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王朝初期，天下刚刚经历战乱，一片混乱，礼乐制度崩坏，典籍文献散失严重。光武帝刘秀自己特别喜欢研究经书，还没等坐稳江山，就四处寻找儒学大家，收集散落的文献，修补残缺的典籍。
之前，很多地方的学者都带着珍贵的书籍躲藏在深山老林里。自从光武帝登基后，大家都纷纷带着自己的书籍和典籍来到京城，像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这些有名的学者，都陆续来到京城。于是，光武帝就设立了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根据自己家的学术传承来教授学生。《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个学派；《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个学派；《诗经》有齐氏、鲁氏、韩氏三个学派；《礼记》有大戴氏、小戴氏两个学派；《春秋》有严氏、颜氏两个学派，总共十四个博士，太常官负责统一管理。
建武五年，光武帝下令修建太学，按照古代典籍的记载，把祭祀用的各种器物都摆放齐全，让学生们穿着规定的服装，学习古代的礼仪规矩。到了中元元年，又修建了辟雍。明帝即位后，亲自主持了辟雍的祭祀仪式。皇帝穿着庄严的冕服，乘坐华丽的车驾，举行隆重的仪式，在明堂接受群臣朝拜，登上灵台观看天象，在辟雍举行祭祀活动，尊崇三老五更。祭祀和射礼结束后，皇帝亲自坐在那里讲学，儒生们拿着经书上前提问，戴着冠帽穿着儒服的人们围着辟雍门观看聆听，人数多得数不清，估计有上千万人。
后来，光武帝又为功臣子孙和一些特定家族另外设立了学校，挑选优秀教师来教育他们。甚至连宫廷侍卫羽林军，都必须学习《孝经》。就连匈奴也派孩子来太学读书。那真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到了永平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
话说建初年间，皇上把一大堆儒生召集到白虎观，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各种学说观点的异同，足足开了好几个月才结束。皇上亲自主持会议，就像以前石渠阁那样隆重，还专门让史官记录，写成一本叫《通义》的书。 皇上还下令让有才华的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没专门设立学校，但只要学得好，都能被提拔成讲官，在朝廷里当差，这样就能网罗到那些隐居的才俊，保存各种学说。孝和皇帝也经常去东观，翻阅各种书籍。
等到邓太后临朝称制的时候，学习风气就有点衰落了。这时候，樊准和徐防就上书建议重视教育，还说很多当官的儒生根本不称职。于是太后下令让朝廷大臣认真挑选人才，只要是三个部门的郎官，只要精通经学，都能被推荐。从安帝开始执政，就对文化不太重视了，博士们上课也不认真，学生们也互相攀比，懒散得很，学校破破烂烂的，都改种菜了，放羊娃都跑到学校里来放羊，砍柴。
后来顺帝听了翟酺的建议，重新修缮学校，一共建了240栋房子，1850间教室。考试没考上的，可以补当学生，还增加了甲乙两科的招生名额，各增加十个人。还把各郡国的德高望重的儒生都提拔为郎官或舍人。到了本初元年，梁太后下令说：“从大将军到六百石俸禄的官员，都要送儿子去上学，每年乡里射猎的时候，都要举行一次宴会，让大家聚聚，这要成为惯例。” 从此，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万多人。但是，死读书的人多了，只注重华丽辞藻，真正的儒学风气反而衰落了。
党锢之祸后，很多有才德的人都被流放或罢官，后来这些人还互相争斗，互相告发，甚至有人暗中送礼行贿，在兰台的竹简上涂改经文，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熹平四年，灵帝下令让儒生们校订《五经》，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方便大家查阅，竖立在学宫门口，让全国人都能学习。
话说光武帝迁都洛阳的时候，朝廷的档案书籍就有两千多车，后来数量翻了好几倍。可是后来董卓迁都，老百姓都乱成一锅粥了，那些藏在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这些地方的典籍文章，都被抢着拆散了，那些丝织品做的书，大的被撕成帷帐，小的被做成包裹。董卓手下王允抢救了一部分运往西边，也就七十多车，路途遥远，又丢了一半。后来长安又乱了，那些书全都被烧毁了，彻底没了。
东京的读书人太多了，没法一一记录，我这书就只记载那些精通经学的大家，写成《儒林篇》。那些已经有传记的人，我就不重复写了。至于师承关系，如果需要标明来证明的，我就写出来。
书上说：田何传授《易经》给丁宽，丁宽又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了沛县的施雠、东海的孟喜、琅琊的梁丘贺，所以《易经》就有了施、孟、梁丘这三家学说。另外，东郡的京房向梁国的焦延寿学习《易经》，形成了京氏学说。还有东莱的费直传授《易经》给琅琊的王横，形成了费氏学说，他们用的是古代的文字，叫做《古文易》。沛县的高相传授《易经》给他的儿子高康和兰陵的毋将永，形成了高氏学说。施、孟、梁丘、京氏四家都设立了博士官，费、高二家没设立。
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东昏人，梁孝王的后代。他从小就学习礼仪。平帝的时候，他向沛县的戴宾学习《施氏易》。他还会弹奏雅乐，精通清角乐曲。
王莽当政的时候，他经常教五百多个学生。每逢春秋祭祀射礼，他总是按照典礼的规格准备，用素木和葫芦叶做祭器，用桑木做的弓和蒿草做的箭射“兔首”。每次举行仪式，县令总是带着属下官员来观看。王莽觉得刘昆聚集太多学生，私下举行大礼，有僭越之心，就把他和家人关进了外黄监狱。后来王莽失败了，刘昆才得以释放。天下大乱之后，刘昆为了躲避战乱，逃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难。
建武五年，他参加了孝廉的考试，但是没考上，于是他就跑路了，跑去江陵教书。光武帝听说这事儿后，立马就把他任命为江陵县令。那时候，江陵县年年都闹火灾，这哥们儿就对着火跪下磕头，还真就老能降雨止风的。后来，朝廷征召他当议郎，然后一步步升迁，做到侍中、弘农太守。
早些时候，崤山和黾池之间的驿道，老虎特别多，路上走的人都被吓坏了，根本过不去。他当了三年弘农太守，施行了仁政，结果老虎都带着孩子渡过黄河了。皇帝听说这事儿，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建武二十二年，他被征召接替杜林当光禄勋。皇帝问他：“你以前在江陵，能灭火，后来在弘农，老虎都过河了，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他回答说：“纯属偶然。”旁边的人都笑他老实巴交，不会说话。皇帝却感叹道：“这才是长者的风范啊！”然后就下令把他的话记录在竹简上。还让他去给太子和其他的王子、小侯爷们，一共五十多人讲课。建武二十七年，他被任命为骑都尉。建武三十年，他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皇帝就赏赐给他洛阳的房子，给他一千石的俸禄让他安享晚年。中元二年，他去世了。
他儿子轶，字君文，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学生也很多。永平年间，当上了太子中庶子。建初年间，又升迁为宗正，死后就一直由他家世袭宗正这个官职了。
洼丹，字子玉，是南阳育阳人。他家世代传习《孟氏易》。王莽当政的时候，他一直隐居起来教书，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不出来做官，学生也有好几百人。建武初年，他被任命为博士，然后一步步升迁，建武十一年，当上了大鸿胪。他还写了七篇《易通论》，世人称之为《洼君通》。洼丹对经义的研究非常深入，《易经》方面的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大儒。建武十七年，他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岁。
当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也以教授《孟氏易》而闻名，永平年间当上了少府。
任安，字定祖，是四川广汉绵竹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读过《孟氏易》，还通晓好几种经书。他还跟着同郡的杨厚学习图谶，深入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当时人们都说：“想知道仲桓（指任安）的想法，就去问问任安。”还说：“现在的人应该学习古代人的做法，就学学任定祖吧！”学业完成后，他回到家乡教书，学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都来求学。他最初在州郡做官，后来太尉两次征召他，又让他做博士，朝廷还派公车来征召他，但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了。州牧刘焉推荐了他，但当时交通受阻，朝廷的任命书最终也没送到。他七十九岁的时候，建安七年，在家中去世了。
杨政，字子行，是京兆人。他从小就喜欢学习，跟代郡的范升学习《梁丘易》，很擅长讲解经书。京城里的人都说：“杨子行讲解经书，声音铿锵有力啊！”他教的学生有几百人。
范升曾经因为他妻子告他，被关进了监狱。杨政就光着上身，用箭穿透自己的耳朵，抱着范升的儿子躲在路边，等候皇帝的车驾经过，然后拿着上书的文书叩头，大声喊：“范升娶了三次妻，只有一个儿子，现在才三岁，他太可怜了！”武骑和虎贲卫担心惊扰了皇帝的车驾，举起弓箭要射他，他还是不肯走；旄头卫又用戟叉他，伤了他的胸部，他仍然不退缩。他哭着哀求，感动了皇帝的心，皇帝下令说：“请求杨生（指杨政）当范升的老师。”于是立刻释放了范升，杨政因此名声大噪。
杨政这个人特别爱喝酒，不拘小节，果敢自信，但是很讲义气。当时，皇帝的女婿梁松和皇后的弟弟阴就都很仰慕他的名声，想和他交朋友。杨政每次和他们谈论事情，总是认真地探讨，从不妥协。他曾经去拜访杨虚侯马武，马武不愿意见他，谎称生病没起床。杨政直接进了门，径直走到床上，推开马武，抓住他的胳膊责备他说：“你蒙受了国家的恩惠，担任辅佐大臣的职位，不应该想着寻找贤才来报答皇帝的厚爱，却傲慢地对待天下的优秀人才，这不是养生的方法啊！今天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刀插进你的肋下！”马武的儿子们和周围的人都吓坏了，以为遇到了强盗，都拿着武器围在旁边，杨政却脸色平静。这时阴就来了，责备马武，让他和杨政交朋友。杨政的刚毅果敢、我行我素，就是这样。建初年间，他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是河南鄢陵人。他学习《梁丘易》，并以此教授学生。东汉建武年间，他被举荐为孝廉，做了朝廷郎官，后来因为生病辞官，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后来被司徒冯勤征召到府上工作，冯勤又举荐他做了教廉，之后慢慢升迁为博士。永平初年，他升任侍中祭酒。永平十年，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汉明帝经常向他请教经学问题。后来张兴的名声越来越大，远道而来的学生很多，记录在册的就有上万人，成为梁丘学派的宗师。永平十四年，他在任上去世。
他的儿子张鲂继承了他的事业，官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是汝南平舆人。他学习《京氏易》。十六岁时，被郡里举荐为明经，到京师参加博士考试，被任命为郎中。
有一次，皇上召集公卿大臣开会，大家都入座了，只有戴凭站着。光武帝问他为什么。戴凭回答说：“那些博士讲经都不如我，却坐在我上面，所以我不能入座。”皇帝立刻把他叫到殿上，让他和其他的儒生辩论经义，戴凭解释了很多疑难问题。皇帝很欣赏他，任命他为侍中，经常召见他询问国家大事的得失。皇帝对戴凭说：“侍中应该帮助朝廷治理国家，不要有所隐瞒。”戴凭回答说：“陛下您太严厉了。”皇帝问：“我哪里严厉了？”戴凭说：“我看到前任太尉西曹掾蒋遵，为人清廉正直，忠孝两全，学识渊博，可是陛下却因为听信了他人的谗言而将他囚禁，天下人都认为您太严厉了。”皇帝生气地说：“汝南人这是想再次结党营私吗？”戴凭说完就自己去廷尉自首，皇上又下令把他释放了。后来皇上再次召见他，戴凭说：“我没有直言敢谏的品格，却说了狂妄无知的话，不能以死进谏，苟且偷生，实在愧对圣上。”皇帝立刻下令尚书解除蒋遵的禁锢，并任命戴凭为虎贲中郎将，兼任侍中。
元旦朝贺的时候，百官都聚集在一起，皇帝命令那些能够讲解经义的大臣互相辩论，如果道理说不通，就夺去他的座位给那些能讲通的人。戴凭因此连升五十多个座位。所以京城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解经讲不通，就问戴侍中。”戴凭担任这个职位十八年，死在任上，皇上赐给他东园的梓木棺材和二十万钱。
当时南阳人魏满，字叔牙，也学习《京氏易》，并以此教授学生。永平年间，他做到了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是济阴郡成武县人。年轻时是个读书人，学习《京氏易》和《古文尚书》。他家里很穷，却非常孝顺母亲，经常在大的沼泽地里放猪来供养母亲。很多远方的人都来向他学习，都拿着书在田埂上等他，乡里乡亲都被他仁慈谦让的品德感化了。后来黄巾起义，黄巾贼路过他的村庄，大家约定不去侵犯孙先生的家。郡里推荐他做方正之官，派人送去羊酒请他赴任，孙期却赶着猪进了草丛，根本不理睬。司徒黄琬特别征召他做官，他也不去，最终老死在家。
话说建武年间，范升传授《孟氏易》给杨政，而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后来马融也传授《费氏易》。马融传授给郑玄，郑玄撰写了《易注》，荀爽又撰写了《易传》。从此，《费氏易》兴盛起来，《京氏易》就逐渐衰落了。
《汉书》上说：济南人伏生传授《尚书》，传给了济南的张生和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又传给了同郡的儿宽，儿宽传给了欧阳生的儿子，这样世世代代相传，传到欧阳高的曾孙，形成了欧阳氏的《尚书》学派；张生传给了夏侯都尉，都尉传给了族子始昌，始昌传给了族子胜，形成了大夏侯氏学派；胜又传给了他的堂兄之子建，建另立了小夏侯氏学派；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官职。另外，鲁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给都尉朝，朝又传给了胶东人庸谭，形成了《尚书》古文学派，但没有设立博士官职。
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郡千乘县人。从欧阳生传授《伏生尚书》到欧阳歙，已经传了八代，每一代都是博士。
欧阳歙继承了家学，为人恭敬谦逊，好礼乐于谦让。王莽当政时，他做了长社县令。更始帝建立政权后，他做了原武县令。光武帝平定河北后，来到原武，看见欧阳歙在县里认真治理政务，就把他提升为河南都尉，后来又让他代理太守的职务。光武帝即位后，欧阳歙被任命为河南尹，并被封为被阳侯。建武五年，因为犯了错误被免职。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杨州牧，后来又迁任汝南太守。他提拔任用贤能之士，政绩显著，与众不同。建武九年，他又被封为夜侯。
欧阳歙在歙县当老师，教的学生有几百人。他九岁就开始当官，后来被朝廷征召，做了大司徒。结果在汝南查案时，发现了一千多万的贪污案，欧阳歙因此被判罪下狱。他的学生们成千上万人跑到朝廷门口为他求情，甚至有人剃光头发以示决心。
平原人礼震，当时才十七岁，听说欧阳歙要被处决，立刻跑到京城去营救。走到河内获嘉县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绑了起来，上书请求代替欧阳歙死。他在奏章里写道：“臣听说老师大司徒欧阳歙，学问是儒学大家的典范，他家八代都是博士，却因为贪污案要被判死刑。欧阳歙家中只有孤儿寡母，无法传承他的学业，如果他死了，他的学问就彻底断绝了。这会让陛下落个杀害贤才的骂名，也会让学习的人失去老师的教导。恳请陛下杀了我来代替欧阳歙的性命。” 奏章呈上去了，但欧阳歙已经在狱中死了。欧阳歙的幕僚陈元又上书为欧阳歙申冤，陈词恳切感人，皇帝最终赐予欧阳歙棺木、印绶和三千匹绢帛。
欧阳歙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爵位，后来也去世了，没有留下儿子，爵位就取消了。济阴人曹曾，字伯山，是欧阳歙的学生，学习的是《尚书》，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官做到谏议大夫。他的儿子曹祉做了河南尹，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继续教书育人。 陈留人陈弇，字叔明，也是欧阳歙的学生，他学习的是欧阳歙注的《尚书》，后来当上了蕲县县令。
牟长，字君高，是乐安临济人。他祖上是牟国国君，春秋末年牟国灭亡后，就以牟为姓氏。牟长年轻时学习欧阳歙注的《尚书》，王莽当政的时候他没有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地征召他做博士，后来慢慢升迁到河内太守，因为垦田的事实不符被免职。牟长当博士和河内太守的时候，他的学生和听讲的人总是有一千多人，前后加起来有上万人。他著有《尚书章句》，都是根据欧阳歙的注本写的，所以俗称《牟氏章句》。后来他又被征召为中散大夫，朝廷准许他回家休养一年，最后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牟纡，也隐居教书，学生有一千人。肃宗听说后想征召他做博士，但他还没上任就去世了。
宋登，字叔阳，是京兆长安人，他父亲宋由曾做过太尉。
欧阳登教书那叫一个厉害，教的学生数都数不清，妥妥的教育家。后来当了汝阴县令，政绩突出，老百姓都叫他“神父”，可见有多么受爱戴。之后又升官，当了赵国的丞相，再后来进了中央，当上了尚书仆射。汉顺帝觉得他懂礼乐，就让他去太学主持工作，还让他制定了音乐的标准，之后又升任侍中。他经常上书给皇帝，批评那些有权势的大臣，所以后来被外放到颍川当太守。在他治理下，市场公平，路上没有丢东西的，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后来因为生病，才辞官回家，死后，汝阴的老百姓还把他供奉起来呢。
张驯，字子俊，是济阴定陶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能背诵《春秋左氏传》。他靠讲授《大夏侯尚书》谋生。后来被征召到政府部门工作，通过考试后，官拜议郎。他和蔡邕一起参与修订了《六经》的文字。之后升任侍中，主管秘书处，深受皇帝器重。他经常根据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建议，皇帝都很赏识他。后来他被调到丹阳当太守，政绩显著。光和七年，他被征召回朝，担任尚书，后来又升任大司农。初平年间，他在任上去世了。
尹敏，字幼季，是南阳堵阳人。年轻时是读书人。一开始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古文》，还精通《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可以说是学识渊博。建武二年，他上书给皇帝，提出利用《洪范》里的方法来消除灾难。当时汉光武帝刚建立王朝，没时间管这些，就让他在公车待诏，后来又让他当了郎中，还被调到大司空府工作。
皇帝觉得尹敏知识广博，就让他校对占卜的书，让他把崔发编写的关于王莽的那些东西删掉。尹敏说：“那些预言书不是圣人写的，里面有很多粗俗的字，跟老百姓说话差不多，恐怕会误导后人。”皇帝没听他的。尹敏就利用那些缺失的文字，自己加了一句：“君无口，为汉辅。”皇帝看到后很奇怪，就问他怎么回事。尹敏说：“我看到以前的人修改过书籍，所以我也斗胆试一试，希望能有点用。”皇帝虽然很生气，但最终没惩罚他，不过这件事也让他仕途受阻。他和班彪关系很好，每次见面，都会聊到很晚，甚至忘记吃饭，彻夜不眠，他们自认为是像钟子期、伯牙，庄子、惠施那样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个人后来升迁了好几次，最后当上了长陵县令。永平五年，朝廷下令逮捕一个叫周虑的人。周虑本来名声就很好，而且很聪明，因为聪明反倒被牵连坐牢，免了官职。出来以后，他感叹说：“那些哑巴聋子，才是真正有道义的人啊！为什么那些明察秋毫的人反而会遇到这样的祸患呢？”永平十一年，他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升迁为谏议大夫。最后在家去世了。
周防，字伟公，是汝南汝阳人。他父亲周扬，从小就孤苦贫寒，经常开设旅店接待过往旅客，从不收取报酬。周防十六岁的时候，在郡里做个小官。汉光武帝巡视汝南的时候，召集属吏考校经书，周防尤其擅长诵读，被任命为守丞。因为周防还没成年，就辞去了官职。后来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经学造诣很深，被举荐为孝廉，做了郎中。他撰写了《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字。太尉张禹推荐他补任博士，然后慢慢升迁，做到陈留太守，因为触犯法令被免职。七十八岁的时候，在家去世了。他的儿子周举，有独立的传记记载。
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从他曾祖父孔安国开始，他们家世代传承着《古文尚书》和《毛诗》。他的曾祖父孔子建，年轻时游学长安，和崔篆交情很好。后来崔篆在王莽手下做建新大尹，曾经劝过孔子建做官。孔子建回答说：“我有平民百姓的心思，你有做高官的志向，各随其志，不也很好吗！既然道路不同了，我就此告辞吧！”于是回家了，最后在家去世。孔僖和崔篆的孙子崔骃也交情很好，他们一起在太学学习，研习《春秋》。一次，他们读到吴王夫差的故事，孔僖放下书感叹道：“像夫差这样，就是所谓的‘画龙不成反成狗’啊！”崔骃说：“对啊。以前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才十八岁，崇尚圣道，效法先王，五六年间，声名超过文帝、景帝。可是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以前做的好事。”孔僖说：“书里记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隔壁房间的梁郁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话说：“这么说，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和崔骃默不作声。梁郁很生气，很恨他们，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和孔僖诽谤先帝，讽刺当今。这件事被提交到有关部门，崔骃被官府传讯审问。孔僖听说官兵就要来抓他了，害怕被杀头，于是赶紧上书给肃宗皇帝，自己承认错误说：
我觉得啊，那些说别人诽谤的人，意思是说根本没这回事，是故意诬陷别人。可像孝武皇帝的政绩，好坏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史书上，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明白白。这属于直接引用史书上的事实，根本不算虚假诽谤。 皇帝要是做好事，天下好事都会归于他；要是做坏事，天下坏事也会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因为这些就杀掉说话的人。再说，陛下您即位以来，施政时间还不长，但恩泽已经遍及天下，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好批评的呢？就算我们说的不对，您也应该改过自新；如果我们说的不对，您也应该包容一下，这又有什么罪呢？陛下您不仔细分析事情的大局，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只顾着发泄私愤，图个痛快。我们这些臣子被杀，死了也就死了，但我担心天下人会因此改变看法，通过这件事来揣测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谁还敢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呢？我之所以不怕死，还敢直言不讳，是因为我真心为陛下惋惜这来之不易的大业。陛下您自己都不珍惜，那我还有什么用呢？齐桓公还亲自揭露自己祖先的过错，来抬高管仲呢，这样才能让大臣们畅所欲言。现在陛下却想隐瞒十代孝武皇帝的事实，这和齐桓公的做法岂不是完全相反吗？我担心那些官员会突然之间互相攻击，怀恨在心，蒙受冤枉，没机会为自己辩解，让后世评论的人，随便拿陛下和别人作比较，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去掩盖这件事吗？我现在就在宫门口等着接受严厉的惩罚。
皇上开始也没觉得我们有罪，等看完奏章后，马上就下令不追究了，还把我们提升为兰台令史。
唐宪宗元和二年春天，皇帝东巡，回程经过鲁国，特意去孔庙祭拜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还演奏了六代之乐，召集了孔氏家族二十岁以上的六十三位男性成员，并请儒者讲解《论语》。孔僖（孔子的后代）就趁机表达了谢意。皇帝说：“今天这场盛会，对你孔氏家族来说是不是很荣耀啊？”孔僖回答说：“臣听说，明智的君王和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如今陛下您亲自驾临，光临寒舍，这是尊崇先师，彰显圣德的举动。至于荣耀，臣不敢当。”皇帝哈哈大笑说：“如果不是圣人的后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皇帝任命孔僖为郎中，赏赐褒成侯孔损以及孔氏家族男女丝绸布匹，还下令孔僖跟随自己回京师，让他在东观校书。
冬天，孔僖被任命为临晋县令。崔骃用《家林》占卜，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劝孔僖说：“你为什么不辞掉这个官职呢？”孔僖说：“学习不是为了做官，做官也不挑拣官职，吉凶在于自己，难道要由占卜来决定吗？”他在临晋县做了三年县令，死后留下遗嘱就地安葬。
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彦，次子叫季彦，当时都十多岁。蒲坂县令许君然劝他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鲁国。孔僖回答说：“现在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去，就是违背了父亲的遗嘱；而抛弃父亲的墓地离开，我又于心不忍。”所以，他就留在了华阴。长子彦喜好研习经书，次子季彦继承家业，门徒有数百人。
汉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地区下了很大的雨雹，冰雹大的像斗一样。安帝下诏，让有道术的人来解释这场灾异，于是召见季彦到德阳殿，皇帝亲自询问原因。季彦回答说：“这些都是阴气侵犯阳气的征兆。现在朝中权臣专权，太后势力强大，陛下应该修明圣德，警惕这两件事。”皇帝默然不语，周围的人都对季彦的回答感到不满。后来，季彦被举荐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三年后，季彦四十七岁，在家中去世。
最初，汉平帝时期，王莽执政，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王莽失败后，褒成侯国被废除。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刘秀重新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死后，他的儿子孔损继承爵位。永元四年，褒成侯国改封为褒亭侯。孔损死后，他的儿子孔曜继承爵位；孔曜死后，他的儿子孔完继承爵位。 孔氏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直到汉献帝初年，褒亭侯国才最终断绝。
杨伦，字仲理，是陈留东昏人。年轻的时候做过诸生，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后来当了郡里的文学掾。他经历过好几个上司，心里一直记挂着时事，但是因为不擅长处理人事关系，就辞官了，再也不接受州郡的任命。他在大泽中讲学，学生多达一千多人。元初年间，郡里多次礼请他出仕，三府也同时征辟他，朝廷也派公车来征召他，但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后来朝廷征召他做博士，又让他当了清河王的老师。这一年，安帝去世了，杨伦立刻丢下官职奔丧，在宫阙下哭喊，声音一直没断过。阎太后认为他擅自离职，把他治罪了。
顺帝即位后，下诏免除了杨伦的罪责，让他留在恭陵为安帝守丧。守丧期满后，朝廷征召他做侍中。当时，邵陵令任嘉在任上贪污腐败，被调到武威做太守。后来有人检举任嘉的罪行，牵涉金额巨大，于是朝廷下令将他逮捕，审问廷尉，牵扯到的将相大臣竟然有一百多人。杨伦就上书说：“我听说《春秋》记载，要诛杀罪恶直到根源，根源被诛灭了，罪恶自然就消除了；就像整理皮裘，先理顺领子，领子正了，毛也就顺了。现在任嘉罪行累累，还没受到惩罚，却反而让他去治理一个大郡，这不是明摆着纵容奸邪吗？如果不严惩主使者，怎么能够杜绝奸邪的萌芽呢？过去湖陆令张叠、萧令驷、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行都已查明，都受到了惩罚，可是贪官污吏到现在还没绝迹，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追究主使者的责任吗？从前齐威王称霸的时候，杀了五个奸臣，并且追究了他们的同伙，以此来平息诽谤。该断不断，《黄石公》书里就告诫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就像尘土落在泰山嵩山，雾气笼罩淮河大海一样，虽然没有好处，但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地考虑我的建议。”
奏章呈上去后，有关部门认为杨伦的奏章直言不讳，言语不恭顺，就把奏章压了下来。尚书说杨伦探知了朝廷的秘密，故意以此来要求朝廷整治贪官。杨伦因此被指责不敬，被判处“鬼薪”（一种古代的刑罚）。但是，诏书又说杨伦多次进谏忠言，特地赦免了他，让他回家养老了。
公元133年，我被朝廷任命为太中大夫，那可是个挺重要的官职。后来，大将军梁商把我弄到他手下当长史，相当于他的秘书吧。结果我跟他不合拍，老是跟他对着干，最后被调到常山王那里当老师去了。可我当时病了，根本去不了。朝廷还派人催我上任，我直接在河内朝歌住下了，跟皇帝告病假，还放狠话：“宁可死在这儿，也绝不往北走一步！就算把我杀了，我也绝不后悔！我一个老百姓的决心，比千军万马还坚定！” 皇帝一看我这么倔，发了道旨意，说我升官了还不好好干，故意拖延时间，还装病逃避，真是个固执的家伙。最后虽然把我叫到廷尉那儿，但还是没追究我的责任。
我前后三次被朝廷征召，每次都是因为直言进谏惹恼了上面。后来我干脆回家闭门谢客，专心教书育人，跟外界断了联系。朝廷又派车来请我，我还是躲着没去，最后就死在家中。
到了东汉中兴时期，北海人牟融在研究《大夏侯尚书》，东海人王良在研究《小夏侯尚书》，沛国人桓荣在研究《欧阳尚书》。桓荣那一脉的学问传承有序，在东京地区特别兴盛。《古文尚书》呢，是扶风人杜林传下来的，他的同郡好友贾逵还专门给它写了注释，马融写了传记，郑玄做了注解，所以《古文尚书》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