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字退之,是昌黎人。他爸爸仲卿,没做过什么官。韩愈三岁就没了爹,是跟着叔伯兄弟长大的。因为从小是孤儿,所以他特别努力学习儒家经典,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奖励他。在大历年间和贞元年间,当时的文风都崇尚古学,很多人都模仿杨雄、董仲舒的写作风格,而独孤及和梁肃的文章尤其被认为深奥精妙,在儒学界很受推崇。韩愈就跟着他们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一心想在这一代人中有所成就。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就拿着自己的文章四处投递给朝中的高官。当时的宰相郑余庆很欣赏他,于是韩愈就名声鹊起了,没多久就登上了进士榜。

宰相董晋到梁州做刺史,就把他招去做幕僚。董晋离任后,徐州刺史张建封又请他当自己的幕僚。韩愈说话很直接,从不回避问题,为人正直,但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后来他被调任四门博士,又升迁为监察御史。德宗皇帝晚年,朝政混乱,宰相权力受限。宫市(皇帝的私人买卖)弊端很多,谏官们多次上奏弹劾,但皇帝都不听。韩愈曾经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奏章,强烈批评宫市弊端,但皇帝还是不听,一怒之下把他贬到连州做山阳县令,后来又把他调到江陵府做个小官。

元和年间,韩愈被朝廷召回,做了国子博士,后来又升迁为都官员外郎。当时华州刺史阎济美因为公事把华阴县令柳涧停职,让他暂时管理府里的文书档案。过了几个月,阎济美卸任回京,柳涧就煽动老百姓堵住官道,要求阎济美支付之前拖欠的军费和徭役费用。后来新任刺史赵昌查明了柳涧的罪行,上报朝廷,柳涧被贬到房州做司马。韩愈当时出差经过华州,知道了这件事,他认为新任刺史和柳涧串通一气,就上书为柳涧辩护,但奏章被压了下来。朝廷派监察御史李宗奭去调查,查出了柳涧贪污受贿的证据,于是又把柳涧贬到封溪做尉。因为韩愈乱说话,他又被重新任命为国子博士。韩愈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却屡屡被排挤打压,于是写了《进学解》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文中写道:

国子先生一大早来到太学,让学生们都站在学馆底下,开始教导他们说:“学业要靠勤奋才能精进,玩乐就会荒废;行为要靠思考才能完善,随波逐流就会毁掉自己。现在正是圣明之君与贤臣相遇的盛世,国家治理的工具和方法都齐全了。要清除那些奸邪小人,提拔那些优秀人才。只要有一点儿善行,都会被记录在案;掌握一门技艺,就不会碌碌无为。我们要像爬梳罗网、剔除杂草一样,把学问打磨得光洁无瑕。那些有幸被选拔出来的人,谁能说他们多而不被重用呢?同学们,你们要担心的是学业不能精进,而不是担心上级官员不了解你们;要担心的是行为不能完善,而不是担心上级官员不公平!”

先生话还没说完,有个学生在下面笑着说:“先生您这是在骗我们吧!我跟随先生学习这么多年了,先生您整天都在背诵六经的经典,手不释卷地阅读百家之书。记述事情一定抓住要点,撰写文章一定探究其深奥的道理。您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得到,一点也不放弃。您常常挑灯夜战,一直勤奋到年老。先生您的学问,可以说是非常勤奋了。您批判那些异端邪说,排斥佛教和道家;您弥补学问上的漏洞,阐明那些深奥难懂的道理;您追寻那些已经失传的学问,独自广泛搜求,传承发扬;您像治理百川一样,把国家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先生您为儒学所做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大了。您沉浸在典籍的丰富意蕴中,吸收其中的精华,创作了许多文章,您的著作堆满了整个家。您上承尧舜禹的治世之道,博大精深,无边无际;研读《周诰》《殷盘》等典籍,文字艰涩难懂;学习《春秋》的谨慎严谨,《左传》的繁复铺张;学习《易经》的奇妙规律,《诗经》的正大与华美;下至《庄子》、《楚辞》,太史公司马迁的史书,以及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各有千秋。先生您的文章,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您年轻时就立志学习,勇于实践;长大后通晓各种道理,处事得体。先生您为人处世,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然而您却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您总是遇到挫折,常常受到责难。您曾经担任御史,却被贬到南方蛮夷之地;三次担任博士,却碌碌无为。您和仇敌作对,失败是迟早的事。冬天温暖却孩子哭喊着冷,丰收的年景妻子却哭喊着饿。您头发花白,牙齿脱落,最终死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您不知道这些,却反过来教导我们!”

先生说:“哎,你过来!你看啊,大木头做栋梁,小木头做椽子,那些支撑屋顶的构件,门窗上的各种木料,都用在合适的地方,最终建成房屋,这就是工匠的技艺啊。像玉屑、丹砂、赤箭、青芝、朱砂、马勃、烂鼓皮等等,各种各样的药材,都收集起来,随时备用,一点也不浪费,这就是好医生的做法啊。选拔官员,各种人才都有,有的灵活多变,有的刚正不阿,衡量他们的才能,选拔适合的人才,这就是宰相的策略啊。过去,孟子喜欢辩论,阐明孔子的道理,周游列国,最终客死他乡;荀子坚持正道,弘扬他的学说,逃离楚国的诽谤,最终在兰陵去世。这两位儒者,他们的言论成为经典,他们的行为成为榜样,虽然他们的际遇和性格不同,但都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可他们的遭遇却怎么样呢?现在你虽然学习很勤奋,但却不遵循正统;你虽然话说得多,但内容却没什么价值;你文章写得虽然很奇特,但却没什么实际用途;你为人虽然正直,但却不为众人所知。你每个月都花光俸禄,一年到头都把粮饷花光,你不会种地,你妻子不会织布,你带着仆人骑马出行,安安稳稳地吃喝,走着老路,东翻西找地抄袭别人的东西。然而皇上并没有惩罚你,宰相也没有斥责你,这难道不是你的幸运吗!你做事总招来诽谤,名声也随之而来。被闲置不用,这才是你应该有的结果啊。至于你总是算计钱财的多少,琢磨官职的高低,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还指责前人的缺点,这就是所谓的责备工匠不用小木头做柱子,而责备医生用普通的药材来延年益寿,想用珍贵的药材来取悦他。”

执政大臣看了他的文章后很同情他,因为他有史学才能,就把他调任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一年后,他又升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最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

没过多久,有人又出来攻击他,翻出他以前的事来说事,说他以前被贬官到江陵做个小官,荆南节度使裴均对他很优待,裴均的儿子裴锷为人粗俗,后来裴锷回京城看望父亲,柳宗元为他饯行,还叫他的字。这件事在朝中传开了,因此柳宗元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公元827年8月,宰相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同时兼任彰义军节度使,他推荐韩愈担任行军司马,还赏赐了韩愈金紫官服。淮州和蔡州平定后,同年12月,韩愈跟随裴度回朝,因为立功被授予刑部侍郎的职位,皇上还下令让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里大部分内容都是歌颂裴度。当时最先攻入蔡州,擒获吴元济的是李愬,他的功劳最大,但他对碑文里只字未提自己很不满。李愬的老婆出入皇宫,向皇上告状说碑文内容不实,皇上就下令把韩愈写的碑文磨掉。唐宪宗皇帝又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碑文,然后刻在石头上。

凤翔的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节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据说这佛骨有传承佛法的意义,三十年才开启一次,开启的时候,国家就会风调雨顺,百姓安康。公元829年正月,皇上派宦官杜英奇带着三十个宫女,拿着香花去临皋驿迎接佛骨。佛骨从光顺门进入皇宫,在宫里供奉了三天,然后才送到各寺庙去供奉。王公大臣和普通百姓都争先恐后地捐款施舍,生怕落后。甚至有百姓倾家荡产,甚至烧伤自己来表达虔诚,以求得佛祖的庇佑。韩愈一向不喜欢佛教,于是上书劝谏皇上说:

“陛下,佛教这东西,本来是夷狄之法,是从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上古时代根本就没有。想当初,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活得很长寿,可那时中国还没佛教呢!后来商朝的汤王也活了一百岁,汤王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书上没记载他们的寿命,但从他们的在位时间推算,他们的寿命应该也都在一百岁以上。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武王活了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些时候佛教还没传入中国,可见长寿可不是因为信奉佛教啊!”

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才开始传入中国,但他只当了十八年皇帝。之后朝代更迭频繁,国运都很短。从宋、齐、梁、陈到北魏,信奉佛教的风气越来越盛,但朝代的寿命却越来越短。只有梁武帝当了四十八年皇帝,他三次舍身布施供奉佛祖,祭祀祖庙也不用牲畜,每天只吃一顿素食。结果最后却被侯景逼得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了。他一心求佛保佑,结果反而招来了祸患。从这些例子来看,佛祖根本不可信,这已经很清楚了。

高祖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就想废除佛教。当时的大臣们目光短浅,看不清先王之道和古今的治国之道,不能深入探讨,发挥圣明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陛下您英明神武,数千年来从未有过能与您相比的君主。您即位之初,就不允许人们出家为僧尼道士,也不允许随意兴建寺庙。我当时以为,高祖皇帝的愿望一定会由您来实现。即使现在不能马上实行,也不能任由佛教日益兴盛啊!

现在听说陛下下令让僧人们从凤翔迎接佛骨,您还登上高楼观看,并把佛骨迎入皇宫,让各个寺庙轮流供奉。我虽然愚钝,但也知道陛下您并不迷信佛教,这样做只是为了祈求国泰民安,借着国泰民安的机会,满足百姓的好奇心,为京都的百姓提供一些奇异的景象和娱乐罢了。像您这样圣明的君主,怎么可能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呢!但是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被迷惑,他们看到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您是真心信佛。他们都会说,天子都如此虔诚地信奉佛教,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又怎么能吝惜自己的生命呢?所以就有人烧灼头顶,割断手指,成群结队地脱衣捐钱,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大家互相模仿,唯恐落后,老老少少都忙着去供奉,丢下了自己的生计。如果陛下不及时禁止,让这种风气蔓延到各个寺庙,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为了供奉佛祖而自残肢体。这会败坏社会风气,成为天下笑柄,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话说这佛祖,原本是外国蛮夷,跟咱们中国人语言不通,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他压根儿不懂什么先王的法令,也不遵守先王的规矩,更别提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了。就算他还活着,奉他国家的命令来朝见天子,皇上最多也就是接见一下,摆个仪式,赏件衣服,然后护送他出境,别让他迷惑了老百姓。更何况他已经死了很久了,骨头都烂了,又脏又臭的,怎么能放到皇宫里来呢?!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去别的国家吊唁,都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祓除不祥,才能去吊唁。现在却莫名其妙地把这脏东西弄来,皇上还亲自去看,连巫祝都没先请,桃枝也没用,大臣们也不说这是不对的,御史也不弹劾,我真是觉得丢人!恳请皇上把这骨头扔到水里烧掉,彻底解决问题,消除天下人的疑虑,也免得后代再迷惑。让天下人都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这难道不伟大吗?难道不痛快吗?如果佛祖真有灵,能作祟,那一切灾祸就冲我来吧,上天在上,我绝不后悔!

奏章递上去了,皇上气得不得了。过了一天,皇上把奏章拿给宰相们看,打算重罚韩愈。裴度和崔群赶紧说:“韩愈这次顶撞皇上,确实该受罚,但他要是心里没装着忠心,又怎么会不怕被贬官呢?恳请皇上稍微宽容一点,这样才能鼓励别人直言进谏啊。”皇上说:“韩愈说我太迷信佛教,我还忍了。但他居然说东汉以来信奉佛教的皇帝都短命,这也太尖锐刻薄了!他身为臣子,竟然如此狂妄,实在不可饶恕!”这下子,大家都很震惊惋惜,就连皇亲国戚也觉得韩愈的罪责太重了,纷纷为他求情,最后,韩愈被贬到潮州当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道:

我今年正月十四,皇上恩准我担任潮州刺史,当天就快马加鞭赶路了。一路走走停停,水路陆路加起来,走了好几万里的路程。我被派去的潮州,在广州的最东边。虽然说离广州大概两千里地,但来回一趟都要一个月以上。要过海口,还要走恶水,那海浪啊,又急又猛,根本没法算准什么时候能到,路上还可能遇到台风和鳄鱼,危险得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了。潮州靠南边的地方,靠近大海,涨潮的时候,海天一色,到处都是毒雾瘴气,每天都会发作。我从小身体就不好,现在都五十岁了,头发都白了,牙齿也掉了不少,估计活不了多久了。再加上我犯的罪这么严重,被贬的地方又这么偏远恶劣,我每天都又担心又害怕,感觉随时都可能死掉。我孤身一人,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住在蛮荒之地,跟那些妖魔鬼怪为伍。要不是皇上您可怜我,记挂着我,谁还会替我说句话呢?

唉,这路途之艰辛,环境之恶劣,想想都让人害怕。我年岁已高,身体又差,这潮州之行,简直就是去赴死啊! 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前途未卜,这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苦啊! 皇上,您的恩典我领受了,但我也实在担忧啊! 这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希望皇上能够体恤我的处境!

我这个人天性愚笨,对人情世故也不太懂,就只喜欢学习文章,没有一天停止过,所以当时的人也挺认可我的。不过说实在的,我的文章造诣也并非超群绝伦。但要说歌颂陛下的功德,那可是能和《诗经》《尚书》相媲美!我写下的诗歌,可以用来祭祀天地,歌颂泰山封禅的盛况,刻在白玉上流传后世;我将陛下开天辟地般的功绩,以及前无古人的伟业,都记录下来,放在《诗经》《尚书》里也不会显得逊色,放在天地之间也毫不逊色。就算古代的文豪们都复活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比他们差多少!

大唐王朝自受命以来,统辖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服从的。但是从天宝年间以后,政治有所松懈,文治武功都衰弱了。那些奸臣贼子,表面上顺从,实际上却阳奉阴违;父子相继为官,甚至祖孙三代都在朝中为官。就像古代的诸侯一样,各自占据一方土地,不朝拜也不进贡,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经过四位圣明的皇帝,传到陛下您手里,您亲力亲为,处理政务,平定叛乱,天下都归顺于您。现在正是应该创作乐章,来告慰神明;东巡泰山,向天帝宣告您的功绩,让您的功业万世流芳的时候。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可是我却犯了罪,被贬到海岛上,每天都忧心忡忡,如同面临死亡,根本没机会在朝廷上施展我的才能,只能绞尽脑汁,希望能弥补之前的过失。我心中充满了悲痛,死后也难以瞑目!我时刻仰望着皇宫,魂魄都飞过去了!恳请陛下您,如同天地父母一样,怜悯我吧!

宪宗皇帝对宰相们说:“我最近收到了韩愈从潮州发来的表章,想起他以前谏言佛骨的事,觉得他真是很爱护我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韩愈作为臣子,不应该说人主信奉佛教会短命这种话。我就是因为这个觉得他太轻率了。”皇上想重新启用韩愈,所以先跟宰相们提了提,看看他们的反应。可皇甫镈讨厌韩愈的耿直,怕皇上重新启用他,就抢先说:“韩愈这个人终究是太狂妄了,还是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吧。”于是,韩愈被任命为袁州刺史。

一开始,韩愈到了潮州,刚上任,就开始了解百姓的疾苦。老百姓都说:“郡西边的湫水里,有条鳄鱼,它自己生卵孵化,长好几十米长,吃了老百姓的牲畜,都快没东西吃了,所以大家都很穷。”

过了几天,韩愈亲自去看看,让判官秦济准备一头猪和一只羊,扔进湫水里,然后对着水念念有词: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驽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他念完咒语那天晚上,湫水里突然刮起了暴风雷雨。过了几天,湫水竟然干涸了,鳄鱼也搬到原来湫水西边六十里远的地方去了。从那以后,潮州人就再也没有受过鳄鱼的危害了。

袁州有个风俗,男女可以被卖身为奴,如果超过约定时间,就要把人赎回来,钱归买主所有。韩愈到任后,想办法把那些被卖的人赎回来,送回他们父母身边。他还废除了这个恶俗,不准再买卖人口了。

十五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后来又升迁为兵部侍郎。碰巧镇州发生了杀害田弘正,拥立王廷凑的事情,朝廷就派他去镇州宣读圣旨。到了镇州后,他召集了军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忠义和叛逆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他说话情真意切,王廷凑都被他严肃认真的态度给震住了。 之后,他又被提升为吏部侍郎。

后来又升任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因为他不按常规办事,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说自己这样做是奉了皇帝的旨意,并没有违反规定。李绅和韩愈的脾气都不太好,两个人互相弹劾,争论不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把李绅外放到浙西做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的职务,降为兵部侍郎。等到李绅要离开京城赴任时,他哭着向皇帝陈述情况。穆宗皇帝很同情他,就下令重新任命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也重新当上了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韩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朝廷追赠他礼部尚书的官职,谥号为“文”。

韩愈为人胸襟开阔,待人接物,无论自己荣辱兴衰,始终如一。年轻的时候,他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交情很好。孟郊和张籍当时名气还不大,韩愈不顾天气冷热,到处为他们向达官贵人推荐,最终张籍也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了仕途,获得了很高的官位。后来韩愈自己官位显赫了,每当公务之余,他仍然和他们一起谈笑风生,吟诗作赋,就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而对于那些权贵豪门,他却像对待仆人一样,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还很乐于提携后进,曾经收留过十多个学生,即使家里有时连早饭都吃不上,他也依然泰然处之,毫不在意。总而言之,他一生致力于兴起儒家道统,弘扬仁义,把这些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甚至还先后为十多个内外亲属和朋友家的孤女操办婚事,尽力帮助她们。

我一直觉得,从魏晋时期开始,写文章的人大多拘泥于对仗工整,而像《尚书》那样直指要害的风格,以及司马迁、班固那种豪迈的气势,都再也看不到了。所以韩愈写文章,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表达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来的读书人,都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谁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他为“韩文”。但是,韩愈有时候也恃才傲物,有时候又流露出孔孟的思想。比如,南方人胡乱说柳宗元是罗池的守护神,韩愈就写碑文来澄清事实;李贺的父亲叫晋,按理说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却为他写了《讳辨》,让他得以参加考试;他还写了《毛颖传》,内容荒诞不经,这都是他文章中比较大的缺点。

当时都说韩愈擅长写史书,但他写的《顺宗实录》详略不当,叙事方面也欠缺取舍,受到了很多同代人的批评。穆宗、文宗还下诏让史官修改,当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都在朝中担任要职,很多官员都觉得这件事很难办。结果韦处厚另写了一部《顺宗实录》,只有三卷。韩愈的文集有四十卷,李汉为他写了序。韩愈的儿子韩昶,也考中了进士。

张籍,在贞元年间考中了进士。他性格比较古怪,善于写古体诗,有很多警策的诗句流传于世。他做过太常寺太祝,后来又升任国子助教、秘书郎。因为诗歌名扬一时,当时的达官显贵像裴度、令狐楚,以及和白居易、元稹齐名的文人,都和他交往,而韩愈尤其看重他。张籍后来又升任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最后做到水部郎中,然后去世了。人们都称他为张水部。

孟郊年轻的时候隐居在嵩山,被称为处士。李翱在洛阳做官,和他交往甚密。李翱向留守郑余庆推荐了他,郑余庆把他聘为宾客。孟郊性格孤僻,不怎么合群,韩愈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和他非常投缘,经常称呼他字“东野”,两人经常在酒席上互相唱和。后来郑余庆镇守兴元,又奏请朝廷让孟郊做从事,结果任命书还没到,孟郊就去世了。郑余庆给了他几万钱安葬,并且多年资助他的妻子儿女。

唐衢这个人啊,参加科举考试想当进士,考了很久都没考上。他挺有才华的,会写诗歌,而且诗里表达的情绪都很强烈。看见别人写的文章,要是觉得很悲愤惋惜,他就读完后一定会哭,哭得稀里哗啦停不下来。平时跟人说话聊天,一分别就放声大哭,哭声凄惨,听得人都忍不住跟着难受落泪。有一次他在太原做客,碰上当地军队的宴会,唐衢也参加了。酒喝多了,就开始谈论时事,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弄得大家都没兴致了,宴会只好提前结束。所以啊,大家都说唐衢哭得好。大诗人白居易还给他写了首诗,诗里写道:“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 这诗说得唐衢的名气有多大,大家都敬重他。可惜啊,他最后也没当上什么大官就去世了。

李翱,字习之,是凉武昭王的后代。他爸爸叫李楚金,是贝州司法参军。李翱从小就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知识渊博,喜欢研究古代文化,写文章讲究气势。贞元十四年,他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升迁几次,做到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年,又升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书请求取消太庙每月朔望的祭祀,朝廷让百官讨论这件事。大家根据《开元礼》的规定,说太庙一年要举行礿、祠、蒸、尝、腊五次祭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每月朔望都要在太庙供奉食物,后来就成了惯例。所以,每逢朔望日就不上朝,这跟大型祭祀一样隆重。李翱就这件事上奏说:

《国语》里说:当权者每天都要祭祀。《礼记》里说:帝王要设立七座祖庙,每个月都要祭祀。周朝的祭祀制度,有常祭、特祭、蒸尝等多种形式。汉朝把这些祭祀方法都混合着用了。这主要是因为秦朝焚书坑儒,导致《诗经》、《尚书》、《礼记》等典籍都被烧毁了;剩下的残篇断简,缺损严重,汉朝才开始四处搜寻收集。那些先前的儒生们,为了解释这些残缺的典籍,就各自发挥,都打着古代圣贤的名义,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所以记载的内容就各有不同了。古代的祖庙里,有寝殿,但并没有在墓地进行祭祀;秦汉时期才开始在帝王陵寝旁边修建寝庙,并在那里进献祭品。后来的朝代都沿袭了这种做法,没有改变。《贞观礼》和《开元礼》里都没有记载宗庙每日祭祀、每月祭祀的礼仪,因为每日祭祀、每月祭祀,已经在陵寝里执行了。所以太庙里,每年只有五次大祭和六次告祭而已。要不然的话,房玄龄、魏徵这些人都是一代名臣,他们精通经史子集,难道没看到《国语》、《礼记》里记载有每日祭祀、每月祭祀的说法吗?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古代的祭祀制度说法很多,因为秦朝把书都烧了,留下来的资料残缺不全,所以后人解释起来说法不一。 汉朝以后,祭祀都在陵寝进行,所以太庙的祭祀次数就少了。那些懂经史的大臣不可能没看到古书上说要日祭月祭,所以太庙祭祀次数少,是制度的改变,不是因为不知道古制。

咱们先说太庙的祭祀,那祭品啊,从三代以来就讲究诚意,那是规矩。可陵寝的祭祀,用的都是平常的饭菜,这规矩是从秦汉时期就有的,是讲究个味道。现在咱们每月朔望都在太庙祭祀,用的都是平常的菜,却讲究种类多,这合适吗?这跟古礼说的“至诚的祭祀不讲究味道,只讲究气味”可不一样啊。《礼记》里记载,屈到这个人特别喜欢吃芰草,他生病的时候,把族里的长辈叫来,嘱咐他们说:“祭祀我的时候,一定要用芰草。”结果祭祀的时候,他儿子违背了父亲的遗愿,不用芰草,改用羊,还上了其他的祭品,结果大家还觉得挺好。这说明,祭祀祖先,最重要的是要合乎礼仪,而不是用活着的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来祭祀,这说明祭祀不重在食物本身的味道。那么,在太庙用普通的饭菜祭祀,是不是跟屈到的情况差不多呢?这可不是三代圣王做的事情啊!

再说,祭祀用的器皿也不齐全,祭祀的官员也不是三公,主持祭祀的只有宫里的官员和宗正卿而已,这叫上食?这能算祭祀吗?再说,每次在太庙祭祀,相关人员都要负责,祭文是这样的:“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这就是祭祀的祝文。祭祀前七天就要准备,太尉要在尚书省向百官宣誓:“某月某日要在太庙祭祀,大家都要各司其职,如果没做好,国家有法可依。”所有参与祭祀的官员,要提前四天斋戒,三天清修,才能参加祭祀。宗庙的祭祀礼仪,我们可不敢随便议论,就算有人懂,谁敢说话呢?所以,这种做法已经延续六十年了,一直没变。

现在圣上重视礼乐,所以我们这些臣子可以详细讨论一下。我们认为,《贞观礼》和《开元礼》里都没有太庙上食的记载,按照礼制来办,取消它就行了。至于陵寝的祭祀,我们可以参考《国语》和《礼记》里关于日祭、月祭的说法,沿用秦汉时期的制度,完善并保留它,以表达孝道。这样一来,就有经义可循,也不违背旧例。大礼明确了,也就不会再有争议,可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与其违背礼制,墨守成规,害怕改变,还不如顺应天理。

这位知礼的人,做事却总是不顺利。他性格刚直急躁,议论事情从不避讳。虽然当权者看重他的学识,但却讨厌他尖锐的批评,所以他长期得不到升迁。

他觉得史官记事不真实,就上奏说:“我侥幸担任史馆的笔史,负责修撰史书。劝善惩恶,秉笔直书,记载圣朝的功德,记述忠贤的事业,记载奸臣的恶行,流传给后世,这是史官的职责。一般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大家就不知道,以前都是向别人打听,再参考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谥号来作为依据。现在写生平事迹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门生故吏,都虚夸仁义礼智,胡乱说他们忠诚肃穆、仁惠温和。这不仅是他们用心不实,只是想在受恩的人面前虚伪地夸赞罢了。而且写文章的人,又不是游夏迁雄那样的大家,只注重华丽的辞藻而忘记了实质,沉溺于文辞而抛弃了道理。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失去了《六经》的古朴风格,记载的事情也并非像司马迁那样真实可靠。我现在请求,写生平事迹的人,只写事实,直接记载功绩。比如写《魏徵传》,只要记载他直言进谏的话,就足以体现他的正直;写段秀实,只要记载他倒用司农印追击叛军,用象笏击打朱泚,就足以体现他的忠烈。如果考核功绩要参考生平事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不能被认可。按照这个标准,考核功绩的部门就应该向太常寺和史馆查询,然后才能确定谥号。恳请您批准我的奏章,下发给考核功绩的部门。”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不久,他就担任了职方员外郎。十五年六月,他被任命为考功员外郎,并兼任史官。

他和李景俭关系很好。当初,李景俭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推荐他来接替自己的位置。等到李景俭被贬官后,七月份,他也被外放到朗州做刺史。没过多久,李景俭又当上了谏议大夫,他也被调回朝廷,担任礼部郎中。他自负于自己的才华和辞藻,认为自己应该担任知制诰的职位,因为长期未能如愿,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到中书省拜见宰相,当面指责李逢吉的过失。李逢吉没有和他计较。但他心里还是不安,就请求告假。一百天后,按照规定停职,李逢吉奏请任命他为庐州刺史。太和初年,他回到朝廷担任谏议大夫,不久又兼任知制诰。三年二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

一开始,谏议大夫柏耆要去沧州前线宣旨,翱当时还支持他这么做。结果柏耆因为擅自进入沧州而获罪,翱因为推荐柏耆而受到牵连,被降职为少府少监。没多久,他又外放出任郑州刺史。五年后,他又升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兼任桂管都防御使。七年后,调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后,被朝廷征召回京,担任刑部侍郎。九年后,又转任户部侍郎。同年七月,他被授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在会昌年间,他在任上去世,谥号为文。

宇文籍,字夏龟。他父亲宇文滔官职很低。宇文籍从小好学,尤其精通《春秋》。当时窦群被朝廷从隐士中征召为右拾遗,宇文籍就自荐代替窦群,从此名声鹊起。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宰相武元衡出任西蜀节度使,就奏请朝廷让宇文籍担任他的幕僚。宇文籍曾经在咸阳做尉,后来在史馆工作,和韩愈一起修撰《顺宗实录》,之后升任监察御史。

王承宗叛乱的时候,朝廷下令逮捕他的弟弟驸马都尉王承系,其中有一些宾客被错认。苏表上书献策,想用计策平定淮西,他把这个计策献给了宰相武元衡,但武元衡没采用。因为宇文籍以前是武元衡的幕僚,武元衡就让宇文籍去召见苏表审问他,宇文籍和苏表因此走得很近。武元衡很生气,就因为这件事把宇文籍贬官到江陵府做户曹参军。宇文籍到任后,节度使孙简很器重他,想让他兼任幕府的职务。宇文籍推辞说:“我因为朝廷的命令被贬官,也应该因为朝廷的命令才能升官。接受这种私下的恩惠和奖赏,不是我想要的。”后来宇文籍任期满后,连续被几个藩镇征召,后来回到朝廷,担任侍御史,然后升任著作郎,又升任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他和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一起修撰《宪宗实录》。不久,他以本官的身份兼任知制诰,之后升任库部郎中。太和年间,他升任谏议大夫,专管史书的撰写,同时辞去了知制诰的职务。

宇文籍为人清简淡泊,不善于与人交往,喜欢研读经史,擅长著述,但名声很高,受到同辈人的推崇。太和二年正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朝廷追赠他工部侍郎的官职。他的儿子宇文监,在大中初年考中了进士。

刘禹锡,字梦得,是彭城人。他爷爷叫云,他爸爸叫溆,做过州县里的官,他们家几代人都以儒学闻名。刘禹锡在贞元九年考中了进士,后来又考中了宏辞科。他精通古文,擅长写五言诗,写的现代文章也很有才华,文风华丽。他曾经在淮南节度使杜佑手下做事,担任记室,杜佑对他特别器重。后来跟着杜佑进京,做了监察御史。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关系很好。

贞元朝末年,王叔文在东宫掌权,很多年轻人为了升官发财都巴结他。刘禹锡尤其受到王叔文的赏识,王叔文把他当成宰相的接班人来培养。顺宗皇帝即位后,因为长期生病无法处理政事,宫里的文书诏令都由王叔文来草拟。王叔文还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叫进宫里,和他们一起商量国家大事,王叔文对他们的意见言听计从。刘禹锡后来升任屯田员外郎,负责管理度支盐铁事务,还兼任崇陵使判官。他当时有点恃权傲物,得罪了不少正直的官员。柳宗元看不惯武元衡,而武元衡当时是御史中丞,于是就让柳宗元调任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结党营私,扰乱朝政,不应该留在朝廷。窦群当天就奏请皇帝罢免了刘禹锡的官职。韩皋因为有强大的后台,没有加入王叔文的阵营,被外放为湖南观察使。他为人刚愎自用,盛气凌人,京城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只敢暗中议论,当时人们把王叔文、王涯、刘禹锡、柳宗元四人并称为“二王、刘、柳”。

王叔文集团垮台后,刘禹锡被贬到连州做刺史。还没到连州,又被贬到朗州做司马。朗州在西南边陲,民风淳朴,但地方闭塞,跟当地人没啥共同语言。刘禹锡在朗州待了十年,就靠写文章和吟诗作赋来排解郁闷,陶冶情操。那里的蛮族人很喜欢巫术,每逢祭祀活动,都要载歌载舞,唱一些土歌。刘禹锡有时候也参与其中,他就根据楚辞的风格,创作新的歌词教给巫祝们唱。所以,武陵溪洞一带的土歌,很多都是刘禹锡写的词。

一开始,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个人因为得罪了很多人,宪宗皇帝也很生气,所以才一再贬谪他们。朝廷还下令说“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准赦免他们”。但是朝廷上一些官员很欣赏他们的才华,想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逐渐启用他们。后来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使,朝廷下令让韩皋和刘禹锡等人都到偏远的地方做刺史。恰好武元衡在中书省任职,十几个谏官都出来反对,说不能再启用他们,这件事才作罢。

刘禹锡在湘州、澧州待了好几年,心里憋屈得很,闷闷不乐。后来他读了张九龄的文集,就写下自己的感想说:“人们都说张九龄在曲江做宰相的时候,曾建议把被贬的官员送到荒凉的地方,多把他们流放到五溪那种不毛之地。可我读了他的文章,从他做地方官开始,哪有抱怨瘴气之苦的呢?即使后来他辞官退隐荆州,也并没有流露出被囚禁的苦闷。他借用鸟兽的形象,寄托情思于草木之中,他的作品充满了郁闷之气,和古代的骚人有着同样的风格。唉,我一个出身偏远地区的人,一失意就受不了,更何况是像我这样出身名门望族的人,非要把我贬到那种荒凉的地方才能痛快吗?那些人说张九龄是忠臣,认为他识破了奸臣的阴谋,不愿和庸才同流合污,秘密地向朝廷进谏,即使是古代的圣贤也比不上他。但他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真是令人惋惜啊!难道是因为他心胸狭隘,得罪了人,才遭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即使他有再大的功劳也无法弥补吗?不然的话,袁安一句话就平反了楚狱冤案,他的子孙后代因此四代都受到朝廷的恩宠。拿这两件事相比,难道上天也会冤枉好人吗?”

元和十年,刘禹锡被从武陵召回京城,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到郎署做官。这时,刘禹锡写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中讽刺意味很浓,执政者很不高兴,又把他贬到播州做刺史。圣旨一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就上奏说:“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现在播州在西南边陲,地处偏远,是猿猴居住的地方,人迹罕至。刘禹锡确实该受处罚,但是他年迈的母亲肯定走不动,如果把他发配到那里,母子就要永别了,我担心会损害陛下孝顺的形象。恳请陛下开恩,稍微把他贬到近一点的地方。”唐宪宗说:“为人子女,凡事都要谨慎小心,总是担心给父母带来忧虑。现在刘禹锡犯的错,比别人更严重,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裴度无法反驳。过了很久,皇帝才缓和语气说:“我刚才说的是责备为人子女的道理,但最终还是不愿意伤及他的亲情。”于是,就把刘禹锡改贬为连州刺史。离开京城后,他又在多个州郡做了十几年刺史。

公元828年,刘禹锡从和州刺史的岗位上调回京城,被任命为主客郎中。他心里还记挂着以前的事,又写了一篇《游玄都观诗序》,序文中写道:“我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担任尚书屯田员外郎时,玄都观里还没有花草树木。那年我被外放去当连州刺史,后来又贬到朗州做司马。在那里待了十年,才被召回京城。大家都说有个道士在观里种满了红桃树,像清晨的霞光一样鲜艳,所以我写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没多久我又被外放做地方官,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才重新当上主客郎中。再次来到玄都观,却发现树木荡然无存,只有兔葵和燕麦在春风中摇曳,于是我又写了二十八个字,留待以后再来游览。” 他之前的诗里写着“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后来的诗里则写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人们都赞赏他的才华,却看不起他的为人。

刘禹锡非常生气,他特别恨武元衡和李逢吉,而裴度多少了解一些他的情况。太和年间,裴度在中书省任职,想提拔刘禹锡当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书)。但当权者听说过《游玄都观诗序》的事,对他更加不满了。刘禹锡后来官职不断升迁,做到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裴度不再执政后,刘禹锡就请求到东都去工作。最终,因为他恃才傲物,性格狭隘,没能长期在朝中任职。六月,他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并被赐予金紫(高级官员的服饰)。任期满了回朝后,他又被任命为汝州刺史,后来升迁为太子宾客,并到东都任职。

刘禹锡晚年跟白居易关系特别好,他们的诗文水平,当时没人能比得上。他们经常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把他们的诗歌收集起来,还写了篇序,里面说:“彭城刘梦得,诗才真是豪迈啊!他的诗锋利无比,很少有人敢和他叫板。我自不量力,常常和他较劲。互相唱和就像声音一样要合拍,互相争胜就像力量要势均力敌。你一句我一句,真是停不下来。所以,我每次写诗之前,都要先打好草稿,草稿写好了就开始创作,创作完了文章也就完成了。一两年来,我每天都拿着笔墨,跟梦得互相唱和赠答,不知不觉就积累了这么多诗。太和三年春天之前,保存下来的诗就有138首。其他的兴之所至或者酒醉时随口写的,就不算在里面了。我让我的小侄子龟儿把这些诗整理成两卷,还抄了两份,一份给龟儿,一份给梦得的儿子仑郎,让他们各自收藏,放在他们家的文集里。我以前跟元稹唱和的诗也很多,大家都知道。我还开玩笑跟元稹说:‘我和你二十年来既是文友,又是诗歌上的对手,这真是幸运啊!也是不幸啊!因为吟诗作赋,可以抒发情怀,扬名立万,让我忘记了年龄,这真是幸运!但是江南的那些文人雅士,说起才子,都说是元稹和白居易,因为你,让我在吴越地区不能独占鳌头,这也很不幸!现在我老了又遇到了梦得,这不是更不幸吗?’梦得啊梦得,文章的精妙之处,莫过于诗歌。至于精妙和神韵,我可不敢和你比!像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句子,真是神妙啊!处处都有灵物守护着,又岂止是两家子弟私藏而已!”可见,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评价有多高。刘禹锡也写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之类的诗,江南的文人都认为是佳作,虽然他的官位不高,但很多达官贵人都和他交往。

开成初年,刘禹锡又当上了太子宾客分司,不久被任命为同州刺史。任期满了之后,他又被授予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的职位。会昌二年七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他的儿子刘承雍考中了进士,也很有才华。

柳宗元,字子厚,是河东人,是后魏侍中济阴公的后代。他曾祖父奭做过高祖朝的宰相,他父亲镇做过太常博士,最后做到侍御史。柳宗元从小就聪明过人,特别擅长写诗和辞赋,写作构思巧妙,跟古人相比毫不逊色,文字精炼细致,就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当时的人都非常推崇他。他考中了进士,写了宏伟的文章,被授予校书郎、蓝田尉的官职。贞元十九年,他做了监察御史。

顺宗皇帝登基后,王叔文和韦执谊当权,他们很器重柳宗元,柳宗元和监察御史吕温关系密切,经常在宫里一起商议事情。后来柳宗元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想重用他,可惜王叔文很快就被罢官了,柳宗元和另外六个人一起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没到任,又被贬到永州做司马。 他被贬谪流放,辗转于蛮荒瘴疫之地,饱受艰辛困苦,心中充满了忧郁和悲伤。他总是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写了十多篇赋,读的人都会感到悲伤和同情。

元和十年,柳宗元按照规定调任柳州刺史。这时,朗州司马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圣旨下来后,柳宗元对亲朋好友说:“禹锡他母亲年纪大了,现在要去蛮荒偏僻的播州,那是西南边远地区,来回要走几万里路,怎么能带着母亲一起去呢?如果母子分离,那可就永远见不到了。我和禹锡是好朋友,怎么能忍心看着他这样呢?”于是他立即起草奏章,请求把柳州给刘禹锡,自己去播州。恰好裴度也上奏了同样的请求,最后刘禹锡被调到连州去了。

柳州当地有个陋习,就是用男女做抵押借钱,到期不还钱就将人没收为钱主的奴隶。柳宗元废除了这个恶习,那些已经被没收的人,他还自己掏钱把他们赎回来,送还给他们的父母。江岭一带考中进士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也都纷纷来跟随柳宗元学习;凡是受过他教诲的人,都会成为名士。他的著作很多,名声很大,当时人都称他为“柳州”。他留下了四十卷文集。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柳宗元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的两个儿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负责料理他的丧事,并护送他的遗孀和孩子回到京城,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义举。

韦辞,字践之,祖上是洛阳丞韦召卿,他爹是做到侍御史的韦翃。韦辞年轻时凭借熟读两经就考中了进士,成绩还挺好,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唐德宗贞元末年,东都留守韦夏卿把他招过去当幕僚。后来,他一直在使府里当差,工作都做得挺出色,很受好评。元和九年,他从蓝田县令升任侍御史,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被贬到朗州当刺史,接着又贬到江州当司马。

过了几年,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韦处厚和路随这两个大佬因为名望很高,都在朝廷上担任要职。他们俩都很了解韦辞的才华和人品,就极力推荐他。于是韦辞被提拔为户部员外郎,然后升任刑部郎中,还被派去西北地区负责采购粮食。没多久,他又升任户部郎中,同时兼任御史中丞,还担任盐铁副使,之后又转任吏部郎中。唐文宗登基后,韦处厚当权,他正想整顿朝政,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于是就和李翱一起,把韦辞提拔为中书舍人。

韦辞这人啊,其实文风并不华丽,写作水平也就一般,但是为人做事很实在,在官场上也不拉帮结派。他和李翱关系特别好,两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为人比较随性,不怎么在乎名声。韦处厚为了改革而重用他,虽然当时有些争议,但韦辞自己也觉得整天琢磨写文章太累了,就想出去外放。所以,他就外放到潭州当刺史,后来又当了御史中丞和湖南观察使。他在湖南当了两年官,百姓都夸他治理地方有方。大和四年,韦辞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死后被追赠为右散骑常侍。

史书上说: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唐宪宗太和年间,在朝堂上凭借文学名声显赫的,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文章华丽精妙,知识渊博,文笔流畅,善于比喻,确实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人才。如果让他们来歌颂帝王的功绩,撰写皇家的文告,那就能与古代名家比肩,压倒同时代的所有人。但是,他们为人处世不够谨慎,跟一些小人交往密切,最终导致自己流离失所,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所以说,君子应该广交朋友但不拉帮结派,要时刻保持警惕,谨慎独处,韦辞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韩愈、柳宗元两位大文学家,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仍然坚持仁义;他们有志于匡正世风,想用儒家思想来教化百姓,但最终未能实现。至于他们批判杨朱、墨翟,反对佛教和道教,虽然在弘扬儒学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但也体现了他们作为正直士子的用心。

话说这篇文章啊,开头就来一句赞美之词:“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意思是说,这篇文章啊,简直是天地间最精妙的文章,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接下来,文章里提到了两个人,俞樾和张之洞,说他们写文章,那叫一个好,文笔犀利,内容深刻,就像是从古代典籍里学来的,字字珠玑。“愈、翱挥翰,语切典坟。” 这俩人写文章,那可是相当厉害!

然后,文章又讲到一些不好的例子,说有些人的行为就像“牺鸡断尾,害马败群”一样,自损其身,还祸害别人。 这比喻可真贴切,就像祭祀用的鸡,自己把尾巴弄断了,又像害群之马,扰乱了整个群体。

最后,文章点名批评了刘某和柳某两位先生,说他们走上了歧途,最终自食其果。“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这俩人啊,自己走错了路,最后害了自己,真是让人惋惜!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既赞扬了好的文章和写文章的人,也批评了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可谓是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啊!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 这开篇之语,更是点明了文章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