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奎,字仲章。他祖上是河北大名府满城县人,后来搬到了安徽宁国府宣城县。贡奎十岁就能写文章,长大后,更是博览经史典籍,学问渊博。浙江行省政府聘请他担任池州齐山书院的山长。

元成宗大德六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太常寺奉礼郎,同时兼任检讨官。他上书皇帝说:“先王制定的礼仪制度,虽然在文章和规范上都有章法,但根本在于诚实和重视实际,只有不拘泥于礼仪的条文而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在祭祀天地时问心无愧。否则,繁琐的礼节,就失去了意义。”朝廷采纳了他的很多建议。大德九年,他升迁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至大元年,他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学,参与修撰成宗皇帝的实录。父亲去世后,他守孝三年,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江西等地的儒学提举。

有一天,几个差役押着几个人来到他面前,拿着公文请他签字,说:“这些人是学校里办事拖拉的。”贡奎说:“我奉天子之命来提举儒学,我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怎么会管刑罚的事呢?”他立刻下令释放了他们。然后,他在屏风上写下:“读书之中,日有其益;饮水之外,他无所求。”这句话。他和学生们相处融洽,像师生一样互相尊重,士人们对他都很敬佩。五年后,他升任翰林院待制,参与修撰仁宗皇帝的实录。实录修成后,朝廷赏赐了他不少钱财。至治元年,因为母亲年老,他请求回家奉养母亲。

泰定三年,他又被朝廷起用,担任翰林待制,后又升任集贤直学士,官阶为奉训大夫。元文宗天历元年,他奉命祭祀北岳恒山、南镇衡山以及淮河和济水的河神。天历二年,他在浙江会稽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他留下了一百二十卷诗文集。元武宗元统元年,朝廷追赠他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轻车都尉的官职,追封为广陵郡侯,谥号文靖。他的儿子叫贡师泰。

师泰,字泰甫,是个读书人,在国子监学习。天历元年,他被选拔当上了太和州的判官,后来一路升迁,做到江浙行省的属官。因为有个中书省的公文,说不能用自己部下的士子做属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就主动辞职了。没多久,因为得到大臣的推荐,他又被提拔为翰林院的应奉文字,后来又担任同知制诰,还兼任国史院的编修官。他父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被任命为绍兴路总管府的推官。

绍兴府山阴县的白洋港,有一艘无主的船漂到岸边,有个叫史甲的人,还有其他人,把船上的篙和橹都拿走了。船上还有两具尸体。有个叫徐乙的人看见了,怀疑是史甲他们杀的人,就去报官了。史甲是给富人家做工的,结果官府不仅抓了史甲,还把那富户也抓了起来。师泰暗中调查,发现原来是沈丁这艘船偷鱼,被渔民杀了,这才真相大白,冤情得以洗雪。

后来,有个巡盐的官员徐裕,抢了诸暨商人的钱,还把商人杀了,然后逃到了白县。我们抓到了一些贩卖私盐的人,这些人害怕承担罪责,就跳水自杀了。师泰重新调查这个案子,最终查明了徐裕杀人的事实。 还有个余姚人叫孙国宾,抓到个盗贼姚甲,姚甲伪造钞票,孙国宾收了他的贿赂,就放了他,还冤枉抓了几个无辜的老百姓。师泰审问后查明了真相,姚甲被处死,孙国宾也被绳之以法。

师泰审案很厉害,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的政绩在好几个郡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1346年,他又回到朝廷,当上了翰林院的应奉文字,参与修撰《辽金宋史》。两年后,升职为经郎,还兼任经筵的翻译官。1349年,他被提升为翰林待制,在经筵上给皇帝讲课,重点讲解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皇上很高兴,赏赐了很多东西。1350年,他先调任国子监司业,接着升任礼部郎中,后来又调到吏部,最后当上了监察御史。从元世祖以后,监察御史和御史台的官员都不用南方人。到了师泰这里,才恢复了以前的制度,南方人又可以担任这些重要职位了,这都是从师泰开始的。

1352年,他被任命为吏部侍郎,没多久就被调到兵部,去巡视北方十三站的驿站户口,平均分配他们的徭役,那些地主豪强都被他震慑住了。1354年,他被任命为都水庸田使,负责在浙江西部收购粮食,供应军队所需。庸田司撤销后,他又被提升为江西廉访副使。还没来得及上任,他又被提升为福建廉访使,随后又改任兵部尚书,紧接着被任命为平江路总管。1356年,张士诚攻陷平江,师泰带着官印逃跑了。张士诚投降后,浙西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临时代理政务,任命师泰为两浙都运盐使,后来又任命他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1358年,他改任户部尚书。朝廷下令,让福建的盐和粮食通过海路运到京城。太子还亲笔写了“务本”两个字赐给他。1360年,他被召回朝廷担任秘书卿。1362年,他走到杭州的海宁,因为路途阻塞,就住在海宁,还给自己住的地方取名叫“小桃源”。元朝灭亡后,宋濂邀请他出来做官,师泰设宴款待了他,酒宴结束后,他服药自尽,享年六十五岁。师泰擅长诗文,尤其擅长处理政务,他到哪里都有好政绩。《玩斋集》十卷就是他的作品。

王守诚,字君实,是河北宁阳曲人。他从小就爱学习,还跟邓文原、虞集两位大儒交往学习。元泰定元年,他考中了进士第一名,厉害吧!然后被朝廷任命为秘书郎,后来又升迁为太常博士,参与编写《太常集礼》;之后又调任艺林库使,参与编修《经世大典》;接着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之后又改任奎章阁鉴书博士,最后再次升任监察御史。

后来他被外派到山东做廉访司佥事,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礼部尚书,还参与了《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工作。之后又升任中书省参议,然后又外放担任燕南北道廉访使。到了至正五年,他被任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还跟大都留守答而麻识里一起去了四川平叛。当时铜梁知县张文德抓获了一个盗贼头目,从他身上搜到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南朝赵王”四个字,这可是个大案子!这伙盗贼聚集起来,烧杀抢掠,在双山地区闹得鸡犬不宁,张文德又抓捕了上百名盗贼。结果重庆知府因为私人恩怨诬陷张文德,说他办事不利,按照没及时抓捕强盗的规定,要给他降四级。就算遇上大赦,也要杖责一百七十下。王守诚到了四川后,马上为张文德申冤,他上书朝廷说:“四川的官员俸禄太低了,建议把那些无人耕种的田地,包括荒地和屯田,都分给百姓耕种,收取租税来补贴官员的俸禄。”

宜宾知县杨济亨建议在蟠龙山修建宪宗神御殿,儒学教授谢进贤建议恢复文翁石室作为书院,王守诚都把这些建议呈报给了朝廷,而且都得到了批准。后来,他又被提升为资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可惜还没等他上任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朝廷赐给他一万锭银子,并追赠谥号“文昭”。

李好文,字惟中,是山东东明人。他爸爸李永贞,在国子监当伴读。李好文小时候家里穷,但他特别努力学习,晚上经常跑到邻居家的磨坊借着灯看书。有一次,他向村里的一个老奶奶借米,老奶奶就嘲笑他,说他不务正业,不去种地。李好文就说:“我用眼睛耕田!” 后来,人们就用“目耕夜分李好文”来形容他刻苦学习。

他后来考上了至治二年(1322年)的进士,被任命为浚州判官,之后又到京城当了翰林国史院的编修和国子监的助教。泰定四年(1327年),他升任太常博士。那年太庙的神主被盗了,李好文就说:“按照礼制,神主应该用木头做的。那些金玉祭器,应该放在单独的房间里保管。”他还说:“咱们国家建国到现在七八十年了,每次举行大典,都是临时准备的。我们这些博士,只是按照以前的规矩办事,互相应付而已。以前朝廷下令编纂礼仪典籍,让各省各县都设立机构来编写,结果这么久都没完成。礼乐制度应该由朝廷制定,地方上能有什么办法呢!建议您从太常寺里选几个人,再把以前相关的文件都找出来,作为参考。”

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三年后,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一共五十一卷,取名为《太常集礼》。李好文升任国子博士,后来因为家里人去世,他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他又被任命为国子监丞,之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当时朝廷要沿用至元年的年号,李好文就说:“沿用旧的年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是改个名字,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变,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他还列举了十多条当时的情况比至元时期还差的弊端,朝廷虽然认可了他的说法,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话说有个叫好文的官员,办事很厉害。河东有个叫李拜拜的,杀人案子凶器都没找到,搁了十四年都没判。好文一看,就说:“这案子拖这么久,可真是够离谱的!” 立刻就给判了。

然后呢,有个叫王傅撒都剌的大官,用脚踩死个人。大家觉得他没用刀,顶多打几板子就算了。好文却说:“仗势杀人,比用刀还狠,更何况是因为人家没满足他的要求才杀的呢!” 最后,王傅撒都剌被判了死刑,这一下可把大家都震住了。 因为办案出色,好文被提拔到河南和浙东两地做廉访司的官员。

过了六年,皇帝亲自去太室祭祀,就把他叫去太常礼仪院帮忙。到了至正元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好文建议说:“应该亲自祭祀孔子。”皇帝听取了他的建议。 后来有一天晚上,有个御史中丞偷偷摸摸地闯进礼殿,国子监的学生拦住了他。第二天,御史中丞让刑曹去查问学生。好文说:“御史中丞都没搞清楚情况,凭什么打学生?” 他把这事儿禀报给了丞相,御史中丞这才向学生道歉。

之后,好文被调到陕西行台做治书侍御史,后来又升迁为河东道廉访使。三年后,皇帝要祭祀,又把他叫去太常礼仪院当同知。皇帝亲自去太庙祭祀,骑马到里桥就不下了,大家都不敢说话。好文跪下来说:“皇上,您应该下马。”皇帝这才下马。

还有一次,皇帝要拜见他的宗室宁宗,派人去问好文:“哥哥拜弟弟,行不行啊?” 好文和博士刘闻一起回答说:“做弟弟的,是做儿子的。” 皇帝听了,就拜了宁宗。从此以后,每次皇帝祭祀,都让好文负责礼仪。

过了四年,好文被任命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还没等他上任,就被调到礼部做尚书,参与修撰《辽宋金史》,之后又当了治书侍御史。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中书省参议,干了十天,又回到治书侍御史的岗位,继续修史。

我后来调到陕西行台,当上了治书侍御史,还一个人负责台里的所有事情。那时候,王守诚奉命去四川出差,因为私人恩怨,就诬陷廉访使曾文博、佥事乌马儿和王武。曾文博被免职后死了,乌马儿被迫认罪,只有王武不肯低头,结果因为“轻侮”的罪名被判刑。 我当时就说:“奉命出使,代表朝廷办事,应该了解民情疾苦,惩恶扬善。现在行省以下的官员,一个都没被弹劾,偏偏我们风宪部门却有人被免职,这哪里是正大光明的样子!” 然后我带领御史们,竭力为王武他们辩白,还弹劾王守诚的十多条违法行为,当时舆论都支持我。

过了六年,我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同时兼任国子监祭酒,后来又升任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祭酒。

好家伙,这李好文,九年的时候,升官了,当上了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还兼任湖北道廉访使,这官位蹭蹭往上窜啊!没多久,他又被召回朝廷,当上了太常礼仪院使。皇上觉得太子年纪渐长,该学习治国之道了,就开了个“端本堂”,让右丞相脱脱和太师雅不花负责,还让李好文兼任翰林学士和谕德,去给太子讲课。

李好文一听,立马就推辞了,还给脱脱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把教育太子当成头等大事,毕竟传授经典是为了明理,将来治理国家也靠学问打基础。应该找德高望重的老师来教导太子,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大事啊!我李好文能力有限,人缘也不好,突然让我担此重任,实在力不从心啊!”脱脱把信呈给皇上,皇上还是坚持让他去。李好文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想要学习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必须从孔子的经典入手,《孝经》和《四书》是基础。”于是,他把这些经典的核心内容整理出来,并结合史书和历代儒家的论述,加入自己的理解,参考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编写了一本《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献给太子学习。

他还收集整理了历代帝王的故事,一共一百六篇,按照圣明、孝顺友爱、恭敬节俭、圣学四个方面分类,写成了一本书。另外,他还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写成了《大宝龟鉴》,这两本书都献给了太子。过了一段时间,李好文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官阶也升到了荣禄大夫。十六年的时候,他又给太子写信说:“我之前给您讲的那些经典,主要意思就是这些,殿下您应该结合《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一起学习。如果能真正理解并实践这些道理,天下太平指日可待!”太子对他的教诲很重视。

不过,太子这个人比较喜欢佛教,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李先生教我读儒家经典,总感觉云里雾里,不太明白。而那些和尚讲佛经,我一听就懂了。”后来,李好文多次请求退休,皇上也批准了。他被封为光禄大夫,还担任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且享受一品官员的待遇,一直到去世。他活了七十岁。

孛术鲁翀,字子翚,是邓州顺阳人。他祖上是隆安人,金朝泰和年间才改成了女真姓氏,算是广平府那边的人。他爷爷德,跟着宪宗皇帝南征,后来就在顺阳安家了,因为立功被封为南阳郡侯。他爸爸居谦,在江西行省当小官儿。翀出生在赣江的船上,当时锅里煮东西发出三次响声,大家觉得挺奇怪的。他长大后,特别努力学习。他爸爸去世后,家境渐渐衰落,但他学习更刻苦了。

从顺阳搬到邓州后,他跟着当地人李贞隐先生学习。后来又去了江西,拜新喻的萧克翁先生为师。萧克翁先生学问人品都很好,乡里人都很尊敬他。他曾经梦见一只大鸟停在他家,翅膀都盖住了屋檐。第二天,翀就来了。翀一开始叫思温,字伯和。萧克翁给他改了名字,说是跟梦里的兆头相符。后来他又跟着京兆的萧先生和翰林学士虞集先生学习,学问进步很大。姚燧先生写信给李贞隐说:“我见过很多人了,论学问文章,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子翚的!” 于是李贞隐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大德十一年,有人推荐他,他就当上了襄阳儒学教谕,后来又升迁到汴梁路儒学正。当时要修《世祖实录》,姚燧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他。

元至大四年,我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也就是给朝廷写历史的。

延祐二年,我升职了,先是在河东道廉访司当经历,后来又当上了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相当于巡视官员,负责监督地方官吏。那会儿吐蕃闹饥荒,我上书朝廷提出了很多赈灾的建议。五年后,我又升任监察御史。当时英宗皇帝还没亲政,我说应该选拔正直的人辅佐他,皇帝采纳了我的建议。

接着,我弹劾了中书参议元明善,皇帝一开始很生气,没同意我的意见。但第二天就下令把元明善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还安慰了我一番。没多久,我又被派去辽阳巡视,朝廷还特地赏赐了我弓箭和环刀,后来还把这事儿立成了制度。之后,我又去淮东察看当地官员的情况。淮东的官府很严厉,动不动就用刑,我直接把那些案卷都烧了。当时很多官员都是靠走关系提拔的,我规定这种人降两级,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不用。但我又觉得,科举制度还没完善,人才大多是通过走关系进入官场的,如果全部打压,恐怕也不公平。所以我建议只把这种限制范围缩小到五品官员,皇帝也同意了。

然后我升任右司都事。那时宰相铁木迭儿特别喜欢滥用私刑,报复私人恩怨。我实在看不下去,就称病离开了官场。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提拔为翰林院修撰。

后来,拜住当上了左丞相,他还派人来请我回去上班,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应该早点回来。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去了。当时国子监归中书省管,让我兼管国子监。之前周王在陕西起兵,很多地方官员都牵涉其中,我说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的,应该宽大处理,拜住就同意了,把他们都安排了官职。

有一次,皇帝在柳林打猎,驻扎在故东平王安童的碑下,我写了一篇《驻跸颂》献给他,皇帝很喜欢,还让我坐在他旁边喝酒。

后来皇帝去上都,路过龙虎台,拜住让我去中书省宣旨。我去了几步又回来问:“是不是真的让我去宣旨?”拜住感叹道:“这小子真是谨慎小心啊!”私下里,他还问我:“你能当宰相吗?”我说:“宰相我可不敢当,但我学的就是宰相该做的事。要当宰相,必须德才兼备。”拜住听了非常高兴,还敬我酒说:“如果不是你,我可听不到这样的话。”

到了行在,我觐见皇帝,皇帝让我坐下,然后把我升为右司员外郎,还让我参与修撰《大元通制》。书写完后,我写了序言。

公元1324年,耶律楚材被调到国子监当司业。第二年,他又被外派到河南当左右司郎中。行省丞相夸他:“我找到个好帮手了!”耶律楚材说:“世祖皇帝打下的江山,制度都完善了,咱们只要谨慎遵守就够了。这就像划船,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于是他开始整顿弊政,省里的事务焕然一新。三年后,他升迁为燕南河北道廉访副使。

晋州的达鲁花赤犯了罪被抓,可负责宣抚的官员却用印信文书想拖延此事。耶律楚材揭露了他的阴谋,那个官员吓得逃跑了。后来,耶律楚材被调到太常礼仪院当佥事。一次太庙的神主被盗,耶律楚材建议:“每个房间都应该增加看守人员,内外都要加固门锁,白天巡逻,晚上守夜,这应该成为永久的制度。”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他还负责修撰《太常集礼》,书稿还没上交,就被任命为经筵官。

文宗皇帝进京,大臣们向他询问一些典礼上的事情。耶律楚材建议效仿汉文帝从代地即位登基的典礼,大家都赞同。文宗皇帝经常称呼耶律楚材的小名“翚”,而不直呼其名,还让他和丞相温迪罕等十个人一起商议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向他请教,甚至晚上都在东庑下值班。文宗皇帝空着皇位等待明宗皇帝到来,耶律楚材极力劝谏说:“皇位不能长期空着,应该先摄政,等待明宗皇帝的到来。”皇帝听取了他的建议。

等到文宗皇帝祭祀天地、社稷和宗庙的时候,耶律楚材担任礼仪使,他把祭祀的礼仪步骤详细地记在笏板上。因为不敢直接写“皇帝”二字,就在字旁加了两圈。皇帝偶然看到笏板,笑着说:“这是给皇帝写的字吗?”然后笑着把笏板还给了他。祭祀结束后,耶律楚材写了三首《天历庆诗》,皇帝下令把它收藏在奎章阁。后来,耶律楚材被提升为陕西汉中道廉访使,正赶上修建太禧院,他就兼任了太禧院佥事和祗承神御殿事。皇帝派人催促他回来迎接自己到龙虎台。皇帝问:“子翚怎么来这么慢?”太禧院使阿荣回答说:“耶律楚材身材肥胖,骑不了马,所以走水路,因此来晚了。”皇帝又问阿荣:“耶律楚材吃喝怎么样?”阿荣回答说:“和大家一样。”皇帝又问:“他谈论些什么?”阿荣说:“他谈论的是义理方面的事情。”

一次皇帝到上都巡幸,让耶律楚材写碑文,写得很好,皇帝说:“等朕回到上都,再给你赏赐润笔费吧!”

宋朝的时候,我被任命为集贤学士,还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兼大学校长)。很多学生都来祝贺我。有个叫望翀的,认为古代的教育重视学生的住宿条件,所以就跟我说,以前学生入学都要送羊,这羊的质量和数量都得讲究。望翀说:“与其把钱花在吃喝上,不如用来解决同学们住宿的冷暖问题吧!”于是他就发动大家集资,筹集到了两万多钱,盖了四栋宿舍楼给学生住。当时有些学生已经学习六年了还没毕业,望翀来了之后,都让他们参加考试,考上了就给他们安排官职。

后来,皇帝的老师来京城了,皇上命令所有一品以下的官员都骑着白马去郊外迎接,大臣们都得跪下敬酒。可这位皇帝老师却一点儿都不为所动。只有望翀站着举起酒杯,对他说:“老师您是佛教的代表,是天下僧人的老师;而我是儒家的代表,是天下儒生的老师。咱们就别互相行这些繁文缛节的礼了。”皇帝老师听了哈哈大笑,站起来跟望翀喝了酒,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皇上问我:“这三教(儒释道)哪个最重要?”我回答说:“佛教像黄金,道教像白玉,儒教像五谷。”皇上问:“那儒教是不是最不值钱?”我说:“黄金白玉,没有也无所谓;但五谷能一天没有吗?”皇上说:“好!”

文宗皇帝驾崩后,皇太后临朝听政,让我和别不花、塔失海牙、阿儿思兰、马祖常、史惟良五位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商论国政”这几个字,听着就感觉责任重大。后来惠宗皇帝即位,大臣们觉得不能频繁大赦天下,我说:“皇上刚刚继位,应该给天下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怎么能让新皇帝背上怨恨呢?”大家就采纳了我的意见。之后我升任礼部尚书,官阶是中宪大夫。

有一次,有个高官的妻子没有儿子,而他的妾室却生了儿子。这位妻子把全部家产都捐给了寺庙,儿子就为此告状。我召见这位妻子问她:“你身为人妻,却不把家产留给自己的儿子,将来怎么有脸去见你的丈夫呢?”最后她把田地都还给了儿子。元统二年,我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一年多后,因为要回家乡迁葬祖先,我就告假回乡了。第二年,朝廷又召我回京做翰林侍讲学士,但我因为生病推辞了,没有去上任。

耶律楚材在至元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岁。朝廷追赠他通奉大夫、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护军等官职,追封他为南阳郡公,谥号文靖。耶律楚材长得高大魁梧,不随便说笑,他的学习都以性命道德为根本。他的文章简洁精妙,非常符合古代的规范。他在国子监待了很久,当时人们都说:“自从许衡之后,能够以师道自居的,只有耶律楚材和(另一个人)了。”他留下了六十卷文集。

他的儿子耶律远,字朋道,凭借父亲的功劳被任命为秘书郎,后来升迁为襄阳县尹。当时南阳发生了农民起义,耶律远凭借着他的忠义奋起抵抗,拿出全部家产招募壮丁,招募到了一千多人,和起义军对抗。可是后来起义军兵力大增,耶律远不幸被害,他的妻子雷氏也义无反顾地殉节了。

苏天爵,字伯脩,是真定人。他父亲苏志道,很有办事能力,得到姚天福的赏识,一路升迁到中书省掾、刑部主事。到了延祐三年,苏志道被提升为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当时周王到云南就藩,途径延安,他的随从官员和行省丞相阿思罕拥立周王,举兵叛乱。叛乱失败后,周王逃到了北方,和林(元朝首都)大为震动,官员们都四处逃散,又赶上大雪,很多人和牲畜都被冻死压死了。苏志道奉命前往,立刻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并招募商人运输粮食供应边疆,百姓这才安定下来。他回朝后,因为积劳成疾,在京城去世了。

苏天爵从小跟随安熙学习,做过国子监的学生,还跟随吴澄、虞集学习。延祐四年,马祖常担任御史监考国子监学生的考试,考题是《碣石赋》,苏天爵的文章详实典雅,被评为第一名,他被授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的官职。后来他因为父母和岳父母去世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被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他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后被提升为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他参与修撰武宗实录。至顺二年,他升迁为修撰,又被提升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明年,他得了个差事,要去湖北审理囚犯。湖北那地方偏远,老百姓鱼龙混杂,气候又潮湿闷热,他得跑遍各地去调查。审理过程中,有些犯人说自己冤枉。他就问他们:“官府一年来两次,你们以前怎么不说?”犯人们都说:“以前审理案件的人都是按老规矩办事,现在听说御史大人来了,肯定要受罚,所以才不得不说了。”他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虽然是大热天,晚上他还点着灯,不停地处理公文,一点也不觉得累。

江陵有个叫文甲的人,没儿子,就收养了他外甥雷乙。后来文甲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就把雷乙给辞退了。雷乙等文甲的两个儿子出去卖茶的时候,在船上拿斧头把他们俩都杀了,然后把斧头扔进水里,血把他的衣服都染红了,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事情败露后,雷乙认罪了,可是地方官却因为这案子拖了三年,把他给放了。他一听就急了:“这案子才两年半,又不是没杀人,衣服上怎么会有血?怎么知道斧头在水里?而且他住的地方离案发现场很近,这还叫疑案?”于是,他又把雷乙抓起来重新审理。

常德有三个叫卢甲、莫乙、汪丙的人一起出去打工,卢甲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卢甲的弟弟是个和尚,想霸占卢甲的妻子不成,就告发卢甲的妻子和莫乙合谋杀了卢甲。莫乙没办法自证清白,只好屈打成招,说自己打死了卢甲,砍了他的头,扔在草丛里,尸体和凶器则丢在谭家沟里。官吏去搜查,果然找到了卢甲的头骨,但是尸体和凶器却没找到,谭家人却作伪证说看到一具尸体漂走了。他一听就说:“就算尸体和凶器还在,现在都八年了,怎么可能没腐烂?”于是,他把谭家人叫来审问,结果发现卢甲生前就瞎了一只眼,谭家人说看到尸体漂走纯属胡说八道。他对办案的官吏说:“这明明是疑案,而且时间超过三年了。”于是,就把他们都放了。他审理案件,认真细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开始,他当上了监察御史,后来调到奎章阁当授经郎。元统元年,他又当上了监察御史。才当了四个月,就上奏章四十五次,弹劾了五个人,推荐了一百零九个人。

第二年,他参与修撰《文宗实录》,升迁为翰林待制,接着又当了中书右司都事,还兼任经筵参赞官。后来到至元二年,从刑部郎中调到御史台当都事。三年后,升任礼部侍郎。五年后,外放担任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那地方一下就变得井然有序了,之后他又回到朝廷,当了枢密院判官。

第二年,改任吏部尚书,还参与中书省的政事。那时候朝廷正在改立宰相,他总是直言进谏,日夜为国事操劳,头发都白了。至正二年,他被任命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后来又调到陕西行台当侍御史。四年后,被召回朝廷,担任集贤侍讲学士,还兼任国子祭酒。

第二年,他又外放,担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没多久就被召回集贤院,担任京畿宣抚使。他一生共计办理了七百八十三件事,弹劾了九百四十九个人,老百姓都称赞他像包拯一样。但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权臣,最终因为“不称职”被罢免回家了。

七年后,他又被起用,担任湖北道宣慰使和浙西道廉访使,但这两个职位都没去上任,就改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九年后,被召回朝廷,担任大都路都总管,因为生病就回家了。没过多久,他又被起用,担任两浙都转运使。当时盐政非常混乱,他整顿盐政,征收的盐税达到了八十万锭钞票,而且按时完成了任务。

十二年,妖贼在江浙地区蔓延,他又被任命为行省参知政事,统领饶州、信州的军队,收复了沿途的六个县。不久,他在军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他学识渊博,又善于总结,著有《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国朝文类》七十卷、奏议五卷和文集三十七卷。

吴直方,字行可,是浙江浦江人。他家境贫寒,去北京求学,一待就是三十六年。虽然生活很苦,但他志气却越来越高昂。后来,有人推荐他,跟明宗(元朝皇帝)在藩邸(皇子住所)时讲学。明宗被派去云南镇守,吴直方也被打发走了。没多久,他被任命为上都路学正,正准备上任,却被别人抢先了。于是,他就留在马札儿台(元朝官员)家,教他的儿子脱脱和也先帖木儿读书。

元统二年,脱脱当上了御史大夫,因为他记得吴直方曾经在先朝侍奉过,就奏请朝廷让他担任江浙等地的儒学提举。后来,他又被调到御史台当副提举,接着又调到广东廉访司,然后是永发架阁兼照磨,再升任中政院架阁管句,不久又升任长史。那时候,伯颜权倾朝野,骄横跋扈,大家都吓得不敢吭声。脱脱虽然是伯颜的养子,但他一直担心伯颜会垮台,就私下里跟马札儿台商量,趁伯颜还没倒台之前想办法除掉他,马札儿台觉得他的想法不错。脱脱又去问吴直方的意见,吴直方说:“古话说得好,‘大义灭亲’。您只要忠于国家,其他的我都不管!”脱脱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主意。

正巧,河南发生了一起杀害省级官员的案件,牵连到了廉访使段辅。伯颜就唆使御史台的官员说,汉人不能担任廉访使。脱脱知道这件事很难争,就和吴直方商量,吴直方说:“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绝对不能废除,为什么不先向皇上禀报呢?”脱脱就向皇帝禀报,皇帝采纳了脱脱的建议。伯颜知道这是脱脱的主意,非常生气,对皇帝说:“脱脱虽然是我的养子,但他一心偏袒汉人,应该治他的罪!”皇帝说:“这是我的意思,不是脱脱说的。”后来,伯颜擅自贬黜了宣让王和威顺王,皇帝非常生气,哭着跟脱脱说,脱脱也哭了起来。他们俩又去找吴直方商量,这件事详细记载在《脱脱传》里。后来,伯颜想让太子去柳林打猎,脱脱协助皇帝把伯颜赶走,让他去河南当行省左丞相。事情平息后,皇帝赏赐吴直方金腰带,提拔他为集贤直学士,然后又升任侍讲学士,不久又升任集贤大学士。脱脱当上了右丞相,遇到重大的政事,都要先跟吴直方商量之后才执行,吴直方总是引用古代的典故来劝告他。没过多久,吴直方就以身体不好为由告老还乡,官至荣禄大夫、大学士。

到了至正年间,有御史弹劾吴直方升官太快,要剥夺他的官职和荣誉称号。后来,又有御史为他辩解,说这是诬陷,皇上就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最后,吴直方在家中去世。吴直方为人深沉有谋略,别人很难猜透他的想法。他为人谦虚谨慎,待人接物就像平民百姓一样,别人对他有一点恩情,他都会想办法报答,人们因此称赞他。他的儿子叫吴莱。

吴莱,字立夫,四岁的时候,他妈妈盛氏就给他口头传授《孝经》、《论语》、《春秋谷梁传》,他竟然都能背下来了!七岁就能写诗了,厉害吧?同县有个有名的文人叫方凤,见到吴莱后,感叹地说:“吴莱这孩子这么聪明,就算比得上汝南应氏家族的应世叔(古代名士)也不算过分啊!” 方凤还把自己的学问都教给了吴莱。吴莱原来的名字叫来凤,后来因为他觉得《诗经》里“北山有莱”这句诗意境很好,就改名叫吴莱了。

元朝延祐七年,吴莱参加进士考试没考上,就退隐到松山,更加深入地钻研经书,学问也越来越深。到了至正三年,有人以他的才学推荐他担任饶州路长芗书院的山长(相当于院长),可惜还没等他上任,他就去世了,年仅四十四岁。他的学生们私下给他谥号为“渊颖先生”。吴莱的文章气势雄伟,很有特点,尤其擅长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他留下了《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官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诗文集》六十卷等著作。

最后史书上评价说:吴直方劝说脱脱要大义灭亲,最终清除权臣,保全社稷。等到脱脱当权,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吴直方却懂得见机行事,巧妙地退避三舍。 知道进退、懂得存亡之道,而且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吴直方做到了这一点。

杨瑀,字元诚,是杭州钱塘人,他爸爸杨昌在宋朝是邳州的万户。杨瑀从小就聪明伶俐。天历年间,有人向朝廷推荐他,皇上召见他在奎章阁,和他讨论治国之道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事。皇上让他篆刻“洪禧明仁”御玺的文字,杨瑀刻得让皇上很满意,皇上就留他在宫里当侍卫,还让他担任广成局副使,后来又升迁为中瑞司典簿,皇上还特地赐给他牙牌,让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后来,他被调到广州当清源县尹,皇上很欣赏他的清廉谨慎,就把他留在了广州。当时伯颜掌握大权,有一天他带着太子去打猎,皇上想追究他的责任。杨瑀和皇上密谋,半夜用牙牌召见皇上。杨瑀首先请求皇上增加官府出售的粮食,旁边的人都觉得他的建议不好。杨瑀说:“城门要是锁上,明天不开,粮食价格就会飞涨,城里肯定要先闹起来。再说,让百姓知道皇上体恤民情,有什么不好的呢?”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皇上让世杰班传旨给各省官员,增加二十个米铺,钱到手就卖米,老百姓都高兴地拍手称赞。因为这件事,杨瑀被授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的职位,不久又升任同佥院事,皇上还赏赐给他金带和貂皮大衣。

和他一起做官的有人看到景星出现,想向皇上报告。杨瑀不同意,他说:“要是大家都看到了,才算是不骗人。”过了几天,果然出现了太白经天(哈雷彗星)的景象,大家这才佩服杨瑀的见识。没过多久,杨瑀请求回家,后来又被起用为宣政院判官,接着又改任建德路总管。当时,叛军从歙县窥探建德,有关部门怀疑淳安长乐乡的百姓和叛军有勾结,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牵连了几百户人家,百姓都很愤怒。主帅想带兵过去镇压,杨瑀不同意,他说:“如果因为怀疑就兴师动众,叛军乘机作乱,那事情就糟了。我去安抚他们,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我承担责任。”于是,杨瑀坐着轿子直接到了淳安,又运去二百石粮食救济饥民,并让县令向乡民解释清楚。第二天,主帅带兵到了,杨瑀说:“谁敢擅自行动,就按军法处置!”乡民们欢呼雀跃,拿着牛酒感谢杨瑀,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二十年后,杨瑀升任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杨瑀七十岁了,多次请求退休,丞相达识帖木儿还派人挽留他。最后,杨瑀辞官回家,在家中去世。他著有《山居新话》流传于世。

逯鲁曾,字善止,是河南修武人,性格刚正。天历三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后来又调到御史台当小官。有个监察御史弹劾中丞史惟良态度傲慢,逯鲁曾当着大官的面,拆开密封的奏章说:“中丞平时为人稳重,不太会跟人打交道。御史的弹劾,不是公正的意见。” 大家都夸他正直,于是他升任太常博士。

武宗皇后真哥没有儿子,所以武宗的庙里没有给她立配享的牌位。到了元朝初期,朝廷召集大臣商议这件事。右丞相伯颜建议,效仿明宗的母亲亦乞列氏,让真哥皇后也配享。徽政院传达了太后的旨意,决定让文宗的母亲唐兀氏配享。伯颜就来问逯鲁曾的意见,逯鲁曾答不上来,回家去问他的门客曾福仲。曾福仲问他:“你有什么疑问?”逯鲁曾说:“因为母以子贵,所以我犹豫。”曾福仲说:“你干嘛老是拘泥于《公羊传》的解释呢?真哥皇后在武宗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册封为皇后了,明宗和文宗的母亲跟这事有什么关系?现在为了臣子而废掉皇帝的皇后,为了儿子而尊封父亲的妾室,这道理说得通吗?”

逯鲁曾听了很高兴,就去告诉伯颜说:“真哥皇后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没有给她立配享的牌位。而追封妃妾为后,这不符合礼制。再说,慕容垂当皇帝后,废掉了自己的生母,而立了继母为皇后,成为后世的笑柄,我们怎么能重蹈覆辙呢?”集贤大学士陈颢说:“唐太宗册封曹王明的母亲为皇后,这也是两位皇后啊,为什么不可以呢?”逯鲁曾说:“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妾室。尧当了皇帝,也没听说册封他母亲。皇上不效法尧舜,却效法唐太宗吗?”伯颜认可了他的说法,最终决定让真哥皇后配享。

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弹劾了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剌、右丞巩卜班、刑部尚书兀突蛮、监察御史吉当普、院使哈喇完者、月鲁不花、郎中吕思诚等人,他们都被罢免了,朝廷因此变得清正严肃起来。

后来,我升任枢密院都事,上奏说:“前任丞相伯颜专横跋扈,滥杀大臣,他的党羽还强抢民女,巧立名目陷害忠良。现在,无论大小官员,以及其他百姓犯了罪,请求只处罚本人,不要牵连妻女。郯王是被伯颜诬陷的,应该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他子孙的爵位。”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之后,我升任刑部员外郎,又升任宗正府郎中,然后外放担任辽阳左右司郎中,接着升任佥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最后回到朝廷担任礼部郎中。至元十二年,丞相脱脱讨伐徐州的叛贼,因为官兵不适应当地的水土,于是招募了五千名沿海的盐丁,让我统领他们。我被破格提升为资善大夫,淮南又增设了元帅职位,让我负责征讨叛贼。徐州平定后,我又参与了讨伐淮东的战役,最终在军中去世。

曾福仲先生,祖籍泰和,后来迁居邵阳。他精通《春秋》和《三礼》。元统二年,因为他的学识和品德,被征召入京,但是很久没有得到任用,就住在我的家里。我采纳了曾福仲先生的建议,请求追封真哥皇后为皇太后,并对伯颜说:“这是我的馆客曾福仲的意见。”伯颜召见曾福仲询问此事,曾福仲的回答与之前所说的一样。于是,伯颜就让他担任太常博士。

曾福仲和刘闻同为太常博士,两人关系很好。在讨论宁宗祭拜礼仪时,曾福仲帮助刘闻据理力争。他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丞相朵儿只歹,被贬为天临路录事,后来辞官归隐,最终去世。

刘闻,字久廷,安福人。他的父亲刘蒙正,精通六经,读书过目不忘。刘闻也继承了父亲的学识和品德。

张翥,字仲举,是山西晋宁襄陵人。年轻的时候,他师从李存学习。李存,字安仁,是江南地区有名的老学者,他的学问是传承自陆九渊的。张翥跟着李存学习,学问进步很快。没过多久,他又拜仇远为师学习。仇远在诗歌方面造诣极高,张翥也完全掌握了他的诗歌声律的奥秘。

元朝末年,同乡傅岩起在中书省任职,他推荐隐居的张翥出来做官,于是张翥被朝廷召为国子监助教。正好朝廷要修辽、金、宋三朝的历史,张翥又被提升为翰林国史院的编修官,后来又升任应奉修撰、太常博士、礼仪院判官,再后来又升任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还兼任祭酒。张翥很勤奋地培养后辈,从不摆架子,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有人向他请教经义问题,他总是列举各种说法,然后从中进行比较分析,直到对方满意为止。

有一次,朝廷下令让张翥到中书省讨论时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只有张翥一言不发。丞相搠思监问他:“张先生平时很喜欢议论政事,今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张翥回答说:“各位的意见都对,但是事情轻重缓急不同,执行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这最终还是要由丞相您来决定。”搠思监很欣赏他的回答。第二天,张翥就被任命为集贤学士,不久又升任翰林学士承旨,然后告老还乡。

后来,搠思监削去了孛罗帖木儿兵权,让张翥起草诏书。张翥说:“这是大事,没有亲眼见到皇帝本人,我不能执笔。”旁边有人劝他,张翥说:“我的胳膊可以砍断,但是笔我绝对不能动!”于是就让危素到丞相府去起草诏书。孛罗帖木儿到了京城后,把危素叫来责问他:“诏书是从皇帝那里发出的,丞相府怎么可以起草诏书呢?”危素答不上来。孛罗帖木儿想要杀了他,周围的人才把他救了下来。等孛罗帖木儿被杀后,朝廷任命张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然保留翰林学士承旨的职位。张翥告老还乡后,朝廷给他发放全额俸禄,直到他去世。他于元贞二年(1298年)三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张翥曾经编写了一部记录从兵乱以来为国捐躯者的书籍,名为《忠义录》,识大体的人都很赞赏这部书。

周伯琦,字伯温,是江西鄱阳人。他爷爷周垕,字良载,是宋朝咸淳年间的进士,当过江东路的提刑按察使。后来元朝大军包围饶州,说只要城里的人投降,就能当上郡守,大家推举周垕写投降书。结果周垕晚上偷偷跑了。宋朝灭亡后,因为程钜夫的推荐,周垕被任命为广州路总管的副手,但他没去,隐居到老死了。后人把他比作鲁仲连。

他爸爸周应极,元仁宗当太子的时候,被召进宫,献上了一篇歌颂元朝的诗,被授予翰林待制,后来还给太子讲书。仁宗当皇帝后,周应极升官为集贤待制,后来外放池州路总管府任副手,最后死在那里。

周伯琦靠他父亲的功劳,先被任命为南海县主簿,后来当上了翰林修撰。元至正元年,奎章阁改名为宣文阁,艺文监改名为崇文监,周伯琦被任命为宣文阁鉴书博士,还兼任经筵官。他讲课总是很合皇帝的心意,皇帝经常问他各种事情,而且总是叫他的字“伯温”,而不直呼其名。后来他升任崇文监丞,正赶上御史们上奏说,风纪监察官应该用朝廷的近臣来担任,于是皇帝特别任命他为广东道廉访司使。没过多久,他又调到福建道。至正八年,他被召回朝廷,当了翰林待制,兼任崇文少监,后来又升任翰林直学士,最后做到兵部侍郎。至正十二年,他和贡师泰一起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打仗失败,违反了军纪,陕西行台御史刘希曾等人联名弹劾他。周伯琦却弹劾刘希曾等人越权办事,结果刘希曾等人都被贬官,所以周伯琦因此不受大家的欢迎。

话说,十三岁那年,他被调到崇文太监当差,还兼着经筵官,还代替别人去天妃庙祭祀。后来家里出了丧事,他得回去奔丧。十四岁那年,他又重新被启用,当上了江东道廉访司使。结果长枪军那些人,南班之流,攻陷了宁国,他带着手下赶紧去迎战,没多久就逃到了杭州。朝廷本来要提拔他当兵部尚书,还没来得及上任,就改派他去浙西道当廉访使了。十七岁那年,浙江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临时代理朝政,让他担任参知政事,去招降张士诚。张士诚最后称臣,还进贡朝廷。在此之前,江南行台御史金观弹劾他丢了宁国城,后来张士诚投降了,行台御史又出来为他辩解,于是他就升任了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张士诚当时把他扣留着不让走,又把他调到江浙行省当左丞,后来又调到江南行台当侍御史,最后还升到了御史中丞。最后,他以荣禄大夫、集贤院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了。他在平江住了十多年。张士诚失败后,明太祖听说过他的名声,把他召见了一次,后来他就回饶州去世了。有人说,是明太祖杀了他。

他为人温文尔雅,博学多才,尤其擅长书法。皇帝还让他刻了宣文阁的印章,题写了宣文阁的匾额,还让他临摹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和智永的《千字文》,刻在宣文阁里。他还著有《六书正讹》五卷、《说文字原》一卷,以及诗文集四卷。

孔克坚,字景夫,是孔子第五十代孙。他父亲孔思晦,在元仁宗延祐年间当宁阳儒学教谕。仁宗皇帝崇尚儒学,有一天问大臣:“孔子的后代,谁应该继承爵位?”大臣们回答说:“还没确定呢。”皇帝亲自翻阅孔氏族谱,说:“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应该是思晦!”于是特别授予他中议大夫的官职,并让他继承衍圣公的爵位。他父亲孔思晦非常孝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五天滴水未进。他师从张瑽学习,但是不怎么研究那些辞藻华丽的诗文。

思晦去世后,孔克坚继承了衍圣公的爵位。十五年的时候,平章达识帖卜儿推荐孔克坚,说他精通礼教,于是朝廷征召他担任太常礼仪院同知。后来他的儿子孔希学继承了衍圣公的爵位。那年冬天,举行郊祀大典,孔克坚代理太常寺卿,他处理典礼仪仗井然有序,观看的人们都夸他懂礼仪。之后,他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但孔克坚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了。

十六年,他又被起用,担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丞相太平又奏请朝廷,让孔克坚担任集贤直学士。当时毛贵率军逼近京城,朝廷商议要迁都到陕西。孔克坚说:“天子应该和社稷宗庙共存亡,怎么能丢下它们跑到别的地方去呢!况且勤王军队正在日益集结,敌人一定会溃败逃走的。”结果正如孔克坚所说。

十九年,孔克坚升任礼部尚书,主管贡举。当时很多地方的人为了躲避战乱都聚集在京城,孔克坚就请求设立一个专门接收流亡人员的科举考试,好安置他们。没过多久,他又被调任陕西行台侍御史。当时李思齐和察罕帖木儿正在交战,行省丞相帖里木儿接受了李思齐的投降,并命令张良弼去对抗察罕帖木儿。孔克坚和中丞袁焕都认为这样做不可行,但帖里木儿不听,袁焕也被弹劾罢官。孔克坚说:“这个计策太糟糕了,乱子很快就要来了。”于是他也辞官回家了。一个月后,张良弼在鹿台战败,奉元府也沦陷了。

二十二年,孔克坚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太子还亲笔题写了“大成殿”三个字的殿额赐给他。但是孔克坚觉得天下大乱,不愿意做官,再次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明洪武三十年,孔克坚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他的儿子孔希学继承了衍圣公的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