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字伯仁,是长安杜陵人。他高祖父张安世,在汉宣帝时期担任大司马卫将军,被封为富平侯。他父亲张放,做过汉成帝的侍中。张纯年轻的时候继承了富平侯的爵位,在汉哀帝和汉平帝时期担任侍中,到了王莽篡汉的时候,官位做到列卿。

碰上王莽篡权那会儿,好多侯爵都被弄没了,但张纯因为他为人谨慎老实,遵守承诺,这才保住了之前的爵位。

建武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主动去皇宫上奏,所以才能恢复侯爵身份。建武五年,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带兵去颍川,统领那边的突骑,负责安抚荆州、徐州、扬州一带,督促运输军需物资,并且监督其他将领的营建工作。后来他又带兵去南阳屯田,升迁为五官中郎将。

这时候有人上奏说,列侯如果不是皇室宗亲,不应该恢复爵位。光武帝说:“张纯在宫里侍卫十多年了,别把他爵位给废了,改封他为武始侯,食邑是原来的富平侯的一半。”

话说当年,纯在朝中任职多年,对朝中各种典章制度都非常熟悉。建武年间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旧的规章制度都缺失了,每当遇到疑问和争议,大家都会去请教纯。从郊庙祭祀、婚丧嫁娶到各种礼仪规范和意义,纯都能够准确地加以解释和规范。皇帝非常器重他,让他兼任虎贲中郎将,经常召见他,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见好几次。

纯觉得宗庙祭祀的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昭穆(宗庙中列祖列宗的排列顺序)也比较混乱。于是,在建武十九年,他和太仆朱浮一起上奏章给皇帝说:“陛下您出身平凡,却平定天下,扫除暴乱,继承了祖宗基业。我认为,虽然我们现在是重新创建,但名义上是中兴,所以应该尊奉先帝,认真地举行祭祀。从元帝开始,宗庙祭祀中,高皇帝被尊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这些都沿袭了旧制。此外,还设立了四代亲庙,从南顿君追溯到舂陵节侯。按照礼制,为人后代的就要尊其为子,既然已经祭祀了大宗,就要降低对私亲的祭祀规格。现在,我们祭祀高庙时,昭穆的排列顺序已经确定,但是舂陵四代君臣却并列在一起,以卑贱的地位与尊贵的地位并列,这违背了礼仪的原则。如果不是因为遇到了王莽篡汉,导致国统中断,需要追寻宗室来让陛下继承皇位,又怎么会去顾及私亲,违背礼制呢?以前高帝因为自己受命于天,并非继承太上皇的位子,宣帝因为是孙子继承祖宗的位子,所以不敢偏私亲属,所以才为他父亲单独立庙,只有群臣才能参与祭祀。我认为应该取消现在的亲庙,效仿宣帝、元帝的旧例,希望陛下能下令让有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

皇帝下令让公卿大臣们讨论此事。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认为:“应该把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帝以及他们四代的亲庙都保留下来,尊宣帝、元帝为祖、父,可以亲自祭祀;成帝以下,由有关部门执行祭祀仪式,另外为南顿君设立皇考庙。祭祀的范围上溯到舂陵节侯,群臣可以参与祭祀,以此来表明尊崇尊贵者的敬意,以及亲近亲人的恩情。”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宗庙还没有完全建好,元帝以前的皇帝,在洛阳的高庙祭祀;成帝以后的皇帝,在长安的高庙祭祀;至于南顿四世,则在他们各自的埋葬地进行祭祀。

第二年,纯被任命为太仆,接替朱浮。过了二十三年,他又接替杜林担任大司空。他在位期间,学习曹参的治国之道,主张无为而治,选拔的官员都是有名的大儒。第二年,皇上开凿阳渠,引洛水来作为漕运水道,老百姓都从中受益。

二十六年,皇上给纯下诏书说:“禘祭和祫祭,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古人说:‘三年不举行祭祀的礼仪,礼仪就会败坏;三年不举行音乐的仪式,音乐就会崩溃。’应该根据经典,详细制定祭祀的规章制度。”纯上奏说:“《礼记》规定,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春秋传》说:‘大祫祭是什么呢?是合祭。’无论是已经毁坏的庙宇还是未毁坏的庙宇的祭祀对象,都要一起参加祭祀,和太祖一起享用祭品,五年两次这样隆重的祭祀。汉朝以前的制度是三年一次祫祭,毁坏的庙宇的祭祀对象和在高庙的祭祀对象一起祭祀,而未毁坏庙宇的祭祀对象则从未一起祭祀过。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在庙宇里聚会,才开始举行禘祭。十八年前皇上亲临长安,也举行过这个仪式。古人说三年一闰,天气略有变化;五年两闰,天气变化较大。所以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禘’的意思是‘谛’,谛定昭穆尊卑的意义。禘祭在夏四月举行,夏天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能确立尊卑的秩序。祫祭在冬十月举行,冬天五谷成熟,万物丰收,礼仪也已齐备,所以要聚在一起享用祭品。这些典礼废除已经八年了,我认为可以按照礼仪制度来执行,请皇上择日决定。”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从此禘祭和祫祭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那时候,南匈奴单于和乌桓都来投降,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刚刚摆脱战乱,年年丰收,家家富足。纯认为圣王建造辟雍,是为了推崇尊崇礼仪和教化,使国家既富裕又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他查阅了《七经谶纬》、《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以及平帝时期关于辟雍的议论,准备上奏皇上。还没来得及上奏,正好博士桓荣也上书建议建造辟雍和明堂,奏章下发到三公和太常,而纯的意见和桓荣一致,皇上就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三十年,纯奏请皇上举行封禅大典,说:“自古以来,受命为帝的人,治理天下兴盛了,都会举行封禅大典,来宣告自己的功绩。《乐动声仪》里说:‘用《雅》来治理百姓,《风》的成就体现在《颂》里。’周朝鼎盛时期,成王、康王时期,郊祭、封禅,都是有据可查的。书上说:‘二月,皇上东巡狩猎,到达泰山,举行祭祀。’这就是封禅的意义。我观察陛下受命于中兴之际,平定了全国的叛乱,修复了祖宗基业,抚慰百姓,天下太平,大家都重新过上了好日子,您的恩德像云一样广布,恩泽像雨一样滋润,百姓安居乐业,边疆少数民族也敬仰大汉的仁义。《诗经》里说:“蒙受上天的福泽,四方来朝贺。”现在是摄提格的年份,天干地支是甲寅年,您的德行如同东宫的太阳一样闪耀。应该趁着这个好时机,遵循唐代皇帝的典范,继承孝武帝的事业,在二月东巡狩猎,在泰山封禅,昭告中兴,铭刻功勋,恢复祖宗的统治,报答上天,祭祀梁父山,祭祀地祇,传承皇位给子孙后代,奠定万世基业。”中元元年,皇上就东巡泰山,让纯担任御史大夫随行,并且上呈了封禅的旧仪和刻石的文字。三月,纯去世了,谥号为节侯。

奋字稚通,他父亲纯临终前嘱咐家丞说:“司空这个职位我并没有什么功劳就得到了爵位,我死后,不要再提什么继承爵位的事了。”奋的哥哥根,从小体弱多病,光武帝下诏让奋继承爵位,奋说他父亲有遗嘱,坚决不肯接受。皇上因为奋违抗诏令,下令把他抓进监狱,奋非常害怕,这才接受了爵位。永平四年,他按照规定把爵位还给了国家。

奋从小好学,生活节俭,为人正直,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接济宗族亲属,即使自己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也从不停止施舍。永平十七年,儋耳(今海南岛)归附汉朝,奋来朝拜皇上祝寿,在宣平殿被皇上接见,回答问题都切合圣意,显宗皇帝很欣赏他的才能,让他担任侍祠侯。建初元年,被任命为左中郎将,后升任五官中郎将,又升任长水校尉。七年,担任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职。永元元年,再次被任命为城门校尉。四年,升任长乐卫尉。次年,接替桓郁担任太常。六年,接替刘方担任司空。

那几年老天爷不帮忙,闹旱灾,求雨也没用,于是上奏皇帝说:“这几年收成不好,百姓都饿肚子,现在又干旱这么久,秋天的庄稼还没长起来,阳气都快耗尽了,时间紧迫啊!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命,治理国家最要紧的事,也是最让人担忧的事。我蒙受皇恩很深,担负的责任又重,每天晚上都担心害怕,写奏章都表达不了我的担忧,想直接跟中常侍说说我的想法。”说完就立刻被召见,当面跟皇帝说了说当前政务应该怎么做。

第二天,和帝就让太尉和司徒去洛阳监狱,查看犯人,把洛阳县令陈歆给抓起来了,结果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足足下了三天。

话说这位安世侯,在朝廷上清清白白,也没啥特别的功劳。九年后,他因为生病辞官回家了。在家的时候,他还上书皇帝,说:“圣人最看重的,政治的根本,在于礼乐。《五经》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而礼乐的作用尤其重要。孔子说过:‘治理国家,安定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改变风俗习惯,没有比乐更好的了。’又说:‘通过谦让来教化天下,这就是礼乐啊。’古代圣王时期,礼乐可谓是兴盛发达啊。孔子对子夏说:‘礼用来修饰外表,乐用来约束内心,我老了,做不到了!’又说:‘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能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行动了。’我认为汉朝应该制定礼乐制度,所以先帝凭借他的圣明,多次下诏书,痛心于礼乐制度的缺失,但很多儒生理解不了,意见也很多,互相矛盾。我家族几代都是辅佐朝廷的重臣,但这么大的事情还没定下来,我心里一直很着急,吃不下睡不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真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看到礼乐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十三年后,皇帝又召他回来,让他担任太常。他又上书皇帝说:“汉朝应该重新制定礼乐制度,把相关的典籍整理清楚。古代帝王在统一全国,制定制度之后,就会创作音乐。我整理了关于礼乐制度不同意见的三件事,希望交给相关部门,按时考证确定。以前孝武帝、光武帝祭祀天地告成的时候,礼乐制度都没确定,事情也互相不配套。先帝已经下令让曹褒负责这件事了,现在陛下只要按照他的方案执行就行了,就像周公那样,参考文王武王时期的制度,不用自己重新制定,这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长期谦虚谨慎,导致大汉王朝的事业不能及时完成,这不是用来彰显祖宗功德,奠定太平基业,为后世树立榜样的办法。”皇帝虽然很赞同他的意见,但还是没有实行。那年冬天,他又因为生病辞官了。第二年,他死在家中。

他的儿子子甫继承了爵位,做到津城门候。子甫死后,他的儿子子吉继承爵位。永初三年,子吉去世,没有儿子,安世侯国因此被撤销。从昭帝封安世侯开始,到子吉,一共传了八代,经历了朝代更迭和战乱,两百年间从未被降罪或罢免,受封的侯爵中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曹褒,字叔通,是山东薛县人。他父亲曹充,精通《庆氏礼》,在建武年间当上了博士,还跟着皇帝去泰山巡狩,参与制定了封禅大典的礼仪。回来后,他又奉诏参与制定七郊、三雍、大射以及养老的礼仪制度。

汉显宗皇帝即位后,曹充向皇帝上奏说:“汉朝两次受命于天,都有封禅祭祀的事,但是现在的礼乐制度已经很混乱了,不能作为后代的典范。五帝的音乐都不一样,三王的礼仪也不相同,大汉朝应该自己制定一套礼乐制度,以此来教化后世。”皇帝问他:“那应该怎么制定礼乐呢?”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里说:‘汉朝兴盛的时候,礼乐将会文雅而兴盛。’《尚书璇机钤》里也说:‘汉朝皇帝兴起,德行完善,就会创作音乐,并给予命名。’”皇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下诏说:“现在就改太乐官的名称为太予乐,创作歌曲、诗歌和乐曲,等待有才德的君子来完善。”然后任命曹充为侍中。曹充还撰写文章,辩驳各种不同的说法,于是就有了庆氏学派。

曹褒从小就很有志向,为人宽厚,成年后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学业,学识渊博,通晓各种典籍,尤其擅长礼仪制度。他常常觉得朝廷的制度还不完善,非常敬佩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的礼仪制度,所以日夜苦读钻研,认真思考,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笔和纸,走路的时候也在背诵经典,一想到这些问题,就忘记了时间和地点。

他一开始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又升迁做了圉县令。他用礼仪教化百姓,用道德感化风俗。当时,有五个其他郡县来的盗贼闯入了圉县,官吏把他们抓住了。陈留太守马严听说后,非常生气,就擅自下令把他们杀了。曹褒责备官吏说:“杀害人命,上天也会降罪于他。皋陶都不对盗贼判处死刑,管仲遇到盗贼还提拔他们做了官。现在你奉命杀了他们,这是违背天意,讨好上司啊,罪过很重!如果能保全这些人的性命,即使我自己因此受罚,我也心甘情愿。”于是,他阻止了杀人的行动。马严上奏说曹褒软弱无能,于是曹褒被免官,回到郡里,做了功曹。

皇上要我当博士,真是受宠若惊啊! 那会儿肃宗皇帝正想整顿礼乐制度,元和二年,他下了一道圣旨,说:“《河图》上说‘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璇机钤》也说:‘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我这个不肖子孙,赶上这个时代末尾,怎么才能继承和发展,光大祖宗的功业,造福黎民百姓呢?《帝命验》又说:‘顺尧考德,题期立象’。再说,三皇五帝的制度方法都不一样,各有优劣,何况我这么笨拙,怎么能胜任呢?虽然我想去做,可是实在做不到啊!每当我翻开这些典籍,心里就特别惭愧。”

皇上这意思,我明白,他是想有所作为啊。于是我就上书给他,说:“以前那些圣人得到天命当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制定礼乐制度,来彰显自己的功德的。功成之后作乐,功成之后制定礼仪制度,这是为了拯救世俗,带来吉祥,让万民得到上天的福泽啊!现在上天赐福,祥瑞不断出现,这制作礼乐的时机,比言语更能说明一切。应该制定新的礼乐制度,完善汉朝的礼仪,充分展现祖宗的盛德。” 结果我的奏章递交到太常寺,太常卿巢堪认为这事儿得按照一世大典来办,不是我定的,就不行。

皇帝知道大臣们都比较拘谨,难以一起开创大业,朝廷的礼仪制度也应该及时制定完善。第二年,他又下诏说:“我德行不足,承受着祖宗的丰功伟业。最近吉祥的景象频频出现,甘露夜里降下,五谷丰登,红色的草之类的祥瑞都记录在史官的记载里。我日夜敬畏,上愧对先祖的功绩,下愧对上天的祥瑞。汉朝遭受秦朝余毒,礼乐崩坏,而且沿袭旧例,没什么值得借鉴的,懂这些的人,都应该尽自己所能。” 看完诏书后,他叹了口气,对身边的学生们说:“以前奚斯赞颂鲁国,考甫歌颂殷商。大臣们按照道理来辅佐君主,尽心竭力地彰显君主的功德,这是美好的行为。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我有什么理由推辞呢!”于是他又上书,详细陈述了礼乐制度的根本,以及改革的意图。

他被任命为侍中,跟随皇帝南巡,回来后,因为一些事情被降职到三公,还没来得及上奏,皇帝就召见玄武司马班固,询问修订礼制的事情。班固说:“京城的儒生,很多人都精通礼仪,应该广泛征召他们,一起讨论利弊。”皇帝说:“俗话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都盖不好’。那些精通礼仪的人聚在一起,只会互相争论,产生分歧,根本写不出东西来。以前尧帝制定《大章》,一个夔就足够了。”

汉章帝元和元年正月,皇帝把褒禅叫到嘉德门,让一个小黄门拿着班固上交的叔孙通所著的《汉仪》十二篇,然后对褒禅说:“这套制度写的太粗略了,很多地方都不符合经典,现在应该按照礼仪的条文重新整理,让它可以被大家遵循。你在南宫和东观好好用心编写。”褒禅领命后,就开始整理礼仪制度,他参考了以前的典籍,还加入了《五经》里的一些谶纬之言,最终完成了从天子到庶民的冠婚丧葬祭祀等一系列礼仪制度,一共写成了150篇,用24寸长的竹简写成。同年十二月,他把这些东西上交给了皇帝。皇帝觉得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意见,所以就收下了,并没有让相关部门再进行评审。结果皇帝没多久就驾崩了,和帝继位,褒禅又给这些礼仪制度加上了章句注释,和帝还把《新礼》两篇放在了最前面。之后,褒禅被提拔为羽林左骑的监军。永元四年,他又升迁为射声校尉。后来,太尉张酺和尚书张敏等人上奏说褒禅擅自制定《汉礼》,破坏了圣人的教诲,应该严惩。虽然皇帝没有采纳他们的奏章,但是《汉礼》最终也没有被采用。

褒禅担任射声校尉的时候,军营里停放着很多无人收殓的棺材,有百余具之多。褒禅亲自走访,询问原因。士兵回答说:“这些都是建武年间以后去世,没有后人来料理后事的,所以无法埋葬。”褒禅听了以后非常悲伤,就花钱买了一块空地,把所有无人认领的棺木都安葬了,并且还举行了祭祀仪式。后来,他又升迁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正值瘟疫流行,褒禅亲自巡视病人,为他们送去医药,还组织煮粥施舍,救活了很多病人。永元七年,他被外放为河内太守。当时正值春夏大旱,粮食价格飞涨。褒禅到任后,整顿吏治,清除贪官污吏,没多久就下起了雨。到了秋天,庄稼获得了丰收,百姓生活得到了保障,逃荒的人也都回来了。后来,因为上报灾情不实,他被免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征召,再次升迁,最终官至侍中。

褒禅博学多才,精通古籍,是当时儒学大家的代表人物。永元十四年,他去世了。他著有《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一百二十篇,还传授了《礼记》四十九篇,教导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庆氏学派因此得以在世间流传。

话说啊,汉朝刚建立的时候,朝廷制度乱七八糟的,啥规矩也没有。后来叔孙通参考了古代典籍和礼仪,又结合秦朝的法令,制定了一些制度。虽然说这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很多古代的礼仪制度都被丢弃了。所以像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这些人,都为此感到惋惜和无奈,唉声叹气个不停。汉文帝、汉景帝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美好的愿望,想恢复这些旧制,但最终也没能实现。所以说,从汉朝开始看,这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一直就没断过。到了汉章帝的时候,他念念不忘前代的辉煌,下决心要恢复和发展古代礼仪,专门让礼仪官员制定国家法令,搞得热热闹闹的,看起来很不错。但可惜啊,没多久就因为各种原因,这事儿又黄了。

你看啊,古代的三皇五帝,他们的礼仪制度和音乐都不一样,《咸池》和《茎》的曲调就完全不同,更别说都城的设计了。更何况,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变化,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礼仪制度的标准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这都是统治者应该考虑的事情。再说,音乐方面,又不是只有夔、襄两个人能创作,新的乐曲不断涌现;律法方面,也不是只有皋陶、苏轼能制定,新的法令不断出台。修补旧的礼仪制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整天说“礼,礼,礼”,到底是个啥意思啊?

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郡高密县人。他家祖上八代之前,他的高祖郑崇,在汉哀帝时期做过尚书仆射。郑玄年轻的时候做过乡啬夫,后来辞官回家。他曾去过学官,但不喜欢做官,他父亲为此多次生气,但也没办法管住他。于是,郑玄就去了太学学习,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师,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他还拜东郡人张恭祖为师,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合适的老师可以继续学习,他就去了关中地区,拜在涿郡人卢植门下,又拜扶风人马融为师。

马融的门生有四百多人,能经常出入他书房的也有五十多人。马融为人一向骄傲自大,郑玄在他门下学习三年,都没能见到他本人,只能通过马融的高级弟子学习。郑玄每天都认真学习,从不懈怠。有一天,马融召集学生们讨论天文历法,听说郑玄擅长算术,就把他叫到楼上。郑玄抓住机会,向马融请教了一些疑问,问完之后就告辞离开了。马融感慨地对他的学生们说:“郑玄走了,我的学问也要衰落了!”

郑玄先生游学十几年后才回到家乡,家里很穷,就在东莱给人耕地,跟着他学习的人成千上万。后来因为党锢之祸,他和同郡的孙嵩等人四十多人都被关了起来。于是他就隐居起来专心研究经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特别擅长《公羊》学,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本书;郑玄先生就针对这三本书分别写了评论,指出其不足之处。何休看到后感叹道:“康成(郑玄的字)闯进我的屋子,拿起我的武器,来攻击我啊!” 早些年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这些人争论古今经学,后来马融回答北地太守刘瑰的提问,郑玄回答何休的提问,他们的论述都非常精辟深刻,因此古学才得以兴盛。

灵帝末年,党锢之祸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很有名,想见他,但又怕他。各州郡因为何进权势很大,不敢违抗他的意思,就逼迫郑玄去见他。何进摆好了座位和拐杖,非常客气地接待郑玄。郑玄没穿朝服,就戴着便帽去见他。 只住了一夜就逃跑了。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他的学生,像河内人赵商等等,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他的有好几千人。后来将军袁隗推荐他做侍中,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他没去赴任。 国相孔融非常敬重郑玄,经常登门拜访。

孔融建议高密县专门为郑玄设立一个乡,说道:“过去齐国设立‘土乡’,越国设立‘君子军’,都是为了表彰贤才的意思。郑先生好学,确实胸怀光明磊落的大德。过去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朝的名臣;还有南山四皓中的园公、夏黄公,他们隐居不出,却名扬天下,世人都称赞他们的高尚品德,都尊称他们为‘公’。所以说‘公’是仁德的称号,并不是只有三事大夫才能称‘公’。现在郑先生的乡应该叫做‘郑公乡’。过去东海于公只有一点功劳,尚且告诫乡里的人不要夸耀自己的门第,更何况郑先生的德行,不应该没有宽阔的大路!应该把门路拓宽,让高大的车子也能通行,叫做‘通德门’。”

董卓把首都迁到了长安,大家伙儿都推举玄为赵国丞相,结果路被堵死了,根本去不了。赶上黄巾军在青州闹事,他就躲到徐州去了,徐州牧陶谦待他像老师和朋友一样好。建安元年,他从徐州回高密,路上碰上了好几万黄巾贼,那些贼看见他都下跪,还约定着不敢进县城。后来玄病得很重,自己觉得不行了,就写信嘱咐儿子益恩:

我家以前很穷,不受父母兄弟待见,我就离开家去给官府做事,然后去周、秦两地游学,还走遍了幽州、并州、兖州、豫州一带。 遇到那些当权的达官贵人和隐居的大学问家,只要他们看得上我,都愿意帮我,我也学到不少东西。 后来我广泛学习了六艺,粗略地读了一些传记,还了解了一些秘术和奇门遁甲之类的知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回家侍奉父母,开荒种地,过着平静的生活。

后来碰上宦官专权,因为被牵连而被关起来,足足关了十四年,才被赦免。 朝廷选拔贤良方正的人才,把我推荐到大将军府的三司任职。 后来朝廷又两次召见我,我的名字和官职都写在奏章里,眼看就要当宰相了。 可是那些几位大臣,德行高尚,才能出众,完全配得上辅佐君王,所以才被提拔。 我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担当不起这个重任。 我只是想继承先圣的思想,想把各种学说整理归纳一下,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所以推辞了。 后来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我又四处漂泊,最后回到了家乡。

从那年到现在,我已经七十岁了。 年纪大了,身体也衰弱了,犯了不少错误。 按照礼法来说,我应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老了,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你们了,我要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把剩下的时间用来思考和完成一些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有命令,或者家族有难事,需要我去祭奠祖先,或者去看看田园风光,我根本不会拄着拐杖出门! 家里的大小事情,都由你一个人负责。

我的孩子啊,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依靠。 你要努力学习君子之道,认真钻研,不要放弃;要谨慎小心,行为端正,才能成为有德行的人。 你的名声好坏,取决于你的同僚对你的评价;你的品德好坏,取决于你自己的志向。 如果你能得到好名声,也能光宗耀祖,难道你不应该好好想想吗?难道你不应该好好想想吗? 我虽然没有做高官的经历,但我也有着高尚的品德。 我乐于用自己的文章来评论时事,这样就不会给后代留下耻辱。 我现在唯一遗憾的是,父母的坟墓还没修好,我喜欢的那些书也大多都破损了,没能整理好,传给你们。 太阳快下山了,这件事还能办好吗?

现在家里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只要勤劳努力,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粗茶淡饭,简朴衣衫,节俭这两点,我已经没什么遗憾了。 如果你们忘记了我的教诲,那我也没办法了!

话说当年,袁绍当上了冀州的大将军,摆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很多宾客。 郑玄老爷子最后才到,袁绍立马把他请到上座。郑玄长得高大威猛,足足有八尺(约1.8米),酒量更是惊人,能喝一斛(约12升)。他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气质非凡。袁绍的宾客个个都是英雄豪杰,能说会道,可他们一看郑玄这儒生打扮,就觉得他肯定没啥本事,一个个开始摆弄自己的“独门绝技”,各种学派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郑玄不慌不忙,根据道理一一辩驳,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观点新颖,让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心服口服。

当时汝南的应劭也投奔了袁绍,他得意洋洋地自夸道:“我父亲可是曾经担任过泰山太守的应中远啊,您说我称呼您一声老师,怎么样?” 郑玄笑了笑说:“孔子的门下弟子考核可是要经过四项测试的,连颜回、子贡那样的贤才都不靠官职出身呢。”应劭顿时脸上挂不住了,有点不好意思。袁绍见郑玄如此博学,就提拔他为茂才,还推荐他当左中郎将,但郑玄都没接受。后来朝廷征召他担任大司农,还给他配了辆舒适的马车,沿途的官吏都出来迎接他。结果郑玄以生病为由,请求回家。

五年春天,郑玄梦见孔子对他说:“起来,起来!今年是辰年,明年是巳年。”郑玄醒来后,觉得这梦像是某种预兆,预感自己命不久矣,没多久就病倒了。那时袁绍和曹操正在官渡对峙,袁绍的儿子袁谭派人催促郑玄随军出征,郑玄没办法,只能带病前往元城县,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在当年的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临终前嘱咐薄葬。从郡守到曾经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成千上万人穿着丧服前来吊唁。

他的学生们一起整理了他回答弟子们关于《五经》问题的文章,还根据《论语》的风格写了《郑志》八篇。郑玄一生注释了《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等,总计一百多万字。

郑玄讲学,文章写得挺好,但有些人觉得太繁琐了。不过,那些真正懂经学的大家,都认为他是正宗的儒家学者,齐鲁一带的人都尊崇他。他的学生里,山阳的郗虑当上了御史大夫,东莱的王基、清河的崔琰都名扬天下。还有乐安的国渊和任嘏,他们年轻的时候,郑玄就分别称赞国渊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任嘏有高尚的品德。郑玄还提拔了不少其他的学生,后来都证明他的眼光很准。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益恩,孔融在北海的时候,举荐他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围困,益恩去救援,结果牺牲了。益恩留下一个遗腹子,郑玄觉得这孩子的字迹像自己,就给他取名叫小同。

总的来说,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的圣贤之文几乎都被毁掉了。汉朝建立后,一些儒生开始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各个学派也都有了自己的名家。但是,那些死守旧学的人,思想僵化,各种不同的学说互相攻击,导致经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又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注疏甚至长达百万字以上,学生们费力学习却收效甚微,后来的学生更是疑惑不解,不知道该相信谁。郑玄把各种经学典籍都整理了一遍,把不同学派的观点都收集起来,删掉那些错误的和重复的内容,补充那些缺失的部分,从此以后,学习经学的人总算知道该怎么学了。我的父亲豫章君经常研究古代儒家的经学,对郑玄的学问非常推崇,认为即使是孔子的学生,也未必能超过郑玄。他教学生的时候,也都是按照郑玄的学说来讲解的。

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