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人申公,从浮丘伯那儿学了《诗经》,然后自己写了注释和解释,这就是《鲁诗》;齐国人辕固生也传授《诗经》,这就是《齐诗》;燕国人韩婴也传授《诗经》,这就是《韩诗》;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官职来传授。赵国人毛苌也传授《诗经》,这就是《毛诗》,但是没被朝廷认可设立博士职位。
高诩,字季回,是平原般县人。他曾祖父高嘉,用《鲁诗》教过汉元帝,做到上谷太守;他父亲高容,年轻时就继承了高嘉的学业,在哀帝、平帝时期当过光禄大夫。高诩因为父亲的关系当上了郎中,家里世代传授《鲁诗》。他为人诚实,品格高洁,很有名气。王莽篡位后,他和父亲假装失明,逃跑了,没有在王莽时代做官。光武帝即位后,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朝廷征召他当郎官,后来又升任符离县令。辞官后,他又被征召为博士。建武十一年,被任命为大司农。他在朝中以正直著称。建武十三年,他在任上去世,朝廷赐给他钱财和墓地。
包咸,字子良,是会稽郡曲阿县人。年轻时是读书人,在长安学习,拜博士右师细君为师,学习《鲁诗》和《论语》。王莽末年,他回到家乡,在东海郡境内被赤眉军抓获,被关押起来。十多天里,包咸每天早晚诵读经书,神情自若,赤眉军觉得奇怪就把他放了。他就住在东海,建立了学舍讲学。光武帝即位后,他才回到家乡。太守黄谠让他当户曹史,想让他来教自己的儿子。包咸说:“礼仪规定可以去别人那里学习,没有规定可以主动去教别人。”黄谠只好把儿子送去拜包咸为师。
他被举荐为孝廉,当上了郎中。建武年间,他被召进宫教皇太子《论语》,还为《论语》作注。后来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升任大鸿胪。每次进宫朝见皇帝,皇帝都赐给他坐具和拐杖,让他进宫屏风内不用行礼,参与议事不用自报姓名。如果经书传记中有疑问,皇帝就派小黄门到他家里去询问。
汉明帝知道包咸有老师的品格,为人清廉俭朴,经常特别赏赐他珍宝和丝绸,他的俸禄也比其他大臣多,但他都分给了贫困的读书人。他病重的时候,皇帝亲自乘坐辇车去看望他。永平八年,他七十二岁时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包福,后来当上了郎中,也用《论语》教过汉和帝。
魏应,字君伯,是任城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学习。建武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去博士那里学习,学习《鲁诗》。他闭门苦读,不和同僚交往,当时京城的人都称赞他。后来他回到家乡当了郡吏,考中了明经,被任命为济阴王文学。因为生病辞官后,他在山野间教授学生,学生经常有几百人。永平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当上了博士,后来又升迁为侍中。永平十三年,升迁为大鸿胪。永平十八年,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建初四年,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奉诏去给千乘王伉讲学。
魏应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学,记录在册的学生就有几千人。汉明帝很器重他,多次召见他,让他在皇帝面前辩论,还特别赏赐他。当时,汉明帝在白虎观召集京城所有的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让魏应专门负责解答难题,侍中淳于恭向皇帝建议的,皇帝亲自到场主持,就像石渠阁讲学那样隆重。第二年,魏应被外放为上党太守,后来被征召为骑都尉,最后死在任上。
伏恭,字叔齐,是琅邪东武人,是司徒湛的侄子。湛的弟弟黯,字稚文,因为精通《齐诗》,修改订正了章句,撰写了《解说》九篇,官至光禄勋,没有儿子,就以伏恭为继承人。
伏恭为人孝顺,侍奉继母非常谨慎。年轻时就跟随伏黯学习,因为才能出众被任命为郎官。建武四年,被任命为剧县令。他在那里任职十三年,因为施政有方、清正廉洁而闻名。青州举荐他为优秀人才,太常考试经学第一名,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升迁为常山太守。他修建学校,坚持教学,因此北方很多地方都学习伏氏的学说。永平二年,他接替梁松担任太仆。永平四年,皇帝在辟雍举行仪式,在仪式进行中任命伏恭为司空,儒生们都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耀。
起初,伏黯的章句很多,伏恭就删减了冗余的文字,整理成二十万字。伏恭担任司空九年,因为生病请求退休,皇帝赐给他千石的俸禄让他安度晚年。永平十五年,皇帝巡幸琅邪,接见伏恭的礼仪如同三公一样隆重。建初二年冬天,汉明帝举行祭祀仪式,任命伏恭为三老。伏恭活到九十岁,元和元年去世,皇帝下令将他葬在显节陵下。他的儿子伏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是四川省繁阳县人。年轻时学习《齐诗》,后来到京城游学,当老师教书十几年。他的朋友董奉德在洛阳去世了,任末就亲自推着鹿车,把董奉德的灵柩送到墓地安葬,因此名声大噪。后来做了郡功曹,但他以生病为由辞官了。之后,他又赶去奔丧,结果在路上去世了。临死前,他嘱咐侄子任造说:“一定要把我送到老师的墓地,如果人死后还有知觉,我的灵魂就不会感到羞愧;如果人死后没有知觉,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吧。”任造遵照他的遗嘱做了。
景鸾,字汉伯,是广汉郡梓潼县人。年轻时跟着老师学习经书,走遍了七个州。他精通《齐诗》和《施氏易》,还学习了《河图》、《洛书》等占卜图纬之术,撰写了《易说》和《诗解》,书中的文句都引用了《河图》、《洛书》,并按类别归纳,书名叫做《交集》。他还写了《礼内外记》,简称《礼略》。此外,他还抄录了各种关于风角占卜的书籍,把其中的占验事例列举出来,写成了一篇名为《兴道》的文章。他还撰写了《月令章句》。他一生著述总计五十多万字。他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救灾的办法。州郡多次征召他做官,他都没有接受,最终寿终正寝。
薛汉,字公子,是淮阳人。他家世代学习《韩诗》,父子俩都因为精通《韩诗》的章句而闻名。薛汉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尤其擅长解释灾异和谶纬之术,经常有几百人向他学习。建武年间,他做了博士,奉诏校订图谶。当时,人们都说,论精通《诗经》,薛汉是最好的。永平年间,他做了千乘县令,政绩显著。后来因为牵涉到楚王的案件,被关进监狱,最后死在了狱中。他的弟子中,犍为的杜抚、会稽的澹台敬伯、钜鹿的韩伯高最为有名。
杜抚,字叔和,是犍为郡武阳县人。年轻时就有很高的才华。他师从薛汉,整理了《韩诗章句》。后来回到家乡教书。他为人沉静,喜欢清静的生活,言行举止都非常合乎礼仪。他的学生有上千人。后来,骠骑将军东平王苍征召他做官,等东平王回到封地后,他的僚属都到王宫里做官,不到一年,他们都纷纷自请辞职回家。当时,杜抚是做大夫的,他不忍心离开,东平王听说后,赏赐给他车马和财物,让他离开。后来,他又被征召到太尉府做官。建初年间,他做了公车令,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写的《诗题约义通》,后世学者流传,称之为《杜君法》。
召驯,字伯春,是安徽寿县人。他曾祖父召信,在汉元帝时期做过少府(相当于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门官员)。他父亲在汉建武年间做过卷县令,为人豪爽,不拘泥于小节。
召驯从小就学习《韩诗》,广泛阅读经史子集,以高尚的品德闻名乡里,乡亲们都称他为“德行如同召伯春一样的召伯春”。他历任州郡官员,后被征召到司徒府任职。建初元年,他逐步升迁为骑都尉,侍奉汉肃宗皇帝讲学。之后被任命为左中郎将,负责教导诸位皇子。皇帝非常欣赏他的学识和品德,对他恩宠有加,后来又任命他为陈留太守,并赏赐给他刀剑和钱财。元和二年,他回到朝廷担任河南尹。章和二年,他接替任隗担任光禄勋,最终在任上去世,朝廷还赐给他墓地,让他葬在皇陵附近。
他的孙子召休,官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是四川阆中人。汉建武年间,他前往拜师学习《韩诗》,学成之后回到家乡,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教授学生。后来他做了郡里的功曹,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官。太常想让他担任经中博士,但是杨仁认为自己不到五十岁,不符合旧有的任职标准,于是上报朝廷请求另选他人。
汉显宗皇帝特别下诏命他担任北宫卫士令,并召见他,询问当今的政事。杨仁回答说应该施行宽和的政策,任用贤能之士,压制骄横的皇亲国戚最为重要。他还上奏了十二条有利于国家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切中当时的要害。皇帝很欣赏他,赏赐给他丝绸和钱财。
等到汉显宗皇帝去世,当时一些权贵互相争权夺利,都想进入皇宫,杨仁身穿铠甲,手持戟,严守宫门,没有人敢轻易闯入。汉肃宗皇帝即位后,那些权贵们一起诬陷杨仁为人刻薄严厉,但是皇帝了解他的忠诚,更加器重他,任命他为什邡县令。他在什邡县当官期间,施行宽惠的政策,鼓励县里的官员和学生学习,凡是通晓经史的人,都被他推荐到县衙的右署,或者推荐到朝廷,因此当地学术风气大为兴盛,他还开垦了千余顷土地。后来他因为要奔丧而辞官。
之后,他又被征召到司徒桓虞的府中任职。府中有个叫宋章的官员,贪婪奢侈,行为不法,杨仁始终不肯和他说话,甚至连座位都不和他挨着,当时的人都敬佩他的操守。后来,他做了阆中县令,最终在任上去世。
赵晔,字长君,是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做过县里的一个小官,接到命令去迎接督邮,赵晔觉得这活儿太丢人,就扔下车马跑了。他跑到四川资中,拜访杜抚学习《韩诗》,彻底弄懂了其中的道理。一学就是二十年,闭门苦读,从不出来,家里都给他办了丧事穿孝服了,杜抚去世后他才回来。州里想让他当个小官,他没答应。后来因为品德高尚被举荐。最后在家去世了。赵晔写了《吴越春秋》和《诗细历神渊》这两本书。《诗细历神渊》这本书,蔡邕到绍兴的时候读过,感叹说它比《论衡》还好。蔡邕回到京城后到处宣传,很多学者都开始学习这本著作。
山阳人张匡,字文通,也学习《韩诗》,还写了注释。后来因为品德高尚被举荐,朝廷想让他当博士,他也没答应,最后在家去世了。
卫宏,字敬仲,是山东人。年轻的时候和河南人郑兴一起喜欢研究古代学问。
九江人谢曼卿很擅长《毛诗》,他就给《毛诗》写了注解。卫宏跟谢曼卿学习,然后自己写了《毛诗序》,很好地阐述了《诗经》风雅颂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后来他又跟大司空杜林学习《古文尚书》,并为其写了注解。当时济南人徐巡向卫宏学习,后来又跟杜林学习,也因为儒学而闻名,所以古代的儒学因此兴盛起来。光武帝让他当了议郎。卫宏还写了四篇《汉旧仪》,记载西京的一些杂事;还写了七首赋、颂、诔,这些作品都流传了下来。
东汉中兴以后,郑众、贾逵传授《毛诗》,后来马融写了《毛诗传》,郑玄写了《毛诗笺》。
《史记》里记载,鲁国的高堂生在汉朝兴起的时候传授《礼记》十七篇。后来瑕丘人萧奋传授给同郡人后苍,后苍又传授给梁国人戴德以及戴德的侄子戴圣,还有沛国人庆普。于是戴德写了《大戴礼记》,戴圣写了《小戴礼记》,庆普写了《庆氏礼记》,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孔安国献上的《礼记》古经五十六篇和《周官经》六篇,虽然以前就有人传抄这些书,但并没有什么名家。东汉中兴以后,也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博士,虽然一直有人传授,但并没有在儒学界特别出名的人。建武年间,曹充学习庆氏学说,传授给他的儿子曹褒,曹褒于是撰写了《汉礼》,这件事记载在《曹褒传》里。
董钧,字文伯,是四川资中人。他学习的是《庆氏礼》,曾经在朝廷大鸿胪王临手下做事。元始年间,他被举荐为明经,后来升迁为禀牺令,但因为生病辞官了。建武年间,他又被举荐为孝廉,并在司徒府任职。
董钧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经常就政事发表意见。永平初年,他被任命为博士。当时朝廷正在创建五郊祭祀的仪式,以及宗庙的礼乐、仪仗、服装等,都让他参与商议,他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当时人们都称他为通儒。他后来升迁到五官中郎将,经常教授一百多名学生。之后因为犯了点事,被降职为骑都尉。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家中去世了。
再说说《周官》的传承。中兴时期,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撰写了《周官传》,传给了郑玄,郑玄又撰写了《周官注》。郑玄本来学习的是《小戴礼》,后来用古经来校对,取其义理精深之处,形成了郑氏学派。郑玄还注释了小戴所传的《礼记》四十九篇,这三部书合称为《三礼》。
《春秋》的传承也很有意思。《前书》记载,齐国胡母子传授《公羊春秋》,传给了东平赢公,赢公又传给了东海孟卿,孟卿传给了鲁人眭孟,眭孟又传给了东海严彭祖和鲁人颜安乐。严彭祖创立了严氏学派,颜安乐创立了颜氏学派。此外,瑕丘江公传授《谷梁春秋》,这三家学派都设立了博士。梁太傅贾谊撰写了《春秋左氏传训诂》,传给了赵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是山东东缗人,学习的是《公羊严氏春秋》。丁恭学问精深,讲学时经常有几百名学生,州郡多次征召他,他都没答应。建武初年,他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和博士,并被封为关内侯。建武十一年,他升迁为少府。从远方来求学的学生,记录在册的有几千人,当时人们称他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建武二十年,他被任命为侍中祭酒、骑都尉,和侍中刘昆一起在光武帝身边,经常被光武帝咨询政事。最后,他死在了任上。
周泽,字稺都,是山东安丘人。年轻的时候就学习《公羊春秋》和《严氏春秋》,隐居教书,学生经常有几百人。建武年间快结束的时候,被征召到大司马府做议曹祭酒。几个月后,又参加博士考试,考中了。中元元年,升任黾池县令。他为人奉公守法,克己奉公,还特别体恤孤寡贫弱的人,所以官吏百姓都很爱戴他。永平五年,升任右中郎将。永平十年,被任命为太常。
周泽为人果敢,敢于直言,经常据理力争。后来北地太守廖信因为贪污受贿被关进监狱,没收了他的财产。皇上把廖信的这些东西赏赐给那些清廉的官员,只有周泽、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三个人得到了赏赐。当时京城里的人都议论纷纷,做官的人都以此为戒,更加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孙堪,字子稺,是河南缑氏人。他精通经学,有远大的志向和操守,为人清廉正直,喜欢结交士大夫,但是从来不接受别人的一点好处,靠着自己的节操和勇气做事。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的,他的家族里老弱病残的人都在军营附近躲避,孙堪总是冲锋陷阵,从不躲避,身上多次受伤,全靠他保护,家族才得以保全,全郡的人都佩服他的忠义和勇敢。
建武年间,他做过一些郡县的官。他公正廉洁,俸禄都不够养家糊口,都用来招待宾客了。当上长官后,他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深受官吏百姓的敬仰。他为人耿直,喜欢分明是非,敢于辞职。曾经当过县令,去拜见上司的时候,走路慢吞吞的,门亭长责备他,他就直接解下印绶,辞官不干了。后来他又做了左冯翊,因为处理事情过于急躁,被司隶校尉弹劾罢官。几个月后,又被征召为侍御史,后来又升任尚书令。永平十一年,被任命为光禄勋。
孙堪为人清廉,办事果断,经常直言进谏,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永平十八年,他因为生病请求退休,被任命为侍中骑都尉,最后死在了官位上。孙堪和周泽的为人处事都很相似,所以京城里的人都称他们为“二稺”。
十二年的时候,他担任司徒,表现得还算不错。不过呢,他为人比较随意,不太注重仪表,有点不像个宰相的样子。没过几个月,他又被调任太常了。在太常任上,他做事干净利落,对宗庙非常恭敬。有一次,他卧病在斋宫,他老婆担心他身体不好,就偷偷去看他,问他哪里不舒服。结果他大发雷霆,说他老婆违反了斋戒的规矩,直接把她送进诏狱让她去认错。当时很多人觉得他这个人太过于敏感,反应太激烈了。那时候人们还编了个顺口溜讽刺他:“这辈子运气不好,做了太常的夫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五十四天都在斋戒!”十八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侍中骑都尉。后来好几次担任三老五更的官职。建初年间退休,在家去世了。
钟兴,字次文,是汝南汝阳人。年轻的时候,他跟着少府丁恭学习《严氏春秋》。丁恭很欣赏钟兴的学问和品德,推荐他给光武帝。光武帝召见了他,考问他经义,钟兴回答得非常出色。皇帝很高兴,任命他为郎中,后来逐步升迁到左中郎将。皇帝还下令让他整理《春秋》的章句,去掉重复的部分,然后教给太子。他还让宗室和诸侯们向钟兴学习《春秋》章句。皇帝想封他为关内侯。钟兴觉得自己没什么功劳,不敢接受爵位。皇帝说:“你教导太子和诸王,这不算大功劳吗?”钟兴说:“我只不过是丁恭的学生而已。”于是皇帝又重新封赏了丁恭,而钟兴仍然坚决推辞不受爵位,最后死在了官位上。
甄宇,字长文,是北海安丘人。他为人清廉,欲望很少。他学习《严氏春秋》,经常教导几百个学生。建武年间,他担任州从事,后来被征召为博士,又逐步升迁为太子少傅,最后死在了官位上。
他儿子甄普继承了他的衣钵,甄普的儿子甄承又继承了甄普的衣钵。甄承尤其好学,从不关心家务事,经常教导几百个学生。当时的儒生们都非常敬佩甄家三代传承学术的佳话。建初年间,甄承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在梁相任上去世了。他的子孙后代也一直传承着他的学业,没有断绝。
楼望,字次子,是陈留郡雍丘县人。年轻的时候学习《严氏春秋》。他为人清廉正直,在乡里很有口碑。建武年间,赵节王栩听说他的名声很高,派人送去玉帛请他当老师,楼望没答应。后来他在郡里做功曹。永平初年,他当上了侍中、越骑校尉,在宫里讲学。永平十六年,升迁为大司农。永平十八年,接替周泽担任太常。建初五年,因为一些事情被降职为太中大夫,后来又做了左中郎将。他教书非常勤奋,世人都称他为儒学宗师,他的学生有九千多人。他八十岁那年,也就是永元十二年,在任上去世了,前来参加葬礼的学生有几千人,儒家的人都以此为荣。
程曾,字秀升,是豫章郡南昌县人。他在长安学习,钻研《严氏春秋》,学习了十多年,才回到家乡讲学。会稽的顾奉等人,数百人经常在他门下学习。他写了一百多篇文章,都是关于《五经》的疑难解释,他还写了《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他被举荐为孝廉,升迁为海西县令,后来在任上去世了。
张玄,字君夏,是河内郡河阳县人。年轻时学习《颜氏春秋》,并且通晓好几家的学说。建武初年,他被举荐为明经,担任弘农郡的文学,后来升迁为陈仓县丞。他为人清廉,没有私欲,一心扑在经书上,有时讲学问答,竟然一天都不吃饭。如果有人遇到难题,他总是讲解好几家的说法,让对方自己选择合适的答案。很多儒生都佩服他学问渊博,他的学生有上千人。
张玄刚开始做县丞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公务去府衙,他不认识官署的方位,官吏就向门下告了他一状。当时,右扶风琅邪人徐业,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听说张玄有很多学生,就把他引见过来,和他谈话,非常惊讶地说:“今天能遇到您,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于是请他到上堂,和他辩论了一整天。
后来张玄辞官,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官。恰逢《颜氏春秋》博士的职位空缺,张玄在考试中名列第一,被任命为博士。几个月后,学生们上书说张玄精通《严氏春秋》和《冥氏春秋》,不适合只担任《颜氏春秋》的博士。光武帝正想让他改任别的职位,还没来得及调动他就去世了。
李育,字元春,是扶风漆县人。年轻的时候就学习《公羊春秋》。他学习认真刻苦,广泛阅读书籍典籍,在太学就很有名气,班固对他非常看重。班固上奏章推荐李育给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从此京城的达官贵人们都争着和他交往。各州郡都邀请他去做官,但他一去就称病辞官。
他经常躲到僻静的地方讲学,学生有几百人。他涉猎广泛,学习了很多古代学问。曾经读《左传》,虽然欣赏它的文采,但是认为它没有表达圣人的深层含义,认为前代陈元、范升等人互相攻击,并且大量引用图谶,缺乏理据,因此撰写了《难左氏义》四十一篇。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荐李育为方正之士,做了议郎。后来被任命为博士。建初四年,朝廷下诏令他和其他的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李育用《公羊》的义理驳斥贾逵,一来一往,都有理有据,被认为是最通晓经学的儒者。
他又升迁为尚书令。等到马氏家族被废黜,李育因为被马廖举荐而受到牵连,被免官回家。一年多以后又被征召,再次升迁为侍中,最终在任上去世。
何休,字邵公,是任城樊县人。他父亲何豹,做过少府。何休为人质朴,不善言辞,但内心非常有想法,精通《六经》,当时的儒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因为是列卿之子,朝廷下诏让他做郎中,但他不喜欢,就称病辞官,也不在州郡做官。他的进退都非常合乎礼仪。
太傅陈蕃征召他,让他参与政事。陈蕃被罢免后,何休也因此被罢官免职,于是他撰写了《春秋公羊解诂》,潜心研究,十多年不出门。他又注释讲解了《孝经》、《论语》和《风角》七篇,他的注释都符合经书的本义,和那些死守旧说的学者不同。他还用《春秋》的义理驳斥汉代的史事六百多条,精妙地把握了《公羊》的本意。何休擅长历算,他和他的老师博士羊弼一起,继承李育的思想,驳斥《左传》和《谷梁传》,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党禁解除后,他又被征召为司徒。很多大臣都上表称赞何休学识渊博,应该在朝廷辅佐皇帝,但是有个大臣不高兴,于是他被任命为议郎,多次进谏。后来又升迁为谏议大夫,光和五年,五十四岁时去世。
服虔,字子慎,一开始叫服重,后来又叫服祇,最后改名叫服虔,是河南荥阳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过清苦的生活,然后进了太学学习。他很有才华,擅长写文章和评论,写了《春秋左氏传解》,一直流传到现在。他还用《左传》驳斥了何休对汉朝历史的六十条错误说法。他被举荐为孝廉,然后慢慢升官,到了中平年间末期,当上了九江太守。后来他卸任了,赶上战乱,四处漂泊,最后生病死了。他写的赋、碑文、诔文、书信、还有《连珠》、《九愤》等等,一共十多篇。
颍容,字子严,是陈国长平人。他学识渊博,精通《春秋左氏传》,师从太尉杨赐。郡里举荐他为孝廉,州里也征召他,朝廷也下公车征召他,但他都没接受。初平年间,为了躲避战乱,他去了荆州,聚集了一千多学生。刘表让他当武陵太守,他也不肯去。他写了《春秋左氏条例》,五万多字,建安年间去世了。
谢该,字文仪,是南阳章陵人。他非常精通《春秋左氏传》,是当时有名的儒学大师,门下学生有几百上千人。建安年间,河东人乐详整理了《左氏传》里几十个疑难问题去请教他,谢该都一一作了解答,这就是后来流传的《谢氏释》。
他做过公车司马令,因为父母年老,就谎称生病辞官。他想回家乡,结果碰上荆州的道路被封锁了,回不去。少府孔融给他写信推荐,说:
我听说高祖皇帝打天下的时候,韩信、彭越这些大将负责征讨叛乱,而陆贾、叔孙通则负责宣扬儒家经典《诗经》和《尚书》。光武帝中兴的时候,吴汉、耿弇这些大将辅佐他,范升、卫宏则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儒家学业。所以,他们才能文治武功兼备,制定了长治久安的策略。陛下您圣明英武,和高祖、光武帝一样,虽然经历了艰难困苦,三年才平定叛乱,但如今大局已定。现在,您的军队像雄鹰一样勇猛,像大雁一样整齐,像闪电一样迅速,敌人很快就会被消灭。现在战事初定,正是需要儒士来整顿礼仪制度的时候。
我私下认为,前公车司马令谢该,他拥有曾参、史鱼那样的高尚品德,又兼具子贡、子偃那样的文学才华,知识渊博,通晓古今,对任何事情都能迅速做出反应,处理事情从不迷惑,为人清廉正直,崇尚儒家教诲。放眼天下,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就像巨骨从吴地出现,隼鸟落在陈国的庭院,黄帝的臣子能进入寝宫,亥地出现两个太阳一样,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只有见识广博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隽不疑在北阙之前立下大功,夏侯胜能解释常阴的征兆,之后朝廷更加重视儒学。谢该先生的才能确实非常突出,可以与前贤相比,只是因为父母年老多病,他想要辞职回家,而路途艰险,无法顺利回家。这样优秀的人才却因为路途艰险而无法回家,不得不逃亡,流落到荆楚之地,这真是“去了就不回来”啊!将来还要用音乐去招揽由余,用高官厚禄去寻找傅说,岂不是太麻烦了吗?我认为应该派人把他找回来。楚国挽留孙卿,汉朝追回匡衡,这都是重视儒学,惜才的表现啊!
奏章上呈后,皇上立即下令召他回来,任命他为议郎。后来谢该以寿终正寝。
建武年间,郑兴、陈元传播《春秋左氏传》的学说。当时尚书令韩歆上书,想要为《左氏传》设立博士,范升和韩歆为此争论不休,陈元也上书为《左氏传》辩护,最终魏郡人李封被任命为《左氏传》博士。后来许多儒生为此争论不休,多次在朝廷上争辩。李封去世后,光武帝虽然违背了众人的意见,但最终也没有再补缺这个职位。
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人。他为人淳厚老实,年轻时就博览群书,就连大名鼎鼎的马融都对他非常敬重,当时的人都说:“《五经》方面,无人能比许叔重。”他做过郡功曹,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又升迁到洨县县令,最后在家中去世。
一开始,许慎发现对《五经》的解释和说法五花八门,说法不一,于是他就写了《五经异义》这本书,还写了十四篇的《说文解字》,这两本书都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蔡玄,字叔陵,是汝南南顿人。他精通《五经》,门下学生多达上千人,记载在册的学生就有一万六千多人。朝廷多次征召他做官,他都没答应。后来汉顺帝特别下诏征召他为议郎,让他讲解《五经》中不同的说法,蔡玄的讲解非常符合皇帝的心意。后来他又升迁为侍中,之后外放担任弘农太守,最后在任上去世。
说起来啊,从光武帝中期以后,战争逐渐减少,大家开始重视经学,学习经学的风气也越来越盛行。那时候,人们穿着儒生的衣服,尊崇先王,在学校里学习,聚集在私塾里读书,这种景象遍布全国各地。那些研究经学的学者,为了学习,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临时搭建简陋的住所,带着简单的干粮,成群结队地去求学,人数动辄成百上千。那些有名望、有德行的学者们,开门收徒,学生人数多到数不清,少说也有上万人,他们都一脉相承地传授学问,很少出现错误或混杂的情况。
但是,也有一些人为了争名夺利,拉帮结派,故意繁琐化经义,钻研一些细枝末节,以求符合自己的一家之言。就像杨雄说的:“现在的学者,不只是为了华丽的辞藻,还要在上面绣上花纹,打扮一番。”其实,经书的道理本来就只有一个,解释的意义也都有其根本,但那些有名望的学者们,却固执己见,不肯改变,所以通达的人就看不起他们这种死板的态度,这也就是杨雄说的“吵吵嚷嚷的学问,各学各的老师”吧。而且,你看那些成名很早、地位很高的人,最后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其实很少,大多数都停滞不前,迂腐不堪。然而,他们所谈论的是仁义道德,所传授的是圣人的法则,所以,人们明白了君臣父子之间的纲常伦理,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如何改邪归正。
从汉桓帝、汉灵帝时代开始,皇帝的统治就荒废腐朽,朝政一天天败坏,国家多次出现危机,就连那些中等智力的人,也都清楚地预感到国家要崩溃了。那些有权势的大臣们,心里盘算着夺权篡位的阴谋;那些有才能的志士们,却因为那些庸俗之人的议论而屈居下位,原因嘛,一是大家都在念叨着先王留下来的教诲,二是下面的人害怕违抗顺应时势的大臣。就说张温、皇甫嵩这些人吧,他们平定了大半的天下,名声传遍了全国各地,只要他们稍微动动心思,就能改朝换代,可是他们却依然卑躬屈膝地侍奉昏庸的皇帝,狼狈地接受皇帝的命令,解散军队,遵守法令,一点怨言都没有。直到国家彻底衰败,天命已尽,然后那些英雄豪杰才乘势而起,最终结束了这个王朝的统治。
想想看,那些国家衰败到极点,还能延续好多年才灭亡的,难道不都是因为统治者学习了先贤的经验吗?所以,老师们留下典籍文章,大力表彰奖励那些有学问的人,真是用心良苦啊!那些不遵循《春秋》经义,甚至把杀害逆贼比作大逆不道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方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
话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王朝初期,天下刚刚经历战乱,一片混乱,礼乐制度崩坏,典籍文献散失严重。光武帝刘秀自己特别喜欢研究经书,还没等坐稳江山,就四处寻找儒学大家,收集散落的文献,修补残缺的典籍。
之前,很多地方的学者都带着珍贵的书籍躲藏在深山老林里。自从光武帝登基后,大家都纷纷带着自己的书籍和典籍来到京城,像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这些有名的学者,都陆续来到京城。于是,光武帝就设立了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根据自己家的学术传承来教授学生。《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个学派;《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个学派;《诗经》有齐氏、鲁氏、韩氏三个学派;《礼记》有大戴氏、小戴氏两个学派;《春秋》有严氏、颜氏两个学派,总共十四个博士,太常官负责统一管理。
建武五年,光武帝下令修建太学,按照古代典籍的记载,把祭祀用的各种器物都摆放齐全,让学生们穿着规定的服装,学习古代的礼仪规矩。到了中元元年,又修建了辟雍。明帝即位后,亲自主持了辟雍的祭祀仪式。皇帝穿着庄严的冕服,乘坐华丽的车驾,举行隆重的仪式,在明堂接受群臣朝拜,登上灵台观看天象,在辟雍举行祭祀活动,尊崇三老五更。祭祀和射礼结束后,皇帝亲自坐在那里讲学,儒生们拿着经书上前提问,戴着冠帽穿着儒服的人们围着辟雍门观看聆听,人数多得数不清,估计有上千万人。
后来,光武帝又为功臣子孙和一些特定家族另外设立了学校,挑选优秀教师来教育他们。甚至连宫廷侍卫羽林军,都必须学习《孝经》。就连匈奴也派孩子来太学读书。那真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到了永平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
话说建初年间,皇上把一大堆儒生召集到白虎观,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各种学说观点的异同,足足开了好几个月才结束。皇上亲自主持会议,就像以前石渠阁那样隆重,还专门让史官记录,写成一本叫《通义》的书。 皇上还下令让有才华的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没专门设立学校,但只要学得好,都能被提拔成讲官,在朝廷里当差,这样就能网罗到那些隐居的才俊,保存各种学说。孝和皇帝也经常去东观,翻阅各种书籍。
等到邓太后临朝称制的时候,学习风气就有点衰落了。这时候,樊准和徐防就上书建议重视教育,还说很多当官的儒生根本不称职。于是太后下令让朝廷大臣认真挑选人才,只要是三个部门的郎官,只要精通经学,都能被推荐。从安帝开始执政,就对文化不太重视了,博士们上课也不认真,学生们也互相攀比,懒散得很,学校破破烂烂的,都改种菜了,放羊娃都跑到学校里来放羊,砍柴。
后来顺帝听了翟酺的建议,重新修缮学校,一共建了240栋房子,1850间教室。考试没考上的,可以补当学生,还增加了甲乙两科的招生名额,各增加十个人。还把各郡国的德高望重的儒生都提拔为郎官或舍人。到了本初元年,梁太后下令说:“从大将军到六百石俸禄的官员,都要送儿子去上学,每年乡里射猎的时候,都要举行一次宴会,让大家聚聚,这要成为惯例。” 从此,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万多人。但是,死读书的人多了,只注重华丽辞藻,真正的儒学风气反而衰落了。
党锢之祸后,很多有才德的人都被流放或罢官,后来这些人还互相争斗,互相告发,甚至有人暗中送礼行贿,在兰台的竹简上涂改经文,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熹平四年,灵帝下令让儒生们校订《五经》,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方便大家查阅,竖立在学宫门口,让全国人都能学习。
话说光武帝迁都洛阳的时候,朝廷的档案书籍就有两千多车,后来数量翻了好几倍。可是后来董卓迁都,老百姓都乱成一锅粥了,那些藏在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这些地方的典籍文章,都被抢着拆散了,那些丝织品做的书,大的被撕成帷帐,小的被做成包裹。董卓手下王允抢救了一部分运往西边,也就七十多车,路途遥远,又丢了一半。后来长安又乱了,那些书全都被烧毁了,彻底没了。
东京的读书人太多了,没法一一记录,我这书就只记载那些精通经学的大家,写成《儒林篇》。那些已经有传记的人,我就不重复写了。至于师承关系,如果需要标明来证明的,我就写出来。
书上说:田何传授《易经》给丁宽,丁宽又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了沛县的施雠、东海的孟喜、琅琊的梁丘贺,所以《易经》就有了施、孟、梁丘这三家学说。另外,东郡的京房向梁国的焦延寿学习《易经》,形成了京氏学说。还有东莱的费直传授《易经》给琅琊的王横,形成了费氏学说,他们用的是古代的文字,叫做《古文易》。沛县的高相传授《易经》给他的儿子高康和兰陵的毋将永,形成了高氏学说。施、孟、梁丘、京氏四家都设立了博士官,费、高二家没设立。
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东昏人,梁孝王的后代。他从小就学习礼仪。平帝的时候,他向沛县的戴宾学习《施氏易》。他还会弹奏雅乐,精通清角乐曲。
王莽当政的时候,他经常教五百多个学生。每逢春秋祭祀射礼,他总是按照典礼的规格准备,用素木和葫芦叶做祭器,用桑木做的弓和蒿草做的箭射“兔首”。每次举行仪式,县令总是带着属下官员来观看。王莽觉得刘昆聚集太多学生,私下举行大礼,有僭越之心,就把他和家人关进了外黄监狱。后来王莽失败了,刘昆才得以释放。天下大乱之后,刘昆为了躲避战乱,逃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难。
建武五年,他参加了孝廉的考试,但是没考上,于是他就跑路了,跑去江陵教书。光武帝听说这事儿后,立马就把他任命为江陵县令。那时候,江陵县年年都闹火灾,这哥们儿就对着火跪下磕头,还真就老能降雨止风的。后来,朝廷征召他当议郎,然后一步步升迁,做到侍中、弘农太守。
早些时候,崤山和黾池之间的驿道,老虎特别多,路上走的人都被吓坏了,根本过不去。他当了三年弘农太守,施行了仁政,结果老虎都带着孩子渡过黄河了。皇帝听说这事儿,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建武二十二年,他被征召接替杜林当光禄勋。皇帝问他:“你以前在江陵,能灭火,后来在弘农,老虎都过河了,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他回答说:“纯属偶然。”旁边的人都笑他老实巴交,不会说话。皇帝却感叹道:“这才是长者的风范啊!”然后就下令把他的话记录在竹简上。还让他去给太子和其他的王子、小侯爷们,一共五十多人讲课。建武二十七年,他被任命为骑都尉。建武三十年,他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皇帝就赏赐给他洛阳的房子,给他一千石的俸禄让他安享晚年。中元二年,他去世了。
他儿子轶,字君文,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学生也很多。永平年间,当上了太子中庶子。建初年间,又升迁为宗正,死后就一直由他家世袭宗正这个官职了。
洼丹,字子玉,是南阳育阳人。他家世代传习《孟氏易》。王莽当政的时候,他一直隐居起来教书,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不出来做官,学生也有好几百人。建武初年,他被任命为博士,然后一步步升迁,建武十一年,当上了大鸿胪。他还写了七篇《易通论》,世人称之为《洼君通》。洼丹对经义的研究非常深入,《易经》方面的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大儒。建武十七年,他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岁。
当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也以教授《孟氏易》而闻名,永平年间当上了少府。
任安,字定祖,是四川广汉绵竹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读过《孟氏易》,还通晓好几种经书。他还跟着同郡的杨厚学习图谶,深入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当时人们都说:“想知道仲桓(指任安)的想法,就去问问任安。”还说:“现在的人应该学习古代人的做法,就学学任定祖吧!”学业完成后,他回到家乡教书,学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都来求学。他最初在州郡做官,后来太尉两次征召他,又让他做博士,朝廷还派公车来征召他,但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了。州牧刘焉推荐了他,但当时交通受阻,朝廷的任命书最终也没送到。他七十九岁的时候,建安七年,在家中去世了。
杨政,字子行,是京兆人。他从小就喜欢学习,跟代郡的范升学习《梁丘易》,很擅长讲解经书。京城里的人都说:“杨子行讲解经书,声音铿锵有力啊!”他教的学生有几百人。
范升曾经因为他妻子告他,被关进了监狱。杨政就光着上身,用箭穿透自己的耳朵,抱着范升的儿子躲在路边,等候皇帝的车驾经过,然后拿着上书的文书叩头,大声喊:“范升娶了三次妻,只有一个儿子,现在才三岁,他太可怜了!”武骑和虎贲卫担心惊扰了皇帝的车驾,举起弓箭要射他,他还是不肯走;旄头卫又用戟叉他,伤了他的胸部,他仍然不退缩。他哭着哀求,感动了皇帝的心,皇帝下令说:“请求杨生(指杨政)当范升的老师。”于是立刻释放了范升,杨政因此名声大噪。
杨政这个人特别爱喝酒,不拘小节,果敢自信,但是很讲义气。当时,皇帝的女婿梁松和皇后的弟弟阴就都很仰慕他的名声,想和他交朋友。杨政每次和他们谈论事情,总是认真地探讨,从不妥协。他曾经去拜访杨虚侯马武,马武不愿意见他,谎称生病没起床。杨政直接进了门,径直走到床上,推开马武,抓住他的胳膊责备他说:“你蒙受了国家的恩惠,担任辅佐大臣的职位,不应该想着寻找贤才来报答皇帝的厚爱,却傲慢地对待天下的优秀人才,这不是养生的方法啊!今天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刀插进你的肋下!”马武的儿子们和周围的人都吓坏了,以为遇到了强盗,都拿着武器围在旁边,杨政却脸色平静。这时阴就来了,责备马武,让他和杨政交朋友。杨政的刚毅果敢、我行我素,就是这样。建初年间,他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是河南鄢陵人。他学习《梁丘易》,并以此教授学生。东汉建武年间,他被举荐为孝廉,做了朝廷郎官,后来因为生病辞官,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后来被司徒冯勤征召到府上工作,冯勤又举荐他做了教廉,之后慢慢升迁为博士。永平初年,他升任侍中祭酒。永平十年,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汉明帝经常向他请教经学问题。后来张兴的名声越来越大,远道而来的学生很多,记录在册的就有上万人,成为梁丘学派的宗师。永平十四年,他在任上去世。
他的儿子张鲂继承了他的事业,官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是汝南平舆人。他学习《京氏易》。十六岁时,被郡里举荐为明经,到京师参加博士考试,被任命为郎中。
有一次,皇上召集公卿大臣开会,大家都入座了,只有戴凭站着。光武帝问他为什么。戴凭回答说:“那些博士讲经都不如我,却坐在我上面,所以我不能入座。”皇帝立刻把他叫到殿上,让他和其他的儒生辩论经义,戴凭解释了很多疑难问题。皇帝很欣赏他,任命他为侍中,经常召见他询问国家大事的得失。皇帝对戴凭说:“侍中应该帮助朝廷治理国家,不要有所隐瞒。”戴凭回答说:“陛下您太严厉了。”皇帝问:“我哪里严厉了?”戴凭说:“我看到前任太尉西曹掾蒋遵,为人清廉正直,忠孝两全,学识渊博,可是陛下却因为听信了他人的谗言而将他囚禁,天下人都认为您太严厉了。”皇帝生气地说:“汝南人这是想再次结党营私吗?”戴凭说完就自己去廷尉自首,皇上又下令把他释放了。后来皇上再次召见他,戴凭说:“我没有直言敢谏的品格,却说了狂妄无知的话,不能以死进谏,苟且偷生,实在愧对圣上。”皇帝立刻下令尚书解除蒋遵的禁锢,并任命戴凭为虎贲中郎将,兼任侍中。
元旦朝贺的时候,百官都聚集在一起,皇帝命令那些能够讲解经义的大臣互相辩论,如果道理说不通,就夺去他的座位给那些能讲通的人。戴凭因此连升五十多个座位。所以京城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解经讲不通,就问戴侍中。”戴凭担任这个职位十八年,死在任上,皇上赐给他东园的梓木棺材和二十万钱。
当时南阳人魏满,字叔牙,也学习《京氏易》,并以此教授学生。永平年间,他做到了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是济阴郡成武县人。年轻时是个读书人,学习《京氏易》和《古文尚书》。他家里很穷,却非常孝顺母亲,经常在大的沼泽地里放猪来供养母亲。很多远方的人都来向他学习,都拿着书在田埂上等他,乡里乡亲都被他仁慈谦让的品德感化了。后来黄巾起义,黄巾贼路过他的村庄,大家约定不去侵犯孙先生的家。郡里推荐他做方正之官,派人送去羊酒请他赴任,孙期却赶着猪进了草丛,根本不理睬。司徒黄琬特别征召他做官,他也不去,最终老死在家。
话说建武年间,范升传授《孟氏易》给杨政,而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后来马融也传授《费氏易》。马融传授给郑玄,郑玄撰写了《易注》,荀爽又撰写了《易传》。从此,《费氏易》兴盛起来,《京氏易》就逐渐衰落了。
《汉书》上说:济南人伏生传授《尚书》,传给了济南的张生和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又传给了同郡的儿宽,儿宽传给了欧阳生的儿子,这样世世代代相传,传到欧阳高的曾孙,形成了欧阳氏的《尚书》学派;张生传给了夏侯都尉,都尉传给了族子始昌,始昌传给了族子胜,形成了大夏侯氏学派;胜又传给了他的堂兄之子建,建另立了小夏侯氏学派;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官职。另外,鲁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给都尉朝,朝又传给了胶东人庸谭,形成了《尚书》古文学派,但没有设立博士官职。
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郡千乘县人。从欧阳生传授《伏生尚书》到欧阳歙,已经传了八代,每一代都是博士。
欧阳歙继承了家学,为人恭敬谦逊,好礼乐于谦让。王莽当政时,他做了长社县令。更始帝建立政权后,他做了原武县令。光武帝平定河北后,来到原武,看见欧阳歙在县里认真治理政务,就把他提升为河南都尉,后来又让他代理太守的职务。光武帝即位后,欧阳歙被任命为河南尹,并被封为被阳侯。建武五年,因为犯了错误被免职。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杨州牧,后来又迁任汝南太守。他提拔任用贤能之士,政绩显著,与众不同。建武九年,他又被封为夜侯。
欧阳歙在歙县当老师,教的学生有几百人。他九岁就开始当官,后来被朝廷征召,做了大司徒。结果在汝南查案时,发现了一千多万的贪污案,欧阳歙因此被判罪下狱。他的学生们成千上万人跑到朝廷门口为他求情,甚至有人剃光头发以示决心。
平原人礼震,当时才十七岁,听说欧阳歙要被处决,立刻跑到京城去营救。走到河内获嘉县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绑了起来,上书请求代替欧阳歙死。他在奏章里写道:“臣听说老师大司徒欧阳歙,学问是儒学大家的典范,他家八代都是博士,却因为贪污案要被判死刑。欧阳歙家中只有孤儿寡母,无法传承他的学业,如果他死了,他的学问就彻底断绝了。这会让陛下落个杀害贤才的骂名,也会让学习的人失去老师的教导。恳请陛下杀了我来代替欧阳歙的性命。” 奏章呈上去了,但欧阳歙已经在狱中死了。欧阳歙的幕僚陈元又上书为欧阳歙申冤,陈词恳切感人,皇帝最终赐予欧阳歙棺木、印绶和三千匹绢帛。
欧阳歙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爵位,后来也去世了,没有留下儿子,爵位就取消了。济阴人曹曾,字伯山,是欧阳歙的学生,学习的是《尚书》,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官做到谏议大夫。他的儿子曹祉做了河南尹,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继续教书育人。 陈留人陈弇,字叔明,也是欧阳歙的学生,他学习的是欧阳歙注的《尚书》,后来当上了蕲县县令。
牟长,字君高,是乐安临济人。他祖上是牟国国君,春秋末年牟国灭亡后,就以牟为姓氏。牟长年轻时学习欧阳歙注的《尚书》,王莽当政的时候他没有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地征召他做博士,后来慢慢升迁到河内太守,因为垦田的事实不符被免职。牟长当博士和河内太守的时候,他的学生和听讲的人总是有一千多人,前后加起来有上万人。他著有《尚书章句》,都是根据欧阳歙的注本写的,所以俗称《牟氏章句》。后来他又被征召为中散大夫,朝廷准许他回家休养一年,最后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牟纡,也隐居教书,学生有一千人。肃宗听说后想征召他做博士,但他还没上任就去世了。
宋登,字叔阳,是京兆长安人,他父亲宋由曾做过太尉。
欧阳登教书那叫一个厉害,教的学生数都数不清,妥妥的教育家。后来当了汝阴县令,政绩突出,老百姓都叫他“神父”,可见有多么受爱戴。之后又升官,当了赵国的丞相,再后来进了中央,当上了尚书仆射。汉顺帝觉得他懂礼乐,就让他去太学主持工作,还让他制定了音乐的标准,之后又升任侍中。他经常上书给皇帝,批评那些有权势的大臣,所以后来被外放到颍川当太守。在他治理下,市场公平,路上没有丢东西的,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后来因为生病,才辞官回家,死后,汝阴的老百姓还把他供奉起来呢。
张驯,字子俊,是济阴定陶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能背诵《春秋左氏传》。他靠讲授《大夏侯尚书》谋生。后来被征召到政府部门工作,通过考试后,官拜议郎。他和蔡邕一起参与修订了《六经》的文字。之后升任侍中,主管秘书处,深受皇帝器重。他经常根据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建议,皇帝都很赏识他。后来他被调到丹阳当太守,政绩显著。光和七年,他被征召回朝,担任尚书,后来又升任大司农。初平年间,他在任上去世了。
尹敏,字幼季,是南阳堵阳人。年轻时是读书人。一开始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古文》,还精通《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可以说是学识渊博。建武二年,他上书给皇帝,提出利用《洪范》里的方法来消除灾难。当时汉光武帝刚建立王朝,没时间管这些,就让他在公车待诏,后来又让他当了郎中,还被调到大司空府工作。
皇帝觉得尹敏知识广博,就让他校对占卜的书,让他把崔发编写的关于王莽的那些东西删掉。尹敏说:“那些预言书不是圣人写的,里面有很多粗俗的字,跟老百姓说话差不多,恐怕会误导后人。”皇帝没听他的。尹敏就利用那些缺失的文字,自己加了一句:“君无口,为汉辅。”皇帝看到后很奇怪,就问他怎么回事。尹敏说:“我看到以前的人修改过书籍,所以我也斗胆试一试,希望能有点用。”皇帝虽然很生气,但最终没惩罚他,不过这件事也让他仕途受阻。他和班彪关系很好,每次见面,都会聊到很晚,甚至忘记吃饭,彻夜不眠,他们自认为是像钟子期、伯牙,庄子、惠施那样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个人后来升迁了好几次,最后当上了长陵县令。永平五年,朝廷下令逮捕一个叫周虑的人。周虑本来名声就很好,而且很聪明,因为聪明反倒被牵连坐牢,免了官职。出来以后,他感叹说:“那些哑巴聋子,才是真正有道义的人啊!为什么那些明察秋毫的人反而会遇到这样的祸患呢?”永平十一年,他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升迁为谏议大夫。最后在家去世了。
周防,字伟公,是汝南汝阳人。他父亲周扬,从小就孤苦贫寒,经常开设旅店接待过往旅客,从不收取报酬。周防十六岁的时候,在郡里做个小官。汉光武帝巡视汝南的时候,召集属吏考校经书,周防尤其擅长诵读,被任命为守丞。因为周防还没成年,就辞去了官职。后来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经学造诣很深,被举荐为孝廉,做了郎中。他撰写了《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字。太尉张禹推荐他补任博士,然后慢慢升迁,做到陈留太守,因为触犯法令被免职。七十八岁的时候,在家去世了。他的儿子周举,有独立的传记记载。
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从他曾祖父孔安国开始,他们家世代传承着《古文尚书》和《毛诗》。他的曾祖父孔子建,年轻时游学长安,和崔篆交情很好。后来崔篆在王莽手下做建新大尹,曾经劝过孔子建做官。孔子建回答说:“我有平民百姓的心思,你有做高官的志向,各随其志,不也很好吗!既然道路不同了,我就此告辞吧!”于是回家了,最后在家去世。孔僖和崔篆的孙子崔骃也交情很好,他们一起在太学学习,研习《春秋》。一次,他们读到吴王夫差的故事,孔僖放下书感叹道:“像夫差这样,就是所谓的‘画龙不成反成狗’啊!”崔骃说:“对啊。以前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才十八岁,崇尚圣道,效法先王,五六年间,声名超过文帝、景帝。可是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以前做的好事。”孔僖说:“书里记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隔壁房间的梁郁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话说:“这么说,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和崔骃默不作声。梁郁很生气,很恨他们,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和孔僖诽谤先帝,讽刺当今。这件事被提交到有关部门,崔骃被官府传讯审问。孔僖听说官兵就要来抓他了,害怕被杀头,于是赶紧上书给肃宗皇帝,自己承认错误说:
我觉得啊,那些说别人诽谤的人,意思是说根本没这回事,是故意诬陷别人。可像孝武皇帝的政绩,好坏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史书上,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明白白。这属于直接引用史书上的事实,根本不算虚假诽谤。 皇帝要是做好事,天下好事都会归于他;要是做坏事,天下坏事也会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因为这些就杀掉说话的人。再说,陛下您即位以来,施政时间还不长,但恩泽已经遍及天下,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好批评的呢?就算我们说的不对,您也应该改过自新;如果我们说的不对,您也应该包容一下,这又有什么罪呢?陛下您不仔细分析事情的大局,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只顾着发泄私愤,图个痛快。我们这些臣子被杀,死了也就死了,但我担心天下人会因此改变看法,通过这件事来揣测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谁还敢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呢?我之所以不怕死,还敢直言不讳,是因为我真心为陛下惋惜这来之不易的大业。陛下您自己都不珍惜,那我还有什么用呢?齐桓公还亲自揭露自己祖先的过错,来抬高管仲呢,这样才能让大臣们畅所欲言。现在陛下却想隐瞒十代孝武皇帝的事实,这和齐桓公的做法岂不是完全相反吗?我担心那些官员会突然之间互相攻击,怀恨在心,蒙受冤枉,没机会为自己辩解,让后世评论的人,随便拿陛下和别人作比较,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去掩盖这件事吗?我现在就在宫门口等着接受严厉的惩罚。
皇上开始也没觉得我们有罪,等看完奏章后,马上就下令不追究了,还把我们提升为兰台令史。
唐宪宗元和二年春天,皇帝东巡,回程经过鲁国,特意去孔庙祭拜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还演奏了六代之乐,召集了孔氏家族二十岁以上的六十三位男性成员,并请儒者讲解《论语》。孔僖(孔子的后代)就趁机表达了谢意。皇帝说:“今天这场盛会,对你孔氏家族来说是不是很荣耀啊?”孔僖回答说:“臣听说,明智的君王和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如今陛下您亲自驾临,光临寒舍,这是尊崇先师,彰显圣德的举动。至于荣耀,臣不敢当。”皇帝哈哈大笑说:“如果不是圣人的后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皇帝任命孔僖为郎中,赏赐褒成侯孔损以及孔氏家族男女丝绸布匹,还下令孔僖跟随自己回京师,让他在东观校书。
冬天,孔僖被任命为临晋县令。崔骃用《家林》占卜,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劝孔僖说:“你为什么不辞掉这个官职呢?”孔僖说:“学习不是为了做官,做官也不挑拣官职,吉凶在于自己,难道要由占卜来决定吗?”他在临晋县做了三年县令,死后留下遗嘱就地安葬。
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彦,次子叫季彦,当时都十多岁。蒲坂县令许君然劝他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鲁国。孔僖回答说:“现在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去,就是违背了父亲的遗嘱;而抛弃父亲的墓地离开,我又于心不忍。”所以,他就留在了华阴。长子彦喜好研习经书,次子季彦继承家业,门徒有数百人。
汉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地区下了很大的雨雹,冰雹大的像斗一样。安帝下诏,让有道术的人来解释这场灾异,于是召见季彦到德阳殿,皇帝亲自询问原因。季彦回答说:“这些都是阴气侵犯阳气的征兆。现在朝中权臣专权,太后势力强大,陛下应该修明圣德,警惕这两件事。”皇帝默然不语,周围的人都对季彦的回答感到不满。后来,季彦被举荐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三年后,季彦四十七岁,在家中去世。
最初,汉平帝时期,王莽执政,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王莽失败后,褒成侯国被废除。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刘秀重新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死后,他的儿子孔损继承爵位。永元四年,褒成侯国改封为褒亭侯。孔损死后,他的儿子孔曜继承爵位;孔曜死后,他的儿子孔完继承爵位。 孔氏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直到汉献帝初年,褒亭侯国才最终断绝。
杨伦,字仲理,是陈留东昏人。年轻的时候做过诸生,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后来当了郡里的文学掾。他经历过好几个上司,心里一直记挂着时事,但是因为不擅长处理人事关系,就辞官了,再也不接受州郡的任命。他在大泽中讲学,学生多达一千多人。元初年间,郡里多次礼请他出仕,三府也同时征辟他,朝廷也派公车来征召他,但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后来朝廷征召他做博士,又让他当了清河王的老师。这一年,安帝去世了,杨伦立刻丢下官职奔丧,在宫阙下哭喊,声音一直没断过。阎太后认为他擅自离职,把他治罪了。
顺帝即位后,下诏免除了杨伦的罪责,让他留在恭陵为安帝守丧。守丧期满后,朝廷征召他做侍中。当时,邵陵令任嘉在任上贪污腐败,被调到武威做太守。后来有人检举任嘉的罪行,牵涉金额巨大,于是朝廷下令将他逮捕,审问廷尉,牵扯到的将相大臣竟然有一百多人。杨伦就上书说:“我听说《春秋》记载,要诛杀罪恶直到根源,根源被诛灭了,罪恶自然就消除了;就像整理皮裘,先理顺领子,领子正了,毛也就顺了。现在任嘉罪行累累,还没受到惩罚,却反而让他去治理一个大郡,这不是明摆着纵容奸邪吗?如果不严惩主使者,怎么能够杜绝奸邪的萌芽呢?过去湖陆令张叠、萧令驷、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行都已查明,都受到了惩罚,可是贪官污吏到现在还没绝迹,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追究主使者的责任吗?从前齐威王称霸的时候,杀了五个奸臣,并且追究了他们的同伙,以此来平息诽谤。该断不断,《黄石公》书里就告诫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就像尘土落在泰山嵩山,雾气笼罩淮河大海一样,虽然没有好处,但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地考虑我的建议。”
奏章呈上去后,有关部门认为杨伦的奏章直言不讳,言语不恭顺,就把奏章压了下来。尚书说杨伦探知了朝廷的秘密,故意以此来要求朝廷整治贪官。杨伦因此被指责不敬,被判处“鬼薪”(一种古代的刑罚)。但是,诏书又说杨伦多次进谏忠言,特地赦免了他,让他回家养老了。
公元133年,我被朝廷任命为太中大夫,那可是个挺重要的官职。后来,大将军梁商把我弄到他手下当长史,相当于他的秘书吧。结果我跟他不合拍,老是跟他对着干,最后被调到常山王那里当老师去了。可我当时病了,根本去不了。朝廷还派人催我上任,我直接在河内朝歌住下了,跟皇帝告病假,还放狠话:“宁可死在这儿,也绝不往北走一步!就算把我杀了,我也绝不后悔!我一个老百姓的决心,比千军万马还坚定!” 皇帝一看我这么倔,发了道旨意,说我升官了还不好好干,故意拖延时间,还装病逃避,真是个固执的家伙。最后虽然把我叫到廷尉那儿,但还是没追究我的责任。
我前后三次被朝廷征召,每次都是因为直言进谏惹恼了上面。后来我干脆回家闭门谢客,专心教书育人,跟外界断了联系。朝廷又派车来请我,我还是躲着没去,最后就死在家中。
到了东汉中兴时期,北海人牟融在研究《大夏侯尚书》,东海人王良在研究《小夏侯尚书》,沛国人桓荣在研究《欧阳尚书》。桓荣那一脉的学问传承有序,在东京地区特别兴盛。《古文尚书》呢,是扶风人杜林传下来的,他的同郡好友贾逵还专门给它写了注释,马融写了传记,郑玄做了注解,所以《古文尚书》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易经》上说:“天垂示象,圣人效法遵行。”宫廷里负责侍奉皇帝的宦官,地位就在皇帝身边,所以《周礼》里就设置了相应的官职,数量也与天象相对应。《周礼》中,阍者负责守卫宫门,寺人掌管后宫的戒律。书中还提到“皇帝身边近侍有五人”。《月令》里记载:“仲冬,要让阉尹检查门户,谨慎看管宫室。”《诗经·小雅》里的《巷伯》也讽刺了那些进谗言的小人。所以说,宦官在王朝中出现由来已久,这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完整,心思单纯,容易管理,也容易养活,对吧?
但是后来,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有能力的宦官,像勃貂、管苏在楚国和晋国都立下过功劳,景监、缪贤也在秦国和赵国做出了贡献。可是宦官的弊端一旦显现出来,就会像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那样造成巨大的灾难。汉朝建立后,沿袭了秦朝的制度,设立了中常侍的官职。但是汉朝也会选用一些士人参与宦官的选拔,这些人个个佩带银饰,身穿貂裘,在宫殿里侍奉皇帝。高后称制的时候,任命张卿为大谒者,出入皇帝的寝宫,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文帝时期,赵谈、北宫伯子都比较受皇帝宠信。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宠爱李延年。皇帝经常在后宫设宴,有时还会偷偷地去离宫游玩,所以处理政务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宦官来负责。到了元帝时期,史游担任黄门令,他勤勉尽职,忠心耿耿,为朝廷做出了不少贡献。
后来,弘恭、石显凭借阿谀奉承、阴险狡诈而得到重用,最终导致了萧、周之乱,玷污了皇帝的德行。东汉光武帝中兴之后,宫廷的宦官全部都是阉人,不再兼用其他士人。直到永平年间,才正式规定了宦官的人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纪尚幼,窦宪兄弟专权,朝中大臣都不能直接接近皇帝,和皇帝来往密切的,只有宫中的宦官。所以郑众得以在宫中专权,最终铲除了大奸臣,被封为侯爵,官至九卿,从此宦官的势力开始壮大。
从明帝之后,一直到延平年间,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中常侍竟然多达十个人,小黄门也有二十个。他们还被改授金珰右貂等装饰,兼管着一些官署的职务。
邓太后当政后,国家大事堆积如山,朝臣们根本没机会参与决策,皇帝的命令都是从后宫里发出来的。没办法,只能更加依赖宦官,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些宦官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可不是以前那些在宫里打杂的小角色了,他们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后宫的范围。
孙程因为立下拥立皇帝的功劳而受到重用,曹腾参与制定了讨伐桓氏的策略,接着是五侯合谋,梁冀更是掌握了兵权。他们凭借着表面上的公正,以及深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朝野上下都听命于他们,大气都不敢喘。有人说他们的功劳可以比得上伊尹、霍光,有人说他们的谋略让汉朝再次兴盛。
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忠臣直谏,但最终都被排挤打压。这些宦官们,一句话就能让山海为之变色,一呼一吸就能让霜露改变。如果他们喜欢你,你的家族三代都能荣华富贵;如果他们讨厌你,你的家族五代都可能被灭族。汉朝的纲纪,彻底乱套了。
话说那些戴着高帽子,穿着华丽衣服,腰佩宝剑的大官们,宫里到处都是;而那些拿着粗糙的茅草,在皇帝面前当差的臣子,也就十几个。官府衙门,遍布全国各地;那些依附权贵的子弟,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珍藏无数;美女歌姬,舞女侍女,更是充斥着华丽的房间。就连狗和马都装饰得富丽堂皇,房屋建筑也用上了精美的丝绸织锦。这一切都是剥削老百姓得来的,都是为了满足他们无穷无尽的奢欲。他们陷害正直的贤臣,只提拔自己党羽。那些互相勾结,巴结权贵的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和孩子都搭进去了,只为了往上爬。他们互相利用,所以越来越多,败坏国家的事情数不胜数,根本说不完。因此,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有志之士都只能隐居山林,盗贼四起,天下大乱。即使忠臣义士愤恨不已,想要有所作为,但一开口就招来杀身之祸,很快就被杀害了。然后又进行大规模的株连,互相陷害。凡是那些被认为是正直的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灾难的。窦武、何进,地位尊崇,与皇室关系密切,他们利用百姓的怨恨,联合了一些有实力的人,却因为犹豫不决,最终都失败了。这大概也是命运的安排吧!即使袁绍后来大肆杀戮,铲除奸邪,但用暴力来平息混乱,又有什么用呢?从曹腾陷害梁冀,最终让昏庸的皇帝上位开始,魏武帝继承了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这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为人谨慎细心,很有谋略。永平年间,他开始在太子府当差。肃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小黄门,后来升迁为中常侍。和帝即位初期,他又被提升为钩盾令。
当时窦太后掌权,她的哥哥大将军窦宪等人也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朝中上下几乎都依附他们,而郑众却一心为皇家效力,不与那些权贵结党营私,皇帝很信任他。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的时候,郑众第一个站出来策划诛杀他们,因为功劳被提升为大长秋。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总是推辞,少拿多给。因此,他经常参与朝政大事的讨论。宦官专权,是从郑众开始的。
十四年后,皇帝考虑到郑众的功劳,封他为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又给他加封了三百户。
蔡伦他老人家元初元年就去世了,养子蔡闳继承了爵位。蔡闳死后,他的儿子蔡安又继承了爵位。后来蔡家这支就断了。直到桓帝延熹二年,才又追封蔡伦的曾孙石雠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是桂阳人。永平年间末期,他开始在宫里当差,建初年间当上了小黄门。和帝登基后,蔡伦升职当了中常侍,经常参与皇帝的决策。蔡伦很有才学,做事认真谨慎,多次直言进谏,帮助皇帝纠正错误。每逢休息放假,他总是关起门来不见客人,跑到田野里去锻炼身体。后来他又升任尚方令。永元九年,他负责监造宫廷用的宝剑和其他器械,做工都非常精细牢固,成为后世的典范。
古时候的书籍和契约,大多是用竹简编写的,用丝织品或帛写字的叫作帛书。可是丝织品很贵,竹简又很重,都不方便。蔡伦就动脑筋想办法,利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来造纸。元兴元年,他把造纸的方法呈献给皇帝。皇帝很欣赏他的才能,从此大家都开始用纸了,所以天下人都称这种纸为“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因为蔡伦长期在宫里侍奉,就封他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后来他又当了长乐太仆。四年后,皇帝觉得当时的经书和史书有很多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就挑选了通晓经学的谒者刘珍和一些博士、史官到东观去校对,让蔡伦负责监督这件事。
蔡伦当初受了窦皇后的指使,诬陷了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等到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后,就下令让蔡伦自己去廷尉自首。蔡伦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就洗了个澡,整理好衣冠,服毒自杀了。蔡家爵位也就此被取消了。
孙程,字稚卿,是涿郡新城人。安帝时期,他担任中黄门,在长乐宫当差。
话说那时候,邓太后当政,皇帝自己啥也不管。宫里的小黄门李闰和皇帝的奶妈王圣,经常一起在皇帝耳边嚼邓太后的哥哥,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执金吾邓悝的坏话,说邓家想废掉皇帝,立平原王刘翼当皇帝。皇帝一听就又生气又害怕。后来邓太后死了,皇帝立刻把邓家的人杀了个干净,也把平原王给废了。李闰因为这事儿被封了个雍乡侯,赏赐了三百户人家给他当食邑。
另一个小黄门江京,因为拍马屁讨好皇帝,当初还专门去迎接刚登基的皇帝,也因此被封为都乡侯,同样是三百户食邑。李闰和江京都升了官,当上了中常侍,江京还兼任了大长秋。这俩人跟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还有王圣母子一起,在宫里宫外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没个正形。再加上皇帝的舅舅大将军耿宝和皇后的哥哥大鸿胪阎显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竟然冤枉杀害了太尉杨震,还把太子废了,贬为济阴王。
第二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弟弟,北乡侯继位当了皇帝。阎显他们这些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开始争权夺利。他们暗中指使有关部门,弹劾樊丰,把耿宝和王圣,还有他们那些同伙,不是杀头就是流放。
十月,北乡侯病得很重。程跟济阴王的谒者长兴渠说:“大王是嫡长子继承王位,本来没有过错,先帝听信谗言,才导致大王被废黜。如果北乡侯病死了,咱们一起干掉江京和阎显,事情就能成功。”兴渠他们都同意了。 另外,中黄门南阳王康,以前是太子府的史官,从太子被废黜后,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愤愤不平。还有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也都跟着程一起参与了这件事。
到了十月二十七日,北乡侯死了。阎显向太后禀报,要从五个皇子中选一个继承皇位。还没等选出来,十一月二日,程就和王康等十八个人,在西钟下密谋,大家穿着单衣,举行了一个秘密的誓师仪式。 四日夜里,程他们一起聚集在崇德殿上,然后闯进了章台门。当时,江京、刘安、李闰、陈达他们都在省门下办公,程和王康一起冲上去杀了江京、刘安和陈达。因为李闰权势很大,在省里很有威望,他们想拉拢李闰,于是举起刀威胁李闰说:“现在要立济阴王为皇帝,你绝对不能反对!” 李闰说:“好。” 于是他们扶着李闰,一起到西钟下迎接济阴王登基,这就是后来的顺帝。 然后召集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官员,顺帝乘坐车驾前往南宫云台,程他们则留守省门,负责内外警戒。
阎显当时被困在皇宫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小黄门叫樊登,就劝阎显赶紧带兵造反。 阎显就利用太后下令,把越骑校尉冯诗和虎贲中郎将阎崇叫来,让他们在朔平门驻扎军队,以防程某人(指程元振)他们。
然后,阎显诱骗冯诗进宫,太后亲自把印信交给冯诗,许诺说:“要是你能抓住济阴王,就封你万户侯;要是你能抓住李闰,就封你五千户侯!” 可是冯诗手下的兵太少了,阎显就让冯诗和樊登一起去左掖门外征集兵士。结果冯诗趁机杀了樊登,回到营地继续驻守。
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火速从皇宫里赶回外府,并且集结兵力,一直到了盛德门。程元振就派人去传召各位尚书,让他们去抓阎景。 当时尚书郭镇卧病在床,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带着平时宿营在羽林军的士兵,从南止车门冲了出来。他正好碰上了阎景和他的兵士,郭镇拔出刀,大声喊:“放下武器!” 郭镇下车,拿出皇帝的符节宣读圣旨。阎景问:“是什么圣旨?” 阎景听了郭镇宣读的圣旨,还是不肯听从。郭镇就拔剑砍向阎景的马车,阎景的部下用戟叉攻击郭镇,最后阎景还是被抓住了,送进了廷尉监狱,当天晚上就死了。
第二天早上,朝廷就派侍御史去抓捕阎显等人,把他们也送进了监狱,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然后朝廷下了一道圣旨:
下诏曰:
话说古代有个传统,就是表彰有功之臣,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当时,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还有车骑将军阎显兄弟几个,竟然密谋造反,想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 这可不得了!
这时候,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还有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汎、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这些人,心里特别气愤,觉得不能让这帮坏人得逞,于是就一起商量,决心把这些坏蛋给收拾了,保住皇室的江山。《诗经》里不是说了吗:“有冤屈不伸张,大德不报答,那怎么行呢?”
孙程是这次行动的领头人,王康和王国也出了大力。皇上很高兴,就封孙程为浮阳侯,给他五户人家当食邑;封王康为华容侯,王国为郦侯,他们俩每人九千户;黄龙被封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每人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汎为临沮侯,马国为文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每人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一千户。
一共封了十九个侯爷!皇上还赏赐了他们车子、马匹、金银财宝、衣物等等,赏赐的多少也不一样。 李闰因为之前没参与策划,所以没被封侯。不过皇上还是提拔他做了骑都尉。
到了永建元年,孙程跟张贤、孟叔、马国他们一起,因为跟司隶校尉虞诩闹了点矛盾,结果跑到皇宫里告状,还大声呵斥宫里的侍卫。皇上当时很生气,就把孙程的官职给免了,还把这十九个侯爷都打发回封地去了。后来,皇上又把孙程的封地改成了宜城侯。孙程到了封地后,心里很不痛快,很生气,于是就把侯爵的印信和符节都送还给了朝廷,然后逃回了京城,整天在山里跑来跑去。皇上又下令到处找他,最后还是恢复了他的爵位,还赏赐了他车子、马匹和衣物,让他回封地去了。
三年后,皇帝想起程昱等人的功劳,把他们都召回京城。程昱、王道、李元都被封为骑都尉,其他人也都得到了朝廷的官职。阳嘉元年,程昱病得很重,皇帝就把他提升为奉车都尉,地位也特别高。程昱去世后,皇帝派五官中郎将追赠给他车骑将军的印绶,并赐谥号为“刚侯”。侍御史奉命监管他的丧事,皇帝还亲自到北部尉传去瞻仰灵车。
程昱临终前,留下遗言上书,推荐他的弟弟程美。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把程昱的封地分了一半给程美,还封程昱的养子程寿为浮阳侯。后来,皇帝又下诏书,表彰那些有微小功劳的人,封兴渠为高望亭侯。四年后,皇帝下令,允许宦官的养子们继承他们的爵位和封地,并把这个规定写进了法令。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这六个人都早早去世了。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这九个人,还有他们的母亲山阳君宋娥,相互之间行贿受贿,谋求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封地,还诬陷中常侍曹腾、孟贲等人。永和二年,这件事被揭露,他们都被遣返回封地,并且削减了祖上留下的封地四分之一。宋娥被剥夺爵位,回到乡下务农。只有马国、陈予、苗光保住了他们的封地。
当初,皇帝被废黜的时候,太子府里的几个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因为没有犯错而被牵连获罪,籍建等人被流放到朔方。等到皇帝重新即位后,就把他们都提拔为中常侍。傅高梵因为藏匿罪证,被减轻了死罪。籍建后来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三百户。
贺清俭廉洁正直,官至大长秋。阳嘉年间,皇帝下令让九卿举荐武勇之士,只有贺清俭没有举荐任何人。皇帝问他原因,贺清俭回答说:“我出身贫寒,在宫中长大,既没有识人之明,也没有结交过什么士人。从前卫鞅因为得到景监的推荐而被重用,有识之士都知道他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现在如果有人被我举荐,那对他来说,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耻辱。”他坚决推辞了。贺清俭死后,皇帝念及他的忠诚,封他的养子为都乡侯,食邑三百户。
曹腾,字季兴,是沛国谯县人。汉安帝当政的时候,他被任命为黄门侍从。汉顺帝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邓太后觉得曹腾年轻但为人谨慎厚道,就让他去侍奉太子,处理书信往来,所以顺帝对他特别亲近喜爱。等顺帝登基后,曹腾先当了小黄门,后来升迁为中常侍。
汉桓帝继位后,曹腾和长乐太仆州辅等人,一共七个人,因为在拥立新帝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都被封为亭侯,曹腾被封为费亭侯,之后又升迁为大长秋,还被加封为特进。曹腾在宫廷里当差三十多年,侍奉了四位皇帝,期间从未有过任何过失。他推荐的人,个个都是全国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陈留的虞放、边韶,南阳的延固、张温,弘农的张奂,颍川的堂溪典等等。
有一次,蜀郡太守贿赂了曹腾,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到了贿赂的书信,就把这件事上奏朝廷,弹劾曹腾,请求交给廷尉审理。皇帝说:“这封信是从外面寄来的,不是曹腾的错。”于是就把种暠的奏章压了下来。曹腾一点儿也不计较,还经常夸奖种暠是个能干的官员,当时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
曹腾去世后,他的养子曹嵩继承了他的爵位。种暠后来当上了司徒,就对宾客们说:“我现在能做到这个位置,全靠曹常侍当年提携。”曹嵩在汉灵帝时期,大肆收受贿赂,还向西园捐献了一亿万钱,所以官位做到太尉。等到他儿子曹操起兵的时候,他不肯跟随曹操,带着小儿子曹疾逃难到琅邪,结果被徐州刺史陶谦杀害了。
单超是河南人;徐璜是下邳良城人;具瑗是魏郡元城人;左悺是河南平阴人;唐衡是颍川郾县人。汉桓帝刚开始当政的时候,单超、徐璜、具瑗担任中常侍,左悺、唐衡担任小黄门史。
一开始,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做了汉顺帝和汉桓帝的皇后。梁冀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做了大将军,权势滔天,威震天下。梁冀自己还杀了太尉李固、杜乔等人,更加骄横跋扈,皇后也仗着权势,肆意妄为,经常下毒杀人,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没人敢说话。皇帝长期被压迫,心里很不服气,但又害怕泄露风声,不敢轻举妄动。
延熹二年,皇后死了。有一天,皇帝上厕所的时候,单独把宦官曹腾叫来,问他:“宫里和宫外跟梁冀不对付的人都有哪些?”曹腾回答说:“单超、左悺以前去拜访河南尹李不疑,态度谦卑恭敬,李不疑却抓了他们的兄弟,送进了洛阳监狱。这两个人后来去李不疑家谢罪,才被放了出来。徐璜、具瑗平时私下里很痛恨梁冀那些嚣张跋扈的行为,但不敢说出来。”
于是皇帝把单超、左悺叫进内室,说:“梁冀兄弟把持朝政,欺压内外,公卿以下都唯他们马首是瞻。我现在想诛杀他们,你们这些常侍怎么看?”单超他们回答说:“梁冀确实是国贼,早就该杀了他。我们地位卑微,只是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皇帝说:“既然如此,你们这些常侍就秘密地计划一下吧。”他们回答说:“计划不难,只是怕陛下您又犹豫不决。”皇帝说:“奸臣祸国,理应伏法,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于是皇帝又召来了徐璜、具瑗等五个人,一起商议此事。皇帝还咬破单超的胳膊,以血为盟。然后单超就带人把梁冀及其亲属党羽全部诛杀了。左悺、曹腾升迁为中常侍。单超被封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赏赐钱一千五百万;徐璜被封为武原侯,具瑗被封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赏赐钱一千五百万;左悺被封为上蔡侯,曹腾被封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赏赐钱一千三百万。这五个人同一天受封,所以后世称他们为“五侯”。皇帝还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以后,宦官专权,朝廷更加混乱了。
单超生病了,皇帝派使者到他府上拜他为车骑将军。第二年单超死了,皇帝赐给他东园的珍贵器物,棺材里也放满了玉器,还追赠他侯将军的印绶,派使者为他料理丧事。下葬的时候,还出动了五营的骑兵,侍御史护送灵柩,将作大匠负责修建坟墓。
话说这四位侯爷,一个比一个嚣张跋扈,老百姓都私下里这么说:“左家是回天之力,独霸一方;徐家是卧虎藏龙;唐家是……(此处略去原文)。” 他们都争着盖大房子,建豪华的楼阁,穷尽各种巧妙的技艺。金银珠宝、珍贵的丝织品,都用在了狗和马上。 还抢着纳娶美女佳人做妾,打扮得花枝招展,跟宫里的娘娘似的,他们的仆人个个都坐牛车,排场十足,跟帝王将相似的。 他们还养着远房亲戚,有的甚至收养异姓的人做儿子,或者买奴隶当儿子,好继承爵位和封地。他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个个都当着州郡长官,鱼肉百姓,跟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
超的弟弟安做了河东太守,超的侄子匡做了济阴太守,璜的弟弟盛做了河内太守,悺的弟弟敏做了陈留太守,瑗的哥哥恭做了沛县令,这些人在各自的地方都成了害民的蛀虫。
璜的哥哥的儿子宣当了 下邳县令,更是个暴虐的家伙。早先,他看上了前任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求婚不成,等他到了下邳县,就带着衙役跑到李暠家,把人家女儿抢了回来,玩儿够了之后,竟然还一箭射死了,然后偷偷埋在了寺庙里。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郡,汝南人黄浮是东海郡太守,有人向他告发了徐宣的恶行。黄浮立刻抓了徐宣全家,不管老少都审问了个遍。下面的官吏都纷纷劝谏,说别这样。黄浮说:“徐宣这国贼,今天不杀了他,明天他还会继续作恶,杀了也就杀了,我心里也痛快!” 于是当场判了徐宣死刑,把他杀了,还把尸体暴晒示众,整个郡里都吓得瑟瑟发抖。璜就跑去向皇帝告状,皇帝大怒,把黄浮贬官,还罚他剃头戴枷锁,去右校服役。这五侯的家族亲戚朋友,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纷纷揭竿而起,当了土匪。七年后,衡死了,也追赠了车骑将军的称号,跟超一样。璜死后,朝廷也赏赐了很多钱财布匹,还给了他一块墓地。
明年,监察官员韩演举报了悺和他的哥哥南乡侯称,说他们罪恶滔天,利用职权在地方上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宾客嚣张跋扈,欺压百姓。结果,悺和称都自杀了。韩演接着又举报了梁冀的哥哥沛相恭臧,把恭臧抓到了廷尉那里受审。梁冀跑到监狱里去求情,上交了东武侯的印信和官印,皇上也同意了,把他贬为了都乡侯,最后郁郁而终。梁冀那些继承爵位的兄弟们,也都降为了乡侯,每年收入都降到了三百万元,那些被分封爵位的子弟们,也都被剥夺了爵位和土地。刘普等人则被降为了关内侯。
说起来,有个叫侯览的,是山阳防东人。汉桓帝时期,他当上了中常侍,凭借着拍马屁和奸诈的手段升官发财,仗势欺人,贪得无厌,收受的贿赂数额巨大,简直无法计算。到了延熹年间,连续几年的战争打得国库空虚,朝廷就向百官借钱,还向王侯们征收赋税。侯览也上交了五千匹绢,被封为了关内侯。他还谎称自己参与了诛杀梁冀有功,又升为了高乡侯。
小黄门段珪的老家在济阴,他和侯览一样,在济北边境上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的仆人和宾客欺压百姓,抢劫过往行商。济北太守滕延把他们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杀了数十人,把尸体都摆在大街上示众。侯览和段珪非常怨恨滕延,就向皇帝告状,说滕延滥杀无辜。结果滕延被抓到廷尉受审,最后被免职了。滕延字伯行,是北海人,后来当了京兆尹,以清廉正直著称,后世都称他为长者。
侯览他们因为这件事更加嚣张跋扈了。侯览的哥哥侯参当上了益州刺史,只要看到哪个老百姓家比较富有,就诬陷他们犯了谋反的大罪,把他们全部杀掉,没收他们的财产,前后累积的赃款数额巨大,难以计数。太尉杨秉弹劾了侯参,把他押解回京,结果侯参在半路上自杀了。京兆尹袁逢在旅馆里清点侯参的车辆,足足有三百多辆,车上装满了金银、丝绸和珍宝,多得数不清。侯览因为这件事被免职,没过多久却又官复原职了。
建宁二年,我妈去世了,我回家给她修建了坟墓。结果,有个叫张俭的督邮,告发我贪污腐败,生活奢靡。说我霸占了三百八十一处民宅,一百一十八顷田地,还盖了十六座豪华宅邸,全是高楼大院,亭台楼阁互相辉映,还用各种华丽的丝绸、绘画和油漆装饰,建筑规模宏大,简直跟皇宫似的。 他还说我提前修建了豪华的寿墓,石棺、双阙,高高的屋檐足有一百尺高,为此拆迁民房,掘坟毁墓,强抢民男民女,罪行累累,请求朝廷处死我。但是,我暗中使手段阻止了奏章上报。
张俭见奏章没上报,就干脆自己去砸了我的坟墓和宅邸,没收了我的财产,把我的罪状详细地写了出来,又上奏说我母亲在世时就结交宾客,干预地方政务。 可还是没奏效。 气急败坏的我,反过来诬告张俭是勾结党羽,还把前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人也牵扯进去,结果他们都被灭族了。 最后,我顶替了曹节,当上了长乐太仆。
熹平元年,有人又举报我专权跋扈,骄奢淫逸,我被逼无奈,上交了印信,自杀了。 跟我一起为非作歹的那些人,也都免了官职。
曹节,字汉丰,是南阳新野人,祖籍魏郡,祖上几代都是做着二千石的高官。顺帝初期,他从西园骑开始做起,后来升任小黄门。到了桓帝时期,他升迁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他奉命带着一千名中黄门、虎贲和羽林军,北上迎接灵帝,陪同灵帝入宫。灵帝即位后,因为曹节在拥立他方面出了力,被封为长安乡侯,食邑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她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密谋诛杀宦官。曹节就和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等十七个人,一起伪造诏书,任命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然后带兵诛杀了窦武和陈蕃。 这些事情,《陈蕃传》和《窦武传》里都有详细记载。 曹节因此被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食邑增加到三千户;王甫升任中常侍,黄门令的职位不变;朱瑀被封为都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共普、张亮等五人各食邑三百户;其余十一人都被封为关内侯,每年都能领取两千斛的俸禄。
首先,曹节他们偷偷摸摸地在明堂里祈祷上天,说:“窦太后太不像话了,请上天帮助皇帝把她除掉,让这件事一定成功,天下才能太平。” 把窦氏一伙人干掉之后,皇帝下令太官(皇家仓库)提供丰厚的赏赐,给了曹节五千万钱,其他人也各有赏赐,后来又封曹节为华容侯。两年后,曹节生病了,身体很差,皇帝就下令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没过多久病就好了,他就上交了印绶,辞官了。后来又当上了中常侍,官位是特进,俸禄是中二千石,不久又升任大长秋。
熹平元年,窦太后死了,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字,说:“天下要大乱了,曹节、王甫害死了太后,常侍侯览杀了很多人,朝廷里的官员都是尸位素餐,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 于是皇帝下令让司隶校尉刘猛去抓人,规定十天要汇报一次进展。刘猛觉得告密信里的话挺有道理,就没急着抓人,拖了一个多月,也没查出幕后主使是谁。结果刘猛因为办事不利,被贬为谏议大夫,换了御史中丞段颎去抓人。段颎到处抓人,就连太学的学生都抓,关起来的一千多人。曹节他们一直不肯放过刘猛,就让段颎用其他的罪名弹劾刘猛,结果刘猛被判罪,发配到左校(一种劳役)。朝中很多大臣替刘猛说话,最后刘猛的刑罚被免除了,又重新被征召回朝廷任职。
曹节就和王甫他们一起诬告汉桓帝的弟弟勃海王悝谋反,把勃海王杀了。因为这件事立功的人有十二个都被封了侯。王甫被封为冠军侯。曹节的食邑也增加了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当上了朝廷的高官、地方长官,遍布天下。
曹节的弟弟曹破石当了越骑校尉,越骑营里有个五百户人家,里面有个美女,曹破石就强抢过来,那五百户人家不敢反抗,但那女子坚决不肯,最后自杀了。曹节他们家淫乱暴虐,这种事太多了。
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上奏弹劾王甫和他儿子长乐少府曹萌、沛相曹吉,这三个人都在狱中被处死了。当时接连发生灾害,郎中梁人审忠认为这是曹节他们罪恶造成的,于是上书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得到贤才就能安定,失去贤才就会危亡。所以舜帝有五位贤臣辅佐,天下就治理得井井有条;汤王重用伊尹,那些不仁义的人就远离了朝廷。陛下即位之初,还未能处理万机政务,皇太后念及抚育之恩,所以暂时代理朝政,这才导致苏康、管霸这些中常侍被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查办他们的同党,一心想要整顿朝政。
华容侯朱瑀犯了事,事情败露,祸及自身,于是就策划反叛,扰乱王室,冲撞宫门,抢夺玉玺,威胁陛下,聚集大臣,离间母子骨肉之情,最终导致陈蕃、窦武和尹勋等人被杀害。他们接着瓜分城池土地,互相封赏。父子兄弟都蒙受尊荣,那些平时跟朱瑀关系亲近的人都被安排到州郡任职,有的升到九卿之列,有的占据三司要职。他们不仅不尽职尽责,反而只顾营私,大量聚敛钱财,修建豪华宅邸,房屋连成一片。甚至盗取宫廷的水用来养鱼钓鱼,车马服饰玩乐都跟皇家媲美。
朝中大臣们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各地的州牧郡守都奉承朱瑀的旨意,任人唯亲,排斥贤才,提拔庸才。所以,蝗虫肆虐,外敌入侵。上天震怒,持续了十多年。所以这些年接连发生日食、地震等灾害,这是上天对人主的谴责和警告,想要让陛下觉醒,诛杀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以前高宗皇帝因为处理了雉并之乱,所以获得了中兴的功劳。最近神灵启示陛下,让您发怒,所以王甫父子被迅速处决,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就像报了杀父之仇。
我实在想不通,陛下为什么还要容忍这些奸臣贼子,不把他们彻底铲除?过去秦朝信任赵高,导致国家灭亡;吴国重用刑人,最终自食恶果。虞公抱着宝玉牵着马,鲁昭公被乾侯赶走,都是因为不用贤才而导致灭亡或受辱。现在陛下因为妇人之仁,赦免了这些叛逆的罪行,一旦奸计得逞,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当郎官十五年,亲眼耳闻目睹了朱瑀的所作所为,这确实是皇后陛下无法赦免的罪行。
我希望陛下能够仔细听取我的奏章,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扫除这些奸邪之辈,以平息天怒。如果对朱瑀的罪行调查结果与我的奏章不符,我愿意接受烹杀的惩罚,我的妻子儿女也愿意被流放,以堵住那些妄言之人的嘴。
章寝没上报皇帝。结果节直接被任命为尚书令。四年后去世,追赠车骑将军的称号。后来瑀也病死了,他们家的爵位和家业都是由养子继承的。审忠,字公诚,宦官被诛杀后,他被征召到公府做事。
吕强,字汉盛,是河南成皋人。年轻时在宫里当宦官,做小黄门,后来升迁,做到中常侍。他为人清廉正直,忠于职守,一心为公。灵帝在位的时候,朝廷有个惯例,要封赏宦官,想封吕强为都乡侯。吕强坚决推辞,态度非常恳切,说什么也不敢接受这个爵位,皇帝最后才同意了他的请求。然后,吕强就上书给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书里写道:
臣听说,诸侯的封地,上至四七(即四七百里),下至分割王土,高祖刘邦定下规矩,只有有功之臣才能被封侯,这是为了慎重对待爵位,以示警戒啊!可是我听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还有侍中许相,都被封为列侯。曹节他们这些宦官,出身低微,品行低下,地位卑贱,却善于阿谀奉承,谄媚讨好皇帝,用奸邪的手段谋取宠幸,残害忠良,嫉妒正直的人,简直就是第二个赵高,却没受到应有的惩罚,蒙蔽了朝廷的明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党羽。而陛下您却不明白这些,随意授予他们土地爵位,让国家社稷、皇室江山落入小人手中。他们不仅自己受封,连家人也跟着沾光,接受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紫色的丝绸,一个接一个地成为辅佐皇帝的大臣。他们受了国家的大恩,却忘记了祖先的教诲,不修德行,反而结党营私,与那些奸邪小人相互勾结。陛下或许看重他们的才能,特别恩赐他们。但那些被提拔的人才品德不行,贤才却无法升迁,他们白白吃着国家的俸禄,却只顾着自己私利,陛下却偏偏要重用他们。阴阳失调,农业歉收,百姓生活困苦,这些祸乱都是由此而生。我知道,封赏的旨意已经下达了,我的话可能起不到作用,但我冒着生命危险,向陛下进言,表达我的忠心,只是希望陛下能改正错误,从此停止这种做法。
我听说后宫里好几千个宫女,每天的吃穿用度就要花掉好几百贯钱。就算粮食价格便宜,老百姓家里还是一副饿肚子的样子。按理说,粮食应该价格贵才对,现在反而便宜了,这是因为赋税太重,都拿去填补官府的窟窿了,老百姓冷得不敢穿衣,饿得不敢吃饭。老百姓这么苦,却没有人关心他们。那些宫女根本没啥用,就堆在后宫里,就算全国人民都拼了命种地养蚕,也供养不起啊!以前楚国有个女子因为悲伤愁闷,就导致西官发生灾祸,更何况这些宫女终年积聚怨气,怎么可能没有怨言呢!老天爷生下百姓,让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如果治理得好,老百姓就会像对待父母一样尊敬他,像仰望日月一样敬仰他,即使偶尔要交税,也会感激君主的恩惠。《易经》上说:“用快乐的心情对待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累;用快乐的心情带领百姓克服困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太子作为储君,应该好好学习这句话;将来当了皇帝,更应该把这句话付诸行动。
我还听说,陛下要下令在河间故国修建解渎馆。陛下您龙飞凤舞般登基,虽然是从藩国起家,但如今您身居九五之尊,不应该再有留恋故土的想法啊!再说河间离京城远,解渎更是偏僻遥远,非要在那儿兴建工程,劳民伤财,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现在那些外戚四姓的权贵之家,还有宫里的官宦人家,很多都没有什么功劳,却都在那里修建房屋,足足有上万处,楼阁相连,粉饰华丽,雕刻精美,简直说不尽。他们的丧葬也超过了规制,奢靡超过了礼仪,互相攀比,谁也不肯收敛。《谷梁传》上说:“钱财用尽了,就会产生怨恨;力气用尽了,就会产生愤怒。”《尸子》上说:“君主就像木匠的墨斗,百姓就像水,墨斗是方的,水就成方的;墨斗是圆的,水就成圆的。”君主的行为对百姓的影响,就像风吹草一样。现在上面不节俭,下面就放纵享乐,以至于飞禽走兽都吃着百姓的美食,树木石头都穿着百姓的丝绸。以前师旷劝谏晋平公说:“梁柱上绣着锦缎,老百姓却穿不起粗布;池子里扔着喝剩的酒,士人却渴死;马厩里的马吃着精粮,老百姓却饿肚子。近臣不敢劝谏,远臣也无法畅所欲言。”这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啊!
我听说以前,议郎蔡邕在金商门跟皇上您当面直言进谏,结果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就用诏书暗示皇上您的意思。蔡邕不敢因为害怕而隐瞒自己的想法,辜负国家,反而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达官贵人,指责那些奸佞的小人。皇上您没有保密他的话,结果让他的话传了出去,那些坏人就纷纷造谣中伤,想方设法地歪曲他的话,编造各种小报告陷害他。皇上您最终因为这些诽谤而惩罚了蔡邕,他的家人也被流放,老老少少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辜负了忠臣吗?现在朝中的大臣们都拿蔡邕的事情当做教训,上面害怕遭受莫名其妙的灾祸,下面害怕被刺客暗杀,我知道朝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
再说太尉段颎,他的武功盖世,对边境事务非常熟悉,他年老了还披甲上阵,为国征战,功劳很大,侍奉过两位皇帝,功勋非常显赫。皇上您已经给他提升了官职,让他位居高位,可他却被司隶校尉阳球诬陷陷害,最后丢了性命,他的妻儿也被流放到远方。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悲痛,功臣们也因此而失望。皇上您应该重新启用蔡邕,并且恢复段颎家人的名誉,这样才能让忠臣们有路可走,也能平息民怨。
皇上您知道他是忠臣,但却不能重用他。
那时候,皇上您搜刮了很多珍宝,搜集天下奇珍异宝,每个郡县进贡的物品,都要先送到中署,说是“导行费”。我斗胆上书进谏:天下的财富,都是阴阳二气生成的,最终都归于皇上您。既然都归于皇上您,哪有什么公私之分?可是现在中尚方收取各郡的珍宝,中御府堆满了天下的丝绸,西园收罗了司农的财物,中厩聚集了太仆的马匹,而这些进贡的物品,都要先交纳“导行费”。这使得百姓劳役加重,百姓受苦,而进贡的物品却很少,奸吏从中渔利,百姓却遭受其害。而且那些阿谀奉承的大臣,为了讨好皇上您,就献上自己的私物,皇上您姑息纵容,这就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以前选拔官员,是由三府负责的,三府会进行考核,参议掾属会考察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才能,经过考试和任用,再根据他们的政绩来评价。如果确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才会交给尚书省。尚书省会进行弹劾,然后请求廷尉审理,查明事情的真相,再进行处罚。可是现在,只由尚书省负责任命官员,或者直接由皇上您下令任命。这样一来,三公就可以免除选拔官员的责任,尚书省也不用承担责任,赏罚不明,谁还会认真负责呢?
说话嘛,没有明显的错误,就像镜子一样,没有照出什么毛病,这有什么好责怪的呢?要是怕说错话留下记录,那干脆别说话了;要是怕镜子照出毛病,那干脆别照镜子了。希望陛下仔细想想我的话,别因为记录错误和照出毛病就怪我。
奏章没被采纳。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了,皇帝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想先把朝廷里贪污腐败的官员都处理了,然后大赦天下,再考察一下刺史和二千石官吏的才能怎么样。皇帝采纳了我的建议,先大赦了党人。那些常侍们一个个都吓得想辞职,又赶紧把在州郡的亲戚子弟都召回京城。结果中常侍赵忠、夏恽他们就一起诬陷我,说我“跟党人一起密谋,还经常读《霍光传》。我兄弟几个都贪污腐败”。皇帝不高兴了,派中黄门带兵来抓我。我听说皇帝要召见我,就生气地说:“我要死了,天下就要乱了!我一个大男人想为国家尽忠,难道还要去跟狱吏对着干吗?”说完就自杀了。赵忠、夏恽又继续诬陷我说:“我被召见,还不知道要问什么,就躲到草丛里自己吓唬自己,肯定有奸诈的阴谋!”于是他们就抓捕了我的亲戚,没收了我的财产。
那时候,宦官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这五个人,被称为清正忠诚,他们都生活在民间,从不争权夺利。李巡看到那些博士们为了甲乙科的考试名次,互相争论,甚至行贿受贿,为了私利修改经书上的字,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皇帝,然后跟那些儒生一起把《五经》刻在石头上,让蔡邕他们校对文字。从那以后,《五经》的文本就确定下来了,争论也就停止了。赵祐学识渊博,经常校对书籍,很多儒生都称赞他。
还有个小黄门,甘陵人吴伉,他擅长占卜,知识渊博,为人正直。他知道自己得不到重用,就经常装病住在寺庙里,悠闲地过日子。
张让是蜀郡人;赵忠是安平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在宫里当差,桓帝的时候都是小黄门。赵忠因为参与诛杀梁冀有功,被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被降为关内侯,食邑一千斛。
汉灵帝的时候,让和忠都被提升为中常侍,还被封了列侯,跟曹节、王甫他们互相勾结,关系密切。曹节死后,让就接替他当了大长秋。让手下有个管奴仆的监奴,负责打理家务,他收受贿赂,弄得威风八面,声势浩大。
有个叫孟佗的,是扶风人,家里特别有钱,跟让的奴仆们关系很好,经常去拜访让,送礼,而且出手阔绰,一点也不吝啬。让的奴仆们都很感激他,就问孟佗:“您想要什么?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定帮您办到!”孟佗说:“我只希望你们能帮我拜见让大人一次。”当时那些去拜访让的人,车子常常能排上几百几千辆,孟佗当时指着让的府邸,说:“我得去拜见让大人。”可是等他到了的时候,已经进不去门了,结果让的监奴就带着一群奴仆,在路上迎接孟佗,并且一起把他抬着车子送进了门。
那些来拜访让的人都很惊讶,觉得孟佗真厉害,居然能这么轻易地见到让,于是都争着送珍宝给他行贿。孟佗就把这些东西分了一部分给让,让非常高兴,于是就提拔孟佗做了凉州刺史。
那个时候,十常侍曹节、王甫、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个人,个个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封了侯爵,享受着荣华富贵。他们的亲戚朋友遍布各地,各个地方都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简直就是社会的蛀虫。黄巾起义爆发了,盗贼四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有个叫张钧的,是中山人,在宫里做郎中,他上书给皇帝说:“我认为张角之所以能起兵造反,那么多人都愿意跟着他,根本原因就在于你们这十个常侍,你们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安插到各地做官,贪污钱财,欺压百姓,百姓们有冤没处申诉,所以才铤而走险,聚众造反。应该把你们这十个常侍砍了头,挂在南郊示众,向百姓谢罪,再派使者把这件事告诉全国人民,这样不用打仗,那些大盗贼自然就会消失了。”
皇帝把张钧的奏章给曹节他们看,曹节他们吓得赶紧脱掉帽子,光着脚,磕头求饶,说愿意自己去洛阳监狱,并且拿出家产支援军队。结果皇帝下令让他们戴上帽子,穿上鞋子,继续上班,什么事都没有。皇帝还生气地骂张钧:“这小子真是疯了!十个常侍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张钧又再次上书,内容跟上次一样,但皇帝根本就不理他。皇帝还下令让廷尉和侍御史调查张钧是不是跟张角那个邪教有关系,御史们听从了曹节他们的意思,诬陷张钧学习黄巾教的邪术,最后张钧被抓起来,死在了监狱里。其实,曹节他们这些人跟张角暗中勾结,关系匪浅。后来,另外两个常侍封谞和徐奉的事情败露了,被处死了。皇帝很生气,质问曹节他们说:“你们平时老说那些反对你们的人要造反,把他们都抓起来,甚至处死。现在那些反对你们的人反而为国家出力,你们却跟张角勾结,是不是该杀头?”曹节他们赶紧磕头说:“这是以前王甫和侯览干的。”皇帝这才作罢。
明年,宫里要出大事了!南宫要修建,据说让、忠他们跟皇帝说,要向全国征收田亩税,每亩十个钱,说是用来修宫殿。结果呢,从太原、河东、狄道这些地方,调集木材和石头,每个州郡都要把东西运到京城。那些黄门常侍,一个个都蛮横得很,只要送来的东西达不到他们的标准,就强迫低价收购,十份的活只给一份工钱,然后又高价卖给那些宦官。那些宦官还不一定肯收,结果木材堆在那儿烂掉了,宫殿年年修不好。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又私底下加派赋税,老百姓叫苦连天啊! 皇上征收东西,都是偷偷摸摸地通过西园的宦官下令,还美其名曰“中使”,就是怕惊动地方官,好收受贿赂。
地方长官,还有那些有才能的名士,升迁都要出钱出力修宫殿,大一点的郡县,要出个两三千万钱,其他的也少不了。那些当官的,都得先去西园跟宦官谈好价钱,才能上任。要是没钱凑够数的,有的甚至自杀。那些想保持清廉的,不愿意去当官,也被逼着去了。
当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刚上任,因为名声清正,被减免了三百万钱的捐款。结果,他接到圣旨后,叹了口气说:“我是百姓的父母官,却反过来剥削百姓,为了完成指标,我做不到!”于是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但皇帝不准,他走到孟津,就上书痛陈时政的弊端,以及历史上那些因贪腐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教训,然后就吞药自杀了。奏章上奏后,皇帝才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宫殿的钱。
皇帝又在西园修建了座“万金堂”,从司农寺调来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丝绸布匹,堆积如山。他还跑到河间去买田地和房屋,盖起府邸和花园。皇帝本来是侯爵家的出身,以前很穷,总是感叹桓帝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留下,所以才拼命敛财,还把钱分给一些小黄门常侍,每个人都给了几千万钱。他还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这些宦官们得势后,就无所顾忌,都盖起了豪华的府邸,跟皇宫似的。皇帝经常登上永安候台,宦官们怕他看到自己住的房子,就让中常侍尚但去劝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登高会让百姓不安。”从此,皇帝就不敢再上台榭了。
第二年,皇帝就让负责宫殿修缮的官员宋典去修缮南宫和玉堂。他还让掖庭令毕岚铸造了四个一排的铜人,放在仓龙阙和玄武阙那里,又铸造了四个大钟,每个钟能装两千斛粮食,挂在玉堂和云台殿前。 他还铸造了吐水的铜制天禄和蟾蜍,把水喷到平门外桥东,然后水流进宫里。 又做了可以旋转的翻车和渴乌,放在桥西,用来洒扫南北郊的路,以此来节省老百姓洒扫道路的费用。 他还铸造了四道纹的铜钱,这些钱币上都有四条纹路。 当时有人私下议论说,这太奢侈浪费了,已经显露出不好的预兆,这钱铸成后,一定会像四条纹路一样,向四处流散。 结果,京城果然大乱,这种钱币也真的流传到了全国各地。 后来,皇帝又让董卓当了车骑将军,没过多久,董卓就被罢免了。
六年后,皇帝驾崩了。中军校尉袁绍劝说大将军何进,让他诛杀宦官来讨好天下人。 结果计划泄露了,董卓和其他人一起进宫,结果一起杀了何进。 袁绍带兵杀了董卓,抓到的宦官,不论大小,都被全部杀死了。董卓等人带着几十个人挟持皇帝逃到了黄河边上。 追兵追得很紧,董卓等人哭着告别说:“我们这些人要死了,天下要乱了。 陛下一定要保重自己啊!”说完,他们就都投河自尽了。
话说啊,从古至今,那些搞垮了大业、断送了祖宗香火的人,他们的失败都有迹可循。夏商周三代,因为宠信妃嫔而招来祸患;秦朝因为奢侈残暴而导致灭亡;西汉因为外戚专权而丢了江山;东汉因为宦官乱政而亡国。这些成败兴衰的道理,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至于那些祸国殃民的宦官是怎么得势的,咱们也可以大概说说。
这些人啊,本来都是些刑余之人,也就是犯过罪的,命都差点没了,在家族里也没什么地位,长得也寒碜,根本没啥背景。可他们呢,一开始表现得挺谦卑,很会察言观色,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慢慢地,他们就参与到朝政里,还学了不少规矩礼仪。于是,年幼的皇帝就依赖这些老臣,太后也听信这些内侍的建议,对他们毫无戒心,还特别亲近。这些人里,有的确实忠厚老实,有本事整治奸邪;有的则很会拍马屁,巧言令色,掩盖真相;有的则借着忠良的名声,提前推荐自己。他们可不是一开始就凶狠残暴的,而是慢慢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但是,坏人和好人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可他们却能迷惑幼主,蒙蔽君王的耳目,这其中也有原因。等到他们贪图私利,党羽越来越壮大,正直的大臣们即使反对,也往往被他们提前堵住嘴;等到皇亲国戚们发觉不对劲,想反抗的时候,宦官们已经夺取了权力。所以,忠臣良将往往被奸臣算计,国家最终走向灭亡。《易经》里说:“踩到霜冻,很快就会结成坚冰。”这祸患的根源,早就埋下了。现在看看这些宦官的兴衰,哪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呢!
任凭小的过失,积累多了也会酿成大祸。何况是那些地位低微的小人,竟然敢干预国家大事!他们舞文弄墨,装腔作势,一会儿装好人,一会儿又凶神恶煞,最终害家害国,结果都一样!
汉朝继承了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强悍民风,有很多蛮横凶狠的人。那些吞并兼并土地的人,就欺压凌辱城镇乡村;那些强悍凶狠的人,就在乡里横行霸道。而且,地方官吏离百姓很远,人口又非常多。所以,那些管理百姓的官员,就专靠威严和强硬手段来治理,灭族来惩治奸邪,先斩后奏。他们肆意发挥自己的刚烈性格,建立起不可抗拒的威势。他们做事违反常规,只按自己的想法来,显示出他们难以预测的智慧。至于那些因为文字狱而被牵连,被愤怒所波及的人,那就更说不尽了。所以,才会出现尸骸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温舒被称作“虎冠之吏”,延年被叫做“屠伯”,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如果他们能屈能伸,打击伤害强敌,摧毁压迫公卿大臣,即使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也是很厉害的。
自汉朝中兴以后,法律法规逐渐完善,官吏的残暴行为,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宦官和他们的亲信却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以至于阳球肢解了王甫的尸体,张俭掘开了曹节的坟墓。像这样的事情,虽然能够满足大众的愤怒,但也确实太残酷了!张俭很有名,所以他的事迹被记载在《党人篇》里。
董宣,字少平,是陈留圉县人。一开始被司徒侯霸看中,推荐他做官,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北海郡的太守。
到了北海郡上任后,他任命当地一个大姓公孙丹做五官掾(相当于一个部门的小领导)。这公孙丹刚盖了新房子,请算命先生看风水,算命先生说这房子要死人。公孙丹为了避免这个灾祸,竟然指使儿子去路上杀了一个过路人,把尸体扔到自己家里,想以此来冲喜。董宣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公孙丹父子抓起来杀了。
公孙丹的亲戚朋友,足足三十多个人,拿着武器跑到官府,哭喊着喊冤。董宣知道公孙丹以前还依附过王莽,并且怀疑他和海上的盗贼有勾结,于是把这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起来关进大牢,还命令自己的下属水丘岑把他们全部杀了。青州觉得董宣滥杀无辜,就上奏朝廷要调查水丘岑,董宣因此被抓到京城受审。
在监狱里,董宣每天早晚都读书背诵,一点也不慌张,脸上没有一丝忧虑。等到要执行死刑的时候,官府的人给他准备了饭菜送来,董宣却厉声说道:“我董宣一辈子都没吃过别人的东西,更何况是临死之前呢!”说完就上了车走了。当时,和他一起要被处决的有九个人,轮到董宣的时候,光武帝紧急派人来,特赦了董宣,还让他回监狱。
然后皇帝派使者来质问董宣滥杀无辜的事,董宣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解释了一遍,说水丘岑是奉他的命令行事,罪责不在水丘岑,愿意自己死来保全水丘岑。使者把董宣的话报告给皇帝,皇帝下令把董宣降职为怀令,并且命令青州不要追究水丘岑的责任。后来,水丘岑官至司隶校尉(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
后来,江夏郡出现了一个叫夏喜的大盗,带着一伙人到处烧杀抢掠,扰乱了地方治安。朝廷就派董宣去当江夏太守。董宣一到江夏郡界,就写信给夏喜等人说:“朝廷认为我能抓住你们这些坏人,所以才委以重任。我现在已经带兵到达边境,信到你们手里后,希望你们好好想想怎么自保。”夏喜等人听说董宣来了,害怕了,就赶紧投降,各自逃散了。
后来,外戚阴氏做了江夏郡的都尉,董宣对他不怎么恭敬,结果因为这个原因被免职了。
董宣当上洛阳县令的时候,湖阳公主家的一个奴才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里,官府的人抓不到他。等到公主出门,这个奴才还充当车夫,在夏门亭附近等候。董宣就叫停了公主的车驾,用刀在地上划线,大声数落公主的不是,喝令那个奴才下车,然后当场把奴才杀了。公主回宫向皇帝告状,皇帝大怒,把董宣叫来,想用杖责打死他。董宣磕头说:“我想说一句话再死。”皇帝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您圣明英武,中兴大业,却让奴才杀了好人,您打算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我不需要挨打,请让我自杀吧!”说完,他就用头撞柱子,血流满面。皇帝叫一个小黄门把他扶起来,让他向公主谢罪,董宣不肯,皇帝硬要他跪下,董宣双手撑地,就是不肯低头。公主说:“董宣您还是个平民的时候,就敢为被藏匿的死者主持公道,官吏都不敢上门。如今您做了天子的大臣,连一条命令都执行不了吗?”皇帝笑着说:“天子跟平民不一样啊!”无奈之下,皇帝只好下令让董宣离开洛阳。皇帝赏赐给他三十万钱,董宣全部分给了属下。从此以后,那些欺压百姓的豪强们都吓得不敢造次,京城里的人都称他为“卧虎”。人们还为他作歌:“枹鼓不鸣董少平。”
董宣在洛阳县做了五年县令,七十四岁的时候死在任上。朝廷派人去查看,只看到用布单盖着的尸体,他的妻子儿女在痛哭,旁边只有几斛大麦和一辆破车。皇帝很悲伤,说:“董宣清廉正直,死后才知道啊!”因为董宣曾经做过二千石的官,皇帝赐给他艾绶,并以大夫的礼仪安葬了他。还让他的儿子做了郎中,后来官至齐相。
樊晔,字仲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人。他和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就认识,关系很好。建武年间,被征召为侍御史,后来升任河东都尉,还被引见到了云台。当初,光武帝还是个平民的时候,曾经因为事情被拘禁在新野,樊晔当时是新野的市吏,送了一竹筐食物给他。光武帝一直记着这份恩情,后来还赐给樊晔御用的食物和车马服饰。光武帝还开玩笑地问他:“一竹筐食物就换来了都尉的职位,怎么样?”樊晔连忙叩头谢恩。樊晔到河东郡上任后,诛杀了当地的大姓马适匡等人。盗贼少了,官吏百姓都很敬畏他。几年后,他升任杨州牧,教导百姓耕田种树,管理家务的技巧。他在杨州做了十多年州牧,因为触犯了法律,被降职。
隗嚣死了以后,陇右地区不太平,于是朝廷就任命樊晔当了天水太守。他当官很严厉,喜欢用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那一套,是非分明,赏罚严厉。有人触犯了他的禁令,基本上是出不了监狱的,官吏和羌胡人都怕他。路上不丢东西,商旅即使晚上赶路,也会把行李放在路边,说:“交给樊大人保管吧!”凉州的人还为此作歌:“出门在外的人总是很穷,只有你樊大人是上天赐予的富贵命。宁愿看到老虎的洞穴,也不愿进入冀府寺(指官府监狱)。大笑是因为你一定会死,生气是因为你可能会被关起来。唉,我们樊大人,可千万别再遇到您了!”樊晔在天水当了十四年太守,最后在任上去世。
永平年间,汉明帝想起樊晔在天水当官时的政绩,觉得后来的官员都没法和他相比,就下诏赐给他家一百万钱。樊晔的儿子樊融,很有才华,喜欢黄老之学,不愿意做官。
李章,字第公,是河内怀人(今河南温县)。他家五代出过两个千石级别的官员。李章精通《严氏春秋》,学问好,又擅长教学,做过很多州郡的官。光武帝当大司马的时候,平定了河北,就召李章到自己身边当属官,多次跟着他去征战。
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任命李章当阳平县令。当时赵国、魏国的豪强地主经常聚集在一起,清河县的大姓赵纲就在县界修筑营垒,准备兵器,危害一方。李章到了阳平县以后,就设宴款待赵纲。赵纲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一百多个随从,佩带刀剑,来到赴宴。李章和他一起喝酒,过了一会儿,突然拔剑杀了赵纲,埋伏的士兵也一起杀了赵纲的随从,然后李章又迅速带兵攻打赵纲的营垒,将其攻破,县里的官吏百姓这才安定下来。
话说这章某人,先是被任命为千乘县的太守。结果因为处理盗贼的事儿有点儿过了,被判了死刑,后来又给免了。没过多久,他就升官了,当上了侍御史,之后又外放,做了琅邪郡的太守。
那时候,北海郡安丘县的大户人家夏长思之流造反了,把太守处兴给抓了起来,还占领了营陵城。章某人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带了一千兵马,火速赶去讨伐。他手下的官员赶紧拦住他,说:“您这二千石的官儿,不能擅自出辖区,更不能私自调兵。”章某人拔出剑来,怒气冲冲地说:“那些反贼太嚣张了,竟然敢抓捕郡守,这简直忍无可忍!就算为了讨伐贼寇而死,我也绝不后悔!”说完,他就带兵杀到了安丘城下,还招募敢死之士去烧城门,跟夏长思打了一仗,把夏长思给杀了,还缴获了三百多颗人头,以及五百多头牛马才回来。处兴回到郡里,把情况上报朝廷,皇上就把缴获的东西赏赐给了参与战斗的官兵们。后来,章某人因为核实人口田亩的事情上出了点问题,虽然他之前立了大功,但还是被判了罪,戴了罪名帽子。不过一个月后,刑罚就免了,他回家了。后来他又被重新征召,结果没多久就病死了。
接下来说说周文通这个人,他是下邳徐县人。这人性格刻薄,不太讲情面,喜欢韩非子的那一套法家思想。年轻的时候,他在廷尉当差。
永平年间,他被任命为南行唐县县令。一到任,他就跟县里的官员和百姓说:“朝廷之所以让我来当县令,不是看重我的能力有多好,而是让我来治理百姓。我这个人最恨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吏,最想铲除那些为非作歹的恶霸,你们可别来试探我!”于是,他就把县里那些特别嚣张跋扈的人杀了数十个,县里的官员百姓都被吓坏了。后来,他又调任博平县县令。他严厉查办贪污受贿的案件,没有一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凭借着他的威名,他后来升任齐国相,依然是严厉酷酷的风格,特别重视刑法,而且很擅长制定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整个州都奉他为榜样。但后来因为杀了无辜的人,他又被贬回博平县当县令了。
建初年间,他当上了勃海郡太守。每次朝廷的命令下达郡里,他总是先把自己关起来不见人,先派人到各个县里把该判刑的都判了,然后再拿出来圣旨宣读。后来,因为这事儿,他被朝廷叫到廷尉受审,最后被免罪回家了。
话说这位官员,家境清贫,一直靠自己盖土坯房自给自足,生活非常简朴。肃宗皇帝听说后,很同情他,重新让他当了官,后来还升迁到召陵侯相。
他当官后非常严明,手下的官员都怕他。有些官员想打击他的威信,就一大早把一个死人的手脚砍下来,放在寺庙门口。这位官员听说后,立刻赶到现场,装作跟死人说话的样子,暗中仔细观察,发现死人口鼻里塞着稻草芒。他就悄悄问看门的:“今天都有谁拉稻草进城?”看门的说:“只有廷掾(相当于当时的政府部门办事员)。”他又问铃下(负责敲钟报时的官员):“有没有人怀疑是这位大人和死人说话?”铃下回答:“是廷掾怀疑他。”于是,这位官员就把廷掾抓起来审问,廷掾最终承认自己没杀人,只是拿了个路边的死人。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欺骗他了。
后来,他被任命为洛阳令。刚到任,他就先问属下哪些人是名门望族,官员们列举了一堆当地有权势的人。但他厉声呵斥道:“我问的是像马家、窦家这样的显赫人家,怎么会知道那些卖菜的小贩?”这下属下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纷纷积极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那些达官贵人一个个都老实多了,洛阳城也因此变得清肃起来。
有一次,皇后的弟弟,黄门郎窦笃,从宫里回来,半夜走到奸亭(地名),亭长霍延拦住了他。窦笃的随从和亭长发生冲突,亭长拔剑指着窦笃,还破口大骂。窦笃就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下令让司隶校尉和河南尹到尚书省接受问询,还派了带武器的士兵把这位官员抓到廷尉监狱。过了几天,他才被释放。皇帝知道他执法严明,不巴结权贵,但是也觉得他过于严苛,多次被其他官员弹劾,八年后,他最终被免职。
后来,他又当上了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后,太傅邓彪上奏说他在任上过于严酷,不适合在京城执法,于是他又被免职回乡。后来窦氏家族权势越来越大,窦笃兄弟把持朝政,对以前得罪过他们的人,一个都不放过。这位官员自觉难保性命,就在家门口竖起柴门,准备迎接灾祸。然而,窦笃兄弟考虑到他为人公正,而且以前积怨已深,反而不敢轻易动他。
公元73年,他又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虽然窦氏家族已经被铲除了,但是夏阳侯瑰还在朝廷里当官。杨震看不惯他,就上书弹劾说:“我效仿臧文仲辅佐君主的做法,看到对君主恭敬的人,就侍奉他们就像孝子侍奉父母一样;看到对君主不敬的人,就诛杀他们就像老鹰抓捕小鸟一样。夏阳侯瑰这个人,本来就轻浮放荡,心怀邪念,没有学问,却偏偏要大张旗鼓地建讲学场所,招揽儒生,实际上却聚集了一帮奸邪之徒。他轻视天威,侮慢王室,还上书大谈巡狩封禅,迷惑百姓,误导朝政,理应处死,但主管官员徇私枉法,不顾国家利益。涓涓细流虽然很少,也能汇成江河;小小的火星虽然微弱,也能烧毁田野;踩到霜冻是有征兆的,难道不应该及时制止吗?应该吸取吕产专权擅政的教训,永远记住王莽篡权夺位的祸患,为巩固社稷,安定天下,解除百姓的疑惑。”正赶上瑰回老家去了,杨震被调任司隶校尉。
公元74年夏天,闹旱灾,皇帝亲自到洛阳去处理囚犯的事,有两个囚犯身上生了虫子,因此两个左转骑都尉被治罪。公元75年,杨震升任将作大匠。公元77年,杨震在任上去世。
黄昌,字圣真,是会稽余姚人。他出身贫寒。因为住在学官附近,经常看到学生们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所以很喜欢,于是就学习经学。他还精通文法,在郡里当决曹(负责审理案件的小官)。刺史巡视的时候,见到了黄昌,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招为从事(僚属)。
后来他被任命为宛县令,执法非常严厉,善于侦破案件。有人偷了他的车盖,黄昌一开始没说什么,后来暗中派亲信到小偷家搜查,把车盖找了回来,并且抄了他的家,当场杀了他。那些大户人家害怕了,都称赞他像神明一样。
朝廷选拔人才的时候,他被提升为蜀郡太守。前任太守李根年纪大了,而且有很多错误的政策,百姓有很多冤屈。黄昌到任后,有七百多件官吏和百姓之间的诉讼案件,他都一一审理,没有一件不能得到解决的。他还秘密抓捕了一个盗贼头子,逼迫他供出各县里强横不法的恶霸的名字和住处,然后派人去抓捕,没有一个漏网的。那些长期作恶的坏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一开始,黄昌在州里当个小官,叫书佐。他老婆回娘家探亲,半路上碰上土匪给抓了,后来辗转流落到四川,嫁给了别人。 后来他老婆犯了事儿,自己跑到黄昌那儿告状。黄昌觉得这女的不太像四川人,就问她是怎么一回事。这女的回答说:“我本来是会稽余姚人,戴次公的女儿,州书佐黄昌的老婆。我以前回娘家的时候,被土匪抢走了,这才到了这里。” 黄昌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老婆叫到跟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黄昌?”老婆说:“你左脚心有个黑痣,你以前还老是说自己将来要做个二千石的大官呢!” 黄昌赶紧把脚露出来给她看。夫妻俩抱头痛哭,然后又重新过上了夫妻生活。
过了四年,黄昌升官了,调到陈县当县令,后来又升了陈相。陈县有个叫彭家的,以前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蛮横霸道,盖了个特别大的房子,高楼大厦的,正对着大路。黄昌每次出门办事,彭家的女人老是爬到楼上看他。黄昌很不高兴,就下令把这个女人抓起来,判了死刑。
后来他又升任河内太守,之后又升任颍川太守。永和五年,朝廷任命他当将作大匠。汉安元年,他又升任大司农,然后调任太中大夫,最后死在了官位上。
阳球,字方正,是渔阳泉州人,家里世代都是大族,门庭显赫。阳球擅长击剑,骑射也很厉害,为人严厉,喜欢研究申韩的法家思想。 曾经有个郡里的官吏侮辱了他的母亲,阳球就拉起几十个年轻人,把那个官吏杀了,还灭了他全家,从此名声大噪。他一开始考中了孝廉,被任命为尚书侍郎,他很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上奏的章程和处理政务的意见,经常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后来他被外放到高唐当县令,因为太严厉了,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被郡守弹劾,赶巧遇上大赦,才免于处罚。
后来他被司徒刘宠请到府上做事,又考中了高第。九江发生山贼起义,好几个月都没能平定。朝廷的三府大臣认为阳球有治理奸邪的才能,就派他去当九江太守。阳球一到任,就制定了策略,很快就剿灭了山贼,还把郡里那些贪官污吏都抓起来杀了。
平原相被调走了。临走前他训话道:“我以前在高唐做官,一心想清除奸邪污秽,结果却被贵郡认为是枉法之举。过去桓公赦免了管仲射杀公子纠的仇恨,高祖赦免了季布逃亡的罪过。他们虽然有过错,但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恩义。更何况君臣之间,还有什么值得怀恨在心的呢!现在我就把过去的过错一笔勾销,希望你们以后都能有所作为。但是,如果接受教诲后还不改邪归正,那就别怪我无情了!”郡里的官员都害怕服从了。
那时候天下大旱,司空张颢上奏章说,很多地方长官苛刻贪婪,都应该罢免。李球因为严厉执法,被上奏廷尉,面临免官。但是灵帝考虑到李球在九江时立过功,就把他任命为议郎。
后来李球升迁为将作大匠,又因为一些事情被弹劾。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尚书令。他上奏章请求罢免鸿都文学,奏章里写道:
“臣听说陛下下令,让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立传,以此来激励学习的人。臣听说《春秋》上说:‘君主的任命都应该记录在案。如果记录的不是符合法度的人,后代子孙怎么看呢!’乐松、江览这些人,出身卑微,都是些小人物,他们依附权贵,攀附豪强,卑躬屈膝,逢迎拍马,才得以在当今圣明时期升官。有些人,或许只献上一篇赋文,或许只写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就升官为郎中,还被画了像。也有些人,连字都不会写,满嘴谎话,还要假借他人之手写字,各种虚伪手段层出不穷,竟然都被蒙受了恩宠,摆脱了卑微的地位。因此,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言,天下人都感到惋惜。臣听说画像是为了表彰和警戒,希望君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卑鄙小人,靠着虚假的文章颂词,就能窃取高官厚禄,把他们的画像刻在图画上的。现在太学、东观足以宣扬圣明的教化,希望罢免鸿都文学的选拔,以消除天下的非议。”
但是,他的奏章没有被采纳。
话说当时,中常侍王甫、曹节这些家伙,奸诈残暴,专权乱政,到处搞破坏。司隶校尉阳球拍着大腿,很生气地说:“要是我当了司隶校尉,这些王八蛋还能嚣张得起来吗?”光和二年,他终于升任司隶校尉了。
王甫休假回家,阳球就去皇宫谢恩,然后就奏请皇上逮捕王甫,还有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谞、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等,以及他们的子侄中担任地方官的,这些人个个奸诈凶狠,无法无天,罪该灭族!他还说太尉段颎巴结奉承那些奸臣,也应该一起杀掉! 于是,王甫、段颎这些人,连同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都被抓了起来,押送到洛阳监狱。阳球亲自审问王甫等人,用尽各种酷刑折磨他们。
王甫的儿子萌对阳球说:“我们父子都要被杀头了,能不能看在我父亲年纪大的份上,少用点酷刑?”阳球说:“你们罪大恶极,死了都还不够偿还你们的罪孽,你还想求我手下留情?”萌一听这话,就破口大骂:“你以前在我们父子面前跟个奴才似的,你敢反抗你的主人?!今天你把我逼到这个份上,你自己也会遭到报应的!”阳球让人用土堵住萌的嘴,然后用棍棒狠狠地打,父子俩最终都被打死了。段颎也吓的自杀了。后来,阳球把王甫的尸体挂在夏城门示众,大大的牌子上写着“贼臣王甫”四个字。王甫的家产全部充公,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偏远地区。
阳球杀了王甫之后,还想继续扳倒曹节等人。他命令中都官从事说:“先把这些最大的恶棍收拾了,然后再对付那些豪强。”那些权贵们听说后,个个吓得大气不敢出。家里那些奢侈的玩意儿,都赶紧藏起来,不敢再拿出来炫耀了。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话说顺帝的虞贵人去世,百官都去参加葬礼回来的时候,曹节碰巧看见王甫的尸体在路上,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抹着眼泪说:“我们曹家的人,自己吃自己就行了,怎么能让狗去舔他的血呢?”他跟其他常侍们说,现在大家都先回去吧,别在路上耽搁了。
曹节直接进宫面见皇帝,跟皇帝说:“那个阳球啊,是个特别狠毒的官,以前三府都奏请免了他的官职,就因为他在九江有点小功劳,又把他提拔起来了。这种犯过错的人,最喜欢胡作非为,不应该让他在司隶任职,让他继续作恶多端。”皇帝一听,就把阳球调到卫尉去了。
那时候,阳球去祭拜陵墓,曹节就命令尚书令召见阳球,不许他耽误一点时间。阳球被紧急召见,就请求见皇帝,跪下磕头说:“我没有清高的品德,却蒙受了您这样的恩宠,担任了这个重要的职位。以前虽然惩治了王甫、段颎、盖简这些坏人,但还不够震慑天下。请您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让那些坏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他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殿上的人呵斥道:“卫尉,你这是抗旨吗?!” 皇帝反复说了好几次,阳球才接受任命。
那年冬天,司徒刘郃跟阳球商量着要扳倒张让和曹节,曹节他们知道了,就合伙诬陷刘郃等人。(具体情况可以看《陈球传》)。结果,阳球被抓起来,关到洛阳监狱,最后被处死了,他的妻子儿女也被流放到边疆。
再说说王吉这个人,他是陈留浚仪人,是中常侍王甫的养子。(王甫的事迹在《宦者传》里有记载)。王吉从小就喜欢读书,爱慕名声,但是性格残暴。因为他父亲权势很大,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沛相。他很懂政事,能断案,能查出隐藏的罪犯,很多事情都超出众人的意料。他让郡里的人举荐那些有劣迹的官员和豪强,即使是几十年以前犯的小错,比如贪污一点酒肉,他都要记录在案。他专门选拔那些强悍的官吏,打击违法行为。如果有人不养自己的孩子,他就把孩子的父母杀了,然后把尸体埋起来。凡是杀人,都把尸体在车上示众。根据罪行不同,在县里公开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就用绳子把骨头串起来,绕着整个郡走一圈才罢休,看到的人都被吓坏了。他在沛郡当官五年,杀了上万个人。其他的残酷手段更是数不胜数,郡里的人个个提心吊胆,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活下去。后来阳球告发王甫,王甫就被抓了起来,死在了洛阳监狱。
话说啊,古时候有个叫郭庞的,他善恶分明,黑白分明。你看他画衣服帽子,各种不同的颜色款式,都没人敢违反他的规定。可到了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上上下下互相欺骗,道德仁义不够约束人,教化也管不住那些违法乱纪的人,于是就只能用严刑峻法,逮着谁就杀谁,弄得那些官吏个个都狠毒刻薄,用暴力来掩盖奸诈,假装公正廉洁,其实内心狠毒残忍。汉朝那些所谓的“酷吏”,名声可是很大的啊,他们都敢作敢为,精明强干,还很会玩弄文字游戏,搞得威风凛凛,名声赫赫。跟那些一心为民、正直守道的官吏相比,这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说,那些严厉的像黄霸那样,或者阴险的像卓茂那样的治理方法,虽然一时能压住邪恶,但最终还是未必能成功。反观朱邑,从不用鞭子打人,也不羞辱别人;袁安更是从来不审问别人的罪过,可那些坏蛋却自己老实了,没人敢犯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靠威慑来治理的人,一旦威信减弱,奸邪就会滋生;而那些以仁义和诚信来治理的人,他们的恩德感化了百姓,百姓自然就会怀念他们。那些靠威慑的人,威信一旦减弱,奸邪就会兴起;而那些以仁信感化百姓的人,即使他们去世了,百姓也会怀念他们的恩德。从一地的情况来看待天下,那刑罚和诉讼这么多,还指望能解决问题吗?
总而言之,大道已经失传,刑法也变得宽松了。现在这世道啊,奸诈欺骗的事情越来越多。想要减少杀戮,就得靠仁义;想要治理好天下,就不能残暴。虽然一时强暴可能会得逞,但最终还是要重视根本之道啊!
光武帝刘秀早期在民间生活,很了解百姓疾苦,深知农业生产的艰难和百姓的困苦。等到天下平定后,他致力于恢复社会安定,废除王莽时期繁琐复杂的制度,恢复汉代简易的法律。他自己穿粗布衣服,颜色朴素,不听靡靡之音,不用珍宝饰物,后宫没有偏爱,左右近臣也没有特殊的恩宠。
建武十三年,有外国进贡千里马和宝剑,宝剑价值上百金,光武帝就用这匹马拉鼓车,把宝剑赏赐给骑士。他还裁撤了上林苑的冗余官吏,停止了奢侈的狩猎活动。他写给各地的信函,都是一页十行,字迹工整细密。勤俭节约的风气,上行下效。他经常召见公卿大臣和将领,在宫中与其商议国事,广泛了解民情疾苦,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内外都很安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地方官吏也都能尽职尽责。像杜诗在南阳做官,被百姓尊称为“杜母”;任延、锡光改变边疆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政绩。还有第五伦、宋均等人,也都有值得称道的功劳。
但是,建武、永平年间,官吏的考核制度过于严格,经常因为一些谣言小事就更换地方官吏。所以朱浮多次上书直言进谏,批评朝廷的严峻政策;钟离意等人也多次委婉劝谏,但都没能被采纳。因此,光武中兴的盛世,也并非完美无缺。从章帝、和帝以后,有功绩的清官贤吏也层出不穷,像鲁恭、吴祐、刘宽以及颍川四位县令,都以仁义诚信著称,深得民心;王堂、陈宠则善于任用贤良,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些人都能感化百姓,推行教化。边凤、延笃先后担任京兆尹,当时人们把他们比作前朝的赵、张两大家族。还有王涣、任峻担任洛阳令,都能查处奸邪,整顿吏治,但他们在推行德政方面还有所不足,也算是一时之良才。现在我收集整理这些清官的优秀事迹,编成《循吏篇》。
卫飒,字子产,是河内郡脩武县人。他家境贫寒,却好学不倦,跟随老师学习时,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就做些零工来维持生活。王莽时期,他在郡县和州府做官。
公元26年,我被任命到邓禹大司徒府工作。后来因为办事能力出色,被提拔为侍御史,接着又担任襄城县令。我在襄城政绩显著,升迁为桂阳太守。桂阳郡和交州接壤,当地深受交州风俗影响,很不讲礼仪。我到任后,立即兴办学校,恢复婚嫁礼仪。一年之内,当地风俗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早些时候,含洭、浈阳、曲江三个县,原本是越国的地盘,汉武帝平定后才归属桂阳郡。当地百姓居住在深山溪谷,沿袭着古老的风俗,不交田赋。有些地方离郡府很远,甚至有上千里的路程。官吏办事往来,都要动用百姓的船只,叫做“传役”。每次官吏出行,都要征调好几户人家,百姓苦不堪言。我到任后,就开凿了五百多里的山路,设置驿站,方便邮递往来。这样一来,差役的劳累就减轻了,贪官污吏也少了。流民逐渐返回,渐渐形成了村镇,开始缴纳赋税,和普通百姓一样了。另外,耒阳县盛产铁矿石,其他郡县的百姓经常聚集在那里私自冶炼,吸引了亡命之徒,导致盗贼猖獗。我便在当地设立了官方冶铁厂,禁止私自冶炼,每年因此增加的收入就有五百多万。我认真处理百姓事务,为官如同居家一样,我的施政措施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我在桂阳任职十年,郡内政务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公元31年,朝廷召我回京。光武帝想让我担任少府,但那时我正好生病,无法起身赴任,皇帝就下令让我以桂阳太守的身份回家,等病好后再另行任命。我在家休养了两年,病情加重,便进京上奏,说明自己病情严重,请求辞去官职。皇上收回我的印绶,赐给我十万钱,后来我就在家中去世了。
南阳人茨充接替我担任桂阳太守。他也治理得很好,教导百姓种植桑树、柘树、麻和苎麻等经济作物,鼓励他们养蚕织布,百姓因此得到了不少好处。
任延,字长孙,是南阳宛人。他十二岁就成为诸生,在长安学习,精通《诗经》、《易经》、《春秋》,在太学非常有名,同学们都称他为“任圣童”。后来遇到战乱,他避难去了陇西。当时隗嚣已经占据了四个郡,派人邀请任延,但他没有答应。
公元23年,我被任命为大司马府属官,之后又当上了会稽都尉。那年我才十九岁,上任的时候,大家都惊叹我的年轻。到了会稽之后,我并没有急着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而是先去延陵季子庙祭祀,表达敬意。“延陵季子”这名字,你应该听过吧。那时候天下刚刚平定,交通还不通畅,很多避乱到江南的人都没回中原,会稽郡人才济济,那可是出了名的。我到任后,就主动拜访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比如董子仪、严子陵这些名士,我待他们如同老师和朋友一样。
我的属下里,有些比较穷困的,我就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们,接济他们度过难关。我还让那些士兵们在公田里耕种,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每次出巡,我都去看望那些孝顺父母的人,还请他们吃饭。
吴郡有个叫龙丘苌的人,隐居在太末,为人清高,从不趋炎附势。王莽当政的时候,朝廷四辅三公都曾邀请他做官,他都没答应。我的属下建议我去召见他,我说:“龙丘先生品德高尚,行为正直,就像原宪、伯夷那样有节操的人。我这个小小的都尉,亲自去拜访他,都怕有辱于他,更别说召见他了。”于是,我派了个功曹带着礼物,写好拜帖,还准备了医药,派人轮流在路上等候。一年后,龙丘苌才坐车来到府衙,表示愿意先死后留下记录。我再三推辞,最后才让他担任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就病死了,我亲自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且三天不上朝,以示哀悼。所以,会稽郡的贤士大夫们都争着来为我效力。
建武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任延上书请求退休回家,想回去侍奉父母。结果皇上却征召他去担任九真太守。光武帝召见了他,还赏赐给他马匹和丝绸,并让他家人留在洛阳。九真当地人习惯以狩猎为生,不懂得用牛耕田,老百姓经常要从交趾买粮食,常常因此而贫困。任延就下令铸造农具,教他们开垦荒地。耕种的土地一年年地扩大,百姓也因此生活富足起来。
再说,当时的骆越地区的人民没有成婚的礼仪制度,大家都是随心所欲地乱来,根本没有配对的概念,也不知道父子、夫妻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任延就给属县发文,规定男子二十到五十岁,女子十五到四十岁,都要按照年龄大小配对成婚。那些贫穷没有聘礼的,就让县令以下的官员拿出自己的俸禄来接济他们。就这样,同时结婚的有两千多人。那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些新婚夫妇生了孩子,这才知道什么是血缘关系,都纷纷说:“能有这样的孩子,都是任太守的功劳啊!”很多人都给孩子取名叫“任”。于是,边疆的蛮夷部落,比如夜郎等等,都敬佩任延的德行,主动维护边境安宁,任延也就停止了侦察和戍守。
早些时候,平帝在位的时候,汉中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也教化当地百姓,逐渐推广礼仪,他的政绩和任延不相上下。“王莽篡汉”时期,他闭关自守。建武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派使者进贡,被封为盐水侯。南方的教化之风,就从这两位太守开始。任延在九真当了四年太守,之后被朝廷征召回洛阳,因为生病耽搁了,被调任为睢阳令,九真百姓还为他立了祠堂。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武威太守,皇上亲自召见了他,告诫他说:“好好侍奉上级,别丢了名声。”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不会徇私,徇私的人就不是忠臣。按照规矩办事,奉公守法,这是臣子的本分。上下同心,这才是陛下的福气。至于好好侍奉上级,臣不敢遵从您的旨意。”皇上叹了口气说:“你说的对。”
到了武威之后,当时有个主管军事的长史叫田绀,是郡里的大族,他的子弟和宾客都是些横行霸道的人。任延把田绀抓了起来,田绀父子和他的宾客,被处死的有五六个人。田绀的小儿子田尚,纠集了几百个亡命之徒,自称将军,夜里来攻打郡府。任延立刻带兵打败了他。从此以后,他的威信在境内树立起来,官吏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话说,郡里北边是匈奴的地盘,南边是羌族的地界,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怕被抄家抢劫,好多田地都荒废了。后来来了个叫延到的,他精挑细选了一千个武艺高强的士兵,把赏罚制度讲得明明白白,然后命令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骑兵,驻扎在休屠、黄石这些重要的战略地点。要是碰上紧急情况,就立刻反击追击敌人。匈奴人每次都被打得死伤惨重,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轻易越界了。
河西地区以前雨水少,他就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官员,修缮沟渠,大家都从中受益。他还设立学校,让官吏子孙都去上学读书,减轻他们的徭役负担。等他们学业有成,就提拔重用他们。这样一来,郡里就出现了不少有文化有学识的人才了。后来,延到因为擅自处决羌人没有先向朝廷汇报,被贬官到召陵当县令。等到显宗皇帝即位,他又被任命为颍川太守。永平二年,他被征召参加辟雍的典礼,之后又担任河内太守。他在河内太守的位子上干了九年,最后因病去世了。他的小儿子叫恺,后来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是乐浪郡讲邯县人。他家祖上八代之前的王仲,原本是琅邪郡不其县人。王仲这个人爱好道术,对天文也很精通。当年诸吕作乱的时候,齐哀王想发兵,就经常去问王仲的意见。后来济北王兴居造反,也想把兵权交给王仲,王仲害怕祸及自身,就乘船渡海逃到了乐浪郡的山里,在那里定居下来。王景的父亲王闳,曾担任郡里的三老。更始政权失败后,当地土著首领王调杀了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帝派太守王遵率兵讨伐他。王遵到了辽东,王闳和郡里的主簿杨邑等人一起杀了王调,迎接王遵。他们都被封为列侯,但王闳却把爵位让了出去。皇帝很欣赏他,就把他召进京城,结果他在路上病死了。
王景从小就学习《易经》,后来广泛涉猎各种书籍,还喜欢研究天文、术数这些东西,学问很深,技艺也很全面。他被征召到司空伏恭的府里工作。当时有人推荐说王景擅长治理水利,显宗皇帝就下令让他和将作谒者王吴一起修缮浚仪渠。王吴采用了王景的治水方法,结果水患再也没有发生过。
话说,当初平帝在位的时候,黄河和汴河决堤了,一直没来得及修。到了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给皇上上奏章说:“黄河决堤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地被冲毁,济渠沿岸几十个县都被冲刷了。修缮的费用虽然不少,但工程难度不大,应该赶紧修缮堤防,让老百姓安心。”皇上看了奏章,立刻就派兵去修河。正忙着修河呢,逡仪县令乐俊又上奏章说:“想当年元光年间,人口众多,沿河堤岸都开垦了田地,结果瓠子河决堤,二十多年都没堵上。现在人口稀少,土地宽广,就算不修,问题也不大。再说,刚刚经历了战争,大家都很疲惫,又加重徭役,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应该先让大家缓口气,再考虑修河的事。”皇上听了乐俊的话,就停止了修河的工程。
后来,汴河往东侵蚀,范围越来越大,原来的水门都淹在了河里,兖州和豫州的老百姓怨声载道,觉得官府总是搞些没用的工程,从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永平十二年,朝廷决定修缮汴河,就召见了名叫王景的人,问他治理水患的办法。王景把利害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回答又快又好,皇上很满意。皇上还知道王景以前在浚仪修过水利,很有成就,就赏赐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财衣物。夏天,皇上就派出了几十万民工,让王景和王吴一起修渠筑堤,从荥阳一直修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呢!王景根据地形,凿山开路,清除障碍,疏通沟渠,加固重点河段,疏通淤塞,每隔十里就建一个水门,让水互相调剂,避免再次决堤。虽然王景精打细算节省了开支,但总花费还是高达上亿。第二年夏天,河渠终于修好了。皇上亲自视察,下令沿河的州郡设立河堤管理人员,跟西京的旧制度一样。王景因此名声大振,王吴和其他参与工程的官员都升了一级。王景自己也连升三级,当上了侍御史。永平十五年,皇上出巡,到了无盐,皇上很欣赏王景的功劳,就封他为河堤谒者,还赏赐给他车马和钱财绸缎。
公元78年,他被调任徐州刺史。之前,杜陵人杜笃上书提交了《论都赋》,想让皇帝把都城迁回长安。老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思念家乡,一个个都依依不舍地向西眺望。 他考虑到宫殿和庙宇都已经建好了,担心百姓会疑虑重重,恰好这时候又出现了神雀等祥瑞之兆,于是就写了篇《金人论》,歌颂洛阳的繁华,以及它符合天人合一的道理,文章写得很好。
第二年,他又升迁为庐江太守。在此之前,当地老百姓不知道用牛耕地,导致土地肥沃,却经常吃不饱饭。郡里有个芍陂水稻田,是楚国令尹孙叔敖当年开凿的。他就带领官吏和百姓一起,修复那些荒废的田地,教他们使用犁耕地,结果耕种的土地面积翻了一倍多,庐江境内粮食充足,生活富裕。他还刻石立誓,让百姓知道应该遵守的法规。他还推广蚕桑和纺织技术,制定了相关制度,都刻写在乡里,庐江地区还流传着这些文章。最后,他在任上去世了。
一开始,他觉得《六经》里记载的都是些占卜的内容,做事之前都要问卜,看蓍草龟甲的兆头,但是各种书说法不一,吉凶相反,于是他就参考了各种算命、风水、择日之类的书籍,把那些实际可用的内容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做《大衍玄基》。
秦袁,字伯平,是扶风茂陵人。从汉朝建立以来,他们家族世代为官。他祖上六代都做了官,其中一位祖先还当过颍川太守,他和他的族人同时做二千石高官的就有五个人,所以关中地区的人都称他们为“万石秦氏”。他的姑姑嫁给了彭氏,汉明帝时期入宫做了贵人,很受宠爱。永平七年,因为姑姑是贵人的缘故,他跟着其他四姓的小侯一起被提升为开阳城门候。永平十五年,他被任命为骑都尉,跟随驸马都尉耿秉一起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彭宠被任命为山阳太守。他用礼仪教化百姓,从不用刑罚。他推崇儒学,重视学校教育,每逢春秋祭祀射礼,都亲自示范隆重的礼仪。他还制定了四条诫条,规范六亲长幼的礼仪。那些遵守教化的人,会被他提拔为乡三老,并且每年八月都会赏赐酒肉以示鼓励。如果官吏犯了错,他就只是罢免他们,不会加以羞辱。百姓都很爱戴他,没有人敢欺骗或违反他的规定。他开垦了数千顷稻田,每到农忙季节,他都会亲自测量田亩,区分土壤肥沃程度,将其分为三等,并详细记录在册,存档于乡县。这样一来,那些奸诈的官吏就无处可遁了。彭宠于是上书朝廷,建议在全国推广这一制度。朝廷下令将他的条例颁发给三府和各州郡。
六年后,彭宠调任颍川太守,任职期间,颍川境内还出现了凤皇、麒麟、嘉禾、甘露等祥瑞之兆。汉肃宗巡视时,两次来到颍川,都赏赐他大量的钱粮,对他恩宠有加。章和二年,彭宠去世。他的弟弟彭惇、彭褒都担任了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是广汉郡郪县人。他父亲王顺曾担任安定太守。王涣年轻时喜欢结交侠客,崇尚武力,经常和一些轻浮的年轻人厮混。但他后来改变了性情,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研习《尚书》,学习律令,掌握了其中的大义。他担任太守陈宠的功曹,办事公正廉明,不畏惧权贵。陈宠的名声因此很大,后来被调入朝廷担任大司农。和帝问陈宠:“你在郡里是如何治理的?”陈宠叩头谢恩说:“臣任命功曹王涣负责选拔人才,任命主簿镡显负责纠正错误,我只是执行朝廷的命令而已。”和帝非常高兴,王涣因此名声大噪。
州里推荐他为茂才,他被任命为温县县令。温县有很多奸猾之徒,长期以来都是百姓的祸害。王涣运用策略,将他们全部逮捕处决。境内从此安定太平,商人们甚至可以在路上露宿。即使是放牛的人,也说牛是属于“稚子”(王涣的字)的,没有人敢侵犯。王涣在温县做了三年县令,升迁为兖州刺史,他整顿州郡,威名远扬。后来,他因为牵涉到一起关于妖言的案件而被免职。一年多后,他又被征召为侍御史。
话说永元十五年,皇上南巡回来,王涣被任命为洛阳令。他为人公正,既能严厉执法,又能宽厚待人,处理事情恰到好处。那些积压已久的疑难案件,其他官员都解决不了,他都能抽丝剥茧,找出真相,平息纠纷。他还善于用计谋揭露隐藏的奸邪,京城里的人都称赞他,说他真是神机妙算!可惜的是,元兴元年,他就去世了。洛阳百姓无不痛惜,男女老少都纷纷捐款,为他送葬,祭祀的酒肉成千上万。
王涣死后,灵柩要运回老家,路过弘农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路边摆上祭品迎接。官吏问他们怎么回事,大家说以前运米到洛阳,总会被官兵截留,常常损失一半。自从王涣当官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大家来报答他的恩情。可见他的政绩多么深入人心啊!百姓怀念他的恩德,在安阳亭西为他立了祠堂,每次祭祀都会唱歌跳舞来表达敬意。
永初二年,邓太后下诏说:“忠良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孔子说过:‘有才能的人不多啊!’像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他们的政绩显著,名声远扬,孝宣皇帝都非常赞赏他们,还赐给他们的儿子百斤黄金。洛阳令王涣,他品行高洁,为人正直,尽心尽责为官,一心为民谋利,可惜英年早逝,功业未竟。百姓思念他,为他立祠祭祀,如果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爱戴,谁能做到这样呢?现在,我封王涣的儿子王石为郎中,以此来鼓励勤勉的官员。”到了延熹年间,汉桓帝迷信黄老之学,下令拆毁了许多祠庙,唯独特地诏令保留太傅卓茂的庙宇和洛阳王涣的祠堂。
王涣的弟弟王显后来也很有名,汉安帝时期做了豫州刺史。当时天下大旱,到处都是盗贼,豫州抓获的盗贼就有一万多人。王显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了减轻他们的罪责,竟然擅自赦免了他们,然后自己上奏请罪。皇上收到奏章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后来,王显官至长乐卫尉。
涣死后,朝廷连续三次下诏书,特地挑选洛阳令,但选来的人都干不好。永和年间,朝廷任命之前在勃海做县令的任峻接任。任峻提拔使用文武官员,都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严厉打击奸盗,坏人根本不敢露头,一年下来判的案子不过几十件。他的威风甚至超过了前任涣,但治理政务的才能却比不上涣。任峻,字叔高,最后做到泰山太守。
许荆,字少张,是会稽郡阳羡县人。他祖父许武,做过太守,被第五伦举荐为孝廉。许武有两个弟弟许晏和许普,当时还没什么名气,许武想让他们出人头地,就对他们说:“礼仪有等级之分,家里也有各自居住的道理。”于是,他们把家产分成三份。许武自己拿走了肥沃的田地、宽敞的住宅和强壮的奴婢,而他两个弟弟分到的都是比较差的。乡里人都夸奖两个弟弟谦让,而鄙视许武贪婪。许晏和许普因此都得到了推荐和提拔。后来,许武召集宗族亲戚,哭着说:“我做哥哥的不肖,贪图名利,窃取了好的家产,而两个弟弟年纪大了,还没享受到荣华富贵,所以我才请求分家产,结果招来了很大的批评。现在分家后家产增加了,是以前的三倍,我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一点也没留下。”于是,全郡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远近都称赞他。他最后做到长乐少府。
许荆年轻的时候做过郡里的官吏,他哥哥的儿子曾经因为报仇杀人,得罪了不少人,那些人拿着武器来报复。许荆听说后,立刻出门去迎接那些前来报复的人,跪下说:“我哥哥的儿子以前行为不检点,犯下了错误,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管教他造成的。我哥哥早逝,只留下他一个儿子,如果你们杀了他,就等于让他断子绝孙了,我愿意替他死。”那些来报复的人把许荆扶起来,说:“许掾在郡里名声很好,我们怎么敢加害于你呢?”于是就罢手了。许荆的名声更加远扬,太守黄兢举荐他为孝廉。
和帝当政的时候,荆州刺史稍微升迁了一下,当上了桂阳太守。桂阳靠近南州,那地方的风俗习惯比较粗糙,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礼义廉耻。荆州刺史就制定了丧葬和婚姻的规章制度,让大家知道应该遵守哪些礼仪规范,哪些事情是禁止的。
有一次,他春天去耒阳县视察,碰到一对兄弟蒋均,因为争家产闹上了官司,互相告状。荆州刺史叹息着说:“我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却没能让百姓受到良好的教化,这责任在我这个太守啊!”于是,他让手下官员写奏折,把事情的经过详细汇报上去,请求朝廷派廷尉来调查处理。蒋氏兄弟被荆州刺史的举动感动了,都后悔自己的行为,主动请求接受惩罚。荆州刺史在桂阳做了十二年的官,当地父老乡亲都称赞他,为他歌唱。后来,他因为生病向朝廷请求退休,被朝廷征召为谏议大夫,最后死在了官位上。桂阳的老百姓为他修建了庙宇,立了碑刻纪念他。
荆州刺史的孙子荆有彧,在灵帝时期当上了太尉。
孟尝,字伯周,是会稽上虞人。他家祖上三代都是郡里的官吏,而且都为国捐躯,死得非常壮烈。孟尝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操守,在郡里做户曹史的小官。上虞有个寡妇,非常孝顺婆婆。婆婆年纪大了去世后,寡妇的妯娌因为之前就心怀嫉妒,就诬陷寡妇虐待婆婆,还说她下毒毒死了婆婆,把寡妇告上了县衙。郡里也没好好调查,就判了寡妇的罪。孟尝早就知道这个状子是冤枉的,就多次向太守说明情况,但太守根本不理他。孟尝在太守府外痛哭流涕,请求太守重新审理此案,最后无奈之下只能辞职回家。那个寡妇最终含冤而死。
从那以后,上虞连旱了两年,无论怎么祈祷求雨都没用。后来,新任太守殷丹到任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就派人把孟尝请到府衙,详细询问了寡妇被冤枉的事情。孟尝说:“以前东海有个孝顺的媳妇,感动上天,导致天旱,后来有人为她说了公道话,雨水就及时下了下来。现在应该处罚诬告寡妇的人,来祭奠寡妇的冤魂,这样才能让冤屈得到伸张,雨水才能如期而至。”殷丹采纳了孟尝的建议,立刻处死了诬告寡妇的女子,并在寡妇的坟前进行了祭祀。果然,天降大雨,庄稼都丰收了。
话说孟尝先生,先是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又当上了茂才,最后做了徐县令。他在州郡任上表现出色,后来升迁为合浦太守。合浦这个地方不产粮食,但是盛产珠宝,而且和交趾郡接壤,经常有商贩来往,靠着外地运粮来维持生计。以前那些太守都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珠宝也因此渐渐流向了交趾郡。这样一来,商旅就少了,百姓没钱没粮,穷人都饿死在路上。
孟尝到任后,马上改革弊政,了解百姓疾苦。不到一年时间,珠宝又重新回到合浦,老百姓都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商业也繁荣起来,大家都把他当作神仙一样敬仰。后来孟尝因为生病上奏朝廷,朝廷征召他回去,百姓们都拉着他的车不让走,舍不得他离开。孟尝实在推辞不掉,就趁着夜色,带着乡亲们乘船偷偷溜走了。他隐居在偏僻的沼泽地带,自己耕田种地,做些零工。附近的县里,很多百姓都敬仰他的品德,纷纷搬到他附近居住,有上百户人家呢。
桓帝时期,尚书杨乔,和孟尝是同乡,他上书推荐孟尝说:“我以前七次上书推荐前任合浦太守孟尝,可是因为我地位卑微,言轻力薄,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真是白费心机了。孟尝为人仁义,热爱道德,品行高洁,才能超群。他以前当官的时候,改变了当地的风气,治理了政务,使得珠宝重新回到合浦,救活了无数饥民。再说,南海地区珍宝众多,很容易积累财富,孟尝完全可以利用职权,搜刮大量钱财,但他却辞官谢病,亲自耕种,隐姓埋名,不炫耀自己的功劳。这才是真正的才能,绝非只是为了温饱而已。然而,这样一位贤才却隐居乡野,高官厚禄与他无缘,国家的栋梁之才,却被弃置不顾。如今他已经年老体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却无法在盛世之中报效国家,我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世人都觉得稀有的东西才珍贵,人才也是一样。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才,就像埋没的木材和珍珠,只有被皇帝看重,才会被重视。皇上选拔人才,应该选择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我虽然能力有限,却也希望尽自己所能,推荐贤才,不敢有丝毫私心。我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推荐孟尝这样的贤才。”
可惜的是,孟尝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七十岁的时候,在家中去世了。
第五访,字仲谋,是京兆长陵人,司空伦的后代。他从小就孤贫,经常帮人耕田来养活哥哥和嫂子。有空的时候就学习文化知识。后来他在郡里当了功曹,被评为孝廉,然后补任新都县令。他治理地方很平稳,政绩显著,三年之内,邻县的人都归附他,户口增加了十倍。
之后他升迁为张掖太守。那年闹饥荒,粮食只有几千石,第五访就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救济了受灾的人们。有人担心他这样做会受到处罚,想赶紧上报朝廷。第五访说:“如果非要上报朝廷,那不就等于抛弃百姓了吗?太守就应该用自己的性命去救百姓!”于是他就把粮食分发给老百姓。汉顺帝还专门下诏书嘉奖了他。因为他的举动,全郡百姓都得以保全。一年多以后,官民都丰衣足食,境内没有奸盗。
后来他又升迁为南阳太守,后来辞官了。之后被任命为护羌校尉,边境的人都敬畏他的威信。最后死在了任上。
刘矩,字叔方,是沛国萧县人。他叔父刘光,在汉顺帝时期当过司徒。刘矩年轻时就有很高的节操,因为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没能当官,所以他拒绝了州郡的征召。太尉朱宠、太傅桓焉都很欣赏他的志节,所以他的叔父因此被朝廷征召,做了议郎,刘矩也因此被举荐为孝廉。
他慢慢升迁,做了雍丘县令。他用礼仪教化百姓,那些不孝顺的人,都被他感化,自己改正了错误。百姓之间如果有纠纷,刘矩总是把他们带到面前,拉着他们的耳朵告诫他们,说生气可以忍,但不能触犯县令的威严,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那些打官司的人都被他感动了,都自己撤诉了。如果路上有人丢了东西,大家都会主动帮忙寻找失主。他在县里做了四年,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后来太尉胡广举荐刘矩为贤良方正的人才,他升迁四次,最终做了尚书令。刘矩为人正直,不会逢迎权贵,因此得罪了大将军梁冀,被外放为常山相,后来因为生病辞官了。当时梁冀的妻兄孙祉是沛县令,刘矩害怕被他迫害,不敢回乡,就跑到彭城朋友家躲避。一年多以后,梁冀的态度有所缓和,刘矩才安全了。他又被任命为从事中郎,再次担任尚书令,后来又升迁为宗正、太常。
公元168年,刘矩接替黄琼当上了太尉。后来黄琼又当上了司空,刘矩和黄琼、司徒种暠一起辅佐皇帝,被称为贤相。那段时间,接连发生了一些灾害,司隶校尉就以此弹劾三位三公。尚书朱穆上书为刘矩他们辩解,说他们都是好官,还引用殷汤、高宗不惩罚下属的例子。但是皇帝没听,最后因为蛮夷叛乱,刘矩被免职了,后来又重新被任命为太中大夫。
灵帝刚即位的时候,刘矩接替周景当上了太尉。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上公,他招募的都是有名望的儒士和德高望重的人。他从不和地方官勾结,总是委婉地劝谏皇帝,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后来因为日食他又被免职了。于是他就请求退休,最后在家去世了。
刘宠,字祖荣,是东莱牟平人,是齐悼惠王的后代。悼惠王的儿子孝王将闾,将闾的幼子被封为牟平侯,他的后代就一直住在那儿。刘宠的父亲刘丕,很有学问,被称为通儒。
刘宠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学业,通过明经考试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做了东平陵县令,因为仁慈爱民,深受百姓爱戴。他母亲生病的时候,他辞官回家侍奉母亲。百姓们想送他,堵塞了道路,车子都过不去,他只好穿着便服偷偷地回家了。
后来他升迁四次,做了豫章太守,又升迁三次,做了会稽太守。会稽山区的老百姓淳朴善良,甚至有些白发老人一辈子都没进过城,但他们也经常受到官吏的骚扰。刘宠简化了繁琐的政务,禁止官吏非法搜查,郡里风气大变。后来朝廷征召他担任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个白发苍苍的老翁,从邪山谷里出来,每人拿着百钱来送刘宠。刘宠慰劳他们说:“老人家们,你们这是何苦呢?”老人们回答说:“我们山里人,从来没见过郡里的官吏。以前的太守,官吏们总是到民间搜刮,一直到晚上都不停,甚至狗都叫个不停,百姓不得安宁。自从您上任以来,晚上狗都不叫了,百姓也见不到官吏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赶上了圣明的时代,听说您要被调走了,所以我们才来送您。”刘宠说:“我的政绩怎么能比得上你们说的呢?辛苦老人家们了!”然后他让人挑了一大笔钱给他们。
之后他又担任了宗正、大鸿胪。公元168年,他接替黄琼当上了司空,因为阴雾和日头不正常而被免职。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将作大匠,后来又当上了宗正。公元172年,他接替王畅当上了司空,又先后升任司徒、太尉。公元173年,因为日食,他又被免职,回到家乡。
宠啊,当过好几个地方的太守,后来官至卿相,可他生活一直很简朴,家里都没什么积蓄。有一次他出京,想找个驿站休息,驿站的官吏拦住他,说:“我们正在打扫卫生,准备迎接刘公您呢,您现在不能住。”宠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当时的人都夸他为人高尚,后来他年老生病,就去世了。
他弟弟方,官做到山阳太守。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贷,字公山;一个叫繇,字正礼。兄弟俩都很有名气。
董卓进军洛阳的时候,岱从侍中被任命为兖州刺史。他为人谦虚,很爱护百姓,所以士人都很拥护他。初平三年,青州的黄巾贼入侵兖州,杀了任城县令郑遂,又打进了东平。岱带兵去打他们,结果战死了。
兴平年间,繇当上了杨州牧、振威将军。当时袁术占据淮南,繇就搬去了曲阿。正赶上天下大乱,很多朋友都往南方逃难,繇带着家眷和一些朋友一起,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名声也很好。后来袁术派孙策攻破了繇,繇就逃到豫章,最后病死了。
仇览,字季智,还有一个名字叫香,是留考城人。年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为人淳朴沉默寡言,乡里没什么人认识他。四十岁那年,县里召他来当官,后来被选为蒲亭长。他鼓励大家好好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连种菜养鸡养猪的数量都有限制。农忙结束后,他就让孩子们一起住,去学校读书。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都被他派去种地,还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他亲自参加丧事,还救济贫困的寡妇。一年后,他的政绩就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仇览刚到蒲亭的时候,有个叫陈元的人,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去告状说陈元不孝顺。仇览很惊讶,说:“我最近路过他家,看到他家收拾得挺干净,耕种也都很及时。他不是个坏人,可能是教育没到位,还没意识到孝顺的重要性。他母亲守寡抚养孩子,辛苦了一辈子,怎么能因为一时生气,就让儿子变成不孝子呢?”陈元母亲听了很后悔,哭着离开了。仇览亲自去了陈元家,和母子俩一起喝酒,给他们讲为人处世、孝敬父母的道理,还讲了不孝顺的后果。后来,陈元果然成了个孝子。乡里都这么说:“父母在哪里?就在我家院子里;我像斑鸠一样哺育着我的孩子。”
河内王涣当时做考城县令,为人比较严厉,听说范览能以德化民,就把他任命为主簿。王涣对范览说:“主簿听说陈元犯了错,你没处罚他却感化了他,是不是有点缺乏雄心壮志啊?”范览回答说:“我认为鹰隼比不上鸾凤。”王涣笑着送他走,说:“荆棘不是鸾凤栖息的地方,百里之地也不是大贤的道路啊!如今太学里那些穿着长袍的学子,个个飞黄腾达,名扬天下,都是你以后的榜样。拿着朝廷给你的月俸,好好努力吧!”
范览进了太学学习。当时,同郡的符融在学子中名气很大,和范览住得很近,宾客盈门。范览总是保持自己的操守,从不和符融说话。符融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心里很奇怪,就对范览说:“我和先生是同乡,住得也近。现在京城里英雄豪杰云集,志同道合的人都在互相结交,虽然你一心向学,但为什么这么孤僻呢?”范览正色道:“天子设立太学,难道只是让人在这里空谈阔论吗!”说完就拱手告辞,再也不和符融说话了。后来符融把这事告诉了郭林宗,郭林宗就和符融一起拿着名帖去范览住处拜访他,并且请求留宿。郭林宗感叹不已,下床给范览行拜礼。
范览学业完成后回到家乡,州郡都来聘请他,他都以有病为由推辞了。即使在家休息,他也总是衣冠整洁,遵守礼仪。妻子如果有过错,他就立即脱帽自责。妻子在庭院里等待他戴好帽子,才能上堂。家里人从来没见过他喜怒哀乐的异常表情。后来朝廷征召他做方正清廉的官员,但他却因病去世了。
他的三个儿子都有文史方面的才能,最小的儿子范玄,名气最大。
童恢,字汉宗,琅琊姑幕人。他父亲童仲玉,遇到大饥荒,倾尽家产赈济灾民,九族乡里因此得以活命的人数以百计。童仲玉早逝。
童恢年轻时在州郡做官,司徒杨赐听说他执法公正廉洁,就把他召来。后来杨赐被弹劾,将要被免职,他的属官都纷纷上书辞职,只有童恢独自一人前往朝廷为他辩护。最终杨赐得以平反,属官们都回到官府,童恢则拄着拐杖离开了。因此,人们都称赞他的品德。
话说这复辟公府后啊,他可没乱来,该立的规矩都立上了。要是哪个官吏违反了法令,他就直接当场给人家讲清楚。反过来,要是哪个官吏尽职尽责,老百姓做了好事,他就赏酒赏菜,鼓励鼓励大家。种地织布收成这些事,都有条条框框规定好了。整个地方一片安宁,监狱里好几年都没犯人。周边县里逃难来的人,也安顿下来,有两万多户人家呢。
有一回,老百姓被老虎害了,他就下令设下陷阱抓老虎,活捉了两只。这青州太守恢听到后,亲自去现场,对着老虎念叨:“老天爷创造万物,就人最尊贵。老虎狼这些动物,就该吃吃牲畜,怎么能残害人呢?咱们这法律规定,杀人要偿命,伤人也要依法处置。你要是真杀了人,就老老实实认罪;要真是冤枉的,就大声喊冤吧!”其中一只老虎低着头闭着眼睛,吓得不轻,当场就被杀了。另一只老虎呢,瞪着恢,又叫又吼,上蹿下跳的,最后就放了它。手下的官吏们都为此给他写歌颂的诗歌。青州的政绩特别突出,他被提拔做了丹阳太守,可惜后来暴病去世了。
他弟弟翊,字汉文,比他哥哥还厉害,朝廷早想让他当官呢。可这翊啊,是个闷葫芦,不愿意做官。等他哥哥恢被朝廷任命后,他才去考了孝廉,当上了须昌县令。他治理地方也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官吏百姓都给他立了碑纪念。后来听说他哥哥要死了,他就辞官回家奔丧。之后虽然又有人推荐他做官,但他都没接受,最后在家去世了。
赞曰:“政界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统。怀我风爱,永载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