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明根,字志远,是广平人。他爷爷游鱓是慕容熙手下乐浪太守;他爸爸游幼是冯跋任命的广平太守。等到和龙平定之后,游明根才得以回到家乡。后来游雅推荐了他,宋世祖就提拔他做了中书学生。他为人正直谨慎,生活简朴,并且博览群书。等到宋恭宗监国的时候,他和公孙叡一起担任主书。

宋高宗即位后,游明根升迁为曹州主书,被封为安乐男,授予宁远将军的称号。高宗很欣赏他谨慎细心的性格,经常夸奖他。后来又让他担任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并派他出使刘骏,与明僧暠一起谈判。他前后往返三次,刘骏都称赞他是一位长者,对他礼遇有加,超过了普通的使臣。宋显祖初年,游明根以本将军的身份出任东青州刺史,加封员外常侍。之后又升迁为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不久就升任东兖州刺史,爵位也改为新泰侯。他治理地方清廉公正,百姓都安居乐业,很拥护他。

宋高祖初年,游明根回到朝廷担任给事中,后来升迁为仪曹长,加封散骑常侍。他为人清廉俭朴,办事认真谨慎,大家都说他称职。后来朝廷南征,皇帝下诏让他担任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并和梁郡王一起参与军事谋划。后来兖州发生民众叛乱,朝廷又派他去安抚百姓。皇帝还下令,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的军队都要听从游明根的节制。游明根班师回朝后,被任命为尚书,仍然保留散骑常侍的职位。

朝廷下诏讨论是否要恢复与萧赜的使节往来,群臣就此议论纷纷。尚书陆叡说:“以前因为三吴地区不安定,荆州和梁州也发生战乱,所以暂时停止了往来,准备伺机而动。现在那边已经平定下来了,应该恢复使节往来了。”游明根说:“中断与对方的使节往来,这是朝廷的决定,你们在醴阳修筑坚固的城防,侵犯对方的领土,这其中的道理,萧赜心里很清楚。我们现在派使者去,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文明太后去世,群臣都请求朝廷举行丧礼,高祖和游明根多次商议此事,详情记载在《礼志》里。之后,游明根升任大鸿胪卿,兼任河南王干的师傅,尚书的职位依旧保留。按照惯例,他的侯爵降为伯爵。他还参与制定律令,多次进谏,直言不讳。

明根七十多岁了,上书请求退休,皇上没答应。他多次上书恳求,皇上才下旨说:“明根为人清廉干练,志向坚定敏捷,为人温和恭谨,沉默寡言,朕之所以多次留他,是因为欣赏他高洁的操守。他一再上书请求退休,朕实在无法拒绝,就准了他的请求。把他的奏章拿去,按照礼仪办理吧。” 皇上把明根叫来,说:“你年纪大了,德高望重,在朝廷兢兢业业多年,在内外多个部门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坚持操守,从一而终。所以,从改革开始,我就委以重任,希望你凭借你的德行,来辅佐我。但是你志向高洁,想要退休,君臣之间的情分,就此结束,朕对你很是眷恋和爱惜,心里怎么舍得呢?七十岁退休,这是规定的礼仪;地位显赫却坚决辞官,这是贤者的行为。但是现在世风日下,这种风气已经衰败了。你却坚持操守,以古人的行为规范自己,自魏晋以来,你是第一个振兴这种风气的,你继续为朝廷效力,可以光大我朝的礼仪风化,你退休回家,也可以光宗耀祖。”

明根回答说:“我年事已高,就像日落西山,漏壶里的水也快漏完了,承蒙皇上的恩泽,才能保全性命,现在只想回家尽尽孝,报答先帝和陛下的大恩,这是我的愿望。只是臣子对君主的依恋之情,让我悲痛欲绝。”说着说着,明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皇上让他上前,两人依依惜别,皇上也流下了眼泪。皇上赏赐给他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和锦袍等物品。

那一年,朝廷任命尉元当了三老,任命明根当了五更,还让他们主持了辟雍的祭祀活动。这事儿记载在《元传》里。皇上赏赐给他一辆舒适的步辇,给他上卿的俸禄,还给他最好的御膳,太官每月都送到他家。因为明根认真执行律令,皇上又赏赐他一千匹布、一千斛粮食。后来明根回老家广平,皇上又赏赐他五百匹绢、一辆舒适的马车、两匹马和一套帐篷被褥。

皇上到邺城巡幸,明根去行宫朝见。皇上说:“你游历四方,清廉正直,退休后回到家乡,真是朝中老臣,国家的栋梁啊!”又赏赐他五百匹布、五百斛粮食。皇上还命令太官准备丰盛的美食送给他。后来皇上再次到邺城巡幸,明根又去行宫朝见,皇上又赏赐了他和上次一样的布匹和粮食,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府邸。国家有大事,皇上总是派人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生病的时候,皇上还亲自下诏慰问,派太医送药。太和二十三年,明根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世宗皇帝派人去吊唁,赏赐给他十万钱、三百匹绢、二百匹布,追赠他光禄大夫的官职,赐予金章紫绶,谥号靖侯。

明根在朝廷内外当官五十年多,为人仁厚,待人谦恭有礼,当时的人都非常敬重他。高祖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明根和高闾因为儒学造诣深厚,受到皇帝特别的礼遇,公事私事,两人总是形影不离。不过高闾因为文采出众,有时会轻视明根,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们为“高、游”。明根的儿子叫肇,继承了他的爵位。

肇,字伯始,是高祖皇帝赐的名字。他从小就在中书省当学生,精通经史和《诗经》、《尚书》、《楚辞》等典籍。高祖皇帝刚登基的时候,他担任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刚建立的时候,他当了都官从事,后来升迁为通直郎、秘阁令,又升迁为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皇上南征的时候,肇上书劝谏,但高祖皇帝没听他的。不久,他又升迁为太子中庶子。

肇为人谦虚谨慎,为人正直,有文采,并且有能力。因为父亲年迈,他请求辞官回家侍奉父亲。高祖皇帝想让他继续享受俸禄,就把他外放到本州南安王祯镇北府当长史,兼任魏郡太守。南安王去世后,他又担任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的职位不变。他为政清廉简明,并且能够辅佐两位王爷,很有政绩。几年后,因为父亲去世,他辞去了官职。

景明年间快结束的时候,朝廷征召他当廷尉少卿,他坚决推辞,最后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后来又升迁为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的职务还保留着。 他还兼任侍中,担任畿内大使,他赏罚分明,对好人坏人都有明确的评判和处理。 之后又升任太府卿,接着调任廷尉卿,还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的职务依旧保留。 高肇这个人,是个儒生,做事都想着维护社会风气,他秉公执法,处理的案件没有一件不是涉及伤风败俗的。他执法公平公正,审理案件总是尽量宽大处理。

尚书令高肇,是皇帝世宗的舅舅,朝中百官都对他又敬又怕,因为高肇的名字和他一样,就想让高肇改个名字。高肇说这是高祖皇帝赐的名字,坚决不肯改,高肇因此对他很记恨。但是世宗皇帝却很欣赏他刚正不阿的性格。

卢昶当时在朐山,高肇就劝谏世宗说:“朐山那地方,又小又偏僻,位于海边,地势低洼,根本没多少人住,对我们来说没那么重要,对敌人却很有利。因为有利,所以敌人一定会拼死争夺;因为不重要,所以我们没必要非得打仗。用我们那些不太想打仗的士兵,去打那些拼死也要争夺的敌人,恐怕会拖延好几年,耗费巨大。就算我们一定要拿下朐山,也只是徒增争斗,最终也守不住,这就是所谓的毫无用处的土地啊。我知道敌人一定会拿宿豫来交换朐山,我认为这个条件可以答应。朐山已经防守很久了,情况很危险,应该尽快处理。如果我们答应交换,宿豫不用我们去打就会自己投降。放弃这块没用的地方,换回我们原来就有的土地,这样兵役也能很快结束,好处很大。”世宗皇帝本来想听他的,结果没多久卢昶就战败了。

皇上任命高肇为侍中。萧衍的军队主帅徐玄明杀了北魏青州和冀州刺史张稷,郁洲也归顺了北魏。朝廷商议派兵去支援。高肇上表说:“徐玄明投降,虽然应该派兵救援,但是事情有利有弊,有可能因为害怕而功劳很大,也有可能因为小事而引发祸患,不能肯定。现在六里、朐山地区,地处海边,低洼潮湿,人根本住不了。郁洲又在海里,即使能得到那里的土地,最终也没什么用。如果不跟敌人连兵作战,即使攻下六里,也守不住,更何况现在还要跟敌人连兵作战,争夺六里也并非关键。再说,六里对敌人来说比对我们更重要,离我们也很远。如果用远离敌人的军队去攻击靠近敌人的军队,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根本打不过。现在正值灾荒年景,百姓饥寒交迫,饿死的人也不少。怎么能在这个应该平静的时候,发动战争呢?军队的粮草运输,找不到补给的地方。只看到损失,看不到好处。再说新归附的百姓,刚刚臣服,需要安抚,不应该劳累他们。劳累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就会想叛乱,想叛乱就会不安定,不安定就会扰乱。万一这样,军队就很难撤回,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应该放弃这个小便宜,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世宗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大将军高肇要攻打蜀地,高肇又上表劝谏说:“我听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要用良好的德政来感化他们。战争是凶险的武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现在虽然天下太平,但是出兵征讨还不可行。为什么呢?山东、关中地区,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恢复,连续几年的水旱灾害,百姓生活空虚,应该休养生息,不应该劳民伤财。过去开拓疆土,都是因为当地的城主归顺,所以才有征讨而没有战争。现在占据那些地方的人,虽然有官职,真假难辨,可能有人对他们有怨恨,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再说蜀地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驻守的军队也相安无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怎么能轻信一些空虚的言论,就调动大军呢?事情一开始处理不好,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关于讨伐蜀地的策略,我希望以后再做打算。”世宗皇帝还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唐肃宗当皇帝以后,就把张肇提拔为中书令、光禄大夫,还给他加了金章紫绶,任命他为相州大中正。后来又派他出外做使持节,还加封他为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他在当地做了不少好事,深受百姓爱戴。朝廷把他召回,任命他为太常卿,接着又升他为尚书右仆射,张肇坚决推辞,皇上也不准他辞去。

张肇处理公务,办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下属呈报上来的公文,他总是反复推敲,仔细论证。有时候,他一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反复琢磨,直到彻底弄清楚了,才肯下笔。即使权贵们来求情施压,他也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动摇。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得到了当时所有人的敬佩。后来,领军元义想要废掉灵太后,并打算加害太傅清河王怿,于是召集百官商议此事。当时,大多数官员都吓得脸色发白,唯唯诺诺地顺从皇上的旨意,只有张肇一个人站出来坚决反对,并且始终不肯在奏章上签字。正光元年八月,张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朝廷下令赐给他东园秘器、朝服一套,以及七百匹布帛作为丧葬之物。肃宗皇帝还在朝堂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并追赠他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的官职,谥号为“文贞公”。

张肇为人外貌温和,内心刚正,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精通《周易》、《毛诗》和《三礼》,尤其擅长《三礼》。他还著有《易集解》、《冠婚仪》、《白珪论》等著作,以及诗赋表启等共七十五篇,这些作品都流传于世。他为人谦虚廉洁,从不争名逐利,还曾写过一篇《儒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他生活清贫,很少有欲望,只靠俸禄生活。张肇担任廷尉的时候,世宗皇帝曾经私下里给他下过密旨,让他对某件事从轻处理。但是张肇坚持不肯违抗,他说:“陛下您自己当然可以从轻发落,怎么可以让臣下我歪曲事实呢!”他的意志之坚定,可见一斑。肃宗刚即位的时候,很多在宫中侍奉的官员都得到了封赏,就连侍中崔光以下的官员都加封了食邑,当时朝廷封张肇为文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但是张肇却说:“子承父业,这是古今常理,我凭什么因为这个就接受封赏呢?”于是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人们都非常敬佩他的高尚品格。

子祥,字宗良,是个挺有学问的人。他当过秘书郎,继承了新泰伯的爵位。后来又升迁为通直郎、国子博士,还做过尚书郎中。肃宗皇帝想因为子祥他父亲的功劳再封赏他,但子祥坚持父亲的遗愿,最终没接受。后来朝廷又追论他父亲以前在清河的政绩,因为他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所以追封子祥为高邑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子祥去世,年仅三十六岁。朝廷追赠他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的官职,并谥号为“文”。

子皓,字宾多,继承了爵位。他当过侍御史,可惜早早去世了。子皓的弟弟安居继承了新泰伯的爵位。在武定年间,他担任司空墨曹参军。齐朝受禅以后,爵位等级降低了。

子祥的叔父矫,做过中书博士、濮阳郡太守和钜鹿郡太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冠军将军、相州刺史的官职。

矫的孙子馥,做过国子博士;馥的弟弟思进,做过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是彭城人,汉朝楚元王的后代。他六世祖刘讷是晋朝的司隶校尉;祖父刘该是刘义隆时期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亲刘邕是刘骏时期的兖州长史。

刘芳是跟着他伯父刘逊逃难的。他伯父刘逊是刘骏时期的东平太守。刘芳的父亲因为参与了刘义宣的谋反,死在了彭城。刘芳跟着伯母逃到青州,后来得到赦免。他舅舅元庆,是刘子业时期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后来被沈文秀杀害了。于是刘芳母子逃到了梁邹城。慕容白曜南下讨伐青齐,梁邹城投降,刘芳被迁徙到北边,成了平齐的百姓,那时他才十六岁。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的妹妹;而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了京城后,去李敷家拜访,但崔浩因为刘芳流离失所的经历而感到耻辱,拒绝见他。

刘芳虽然生活困苦,但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节操,聪明过人,并且专心致志地学习典籍。白天他靠抄书赚钱养活自己,晚上就读书学习,整夜不睡,衣服都穿破了也不在意,始终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心态,不为贫贱而忧愁,也不为富贵而奔波。他还写了一篇《穷通论》来安慰自己。

芳经常帮僧人们抄写经书和论著,字写得特别好,一卷经书能卖到一匹绢,一年能赚一百多匹,这样几十年,靠这个也过得挺不错的。因此,他和德高望重的僧人交往很多。

那时候,有个南方来的和尚惠度因为犯了事被责罚,没多久就暴毙了。芳因为这件事被文明太后知道了,被召进宫里,打了100鞭子。当时宦官李丰负责这件事的始末,他知道芳学问好,人品也好,就向太后说了说好话,太后心里有点愧疚。

正好萧赜派刘缵来,他是芳的族兄,就提拔芳做主客郎,和刘缵一起共事。没多久就升任中书博士。后来又和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起做了中书侍郎。很快,皇上就下令让芳和邢产去给太子讲经,后来又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

跟着皇上去了洛阳,无论是路上还是回京,芳都一直侍奉在皇上身边,讲经读书。芳才思敏捷,对经义特别精通,知识渊博,记忆力超强,《诗经》里的《国风》和《雅颂》都读过,尤其擅长音韵训诂,解释起来没有一点疑问。所以,皇上对他越来越重视,赏赐也很多,正式任命他为员外散骑常侍。

没多久又兼任通直常侍,跟着皇上南巡,负责记录行程,后来正式担任这个职位。王肃来投奔萧齐的时候,高祖皇帝很器重他,朝野都关注着他。芳还没来得及见到他。

高祖皇帝在华林园设宴款待群臣,王肃在席间说:“古代只有女人戴笄,男人没有。”芳说:“根据《礼记》原文来看,古代男女都戴笄。”王肃说:“丧服制度规定,男子去冠戴免巾,女子挽发戴髽;男子戴冠,女子戴笄。这样看来,男子不应该戴笄。”

芳说:“这是专门指丧事而言。《礼记》上说:刚开始戴孝的时候,男子戴免巾,这时女子挽发戴髽;男子戴冠,这时女子戴笄。意思是说,这两种情况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但是男子戴免巾和戴冠,女子挽发戴髽和戴笄,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冠比笄尊贵,所以才不用笄来称呼。再说,这是两种说法,并不是说男子不戴笄。《礼记·内则》上说:‘儿子侍奉父母,鸡叫头遍的时候,要梳头,系发带,戴笄。’从这里可以看出,男子戴笄是很明确的。”高祖皇帝称赞了好久。王肃也认为芳说的对,说:“这不是刘石经吗?”

以前汉朝在太学刻了三字石经,学者们如果对字义解释有疑问,都去那里查证。芳对音韵义理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有疑问都去找他问,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刘石经”。酒席散了,芳和王肃一起出去,王肃拉着芳的手说:“我年轻时就特别重视《三礼》,在南方和很多儒生一起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个意思和我刚才说的那样,今天听了你的解释,我多年的疑惑终于解开了。”芳对经义的理解,大多都是这样精通的。

高祖皇帝搬到洛阳,路过朝歌的时候,看到了殷商比干的墓,心里非常难过,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他。芳给这篇文章做了注解,然后呈了上去。皇帝下诏说:“我看过你的注解,真是丰富详实啊!不过,文章的文采比不上屈原和宋玉,论理也比不上张衡和贾谊。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水平的,可以收录到官方文集里。” 因为芳的经学造诣很深,皇帝就提升他当了国子祭酒。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他就辞官回家守孝去了。

高祖皇帝南征宛城和邓县,又重新启用芳,让他当了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着太尉、咸阳王禧一起攻打南阳。萧鸾派裴叔业带兵入侵徐州,那边的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高祖皇帝很担心,就派芳去当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让他负责处理徐州的事务。 后来又让他兼任侍中,跟着皇帝去马圈征战。 结果,高祖皇帝在行宫去世了。

世宗皇帝继位后,亲自给芳戴上朝服。从高祖皇帝去世后的入殓、下葬、到修建陵墓、服丧期间的各种仪式,所有丧事的大小事务都是芳一手操办并制定流程的。咸阳王禧他们奉高祖皇帝的遗旨,让芳去给世宗皇帝讲经书。 后来南徐州刺史沈陵叛乱,徐州又发了大水,皇帝就派芳去安抚百姓,赈济灾民。 不久,芳又升任了侍中,国子祭酒、大中正的职位也都保留着。

芳表说:“国家要发展,都得重视儒学和道家思想,教育是重中之重。这就像国家治理,有它的原则和方法,这些规矩不能轻易改变,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很多事情都要遵循这些方法。唐虞时代以前,没有相关的记载可以参考;从周朝开始,掌管教育的官员就住在虎门。 《周礼·大司乐》里说:‘师氏,负责向天子传达教诲。住在虎门的左边,负责朝中事务,掌管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并教育国子弟。’蔡邕的《劝学篇》里也说:‘周朝的师氏,住在虎门的左边,讲解六艺,教育国子。’现在的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记载:国子学和皇宫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学记》里说:‘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爱护百姓,都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郑玄注说:‘宫里设有师保来教育皇子,让他们在国子学学习;宫外有太学、庠序等教育机构。’所以说,国子学在宫内,太学在宫外,这是很清楚的。《洛阳记》里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况。

我认为,现在既然把县城迁到了嵩山和伊水之间,皇宫也建在伊洛之间,宫殿、寺庙都恢复了原来的位置,那么国子学的位置怎么能改变呢?应该按照旧例,建在宫门的左边。至于太学,它的旧址还在,就继续在那里修建吧。文献记载,太和二十年,朝廷下令设立四门博士,并在四门设立学校。我查阅史料发现,从周朝开始,学校只有两种,一种在西边,一种在东边;或者国都里比较重视,或者郊外比较重视。到了周朝,学校大概有六种。师氏在宫内,太学在国都,另外四所学校在郊外。《礼记》说周朝‘在虞庠养育老年人,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礼记》还说:‘天子设立四所学校,太子要入学学习。’注解说:‘四所学校,就是周朝四郊的虞庠。’《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天子到东学学习,重视亲情和仁爱;天子到南学学习,重视长幼尊卑和诚信;天子到西学学习,重视贤能和品德;天子到北学学习,重视尊贵和爵位;天子到太学学习,向老师学习,探讨道理。’周朝的五所学校,由此可见一斑。郑玄注《学记》说周朝有六所学校。原因是,注解说:‘宫里设有师保来教育皇子,让他们在国子学学习;宫外有太学、庠序等教育机构。’这就是证据。

汉魏以后,就没有了四郊的学校。我仔细研究了以前的规定,应该在四门设立学校。王肃的注解说:‘天子在四郊设立学校,距离国都五十里。’郑玄的注解没有说明距离远近。现在太学旧址地基宽阔,如果在四郊另建学校,距离太远,难以管理。如果把太学和四门学校放在一起,地方还是太大了。依我看,放在一起没有问题。而且,现在的制度大多沿袭了中古时期,不知道四所学校是否应该沿袭古制?应该召集有名望的儒生和礼官,讨论一下学校的具体位置。”皇上同意了。

他被提升为中书令,祭酒的职位也保留着。后来又外放担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他做官比较温和儒雅,没能有效地制止奸盗行为,不过为人清廉,生活简朴,从不贪污受贿,也没有得罪任何人。 回到朝廷后,他参与制定法律法规。他认真研究古今典籍,成为制定法律法规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很多修改和增补,都出自他的主意。皇帝觉得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很多不足之处,于是把所有相关事宜都交给这个人去修改完善。所以朝廷里所有大事小情,都得先问问他的意见。后来他又升任太常卿。

他发现朝廷设置的五郊祭祀场所以及日月星辰的祭祀位置,距离城里太远,这与礼仪规范不符;另外,灵星和周公的祭祀,也不应该归太常卿管辖。于是他就上书皇帝说:

“臣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而郊祀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场所的位置必须准确无误。历代圣贤的教诲,都记载在典籍里;先贤的正确论述,也都在经史中有所体现。我虽然学习过所有经典,但对古代典籍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怎么敢轻易提出错误的意见呢?只是我发现,目前设置的祭坛和祠堂,在远近距离的安排上,仔细考究典籍制度,可能还有一些不妥之处。既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就斗胆陈述一下我的浅见。”

话说,《孟春令》里写着“其数八”,还说“迎春于东郊”。好多人都解释过这句话,卢植说:“东郊,就是城外八里的郊外。”贾逵说:“东郊,是木帝太昊的地盘,距离城外八里。”许慎也说:“东郊,就是城外八里的郊外。”郑玄在《孟春令》的注里写道:“天子住在明堂,《礼记》里说,天子要出城十五里去迎接新年,这是殷朝的规矩。周朝的规矩是,近郊在城外五十里。”郑玄在另一处注解里又说:“东郊,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天的气息,在城外八里。”王肃说:“东郊,八里,这是因为木对应数字八。”这些说法都说明东郊在城外八里。

《孟夏令》里写着“其数七”,还说“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就是城外七里的郊外。”贾逵说:“南郊,是火帝炎帝的地盘,距离城外七里。”许慎也说:“南郊,就是城外七里的郊外。”郑玄说:“南郊,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就是城外七里的郊外。”王肃说:“南郊,七里,这是因为火对应数字七。”这些说法都说明南郊在城外七里。 《中央令》里写着“其数五”。卢植说:“中郊,就是城外五里的郊外。”贾逵说:“中郊,是黄帝的祭祀之地,靠近南郊,所以说在四郊之外祭祀五帝。”郑玄说:“中郊,在城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这些说法都说明中郊在城外五里。

《孟秋令》里写着“其数九”,还说“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就是城外九里的郊外。”贾逵说:“西郊,是金帝少皞的地盘,距离城外九里。”许慎也说:“西郊,就是城外九里的郊外。”郑玄说:“西郊,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就是城外九里的郊外。”王肃说:“西郊,九里,这是因为金对应数字九。”这些说法都说明西郊在城外九里。《孟冬令》里写着“其数六”,还说“迎冬于北郊”。卢植说:“北郊,就是城外六里的郊外。”贾逵说:“北郊,是水帝颛顼的地盘,距离城外六里。”许慎也说:“北郊,就是城外六里的郊外。”郑玄说:“北郊,离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就是城外六里的郊外。”王肃说:“北郊六里,这是因为水对应数字六。”这些说法都说明北郊在城外六里。

宋氏在《含文嘉》的注里说:“《周礼》里说,王畿千里,把王畿分成二十份,其中一份是近郊。近郊五十里,再乘以二就是远郊。迎接王气一般在近郊进行。汉朝没有设置王畿,所以就用方数来确定郊的位置,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里记载:“建武二年正月,开始在雒阳城南七里设立郊兆。按照元始年间的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这些都是汉朝南北郊位置的证据。现在的地点也以此为准。至于那些说郊外三十里的说法,跟郑玄引用的殷周两代的记载不符,也跟汉魏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一般来说,城外都叫郊,现在算来,四个郊区,都以城门为界,里数就按照上面说的来。

《礼记》上说,祭拜太阳和月亮都要在城门的东边和西边进行。现在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离城东西各三十里,这个距离我心里还有点没底。《礼记》里还说:“祭祀太阳要在高台上,祭祀月亮要在低洼处。”所以,现在计划建造的祭祀场所就按照《礼记》上说的那样来。 《礼仪志》上记载说“在城南建立高禖祠”,但没说具体距离多少里,所以现在就还是按照原来的位置。

灵星祠本来不是礼制规定的祭祀场所,从汉朝初年开始,人们就专门在灵星祠里祈求丰收,一直由郡县负责管理。《郊祀志》上记载:“高祖五年,皇帝下诏书命令御史,让天下各地都建立灵星祠,祭祀用的牲畜要用太牢(牛羊猪),县令和县长都要负责祭祀。”晋朝的县令也说:“郡、县、国都要祭祀稷神、社神、先农神,县里还要祭祀灵星神。”这说明灵星祠在全国各县都有明确的记载。

周公庙之所以单独设立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建了洛阳城,所以洛阳一直传承祭祀周公的传统,祭祀活动从未中断,以此来彰显周公的功绩。夷齐庙也一直是洛阳城内的神祠。现在要把它们一起迁到太常寺,恐怕会违背原来的规矩。像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都应该由各郡县负责修缮,公私都可以进行祈祷祭祀。我私下认为,太常寺主管的郊庙神祇,本身就有固定的范围,不应该临时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随意更改。如果这样随意兴建,那就难免会变成迷信的祭祀活动。这两个祠堂设在太常寺,在洛阳,对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关键在于要遵循原来的规矩。

我能力有限,却蒙受了这份殊荣,担任现在的职务,我查阅了大量的典籍,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没有发现什么异议,认为我的方案大致可以作为依据。现在是冬天农闲时节,老百姓也比较空闲,搬迁郊坛比较方便。

圣上说:“你奏报的内容有明确的依据,但是这些祭祀场所都是前朝建立的,时间也很久了,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吧。”

首先,高祖皇帝在代都下令让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还有公孙崇等等十多个人,一起修理金石乐器和八音之器。后来公孙崇当上了太乐令,就向上头——尚书仆射高肇建议,大家一起重新整理这些乐器。世宗皇帝就让芳参与这件事。

芳上奏说,礼乐制度非常重要,不能随便决定,必须广泛征求公卿大臣和儒学大家的意见,充分讨论利弊,深入研究是非曲直,才能流传后世,成为不朽的典范。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短短几周内,他们就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当时朝中大臣,觉得公孙崇已经负责这事很久了,不应该有什么错误,所以都默不作声,没人敢发表意见。

芳就翻阅了大量的典籍文献,搜集整理了以前的文书,和大家一起辩论,他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些地方数量多少不合适,和古代典籍的规范不符。公孙崇虽然也表面上回应,但其实根本不明白芳的意思,最终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尚书把情况上报后,皇帝又下令让芳重新制定标准。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拥护芳的观点。

哎,社稷庙里居然没树!我上书给皇上说:根据《合朔仪注》记载,要是太阳出现异常,就要用红丝绳绕社树三圈。现在连树都没有啊! 《周礼·司徒职》里也说了:“要设置社稷的围墙,并在里面种树,树种要根据社稷所在土地适宜的树木来选择。”郑玄注解释说,适宜的树木,比如松树、柏树、栗树之类的。这是第一个证据。

《小司徒》《封人职》也记载:“掌管设置国君的社稷坛,在畿内封地种树。”郑玄注说:“没提到稷,是因为国君主要祭祀社,稷是社的附属,规模比较小。”这是第二个证据。《论语》里记载:哀公问宰我关于社的祭祀,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树。这说明树种要根据当地的环境来选择,这是第三个证据。《白虎通》里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是为了尊崇它,让老百姓看见就敬畏,也是为了象征功绩。”这段话直接解释了为什么要有树,不管有没有树。这是第四个证据。既然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那稷肯定也有树啊,这是很清楚的!

《五经通义》里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是怎么样的呢?社坛都有围墙,但没有屋顶,中间种树。树木代表土地,主宰着万物生长,万物之中没有比树木更好的了,所以要种树。”这是第五个证据,这段话非常详细地解释了种树的意义。《五经要义》里说:“社坛一定要种树。”《周礼·司徒职》说:“要设置社坛并种树,树种要根据当地生长的树木来选择。”《尚书逸篇》说:“太社用松树,东社用柏树,南社用梓树,西社用栗树,北社用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据,这段话明确说明太社和四方社坛都要种不同的树。《礼图》《社稷图》这些书里画的社稷坛都有树,只有诫社、诫稷没有树。这是第七个证据。

虽然我已经证明了要种树,但还没确定具体种什么树。《论语》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说明不同朝代种的树不一样。《尚书逸篇》又说“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这说明在一个朝代里,不同的社坛种的树也不一样。我认为应该种松树。为什么呢?《逸书》说“太社惟松”,现在种松树,不会出错。至于稷,没有明确的记载,它只是社的附属,大概也应该种松树吧。皇上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

话说这位芳先生,人品高洁,学识渊博,尤其精通经史子集,就连高祖皇帝都非常敬重他,经常登门拜访。太子恂当时还在东宫,高祖皇帝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芳先生婉言谢绝了,说是自己年纪和身份不合适。高祖皇帝很欣赏他的谦逊谨慎,于是又让他推荐族中女子。芳先生就推荐了他族兄长文之女。高祖皇帝就为太子恂聘娶了她,与郑懿的女儿一起,成为太子的左右侍女。

崔光跟芳先生是远房亲戚,对芳先生非常敬重,凡事都向他请教。芳先生还著述颇丰,写了《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还有《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后来,崔光上表推荐芳先生担任中书监,但世宗皇帝没同意。延昌二年,芳先生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朝廷赐予他四百匹布,追赠他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文贞。

他长子叫怿,字祖欣,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质,也很喜欢文学。他做过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等职务。多次奉命出使各地,到哪里都得到当地官员的好评。后来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事务,之后又升任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简。他没留下儿子,弟弟廞就把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王夋过继给他。这个王夋,在北魏天平年间逃到了江南,到了武定年间才回到北魏,被朝廷赐封为临颍县子。

这位怿弟,名叫崔廞,字景兴。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很有志气,而且很擅长处理当时社会上的事情。高肇当权,以及清河王怿担任宰相的时候,崔廞都和他们的子侄们来往密切。灵太后临朝听政期间,他也和太后的兄弟们关系很好,太后还让他教自己的弟弟元吉写诗作赋。他做过尚书郎、太尉属官、中书侍郎、冠军将军、南青州代理刺史,后来又升任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帝刚即位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同时还兼任徐州代理刺史。前废帝时期,他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到了出帝时期,他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后来升为骠骑大将军,再次兼任国子祭酒。有一次出帝在显阳殿讲《孝经》,崔廞负责执经,虽然他回答问题和辩论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他的风度和谈吐还是很有看头的。后来他又兼任都官尚书和殿中尚书。直到出帝进入关中,齐献武王到达洛阳,才责备并杀害了崔廞,那年他五十二岁。

崔廞的儿子叫崔骘,字子升。他年轻时就有很好的风度,而且涉猎广泛,对历史和文学都有所了解。不到二十岁,就被州里征召担任主簿,奉命到京城去,在显阳殿上见到了庄帝,并被问及边疆事务。崔骘回答得非常机敏,皇帝很欣赏他,于是就下令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后来他又被调到徐州担任开府从事中郎。他父亲崔廞死后,崔骘带领当地百姓前往兖州,和刺史樊子鹄一起抵抗齐国的军队,每次战斗都哭着冲锋陷阵。城池失守后,他被俘虏押送到晋阳,齐献武王念及他的忠义而赦免了他。文襄王任命他为仪同开府的属官——本州大中正。武定初年,他升任中书舍人,加封安东将军。当时他和萧衍保持着联系,崔骘前后受命接待萧衍的使者多达十六人。后来他又出任司徒右长史,不久又升任左长史。六年后,他奉命前往兖州,到达东郡时,突然暴病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惋惜不已。死后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崔廞的弟弟崔悦,在永安年间担任开府记室。

崔廞的另一个弟弟崔戫,在武定年间担任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我的弟弟叫粹,曾经做过徐州别驾和朱衣直阁(官职名)。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侠义之气,哥哥去世后,他召集了哥哥的部下,去投奔兖州刺史樊子鹄,计划响应关西起义。结果大将军带兵讨伐,城池被攻破,他战死了。

芳叔的孙子叫思祖,为人勇敢,作战能力强,而且很有军事才能。高祖(指刘宋高祖)在位的时候,他入朝为官,先后担任羽林监、梁郡太守、沛郡太守和员外常侍。他多次率军南征,屡立战功。 有一次,任城王被围困在钟离城,萧衍派他的冠军将军张惠绍以及彭瓮、张豹子等人率领一万兵马去运送粮草。当时思祖担任平远将军,率领几千兵马在邵阳拦截萧衍的运粮军队。他还派他的长史元龟率领一千步骑兵在钟离城北阻击敌军先锋,录事参军缪琰则从后面袭击敌人,思祖自己则率领精锐部队冲入敌阵,三军合力,大获全胜!他们俘虏了张惠绍,还有萧衍的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赵景悦的弟弟宁远将军赵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等,斩杀俘虏数千人。 朝廷论功行赏,打算封他为千户侯。 可是思祖有两个长得非常漂亮,还会唱歌跳舞的婢女,侍中元晖想要这两个婢女,却没能得到,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思祖被任命为扬烈将军、辽西太守。结果在路上,他叛变投奔了萧衍,萧衍任命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他经常侵扰淮北地区。几年后,他就死了。

他的儿子叫晰,先后担任萧衍手下的琅邪郡太守和东莞郡太守,后来驻守朐山。 结果朐山人王万寿杀了晰,把他的头送到了朝廷,朐山也因此归顺了朝廷,晰的儿子翐也被带到了京城。几年后,翐被任命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正光年间初期,他从郡里南下叛乱。

刘芳,字仲华,祖上刘泰之,父亲刘承伯,都在宋明帝刘彧手下当官,都挺有名气的。刘芳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经史,擅长草书和隶书,还认识很多稀奇古怪的字。世宗初期,他进朝当官,被任命为员外郎。后来升迁为尚书外兵郎中,还被加封为轻车将军。刘芳很器重他,朝廷的各种规章制度,都让他参与制定。尚书台讨论事情的时候,刘芳和殿中郎袁翻经常是主持讨论的人。他处理政务很有一套,朝廷里疑难杂症的事儿,都找他拿主意。他还被皇上委以重任,参与新法令的制定。

他为人沉稳、厚道,待人接物很好,气质洒脱不羁,风度翩翩,当时的人都对他评价很高。尚书李平和他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刘芳又升迁为步兵校尉,兼任郎中和东宫中舍人。之后又升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兼任考功郎中,他还创立了考课制度,完善了官员升降的办法,做得井井有条。肃宗初年,大军攻打硖石,刘芳担任李平的幕僚,城池攻破后,刘芳也立下了不少功劳。太傅清河王怿很欣赏他的风雅,经常目送他离开,还说:“刘芳堂堂正正,是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宰相。”皇上还下诏让他和一些有才学的士人一起,编撰朝廷的规章制度。

王怿当宰相很多年了,对刘芳特别看重,还让自己的儿子们向他学习。后来,刘芳又升迁为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天,他突然暴病去世了。家里非常贫穷,去世的时候,家里空空如也,只有四面墙壁。太傅王怿和当时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为他惋惜不已。朝廷追赠他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的官职,谥号为“宣简”。刘芳写的诗歌、诔文、赋、颂以及其他文章,当时都很有名气,他还著有《物祖》十五卷,记载各种器物制作的起源。

他的儿子刘筠,字士贞,做过员外散骑侍郎,后来又担任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天平初年去世,朝廷追赠他前将军、徐州刺史的官职。 另一个儿子刘规,早早就去世了。

筠弟,字士文,从小就聪明伶俐。十二岁的时候,他去拜访尚书王衍,王衍和他聊了几句,就觉得他非常出色,于是和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一起上奏朝廷推荐他,结果筠弟就当上了秘书郎。他也是个好人啊!兴和元年去世了,享年二十八岁。他没留下儿子,由他的侄子矩继承了家业。

他叔祖的孙子懋,平时就喜欢待在家里,不追求功名利禄。后来高祖皇帝去彭城,提拔他做了兰陵太守。他以清廉为政,最后在任上去世了。

懋的儿子长文,被高祖皇帝提拔做了南兖州冠军府长史,还兼任谯郡太守。后来被敌军包围,粮食也吃光了,但他坚守节操,保全了全城,因为功劳被封为下邑子。后来又升迁为鲁郡太守。高祖皇帝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恂做妾。最后他也去世了。

长文的儿子敬先,继承了他的爵位。敬先的弟弟徽,担任奉朝请,还做过徐州治中。

长文的弟弟永,字履南,很有军事才能,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少功劳。他官至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年间,他还兼任大鸿胪卿,奉命出使高丽,册封高丽王安。回来后,被任命为范阳太守。

他们家族的兄长僧利,为人慷慨侠义,深受乡里百姓的爱戴。高祖皇帝去徐州的时候,召见了他,很欣赏他,就让他做了徐州别驾。后来又升迁为沛郡太守。但他后来就安心在家乡生活了,不愿意再做官。过了十几年,朝廷觉得他可能另有想法,就征召他做了轻车将军、羽林监。最后也在任上去世了。他的长子世雄,后来官至泰山太守。

世雄的弟弟世明,字伯楚,读过不少书。他先是在朝廷做官,后来升迁到兰陵太守、彭城内史。碰巧刺史元法僧在城外造反,世明就把自己送给了萧衍。萧衍想给他封爵位,世明坚决不接受,一再请求萧衍让他回去,萧衍最终同意了。

到了肃宗时期,朝廷征召他当谏议大夫。孝庄皇帝在位后期,他又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那时候尔朱世龙等人权势熏天,各地怨声载道,叛乱不断,城里的百姓王乞逼迫劫持了世明,控制了州城投靠萧衍。萧衍封世明为开国县侯,食邑一千户,还让他当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授仪同三司的官职。世明又一次坚决拒绝,坚持要回北方。萧衍尊重他的意愿,亲自在乐游苑为他送行。世明回到家乡后,上交了朝廷授予的节钺,从此不再入朝为官,经常以打猎为乐。兴和三年,世明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赠他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的官衔。他的儿子叫祎,字彦英。在武定年间,官至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兰陵人缪俨,非常有才华,和彭城刘氏家族在才学和名望上不相上下。彭城归附北魏后,缪俨的弟子承先跟着薛安都到了京城,被赐爵襄贲子,后来又回到徐州;几十年里,他都没有做官。到了世宗时期,承先的儿子彦植继承了爵位,得到朝廷的任用,后来升迁到伏波将军、羽林监。彦植为人恭谨谨慎,为人厚道,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

荥阳人郑演,在刘彧手下做过琅邪太守。当时徐州刺史薛安都打算归附北魏,郑演支持他的计划。显祖皇帝刚到京城,就因为郑演的功劳,任命他为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来又升任太中大夫,爵位也改为云阳伯。郑演去世后,朝廷追赠他幽州刺史的官衔,谥号为懿。他的子孙因此就在彭城和泗水一代定居下来了。

子长猷他爹有功劳,所以他一开始就当上了官,先是被封为宁远将军,然后做了东平太守。没多久又调到沛郡去了。后来又回到朝廷,当了南主客郎中和太尉属官,还继承了云阳伯的爵位。

皇上南征打仗,攻下宛城后,就封子长猷为南阳太守。等到皇上要回宫了,还特地下诏书对子长猷说:“当年曹操攻下荆州后,把满宠留在那儿镇守。现在朕也把这个郡交给你,还要你统领军队,这可不是简单的安抚新归附的人民,而是要你守卫城池,肩负重任啊!”皇上还特别赏赐了他二百匹绢。后来高祖皇帝死在了南阳,就在南阳下葬了。没过多久,子长猷被征召回朝,当了护军长史。

世宗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寿春归顺了朝廷,子长猷又兼任了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去寿春宣慰。等到任城王当上扬州刺史,皇上又任命子长猷为谘议参军,同时兼任安丰太守。后来他又升任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同时兼任彭城内史。之后,朝廷征召他回朝,做了谏议大夫,然后又升任司徒谘议,最后做到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子长猷去世了,死后被追谥为贞侯。

他的儿子子廓继承了他的爵位,后来也去世了。

他的孙子子元休又继承了爵位。在兴和年间,他当上了睢州刺史。齐朝篡位后,爵位等级被降低了。

子元休的弟弟叫子凭,字元祐。在武定年间,他当上了司徒从事中郎。

史官评论说:子长猷为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很有儒家风范,最终得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在太和盛世,他受到皇帝的重视,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他一生经历了动荡,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在年轻时就辞去爵位,尽心辅佐幼主,在当权时也坚持自己的节操,比起其他大臣,他的品德确实高尚得多。刘芳为人正直,特立独行,为人沉稳,爱好古代典籍,知识渊博,是当时儒学大家,也是那个时代的师表。子长猷的才能和见识都流传于世,他有名士的风范,受到世人的敬重,这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