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时候,负责宫殿建筑的官员宇文恺,按照《月令》里的说法,做了个明堂的木制模型献给皇帝。皇帝就让有关部门在京城安业里选块地,准备盖这明堂。结果,刚要开工,那些大学问家们就开始争论不休,吵来吵去,最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隋炀帝当政的时候,宇文恺又献上了明堂的木制模型,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建造方案。可那时候正赶上迁都大兴土木,各种工程项目都忙不过来,所以明堂的建造计划又一次搁浅了。 所以,一直到隋朝灭亡,每到秋季祭祀的时候,都在雩坛那里举行祭祀活动,明堂始终没能建成。

高祖皇帝登基的时候,太忙了,没顾得上制定祭天仪式。后来唐太宗平定天下后,就让儒生们讨论制定祭天大典的规章制度。

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觉得之前那些儒生们的意见违背了古制,就上书皇帝说:“我仔细查阅了之前的圣旨,按照礼部尚书卢宽和国子助教刘伯庄等人的意见,应该是‘在昆仑道上层祭天’。我又查阅了后来的圣旨,上面写着:‘修建左右两边的阁道,登上楼阁举行祭祀。’我查阅了《诗经》、《尚书》等六艺经典,以及各种史书,书上都说地面上的建筑基座上建的是堂,楼阁上建的是观,还没听说过在楼阁上面再建个堂。 《孝经》上说:‘祭祀文王在明堂’,并没有说明楼、明观,意思都是一样的。再说,明堂象征着天,圣王都讲究节俭,有的甚至用割下的蒿草做柱子,用茅草盖屋顶。虽然古今的制度有所不同,不能一成不变,但还是要遵循大典,讲究朴素。所以,席子就用蒲草编的,器皿就用陶土和葫芦做的,用茧栗来表达诚意,穿大裘来表示节俭。现在却要修建高楼架设阁道,华丽的楼阁直冲云霄,这和古代的典籍记载实在相差太远,让人很怀疑。根据《郊祀志》记载,汉武帝的明堂,四面没有墙壁,上面盖着茅草。在上面祭祀五帝,在下面祭祀后土。我认为上面正殿就是基座上建的,下面就是基座下建的。既然说是没有四壁的,那刘伯庄是怎么知道上面一层祭祀神灵,下面还有五个房间的呢?再说汉武帝的做法,很多都是听信方士的建议,违背经义,不符合正道,我们不能效仿他。卢宽他们还说,上面一层祭天,下面大堂处理政事,想让人神的地位分开,事情互不干扰。我认为古时候对于重大事情都非常重视,和祭祀神灵差不多,所以朝见和祭祀都在庙堂里举行,哪有楼上祭祀祖先,楼下处理政务的道理?阁道通往楼上,路又窄又小,坐车去祭祀不恭敬,步行去又会劳累圣体。侍卫在旁边,百官供奉,这在典籍里根本找不到依据。我不是故意固执己见,而是国家的大典,万万不可马虎,恳请您让我把我的意见给群臣们详细讨论一下。”

侍中魏征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查阅了古代的典籍,参考了以前的图样,上面圆下面方,是重檐的庙宇,大家的意见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自从皇上登基以来,一直没有时间操办祭天大典;典章制度刚刚兴起,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裴頠采纳了儒生们的意见,导致各种不同的说法蜂拥而起,是非混淆,难以取舍,最后干脆废除了这些说法,只建了一座大殿。宋、齐沿用了旧制,梁、陈也遵从旧制没有更改。虽然祭祀活动一直都有,但从典籍来看,祭天大典的规制并没有很好的传承。孝心是发自内心的,礼仪是根据情感而制定的。人心是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要准备各种祭品来表达诚意;情感是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要装饰宫殿来表达敬意。孔子的美好愿望,就在于此!我们奉承您的旨意,参与这次大讨论,希望能尽绵薄之力,为国家做出贡献。历代圣人所做的事情,都重视与时俱进,万物都在变化,事情也需要通权达变。如果按照蔡邕的说法,就会因为繁琐的礼仪而失去根本;如果按照裴頠的做法,又显得过于简陋。从情理上来说,这两种方案都不太合适。现在讨论的方案,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建议建造一座五室重檐的建筑,上面圆下面方,既符合古制,又有历史根据。下面的房间用来处理政务,上面的大殿用来祭天,这样人神就不会混淆,也符合礼仪。至于高低宽窄的尺寸,桌椅板凳的规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因地制宜。我们自己制定,又何必非要效仿古人呢?这样就能消除千百年来的争议,为后世留下美好的典范,不会让泰山脚下的人只知道黄帝的祭天方法,汶水之滨的人只知道汉武帝的祭天图样。这样才能通达神明,祭天大典才能顺利举行,皇上您开始动工,很快就能完工。” 但是,讨论还没有结束。

公元634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提议说:关于明堂的制度,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查阅各种典籍,却找不到完整的记载。从黄帝开始,到有虞氏,再到夏、殷,一直到周代,各个朝代都给它取不同的名字,建造规模也不一样。各种说法互相矛盾,各执一词,即使是大学问家,也没能彻底弄明白。文献浩如烟海,让人难以取舍。仔细研究,明堂实际上是处理政务的宫殿。只是由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典籍大量散失;秦朝暴政,礼乐制度也随之湮灭。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零散的记载和各种说法,拿来作为参考,实在很混乱。

但是,《周书》里记载的明堂,描述了它的四个门,分别是应门和雉门。由此可见,明堂就是一个王者常住的宫殿。明堂的青阳、总章、玄堂、太庙以及左右两侧的建筑,与四季的顺序相对应,这足以证明它就是路寝(天子寝宫)。另外,《文王居明堂》这篇文献中记载:“文王佩带弓箭,在高禖祭祀。在九个门上进行磔禳以驱除瘟疫,修建道路方便农民耕作,让全国人民有酒喝以团结三族。”这些事情都符合《月令》的记载。观察文王在明堂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路寝进行的。

《戴礼》记载:“从前周公在明堂之位上召见诸侯,天子站在高台上,面向南方。明堂就是为了彰显诸侯的尊卑等级。”《周官》也说:“周朝的明堂,用九尺宽的席子铺地,东西各九席,堂上也铺一席。”根据这些制度,明堂就是大寝宫。《尸子》也说:“黄帝称之为合宫,有虞氏称之为总章,殷商称之为阳馆,周朝称之为明堂。”这些都证明明堂就是路寝,并非其他地方。大戴礼记的说法,一开始提到郊外,后来又说是文王庙,前后矛盾,自相冲突。

既然天子在明堂接受朝拜,日常起居都在这里,它既然在宫殿内,又怎么会是在郊外呢?《孝经传》说“在国都的阳面”,也没有具体说明距离。

汉武帝想修建明堂,就问了好多大臣,大家七嘴八八,说法不一,最后也没个结论。结果汉武帝就在汶水边上祭祀,意思就是说,建在哪儿都行,不用太讲究方位。到了孝成帝的时候,想在城南立个碑,写写明堂的事儿,结果碑是立了,但明堂还是没建成。

平帝元始四年,大家又开始讨论建明堂的事儿。孔牢他们说,明堂、辟雍、太学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金褒他们又说,经书里没写明堂的事儿,根本分不清它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后来,到了东汉中兴之后,蔡邕写文章说,明堂和太庙就是一个东西,只是两个名字。郑玄说,明堂应该建在国都的东南方,离城墙三里远的地方。淳于登又说,应该在城墙外三里到七里之间,丙巳方位的地方。颍容在他的《释例》里也说,明堂太庙,一共八个名字,但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你看,大家为了争论明堂到底在哪儿,到底叫啥,说了好多稀奇古怪的理论,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根本没啥根据。其实想想看,建宫殿、制定礼仪制度,这些东西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的,所以样式和说法自然会随着时间变化。古代的旗帜、帽子、衣服,现在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古代的度量衡,和现在也不一样。这都是时代在变,自然而然的事儿。

就算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我们现在也要仔细甄别,看看哪些可行,哪些不行;孔子的规矩,我们也可能需要补充完善。更何况郑玄、淳于登那些说法,纯属个人臆断,跟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明堂就应该建在靠近宫殿的地方,这样才方便管理,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好争议的。

我们只需要遵从天意,按照皇帝的旨意,建造一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明堂,让后世子孙都能效仿。那些琐碎的意见,我就不一一讨论了。

皇上又上奏章说:“关于明堂的建造方案,陛下已经下过旨意,让大家好好讨论了。可是那些读书人各有各的看法,提出的修改意见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根本没个定论。我认为,从五帝之后,到两汉之前,各地建造的明堂,规格尺寸都大相径庭,根本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陛下您就应该凭着您的英明圣断,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大唐明堂,让它流传后世,何必纠结于门窗的大小,台阶的宽窄呢?如果任由儒生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永远也定不下来,只会耽误大事。就像汉武帝当年想制定封禅大典的仪式,请教了很多儒生,结果大家说法不一,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御史大夫倪宽建议皇上自己拍板定方案,这才完成了封禅大典。我也觉得陛下应该权衡利弊,简化一些繁琐的程序,不必过于谦虚,以致耽误了这项大事。” 后来因为辽东有事,暂时没顾上明堂的建造。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皇帝下诏说:“上天深奥难测,至高无上,却又无声无息;历代帝王效法天帝,治理天下,造福百姓。所以说,五种精气凝聚而降下恩泽,回应着帝王的尊贵;九室宫殿记载着帝王治理天下的功业。从合宫、灵府到太室、总章,历代帝王都建造过宏伟的宫殿,虽然建筑的质地、风格、奢俭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宣扬教化,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我继承先祖的基业,承载着先帝的遗志,想要表达对上天的敬意,遵循孝敬先祖的传统,所以要建造完善的宫殿和明堂。现在国家四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正是树立典范,教化后世的好时机。应该让有关部门、礼官、学士们认真研究历史典籍,仔细讨论利弊,务必按照典礼规制,建造明堂。这样,历代的缺憾就能弥补上了,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敬意,让这份功德流传后世。关于明堂的具体方案,要让各部门尚书、左右丞侍郎、太常寺卿、国子监秘书官、弘文馆学士们共同商议。”

好家伙,当时太常博士柳宣,他跟着郑玄的解释走,觉得明堂应该建成五间屋子。结果内直丞孔志约,他搬出了《大戴礼记》,还有卢植、蔡邕等人的说法,坚持说应该建成九间。这可热闹了,曹王的朋友赵慈皓,还有秘书郎薛文思,都各自画了明堂的图纸。那些儒生们吵得不可开交,说法一个比一个不一样。皇上起初觉得九间屋子的说法靠谱,就让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明堂的具体结构,还有辟雍、门阙这些东西该怎么设计。

第二年六月,宫里拿出了九间屋子的模型,又让有关部门对它进行修改完善。结果有关部门上奏说:

这堂子啊,地基分三层,每层都有十二级台阶。最上面一层,是九丈见方的八角形,高一尺。中间一层,三百尺见方,高一筵(古代的计量单位)。最下面一层,三百六十尺见方,高一丈二尺。最上面那层地基,形状像黄琮(古代玉器),是八角形的,四面都有十二级台阶上去。就按这个样子来做吧。地基高度还是按周朝的制度,高九尺,总面积按司农寺的标准算,一百四十八尺见方。中间和下面的地基,就不用按照这个尺寸了。

然后是屋子内部:每个房间都是三筵见方,有四个门,八个窗户。屋顶圆形屋檐的直径是二百九十一尺。按说秋分大祭要祭祀五帝,每个帝都得安排一间屋子,这样安排不太方便,不如按照两汉时期秋分合祭的做法,都放在太室(中央的屋子)。要是祭祀四时之气,那就分别在对应的房间里进行。九个房间的布局,要参考明堂的旧制,三个房间一组,层层相叠。太室在正中间,是六丈见方。四个角上的房间,叫左右房,每个都是二丈四尺见方。太室的四面,分别是青阳室、明堂室、总章室、玄堂室,每个房间都长六丈,与太室相对应;宽二丈四尺,与左右房相对应。房间之间都有通道,每个通道宽一丈八尺。这九个房间和通道都在堂上,总面积一百四十四尺见方,符合坤卦的数理。屋顶圆形屋檐、墙面装饰、屋檐,这些方案可能还没定下来。咱们就参考郑玄、卢植等人的说法,用前梁(屋顶结构)做屋檐,直径二百一十六尺,符合乾卦的数理。圆柱从九个房间的四个角伸出来,每个七尺长,符合天数以七为纪的说法。柱子外面的地基,按司农寺的标准计算,每面都多出一丈一尺。

房间里每个都有四个门,八个窗户,这和古代的建筑是一样的,就按这个来做吧。门按照古制,在外面设置,但不打开。

外面有三十六根柱子,每根柱子上有十根梁。里面有七个隔间,柱子根部到梁的高度是三丈,梁到屋顶的高度是八十一尺。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飞檐要符合圆规的形状,就按这个样子来做吧。屋顶的形状,还是参考《考工记》改成四阿顶,并且按照礼制加重檐,像太庙那样安装鸱尾(屋脊上的装饰)。大殿的四个方向用五种颜色装饰,参考《周礼》中白盛的做法比较方便,四个方向分别用对应的颜色。还要建造围墙和四个大门。

辟雍这玩意儿,根据《大戴礼记》和以前的说法,好像没个统一的水面宽度和内径尺寸。蔡邕说:“水面宽二十四丈,四周有围墙。”《三辅黄图》也说“水面宽四周”,跟蔡邕说的差不多,还说“外面有堤坝”。张衡在《东京赋》里还提到“造舟为梁”呢。 《礼记·明堂位》和《阴阳录》里写着:“水左旋以象天。” 咱们要是按二十四丈宽来建,是不是太大了点?我觉得缩小到二十四步比较合适,围墙在外围量好尺寸就行。 还是按照老规矩,造个船形的桥梁,外面围上圆形的堤坝,并且按照《阴阳录》里说的“水行左旋”来设计。

殿墙方面,《三辅黄图》上说,殿墙四面都在水里面,高度不高,不会遮挡阳光,殿门离大殿七十二步。按照现在的布置情况来看,感觉有点小啊。 殿墙四门的距离,咱们可以参考太庙南门到庙基的距离来定。 然后建四个门,八个观,每个门都像太庙那样设三个门,再建玄阃,四个角上再建三重魏阙。

接下来,一群儒生就开始争论不休,各持己见。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他们建议建九个房间,太常博士唐眕他们建议建五个房间。高宗皇帝就下令在观德殿按照这两种方案分别布置一下,然后亲自带着大臣们去看。皇帝说:“明堂的礼制,自古就有,但是大家意见不一,一直没建成。现在两种方案都摆在这儿了,你们觉得哪个更合适?”工部尚书阎立德回答说:“两种方案都不一样,都有根据。九个房间显得有点暗,五个房间显得比较亮堂。到底选哪个,还得您来决定。”皇帝觉得五个房间比较方便,但还是拿不定主意,这事儿就先搁下了。

公元667年二月,(皇帝)把所有事情都仔细考虑周全了,然后下诏说:“我资质平庸,却承继了皇位。谨遵两位先帝的遗训,治理天下,时刻不敢懈怠,不敢忘记自己的责任。幸亏上天保佑,国家太平,年成好,百姓安居乐业,全国统一,文化昌盛。各地进贡宝物,朝拜称臣,四夷来朝,天下太平,大家都很快乐。但是,祭祀天地祖庙的太室(宫殿)还没建好,很多政务也还没完全落实到位,所以朕日夜操劳,废寝忘食,查阅典籍,广泛听取意见,汲取三代帝王的精髓,探究九皇的奥秘,仔细斟酌前人的经验,设计建造明堂。明堂的规模和设计,既参考了古代的典例,又融入了我的独创;祭祀的礼仪规范,也都是我精心设计的。我把设计图纸公布出来,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很多大学者都认为设计完美无缺,达官贵人们也都表示赞同。这宏伟的工程,是我开创的先河。现在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心情也舒畅了,对祖先的祭祀也更加安心了。应该命令有关部门,立即动工兴建,力求做到最好,符合我的心意。” 于是下令全国大赦,改元为总章,并在万年县设立明堂县。

第二年三月,(皇帝)又详细地确定了明堂的规模大小,再次下诏说:

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

(大殿里奏响着朔日的乐曲,展现了先帝的丰功伟绩;皇宫内祥和宁静,彰显了先帝的盛世恩泽。)

殷人阳馆,青珪备礼;姬氏玄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

(殷商时期的阳馆,以青圭玉璧祭祀;周朝的玄堂,以赤玉璋献祭。虽然朝代更迭,礼仪也随之变化,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国家的中正秩序,确立最高的权威,规范事物,施教于民,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

(考查汶上地区的古代图画,仅存公玉的祭祀仪式;测量宫室的圭表,也仅仅记载了中元的制度。不幸的是,灾难降临,皇宫被毁,天下大乱。)

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

(高祖太武皇帝亲征,收复失地,在苍水中得到祥瑞之兆,在丕山接受了上天的使命,天下万物都欣欣向荣。)

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贷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丸都,成文考之先志。

(太宗文皇帝在盟津发誓,天降祥瑞,他率领军队取得胜利;在丰谷斩杀大蛇,预示着军队将取得成功。他将功绩铭刻在金石上,记载了历代圣王的功勋,并刻石于丸都,记载了先祖的遗志。)

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傍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

(所以可以建造明堂,彰显帝王的功德。明堂周围有八根柱子,四扇大门,建筑朴素,不加雕饰,既不奢华也不简陋,一切从简,但礼仪却十分隆重。)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

(明堂院的每边都是三百六十步,中间是明堂。根据《周易》,乾卦有二百一十六爻,坤卦有一百四十四爻,合计三百六十,所以明堂院每边都是三百六十步。明堂位于中央,象征着天地人的和谐统一,统领四方。)

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从明堂院往下延伸的院子,每面都有三扇门,院落宽敞,每扇门后有五间房屋。根据《尚书》,一年有四季,所以四面各开一扇门;每个季节有三个月,所以每扇门开三个门;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总共有十二扇门。这样设计是为了对应四季,每个季节三个月,所以每个门后有三个门。又根据《周易》,三是阳数,二是阴数,合起来是五,所以每个门后有五间房屋。院子四个角上都建有高楼,四面墙的颜色也根据方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淮南子》,地有四维,所以建四座楼;根据《月令》,金木水火土五行各有颜色,所以墙的颜色也根据方位而定。)

话说这祭祀天地的地方,底座是八面形的,象征着八方。 根据《周礼》记载,“黄琮礼地”,郑玄注解说:琮是八角的玉器,用来象征地形的,所以用来祭祀大地。这就说明地形是八方的。 再看看《汉书》,汉武帝还建了个八角形的祭坛来祭祀大地呢。

这祭坛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对地形的象征。所以底座是八面形的,象征着八方。底座高一丈二尺,直径二百八十尺。 《汉书》里说,阳对应六律,阴对应六吕,阴阳结合,所以高度是一丈二尺。 而且,《周易》里说,三是阳数,八是阴数,三乘以八等于二十四,再乘以十就是二百四十尺。 《汉书》又说,九会之数有四十,合起来就是二百八十,所以底座直径是二百八十尺。

这设计啊,巧妙地融合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数,阴阳互相协调,相辅相成。 阳气不会独自运行,需要阴气来调和;阴气也不会孤单行动,需要阳气来引导。阴阳和谐,天地就兴盛,万物才能繁荣,一切才能井然有序。

这祭坛的每面都有三阶台阶,绕一圈一共十二阶,每阶有二十五级台阶。 这数字也有讲究,《汉书》里说天有三阶,所以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所以周回十二阶;《文子》里说,从普通人到圣人,一共二十五等,所以每阶二十五级。 所以说,这台阶的设计,是根据星象和地支来安排的,既有天上的星象,又有地上的方位,既符合天象,又符合地数。 这层层叠叠的台阶,象征着从凡人到圣人的等级,也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俯瞰众生。

首先,这栋建筑的主体是一座大堂,屋顶是圆形的。 这设计呢,是根据《道德经》来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书里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再看看《汉书》,里面讲“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还有“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建这座大堂,就是为了象征元气,也表达了天子以四海为家的意思。 屋顶做成圆的,是因为《周礼》里说“苍璧礼天”,郑玄注解释说璧是圆的,象征着天。

这大堂的每面墙都有九间房,每间房宽一丈九尺。 这九间房的设计,是根据《尚书》里说的“地有九州”来的。 《周易》里讲阴数是十,所以每间房的宽度定为一丈九尺,这样就象征着厚重的土地,也符合阴阳的规律,通过阴阳二气来打好地基,把九州都放在这一个屋檐下。 大堂周围有十二个门,每个门高一丈七尺,宽一丈三尺。《礼记》里说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设计了十二个门。 《周易》里说阴数是十,阳数是七,所以门高一丈七尺;又说阳数是五,阴数是八,所以门宽一丈三尺。 这样就巧妙地结合了阴阳,一年四季的变化都能对应上。

大堂周围还有二十四扇窗户,每扇窗户高一丈三尺,宽一丈一尺,每扇窗户有二十三根棂子,一共二十四扇窗户。 这二十四扇窗户的设计,是根据《史记》里说的“天有二十四气”来的。 《尚书》里说一年十二个月,加上闰月,所以窗户高一丈三尺。《周易》里说天数是一,地数是十,所以窗户宽一丈一尺;天数是九,地数是十,加上四季一共是二十三,所以每扇窗户有二十三根棂子;《周易》里还说八纯卦的本体,合起来是二十四爻,所以一共二十四扇窗户。 这些窗户的设计,象征着风和气候的变化,体现了天地之数和阴阳的和谐。

这大殿中央立着八根柱子,每一根都长五十五尺。为啥是八根呢?《河图》里说,八柱承天,所以就按这个数来建。五十五尺又是怎么回事呢?《周易》里讲,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柱子就定这么长了。这八根柱子撑起了上面的九层屋顶,柱子的数量和长度都符合《周易》里的说法,也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而且,柱子代表阴数,天代表阳元,柱子往上伸,天往下垂,阴阳交合,天地相承,多妙啊!

大殿中央八根柱子外面,还有四根柱子,算是辅助的。这又是为啥呢?《汉书》里说,天上还有四颗辅星,所以就用这四根柱子来象征它们。里面八根柱子承天,外面四根柱子象征着辅星的化育之力,上承下接,内外呼应,光辉闪耀,拱卫着中心。

再往外,第一圈是二十根柱子。《周易》里说,天数五,地数十,合起来是五行之数,一共二十,所以就用二十根柱子。这体现了阴阳二仪,也符合五行的规律,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阴阳调和。

第二圈是二十八根柱子。《史记》里说,天上二十八宿,所以就用二十八根柱子来对应。这样一来,抬头就能看到天上的星宿,柱子数量也和星宿对应,可以用来观测天象,掌握时间。

第三圈是三十二根柱子。《汉书》里说,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合起来是三十二,所以就用了三十二根柱子。这些柱子象征着调理气候、治理国家、顺应自然、传播文化,万物都能因此而兴盛。

最外圈是三十六根柱子。《汉书》里说,一年有三十六旬,所以就用三十六根柱子来代表一年。这样就能反映一年四季的变化,掌握时间,就像精密的仪器一样精准。

除了这最中心的八根柱子,其他的柱子长度分三等。这又是为啥呢?《周易》里说,天、地、人合称三才,所以柱子的长度也分三等,象征着天地人三才,高低错落,象征着万物生生不息。

所有柱子加起来一共一百二十根。《礼记》里说,天子有三个公卿、九个卿、二十七个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来一共一百二十人,所以就用一百二十根柱子。这些柱子象征着朝廷的官员,共同辅佐天子治理国家。

最上面一层栏杆,一共二百四根柱子。《周易》里说,坤卦的爻辞有一百四十四,而《汉书》里说,九会之数有六十,加起来就是二百零四。所以就用二百四根柱子,象征着坤卦的玄妙,以及阴阳的精微,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基座象征着大地,柱子也按照方位排列,体现了天地运行的规律。

这栋房子啊,屋顶上的重楣,一共用木头做了216条。为啥是216条呢?《周易》里乾卦的爻辞有216个,所以就按这个数来做的。这设计啊,是按照《周易》的卦象来的,模仿乾卦的至阳之气,体现了《周易》里深奥的道理,也符合天地间最基本的数字规律。

整个房子的各种大小木构件加起来,一共是6345个。这数字也是有讲究的,《汉书》里说,一年中会合的月数是6345个,所以就用这个数了。这设计啊,是参考了古代历法中的三统历法,也符合一年中会合的月数,和古代的历法仪器相呼应,使整个建筑与时间节气协调一致。

房子的重干,用了489枚。这个数字呢,《汉书》里说,一年中正常的月份是235个,加上闰月,一共是489个,所以就用这个数了。这设计啊,体现了古代历法中关于闰月的奥妙,也象征着正规的历法制度,整个设计都跟历法中的章月、闰月有关。

下璟,用了72枚。为啥是72呢?《易纬》里说,一年有72候,所以就用了72枚。这设计啊,是按照节气来做的,体现了节气的规律,和古代历法中的至和之数相符,也符合神数中的吉利日期。

上璟,用了84枚。这个数字的来历比较复杂,《汉书》里说,九会之数是78,另外《庄子》里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司马彪注说天地四方为六合,所以加起来就是84了。这设计啊,是模仿天地阴阳二气,包含了天地四方,符合阴阳之数,也符合气候变化的规律。

枅,用了60枚。为啥是60呢?《汉书》里说,推算太岁的算法有60种,所以就用了60枚。这设计啊,包含了历法中的阴阳五行,体现了甲乙等天干地支的深奥含义,也体现了时间变化的玄妙。

连栱,用了360枚。这个数字,《周易》里说,一年有360天,所以就用了360枚。这设计啊,符合一年天数,和每天的时间变化相符,体现了时间的循环往复。

小梁,用了60枚。这个数字,《汉书》里说,有60甲子,所以就用了60枚。这栋房子啊,设计精巧,参考了古代历法,也符合古代的六甲之数。

<木牵>,用了228枚。为啥是228呢?《汉书》里说,章中之数是228,所以就用了228枚。这设计啊,符合古代历法的规律,也体现了阴阳变化和寒暑交替。

方衡,用了15重。为啥是15重呢?《尚书》里说,五行生数是15,所以就用了15重。这设计啊,是按照五行来设计的,体现了五行相生的奥妙。

南北大梁,用了两根。为啥是两根呢?《周易》里说,太极生两仪,所以就用了两根大梁。这设计啊,模仿了天地,体现了天地阴阳的和谐统一。

阳马,用了36道。为啥是36道呢?《易纬》里说,一年有36节,所以就用了36道。这设计啊,体现了节气的变化,也体现了阴阳的调和。

椽子,用了2990根。《汉书》里说,月法是2392,通法是598,加起来是2990。这设计啊,符合古代推算历法的规则,体现了历法的精准。这房子建成后,就像《易经》里说的“大壮”卦一样,非常壮观,而且历法计算也精准无误。

大梠,用了两重,每重36条,一共72条。为啥是72条呢?《淮南子》里说,太平盛世,一年有72次大风,所以就用了72条。这设计啊,体现了祥瑞的历法,也符合古代人们对太平盛世的期盼。

飞檐椽,用了729枚。为啥是729呢?《汉书》里说,从子时到午时,其数是729,所以就用了729枚。这设计啊,体现了古代历法中子午的阴阳变化,也体现了天地生成的道理。

话说这明堂的设计,那可是讲究得很!堂檐的长度啊,足足二百八十八尺!这数字可不是随便定的,你看《周易》里乾卦的爻辞有二百一十六,再看《易纬》,一年七十二候,加起来正好二百八十八,所以这堂檐就定为二百八十八尺长了。这意思呢,就是效法乾卦的卦辞,继承贞正的节候,顺应天地之气,调和阴阳,就像圆形的屋顶一样普照万物。

堂上大梁离地面的高度是九十尺。这又是为啥呢?《周易》里说,天数九,地数十,九乘十,正好是九十,所以就定为九十尺了。这样设计,就是上面效法天之清净,下面效法地之承载,符合阴阳的至数,遵循天地交泰的吉兆。 同时,用九乘十,象征着阳气主导,阴气调和,效法乾卦的施与,坤卦的承载。至于堂檐离地面的高度是五十五尺,这又是根据《周易》里“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来的,寓意着效法《周易》的吉祥数字,通晓天地万物的神秘奥妙,大道与万象相合,道理贯通天地人三才。 上面再用清澈明亮的玉色屋顶覆盖,这可是根据《淮南子》“清阳为天”的说法来的,用清阳的颜色来象征天。

高宗皇帝下旨要建明堂,可大臣们议论纷纷,意见不统一,结果一直到高宗皇帝驾崩,也没建成。

后来武则天当了皇帝,儒生们多次上书请求修建明堂。武则天考虑到这是高宗皇帝的遗愿,就和北门学士们一起商讨设计方案,根本不听那些大臣们七嘴八舌的意见。垂拱三年春天,她下令拆除了东都的乾元殿,就在原地修建明堂。四年正月初五,明堂终于建成了!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一共三层:底层象征四季,每个方位都对应着相应的颜色;中间一层象征十二地支,屋顶是圆形的,上面还有九条龙托着;最上面一层象征二十四节气,屋顶也是圆形的。明堂里还有一根巨大的木柱,粗得需要十个人才能合抱,从上到下贯通整个建筑,用栭、栌、等等构件支撑,再用铁索加固。屋顶做成鸾凤的样子,用黄金装饰,看起来就像要飞起来一样。瓦是用木头雕刻成的,再用麻布和漆涂抹。明堂下面还有铁制的排水沟,象征着古代的教育场所“辟雍”。武则天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万象神宫”,并且把河南县改名为合宫县。最后,武则天还下了一道圣旨:

黄轩,也就是黄帝,在合宫朝见四方诸侯;丹陵,也就是炎帝,在衢室咨询四方山川之神。你看,虞舜时期就有了“总章”的称号,记载着祥瑞之兆;大禹时期就有了“重屋”的建筑,这是用来祭祀的场所。商朝受命于天,建造了阳馆来辨别方向;周朝建立了明堂,用来治理天下。历代帝王都能做到统摄天地,祭祀五方神灵,表达对祖先的敬意,遵循祭祀的典章制度。

从汉朝、魏朝,一直到周朝、隋朝,虽然都开始建造这些建筑,但规模和制度都不完善。我资质平庸,能力不足,却承蒙厚爱,在登基之初就承担了这份重任,深感责任重大。话说高宗皇帝在位时,就已经想建造阳馆了,所以京城的附近,就预先取名为“明堂”;改元的时候,也先用了“总章”的年号。我在乾封年间,就曾经上表请求修建,但因为国力有限,未能实现宏伟的建筑计划。

现在,我们选址在鼎郊这块风水宝地,这里地处天地之中,符合阴阳之序,交通便利,赋税均衡,真是个好地方啊!这都要感谢各位大臣的功劳,我也要遵从先祖的意愿,完成这项工程。

明堂啊,那是天子祭祀祖先、接见诸侯的地方。它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能避免灾害和祸乱,想想这多好啊!可是现在那些大学问家和礼官们说法不一,都觉得明堂应该建在离皇宫三里到七里远,而且得是阳光充足的地方。现在明堂建在宫墙附近,我怕冲撞了神灵。虽然明堂也能当做处理政务的地方,但它主要还是祭祀祖先用的。我之前在丙巳年选的地方离宫室太远,每个月都要去祭祀,还要准备各种祭品和器物,来回奔波太麻烦了,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妥。所以现在我重新在宫墙附近修建了明堂,从动工到完工花了不少时间。但为了敬畏天地神明,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这点辛苦是值得的。如果明堂只是用来处理政务,那随便找个茅草屋就够了,干嘛要费这么大力气,建这么气派的九层台阶的宫殿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要隆重地祭祀祖先啊!以前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大家也没什么统一的标准,所以我才另起炉灶,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我把明堂上层作为祭祀祖先的地方,下层作为处理政务的地方,这样既能弘扬礼仪教化,又能表达我的诚意。明年正月初一,我要在明堂祭祀三圣,以配享上帝。 命令礼官、博士、学士和所有懂礼仪的人都认真制定祭祀仪式,一定要符合典章制度,尽快把方案呈报给我。

永昌元年正月初一,我亲自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改元。正月初四,我在明堂处理政务,颁布了九条政令来教育百官,具体内容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记录了。第二天,我又在明堂宴请群臣,赏赐了不同等级的丝绸。明堂建成之后,我还让东都的妇女和各州的老人来参观,还请他们喝酒吃饭,过了很久才停止。吐蕃和其他少数民族听说明堂建成了,也都派使者来祝贺。载初元年冬天的正月庚辰朔日,也就是冬至那天,我又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改元,并采用周朝的历法。第二天,我在明堂处理政务。那年二月,我又在明堂召开了三教大会,内史邢文伟讲解《孝经》,我还让侍臣、僧侣和道士们轮流发表意见,一直到太阳下山才结束。

公元691年正月某一天,太阳到达最南端,武则天亲自在明堂举行祭祀,祭祀天地,并以周文王和武氏的祖先为配享,其他百神也一同祭祀,按照祭祀的顺序依次摆放席位。

这时,春官郎中韦叔夏进言道:“根据记载,明堂大祭只祭祀五帝。《月令》上说:‘这个月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五帝。’所以《曲礼》中说‘大祭祀不用占卜’,郑玄注解说‘指的是在明堂遍祭五帝,不用占卜’。另外,《祭法》上说:‘祭祀周文王为祖,祭祀周武王为宗。’郑玄注解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和五神,称为祖宗。’《孝经》也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根据这些文献,明堂的正规祭祀,只祭祀五帝,并配以祖宗和五帝、五官等神,其他的神明都不应该参与。陛下您追思先祖之情深切,崇尚祭祀的意愿坚定,在明堂祭祀中,又增加了昊天上帝、皇地祇,并加上先帝和先后的配享,这是补充了前代帝王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您对祭祀的虔诚。以前神都郊坛还没有建造,所以在明堂下面广泛祭祀众神,这是权宜之计,并非正式的礼仪。根据礼经记载,内官、中官、五岳、四渎等神,应该在冬至和夏至一同祭祀。明堂总祭祀,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合乎礼仪。宗庙祭祀配天之神,却与小神一起祭祀,在庄严恭敬方面,确实不太妥当。我希望每年元旦只祭祀天地大神,并配以帝后。五岳以下的神明,请按照礼仪在冬至和夏至,在方丘和圆丘祭祀,这样就不会显得过于繁琐了。”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在明堂后面建造天堂,用来供奉佛像,高百余尺。刚开始建造,就被大风吹倒了。后来又重新建造,工程还没完工。

公元692年正月某一天夜里,佛堂失火,火势蔓延到明堂,到天亮时,两座殿堂都被烧毁了。随后,天气晴朗却突然打雷,雷声从西北方向传来。武则天想要因此事责备自己,想避开正殿。宰相姚璹说:“这是人为纵火,并非天灾。就像成周的宣榭,延续了很久;汉武帝的建章宫,也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的明堂是处理政务的地方,并非宗庙。”武则天于是前往端门观看宴会,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官员都上书陈情,要求他们毫无隐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左拾遗刘承庆上了一道奏章,说:

臣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先正其心,修其身,然后可以齐其家,治其国,平其天下。如今呢,皇上您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荒废朝政,这可怎么行啊!这简直是把国家大事都抛到脑后了! 您看看那些大臣们,个个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谁还敢说实话? 这朝堂之上,一片虚伪,哪里还有真正的忠言逆耳?

臣听说,古代的明君贤臣,他们勤政爱民,一心为国,才能国泰民安。 而现在呢? 朝中上下,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都是因为皇上您不重视啊! 您要是不改改,这江山社稷迟早要完蛋! 您可得好好想想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天下,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天下啊! 您得为他们负责! 您得为国家负责! 您得为子孙后代负责!

所以,臣恳请皇上您,赶紧改过自新,励精图治,重用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良将,摒弃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这危在旦夕的江山社稷,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才是真正的为江山社稷着想,才是真正的为百姓着想! 希望皇上您能三思而后行! 千万别等到后悔莫及的时候才醒悟过来!

我听说啊,从古到今的皇帝,都有好有坏。出现吉利祥瑞,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德行;发生灾难变故,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这是天道的常理,也是帝王家常有的事。但是,就算吉利祥瑞接连不断,也不能骄傲自满;要是突然遇到灾难变故,也不能轻视慌张。

所以,殷商的宗庙里桑树谷子同时成熟,商王怀着恐惧反省自己,因为他的德行胜过了妖异之兆,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大业;而商纣王却因为雀鸟生下大鸟这样的祥瑞,就骄傲自满,结果因为他的骄傲胜过了祥瑞,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所以说,灾难变故的发生,是为了警醒贤明的君主,扶持他们的大业,让他们国运昌盛,不会衰败。

因此,必须敬畏上天,对天降的警告感到惊恐,约束自身行为,认真处理政事,战战兢兢,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化祸为福。以前,殷商的汤王亲自祈祷,就降下了甘霖;周成王认真反省自己的过错,就让狂风消散;宋公担忧荧惑守心的灾异,结果却享受了三舍之寿的福气;高宗因为雊鼎的异象而引以为戒,最终享有了百年的太平盛世。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啊。

皇上您自从即位以来,勤于政事,敬畏上天,祥瑞不断,这可不是我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最近宫里发生火灾,烧坏了宫殿,皇上一定很担心,百姓们也都很害怕。我仔细查阅了史书,《左传》上说:“人为的火灾叫火灾,天降的火灾叫天灾。”人为的火灾是因为人造成的,所以就叫火灾;天降的火灾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就根据它造成的灾害来命名。虽然名字不一样,但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

《汉书·五行志》也记载:“火失去了本性,就会从天上降落下来;如果火势蔓延,胡乱燃烧,就会烧毁宗庙,烧毁宫殿。”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就是天灾;胡乱燃烧的火,就是人祸。虽然起因不同,但造成的危害都是一样的。帝王的任何举动,都与天道和人事有关。天道是隐秘的,人事是显现的,但天道和人事是相互关联的,天理和人理是相通的。这次火灾,是工匠们不小心留下的火种引起的,他们本来没有纵火的意图;明堂是教化百姓的地方,也不是应该起火的地方。火势蔓延迅速,转眼间就酿成大祸,虽然是人为的,但也与天理有关。

我认为,火灾先是烧了麻主殿,然后烧到了总章殿,看来是想建佛舍,恐怕劳民伤财,却没什么益处。只要崇尚佛教的教义,它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何必还要修建华丽的佛殿呢?再说,佛舍建在明堂之后,又紧挨着祭祀牲畜的地方,而且规模宏大,工程量巨大,很难完成。建造佛像弘扬佛法,本意是为了造福百姓,但现在却耗费大量钱财,劳民伤财,反而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之前的大风刮倒了树木,已经是上天的警告;现在又发生火灾,更是人祸的体现。圣人的行动,必须借助天人和谐的力量,现在同时进行大型工程,又违背了天意和民意,后果是很明显的,恐怕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我觉得明堂是正南方向最尊贵的地方,皇帝住的地方,举行大典的地方,用来树立典范、施行政治的地方,诸侯朝拜的地方,神灵依附的地方。修建它可以说是大功一件,毁坏它可不是小事,不仅失去了祭祀神灵的地方,还伤了孝悌之情。皇上您之前下的命令,还强调要谨慎畏惧,大臣们理应战战兢兢,努力尽职,怎么能承蒙恩宠就沉迷享乐,安安稳稳地举行宴会呢?百姓们感激皇恩,看到灾后的变化都感到害怕,皇上您身体安康,这不是非常令人欣慰吗?但是火灾刚过,大家还很害怕,忧虑还没消除,就急着举行庆祝活动。我担心忧喜交加,会伤了情理。古话说:“可以忧虑却偏偏要快乐,这是自找麻烦。”古代发生火灾,要祭祀城墙四角。城墙四角是阴气聚集的地方,祭祀是为了祈求消除火灾。火是阳气,欢乐也是阳事,火灾刚过,阳气正盛,不应该再举行庆祝活动。我听说,灾难发生,即使圣人也不能幸免,只有修德才能避免灾难。皇上您下令广泛征求意见,允许大家陈述道理。可是左史张鼎却说:“现在火灾烧毁了王屋山,更加显示了大周王朝的祥瑞。”通事舍人逢敏也奏称:“弥勒佛成佛的时候,有天魔烧毁了他的宫殿,七宝台顷刻间就毁坏了。”这些都是谄媚荒谬的邪说,根本不是君臣之间应该说的正论。这会蒙蔽王化,对国家大事毫无益处。

天道虽然高远,但观察得越发细致;神灵的心思虽然寂静,但听得越发清楚。君王与百姓的关系,如同影子的相互影响。现在大风大火,灾难接踵而至,这确实是上天在警示皇上,告诫皇上,为了巩固伟大的基业,让皇恩泽被万世,永享天禄。我希望皇上您能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像渡过大河一样谨慎,像举行大祭一样庄重,仔细查明灾难的原因,详细了解灾难发生的缘由,不要糊涂了天意,而兴办一些不急需的活动。这样百姓才能蒙受恩泽,福禄无穷无尽,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武则天按照原来的规格重新建造了明堂,高度达到294尺,东西南北各300尺宽。一开始上面装饰着宝贵的凤凰,后来又换成了火珠。明堂下面环绕着铁制的水渠,象征着古代的辟雍(天子讲学的地方)。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新建造的明堂竣工,被命名为通天宫。四月初一,武则天亲自举行祭祀仪式,大赦天下,并且改元为“万岁通天”。第二天,武则天在通天宫的端扆殿接见群臣,命令官员宣读时令,向大家发布政令。

同年,武则天铸造了九个青铜鼎,代表九州,完成后放在了明堂的院子里,按照方位摆放。神都鼎高18尺,容量1800石;其他八个鼎,冀州鼎叫武兴,雍州鼎叫长安,兖州鼎叫日观,青州鼎叫少阳,徐州鼎叫东原,扬州鼎叫江都,荆州鼎叫江陵,梁州鼎叫成都,它们都高14尺,容量1200石。司农卿宗晋卿负责九鼎的铸造工作,一共用了567120斤铜。鼎上刻画着各州的山川物产图像,还请工部书人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人题字,左尚方署令曹元廓负责绘画。九鼎铸成后,从玄武门用人力拖进宫里,宰相、诸王以及南北衙的卫兵,总共十多万人,还有大牛、白象一起帮忙拉。武则天还自己作了一首《曳鼎歌》,让大臣们一起唱和。那段时间还打算铸造大型仪仗用的钟,为此收集了全国三品官员上交的金子,结果却没成功。

九鼎刚铸成的时候,武则天想用一千两黄金来镀金。但是纳言姚璹说:“鼎是神器,贵在质朴,不应该用其他东西来装饰。我看这九鼎本身就光彩夺目,五彩缤纷,哪里还需要用黄金来炫耀呢?”于是武则天打消了这个念头。同年九月,武则天又在通天宫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因为契丹被击败,九鼎也铸造成功,所以武则天再次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

圣历元年正月,武则天又亲自举行祭祀仪式并接受朝贺。之后,她下令规定每月初一在明堂举行告朔(祭祀月亮)的仪式。司礼博士辟闾仁谞上奏说:……

根据史书正史记载,皇帝每月祭祀告朔这事儿根本没有。只有《礼记·玉藻》里写着:“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 《周礼·天官·太宰》里说:“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 干宝注解说:“周朝正月初一,是告朔日。” 这就对应了《玉藻》里说的“听朔”。现在每年元旦,在通天宫接受朝拜,宣读时令,发布政令,九品以上京官和各州朝集使都列队在宫廷里,这就算完成了听朔的仪式,也符合《周礼》和《玉藻》的记载。

郑玄注解《玉藻》“听朔”的时候,因为秦朝的月令里提到五帝五官的事,就说:“凡是听朔,必须用特牲祭祀当时的帝和它的神,还要祭祀文王和武王。” 这是郑玄注解的错误,所以从汉朝魏朝到现在都没这么做。 《月令》里说“其帝太昊,其神勾芒”指的是宣布时令,告知百姓,只是在令文中提到帝和神而已。这是为了让人敬重时令,按时做事。每个月都有时令,所以叫《月令》,并不是说皇帝每月初一要祭祀祖先和五帝来报告情况。每月祭祀告朔,那是诸侯的礼仪。《春秋左氏传》说:“公既视朔,遂登观台。” 郑玄注解《论语》也说:“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祀叫做朝享。鲁国从文公开始就不视朔了。” 所以诸侯祭祀告朔的礼仪很清楚了。现在皇帝也这么做,这可是没听说过的。

郑玄说的祭祀的帝,指的是太昊等五个帝,祭祀的神指的是重黎等五行官。虽然他们都有功于百姓,列在祭祀典籍里,但没有记载皇帝每月祭祀告朔的。我们仔细查阅了《礼论》、《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都没有皇帝每月祭祀告朔的记载。如果说因为没有明堂所以没有告朔的礼仪,那么《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都记载了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这和《孝经》里“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一样的。既然没有明堂也记载了祭祀,为什么偏偏告朔的记载缺失呢?如果说君王有明堂就一定有告朔,那么周朝和秦朝都有明堂,但正史典籍里都没有皇帝每月祭祀告朔的记载。我们广泛查阅古今典籍,既没有这种礼仪,就不能盲目效仿。我们请求停止每月初一的告朔祭祀,以正国典。窃以为,天子尊贵,却用诸侯的礼仪,这不是所谓的颁布告朔、命令诸侯、让他们执行的道理。

凤阁侍郎王方庆上奏说:

按照古代的制度,明堂是天子处理政务的宫殿,用来顺应天时,统领万物,效法阴阳,恩泽天下。夏朝称它为世室,殷朝称它为重屋,周朝称它为明堂,这是三代不同的名称。明堂和天子太庙是连在一起的,天子祭祀祖先,并以此与上天沟通。明堂建筑群中,东边叫青阳,南边叫明堂,西边叫总章,北边叫玄堂,中间叫太室。虽然有五个名称,但以明堂为主。汉朝的大学者和儒生都认为明堂和太庙是一个整体。汉朝的左中郎将蔡邕也持同样的观点。从祭祀的角度看,它叫清庙;从正殿的角度看,它叫太室;从朝阳的角度看,它叫明堂;从设立学校的角度看,它叫太学;从环绕的水池的角度看,它叫辟雍。名称不同,但功能相同,这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孟春正月上辛日,在南郊接受一整年的政务总结,然后把这些政务放到祖庙里保存,每月取出当月政务在明堂处理。诸侯也在孟春之月朝见天子,接受一整年的政务总结,放到祖庙里保存,每月取出当月政务来执行。这样做是为了调和阴阳,顺应天道,这样就能避免祸乱和灾害。所以孔子赞扬说:“明王用孝道治理天下。”君主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叫做告朔;查看当月政务,叫做视朔,也叫听朔。虽然有三个名称,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现在礼官们说“经史正典中没有天子每月都要告朔的记载”。我仔细查阅了《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说:“闰月是多余出来的日子,天子不用在闰月告朔。”《左传》说:“闰月不告朔是不合礼制的。闰月是为了调整时间,时间是为了安排事务,事务是为了增进民生,民生的根本就在这里。闰月不告朔,就是放弃了政务。”根据这些记载,天子在闰月也要告朔。难道会有其他月份放弃这个礼仪吗?广泛查阅典籍,相关的记载非常清楚。怎么证明呢?《周礼·太史》的职能记载:“颁布告朔的命令给诸侯国。闰月,在王宫大门告朔一个月。”又《礼记·玉藻》记载:“闰月则合上宫门左边的门扉,站在里面。”这些都说明天子在闰月也要行告朔之礼。

礼官又说:“《玉藻》里写着:‘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里也说:‘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解说,‘周朝正月初一,是告朔日。’这就是《玉藻》里说的‘听朔’了。现在每年元旦,在通天宫接受朝贺,宣读时令,发布政令,九品以上京官和各州朝集使等等都列队在宫廷里,这‘听朔’的仪式就完成了,也符合了《周礼》和《玉藻》的记载。”

《礼论》啊、《三礼义宗》啊、《江都集礼》啊、《贞观礼》啊、《显庆礼》啊,还有那些祭祀的命令,都没有皇帝告朔这一说的。我仔细查阅了《玉藻》,上面写着:“天子戴着玄冕在东门外朝日,在南门外听朔。”郑玄注解说:“朝日,是春分的时候。东门、南门,都是指国门。明堂在国家的南面,每月按照当时的节气在明堂听朔,仪式结束后,回路寝休息。凡是听朔,都要用特牲祭祀当时的帝以及其他神灵,并祭祀文王、武王。”我认为现在元旦在通天宫接受朝贺,宣读时令、发布政令,这本来就是古代孟春上辛之日,将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藏于祖庙的礼仪,只不过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明堂颁布,道理很清楚,但现在还没这么做呢。所以就按照礼官的说法,暂时省略了这个仪式。

我查了一下《礼记·月令》,发现天子每个月都要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这些地方办公,这就是每月祭祀上天的“告朔”仪式。以前那些大学问家都说,天子一年要进明堂十八次:祭祀天地不用占卜,算一次;每月告朔,算十二次;一年四季迎接节气,算四次;如果那年要巡视各地,算一次。可现在礼官们却说,天子一年只在岁首进明堂一次,这和以前那些大学问家的说法不一样,我不敢苟同。

郑玄说:“凡是听取朔日(每月初一)的报告,就要告诉皇帝。”我觉得,告朔那一天,其实也是祭祀五方上帝中的一位。春天祭祀灵威仰,夏天祭祀赤熛怒,秋天祭祀白招拒,冬天祭祀叶光纪,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朔日则祭祀含枢纽,而且还要把始祖神也一起祭祀。人帝和这些神明都列在祭祀典籍里,也要在相应的月份进行祭祀。鲁国从文公开始就不重视朔日祭祀了,子贡看到这个礼仪废弛了,想把祭祀用的羊去掉,孔子却说,即使只留下羊,也能让人记得这个礼仪,要是连羊都没了,那礼仪就彻底废了,所以说:“你爱的是羊,我爱的是礼仪。”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汉朝继承秦朝灭绝儒学的状态,很多事情都是从头开始,明堂和辟雍这些古代的教育和祭祀场所,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汉武帝的时候,虽然在泰山修建了明堂,但没在京城建,所以就没有举行告朔的仪式。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当政,想恢复古代制度,才建起了明堂和辟雍。皇帝在明堂举行大祭,九百多位诸侯王、列侯和宗室子弟一起参加祭祀,结束后都得到了赏赐,比如增加田地、爵位,还有金银财宝、官职升迁等等,赏赐的多少不一样。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告朔的礼仪虽然还流传着,但是到了东汉,祭祀典礼也还是保留了下来。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祭祀五帝,还把光武帝也列入祭祀,每种祭祀都用一头小牛作祭品,演奏的音乐跟南郊祭祀一样。董卓迁都长安后,很多书籍典籍都毁掉了,告朔的礼仪从此就失传了。到了晋朝末年,连郊祀的马匹都找不到了,礼乐、服饰、制度,全都消失了。元帝渡江的时候,情况非常糟糕,礼乐制度南迁的很少,很多祭祀器具都损坏了,没有原来的样子了,国家大事都是临时决定的。既然明堂都没有了,更别说告朔的礼仪了。宋朝的何承天收集整理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写成《礼论》,虽然整理成书了,但很多事情还是不清楚。梁朝的崔灵恩写的《三礼义宗》也没有什么新的说法。《贞观礼》、《显庆礼》以及相关的祭祀法令中都没有提到告朔,大概是因为历代都没有传下来,所以相关的文字记载也就没有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原因,这些资料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礼官拿这些当作证据,我心里真的有很多疑问。

陛下您现在重建了明堂,遵循古代典籍,但是告朔的礼仪仍然缺失,为了遵循古制,应该补充完善。如果每个月都在明堂听政,事情也太多了,每月初一视察,恐怕不能取消。

皇上又命令奉常广召天下儒士,收集方庆、仁谞上奏的建议,讨论其中的得失。当时的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太学博士郭山恽说:“我们仔细查阅了《周礼》、《礼记》和《三传》,里面都有天子告朔的礼仪记载。天子向诸侯颁布告朔,秦朝实行焚书坑儒的暴政,导致告朔礼废除。如今明堂重建,总章制度重新确立,继承了上古百王的优秀传统,树立了万世遵循的宏伟蓝图。皇上这样做,上是为了祭祀祖宗,下是为了教化百姓,让人们了解礼乐,使社会达到和谐,从而避免灾害和祸乱。现在如果沿袭旧制,每月都举行告朔礼,这礼仪贵在适时而变,事情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我们建议采纳王方庆的意见,选择四季的孟月和季夏在明堂恢复告朔礼,向天下颁布。至于祭祀天地和神灵,也请按照方庆的建议,采用郑玄的解释,在明堂上祭祀五帝。这样,祭祀祖宗的礼仪就通达于神明,至孝的德行就光照四海。”皇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长安四年,朝廷开始规定:“元旦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暂停宣读时令。”中宗皇帝即位后,神龙元年九月,他亲自前往明堂举行祭祀,合祭天地,并以高宗皇帝配享。祭祀结束后,朝廷大赦京师。第二年,中宗皇帝入京,在季秋举行盛大的祭祀,又在圆丘举行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睿宗皇帝时期。

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了《九鼎铭》。其中《蔡州鼎铭》是天后武则天所撰写,铭文写道:“伏羲、神农开创了农业,轩辕、昊天应天顺时。唐尧、虞舜继承先业,汤、禹顺应时代潮流。天地光辉普照,天下太平繁荣。上天垂降恩泽,大唐正要建立稳固的基业。”紫微令姚崇奏道:“圣人开创盛世,祥瑞之兆必定显现。请将这铭文交给史馆保存。”皇上同意了。五年正月,皇上前往东都,准备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等人认为武则天修建的明堂与古代典章制度不符,上奏说:

明堂的建造,那可是由来已久啊!从古时候天象的启示,圣人们就效法它了。你看它最初的样子,不过是草柱茅草屋顶,形状上圆下方,仔细研究它的尺寸比例,都不会超过三乘七的范围;而它的方位,必定是在丙巳之地,这难道不是符合天心、遵循规律的地方吗?难道不是太微上帝的宫殿吗?所以说,它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名正言顺,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祥瑞,维护宇宙的和谐。

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典籍失传,很多东西都湮没无闻,想详细研究都难。汉武帝初期,想在长安城南建造明堂,结果碰上了窦太后不喜欢儒家学说,这事儿就搁浅了。到了汉孝成帝时期,又想在城南建明堂,讨论它的制度,却谁也拿不出主意。直到汉平帝元始四年,才在南郊建成了明堂,用来祭祀天地。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把它建在了国都城南。从魏晋一直到梁朝,虽然明堂的规模和制度有所不同,但它所处的位置,总是丙巳之地,这大概就是历代帝王都遵循的规矩吧。

高宗皇帝继位后,提倡节俭朴素,四面八方都太平安定。永徽三年,他下令礼官和学士们讨论明堂的制度,结果一群儒生争论不休,各执己见,很久都没能达成一致,最后不了了之。这可不是因为钱不够或者人力不足,而是因为周公和孔子的时代太久远了,当时的礼仪典籍也混乱不堪,没法效仿古制,万一违背了天意,难以成功,上天也不会保佑。

武则天当政后,凭借着皇室的权力,效仿汉朝和熹皇后的做法,决定在正阳门午门这个地方建造乾元大殿和承庆小寝。她觉得这里才是先帝处理政务的地方,象征着皇室的正统,也方便早朝祭祀。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正式使用,就下令拆掉重建。拆除后,竟然隐隐约约听到雷声,百姓们都认为这是上天警示的征兆。

于是,她便大兴土木,耗费大量国库的钱财,在南北两侧修建宫殿,建造规模宏大的天枢大仪。乾元殿的旧址上,又修建了高耸入云的楼阁。烟尘遮天蔽日,梁柱直插云霄,百姓们为此劳累不堪,这分明是上天的警告!旧址刚烧成灰烬,就又开始修建,而且地点还和以前不一样,根本没考虑上天的旨意,只是为了赶时间完工。这做法违背了古代的典章制度,上天也不会保佑。这就是不行的第一点。

再说明堂的建筑规范是:木头不能雕刻,土墙不能装饰。现在修建的明堂却完全违背了这些规范,过度雕琢,奢华至极。这就是不行的第二点。

皇帝居住的地方应该庄严肃穆,才能祈求上天的保佑。现在人神混杂,实在不合适。这就是不行的第三点。

何况,两京都是全国的典范,天子居住的地方却不在正阳门,而是在便殿处理政务,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应该仔细研究历史的记载,权衡利弊,对不合适的要修改,合适的就沿用,干脆取消明堂的名称,恢复乾元殿的旧名,这样既符合礼制,百姓们也熟悉。

最后,她下令相关部门仔细讨论后,再向她汇报。

刑部尚书王志愔他们上奏说,现在这个明堂的设置,其实不符合制度规定,建议改掉,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建成乾元殿。

然后皇帝就下诏说:“古代那些掌握国家大权、处理国家大事的人,哪一个不是既遵循天道,又顺应民心,根据情况灵活变通,增减调整以完成任务呢?再说,明堂的设立,是根据规制建造殿堂,用来祭祀神灵,光宗耀祖,用来处理政务,体现出君王的威仪,这是先王用来重视人伦、感化天地的一种方式。少阳之位有其尊贵之处,上天也会因此而欣悦,所以祭祀要庄重,礼仪要隆重。现在这个明堂,紧挨着宫殿,这样重要的祭祀,却显得不够庄严肃穆,如果违背了制度,又怎么能规范天下呢?因此,礼官博士、公卿大臣们广泛征求意见,效法古代,决定保留露寝的样式,不用‘辟雍’这个名称。改名为乾元殿,每次皇帝临朝都要按照正殿的礼仪进行。”

从那以后,皇帝在东都的时候,每年元旦和冬至都在乾元殿接受朝贺。秋季的大型祭祀,还是在圆丘举行。过了十年,又把乾元殿改回明堂,但是不再举行祭祀仪式了。

二十五年后,皇帝在西京,下诏让将作大匠康纻素去东都拆掉它。康纻素觉得拆除工程太费人力,于是上奏说先拆除上层,比原来的高度矮了九十五尺。 他又把柱子中间的木头去掉,在平座上建了一个八角楼,楼上有八条龙,腾空捧着火珠。 这个八角楼比原来的建筑更小,周长少了五尺,屋顶用的是真正的瓦片,目的是为了更加耐久。最后还是把它叫做乾元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