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人。他本来叫魏真宰,因为要避开武则天的母亲的称号才改了名字。一开始,他是太学生,很有志气,也不在乎能不能被推荐做官,好几年都没当官。那时候有个左史,是盩厔人,叫江融,写了一本《九州设险图》,书里详细记载了古今用兵打仗成功和失败的事,魏元忠就跟着他学习这些兵法。仪凤年间,吐蕃经常侵犯边境,魏元忠就跑到洛阳去上书,跟皇帝说用兵打仗该怎么选将领,哪些人行,哪些人不行,他说:
我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文治,一个是武功。但是文治武功虽然是两条路,但说到最终能打胜仗、控制住人,其实都归于一个根本。现在朝廷的政策已经传遍四方,皇上的威名远扬,朝廷倡导礼乐来教化百姓,训练军队来震慑敌人。但是那些谈论武功的人,只把骑射放在首位,却不考虑战略战术;那些谈论文治的人,只把写文章放在首位,却不考虑治国安邦的大事。大家互相攀比,追求名利,最终形成了浮夸的社会风气。我曾经读过魏晋时期的历史,总是看不起何晏、王衍整天只知道空谈玄理。最近我又看了齐梁的历史,虽然也有不少人才,但对国家安定有什么好处呢?从这方面来说,陆机写了《辨亡论》,却没能挽救河桥之战的失败;养由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却没能阻止鄢陵之战的溃败,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以前赵岐写过关于抵御外敌的论述,山涛也阐述过用兵的根本道理,他们都是运筹帷幄之中,暗合孙子、吴起的兵法策略。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话要说,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那么何晏、王衍这些人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我听说,人才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时代也确实需要人才,哪个时代不是人才辈出呢?哪个时代又会没有人才呢?所以,东西总有不用的时候,却没听说过哪一年完全没有东西;人才总有不用的时候,却没听说过哪一年完全没有人才。那些有志向的人,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想着建功立业,希望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所以班超扔下笔感叹,祖逖击楫起誓,这些都是有才能的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再说,知音难遇,英才难寻,那些怀揣着宝玉却沦落尘埃,拥有栋梁之才却困顿沟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只看到这些人的贫贱,却不知道他们的才能和谋略啊!所以汉朝重用韩信的时候,满朝文武都惊奇地嘲笑;蜀汉重用魏延的时候,群臣都怨声载道。唉,富贵的人容易做好事,贫贱的人难于建功立业,事情就是这样!
有些人在能够建功立业的时候,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策略,即使被当朝君主赏识,最终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那些贫贱之士就更不用说了!汉文帝时期,魏尚和李广都担任边疆将领,官至郡守。文帝不知道魏尚的贤能,把他关进了监狱;不知道李广的才能,不能重用他。文帝常常感叹李广生不逢时,如果他生活在高祖时代,万户侯算得了什么!李广的才能和气概,天下无双,匈奴都害怕他,称他为“飞将”,当时匈奴骑兵猖狂,正是他大展身手的时机。文帝却不能重用他,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他不了解身边的魏尚、李广的贤能,却远去思念廉颇、李牧。所以冯唐说,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重用他们,那离重用人才就更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疏远贾谊,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就是被君主赏识,却不能充分发挥才能的例子。晋朝的羊祜献计平定吴国,贾充、荀勖却阻挠他的计策,羊祜感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常常占十分之七八。”因为荀、贾的反对,最终没能大举出兵。这就是身处建功立业的时机,却不能施展抱负和策略的例子。而那些穿着布衣麻带的平民百姓,即使怀揣奇才异策,上书朝廷,早晨递交奏章,晚上能得到召见吗?这怎么可能呢!
我建议啊,好好查查朝廷内外,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看看有没有像羊祜那样有智慧,像李广那样有勇武的人,现在好多人才都被埋没了,没机会施展才华。希望皇上能下道宽大的圣旨,让他们都能说说自己的想法,别再像汲黯那样,有才能却郁郁不得志,死在淮阳;也别再像董仲舒那样,满腹经纶却只能屈居于诸侯王手下当个小官。
再说啊,我听说帝王的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要重视战略规划,而要做好战略规划,就必须依靠杰出的人才。咱们国家优秀的将领,那可是数不胜数啊!李靖打败突厥,侯君集灭了高昌,苏定方打开了西域,李勣平定了辽东,虽然他们都是凭借国家威势取得胜利,但他们的才能和实力也功不可没。古人说得好,“人各有其俗,政事有兴衰,军队有强弱,将领有能力高低”。从这来看,保卫边疆,建立功勋,全靠优秀的将领啊!比如赵充国征讨先零羌,冯子明讨伐南羌,他们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正是优秀将领建功立业的最好证明!但是,用兵打仗,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如果能用对人,就能摧毁敌人,镇压暴乱;如果用错人,就会亡国灭种。北齐的段孝玄说过:“掌握大军,就像端着一盘水,倾覆就在一瞬间,一旦失败,想停下来可就难了!”
所以说啊,周亚夫坚壁清野,挫败了吴楚联军;司马懿闭营不出,困住了诸葛亮,这些都是上上之策。他们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军之力取得胜利。可见,大将领兵打仗,智谋才是根本。汉高祖刘邦那样英雄豪迈,还说过“我宁可比拼智谋”;魏武帝曹操那样雄才大略,还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就算有项羽那样的霸气,袁绍那样的实力,但如果只会蛮干,不懂得运用智谋,最终都会失败,更何况是那些比他们还差的人呢!
首先,领导者和普通百姓,聪明人和愚笨的人,情况都不同,谋划多的人和谋划少的人,结果也不一样。所以魏国用柏直抵挡汉军,韩信却轻视他是个小人物;燕国任用慕容评抵抗秦军,王猛却说他是奴才。柏直和慕容评都是智勇双全的人,却遭遇了这样的评价。
那些资质平平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智谋,一旦担任了元帅的职务,就自以为很了不起,认为自己所向披靡,却不知道战争需要果断勇敢,还需要懂得《诗经》和《礼记》的道理!所以李信请求率领二十万大军单独攻打鄢郢,结果导致秦军受辱;樊哙想要率领十万大军横行匈奴,结果立刻就被季布打败了,这些都是事实。
现在朝廷用人,大多是将门子弟,或者是一些死节之家的后代被提拔重用。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才能和见识,即使尽心尽力,也难免失败,怎么能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呢?汉朝的马贤讨伐西羌,皇甫规就预言他一定会失败;宋文帝派王玄谟收复河南,沈庆之就预料他一定不能成功。谢玄以书生的身份,抵抗苻坚的百万大军,郗超却预言他一定会胜利;桓温率领几万军队,远征成都,刘真却长期预测他能取胜。虽然时代不同,但是人事是可以推断的,只要观察他们的锐气和谋略就可以了。
聪明的人会仔细分析,成败的迹象,一目了然。京房说过:“后人看待现在,就像现在的人看待古代一样。”那么古代的贤人和现在的贤人,想法有什么不同呢?在处理事情的关键时刻,大家都应该随机应变,建功立业,难道还要从古代寻找贤才,等待未来的天才吗?这就要说到知不知道,用不用了。那些建功立业的人,只说他们取得的成就,不说他们的出身;只说他们的能力,不说他们借助了什么。比如陈汤、吕蒙、马隆、孟观,都是出身贫寒,却功勋卓著,也没听说他们家族世代为将。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就像演奏琴瑟一样,如果音调不和谐,就要换掉琴弦重新调音,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所以,如果阴阳失调,就要提拔贤士为相;如果蛮夷不服,就要提拔士兵为将,这就是重新调音的道理。
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其中难道就没有杰出的人才吗?恐怕是还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又怎么会找不到人才呢?
话说,我听说啊,赏赐是礼仪的基础,惩罚是刑法的根本。所以说,重赏才能让谋士们尽心竭力,厚赏才能让忠义之士不怕死,刑罚公正才能激励君子,严惩才能让小人不敢犯错。所以说,赏罚是国家军队和政事的纲纪,是治理国家的良药。纲纪正了,各种事情自然就顺利了,良药用了,文武百官自然就听话了。可是,吐蕃那些人,乌合之众,根本不是什么厉害的敌人,薛仁贵和郭待封奉命出征,却没能鼓舞士气,乘胜追击,结果打了败仗。败仗打完后,他们也没能转危为安,立下新功,反而丢盔弃甲,逃跑了。幸好皇上宽宏大量,只免了他们的官职,但这国家要是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那还得了?皇上念着旧情,想看看他们的后续表现,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朝廷难道就只有这么一两个吗?再说,赏赐不能激励人,那就是止于善事没做好;惩罚不能警示人,那就是纵容作恶。仁贵自打在海东立下汗马功劳后,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绩了,整天沉迷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得无厌,现在还不处罚他,那就是纵容他继续作恶。我一个卑微的小官,管不着这些事,当然不是想挑拨皇上和仁贵的关系,也不是想故意让皇上厚此薄彼。我只是担心,如果刑赏制度出了问题,那百年之后,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我心里一直担忧的就是这个。
接下来,我再说说我的担忧吧。我听说啊,赏赐是礼仪的根本,惩罚是刑法的基础。所以,要重赏那些有才能的谋士,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要重赏那些忠义之士,让他们不怕牺牲;要让刑罚公正,激励那些正直的君子;要严惩那些犯错的小人,让他们不敢再犯。所以说,赏罚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是国家兴亡的药石。纲纪一正,国家大事自然就顺畅了;药石一用,文武百官自然就服从了。可是薛仁贵、郭待封两位将军,面对吐蕃这种乌合之众,却没能激励士气,乘胜追击,结果打了败仗,还丢盔弃甲逃跑了。皇上宽宏大量,只免了他们的官职,但国家要是处处是漏洞,那还得了?皇上念旧情,想看看他们的后续表现,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朝廷难道只有这么一两个吗?再说,赏赐不能激励人,那就是没做好;惩罚不能警示人,那就是纵容作恶。仁贵自从在海东立功后,就没啥实际功劳了,整天沉迷享受,贪得无厌,现在还不处罚他,那就是纵容他继续作恶。我一个卑微的小官,不敢多管闲事,也不是想挑拨皇上和仁贵的关系,更不是想让皇上厚此薄彼。我只是担心,如果刑赏制度出了问题,那百年之后,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我心里一直担忧的就是这个。
古人说:“国家没有赏罚制度,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明君主也不能治理好国家。”现在惩罚执行不力,赏赐也不可信,所以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最近的征战,赏赐的条例只是摆设,根本没有真正实行。”原因在于那些有才能的人不懂大局,担心赏赐有功之臣会耗尽国库,只顾眼前的小利,忘了长远的打算,这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再说,老百姓虽然地位卑微,也不能欺骗他们,他们盼望着恩泽,必须要有实际行动才能产生信任。既然有了承诺,就必须兑现,怎么能发布不可信的命令,设立虚假的赏赐呢?最近几次出兵毫无功绩,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要让人相信,关键在于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要让人执行,关键在于命令之外。”所以商鞅挪动木头来树立信用,曹操割发明法,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礼节,而是有其道理的。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赏赐就一直没有兑现,功劳也一直被搁置,几年过去了,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即使经过筛选,也无法彻底澄清。我认为这是因为官员不遵守法令,这种怠慢之风从京城就开始了,虚报功劳的原因就在于主管部门的失职。这种现象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尚书省里,却听不到处罚一个官员,杀一个办事员的消息,让天下人都知道,皇上怎么能照见远方却照不见近处呢!我们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万国景仰,文治是国家根本,四方效仿,规范事物,宣扬教化,治理好国家就靠这些了。所以,我冒着杀头的危险,反复陈述这些问题。
现在朝廷赏罚不明,大家都在说最近的战事,赏赐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兑现。这是因为那些有才能的人目光短浅,只顾眼前的小利益,怕赏赐耗尽国库,所以不敢尽力为国效力。这就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样,后果严重啊!而且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你不能光说不练,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才能让他们相信你。你不能光说要赏赐,却根本不兑现,这怎么能行呢?最近几次战争打得都不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人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商鞅挪动木头,曹操割发明法,都是为了树立信用,这可不是简单的礼节。自从苏定方、李勣打仗立功后,赏赐一直没发,功劳也一直没得到承认,好几年了,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即使清理了,也还是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是因为官员不遵守法令,这种坏风气从京城就开始了,虚报功劳,责任在于主管部门。这种事就在尚书省里发生,却没人受罚,让天下人都知道,皇上怎么能只管远方不管近处呢!我们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万国景仰,文治是国家根本,四方效仿,规范事物,宣扬教化,治理好国家就靠这些了。所以,我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
哎,镜子能照出人的模样,过去的事件也能让我们了解现在的情况。我学识浅薄,不敢谈论古代的事,就说说最近发生的事吧。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太宗皇帝看穿了他的奸诈,把他赶出了京城。“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饰智,以邀乾没,太宗审其奸诈,弃之都市。” 你看,他那点小伎俩就被皇帝识破了,直接被赶走了。
后来打高丽的时候,总管张君乂带兵打仗却裹足不前,结果被斩首示众。“及征高丽也,总管张君乂击贼不进,斩之旗下。” 我犯的错,比司马玄景还多;薛仁贵和郭待封他们战败的损失,比张君乂还严重。如果早点杀了薛仁贵和郭待封,其他的将领哪敢在后面犯错呢?韩非子说过:“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 虽然这句话说的简单,但道理却很深远。“韩子云:‘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 皇上您是不是太仁慈了点?公孙弘也说过:“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 我担心皇上您心胸不够宽广,过于仁慈,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会出大问题的。“公孙弘有言:‘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
现在的将领们,大多贪婪暴虐,只顾着吃喝玩乐,只想着发财,一点儿都没有赵奢、吴起那种散金养士的雄心壮志。就算出兵打仗,都是这种人,我担心平定吐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皇上听了我的话,很惊讶,就让我做了秘书省正字,还让我在中书省当值,在宫里侍奉皇上。没多久,我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
文明年间,我升迁为殿中侍御史。那一年,徐敬业在扬州造反,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带兵去讨伐,武则天让我监军。“文明年,迁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业据扬州作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 李孝逸到了临淮,偏将雷仁智却被徐敬业的先锋部队打败了,徐敬业又攻占了润州,然后回兵抵抗李孝逸。李孝逸害怕徐敬业的军队,就停下来不敢进攻了。
我告诉李孝逸说:“朝廷是因为您是皇室宗亲,所以才把这重要的军事任务交给你,天下的安危,就看您这一战了!现在天下太平很久了,突然听说有人造反,大家都竖起耳朵等着看您平叛呢!现在大军停滞不前,会让大家失望的,万一朝廷换将,您拿什么理由解释您的延误呢?您赶紧进攻,取得战功吧,不然,灾祸就要来了!” 李孝逸听了我的话,就整顿军队,准备进攻了。“孝逸至临淮,而偏将雷仁智为敬业先锋所败,敬业又攻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谓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亲,故委以阃外之事,天下安危,实资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狂狡,莫不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留而不进,则解远近之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公,其将何辞以逃逗挠之罪?幸速进兵以立大效,不然,则祸难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图进讨。”
老敬业带着兵扎在下阿溪,他弟弟敬猷率领一部分兵马逼近淮阴。元忠建议先打敬猷,其他将领都觉得不行,说:“不如先攻打敬业,敬业要是败了,敬猷不用打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要是先打敬猷,敬业肯定带兵来救,那咱们就变成腹背受敌了。”
元忠说:“不对,敌人的精兵强将全都在下阿溪,像蚂蚁一样聚集在那里,他们肯定想着一举定胜负。万一我们打输了,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敬猷本来就是个无赖混混,没怎么打过仗,兵力又少,士气也不稳,咱们大军压过去,肯定能拿下他。打败敬猷后,我们乘胜追击,如果敬业来救淮阴,路程上就来不及了,而且他还得担心我们会直接攻打江都,肯定会在半路上设伏拦截我们。他们会疲惫不堪,而我们则可以从容应对,打败他们肯定没问题。这就像追捕野兽一样,先抓住弱小的,哪能放弃肯定能抓到的弱兽,而去对付强大的敌人呢?我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
孝逸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带兵去打敬猷,一场战斗就打败了敬猷,敬猷逃跑了。孝逸随后推进,和敬业隔着溪流对峙。前军总管苏孝祥被敌人打败了,孝逸又害怕了,想撤退。当初,敬业刚到下阿的时候,天上掉下一颗流星砸到他的营地里;现在,战场上乌鸦乱叫,元忠说:“你看,这都是敌人要失败的征兆啊!现在风顺,芦苇又干,正是火攻的好时机!”他坚决要求决战,最后终于平定了敬业的叛乱。元忠因为立功被提升为司刑正,后来又慢慢升迁到洛阳令。
周兴被抓进监狱,要被拉去菜市口砍头。武则天念及元忠平定敬业叛乱有功,特地免了他的死罪,改判流放到贵州。当时朝廷的旨意还没到菜市口,行刑的人就先让人喊话,监斩官赶紧让元忠起来。元忠说:“还不知道圣旨是真是假,怎么能轻举妄动呢?”他慢慢等着圣旨下来,这才起身谢恩。围观的百姓都感叹他临刑之际神色依然镇定自若。
圣历元年,武则天召他回朝,授任侍御史,很快又升迁为御史中丞。后来他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再次被流放到岭南偏远地区。 等他回来后,又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元忠前后三次被流放,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武则天曾经问他:“你几次都被人诬陷,这是为什么呢?”元忠回答说:“我就像一只鹿,那些陷害人的家伙就像猎人,他们只不过需要我的肉来做汤而已。这些人杀害我为了往上爬,我又有什么罪过呢?”
圣历二年,元忠被提升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任并州长史。没过多久,他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同时兼任洛州长史。他的政绩以清廉严明著称。在长安的时候,相王担任并州元帅,元忠是他的副手。当时奉宸令张易之经常纵容家奴欺压百姓,元忠就把他家的奴才打了,甚至打死了,那些权贵豪强都对他敬畏三分。当时突厥和吐蕃多次侵犯边境,元忠都担任大总管抵御外敌。元忠在军中,总是谨慎小心,固守不出击,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功,但也从未打过败仗。
中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元忠担任太子左庶子,负责辅佐太子。那时候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权势越来越大,朝中官员都巴结他们。元忠曾经跟武则天说:“我承蒙先帝的看重,又受到您的厚恩,如果我不尽忠报国,让那些坏人待在您身边,那就是我的罪过啊!”武则天当时就不高兴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因此怀恨在心。
后来武则天身体不舒服,张易之和张昌宗就诬陷元忠和司礼丞高戬密谋造反,说:“皇上年纪大了,我们应该拥立太子,号令天下。”武则天信了他们的鬼话,就把元忠抓进了监狱。她还把太子、相王和所有宰相都叫来,让张昌宗跟元忠当面对质,问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张昌宗又把凤阁舍人张说拉来,让他作证指控元忠。张说一开始假装答应了,但武则天后来亲自问张说的时候,张说就实话实说了,说元忠根本没说过那些话。武则天这才明白元忠是被冤枉的,但是因为张昌宗的面子,她还是把元忠贬到端州当了个小小的县尉。
中宗当了皇帝,当天就派人快马加鞭把元忠叫来,任命他做卫尉卿,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别。没几天,又升他当兵部尚书,权力和以前一样大。接着又升任侍中,还兼任兵部尚书。这期间武则天死了,中宗皇帝有点迷茫,好多事都不管,国家大事就全靠元忠一个人撑着好几天。没多久,元忠又升任中书令,还被封为光禄大夫,多次加封爵位,最后封为齐国公,还负责修国史。神龙二年,元忠跟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这些人一起,写了《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还编了一百二十卷的文集上交给皇帝。中宗夸奖他,赏赐他很多东西,还把他的儿子,原本在卫王府做个小官的,升为了任城县男。那时候元忠特别受宠,在朝中很有权力。
一开始元忠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就当过宰相,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清廉。这次他又当了宰相,全国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结果元忠却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搞在一起,打压那些有才能但没背景的人,根本没好好赏罚分明,也没好好治理国家,大家就开始对他失望了。四年秋天,元忠接替唐璟当了尚书右仆射,还兼任中书令,继续管着兵部尚书的事,还负责修国史。没过多久,元忠就请求回家祭拜祖先,皇帝特地赏赐他一件锦袍,一千两银子,还给他配了四个侍卫,还给他写了亲笔信,信里说:“穿着锦衣四处游玩,就在今天;把银子散给百姓做善事,也该是这个时候了。”元忠回到家乡后,竟然把银子藏了起来,一点都没拿出来接济乡亲。等他回朝后,皇帝还特意去白马寺迎接他,表达慰问,皇帝对他的恩宠真是到了极点。
话说那会儿,安乐公主偷偷地想把废太子(也就是节愍太子)弄下去,自己当皇太女。 中宗皇帝就把这事儿问了张柬之,张柬之坚决说不行,这事儿才算罢休。没多久,张柬之升了左仆射,其他的官职都跟以前一样。
张柬之心里一直看不惯武三思专权乱政,憋着一肚子火,想着怎么除掉他。三年秋天,节愍太子起兵要杀武三思,张柬之还有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他们,都暗地里参与了这件事。太子把武三思杀了之后,又带兵去皇宫门口,打算把韦后废掉,贬为平民。结果在永守门碰上了张柬之的儿子,太仆少卿张升,张升奉命跟着太子。太子兵马到了玄武楼下,李多祚他们却犹豫着不敢打,张柬之也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所以最后没成功,张升还被乱军给杀了。
后来,中宗皇帝觉得张柬之以前平定叛乱有功,而且高宗皇帝和武则天都对他很器重,所以就没因为张升的事儿怪罪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重用他。
那个时候,三思党羽、兵部尚书宗楚客和侍中纪处讷等人,又拿出证据指控魏元忠和他的儿子魏升,说他们跟废太子李重俊密谋造反,要求诛灭他们三族。中宗皇帝不同意。魏元忠害怕极了,心里不安,就上奏章请求退休。皇帝批准了,让他辞去左仆射的职务,授予他特进、齐国公的荣誉称号,让他在家养老,但仍然要参加朝会。
可是,宗楚客他们又提拔右卫郎将姚庭筠当御史中丞,让他弹劾魏元忠。就这样,魏元忠被贬到渠州当个小小的员外司马。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都听从宗楚客的指示,一起陷害魏元忠,只有中书侍郎萧至忠坚持认为应该从轻处罚。宗楚客非常生气,又派给事中冉祖雍和杨再思一起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谋反的大罪,就不应该再给他内地官职。”于是,魏元忠又被贬到更偏远的地方——思州务川当尉。没过多久,宗楚客又让御史袁守一上奏说:“武则天当年在三阳宫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内史狄仁杰建议陛下监国,魏元忠却密奏说不行。由此可见,魏元忠早就怀有反叛之心,请求严惩他!”
中宗皇帝对杨再思等人说:“依我看,这是袁守一搞错了。臣子侍奉君主,必须一心一意,哪有君主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让太子监国的道理?这是狄仁杰在徇私枉法,我看不出魏元忠有什么过错。袁守一拿以前的事情来陷害魏元忠,这算什么道理!”宗楚客他们这才作罢。魏元忠在前往涪陵的途中去世了,享年七十多岁。
景龙四年,朝廷追赠他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的官衔,还派人用灵舆把他送回老家。睿宗皇帝即位后,下令让魏元忠陪葬在定陵。景云三年,又下诏说:“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辅佐朝廷,深得民心,历事三朝,都尽心尽力。晚年被贬,实在冤枉。应该特别恢复他儿子魏晃的著作郎官职,并赐给他一百户的实封。”开元六年,追谥魏元忠为“贞”。魏元忠有两个儿子,叫魏升和魏晃。
韦安石,是长安万年人,他的曾祖父是周朝的大司空、郧国公韦孝宽。他爷爷韦津,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末期做过民部侍郎。隋炀帝去江都的时候,命令韦津和段达、元文都等人留在洛阳看守,还让他兼任民部尚书。后来李密逼近东都洛阳,韦津在上东门外抵抗。结果战败被李密俘虏了,等王世充杀了元文都等人,韦津却幸免于难。李密失败后,韦津回到东都,王世充称帝后,很器重他。洛阳被平定后,唐高祖因为和韦津以前就认识,就征召他做了谏议大夫,还兼任黄门侍郎。后来外放到陵州做刺史,最后死在那里。他父亲韦琬是成州刺史,叔叔韦琨是户部侍郎,韦琨的弟弟韦璲是仓部员外郎。
韦安石通过明经科考试入仕,一步步升迁到乾封县尉,苏良嗣非常器重他。永昌元年,韦安石升迁三次,做到雍州司兵参军,当时苏良嗣是文昌左相,他对韦安石说:“你这么大的才干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什么白白浪费在州县里呢?”于是特别向武则天推荐他,韦安石被提升为膳部员外郎、永昌县令、并州司马。武则天还亲自写了诏书褒奖他,诏书里说:“听说你在那里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好的政绩都体现在你的官职上,你的仁德和智慧都表现在你的治理上。你如此称职,让我非常欣慰。”没多久,韦安石就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后来又历任德州、郑州刺史。韦安石为人稳重,很少说笑,为政清廉严格,所以当地官员百姓都很敬畏他。
等到久视年间,他升迁为文昌右丞,不久又升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还兼任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他担任神都留守,同时兼管天官尚书省和秋官尚书省的事务。后来他和崔神庆等人一起担任侍读,不久又担任纳言。同年,他又加封检校中台左丞,兼任太子左庶子、凤阁鸾台三品官职不变。
那时候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都仗着皇上的宠信,专权乱政,安重荣好几次当面斥责他们,弄得张易之他们非常忌恨他。有一次宫里设宴,张易之竟然把几个蜀地的商人,什么宋霸子之类的人,带到面前来赌博。安重荣就上奏章说:“那些蜀地商人都是些下贱的人,不配参加这种宴会!”说完,他就转头让侍卫把那些商人赶出去。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武则天觉得安重荣说话很直率,心里很高兴,还特意鼓励了他。当时凤阁侍郎陆元方也在场,事后就跟别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啊,我们这些人根本比不上他!”
武则天有一次去兴泰宫,想走条近路,安重荣就上奏说:“俗话说‘千金之子,尚且有‘垂堂之诫’,何况是万乘之尊的皇上呢,更不应该轻易冒险。这条路才刚修好,地基还不稳固,皇上的銮驾要是从这里走,我们这些臣子可担待不起责任啊!”武则天一听,立刻就改变了主意,掉头回去了。没过多久,安重荣又上奏弹劾张易之兄弟的罪状。一开始,武则天还下令让安重荣和夏官尚书唐休璟一起调查这件事,还没调查完,就出事了。四年后,安重荣被外放到扬州大都督府当长史去了。
神龙年间,朝廷召他回朝,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同年,他又升迁为吏部尚书,再次参与政事。不久,他又接替张柬之担任中书令,被封为郧国公,因为之前在宫里当过官,还被赐予三百户的实封,并且兼任相王府长史。没多久,他又调任户部尚书,再次担任侍中,还负责修撰国史。中宗和韦庶人曾经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到安重荣家里做客,赏赐的东西多得数不清。还有一次,中宗去安乐公主城西的池馆游玩,公主准备了船只,想请皇上乘坐楼船,安重荣又劝谏说:“乘坐轻便的小船,在水面上漂流不定,臣担心这不太符合帝王的仪仗。”中宗听了他的劝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唐睿宗当皇帝后,任命他当太子少保,还改封他为郇国公。没多久,他又升官了,当上了侍中和中书令。景云二年,他又加官了,成了开府仪同三司,官位很高了。那时候太平公主跟窦怀贞他们暗地里图谋不轨,想拉拢安重荣参与。太平公主多次派她女婿唐晙去邀请安重荣到她家,但安重荣坚决不去。
睿宗皇帝曾经偷偷地召见安重荣,对他说:“听说朝中很多人都在支持东宫(太子),你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安重荣回答说:“陛下,您怎么能说这种亡国的话呢?这肯定是太平公主的计策。太子对国家有大功劳,为人仁慈贤明,孝顺友爱,天下人都称赞他,希望陛下您不要听信谗言,被迷惑了。”睿宗一听,吓了一跳,说:“朕知道了,你别再说了。” 没想到太平公主躲在帘子后面偷听了,就造谣生事,想把安重荣抓起来审问。幸好郭元振保护了他,才免于一难。
没过多久,安重荣升任尚书左仆射,还兼任太子宾客,官位依旧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虽然表面上很受宠信,实际上权力却被架空了。那年冬天,他被免去了知政事之职,改任特进,到东都洛阳当留守。安重荣的女婿,太常主簿李元澄,他老婆死了。安重荣的夫人薛氏怀疑李元澄以前宠幸的一个婢女毒死了她儿媳,虽然那个婢女早就嫁人了,薛氏还是让人把她抓来毒打致死。这件事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告发,安重荣因此被贬官,去了蒲州当刺史。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到青州当刺史。
话说韦安石刚在蒲州做官的时候,有个叫姜皎的太常卿找他办事,想让他帮忙走个后门。安石直接拒绝了,把姜皎给气坏了。
过了几年,到了开元二年,姜皎的弟弟姜晦当上了御史中丞,是个官儿不小。他翻旧账,说安石他们在当宰相的时候,一起参与了中宗皇帝留下的遗诏的事儿。当时,宗楚客和韦温把皇帝辅政的那些话给删掉了,安石没敢站出来反对。姜晦就让侍御史洪子舆去弹劾安石。洪子舆觉得这事儿都赦免了,不好再追究,就拒绝了。结果,监察御史郭震这小子,巴结姜家兄弟,越过程序直接上奏了。
皇帝一看奏章,就下令说:“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这些人,以前在先朝的时候,就靠着运气和关系,蒙受了很大的恩宠,在朝廷里待了很久,拉帮结派,搞得乌烟瘴气,路人皆知。景龙年间,朝政混乱,天下怨声载道,他们却没见有什么舍生取义、敢于直言的行为,反而跟着删掉了太上皇辅政的诏书,还支持韦氏临朝。后来虽然被贬官,又很快升了回来,本想让他们以此为戒,没想到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贪图荣华富贵。 所以,应该按照规定贬官!安石贬为沔州别驾,嗣立贬为岳州别驾,彦昭贬为袁州别驾,都是员外官。”
安石到了沔州后,姜晦又告状说:“安石以前负责修建定陵,贪污了官物!” 朝廷立刻发下文书,要地方官去查抄安石的家产。安石叹了口气说:“看来,他们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他气愤之下,就死了,享年六十四岁。开元十七年,朝廷追赠他为蒲州刺史。到了天宝年间,因为他的儿子韦陟官位很高,他又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郇国公,谥号文贞。他的两个儿子韦陟和韦斌,都很早就出了名。
殷仲卿家是关中有名望的世家,祖上几代都是衣冠楚楚的达官显贵,家世显赫。他父亲安金石晚年的时候生下了他,后来当上了并州司马。殷仲卿和弟弟殷斌从小就聪明过人,比一般的孩子强多了。殷仲卿从小就气质高雅,卓尔不群,他父亲安金石尤其疼爱他。唐玄宗神龙二年,安金石当上了中书令,殷仲卿那时才十岁,就被任命为温王府东阁祭酒,还被加封为朝散大夫,后来又升迁为秘书太常丞。他很有文采,擅长隶书,当时很多文人、才子都来拜访他。开元初年,他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非常尽心尽责,超过了礼仪的要求。之后,他闭门不出八年,和弟弟殷斌互相鼓励,一起钻研经典书籍,日夜不停,他们的文采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当时有名气的才子王维、崔颢、卢象等等,都经常和殷仲卿一起诗词唱和,互相往来。广平王宋璟见到殷仲卿后感叹道:“**盛德遗范,尽在是矣。**” 后来他做了洛阳令,又升迁为吏部郎中。
张九龄是当时一代文宗,当上中书令后,提拔殷仲卿做了中书舍人,和孙逖、梁涉一起负责起草文告,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件美事。后来他又升任礼部侍郎。殷仲卿很喜欢提携后辈,尤其重视文章写作。即使是那些后起之秀,他都能认真了解他们的才华。以前主管考试选拔的人,都只看重应试者一时的表现,就决定他们的考试成绩,这样很多有才华的人就被埋没了。殷仲卿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做法,然后让考生们自己展示他们的诗文才能,先进行一天的考试,了解他们的特长,然后再按照常规的流程进行考核,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了,他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后来他做了吏部侍郎,经常遇到有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情况,名额又少,选拔人才非常困难,真正有才华的人被挤掉了,而那些作假的人却混进来了。殷仲卿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作风严谨,只要发现有人弄虚作假,他就会严厉盘问,没有一个人不坦白认罪的。每年他都能查出几百个冒名顶替的考生,把这些名额留给那些真正有才华但被耽误的人。他经常对亲近的人说:“如果让我殷仲卿负责铨选一两年,那就没有人可以选拔了。”
他家底子厚实,住的房子又气派,很早就步入了仕途,身边伺候的人,包括宦官和门卫,都有十几个,衣食住行,医药用品,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就连车马和仆役,也和王公贵族家里的差不多。他自己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坐等当上三公(古代最高官职)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为人比较清高简朴,乐于提携后进,对那些同僚和朝中要员,根本看不上眼。但是,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无论对方地位高低,他都一视同仁。即使是穿着粗布麻衣的平民百姓,他也总是虚席以待,甚至会起身相迎,当时的人都非常敬重他。
李林甫嫉妒他,就把他外放到襄阳当太守,兼任本道的采访使,后来又调到陈留当采访使,还加封了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天宝年间,他继承了郇国公的爵位,因为牵连到亲戚的原因,被贬到钟离当太守,后来又再次被贬到义阳当太守。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到河东当太守,继续兼任本道的采访使。
十二年后,他进京参加考试,在华清宫。右相杨国忠讨厌他的才华和名望,害怕他将来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就拉拢了一个河东人吴象之,对他说:“你能让人告发张陟吗?我保你当御史。”吴象之说:“能。”于是他就告发张陟和御史中丞吉温勾结,想要图谋陷害朝廷,还诱骗张陟的侄子韦元志作证。张陟因此被贬为桂州桂岭尉,还没等上任,又被再次贬为昭州平乐尉。
正赶上安禄山叛乱,攻陷了洛阳,张陟的弟弟斌被叛军抓走了。杨国忠想诬陷张陟和叛军勾结,暗中派人监视他的住处,想让他忧虑而死。当地的一些名士劝张陟说:“以前张燕公被朝廷追杀,躲藏在陈氏家中,才得以保全性命。现在朝廷的诏令万一追来,谁敢替你说话?不如乘着小船,逃到千里之外的山洞里躲起来,等事情平息了再出来,岂不是更好吗?”张陟慷慨地回答说:“我为朝廷效力,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我一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既然是天命如此,我岂敢逃避惩罚?张燕公的计策,虽然用心良苦,但我实在惭愧,不能接受。”说完,他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然后就躺在床上不动了。
过了好几年,潼关丢了,肃宗皇帝在灵武登基。我被任命为吴郡太守,还兼任江南东道采访使。还没到任呢,肃宗就派宦官贾游拿着圣旨追我回去。还没到凤翔,就碰上江东的永王造反了,皇上让我去劝降他,还把我升为御史大夫,兼任江东节度使。
我呢,因为手下季广琛跟着永王去了江南,其实广琛也不是真心想反,我就怕他受牵连,所以就先跑路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好。后来我上表请求皇上,让广琛当丹阳太守,还兼任御史中丞和缘江防御使,这样才能安抚那些动荡不安的人。然后我和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一起到了安州。
我跟高适、来瑱说:“现在中原还没收复,江淮地区也乱糟糟的,老百姓心里慌得很,这关键时刻啊,咱们得拿出点儿办法来。要是不联合起来,互相约定好,向天下人表明咱们三个节度使一条心,齐心协力,那可就什么都干不成啦!”
我让来瑱作为地主,写了盟书,然后我们一起登坛发誓,说:“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来瑱,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我,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高适,奉着皇上的命令,各自镇守一方,团结一心,消灭叛贼,大家目标一致,没有二心。要是违背了这个誓言,就让全家老小都完蛋!皇天后土,列祖列宗保佑,都看着呢!” 我们几个说的慷慨激昂,都哭着流泪了,三军将士都被感动了,好多人都跟着哭。后来,江淮地区还立碑纪念我们这番忠义之举。
没过多久,朝廷就下令让李陟去行在(皇帝驻地)。李陟虽然接受了圣旨,领受了丰厚的赏赐,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担心路上发生变故,祸及自己。于是他想先去安抚一下郭广琛,然后再赴任,就派人先上表,说明情况的紧急性。
李陟马不停蹄地赶到历阳,找到了郭广琛,传达了皇帝的恩旨,慰劳并赏赐了他。李陟还把自己几匹私马送给了郭广琛,以消除他的疑虑。当天,李陟就前往行在,拜见了肃宗皇帝。肃宗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
这时,拾遗杜甫上表弹劾房琯,说他很有宰相的才能,但朝廷容不下他,奏章的语气比较迂回含糊。肃宗皇帝就让崔光远、李陟和宪部尚书颜真卿一起审查杜甫的奏章。李陟趁机上奏说:“杜甫弹劾房琯,虽然房琯因此被贬官,但杜甫的行为还是符合谏臣的职责的。” 皇帝因此就放过了杜甫。
当时朝臣上朝站队,很多人都没按规矩,甚至还有人互相哭丧着脸。因此,肃宗罢免了李陟的御史大夫职务,让颜真卿接替,李陟改任吏部尚书。此后,李陟处理那些受宠的官员,都按照刚上任时的原则办事,那些官员都害怕他,所以他的政令很难推行。后来因为宗室成员砍伐墓地里的柏树,李陟没能制止,被贬为绛州刺史。
乾元二年,李陟被召回朝廷,担任太常卿。吕諲再次担任宰相,推荐李陟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负责尚书省事务,还兼任东京畿观察处置等使。叛贼史思明攻打河洛地区,副元帅李光弼计划坚守河阳,命令李陟率领东京的官员进入关内避难,然后派兵驻守陕州。朝廷下诏提升李陟为吏部尚书,留守东京的职务不变,但命令他只到永乐,不许进京,等李光弼收复河洛地区后,再让他回到原来的岗位。
韦陟啊,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大家都觉得他将来能当宰相,可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两个家伙给挤兑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大乱,韦陟一直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能治理天下,结果却因为年轻人的诽谤和皇帝的怀疑,一直郁郁不得志。他常常唉声叹气地说:“我的理想难道就要到此为止了吗?有志难伸,难道真是天意吗?” 唉,真是让人惋惜!结果,他得了重病,上元元年八月,在虢州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朝廷追赠他为荆州大都督。
过了几年,永泰元年,朝廷下诏书说:“忠心耿耿的臣子,死后也要被追封,他忠于朝廷,行为端正,从不徇私舞弊,这都是朝廷的惯例。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京留守、兼判留司尚书省事、东京畿观察处置使、上柱国、郇国公韦陟,为人敦厚敏捷,正直方正,端庄严谨,弘扬典章礼仪,规范人伦道德,学识超过一般儒士,文章典雅大气。他曾经为朝廷出谋划策,保卫京都,守护边疆,使之安定巩固。然而,安史叛军残暴凶狠,逼近洛阳,他被任命在陕州、虢州一带负责防务,等待时机平叛。他刚刚得到朝廷重用,却不幸染病。我们正期待他能享尽天年,希望他能康复,没想到却突然去世,我们非常震惊和悲痛。我们将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以表达朝廷的恩典;追赠他更高的官职,以表彰他的功劳。”
太常博士程皓建议谥号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认为,忠是为国家献身,危难之际舍生取义;孝是侍奉父母,尽心尽力,这两种美德很难同时兼备,所以用“忠孝”来评价不太合适。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为此争论不休。右仆射郭英乂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请求按照太常寺的建议上奏朝廷。韦陟的儿子韦允同意了这个谥号。
张九龄的弟弟张斌,在景云年间,当朝宰相张说当政的时候,被任命为太子通事舍人。他从小就勤奋好学,爱好文学艺术,举止严谨,很有大臣的风范,和哥哥张陟齐名。开元十七年,司徒薛王业想把自己的女儿平恩县主嫁给他,因为张斌有才华有地位,皇上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张斌升迁为秘书丞。天宝年间初期,他又升任国子司业,当时有名的诗人徐安贞、王维、崔颢都特别敬重他。天宝年间,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同时兼任集贤院学士。他哥哥张陟之前也担任过中书舍人,没多久就升迁为礼部侍郎。哥哥在南省(礼部)工作,弟弟则负责起草文告。之后,张斌又改任太常少卿。
天宝五年,右相李林甫陷害刑部尚书韦坚,因为张斌和韦坚有亲戚关系,也被牵连贬官,先贬到巴陵当太守,后来又调到临安当太守,同时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张斌得到五品官职的时候,他哥哥张陟是河东太守,堂兄张由是右金吾将军,堂兄张縚是太子少师,他们兄弟四人同时位列朝堂,那场面真是衣冠楚楚,非常盛大,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攻陷洛阳,张斌被叛军俘虏,被伪朝廷任命为黄门侍郎,他忧愤成疾,最终郁郁而终。等到收复两京之后,肃宗在乾元元年追赠他为秘书监。他哥哥张说的兄弟张叔夏另有传记记载。他的从父兄张抗,以及他的从祖兄张巨源。
张抗,年轻的时候就考中了明经科,后来一步步升迁到吏部郎中,以清正廉洁著称。景云年间,他担任永昌县令,不依靠严刑峻法,政令却非常清明。在京城这样繁华又复杂的地方,他之前担任的官职,都能做到刚柔并济,像他这样的人很少见。没过多久,他升迁为右台御史中丞,百姓官吏都上书请求皇上留下他,但皇上没有同意,于是张抗在闹市区立碑,记载他为百姓做出的贡献。开元三年,他从左庶子调任益州长史。四年,他又回到京城担任黄门侍郎。
话说八年的时候,河曲那边胡康待宾这伙人造反了,朝廷就派张九龄去安抚他们。张九龄啊,他本来就不懂打仗,那些造反的也不怕他。结果他在路上磨磨蹭蹭的,还故意摔了马说自己病了,最后压根儿就没去贼人那儿,直接就回来了。没多久,他就升官了,当上了鸿胪卿,还代替王晙当了御史大夫,负责京畿地区的巡察工作。那时候他弟弟张拯是万年县令,兄弟俩都在朝廷里当官,当时好多人都羡慕他们呢。后来因为推荐御史的人选不合适,他就外放当了安州都督,后来又调到蒲州当刺史。十一年的时候,他又回朝当了大理卿,那会儿陆象先当刑部尚书,过了一阵子,张九龄还兼管吏部的选官事务。十四年的时候,张九龄去世了。他做官清廉俭朴,从不贪图钱财,去世的时候,丧事都差点办不起。唐玄宗听说他穷,特地派人送灵柩,把他送回老家安葬。朝廷还追赠他太子少傅的官职,谥号为“贞”。张九龄当京畿按察使的时候,他提拔了奉天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尉王冰、华原尉王焘这些人当判官和度支使,后来这些人个个都当了大官,所以当时的人都说张九龄有识人之明。
接下来说说巨源这个人,他是周朝京兆尹的曾孙。他爷爷匡伯继承了祖上的爵位郧国公,后来隋朝的时候改封为舒国公,官做到尚衣奉御。巨源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官职一路升迁,做到司宾少卿,后来又当了司府卿、文昌右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年的时候,他又升任夏官侍郎,还继续担任平章事。他办事能力很强,负责审查处理朝廷文书,下达命令征收赋税,虽然下面的人对他怨声载道,但也确实收到了不少成效。证圣年间,他外放当了鄜州刺史,后来又升任地官尚书、神都留守。长安二年,朝廷召他回朝,改任刑部尚书,还加封太子宾客的官职,再次担任神都留守。
一开始,(他)巨源当上了工部尚书,被封为同安县子。后来又升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位也升为郇县伯。当时,安石担任中书令,因为巨源跟安石关系密切,所以被罢免了知政事(的职务)。没过多久,巨源又当上了侍中、中书令,被封为舒国公,还被韦后认作是三等亲,说是兄弟,登记在册。这一年,巨源奉命和唐休璟、李怀远、祝钦明、苏环等人一起制定了《垂拱格》和《格后敕》,一共二十卷,颁布全国施行。当时武三思在贝州有几千户的实封地,那年贝州发大水,刺史宋璟建议免除租庸调和丁口的赋税。但是巨源认为,虽然庄稼被淹了,但是桑蚕还在,可以征收庸调,结果导致河朔地区很多人逃跑了。
景龙二年,顺天翊圣皇后衣服箱子里的一条裙子上出现了五彩祥云,过了很久才消失。巨源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祥瑞,建议向全国公布,皇帝就答应了。中宗还让画工画下祥云的样子给百官看,并且下令大赦天下,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都加封了邑地。当时中宗特别相信这些祥瑞之兆,巨源也跟着附和这些妖言惑众的事情。那一年,天上还有星星像打雷一样坠落,野鸡都叫个不停,这些都是不好的预兆。但是巨源却对此只字不提,因为他和韦皇后攀上了关系,一心巴结讨好,为了升官加爵,人们怀疑他是在效仿武则天。当时,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太常少卿郑愔、兵部尚书宗楚客、右补阙赵延禧等人,有的劝谏他,有的上奏章,揭露他利用祥瑞迷惑皇帝,拉帮结派,讨好权贵。明眼人都为此感到愤慨。
景龙三年,他当上了尚书左仆射,还兼管着政事。没过多久,又升任尚书令,还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继续负责修撰国史。
那时候国家要到南郊祭祀,巨源听从了韦后(武则天儿媳)的意思,和祝钦明一起建议,说皇后应该参与郊祀大典,最后就让皇后当了亚献,巨源自己当了终献,还让大臣的女儿当斋娘。后来韦氏家族出事,家里人让巨源赶紧逃命,但他却说:“我可是国家的重臣,怎么能听到出事就跑呢?”于是他走了出去,结果在都城的大街上被乱兵杀害了,那年他八十岁。
睿宗皇帝登基后,追赠他特进、荆州大都督的官职。太常博士李处直建议给巨源谥号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不同意,他说:“三思把他提拔为宰相,他又依附韦后,没有功劳却得到封赏,没有德行却享受高官厚禄,对同族的人就包庇像安石那样的人,对别人就依附像楚客那样的人,谥号他为‘昭’,恐怕不太合适。” 当初,巨源和安石轮流当宰相,当时人们就觉得他们关系不好,所以李邕才这样说。李处直还是坚持要按照之前的建议,谥号为“昭”。李邕又反驳说:
古时候给死人立谥号,是为了劝导后人,要杜绝小人行为,希望君子之风能够长久流传。所以,那些做好事的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不显贵,死后也会留下好名声,这就是贤达之士砥砺节操的体现;而那些做坏事的人,即使活着的时候很幸运,死后也会受到惩罚,这就是邪恶之人容易改变心意的原因。唉!巨源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道理,却听而不闻,与恶人同流合污,怀着欺骗皇帝的野心,参与了那些坏人的阴谋,在圣明的朝廷苟且偷生,贪图厚禄。他身为宰相,却不去辅佐朝廷,反而参与害人的勾当,当然会被鬼神惩罚;那些地位低微的人,没有受到朝廷的任命就擅自行刑,当然也会受到人们的惩罚。阴间和阳间的愤怒,由此可见一斑;天地之心,也由此显现无疑了。
话说那会儿,皇上重新掌权,功臣们辅佐朝政。没过多久,坏人就掌握了权力,那些奸邪之徒靠走后门升官发财,忠心耿耿的人却被贬到边远地区。巨源这时候正得势,权力很大。他和韦氏家族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却跟他们称兄道弟;对国家没啥贡献,却官位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这摆明了是暗中勾结宫里的人,巴结武氏家族,利用国家的势力,来破坏皇家的根基。这就是他的第一大罪状!
再说国家的大事,祭祀和军事,都要按照礼法来进行,在郊外祭祀天地,以此来表达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光宗耀祖,向全国展现国威。以往的祭祀大典,从没听说过有女人参与。可韦氏家族却心怀不臣之心,想自己当皇帝,甚至密谋加害皇孙,还跑到祭坛上模仿皇帝祭天仪式,接受所谓的“天命”。这简直是把家事看得比国事还重要,根本不遵守国家的法度。巨源之前就犯下过错误,韦氏家族后来又变本加厉,犯下更大的罪行。当时礼部侍郎徐坚、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彭景直等人也曾上奏弹劾,但都没被采纳。这就是他的第二大罪状!
后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先帝中毒身亡,这祸事来得蹊跷,韦氏家族正想篡位。他们的阴谋还没得逞,反叛之心却依然存在,犹豫不决,慌乱之中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这时,太平公主伪造了遗诏,上官昭容也参与其中,这才让当今皇上得以辅政,而韦氏家族也参与其中。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功亏一篑,这一切都是因为巨源在背后帮韦温,楚客又给巨源出主意,结果事情败露,大家互相惊恐,韦氏家族这才被赶下台。这就是他的第三大罪状!
有人说,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钱财聚集才能凝聚人心,要是抢了老百姓的钱,人心自然就散了;要是没有老百姓,国家还有什么依靠呢?巨源多次担任宰相,专横地搜刮民财,废除法令条例,崇尚残酷压榨,结怨天下,祸害百姓,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更何况,他以前在贝州做官的时候,正赶上长期阴雨,灾害频发。按理说,租税徭役应该减免,这在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规定。可是巨源却另起炉灶,认为即使庄稼歉收,没有粮食,但蚕丝和布匹还可以缴纳赋税。这导致河套地区的老百姓,以及沿海地区的男女老少,都不得不离开家乡,卖儿卖女,饥寒交迫,每天都为生存奔波。这就是他的罪过之一。
巨源出身名门望族,世代为官,曾经位居宰相,责任重大,享受着荣华富贵,却做出这样的事,现在却有人为他歌功颂德,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虽然当时没有采纳邕的建议,但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巨源和安石以及则天时期文昌右相关系很好,都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其他的亲属中做大官的也有好几十人。
赵彦昭是甘州张掖人。他父亲武孟,一开始靠打猎为生。有一次打猎打到很多肥美的野味,拿回家给他母亲吃,他母亲哭着说:“你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猎,我对你没指望了!”结果一口也没吃。武孟受到母亲的触动,发奋读书,最终通晓经史。考中了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还写了《河西人物志》十卷。
赵彦昭年轻的时候就以文采出名。中宗时期,他一路升迁,做到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还参与修撰国史,担任修文馆学士。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中宗派赵彦昭出使。赵彦昭觉得他已经身居高位,担心这次出使会影响他的地位,很不高兴。司农卿赵履温私下对他说:“您是国家的宰相,却去做一个普通的使臣,不觉得丢人吗?”赵彦昭说:“那怎么办呢?”赵履温暗中托安乐公主向中宗进言,把他留了下来,中宗就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代替赵彦昭出使。
唐睿宗当政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凉州都督,治理地方非常严格,手下的将士们都吓得战战兢兢的。后来他又当了宋州刺史,之后回到朝廷任吏部侍郎,接着又升任刑部尚书、关内道持节巡边使、检校左御史台大夫,官位越来越高。
他跟郭元振、张说关系很好。等萧至忠他们被杀头后,郭元振、张说就说他之前暗中参与了这件事,所以他因为这个“功劳”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封为耿国公,还赐给他一百户的实封田地。结果殿中侍御史郭震上奏弹劾说:“彦昭跟女巫赵五娘搞在一起,用巫蛊之术扰乱朝纲,还假借她跟自己家里的长辈关系,暗中互相勾结。因为赵五娘的关系,他步步高升。他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坐着车去赵五娘家,还带着老婆去拜访,表现得跟赵五娘母子情深似的。当时那些正直的官员都弹劾了他,虽然被稍微贬官了一点,可没多久又官复原职,甚至官位更高了。他们狼狈为奸,才走到这一步。现在天下太平了,国家也安定了,如果不处罚他,那法律还有什么威信?请求皇上把这件事交给紫微黄门处理,依法处置!”没多久,姚崇当了宰相,他非常讨厌这个人,于是就一再把他贬官,最后贬到江州别驾,没多久就死了。
萧至忠是秘书少监萧德言的曾孙。年轻的时候当过畿尉,因为为人清廉谨慎而有名。有一次他和朋友约好在一个路口见面,结果那天刮风下雪,天气非常寒冷,大家都赶紧躲到屋檐下避风寒。萧至忠却说:“难道跟人约好了时间,却为了图自己舒服而失信吗?”一个人坚持在原地等候,大家都非常佩服他。神龙年间,武三思专权,萧至忠依附他,从吏部员外郎一路升迁到御史中丞。后来又升任吏部侍郎,还兼任御史中丞。仗着武三思的权势,他掌管选官,谁也不放在眼里,贿赂请托一概不理,威风八面。不久又升任中书侍郎,还兼任中书令,权势达到了顶峰。
话说安国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哥哥,也就是节愍太子,干掉了武三思之后。武三思那些党羽,比如宗楚客和纪处讷,就指使侍御史冉祖雍告状说:“安国相王和镇国太平公主也跟太子一起密谋造反,请求皇上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
皇上中宗一听,就让至忠去调查这事儿。至忠哭着跟皇上说:“皇上您拥有整个天下,是尊贵的皇帝,难道连自己的弟弟妹妹都保护不了,还要听信别人的诬陷?国家兴亡,全系于此啊!我虽然愚笨,但私下里觉得皇上您不应该这么做。《汉书》里说得好:‘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希望皇上您仔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再说,以前武则天皇后想立安国相王为太子,相王好几天不吃东西,还亲自去迎接您,这诚心诚意,天下人都知道。所以冉祖雍他们说的那些,全是捏造的!”
皇上听了至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打消了抓人的念头。没多久,就把至忠升职为黄门侍郎,还让他兼任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啊! 至忠升官之后,还上书给皇上,提出了很多关于国家治理的建议。
我听说啊,皇帝要分派好官职,为百姓谋求好的治理,要治理好,就必须用贤能的人。要是用对了人,公务就能顺利完成;要是用错了人,官职就形同虚设。官职空着,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百姓就受苦,最终导致国家衰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选拔官员任命职务,那些当官的,有些是靠着特殊才能提拔上来的,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德行好才升迁的。都是因为依附权贵,互相吹捧,只要能得到官职就行,根本没有长远打算,上上下下互相蒙蔽,谁还敢说实话?
我听说啊,官爵是公家的东西,恩宠是私人的恩惠。恩宠可以用金银财宝、丰盛的饮食来表达,以维持私人情谊。但是,如果把公家的东西当成私人的东西来用,那公正的意见就无法实行,百姓就会疲惫不堪;如果因为小小的私心而妨碍了大公无私,那走后门的就多了,正道直言的人就少了,阿谀奉承的人会步步高升,君子之道就会消失,国家一天天衰败,最终走向崩溃,这都是因为当官的不是合适的人。以前汉朝的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官,明帝说:“郎官职位重大,要治理一方百姓,如果选错了人,百姓就会遭殃。”只给了她十万钱打发了。这就是至公无私的道理没有亏欠,私人恩情也没有改变,好的史官会据实记载,成为佳话,直到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呢。
现在官职设置太多了,冗员也多了好几倍,求官的人没完没了,一天比一天多。皇上恩赐很多,亲戚朋友的请求也多得没边儿,卖官鬻爵,徇私枉法。朝廷里,权贵遍地,官职越来越不值钱,赏赐却越来越多。那些贪图便宜的人,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根本不知道廉耻;那些正直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只能退避三舍。有才能的人不用,用的人没才能,这两件事一比较,十件事里至少有五件是这样。所以,人们不尽力做事,当官的也不是合适的人,想要治理好国家,真的很难啊!
我发现啊,现在很多当权者的子女,还有那些跟他们关系密切的大臣子弟,都占据着好的官职,这些人大多没什么真本事,就靠着家族关系互相提拔,空占着官位,享受着荣华富贵。《诗经》里说:“东边人的儿子,辛辛苦苦干活却没得到赏赐;西边人的儿子,穿着华丽的衣服;权贵家的儿子,却能轻易地进入高官行列。人们只看重他们的酒,不看重他们的水;只看重他们华丽的佩饰,不看重他们的才能。” 这说明了朝廷的用人制度不公平,很多官员尸位素餐,而那些权贵子弟却轻轻松松地占据着重要的职位,他们根本没有相应的才能,却打扮得光鲜亮丽。我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改革弊政,珍惜官职和赏赐,认真考察官员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官职不空缺,让有才能的人担任要职,把那些没本事的年轻人放到偏远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做到政令统一,赏罚分明,公正廉洁,不徇私情,这样天下才能太平。我看到永徽年间,宰相的子弟大多担任外地的官职,这并不是为了打压强大家族,而是为了淘汰不肖子弟,选拔贤才。我希望陛下能效仿前朝的典范,遵循圣贤的教诲,下令让宰相以下的所有官员的子弟都改任外官,让他们到各地为民服务,这样才能内外团结,天下太平。
我的奏疏没有被采纳。
第二年,我接替韦巨源担任侍中,继续修撰史书,后来又升任中书令。当时,宗楚客和纪处讷暗中图谋不轨,拉帮结派,韦巨源、世再思、李峤这些人为了自保,都唯唯诺诺,不敢匡正邪恶。而我却坚持正道,所以当时朝野上下都很敬重我,就连中宗皇帝也说:“在所有宰相中,我最欣赏张至忠。”韦庶人(韦巨源的弟弟)还把亡弟汝南王洵和我的亡女合葬,说是冥婚。后来韦氏家族败落,我挖开了坟墓,把女儿的棺木带回了家,这事儿被人拿来嘲笑我。我还把女儿嫁给了韦庶人的舅舅崔从礼的儿子。婚礼那天,中宗皇帝是萧氏(新娘)的婚主,韦庶人是崔氏(新娘)的婚主,当时人们都说:“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唐睿宗当皇帝的时候,景云年间,他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干得相当出色,名声很好。当时太平公主权势很大,苏颋暗中派人去跟太平公主打招呼,想回京城做官。后来诛杀韦氏家族的时候,苏颋的一个儿子在当千牛卫的时候,被叛军杀了。太平公主觉得苏颋肯定很怨恨,可以利用他,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苏颋被召回京城,先后担任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后来又升迁为吏部尚书。先天二年,他又当上了中书令。那一年,苏颋跟窦怀贞、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人一起,编纂完成了《姓族系录》二百卷,朝廷还为此赏赐了他,爵位和赏赐各有不同。
没过多久,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以及苏颋,还有户部尚书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人跟太平公主密谋反叛的事情败露了。苏颋赶紧逃到山里的一座寺庙躲藏起来,过了几天,就被抓住了,然后被杀头,家产也被抄没。苏颋虽然生活清廉节俭,但是为人比较孤傲,从不接待客人,他领的俸禄也没拿去接济别人。结果家产被抄没的时候,发现他家居然积攒了大量的钱财,所以他的名声一下子就臭了。他弟弟苏元嘉是工部侍郎,另一个弟弟苏广微是工部员外郎。
宗楚客是蒲州河东人,是武则天从父姐姐的儿子。他哥哥宗秦客,在垂拱年间暗中劝武则天造反称帝,因此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内史。后来他和宗楚客以及弟弟宗晋卿因为贪污受贿被揭发,被流放到岭南。宗秦客死在了岭南,宗楚客他们后来又被召回了京城。宗楚客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年间,他担任太仆卿。武三思得势后,提拔宗楚客当了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宗晋卿也升迁为将作大匠。后来,节愍太子杀了武三思后兵败,逃到鄠县,宗楚客派人追杀了他,还把他的头颅拿去祭奠武三思和崇训的灵柩。韦庶人跟安乐公主特别信任他,没多久,他就升迁为中书令。虽然宗楚客表面上依附韦氏,但其实另有图谋,他和侍中纪处讷狼狈为奸,所以当时人们都管他们叫“宗、纪”。
景龙年间,西突厥的娑葛和阿史那忠节关系不好,老是互相攻击,西边边境一直不太平。安西都护郭元振建议把阿史那忠节调到内地来,可宗楚客、晋卿、纪处讷这些人却收了阿史那忠节不少好处,上奏要出兵讨伐娑葛,根本不听郭元振的。娑葛知道后非常生气,带兵入侵,边境问题更严重了。
然后监察御史崔琬就弹劾宗楚客他们,说:我听说,四匹马拉的车,好的车夫才不会乱坐;对君主有二心的人,明智的君主绝不会姑息。我仔细查了宗楚客、纪处讷他们,这几个人性格险恶狡诈,野心很大,就仗着碰上了个好皇帝,一直都身居高位,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在朝廷里位高权重。可他们一点儿也不为国家着想,一点儿功劳也没立,反而专横跋扈,拉帮结派,根本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也不像个大臣的样子。他们偷偷跟西突厥人勾结,收受巨额贿赂;公开地袒护坏人,收受无穷无尽的贿赂。他们的丑事到处都是,坏事做尽人皆知。何况跟境外的关系,情况很难预测,现在娑葛造反,边境不安宁,都是因为这些坏臣子招惹来的祸患。那些敢说话的人,都害怕受牵连而不敢吭声。晋卿以前就当过大官,一直不忠诚,多次受到严厉处罚,都是因为贪财。现在他又当了大官,又得到很多恩宠,俸禄高,权力大,朝中没人能比得上他。但他一点儿也不悔改,还是贪污受贿,要是这样的人都能容忍,那还有谁不能容忍呢?我冒着风险直言不讳,就是要揭露邪恶,请求除掉这些害虫,来回应上天的旨意。宗楚客、纪处讷、晋卿这些人骄横跋扈,人神共愤,不处死他们,怎么能显示皇家的威严呢?我请求把他们抓起来,交给三司审问。
按照旧制度,大臣被御史弹劾,都要低头弯腰退出去,在朝堂上等候处罚。可宗楚客却怒气冲冲地走上前,说自己忠诚正直,是被崔琬诬陷的。中宗皇帝也没仔细查清楚,就让崔琬和宗楚客他们结拜成兄弟,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后来韦氏家族倒台,宗楚客和晋卿他们都被杀了。
纪处讷是甘肃天水人。他娶了武三思老婆的姐姐,因为这层关系,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太府卿。神龙年间,粮食价格飞涨,中宗皇帝就召见纪处讷,亲自问他原因。武三思就偷偷地让负责天文星象的右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和太史令傅孝忠上奏说:“那天晚上,摄提星进入太微垣,甚至到达了皇帝的座位。这是因为皇帝和大臣私下沟通,大臣能够进谏忠言,所以才会有这种天象出现。”皇帝信以为真,下诏书表彰纪处讷,赏赐他一套衣服和六十匹丝绸。没过多久,纪处讷就被提升为侍中,后来和楚客等人一起被杀头了。
史官评论说:中宗和睿宗在位的时候,政事根本不由自己做主,武则天当政时就已停止了朝会,韦后专权干政,这都是前车之鉴啊!当时奸邪之徒结党营私,宰相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顺从他们吧,怕名声不好;反抗他们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想要保全性命,又能坚持原则的人,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更何况像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迦叶志忠、崔玄暐这些人,行为并不完全正直,看不清形势,贪图富贵,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真是活该!而楚客、魏元忠、纪处讷这些阿谀奉承、残暴凶狠的家伙,最终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说明朝廷的政令还是有效的。
赞曰:为唐朝重臣,享受着唐朝的优厚俸禄。危急关头不能坚持原则,富贵荣华又有什么用呢?在中宗、睿宗两朝,一整个时代,奸邪之徒凶狠毒辣。他和前面几位大臣一样,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桓彦范,是江苏丹阳人。他爷爷桓法嗣,曾经做过雍王府的谘议参军和弘文馆的学士。桓彦范为人慷慨爽朗,年轻时凭借家族的荫蔽做了右翊卫。武则天圣历年间,他升迁到司卫寺主簿。当时纳言狄仁杰对他特别器重,曾经说过:“你的才能和见识如此出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不久,桓彦范就被提升为监察御史。
长安三年,他升迁到御史中丞;长安四年,又升任司刑少卿。当时司仆卿张昌宗因为让术士李弘泰给自己占卜有没有帝王之相,被御史中丞宋璟要求逮捕关进监狱,彻底查清他的罪行,但武则天没有同意。桓彦范就上书给武则天说:
张昌宗既没有德行也没有才能,却蒙受了巨大的恩宠,本应该兢兢业业,报答皇恩,怎么敢怀揣祸心,去占卜自己的帝王之相呢?陛下您因为长期以来对他的恩宠,不忍心重罚他;而张昌宗却因为犯下许多谋反的罪行,自己招来了祸患。这是上天降下怒火,并非仅仅是陛下要惩罚他。违背天意是不吉利的,恳请陛下您仔细考虑。看看他最初的奏章,就能预防事情败露。如果事情败露了,就说已经奏报过了;如果事情没有败露,就等待时机造反。这就是奸臣的诡计,迷惑圣上的心,如今他果真实现了阴谋,陛下您怎么能不仔细查明呢?如果张昌宗没有占卜这件事,奏章上报之后,他不应该再和李弘泰来往,还去修福,再想办法消除灾厄,这说明他一心想成功,根本没有悔改之心。即使奏报了,他的罪行也难以饶恕,如果这件事都能放过,还有谁可以处罚呢?何况这件事已经两次被揭露,天恩两次都宽恕了他,张昌宗认为自己算计成功了,人们也认为这是天命所归,这样一来,不用动用兵力,天下人都归顺他,到时万方都会讥讽陛下您纵容他造反。君主在位,臣子却图谋天命,这是十足的逆臣,不诛杀他,国家就要灭亡了。恳请陛下将此案交给鸾台、凤阁、三司共同审理,查清他的罪行。
奏章上去了,皇帝没批复。这时候,内史李峤等人也上奏说:“以前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犯上作乱,审讯判决,刑罚非常严厉,那些刻薄的官吏,滥用酷法。周兴、丘勣、来俊臣他们陷害的人家破人亡的,都应该给他们平反昭雪。”桓彦范也上奏请求,从文明元年以后犯过罪的人,除了扬州、豫州、博州三州和那些谋反的首领,其他人都赦免。前后一共上了十道奏章,言辞恳切,这才得到批准。桓彦范每次上奏,如果皇帝责问他,他脸色都不变,据理力争,而且还更加激烈。他还经常跟亲近的人说:“我现在担任大理寺卿,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绝对不能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假话,来保全自己。”
冬天的时候,武则天身体不适。张易之和他的弟弟张昌宗进宫侍奉,暗中图谋造反。凤阁侍郎张柬之和桓彦范、中台右丞敬晖等人一起商量计划要诛杀他们。张柬之立刻任命桓彦范和敬晖为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一起策划这件事。当时太子每天都在北门居住,桓彦范和敬晖因此有机会去见太子,秘密地把计划告诉他,太子同意了。神龙元年正月,桓彦范、敬晖、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军和一千多骑兵,在宫中讨伐张易之、张昌宗,并命令李湛、李多祚去东宫迎接太子。军队到达玄武门,桓彦范等人护送太子打开城门冲了进去,士兵们大声呼喊。当时武则天在迎仙宫的集仙殿。张易之、张昌宗在宫墙下被斩首,他们的哥哥汴州刺史张昌期、司礼少卿张同休也在府邸被斩首,他们的头颅都被悬挂在天津桥南。老百姓看到这一幕,都欢呼雀跃,庆祝这一天,甚至有人割他们的肉,一夜之间,尸体都被处理掉了。第二天,太子即位,桓彦范因为立功被提升为银青光禄大夫,拜纳言,赐勋上柱国,封谯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后来又改任侍中,这是按照新的官制来的。
彦范曾经上书,提出了几条关于时政的意见,大意是这样的:“以前孔子讲解《诗经》,从《关雎》开始,说后妃是人伦根本,国家兴衰的关键。所以,黄帝、尧、舜时代兴盛,是因为后妃贤德;夏桀跑到南巢,是因为宠幸妹喜而亡国;鲁桓公被灭,是因为迷恋齐国的美女。我观察到陛下每次上朝处理政事,皇后都要坐在殿上,隔着帷幔听政。我仔细查阅历代史书,发现帝王跟女人商量政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不是亡国就是身死,家破人亡。况且,阴气压倒阳气,违反了天道;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违反了人伦。违反天道不吉利,违反人伦不义。古人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来形容这种现象。《易经》说‘无攸遂,在中馈’,意思是说女人不应该参与国家政事。我希望陛下能认真思考古人的话,以国家社稷为重,以百姓为念,不要让皇后到正殿干预朝政,让她专心在后宫,好好修习妇德,这样才能巩固皇室的统治,江山永固。”
彦范这番话,其实就是劝皇上,别让皇后参与朝政。他举了好多历史例子,说历代昏君亡国,都跟宠信妃子有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他还搬出了孔子和《易经》,说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别管国家大事,这才是天经地义的。最后,他劝皇上,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老百姓,一定要让皇后安安分分待在后宫,别让她出来瞎掺和。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和《易经》里“无攸遂,在中馈”这两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彦范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皇上能重视这个问题,别因为皇后干政而毁了大好江山。
哎,有人说啊,京城里到处都在传,说那个胡僧慧范,假借佛教的名义,骗取后妃的信任,所以才能出入皇宫,搞乱朝政。皇上您还经常微服私访,多次去他那儿,上上下下都觉得不妥当,有损您的尊严。我啊,也听说过,要兴国治世,必须提拔好人;要国家安定人民安宁,最重要的是要铲除坏人。就像孔子说的:“‘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这慧范的罪行,跟这说的差不多。要是不赶紧杀了他,肯定要出乱子。除恶要从根本上解决,去掉坏人别犹豫,我真心希望皇上您能明智一些,早点把他贬官。 结果奏章没被采纳。
当时皇上还用墨敕任命那个搞方术的郑普思当秘书监,让叶净能当国子祭酒,彦范极力劝谏说这不行。皇上说:“既然要用他们,就不能轻易罢免。”彦范又说:“皇上您自从登基以来,就下诏说:‘军国政化,皆依贞观故事。’贞观年间,秘书监都是魏徵、虞世南、颜师古这样的人,国子祭酒是孔颖达。而像郑普思他们这种江湖术士,怎么能跟那些前辈相比?我担心大家会说皇上您用人不当,滥用皇权去偏袒私人。希望皇上您能慎重考虑一下。” 可是皇上还是没听他的。
那时候韦皇后把持朝政,武三思又暗中专权,他们一直对当初被武则天废黜的张柬之等人怀恨在心,又担心张柬之他们逐渐清除武氏家族的影响,于是就暗中策划报复。韦皇后深得皇帝的宠信,说什么皇帝都听她的,武三思又跟韦皇后私通,两人就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张柬之等人的坏话。皇帝最终采纳了武三思的计策,把张柬之升为扶阳郡王,敬晖升为平阳郡王,张柬之升为汉阳郡王,崔玄暐升为博陵郡王,袁恕己升为南阳郡王,还都给他们加了特进的官衔,然后让他们辞去宰相的职务。张柬之还被赐姓韦氏,让他和皇后同宗,还赏赐了他很多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和马匹。表面上看是升官加爵,实际上是夺取了他们的权力。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张柬之妻子的哥哥。张柬之被罢官后,上奏说自己之前和赵履温一起策划这件事,于是皇帝就召他做了司农少卿。赵履温感激张柬之,就送了两个婢女给他。等到张柬之被罢免宰相职务后,赵履温又把那两个婢女要了回去,这事儿当时被人议论纷纷,非常不好看。后来,赵履温被外放为洺州刺史,又调任濠州刺史。
两年后,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发现武三思和韦皇后私通,密谋要除掉他们。事情败露了,武三思诬陷王同皎说他要废掉韦皇后,而张柬之等人知道这件事。于是,张柬之被贬为泷州司马,敬晖贬为崖州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司马,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他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地方做官,之前的功勋爵位也都被剥夺了。张柬之也被恢复了原来的姓氏桓氏。
那一年秋天,武三思又偷偷地让人在天津桥上贴告示,污蔑皇后,要求废掉她。中宗一听就火了,立刻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查出幕后黑手。
李承嘉巴结武三思,就上奏说:“彦范和敬晖、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这些人指使别人偷偷贴了那告示。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废后,实际上是想危害皇上,请求灭他们全家!”皇上就按照李承嘉说的做了。
大理丞李朝隐却上奏说:“敬晖他们还没经过审问,不能马上就杀掉他们全家啊!应该派御史去调查他们的罪行,等调查清楚了再依法处置。”大理卿裴谈则上奏说:“敬晖他们就应该按照圣旨直接判罪,不用再等调查了,直接斩首,抄家!”
中宗采纳了裴谈的意见。但是,因为彦范他们以前得到过铁券,皇帝许诺过他们不死,所以最后只把彦范流放到瀼州,敬晖流放到崖州,张柬之流放到泷州,袁恕己流放到环州,崔玄暐流放到古州,并且终身监禁,他们的儿子们十六岁以上的也一起流放到岭南。
然后,中宗提拔李承嘉当了金紫光禄大夫,还封他为襄武郡公,韦氏又额外赏赐给他五百匹彩绸和一张精美的锦被。裴谈也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而李朝隐则被贬到闻喜当县令。
武三思还不放心,又怂恿节愍太子上书请求灭了彦范等人的三族。但中宗因为之前已经下过命令了,所以没答应他。
武三思仍然担心彦范他们会被重新启用,于是听从了中书舍人崔湜的计策,特意让崔湜的姨兄、嘉州司马周利贞代理右台侍御史,到岭南去,假传圣旨把他们杀掉。彦范在去流放地的路上,走到贵州的时候,周利贞在路上截住了他,让人把他绑起来,拖在竹筏上,活活折磨得皮开肉绽,最后才用棍子打死他,那年彦范五十四岁。
唐睿宗登基那年,也就是延和元年,恢复了桓彦范的官职和爵位,还特别把二百户的实封地还给了他的子孙。到了唐玄宗当皇帝,开元六年的时候,玄宗下了一道圣旨,说:“国家要建立起来,一定需要有辅佐的大臣;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全靠这些大臣们运筹帷幄,建功立业。所以,侍中、谯国公桓彦范,侍中、平阳郡公敬晖,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汉阳郡公张柬之,特进、博陵郡公崔玄暐,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等等,他们德行高尚,才能超群,品德像泰山一样高大,名字都写在预言书里了。他们尽心竭力辅佐皇帝,勤劳为国家效力,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谋划,完成了唐朝兴盛的使命。虽然他们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是他们的功劳却越来越显著,我们追思他们的功绩,更加感动。为了遵循历史的惯例,表彰他们的功德,让他们在太庙里列位,在明堂上受祭祀,正式执行从祀的仪式,光大他们的功业。他们都可以和中宗孝和皇帝一起在庙里接受祭祀,他们的子孙也要好好提拔重用。”到了建中元年,又追赠桓彦范为司徒。
敬晖是绛州太平县人。年轻的时候,不到二十岁就考中了明经科。圣历年间,他步步高升,做到卫州刺史。当时河北地区刚遭受突厥的侵扰,正值秋天,按理说应该抓紧收割庄稼,但他却下令加紧修城墙,敬晖一到任就说:“城池的坚固,关键在于粮食充足,怎么能放弃秋收去修城墙呢?”于是他下令停止修城,让大家抓紧收割庄稼,因此百姓和官员都称赞他。后来他又升迁为夏官侍郎,然后外放泰州刺史。大足元年,他升任洛州长史。武则天到长安,任命敬晖为副留守,负责长安的治安。他在任上以清廉干练而闻名,皇帝还特地派人给他送来慰问信和一百匹布料。长安三年,他被任命为中台右丞,还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
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他升任右羽林将军。因为参与诛杀张易之、张昌宗有功,被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又升任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邑五百户。没多久,又晋封为齐国公。武则天去世后,按照她的遗诏,他的食邑增加到七百户。 当时唐朝算是中兴了,武则天的那些亲戚都应该降爵,他和其他大臣一起上奏章建议,结果武氏宗亲们都降为了公爵。
武三思因此更加生气,就暗中唆使皇帝把他们这些人虚抬身份封为郡王,同时罢免了他们的知政事职务。 不过皇帝也赏赐了他们铁券,保证他们可以免死十次,并且规定他们每个月都要上朝。 一开始,他跟张柬之等人一起诛杀了张易之兄弟。洛州长史薛季昶就对他说:“虽然张易之兄弟死了,但是他们的党羽和势力还在啊!咱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把武三思那些人一起干掉,匡扶王室,安定天下!” 但是他和张柬之多次上奏说这样做不行,所以这事儿就算了。薛季昶当时就叹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了!”
第二天,武三思就利用韦后的势力偷偷潜入宫中,开始干预朝政,搞得天下人心惶惶。 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这都是他们的错。他们失去了权力,被武三思控制着,他经常唉声叹气,甚至因为焦虑而弹琴弹出血来。张柬之也感叹说:“皇上以前当英王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英勇,我们留下武氏宗亲,是想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再除掉他们。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唉,这事儿真是让人又气又无奈!因为郑愔以前被张柬之他们给弄下台了,所以三思(张说)就让他写奏章,把张柬之他们的罪行都抖搂出来。
皇上中宗下旨说:“武则天皇后当年身体不好,又操劳过度,那些坏蛋就趁机弄权。张柬之他们就借着起兵的名义,说要铲除妖孽,朕呢,就记着他们的功劳,给了他们很多赏赐,宠幸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功劳大,就想要权倾天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放在眼里,违背道义,简直坏透了!但是,考虑到他们之前也立过一些小功,朕就忍着,还封他们当了郡王,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没想到这帮家伙胃口越来越大,得寸进尺,失去权力后,就怨气冲天。他们跟王同皎偷偷摸摸地勾结,想在宫里搞事情,甚至想用兵攻打皇宫,废掉皇后,他们的那些阴谋诡计,真是让人听了都害怕!当时因为刚刚登基,为了稳定局面,朕就一直忍着,没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出去。自从王同皎被处死后,他们的罪行就更加清楚了,要是不把他们处理了,怎么震慑那些造反的人呢?他们的罪行很大,应该严惩,但是考虑到他们以前也立过一点小功,所以就从轻发落,贬他们到边远地区做官。张柬之贬为崖州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司马,……(此处省略其他人的贬谪)”
张柬之到了崖州,结果被周利贞给杀了。后来睿宗当了皇帝,又把这五个王(张柬之等人)的官爵给恢复了,还追封张柬之秦州都督,谥号肃愍。到了建中年间,又追封他为太尉。
他的曾孙张元膺,在开成三年,从太子通事舍人考试合格后,当上了河南县丞。
崔玄暐,是河北安平人。他爸爸为人谨慎,做过胡苏县令。他原名叫崔晔,因为名字里有个字跟武则天的祖先的名字谐音,所以改名叫崔玄暐。他从小就有学问,品行端正,深受他叔父,秘书监行功的器重。龙朔年间,他通过明经考试,后来升迁到库部员外郎。
他妈妈卢氏曾经这样告诫他:“我听我姨夫,屯田郎中辛玄驭说过:‘儿子当官的,有人来说他穷困潦倒,没法生活,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钱财充裕,穿衣戴帽、吃喝用度都很奢侈,那就是坏消息。’我一直很重视这句话,觉得它说得很有道理。我看到很多亲戚朋友当官后,都把钱财送给父母,父母只知道高兴,根本不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俸禄的剩余,当然也是好事。但如果不是正当所得,那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就算没有大罪过,心里难道不会感到羞愧吗?孟母不接受鱼干的馈赠,大概也是这个道理。你现在拿着俸禄,享受荣华富贵已经很多了,如果你不能忠诚廉洁,怎么能够对得起天地呢?孔子说:‘即使每天杀掉三牲来供奉父母,也算不上孝顺。’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疾病担忧。’你一定要修身洁己,不要让我失望啊!”崔玄暐一直遵守母亲的教诲,以清廉谨慎著称。不久,他被任命为天官郎中,后来升迁为凤阁舍人。
长安元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天官侍郎。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走后门拉关系,因此很受一些当权者忌恨。后来他被调任文昌左丞。一个月后,武则天说:“自从你调职以来,选官部门出了很多问题。听说令史们还为此设斋庆祝,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贪污啊!我现在要你回到原来的职位。”于是他又被任命为天官侍郎,还赏赐了他七十匹杂色丝绸。三年后,他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任太子左庶子。四年后,他升迁为凤阁侍郎,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的称号,仍然负责政事。在此之前,来俊臣、周兴等人诬陷好人,企图以此获得爵位和赏赐,因此被抄家的达数百户人家。崔玄暐据理力争,为他们申冤,武则天这才醒悟过来,下令赦免了他们。
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宋璟弹劾张昌宗图谋不轨,玄暐也多次直言进谏,武则天就让司法部门依法判决张昌宗的罪行。玄暐的弟弟玄升当时是司刑少卿,还请求判处张昌宗死刑。兄弟俩都这么正直。那时候,武则天身体不好,宰相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她。等武则天的病稍微好转一些,玄暐上奏说:“太子和相王仁义明智,孝顺友爱,完全可以侍奉皇上服药。宫廷事务非常重要,恳请不要让外姓人出入宫禁。”武则天说:“我很理解你的好意。”不久,因为玄暐参与诛杀张易之有功,被提升为中书令,封为博陵郡公。
中宗想让方术士郑普思担任秘书监,玄暐极力劝谏,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后来玄暐又晋升为王,被赐予四百户的实封,担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知都督府事。后来因为牵连被贬官,授任白州司马,在前往白州的途中病逝。建中初年,追赠太子太师。玄暐和弟弟玄升兄弟情深,对那些孤贫的子侄后代,都亲自抚养教导,当时非常受人称赞。玄升官至尚书左丞。玄暐年轻时很喜欢写诗赋,晚年觉得诗赋不是自己的强项,就不再写了,只专心致志地研究经史子集,著书立说。他撰写的《行己要范》十卷、《友义传》十卷、《义士传》十五卷、《文馆辞林策》二十卷的训注,都在当时流传。
他的儿子玄璩,因为文学才华而闻名,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玄璩的儿子玄涣,有单独的传记记载。玄暐的曾孙玄郢,开成三年,从商州防御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升任监察御史。
张柬之,字孟将,是襄州襄阳人。年轻时补任太学生,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尤其喜欢《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非常器重他。他通过进士考试,先后担任青城丞。永昌元年,朝廷举行贤良征试,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上千人,张柬之却独占鳌头,被提升为监察御史。
圣历初年,张柬之多次升迁,担任凤阁舍人。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写文章说:“三年之丧,合计三十六个月。”张柬之写文章反驳说:
三年守丧,得有二十五个月,这是古已有之的规矩,没法更改的。 咱们仔细看看《春秋》的记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 《左传》说这是“礼也”。杜预注解说:“僖公的丧期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就结束了,纳币是在十二月进行的。士大夫的婚礼,纳采、纳徵,都要送上玄色的丝绸和红色的丝绸,以及束帛,诸侯之间就叫做纳币。因为公子(指鲁文公)是太子,已经完成了婚礼的程序。”所以《左传》说这是合乎礼仪的。
《公羊传》说:“纳币这事儿一般不记载,为什么这儿要记载呢?这是在讽刺鲁国在丧期内就操办婚事。为什么说是在三年丧期之外呢?因为如果在三年之内,是不会考虑婚事的。” 何休注解说:“僖公是在十二月去世的,到这一年的冬天还没满二十五个月,纳采、问名、纳吉这些步骤,都在三年之内,所以这是在讽刺。”何休认为僖公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才过了二十四个月,不到二十五个月,还没到三年就操办婚事了,所以这是不对的。
我们查查《春秋》原文,“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预用《长历》推算,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而不是十二月,书上写十二月,是《春秋》记错了。 《春秋》记载“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左传》说,这算是比较晚了。诸侯一般五月就下葬,如果僖公是十二月去世的,那五月就下葬了,就不能说是晚了。 所以很明显,僖公是十一月去世的,所以注解说僖公的丧期到这一年十一月结束,到十二月就满二十五个月了,所以丘明《左传》说,这是合乎礼仪的。
根据这个推算,杜预的考证,是公羊学派无法达到的,更何况丘明是直接从孔子那里学到《春秋》的呢?再说,两个传记(《左传》和《公羊传》)何休和杜预争论的,仅仅是一个月之差,而不是一年之差。 至于二十五个月除丧的期限,向来都是这么规定的。 这足以证明《春秋》中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
《尚书·伊训》里说:“成汤死后,太甲元年,也就是元年的十二月,伊尹祭祀先王,然后带着继承王位的太甲去拜见他的祖先。”孔安国注解说:“成汤是在元年十一月去世的。” 按照这个说法,那么第二年十一月是小祥,第三年十一月是大祥。所以《太甲》篇中说:“到了第三年的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冕服,带着继承王位的太甲回到亳。” 也就是说,十一月是大祥,到十二月朔日,才给新王加冕,然后吉利地回到亳。这正好证明了孔安国说的“成汤元年十一月去世”的说法是正确的。
《顾命》里说:“四月十六日是生魄日,成王不高兴”,第二天乙丑日,也就是十七日,成王去世了。“丁卯日,下令制作册子和度量衡”,这是十九日。“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丧葬所需材料”,这是四月二十五日。所以从成王去世到康王戴上麻冕、黼裳(丧服),中间间隔了十个月,康王才开始去庙里祭祀。这说明成汤死在十一月,一直到处理完丧事,到十二月才去祭祀祖先。《顾命》记载了祭祀祖先完毕,诸侯在庙门口等待的情形;而《伊训》里说“去拜见祖先,诸侯、甸侯、群后都在”,可见无论是成汤还是成王,丧葬和祭祀祖先的礼仪是一样的。这说明周朝沿袭了殷朝的礼仪,只是有所增减而已。不可能在元年之前,还有另外一年。这证明了《尚书》里记载的三年丧期,二十五个月的说法是正确的。
《礼记·三年问》里说:“三年丧期,一共是二十五个月,虽然哀痛还没结束,思念之情也没忘却,但是服丧期却以此为限,难道不是送走死者有期限,再生者也有节制吗?” 另外,《丧服四制》里说:“根据情况变化而调整,所以大祥的时候演奏素琴,告知众人丧事已结束。” 还有《间传》里说:“满一年是小祥,吃菜和水果;再满一年是大祥,可以吃有醋酱的菜;到中间一个月是禫祭,可以吃酒肉。” 《丧服小记》里说:“服丧两年是再期之丧,三年是再期之丧,一年是期之丧,九月和七月服丧是三时丧,五月服丧是二时丧,三月服丧是一时丧。” 这些《礼记》中的记载,都证明了三年丧期,二十五个月的说法是正确的。
《仪礼士虞礼》里写着:“等到小祥的日子,再过一段时间是大祥。然后在中间的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个月是吉利的祭祀日子。” 这套礼仪是周公制定的,所以《仪礼》里说的三年丧期,二十五个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这四个说法,都是《仪礼》正文里的内容,有的出自周公,有的出自孔子,你凭什么拿戴圣修订的《礼记》来否定它们呢?汉朝初期,高堂生传授《礼记》,内容还不完整;到了宣帝时期,少府令后苍在孔子的墙壁里发现了五十六篇古籍,整理成《曲台记》,传授给了戴德、戴圣、庆溥这三个学生。他们把这些古籍和正经的礼仪典籍,还有孙卿的著作,都仔细核对过,互相印证,然后把这些整理好的内容列入学官的课程,时间很久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提出不同的说法,没有一点依据,真是令人惋惜啊!
关于这二十五个月,以前的大儒们也仔细考证过。郑康成在注释《仪礼》“中月而禫”时解释说:“中月指的是中间的一个月,从人去世到举行禫祭,一共是二十七个月。”他还解释禫祭的意思说:“意思是说,一切都平静安稳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二十七个月后恢复正常生活,都采纳郑康成的说法。超过一个月才举行禫祭,禫祭之后就恢复正常生活了,所以二十五个月就意味着可以免去丧服了。二十五个月和二十七个月,其实说法本意是一致的。
我说啊,你父母去世的伤痛,会伴随你一生。伤痛越大,时间越久,越深的痛楚就越难以消散,这岂止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你看那些神情悲痛、唉声叹气的人,是因为他们对父母的思念还没结束,而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已经停止了;那些神情舒缓、豁然开朗的人,是因为他们对父母的哀伤已经减轻,但那种孤单寂寞的感受又涌上心头了。这些都是感情使然,可不是装出来的。所以《礼记》上说:“三年之丧,如同弹指一挥间”,先王制定了这些礼仪制度,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服丧期满后,就该穿素服,而除服后,就可以穿戴各种首饰了。你现在要违背情理,抛弃礼仪,这实在是太偏激了!你脱下粗麻丧服,穿上锦绣华衣,路上的人都会看不下去的,这都是因为你违反了礼仪制度,没办法啊!所以,仲由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为姐姐服丧,子鲤也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为母亲哭丧。他们可不是不想念父母,而是害怕违反了礼教。像孔、郑、何、杜这些圣贤,他们的后代子孙,就像宫墙一样高不可攀,难以企及。我们只能仰慕他们,不断学习,才能逐渐达到他们的境界,何必终年辛苦劳碌,还说些没用的空话呢?希望你能认真研读前人的著作,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
当时的人们认为柬的奏章驳斥得很有道理,也符合礼仪规范。
那一年,突厥默啜上表说,他有一个女儿想和亲,武则天很高兴地答应了,想让淮阳郡王延秀娶她。柬上奏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向蛮夷女子求婚,让其嫁给中国皇帝的。”奏章呈上去后,触怒了武则天的旨意。神功初年,柬被外放为合州刺史,不久又调任蜀州刺史。以前,每年都要抽调五百士兵去姚州驻守,路途险峻,死的人很多。柬上表陈述了其中的弊端,说:
臣偷偷地查阅史料,发现姚州,那是古代哀牢国的旧地盘。那地方偏远荒凉,山高水深,自从有人住在那儿,直到东汉,都没跟中原地区来往过。西汉的时候,唐蒙开辟了夜郎和滇筰的通道,但哀牢国却没归顺。到了光武帝后期,哀牢国才请求归附,汉朝就在那儿设立了永昌郡来管辖它,于是就收取了哀牢国的盐、布、毯、罽的税收,用来充实国家的财富。哀牢国西边跟大秦通商,南边跟交趾通商,各种稀奇珍贵的宝物,年年岁岁地进贡,从没断过。
刘备占据了巴蜀地区,经常因为军队装备不足而发愁。刘备死后,诸葛亮五月渡过泸水,收取了哀牢国的金银、盐布来增加军队的储备,还让张伯岐挑选精兵强将,补充军队力量。所以《蜀志》里说,自从诸葛亮南征之后,蜀国就变得富饶了,军队也装备充足了。从这儿可以看出,古代设立郡县,好处还真不少。现在呢,盐布的税收收不上来,珍奇的贡品也进不来,武器装备也供应不上军队,宝贵的物资也运不到朝廷,却白白耗尽国库的钱财,驱使老百姓,让他们去服侍蛮夷,死在蛮荒之地,我私下里替国家感到惋惜啊!
以前汉朝因为从中获利很多,就翻越博南山,渡过兰仓水,又设立了博南、哀牢两个县。蜀地的老百姓怨声载道,路上走的人还唱起了歌:“翻越博南山,渡过兰津渡,渡过兰苍水,都是为别人做工!”这歌讽刺的就是汉朝贪图哀牢国的珍奇宝物和盐布的利益,却让老百姓去受蛮夷的驱使。汉朝得到了好处,老百姓却在唱怨歌。现在呢,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开支越来越大,却让陛下的子民死在荒郊野外,尸骨无归,他们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在千里之外悲痛欲绝地哭喊着祭奠他们。对国家没有丝毫好处,老百姓却要承受终生的痛苦,我私下里替国家感到痛心疾首啊!
过去,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就让当地的首领自己管理自己,没设立汉朝的官吏,也没留下军队驻守。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诸葛亮说,设立官吏和驻扎军队有三点不好。大意就是说:设立官吏,汉人和夷人混居在一起,一定会产生猜忌;驻扎军队,运输粮食,麻烦更大;万一他们造反,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只需要简单地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自然就能安定下来。我觉得诸葛亮的这个策略,妙就妙在掌握了羁縻蛮夷的策略。
姚州的官员们,一点儿都不关心边境安宁,更别提像诸葛亮那样又攻又守的策略了。他们只会耍阴谋诡计,贪婪地盘剥百姓,抢劫掠夺成了家常便饭。他们还煽动当地酋长,拉帮结派,巴结讨好蛮夷,卑躬屈膝,毫无羞耻之心。他们带着子弟,招揽那些凶狠愚昧的人,聚众赌博,一掷千金。剑南逃亡的犯人和中原的亡命之徒,有两千多户人家,都聚集在那里,专门干抢劫的勾当。姚州本来是龙朔年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上奏设立的,后来长史李孝让、辛文协都被蛮人杀害了。朝廷以前派郎将赵武贵去讨伐,结果赵武贵和蜀兵全军覆没,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后来又派将军李义总等人去征讨,郎将刘惠基在战斗中阵亡,姚州最终被废弃了。我觉得诸葛亮说的“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这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到了垂拱四年,蛮族将领王善宝和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求设立姚州,说税收都从姚州管辖的地区收取,不会再麻烦蜀地了。可州一设好,录事参军李棱就被蛮人杀害了。到了延载年间,司马成琛又请求在泸南设置七个军事据点,派蜀兵驻守,从此蜀地就一直不得安宁,直到现在都没消停。再说姚州管辖着五十七个州县,那些狡猾的奸商和游手好闲之徒,数都数不清。朝廷设立官职,本来是为了教化百姓,防止奸邪,可现在却如此不知廉耻,混乱不堪。现在不管夷夏,罪犯都很多,路上到处是抢劫杀人事件,朝廷都管不住,我担心哪天会出大乱子,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恳请朝廷废除姚州,把它划归巂州管辖,每年按时朝贡,就像其他蕃国一样。泸南的那些军事据点,也全部废除,在泸北设立关口,老百姓除非是奉命出使蕃国,否则不准与他们来往。增加巂州的兵力,挑选清廉正直的官员去管理那里,我认为这样比较稳妥。
我写了奏疏上呈,但武则天没有采纳。
张柬之后来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在长安的时候,他被朝廷召为司刑少卿,之后又升迁为秋官侍郎。当时夏官尚书姚崇担任灵武军使,将要出征,武则天就让他推荐合适担任宰相的外司官员。姚崇说:“张柬之沉稳有谋略,能够决断大事,而且他年纪大了,陛下应该赶紧启用他。”武则天立刻召见张柬之,随后任命他为凤阁鸾台平章事。没过多久,他又升任凤阁侍郎,仍然负责政事。诛杀张易之兄弟的时候,张柬之是主要的策划者。
中宗即位后,因为张柬之的功劳,他被提升为天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被封为汉阳郡公,食邑五百户。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中书令,负责修撰国史。一个月多一点,他又被晋封为汉阳郡王,加授特进,并让他辞去知政事的职务。那年秋天,张柬之上表请求回襄州养病,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还特地授予他襄州刺史的职务,并且任命他的儿子张漪为著作郎,让他跟随父亲赴任。皇上还亲自作诗送行,并令群臣在定鼎门外为他饯行。
张柬之到了襄州后,对于家乡的亲戚朋友中犯了罪的人,他都严格执法,毫不宽容。他的儿子张漪仗着父亲的权势,总是目中无人,对那些年轻官员和百姓,都不以礼相待,当时人们议论说他不能改变荆楚地区豪爽剽悍的民风。后来被武三思陷害,被贬为新州司马。张柬之到新州后,气愤之下去世了,享年八十多岁。景云元年,朝廷下诏说:“褒奖他的功德,记载在史册上;追思他的功绩,光耀他的名声。故吏部尚书张柬之辅佐朝廷,兴旺国运,他的才能和品德,至今令人敬佩。过去因为他卷入党争,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贬谪到偏远荒凉的地方。念及他的功劳和品德,我们深感悲痛,应该给予他更高的荣誉,以慰藉他的在天之灵。特赠他中书令的职位,封为汉阳郡公。”建中初年,又追赠他司徒的官职。
他的玄孙张璟,在开成二年,从宜城尉升任寿安尉。
袁恕己是沧州东光人。在长安当官,一路升迁到司刑少卿,还兼任相王府司马。后来,敬晖等人要诛杀张易之兄弟,袁恕己参与了他们的谋划,还跟着相王一起统领南衙的军队,以防万一。事情成功后,袁恕己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担任中书侍郎,位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为南阳郡公,食邑五百户。
当时有个叫杨务廉的,是将作少匠,因为手艺好被重用。中兴初期,袁恕己担心他会再次兴起奢靡之风,就对中宗说:“杨务廉已经做到九卿的职位,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好的建议和功劳。每次修建宫殿,他都追求奢华,如果不斥责他,怎么能彰显圣明的德行呢?” 因此,杨务廉被贬到陵州当刺史。没多久,袁恕己被提升为中书令,还加封特进,晋封南阳郡王,免去了知政事。武则天死后,遗诏加封他实封七百户。后来,他和敬晖等人多次被贬官,最后流放到环州。
后来,被周利贞逼迫,喝了几升野葛汁。袁恕己平时常服用黄金,所以中毒后,他痛苦万分,用手刨地吃土,指甲都磨光了,竟然没死。最后,还是被周利贞杀害了。建中初年,追赠他太子太傅的职位。
他的曾孙德文考中了进士,开成三年,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史书上说:以前夫差攻打越国,勾践在会稽坚守,他不听子胥的劝告,结果有了甬东的叹息。这五王除掉奸凶,恢复正统,他们的计策成功了。当时,彦范、敬晖掌握着军队的大权,三思、攸暨等人的党羽都被消灭了一大半,如果听从季昶的建议,就不会有周利贞的祸事了。他们因为心软,没有考虑长远的后果,结果被贬官流放,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铲除了枝蔓,却没能除掉根,策划了事情,却没做到防患于未然,死得冤枉,祸事都是自己招来的。因为判断失误而招致祸乱,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赞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谓其无伤。祸发既克,势摧靡当。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王及善是洺州邯郸人,他父亲叫王君愕。隋朝大业末年,并州人王君廓攻打邯郸,王君愕就去找王君廓劝说,说:“现在皇帝失去控制,到处都是英雄豪杰,你应该好好安抚百姓,保护好战略要地,静观其变,然后带着军队投奔真正的主人,这样才能获得富贵。你现在连一寸土地都没有,粮食也只够吃十几天,还这么残暴地抢掠,我替你担心啊!”王君廓问:“那怎么办?”王君愕就给他分析了井陉关的险要地势,建议他先占领那里。王君廓听从了他的建议,就去井陉山驻扎军队。一年多后,义军进入关中,王君愕就和王君廓一起率领一万多人投降了朝廷,被封为大将军。因为屡立战功,被封为新兴县公,后来又升迁为左武卫将军。他跟着太宗皇帝去征讨辽东,还兼领左屯营的兵马。在驻跸山与高丽作战时,王君愕作为先锋冲锋陷阵,英勇作战,最后战死沙场。太宗皇帝非常悲痛,追赠他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邢国公的爵位,还赐给他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王及善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战死沙场,被授予朝散大夫的官职,继承了邢国公的爵位。高宗皇帝在位的时候,王及善多次升迁,最后做到左奉裕率。有一次,孝敬皇帝还在东宫的时候,举行宴会,让宫官们轮流表演节目,轮到王及善的时候,他推辞说:“殿下您有专门的乐官,我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这可不是我的职责啊!我如果按照您的命令去做,恐怕也帮不上殿下的忙。”太子就谢了他的好意,让他退下了。高宗皇帝听说后,特别赏赐慰劳了他,给了他一百匹绢。不久,王及善被任命为右千牛卫将军,高宗皇帝对他说:“我之所以给你这个三品要职,是因为你忠诚谨慎。别人想见我一面都很难,而你却能佩着大横刀侍奉在我身边,你知道这个官职有多尊贵吗?”后来,王及善因为生病而免职,不久后又重新被任命为卫尉卿。
话说这位姓韦名思源的官员,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历任过好几个官职,从普通的司属卿做到春官尚书、秦州都督,后来又升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就请求退休,朝廷就给他加了个光禄大夫的头衔,算是体面地退了。
可没过多久,契丹人造反,山东那边乱糟糟的,朝廷又把他请出来,任命他做滑州刺史。武则天还亲自跟他说了话:“边境敌人叛乱,你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天走三十里路,慢慢地赶到那边去。你帮我好好治理这个州,守住黄河防线!” 武则天还问了他一些朝廷的得失,韦思源也提出了十多条治理国家、平定叛乱的好办法。武则天却说:“那些都是小事,这才是根本问题,你不用去管那些小事了。” 最后,韦思源就留在了朝廷,做了内史。
那时候,御史中丞来俊臣特别厉害,整天用各种手段陷害好人,从皇亲国戚到普通官员,被他整死的数不胜数。后来,来俊臣自己犯了事,被关进监狱,按律当处死。武则天想赦免他,韦思源却坚决反对,上奏说:“来俊臣这个人太坏了,他信任的都是些市井无赖,被他害死的都是些品德高尚的好人。我认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个罪魁祸首,恐怕会动摇朝廷的根基,以后的祸患都是从他开始的!” 武则天听取了他的意见。没过多久,武则天打算立庐陵王为太子,韦思源也支持这个决定。太子继位后,韦思源又建议让太子去朝堂上露露面,安抚一下人心,武则天也同意了。
韦思源虽然没啥文化,但他做官清正廉洁,做事刚正不阿,很有大臣的风范。当时张易之兄弟俩仗着受宠,每次宫里宴请,都一点儿也不把大臣放在眼里,韦思源多次上奏弹劾他们,武则天有点不高兴了,对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不应该再参加这些宴会了,就在阁里帮忙处理政务就行了。”韦思源就借口生病请假了一个多月,武则天竟然一点也不过问。韦思源感叹道:“中书令竟然能被皇帝一天都见不到?这情况,我看悬了!” 于是他就上书请求退休,三次上书,武则天都不准。圣历二年,他被任命为文昌左相,十几天后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二岁。朝廷为他停朝三日,追赠益州大都督,谥号为贞,陪葬乾陵。
杜景俭,河北武邑人。年轻时考中了明经,后来一步步升迁到殿中侍御史。之后被外派到益州当录事参军。那时候,隆州司马房嗣业调任益州司马,任命文书还没到,他就想提前上任,还鞭打属下官员,想显示自己的威风。杜景俭就说:“您虽然被任命为益州司马,但益州官府还没接到任命呢。为了这几天俸禄,不等待朝廷的正式命令就急着上任,是不是太急躁了?”房嗣业更生气了。杜景俭接着说:“您现在拿着这小小的任命文书,真假还不确定呢,就想掌握全州的权力,谁敢担保您?扬州的事变,不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吗?”然后他就呵斥左右的人都散开,房嗣业羞愧难当,只好作罢。没多久,朝廷任命房嗣业为荆州司马,没实现他的愿望,当时的人都说:“录事参军的意见,跟天意相通,益州司马的威风被他挫败了。”杜景俭因此小有名气。后来他回到朝廷,担任司宾主簿,又升任司刑丞。
天授年间,他和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一起负责审理案件,当时的人们都说:“遇到徐、杜二人必能活命,遇到来、侯二人必死无疑。”他后来升迁到洛州司马,接着又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曾经在深秋时节,拿着一枝梨花给宰相们看,说:“这是什么祥瑞啊?”其他宰相都说:“陛下德行感化了草木,所以才能在秋天让树木再次开花,即使是周文王感化了芦苇,也比不上陛下。”只有杜景俭说:“我仔细查阅了《洪范五行传》记载:‘阴阳不能互相夺取其规律,违背了就会招致灾祸。’又说《春秋》记载:‘冬天没有过早的阳气,夏天没有过早的阴气,春天没有寒冷的风,秋天没有苦雨。’现在已经是秋天了,草木都枯黄了,却突然长出这朵花,这是违背阴阳规律啊。我认为陛下发布政令,可能违背了礼法。我们作为宰相,辅助天子治理天下,治理却不能和谐,是我的罪过。”于是他再次叩头谢罪,武则天说:“你真是个宰相的料!”
一开始,景俭因为给凤阁侍郎周允元告发李昭德,被贬到溱州当刺史。后来又慢慢升官,当上了司刑卿。圣历二年,他又当上了凤阁侍郎,还兼任凤阁鸾台平章事。那时候契丹入侵,河北很多州都被占领了。等事情平定后,河内王武懿宗想严惩那些投降的人。景俭认为他们都是被逼无奈,并非真心投敌,就请求皇上全部赦免他们。武则天最终采纳了景俭的建议。一年多后,景俭升任秋官尚书。后来因为泄露宫廷秘密,被贬为司刑少卿,之后又外放到了并州当长史。在去并州的路上,景俭病死了,死后被追赠为相州刺史。
他的儿子景澄,因为文章写得好而闻名,官做到巩县尉。
朱敬则,字少连,是亳州永城人。他以孝义闻名,从周朝到唐朝,三代都表彰过他,家门口立着六座表彰他的牌坊,当地人都很敬佩他。朱敬则为人正直有节义,很早就因为文章好而有名。他和三个堂兄一起生活,财产均分,毫无私心。他还和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是特别好的朋友。咸亨年间,高宗皇帝听说后召见了他,和他谈话后非常欣赏他,正准备提拔重用他,却被中书舍人李敬玄从中作梗,结果只给他安排了个洹水尉的小官做。
长寿年间,朱敬则官职慢慢升到右补阙。因为武则天刚刚称帝,天下谣言四起,各种说法都有。到了这个时候,天下逐渐安定了,朱敬则认为应该杜绝告密陷害的行为,于是上书给皇帝说:
臣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的时候,实行申不害、商鞅的法令,严惩那些犯法的人,堵塞私人门路,扩大官府的影响力,取消不必要的开支,裁撤冗余的官职,珍惜时间,努力工作,使百姓众多,国家富强,然后才消灭了诸侯。这是解决弊端的办法啊!所以说:“刻薄的策略可以用在前进的道路上,欺骗的策略可以用在战争中。”兵法说:兵如同火,不控制它就会自焚。何况刀兵已经停息,城池也已修复,理应改用宽容大度的政策,用淳厚温和的措施来治理天下,用八风之乐来使天下安定,用三代的礼仪来引导百姓。秦朝没有这样做,反而更加淫虐,越走越远,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这就是不懂得变通的祸害啊!
陆贾和叔孙通给汉王办事的时候,正赶上在荥阳、成皋一带,粮草都快用光了,又打仗打得精疲力尽,没胆量提什么新主意,耍什么花招,就只会推荐那些奸诈凶狠的人才,举荐贪婪残暴的家伙。等到天下稍微安定下来,战争差不多结束了,虽然金戈铁马的声音还没完全消失,战争的创伤和痛苦还历历在目,但陆贾和叔孙通却显得非常轻松自在,于是就开始讲论《诗经》《尚书》,阐述《礼记》《乐经》,规划王道,谋划帝业。高祖皇帝勃然大怒说:“我都是靠打仗得来的天下,管它什么《诗经》《尚书》!”他们回答说:“既然是靠打仗得来的天下,就能靠打仗来治理天下吗?”高祖皇帝顿时沉默了。后来陆贾写了《新语》,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制度,这才确立了天子的尊严,这就是善于变通的好处啊!
如果当时高祖皇帝把陆贾和叔孙通赶走不用,把《诗经》《尚书》扔到一边不管,继续重用那些只会打仗的官员,那些靠杀敌立功的人,继续争功夺利,张良早就预料到情况不妙,会拔剑击柱,我们这些人就没办法了。就算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哪能有十二个皇帝继位?秦朝灭亡之后,哪能延续两百年呢?所以说:“仁义是圣人的临时住所;礼仪典章是先王留下的旧痕迹。”那么,祭祀完毕,草狗就要扔掉;精华已经流淌出来,糟粕就可以丢弃了。连仁义都可以暂时舍弃,更何况那些轻浮的东西呢?
从远古时代,天下混乱,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坏人作乱。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就无法顺应天意,治理好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就无法打击奸邪,平息暴乱。所以,要设立完善的制度,公开处理政务,这样是非曲直就能展现出来,隐藏的阴谋诡计也会暴露无遗。上天会帮助正直的人,没有罪恶不能清除;人心向善,妖邪就会被消灭。用这种精妙的策略,就能洞察天地的奥秘;运用这种高明的谋略,就能掌握天人合一的秘诀。所以,他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百姓安居乐业,皇帝也顺利改朝换代。真是太伟大了,无法用言语形容!这怎么能跟那些依靠武力征服,大规模战争,血流成河,伤亡惨重的战争相比呢?
然而,他急于求成,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他做事过于急躁,缺乏和谐统一;他救人于水火,却方法不当;他救济饥民,却不是通过丰衣足食的方式。他当年那些精妙的策略,现在看来就像小孩子玩的泥巴玩具一样,毫无价值了。我希望您能认真研读秦汉两朝的兴亡史,考察当今的时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剔除糟粕,摒弃那些过时的陈规陋习。抓住时机采取行动,何必等到一天结束呢?陛下千万不要安于现状,在半途而废。我希望您能改革法制,制定章程,颁布安抚百姓的诏书,施以恩泽,铲除奸邪的势力,消除朋党之争,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岂不快哉!
武则天非常赞赏他的建议。
长安三年,他一路升迁,最终成为正谏大夫,不久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当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和凤阁舍人张说因为被张易之兄弟诬陷,将要被判处死刑,其他宰相都没敢说话,只有他一个人上书为他们辩护,说:“魏元忠、张说一向以忠正著称,而他们所犯的罪名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让他们受罚,岂不是辜负了天下的期望吗?”最终,魏元忠和张说免于一死。长安四年,他因年老体弱请求退休,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他被调任冬官侍郎,仍然兼修国史。张易之、张昌宗曾经命令画工画武三思以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位高官的画像,命名为《高士图》,他们还多次邀请他参与此事,但他坚决拒绝,可见他为人高洁,坚持原则。
神龙元年,他被任命为郑州刺史,没多久就因为年纪大了退休了。
第二年,侍御史冉祖雍本来就跟他不合,就诬告他说跟王同皎关系好,把他贬到庐州当刺史。过了几个月,接替他的人到了,他就回老家了,身上什么都没带,只有一匹马,儿孙们都步行跟着他回家。
他这个人特别讲信用,待人很好,经常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从不求回报。他还跟三个堂兄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家产都一起用。他很擅长识人,对人的评价,后来都应验了。景龙三年五月,他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
他曾经收集魏晋以来君臣兴衰成败的事迹,写了一本《十代兴亡论》。他还根据前代文人关于废除五等爵位的论述,认为秦朝废除五等爵位是错误的,但这事儿说法不一,于是他又写了一本《五等论》,里面写道:
昔秦废五等,崔实、仲长统、王朗、曹冏等皆以为秦之失,予窃异之,试通其志云。
说白了,明君治理天下,首先要以博爱为基础,以仁义为根本,发展四方,推崇五种美德,在朝廷里奏响礼乐之声,在街道上树立行为规范。然后,让清明的思想像波浪一样涌动,让和煦的春风吹拂四方,让仁慈的恩泽遍及天下,让富庶的景象充满大地,用正确的道理来革除邪恶,用淳厚的风俗来陶冶人们的心性。这样,天下人都能心满意足,安居乐业。对忠义之士,他们会得到重用;对有才能的人,他们会得到提拔。礼法所约束的,就像日月一样不可逾越;教化所传播的,就像风雨一样不停歇。圣人知道社会风俗会逐渐改变,王道已经施行,于是他们就会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亲近功臣。他们会修筑坚固的城池,巩固国防,内外兼顾,有坚不可摧的根基。国家联系遍及全国各地,人民团结一心。即使是朝政昏暗,恩泽枯竭,政治阻塞的时候,郑伯驱逐天子,申侯杀害国君,鲁国不进贡,宋国不尊周朝,吴国征讨伯牢,楚国询问九鼎,小白能匡扶天下,重耳能一战平定诸侯,这些篡权夺位的行为最终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周朝的礼法尚存,简册没有毁坏。所以说:“不敢失坠,天威在颜。”
春秋以后,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礼义廉耻都没了,大家都争先恐后,互相争抢,谁抢到算谁厉害。 你看,齐国几代君主昏庸无能,晋国被三家瓜分,子贡搞得五国乱糟糟的,苏秦又让七国互相打仗,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文化教育停滞不前,满脑子都是阴谋诡计,就喜欢打仗,老百姓都变得凶狠好斗。所以才会有商鞅欺骗老朋友,李斯囚禁旧交,孙膑被庞涓弄瘸了腿,张仪靠算计陈轸而得意。 一支小军队就想称王,打赢了两仗就敢称帝,真是乱套了! 以前诸侯会盟的礼仪,那种和谐融洽的场面,三代以来的良好风气,现在都荡然无存了。
秦始皇统一全国,其实也不是完全公平的,李斯当了秦始皇的亲信,也没走正道,老百姓根本没见过什么德政,只知道秦始皇很残暴。 那个时候,上面的人疑神疑鬼,下面的人人心惶惶,父子之间不能互相依靠,君臣之间也不信任。 要是想让秦始皇分封土地给那些英雄豪杰,建立诸侯国,让那些人像晋国、郑国那样可以依附,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等于借贼兵,用盗贼的粮食,借助龙和鱼的力量来帮助风雨,根本不可能实现!
所以秦始皇吸取了周朝因为分封诸侯而衰败的教训,害怕自己建立的王朝也走同样的路,于是废除了诸侯制度,改设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老百姓只知道一个皇帝。 这并不是说秦始皇不想分封土地,而是他不想因为分封土地而削弱自己的权力,也不想因为封赏功臣而让自己的亲人受委屈。
高祖皇帝啊,那是真光明磊落,心胸宽广得像天地一样。光算钱财,都不够分赏给功臣的;论土地,也不够封赏给所有人的。当时全国有上百座城池,国土面积广达千里,百姓众多,国家富强,地广兵强,军队强大。可是五十年间,七国竟然同时造反!贾谊当时就担心国家要完蛋,晁错就建议削减诸侯王的封地。要说这些诸侯王是因为国家强大才造反的,那可比不上项羽在召陵的军队和在践土的那些兵马啊;要说他们有才能才起兵的,刘濞可不是什么帝王将相的料,田禄也不具备管仲那样的才能和谋略。齐国、晋国把违反礼制当成耻辱,吴国、楚国把违抗朝廷当成丢脸的事,这都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问题根源由来已久啊!
从那以后,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势力就衰败了,后来汉朝中兴的皇帝们也没能改变现状,开创新的局面;魏朝黄初年间的皇帝们也没能有长远的眼光和周密的计划。我们回顾一下汉朝和魏朝交替的时期,追溯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都没能积攒下德行,让国家兴盛,恩泽万物。看看他们的统治方式,比秦朝还差;看看他们的人才,比汉朝时期差远了。所以魏太祖曹操才说:“要是我不存在,天下会有几个人敢称帝,几个人敢称王!”那些暗中想篡权夺位的人,到处都是!想要在这个时候开创新的王朝,建立万世基业,就必须像周朝那样控制三川地区,像周成王那样在汾水边设关卡,驱逐叛逆。可是当时的王司徒多次进谏,曹元首也多次为宗室成员奔走,他们都不懂得当时的形势啊!
当时的贤者们都这么认为。敬则这个人很懂政治,每次都把用人放在第一位。桂州蛮族叛乱,他推荐了裴怀古;凤阁舍人职位空缺,他推荐了魏知古;右史职位空缺,他推荐了张思敬。武则天觉得他很会识人。
皇上睿宗登基后,有一天跟大臣们说:“自从神龙年间以来,李多祚、王同皎都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韦月将、燕钦融也都得到了褒奖,不知道还有谁蒙受冤屈呢?” 吏部尚书刘幽求回答说:“以前郑州刺史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担任正谏大夫、知政事,他忠贞义烈,受到天下人的推崇。神龙年间,被宗楚客、冉祖雍等人诬陷,被贬到庐州当刺史。在长安年间,他曾经对我说:‘相王(指睿宗)一定会继承皇位,到时候一定要尽心竭力地辅佐他。’后来韦氏家族篡权乱政,我就冒着危险去帮助睿宗,拥戴他登基。虽然这件事是天意,但也是敬则先有这个想法啊。现在陛下已经顺利登基,那些坏人都被处死了,敬则却还冤死地下,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更何况他的行为预示了未来的走向,实在应该褒奖他。”睿宗听了很认同,就追赠朱敬则为秘书监,并赐谥号为“元”。
杨再思,是郑州原武县人。年轻的时候考中了明经,被授予玄武尉的官职。有一次他奉命去京城办事,住在旅馆里。结果碰上小偷偷了他的行李,杨再思偶然遇到了小偷,小偷也认罪了。杨再思对小偷说:“你一定是穷困潦倒,才做了这种事。赶快走吧,别出声,免得被别人抓住。把公文留下,其他的钱财我都给你。”小偷道谢后离开了,杨再思一开始没说这件事,借钱回家了。
他后来一步步升迁,做到天官员外郎,又历任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延载初年,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初年,升任凤阁侍郎,仍然担任同平章事,还兼任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内史,从弘农县男一直被封到郑国公。
我仔细想想自己这辈子,侍奉过三位皇帝,参与政事十几年了,却从来没有推荐过什么人,提拔过谁。我这个人啊,擅长逢迎拍马,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皇帝不喜欢的,我就跟着一起贬低;皇帝喜欢的,我就跟着一起吹捧。不过,我为人谨慎小心,从来没得罪过什么人。有人问我:“你名声这么大,地位这么高,干嘛这么卑躬屈膝?”我说:“这世道太难了,正直的人反而倒霉。要是不这样,我怎么保住自己的性命呢!”
长安城快要乱套的时候,张昌宗被官府审问,司刑少卿桓彦范判决免了他的官职。张昌宗没多久又上书喊冤,武则天打算重新审理他的案子,就在朝堂上问大臣们:“张昌宗对国家有功劳吗?”我回答说:“张昌宗以前炼制过神丹妙药,皇上服用后效果很好,这可是大功一件啊!”武则天听了非常高兴,张昌宗最终官复原职。当时的人都敬重桓彦范,看不起我。 左补阙戴令言还写了一篇《两脚野狐赋》来讽刺我,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把戴令言贬到长社当县令,朝中大臣们更是对我一阵嘲笑。
我当御史大夫的时候,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休曾经邀请公卿大臣到司礼寺宴会,参加的人都喝得烂醉如泥,玩得很开心。张同休开玩笑说:“杨内史的脸长得像高丽人。”我一听高兴坏了,赶紧让人剪个纸人贴在帽子上,然后穿上紫袍,跳起了高丽舞,扭头摆手的,动作配合得相当好,满座的人都在嘲笑我。后来,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因为长得好看受宠,我又去拍他马屁,说:“有人说六郎(张昌宗)的脸像莲花;我认为是莲花像六郎,而不是六郎像莲花!”我那拍马屁的功夫,就是这样厉害。
公元704年,他当上了京兆府长史,后来又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官越做越大。中宗皇帝登基后,他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还兼任中书令,之后又升任侍中,皇上还封他为郑国公,赏赐了三百户的实封土地,妥妥的土豪啊!他还被派去册封皇后,皇上赏赐了他五百匹布料,还有马匹和鞍具,那场面,相当气派! 那时候,武三思想要陷害王同皎,还拉上他、吏部尚书李峤和刑部尚书韦巨源一起审查此案,结果他们都没能证明王同皎的清白,导致王同皎含冤而死,当时好多人都觉得很冤枉。没过多久,他又当上了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公元707年,他升任尚书右仆射,还被加封为光禄大夫。同年去世,追赠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号为“恭”。他儿子植,以及植的儿子献,都当上了司勋员外郎;他弟弟季昭当了考功郎中,另一个弟弟温玉当了户部侍郎,一家子都是高官显贵。
李怀远,是邢州柏仁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他特别好学,文章写得也很好。他家有宗族亲戚想利用家族势力帮他走捷径,但他坚决拒绝了,还感叹道:“依仗别人的权势,这可不是高尚之士所为;靠走后门求官,也不是我的志向!”没多久,他通过科举考试,步步高升,当上了司礼少卿。后来被任命为邢州刺史,但他因为是邢州本地人,就推辞了,改任冀州刺史。之后又历任扬州、益州等地的大都督府长史,还没等上任,又改任同州刺史。他在任上以清廉著称。后来回到朝廷,担任太子左庶子,兼太子宾客,之后又升任右散骑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间,他升任鸾台侍郎,不久又担任凤阁鸾台平章事。一年多后,他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命为秋官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还被封为平乡县男。公元704年,他因为年老请求辞职,辞去了秋官尚书的职务,正式担任太子左庶子,不久又担任太子宾客。神龙年间,他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时兼任中书门下三品,还被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晋封为赵郡公,皇上还特地赏赐了他三百户的实封土地。不久,他因为生病请求退休,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中宗皇帝将要前往京城,又命令他以本官的身份负责东都留守。
怀远这个人啊,虽然官位很高,但是生活一直很简朴,家里的院子、房子都没怎么改动过。他平时骑着一匹很普通的马,有一次,左仆射豆卢钦望就劝他说:“您现在这么显赫,怎么不买匹好马骑呢?”怀远回答说:“这匹马很听话,不会突然受惊摔倒,我干嘛还要换别的马呢?” 听到这话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神龙二年八月,怀远去世了,中宗皇帝特地赐给他锦被用来殓葬,还停朝一天,亲自写祭文祭奠他,追赠他侍中官职,谥号为“成”。他儿子叫景伯。
景伯在景龙年间当上了给事中,后来又升迁为谏议大夫。有一次,中宗皇帝宴请大臣和朝集使,酒喝多了,就让大家作一首《回波辞》。大家都写些阿谀奉承、巴结讨好的话,想借此得到更高的官位。轮到景伯了,他却说:“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 意思就是说,现在酒喝得差不多了,臣下的职责是规劝,皇上您已经喝了三杯酒了,再喧哗下去恐怕不太合适。中宗皇帝当时不太高兴,但是中书令萧至忠却称赞他说:“这才是真正的谏官啊!”景云年间,景伯升迁到右散骑常侍,后来因为年老体弱就退休了。开元年间去世。他的儿子叫彭年。
彭年很有做官的才能,善于分析问题,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开元年间,他先后担任考功员外郎、知举,又升迁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兵部侍郎。天宝初年,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跟右相李林甫关系很好。他喜欢跟山东的名门望族联姻,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掌管吏部选官七年的时间,后来因为贪污受贿被御史中丞宋浑弹劾,被流放到岭南的临贺郡。没过多久,宋浑和另一个官员第恕也因为贪污被关进监狱,皇上又把宋浑流放到岭南的高要郡,把第恕流放到南康郡。天宝十二年,彭年被重新起用,担任济阴太守,后来又升迁为冯翊太守,之后又回到朝廷,担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侍郎。天宝十五年,玄宗皇帝逃到蜀地,叛军攻陷了西京。彭年被叛军抓住,被迫接受伪官职,心里郁郁不得志,忧愁愤怒,最终和韦斌相继去世。等朝廷收复长安洛阳后,朝廷追赠彭年礼部尚书的官职。
豆卢钦望,是长安万年县人。他曾祖父豆卢通,做过隋朝相州刺史,封南陈郡公;他祖父豆卢宽,是隋文帝的外甥。隋朝大业年间快完蛋的时候,豆卢宽当了梁泉县令。后来唐高祖李渊拿下关中,豆卢宽就和郡守萧瑀一起带着当地有势力的人去长安投奔他。就这样,豆卢宽一步步升官,做到殿中监,还被皇上赐婚,让他的儿子豆卢怀让娶了万春公主。因为豆卢宽的曾祖父豆卢苌在北魏太和年间,曾经用过单姓,所以高祖李渊就给豆卢宽改姓为卢。贞观年间,卢宽官至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芮国公。永徽元年去世,追赠特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号为定。后来又恢复了豆卢姓。他爸爸豆卢仁业,在高宗时期做过左卫将军。
豆卢钦望呢,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官职也一步步升迁,做到司宾卿。长寿二年,他接替宗秦客担任内史。当时李昭德也做内史,权势很大,豆卢钦望和当时的宰相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杜景俭等人,都不得不委曲求全地顺着他。证圣元年,李昭德因为犯事被贬到涪陵当小官。武则天觉得豆卢钦望他们这些人没骨气,没敢坚持原则,加上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告发豆卢钦望巴结李昭德,欺上瞒下,于是武则天就把豆卢钦望贬到赵州当刺史,韦巨源从右丞贬到鄜州刺史,陆元方从秋官侍郎贬到绥州刺史,苏味道从凤阁侍郎贬到集州刺史。不过同年,豆卢钦望又被召回朝廷,当了司礼卿,后来升迁为秋官尚书,还再次被封为芮国公。之后他又被派去河北道慰问将士。没多久,庐陵王又当上了太子,豆卢钦望被任命为太子宫尹。圣历二年,他被任命为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又担任太子宾客,不再参与政事。
中宗李显登基后,因为豆卢钦望是老臣,又是宫中旧人,所以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负责处理军国大事,还兼任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中书令、兵部尚书,以及修撰国史的官职。
哎,这位钦望啊,做了两朝宰相,前后十几年呢。那时候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父子都专权跋扈,一副要造反的架势。可钦望自己倒是挺谨慎的,没敢去管那些事,结果被人说闲话,说他没担当。神龙二年,他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景龙三年五月,他上表请求退休,皇上没批准。同年十一月,他就去世了,活了八十多岁。死后被追赠司空、并州大都督,谥号“元”,还赐给了他东园秘器,陪葬乾陵。对了,武则天当政的时候,还有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这些宰相,也都算是有功劳的。
张光辅是京兆人,年轻时就口才好,办事能力强。一步步升迁,做到司农少卿、文昌右丞。后来因为平定越王李贞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永昌元年,他又升任纳言,没几天又当了内史,这官儿一个接一个的,风光得很。可就是那一年,洛州司马房嗣业和洛阳令张嗣明因为和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暗中勾结,惹了大祸。徐敬真从绣州逃出来,想投奔突厥,拉他们来打大唐。路过洛阳的时候,房嗣业和张嗣明还给他送衣粮,让他顺利逃走。结果到了定州,被人发现了。房嗣业在狱中自杀了,张嗣明因为认识很多人,想拖延一下时间,免受死刑。他竟然诬陷张光辅说,张光辅在征讨豫州的时候,私下里研究天文星象,暗中观望局势,想两边讨好。结果张光辅因为这个被杀,全家都被抄家了。
史务滋是宣州溧阳人,官做到内史。天授年间,雅州刺史刘行实和他弟弟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感,还有刘行实的侄子左鹰扬将军刘虔通,都被侍御史来子珣诬告谋反,被杀。来子珣还跑到盱眙去毁了他们父亲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的棺材。一开始,史务滋和刘行感关系很好,觉得刘行实他们不可能造反。武则天一听就火了,让酷吏来俊臣审问他。史务滋害怕被陷害,受不了酷刑,就自杀了。
崔元综,是河南郑州新郑人。他爷爷崔君肃,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做过黄门侍郎和鸿胪卿。崔元综呢,在唐睿宗天授年间,一步步升迁到秋官侍郎。到了唐中宗长寿元年,他又升任鸾台侍郎,还兼任凤阁鸾台平章事,这可是个很高的官职了。
这人工作特别认真,每次在中书省办公,都得规规矩矩地束着带子待到晚上,从不偷懒休息。他平时特别讲究个人卫生,据说二十多年都没吃过辛辣刺激的东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谨慎老实,但其实内心刻薄尖锐,每次审理案件,都喜欢抓住细枝末节不放,故意把犯人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既害怕他,又看不起他。
结果,第二年他就因为犯错被流放到振州,朝野上下都拍手称快。没多久就得到赦免回朝了,又重新当上了监察御史。到了唐中宗时期,他又升迁到尚书左丞、蒲州刺史,最后因为年老体弱才退休。晚年他喜欢学习养生导引之术,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周允元是河南汝州人。年轻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在唐睿宗延载年间,他升迁到左肃政御史中丞,没多久又当上了凤阁鸾台平章事,官位也是相当高了。有一次,他和其他的宰相一起参加宴会,武则天让大家说说书里讲的好话。周允元说:“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武三思觉得这话是在影射批评武则天,就出来反驳他。武则天却说:“听到这话足以引以为戒,哪里只是说错话呢?”证圣元年,周允元去世了,追赠贝州刺史。武则天还亲自写了一首七言诗悼念他,并且自己抄写,当时的人都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耀。
史官说:王及善啊,他在孝敬太子方面做得挺好,确实尽职尽责。俊臣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极力劝谏,要除掉那些坏人,这是因为他担心祸及贤良,想要彰显太子羽翼,想让太子重新振作起来,不能说他没这心思。杜景俭虽然因为五刑滥用受了处罚,但他心里想着救人,当时气候不好,他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武则天都说他“真宰相”。但是,他太顺从李昭德了,多少有点软弱的毛病。朱敬则呢,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品行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劝谏很果断,选拔人才也很精明,如果不是对历史典故和治国之道有很深的了解,怎么能提出那么高明的见解呢?可惜啊,他没赶上好时候。杨再思这个人,靠拍马屁得势,只想着保全自己,掩盖自己的缺点,还自欺欺人,以为没人能看见他的真面目。李怀远的名声不是靠虚假的荫庇得来的,他当了官也不炫耀自己的家乡,一直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骑着普通的马,这也是一时的好官。但是,他缺乏躬行实践的精神,这方面就没听说过什么好话。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这些人,偶尔也有一些好的建议,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但都被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只能说他们算是合格的官员吧。
总而言之:王及善尽职尽责,并非没有才能;杜景俭当权时,也不能说他不贤明;朱敬则文采斐然,品德高尚,这样的人才太少了;李怀远安贫守道,为人正直;豆卢钦望他们这些人,一点点小善不足挂齿;至于杨再思那种阿谀奉承的人,最好赶紧滚蛋。
狄仁杰,字怀英,是山西太原人。他爷爷狄孝绪,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做过尚书左丞;他爸爸狄知逊,当过夔州长史。狄仁杰小时候,他家有个门客被人害死了,县里的官吏就来问话,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回答,只有狄仁杰一个人埋头看书,一动不动。官吏责问他为什么不回答,狄仁杰说:“圣贤的智慧都在书里,我还没看完呢,哪有空搭理你们这些小官,接受你们的盘问啊!”后来,狄仁杰通过明经考试当了官,被任命为汴州判佐。那时候,工部尚书阎立本担任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因为被别人诬告,阎立本见到他后,向他道歉说:“孔子说过:‘观其行,以知其仁也。’你真是海边难得一见的明珠,东南地区遗留下来的珍宝啊!”然后推荐他做了并州都督府的法曹。
狄仁杰的父母在河阳有个庄园,狄仁杰去并州上任,爬上太行山,往南一看,看见有一朵白云孤零零地飘着,他就跟身边的人说:“我父母住的地方,就在那片云下面。”他久久地望着,直到那朵云飘走了才继续赶路。狄仁杰孝顺友爱,名闻天下。在并州的时候,同府的法曹郑崇质,他母亲年纪大了,还生病了,偏偏这时候要被派去边远地区执行公务。狄仁杰说:“郑崇质的母亲病重,他却要远赴边疆,怎么能让老人家千里迢迢地担忧呢!”于是,他就去找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去执行公务。当时蔺仁基和司马李孝廉关系不好,蔺仁基就说:“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从此以后,他们俩的关系就恢复如初了。
狄仁杰,在仪凤年间当大理丞,一年之内审理积压的案件一万七千多件,没有冤假错案。当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为不小心砍了昭陵的柏树,狄仁杰上奏说,他的罪过应该只是免职。高宗皇帝下令要立刻处死他,狄仁杰又上奏说,罪不至死。皇帝生气地说:“善才砍了陵墓上的树,这是让我不孝,必须杀了他!”旁边的人示意狄仁杰退下,狄仁杰说:“我听说违抗皇帝,触怒君主,自古以来都是很难的事,但我愚钝地认为并非如此。在桀、纣时期当然很难,但在尧、舜时期就容易多了。我现在有幸生活在尧舜盛世,并不害怕像比干那样被杀。以前汉文帝时期有人偷了高庙的玉环,张释之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罪名只被判处弃市。魏文帝打算迁徙那些人,辛毗拉住他的衣服劝谏,也得到了采纳。况且明君可以用道理来劝说,忠臣不应该被威吓。现在陛下不采纳我的意见,闭上眼睛之后,会羞愧见不到张释之、辛毗在地下。陛下制定法律,悬挂在朝廷,流放、死刑,都有等级差别。怎么会有犯了不是死罪的罪过,就要赐死的?法律没有常法,那么百姓该如何安身立命?陛下如果一定要改变法律,请从今天开始。古人说:‘假如有人偷了长陵的一捧土,陛下该如何处置他?’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棵柏树就杀一个将军,一千年以后,人们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这就是我不敢奉命处死权善才,陷陛下于不义的原因。”皇帝的怒气稍微消了一些,权善才因此免于一死。
过了几天,狄仁杰被任命为侍御史。当时司农卿韦机兼管将作少府两司,高宗皇帝因为恭陵玄宫太小,容不下送葬的物品,就派韦机继续修建。韦机在陵墓的旁边修建了四座便房,又建造了宿羽宫、高山宫、上阳宫等等,都非常豪华。狄仁杰上奏说他做得太过分了,韦机最终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皇帝的宠爱,专横跋扈,朝中大臣都很害怕他,狄仁杰上奏弹劾他,请求将他交给法寺审理,高宗皇帝本来想赦免他。狄仁杰又上奏说:“国家虽然缺乏人才,难道会缺少像王本立这样的人吗?陛下为什么吝惜一个罪犯而损害王法?如果一定要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无人居住的地方,作为将来忠贞之士的警告。”王本立最终受到了惩罚,从此朝中官员都变得谨慎小心了。
狄仁杰先是被任命为朝散大夫,后来一步步升迁到度支郎中。高宗皇帝要到汾阳宫去,就让狄仁杰当知顿使(负责皇帝出行安顿事务)。并州长史李冲玄听说要经过妒女祠,老百姓都说穿盛装经过那里一定会遭到风雷灾祸,于是就调动几万人另修一条御道。狄仁杰说:“皇帝出行,车马众多,风神会为之清扫尘土,雨神会为之洒扫道路,哪有什么妒女能作祟呢?”于是马上叫停了另修御道的计划。高宗皇帝听说后,感叹道:“这真是个大丈夫啊!”
没多久,狄仁杰又调任宁州刺史,他治理地方,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深得民心,当地百姓还立碑歌颂他的功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地区,走到哪儿都弹劾不少官员。等他到了宁州境内,却发现当地老百姓都在歌颂刺史狄仁杰的好,赞扬声不绝于耳。郭翰住下之后,就召集州里的官员说:“到了宁州境内,就能看出这里的政绩如何了。我希望能够成就使君的美名,所以不会久留。”州里的人正要散去,郭翰就把狄仁杰推荐到朝廷,狄仁杰被征召为冬官侍郎,并兼任江南巡抚使。当时吴地和楚地的风俗习惯有很多淫祠,狄仁杰上奏朝廷,拆除了1700多座,只保留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
后来狄仁杰又升任文昌右丞,之后外放担任豫州刺史。当时越王贞造反失败,牵连的人有六七百人,被抄家的有五千多户,司刑使催促着要执行死刑。狄仁杰同情他们的遭遇,就缓刑,并暗中写奏章说:“如果我公开上奏,好像是在为叛逆者说话;如果知道而不说,又怕违背了陛下体恤百姓的旨意。我写好了奏章又毁掉,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反叛,恳请陛下体谅他们的过失。”皇帝特地下令赦免了他们,只把他们流放到丰州。豫州的犯人们经过宁州时,当地父老乡亲出来迎接他们,说:“是狄使君救了你们啊!”大家一起在狄仁杰的功德碑下哭泣,然后斋戒三天后才继续上路。等这些犯人到了流放地,又一起立碑歌颂狄仁杰的恩德。
一开始,越王造反,宰相张光辅带兵平定了叛乱。那些将士仗着立了功,就拼命索要好处,狄仁杰没答应他们。张光辅生气地说:“这些州郡的将领,是看不起元帅我吗?”狄仁杰回答说:“闹乱河南的,只有一个越王贞,现在贞死了,可是一万个‘贞’又都活过来了!”
张光辅追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老率领三十万大军,平定了一个乱臣贼子,却不好好收兵,反而放纵他们横行霸道,那些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得血流成河,这难道不是一万个‘贞’吗?再说,那些凶狠残暴的家伙,互相勾结,他们的势力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巩固。等到朝廷大军一到,马上投降的有上万人,城里城外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踩出来的路都踏成了坑。您怎么可以纵容那些争功的人,去杀害投降的百姓呢?我担心冤屈的呼声会像沸腾的水一样,直达天听。如果皇上赐给您一把尚方宝剑,砍了您的脑袋,您死了也瞑目了!”张光辅被怼得哑口无言,心里非常记恨他。
回到京城后,张光辅就上奏说狄仁杰对他不敬,于是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后来又调任洛州司马。
到了天授二年九月丁酉日,狄仁杰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省事,并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时候,政绩很好啊,你想知道是谁在背后中伤你吗?”狄仁杰回答说:“如果陛下认为我有过错,我会改正;如果陛下认为我没有过错,那是我莫大的荣幸。至于那些中伤我的人,我都当他们是好朋友,我选择不去知道。”武则天听了,深深地感叹他的为人,感到非常惊异。
没过多久,来俊臣就诬陷狄仁杰,把他抓进了监狱。当时有个规矩,只要认罪就能减轻处罚,来俊臣就逼狄仁杰认下“反叛”的罪名。狄仁杰叹了口气说:“大周改朝换代,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们唐朝的老臣,甘愿接受杀戮。说是‘反叛’,这确实是事实!”来俊臣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下态度。
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尚书大人肯定能免死,我想升官,想请尚书大人帮个忙,拉杨执柔下水,您看怎么样?”狄仁杰问:“怎么拉他下水?”王德寿说:“尚书大人您当春官的时候,杨执柔是您的下属员外郎,您把他牵扯进来就行了。”狄仁杰说:“天地神灵啊,竟然要让我狄仁杰做这种事!”说完就用头撞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赶紧道歉。
既然认了罪,相关部门就等着按日子行刑,也不怎么认真看管了。狄仁杰向看守要来笔墨纸砚,把被子撕开一块布,写下冤情,藏在棉衣里,对王德寿说:“现在天气这么热,麻烦您帮我把棉衣交给家人,让他们把棉花拿走。”王德寿没在意。狄仁杰的儿子光远拿到信后,赶紧去告状。武则天召见狄仁杰,看完信后问来俊臣怎么回事。来俊臣说:“狄仁杰戴着帽子,穿着衣服,睡得很安稳,怎么可能认罪?”武则天就派人去查看,来俊臣赶紧让狄仁杰戴上帽子穿好衣服去见使者。然后又让王德寿替狄仁杰写了一份谢罪的奏章,让使者带给武则天。
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他:“你为什么认罪?”狄仁杰回答:“如果我不认罪,早就被打死了。”“你为什么要写谢罪的奏章?”狄仁杰说:“我没有写过。”武则天把奏章给他看,才知道是王德寿代写的。所以狄仁杰免除了死罪,被贬为彭泽令。武承嗣多次上奏请求杀了他,武则天说:“朕喜欢惜命厌恶杀戮,一心想减轻刑罚。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能再翻案了。”
万岁通天年间,契丹人攻陷了冀州,河北地区人心惶惶,朝廷征召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敌人打过来,把所有百姓都赶进城里,加固城防。狄仁杰到了之后,把百姓都放回田里耕种,说:“敌人还在很远的地方,何必这样?万一敌人来了,我自己会抵挡,百姓不用担心。”敌人听说后就退兵了,百姓都称赞他,一起立碑来纪念他的恩德。不久,狄仁杰又升任幽州都督。
公元690年,狄仁杰当上了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还加了个银青光禄大夫的头衔,兼任纳言。他觉得老百姓戍守西边疏勒等四个边镇,日子过得太苦了,就上书给皇帝说:
我听说上天造就的四夷蛮族,都在古代帝王划定的疆界之外。所以东边是大海,西边是流沙,北边是大漠,南边是五岭,这是上天用来限制蛮夷,隔开中原和边疆的天然屏障。从史书上记载来看,从古代帝王的教化能够达到的范围来看,夏商周三代都没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咱们国家都收复了。所以说,今天咱们国家的疆域,已经超过了夏朝和殷朝了。诗里写到在太原打仗,在江汉地区行军,那些地方,在古代都是边远地区,现在都成了咱们国家的腹地。
到了西汉的时候,匈奴每年都来侵犯边境,杀害官吏百姓。东汉时期,西羌入侵汉中,东边又侵扰三辅地区,打到河东上党,差点就攻到洛阳了。从这些例子来看,陛下您现在的疆土,比汉朝还要大得多啊!如果非要向荒远的地方用兵,到边远地区去邀功请赏,耗尽国库的钱财,去争夺那些贫瘠荒凉的土地,得到的人口不能增加赋税,得到的土地不能耕种纺织,只为了得到征服蛮夷的虚名,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这是秦始皇、汉武帝干的事,可不是三皇五帝的做法。
如果把边境线定在荒远的地方,耗尽钱财去满足私欲,那不仅不爱惜人力物力,还会失去上天的眷顾。以前秦始皇穷兵黩武,想扩大疆土,结果男人没法在田里耕地,女人没法在家纺织,长城脚下,死的人像乱麻一样多,最后天下大乱,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为了报复高祖、文帝时期的仇恨,利用四位皇帝积累的财富,结果征服了朝鲜,征讨了西域,平定了南越,打击了匈奴,最后国库空虚,盗贼四起,老百姓卖妻卖儿,流离失所的人数以万计。汉武帝晚年醒悟了,停止战争,裁减军队,封丞相为富民侯,所以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古人说过:“与翻车的车辙走一样的路,是不会安全的。”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可以用来比喻这件事。
最近国家频繁出兵,花费巨大,西边戍守四镇,东边戍守安东,调兵遣将日益频繁,老百姓都快被掏空了。开拓守护西域,就像耕种石头地一样,费力不讨好,毫无益处,后勤运输断绝,国库都快空了。越过沙漠,渡过大海,分兵防守,戍守时间长了,怨声载道。古诗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这都是古代百姓怨恨的诗句啊。皇上如果不体恤百姓,那么政令不通,邪气就会滋生;邪气滋生,就会发生虫灾旱灾。这样一来,就算祭祀百神,也无法调和阴阳了。
现在关东地区饥荒严重,蜀汉地区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收赋税不断。老百姓没法好好过日子,就会纷纷去做盗贼,国家的根本动摇了,忧患深重啊!这一切都是因为远征边疆,耗尽了国家的资源,去争夺蛮夷不毛之地,违背了爱护百姓的道理。
想想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放弃了珠崖郡;宣帝采纳魏相的计策,放弃了车师的土地,他们难道不渴望虚名吗?其实他们只是害怕耗费人力物力罢了。“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 汉元帝和宣帝的做法,难道不是因为害怕耗费人力物力吗?你看,贞观年间,平定了九姓,册封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领各部族,这正是:夷狄叛乱就讨伐,归顺就安抚,符合“推亡固存”的道理,避免了远戍劳民的苦役。这是最近的典章制度,边疆的成功经验。
我认为,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地区的名门望族,在沙漠地区威望很高,如果把他委任到四镇,让他统领各部族,封他为可汗,让他抵御外敌,那么国家就能延续下去,边疆地区也不用再进行劳民伤财的运输了。依我看,不如放弃四镇来富裕中原,放弃安东来充实辽西,减少远方的军费,把军队集中到边塞,这样恒州、代州的防务就能加强,边境州郡的防御也能巩固。况且安抚夷狄,主要是防止他们越境入侵,只要没有侵扰就没有问题了。何必一定要穷追猛打,跟蝼蚁计较输赢呢?
皇上,您知道吗?一个国家要是外面太平了,内部肯定会有麻烦,这都是因为统治者不认真治理国家造成的。我希望您能别太担心边疆还没平定的事儿,先别着急。您只需要命令边防部队加强戒备,积蓄力量等待敌人,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再打,这就像当年李牧对付匈奴那样。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边境城市加强警戒,派出侦察兵,聚集军队,增强实力。咱们以逸待劳,士兵的战斗力就能翻倍;咱们主动出击,就能掌握主动权;咱们坚壁清野,敌人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样一来,敌人深入咱们境内就会担心被围困,浅尝辄止又捞不到好处。这样坚持几年,就能让那些敌人不战而降。
狄仁杰还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恢复高氏家族的统治,停止江南的物资运输,安抚河北受苦受累的人民。这样过几年,就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强起来。虽然这些建议当时没被采纳,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想法很对。后来,他被任命为检校纳言,兼任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圣历初年,突厥入侵了赵州、定州等地,皇上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让他便宜行事。那些突厥人残忍地杀害了上万名被抓走的男女,然后从五条路逃跑了。狄仁杰率领十万大军追击,但还是没追上。于是,皇上又任命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地区的老百姓,很多都被突厥人胁迫,等突厥人撤军后,他们又害怕被朝廷惩罚,所以很多人逃跑了。狄仁杰就上书皇上说:
我听说朝廷里有人议论,认为契丹作乱,让山东百姓的顺逆难以捉摸。有些人是被逼无奈,有些人是真心归顺,有些人接受了契丹的官职,有些人是受了招安,有些人是外来的贼寇,也有些人是当地的百姓。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同,但内心其实没什么区别。
山东人向来强悍勇猛,性情刚烈,一旦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回头。最近因为战事,被征调的士兵伤亡惨重,家境都破败了,很多人逃亡,卖房卖地,都没人买,只能顾着活命,家里空空如也。更可恶的是,官吏们趁机盘剥,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毫无羞愧之心。修筑城池,制造兵器,州县的徭役,比军务还重十倍。官府不体恤百姓,只想着勒索钱财,动辄用枷杖拷打,百姓痛不欲生。事情逼得人走投无路,顾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还想过安生日子? 他们只想着能活下去,哪怕是苟延残喘,这真是君子之耻,小人常态。人就像水一样,堵住它就成泉水,疏通它就成大河,顺应它的走向,哪有什么固定的性情呢?
想想当年董卓作乱,朝廷颠沛流离,等到董卓被杀,他的部下也被全部诛杀,事情到了绝路,就容易发生暴乱,祸害百姓,京师变成废墟,长满了野草。这都是因为朝廷恩德没有施加到所有百姓身上,失策在先。我读到这些记载,总是忍不住放下书叹息。如今这些犯了罪的人,肯定不会待在家中,他们四处流窜,躲藏在山林泽地。赦免他们,他们就会出来,不赦免他们,他们就会更加疯狂,山东的盗贼,就是因此而聚集起来的。我认为边境战事暂时平息,不足为虑,但中原不安定才是大问题。
我听说治理大国不能用小手段,处理大事不能琐碎地分割。皇上应该心胸宽广,不拘泥于常规法度,严惩他们,会让大家害怕,宽恕他们,他们就会安心。所以我恳请皇上大赦河北各州,什么都不追究。这样一来,人心安定,天下太平,军队凯旋,就不会再有战乱了。
皇上准奏了。军队回来后,我被授予内史的官职。
公元697年,武则天去了三阳宫,当时朝中大臣都跟着去了,只有狄仁杰被特别赏赐了一块宅基地,那会儿他可真是受宠啊!同年六月,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和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去讨伐剩下的契丹叛军,把他们抓住了,然后在含枢殿献俘。武则天特别高兴,就赐李楷固改姓武。李楷固和骆务整,都是以前契丹李尽忠手下的将领。一开始,李尽忠造反的时候,李楷固他们多次率兵攻击官军,后来兵败投降了,按理说应该处死。但是狄仁杰认为李楷固他们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如果饶了他们一命,他们一定会感恩戴德,好好效力。所以他就上奏请皇上给他们官职,让他们带兵征战。武则天也同意了。
等到李楷固他们凯旋归来,武则天还请狄仁杰参加宴会,还亲自劝酒,把赏赐的功劳也归于狄仁杰。李楷固被任命为左玉钤卫大将军,还被封为燕国公。
武则天又打算铸造巨大的佛像,需要耗费几百万人的劳力,还下令全国的和尚尼姑每天每人交一文钱来凑钱。狄仁杰就上书劝谏说:
我听说啊,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定要先把人事安排好。皇上您心怀怜悯,看到老百姓迷失方向,无依无靠,想要让教化和榜样同时发挥作用,让大家看到好的方面,互相学习,变得更好。这可不是说建塔庙一定要铺张浪费,也不是说所有僧尼都必须靠施舍过活,连个小小的尚舍都能维持,更何况其他的呢?现在这些寺庙,规模都比皇宫还要大,奢华至极,建筑宏伟壮丽,绘画雕刻都非常精美,宝珠用得太多,木材也用得太多,简直是穷奢极欲。这些建筑材料和人工,可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如果不损害百姓的利益,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艰难,资源有限,可用的东西却没个度,老百姓交的赋税,总是感觉不够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苦不堪言。那些游方僧人,到处宣扬祸福吉凶,骗取百姓的钱财,百姓们削发捐衣,还是觉得不够。甚至有些僧人,离间骨肉亲情,对谁都一样冷漠,甚至把自己的妻子都献给寺庙,宣称没有你我之分。他们都打着佛教的旗号,却误导了百姓。
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寺庙,集市上也建起了精舍,佛教的宣传比官府的征税还要厉害,佛事所需的东西,比朝廷的命令还要严格。寺庙占用了肥沃的土地,获取的利益更多;水碾庄园的数量也很多。很多逃避徭役和躲避罪责的人,都跑到寺庙里来了,那些没有登记在册的僧人,少说也有几万人,光京城里查到的就有几千人。一个人不务农耕,就会影响到国家的生产,现在不劳而获的人这么多,还抢夺百姓的钱财,想想就让人痛心疾首。我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非常难受。
话说以前在长江以南地区,佛教很兴盛,梁武帝、简文帝都大力捐赠,那真是舍得没完没了。可是后来,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五岭地区又烟雾弥漫,到处都是寺庙,却救不了百姓的灾难;和尚多得像堵路一样,哪里能成为勤王救国的军队呢?
这几年来,战乱不断,水旱灾害接连不断,赋税徭役也越来越重。我家底早就败光了,之前的伤痛还没恢复,现在又来兴建工程,实在是力不从心啊!恳请圣上,您功德无量,何必非要建造这么大的佛像,还美其名曰“劳民费财”呢?虽然说是收取僧人的钱,但实际收到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佛像这么大,总不能露天摆着吧?盖个几百层楼的庙宇,恐怕都盖不完,其他的附属建筑更不用说了。还说不会损害国库,不会伤害百姓,拿这种事来邀功请赏,这算得上尽忠吗?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觉得佛祖讲经说法,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才是本意,怎么会想要劳民伤财,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呢?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边境还不太平,应该减轻赋税徭役,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就算雇人干活,大家也都图个利益,到时候误了农时,自然就放弃耕种了。今年不种地,明年肯定要饿肚子,到时候还得靠政府救济,这怎么解决得了?况且,没有政府的资助,这事儿根本就办不成,要是都用上国库的钱,又耗尽人力,一旦出现问题,拿什么去解决呢?
武则天听了我的话,就下令停止了这项工程。那年九月,我病死了,武则天为我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停朝三天,追赠我为文昌右相,谥号文惠。
狄仁杰一直很重视举荐人才,他提拔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最后做到公卿高位的就几十个。
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我想找个厉害的人来用,有吗?”狄仁杰问:“陛下想让他做什么?”武则天说:“我想让他当个将相。”狄仁杰回答说:“臣觉得,如果陛下需要的是有文采资历的人,那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够胜任文官了。陛下您是不是觉得文人墨客不够出色,想找个奇才来完成国家大事呢?”武则天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想法!”狄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虽然年纪大了,但他真是宰相的料!而且他长期不被重用,如果启用他,他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力。”武则天于是召见张柬之,任命他为洛州司马。
过了几天,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要人才。狄仁杰说:“我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被重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提拔他了。”狄仁杰说:“我推荐他当宰相,现在却只是洛州司马,这不算重用啊!”后来张柬之又升任秋官侍郎,最终被召为宰相。张柬之后来成功地恢复了中宗的地位,这都是狄仁杰推荐的结果。
狄仁杰曾经担任魏州刺史,当地百姓为他立了生祠。他离任后,他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却贪赃枉法,为人所厌恶,结果人们把狄仁杰的生祠都拆了。狄仁杰的长子狄光嗣,在圣历初年担任司府丞,武则天命令宰相们各推荐一人担任尚书郎,狄仁杰就推荐了他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工作表现出色,武则天很高兴,说:“祁奚内举,果得其人。” 后来,狄光嗣在开元七年,从汴州刺史升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因为贪污受贿被贬为歙州别驾,最终去世。
一开始,中宗被流放到房陵的时候,吉顼和李昭德都劝谏武则天,说应该恢复中宗的地位,武则天当时也没什么复辟的打算了。但是只有狄仁杰每次跟武则天说话,都反复强调母子亲情的重要性。武则天渐渐地也醒悟过来了,最后把中宗召回了宫里,重新立他为储君。
话说中宗从房陵回到皇宫后,武则天先把他藏在帐篷里,然后把狄仁杰叫来,跟他说起庐陵的事(指中宗被流放)。狄仁杰慷慨激昂地陈述利害,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武则天一听,立刻把中宗叫出来,对狄仁杰说:“你保住了储君!”狄仁杰赶紧下台阶去祝贺,激动地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进言说:“太子回宫了,大家还都不知道呢,这舆论方面怎么处理才好呢?”武则天觉得他说得对,于是又把中宗安置在龙门,然后隆重地迎接他回宫,大家都非常高兴。
狄仁杰前后为了匡扶中宗,一共上奏了几万字的奏章。到了开元年间,北海太守李邕还专门写了一本《梁公别传》,把狄仁杰的奏章都记录在里面了。中宗复位后,追赠狄仁杰为司空;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狄仁杰的族曾孙叫狄兼谟。
话说这位叫兼谟的,考中了进士。他爷爷和爸爸当官都挺不起眼的。兼谟在元和年间刚当上襄阳推官,后来又试任校书郎,为人正直,说话做事都很硬气,在州府里出了名。后来宪宗皇帝把他召进宫,当了左拾遗,他接连上书给皇帝提意见,后来官做到尚书郎。长庆、太和年间,他当了郑州刺史,因为政绩好,名声在外,后来又回到朝廷当了给事中。
开成初年,度支左藏库里发现有人贪污,弄坏了好多丝绸布匹之类的,证据确凿。文宗皇帝觉得这事发生在赦免令之前,就没打算追究。结果兼谟把皇帝的赦免诏书给退回去了!文宗皇帝把他叫来,跟他说:“我知道你尽职尽责,但是朕已经赦免了他们的上司,下面的官员也应该网开一面吧。不过,这事儿也确实有点棘手,你也不用非得因为退回诏书而为难。” 后来,兼谟就升官了,当上了御史中丞。
上任那天,文宗皇帝特意嘱咐他:“御史台是朝廷的纪律检查部门啊,御史台的纪律抓好了,朝廷就清明;朝廷清明了,天下就太平了。可是很多执法官员,心里都想着畏惧忌讳,瞻前顾后,所以很多事情都办不成。你是梁氏家族的后代,应该有你们家族的优良传统,可不能瞻前顾后啊!” 兼谟回答说:“朝廷的规章制度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会尽心尽力地弹劾违规行为的。”
这会儿,江西观察使吴士矩违规给士兵发放额外军饷,私自挪用了几十万钱。兼谟就上奏说:“观察使是代表皇上管理一方土地,执行皇上的命令,负责犒赏军队,这些都有规定的数额。可吴士矩却擅自增减,不按规矩办事,不仅损害了一方百姓的利益,还会让其他军队效仿。请求皇上交给司法部门处理,依法办事。” 结果吴士矩被贬到蔡州当别驾了。 兼谟不久后升任兵部侍郎。
第二年,他官至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还兼任河东节度使。到了会昌年间,他历任多个地方长官,最后去世了。
王方庆是陕西咸阳人,是周朝少司空石泉公石敬瑭的曾孙。他家祖上是从琅琊迁到丹阳的,是江左地区有名望的世家大族。后来石敬瑭北迁到了关中,才在咸阳定居下来。他爷爷王鼒做过隋朝的卫尉丞;伯父王弘让名声很好,唐太宗贞观年间做过中书舍人;他父亲王弘直是汉王李元昌的幕僚,因为李元昌过度打猎,他就上书劝谏,大概意思是:“宗室子弟是国家的支柱,应该巩固国家基业。大王您并没有像任城王那样有战功,也没有像河间王那样有美名,爵位高,封地富庶,应该想想皇上对您的恩德,好好保全您的荣华富贵。要想做到这些,就要修身养性,学习《诗经》、《礼记》等典籍,从史书中吸取教训。看看古人成败的原因,了解历史兴亡的轨迹,以此为戒,居安思危。您现在却带兵到处跑,践踏田地,乡下人不敢出门,城里人都躲着您。这给百姓带来了忧愁,只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停地打猎,让百姓寒心啊!”李元昌看完信后立刻停止了打猎。后来李元昌渐渐疏远了他,把他调到荆王那里做幕僚。龙朔年间,王弘直去世了。
王方庆十六岁开始做官,在越王府当参军。他曾经跟记室任希古学习《史记》和《汉书》。后来任希古升迁做了太子舍人,王方庆也跟着他完成了学业。永淳年间,王方庆升迁到太仆少卿。武则天当政后,任命他为广州都督。广州靠近南海,每年都有昆仑人乘船来跟中国进行贸易。以前的广州都督路元睿贪污昆仑人的货物,结果被昆仑人杀死。王方庆在广州做了几年,廉洁奉公,没有一点过错。广州管辖的州县长官以前都很贪婪,百姓经常到府里告状,但是府里的官员因为事先收受了州县长官的贿赂,从不调查。王方庆就把府里的官员召集起来,禁止他们跟州县长官来往,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州县长官都进行了处罚,因此广州境内变得清静了。当时的人都认为,自唐朝以来,治理广州没有比王方庆更好的了。朝廷还专门下诏表彰他,诏书说:“朕因为你历任职务都有好名声,所以才任命你做这个官,你的政绩远扬,确实不负朝廷的期望。赏赐你杂采六十段,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以表彰你的善政。”
公元695年,我被任命为洛州长史,没多久又升官了,成了银青光禄大夫,还被封为石泉县男。公元696年,我又调任并州长史,被封为琅邪县男。还没来得及上任呢,就又升职了,成了鸾台侍郎,还兼任凤阁鸾台平章事。没过多久,我又升任凤阁侍郎,继续负责政事。
公元697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打败契丹凯旋而归,想在这个月进宫献俘。内史王及善觉得将军进城按规矩要奏乐,但现在正值高宗皇帝的忌月,建议还是别奏乐了。这时,我方庆就上奏说:“我查阅了礼仪典籍,只有忌日的说法,没有忌月的规定。晋穆帝迎娶皇后时,正值康帝忌月,当时也拿不定主意,就请教了太常寺,礼官荀讷认为:‘礼仪只规定了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了忌月,那岂不是还有忌时、忌年?这更说不通。’当时就采纳了荀讷的意见。军乐是军队的仪仗,和普通的乐队不一样,我认为在这样的场合奏乐,一点问题都没有。”武则天采纳了我的建议。
武则天曾经去万安山玉泉寺游玩,因为山路又险又陡,想坐轿子上去。我赶紧劝谏说:“以前汉元帝祭祀庙宇时,走的是便门,还坐船过去,光禄勋张猛就上奏说:‘坐船危险,走桥安全。’汉元帝就改走桥了,这可是前朝的旧例啊。现在山路这么危险,石阶又窄又弯,往上看就心惊胆战,往下看就害怕得要命,这比坐船还危险,安全程度根本没法比。陛下是万民的父母,怎么能走这么危险的路呢?希望您能停止轿子,就地休息。”武则天听取了我的意见,打消了坐轿子登山的念头。这一年,我的爵位也升了,被封为石泉子。
话说,当时有个规定,每个月第一天,皇帝要在明堂举行告朔仪式。司礼博士辟闾仁谞上书反对,大意是说:“经史典籍里,根本没记载天子每个月都要举行告朔的,只有《礼记·玉藻》里提到:‘天子在南门外听朔。’这每月告朔,是诸侯的礼仪啊!我仔细查阅了《礼论》、《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都没找到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如果说因为没有明堂所以没有告朔,有了明堂就应该告朔,那周朝、秦朝都有明堂,也没见天子每月告朔啊!我们仔细研究,既然没有这个礼仪,就不能硬套,天子这么尊贵,怎么能用诸侯的礼仪呢?”
然后,方庆也上书反对,他的意思是:“明堂是天子处理政务的地方。《谷梁传》里说:‘闰月是多出来的日子,天子不举行告朔。’‘这不是礼仪!闰月是为了调整时间,时间是为了安排事情,事情是为了增进民生,民众的生存之道,就在于此。不告闰朔,就是放弃政务。’根据这段话,天子闰月也要告朔啊!难道其他月份就能废除这个礼仪吗?古时候的学者认为,天子一年要十八次进入明堂:祭祀不用占卜算一次,每月告朔算十二次,四季迎气算四次,巡狩那年算一次。现在礼官说一年只进明堂一次,这跟古时候学者的说法不一样,我不敢苟同。宋朝的何承天整理编纂的《礼论》,虽然做了分类整理,但内容却有所缺失。梁朝的崔灵恩写的《三礼义宗》,只是收集整理前人的说法,沿袭旧例而已。隋炀帝让学士们编写的《江都集礼》,也只是抄录旧礼,没有新的内容。《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里没提到告朔,大概是因为历代都没传承下来,所以这些文献里就缺失了相关记载。这些文献各有各的原因,不足为凭。现在礼官拿这些当证据,我实在觉得很可疑。”
武则天又下令让春官广为收集儒生的意见,把方庆和仁谞的奏章拿出来,让他们评判是非对错。这时,成均博士吴扬善、太学博士郭山恽等人上书说:“根据《周礼》和《三传》,都有天子告朔的礼仪记载,秦朝灭了《诗经》和《尚书》,所以告朔礼才废除了。我们建议采纳方庆的意见。”武则天就下令照办了。
武则天听说方庆家藏书很多,就派人去他家找找王羲之的真迹。方庆就上奏说:“我家的书,从十代祖上开始就收藏王羲之的字,以前有四十多张,贞观十二年,太宗皇帝买走了,全都献上去了。现在就只剩下一卷了。我还献上我十一代祖方导、十代祖方洽、九代祖方珣、八代祖方昙首、七代祖方僧绰、六代祖方仲宝、五代祖方骞、高祖方规、曾祖方褒,以及九代以内三位伯祖,还有晋朝中书令王献之以下二十八位名家的书法作品,一共十卷。”武则天把这些书法作品拿到武成殿给大臣们看,还让中书舍人崔融写了一本《宝章集》来记录这件事,然后又把这些书还给了方庆。当时方庆为此感到非常荣耀。
方庆接着又提了个建议,他说:“律法规定‘服丧期间,大功未满,不能参加朝贺;丧事未办完,不能参加宴会。’可是现在很多朝官都不遵守法令,明明脸上还带着丧服的悲伤表情,却参加朝会,还手舞足蹈的,这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败坏了社会风气,有损皇家的形象。希望陛下能重申法令,严加禁止这种行为。”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方庆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休,于是被任命为麟台监,负责修撰国史。等到中宗当上太子,方庆又兼任了太子左庶子。
公元695年的一天,武则天想在冬天进行军事演习,但是相关部门办事拖拉,一直拖到了春天。方庆就上书进谏了,他说:“根据《礼记·月令》记载:‘孟冬(十一月)这个月,天子要命令将领们进行军事演习,练习射箭、驾车和角力。’这是说一年要务农三个季节,留出一个季节进行军事演习,练习射箭、驾车和角力,增强体魄,这是历代帝王的常事,也是居安思危之道啊。但是‘孟春(一月)这个月,不可以动用军队。’‘兵’指的是盔甲、兵器这些东西的总称。兵器属金,金克木,春天木气正盛,而用金来克制盛木,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蔡邕在《月令章句》里说:‘太阴刚刚休止,少阳之气还很微弱,这时候却实行冬天的措施来引导水气,所以就会导致洪涝灾害,损害万物生长。雪霜大盛,会摧折阳气。太阴之气强盛的时候,就会下雪和霜,严重损害庄稼的生长。首种,指的是冬小麦,小麦在秋天播种,所以叫首种。入,指收成,春天受寒害,到了夏天小麦就长不好。’现在在春天搞军事演习,就是违背了时令,用阴气来克制阳气,损害了万物的生长。我担心会发生洪涝灾害,霜雪会损害庄稼,夏天小麦歉收,颗粒无收啊!希望陛下能够遵循时令,等到孟冬再进行军事演习,顺应天道。”
武则天批复说:“因为长期太平,已经很多年没有打仗了,大家都忘记了战争,都去读书学习了。现在要整顿军威,所以才下令进行军事演习。你说的春天实行冬令的措施,会导致洪涝,用金克木,会损害万物生长。我看你说的很有道理,完全符合典礼制度,如果违背你的建议,那《月令》就成了摆设了。你敢于直言进谏,我会采纳你的建议。”那一年,方庆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其他待遇不变,俸禄和三品官员相同,还兼任侍奉皇太子的读书先生。
方庆又上书说:“我查阅史书,发现臣子给皇帝上书奏章,从来没有人直接称呼皇太子的名字的。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他的名号非常尊贵,我不敢直呼其名,所以没有写出来。晋朝尚书仆射山涛的上书,也称呼皇太子,却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山涛是朝中有名的士大夫,一定很熟悉典故,他之所以不写太子名字,一定是有依据的。朝中官员尚且如此,宫中官员更是不敢直呼其名。现在东宫的宫殿和门的名字,都带有皇太子名字,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上奏章的时候,很难避免。孝敬皇帝当太子的时候,把弘教门改成了崇教门;沛王当太子的时候,把崇贤馆改成了崇文馆。他们都是避讳太子名号,以遵循典礼。这是先例,可以作为遵循的模式。希望陛下能够遵循旧例,下令修改。”武则天同意了他的请求。
公元702年五月,方庆去世了,朝廷追赠他兖州都督的官职,谥号为“贞”。后来中宗皇帝继位,因为以前在宫里就认识方庆,又追赠他吏部尚书的官职。方庆特别博学,喜欢著书立说,写了各种各样的书,一共两百多卷。他尤其精通《三礼》,很多人都会去请教他礼仪方面的问题。每次他回答问题,都能引经据典,所以当时的人们把他的回答整理成书,叫做《礼杂答问》。他收集的书籍非常多,不比皇家的秘阁少,就连图画,也收藏了不少珍本。可惜他的儿子们都没能继承他的事业,他死后没多久,这些藏书和图画也都散失了。他大儿子方光辅,在开元年间当上了潞州刺史;小儿子方晙,书法很有名,尤其擅长琴棋,不过性格比较严厉,后来当上了殿中侍御史。
姚璹,字令璋,是散骑常侍姚思廉的孙子。他从小就父母双亡,但他抚养弟弟妹妹,以兄弟情深而闻名。他博览经史,口才很好。永徽年间,他通过明经考试考中了进士。后来一步步升迁,当上了太子宫门郎。他还和司议郎孟利贞等人奉命一起编写了《瑶山玉彩》这本书,书写完后,他升迁为秘书郎。调露年间,他又升迁到中书舍人,被封为吴兴县男。武则天当政后,他升任夏官侍郎。后来因为他叔父姚敬节参与了徐敬业的叛乱,他也被贬官到桂州都督府当长史。当时武则天特别喜欢祥瑞之兆,姚璹到了岭南之后,就四处考察山川草木,凡是名字里带“武”字的地方,他都认为是上天应验了武则天的国号,于是上奏朝廷。武则天非常高兴,把他召回朝廷,任命他为天官侍郎。他很擅长选拔人才,当时的人都称赞他。
公元695年,(长寿二年),他升职了,当上了文昌左丞,还兼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官儿不小。从永徽年间开始,左、右史官虽然可以参加朝会听旨,但皇帝下朝后的讨论,他们根本听不到。 他觉得皇帝的决策和训示,不能没有记录啊,要是这些内容不从宰相那里得到,史官们根本没法写史书。于是他就上奏朝廷,建议把皇帝下朝后讨论的军事、国家大事,由宰相一个人负责记录,取名叫《时政记》,每个月都送到史馆存档。 说起来,宰相负责写《时政记》这事儿,就是他第一个开始的。
同年九月,因为一些事情,他被降职了,当上了司宾少卿,而且不再参与政事了。到了延载初年,他又被提拔,当上了纳言。有人说他弟弟犯了法,建议不应该让他再当官了。 他就上奏说:“以前王敦造反,王导还管着朝廷要事;嵇康被杀,他儿子嵇绍却忠于晋朝。看看古时候,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现在我蒙受圣恩,哪能因为这些就让我下台?如果我的做法确实不合适,我甘愿退下。”武则天说:“这是我的意思,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只管尽忠职守就行了,别听那些闲言碎语!”
武三思带着一群少数民族首领,想在端门外建个天枢,刻上字来歌功颂德,夸夸周朝的功绩,这活儿就让璹来负责督造。证圣年间,璹升官了,当上了秋官尚书,还兼任同平章事。 那一年,明堂失火了,武则天想因为这事儿,自己承担责任,搬出正殿住。璹赶紧劝说:“这明明是人为纵火,可不是什么天灾啊!你看,周朝的宣榭,汉朝的建章宫,虽然都毁了,可他们的盛世功德却一直流传下来。我还在《弥勒下生经》里看到,说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七宝台也会瞬间崩塌。这说明世间万物都有变化,正因为看到了这种无常,才能顿悟成佛。所以圣人的做法,都是顺其自然,灵活变通,好处多多,能帮助很多人。这次明堂失火,也一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况且,明堂是处理政务的地方,又不是宗庙,您要是搬出正殿,不合礼制啊!”
左拾遗刘承庆也上奏说:“明堂是祭祀的地方,现在烧了,陛下应该停朝反省一下。”璹又跟刘承庆辩论,坚持自己的意见,武则天最后还是采纳了璹的建议。之前让璹负责修建天枢,因为这事儿,璹应该升一级爵位。但他却上表请求把这功劳转赠给他父亲,于是他父亲豫州司户参军处平,被追赠为博州刺史。后来武则天要去封禅嵩山,又让璹负责制定仪注,还当了封禅副使。等明堂重建的时候,武则天又让璹督造,因为这事儿,璹又升官了,当上了银青光禄大夫。
话说,有一次大石国派使臣来进贡狮子。璹上书劝谏皇帝说:“狮子是猛兽,只吃肉。从遥远的大石国(碎叶)运到京城,路上肉食很难保证供应,而且花费巨大。陛下您一向以百姓为念,连一件事物上的损失都考虑周全,所以连鹰犬都不养,打猎也全都停止了。您不杀生来彰显您的慈悲,以爱护生灵来展现您的至德,飞禽走兽没有不感激您的恩德的。怎么能自己委屈自己,却大费周章地供养一只猛兽呢?这从道理上讲,是绝对不行的!” 奏章上奏后,皇帝立刻就叫停了大石国的使臣。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九鼎刚铸成,皇帝下令要用一千两黄金来涂饰它。璹再次进谏说:“鼎是神器,贵在质朴自然,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装饰它。我看这九鼎的样子,本来就已经五彩缤纷,光彩夺目了,哪里还需要用黄金来涂饰,才能显得光鲜亮丽呢?”武则天这次也听从了他的建议。
契丹人来犯边境,朝廷就派梁王武三思当榆关道安抚大使,派姚璹当副使,去应付这事儿。姚璹回来后,因为一些事情被问责,一开始被任命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四川那边的官员,好多都贪污腐败,蛮横霸道。姚璹多次揭发他们的罪行,那些坏事根本没法藏匿。武则天很欣赏他,还特地派人送来圣旨表彰他,说:“严寒的霜雪下,才能看出挺拔的松树多么奇特;狂暴的疾风面前,才能知道坚韧的野草多么珍贵。万物如此,人也应该这样。你很早就受到朝廷的恩宠,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责任。你在朝廷做官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边疆训练军队,也尽心尽力。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你始终如一,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现在派你去四川,那里的人口众多,成分复杂,很久没有一个好官,社会风气败坏,到处都是贪污受贿,老百姓都活得很艰难。所以才派你去镇守一方,希望你能在那里好好治理。你果然能够掌控局面,把混乱的局面澄清了,一到任就整顿吏治。官员们不敢违法乱纪,坏事根本没法做,你前后揭发的贪污腐败案件,可不是一两件。贪婪残暴的官员,都躲了起来;抢劫掠夺的人,也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没过多久,老百姓就过上了安稳日子,我对你做出的贡献,心里非常感激。你应该像琅邪王那样施行仁政,学习豫州刺史那样治理地方。”
武则天还曾经对身边的官员说:“当个大官,自己清廉很容易,但能让手下官员也都清廉,就很难了。姚璹啊,他可是做到了这两点。”
朱待辟这小子,当了新都丞,结果贪污受贿,最后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要被判死刑。他以前跟个和尚理中关系不错,私底下勾结了一帮亡命之徒,想借着杀掉璹的名义,在巴蜀地区造反。有人偷偷告密了,武则天就让璹来查这个案子。璹查得很仔细,虽然有些案情疑点重重,但被牵连处死的也只有一千多人。
武则天又让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他们重新调查,结果还是没查出什么来。但是,被关进大牢的人有几百个,那些人受尽酷刑,互相攀咬,乱编造反的罪名。 因此,被抄家的有五十多户,那些说是知道造反,被流放的人更是十八九个。路上的人们都为他们鸣不平。监察御史袁恕己弹劾了这件事。武则天一开始让璹和袁恕己当面对质,后来又下令停止调查。没多久,璹就升官了,当上了地官尚书。一年多后,又升任冬官尚书,还兼任西京留守。在长安期间,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武则天准了他的请求,还给他晋爵为伯。后来官复原职,做了工部尚书。神龙元年去世,临终遗言要薄葬,追赠越州都督,谥号“成”。
他弟弟璹,从小就爱学习,靠着勤奋刻苦,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考中了明经,一步步升迁,当上了定州、汴州、沧州、虢州、豳州等五个州的刺史,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后来又调任秦州刺史。因为政绩突出,武则天还专门下诏书表彰他,赏赐他一百匹绢。神龙元年,他被封为宣城郡公,又升迁三次,做了太子詹事,还兼任左庶子。当时,节愍太子行为不端,璹前后多次上书劝谏。现在记载的有四件事:
第一段:
我听说贾谊说过:“应该挑选天下最优秀的、孝顺、友爱、博学多才的人,让他们陪伴太子,出入宫廷。这样太子就能看到正事,听到正言,走正道,身边的人都是正人君子。经常和正人君子相处,不可能不正;经常和不正派的人相处,不可能不不正。太子成年之后,免除了保姆的严格管教,就会有专门记录过错的史官,负责膳食的官员,表彰善行的标志,用来表达不满的木牌,敢于进谏的鼓,乐师吟诵箴言,大臣献上计策。所以,太子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品德也会日益完善。如果教育得当,身边的人又都是正直的,那么太子自然就会正直;太子正直了,天下也就安定了。”我还听说过,木头顺着墨线才能笔直,君主听从谏言才能成为圣明之君。古人的经验教训,可以用来验证今天的情况。希望殿下您能明察秋毫,天资聪颖,能够从近代的成败和古代的兴衰中吸取教训,言行举止都符合礼仪规范。我资质平庸,却担任辅佐之职,只是充当耳目,忝列股肱之臣,冒昧进言,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我发现宫内作坊里的工匠,可以随意出入宫闱和禁卫区,他们可能会把宫内的情况泄露出去,或者把宫外的事情带进来。一些不识大体的小人,可能会因此弄虚作假,玷污您的声誉。我希望把这些作坊都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停止宫内的一切制造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制作什么东西,也希望在宫外设立作坊,这样工匠就不会随意出入宫禁了。
第二段:
我听说汉文帝平时穿着粗布衣服,穿着皮鞋;齐高帝把宫殿栏杆上的铜饰都换成了铁的。曾经有个大臣,穿着玉带,佩着宝剑和玉器去拜见魏王,太子没有看他一眼。那个大臣说:“魏国也有宝物吗?”太子说:“君主信任臣子,臣子忠诚于君主,这就是魏国的宝物。”大臣于是解下佩剑和玉器离开了。太子派人追回这些东西,说:“珠玉珍宝,冬天不能御寒,饥饿时不能充饥,不要留下这些害人的东西。”大臣于是闭门不出。我看过圣贤的书籍,都强调简朴为贵;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也都以俭朴为美德。希望殿下您能重视节俭,不要追求奢华。我认为应该更加节俭,生活简朴,行动简朴,减少宫廷的制造活动,节约开支。
老话说得好,皇宫里那银窗铜瓦的宫殿,戒备森严,进进出出的,都有详细记录。殿下您要是需要什么东西,都得经过门房传达命令。万一有坏人钻空子,故意在数量上做手脚,要是文件记录有错误,事情就办砸了。 最近吕升之代替您发布命令,还好您英明神武,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鬼把戏。我们这些普通臣子,哪有您那样的本事,能辨别真假?所以我想,最好是把所有奏章都盖上御印,再发下去,这样就能避免假冒伪劣,长久之计啊。
我还听说过,忠臣侍奉君主,该说的就要说,不能隐瞒;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虚心纳谏,才能不断进步。《尚书》里就说了:“听到意见跟自己想法相左,一定要去探究它的道理;听到意见跟自己想法一致,一定要去考察它是不是真的对。”殿下您仁义明智,圣德日益高尚,能洞察一切,明察秋毫。事情的好坏,您都能精确判断;道理的真伪,您都能细致分辨。我虽然能力平庸,却有幸在宫中侍奉,担任谏官的职务,哪敢沉默不语呢!
我听说圣人不会固执己见,即使是贤明智达之人也一定有自己的老师。所以说:和好人说话,就像走进兰花草的房间,待久了自然就会香气扑鼻;和坏人说话,就像火烧油膏,不知不觉就用完了。现在太子身边没有学问渊博的老师,也没有侍奉在侧的读书人,我希望您能趁着给您送饭的机会,奏请皇上安排一些人。这样一来,讲学和谈论时,就能充分发挥忠诚规劝的作用;讲解文章和分析文句时,也能得到认真细致的指导。我还听说,臣子侍奉君主,一定要竭尽忠诚;君主提拔人才,一定要选择忠诚正直的人。我希望殿下您能专心致志地培养德行,以端庄稳重为首要任务;认真学习,以学业为重。经典著作可以用来立身处世,史书可以用来了解成败兴衰。认真学习古代典籍,才能培养忠孝之心,了解历史才能明辨安危。只有明白了父子君臣之道,了解了古今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到以经史为重,这是当务之急。至于那些工艺制作和官员的日常事务,都是次要的,不必操心。我虽然才能平庸,但担任谏官的职责,如果我不说话,那就是辜负了圣上的期望;如果说了话却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恳请您重视经书学习,简化琐碎事务,只要您能采纳我的建议,我就感激不尽了。请您体谅我的狂妄之言。
奏章呈上去了,太子虽然表示赞同,但最终并没有改变。太子后来失败了,皇上派人搜查他的宫殿,找到了班彪的谏书,中宗皇帝很欣赏他直言不讳的精神。当时宫中许多官员都被贬官,只有班彪被提升为右散骑常侍。一年多以后,他又升迁为秘书监。
睿宗皇帝即位后,班彪多次升迁,最终担任户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太子宾客。先天二年,他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再次担任户部尚书。班彪和他的兄弟班璹,几年间都担任过定州刺史和户部尚书,当时人们都非常敬佩他们。开元二年,班彪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班彪曾经发现他曾祖班察所撰写的《汉书训纂》中,很多内容都被后来的《汉书》注疏者隐去了作者姓名,用来为自己的说法服务;于是班彪撰写了《汉书绍训》四十卷,用来阐明旧有的义理,流传后世。
史书上说啊,皇帝要是能有七个敢直言进谏的大臣,就算他再昏庸,江山也不会丢。庐陵王李显复位,唐朝中兴,这都是狄仁杰的功劳,一个人就能顶住一片天。有人说,这话说得太夸张了。我说,那可是革命时期啊,坏人坏事特别多,如果不是那些真心实意,不顾个人安危的人,谁能成事呢?狄仁杰为了国家,不怕死,刚正不阿,就算遇到那些滥杀无辜的昏君,也能让他们最终敬畏大义。最终保全了天下,难道不是吗?
王方庆在南海镇守边疆,辅佐太子,在朝廷上也担任要职,没有一样事情做不好,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不器”啊!要是没有他的文采,哪能取得这些成就呢。至于萧璹,在成都做布政使,表现平平;担任宰相时,上奏的章疏,有时被采纳,有时不被采纳。还有,他为了躲避正殿的灾祸,烧掉了明堂,这算哪门子进谏啊;他罢黜了《唐颂》,立了《天枢》,这说法也不对。更别说他胡乱求取祥瑞,已经失去了忠贞;精心挑选楚地的茅草,也难以弥补他的过失。他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美德,也不害怕承担羞耻。班规谏才华横溢,地方官吏多有贤能,储君的辅佐之臣,可以说是选对了人。
赞扬道:敢于直言进谏,冒犯圣意,扭转乾坤,扶持危局。这些人的事迹,狄仁杰都做到了。最终推翻了武则天,恢复了唐朝的统治。功劳之大,无人能及,王方庆的才能,独树一帜,周旋自如;萧璹虽然反复无常,但张说却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韦思谦,河南阳武人,原名叫韦仁约,字思谦。因为他的名字和武则天的父亲的名字读音相近,所以大家都叫他字。他家祖上是从京兆府搬到襄阳的。他考中了进士,后来升迁到应城当县令,一年多后又被调动。韦思谦当官期间,因为一点小过错被降职,按照以前的规定,他很难再升官了。吏部尚书高季辅说:“自从我担任吏部尚书以来,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人才,难道因为一点小缺点就放弃他的大才大德吗?”于是高季辅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从此韦思谦名声大噪。他曾经对别人说:“御史出巡各地,如果不能像震动山岳一样,让州县长官感到害怕,那真是失职了。”
那时候,中书令诸遂良用很低廉的价格买通了负责翻译的官员,韦思谦上奏弹劾了这件事,结果诸遂良被贬为同州刺史。等到诸遂良再次被启用后,韦思谦却因为这件事而仕途受阻,被外放到清水县当县令。他对别人说:“我这个人性格狂傲粗鲁,如果掌握了权力,就会立刻发作,注定要给自己带来灾祸。一个大丈夫应该在正直的地方,光明正大地报答国家的恩情,我最终不可能做一个碌碌无为只顾保全妻子儿女的官员。”后来,左肃机皇甫公义担任沛王府长史,他把韦思谦请到王府做仓曹参军,并对韦思谦说:“您可不是池塘里的东西,屈居于此做个短时间的客人,岂不是埋没了您的才能?”韦思谦后来又不断升迁,最终做到右司郎中。
话说永淳年间,思谦当上了尚书左丞,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那时候,武候将军田仁会跟侍御史张仁祎关系不好,田仁会就诬告张仁祎。高宗皇帝亲自过问,当面审问张仁祎。张仁祎吓得脸色发白,回答问题都结结巴巴的,乱了方寸。思谦一步步升迁到这个位置,他站出来说:“我跟张仁祎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过,对这件事比较了解。张仁祎这个人性格懦弱,处理事情没能力。如果田仁会蒙蔽圣听,让张仁祎背上莫须有的罪名,那我也算没尽到辅佐君主的责任。请让我直接来回应田仁会的指控。”思谦据理力争,条理清晰,表达流畅,高宗皇帝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思谦在宪司工作的时候,每次见到达官贵人,从不主动下拜行礼。有人劝他这样做不合适,思谦回答说:“雕鹗、鹰鹯这些猛禽,怎么会跟普通的鸟儿一样呢?为什么要放下身段去巴结他们?再说,我们做耳目之官,更应该保持独立自主。”他刚被任命为左丞的时候,就上奏说:“陛下选拔官员,一定要选对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宁可空缺着。现在陛下不吝惜上好的锦缎让我来裁剪,这说明陛下对我的信任很深,我也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刻了。”思谦整顿纲纪,朝廷上顿时秩序井然。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思谦被提升为宗正卿,后来官名改动,改成了司属卿。光宅元年,朝廷设立了左右肃政台,思谦再次被任命为右肃政大夫。以前,肃政大夫和御史的地位相当,可以互相平起平坐,但思谦却独自坐着接受御史的拜见。有人觉得他这样做不好,思谦说:“国家官职的等级制度,本来就应该有高低之分,怎么能因为怕得罪人就放弃原则呢?”垂拱初年,思谦被封为博昌县男,后来又升迁为凤阁鸾台三品官员。两年后,他接替苏良嗣担任纳言。三年后,他上表请求退休,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且还加封他为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思谦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赠他幽州都督的官职。他有两个儿子:承庆和嗣立。
承庆,字延休。他从小就为人恭谨,对继母非常孝顺。年轻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雍王府参军。王府里的文章,大多出自承庆之手,他的文采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后来多次升迁,最后当上了太子司议郎。仪凤四年五月,朝廷下诏让皇太子贤监国。当时太子沉迷声色,和一些宫女太监关系暧昧,承庆就上书劝谏说:
我听说啊,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国家的根本。他肩负着继承祖宗基业的重任,关系到亿万百姓的福祉,天下安定都靠他,四海百姓都盼望着他。殿下您仁孝有德,聪明睿智,像泰山一样稳重,像泉水一样平静,像黄金一样纯正,像美玉一样珍贵。皇上把储君的位置交给您,让您监国理政,希望您的恩泽遍及天下,没有遗漏的地方,让百官都仰慕您的光辉,让万民都听到您恩泽的响声。
这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人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所以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百姓贫困,君主怎么会富足呢?”这几年来,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粮食收成不好,老百姓都穷困潦倒。今年夏天又大旱,米价飞涨,穷苦人家根本没钱买米,每天都担心吃不上饭,饿肚子。老百姓的苦难,实在让人同情,种地太不容易了,应该仔细了解情况。皇上之所以能坐稳江山,殿下之所以能继承东宫,受到天下人的尊敬,得到天下的好处,不仅是因为上天的庇佑,更是因为百姓的努力啊!百姓有危险,国家也就不安全;百姓闹事,皇帝也治理不好国家。所以古代的明君,自己吃饱了,也知道百姓饿肚子;自己穿暖了,也知道百姓受冻;总是为天下担忧,从不为自己的享乐而高兴。现在关中、陇西之外,强盗横行,西部百姓死伤殆尽,战争不断,烽火四起,千里迢迢地运送粮食,老百姓没法安心种地。
殿下您既是臣子又是儿子,更是国家的栋梁,也是家庭的支柱。作为臣子,应该竭尽忠诚;作为儿子,应该尽孝道。在家不能只顾自己享乐,在国不能只图自己安逸。“家国天下”,一物有亏损,皇上都会记挂在心;边境有战事,殿下您难道不会忧心忡忡吗?更何况现在是您应该努力修养品德的时候,而不是放纵情欲的时候。
皇上您在宫里,经常搞些没必要的修建和玩乐,这花费可不小啊。戏子、杂耍演员整天围着您,鼓乐声喧嚣不断,扰乱了宫里的宁静,而且宫女太监也因此有机会接近您。这些下人巴结奉承,依仗您的恩宠,作威作福,为非作歹。您如果不加防范,将来一定会出问题。要是因此损害了您的名声,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尚书》上说:“不做无益的事,多做有益的事。”这些都是无益的事,当然不能沉迷其中。
我听说过“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 意思是说,地位高贵不能不谨慎,财富丰厚不能不节制。《易经》上说:“君子整天勤勉努力,晚上也警惕谨慎,这样就不会有灾祸。”这就是要我们敬慎小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做到这些,也能名扬四海,荣华富贵。更何况殿下您位高权重,天资聪颖,一点善行天下皆知,一点才能天下皆服,更应该追求完美,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啊!我希望您能多读经书以增长德行,远离声色以抑制私欲。要保持安静平和,淡泊名利,不违礼仪,不乱说话。衣食住行都要节俭,打猎游玩不要放纵。要亲近正直的人,远离阿谀奉承的人。这样才能名声远扬,仁德遍布天下,最终获得幸福长寿,保全您的地位,成为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继承圣人的伟业。
我还曾经写过一篇《谕善箴》献给太子,太子很喜欢,还赏赐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又看到很多人心浮气躁,难以达到平和宁静的境界,于是又写了一篇《灵台赋》来表达我的想法,具体内容就不多说了。
话说唐朝调露年间,这位承庆大人刚开始在东宫做事,后来东宫被废了,他就外放去当了乌程县令,政绩斐然,老百姓都夸他好。后来到了长寿年间,他升迁很快,当上了凤阁舍人,还兼管着天官选事,负责官员的选拔任命。这位承庆写文章速度特别快,就算紧急的军国大事,他提笔就能写好,从没让人等过。不过后来因为得罪了某些大官,他又被外放去当了沂州刺史。没过多久,朝廷又把他召回,让他继续负责天官选事。过了很久,因为身体不好,他就辞了职,改任太子谕德。之后他又在豫州、虢州等地当过刺史,政绩都挺出色,朝廷还专门发文表扬了他。
到了长安年间,他回到长安当了司仆少卿,后来又升任天官侍郎,还兼着修撰国史的工作。从天授年间开始算起,承庆大人三次担任天官选事,选拔官员公平公正,全国上下都称赞他。后来他又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依然兼着修国史。到了神龙年间,因为被人诬陷跟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有牵连,他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当时张易之等人已经被杀,承庆大人却坦然自若,解下衣带,等待发落。
正巧这时候要起草赦书,大家觉得没人比承庆更合适,于是把他召了回来。承庆大人面不改色,提笔就写,文章辞藻华丽,文采斐然,当时的人都非常佩服他。一年多后,朝廷任命他为辰州刺史,但他还没上任,就被调回长安,当了秘书员外少监,继续兼修国史。后来因为参与修撰《则天实录》有功,被封为扶阳县子,还赏赐了大量财物。他又撰写了《则天皇后纪圣文》,中宗皇帝很欣赏,特地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接着又任命他为黄门侍郎,继续兼修国史,结果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中宗皇帝很悲伤,过了很久才派人去通知他的弟弟,也就是相州刺史承嗣立,让他去料理后事,并且追赠承庆为黄门侍郎,让他继承兄长的官位,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最后,朝廷追赠他秘书监的官职,谥号为“温”。他的儿子承裕,后来当上了膳部员外郎。
他继位当了皇帝,他弟弟承庆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妈王氏对承庆特别严厉,经常打他。每次王氏要打承庆的时候,嗣立都要脱了衣服请求替弟弟受罚,他妈不同意,他就偷偷地自己挨打。他妈后来发现了,就慢慢对他宽容起来。当时有人把他比作晋朝的王祥和王览,说他兄弟情深。
他年轻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后来升迁,做了双流县令,政绩显著,在整个四川都是最好的。之后他又升了三次官,做到莱芜县令。这时,他哥哥承庆因为生病,辞去了凤阁舍人的职务。武则天召见嗣立,说:“你父亲以前对我说过:‘我有两个儿子,忠孝双全,可以为陛下效力。’你兄弟俩为朝廷效力,正如你父亲所说。现在我任命你为凤阁舍人,让你们兄弟互相轮换着做官。” 当天,嗣立就升任了凤阁舍人。
那时候学校很衰败,法律也过于严酷,嗣立就上书劝谏武则天说:
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都设立学校,掌管教育国子,教授六德、六行、六艺,三教齐全,人道也就完善了。《礼记》上说:“改变风俗教化人民,一定要通过教育啊。”教育对人的作用非常广泛。所以要设立太学来教育全国的人,设立地方学校来教化百姓,王室子弟、卿大夫的子弟以及全国的优秀人才都要到学校学习。八岁入学堂学习,十五岁进入太学。春秋两季学习《礼记》和《乐经》,冬夏两季学习《诗经》和《尚书》。这样,教育就普及了,教化就流行了,人们的行为就端正了,不会违背礼法。从天子到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需要学习就能有所成就的。
话说从永淳年间开始,二十多年来,国家学校荒废,读书人越来越少,当时轻视儒学,根本没人重视经典的学习和考试。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子弟,都想着走捷径升官;而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因为受到排挤,读书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考试的时候,优秀的人才很少,就算勉强选拔了一些,又能有多少人真正适合从政呢?
到了垂拱年间之后,天下太平,各种盛大的典礼和喜庆活动接连不断,很多人都借此机会进入仕途。偏偏又出现了一些像来俊臣那样的奸邪小人,他们滥用权力,陷害忠良,正直的人都被迫害致死,人人自危,谁还敢坚持原则,为国家奉献呢?大家都只想苟且偷生,混到老死就算了。这样一来,国家法纪松弛,走后门的事情屡见不鲜,选拔官员越来越腐败。很多官员缺乏学识,能力平庸,只会耀武扬威,很少有人能真正为百姓着想。全国老百姓都人心惶惶,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想要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根本不可能实现。
陛下啊,您要是能下令整顿吏治,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招收更多的学生,让王公贵族家的子弟都到国子监学习,认真学习经典,重视学校和老师,隆重举行祭祀典礼和讲学活动,让百姓都能参与其中,学习道德,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会响应号召,人人奋发向上,知道该做什么了。然后再认真选拔人才,让他们去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这样一来,官员就不会再欺压百姓,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人人热爱自己的家乡,谁还会逃亡,谁还会贫穷呢?现在全国人口流失了一半以上,赋税减少,国库空虚,治理国家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这个了。所以说,重视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提升,更是为了教化百姓,造福国家,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吗?
我听说啊,尧舜时代,连衣服帽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文景时期,刑罚几乎不用了。这都是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盛世美谈。
陛下您英明神武,洞察世事,从轩辕黄帝到如今,都没人能比得上您。只是以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都是因为那些当官的坏蛋,故意蒙蔽您的双眼,扰乱您的判断。后来您圣明英断,已经查清楚了这些情况,但还是没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搞明白,没能把以前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让天下老百姓了解您的本意。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冤屈的人,甚至九泉之下还有含冤而死的鬼魂。
我这个人愚笨无知,看不清大局,就想替陛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地解释清楚。
话说汉朝之后,刑法越来越严厉,办案的官员一心只想把案子办到底,牵连甚广,好几年都断不了案。 那些坏人就趁机钻空子,表面上装得人模狗样,背地里却狼心狗肺,暗中勾结,互相串通,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罪名,让别人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们巧舌如簧,用尽酷刑逼供,让人痛不欲生,不得不屈打成招。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像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杀头。路上到处都是死人,即使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证据确凿,辩解也无济于事。就算皋陶来审理,依法判刑,也会被说成是亵渎皇室,败坏祖宗基业,罪责难逃。
虽然皇上您仁慈宽厚,减轻刑罚,放缓死刑,亲自过目卷宗,查得很仔细,但那些官员都说是查明了真相,犯人确实有罪,即使您想开恩,也无法违反法律啊!所以,小的被杀头,大的被灭族,牵连的人数不胜数。这些人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宿怨旧仇,要报复谁,他们只是为了邀功请赏,巴结上司。当时人们都说这是栽赃陷害。那些被冤枉入狱的人,即使才智过人,只要有人告发,就会被压下去,心里虽然痛恨这种冤屈,却无法为自己辩白。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都甘愿赴死,好像回家一样。可见,滥用法律,害人最深啊!
多亏皇上您英明神武,仔细调查,周兴、丘勣之流,弘义、俊臣之辈,都相继被处死,这件事传遍天下,朝野上下都一片欢腾,就像又看到了阳光一样。就说狄仁杰、张柬之吧,他们都曾被冤枉陷害,被审问的时候,也都屈打成招了。如果不是皇上您英明,及时查明真相,他们早就被杀头了,哪还能为朝廷效力!皇上您提拔重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两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以前是错的,现在是对的呢?这完全是因为冤枉和明辨是非的区别啊!
但是,恐怕以前被冤枉的人,有很多都和他们一样,那么以前被冤枉的人,数量一定非常多!以前杀一个孝妇,都会招来灾祸,现在滥杀无辜的人这么多,难道不会招来怨气吗?怨气冲天,就会导致旱涝灾害,想要年年丰收,是不可能的!
皇上,如果您能展现出像天地一样广阔的仁德,施以像雷雨一样深厚的恩泽,把罪责归咎于那些刻薄残忍的官员,对那些因为冤枉而受罚的人施以恩典。自从您登基以来,判处死刑的罪犯,您常常赦免那些本不该被处死的,无论罪行轻重,全部赦免,让他们恢复名誉。那些曾经伏法的犯人,都追回他们的官爵;那些因为牵连而受罪的人,也都普遍得到恩泽。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知道这些罪责并非您的本意,而是那些残酷的官员的过错。人神都欢欣鼓舞,就会感应到天地间的和谐之气;和谐之气下降,风雨就会按时到来;风雨按时到来,五谷就会丰收;五谷丰收了,百姓也就安居乐业了。太平盛世的美好景象,还会远吗?恳请陛下仔细考虑。
接下来,他升迁为秋官侍郎,三次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在长安,武则天曾经和宰相们讨论州县官员的问题,纳言李峤、夏官尚书唐休璟等人上奏说:“我们这些臣子承蒙您的重托,却不能让战争停止,国库充盈,户口登记还有逃亡的,官员也免不了贪污腐败,让您在朝堂上忧心忡忡,多次为此担忧,我们日夜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富国安民。而富国安民的关键,在于选拔刺史。我们发现朝中议论纷纷,都认为重用内官,轻视外职,每次任命地方长官,都要反复申诉。最近派往外地的官员,大多是贬官降职的人,地方风俗不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希望从台阁寺监中,精挑细选贤能之士,分别管理大州,共同治理国家事务。我们请求辞去近侍的职务,率先带头,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希望能有所贡献。”武则天说:“你们在鸾台凤阁任职,谁愿意去?”嗣立立刻回答说:“我愚钝无能,却蒙受您的提拔重用,在宫中掌管机密,并非我所能胜任。如果让我到地方任职,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能采纳我的请求,我愿意前往。”于是,嗣立就带着本官的职务,兼任汴州刺史。
没过多久,哥哥承庆升任宰相,我弟弟嗣立则升任成均祭酒,还兼任魏州刺史。后来他又调任洺州刺史。没过多久,因为承庆犯了错,被贬到饶州当长史。一年多后,他被朝廷召回,担任太仆少卿,还兼管吏部选拔官员的事务。神龙二年,他被任命为相州刺史。承庆去世后,嗣立接替他当了黄门侍郎,后来又升任太府卿,还被加封为修文馆学士。
景龙三年,他又升任兵部尚书,同时兼任中书门下三品官员。当时中宗皇帝大肆修建寺庙道观,而且滥封爵位赏赐土地的人很多,国库都快空了。嗣立就上书劝谏说:
“臣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家庭没有三年的积蓄,那这个家就不是家,这个国家就不是国家。所以我知道,建立国家和家庭,都依靠储蓄啊。水旱灾害,那是阴阳变化造成的,人力是无法避免的。尧帝遇到大水,汤王遇到大旱,这说明即使是仁义圣明的君主也无法避免,但他们当时没有因此而穷困潦倒,是因为他们有积蓄啊!现在陛下仓库里的东西,已经差不多空了,目前的开支,连一年都撑不住。万一遇到水旱灾害,需要救济百姓,或者需要征发徭役,或者军队需要军需物资,那该怎么办呢?因为仓库空虚,影响到国家政务的,比比皆是。”
我偷偷地发现,最近建造寺庙道观的数量太多了,都追求规模宏大,互相攀比华丽。大的工程要花掉上百万钱,小的也要花掉三五万多,粗略算算总共花费的钱财,少说也超过千万了。运输木材石头,人畜不停歇,耽误了民工的活计,也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些事根本不紧急,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尚书》上说:“不做无益的事而做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的物品而珍视常用的物品,百姓才能满足。”这话说得太对了,一点都不夸张!再说,佛道的玄妙精义,在于内心平静空寂,如果不是修炼身心,达到定慧境界,所有这些做法都属于徒劳无功。像那些土木雕刻之类的工程,只是耗费人力物力,互相炫耀壮观,根本与降伏身心无关。而且,凡是动工兴建,都需要挖掘开凿,地底下有很多冬眠的虫子,各种各样的都有。每天杀死的虫子,少说也有上万,年年如此,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圣人以慈悲为怀,怎么会需要做这种事呢?这道理明摆着!世俗的和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考虑国库会不会空虚,也不想想圣上的忧虑,只觉得广建寺庙就能积德行善,就能弘扬佛法。万一遇到旱涝灾害,百姓饿肚子,少数民族作乱,军队缺粮少饷,您就算有再多的军队,再多的寺庙,能解决万分之一的百姓疾苦吗?对佛道来说是违背的,对百姓来说是极大的损害,皇上您难道不应该好好想想吗?
第二段:
我发现现在建庙宇的太多了,都搞得很大很漂亮,互相攀比,真是花钱如流水啊!小的工程也要花个几万,大的工程要花上百万,加起来少说也上千万!为了运送材料,人累马乏,耽误了好多人的工作,也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些事根本没那么急,老百姓都抱怨死了! 《尚书》里说得好:“不做无益的事而做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的物品而珍视常用的物品,百姓才能满足。” 这句话太有道理了,一点都不假! 再说,佛道讲究的是内心平静,如果不能修心养性,这些花里胡哨的建设都是白费力气! 那些土木雕刻,只是浪费人力物力,互相攀比,跟修身养性根本没关系! 而且,这些工程都需要挖掘,会杀死很多地里的虫子,每天少说也有上万,年年如此,损失太大了!圣人都是慈悲为怀的,怎么会做这种事呢?这道理太明显了!那些和尚们,只顾着建庙,不考虑国库空虚,也不考虑圣上的辛苦,只觉得建庙就能积德,就能弘扬佛法。 要是遇到灾荒,百姓饿肚子,少数民族造反,军队没粮草,您就算军队再多,寺庙再多,能解决多少百姓的痛苦呢?这不仅违背佛道,还严重损害百姓利益,皇上您一定要好好考虑啊!
我发现那些享受食邑的家庭,数量太多了。前几天我大致问了一下户部,说每年要供应他们六十多万丁的口粮,每丁两匹布,那就是一百二十万匹以上。我以前在太府工作的时候,知道每年征收的庸调绢,最多也就一百万匹,少的只有七八十万匹,跟这些食邑户比起来,国家收入少多了。万一遇上虫灾、霜冻、旱灾、水灾,收成减半是很正常的,国家拿什么来供应呢?
我听说,从前那些被封赏土地的人,都是开疆拓土,建立功勋,平定叛乱,然后才能享受祭祀宗庙的待遇,才能承蒙皇恩。国家刚建立的时候,那些功臣一起平定了天下,当时享受食邑的也就三四十家,现在动不动就赏赐,结果超过了一百家。国家的赋税,大部分都进了这些私人的口袋,他们钱多得花不完,国家却入不敷出。他们有钱就挥霍浪费,国家没钱就整天提心吊胆,治理国家的办法,难道是这样吗?
这些食邑户,自己征收东西,有的用官府的名义,有的用奴仆,很多人仗势欺人,欺压州县。那些食邑户,没完没了地骚扰百姓,要么多收东西还强迫百姓送礼,要么故意刁难,敲诈勒索,老百姓怨声载道,远近都知道了。还有的借着买卖东西的机会,故意找茬滋事,打架斗殴,没完没了,穷苦百姓怎么受得了啊!
如果一定要限量上交布匹到太府,这些食邑户只能从左藏领取,不能自己随意征收催促,这样就能避免骚扰,老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
我听说啊,设置官职,分配任务,量才录用,这本来就是为了治理百姓,求得安定嘛。《尚书》里就说了,“在官的人,要安抚百姓;官吏贤明,百姓就得到好处。官吏贤明又惠民,还怕什么欢兜、有苗作乱呢!” 这说明啊,只要官吏选得对,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古代选拔人才,一定要先考察他们在乡里的名声,然后才能被州郡任用;州郡有了名声,才能被五府任用;在五府有了名气,才能升到朝廷。这样一来,选拔一个人,就非常了解他的情况;提拔一个官员,也考察了他很长时间。孔子说过:“比方说有件精美的锦缎,你不能让人随便学着做。” 这说明选拔人才,一定要慎重啊!用对人才,天下就太平;用错人才,天下就乱套。天下太平还是乱套,全看选人选得怎么样,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现在的选拔人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人还没怎么证明自己,就一下子升官了。人人都想往上爬,这是人之常情;走捷径,也是人之常情。现在那些一心想升官,不择手段的人,挤破头地往文武官员的队伍里钻。那些文官管理内政外交,就担心他们贪污受贿,导致上下腐败;那些武官领兵打仗,就担心他们无能懦弱,导致军队战败。官职随便补授,空缺的职位填不满,结果就出现员外官的数量,比正式官职多好几倍。各部门的官员累得要死,国库空虚,财政吃紧。国家大事,难道比这还重要吗?
古代啊,是悬挂官爵来吸引人才,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官职。如果任用没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的路就被堵死了,那些贤能之士就会隐退,默默叹息,心中充满了怨恨。再说,贤能之士,都是坚持正直,远离投机取巧;如果投机取巧之风盛行,贤能之士就再也出不来了。贤能之士都退出了,想要国家安定团结,那是不可能的。百姓不安定,国家就要危险了,陛下您难道不应该好好想想吗?
还有啊,刺史、县令,是治理百姓的第一线官员。这几年来,选拔他们根本就不认真。京城官员犯了错或者名声不好,就派他们去当州牧;吏部选人,年纪大了,没啥本事,就让他们去当县令。这种风气长期盛行,上下都心知肚明,用这样的人去治理百姓,怎么能够使百姓归顺呢?今年收成不好,百姓流亡,国库空虚,赋税减少。陛下您不重视这个问题,还怎么治理国家呢?
我希望陛下下达明确的命令,认真处理这些问题,让有关部门改进选拔人才的方法,让全国的刺史、县令都由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从现在开始,所有要提拔到各部门侍郎、两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有声望的官员,都要先从刺史、县令中选拔。州郡长官选对了人,天下就太平了,百姓都高兴,这不是太平盛世吗?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奏章上去了,皇上没采纳。
后来,因为跟韦氏皇族关系比较远,中宗皇帝特意把他编入皇族族谱,所以对他特别看重。赏赐他在骊山修建了别墅,中宗皇帝还亲自去视察,还自己写诗作序,让官员们也作诗,赏赐了他两千匹绢。 然后封他为逍遥公,给他住的地方取名叫“清虚原幽栖谷”。 后来韦氏家族垮台了,他差点被乱军害死,幸好宁王宪,也就是他从母(继母)的丈夫,救了他。
睿宗皇帝登基后,任命他做了中书令。没过多久,他又被外放到许州当刺史。因为在册封睿宗为皇帝的过程中立了功,朝廷又赏赐给他一百户的实封土地。开元初年,他回到京城,担任国子祭酒。 早些时候,中宗皇帝留下遗诏让睿宗辅政,但是宗楚客、韦温等人篡改了遗诏,当时他在政事府,却没能纠正过来。 结果后来被御史台弹劾,被贬到岳州当了个小官——别驾。 过了很久,才升迁到陈州当刺史。 那时候,河南道巡察使兼工部尚书刘知柔上奏说他为人清廉,可以提升,但还没等圣旨下来,他就于开元七年去世了,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孝”。 中书省和门下省又上奏说:“嗣立从小就才名远播,兄弟之间非常和睦,深受皇恩,官至宰相。中年因为没能洁身自好,跟一些凶恶的权贵走得近,被御史台弹劾,才被贬官。如果从他早年的表现来看,他终究是个好人,应该忽略他的缺点,满足大家的愿望。请求再赏赐他一百匹布。” 皇上准了。
苏嗣立和苏承庆兄弟俩,学问和品德都非常出名。在长寿年间,苏嗣立接替苏承庆当上了凤阁舍人。长安三年,苏承庆又接替苏嗣立当上了天官侍郎,没多久又接替苏嗣立掌管政事。等到苏承庆去世后,苏嗣立又接替他当上了黄门侍郎,前后四次兄弟俩互相接替担任要职。更厉害的是,苏嗣立父子三代都当上了宰相,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苏嗣立有三个儿子,苏孚、苏恒和苏济,个个都很有名气。苏孚官做到左司员外郎。苏恒,开元初年当了砀山县令。他为政宽厚仁慈,百姓和官吏都很爱戴他。有一次皇上东巡,砀山县需要负责供应帐篷等物资。当时山东各州县都害怕完不成任务,纷纷采用鞭打等严厉手段。只有苏恒没有动用刑罚,却把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远近都称赞他。御史中丞宇文融是苏恒的姑父,他私下里推荐苏恒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还请求用自己的官职来换苏恒的升迁。于是苏恒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后来又历任度支左司员外郎、太常少卿、给事中等职务。开元二十九年,他被任命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苏恒到河西后,节度使盖嘉运依仗权贵,胡作非为,还虚报军功。苏恒上表弹劾他,当时很多人替他担心。后来苏恒被贬为陈留太守,还没上任就去世了,当时很多人为他惋惜。
苏济从小就以文章闻名。开元初年,他被调任鄄城县令。当时有人密奏玄宗皇帝说:“今年吏部选拔官员太滥,很多县令都不称职,根本没有认真挑选。”到了县令卸任的日子,玄宗把他们都叫到宫里,考问他们治政的策略,参加考试的有二百多人,只有苏济的策论最好,甚至还有人连字都没写。于是玄宗提拔苏济为醴泉县令,二十多人被恢复原职,四五十人被遣送回家学习,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则被贬为刺史。苏济到醴泉后,以简便易行的办法治理地方,深受百姓称赞。他后来升迁为库部员外郎,开元二十四年,任尚书户部侍郎,又历任太原尹。他还创作了四章《先德诗》,歌颂他祖上和父亲的功德,诗词辞藻华丽,文采斐然。天宝七载,他又担任河南尹,后升任尚书左丞。苏济三代都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成为当时人们羡慕的对象。苏济为人沉稳儒雅,所到之处,百姓都称赞他的好政绩,后来他出任冯翊太守。
陆元方,苏州吴县人,祖上都是名门望族。他曾祖父是陈朝的给事中黄门侍郎。伯父以擅长书法闻名,官至太子司议郎。陆元方通过明经考试入仕,又考中了八科,一路升迁,做到监察御史。武则天称帝后,派陆元方去安抚岭南地区。快到海边的时候,风浪特别大,船员都不敢张帆。陆元方说:“我奉命行事,光明磊落,上天怎么会害我呢?”他立刻命令船员起航,结果风浪还真就停了。他完成任务后回朝,武则天很满意,就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当月,他又被提升为凤阁舍人,还负责处理侍郎的事务。没多久,他被来俊臣陷害,但武则天亲自下诏书赦免了他。
长寿二年,陆元方再次升迁,做到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延载初年,他又加封凤阁侍郎。证圣初年,内史李昭德犯了错,因为陆元方曾与李昭德有过交往,也被贬到绥州做刺史。不久后,他又被起复,做了春官侍郎,之后又升任天官侍郎、尚书左丞,接着又拜鸾台侍郎、平章事。武则天曾经问他一些琐碎的政务,陆元方回答说:“我作为宰相,有重要的事情自然会禀报,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敢劳烦圣上费心。” 因为这话,他得罪了武则天,被贬为太子右庶子,免去了参与政事。后来又转任文昌左丞,不久后就病死了。
陆元方做官清廉谨慎,两次担任宰相,武则天每次要提拔他,都会先征求他的意见,并且把任命书密封好给他,从不泄露自己的私心。临终前,他把以前起草的奏章全部烧掉,说:“我暗中帮助过很多人,以后子孙后代应该能因此得到福泽吧。”他还留下一个装满书信的匣子,平时一直自己锁着,家人谁也没见过,等他死后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历年来的诏书,可见他做事多么谨慎小心。死后被追赠为越州都督,开元十八年,又追赠为扬州大都督。他的儿子叫陆象先。
陆象先,原名陆景初。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参加制举考试后,被任命为扬州参军。任期满了之后,需要调动新的职位。当时吉顼担任吏部侍郎,他看中了陆象先,想提拔他做洛阳尉。陆元方当时也在吏部,极力推辞,说不敢接受。吉顼说:“为官选人,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陆景初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我推荐他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吏部侍郎的儿子。”最终,吉顼还是把陆象先推荐上去了。陆象先后来升迁为左台监察御史,再升殿中侍御史,最后做到中书侍郎。
景云二年冬天,他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监修国史。一开始,太平公主想让中书侍郎崔湜担任宰相,偷偷地告诉了他,崔湜极力推荐陆象先,公主不同意,崔湜于是也请求辞官。公主赶紧把这事告诉了睿宗皇帝,最后两人都被任命为宰相。陆象先为人清廉寡欲,不把琐碎的事放在心上,言谈高论,很受当时名士的敬佩。崔湜经常跟人说:“陆公比别人高出一等。”
那时候太平公主权势很大,同时担任宰相的萧至忠、岑义及崔湜都依附她,只有陆象先独善其身,从没去巴结她。先天二年,萧至忠等人被处死,只有陆象先幸免于难。因为保护国家的功劳,他被封为兖国公,赐予二百户实封,并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当时朝廷追查萧至忠等人的党羽,牵连的人很多,陆象先暗中为很多人申冤,救济了不少人,但他从不说起,当时根本没人知道。
那一年,他被外放到益州大都督府担任长史,同时兼任剑南道按察使。他在益州做官,以宽厚仁慈为施政方针。他的司马韦抱真说:“希望您能稍微用点杖刑,树立威信。不然,恐怕下属会懈怠,无所畏惧。”陆象先说:“治理百姓讲道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峻法来立威呢?损害别人来抬高自己,恐怕不是仁义之道。”最终没有采纳韦抱真的建议。后来他历任河中尹。先天六年,河中府被废除,改名为蒲州,陆象先担任蒲州刺史,同时兼任河东道按察使。曾经有个小人在犯了罪后,陆象先只是口头警告就放他走了。 负责记录的官员说:“按照规矩应该打他。”陆象先说:“人情世故差不多,他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一定要打,那就应该先从你开始。”记录官员羞愧害怕地退了下去。
陆象先曾经对人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庸人自扰,才显得事情多。只要从根本上使事情平静下来,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前后担任刺史,施政风格一贯如此,百姓和官员都很怀念他。按察使的职务取消后,他回到朝廷担任太子詹事,后来又升任工部尚书。先天十年冬天,他负责吏部选事,又加封为刑部尚书,因母亲去世而辞官。先天十三年,他再次被起用,担任同州刺史,不久后升任太子少保。先天二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尚书左丞相,谥号文贞。
我爷爷陆象先,当过监察御史。我叔叔们也都很厉害:陆景融当过大理正、荥阳郡太守、河南尹、兵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襄阳郡太守、陈留郡太守,还兼任过采访使;陆景献当过殿中侍御史、屯田员外郎;陆景裔当过河南令、库部郎中。他们个个都有好名声。 著名的僧一行大师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说:“陆家兄弟个个有才干有品行,古时候的荀氏、陈氏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啊!” 可见他们当时有多么受人推崇。
我堂叔元方,是陈朝右军将军陈珣的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就和当时有名的文人陈子昂、宋之问、卢藏用,还有道士司马承祯、道人法成这些人来往,虽然他的才学比不上陈子昂他们,但他的风度、口才却比他们强。他后来官做到中书舍人。武则天曾经让他起草诏书,他当时紧张得不行,到晚上也没写出一个字来,结果被降职为左司郎中。后来他又慢慢升官,当过大理卿、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最后因为年老体弱退休,没多久就去世了。他是我们家祖上陆象先的四代孙。到了唐文宗太和四年,我被任命为参军文学。
我叫苏瑰,字昌容,是武功人,隋朝尚书右仆射苏威的曾孙。我爷爷是隋朝的鸿胪卿,我父亲在贞观年间做过台州刺史。我年轻的时候,在本地考中了进士,后来被任命为豫王府录事参军。豫王府的长史王德真和司马刘祎之都很器重我。在长安期间,我升迁到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地理位置重要,有很多富商巨贾,各种珍奇宝物应有尽有。之前的长史张潜和于辩机都收受了大量的贿赂,而我却坚持不受。神龙年间,我被调回长安,担任尚书右丞,因为我熟悉法律,又了解朝廷的各种规章制度,所以被特别任命负责修订律令法规。后来又升任银青光禄大夫。同年,我又升任户部尚书,负责管理户籍和财政,当时全国户籍总计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
苏瑰被任命为侍中,封淮阳县子,还担任了西京留守。那时候,秘书员外监郑普思密谋造反,雍州和岐州的叛乱势力迅速壮大,苏瑰就把郑普思抓起来关进监狱,严刑拷问。郑普思的老婆第五氏跟韦庶人(韦皇后)关系好,据说她会些旁门左道,而且住在宫里,所以中宗皇帝特意下令安慰苏瑰,让他放了郑普思。但是苏瑰上书说郑普思迷惑人心,罪该万死,不能饶恕。中宗皇帝回到京城后,苏瑰又当面陈述了这件事。尚书左仆射魏元忠说:“苏瑰是个正直的长者,他这么忠诚恳切,希望陛下您能仔细考虑。”皇帝这才把郑普思流放到儋州,他的同党也都被处死了。苏瑰升迁为吏部尚书,并被晋封为淮阳县侯。
景龙三年,苏瑰升任尚书右仆射,同时兼任中书门下三品,又晋封为许国公。这一年,要举行南郊祭祀,国子祭酒祝钦明巴结韦庶人,建议让皇后做亚献,安乐公主做终献。苏瑰非常反对这个建议,在皇帝面前直接批评了祝钦明。虽然皇帝明白了苏瑰的意思,但最终还是采纳了祝钦明的建议。新上任的官员通常要进贡食物,叫做“烧尾”。苏瑰升任仆射却什么也没献。后来一次宫廷宴会,将作大匠宗晋卿说:“升任仆射竟然不烧尾,是不是不高兴啊?”皇帝没说话。苏瑰奏道:“我听说宰相应该调理阴阳,替天理顺万物。现在粮食价格飞涨,百姓生活困苦,我看到宫里的侍卫兵甚至有三天没吃饭的。我愚笨,担当不起这个职位,所以不敢烧尾。” 这一年六月,苏瑰和唐休璟一起被任命为监修国史。
四年后,皇帝中宗死了,这事儿先瞒着大家,没公开。韦庶人(韦皇后)把一帮宰相叫到宫里开会,这些人有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纪处讷、韦温、李峤、韦嗣立、唐休璟、赵彦昭还有苏瑰等等,一共十九个。一开始,皇帝的遗诏是让韦庶人辅佐少主处理政事,还给了他安国相王太尉的头衔,让他参与辅政。结果中书令宗楚客跟韦温说:“现在得请皇太后临朝听政,最好别让相王辅政了。再说,皇太后跟相王的关系,那是嫂子和叔子,平时都没什么来往,这规矩不好办,根本行不通。” 只有苏瑰一个人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他跟宗楚客他们说:“先帝的遗诏,怎么能随便改呢!”宗楚客和韦温一听,火冒三丈,直接把相王辅政的事儿给取消了,还对外宣布了。
同一个月,韦氏家族垮台了,相王(唐玄宗)登上了皇位。他下了一道诏书,原文是:“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许国公苏瑰,你一直在我身边,出谋划策,关键时刻帮我拿主意,你的计策都成功了,而且你敢于直言进谏,从不畏惧权势。之前我对你恩重如山,你对我忠心耿耿,奸邪小人作乱,内外都面临危险,只有你敢于仗义执言,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更何况你以前在我当藩王的时候就追随我,我不能忘记你的功劳。现在,我任命你为尚书左仆射,其他官职不变。”
景云元年,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就改任太子少傅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去世了,朝廷追赠他司空、荆州大都督的官职,谥号为文贞。他临死前留下遗嘱,要薄葬。到下葬那天,除了朝廷提供的仪仗,就只有一辆布车。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
开元二年,皇帝下诏说:“历代帝王都重视奖励好人好事;追封赏赐去世的臣子,也是千百年来一贯的做法。 所以,追封尚书左丞相、太子少傅、司空、荆州大都督、许国文贞公张瑰: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忠心耿耿地侍奉朝廷,谦卑谨慎,遵守礼仪。他辅佐皇帝,在三朝都担任要职;他为国家尽忠职守,九次被封为高官。先帝驾崩后,宫中发生叛乱,权臣篡位,大家都人心惶惶。叛乱的势力非常强大,皇室宗庙差点被毁掉。 太皇太后临朝辅政,才平息了叛乱,铲除了逆贼,韦氏家族才被罢黜。张瑰当时就敢于直言进谏,态度坚决,他的话传遍朝野。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他的高尚品德依然令人敬佩,我们非常怀念他的忠诚。特此赐给他一百户实封。”
开元四年,朝廷下诏,让张瑰和徐国公刘幽求一起陪祭睿宗庙庭。开元十七年,又追赠他司徒的官职。
张瑰的儿子张颋,从小就有才华,过目不忘。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被授予乌程尉的官职,后来一步步升迁到左台监察御史。在长安的时候,朝廷命令张颋复查来俊臣等人的旧案,张颋都查明了他们的冤情,因此为很多人平反昭雪。
苏颋一开始在神龙年间,官职一路升迁,做到给事中,后来又加封修文馆学士,没多久就升任中书舍人。没过多久,他父亲苏味道也升任中书门下三品,父子俩同时掌管枢密院,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很荣耀的事。各种政务文件堆积如山,奏章文告都出自苏颋之手。中书令李峤感叹道:“苏舍人的文思像泉水一样涌流不断,我真是比不上啊!” 后来苏颋又升任太常少卿。
景云年间,苏颋的父亲去世了,朝廷下诏让苏颋复职,担任工部侍郎,还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苏颋上表坚决推辞,辞辞恳切,皇上才准许他守孝。守孝期满后,苏颋上任,继承了他父亲许国公的爵位。唐玄宗问宰相们:“有从工部侍郎直接升任中书侍郎的吗?”宰相们回答说:“任用贤能,这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玄宗说:“苏颋可以担任中书侍郎,并且享受政事食禄。”第二天,就加封苏颋知制诰。享受政事食禄,是从苏颋开始的。
苏颋入宫谢恩,玄宗说:“我一直想重用你,每次有好的官职空缺,我就希望宰相们能推荐你。可宰相们都是你的老朋友,却始终没提你,朕为你感到惋惜啊!中书侍郎这个职位,朕非常重视,自从陆象先去世后,朕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人选,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当时李乂担任紫微侍郎,和苏颋一起负责起草文告。有一天,玄宗对苏颋说:“以前有李峤、苏味道,被称为‘苏李’,现在有你和李乂,也毫不逊色。你起草的文告,可以抄录一本进献给我,题上‘臣某撰’,朕要留着慢慢看。”可见皇上对苏颋的礼遇有多么优厚。
唐玄宗想在靖陵修建碑刻,苏颋劝谏道:“帝王和皇后,没有神道碑,而且这件事不遵循古制,处处违反法度。如果靖陵单独建碑,陛下祖宗的陵墓也都需要追造碑刻。”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修建碑刻的计划。
开元四年,张九龄升职了,当上了紫微侍郎,还兼任紫微黄门平章事,跟侍中宋璟一起负责处理政事。宋璟这个人啊,特别正直,处理事情雷厉风行,张九龄都特别支持他,觉得他做得对。要是有什么需要向皇帝汇报或者回复皇帝旨意的事,张九龄就帮着宋璟一起,俩人配合得特别好。宋璟曾经跟别人说过:“我跟苏頲父子,先后都在同一时期当过宰相。苏頲的儿子苏颋为人厚道,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要是说处理政务,尽心尽责,公正无私,那苏颋比他老子还厉害!”
开元八年,张九龄升任礼部尚书,不再参与政事了。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以前益州司马皇甫恂,偷偷摸摸地用库里的东西织了新花样的锦缎进贡给皇帝,张九龄直接给否了。有人劝他说:“您现在远在益州,干嘛要跟圣意对着干呢?”张九龄说:“明君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公正,更不会因为距离远近而改变对忠臣的器重! ”最后,他还是把这事儿奏报给了朝廷,皇甫恂的进贡被取消了。
巂州的蛮酋苴院暗地里跟吐蕃勾结,准备从内部搞破坏。张九龄抓到了他们的间谍,将士们都请战,要出兵讨伐,张九龄没同意。他写了封信,把间谍也一起送给了苴院。苴院一看,羞愧后悔,最后不敢再入侵了。
话说苏颋在皇帝登基后的第十三周年,奉命撰写了朝觐的碑文。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吏部负责选官的官员。苏颋为人非常清廉俭朴,他挣的俸禄全部都给了弟弟们,或者分给其他的亲戚,家里一点余钱都没有。在皇帝登基后的第十五年,苏颋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
一开始,朝廷还没来得及给他追赠官职。这时,起居舍人韦述上了一道奏章,说道:“我听说在贞观、永徽年间,每当有朝廷大臣去世,皇帝都会停止上朝,为他们举行哀悼仪式,以此来表达对他们一生的肯定,加深君臣之间的感情。这样做既能表彰贤能,纪念旧臣,又能体现生荣死哀的美德,记载在史册上,给后人做个榜样。以前智伯瑶的儿子死了,平公却还在宴乐,杜蒯的一番话才让他醒悟过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礼经也把它当作美谈,古往今来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如今,礼部尚书苏颋去世了,他家世世代代辅佐朝廷,忠诚清廉。苏颋更是侍奉皇上二十多年,参与朝廷的谋划,又出任地方官。他的功绩显著,品行端正,可惜英年早逝。恳请陛下效法先朝的典范,追念股肱之臣,举行辍朝举哀的仪式,像晋文公那样,以表达君臣一体的深厚感情。这样既能让去世的人在九泉之下感受到恩泽,也能让活着的人更加尽忠职守,朝廷上下,谁不羡慕这样的待遇呢?我作为负责记录的官员,有责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冒昧地请求陛下恩准,请陛下仔细考虑。”
皇上听了奏章后,当天就在洛阳城南门为苏颋举行了哀悼仪式,停朝两天,并追赠苏颋为尚书右丞相,谥号为“文宪”。到了苏颋下葬那天,唐玄宗正在咸宜宫游玩,准备去打猎,听说苏颋的葬礼要开始了,他伤感地说:“苏颋今天下葬,我怎么忍心去游玩呢?”于是半路返回皇宫。苏颋的弟弟有苏诜、苏冰、苏乂。
苏诜,一路升迁,当上了右司郎中、给事中、徐州刺史。之前,他刚被任命为给事中时,苏颋担任中书侍郎,上表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苏诜。唐玄宗说:“历史上难道有内举不避亲的吗?”苏颋回答说:“晋朝的祁奚就是这样的。”玄宗又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任用苏诜,你为什么还要反复提及?最近你父子俩都在中书省工作,兄弟之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说的不算公正啊!” 苏冰,当上了虞部郎中;苏乂,当上了职方郎中。
苏干,是苏瑰的族兄。他父亲苏勖,在武德年间是秦王府文学馆的学士。贞观年间,他娶了南康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后来又多次升迁,做到魏王李泰府上的司马。苏勖学识渊博,名声很好,深受魏王李泰器重。他劝说李泰请求开办文学馆,招揽有才华的人,编撰了《括地志》。后来,苏勖历任吏部郎中、太子左庶子,最终去世。苏干年轻时凭借明经科考试,逐步升迁,当上了徐王府记室参军。徐王爱好打猎,苏干经常劝谏他。垂拱年间,苏干升迁到魏州刺史。当时河北地区闹饥荒,老官吏们苛刻残暴,百姓大量逃亡。苏干就督促查办那些奸吏,努力劝导百姓务农种桑,因此逃亡的百姓都回来继续耕作,人们称赞他是一位好官。朝廷召他回京,任命他为右羽林将军,不久又升迁为冬官尚书。那个酷吏来俊臣一向嫉妒他,就诬告苏干在魏州与琅邪王李冲私下书信往来,把他关进监狱审问,苏干气愤之下去世了。
苏瑰的四世孙苏翔,在文宗太和四年,初次做官,担任文学参军。
史书上说啊,韦思谦一开始只是个地方官,后来却飞黄腾达,做了大官。他秉公执法,一点也不怕那些权贵,一心为国,连自己的妻儿都顾不上。他那种自强不息、刚毅正直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高季辅和皇甫公义两位大人,真是识人善任啊!而且韦家福泽绵延,可不是偶然的,他两个儿子都当了宰相,文才出众,政绩斐然。更难得的是,承庆(韦思谦的儿子)在国家危难之际,敢于直言进谏,丝毫不畏惧;后来继位后,也同样勤勉,没有辜负先祖的期望。他一点也没丢了父亲的光荣,也没让祖先蒙羞,谥号是“温”和“孝”,这名字取得也名副其实!
陆元方学识渊博,胸襟宽广,两次担任宰相,正赶上太平盛世,如果不是他忠贞正直,也不会一直被重用,即使后来被贬到绥州任职,也问心无愧!你看他为官清廉,连狂风都为他停止,临终还烧毁了自己的文稿,这才显现出他高尚的人品。所以说,正直能感化神明,品德能使家族兴旺啊!韦象先,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政绩显著,却能独善其身,没有招来灾祸。他的后代韦景倩、韦景融、韦景献、韦景裔等等,也都做了清官,这难道不是继承了鲁国公族的优良传统吗?
苏瑰这个人,孔子说过:“一个人在家中言行都很善良,那么即使相隔千里,也会有人响应他,何况是近在咫尺的人呢!”又说:“言语和行动是君子处世的关键,这个关键掌握得好,就能决定荣辱。”唐中宗被废黜,韦氏家族篡权,当时几乎所有参与的人都心怀鬼胎,唯独苏瑰坚持正义,敢于直言进谏。后来善恶分明,谁升谁降都清清楚楚,孔子的这番话,在苏瑰身上得到了验证。韦颋只做了一任宰相,但他以节俭持家,李峤夸他像涌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善行,宋璟则说他比他父亲还要优秀。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做到了善始善终,一生光明磊落。
赞曰:善人君子,怀忠秉正。尽富文章,咸推谏诤。岂愧明廷,无惭重柄。子子孙孙,演承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