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礼仪，分五种，其中第三种是宾礼，主要指朝拜、觐见和会同这些场合的礼仪。从周朝开始，这些礼仪就越来越复杂了。秦朝灭掉六国后，很多古代典籍都毁掉了，以前的礼仪典章也缺失了很多。汉朝建立后，汉高祖让叔孙通制定礼仪，参考了以前各朝代的礼仪制度，但也做了不少改动。汉朝的正旦朝会礼仪是这样的：正月初一，天还没亮，漏壶还没走完七刻（大约凌晨四点左右），钟声响起，接受百官的祝贺。公侯以下的官员在庭院两侧进献礼物，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上殿朝拜，高呼“万岁”，然后就开始宴会和娱乐活动。魏武帝曹操在邺城做都城的时候，正旦朝会在文昌殿举行，沿用汉朝的礼仪，还增加了上百盏华丽的灯饰。
晋朝建立后，晋武帝又重新制定了元旦朝会的礼仪，《咸宁注》就是记载这个的。傅玄在《元会赋》里写道：“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 这段话说明，晋朝的礼仪是综合了夏、商、周、秦、汉各个朝代的礼仪制度，取其精华，制定出来的。
话说那天一大早，官员们都提前在各自的岗位上等着呢。还没到十点钟，大臣们就都到齐了，庭院里已经点起了火把。皇上先接受了祝贺，然后起身，去给皇后也道贺一番。回来后，皇上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宫，去了东阁，坐下办公。还没到七点钟，百官，还有从受贽郎官到计吏，都到齐了，站好位置，场面跟皇上在正殿接见一样隆重。快到五点钟的时候，谒者、仆射、大鸿胪分别报告说大臣们都到齐了，准备就绪。时间一到，侍中奏报说外面准备好了。皇上出来，钟鼓齐鸣，百官都跪下叩拜。太常引导皇上登上御座，钟鼓声停，百官起身。大鸿胪跪下奏道：“请朝贺！”掌礼郎唱道：“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着唱道：“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回禀道：“王悉登！”谒者引领诸王上殿，来到御座前。皇上起身，诸王再次叩拜。皇上坐下，诸王又再次叩拜。诸王跪着把玉璧放在御座前，再次叩拜。礼成之后，谒者引领诸王下殿，回到原位。掌礼郎唱道：“皇帝延太尉等！”
接下来，公卿、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站在大鸿胪的西边，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在大行令的西边，所有官员都面向北方跪拜。大鸿胪跪着唱道：“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唱道：“皇帝延公等登！”谒者引领公卿到金紫将军上殿。皇上起身，他们都再次叩拜。皇上坐下，他们又再次叩拜。跪着把玉璧、皮帛等贡品放在御座前，再次叩拜。礼成之后，谒者引领他们下殿，回到原位。公卿献上玉璧行礼时，大行令也在殿前唱和，中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也一起行礼。礼成之后，把贡品交给受贽郎，受贽郎再把玉璧和丝帛交给谒者，羔羊、大雁、野鸡交给太官。太乐令跪下请求奏乐，乐队依次演奏。乘黄令派人把车驾准备好，皇上退朝，百官都坐下。
到了上午六点钟，各地的蛮夷胡客依次入朝，都叩拜之后坐下。皇上退朝后三个时辰又出来，钟鼓齐鸣。谒者、仆射跪下奏道：“请群臣上！”谒者引领王公和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六百石官员留在原位。谒者引领诸王到酒樽前斟酒，跪着把酒交给侍中，侍中跪着把酒放在御座前。诸王退下，自己斟酒放在自己面前。谒者跪下奏道：“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面乐队奏乐，百官再次叩拜。酒喝完后，又再次叩拜。谒者引领诸王回到原位。 然后传旨让大家就座，群臣都跪下答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在殿上敬酒祝寿。登歌乐队开始演奏，太官又敬上御酒。御酒端上台阶，太官令跪着把酒交给侍郎，侍郎跪着把酒放到御座前。然后开始给百官敬酒。太乐令跪下奏道：“奏登歌！”三次之后才停止。太官令跪下请求准备御膳，御膳端上台阶，群臣都起身。太官令拿着汤跪着交给司徒，拿着饭跪着交给大司农，尚食拿着菜肴一起交给持节官，持节官跪着把菜肴放到御座前。群臣就座。太乐令跪下奏道：“奏食举乐！”太官把御膳分发给百官。
吃完饭后，太乐令跪下奏道：“请进乐！”乐队依次演奏。鼓吹令又上前跪下奏道：“请依次进献各种表演节目！”然后召来各郡的计吏，在台阶下接受皇上的训诫。宴乐结束后，一个谒者跪下奏道：“请罢退！”钟鼓齐鸣，群臣面向北方再次叩拜，然后退朝。 所以，夜里七点钟之前叫晨贺，上午九点钟皇上再次出来，百官敬酒祝寿，叫昼会。另外，在黄帐外面还专门安排了三十个女乐，演奏宫廷歌曲。
话说当年在江左地区，情况比较复杂，大家都不敢轻易去祝贺新年了。皇帝起床也特别晚，夜里漏壶还没走完十刻（大约五小时），才打开宣阳门，等到天亮了才打开宫殿大门。等日晷显示过了五刻（大约两小时半），皇帝才出来接受朝贺。太子殿下接见朝贺的人，排位都在三恪（指宗庙、社稷、山川）之下的王公大臣之上。元旦大朝会的时候，宫殿里会摆上一个白兽樽，樽盖上装饰着白色的兽形图案。如果有谁敢直言进谏，皇帝就会打开这个酒樽，赏他喝酒。按照礼制，这白兽樽是杜举留下来的旧制，只是白兽樽盖是后代加上的，意思就是警告大家要谨慎言行，别乱说话。
魏朝的制度规定，藩王们不用来朝拜。魏明帝时期，能来朝拜的藩王都是特例，不是常规操作。到了泰始年间，有关部门上奏说：“诸侯国的王公以下官员入朝，各个地区分两批，三年轮一次，轮完之后再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特殊情况，可以推迟到第二年。第二年朝拜之后，要再满三年才能再次朝拜，不能违反这个规定。朝拜时都要亲自拿着玉璧，就像以前朝代的制度一样。不朝拜的那一年，各诸侯国要派卿大夫来进献礼物。”皇帝批准了这个奏章。江左地区的王侯们又不回自己的封地，如果他们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在外地工作，那他们的礼仪就和地方长官刺史、二千石官员一样，也没有朝拜的制度，所以这个朝拜制度也就废除了。
汉朝呢，因为高祖刘邦在十月灭了秦朝，所以把十月定为岁首。到了武帝时期，虽然改用了夏历，但是每个月的朔日（初一）都要朝拜，到了十月朔日，更是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具体仪式是这样的：夜里漏壶还没走完七刻（大约三小时半），皇帝就开始接受朝贺和礼物。公侯进献玉璧，二千石官员进献羔羊，千石官员进献大雁，六百石以下的官员进献野鸡。三公拿着玉璧上殿，在皇帝御座前，面向北方跪拜。太常官赞道：“皇帝万寿无疆！”三公伏地叩拜。皇帝坐稳后，三公才上前献上玉璧。百官都来祝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高呼万岁，举杯祝酒，皇帝赐宴，司徒奉上汤羹，大司农奉上米饭，奏响宴乐的音乐。百官接受赏赐，参加宴会，大摆宴席，演奏音乐，跟元旦的仪式差不多。魏晋时期，则是在冬至这天接受地方和百官的祝贺，举行小型宴会，仪式比不过新年元旦的朝贺。
古时候，皇帝们都得巡视各地。魏文帝那会儿天下三分，到处都打仗，皇帝老是得跑来跑去，一年到头都没消停，没办法，这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不是按照老规矩来的。明帝三次东巡，走到哪儿都关心老年人，体恤百姓疾苦，还赏赐粮食布匹，这倒是有点儿古代巡视的样儿了。齐王正始元年，巡视洛阳，还给老年人和辛勤耕作的农民发放赏赐，数额还不一样呢。
到了武帝泰始四年，皇帝下令给刺史、二千石官和各级长官说：“古代的皇帝，每年都要巡视山川大河，次一点的，也要让地方官汇报工作，再不济也得派人去地方检查。所以说，就算再偏远的地方，皇帝也能了解情况，老百姓的疾苦也能及时反映到朝廷，皇帝也能把旨意传达下去，连孤寡老人也能得到照顾，这样才能留下好的名声啊。我当皇帝这么多年了，一直战战兢兢，每天早起晚睡，连觉都睡不好，总想着各地有没有水旱灾害之类的，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我勤俭节约，想把事情都办好。但是我总担心下面的官员不尽心，心思不到位，每天那么多事，我怕顾不上，万一政令执行出错了，我也没法及时知道。老百姓要是出了问题，责任在我一个人。只是这时间总是不够用，一直没时间去巡视，老百姓的事儿还没解决好，我怎么能安心呢？现在我派使者带着我的旨意，到全国各地去，亲自见见刺史、二千石官和各级长官，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了解一下各地的情况，看看政令执行得怎么样，问问老百姓的疾苦。周朝的典籍上记载：‘要分别把老百姓的利益和损害写成一本书，把各地风俗习惯、政事、刑法和禁令执行的情况写成一本书，把暴乱、作恶、违反法令的情况写成一本书，把灾荒、贫困的情况写成一本书，把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况写成一本书，每个地方的情况都要写清楚，然后报告给皇帝。’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你们都要照着办。回来后把详细情况写成奏折，让我了解各地的情况，就像我自己去巡视一样。各位大臣，你们都要认真对待这件事，积极献策，说实话，把情况如实告诉使者，千万别隐瞒。我会虚心等待你们的汇报，你们一定要努力，做到让我满意！”
哎，这新礼啊，皇上巡视各地，祭祀天地，搭建行宫都按照规矩来的。那些来朝拜的诸侯，礼仪和在朝廷上一样，就是没竖旗。有个叫挚虞的大臣就说了：“这朝拜的礼仪，诸侯见天子，都得竖旗啊！旗帜上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爵位和地位，显示出等级和威严。《诗经》里都说了‘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应该按照旧礼，重新竖旗。”皇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但是，一直到晋朝结束，这规矩也没实行起来。
说起来这封禅的事儿，古书上根本没记载。其实这礼仪啊，就是根据天、地、山，这些东西来定的。天子巡视到名山大川，烧柴祭天，报告一下自己的功绩，这做法虽然看着像那么回事，其实有点牵强附会。那些谶纬之说就说，皇帝要到泰山封禅，到梁甫禅让，改朝换代就得这么干。秦汉两朝都这么干过，以前的史书上都记载了他们的做法。
魏明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事，巡狩是第一位的；祖先祭祀，封禅更是重中之重。所以自古以来，改朝换代的君主，没有一个不前往梁父山，登上泰山，刻下功绩，记录天人关系的。司马相如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七十二位君主，有的继承前朝的遗制，有的留下自己的教诲。太史公说，君主有圣明却不宣扬，那是臣下的过失。所以说，伟大的功绩和美德，如果不刻在梁山之石上，就不能彰显帝王的功业，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俗话说得好：‘当了皇帝还夸赞尧舜的好，就像儿子夸赞别人的父亲一样’。现在大魏王朝承接了前代百王的弊端和混乱，解救了百姓的艰难困苦，继承了千年的衰败局面，延续了百代的荒废事业。从武帝、文帝开始，到如今圣上，都致力于完善天地之道，规范人神之间的关系。上天给予的回报，祥瑞频现，与古代相比，找不到合适的比喻。可是直到现在，大礼一直没有举行。虽然圣上致力于扫除残贼，荡涤污秽，暂时顾不上这件事。但是，三苗强盛于江海，大舜都废除了东巡的仪式；徐夷作乱于淮泗，周成王都停止了登泰山的礼仪。况且去年在江汉平定了吴国的叛军，今年又在陇右消灭了蜀国的贼寇，国内的动乱已经平息，不会影响到封禅大典。这个仪式很久没有举行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决定的。应该下令让公卿大臣们广泛搜集相关的礼仪典籍，选择吉日良辰，向天地告祭，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我身为军人，斗胆冒死进言。”
魏明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话，我汗流浃背啊！自开天辟地以来，举行封禅的君主也就七十多个而已。太史公说，即使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功业也有不足之处，所以中间间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都有，最近的也有几百年，这些仪式缺失，已经无法考证了。我有什么德行，敢于效仿他们呢？蒋济难道是说世上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而我却有桓公登泰山的心志吗？我不敢欺骗上天！蒋济的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但并不是在帮助我。让公卿大臣、侍中、尚书、常侍们自己去考虑吧，不用再议论了，也不必回复诏书了。”虽然天子拒绝了蒋济的建议，但却让高堂隆起草封禅的礼仪。因为天下尚未统一，所以不想马上举行大礼，后来高堂隆去世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话说西晋武帝灭了吴国，天下统一，到了太康元年九月庚寅这天，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他们一起上奏说：“我们听说，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有了开辟疆土的历史，具体有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楚。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施行仁政，然后去泰山封禅的帝王，一共七十四家，其中谥号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四个。至于那些默默无闻，没有留下任何名声的，那就更多了，数都数不清。大晋王朝的功德，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辅佐颛顼，一直到夏商，都延续着天地的秩序，到了周朝，也没断过这根线。现在，金德将要兴盛，圣明之君继位，平定了蜀汉，全国都归心向大晋，武功的盛况，其实都源于文治。陛下您继位以来，大力发展国家事业，百姓都仰慕您的恩德。只是长江以南的沅湘地区，还有一些凶恶的叛贼，历代都没能征服他们。陛下您英明决断，派兵讨伐，很快就平定了叛乱，收服了这些叛逆，恩威并施，天下归心，您的教化遍及四方，连最偏远的地方都受到了影响。即使是黄帝的远征，大禹治水，周朝的几代帝王，他们的功绩也比不上您啊！像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记录，以及史书上的记载，用数字来表示年号，用文字来记述事件，即使是古代的《河图洛书》那样神奇的预兆，也比不上这次的盛况。所以应该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中岳，然后登封泰山，禅祭梁父山，昭告您的功德，彰显您的至尊地位，享受上天的恩泽，造福百姓，把您的功绩刻在石头上，流传给后世，让后世子孙都知道您的伟大功绩。这可是帝王盛世的大业，也是天下百姓的共同愿望啊！”
武帝下诏说：“现在虽然叛乱平定了，但边境还有警报，国内百姓也还没完全安定下来，现在就说功德圆满，还为时尚早呢！”
卫瓘他们又上奏说：“现在我们东到大海，西到流沙，大漠以南，处处都归顺了大晋，比大禹治水时开拓的疆域还要广阔。天人和谐，您的功绩已经显赫，应该祭祀天地山川，登封泰山，向天地表达您的诚意，以回应百姓和神灵的愿望。请您准许我们之前的奏请。”
武帝下诏说：“现在阴阳还不调和，刑法也不完善，百姓还没得到安居乐业，怎么能说功德圆满，急着宣告成功呢！” 所以，武帝最终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
哎，尚书令王廙他们又上奏说：“我们听说啊，当皇帝的，都有他该当政的时期，这是天命注定的事儿；能治理好天下百姓的，一定有高尚的品德和隆重的典礼来昭告天下。该做的就做，不该推辞的就别推辞，这是古时候就有的道理。可是陛下您却谦虚谨慎，一再推辞这些礼仪，虽然您德高望重，但还是迟迟不肯接受。这三公的职位，关系到天地人神，掌管着国家大事，国家大事都得跟他们商量。所以汉朝皇帝祭祀天地，也不是这几个官说了算，他们也不参与这事儿。我们之前上奏，主要说的是祖先的功劳，加上现在天命所归，陛下您的功德又统一了全国，参照古今，应该举行这个仪式。至于具体哪天举行，得五府一起商量，然后再向您禀报。”
皇上说：“虽然平定了江表地区，那也是当时负责的人的功劳，这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呢？我现在希望各位大臣都能致力于推行教化，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好好休息休息。这就是我日夜所想的，不用再跟五府商量了。”
王廙他们又上奏说：“我们听说啊，唐尧虞舜三代那些治理天下有功的君王，没有一个不仰仗天恩，顺应民意的，他们都去登上了介丘，上了梁父山，没有一个推辞的，因为这根本就推辞不了。现在陛下功劳超过历代帝王，德行更是无人能比，功绩宏大，伟业非凡，我们这些臣子根本就说不完。可是陛下您却谦虚谨慎，一再自谦，到了该举行仪式的时候也不接受，推辞功劳，不接受应有的礼仪，这岂不是让大晋王朝的典章制度，比不上唐虞三代吗？我们实在不敢违抗您的旨意，恳请您按照我们之前的奏章执行。”
皇上说：“现在应该一起想办法推行教化，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事儿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别再这么麻烦了。”
各位大臣上奏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会到名山封禅，这都记载在史书上，这样的君主一共七十四位。舜帝和禹帝拥有天下后，巡视四方，亲身实践他们的治国之道。 《易经》里记载着观察民情、考察地方，《礼记》里讲到祭祀天地，《诗经》里颂扬登临高山，这些都记载在史书里。文王辅佐西伯昌治理殷商，周公则以鲁国诸侯的身份，或在岐山祭祀，或在泰山举行仪式，他们仅仅凭借圣明的德行，就能够进行这些活动。从那时起，功劳不足却僭越礼仪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谥号一直流传至今。何况咱们高祖宣皇帝开创了大业，疆域扩展到海外；世宗景皇帝继续完成大业，使天下安定；太祖文皇帝受命建立晋朝，平定了蜀汉；陛下应天命而兴起，统一了全国，恩泽遍及百姓，威名远扬。以前汉朝失去统治，吴蜀对峙，战争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各地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都不同，老百姓都盼望着边境安定。现在那些难以驯服的盗贼，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才平定，如果不是陛下聪明英武，顺应天命，谁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我们这些臣子有幸在千载难逢的盛世，亲身感受到太平盛世带来的好处，这太平盛世如此公平美好，谁又能与陛下相比呢？应该效法前朝，遵循古制，在泰山刻下功绩，举行封禅大典，弘扬礼乐制度，完善三雍之典，让您的名声流传万世，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们恳切地请求，冒死进言。请奏请太常寺，准备礼仪，再向上汇报。”
皇上说：“你们说的确实是历代盛事，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然后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皇帝登基了，想给章皇太妃提升尊号。桓温觉得应该尊称她为太夫人。
户部尚书江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虞舜孝顺仁爱，尽到了侍奉父母的礼数。即使贵为天子，拥有广阔的疆土，但他父亲瞽叟却连一块立锥之地都没有，连个最低级的爵位也没得到。舜的孝心感天动地，怎么忍心让父亲卑微呢？不给他一个显赫的称号，岂不是违背了‘子以爵父’的道理吗？这道理说不通，情理上也无法接受啊！《春秋经》记载‘季姜归于京师’，《春秋传》解释说‘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是天子的妻子，也称吾季姜’，意思是说，子女尊贵不能超过父母。有人认为子女尊贵不能超过父母，那武王为什么追封太王、王季、文王呢？周朝的三位帝王，德行配得上天地，王业的兴盛，就是从他们开始的。所以武王追溯前代的先例，顺应天命，追封祖先，这正是说明子女的尊贵不能超过父母啊！《礼记》上说‘幼者不得表彰长者，贱者不得表彰贵者’，年纪小、地位低的人都不能表彰年纪大、地位高的人，更何况敢于用尊贵的称号来表彰他们呢！汉高祖接受了家令的建议，尊崇太公为太上皇，荀悦认为孝道莫过于尊敬父亲，而用子女的尊贵来提升父母的尊贵，家令的建议是错误的。到了孝章皇帝时期，也没有用尊号来尊崇贾贵人，只是加厚赏赐金银财宝绸缎，这并不是说孝道不到位，而是因为圣典不可逾越啊！春秋时期，庶子继承王位，其母亲可以被封为夫人。不知道这是直接由儿子册封母亲呢，还是应该先告知宗庙，以先君的名义册封呢？我仔细看了诏书，是要在朝廷上册封贵人为皇太妃。现在皇帝下诏册封贵人，这是儿子给母亲封爵；贵人北面朝拜接受册封，这是母亲臣服于儿子。天在上，地在下，名分地位已经确定了，母亲尊贵儿子卑微，人伦秩序就乱了。虽然想提升贵人的地位，实际上却让她低人一等；虽然想彰显国典，实际上却废弃了国典。而且君主的举动，史官一定会记录下来。如果记载在史册上，传给后世，岂不是不符合礼法吗！我认为应该先告知宗庙，说明贵人仁慈善良，应该给予特殊的礼遇，以报答她抚养之恩。奉先祖的命令，这件事并非皇帝自己做主。妃嫔虽然是配偶的称号，但是从后妃以下，有夫人九嫔，却没有妃这个称号。桓公说应该进封为太夫人，这个说法也不错。如果觉得夫人这个称号太低，可以称皇太夫人。‘皇’是君主的意思，‘君太夫人’，这个称号在名分和礼仪上都符合规范。”
皇帝最终下诏，册封章皇太妃为皇太妃。三月丙辰日，派兼任太保的王恬送去玺绶和仪服，规格与太后相同。皇帝又下诏问道：“朝臣对太妃是否应该行大礼？”太常江逌认为：“她的位号并非最高等级，不必行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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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要追封会稽郑氏为简文太后，就问大臣们要不要打开她的墓穴。王珣说：“根据祖宗三代追封以及中宗皇帝追封敬皇后的例子来看，都是不打开墓穴的，只是重新修建墓地和完善墓制而已。”
褚太后当政的时候，大家在讨论褚裒觐见太后的礼仪。蔡谟和王彪之都认为：“连虞舜和汉高祖都还遵循父子之礼，更何况是太后呢！做儿子的，对父亲是没有跪拜之礼的。”尚书省八位要员则认为：“如果完全按照君臣之礼，那王道就缺失了；如果完全按照父子之礼，那孝道就亏欠了。我认为在朝堂上应该以臣子之礼对待太后，私下见面则应该以严父对待儿子的礼仪为宜。”
汉朝和魏朝的惯例是太子要对皇帝称臣。新修订的礼仪认为太子既以“子”为名，又要称臣，这两种身份并存，不合情理，所以取消了太子称臣的制度。挚虞却认为：《孝经》里说“用侍奉父亲的方式侍奉君主”，这其中包含了臣子和儿子的双重含义，所以太子称臣并无不妥，应该恢复旧制，让太子继续称臣。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日，明帝立皇子衍为皇太子。三月癸巳日，明帝下诏说：“礼仪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所以古代帝王的儿子和普通士人一样。但是从汉朝到魏朝以来，都特别尊崇储君，让百官都对太子称臣，朝臣都要向太子下拜，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以前在东宫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改革这个制度。现在衍还小，就让他接受臣子对君主的礼仪，日积月累，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怎么能行呢！主管礼仪的官员，你们要和公卿大臣们一起讨论，制定出符合礼仪的方案。”尚书令卞壸认为：《周礼》中规定皇后和太子不用互相行礼，这表明他们的礼仪和君主一样，都是为了尊崇储君，区别于普通的嫡子。如果把太子当作君主一样对待，那朝臣就不得不向他下拜了。如果太子谦逊有礼，那就应该回拜。我认为皇太子的册立，要向天地祭告，正式确立储君的地位，怎么能和皇子之间普通的揖让之礼相提并论呢！我认为应该遵循汉魏旧制，让朝廷百官都向太子下拜。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话说东晋太元年间，有个尚书问了问大家，说皇太子接见大臣的时候，大家穿啥衣服，行啥礼？ 当时负责教育的侍中和国子博士车胤就讨论开了，说：“朝臣应该穿红色的衣服，戴着帻（一种帽子），然后行拜礼，太子再回礼。不过呢，咱们翻遍了以前的典籍，也没找到这方面的明确规定啊！你看，以前太傅羊祜给太子祝贺的时候，还说了‘叩头死罪’呢，这也能证明拜礼是有的。” 车胤又说：“太宁三年的时候，朝廷也讨论过这事儿，尚书卞壸认为应该参考汉魏两朝的旧例，全体大臣一起行拜礼。至于说穿红色的衣服戴冠冕，那可是只有天子才能享有的待遇，太子就戴个帻就行了。” 大家觉得车胤说的挺有道理，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过了几年，到了太元十二年，又讨论起陈留王和皇太子在正式场合的座位先后顺序的问题。博士庾弘之和一些尚书官员认为：“陈留王是国家的贵宾，虽然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但毕竟还是臣子的身份，所以陈留王应该坐在太子上面。” 结果陈留王司马劢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多年有病，请求免职。皇帝就让礼官和博士们讨论这事儿。博士曹耽说：“陈留王虽然是祭祀的主祭人，但是并没有具体的祭祀日期，所以他的情况应该和孟絷、穆子（指春秋时期两位诸侯）的情况一样。” 可博士王彪之却不同意，他说：“两位王子的先后顺序，不能轻易废除或更改。咱们查遍了史书，也没发现哪个已经当上国君的人，因为生病就主动退位的，所以古时候应该没有这种规矩。孟絷和穆子那是马上就要当国君的人，跟陈留王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咸康四年，皇帝亲自上殿，派使臣去拜见三位辅政大臣——太傅、太尉和司空。按照以前的礼仪规定，应该在宫殿庭院里演奏音乐。但是，有人上奏说，除了祭祀和宴会，平时是不应该演奏音乐的。
主管礼仪的官员蔡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是重视某件事，就要准备好相应的礼仪，礼仪周全了，就应该有音乐。音乐的作用是用来表达对事情的重视和彰显礼仪的意义，并不是仅仅为了娱乐。所以，即使是普通的冠礼也会用音乐，不只是宴会才用。宴会上有音乐，也是为了表示对宾客的尊重。就像郤至出使楚国，楚王设宴款待他，郤至就说：‘不忘先君的友好，用隆重的礼仪来表达，并配以盛大的音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宴会的音乐是有其意义的。公侯大臣是君主非常重视的人，所以君主会起身迎接他们，在车上也会给他们下车礼，称呼他们为‘伯舅’。《左传》说‘国卿是君主的左右手’，所以这次派使臣去拜见辅政大臣，皇帝亲自临轩，百官列队陪同，这就是重视这件事的表现。古代，天子宴请下国使臣，以及任命将帅、派遣使臣的时候，都会演奏音乐。《诗经》序言里就说：‘《皇皇者华》是描写君主派遣使臣的。’还有说：‘《采薇》是送别将士的歌，《出车》是犒劳回师的歌，《杕杜》是庆祝将士凯旋的歌。’这些歌都是配乐演唱的。现在要派使臣去拜见辅政大臣，这比接待下国使臣还要重要得多，轻的时候可以用音乐，重的时候更应该用。所以，我认为皇帝亲自上殿派遣使臣，应该有盛大的音乐演奏。”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汉魏时期，王公大臣的妾室拜见正妻，正妻是不回礼的。新的礼仪规定认为礼仪上应该互相回礼，所以规定妃嫔和公侯夫人都要回妾室的礼。但是挚虞认为：“礼仪上，妾侍奉女主人就像媳妇侍奉婆婆一样，妾要服侍女主人，女主人不回礼，那对妾来说，就比媳妇还要低贱了。她们的名位不同，本来就不需要互相回礼。‘礼仪上应该互相回礼’这句话，不包括这种情况。先圣对嫡庶有明确的区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僭越的情况。即使严格防范，还是会有越礼的情况发生。所以应该维持旧的礼仪。”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五种礼仪中，第四种是军礼，它的作用是安定内外，巩固国家，保卫功业。但是战争是凶险的事情，所以古代常常借狩猎来演习军礼。
汉朝的规矩，立秋这天，郊祀仪式结束后，就开始展示军威，在东门斩杀祭祀用的牲畜，然后把祭品送到陵庙去祭祀。仪式是这样的：皇帝乘坐御用车辆，车驾威武，用白马，马鬃是红色的，皇帝亲自拿着弩射杀祭祀用的鹿羔。太宰和谒者各派一人，用专门的车辆，快速把祭品送到陵庙。回到宫里后，皇帝就派使者拿着丝绸去赏赐那些武官。武官们则抓紧时间操练军队，练习各种阵法。这个斩杀牲畜的仪式，叫做“貙刘”。所有兵官都学习孙吴兵法里的六十四种阵法。
仪式结束后，朝廷的公卿以下的官员都聚集在洛阳城前街等候。皇帝的车驾到达后，公卿以下的官员就下跪朝拜。皇帝下车后，公卿们才能看清皇帝的面容，然后皇帝才回宫。古话说“在车下车”，说的就是这个场合。汉朝一直都这么执行。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关部门上奏说：“古代一年四季都要操练军队，都在农闲时进行。汉朝西京沿袭秦朝的制度，一年只操练三次，只有十月才进行大型演习。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将士们都熟悉操练，可以不用一年四季都操练军队了。只需要在立秋这天选择个吉日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既符合礼仪，又沿袭了汉朝的制度。”奏章被批准了。那年冬天，就举行了阅兵仪式，魏王亲自拿着金鼓指挥军队前进后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当上魏王。那年六月立秋，在东郊举行了阅兵仪式，公卿们按照礼仪列队，魏王乘坐华盖车，亲自指挥金鼓。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举行了一次阅兵。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天，都亲自到宣武观检阅军队，不过他只是观看，并没有亲自指挥军队前进后退。从惠帝之后，这种仪式就废除了。元帝太兴四年，下令左右卫和各营军队按照大型演习的仪式制作雁羽旗帜进行操练。成帝咸和年间，下令内外各军在南郊的场地进行军事演习，所以那个地方就因此被称为“斗场”。此后，各地的藩镇，像桓温、庾亮这些地方长官经常进行军队操练，但是朝廷却不再举行这种仪式了。
汉魏时期，如果要派将领出征，符节郎会在朝堂上授予将领节钺。后来荀顗等人制定的新礼仪是，派将领出征时，皇帝要在御座上，尚书接收节钺，按照古代兵书上跪着推举将领的礼仪进行。
古代的五礼中，有一种叫“嘉礼”，主要指宴席、婚嫁等仪式。到了周末时期，国家衰败，很多礼仪都失传了，冠婚丧祭的礼仪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周礼》记载了各种礼服和冠冕，但是却没有记载天子加冠的具体仪式。而《仪礼》里说，诸侯的冠礼是夏朝末年才出现的。有人认为，夏朝末年天下大乱，篡位弑君的事情频发，所以才制定了诸侯的冠礼，这说明天子加冠的礼仪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只有到五十岁才能获得爵位，哪来的大夫冠礼呢？周朝如果五十岁的人有才能，就让他暂时担任大夫的职务，但实际上还是按照士的礼仪进行加冠。所以，选择吉日、选择宾客、在阼位加冠以示继承、在宾客席位行醮礼、三次加冠以示尊崇，这些都是士的礼仪。
但是，汉代以后，天子诸侯也开始采用这些仪式。正月初一或初三如果是吉日，就可以举行加冠礼，仪式也参考了冠礼。汉顺帝加冠的时候，还结合了曹褒的新礼仪，先在高庙用缁布加冠，然后依次戴上爵弁、武弁、通天冠，最后在高庙向世祖庙行礼。王公以下，只进行第一次加缁布冠就可以了。根据这些记载，最初加冠用缁布，这是沿袭古制的，在宗庙加冠也是古制。
魏朝的天子加冠只有一次。有人解释说：“士的加冠礼三次，三次加冠象征着礼仪的完成。但是天子诸侯没有规定加冠次数，因为他们地位尊崇，德行完善，不需要和士一样。”魏朝太子加冠两次，皇子、王公、世子加冠三次。孙毓认为一次或两次加冠都不对。
《礼记》中醮辞说：“吉利的月份吉利的日子，以一年之始，以月份之令。”但鲁襄公是在冬天加冠的，汉惠帝是在三月加冠的，可见加冠并没有固定的月份。东汉以后，皇帝加冠都在正月。直到咸宁二年秋闰九月，才派遣使者为汝南王柬加冠，这说明加冠也不一定非要在岁首。
加冠礼一般在宗庙举行，但是武帝和惠帝给太子加冠时，太子都是直接在宗庙行礼，这也可以看作是在宗庙举行加冠礼的一种变通。穆帝和孝武帝加冠时，都是先向宗庙献上祭品，然后再在宗庙行礼。
话说惠帝当太子的时候，要行冠礼了，武帝亲自在殿上主持，让司徒高阳王珪给他戴冠，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廙在一旁辅助。
江左那些皇帝行冠礼，那场面可隆重了，金玉珠宝，各种仪式用品都提前准备好了，文武百官都陪着站着。而且，还要在殿上铺设大床，由御府令官捧着冕冠、帻、簪子和衮服，交给侍中和常侍，太尉给戴帻，太保给戴冕冠。快要戴冕冠的时候，太尉跪着读祝文：“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戴完冕冠后，侍中系上玄色的紞（一种帽带），侍中再把皇帝的绛纱衣服脱掉，换上衮服和冕冠。仪式结束后，太保率领群臣敬酒祝寿，王公以下的人都要三呼万岁才能退下。不过查查《仪注》的话，其实只需要戴上帻和冕冠就行了。
泰始十年，南宫王十五岁，也该行冠礼了。相关部门讨论后上奏说：“礼仪规定，十五岁就算成年了，国君十五岁生孩子，也说明可以行冠礼了。而且汉魏时期，都是派使者去给诸王行冠礼，这在古代典籍里可找不到依据。”所以就规定诸王十五岁行冠礼，不用再派使者去了。
王彪之说，《礼记》和《礼记》的注释里都写着冠礼要在宗庙里举行。想想成帝行完冠礼后，还坐着车驾到太庙去祭拜，算是完成冠礼吧。大概也是效仿在宗庙里行冠礼的仪式吧。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甄氏为皇后，当时的具体仪式记录已经找不到了。
武帝咸宁二年，在殿上，派太尉贾充主持册立杨氏为皇后，这是追封悼后为皇后的意思。顺便还下令大赦天下，赏赐王公以下官员，各有不同，百官都来行礼祝贺。
公元288年，有人向皇帝汇报说：“按照规矩，皇帝结婚，聘礼要用黑色和红色的丝织品，再加上玉圭，还有两套四匹马的马匹。王侯的聘礼要用黑色和红色的丝织品，再加上玉璧，以及马匹。大夫的聘礼要用黑色和红色的丝织品，再加上羊。古代天子结婚，庭院里要摆放皮革和马匹作为装饰，天子再加玉圭，诸侯加玉璋。我们可以按照周朝的礼仪，把玉璧改成玉璋，其他的羊、雁、酒、米、黑色和红色的丝织品都照旧。诸侯结婚，纳采、告期、亲迎三个环节都要增加五匹布，纳征时还要增加四匹马，这些都由男方自己准备。只有玉璋，由朝廷统一准备。”
负责文书的官员朱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查阅魏国的旧例，皇帝娶妃子、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诸侯都要在庭院里摆放皮革和马匹，天子加玉圭，诸侯加玉璋。汉高祖的皇后结婚时，聘礼有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一般夫人结婚，黄金五十斤，马匹四匹。魏国的皇帝娶妃子、公主出嫁，要用一百九十匹绢。晋朝建立后，结婚要用三百匹绢。”
皇帝下令说：“公主出嫁，聘礼应该由男方准备，不用朝廷都提供，就赏赐一些钱，让他们自己置办齐全就行了。只有玉璋，由朝廷提供，其他的都按照以前的规矩来办。”
公元342年，成帝在皇宫里，派使者拿着皇帝的信物，同时也是太保、领军将军的诸葛恢，还有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带着所有结婚需要的礼品，去迎娶杜皇后。当天杜皇后就入宫了，成帝在太极殿接见，群臣都来祝贺。不过，这祝贺其实不合礼制。古代皇帝大婚，礼仪制度并不完善。《春秋》记载“祭公迎娶王后于纪国”，但是《谷梁传》、《左氏传》和《公羊传》的说法又不一样。而且从汉朝到魏朝的旧例，这些记载都缺失了。武帝、惠帝迎娶皇后的时候，东晋朝廷也没有相关的礼仪记录。所以成帝要迎娶杜皇后的时候，太常华恒才跟博士们一起商定婚礼的仪式。根据杜预注《左氏传》的说法，主婚官只是负责提供婚礼的费用而已。另外，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问晏桓子怎么办，晏桓子说：“如果夫妇生的孩子像个人样，姑姑、姐姐之类的就说‘某公的遗女’。”这就说明，天子的命令可以往下传达，臣下的答复也可以直接往上汇报。古代学者认为丘明详细记录了这件事，是为了规范王室婚娶的礼仪。所以成帝在皇宫里，派使者按照皇帝的旨意去迎娶皇后，但是具体的礼仪记录也不完整。
公元344年，康帝迎娶褚皇后的时候，迎娶皇后的仪仗队里没有旄头（古代的一种军旗）。殿中御史就上奏说：“现在迎娶皇后，按照迎接成恭皇后入宫时的礼仪来办，但是《仪注》上说皇帝要穿衮冕礼服上殿，却没写要不要用旄头，请您指示。再说，以前迎接成恭皇后的时候，只用了一面青龙旗，其他的都用的是皇帝平时用的东西。现在应该在皇宫里派使者去迎娶，却要立五牛旗，旄头和罼罕（古代的一种兵器）都要用，所以现在才缺东西。”皇帝下诏说：“之所以要穿正式的礼服，到太极殿去迎接，是为了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所以才要准备齐全的礼仪。现在怎么反而把重要的东西省掉了，还减少了礼仪用品呢！再说，成恭皇后的神主入庙的时候，先帝下令皇后的礼仪要降低，不应该用五牛旗，现在怎么还用呢！既然不用五牛旗，那么旄头和罼罕这些东西就容易准备了。”皇帝又下诏说：“旧的制度很难作为标准，而且现在要全部准备齐全，也不合适。国库里的钱，应该用来供应军队的费用。礼服和仪仗用品简单地准备一下就行了，其他的辅助器物就都省了吧。”
公元361年，皇帝要娶何氏为皇后。主管礼仪的官员王彪之，他可厉害了，翻遍了各种典籍和历史故事，来确定婚礼的仪式流程。他觉得按照《公羊传》里的说法，婚礼上不应该用“主人”来称呼皇帝。
他还说：“皇帝是天下之主，普天之下都是他的臣民，就算是他自己的父母兄弟，老师朋友，也都算是他的臣子。这‘三纲五常’的根本就在于此，用以规范天下秩序。怎么可能让天子的父亲以臣子的身份来主婚呢？又怎么可能让臣子用天子的名义来操办这么大的婚礼呢？查遍古代礼仪，找不到哪个皇帝这么干过；翻遍史书，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从情理上说不通，从礼仪上也说不通。想当年咸宁二年，迎娶悼皇后的時候，弘训太后临朝称制，都没有让皇上的亲戚朋友以臣子的身份来主婚。再看看晋朝以前的做法，咸宁年间的婚礼上，也没有用‘父兄师友’这样的称呼，所以咸康年间和华恒年间制定的婚礼流程才符合旧制。我认为，现在迎娶皇后，应该按照咸康年间的礼仪来办。” 皇帝听了他的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咸康年间的礼仪，是根据汉朝旧制和晋朝已有的做法制定的，所以王彪之多参考咸康年间的礼仪。不过，咸康年间的婚礼，娶亲人家会在三天内不举行庆祝活动，而咸康年间的群臣却都来祝贺，这有点不合礼仪。所以，这次婚礼就只按照咸宁年间的礼仪来办，不举行庆祝活动。至于祭祀祖庙的六礼文书和其他的仪式流程，都是王彪之制定的。
纳采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咨告前太尉参军何琦：天地初始，人伦肇始，及于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我们征求了公卿大臣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遵循旧例。现在特派使持节太常王彪之、宗正综，按照礼仪进行纳采。”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光临寒舍，为我择选佳偶。小女是臣的从祖弟、故散骑侍郎何准的女儿，尚未受过良好的教养，穿着打扮也比较普通。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何琦叩首再拜，谨遵圣旨。”
问名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说：咨告某官某姓。阴阳配合，承天统物，皇后之位，必须选择名门望族，以重申旧典。现在特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仪进行问名。”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使者到来，宣读圣旨，询问我们家世。小女的父母是：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何祯之玄孙女，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何恽之曾孙女，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何叡之孙女，先臣故散骑侍郎何准之女。外祖父是先臣故尚书左丞孔胄之外曾孙，外祖母是先臣故侍中关内侯何夷之外孙女，今年十七岁。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
纳吉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说：咨告某官某姓。占卜吉凶，结果显示吉利，我们恭敬地遵从礼仪。现在特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仪进行纳吉。”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使者到来，宣读圣旨，太卜也占卜吉利。我们家境卑微，惶恐不安。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
纳征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说：咨告某官某姓之女，她具有母仪之德，窈窕的容貌，如同山河一样伟大，适宜奉祀宗庙，永远承载皇室的福祉。特奉上玄纁皮帛、马羊钱璧等物，以表示我们的诚意。现在特派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按照礼仪进行纳征。”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将小女许配给您，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恩宠，备受礼仪的隆重。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
请期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说：咨告某官某姓。我们征求了公卿大臣的意见，占卜吉日，没有不吉利的预兆，将遵从礼仪。现在特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仪进行请期。”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使者到来，宣读圣旨，某日为迎娶吉日。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
亲迎的文书是这样的：“皇帝说：咨告某官某姓。吉利的年份和月份，吉日是某日，将按照礼仪进行迎娶。现在特派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按照礼仪进行迎娶。” 何琦回答说：“承蒙皇帝恩典，使者到来，宣读圣旨，吉利的月份和日子，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上公、宗卿都已到来，还有百辆车驾的近臣随行。我们家境卑微，承蒙如此大的恩典，惶恐不安。我们谨遵旧章，恭敬地奉行典制。” 何琦叩首接受圣旨，回答都如上所述。
话说孝武帝迎娶王皇后，那婚礼的规格可讲究了。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每一步都得用上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也各准备十二斛。不过，纳徵的时候，用的羊就只有一头了，还有玄色和赤色的丝帛各三匹和两匹，绢二百匹，兽皮两张，钱二百万，玉璧一块，马六匹，酒米还是各十二斛。这跟郑玄说的“五雁六礼”有点出入。至于那些玉圭、马匹之类的礼仪规格和物品数量，跟太康年间奏报的又不一样。
古时候，结婚和冠礼都要举行祭祀仪式，郑玄写的祭祀文就留下了三篇。
到了升平八年，朝廷下令询问迎娶皇后的时候，要不要奏乐。博士胡讷认为：《仪注》里没写迎娶皇后要奏乐的地方，也没说要举旗鸣钟的条例。太常王彪之却说：婚礼本身就不是演奏音乐的场合，奏乐只是泛指各种音乐，所以《仪注》里没写，是因为它遵循婚礼的规矩。现在应该准备好乐器，但不用演奏。最后采纳了王彪之的意见。
永和二年迎娶皇后的时候，又讨论要不要举行庆贺仪式。王述说：结婚是喜庆的大事，《春秋传》里说：“娶妻是大吉大利的事，非常吉利。” 《春秋传》里还记载：“郑子罕去晋国，还为夫人庆贺。” 连邻国都互相庆贺，何况我们臣子呢！所以应该庆贺，只不过不用在三天之内就行。现在趁着祭祀庙见之后庆贺，也挺合适的。王彪之却反驳说：《礼》明确规定婚礼不奏乐也不庆贺。《春秋传》里说子罕去晋国庆贺夫人，既没有经文的依据，也没说是按照礼仪来的。《礼》规定娶妻三天内不奏乐，说明三天之后才可以奏乐。至于不庆贺，并没有三天内不能庆贺的规定，但三天之后也没有必须庆贺的礼仪。他还说：《礼记》里说要庆贺娶妻，是因为有酒席和庆贺的言语。我认为没有直接庆贺的礼仪，但有送礼和共同庆祝的意义，这是现在大家都在做的。最后，大家决定不举行庆贺仪式。
皇上想在九月纳后，但是九月是个忌讳的月份。范汪就这个问题去问王彪之，王彪之回答说：“礼仪上并没有规定哪个月份是忌讳的月份，不能因为自己没见过，就说它不存在。” 博士曹耽、荀讷他们也认为没有哪个月份是忌讳月份的记载，所以不应该有什么妨碍。王洽又说：“如果真有忌讳的月份，那是不是也应该有忌讳的年份呢？”
太元十二年，有人通过奏章询问：“皇太子已经祭拜过宗庙了，朝臣们都去祝贺，是不是还要向皇太子行礼？国子博士车胤说：“百官卿士都参加了盛大的祭祀典礼，表达敬意并行礼了，就不需要再向太子行礼了。只有地方长官，没亲眼看到大典，如果不献上酒肉贡品，就无法表达他们的诚意，所以他们应该向太子行礼。这就像元旦大庆一样，地方长官没有不向皇帝行礼的，朝臣只是献上玉璧而已。”太学博士庾弘之则认为：“查阅史料，咸宁三年，始平王、濮阳王等新受封时，有关部门奏请按照惯例，允许京城附近的臣子和诸王公主参加朝贺后，再向新受封的诸王行礼。现在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已经正式册立，普天同庆，应该向他行礼祝贺。”徐邈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还引用了“一有元良，庆在于此”的说法，认为既然以前给诸王和新宫行礼有先例，而且大家都已经表达了敬意，奉上酒祝寿，那现在也应该没问题。
从江左以来，太子结婚，纳徵的礼仪是用一块玉璧和两张兽皮，具体依据是什么还不清楚。有人说，用兽皮是因为兽皮威猛，颜色鲜艳；用玉璧是因为玉象征美德，温润光滑。寻找玉圭玉璋，也是因为玉的美好；豹皮颜色鲜艳，比作君子的品德。王肃在纳徵的辞文中说：“玄色的丝绸和白色的丝绸捆绑在一起，还有成对的兽皮和雁、羊。”西汉迎娶皇后时，是用二百斤黄金和十二匹马，并没有用羊的记载。《郑氏婚物赞》说：“羊，象征吉祥”，那么婚礼上用羊，是从汉末才开始的。古代王室的六礼，并没有使用羊。所以太康年间，有人上奏说：“太子结婚，纳徵时用玄色和白色的丝绸捆绑在一起，再加上羊和两匹马。”
公元274年，晋武帝要册封三夫人和九嫔。相关部门上奏说：“按照礼制，皇后册封用谷珪，没有给妾室和女官赠送礼物的规定。”武帝下令说：“册封仪式可以按照魏国的旧例办理。” 于是武帝在宫殿上，派使者拿着节杖，太常负责册封三夫人，御史中丞负责册封九嫔。
汉朝和魏朝的礼仪是这样的，公主住在自己府邸，娶公主的人要到公主府邸完婚。司空王朗认为这样不行，后来这种做法就被废除了。晋武帝太元年间，公主接受聘礼是各一套兽皮，这难道不是说婚礼不分王公贵族的等级吗？所以用兽皮来抬高这种礼仪的地位！
《礼记》里记载着古代三王养老、设立学校的制度，还有祭祀、射礼、饮酒的仪式，到了周末时期就都废除了。公元59年，汉明帝在三月初一，带头率领群臣在辟雍祭祀，亲自赡养三老五更，并举行大射礼。各郡、国、县、乡都在学校里举行乡饮酒礼，都祭祀先圣先师周公和孔子，祭祀用的牲畜都是太牢。孟冬也一样举行。到了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皇帝也亲自率领百官举行养老礼。当时王祥担任三老，郑小同担任五更。虽然当时的详细礼仪记录已经不在了，但汉朝的礼仪制度还在。
公元270年十二月，晋武帝在辟雍举行乡饮酒礼。武帝下令说：“礼仪废除很久了，现在才重新恢复并学习古代典章制度。” 还赏赐太常一百匹绢，给丞相、博士和学生们赏赐牛酒。公元277年和公元299年，晋惠帝也再次举行了这项礼仪。
魏正始年间，齐王每次讲完经书，就让太常去太学祭祀先圣先师，他自己从来不去。等到惠帝和明帝当太子的时候，还有愍怀太子讲完经书后，都亲自去太学祭祀，太子给先师进爵位，中庶子给颜回进爵位。成帝、穆帝、孝武帝这三位皇帝，也都亲自去祭祀。孝武帝时期，因为太学在南边水边，位置偏远，有关部门就商量着，按照升平元年（公元276年）的办法，在皇宫中堂暂时设立太学。那时候没有国子生了，有关部门上奏说：“应该恢复一百二十个国子生的名额。太学生从考试合格的人里选六十个，国子生就从大臣子孙里临时挑选六十个，事情结束后就取消。”奏章批准了。祭祀仪式结束后，六品以上百官都参加了宴会。
汉朝的规矩，每年春季的第三个巳日（上巳节），官员和百姓都要到东边流动的水边去举行祓禊仪式，洗涤污垢，去除晦气。但是从魏朝开始，就只用三天时间举行仪式，不再是上巳节那天了。晋朝的时候，从朝廷上的公卿大臣到平民百姓，都在洛水边举行祓禊仪式。赵王伦篡位后，三天都在天泉池举行宴会，然后杀了张林。怀帝也在天泉池举行宴会，还作诗一首。陆机说：“天泉池南边石沟引来御沟的水，池西边堆积石头做成祓禊堂。”当时是顺着水流漂酒杯饮酒，也没有曲水流觞的说法。元帝又下令取消了三天玩乐的器具。海西在钟山设立了流杯曲水，邀请百官参加，才有了这个活动。九月九日，要举行马射活动。有人解释说：“秋天是金的季节，举行军事演习和射箭活动，象征着秋季的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