入庙门，演奏《永至》，用来配合皇帝的步伐，这和古代的《采荠》、《肆夏》类似。《登歌》在皇帝祭祀时演奏，只唱歌，不用管弦乐器伴奏，目的是让在座的官员都能听清楚歌声，这和古代的《清庙》之歌类似。《登歌》演奏完毕后，再演奏《休成》乐曲，赞美神灵已经享用了祭品。皇帝到东厢房喝酒就座后，演奏《永安》乐曲，赞美祭祀礼仪已经完成。此外，还有《房中祠乐》，这是汉高祖的唐山夫人创作的。周朝就有《房中乐》，到了秦朝改名为《寿人》。总的来说，音乐要符合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礼仪不能忘记其根本。汉高祖喜欢楚地的音乐，所以《房中乐》也是楚地的音乐风格。汉惠帝二年，汉惠帝让乐府令夏侯宽完善箫管乐器，并把这套乐曲改名为《安世乐》。

好家伙，当时啊，高祖庙里跳的舞是《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孝文庙和孝武庙跳的舞就更多了，分别是《昭德》、《文始》、《四时》、《五行》。

说起来，《武德舞》是高祖四年创作的，意思是用舞蹈来表现天下人都高兴地拥护他，用武力平定叛乱。这《文始舞》呢，其实就是从舜帝的《招舞》改过来的，高祖六年改名叫《文始》，意思是不想跟以前一样。至于《五行舞》，原本是周朝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叫《五行》。然后《四时舞》是孝文帝自己编的，用来象征天下太平，一片祥和。

你看啊，自己编的舞，说明皇帝有创造力，有自己的风格；跳先王留下来的舞，说明皇帝懂得遵循祖制，有法度。后来孝景帝把《武德舞》改编了一下，叫《昭德舞》，是为了尊崇高祖庙。到了孝宣帝时期，他又把《昭德舞》改编成了《盛德舞》，是为了尊崇世宗庙。总之，各个皇帝的庙里，都会经常跳《文始》、《四时》、《五行》这三种舞。

高祖六年还创作了《昭容乐》和《礼容乐》。这《昭容乐》啊，跟古代的《昭夏》差不多，主要配合《武德舞》跳；《礼容乐》呢，主要配合《文始舞》和《五行舞》跳。跳舞的人，没音乐伴奏的时候，到了皇帝跟前都不敢自己放音乐；要是能用音乐伴奏，就说明跳舞没出错，能顺利完成。说白了，这些舞蹈啊，大多都是沿袭秦朝旧制。

话说刘邦打天下成功后，回老家沛县，跟以前的乡亲父老一起喝酒唱歌，高兴又伤感，还自己写了一首叫“风起”的歌，让沛县一百二十个小孩儿学着唱。到了他儿子孝惠皇帝的时候，把沛县的宫殿改成了刘邦的宗庙，也让一百二十个孩子学唱歌跳舞伴奏，一直保持这个规模。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就只是礼官们象征性地练习一下了。

等到汉武帝的时候，他制定了郊祀的礼仪，在甘泉祭祀太一神，甘泉在高地；在汾阴祭祀后土神，汾阴在低洼的平原。于是，他就设立了乐府，收集民歌，晚上还朗读背诵，收集了赵国、代国、秦国、楚国的各种民歌。汉武帝还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又找来司马相如等几十个人创作诗歌和赋，研究音律，调整八音的和谐，创作了一首十九章的歌。正月上辛那天，在甘泉的圆丘举行祭祀，让七十个男孩女孩一起唱歌，从晚上祭祀到天亮。晚上，常常有像流星一样的奇异光芒停留在祭坛上，汉武帝从竹宫里出来遥拜，几百个参加祭祀的百官都肃然起敬，心里很受感动。

《安世房中歌》有十七章，其中诗句是：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粥粥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々，经纬冥冥。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轃。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行乐交逆，《箫》《勺》群慝。肃为济哉，盖定燕国。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

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

丰草葽，女罗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治本约，泽弘大。加被宠，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寿。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桂华》。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美若》。

硙硙即即，师象山则。乌呼孝哉，案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告灵既飨，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问不忘。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令问在旧，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

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第一段：

伟大的孝道已经完备，美好的德行昭示清明。高高地在四方悬挂，音乐充盈着朝廷。芬芳的树木如羽林，云彩的景象深邃幽冥。金色的枝条开着秀丽的花朵，众多的旗帜上装饰着翠绿的羽毛。

第二段：

演奏着《七始》和《华始》，肃穆地倡导和谐的声音。神灵来到宴会欢娱，大家都在倾听。绵延不断的乐声传送，细致地调和着人们的情感。忽然乘着青色的云气，盛大的事情已经完成。清晰的思绪闪烁，天地之间深奥幽冥。

第三段：

我制定了历法，人民倾诉他们的心声。整饬自身，严守戒律，广泛传播教化，反复申明。于是建立了祖庙，恭敬明智地尊崇亲人。伟大啊，孝道光辉，传遍四方。

第四段：

王侯们秉持德行，他们的邻国井然有序，显明而光辉地树立了典范。清明的祭酒已经准备，皇帝的孝德彰显。最终成就了伟大的功业，抚慰安定了四方。

第五段：

国内有奸邪，东北地区纷乱。下诏安抚大军，武臣们承接德行。出兵讨伐叛逆，用《箫》《勺》的乐曲驱除邪恶。肃然成功啊，大概已经平定了燕国。

第六段：

大海浩瀚，是万水归聚之所；高贤快乐，是人民所怀念。高山巍峨，万物生长。人民珍视什么？珍视有德之人。

第七段：

安居于他们的地方，乐于完成生产。乐于完成生产，世代相继。飞龙在秋天飞翔，游于上天。高贤快乐，使人民欢欣。

第八段：

丰茂的草木芳香，女子们撒下罗网。善良怎样，谁能挽回！没有比成就教化德行更伟大的，没有比广被无穷更长久的。

第九段：

雷声隆隆，电光闪耀。光明德行的故乡，治理的根本在于约束。治理的根本在于约束，恩泽广博宏大。加以恩宠，大家互相保全。德行的施予广大，世代延长寿命。

第十段：

都城的荔枝芳香四溢，幽深低洼处桂花绽放。以孝道呈现天的仪式，如同日月的光辉。乘坐着四匹玄色的龙车，回旋驰向北方。羽毛和旄牛尾装饰繁盛，芬芳啊，广博无垠。孝道随着时代传承，我撰写了文章。《桂华》。

第十一段：

庄重而谨慎，遵循天的法则。我们的易道久远，光明照耀四方。慈爱恩惠所钟爱，美好如同美德。深远幽冥，能够享有永恒的福祉。——《美若》

第十二段：

勤勉迅速，师法高山的准则。啊，孝顺啊，安抚了边远的国家。蛮夷们尽皆欢欣，象征性地前来致送福祉。兼顾临视充满爱意，终究没有战争兵革。

第十三段：

美好的祭品已奉上，告知神灵前来享用。告知神灵已经享用了，德音非常美好。唯有德行的美好，是建立侯爵的常道。承受并保有天的赐福，美名永不被遗忘。

第十四段：

光辉灿烂，广大的诸侯美德。美好地承接了天的和谐，因此享受他们的福祉。处在欢乐中不荒废，这就是人民的法则。

第十五段：

谨慎因此效法德行，百姓都得以生息繁衍。美好的声誉如同以往，非常恭敬有序。

第十六段：

恭敬有序是常道，承接帝王的光明。百姓的快乐，子孙保有光辉。承顺温和善良，接受帝王的光芒。献上美好的芳香，长寿永不忘。

第十七段：

承接帝王光明的德行，效法高山的准则。像云一样施惠于民，永远享受他们的福祉。承接恭敬的常道，承接帝王的光明。百姓安乐，得到无尽的福祉。

简单来说，就是汉武帝为了祭祀，搞了个大规模的音乐演出，还专门创作了歌曲，场面非常盛大，据说还有神迹出现呢！ 这首《安世房中歌》歌颂的就是汉武帝的孝德和功绩。

哎，人啊，就应该安于现状，开开心心过日子，这样子才能子孙后代都兴旺发达嘛！你看那飞龙，秋天的时候，还能上天遨游呢！高尚的人，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丰茂的草木，就像女子美丽的衣裳一样，这该多好啊！可是，谁能做到呢？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就是成就教化和道德；没有比这更长的了，就是遍及无穷无尽。

轰隆隆的雷声，闪闪耀耀的闪电，这都象征着明德的乡里，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在于约法三章啊！有了这个根本，恩泽才能广泛流传，得到皇帝的宠爱，大家才能互相保护，德行广施，子孙才能长寿。

都荔树花香四溢，幽深的桂花也散发着清香。孝顺就像天上的仪表一样，如同日月的光辉。乘坐四条玄色的龙，飞快地向北飞去，羽旄（古代仪仗）盛大辉煌，真是芬芳无比啊！孝道随着时代流传，我写下这篇文章。《桂华》

谨慎小心，遵循天道的法则。我的易经研究很久了，能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慈爱和恩惠，就像美好的品德一样。幽深莫测，却能获得长久的幸福。《美若》

稳重踏实，效仿山岳那样坚定。唉，多么孝顺啊！平定了戎狄的国家，蛮夷都高兴地来朝贡，带来福祉。兼爱天下，最终也就没有战争了。

美好的祭品献上了，向神灵祭祀了。祭祀完毕，德音广布。只有德行才能广布，才能成为诸侯的常态。承载着上天的恩泽，美好的祝愿永世不忘。

辉煌的鸿明，荡涤诸侯的过失，继承了天地的和谐，享受着由此带来的福祉。在享乐中不荒废政事，这才应该是为民的榜样。

深挖根本，学习圣贤的道德，百姓才能繁荣昌盛。美好的祝愿延续至今，谨慎小心，兢兢业业。

谨慎小心的行为，是遵循天道的常态。百姓安乐，子孙才能享有荣光。承顺温良，才能受到上天的恩泽。美好的祭品，长寿的愿望，永世不忘。

继承天子的明德，效仿山岳那样坚定。恩泽遍及百姓，永远享受着福祉。谨慎小心的行为，是遵循天道的常态。百姓安乐，享受着无穷的福祉。

另外《郊祀歌》十九章，其诗曰：

练时日，侯有望，焫膋萧，延四方。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放怫，震澹心。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嫭并，绰奇丽，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佩珠玉。侠嘉夜，茝兰芳，澹容与，献嘉觞。

意思是说：

练祭祀的日子到了，人们满怀希望，祭祀的香气弥漫，四方宾客云集。九重天门打开，神灵驾临，恩泽普降，吉祥安宁。神灵乘坐的车辇，裹着玄色的云彩，驾着飞龙，旌旗飘扬。神灵降临，如同疾风骤雨，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神灵到来，威严而盛大，先降甘霖，润泽万物。神灵抵达，祥瑞之气弥漫，人们欢欣鼓舞，内心充满敬畏。神灵就座后，奏响了五音和谐的乐曲，从早晨到傍晚，人们虔诚地祈祷。祭品丰盛，酒香四溢，八方宾客齐聚一堂。神灵安然停留，人们吟诵着诗歌，遍览祭祀现场，眺望远处的瑶台。参加祭祀的女子们，个个容貌美丽，姿态优雅，如同盛开的荼蘼花，令人目不暇接。她们穿着华美的服饰，佩戴着精美的首饰，举止端庄，仪态万千。在美好的夜晚，兰草的芬芳弥漫，人们举杯共饮，献上美好的祝酒词。

《练时日》一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意思是说：

皇帝在中坛主祭，四方百姓都来朝拜，祭祀活动井然有序，一切准备妥当。天地之间一片祥和，遵循着五行之数。海内太平，文治武功兴盛。后土神灵保佑丰收，日月星辰光芒普照。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皇帝身着黄袍，威严而尊贵。

《帝临》二

青阳开动，根荄以遂，膏润并爱，跂行毕逮。霆声发荣，壧处顷听，枯槁复产，乃成厥命。众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啿々，惟春之祺。

意思是说：

春天万物复苏，草木生长茂盛，雨露滋润万物，生长蓬勃。春雷阵阵，万物欣欣向荣，枯萎的植物重新焕发生机，完成它们的使命。百姓们生活安乐，从婴儿到老人，所有生灵都沐浴在春天的温暖之中。

《青阳》三 邹子乐

朱明盛长，敷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

意思是说：

夏天阳光普照，万物生长茂盛，梧桐树枝繁叶茂，没有丝毫衰败之象。花朵盛开，果实累累，庄稼丰收，百鬼敬畏。我们隆重地举行祭祀，不忘祭祀的意义，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世代相传。

《朱明》四 邹子乐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奸伪不萌，袄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

意思是说：

秋天西天云彩变幻莫测，秋风瑟瑟，庄稼成熟，延续着往日的丰收景象。奸邪之徒不敢兴风作浪，灾祸隐匿，边疆安定，四夷臣服。人们敬畏神灵的威严，仰慕神灵的德行，顺从而不骄纵，内心充满正义感。

《西颢》五 邹子乐

玄冥陵阴，蛰虫盖臧，草木零落，抵冬降霍。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籍敛之时，掩收嘉谷。

意思是说：

深秋时节，天气寒冷，地冻虫蛰，草木凋零，冬天就要来了。 要清除混乱，革除邪恶，让老百姓回归淳朴本真，怀抱纯洁质朴之心。 要遵循信义原则，效法五岳的庄严。到了收税的时候，要妥善收纳粮食。

《玄冥》六 邹子乐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继统共勤，顺皇之德，鸾路龙鳞，罔不肝饰。嘉笾列陈，庶几宴享，灭除凶灾，烈腾八荒。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

意思是说：

伟大的泰元天帝，保佑神灵繁荣昌盛，他掌管天地运行，创造了四季。他精心安排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阴阳五行周而复始地运转。云、风、雷、电降下甘露和雨水，百姓繁衍兴旺，都遵循着天帝的规律。继承皇位的人勤勉努力，顺应天帝的恩德，“鸾路龙鳞”（原文）, 没有不尽心竭力地侍奉。丰盛的祭品摆列整齐，大家一起宴享，消灭灾难，太平盛世遍及天下。钟鼓竽笙齐鸣，舞者翩翩起舞，招摇着神灵的旗帜，九夷部落都前来朝拜。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璆磬金鼓，灵其有喜，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盛胜实俎进闻膏，神奄留，临须摇。长丽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诗应律鋗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鴹，神夕奄虞盖孔享。

意思是说：

天地万物都在变化，只有我怀念着过去，于是来到紫坛，思考着寻求过去的道路。恭敬地进行祭祀，祭祀的用品准备得井井有条，“黼绣周张”（原文），承奉至尊的神灵。一千个孩子排列成八列跳舞，共同欢庆太平盛世。九首乐歌演奏完毕，声音优美动听，演奏琴、竽、瑟的音乐家们聚集在轩朱殿。玉石制的磬、金鼓奏响，神灵似乎很高兴，百官井然有序，各司其职。丰盛的祭品摆放在祭台上，献上祭品，神灵似乎驻留，俯视着人间。祭祀的礼仪隆重华丽，光彩照人，寒暑交替，不违背天帝的旨意。演奏的乐曲与诗歌相协调，玉石乐器发出清脆的声音，乐曲的音调高低起伏，创造出新的乐章，永久流传。乐声远远传开，如同凤鸟的鸣叫，神灵似乎很满意，享受着祭祀。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罢“黼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意思是说：

太阳东升西落，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时代不同，人也不同。所以，春不是我的春，夏不是我的夏，秋不是我的秋，冬不是我的冬。像大海一样平静，遍观世间万物，这又算什么呢？我知道我的快乐所在，独自欣赏六龙的舞蹈，六龙的舞蹈，使我心旷神怡。为什么美好的事物不会来到我身边呢？

《日出入》九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意思是说：

这首诗写的是天马，你看，太阳出来啦，天马从天上下来，浑身汗水湿透，红色的汗水像泥浆一样流淌。它志向高远，神采非凡，像云一样飘忽不定，又像闪电一样飞驰。它姿态潇洒，能跑万里，现在还有什么马能与它相比？只有龙才能做它的朋友。（元狩三年，这匹马诞生在渥洼水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意思是说：

天马来了！它从西边最远的地方来，趟过流沙，九夷都臣服了。天马来了！它从泉水中出来，背上像老虎的脊梁，形态像鬼一样神奇。天马来了！它经过没有草的地方，日行千里，沿着东边的道路飞奔。天马来了！它按时到达，将要腾空而起，谁又能与它约定呢？天马来了！它打开了远方的门，挺直了身子，飞奔向昆仑山。天马来了！它是龙的使者，在阊阖门游玩，观看玉台。

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十

天门开，詄荡荡，穆并聘，以临飨。光夜烛，德信著，灵浸鸿，长生豫。大朱涂广，夷石为堂，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星留俞，塞陨光，照紫幄，珠熉黄。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神裴回若留放，殣冀亲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时。泛泛滇滇从高斿，殷勤此路胪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隐溢四方。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

这首诗写的是天马被献给皇帝的盛况：天门大开，气势磅礴，皇上隆重地迎接它，来参加盛大的宴会。天马的光芒照亮了夜晚，皇上的德行和信誉也因此更加显著，天马的灵性如同鸿毛般轻盈，预示着长久的太平盛世。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用珍贵的玉石建造，用玉器装饰，奏乐歌舞，天马姿态优雅，仿佛在眺望远方。星星都为它停留，山峰也为它失色，它照亮了紫色的帷帐，珠子闪耀着金黄的光芒。彩旗像翅膀一样回旋聚集，双双飞舞的常羊神兽也来祝贺。月光皎洁如金色的波浪，阳光灿烂辉煌。清风阵阵，皇上举起酒杯畅饮。天马似乎也流连忘返，皇上为此写下了这篇赋文。愿吉祥幸福永无止境，上天也会知道这个时刻。天马从高空飞翔而下，殷切地回应着皇上的期盼。愿国家繁荣昌盛，幸福安宁遍布四方。天马全力以赴，飞越九重天，穿过云层，飞向大海。

《天门》十一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大概意思是说：

祥瑞的景星显现出来，吉祥的信星灿烂排列，祥瑞的征兆呈现在光明的朝廷上，太阳亲近地观察着这一切。参星与天地的开合相媲美，于是推究历史的本源；在汾水之滨出土了宝鼎，皇帝的福祉从此开始。按照五音六律，依照周公的礼制进行祭祀，众多乐曲变化汇聚，雅正的乐声远远传扬。在空桑之地，琴瑟合奏，结成了诚挚的乐曲；四种兴乐相继传承，八种乐风随之而生。钟磬管乐声声作响，河中的神龙献上鲤鱼和醇美的祭品。以百种草药制成美酒，散发着兰草的芳香；用盛满柘树汁液的酒杯，解除了晨间的醉意。细微的感触通达心灵，修养名声；周游四方，常怀思念，思绪汇聚。丰收富足，回归正道，往昔安宁；凭借和谐的音律，抒发平和的心境。上天广施恩泽，大地承载成就；丰收的年景，四季都欣欣向荣。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大概意思是说：

齐国的房子里长出了奇特的草，这些草有九根茎叶相连。宫中的童子们觉得它很特别，于是翻阅图册和文书来研究。经过研究发现，这草是天地间神秘之气的精华，回到了这个都城。它不断地生长茂盛，最终长成了神奇的芝草，散发出灵异的光华。

《齐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

这段诗可以这样翻译：

在后皇的美好祭坛上，建立了玄黄相间的服饰。各种物品从冀州运来，预示着蒙受恩惠和幸福。广阔的四周边塞，借助与狄族的和合之处，经营着无数的事务，所有的建筑都顺利地完成。

《后皇》十四

华烨烨，固灵根。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神之揄，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神安坐，鴹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沛施祐，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莽若云，增阳波。遍胪欢，腾天歌。

大概是这样的含义：

光辉灿烂，稳固灵根。神灵的旗帜，经过天门，车马成千上万，稳重如昆仑山。神灵出现，排开玉殿，周游四方，进入兰堂。神灵的行进，旗帜飘扬，骑士众多，排列整齐。神灵来到，轻盈飞舞，甘露降落，祥瑞云集。神灵升起，临近祭坛，九疑山的宾客到来，夔龙起舞。神灵安坐，时机吉祥，共同飞舞，心意相合。神灵欣赏虞舜，再次举杯，福泽广布，延绵长久。广施恩惠，在汾河之滨，金光闪耀，横跨泰河，云彩密布，阳光波动。欢声遍布，歌声腾空。

《华烨烨》十五

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扢嘉坛，椒兰芳，璧玉精，垂华光。益亿年，美始兴，交于神，若有承。广宣延，咸毕觞，灵舆位，偃蹇骧。卉汩胪，析奚遗？淫渌泽，汪然归。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五方的神灵互相呼应，包容四周的邻邦，土地辽阔，浮云飘扬。高举美好的祭坛，椒兰芬芳，璧玉精美，垂下华丽的光芒。增益亿万年，美好的开端正在兴起，与神灵交往，好像得到了传承。广泛地传播和延续，大家都举杯畅饮，神灵的车驾稳重而高昂。草木繁盛，怎么会有遗漏？充盈的清水，汇聚成汪洋。

《五神》十六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尞，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掩回辕，鬗长驰，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风，籋归云，抚怀心。

大概意思是：
清晨登上陇山之首，眺望西边的边境，雷电闪耀，捕获了白麟。在五个地方停留，彰显出仁厚的德行，谋划对抗凶恶的敌人，惩治暴虐。驱散流离失所，压制不祥之事，百官来朝，山河共享祭礼。收起车驾，马鬃飞扬，雨师腾空，洒落在道路和池塘。流星陨落，感受到风的力量，云朵飘回，抚慰心怀。

《朝陇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

大概意思是：
大象载着美玉，白色的鸟群聚集在西方，享用甘露，饮用滋养的泉水。红色的大雁聚集，六种颜色交织成圆形，各种长者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案。神灵所见之处，施予恩惠和福泽，登上蓬莱仙岛，结成永恒之境。

象载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昼掩濭。百君礼，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濊，辑万国。灵禗々，象舆轙，票然逝，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

大概是说：
赤色的蛟龙安稳地停留，黄色的华盖高悬，夜露零落，白天则被遮掩。众多君王行礼，六龙排列就位，饮下椒酒，神灵已经沉醉。神灵享用完祭品，赐予吉祥，光芒四射，降下美好的酒杯。神灵殷切地散发光辉，延长寿命，永无止境。深邃而幽远，充满六合，恩泽广布，安抚万国。神灵庄重，象车稳重，迅速离去，旗帜如蛇般飘动。礼乐完备，神灵将要归去，依托玄德，长久不衰。

《赤蛟》十九

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

这个简单，可以直接理解为：至于其他与巡狩和福应有关的事情，因为不在郊庙的范围内，所以不加以讨论。

那么这些诗歌的背景可以给人以这样的想象：

话说元鼎五年，我得了鼎于汾阴，那真是天降祥瑞啊！你看这天上景星显现，众星灿烂，仿佛在昭告上天，太阳也格外亲近地观察着这一切。“参侔开阖，爰推本纪”，这都是上天赐予的吉兆啊！汾河边出土的鼎，预示着皇朝的兴盛，万事开头难，如今这盛世才刚刚开始。 五音六律和谐，祭祀典礼庄严隆重，各种乐器齐奏，雅乐声响彻远方。空桑琴瑟奏响，象征着国家兴盛，四代更迭，八方来朝，钟石、羽籥的乐声殷殷，河龙献鲤，祭祀用的美酒佳肴丰盛无比，就连我喝的酒也是上好的柘浆，驱散了所有的疲惫。这一切都让我内心感动，修德才能名扬天下，周游各地，思考着国家大事。愿国家安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都是好光景！

元封二年，甘泉宫的齐房里长出了灵芝，那可是祥瑞之兆啊！九茎连叶，长得茂盛，宫里的孩子们都觉得稀奇，纷纷来观看这神奇的景象。这灵芝是天地精华凝聚而成，如今长在这里，预示着国运昌隆，日益兴盛，真是灵秀非凡！

后来，我们在后皇嘉坛上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穿着玄黄色的祭服，祈求上天保佑，冀州地区也出现了许多祥瑞之兆，预示着我们即将获得上天的恩泽。四面八方都安定祥和，各民族团结一心，国家日益强大，国土面积不断扩大。

最后，我来说说那场盛大的祭祀活动吧！那场面真是盛况空前啊！“华烨烨，固灵根”，神灵降临，穿过天门，车马成千上万，浩浩荡荡，直达昆仑山。神灵从玉房中走出，周游各地，来到兰堂。神灵出行，旌旗飘扬，车马络绎不绝，场面壮观。神灵降临，甘露降下，祥云聚集。神灵来到祭坛，九疑山上的宾客和夔龙都在翩翩起舞。神灵安坐，吉时已到，大家一起祈祷，心想事成。神灵接受了祭祀，赐予我们丰厚的福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上天赐予我们丰沛的恩泽，汾河两岸金光闪闪，波光粼粼，如同云彩一般，波涛汹涌。大家欢欣鼓舞，高歌赞颂上天。

五位神仙，管辖着周围的土地，地盘广阔，连浮云都得让路。祭祀的台子漂亮极了，到处都是香草和美玉，闪闪发光，象征着国家兴盛，万年长久。神仙们都来参加了祭祀，好像在接受我们的供奉呢，场面盛大，大家都来敬酒。神仙的仪仗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这祭祀，真是隆重啊，一点儿没留下遗憾！这盛大的景象，如同平静的湖水，最终都归于安宁。

元狩元年皇上到雍地巡游，意外得到了白麟！站在高高的陇山上，眺望西边的边界，突然雷电交加，竟然获得了祥瑞的白麟！这可是五种德行的象征啊！皇上借此机会，消灭了匈奴的暴虐，平息了战乱，百姓安居乐业。百官们都来庆贺，山河也好像在欢庆。皇上高兴地调转车驾，飞驰而去，就像腾云驾雾一样，普降甘霖。流星划过，感觉像是神灵的感召，云彩也归于平静，皇上心里充满了喜悦。

皇上到东海巡游，得到了赤雁！你看，那赤雁啊，羽毛洁白，聚集在西方，吃着甘露，喝着圣泉。还有好多赤雁，五彩缤纷，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这都是上天赐福的象征啊！皇上登上了蓬莱仙山，好像要与天地同寿，永世长存。

最后这首诗，讲的是皇上巡游时遇到赤蛟的故事！赤蛟拉着车驾，黄色的华盖遮天蔽日，夜里露水点点，白天阳光普照。百官都来朝拜，六条龙拉着的车驾，敬献美酒，神仙好像都喝醉了。神仙们享用祭品后，赐予了我们吉祥，光芒万丈，赐予我们长寿，永远兴盛！这祥瑞之气，充满了天地之间，泽被万民，天下太平！神仙们乘坐华丽的车驾，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旗帜飘扬，如同一条条蜿蜒的巨蛇。礼乐奏响，神仙们要回去了，留下了无上的恩德，保佑我们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其他的巡狩活动和祭祀活动，就不一一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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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会儿，河间献王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他也觉得治理国家光靠礼乐不行，于是就把他收集的雅乐献给了皇上。皇上就派了专门管音乐的官员，一直让乐官们练习这些雅乐，每年按时排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呢，平时皇上一般不用这些雅乐，就连祭祀天地祖先用的音乐，也不是雅乐。尽管如此，这些诗乐还是传给了后代，后世子孙多少还能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你想啊，以前殷商和周朝的《雅》《颂》，那可是追溯到有娀、姜原，以及后稷、契这些祖先开始的，从玄王、公刘、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这些人的功德，一直到成汤、文王、武王受命于天，再到武丁、成王、康王、宣王中兴周室，以及辅佐他们的那些大臣，像周公、召公、太公姜尚、申伯、召虎、仲山甫等等，凡是有功德的君臣男女，没有一个不被歌颂赞扬的。他们的功德被传颂得如此美好，赞扬他们的声音响彻天地之间，所以他们的名声在当时就传扬开来，美名也流传到后世无穷无尽。

可是现在汉朝祭祀天地用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根本没有歌颂祖先的内容，虽然乐器声音听起来挺和谐的，但实际上并不符合音律标准。朝廷里，有掖庭的乐工，还有上林苑的乐府，他们演奏的都是那些靡靡之音——郑声。

成帝当政的时候，有个叫常山王禹的人特别喜欢河间国的乐曲，他还懂得这乐曲背后的意义。他的学生宋晔等人就上书给皇帝，说了这事儿，然后朝廷就让下大夫博士平当等人来研究研究。

平当就说：“汉朝继承秦朝之后，道统都断了，多亏了先帝英明神武，广开言路，认真整顿官制，还设立了大学。河间献王更是广纳贤才，搜寻隐士，还兴起了雅乐来教化百姓。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他们都认为这河间雅乐的音律非常正派，是正统的大乐。可春秋时期的乡射礼乐，现在都由学官负责，演奏得稀稀拉拉，也不好好讲解。所以，那些公卿大夫们听着，只觉得声音铿锵，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还想用它来教化老百姓，这根本行不通嘛！因此，这雅乐虽然沿袭了一百多年，但教化百姓的效果至今也没见多大成效。现在宋晔他们坚持学习这古老的乐曲，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兴办教育，教化百姓。这衰微的学问，兴盛衰败全看人。应该把这雅乐发扬光大，继承和发扬它的精髓。孔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国虽然只是个小国，只是个藩属国，但他们热爱学习，尊崇古代文化，能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老百姓到现在还称赞他们呢！更何况，现在咱们有圣明的皇上，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恢复旧日的文化，让乐曲更贴近雅乐的风格，做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来教化天下，名扬后世，这可不是什么小功小利啊！”

这事儿后来呈报给朝廷的公卿大臣们，他们觉得这事儿时间久远，难以分辨真伪，所以最后这事儿就搁置了。

那个时候，流行的靡靡之音特别多。宫里那些有名的乐工，像丙强、景武这些人，都特别有钱有势，那些显赫的皇亲国戚，比如定陵侯、富平侯这些外戚家族，更是奢侈过度，甚至跟皇帝抢女人和乐队。哀帝当定陶王的时候就讨厌这些，他自己也不喜欢听那些靡靡之音，等他当了皇帝以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说：“现在世风日下，大家都追求奢华和华丽的技巧，郑、卫之音也特别流行。奢华就导致百姓不听话国家贫穷，追求华丽技巧就导致很多人不务正业，郑、卫之音流行就导致淫乱的风气盛行，想要老百姓淳朴而生活富足，就像把浑浊的水源想办法弄清澈一样，谈何容易！孔子不是说过吗？‘放郑声，郑声淫。’所以，把乐府的官给撤了。郊祭的音乐和古代的军乐，只要不是郑、卫之音的，都整理出来，交给其他的官署管理。”

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说：“郊祭用的乐队人员有六十二人，负责南北郊的祭祀活动。大乐的鼓手六人，《嘉至》的鼓手十人，邯郸的鼓手二人，骑兵乐队的鼓手三人，江南的鼓手二人，淮南的鼓手四人，巴渝的鼓手三十六人，歌队的鼓手二十四，楚地的严鼓手一人，梁国的皇鼓手四人，临淮的鼓手二十五人，兹邡的鼓手三人，总共十二支乐队，一百二十八人，朝贺的时候在殿下摆酒设宴，演奏的是古代的军乐。另外郊祭还有十三人，各族的乐队人员兼任《云招》乐队，负责南郊祭祀的有六十七人，兼管雅乐的有四人，夜间诵经的有五人，刚、别柎乐队二人，《盛德》乐曲的主调笛子手二人，根据节气来确定演奏节日的乐工一人，钟、磬、箫乐工各一人，还有两个乐队主管，这些人都不可以裁撤。竽乐手三人，可以裁撤一人；琴乐手五人，可以裁撤三人；柱乐手二人，可以裁撤一人；负责乐器弦线的六人，可以裁撤四人；郑四会乐队六十二人，一人负责雅乐，其余六十一人都可以裁撤；张瑟乐队八人，可以裁撤七人；《安世乐》乐队的鼓手二十人，可以裁撤十九人；沛县的吹鼓乐队十二人，各族的歌队鼓手二十七人，陈国的吹鼓乐队十三人，商朝的乐队鼓手十四人，东海的鼓手十六人，长乐的鼓手十三人，缦乐的鼓手十三人，总共八支乐队，一百二十八人，朝贺的时候在殿前摆酒设宴，这些都不符合典籍记载，应该裁撤的乐队有：竽乐手五人，楚地的鼓手六人，常跟随乐队的乐工三十人，常跟随乐队的象人四人，跟随乐队的乐工十六人，秦国的乐工二十九人，秦国的乐工象人三人，跟随秦国乐工一人，雅乐大队九人，朝贺时演奏的乐队。楚四会乐队十七人，巴四会乐队十二人，铫四会乐队十二人，齐四会乐队十九人，蔡国的讴歌乐队三人，齐国的讴歌乐队六人，竽、瑟、钟、磬乐队五人，这些都是郑、卫之音，都可以裁撤。还有学习乐器的学生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七十二人负责大官饮酒时的音乐，其余七十人都可以裁撤。总共八百二十九人，其中三百八十八人不能裁撤，可以归入大乐队，其余四百四十一人不符合典籍记载，或者演奏的是郑、卫之音，都可以裁撤。”皇帝批准了这个奏章。但是，因为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靡靡之音很久了，而且也没有制定雅乐来改变这种风气，那些富豪、官吏和百姓，仍然沉迷其中，最终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为王莽篡权埋下了伏笔。

现在全国都重新安定下来了，老百姓都回到自己的家乡，人口一年比一年多，刑罚也公平合理了，由贤良的人来治理，家家户户都衣食无忧，富裕起来了。接下来就需要学校和礼乐来教化民众了。现在幸运的是还有前代圣王留下的典章制度，完全可以作为榜样来学习和补充完善，那些好的制度和措施也可以沿用。孔子说过：“殷朝继承夏朝的礼制，增减之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殷朝的礼制，增减之处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几百年，增减之处也是可以知道的。”现在大汉继承周朝，礼乐制度已经很久没有完善了，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礼仪制度和音乐制度，这正是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这些人感到痛心疾首、扼腕叹息的原因啊。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朝代更迭，礼乐制度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但其演变规律是可以追溯和理解的。大汉王朝现在的情况是，经过长时间的动荡，礼乐制度已经荒废了很久，这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忧和惋惜的。 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和完善礼乐制度，以巩固汉朝的统治，并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