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同,字叔伦,是范阳涿县人,是卢玄的族孙。他爸爸卢辅,字显元,在老家当过别驾(相当于州政府的副职)。卢同个子很高,足足有八尺,长得也魁梧,而且很会做人。太和年间,他一开始在北海王详的府里当国常侍(相当于高级幕僚)。后来慢慢升迁,当上了司空祭酒(相当于司空府的顾问)和昌黎太守。接着又当了营州长史,还兼任太守。之后调到洛阳,当了河南尹丞(相当于河南尹的副手),后来又升迁到太尉府任职。

那时候,豫州有个叫白早生的老百姓造反了,中山王英和尚书邢峦带兵去平叛,朝廷还派卢同当军队的幕僚。叛乱平定后,卢同被任命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就辞去了官职守孝。守孝期满后,他被任命为司空谘议参军,还兼任司马,负责东宫的营建工作,相当于东宫的工程总指挥。延昌年间,秦州老百姓也造反了,朝廷就让卢同兼任通直常侍,让他拿着皇帝的信旨去安抚叛乱的人,结果劝降了不少人。回来后,他升任尚书右丞,还被封为辅国将军,但他因为避讳父亲的名字而没有接受这个封号,改授龙骧将军。熙平年间,他又升任尚书左丞,还加封征虏将军。那时候,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收百姓的赋税,动不动就收七八十尺布,以此邀功请赏,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卢同自己每年从朝廷领的俸禄里,都发给下属一些上等丝绸,但他却揭发了奚康生滥收赋税的行为。奏章上报后,朝廷就处罚了奚康生,同时还表彰了卢同的正直行为。

唐肃宗当政的时候,朝政有点腐败,很多人冒领军功。卢同在吏部查看官吏的功劳簿时,顺便仔细核查了一番,结果查出来三百多个人冒领军功。于是卢同上表说道:

我发现吏部的人事档案,很多都被篡改了。查阅中兵部的记录,也发现很多错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就已经找到了三百多人弄虚作假,而那些还没被发现的,估计得有上千人。我觉得就算他们的罪过被赦免了,也必须把这些档案整理清楚。建议派一个都令史和一个令仆,分别来自吏部和中兵部,把两边的档案对照核查。如果名字和级别相符,就在黄色的纸上用楷书大字写清楚,注明具体的级别和数量,然后让本部门的尚书用印章盖章确认。做好两份,一份交给吏部存档,一份留在兵部,方便随时对照。这样一来,就能防止伪造,二来也杜绝了以后随意更改的可能性。以前,上报朝廷的功劳簿上只写名字,不写籍贯,导致那些想蒙混过关的人更容易得逞。现在我建议,要详细记录每个人的籍贯,包括州、郡、县,以及乡里里长的名字;如果是正式官员,也要写明他们的官职和升迁履历。然后要让军队盖章,之后再层层上报,统帅、都督都要盖章,最后才送到行台。行台再转交给太尉,太尉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再上报朝廷,进行最终的审查,然后才正式奏报。奏报那天,黄色的纸张上盖着红印,再交给吏部。

最近不只是偷换功劳等级、篡改档案这么简单,有些人还多次领取升迁,或者用假名字冒领功劳,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主要原因是吏部没有完善的登记制度,导致漏洞百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吏部给官员升迁后,档案上没有记录,所以才给了这些人钻空子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官员升迁后,要在名册上详细记录升迁的日期,尚书盖章确认后,再交给部门。郎中另外抄录一份,盖章和尚书的一样,由郎中自己保管,并且逐级交接。这样一来,就能有效地防止欺诈行为。

圣上准奏了。他又上奏说:

我之前上奏,建议用黄色的绢帛记录军功,详细注明官职、户籍以及吏部核实军功的办法,一共三条,皇上已经批准了。我想啊,用黄色的绢帛记录军功,虽然能大致上杜绝虚报假冒的情况,但军队里那些虚报谎报的现象,还是没办法完全避免。所以我请求,从现在开始,每次军队检阅名册的时候,行台、军司、监军、都督都要明确地写明记录,处处都要记清楚。斩杀敌人一人以上,就发给功劳凭证。在一张纸上,中间要写得很大,写明行台、统兵将领的官职,以及参与战斗的人员姓名。斩杀三个敌人或者受伤达到一定程度以上,也要详细写在凭证上。每一项都单独一行,一行写完后要竖着撕开。凭证的正反面都要写上年号、日期,写明在什么地方作战,什么官职获得了什么功劳,盖上印章作为凭证。一份给有功人员,一份给行台。记录送到京城后,就送到门下省,另外一份要妥善保存。

自打迁都以来,军队屡屡获胜,所以需要记录的军功越来越多,有些功劳根本来不及叙录,主要原因是时间久了就容易滋生奸诈,时间长了就容易造假,那些精明的官员钻空子,虚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请求,从现在开始,所有已经奏报并赏赐的军功名册,都要广泛地告知远近各地,就说某地的军功判决结果,让大家都知道。要建立一个固定的奖励制度,以三年为限。那些有功人员的职位和出身,都在期限内安排好;实职和荣誉称号,根据才能授予。这样一来,勤劳的人就能很快得到奖励,立功的人也会更加努力,事情不会拖延太久,侥幸心理也会减少。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州里没有主管考核的人,不在此限。

还有,关于军功名册的制度,军队回来那天就应该上报。最近行台和督将,都是到了京城才上报,有的甚至要一年两年才上报军功记录。虚报假冒的根源,其实就出在这里。从今以后,军队回来那天就要上报军功名册,不允许拖延一个月。

皇上同意并下令执行了。

元义废了灵太后之后,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在邺城起兵造反。结果熙失败了,因为我跟熙一起担任持节、兼黄门侍郎、慰劳使,所以我去相州执行了对熙的处罚。回来之后,我就被授予平东将军、正黄门、营明堂副将的官职。没多久又升任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并且在原来的州担任大中正。我跟元义关系不错,深得他的信任,处死熙的时候,我彻底查清了他的同党,希望能讨好元义,结果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元义还给了我二十个羽林军士兵保护我的安全。我哥哥叫琇,年轻的时候就夸夸其谈,老是说“做公侯是能达到的”。直到这时候,他才被任命为都水使者。我向元义请求给他升两级官职,我哥哥琇就升任了安州刺史。这事儿,大家还都挺称赞我的。

营州城里老百姓跟着德兴造反了,我就被任命为度支尚书,黄门侍郎的职位还是原来的,还被派去营州慰劳,并被授权可以便宜行事。我多次派人去,都被贼人害死了,没办法,我就把三十个造反者的家属,还有他们的家奴都释放了,让他们当自由民,然后派人带着我的信去劝降德兴,德兴这才投降。我安抚了当地百姓就回来了。结果德兴又造反了,皇上就让我以原来的将军身份去担任幽州刺史,还兼任尚书行台,去慰劳他。我觉得德兴这个人靠不住,就带兵去了,结果被德兴打了个大败仗,灰溜溜地回来了。

灵太后重新掌权后,因为跟同党们闹矛盾,李叔仁被罢官了。孝昌三年,他被任命为左将军、太中大夫,还兼任左丞,后来又担任齐州和兖州的行台,节度大都督。 庄帝登基后,皇上又下诏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让他担任都官尚书,还兼管七兵。因为之前在德兴立下的功劳,他被封为章武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 他正担任七兵尚书的时候,不久就升迁为殿中尚书,还加封征南将军。普泰年间,他被任命为侍中,官位升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那时候他久病缠身,却仍然强撑着处理公务,请求皇上让他担任仪同三司。他早年在黄门的时候,跟前废帝都在宫里当差,两人互相了解,关系不错,废帝念着旧情就答应了,让他当了仪同三司,其他的官职不变。永熙初年,李叔仁去世了,享年五十六岁。朝廷追赠他侍中、都督冀州、沧州、瀛州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开国伯的爵位不变,还赐给他四百匹丝绸,谥号为孝穆。三年后,朝廷又追赠他尚书右仆射的官职。他留下四个儿子。

大儿子李斐,在武定年间,是文襄王大将军府的掾属。李斐的弟弟李筠,担任青州治中。 李叔仁的另一个儿子李静,是太常丞。李静的儿子李景裕,记载在《儒林传》里。

张烈,字徽仙,是清河东武城人。他爷爷给他取名叫烈,又用本名当字。他高祖张悕,是慕容俊手下的尚书右仆射。他曾祖张恂,是散骑常侍,跟着慕容德南迁,所以就住在齐郡临淄。张烈从小父母双亡,生活贫困,但他广泛阅读经史典籍,很有气概。当时青州还有崔徽伯和房徽叔,跟张烈一样名声很好,人们把他们三个称为“三徽”。他爷爷张悕在位的时候,张烈进入官场,在代都历任侍御史、主文中散。后来迁到洛阳,担任尚书仪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

萧宝卷派陈显达带兵去汉南,打算入侵。当时顺阳太守王青石是世袭的江南官员,荆州刺史、广阳王觉得他有点问题,就上表请求换掉他。 皇上就让大臣们都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才,大家互相推荐了一通。

皇上说:“这个郡现在肯定是兵家必争之地,必须得找个能胜任的人才,怎么能随便推荐呢?太子府的步兵张烈,每次讨论国家大事,都能说到点子上,我想用他,怎么样?”彭城王也觉得张烈不错,于是皇上就下令任命张烈为陵江将军、顺阳太守。

张烈到任两天,就被萧宝卷手下的崔慧景给围困了,足足七十多天。张烈鼓励士气,非常受士兵的爱戴。 正巧这时候皇上御驾亲征南下,崔慧景就逃跑了。皇上亲自慰劳张烈,说:“你确实能干,没有辜负朕的期望啊!”

张烈拜谢说:“如果不是皇上您亲自带兵南下,我恐怕就要被敌人困死在这里了。所以说,是陛下您没有辜负我,而不是我能做到不辜负陛下。”皇上很欣赏他的回答。

世宗皇帝当政的时候,追封他父亲之前的功劳,封他父亲为清河县的开国子,食邑二百户。没多久,他父亲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就回家侍奉母亲了。十多年过去了,期间经常碰上灾荒年景,他父亲就煮粥来救济那些挨饿的人,受他帮助的人非常多,乡里人都因此称赞他。

肃宗皇帝刚上任的时候,他父亲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后来又升迁为征虏将军、司空长史。在此之前,元叉他爹江阳王继曾经做过青州刺史,等元叉当权后,他父亲就借着和元叉的关系巴结他,俩人关系变得很亲密。于是他父亲被任命为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又升任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后来灵太后重新执政,因为认为他父亲是元叉的同党,就把他父亲外放到镇东将军、青州刺史的职位上。当时有人觉得他父亲家产丰厚,家奴很多,担心他会心怀不满,不适合外放到本州任职,于是又改任命他为安北将军、瀛州刺史。他在瀛州为政清廉,百姓都很安居乐业。任期满了回朝后,他就辞官回家乡养老了。兄弟们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让亲戚们都很羡慕。元象元年,他父亲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他父亲生前写了一篇《家诫》,字数超过一千,里面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志向、品行和担任过的官职,临终前还嘱咐子侄们不要请求朝廷追赠官爵,只把《家诫》刻在石碑上就行了。他儿子质完全遵照他父亲的遗嘱去做。

他儿子质,很有学问,多才多艺。刚成年就到朝廷做官,先后担任朝请郎、员外郎、龙骧将军、谏议大夫。但他没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兴和年间,在家中去世。他弟弟登,做过州主簿。他父亲的弟弟僧晧,字山客,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在当时很有名气。熙平年间,朝廷征召他做谏议大夫;正光五年,又征召他做国子博士;孝昌二年,又征召他做散骑侍郎;但他都没去赴任。世人都称他为“征君”。他特别喜欢经营产业,非常努力,积攒了巨额财富,其他财产也很多。兄弟们自己过得很节俭,出行用的车马都又瘦又破,穿的都是布衣,但是家里养的婢女妾侍却穿着绫罗绸缎。僧晧尤其喜欢下棋,而且不挑对手,所以被人议论纷纷。前废帝时期,崔祖螭起兵攻打东阳城,僧晧也参与其中。事情败露后,他在狱中被处死,家产也被抄没。等到出帝当政后,他的家人才得以恢复家产。他儿子轨,做过州主簿。

史官说啊,卢同这个人,器量很大,为人很厚道,能屈能伸,兼顾各种事情。张烈呢,年轻的时候就名声显赫,很有气节,也得到了赏识。他们俩做事都挺深沉的,最后都功成名就了。走的是正道,光明磊落,不过,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呢?

这后半句“其殆病诸”,史官是在怀疑他们功成名就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有什么不足之处。 他并没有直接点明,而是留给读者去思考。 毕竟,功成名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甚至一些我们难以接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