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有粮食和钱财，就像人要有饮食一样。人要是没吃没喝就活不下去，国家要是没有粮食和钱财也立不住。燧人氏和伏羲氏能教人怎么吃喝，却不能让人完全避免饮食方面的疾病。夏商周三代的帝王都能制定关于粮食和钱财的政策留给后世，却不能让后世完全避免粮食和钱财方面的弊端。只有善于养生的人，好像并不刻意追求吃喝，饮食却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做到饥饱适度，就能少生病，长寿。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开始并不刻意追求发展经济，粮食和钱财却自然不会匮乏，所以能做到丰俭有度，就能少出现弊端，国家就能长期稳定发展。
你看，国家要发展，粮食和钱财是基础，就像咱们人要活着，就得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古时候的燧人氏和伏羲氏教会了人们怎么获取食物，可还是有人会生病；夏商周那些厉害的帝王们也制定了很好的经济政策，但后世还是免不了出现经济问题。
这就像养生一样，真正会养生的人，不是拼命地吃吃喝喝，而是顺其自然，该吃吃，该喝喝，结果反而不会缺乏营养，身体自然就健康长寿。 同样，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好领导，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做到平衡，该发展发展，该节约节约，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少出乱子。
首先，咱们来说说金国的经济政策，它制定得挺全面，收税也还算合理。太祖爷一开始就减轻了辽朝的赋税，这规模就很大了。到了熙宗、海陵王时期，这风气越来越开放，对外扩张也多了，皇帝和大臣们都非常重视财政制度，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就连世宗皇帝那么贤明，也一直没忘记储备钱粮。到了章宗时期，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但边境开支也大了，财政问题就变得非常紧急了。宣宗南迁后，国土面积缩小了，各种苛捐杂税也多了起来。
总的来说，从金国建国以来，主要的经济政策就是租税、铜钱和交钞这三样。这三样政策变来变去的，结果总是弄得一团糟。官田的税叫租，私田的税叫税。除了租税，还要根据田地、房屋、车辆、牲畜、树木的数量，以及家里的钱财多少来收税，这叫“物力”。收“物力”这税啊，从高官到百姓，没有一个能逃得掉的。就连朝廷大臣出使外国回来，也要多交“物力”税，因为他们收受了外国的礼物。猛安谋克（金朝地方军事组织）的百姓还要交一种叫“牛头税”的税，宰相们都要交这个税，在朝廷上还讨论着要不要增减这个税，可想而知，州县怎么向老百姓收税了。
除了“物力”税，还有铺马钱、军需钱、输庸钱、司吏钱、河夫钱、桑皮故纸钱等等，名目繁多，数都数不清。户口也分好多等级，什么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乱七八糟的。政府一开始是三年统计一次户口，后来改成经常检查，再后来又改成推排户口。那些归属州县和归属猛安谋克的户口，交的税也不一样。刚开始实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政府生怕不严厉，有人说这些政策太苛刻了，就下令取消了。可是没过多久，会计官说钱不够用了，又重新开始执行了。取消的时候是为了方便百姓，但百姓没享受到好处；执行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可钱也没见多起来。当时，皇帝和大臣们总是说要节俭，不断地告诫大家。他们曾经计算过国家的财政收入，数字非常庞大，看起来够用很多年，但州县稍微遇到点灾害，钱就不够用了，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这铜钱和交钞的事儿，毛病可大了去了！一开始啊，用的是辽国和宋朝的老钱，虽然是那个刘豫铸的，可刘豫都完蛋了，这些钱还在用。到了正隆年间，才开始琢磨着自己铸钱，民间铜器管得特别严，铜不够用，就开始自己偷偷炼铜了。凡是出产铜的地方，官府派人到处查，连外地也不放过，老百姓用的铜器又不能没有，结果都得从官府买。后来官府也忙不过来了，老百姓也受不了了，就允许老百姓自己炼铜造器，官府再给定个价钱卖，这就是铜法变来变去的。
再说这钱法，刚开始铸钱没多少，收钱放钱也没个章法，就堵塞了。一开始怕官府库房钱太多，老百姓没钱用，就立法子让钱流通起来。后来又怕老百姓藏钱，就规定了最多能藏多少钱，还鼓励告密，抓到就重罚，结果还是没管住。州县缺钱，老百姓自己偷偷铸钱，这些私铸的钱质量太差了。然后官府就用五百官钱换一千私铸钱，这办法越改越糟。后来又改铸大钱，想让它更值钱，好流通，结果还是不行。
没办法，又用铁钱，铁钱不好用，就用交钞，结果钱重钞轻，差得老远，物价飞涨，交钞也用不了了。又改用银子，银子也出问题了，没招了，干脆就不用铜钱了，只用交钞和银子。可这两种东西的毛病比铜钱还大，官府喜欢用大钞，大钞印得多，老百姓就觉得它不值钱了；老百姓喜欢用小钞，小钞印得多，国家也没啥好处。于是，就禁止官府用大钞，后来又怕老百姓用银子不用交钞，就逼着老百姓用交钞交税，表示一定要用交钞。先印二十贯到一百贯的，后来又印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小不一，老百姓更糊涂了。没办法，就规定了使用年限，使用地区，公私机构使用比例，老百姓就更不相信了。
这期间，又把交钞改成宝券，宝券没多久又改成通宝，准许和银子一起用。通宝没多久又改成宝泉，宝泉没多久又印织绫钞，叫珍货。珍货没多久又改成宝会，这钱啊，就没个定数，最后金朝也完蛋了。 “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 这句诗词，我就不翻译了，您自己体会。
古时候，只要钱财堆积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就会散掉，最终导致亡国，像鹿台、钜桥那些例子，根本不值得一提。国家灭亡，钱财匮乏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国库空虚到像金朝那么严重的，却很少见。金朝的统治者，表面上总想着体恤百姓，却无法停止苛刻的征税；他们只想聚敛钱财，却做不到真正富国强兵。金朝灭亡的时候，搜刮粮食、限制粮食买卖，各种盘剥百姓的政策都用上了。加税好几倍，预先借贷好几年，甚至想得到钞票就预先卖掉下一年的赋税。高琪当宰相的时候，竟然还讨论要专卖食油。官员升迁贿赂成风，随便就能买到空名和宣敕，甚至能买到五品正职。和尚道士捐献粮食，一开始是靠度牒，最后连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的职位也都能用钱买。更过分的是，丁忧期间也能卖官求仕，监户也能卖官从良，连进士出身的也能卖掉及第资格。甚至叛臣强盗只要归顺，没有金银财宝赏赐，就用王爵来笼络他们，王爵不够，就赐给他们国姓。名实不符，伦理法纪败坏，这些他们都不管了，国家还想不乱，怎么可能呢？后来宋朝断绝岁币，不答应议和，金朝贪图淮南的财富，想用武力夺取，结果导致金朝的枢密院和军队全部用于南征。讹可、时全出兵，一开始是为了抢粮食，后来却毫无作用，三军溃败，宋军压境，金朝的兵力和钱财都耗尽了，无力抵抗。所以研究金朝财政的人，读到这里都会忍不住叹息。《尚书》说：“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朝起兵于东海，民风淳朴，可以与古代相比。刚进入中原地区时，金军的势力所到之处，百姓大多逃亡，土地荒芜，剩下的百姓战战兢兢，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如果当时，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采用唐朝的永业田、口分田来限制土地所有制，效仿唐朝的租庸调法来充实国库，又怎么会在一百年内，各种经济政策变来变去，跟它的国运一样兴衰起伏呢？
金朝的弊端在于只图一时的利益，沿用那些早就坏掉的制度。到金朝中期，北方辽国的节俭朴素被抛弃，却学习了南宋繁琐的礼仪；又因为痛恨宋朝的宽柔，而效仿辽国的强硬手段。这就丢掉了两国各自的优点，却采用了各自的缺点。繁琐的礼仪必然导致财政亏空，强硬的手段必然导致百姓受害，所以金朝时期，国库容易空虚，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制定政策一开始就不谨慎，后来又变法来弥补弊端，结果只会越来越糟。其他的盐法、酒曲专卖、常平仓、官府收购粮食、茶税、征商、榷场等政策，大部分都是沿用宋朝旧制度，税收没有定数，变来变去，跟钱钞一样没有稳定性。田制、水利、土地丈量等方面，有的政策刚开始实行就停止了，有的屡试无效，有的讨论成熟了也没实行，这些都没有详细记载，作为一代制度的总结。
好家伙，这古代的户籍制度还挺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年龄和性别给老百姓分类，两岁以下的孩子叫黄，十五岁以下叫小，十六岁叫中，十七岁叫丁，六十岁以上叫老，没丈夫的女人叫寡妇或者妾。身体有残疾的就算不上丁。
每一户人家都推举户主，有能力的家庭要承担赋税和徭役，没能力的就不用。为了方便管理，规定五户人家组成一个保，互相监督。后来，因为觉得五户太少了，容易互相陷害，就改成五户为邻，五个邻里组成一个保，这样互相监督更有效。
城市里设坊正，农村里根据户数多少设里正，负责统计人口，催收赋税，鼓励农业生产。人口多的村子，还要设主首，协助里正管理治安。猛安谋克（少数民族）的村寨也设寨使，负责管理。寺庙也设纲首。这些里正、坊正之类的官职，一般从每十户人家里选取三户，有钱的人家还要出钱雇佣强壮可靠的人来担任，最多花一百贯钱，任期不超过一年。后来，章宗皇帝想取消这些职位，但又觉得主首离得太远，进城办事不方便，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又保留了，只是改为两年换一次人。
户籍登记每三年进行一次。每年正月初一，各级官员就带着里正、主首（少数民族地区是寨使）挨家挨户登记人口，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年龄、姓名、性别，活着的要加上，死去的要减掉。正月二十日向县里报送数据，二月二十日向州里报送，然后层层上报，最迟四月二十日要送到中央。汉人和渤海人不能算作猛安谋克的人口。猛安谋克的奴婢如果获得自由，只能在本部落登记为普通户口。被没收为官府财产的自由民，登记为宫廷户籍；被没收的奴婢，则登记为太府监的户籍。
公元1116年，法律还没完全建立，战争也没完全结束，很多穷人都依附权贵苟且偷生，不少人偷偷摸摸地当了奴婢。皇帝下令说：“因为这些年灾荒，百姓挨饿，很多人依附豪强，结果被逼成了奴隶。要是犯了法，又没钱偿还，就抵债当奴隶。或者私下约定期限，拿人抵债，到了期限就变成奴隶。现在允许用两个人赎回一个自由身，原来约定一个人赎回的，就按照原来的约定办。”
公元1119年，因为国土扩张了，但老地区土地贫瘠，准备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泰州，就派皇弟耶律昱和族子耶律宗雄去考察那块地。耶律昱他们把那块地的土壤呈上来，说可以种植，于是就从猛安谋克里挑选了一万多户百姓，让宗室成员婆卢火统领他们，到泰州屯田。婆卢火原来住在阿注浒水（也叫按出虎），这次就迁过去了。至于住在宁江州的百姓，就派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个谋克，带着家眷和农具，迁到泰州，还赏赐婆卢火五十头耕牛。
公元1120年，山西各州平定后，把上京定为内地，就迁徙百姓去那里居住。又命令耶律佛顶带兵护送降人到浑河路，由皇弟耶律昂监督，让他们自行选择居住地。公元1121年，因为山西各部族靠近西北边境，而且辽国皇帝还没被抓住，担心他们暗中勾结，再次命令皇弟耶律昂和孛堇稍喝等率领四千兵士护送他们，安置在岭东，只有西京百姓依然安居乐业，还命令耶律昂镇守上京路。后来，皇帝听说耶律昂已经过了上京，而降人又抱怨他侵扰百姓，导致很多人叛逃，于是命令孛堇出里底去警告他。等他到了那里，那些部族已经叛逃了。又让猛安详稳把他们留守的地方归附的百姓送回东京，命令有关部门经常安抚他们，并且免除他们一年的粮税，那些亲属被俘虏的，都让他们聚居在一起。
公元1121年攻下燕京路后，二月，把六州富裕强盛、掌握技艺的百姓全部迁到内地。公元1122年，把以前迁到润州、隰州等四州的百姓迁到沈州地区。因为新迁来的百姓生活艰难，难以生存，皇帝下令说：“听说百姓缺粮，甚至卖儿卖女，允许他们用劳力等抵债赎回孩子。”又下令对孛堇阿实赉说：“先帝曾经下令，对那些同姓的人，以前自己卖身或抵押身体的，由官府赎回。现在听说还有没赎回的，要全部查清楚赎回他们。”又命令用官府的粮食赎回上京路新迁到宁江州，贫困而卖身的人，共六百多人。公元1123年，百姓中有自己卖身为奴的，皇帝下令用劳力等抵债赎回他们。公元1124年，禁止内外官员和宗室私自役使百姓，权贵之家不得买穷人为奴，胁迫买卖的，一人罚十五人，诈骗买卖的，一人罚两人，罪名都杖责一百下。公元1129年，皇帝下令，自战争以来，良民被抓去做苦力的，允许他们的父母妻子赎回他们。公元1138年，皇帝下令，陕西、蒲州、解州、汝州、蔡州等地，因为连年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典卖自己做苦力，官府用绢帛赎回他们，成年男子三匹，妇女和小孩两匹。
大定二年，皇帝下令免除那些“二税户”的赋税，让他们恢复自由民的身份。早先辽国的时候，那帮人特别信奉佛教，把很多老百姓都送进寺庙当了奴仆，这些人的赋税要分一半给国家，一半给寺庙，所以叫“二税户”。辽国灭亡后，很多和尚偷偷藏匿了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把他们当做下等人使唤。有人告状，官府各执一词，皇上早就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干脆就免了他们的税。
十七年五月，有人上奏说，咸平府路有一千六百多户人家，自己说是长白山星显、禅春河的女真人，辽国时期被登记为猎户，后来搬到这儿住，被称为“移典部”，就跟着契丹人登记户籍了。咱们金朝起兵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来投降，一直住在那儿，现在请求重新登记户籍。皇上准了。
二十年，皇上发现上京路的女真人，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纷纷卖掉自己的奴婢，导致耕田的人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穷困，于是下令禁止这种行为。皇上还跟宰相说：“猛安、谋克的人家，兄弟姐妹亲戚们，如果都能按照分到的土地住在一起，跟汉人混居，每四五十户组成一个保聚，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措施啊！”
二十一年六月，把银山附近的百姓迁到临潢。还规定，那些为了逃避徭役而全家逃到别的地方的人，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和他们现在居住的官府都要承担责任，这是新定的规矩。二十三年，又规定，如果女真奴婢很能干，主人同意她们结婚，必须得问过女方家属和村里的老人，拿到他们的证明，才能嫁给自由人。
那年八月，有人上报了猛安、谋克的人口、耕地和牲畜的数量：猛安二百二十个，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个，总户数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户，总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人（其中自由民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人）。耕地一百六十九万三千八十顷多，牲畜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头。在都城宗室将军司，户数一百七十户，人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人（其中自由民九百八十二人，奴婢二万七千八百八人），耕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牲畜三百四头。迭剌、唐西两部五飐，户数五千五百八十五户，人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自由民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人，奴婢一万八千八十一 人），耕地一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牲畜五千六十六头。
二十五年，皇上让宰相禁止有俸禄的人家只留一个儿子，也禁止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当和尚道士。大定初年，全国户口才三百多万，到二十七年，全国户口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户，人口达到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人。
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有人上书请求释放那些交纳二税的户籍，让他们成为自由民。朝廷大臣们想用正式的文书作为凭证来判断。参知政事移剌履说：“要查明真伪太难了，干脆以后契丹奴婢生的孩子都算自由民，现在有的也不许买卖，这样三十年后奴隶就都变成自由民了，老百姓也不会受什么苦。”皇帝觉得移剌履的办法不妥，让大家再商量。朝廷奏报说，如果不认真核查，官司会没完没了。于是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去北京路和中都路查核那些交纳二税的户口，凡是没有凭证的，户主自己承认的，或者通过检查知道的，税收就一半归官府，一半归户主；有凭证的，全部释放为自由民。
明昌元年正月，有人上书说：“自古以来，农业都是根本，现在除了商人，还有和尚道士以及其他不务正业的人，浪费百倍于农业。如果年成不好，流民就会到处都是，这就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损害农业造成的。”皇帝就下令禁止随意出家为僧道。这一年，统计天下户口六百九十三万九千户，人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人，但是粮食只有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多石。除去官兵两年的费用，剩下的粮食按每人每月吃五斗米计算，只能吃四十四天。皇帝说：“粮食储备不多，是因为务农的人少啊！把百官都召集起来，讨论一下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储备粮食的办法，然后向朕汇报。”六月，统计北京等路免除二税的户口，共一千七百多户，一万三千九百多人，以后他们的身份，无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都按之前的裁决执行。
明昌六年二月，皇帝对宰相说：“凡是说女真进士，不用再加‘女真’二字。你们错把女真、契丹语当作回避语了，不是这样的。现在像区分户籍一样，女真语称本户，汉户和契丹户，其余的叫做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统计天下女真、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户，人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人，赋税钱粮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皇帝下令说，那些交纳赋税的户口，有徭役的时候很多人逃避，有人就用别的户口代替，事情做完后又恢复原来的户口，这样就严重损害了那些没有逃避的人。让朝廷大臣详细讨论。宰相奏报说：“以前的处罚太轻了。”于是下令，逃避徭役的全户，判处两年徒刑，告发者赏钱五万。先逃的，在百日内自首，可以免罪。如实报告缺失的人口，由御史台和按察司调查核实，给予免除。十二月，统计天下户口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人。（户口比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了 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户，人口增加了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人）。这是金朝户籍人口最兴盛的时候。
卫绍王当政的时候，战争就没停过，后来宣宗皇帝继位，又南迁，老百姓死伤逃散，到处都是空荡荡的。人口一天天减少，军费却一天天增加，赋税徭役越来越重，全靠河南地区供应，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纷纷丢下房子田地，逃跑了。
朝廷几次下诏安抚流民，免除他们一年的赋税，想让他们回来。但是，国家财政已经空虚了，那些逃户的赋税，就让留下来的老百姓替他们交，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回去。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皇帝想悬赏捉拿逃户，但又怕引起骚乱，于是下令按照之前的诏书，免除逃户的债务，再给他们一个月时间回来，如果一个月后还不回来，再抓捕治罪，同时把他们留下的土地赏赐给别人。
四年后，朝廷大臣上奏说：“河南因为连年饥荒，赋税徭役却没停，那些逃户应该由官府去招抚他们，到第二年三月还不回来务农的，就按照法律处罚。”那时候，黄河沿岸是边境地区，战事频繁，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就上奏说：“亳州以前有六万户人家，自从南迁以后，不断被征调，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剩下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了，砀山下面的那些村庄，田野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通检，说白了就是按照《周礼》里大司徒三年一次的大规模调查，各地都要上报人口多少、牲畜数量、车辆数量等等，然后根据这些情况来制定赋税政策。从金朝建国开始登记户籍，到金大定四年，因为正隆年间打仗太多，老百姓穷富差距拉得很大，赋税也不公平，皇帝世宗就下圣旨说：“从建国到现在，官府一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正隆年间，战争不断，征调无度，以前有钱的现在都穷得活不下去了，而户籍上没登记的人现在却富甲一方，还能逃过赋税。所以，我派了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个人，分头去全国各地调查物力资源，重新制定赋税标准，解决以前的问题，让老百姓不再抱怨不公平，这才符合我的心意。所有具体的方案和措施，都由尚书省统一制定执行。” 圣旨还特别强调：“所有查到的财产，除了官府拨付和赏赐的以外，其余的，只要是百姓拥有的田地房屋，都得算进通检的总数。”
当时那些使者，很多都把狠捞一笔当作政绩，张弘信在山东各地检查，尤其狠毒。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直接批评他说：“朝廷之所以派你们去，是因为正隆年间征调不均，让你们去平均一下。你们倒好，残暴地加倍收刮百姓的财产，有人来申诉，就被打得皮开肉绽，严重的甚至被打死，这算怎么回事？”张弘信哑口无言，所以只有棣州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大定五年，官府上报各地通检结果不一致，皇帝又下令，要根据人口多少、贫富程度，制定合适的赋税标准。后来，又对通检的土地等级和税法做了规定。大定十五年九月，皇帝觉得自从通检以来，十几年过去了，天下物力情况和贫富差距又发生了变化，赋税轻重也不均衡了，于是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个人，分头重新进行评估。
金朝皇帝在二十年四月的时候，跟宰相们说：“猛安谋克（金朝的军事行政组织）下面的百姓，富裕和贫穷程度差别很大，赋税徭役分配也不公平。那些负责具体执行的人只听信小官吏的话，轻重缓急都把握不好。自从窝斡叛乱之后，贫富差距更是反复无常，现在应该清查他们的家庭人口和财产，这样征收兵役和赋税才能更公平一些。” 皇上就下令召集百官讨论这事儿。
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和枢密副使宗尹他们说：“女真人除了猛安谋克的仆从要服役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徭役。现在没必要清查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量，只检查他们的财产来决定赋税比较方便。” 左丞相守道等人则建议：“只检查财产，按多寡分成四等，登记造册来征税，这样就能比较公平了。” 左丞通、右丞道和都点检襄又提议：“把奴婢的数量也统计进去，这样贫富差距就一目了然了，以后遇到紧急情况征收赋税，就能区别对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视同仁。建议等到农闲的时候，再详细统计土地、牛马和家畜的数量，然后把统计结果报上来。”
皇上说：“猛安谋克首领难道不知道自己辖区内百姓的贫富情况吗？一个猛安管辖八个谋克，现在都是一样的赋税徭役。如果一个谋克里，有人家有二三百个奴婢，有人家却只有两三个奴婢，赋税徭役却一样，这怎么能公平呢？ 当年我兴兵的时候，我自己的奴婢都有上万，牲畜也有几千，可我都没征用过一个人一匹马，这怎么能说公平呢？ 我处理事情从来都不是独断专行，都是跟你们一起商量着来的。 前些年把契丹人的户口分散安置，安礼极力反对，担心会引起骚乱，但我还是坚持做了，结果证明确实安定了。安礼虽然忠心耿耿，但他考虑问题不够长远。 还是听从左丞通他们说的，进行详细的清查和统计吧。”
到了十二月，皇上又对宰相们说：“猛安谋克里，有新兴的也有衰败的，赋税徭役分配不均，应该进行清查统计，就从中都路开始吧。” 直到第二十二年八月，才正式下令召集各地的老人，调查贫富情况，清点土地、牛马、家畜和奴婢的数量，把他们分成上中下三等。 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负责中都路的清查工作，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个人和其他的官员一起分路进行清查统计。
九月，皇帝下令说：“不要让富人隐瞒财产，穷人家里可能有人不敢养马。想当年海陵王时期，强行征收马匹，不分贫富，富人侥幸逃过，穷人全部被没收充公，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现在要仔细核实贫富，登记造册，如有需要就按册征收，这样就能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了。”
张汝弼和梁肃上奏说：“全国户口财产的普查已经完成了，如果以后有财产转移，应该按照实际情况缴纳赋税。至于多余的钱财，需要根据增减情况来决定，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似乎不必反复清查了。” 皇帝说：“宰相家里有很多新富起来的人，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做。” 梁肃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清查中都的物力。我曾经出使南方，自己就多添置了六十多贯钱的物力，比其他出使的人都要多。但是老百姓不懂事，法令一出就会滋生奸诈，频繁变动容易引起恐慌。像唐朝、宋朝和辽朝那样，有时三二十年才进行一次财产清查，也是有的。每年都清查，恐怕很难实行。”
二十六年，皇帝又派李晏等人分路清查。二十七年，李晏等人上奏了他们清查出的物力数额。皇帝说：“我根据元朝的清查结果，全国的物力钱应该有三百五十万贯以上，除去三百万元，应该再减少五万贯。现在减少的数额不够，又继续收上来两万多贯，实际上就是两万贯，却说是继续收上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李晏回答说：“这是指以前漏掉的，现在才上交的，还有就是以前土地贫瘠无法耕种，现在可以耕种的了。”
皇帝说：“以前的普查，只是根据他们的经营情况、损耗情况以及房屋土地的多少来增减赋税。这个人卖了地，那个人买了地，都是以前的数额。至于经营情况，这个人强盛了，那个人就衰弱了，强盛的就增加赋税，衰弱的就减少赋税而已。再说，物力数额本来就是用来确定差役制度的，主要的数额不在于多少。我担心真正应该由富裕人家承担的赋税，反而分摊给了穷人。”
大定二十九年六月，皇上命令，给那些当国家信使的副手们减轻负担，别再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了。又下令，农民要是存了粮食，就不用再额外交税了。那些钱财比较少的州县，上缴的钱物可以折算成粮食布匹。九月，因为曹州河水泛滥，皇上派马百禄等人去那些被洪水冲毁，受灾严重的州县，帮助贫困百姓。
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人上奏说：“老百姓的土地已经纳税了，还要再额外摊派赋税，这和那些富人额外承担的差役相比，简直是双重负担啊！”于是，皇上仔细研究了百姓土地和赋税的关系，减免了十分之二的赋税。户部尚书又说，中都等地受了水灾，皇上就派官员去调查受灾情况，比以前减少了五千六百多贯钱。
明昌三年八月，皇上给尚书省下诏书说：“百姓在丰收的时候不好好储备粮食，一遇到灾荒就挨饿，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百姓多存些粮食呢？”宰相回答说：“大定二十九年，我们就下令，农民只要存了粮食，就不用再额外交税了。明昌初年，我们也下令，百姓的赋税和土地一起重新评估，也减免了十分之二，这本来就是个好办法啊。”
承安元年，尚书省上奏说：“今年九月该重新评估赋税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完成。”皇上说，现在冬天都快过去了，要是等到事情办完，恐怕会影响春耕，所以暂时先停止吧。承安二年十月，皇上命令讨论重新评估赋税的事，宰相上奏说：“大定二十七年重新评估赋税后，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以前那些户口贫弱的人家有很多，如果再拖延重新评估，恐怕会造成人口流亡。”于是，就制定了新的规定：已经典卖了财产的人家，就按照他们剩下的财产收税；分家另住的人家，允许另立户籍；户口断绝或贫困的人家，减免赋税；新富起来的人家，要仔细审查，适当增加赋税，一切都要按照实际情况来，不必强求达到原来的数额；边境受敌寇侵扰的地方，都不用重新评估赋税。于是，皇上命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在都城两警巡院试行新的赋税评估方法，作为其他各路州府的样板。每路州府派一名官员，并由提刑司派一名官员协助。三年九月，上奏说十三路州府的赋税评估已经完成，共计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比原来的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减少了很多，因为贫困而免除赋税的就有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了上京、北京、西京路没有新富户增加赋税外，其他各路州府共计增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
泰和二年闰十二月，皇上说，在评估赋税的时候，既要调查百姓的额外财产和赋税，又要核实评估结果，时间紧迫，事情又多，很难得到真实的数据。于是，皇上命令尚书省制定一个随时评估赋税的办法，规定今后凡是典卖财产的人家，都要根据他们剩余的财产收税，另外设立一个登记簿，临时只收取额外财产和赋税，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泰和四年十二月，皇上说，有些官员在远方任职，他们家里的赋税应该减免而没有减免，于是就规定，典卖实业要随时收税，如果家里没有额外财产和营生，应该减免赋税的，要让户主自己申报，然后由乡里邻居一起作证，查实后减免。造册后如果没有人申报，在一个月内，由当地官员根据文书作证，登记在册。五年，因为西京、北京边境地区经常遭受战乱，皇上就派使者去那里重新评估赋税。原来大定二十六年确定的三十五万三千多贯，就减少到二十八万七千贯。
五年六月，南京按察司签事李革上奏说：“最近的规定，让人家自己申报赋税，设立登记簿，到全面评估的时候，只增加新富户的赋税，减少贫困户的赋税，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数据。但是现在各级官吏执行的时候，马虎敷衍，恐怕临时会造成混乱，难以仔细审查，最好规定一个期限，违反期限的要处罚，这样才能督促他们认真执行。”于是，皇上就下令，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让人家申报赋税，登记在册，到明年二月一日截止，过期不报的要处罚。并且命令各地的税务部门，要详细登记税收的房屋和土地，每半月要上报税收数字，违反规定的要处以怠慢轻事之罪。皇上还下令，赋税要根据财产多少收取，全面评估的时候，只确定额外财产的赋税。八年九月，皇上任命吏部尚书贾守谦、济南府知府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名官员，分别与本路按察司官员一起，去各路州府评估赋税。皇上把他们召到香阁，亲自嘱咐他们说：“朕选你们去各路州府评估赋税，除了收税之外，要对新富户和贫困户进行调整，虽然要大家一起作证，但是对贫困户的减免不能减得太多，比如一户人家原来要交三百贯，现在减免二百五十贯，可能还有不妥的地方。对新富户的增加也不能加得太多，要量力而行，比如一户人家可以增加三百贯，但是只增加二百贯。你们都要尽心尽力，这次评估之后，十年之内都会影响到百姓的利益，如果不能胜任，罪责可不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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