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种类有很多,虽然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增减,但它的基本原则却没有人能够改变。蒙古的礼仪,大多沿袭了他们原来的旧俗,《春秋》里说的“狄道”就是这个意思。世祖中统四年,才开始修建太庙。到了至元元年,就开始在太庙举行祭祀活动。八年的时候,命刘秉忠、许衡制定元朝的朝仪。从此以后,册立皇后、皇太子,大臣们上尊号,进献皇太后册宝,都按照元正仪来进行。你看,吉礼、宾礼、嘉礼,都井然有序,十分规范。
蒙古人没有实行三年守丧的制度,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凶礼。他们习惯于打猎,所以没有所谓的“蒐苗狝狩”这种礼仪;他们打仗取得胜利,也没有所谓的“治兵振旅、献俘告庙”这些礼仪;因此,军礼也缺失不完善。至于宗庙祭祀,世祖曾经命令赵璧等人一起商议过。但是,一开始只是用家人的礼仪来祭祀皇伯朮赤、察合台,后来又把太宗、定宗、宪宗排除在庙享的行列之外,当时参与议礼的大臣们都没有人指出它的错误。这大概就是蒙古礼仪和中原礼仪差异之处,他们未能完全摒弃游牧民族的习俗,也未能完全融合中国传统礼仪吧。现在写这篇关于礼仪的文章,广泛考证了古代文献和蒙古的习俗,希望以后的君子可以参考借鉴。
蒙古人祭拜天的礼仪最为重视,国家有大事,就要脱帽解带,跪在地上祈祷上天。宪宗二年,八月初八,才开始穿着冕服在日月山祭拜天。同年十二月,又根据孔元措的建议,同时祭祀昊天和后土,这才开始设置神位,并把太祖、睿宗配享在内。四年,七月,又在日月山祭天。七年秋天,驻扎在军脑儿,用马奶祭天。
公元1261年夏天,四月某一天,世祖皇帝亲自到旧桓州西北祭天,用洒马奶(马奶酒)祭祀。除了皇族成员,其他人都不允许参加。从那以后,每年皇帝都到上都去,在八月二十五日祭天,这个祭祀仪式就叫“洒马奶子”。祭祀用的东西有:一匹马,八只羯羊,各种颜色的绸缎和绢各九匹,缠着白色羊毛穗子的东西九个,貂鼠皮三张。然后由四个蒙古巫师和蒙古、汉族官员一起主持祭祀,他们要对着天磕两个响头。还要高呼成吉思汗的名号,并祈祷说:“托天皇帝的福荫,年年都能这样祭祀。”祭祀结束后,主持祭祀的四个官员每人都会得到一部分祭品作为赏赐,剩下的祭品就分给所有参加祭祀的人。
1275年十二月,世祖皇帝接受了新的尊号,就派人提前告知天地,然后让太常寺去查阅唐、宋、金三朝的旧典礼记录。在国都的丽正门东南七里建了个祭坛,供奉昊天上帝和皇地祇,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祀仪式。此后,国家有什么大的典礼,都会到南郊去祭告天地。1276年五月,因为平定了南宋,又派人告诉天地这个好消息,中书省让太常寺讨论祭祀的物品,然后上报皇帝,皇帝下令按照国家礼仪来举行祭祀。
1301年,成宗皇帝即位,在夏天的四月某一天,开始在都城南七里建祭坛。翰林国史院的检阅官袁桷上书献上了《十议》,礼官们觉得他的意见很全面,就采纳了很多。具体内容可以看袁桷的传记,这里就不详细说了。1306年春天,三月某一天,在南郊同时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和五方帝,派左丞相哈剌哈孙负责这件事,这是第一次由代理官员来祭祀天地。
1278年2月24日,右丞相哈剌哈孙他们上奏说:去年地震、天象异常,雨水不调,收成不好。为了祈祷上天保佑百姓,皇帝亲自祭祀的有三种:祭天、祭祖宗、祭社稷。现在宗庙和社稷的祭祀,都是由专门的官员按时进行的。祭天可是国家的大事,皇上虽然还没亲自祭祀,但应该像祭祀宗庙和社稷一样,派官员代替皇上祭祀,每年在冬至那天举行。祭祀用的东西,相关部门要提前准备好,到时候把日期报上来。
皇上就说:你们的建议很好,那就准备好祭祀用的东西,等着祭祀吧!于是,翰林院、集贤院和太常寺的礼官们都聚集到中书省一起商量。有个博士写了份奏疏说:冬至这天,在圜丘(祭天的圆形祭坛)只祭祀昊天上帝,到了西汉元始年间才开始同时祭祀天地。从东汉到宋朝,一千多年来,祭祀天地是分祭还是合祭,一直没个定论。
大家讨论后决定:按照《周礼》的记载,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时间不一样,祭祀的礼仪和音乐当然也不一样。王莽的制度,怎么能照搬呢?现在应该遵循唐尧虞舜三代的典章制度,只祭祀昊天上帝。至于方丘祭地的礼仪,以后再讨论,到时候再上奏。根据《周礼》,祭坛有三层,现在又增加了外围四层,是为了扩大祭祀天文的场所。
大家讨论后决定:采用《周礼》中三层祭坛的制度。但是,《周礼》的注释说,每层高一尺,没说长宽是多少,恐怕坛子上面太小,祭祀用的东西放不下,建议在四层的基础上减去一层,这样就符合阳数为奇的原则。每层高八尺一寸,符合乾卦九九之数。上面一层长宽各五丈,中间一层十丈,下面一层十五丈。祭坛有四条台阶,每条台阶有十二级。外面设置两个环形的围墙,内围墙离祭坛二十五步,外围墙离内围墙五十四步,每个围墙都有四个门。祭坛设在丙巳方位,是为了选择阳位。
古时候,皇帝亲自祭祀时,冕冠没有垂珠,穿大裘,外面再加衮服。大臣们参加祭祀,戴的帽子和穿的衣服,历代都不一样。大家讨论后决定:按照宗庙祭祀时使用的冠服制度来执行。根据《周礼·大司乐》的记载:“各种祭祀的音乐,圜钟代表宫音,黄钟代表角音,太簇代表徵音,姑洗代表羽音,用雷鼓、雷鼗,孤竹的管乐,云和的琴瑟,云门的舞蹈,在冬至这天,在圜丘上演奏。如果音乐演奏六遍,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就可以顺利完成祭祀了。”大家讨论后决定:音乐是为了感动天地,感召鬼神,一定要找到精通音律的人,仔细考量五音八音,来负责祭祀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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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壬辰这天,中书省又开会讨论。有人说:“以前的神位牌子是用木头做的。”中书省商量了一下,决定改用青玉做牌子,刻金字,再用白玉做底座。结果有人跳出来说:“郊祀嘛,讲究个朴实,还是按老规矩来吧。” 所以最后还是用了木头做的神主牌,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二寸,上面圆下面方,用丹漆写上金字,木头选用松柏木,放在红漆匣子里,再用黄罗帕盖上。做好之后,大家又开始讨论怎么保存它。有人说:“神主牌放在庙里是应该的,但现在是在祭坛上祭祀,面对着天帝,不像其他神明那样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最后这块神主牌也没用上。
七月初九,又有人提议说:“古代祭天,用的器物是陶器和葫芦,席子是用稻草和麦秸。从汉朝甘泉雍畤的祭祀开始,到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祭祀用的坛场、祭品、礼器、仪仗,越来越繁琐,渐渐失去了古代崇尚朴实的精神。宋朝和金朝大多沿袭唐朝的制度,他们的坛场、礼器,仔细考究经书,其实也并不完全符合,但他们的仪法都有记载。当时的名儒很多,他们也都是根据经书来制定祭祀礼仪的。所以,我们现在制定祭祀礼仪,也应该参考古今的做法。现在我们应该检查唐、宋、金朝皇帝亲祭和摄行祭祀的仪注,以及雅乐的顺序,大家一起讨论。”太常寺说:“郊祀这种事,自从朝廷平定金、宋以来,一直没来得及举行,现在想认真举行,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准备齐全。但是,一开始讨论的时候,也必须参考古今的仪制,为后世留下规矩。建议从中书省、翰林院、集贤院、礼部以及懂礼仪的人士中,挑选一些人,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向朝廷汇报。”中书省讨论后决定:“制定礼仪,不是随便就能完成的。唐朝和宋朝都有摄行祭祀的礼仪,除了从祀和接受祭品外,其他的仪注都按照唐朝的制度来修订。”
八月十二,太常寺又来说了:“祭祀祖先和祭天,礼仪和乐章有不同的规定。如果等到祭祀那天再讨论,恐怕会仓促出错。”于是中书省的官员上奏说:“自古以来,汉族统治者,他们的祖宗都配享祭祀。我们和平章何荣祖商量过了,宗庙已经按照时节祭祀了,现在郊祀应该只祭祀昊天上帝。”皇帝就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年南郊祭祀,陪祀的神位就减少了。
话说十一年,武宗皇帝登基了。秋天七月初一那天,他下令让御史大夫铁古迭儿去南郊祭天,感谢天地,这可是他登基后第一次正式祭祀,用的柏树,还写了祭文记录这事儿。
过了几年,到了至大二年,冬天十一月某一天,尚书省的大臣和太常寺的官员们跟皇帝说:“郊祀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南郊的祭祀已经办了,但还有很多东西没准备齐全,北郊的祭祀更是还没开始呢。今年冬天在南郊祭祀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太祖圣武皇帝也一起祭祀上,明年夏天在北郊祭祀的时候,再把世祖皇帝也一起祭祀上。”皇帝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
接着,十二月初一那天,丞相三宝奴、司徒田忠良、参政郝彬他们一起上奏章说:“南郊祭天在圜丘举行,大礼已经完成了。但是北郊祭祀皇地祇(就是土地神)要在方泽(祭祀土地的场所)举行,还要祭祀神州各地土地神、五岳四渎(五座名山和四条大河)、山林川泽以及太阳月亮,这些都是国家应该重视的祭祀活动。现在您当了皇帝,这些祭祀却还没举行,再拖下去可就荒废了!”皇帝一看奏章,说:“你们说的对,那就赶紧办吧!”
话说元至大三年正月,礼部那边跟太常礼仪院说了,让博士们拟定一下北郊祭祀、朝日夕月这些祭祀仪式的具体流程。博士李之绍和蒋汝砺就上书说:按照古礼,夏朝在五月祭祀方丘,商朝在六月,周朝在夏至,方丘的位置都在国都的北边。祭祀用的玉器是黄琮,祭祀用的牲畜是黄犊,祭祀用的布帛是黄缯,还要配享后稷。至于方坛的规格,汉朝建在都城北面四里,是四层台阶的方坛;唐朝建在宫城北面十四里,是八角形的三层台阶,每层高四尺,上面宽十六步,也设有台阶,上层台阶宽八尺,中层一丈,下层一丈二尺。宋朝到徽宗的时候才改成两层。历朝历代的规格虽然不一样,但都没有超过三层。我们现在打算按照“坤”数取六的含义,在都城北面六里,壬地选个好地方,建个三层四阶的方坛,外面再设三圈围栏。还按照古制,在最外围的围栏外面,四面都稍微弄低一点,这样就符合了“泽中”的制度。宫殿、围墙、器皿的颜色,都用黄色。至于那种两层八角八阶的,那不是古制,不好用。至于神州地祇以下的从祀神祇,从汉朝以来,历朝历代的制度都不一样。到了唐朝才沿用隋朝的制度,把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这些神祇,都按照各自的方位进行祭祀。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再好好商量一下具体怎么执行?
到了秋天九月,太常礼仪院又让博士们检查一下祭祀要用到的器物。冬天十月丙午日,三宝奴、田忠良等人又上奏说:之前奉旨要举行南郊配享从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这些祭祀典礼。我们觉得,要祭祀北郊,必须先祭祀南郊。今年冬至,祭祀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明年夏至,祭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春秋朝日夕月,也都要进行祭祀。这都是应该做的祭祀典礼啊!皇上就下诏说:祭祀要用到的器物,让有关部门赶紧准备好!他们还说:太庙以前用的是瓦尊,请求换成银的。皇上就准了。十一月丙申日,在南郊举行了祭祀,尊太祖皇帝配享,五方帝、日月星辰一起从祀。当时皇上本来要亲自去南郊祭祀,但是身体不适,就派大臣代替祭祀了。
仁宗皇帝延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314年,四月丁亥日,太常寺的官员建议在北郊祭天,皇帝谦虚地说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北郊祭天的议程就取消了。
英宗皇帝至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322年九月,皇帝下令讨论南郊祭祀的事情。中书平章政事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埜,学士蔡文渊、袁桷、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等,都在都堂(相当于政府办公场所)一起开会讨论,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祭祀的年限。以前历代大多是三年祭祀一次,天子即位已经三年了,应该按照惯例执行。
第二个问题是祭祀的神位。根据《周礼·大宗伯》记载:“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注释说:“昊天上帝,就是冬至日在圜丘祭祀的天皇大帝。”又说:“用苍璧祭祀天。”注释说:“这个祭天仪式在冬至日举行,祭祀的是天皇大帝。天皇大帝在北极,也叫北辰。”还说:“北辰天皇是耀魄宝,又叫昊天上帝,又叫太一帝君,因为它的地位尊贵,所以有很多名字。”现在我们查阅《晋书·天文志·中宫》记载:“钩陈星中的那颗星叫做天皇大帝,它的神就是耀魄宝。”《周礼》里祭祀的天神,明确说是昊天上帝。郑玄根据星象推测,认为就是天皇大帝。但是,从汉朝、魏朝以来,对它的称呼都不一样。汉朝初期叫上帝、太乙、皇天上帝;魏朝叫皇皇帝天;梁朝叫天皇大帝;只有西晋叫昊天上帝,这和《周礼》的说法一致。唐朝、宋朝以来,祭坛上既设昊天上帝为第一位,又有天皇大帝,还有五帝、太一、天等,这些都不见于经书典籍。元朝大德九年,中书省的会议决定,只按照《周礼》的记载,祭祀昊天上帝。到了至大三年,会议又决定,五帝也要一起祭祀,这和以前历代通行的祭祀方法一样。
第三个问题是配享的神位。《孝经》说:“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了,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天地更大的了。”又说:“郊祀后稷来配享天。”这就是郊祭为什么要有配享神的原因。汉朝、唐朝以后,都是这样做的。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于十一月冬至日在南郊举行合祭,太祖皇帝作为配享,这是根据会议讨论后请示皇帝决定的。
第四,要先告知配享的神明。《礼器》里说:“鲁国人要在上天祭祀之前,一定要先在宗庙祭祀。”注:这是指祭祀后稷,告知他,是为了让他与天同享祭祀。祭祀时要用一头牛。《宋会要》记载,在致斋的第二天,要举行宿庙告配仪式,派遣官员带着祭祀用的酒器、食器,进行一次祭祀。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亮就开始举行仪式。初献时,摄太尉和太常礼仪院的官员一起到太庙奏告,然后商议后请皇帝下旨。
第五,要穿戴大裘冕服。《周礼》中司裘的职责是“负责制作大裘,作为国王祭天时穿的衣服。”郑司农说,祭天时穿黑色羊皮裘衣,表示质朴。弁师负责管理国王的五种冕服,注:冕服有六种,但这里说五种,是因为大裘冕没有冕旒,所以不算在内。《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为了迎接冬至的到来。祭祀那天,国王穿着衮服来象征天,戴着十二旒的冕冠,这是天数。”陆佃说:“祭祀时不穿盛装就不够隆重,所以要穿大裘,再罩上衮服。”开元和开宝年间的《通礼》记载,皇帝乘坐鸾驾出宫时,先穿衮冕,到达祭祀场所后,天亮时再换上大裘冕然后出祭。《宋会要》记载,绍兴十三年,皇帝从庙宇前往青城山祭祀,去时穿通天冠、绛纱袍,祭祀时则穿大裘衮冕。这件事经过商议后,最终决定使用衮冕,并请皇帝下旨。
第六,要用匏爵。《郊特牲》说:“郊祭时,要用陶器和匏器,来象征天地之性。”注:陶器是瓦器,匏器用来盛酒献祭。《开元礼》和《开宝礼》里都有关于匏爵的记载。大德九年,正配位用的匏爵出现了瑕疵。经过商议,决定正位用匏爵,配位饮福则用玉爵,并请皇帝下旨。
第七,要举行戒誓仪式。唐代的《通典》引用《礼经》记载,祭祀前十天,皇帝要亲自告诫百官和宗族人员,太宰则要总领告诫群臣。唐代之前的祭祀是提前七天,而《宋会要》记载是十天。《纂要》记载,太尉面向南,司徒、亚终献、一品、二品官员从祀面向北,执事官员依次面向北,礼仪官员将誓文交给太尉宣读。如今天子亲自举行大礼,只让礼仪局的管勾读誓文。经过商议,决定由管勾代替太尉宣读誓文,由刑部尚书监督。
好,咱们来把这段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口语。
第一部分:
首先说祭祀前的准备时间,也就是“散斋”和“致斋”。《礼经》里头以前规定是十天,但是唐朝、宋朝、金朝都改成七天了,其中“散斋”四天,“致斋”三天。咱们大清朝祭祀太庙是七天, “散斋”四天在别的殿里进行,“致斋”三天则在大明殿里进行。这次咱们就按照以前的规矩,还是七天。
第二部分:
接下来是准备祭祀用的席子,这叫“藉神席”。《郊特牲》里说:“席子要舒适,但要用蒲草、苇草、稻草这些简单的材料。” 注释里解释说,蒲草、苇草、稻草就是祭祀用的席子材料。《汉旧仪》记载,汉高祖祭天的时候用的是深蓝色的席子,祭天用的席子是六层彩色丝绸做的。到了汉成帝当皇帝的时候,丞相王莽和御史大夫谭千秋觉得天地崇尚朴素,这些繁琐的仪式应该简化,皇帝就同意了。唐朝麟德二年,皇帝下令说:“咱们自己要节俭,祭祀天地就不用太讲究了”,于是改用普通的褥子和垫子。祭祀上天用青色的,其他的就根据方位用不同颜色的。宋朝的时候,在席子上加了褥子,礼官说这不对规矩。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皇帝下令取消了褥子。咱们大清朝大德九年的时候,正位用稻草,配位用蒲草和苇草,上面盖一层青色的布。到了至大三年,又加上了青色的绫罗褥子和青色锦缎做的方座。这次咱们就按照至大三年的规矩办,席子上加褥子,颜色什么的都按照方位来。
第三部分:
最后是祭祀用的牲畜。“《郊特牲》里说:“祭祀郊庙用特牲,祭祀社稷用太牢。”又说:“祭祀天地用的牛角要粗壮,栗子要饱满。”秦朝用的是骝色(深褐色)的骏马。汉文帝的时候,五帝合用一头牲畜。汉武帝的时候,三年祭祀一次,用的是太牢。光武帝沿袭了元始年间的做法,祭祀天地共用一头小牛犊。隋朝祭祀上天和配天,用的是两头青色的小牛犊。唐朝开元年间用的是牛。宋朝正位用一头青色小牛犊,配位用一套太牢。咱们大清朝大德九年的时候,用两头青色小牛犊,羊和猪各九头。到了至大三年,用一匹纯色肥壮的马,正副牲畜各一头,鹿十八头,野猪十八头,羊十八头。这次咱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来。除了神位和配位用小牛犊外,还要用马,其他的都按照以前的祭祀典礼来执行。
十一,说的是香鼎。祭祀有三类,一开始用香烟来祭祀神灵,到了宗庙祭祀就烧香草和鬯酒,这叫“臭阳达于墙屋”,意思是香气弥漫整个屋子。后世烧香,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但这并不是《礼记》里规定的正规祭祀方式。到了至元三年,用了五十个陶瓦做的香鼎,还有神座用的香鼎、香盒和香案各一个。圆明园的祭祀沿用旧仪。
十二,说的是怎么割祭祀用的牲畜。《周礼》里《司士》篇记载:“凡是祭祀,司士都要带领手下的人去割牲畜,然后摆放到俎豆上。”还有《诸子》篇记载:“大型祭祀要用六种牲畜。”《礼运》篇说:“腥其俎,熟其殽”, “体其犬豕牛羊”。注疏解释说:“腥其俎,是指把猪肉切成七块生着祭祀;熟其殽,是指把牲畜切成二十一块熟着祭祀;体其犬豕牛羊,是指根据骨肉的贵贱分别切成不同的块状,摆放到不同的俎上。”这七块指的是脊椎、两个肩膀、两个前腿、两个后腿。这二十一块指的是肩膀、胳膊、……(此处省略原文中难以翻译的古文专业术语),总之,宋朝元丰三年,对古代祭祀用的牲畜的处理方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古时候祭祀用的牲畜,有的是切成七块生的祭祀,有的是切成二十一块熟的祭祀。猪肉切成七块生着祭祀,其他牲畜切成二十一块熟着祭祀。这是根据牲畜不同部位骨肉的贵贱来分别处理的,而切成二十一块的处理方法,则是对所有牲畜都通用的。现在朝廷祭祀用的马牛羊猪鹿,都按照至元三年规定的方法来处理。圆明园的祭祀沿用旧仪。
第一段:
咱先说说“大次”和小次。你看《周礼·掌次》里写的,“王旅上帝,张毡案皇邸。” 唐朝的《通典》里说,祭祀前三天,尚舍直长会在外壝东门内道北,朝南的方向设大次。宋朝的《宋会要》也记载,祭祀前三天,仪鸾司的人会在外壝东门内道北,朝南的方向设大次;小次则设在午阶东边,朝西。 《曲礼》里说:“践阼,临祭祀。” 解释说,“阼就是主阶。天子祭祀时要站在主阶上,所以说践阼。” 宋朝元丰年间修订的礼仪文书说,《周礼》里关于宗庙祭祀并没有设置小次的说法。古代君王祭祀时站在东边的阼阶上,只有君王才能站在主阶上行祭祀礼仪。 现在朝廷太庙的仪注,大次和小次都在西边,这是因为国家崇尚右边,所以把西边看作尊位。咱们这次就按照太庙的仪注来办。
第二段:
接下来说说祭祀时用的玉器。 《周礼·大宗伯》里说,“以禋祀昊天上帝。” 注释说,“禋指的是烟,周朝人重视气味,指祭祀时焚烧柴草产生的烟气。把柴草堆积起来,牲畜的尸体放在上面,有时还会用玉帛。” 解释说,“有时用玉帛,有时不用,说法不一。” 崔氏认为,天子会把玉帛和牲畜放在柴堆上焚烧,引用《诗经》里的“圭璧既卒”,意思是说祭祀完毕后,玉器要收藏起来。但正经的典籍里并没有明确记载要焚烧玉器。汉武帝祭祀太乙神时,祭祀剩下的东西都烧了,并没有玉器。晋朝烧祭祀的牲畜和祭品,也没有玉器。直到唐宋时期才有了焚烧玉器的做法。显庆年间,许敬宗等人修订旧礼,说郊祭天时用四块圭,就像宗庙祭祀用圭和瓒一样,祭祀完毕后都收藏起来,不用焚烧。宋朝政和年间的礼制局说:“古代祭祀没有不用玉器的,《周官》里典瑞官掌管玉器的收藏,祭祀完毕后就收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从来没听说过要焚烧或埋掉玉器。以后大型祭祀,祭祀用的玉器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不能焚烧或埋掉。” 大家就都同意了这个说法。 其实焚烧是为了利用烟气,玉器既没有烟,也没有气味,祭祀的时候就放在神位上,祭祀完了就收起来就行了。
话说这祭祀,还有三个讲究呢。首先是“饮福”。你看啊,《特牲馈食礼》里说,祭祀时,主祭者要吃九碗饭,然后主人敬酒祝贺;《少牢馈食礼》里说,主祭者要吃十一碗饭,也由主人敬酒祝贺。这“嘏”啊,就是祝贺的意思,也指美好的事情。等祭祀仪式进行到这步,神明已经享用了祭品,大礼也完成了,所以最后主祭者要接受这美好的祝贺,享受祭祀带来的福气。从汉朝开始,皇帝只要一献祭完毕就接受祝贺。唐朝的《开元礼》规定,太尉还没进殿,皇帝就已经饮福了。宋朝元丰三年,改成在第二轮献祭结束后,皇帝才饮福受胙(祭祀后分赐的肉)。咱们元朝至治元年亲祀庙宇的仪注,也是用一献祭完毕后饮福。
第二个讲究是“升烟”。“禋”字就是烟的意思,“升烟”就是用来报答天阳之气。祭天要用禋柴,就像祭地要埋血,祭祀宗庙要用祼鬯一样。历朝历代,有的先烧柴再祭祀,有的先祭祀再烧柴,其实都不太对。正确的做法是,祭祀当天,演奏六遍乐曲后,再焚烧牲畜的头,因为牲畜的头也代表阳气。祭祀结束后,把酒、食物和牲畜的尸体一起在祭坛上焚烧。天子要看着火烧,用的柴是柏树枝。
第三个讲究是“仪注”,也就是祭祀的具体程序。秦朝焚书坑儒后,《礼经》就残缺不全了,留存下来的很少。到了汉朝,儒生们各执己见,对祭祀礼仪的理解都不一样。后世主要遵循郑康成和王子广的解释,但这两家的说法又互相矛盾。唐朝的《开元礼》和杜佑的《通典》,把五礼的内容整理得比较完整。到了宋朝,《开宝礼》和《会要》以及郊庙奉祠的礼文,把祭祀的程序讲得比较清楚了。金国大多沿袭唐宋的制度。咱们元朝天下统一,礼乐兴盛,正是时候。更何况天子亲自主持这么大的祭祀,用的仪注一定要仔细考究。大德九年,中书省经过商议,决定祭祀礼仪按照唐朝的制度执行。至治元年已经有了祭祀庙宇的仪注。应该把大德九年、至大三年以及这次新制定的仪注,和唐朝的制度进行比较,增减修改,完善它。侍仪司负责编排仪仗队伍,太史院负责报告星象位置,献祭官员的人数和祭祀程序以及所有参与祭祀的官员,都应该按照至大三年仪制,由亚终献官负责,请皇帝下旨决定。
这一年,太皇太后去世了,所以冬至南郊祭祀就暂停了。
元泰定四年春天正月,御史台的官员们上奏说:“从元世祖到元英宗,都没亲自去郊外祭祀天地,只有元武宗和元英宗亲自去太庙祭祀祖先。皇上您应该亲自去郊外祭祀天地和祖庙。” 皇上下了道旨:“我打算遵循世祖皇帝的旧例,就让大臣们代我举行祭祀仪式吧。”
闰九月初九那天,举行了郊祀天地的大典,同时还祭祀了五岳、四渎以及其他的名山大川。
公元1331年,元文宗准备亲自去南郊祭祀天地。十月辛亥这天,太常博士上奏说:“祭祀的仪式流程都准备好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根据前朝的典礼再完善一下。皇帝亲祭,七天前百官就要在郊坛练习仪式。现在受戒和练习仪式的时间冲突了,所以应该在正式祭祀前一天,通知所有参与祭祀的人,都穿着官服到南郊练习仪式。虽然祭祀太庙有严格的规定,但南郊祭祀更应该加强戒备,来往人员必须保持肃穆。以前祭祀人员、乐工等,都没有专门的盥洗的地方,这很不讲究卫生。现在应该在膳食殿、仪仗队休息的地方以及住宿的地方,设置一些盥洗的地方,准备热水、盆、勺、毛巾等,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必须洗漱干净才能做事,违反者要处罚。祭祀当天,太常寺要分派官员监督神厨,检查祭品的烹制。以前虽然有专人负责灯烛和香火,但大多只是走过场,或者偷工减料,导致灯火不明亮。我还发现,祭祀完毕,官员们退下后,负责清理的人员就穿着便服把祭品撤走,坛上的灯烛也一起熄灭了,结果一些闲杂人等就跑到祭坛上抢夺祭品,根本无法制止,非常不敬。所以,应该严格规定,祭祀前进入祭坛的人,都要穿紫色窄袖衣服,有官职的要穿官服。祭坛的四个红门,应该加装木门和锁,祭祀结束后立刻关闭,防止闲杂人等进入。至于祭祀用的稻草、祭器等,祭祀结束后,应该按照元大德九年(1305年)的规定焚烧。”
十月壬子这天,御史台的官员上奏说:“祭祀当天,应该下令所有近臣和参与祭祀的人员不准喝酒。”皇帝下令说:“你们的建议很好,把这个命令传达给中书省,让他们发布禁酒令。”十月丙辰,监察御史杨彬等人上奏说:“按照礼制,祭祀天帝必须配祀始祖,现在还没有设立配位,恐怕礼仪有所缺失。另外,祭祀前一天,皇帝必须乘坐御驾前往郊外住宿,而陪同的近侍官员们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应该提前告诫他们,以表达诚意。”皇帝下令让中书省商议此事。十月辛酉,文宗身穿大裘衮冕,亲自到南郊祭祀昊天上帝,并以太祖为配。从元世祖统一全国,到文宗,一共七代皇帝,南郊亲祭的礼仪才得以最终完成。
公元1343年10月17日,我亲自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按照老规矩,把太祖皇帝也列为陪祭。
右丞相脱脱担任亚献官,太尉兼枢密院知院阿鲁秃担任终献官,御史大夫伯撒里代理司徒的职务,枢密院知院汪家奴担任大礼使,中书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和铁木儿达识两人担任侍中,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注意,这和上面那位是重名)和中书右丞太平两人担任门下侍郎,宣徽使达世帖睦尔和太常寺少卿李好文两人担任礼仪使,宣徽院使也先帖木儿(又一位重名!)负责执掌祭祀用的斧头,其他的祭祀官员的职位都按照他们的级别依次安排好了。
八月初七那天,礼仪部门给礼部发了公文,然后礼部又把公文递交到最高行政机关,召集翰林院、集贤院和礼部的官员们一起讨论祭祀典礼的细节。
九月里,负责仪仗队的孙玉铉大人整理好了《亲祀南郊仪注》,上面写着:祭祀前要停止处理死刑和杀人的文书,参加祭祀的官员要在中书省宣誓。祭祀前一天天亮的时候,就要准备好皇帝的车驾和仪仗队,以及参加祭祀的官员,他们要分列在崇天门内外站好。掌管马匹的太仆卿要牵着御马站在大明门外。其他的官员都穿着正式的官服,拿着各自的仪仗,站在致斋殿前等候。
然后,两个通事舍人引导门下侍郎和侍中进入致斋殿,两人相对而立。侍中跪下奏请皇帝在殿内斋戒,皇帝答应后起身,侍中退下。过了一会儿,侍中又跪下奏请皇帝在殿外斋戒,皇帝答应后起身。皇帝走出致斋殿,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上轿,仪仗队和引导官员们抬轿子、引导着皇帝,沿着路线走到大明殿西边台阶下。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下轿登殿,皇帝答应后起身。皇帝进入大明殿,坐上御座。舍人引导参加祭祀的官员们在殿前台阶下站好,相对而立。然后通班舍人开始报出官员的名字,引导大家行礼,起身。舍人又引导门下侍郎和侍中进入大殿,走到御座前,两人相对而立。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下殿上轿,皇帝答应后起身。仪仗队引导着皇帝,走到大明殿门外,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上轿,皇帝答应后起身。
到了大明门外,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下轿骑马,门下侍郎跪下奏请车驾启程,皇帝答应后起身,并下令鸣警报。到了崇天门外,门下侍郎跪下奏请车驾稍作停留,命令所有官员上马,皇帝答应后起身。侍中领旨,说:“可以了”,门下侍郎退下传达命令,命令所有官员上马,负责传达命令的人也传达了命令,命令所有官员在棂星门外上马。过了一会儿,门下侍郎跪下奏请车驾启程,皇帝答应后起身,并下令鸣警报。华盖、伞、扇以及仪仗队和百官在左右两侧引导车驾前进,乐队不奏乐。
到了郊坛南面的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下奏请皇帝暂时停止前进,命令所有官员下马。侍中传达命令,命令所有官员下马。从地位低到地位高的官员以及仪仗队都依次向北转,分列左右站立。车驾到达内棂星门,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下马,步行进入棂星门,从右边侧门进入。稍稍往西走一点,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上轿,皇帝答应后起身。仪仗队和引导官员们抬轿子、引导着皇帝,走到大次殿门前,侍中跪下奏请皇帝下轿,进入大次殿,皇帝答应后起身。皇帝进入大次殿,放下帘子,侍卫按照规制站岗。侍中进去跪下奏请,命令所有官员回到斋戒的地方,皇帝答应后起身。通事舍人领旨,命令所有官员回到斋戒的地方。尚食局呈上膳食后,礼仪使奏请皇帝在祝文中签署御名,然后呈上祝文,郊祀令接受祝文,将其摆放在祭台上。
好家伙,这皇帝祭祀的流程,可真够复杂的!先说早上丑时二刻,也就是凌晨两点半左右,负责仪仗的官员都准备好了,跟在皇帝身边的官员们在大次殿门口排好队。然后,负责传达旨意的官员把侍中和门下侍郎请进大次殿。侍中跪下奏报,请皇帝穿上正式的祭祀服装,皇帝穿好后就起身,然后侍中退下。过了一会儿,那个传旨的官员又请侍中进来,这次是跪着呈上祭祀的文书,皇帝看过之后起身,侍中退下。接下来,负责礼仪的官员跪下奏报,请皇帝行礼,皇帝行礼后起身。
帘子一掀,皇帝走出大次殿,仪仗队和护驾的官员在前头引路,皇帝走到西壝门,仪仗队和护驾官员就在壝门外停下,皇帝身边的近侍和代替皇帝行礼的官员跟着皇帝进去。殿中监跪着献上大圭(一种祭祀用的玉器),礼仪官员跪下请皇帝拿着大圭,然后皇帝进去行礼,整个过程都按照以前的规矩来。行礼完毕,仪仗队和护驾官员又引着皇帝回到大次殿。传旨的官员请侍中进来,跪下奏报,请皇帝脱下祭祀的服装。
休息了五刻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太监们按照规矩上菜了。负责仪仗的官员和侍奉皇帝的官员都分列在郊外南棂星门外,北边是上首。传旨的官员又请侍中进来,跪下奏报,请皇帝穿上祭祀的服装,皇帝穿好后起身,侍中退下。过了一会儿,传旨的官员又请侍中进来,这次是跪着呈上祭祀的文书,皇帝看过之后起身。皇帝走出大次殿,侍中跪下奏报,请皇帝上车,仪仗队和护驾官员在前头引路。
到了棂星门外,太仆卿(掌管马匹的官员)牵来御马,侍中跪下奏报,请皇帝下车骑马,皇帝起身。门下侍郎跪下奏报,请车驾启程,皇帝起身,队伍开始前进,并高喊“警跸”(古代帝王出行的警卫号令)。到了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下请求皇帝稍作停留,下令所有官员上马,皇帝起身。侍中领旨回话:“旨意可以照办”,门下侍郎传达圣旨,下令所有官员上马,负责传达旨意的官员重复传达圣旨,下令所有官员上马。过了一会儿,门下侍郎跪下奏报,请车驾启程,皇帝起身。仪仗队和护驾官员在前头引路,高喊“警跸”,华盖、仪仗、伞扇,官员们分列左右前导,乐队奏乐。
到了丽正门里的石桥北边,传旨的官员请门下侍郎下马,跪下奏报,请皇帝暂时停留,下令所有官员下马。负责传达旨意的官员重复传达圣旨,下令所有官员下马,传旨的官员引领官员们分列左右,先进入红门内,然后掉头朝北站立。然后引领骑兵在丽正门内石桥北边站立,依次掉头到棂星门外,左右相对而立。仪仗也停在棂星门内,同样掉头站立。门下侍郎跪下奏报,请车驾启程,仪仗队和护驾官员引领皇帝从崇天门进入,到达大明门外。传旨的官员请侍中跪下奏报,请皇帝下马乘车,皇帝起身。到了大明殿,引领官员们相对站立在大殿之下。等到皇帝进入大殿升座,侍中跪下奏报,请皇帝脱下祭祀的服装,并下令所有官员退下,传旨的官员领旨,下令所有官员退下,郊祀大礼完成。
十五年冬十月甲子日,皇帝对右丞相定住等人说:“尊敬天地,尊崇祖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近年来,郊祀大礼有所缺失,应该选择吉日,朕将亲自祭祀郊庙,务必尽心尽力,不必拘泥于繁琐的礼仪,你们商量一下祭祀的礼仪,选择简便的执行。”于是任命右丞斡栾、左丞吕思诚负责此事。癸酉日,哈麻建议:“郊祀的礼仪,以太祖为配享。皇帝出宫前往郊祀场所,可以穿便服骑马,不必设置内外仪仗和乐队。斋戒七日,其中四日在别殿散斋;致斋三日,其中二日在大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丙子日,举行郊祀大礼,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祭告太庙。十一月壬辰日,皇帝亲自祭祀上帝于南郊,皇太子为亚献,摄太尉、右丞相定住为终献。皇帝怠于政事,郊祀的礼仪也简化了,甚至穿便服出宫,实在失礼。
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冬天十二月开始,祭祀的时候用香、酒、干肉等祭品,进行一次简单的祭祀仪式。一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元英宗泰定元年正月,祭祀都沿用这种方式。
从元武宗大德九年冬天开始,祭祀用的牲畜是:一匹纯色马,一头青色的牛犊,羊、鹿、野猪各九只。到了大德十一年秋天七月,祭祀用的牲畜变成了:一匹马,一头青色的牛犊(正副各一),羊、鹿、野猪各九只。 而从元武宗大德年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以及元英宗泰定三年冬天,一共进行了五次告谢祭祀,七次告谢祭祀,以及两次告谢祭祀,祭祀用的牲畜数量都和元武宗大德十一年一样。到了泰定四年九月闰月,又额外加了一头黄色的牛犊献给皇地祇,就在祭祀的前一天晚上,皇上又下令送来了两只新猎来的鹿。
只有到元顺帝至大三年冬天祭祀的时候,才有所不同。祭祀用的牲畜是:一头青色的牛犊(正配),五方帝各一头不同颜色的牛犊,一匹马,羊、鹿、野猪各十八只,兔子十二只。到了至大四年四月,祭祀用的牲畜数量和至大三年一样。所有祭祀用的牲畜、祭品、香和酒,都参考了国家的礼仪制度,只是丰俭程度有所不同。
南郊祭祀,一开始是告祭,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所以祭祀的仪式记载得非常详细。 “南郊之礼,其始为告祭,继而为大祀,皆摄事也,故摄祀之仪特详。”
好家伙,这几个词儿,一看就是跟救灾和官场有关的。
首先,“赈恤下”,意思就是说,朝廷开始下发赈灾物资了,给灾民们救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得是真金白银,粮食衣物,啥都得往灾区送。
然后,“入粟补官”,这可是个有点意思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是拿粮食去捐给朝廷,就能换取官职。这在古代,粮食可是硬通货,你捐的粮食越多,得到的官位就越高。当然,这得看朝廷当时的政策,具体怎么个换法,还得看具体情况。
接下来,“内外诸仓”,这指的是朝廷的粮仓,内库和外库都有。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得是规模很大的仓库,才能储存足够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这要是粮仓都空了,那可真是要出大问题了。
最后,“惠民药局”,这指的是专门给老百姓免费提供药品的机构。这在古代,医疗条件差,要是得了病,没钱看病,那可真是要命的事儿。所以,有这么个机构,也算是给老百姓多了一份保障。
总的来说,这四个词儿,反映了古代朝廷在应对灾荒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一些措施。 既有救济灾民的赈灾措施,也有鼓励捐粮以换取官职的政策,还有管理粮食储备和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 可见,古代统治者也并非完全不关心百姓疾苦,只是具体执行效果如何,就另当别论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古训,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公元1264年(中统元年),平阳旱灾,朝廷下令赈灾。第二年,调拨懿州一万石粮食,赈济亲王塔齐尔部饥民,同时还赈济了桓州的饥民。第三年,甘州发生饥荒,朝廷拨款赈灾;此外,还发放三十万石粮食,赈济济南饥民。第四年,拨款三千七百两白银赈济河西饥民;彰德路以及洺州、磁州旱灾,朝廷也下令赈灾;同时还拨付四千锭钞票赈济东平等地的贫民,并赈济诸王只必帖木儿部贫民。第五年,益都发生饥荒,朝廷下令赈灾。
公元1265年(至元元年),诸王算济所部营帐失火,朝廷发放粮食赈灾。第二年,辽东发生饥荒,朝廷发放一万石粮食和一百锭钞票赈灾。第五年,益都再次发生饥荒,朝廷下令赈灾。第六年,东平、河间十五个州县发生饥荒,朝廷下令赈灾;东昌路饥荒,赈济二万七千五百九十石粮食;济南路饥荒,赈济十二万八千九百石粮食;高唐、固安二州饥荒,赈济二万六百石粮食。第八年,赈济北京、益都饥荒,同时还赈济了济南路和中都路的饥荒。第九年,用籍田储备的粮食赈灾,粮食不足,又调拨附近官仓的粮食救济;同时还赈济了水达达部和辽东等地的饥荒。第十年,赈济诸王塔察儿部饥民和甘州等地的驿站饥民,并拨付一万匹布赈济诸王塔察儿部。这一年,各地虫灾影响五成收成,大雨又损害了九成庄稼,共计赈济粮食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
第十一 年,各地蝗灾等虫灾达九处,百姓饥饿,朝廷发放七万五千四百十五石粮食和四万五百九十九石粟米赈灾。第十二年,卫辉、太原等地旱灾,河间大雨成灾,共计赈济三千七百四十八石粮食和二万四千二百六石粟米;濮州等地饥荒,下令贷款五千石粮食。第十三 年,东平、济南、泰安、德州、涟海、清河、平滦、西京西三州遭受水旱灾害,赈济军民站户粮食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石,粟米四万七千七百十二石,钞票四千三百八十二锭有余。第十四年,赈济东平、济南等郡饥民粮食二万一千六百十七石,粟米二万八千六百十三石,钞票一百三十锭。第十五年,咸淳府和大良平民户饥荒,拨付一千锭钞票赈灾;同时还赈济别失八里、日忽思等地饥民钞票二千五百锭。这一年,西京奉圣州和彰德等地水旱灾害造成饥荒,赈济粮食八万八千九十石,粟米三万六千四十石,钞票二万四千八百八十锭有余。
第十六年,用江南运来的不合格糯米赈济贫民。第十七年,高邮等地饥荒,赈济粟米九千四百石。第十八年,扬州发生火灾,发放七百八十三石粮食赈济灾民;通州、泰州饥荒,发放二万一千六百石粟米赈灾;同时还派遣使者赈济瓜沙州饥民。开原等路六个驿站发生饥荒,下令拨付一万二千匹布匹,官府还赎回了卖儿卖女的人。第十九年,真定饥荒,赈济粮食两个月。第二十年,拨付一千匹布匹和三百锭钞票赈济水达达四十九站。第二十一年,合剌禾州饥荒,每户发放两头牛、两石种子,并拨付十一万六千四百锭钞票,购置六万四百石粮食赈灾。第二十二年,在京城南城设立三个赈济粮仓,发放海运粮食,减价销售,白米减价五两,南粳米减价三两,此后成为常例。拨付二万九千锭钞票和五万引盐,换取粮食赈济阿只吉所部饥民。
第二十三 年,大都六个州县饥荒,赈济粮食两个月。第二十四年,咸平等地霜雹成灾,下令用五万石海运粮食赈灾,并以陈米贷款给贫民;诸王薛彻都等部连续七天遭受雨涝灾害,牛羊大量死亡,朝廷购置棉布发放,共计花费钞票一万四千六十七锭;同时还发放粮食赈济诸王阿只吉部贫民,每户多者二斗,少者一斗。第二十五年,杭州、平江连年大水,赈济最贫困的百姓;发放十万石海运粮食赈济辽阳省军民饥民;懿州饥荒,发放十五万石粮食赈灾;莱阳、蒲台二县饥荒,减价销售粮食赈灾。尚书省官员奏报杭州、苏州、湖州、秀州四州大水,请求停止上供二十万石粮食赈灾,皇帝准奏;同时还减价销售粮食赈济京师;发放粮食赈济大同路流民;胶州连年大水,下令减价销售粮食赈灾;发放三千石粮食赈济灭吉儿带所部饥民。
第二十六年,发放和林一千石粮食赈济诸王火你赤部曲;安西饥荒,减价销售二万石粮食赈灾;甘州饥荒,拨付一万锭钞票赈灾;辽阳饥荒,贷款六万石高丽米赈灾;宝庆路饥荒,减价销售一万一千石粮食赈灾;下令甘肃行省发放粮食赈济合的所部饥民;桂阳路饥荒,减价销售八千七百二十石粮食赈灾;合剌赤饥荒,发放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余粮食赈灾;驸马爪忽儿部曲饥荒,朝廷下令赈灾;漷州饥荒,发放河西务二千石粮食减价销售赈灾;诸王铁失、孛罗带部众饥荒,下令上都、辽阳发放粟米赈灾;河西务饥荒,发放粮食赈灾;左右卫屯田大水成灾,发放四百万石粮食赈灾;武平路饥荒,发放常平仓一万五千石粮食赈灾;赈济保定等路屯田户饥荒;平滦、昌国屯田饥荒,赈济粮食一千六百五十六石;发放一千石粮食赈济平滦饥荒;赈济文安县饥民;桓州等驿站饥荒,拨付钞票赈灾;蠡州饥荒,发放义仓粮食赈灾
元至元三十一年,那会儿给宿卫的士兵们发了三个月的口粮,因为大家伙儿都挺可怜的。辽阳那边九个地方发了大水,朝廷下令赈灾。有个叫伯要歹忽剌的,他管着一千户人家,都饿肚子呢,朝廷就赏了他一万贯钱。
元贞元年,京城米价飞涨,政府开了三十个粮仓,放出七万石粮食卖给百姓。白粳米一石十五贯钱,白米一石十二贯钱,糙米一石六贯五钱。那年霜冻害了庄稼,朝廷就给安西王山后面的老百姓发了万石米赈灾。辽阳受灾的百姓也发了两个月的口粮。宣德府发了大水,也发了两个月的口粮。隆兴路闹饥荒,发了1300石粮食;灭秃等军也饿肚子,发了2000石粮食。
第二年,平阳路的绛州、台州路的黄岩州闹饥荒,杭州又着火了,朝廷都赈灾了。海南老百姓也饿肚子,朝廷就发了粮食救济。福建、广西两江道也闹饥荒,朝廷也发了粮食。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阳、淮安发了大水,金州、复州刮大风把庄稼都刮倒了,太原的闻喜、河南、芍陂闹旱灾,朝廷就免了他们的田租。
大德元年,汴梁、归德发了大水。木邻等九个站都闹饥荒,发了640石粮食救济。达达那儿也闹饥荒,发了5000石粮食;公主囊家真位那儿也发了2000石粮食。卫辉路闹旱灾,还闹瘟疫;澧州、常德、饶州、临江等地,温州、平阳、瑞安两州发了大水,镇江的丹阳、金璮闹旱灾,朝廷都发了粮食救济。庐州的无为州江水泛滥,历阳、合肥、梁县,还有安丰的蒙城、霍邱闹旱灾;扬州、淮安路闹饥荒;韶州、南雄州、处州、温州都发了大水,朝廷都赈灾了。常德路发了大水,常州路和宜兴州闹旱灾,朝廷也都赈灾了。般阳路闹饥荒还闹瘟疫,发了两个月的口粮。
第二年,建康等路发了大水,从临江路调了三万石粮食赈灾。庆元发了五万石粮食,还降低了价格,好让饿肚子的人买得起。江西、江浙发了大水,赈济了24900多饥民。又赈济了隆兴、临江两路的饥民,还给金州、复州屯田的士兵发了两个月的粮。第三年,鄂州、岳州、汉阳等路闹旱灾,免了他们的酒税和夏税;江陵路闹旱灾,还闹蝗灾,朝廷就解除了湖泊的禁令,还发了粮食赈灾。第四年,发了十万石粮食赈济湖北的饥荒。宁国、太平路闹旱灾,发了二万石粮食赈灾。建康、常州、江陵有849060多人饿肚子,发了229390多石粮食赈灾。建康、平江、浙东等地饿肚子的百姓,也发了229300多石粮食。
第五年,平江等十四路发了大水,发了二十万石粮食,根据各地物价赈灾。江河泛滥,从东边的通州、泰州、常州到西边的真州,都发了87000多石粮食赈灾。听说海北十三站下大雪,牛马都冻死了不少,朝廷就赏赐了一万一千多贯钱。第六年,上都发了大水,降低粮食价格,发了万石粮食赈灾。湖州等路闹饥荒,发了251000多石粮食赈灾。大同等路也闹饥荒,发了16000石粮食赈灾。济南下了好多雨,老百姓流离失所,朝廷就发了粮食赈灾,还赏赐了三万贯钱。保定等路闹饥荒,发了万贯钱赈灾。道州闹旱灾,辽阳闹饥荒,朝廷都发了粮食赈灾。岳木忽而等部老百姓饿肚子,朝廷就给了他们乳牛和公马。应昌府发了2000石粮食赈灾。亦乞烈等二站闹饥荒,发了150石粮食赈灾。广平路发了4000多石粮食赈灾;江西受灾的百姓发了15000石粮食;铁里平等等四个站的饥民发了290多石粮食赈灾。宁海州闹饥荒,发了9400石粮食赈灾。
第七年,平江等十五路老百姓饿肚子,降低粮食价格,发了354000石粮食赈灾。武冈闹饥荒,降低粮食价格,发了万石粮食赈灾。常德路闹饥荒,降低粮食价格,发了万石粮食赈灾。平阳、太原地震了,朝廷派人分头赈灾,发了96500多贯钱,还免除了太原、平阳当年的差税。朝廷下令,内郡这些年年景不好,那些已经免了差役的人,也免了他们以前的租税。发了万贯钱赈济归德的饥民。第八年,平阳、太原地震了,朝廷下令赈灾。扶风、岐山、宝鸡等县闹旱灾;乌撤、乌蒙、益州、忙部、东川等路闹饥荒还闹瘟疫,朝廷都赈灾了。太原的交城、阳曲、管州、岚州,大同的怀仁下了雨雹,还下了霜,庄稼都死了;杭州又着火了,朝廷都发了粮食赈灾。潮州刮台风,海水倒灌,好多老百姓被淹死了,朝廷就给受灾的百姓发了两个月的口粮。因为平阳、太原去年地震了,朝廷就免除了他们一年的税收。
第九年,归德去年发了大水,老百姓饿肚子,朝廷就发了两个月的口粮。大同路地震了,怀仁县地裂了两处,朝廷就发了4000贯钱、25000多石粮食赈灾;那一年,所有的租赋税课徭役都免了。因为汴梁、归德、安丰去年受灾了,潭州、郴州、桂阳、东平等路闹饥荒,朝廷都赈灾了。因为晋宁连续几年受灾,朝廷就发了35000贯钱赈灾。宝庆路闹饥荒,发了5000石粮食赈灾。潼川下了好多雨,河水泛滥,好多人被淹死了,朝廷就命令当地官员发放一个月的口粮,还免除了他们的田租。琼州屡次遭受寇乱,隆兴、抚州等路发了大水,汴梁下了好多雨受灾了,朝廷都发了 一个月的口粮。澧阳县着火了,发了两个月的口粮赈灾。沔阳的玉沙江泛滥,陈州的西
元朝至大元年,淮安等地闹饥荒,河南行省上报朝廷后,朝廷就用两浙十万引盐的钱去买粮食救济灾民。当时北方流民多达八十六万八千户,长期依靠政府救济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朝廷拨款一百五十万锭,布匹和纸币各五十万锭,命令太师月赤察儿和太傅哈剌哈孙负责分发。
江浙地区也闹饥荒,朝廷就拨了五十二万五千石米、十五万四千锭钞票和四万斤面粉救济。此外,江浙地区还有超过一百三十三万九千五百户流民,朝廷又拨了五十三万六千石米、十八万七千锭钞票和价值五千引盐的钱款救济他们。河南、山东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朝廷就用没收的赃款来救济灾民。济宁城被大水淹了,朝廷拨款五千锭赈灾。真定因为水灾死了百七十多人,朝廷拨发了一万七百石粮食救济。朝廷还把湖广的十万石米运到扬州储存,又从江西、江浙的海运漕粮中拿出五万石分别储存在朱汪仓和利津仓,以备救济山东灾民。那一年,朝廷还在京城增加了十五家米店,每家米店每天都能卖出一百石米。
三年后,东平又闹饥荒,朝廷拨了五千石米赈灾;循州发大水,朝廷也拨发粮食救济。汜水、长林、当阳、夷陵、宜城、远安等县也发了水灾,朝廷命令尚书省负责赈灾。上都也闹饥荒,朝廷派刑部尚书撒都丁送去一万石粮食,并以低价出售救济灾民。山东、徐州、邳州等地遭遇水旱灾害,朝廷用御史台没收的赃款四千多锭来赈灾。河南发大水,朝廷给死者发棺材,给房屋被冲毁的人发放钱款,并连续两个月发放救济粮,同时免除了他们今年的赋税。
四年后,济宁、东平、归德、高唐、徐州、邳州等地又发大水,朝廷拨款救济。河间、陕西等地也因为水旱灾害庄稼歉收,朝廷命令当地官府赈灾。江陵所属的几个县因为水灾死了很多人;太原、河间、真定、顺德、彰德、大名、广平等路,濮州、恩州等地因为连日大雨庄稼歉收;大宁等地因为霜冻庄稼受损,朝廷命令当地官府进行赈济。朝廷还给钦察卫拨发了五千七百五十三石粮食。
皇庆元年,漷州闹饥荒,政府拨款赈灾两个月,还救济了从山东逃荒来的人。滨州也缺粮,就从仓库里拿出两万石米,降价卖给他们。赵王汝安郡也闹饥荒,政府拨了八百石粮食救济。宁国路泾县发大水,政府赈灾两个月。晋王郡也报告了饥荒,政府拨款一万五千锭。
第二年,顺德、冀宁路闹饥荒,辰州发大水,政府用粮食和钱财进行救济。上都百姓也饿肚子,政府拿出五千石米降价销售。保定、真定、河间流民不断,政府下令相关部门发放两个月的粮食,并且免除他们今年的赋税。云州的蒙古军队缺粮,每户发放一石米。兴国所属的县份发生蝗灾,政府也拨发粮食救济。
延祐元年,政府拨款六千三百锭,救济良乡各驿站。真定、保定、河间闹饥荒,政府发放两个月的粮食。京畿地区和各卫戍屯田也缺粮,政府拨款七千五百锭。归州报告了饥荒,政府拿出粮食降价销售。汉阳、潭州、思州百姓缺粮,武陵县发大水,政府同时打开粮仓降价卖粮。衡州、郴州、兴国、永州、耒阳州都闹饥荒,政府打开粮仓降价卖粮。沅陵、庐溪两县发大水,武清县浑河堤坝决口,淹没了百姓的田地,政府打开粮仓救济。冀宁、汴梁以及武安、涉县发生地震,台州、岳州、武冈、常德、道州等地发大水,政府打开粮仓降价卖粮。肇庆、武昌等地发大水,政府打开粮仓降价卖粮。
政府还救济了诸王铁木儿不花部一千石米,秃满部两千石米。沔阳、归德、汝宁、安丰等地闹饥荒,政府拨发粮食救济。第二年,怀孟、卫辉等地闹饥荒,政府拨发粮食救济。益都、般阳、晋宁百姓缺粮,政府发放钱粮救济。晋宁、宣德等地闹饥荒,政府发放钱粮救济。真州扬子县发生火灾,政府拿出粮食降价销售救济灾民。秦州成纪县发生山体滑坡,掩埋民房,政府派官员赈灾救济。
奉元、龙兴、吉安、南康、临江、袁州、抚州、江州、建昌、赣州、南安、梅州、辰州、兴国、潭州、岳州、常德、武昌等路,南丰州、澧州等地闹饥荒,政府都打开粮仓救济。漷州、昌平、香河、宝坻等县发大水,淹没了百姓的房屋田地,潭州、全州、永州路、茶陵州河水泛滥,淹没了百姓的田地,政府拿出粮食降价销售救济。
第三年,汉阳路闹饥荒,政府拿出粮食救济。河间、济南、滨棣等地闹饥荒,政府发放两个月的粮食。辽阳盖州及南丰州闹饥荒,政府打开粮仓救济。潭、永、宝庆、桂阳、澧、道、袁州等路闹饥荒,政府拨发粮食救济。
第四年,汴梁、扬州、河南、淮安、重庆、顺庆、襄阳都闹饥荒,政府打开粮仓救济。第五年,政府用红城产的米救济净州、平池等地的流民。辽阳闹饥荒,政府从义州、锦州运送十万石粮食救济贫民。德庆路发生地震,巩昌陇西大雨引发山崩,政府发放粮食救济。
第六年,政府下令将粮食运往上都、兴和,救济蒙古饥民。济宁等地发大水,政府对缺粮的百姓进行救济。政府拨发粮食救济东平、东昌、高唐、德州、般阳、扬州等地饥荒。上都百姓缺粮,政府拿出万石官粮降价销售。第七年,政府救济宁夏路军民饥荒。救济木怜浑都儿等十一驿站的饥荒。那怀、浑都儿驿站百姓缺粮,政府进行救济。政府征集三万匹马,给蒙古流民。河间、真定、济南等地的蒙古军队缺粮,政府进行救济。救济大都、净州等地的流民。汝宁府雨水成灾,政府拨发五千石粮食降价销售。边境百姓得到三个月的粮食救济。诸王告住等部发生火灾,政府拨发三个月的粮食和一万五千贯钱财救济。晋王部缺粮,政府拨款五千万贯。诸王木南即部缺粮,兴圣宫牧驼部缺粮,政府都进行救济。沈阳百姓缺粮,政府拨款一万二千五百贯救济。昌王阿失部缺粮,政府赐款千万贯救济。广东新州闹饥荒,政府进行救济。
至正元年,好多地方都闹饥荒了,朝廷赶紧行动起来救济灾民。斡罗思部的诸王地界没粮食了,朝廷就从净州的粮仓里拨粮食救济他们。蕲州也闹饥荒,朝廷连续三个月供应粮食。归德府缺粮,朝廷就拨了十万石粮食去卖给他们。河南、安丰两地也饿肚子,朝廷给了他们两万五千贯钱和五万石米。营王也先帖木儿部牲畜死了好多,朝廷给了他们五千贯钱救济。宁国路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益都、般阳两地也缺粮,朝廷拨粮食救济。江州、赣州、临江、南安、袁州、建昌几个地方大旱,老百姓都饿肚子,朝廷就拨了四万八千石粮食救济。广德路也旱灾严重,朝廷拨了九千石米,还降低了价格卖给他们。濮州大饥荒,朝廷命令当地官员赶紧救济。益都、胶州也闹饥荒,朝廷都救济了。女真蛮赤兴等十九个驿站也饿肚子,朝廷也救济了。南恩、新州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就连京城也缺粮了,朝廷就拨了十万石粮食出来,降价卖给百姓。安陆府汉水发了大水,冲毁了老百姓的田地,朝廷也救济了。庆远路闹饥荒,真定路还闹瘟疫,朝廷都救济了。河间路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
第二年,山东、保定、河南、汴梁、归德、襄阳、汝宁等地都闹饥荒,朝廷一共拨了三十九万五千石米救济。仪封县河水泛滥,庄稼都被毁了,朝廷拨粮食救济。临安路河西一带的县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延安路闹饥荒,朝廷供应了一个月的粮食。辽阳的女真、汉军百姓也饿肚子,朝廷也救济了。濮州发了水灾,朝廷也救济了。辽阳哈里滨的百姓也饿肚子,朝廷也救济了。真定、彰德两地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恩州发了水灾,百姓又饿肚子又生病,朝廷也救济了。真州发生火灾,徽州闹饥荒,朝廷都救济了。东昌、霸州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固安州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夏津、永清两个县也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京城又闹饥荒了,朝廷拨了二十万石米救济。河南、陕西、河间、保定、彰德等地都闹饥荒,朝廷拨粮食救济,还免除了他们一半的赋税。兴元褒城县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广元路绵谷、昭化两地闹饥荒,朝廷开设官仓卖米救济。思州刮风下雹子,建德路发了水灾,朝廷都救济了。南康路发了大水,庐州的六安、舒城也发了水灾,朝廷都救济了。瑞州高安县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大宁路达达等驿站发了水灾,朝廷也救济了。临安路河西一带的县旱灾严重,朝廷命令当地官员赶紧救济。岷州旱灾严重还闹瘟疫,朝廷也救济了。宣德府宣德县发生了地震,朝廷救济了受灾的百姓,给了他们粮食和钱。南唐建昌州发了大水,还山崩了,死了四十七个人,朝廷命令救济。
第三年,镇西武宁王的地界闹饥荒,朝廷救济了。京城又闹饥荒了,朝廷拨粮食救济。平江路嘉定州闹饥荒,朝廷拨粮食救济了。芍陂屯田的女真百姓闹饥荒,朝廷供应了一个月的粮食。崇明一带的州县闹饥荒,朝廷拨了一万八千三百二十石米救济。台州路黄岩州闹饥荒,朝廷供应了两个月的粮食。察罕脑儿驿的百姓闹饥荒,朝廷也救济了。南丰州的百姓和巩昌的蒙古军队都闹饥荒,朝廷都救济了。蒙古万户府闹饥荒,朝廷供应了两个月的粮食。真定路的驿站百姓闹饥荒,朝廷拨了两千四百石粮食救济。扬州、江都发生火灾,云南、西平王卫士闹饥荒,朝廷都救济了。袁州路宜春县、镇江路丹徒县闹饥荒,朝廷拨了四万九千石米救济。沅州黔阳县闹饥荒,芍陂屯田旱灾严重,朝廷都救济了。平江嘉定州闹饥荒,辽阳答失蛮、阔阔部下雹子,朝廷都救济了。澧州、归州闹饥荒,朝廷卖了两万石米救济。
元泰定元年,朝廷拨出二十万石米赈济京城灾民。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老百姓都饿肚子了,朝廷也赶紧派发了粮食救济。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个路,还有镇远府、河州、集州也闹饥荒,朝廷都拨款救济了。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地区大旱,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撒儿蛮部和北方地区也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和钱各有不同。袁州发生火灾,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等地的很多县遭遇水灾,导致饥荒,朝廷也根据情况分别救济。大都、真定、晋州、深州,奉元等地以及甘肃河渠营田等地因为雨水受灾,庄稼歉收,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大司农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地也因为雨水受灾,庄稼歉收;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个郡遭遇蝗灾;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地也闹饥荒,朝廷都进行了救济。秦州成纪县暴雨成灾,山体滑坡,洪水泛滥;汴梁、济南等地的部分县因为雨水受灾,庄稼歉收,朝廷也进行了救济。延安、冀宁等十二个属地,还有诸王哈伯等部族都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各有不同。奉元路长安县暴雨成灾,澧水泛滥;延安路洛水泛滥;濮州馆陶县以及诸卫屯田、建昌、绍兴二路也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各有不同。广东道和武昌路江夏县也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各有不同。河间路闹饥荒,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地闹饥荒,朝廷的救济方式各有不同。嘉定龙游县闹饥荒,朝廷救济了一个月。大都、上都、兴和等地的十三驿站闹饥荒,朝廷拨款八千五百定救济。延安路遭遇冰雹灾害,朝廷救济了一个月。
泰定二年,朝廷下令降低京城赈济粮食的价格,先降到二十贯一石,后来又降到十五贯一石。肇庆、巩昌、延安、赣州、南安、英德、新州、梅州等地都闹饥荒,朝廷的救济方式各有不同。保定路闹饥荒,朝廷拨款四万定和一万五千石粮食救济。雄州归信等县暴雨成灾,河水泛滥,受灾户口达一万一千六百五十户,朝廷拨款三万定救济。济南滨州、棣州等地水灾导致饥荒,朝廷拨款两万石粮食救济。五花城宿灭秃、拙只干、麻兀三个驿站闹饥荒,朝廷拨款两千石粮食救济。衡州衡阳县老百姓闹饥荒,瑞州蒙山银场矿工也闹饥荒,朝廷分别救济。通州、漷州两地闹饥荒,朝廷拨款救济。蓟州、宝坻县、庆元路象山等县闹饥荒,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大都、凤翔、宝庆、衡州、潭州、全州等地闹饥荒,朝廷的救济方式各有不同。荆门州大旱,漷州、蓟州、凤州、延安、归德等地老百姓和山东蒙古军队都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和钱各有不同。肇庆、富州、惠州、袁州、江州等地和南恩州、梅州闹饥荒,朝廷的救济方式各有不同。镇江、宁国、瑞州、桂州、南安、宁海、南丰、潭州、涿州等地闹饥荒,朝廷拨款五万石粮食救济。陇西、汉中、秦州闹饥荒,朝廷拨款三万定救济。大都路檀州发生大水灾,汴梁路十五个县河水泛滥,江陵路江水泛滥,洮州临洮府遭遇雨雹灾害,潭州、兴国等地的部分县大旱,彰德路遭遇蝗灾,龙兴、平江等十二个路闹饥荒,朝廷共计拨款三十二万五千余石粮食救济。巩昌路临洮府闹饥荒,朝廷拨款五万五千定救济。济宁、兴元、宁夏、南康、归州等十二个路闹饥荒,朝廷拨款七万石粮食救济。镇西武靖王部族和辽阳水达达路闹饥荒,朝廷救济了一个月。庆远溪洞地区老百姓闹饥荒,朝廷拨款两万五千石粮食平价出售。朝廷下令山东各州县收养流民遗弃的子女。延安、鄜州、绥德、巩昌等地遭遇雨雹灾害,般阳新城县遭遇蝗灾,宗仁卫霜冻毁坏庄稼,睢州河水决堤;大都路檀州、巩昌府静宁县、延安路安塞县遭遇雨雹灾害,卫辉路汲县河水泛滥,朝廷都进行了救济。南恩州、琼州闹饥荒,朝廷救济了一个月。临江路、归德府闹饥荒,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衡州、岳州闹饥荒,朝廷拨款一万三千石粮食救济。
由于各地饥荒严重,朝廷下令运送十五万石粮食储存在靠近河边的仓库,以备不时之需。开元路三河泛滥,琼州、南安、德庆等地闹饥荒,朝廷发放的粮食和钱各有不同。泰定三年,大都路的部分县闹饥荒,朝廷拨款六万石粮食救济。恩州发生水灾,朝廷用粮食救济。归德府的部分县河水决堤,导致饥荒,朝廷拨款五万六千石粮食救济。河间、保定、真定三个路闹饥荒,朝廷连续四个月发放粮食救济。建昌路闹饥荒,朝廷拨款三万石粮食救济。永平、卫辉、中山、顺德等地闹饥荒,朝廷拨款六万六千余定救济。宁夏、奉元、建昌等地闹饥荒,朝廷连续两个月发放粮食救济。雄州闹饥荒,太平、兴化等地的部分县发生水灾,朝廷都进行了救济。奉元路的部分县遭遇暴雨冰雹灾害,峡州大旱,东平的部分县遭遇蝗灾,大同的部分县发生水灾,莱州、芜湖等地闹饥荒,朝廷拨款三万定救济。黄河决堤,淹没了郑州、阳武县,受灾民众达一万六千五百户,朝廷进行了救济。朝廷拨款七万定救济永平、奉元两地。朝廷拨款三万八千余石麦子救济
元朝天历元年,朝廷拨款赈济陕西临潼、华阳二十三驿,共计一千八百锭;晋宁路十五驿,拨款八百锭。同时,京城也赈济了十万石米,一石米折合十五贯钞。杭州发生火灾,朝廷下令浙江行省赈济灾民。
第二年,陕西发生饥荒,朝廷拨款五万锭赈灾;涿州、房山、范阳等县的饥民也得到了两个月的粮食救济。陕西再次发生大饥荒,朝廷又拨款十四万锭赈济。大同路遭遇旱灾,百姓流离失所,朝廷调拨本路及东胜州一万三千石粮食,减免十分之三的价钱赈济灾民。奉元府临潼、咸阳两县以及畏兀儿八百多户也告急,朝廷拨款一万三千锭赈济咸阳,拨付五千四百石麦子赈济临潼,以及一百多石麦子赈济畏兀儿。永平、大同两路,上都云需两府、贵赤卫都发生了饥荒,永平赈济五万石粮食,大同赈济一万三千石粮食,云需府赈济一个月粮食,贵赤卫赈济两个月粮食。
陕西各地饥民多达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加上各地流民还有数十万,朝廷调拨孟津八万石粮食,以及河南、汉中储存的官粮赈济灾民。德安府屯田也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一千石粮食。常德、澧州、慈利州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一万石粮食。卫辉路一万七千五百多户饥民也得到了救济。朝廷还搜集江淮地区的僧道余粮,赈济河南府饥民。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等路以及江阴州的六十万户饥民,共得到十四万三千余石粮食的赈济。诸王忽剌答儿管辖的地区遭遇旱灾和蝗灾,朝廷赈济了两个月的粮食。
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等路,以及泰安、高唐、曹州、冠州、徐州、邳州等州的六十七万六千余户饥民,得到了九万锭钞票和一万五千石粮食的赈济。大都宛平县、保定遂州、易州的饥民也得到了一个月的粮食救济。靖州赈济了九千八百石粮食。凤翔府十九万七千八百名饥民,得到了朝廷一万五千锭钞票的赈济。丰乐八屯以及万户府的军士也因饥荒得到了朝廷一百三十锭钞票的赈济。益都莒州、密州春季水灾,夏季又遭遇旱灾和蝗灾,三万一千四百户饥民得到了一个月的粮食救济。河南府路遭遇旱灾和瘟疫,朝廷拨付本府屯田租粮以及安丰务运送的粮食,以供三个月的赈济。莒州、密州、沂州等地饥荒,朝廷赈济了两万一千石米,同时还赈济了晋宁路的饥民。湖广常德、武昌、澧州等地旱灾饥荒,朝廷拨付官仓粮食赈济。庐州旱灾饥荒,朝廷赈济了五千石粮食。冀宁路旱灾饥荒,朝廷赈济了两千九百石粮食。蕲州路夏秋旱灾饥荒,朝廷赈济了五千石米。武昌江夏发生火灾,朝廷赈济了一个月的粮食。
至顺元年,扬州、安丰、庐州等地发生饥荒,朝廷拨付两淮盐课五万锭钞票和五万石粮食赈济。真州、蕲州、黄州等地,汝宁府、郑州等地也分别得到了一个月的粮食赈济。开元路胡里改万户府发生饥荒,朝廷拨付粮食赈济。帖麦赤驿户以及建康、广德、镇江等地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了一个月的粮食。卫辉、江州两路发生饥荒,朝廷拨款两万锭赈济。宁国路原计划赈济两万石粮食,但粮食不足,又追加了一万五千石。朝廷还赈济了常德、澧州的饥荒。吐蕃等地也发生饥荒,朝廷命令当地官员赈济。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管辖的地区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了两个月的粮食。淮安发生饥荒,朝廷拨付两淮盐课五万锭赈济。朝廷还拨款五千锭赈济返回河南的流民。泰安州三千户饥民,真定南乐县七千七百户饥民,松江府一万八千三百户饥民,土蕃朵里只失盐万户部内饥民,朝廷都命令当地官员赈济。济宁路发生饥荒,朝廷拨付盐课一万锭赈济。杭州发生火灾,朝廷赈济了一个月的粮食。察罕脑儿宣慰司管辖的地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六名饥民,每人得到一锭钞票的赈济。东平路须城发生饥荒,朝廷拨付山东盐课赈济。安庆、安丰、蕲州、黄州、庐州五路发生饥荒,朝廷拨付淮西赃罚钞赈济。朝廷赈济了东昌三万三千六百户饥民。濮州临清、馆陶两县发生饥荒,朝廷拨款七千锭赈济。光州光山县发生饥荒,朝廷拨付一万石粮食,减免部分价钱赈济。信阳息州以及光州固始县发生饥荒,都用附近仓储的粮食赈济。河南登封、偃师、孟津等县发生饥荒,朝廷拨付两淮盐课三万锭赈济。巩昌、临洮、兰州、定西州发生饥荒,朝廷拨款三千五百锭赈济。沂州、莒州、胶州、密州、宁海五州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了五千石粮食。中兴府、陕州、归州、安陆、沔阳等地三十万户饥民,得到了四个多月的粮食赈济。广平路发生饥荒,朝廷拨付河间盐课一万三千锭赈济。沿边部落八千二百名饥民,每人得到三锭钞票、两匹布和两个月的粮食。天临府醴陵、湘阴等州,台州临海等县发生饥荒,各赈济五千石粮食。芍陂屯田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了三个月的粮食。叶蕃等地发生饥荒,朝廷命令当地官员赈济。朝廷拨款一千锭赈济怀庆、孟州等驿站。德州发生饥荒,朝廷拨付盐课三千锭赈济。武昌路发生饥荒,朝廷赈济了五万石粮食和两千锭钞票。朝廷拨款六千锭钞票和五千石粮食赈济卫辉、大名、庐州的饥民。开元路胡里改万户府、宁夏路哈赤千户所发生饥荒,分别赈济了两个月的粮食。镇江发生饥荒
元朝元统元年,北京附近闹大水,饿肚子的人足足有四十多万,朝廷拨了四万贯钱救济他们。同时,还给宁夏五万三千个灾民发了够吃一个月的粮食。
元统二年,东平府须城县、济宁州、曹州济阴县也遭了水灾,老百姓都饿肚子了,朝廷又拨了六万贯钱救济。塞北东凉亭下冰雹,老百姓也饿肚子了,朝廷就打开粮仓救济他们。安丰路闹旱灾,饿死了不少人,朝廷就发放了六千七百石麦子救济。永平府好几个县也发了水灾,朝廷拨了五千贯钱救济。瑞州路也发了水灾,朝廷发了一万石米救济。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这些地方水旱灾害一起发生,朝廷就打开了义仓,救济了五十七万二千户受灾的百姓。山东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两万二千石米救济。淮西地区也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两万石米救济。成州旱灾,朝廷就拿出库里的钱和常平仓的米救济他们。江浙地区大饥荒,受灾户口有五十九万五千六十四户,朝廷发放了六万七千石米和两千八百贯钱救济。云南大理地区也闹饥荒,朝廷拨了十万贯钱救济。宣德府发了水灾,朝廷拨了两千贯钱救济。大宁、广宁、辽阳、开元、沈阳、懿州这些地方水旱灾害一起发生,朝廷拨了两万贯钱,还派了官员去救济。池州青阳、铜陵闹饥荒,朝廷发了一千石米救济。南康路闹旱灾和蝗灾,朝廷发放了十二万三千石米救济。吉安路发了水灾,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发放了两万石粮食救济。
元朝至元元年,道州、永兴府发了水灾,朝廷发放了五千石米和义仓里的粮食救济。沅州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发放了两万七千七百石米救济。宝庆路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三千石米救济。至元二年,沅州路泸阳县闹饥荒,朝廷发放了六千石米救济。抚州、袁州、瑞州这些地方闹饥荒,朝廷发放了六万石米救济。松江府上海地区闹饥荒,朝廷打开了义仓救济。安丰路闹饥荒,朝廷发放了四万二千四百石麦子救济。庆元府慈溪县闹饥荒,朝廷派了官员去救济。至元三年,临江路新淦州、新喻州、瑞州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发放了两万石米救济。朝廷拨了四十万贯钱救济江浙地区的饥民。朝廷打开了义仓,救济了蕲州和绍兴的饥民。朝廷拨了一万贯钱救济宝坻县的饥民。朝廷打开了义仓,救济了溧阳州的饥民。朝廷发放了八千石米和两千八百贯钱救济哈剌奴儿地区的饥民。龙兴路南昌、新建县闹饥荒,太皇太后拨了徽政院的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粮食救济。至元四年,朝廷救济了京师和河南北部受水灾的人们。龙兴路南昌州闹饥荒,朝廷从江西运粮过去救济。
至元五年,濮州鄄城、范县闹饥荒,朝廷拨了两千一百八十贯钱救济。冀宁路交城等县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七千石米救济。桓州闹饥荒,朝廷拨了一千贯钱救济。云需府闹饥荒,朝廷拨了五千贯钱救济。开平县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救济。兴和、宝昌等地闹饥荒,朝廷拨了一万五千贯钱救济。三不剌等地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发放了粮食救济。汀州路长汀县发了大水,每户发半贯钱救济,死了人的给一贯钱。水达达地区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发放了三个月的粮食救济。沂州、莒州闹饥荒,朝廷发放了粮食救济。诸王脱欢脱木儿管辖的地区闹饥荒,朝廷拨了三万四千九百贯钱救济。脱怜浑秃管辖的地区闹饥荒,朝廷拨了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七贯钱救济。沈阳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一千石米救济。八番顺元等地闹饥荒,朝廷拨了两万二千贯钱救济。袁州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五千石米救济。胶州、莒州、密州、潍州等地闹饥荒,朝廷拨了两万贯钱救济。至元六年,邳州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救济。福宁州发了大水,每户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救济。益都、般阳等地闹饥荒,朝廷发放了粟米救济。淮安路山阳县闹饥荒,朝廷拨了两千五百贯钱,还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邢台县闹饥荒,朝廷拨了三千贯钱救济。济南路历城县闹饥荒,朝廷拨了两千五百贯钱救济。朝廷救济了怯里等十三站,每站一千贯钱。河南宜阳县发了大水,淹死很多人,每人给一贯钱办丧事,还从义仓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救济。处州、婺州闹饥荒,朝廷从常平仓发放粮食救济。东平路老百姓饿肚子了,朝廷救济了他们。
至元十五年,上都闹饥荒,朝廷发放了两万石米救济。
话说天历三年,那会儿各地大旱,朝廷听从了太师答剌罕等人的建议,就搞了个“入粟补官”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捐米,可以换取官职。江南、陕西、河南这几个地方,捐米标准还不一样,分了三等。没米的,可以用钱代替。陕西一石米要八十两银子,河南和它的周边地区一石米要六十两,江南三省一石米要四十两。 捐米得的官职,主要是茶盐方面的官,给父母封官的也可以参加。具体捐多少米能得什么官,那规定可就多了。
陕西:捐一千五百石以上,就能当个从七品官;一千石以上,正八品;五百石以上,从八品;三百石以上,正九品;二百石以上,从九品;一百石以上,能当个上等钱谷官,八十石中等,五十石下等,三十石以上还能得个旌门(一种荣誉称号)。河南及其周边地区:捐两千石以上,从七品;一千五百石以上,正八品;一千石以上,从八品;五百石以上,正九品;三百石以上,从九品;二百石以上,上等钱谷官;一百五十石以上,中等;一百石以上,下等。江南三省:一万石以上,正七品;五千石以上,从七品;三千石以上,正八品;二千石以上,从八品;一千石以上,正九品;五百石以上,从九品;三百石以上,上等钱谷官;二百五十石以上,中等;二百石以上,下等。 之前捐过米的,朝廷会先给你个虚职,再捐米的话,就根据你捐的粮食数量,给你安排实际的茶盐官职。
陕西:一千石以上,从七品;六百六十石以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以上,从八品;二百石以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以上,从九品。河南及其周边地区:一千三百三十石以上,从七品;一千石以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以上,从八品;三百三十石以上,正九品;二百石以上,从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以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以上,从七品;二千石以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以上,从八品;六百六十石以上,正九品;三百三十石以上,从九品。 之前已经领了茶盐官职的,再捐米的话,会根据你捐的粮食数量,给你升官。陕西:七百五十石以上,五百石以上,二百五十石以上,一百五十石以上,一百石以上都能升官。河南及其周边地区:一千石以上,七百五十石以上,五百石以上,二百五十石以上,一百五十石以上都能升官。
和尚道士捐米也有奖励,三百石以上,朝廷赐予六字道号,礼部发放;二百石以上,四字道号;一百石以上,二字道号。四川富人捐米,去江陵的,按照河南的标准补官。 到了至顺元年,这个政策取消了。 到了至正五年,又恢复了“入粟补官”,说是为了备荒赈灾。后来盗贼四起,国库空虚,到了至正十五年,朝廷在各地张贴告示,招募官员,还派兵部员外郎刘谦拿着空头官职到江南招揽人才,只要捐米就能当州县官,从五品到七品都有,捐米越多官越大。但老百姓一个都没响应。
松江知府崔思诚,把当地有钱有势的乡绅都叫到衙门里,不管他们捐不捐米,都用各种手段逼他们当官。只有平江的达鲁花赤,六十多岁了,硬是没被吓倒,坚决反对。
元朝在京城的粮仓,归京畿漕运司管辖的,有这些:相应仓,是中统二年建的;千斯仓、通济仓、万斯北仓,也是中统二年建的;永济仓、丰实仓、广贮仓,是至元四年建的;永年仓、丰闰仓,是至元十六年建的;万斯南仓、既盈仓、既积仓、盈衍仓,是至元二十六年建的;大积仓,是至元二十八年建的;广衍仓,是至元二十九年建的;屡丰仓,是皇庆二年建的;大有仓、广贮仓、广济仓、丰穰仓,也是皇庆二年建的。
通州的粮仓,有乃积仓、及秭仓、富衍仓、庆丰仓、延望仓、足食仓、广储仓、乐岁仓、盈止仓、富有仓、南狄仓、德仁仓、林舍仓等等。太宗五年的时候,朝廷下令让黄河以南各州府的达鲁花赤(元朝地方行政长官)等等官员,都在河边设立河仓,派人收纳粮食,每年收上来的税粮,按照规定的期限运到通州。规定仓储地点后,派去的人员,要从辛卯年、壬辰年开始,每年每石粮食额外再带一石,多余的粮食都送到燕京去。朝廷还命令陈家奴、田芝等人认真督促这件事。通州北边的粮仓,要让达鲁花赤和管民的官员赶紧修缮,还要拨付看守粮仓的人手。
至元九年,中书省工部奉行省发来文书说:通仓和广盈仓损坏了,要按照常平仓的标准来修。省里讨论后决定:要是粮仓损坏在两年以内,就责令负责建造的官员自己出钱修补;如果损坏超过两年了,那就由官府出钱修理。
河西务那边的粮仓,都归漕运使管,名字可多了,什么大盈仓、充溢仓、崇墉仓、广盈北仓、广盈南仓、永备北仓、永备南仓、丰备仓、恒足仓、既备仓、足用仓、大京仓、丰积仓、大稔仓…… 元朝至元二十四年的时候,对河西务的粮仓进行了修缮。到了至元三十年,平章政事不忽木上奏说:“河西务和通州的粮仓存粮最多,可它们都在荒郊野外,东城红门内靠近新河的地方有块空地,咱们可以把粮仓搬到红门往里五十多步的地方,扩大一下地基,几年时间就能把仓房都建好,这样把河西务和通州的粮食搬过去就方便多了。”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下令说:“不用再考虑了,全力去做就行了!”
上都的粮仓有体源仓、广济仓、云州仓这几个。
宣德府的粮仓,一个是如京仓,一个是御河仓。元朝至元三年的时候,朝廷大臣上奏说:“御河边上的粮仓,每年露天堆放的粮食损失很多。我们建议,今年在粮仓旁边再建一些仓房来储存粮食。”皇帝就同意了。
纳兰不剌的粮仓,是元朝至元二十六年的时候,丞相桑哥、平章阿鲁浑撤里他们上奏说:“在纳兰不剌建个粮仓,宁夏府的粮食船可以顺流而下,卸货方便;忙安仓的粮食,虽然要逆流而上,但也挺方便的。 迤北孔居烈里火阿塞塔儿海里镇海等地的军队屯田,还有和林运来的粮食,都离这儿近,我们已经上交了仓储图纸。”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塔塔里仓,是元朝至治元年,河东宣慰司派出的官员,朔州知州答里牙赤说:“塔塔里那些屯田,我们都考察过了,相关的各种事情都向中书省汇报了,然后又转交给了枢密院,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纳怜平远仓,离黄河口十里,去年屯田军队收的粮食都存在这个仓里,如果大同路派出的官员和东胜、云内两州的正官,能出钱雇人买东西修缮一下这个粮仓,然后把粮食存在万户府,比起把粮食搬到忙安仓要省九成费用,对公家和百姓都有好处;第二,忙安仓离黄河太远,运粮不方便,我们已经另建了新粮仓,把旧粮仓拆了,还把新粮仓建在了新安州旧城里的屯田万户府衙门附近。”
甘州仓,元贞二年建,延祐三年展修。
甘州仓啊,是元贞二年建起来的,到了延祐三年又翻新修缮了一番。
常平仓,始于至元六年,其法:丰年米贱,官增价籴之,至米贵之时,官减价粜之。八年,以和籴粮及诸路仓所拨粮贮常平仓。
常平仓,最早建于至元六年。它的运作方法是这样的:丰收年景粮食便宜,政府就高价收购;等到粮食涨价的时候,政府再低价卖给老百姓。到了至元八年,政府把各地征收的粮食和从各地仓库调拨来的粮食,都集中储存在常平仓里。
是年,户部奏定:常平收籴粮斛,验各月时估之十分为率添答二分,委各处正官提点,不得椿配百姓。十九年,复以官降斗斛,依添答之值收籴,贫家缺食者,即依例出粜焉。二十三年,定铁法,又以铁课籴充之。
这一年,户部还制定了规矩:常平仓收购粮食,要根据每个月的物价估算,在原价基础上加收两成,由当地官员负责监督执行,绝对不能克扣百姓的利益。到了至元十九年,政府又下调了粮食的计量单位,按照加收两成的价格收购粮食,如果老百姓家里缺粮,就可以按照规定来购买。到了至元二十三年,又实施了铁法,用铁税的收入来补充常平仓的粮食储备。
话说元朝至元九年,皇上下了道旨,要加盖好多常平仓,用来储备粮食。这些仓,分布在全国各地,数量可不少呢!
真定路有五个仓:真定府仓、冀州仓、中山府仓、赵州仓和蠡州仓。洺磁路有两个仓:洺州仓和磁州仓。彰德路、东平府、博州路和济宁路加起来也有好几个仓,具体是:彰德路一个仓,东平府一个仓,博州路一个仓,济宁路三个仓(在城仓、兖州仓、单州仓)。此外,还有曹州仓、德州仓、濮州仓和顺德路仓各一个。大名路有五个仓:大名路仓、开州仓、魏县仓、滑州仓和濬州仓。河间路有三个仓:在城仓、长芦仓和安陆仓。顺天路更是有七个仓:在城仓、祁州仓、易州仓、雄州仓、安州仓、高阳仓。济南路有两个仓:在城仓和清县仓。南阳府等地还有三个仓。南阳府本身就有五个仓:在城仓、汝州仓、裕州仓、邓州仓和唐州仓。归德府有四个仓:在城仓、徐州仓、亳州仓、邳州仓和宿州仓。南京路有六个仓:南京仓、郑州仓、钧州仓、许州仓、陈州仓、蔡州仓和睢州仓。太原路有七个仓:在城仓、崞州仓、邠州仓、岚州仓、平定州仓、石州仓和坚州仓。平阳路也有五个仓:在城仓、绛州仓、河中府仓、泽州仓、潞州仓、沁州仓、隰州仓和霍州仓。最后,中都路也有五个仓:中都仓、檀州仓、涿州仓、霸州仓、冠州仓和在城仓。
皇上还特别吩咐,要各地的总管府派人负责盖仓,得找靠谱的官员和工匠,每个仓房至少得能装一千石粮食!盖仓的材料和人工费用,都得从官府的钱里出。铁器这些,得去附近的冶炼厂订做。盖仓需要的人手,就从当地人丁多的户里借调,每天给发放盐和米做工钱。盖好的仓房,必须坚固耐用,要是几年就坏了,监工的官员要担责任,还得自己掏钱修!
最早在至元七年,就有了义仓。每个社都建一个仓,社长负责管理。丰收年,要根据每家人口数,每人留一斗粮食,小孩儿就留一半,实在没粮食的,就存点其他的粮食也行。官府不能随便查仓,也不能借贷粮食。到了歉收年,就拿这些粮食救济社里的百姓。到了皇庆二年,大司农司又提议恢复这个旧制度,皇帝就批准了。
后来,到了太宗九年,在燕京等十个地方设立了惠民药局,派奉御田阔阔、太医齐楫等人管理,拨款五百两作为运营资金。中统二年,成都也设立了惠民药局。三年,又任命太医大使王猷和副使王为仁管理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惠民药局。中统四年,在上都也设立了药局,每投入一百两中统钞,一年可以收取利息一两五钱。不过到了至元二十五年,因为资金亏空,这些药局就都停办了。大德三年,又按照老规矩,在各地重新设立了惠民药局。这些药局都由当地官员负责监督管理,上路设总医师两人,下路、府、州各设一名医师。拨款数额根据当地人口多少而定。
各地的拨款数额分别是:腹里路三千七百八十锭,河南行省二百七十锭,湖广行省一千一百五十锭,辽阳行省二百四十锭,四川行省二百四十锭,陕西行省二百四十锭,江西行省三百锭,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云南路一万一千五百索,甘肃行省一百锭。(锭和索是古代的货币单位)
老百姓缺钱少粮,朝廷主要有两种救济办法,一种是免税,一种是贷款救济。
免税呢,主要有几种情况:第一,朝廷有什么大喜事,比如皇帝登基、大婚之类的,可以免税;第二,遇到盗贼作乱,或者军队需要大量钱粮的时候,也会免税,毕竟大家都要出力打仗,不能再收税了;第三,那些逃荒回来重新开始生活的人,也要免税,给他们喘口气;第四,军队和老百姓,特别是那些特别穷困的,也要免税,让他们能活下去。
贷款救济呢,主要针对一些弱势群体,比如孤寡老人、那些没依靠的人,还有皇亲国戚里穷的,这些都算。当然,遇到灾荒,免税和贷款救济都会用上,特别是遇到水灾、旱灾、瘟疫这些,更是要赶紧救济。救活人,安葬死人,这可是治理荒政的头等大事!下面我就把这些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
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采取了一系列的减免税赋措施。
中统元年,就下令减少丝料和包银的征收数量。第二年,又下令减少民间各种差役和赋税,免除了平阳、太原两地军站户的重租税。同时,还指示十路宣抚使根据实际情况减免民间的各种课税,并且取消了各地山泽的禁令,让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利用山林资源。第三年,因为战争导致百姓劳苦,皇帝下令停止征收一切公私欠款。他还拨出大量的米粮和牲畜接济西京的蒙古百姓。因为北京等地因为战争而负担过重,所以免除了当年的丝料和包银。滨州、棣州两地减免了今年一半的田租,东平府减免了五分之二的田租。同时,又恢复了蒙古军站户的差赋,农民的包银征收一半,俘虏户只收取丝料。规定在百姓缴纳赋税的月份,不得追讨私债。还下令济南府的官吏,暂停征收一切军民公私欠款。三叉沽的灶户因为被宋军焚掠,免除了今年的租赋。由于济南路遭遇了李璮的叛乱,百姓都处于饥饿状态,所以全部免除了差发。
中统四年,因为西凉地区遭遇浑都海叛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免除了三年的差税。到了至元元年,下令明年减免包银十分之三,无业者减免十分之七。逃亡后重新归附的百姓,免除三年差税。至元三年,减免中都包银四分之一。至元七年,各地课税减免十分之一,以减轻百姓负担。至元八年,鉴于四川百姓民力困乏,免除了茶盐等课税。至元十二年,免除了包银、丝线和俸钞。河南路免除了三分之二的包银,其他各路也免除了十分之五。至元十三年,下令减免今年一半的丝赋。免除了大都医户十二年的丝银。至元十七年,下令对和州等地被叛军掠夺的百姓,给予钱财补偿,并且免除三年差役。至元十八年,免除了福州路今年的十分之二的税赋,十八年以前的租税也全部免除。至元十九年,免除了各地百姓明年的包银、俸钞,以及逃亡百姓的差税。至元二十年,免除了大都、平滦两地百姓的丝绵和俸钞。免除了福建归附后尚未征收的苗税。免除了京畿地区所征收的旧田税三分之二,新税三分之一。至元二十一年,减免江南今年田租十分之二,十八年以前的欠款全部免除。至元二十二年,免除了三年包银,不再征收俸钞,并且完全免除了大都的地税。至元二十四年,免除了唐兀卫河西地区的徭役。免除了东京等地的军民徭赋。至元二十五年,免除了辽阳、武平等地的差发。因为武冈、宝庆两路遭遇了寇乱,免除了今年的酒税和前两年的欠租。由于南安、瑞州、赣州三路连年盗贼四起,百姓多失业,免除了欠税一万二千六百石。因为湖头贼张治囝掠夺了泉州,免除了泉州今年的田租。至元二十六年,免除了汀州、漳州两地的田租。宜章县因为被广东寇掠夺,免除了今年的田租。至元二十七年,常宁州遭遇寇乱,免除了田租。广州、韶州因为遭遇寇乱,也免除了田租。减免了河间、保定、平滦三路一半的丝线,大都则完全免除。至元二十八年,免除了江淮贫民至元十二年到二十五年所欠的田租二百九十七万六千余石,以及二十六年未缴纳的田租十三万石、钞一千一百五十锭、丝五千四百斤、绵一千四百三十余斤。免除了腹里各地包银、俸钞,大都、上都、隆兴、平滦、大同、太原、河间、保定、武平、辽阳十路钞银也全部免除。至元二十九年,鉴于上都、隆兴、平滦、河间、保定五路供给比其他地方更为繁重,所以免除了今年的公赋。免除了宝庆路田租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三石。新置会同、安定二县,隶属琼州,免除了田租。
元朝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皇帝登基了,他大手一挥,免除了大都和上都两地的税收一年,其他地方也减免了十分之三的地税。那些欠税的官员,欠款全部免除。逃亡的百姓,也免除了他们的税赋。为了表达对世祖皇后和裕宗皇帝的敬意,还免除了他们名下今年的包银、俸禄和钞票,以及内郡的地税和江南地区的商税。
元贞元年,大都百姓的丝料、包银和税粮都免了。到了大德元年,上都、大都和隆兴三地,税收免了三年。第二年,上都和隆兴的丝银,以及大都的差税和地租也都免了。到了大德四年,朝廷下令大赦天下,免除了上都、大都和隆兴五年份的丝银和税粮;养马驼的那些地方,免税粮十分之三,其他地方免十分之一;江北荒废的田地,允许百姓耕种,并且税收期限也延后一年,这还专门立了法令呢。大德七年,因为转运军饷辛苦,思州、播州,还有潭州、衡州、辰州、沅州等地,税粮免除一年,常州、澧州免除三分之一。那些在淘金站工作,没有田地可以耕种的人,也免除了杂役。大德九年,朝廷又发布了宽免税赋的命令,来体恤大都、上都、隆兴、腹里和江淮地区的百姓。大德十年,大都今年的租税免了,那些逃亡后又回来务农的人,免除三年税赋。
大德十一年,上都、大都和隆兴的差税免了三年,其他地方也根据情况,酌情减免。云南和八番等地的差役和税赋也免除一年。以前积压下来的欠税,也都一笔勾销了。那些逃亡后又回来务农的人,也免除三年税赋。到了至大二年,皇帝尊号加封后,下令免除百姓的包纳差税;受灾的百姓,内郡免除一年差税,江淮地区免除夏税。至大三年,大都、上都、中都的秋税免了,其他受灾的百姓,也按照同样的规定免税;至大二年以前欠下的差税和各种赋税,全部免除。至大四年,腹里的包银和江南的夏税免除十分之二。大都、上都、中都的差税,也免除了三年。
元朝延祐元年,为了庆祝改元,免除了上都、大都两地的差税两年,其他地方受灾需要赈济的,免一年差税;那些流民重新开始耕种的,免三年差税。到了延祐二年,又免除了全国各地的差税和丝料。延祐元年,泸阳县和麻阳县因为土匪作乱,朝廷免除了他们的田租。延祐七年,全国的租赋减免两成,包银也减免两成,并且免除了上都、大都、兴和三路三年的差税,其他的税粮、包银、丝料也分别减免了一些。
元朝至治二年,免除了大都、兴和两地的差税三年;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地区的差税免除两年;江淮地区新开垦田地的包银免除三年;四川、云南、甘肃的秋粮减免三分之一;河南、陕西、辽阳的丝银减免三分之一;同时还对云南、广海等地进行了赈济。
元朝泰定元年,免除了全国的和买杂役三年,蛋户的差税免除一年。泰定二年,除了江淮地区新开垦田地的包银之外,流民重新开始耕种的免除三年差役。泰定二年,又免除了各地的差丝料。
元朝天历元年,免除了各地差税和丝料,各地减免的比例有所不同;海北地区的盐课免除两年;免除了百姓无力偿还的欠税;免除了奉元路的商税一年;免除了永平总管府的田租两年;免除了达达军站贫困人员的赋税,各地的差租也分别减免;免除了百姓欠下的官钱。到了至顺元年,为了庆祝改元,免除了各地税差,减免的比例有所不同。朝廷下令,河南、怀庆、卫辉、晋宁四路今年的差发全部免除,其他地方也分别减免;腹里差发和江淮地区的夏税也免除三分之一;海北地区的盐课免除三年;云南行省的田租免除三年;大都、上都、兴和三路的夏税免除三年;腹里差发免除;其他各郡县不纳差的地区,免除税粮的五分之二;江淮以南地区的夏税也免除两成。
元朝至正元年,免除了全国税粮的五分之一。至正六年,免除了全国差税的三分之一,遭受水旱灾害的地方全部免除。
中统元年,因为各地受灾,就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和赋税。
四年的时候,因为秋天旱灾和霜冻,就减少了大名等路(地区)的税粮。三年,开元等路闹饥荒,每户减少布匹二匹,秋税减半,水田户减少青鼠二,受灾的租税全部免除。真定等路遭遇旱灾和蝗灾,那些被征调去修城的人家也都免除了徭役。
五年,东胜地区因为旱灾免除了租赋。八年,因为去年东平府和西京地区遭遇旱灾、蝗灾和水灾,免除了他们的租赋。七年,益都、登莱地区遭遇旱灾和蝗灾,朝廷下令减免今年包银的一半。东京路闹饥荒,加上造船的劳役,免除了今年丝银的三成。南京、河南等路发生蝗灾,减免今年丝银的三成。因为南京、河南旱灾和蝗灾,减免今年差赋的三成。
十八年,保定路清苑县旱灾,高唐、夏津、武城等县虫害严重,免除了今年的租税,共计六千四百四十八石。十九年,免除了巩昌等地多年拖欠的田租和税课。二十四年,大都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俸禄和钞币,其他各路减半征收。沈州闹饥荒,又遭到了乃颜军的蹂躏,免除了今年的丝银和租赋。浙西各路水灾,免除了今年田租的二成。
二十五年,益州旱灾,免除了四千七百石的租赋。平江府水灾,免除了欠缴的酒税。睢阳地区大雨成灾,免除了超过一千六百石的租赋。因为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发生大水,以及黄河泛滥淹没了民田,免除了他们一万五千二百石的租赋。保定地区大雨成灾,免除了今年的田租。漷州等地大雨成灾,免除了今年的田租。安西省大饥荒,免除了二万一千五百多石的田租,并且还借给他们粮食救济。嘉祥、鱼台、金乡三县大雨成灾,免除了五千石的租赋。巩昌路闹饥荒,免除了田租的一半,并且拨款三千贯赈济贫民。
二十六年,绍兴府发生大水,免除了未缴纳的田租。泰安寺的屯田发生大水,免除了今年的租税。济宁、东平、汴梁、济南、棣州、顺德、平滦、真定等地大雨成灾,免除了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的田租。两淮屯田遭遇雨雹成灾,免除了今年的田租。大都地区大雨成灾,免除了今年的田租,并且减价出售各路仓储的粮食。台州、婺州两府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田租。武平路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田租。无为州发生大水,免除了今年的田租。
二十七年,晋陵、无锡两县大雨成灾,都免除了田租。芍陂地区大雨成灾,免除了租税。因为饥荒免除了今年的银俸和钞币,在上都、大都、保定、河间、平滦地区的免除了一万一百八十贯,在辽阳省免除了超过一千三百四十八贯。平山、真定、枣强三县旱灾,灵寿、元氏两县大雨冰雹,都免除了租税。江阴发生大水,免除了田租一万七百九十石。黄河泛滥淹没了太康县三十一万九千八百多亩田地,免除了八千九百二十八石的租税。棣州厌次、济阳地区大风冰雹成灾,免除了租税。免除了河间、保定、平滦地区的岁赋丝绸的一半。怀孟路武陟县、汴梁路祥符县都发生大水,免除了八千八百二十八石的田租。终南山等屯田地区大雨成灾,受灾面积超过一万九千六百亩,免除了租税。广济署洪济屯发生大水,免除了超过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一石的租税。兴州、松州两府霜冻严重,免除了租税。隆兴路霜冻成灾,免除了五千七百二十三石的田租。免除了大都、平滦、保定、河间从至元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拖欠的租税,共计十三万五千六十二石。大同路百姓大量流亡,免除了二万一千五百四石的田租。
二十八年,上都、太原闹饥荒,免除了至元十二年到二十六年拖欠的田租,共计三万八千五百多石。武平路闹饥荒,免除了去年的田租。凡是州郡田地曾经受灾的,都免除了租税;没有受灾的,免除五成。太原、杭州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田租。抚州路闹饥荒,免除了去年四千五百石的田租。大名府清河、南栾等县大雨成灾,免除了田租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九石。婺州水灾,免除了田租四万一千六百五十石。景州、河间等州大雨成灾,免除了田租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石。因为荒年,免除了平滦屯田的租税,免除了大都今年的田租。保定、河间、平滦三路发生大水,受灾的全部免除;收成好的减半。武平路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田租。广济署大昌等屯田发生水灾,免除了田租一万九千五百石。因为武平路发生地震,全部免除了去年四千五百三十六贯的税赋,今年按数量输送,只征收二千五百六十九贯。
二十九年,京畿地区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田租。龙兴路南昌、新建、进贤三县水灾,免除了田租四千四百六十八石。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嘉兴、松江、绍兴等路水灾,免除了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万四千九百二十八石。大宁路惠州连年水旱,朝廷下令拨款二千贯和一个月粮食救济。太平、宁国等六路闹饥荒,发放粮食救济。高丽闹饥荒,赐予十万石米粮。广济署屯田既遭蝗灾又遭水灾,免除了今年的田租九千三百十八石。平滦路大水加霜冻,免除了田租二万四千四十一石。
三十年,营田提举司屯田被水淹没,免除了四千七百七十二石的租税。湖州、平江、嘉兴、镇江、扬州、宁国、太平等路大水,免除了田租一百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石
元贞二年,因为象州发了大水,就免除了那里的田租。
大德元年,归德、徐州、邳州、汴梁好几个地方发了水灾,也免除了田租。第二年,因为水旱灾害,州郡的田租减免了十分之三,灾情严重的地区全部免除,那些老年人、病人、孤寡弱小的百姓,赋税也一并免除三年。顺德地区旱灾严重,大风还刮坏了麦子,田租就免除了一年。第三年,扬州和淮安的田租也免除了。因为江陵、沔阳、庐州、随州、黄州等地旱灾严重,汴梁、归德水灾,陇州、陕西地区蝗灾,这些地方的田租也都免除了。第五年,平滦路发了水灾,免除了当年的田租,还赈济了三万石粮食。朝廷派官员分头去赈灾,灾情严重的地区,免除一年差役;贫困人家,就按人口发放救济粮。顺德路发了水灾,免除了田租。江陵、常德、澧州都旱灾严重,免除了他们的门摊税和酒税。
第七年,朝廷下令彻底免除所有内郡灾区百姓的差税,还命令河南省赈济流民。各地的宣抚使都上奏说:“去年受灾的百姓,还没得到赈济的,应该免除他们的差役。”朝廷就同意了。浙西地区雨水太多,有十四万百姓挨饿,朝廷赈济了一个月的粮食,还免除了当年的夏税和各户的酒醋税。大德七年,朝廷免除了民间欠下的所有税款。第八年,免除了平阳、太原的差役三年,隆兴、上都、大同等地受灾的百姓免除两年,大都、保定、河间路免除一年。江南佃户的租子太高了,朝廷规定租子按十分之二的比例减免,永远作为规定。柳林屯田被水淹了,欠下的租子以及百姓借贷的粮食,都不用还了。陈州雨水太多,免除了田租。因为顺德、恩州去年雨水太多,免除了他们两地百姓的租子四千多石;大名、高唐去年雨水太多,免除了田租两万四千多石;冀州、孟州、辉州、云内等州去年雨水太多,免除了田租两万二千一百石。
第九年,因为陕西渭南、栎阳等县旱灾严重,免除了田租。免除了晋宁、冀宁两地今年一半的商税。扬州的泰兴、江都,淮安的山阳地区发了水灾,免除了田租九千多石。
第一段:
十一年前,陕西那边报告说:“开成路之前地震了,老百姓受灾严重,已经免了两年的赋税,请求再免今年的。”朝廷就答应了。到了至大元年,江淮地区大饥荒,免除了今年的常年赋税和夏税。益都也闹饥荒,免除了今年的差徭,并且用本路收的税和朱汪、利津两仓的粮食救济灾民。江南和北方都闹水旱灾荒,免除了至大元年所有的差役和官税。绍兴、庆元、台州、建康、广德等地免除了田租,还免除了酒税的三成,绍兴灾情特别严重,田户只交纳十分之四的田租。到了至大二年,因为徐州、邳州连续几年大水,百姓流离失所,就全部免除了今年的差税。东平、济宁也闹饥荒,免除了百姓一半的差税,贫困户全部免除。至大三年,济南、东平等地饥荒,免除了曾经接受过救济的那些户今年的差税,没接受过救济的,就减免一半。至大四年,浙江西部水灾,免除了漕运到江浙的粮食的四分之一。
第二段:
皇庆二年,益都闹饥荒,免除了二十万石的官粮贷款。还免除了大宁路今年的盐税。延祐元年,免除了上都、大都两年的差税,其他受灾并接受过救济的人家,免除一年的税。蒙古地区也免除了两年的差税。延祐三年,甘肃等州发生饥荒,免除了田租。
第三段:
至治元年,滁州雨水太多,庄稼受损,免除了田租。临江路干旱,免除了田租。高邮、兴化县发大水,免除了田租。雷州路的海康、遂溪两县海水倒灌,淹没了百姓的田地,免除了两年的税。河间、陕西十二个县的百姓闹饥荒,免除了他们一半的田租。泾州下冰雹,免除了受灾百姓的田租。南阳、西穰等屯田因为风雹受灾,洪泽、芍陂屯田去年旱灾蝗灾,这些地方都免除了田租。德安府受灾的百姓也免除了田租。睢州、许州去年水旱灾害,免除了田租。淮安路去年大水,辽阳路霜冻毁了庄稼,南康路干旱,这些地方都免除了田租。安丰县雨水太多害了庄稼,免除了田租。扬州干旱,免除了田租。新安、上蔡两县发大水,免除了田租。淮安路发大水,免除了田租。
泰定三年,哎,那一年可真是灾年啊!大都、河间、保定、永平、济南、常德这些地方都闹饥荒,朝廷减免了他们一半的田租。庐州、郁林州还有洪泽湖地区旱灾严重,直接免了他们的租税。光州发了大水,中山、安喜两县下冰雹,庄稼全毁了;大昌屯河堤决口,大宁、庐州、德安、梧州、中庆这些地方的很多县城都遭遇了水旱灾害,租税也都免了。沔阳府旱灾严重,也免了租税。永平路发大水,免了租税,还发放了一个月的赈灾粮。亳州河水泛滥,也免了田租。
到了泰定四年,永平路还是闹饥荒,继续免租,还发放了两个月的赈灾粮。汴梁附近的县城也闹饥荒,免了租税。延安府和下面的县旱灾严重,免了租税;龙兴府下面的县也旱灾严重,也免了租税。大都、保定、真定、东平、济南、怀庆这些地方旱灾严重,减免了一半的田租。
致和元年,河南省自耕农的田租全免一年,受灾的州县的税粮也免征一年,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只要重新开始耕种,就能免除三年赋税。天历二年,陕西延安那些屯田的欠税,一千九百七十石,也给免了。永平屯田的昌同、济民、丰赡这几个地方,因为蝗灾和水灾,今年的租税也免了。淮安的海宁州、盐城、山阳这些地方去年发大水,今年的租税也免了。黄州和恩州旱灾严重,免了田租。
至顺元年,因为河南、怀庆旱灾严重,那些附加税、欠税什么的,全部免除。至顺二年,安庆的望江县,淮安的山阳县都发了大水,免了田租。常德府的桃源州发大水,免了田租。扬州的泰兴、江都两县因为雨灾庄稼受损,免了田租。德安府发大水,免了田租。辰州、兴国两路虫灾严重,归德府雨灾庄稼受损,也都免了田租。高邮府发大水,今年的租税也免了。
元统二年,那可是大手笔,全国人民的田租,都减免了一半!
元朝时期,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措施还真不少呢!元中统元年,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府要照顾那些孤寡老人、残疾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给他们提供粮食。
到了至元元年,又规定给生病的人发药,给穷人发粮食。八年的时候,各地都设立了济众院,专门收留贫困百姓,还给那些孤寡老人、病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提供住房、粮食和柴火。十年,为了防止官吏贪污克扣,朝廷下令所有救济物资都必须在公堂上公开发放。
十七年,朝廷给四川的贫民和兀剌带等人发放了牛马羊的钱款,还给秃浑地区的贫民发放了粮食和羊马的钱款。十八年,上都南边的四个驿站的人和牲畜都比较困难,朝廷就拨款救济。十九年,各地都设立了养济院,并且由地方官府管理。二十年,朝廷给京城南城的孤寡老人发放了衣服、粮食和住房,还给水达达地区的孤寡老人发放了绢一千匹和钞三百定。
二十一年,朝廷给阿鲁浑、玉龙帖木儿等部族贫民发放了七千四百八十定钞票;给押失、忻都察等贫民发放了一万四千三百定钞票;给蒙古地区的也里古、怯列海、察吉儿等贫民发放了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二定钞票;又给兀马儿等蒙古贫民发放了二千八百八十五定钞票。二十二年,因为伯剌八等地贫民比较困难,朝廷发放了七万六千五百二定钞票;还给合达里和合剌和合丹地区的贫民发放了牛种和一万六千三百定钞票。
二十四年,给诸王巴八所部贫民发放了一万一千定钞票。二十五年,济宁投降的蒙古军队缺粮,朝廷下令辽阳省发放一万石粮食救济;因为咸平地区经历战乱,朝廷又从沈州粮仓拨粮救济;兀良合地区因为饥荒死了很多人,朝廷就发放了三个月的粮食;西安王阿难答上报饥荒,朝廷就发放了六千石粮食和一百峰骆驼。二十六年,拔都的不伦部一千一百四十八户贫民生活困难,朝廷发放了十万五千一百五十两银子;朝廷还检查了诸王按灰部贫民的情况,发放了粮食;对乞儿乞思户进行了贫困调查,对贫困户进行了救济;辽阳因为乃颜叛乱,百姓生活困苦,朝廷发放了五千八百定钞票救济;给也速带儿所部一万人发放了一万定钞票。
二十七年,朝廷对大都地区在册的贫困病患两千八百三十七人进行了调查,发放了三百石粮食救济。二十八年,朝廷给寡妇发放了冬夏两季的衣服,还给薛彻温都儿等九驿贫民发放了三个月的粮食。二十九年,朝廷每天给贫民发放五斤柴火。三十年,朝廷给周地贫民发放了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定钞票。三十一年,朝廷给京城贫民发放了米和绢;因为东胜等地牛递户贫困,朝廷发放了三千多定钞票;因为卜阿思的人民被海都掠夺,朝廷发放了三万九千九百多定钞票。
元贞元年,因为蛮子台管辖的地区很穷,朝廷就赏赐了十八万锭钞票给他们。因为诸王也觉得真部驿站的人很穷,就赏赐给他们一千锭钞票。还赏赐了从章河到苦盐驿那些穷苦人家的钞票,一共一万二千九百多锭。给塞外的穷人赏赐了二万四千锭钞票。因为博尔赤答剌赤地区特别穷,就赏赐了他们二万九千多锭钞票。又赏赐了诸王巴撒尔等三个部落四万八千五百多锭钞票。
第二年,朝廷下令,各地孤寡老人每人发放布匹一匹,进行救济。还赏赐辽阳行省三万石粮食。安西王管辖的地区也很穷,就赏赐他们一万石粮食救济。大德元年,给也只所部六千户人家发了粮食。第二年,用十万石粮食救济北方归附的穷人。还给西平王奥鲁赤管辖的百姓发了粮食。第三年,朝廷下令,每逢天寿节,每人都赏赐一贯中统钞票,并且把这规定了下来。驸马蛮子台管辖的地区物资匮乏,就赏赐了他们十三万石粮食救济。辽东开元、咸平地区的蒙古人和女真人缺粮,就赏赐他们二万五千石粮食救济。
第四年,赏赐诸王也只里部二万锭钞票,赏赐八怜脱思管辖的户口六万五千多锭钞票。赏赐出伯管辖的部族一万五千四百多锭钞票救济他们。第五年,给和林的贫困军人赏赐了二十万锭钞票,赏赐诸王药木忽而管辖的部族一万五千九百多锭钞票。给札忽而真妃子管辖的部族赏赐了二十万锭钞票。又给札忽而真和诸王出伯的军队赏赐了四十万锭钞票。赏赐定远王管辖的部族十四万三千锭钞票。减价卖米救济京城穷人,老年人和小孩儿还另外供应粮食。从第五年开始实行红贴粮法,在大都、上都,让官府登记贫困户,制作半印号簿,写上姓名和人口数量,每月根据登记情况发放粮食,人口多的大户每户三斗,人口少的小户每户半斗,价格比正常的赈灾米价便宜三分之一,每年拨付二十万四千九百多石粮食。
第六年,因为云南站户穷困,就用银子和钞票优待他们。京城百姓缺粮,就按人口数量进行救济。从通州粮仓发放粮食救济穷人,还给死者发放棺木钱。第七年,救济那海地区贫困户八千石粮食。赏赐诸王合答孙等部四万五千八百多锭钞票。救济凤翔、秦州、巩州、甘州、合迷里等地的贫困户。赏赐诸王脱铁木儿之子也先博怯等部六千九百多锭钞票。赏赐诸王阿只吉所部二十万锭钞票和一万石粮食。第八年,赏赐西平王奥鲁赤、合带等部一万锭钞票,赏赐朵耳思等站户二千二百锭钞票和三百九十多两银子。第九年,赏赐诸王完泽、撒都失里、别不花等所部五万六千九百锭钞票以及不等数量的布帛。免除大都、上都、隆兴的差税,以及内郡的包银俸钞一年。江淮以南的租税,以及佃种官田的人,都免除十分之二。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百姓发放五个月的粮食。赏赐威武西宁王出伯所部三万锭钞票。第十一年,因为沙都而所部贫困,就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因为京畿雷家站户贫困,就赏赐他们五百锭钞票。第十一年,赏赐晋王部贫民五万锭钞票。
元朝至大元年,因为大都城里粮食供应紧张,百姓吃不上饭,朝廷就拿出了十万石米,降低价格来救济大家。
皇上还下令,考虑到宁路、宣德、云州这几个地方的工程项目特别多,劳民伤财,除了之前已经免除两年赋税之外,再免除一年。
到了至大三年,楚王牙忽都管辖的地区百姓生活非常贫困,朝廷就拨给他们一万石米和六千锭钞票救济。同时,还赏赐给晋王也孙铁木儿管辖区域里的贫困百姓三千锭钞票。
至大四年,朝廷又给大都路地区九十岁以上的二千三百三十一人,每人赏赐两匹布;八十岁以上的八千三百三十一人,每人赏赐一匹布。此外,还赏赐给湘宁王管辖的地区三万二千锭钞票。
1231年,皇上拨了五千石粮食救济阿只吉部那些穷苦的人。1234年,西番那些王爷们穷困潦倒,朝廷就给了他们一万锭钞票。曲鲁部牲畜大量减产,朝廷又赏赐了他们八百七十三锭钞票。营王也先铁木儿他那些亲戚朋友们生活艰难,朝廷就接济他们两个月的粮食。答即乃他管辖的地区缺粮,朝廷给了他们两万石粮食。1235年,脱列铁木儿王爷管辖的地区缺粮少食,朝廷拨了七千五百锭钞票救济他们。又发了三百石粮食,救济脱列铁木儿等王爷管辖地区的穷苦百姓。奉元、龙兴、吉安、察罕脑儿这些驿站缺粮,朝廷也拨粮救济了。1236年,按灰王爷管辖的地区缺粮,朝廷给了他们三千二百八十六石粮食救济。1237年,朝廷给全国的鳏寡孤独发放了钞票,各地田赋也根据情况有所减免。因为脱火赤造反,王爷们管辖的地区百姓生活困苦,朝廷就拨了十六万六千锭钞票和一万石粮食救济他们。还赏赐了秃满铁木儿等王爷一千二百两黄金、七千七百两白银、一万七千七百锭钞票和两千匹布匹。1238年,朝廷赏赐晋王等王爷管辖地区那些穷苦百姓两个月的粮食。这一年,朝廷还救济了辽东的穷苦百姓。雍吉剌带王爷管辖的地区缺粮,朝廷拨了三千石粮食救济他们。按塔木儿等王爷管辖的地区也缺粮,朝廷接济他们两个月的粮食。皇上还下令枢密院认真核实蒙古地区穷苦百姓的情况,给予他们救济。1239年,朝廷救济了晋王管辖地区的穷苦百姓。拨了四十万锭钞票救济合剌赤部穷苦百姓;又拨了三十万锭钞票救济各位怯怜口。还赏赐了左右鹰房和合剌赤等缺粮少食的十四万锭钞票。东平、济宁的水陆驿站缺粮,每家都发了十石麦子。皇上还下令上都、大都冬天夏天都要在路上设立施粥点,给那些挨饿的人吃东西。1240年,朝廷买了五十万只羊、十万匹马,救济北方穷苦百姓。又买了三万匹马、四万只羊,给边防军队那些穷苦的士兵们。因为昌平、滦阳十三驿站承担的供给任务太重,朝廷拨了三十万贯钞票救济他们。
元朝至治二年,北方边防的士兵们生活很苦,朝廷就发放了3250万贯钱和50万匹布给他们。同时,还给那些贫困的蒙古族男女老少每人发750贯钱,另外再加150贯。到了至治三年,朝廷又拨款25万贯和2万石粮食救济北方军队。
元朝泰定元年,彻彻和火儿火思地区有5000户人家生活困难,朝廷就发放了3000贯钱给他们。泰定三年,朝廷又拨款4万贯救济昌王八剌失的部下,还拨款20万贯救济皇太子府里的穷人。
元朝天历二年,朝廷给保定路被战乱波及的145户人家发放了一个月的粮食。真定府3748户人家和开平县受战乱影响的人家,也都得到了救济。朝廷还用5万石米粮救济京城里的穷人。到了至顺元年,朝廷又发放了10万石米粮救济京城穷人,之后又下令用10万石粮食救济京城穷人。此外,还给上都怯怜口15700户人家发放了2万石粮食。襄阳、邓州的畏兀儿族人中,63户人家因为战乱受灾,每户发放15贯钱和2石米;577户人家因为战乱被抢劫,每户发放5贯钱和2石米。至顺三年,朝廷又发放了5万石米粮救济京城穷人,还给诸王也先铁木儿部下发放了2000石粮食。同时,朝廷还给在东边驻扎的暗伯拔都军队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也给金兰站那些无法自救的人家发放了两个月的粮食,以及辽阳千户小薛干部下那些贫困的人家也发放了粮食。安西王阿难答和西平王奥鲁赤的部下都缺粮,朝廷也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给予了米粮救济。速哥察儿等13个站也缺粮,朝廷也给予了粮食救济。
元朝至正元年,临贺县被猺族匪寇抢掠,朝廷就开放义仓救济灾民。至正六年,朝廷发放了20万石米粮救济上都的穷人。至正八年,朝廷派人救济湖南地区受寇患的人民,规定死者每户给5贯钱,受伤者每户给3贯钱,房屋被毁者每户给1贯钱。至正十六年,朝廷下令沿海州县那些被贼寇抢掠的人家,免除三年田租。
这是元朝皇室成员的岁赐清单,咱们来看看都赏赐了啥。首先,答里真官人,每年能领到三十锭银子,一百匹缎子。这待遇,看着还算不错。
接下来是几位王爷,淄川王每年能拿到一百锭银子,三百匹缎子;济南王就更厉害了,除了同样的一百锭银子和三百匹缎子,还有六百二十五斤棉花、五千斤小银色丝和一千张羊皮。这赏赐的种类和数量,真是相当丰厚啊!斡真那颜的赏赐就更复杂了,除了银子、绢、棉花、缎子和羊皮,还有不少中统钞和金子,加起来可不少呢!广宁王和旭烈大王,每年都领到一百锭银子,三百匹缎子,这待遇和淄川王、阿里不哥大王、河间王差不多。
朮赤大王每年能领到三百匹缎子,外加一千匹常课缎子,常课缎子应该就是例行发放的。茶合大王除了银子、缎子和棉花,还有常课金子。定宗的岁赐相对少一些,只有十六锭三十三两银子和五十匹缎子。阿里不哥大王、河间王、合丹大王、灭里大王、合失大王这几位,岁赐都一样,都是十六锭三十三两银子和五十匹缎子。阔出太子和阔端太子的岁赐数量不一样,阔出太子更多一些。阿速台大王的岁赐是八十二锭银子和三百匹缎子。泰定二年的时候,晃兀帖木儿大王被加封并王,岁赐还增加了十六锭银子,班秃大王也增加了八锭银子。
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鲁皇后的岁赐又增加了,加了一千锭中统钞,还有五十匹缎子和八十匹绢。裕宗妃伯监也怯赤的岁赐是五十锭银子。末哥大王和拨绰大王,两人岁赐相同,都是五十锭银子和三百匹缎子。最后,裕宗皇后、安西王和北安王,每人每年都能领到一千匹缎子和一千匹绢。
这清单上列出的赏赐,银子、缎子、棉花、绢、羊皮、金子、中统钞,种类还真不少,可见元朝皇室的富庶程度。 这赏赐的多少,应该也和各位王公大臣的地位和功劳有关吧。
宁远王和西平王每年都能收到赏赐,布匹和各种材料折合一千六百五十六锭钞票,另外还有五十锭银子,折合一千锭钞票。
云南王和忽都帖木儿太子每年也都有赏赐,五十锭银子,折合一千锭钞票;布匹和材料折合一千六百五十锭钞票。
晋王甘剌麻每年能收到一千匹缎子和一千匹绢。另外,从延祐元年开始,每年还能从例支中领取一千锭中统钞。
太祖大斡耳朵每年能收到赏赐:四十三锭银子,二十匹红紫罗,一百匹染色绢,五千斤杂色绒,三千个针,七十五匹缎子,以及八百匹常课缎子。
第二斡耳朵每年能收到赏赐:五十锭银子,七十五匹缎子,以及一千四百九十匹常课缎子。第三斡耳朵每年能收到五十锭银子,七十五匹缎子,以及六百八十二匹常课缎子。第四斡耳朵每年能收到五十锭银子,七十五匹缎子。
世祖大斡耳朵每年能收到五十锭银子。第二斡耳朵每年能收到五十七锭银子,以及一百五十匹缎子。第三、第四斡耳朵每年都能收到五十锭银子。
顺宗皇后每年能收到五百匹缎子。武宗真哥皇后每年能收到五十锭银子,五百锭钞票。完者台皇后每年能收到五十锭银子。带鲁罕公主每年能收到四锭八两银子,以及十二匹缎子。
欠帖温每年能收到一百匹绢和一千条弦。札八忽娘子每年能收到四百七十匹常课缎子。西川城左翼蒙古汉军万户脱力赤每年能收到三十二匹常课缎子。伯要歹千户每年能收到二十四匹缎子。典迭儿每年能收到六十四匹常课缎子。
太平王呢,从天历元年开始,每年赏赐十锭金子、五十锭银子、一万锭钞票,外加汝东道太平路五百顷土地。
1261年,也就是中统二年,皇上赏赐给各位王爷金子一千两,银子五千两,布匹三百匹。两年后,中统四年,又赏赐给巴古公主五万两银子,给哈剌哈纳公主一千两银子。
到了至元二年(1265年),皇上赏赐给合必赤和亦怯烈两位王爷,每人金子、丝织品和棉布各四件,还有拜行金币一枚。同时,还赏赐给只必帖木儿王爷二万五千两银子和一千锭钞票。至元四年(1267年),玉龙答失王爷领到了五千两银子和三百匹布匹,这之后每年都有赏赐。至元五年(1268年),禾忽和八剌合两位王爷收到了六万匹布匹。至元七年(1270年),皇子南木合收到了六千匹马、三千头牛和一万只羊。
至元十二年(1275年),安西王(皇子)获得了八千匹布匹和一万斤丝绸。至元十九年(1282年),塔海帖木儿、忽都帖木儿等王爷也分别得到了不同数量的金银布匹。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赏赐可真不少!火你赤王爷得了五百两银子,一串珠子和一件锦衣;玉都王爷也得了同样的赏赐。阿赤吉王爷收到了二百两金子,二万二千五百两银子,四千锭钞票,以及不同数量的纱、罗、绢、布。拔都不伦王爷获得了百五十两金子,五千两银子以及上万匹布匹和纱罗等。术伯王爷和木伯王爷都得到了二百五十两金银,以及上万匹布匹和纱罗。也里千王爷收到了五十两金子,五千两银子,一千锭钞票以及两千匹布匹和纱罗。按搭儿秃等王爷则获得了二百五十两金子,十二万五千两银子,二万五千锭钞票,以及两万三千六百六十六匹布匹和毡子。最后,爱牙合赤等王爷获得了赏赐:一千两金子,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两银子,一万两丝绸,八万三千二百两棉花,一千二百匹布匹和五千九十八匹绢。
公元1311年,元成宗登基,大臣们建议说:“皇上刚即位,应该按照往年的惯例,给诸王和驸马们赏赐。金子赏赐的,每人多加四两,变成五两;银子赏赐的,每人多加二两,变成三两。还有江南的土贡,以前只按户籍征收,每户交五百文钞,现在也应该增加一些,但不能增加百姓的赋税,建议在五百文的基础上,再加两贯钱,以后由朝廷发放。”成宗皇帝同意了。
这一年,赏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昛三万两;赏赐国王和童金二百五十两,月儿鲁百五十两,伯颜、丹赤察儿各五十两,还有不同数量的钞和锦缎。亦都护赏赐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四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赏赐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颜以及也先帖木儿,按照大会的惯例,每人赏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布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儿不花、也只里不花等人,每人赏赐金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二千六百锭、布帛各一百六十匹。赏赐雪雪的斤公主钞一千锭,诸王伯答罕、察合儿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剌麻、阔怯伦、忙哥真等人,赏赐的金子、银子、钞票和布帛数量各有不同。赏赐不鲁花真公主和诸王阿只吉的妹妹伯秃,银子和钞票数量各有不同。赏赐诸王亦思麻殷金五十两。
元贞元年(1295年),赏赐诸王忽剌出金五十两、珍珠一串。诸王阿失罕来朝,赏赐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赏赐诸王不颜帖木儿、阿八也不干,每人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布帛各二百匹,年纪小的减免五分之一。元贞二年,赏赐诸王合班妃钞一千二百锭、各种布帛一千匹;赏赐驸马塔海铁木儿钞三千锭。赏赐八撒、火而忽答孙、秃剌三人,每人钞一千锭。赏赐诸王铁木儿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千锭,以表彰他的战功。确定诸王朝会赏赐的标准:太祖时,金子一千两、银子七万五千两;世祖时,金子五百两、银子二万五千两,其余的赏赐数量各有不同。
大德元年(1297年),赏赐诸王要木忽而、兀鲁忽不花,每人每年赏赐钞一千锭。赏赐晋王甘麻剌钞七万锭,阿难答三万锭。赏赐药木忽儿金一千二百五十两、银一万五千两、钞一万二千锭。赏赐诸王药木忽儿金一千二百五十两。兀鲁忽不花及其母亲,赏赐金一千两,银子和钞票数量各有不同。赏赐诸王亦怜真等人,金子、银子、钞票数量各有不同。大德三年,赏赐诸王六、十脱脱等人钞一万三千多锭。大德五年,赏赐诸王也孙等人钞一万八千五百锭;合丹之孙脱欢从北方归顺,赏赐钞一千四百锭。大德六年,赏赐诸王八撒儿等人钞八万六千三百多锭;赏赐诸王捏苦迭儿等人钞五千八百四十锭。大德七年,赏赐皇侄海山、安西王阿难答、诸王脱脱、八不沙、驸马蛮子台等人,每人金五十两,银子、珍珠、锦缎和布帛数量各有不同。赏赐诸王纳忽里钞一千锭、布帛二千匹。大德八年,赏赐安西王阿难答、诸王阿只吉、也速不干等人钞一万四千锭。大德九年,将安西王多年来被削减的岁赐金五百两、丝一万五千九百斤归还给他。赏赐诸王脱脱钞二千锭;赏赐奴兀伦、孛罗等人金五百两、银一千两、钞二万锭。赏赐察八而、朵瓦遣来的使者银一千四百两、钞七千八百多锭。赏赐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铁木儿钞二千锭。用金一千两、银七万五千两、钞十三万锭,供兴圣太后搬到怀州居住。驸马按替不花从朵瓦来朝,赏赐银五十两、钞二百锭。诸王忽剌出和昔儿吉思来祝贺立皇太子,赏赐钞票和衣服、弓箭等,数量各有不同。大德十年,赏赐安西王阿难答、西平王奥鲁赤、不里亦钞三万锭,南哥班万锭,随从人员三万三千锭。赏赐梁王松山钞一千锭。赏赐威武西宁王出伯钞三万锭。赏赐皇侄阿木哥钞三千锭。
武宗当了皇帝,就让中书省的大臣们商量一下,给参加朝会的各位王公大臣们发点啥赏赐。按照成宗皇帝的规矩,比世祖皇帝赏赐的金子多五十两的,现在就给二百五十两;银子多五十两的,现在就给一百五十两。然后呢,给兴圣宫送去了两千七百五十两黄金、十二万九千二百两白银、一万锭钞票,还有两万两千二百八十匹布匹。皇太子也一样。越王秃剌也赏赐了一万锭钞票。
到了至大元年,中书省的大臣们又说了:“这朝会该赏赐的钞票,一共是三百五十万锭,已经发出去一百七十万锭了,还有将近一百八十万锭没发出去呢!两京的库房都空了,以后要是再有人上奏求赏赐,咱们就先别给了。”皇帝就同意了。晋王也孙铁木儿本来应该赏赐一万锭钞票,结果只给了他八千锭,大臣们说这事儿,皇帝又下令再给晋王赏赐一千锭钞票,剩下的就从陕西省的库房里拨付。国王和童赏赐了二百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镇南王老章赏赐了五百两黄金、五千两白银、二千锭钞票和八百匹布匹;也先不花和牙儿赤各赏赐了二百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和二千锭钞票;诸王八亦忽赏赐了百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又额外赏赐了八不沙五百两黄金、五千两白银;晋王手下的五百四十七个人,一共赏赐了五万二千九百五十锭钞票;定王药木忽儿赏赐了黄金一千五百两、白银三万两、一万锭钞票;诸王木南子赏赐了五十两黄金、一千两白银、一千锭钞票;皇太子鹰坊赏赐了二十万锭钞票;诸王脱欢赏赐了三百两黄金、二千五百两白银、二千锭钞票;阿思不花赏赐了百两黄金、一千两白银、一千锭钞票;还赏赐了皇太子一千两黄金。
第二年,因为诸王老的代替梁王镇守云南,赏赐了他二百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跟着他去的那些人,赏赐的布匹数量各有不同。第三年,赏赐诸王那木忽里等人一万二千锭钞票。
仁宗皇帝登基后,大手笔地赏赐群臣,那可真是相当阔绰!光是一次朝会,就赏赐了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黄金、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白银、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钞票,还有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布匹绸缎。魏王阿木哥来朝拜见,皇帝又单独赐给他两万锭钞票。 其他的诸王,比如秃满,也领到了不少赏赐:一百五十两黄金、五千三百两白银和三千匹布匹。月赤察儿和床兀儿也得到了赏赐,是二百两黄金和二千八百两白银。阿不花等诸王也领到了赏赐,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数量各有不同。皇帝的姐姐大长公主更是直接被赏赐了一万锭钞票!
皇庆元年,安王完泽和他儿子各得赏赐:三百两黄金、一千二百五十两白银和三千五百锭钞票。安远王丑汉也得到了一百两黄金、五百两白银和一千锭钞票。诸王阔阔出得到了一条金束带、一百五十两白银和二百锭钞票。诸王宽彻和忽都迷失也得到了赏赐,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数量各有不同。第二年,按灰等诸王每人赏赐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一条金束带和四十匹布匹。宣宁王铁木儿不花得到了一百二十匹布匹,安远王和亦思丹等人每人得到一百匹。皇帝还特别下令,每年额外给魏王阿木哥赏赐一万锭钞票。驸马脱铁木儿也得到了赏赐:一百五十两黄金、七百五十两白银和五十匹布匹。火罗思迷、脱欢、南忽里等诸王和驸马忙兀带也领到了赏赐,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的数量各有不同。
延祐元年,魏王阿木哥等人又得到了七千锭钞票的赏赐。第二年,纳忽答儿等诸王得到赏赐:五十两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银和五百锭钞票。宣宁王铁木儿不花和他的弟弟也得到了一万锭钞票。第三年,迭里哥儿不花等诸王得到了赏赐,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数量各有不同。周王从卫更是得到了四十万锭钞票的巨额赏赐!第四年,朝会的诸王和宗室成员都得到了赏赐:三百两黄金、二千五百两白银和四万三千九百锭钞票。赵王阿鲁秃也得到了一百两黄金、五百两白银和一千锭钞票。后来,安远王丑汉和赵王阿鲁秃被叛王脱火赤抓走了,皇帝又分别赏赐了他们黄金、白银和布匹。皇帝的姑姑大长公主忙哥台也得到了赏赐:一百两黄金、一千两白银、二千锭钞票和一百匹布匹。
第五年,桑哥班等诸王得到了一条金束带、一百两白银和五百锭钞票。安王兀都思不花等人得到了金束带、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数量各有不同。八里带等诸王也得到了赏赐,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布匹。雍吉剌带和曲春铁木儿两位诸王来朝拜见,也得到了赏赐:二百两黄金、一千两白银、五千锭钞票和一百匹布匹。
七年前,英宗皇帝登基了,赏赐给各位王爷,比如也孙铁木儿、脱脱那颜他们,金银财物什么的,赏赐的数额都不一样。给也孙铁木儿王爷赏了15000贯钱。给阿术里台王爷赏赐了宴会的衣服和珍珠帽子。给曲鲁王爷赏了15000贯钱。给买奴王爷赏了25万贯钱。给札牙八剌公主赏了7万5千贯钱。
皇帝登基大赏,给王爷们和百官们发放的赏赐可不少,总共是:五千两黄金,七十八万两白银,一百二十一万一千贯钱,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匹丝绸,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匹锦缎,九万二千六百七十二斤棉花,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匹布匹,八百五十九套衣服,还有马鞍、马勒、弓箭等等,数量各有不同。寿宁公主也得了七万五千贯钱。武宗皇后的赏赐更是高达七十五万贯钱。
至治元年,又赏赐札牙八剌公主的随从七十五万贯钱。给买的公主赏了五万贯钱,驸马灭怜也得了二万五千贯钱。晋王也孙铁木儿得了百万贯钱!公主速哥八剌得了五十万贯钱。第二年,赏赐案忒不花王爷七万五千贯钱。驸马脱脱去世了,朝廷赏赐了五万贯钱作为抚恤。派亲王阇阇秃去北方带兵,赏赐了他二百五十两黄金,二千五百两白银,五十万贯钱。第三年,派忽剌王爷去云南,赏赐了他一万五千贯钱。还给喃茶失王爷赏赐了惊人的二百五十万贯钱!
泰定帝一登基,就大手笔地赏赐后妃、王爷和百官们,光黄金就有七百多锭,白银更是高达三万三千锭,其他的钱币和布匹更是数不胜数。
泰定元年,皇帝又赏赐各位王爷,彻彻秃王得黄金一锭、白银六十锭、布匹一百匹;塔思不花得黄金一锭、白银四十锭、布匹二百匹;阿忽铁木儿等人也各有赏赐,数额略有不同。寿宁公主的赏赐也很丰厚,黄金十锭、白银五十锭、钞票两万锭。后来派几个王爷去畏兀镇守边疆,又赏赐他们大量的金银和钞票,数目以千计。王爷阿木哥去世了,赏赐给他家钞票一千锭;王爷阿马去世,赏赐给他家钞票五千锭。云南王王禅得了两千锭钞票,阿都赤王和伯颜帖木儿王各得了三千锭。
三年的时候,薛彻秃王和晃火帖木儿王来朝见皇帝,也得到了不少金银钞票,数额各有不同。宽彻不花王和买奴王各赏赐三千锭钞票;孛罗铁木儿王和阿剌忒纳失里王各赏赐两千锭钞票。寿宁公主又得到了一百顷田地和三万锭钞票。梁王王禅得了五千锭钞票,他和彻彻秃王还各赏赐了二百匹布匹。绥宁王阿都赤得了四千锭钞票,湘宁王八剌失里得了三千锭钞票。
到了第四年,买奴王来朝见皇帝,赏赐他黄金一锭、白银十锭、钞票两千锭、布匹四十匹。阿忒剌纳失里王等也得了六千锭钞票。亲王也先铁木儿镇守北边,赏赐他黄金一锭、白银五锭、钞票五百锭、布匹一千匹。火沙王、阿荣王、答里王也在北边镇守,也得到了不同数额的金银钞票和布匹。搠思班王、不赛因王等献上了文豹名马等珍贵礼物,皇帝赏赐他们数以万计的金银钞票。火儿灰王、月鲁帖木儿王、八剌失里王和驸马买住罕各赏赐一万五千锭钞票,另外还有不同数额的金银和布匹。寿宁公主又得了五千锭钞票,营王也先帖木儿得了三千锭,公主不答吉你得了千锭。孛罗王派人进贡了碙砂,皇帝赏赐他两千锭钞票。
致和元年,辽王脱脱得了五千锭钞票,梁王王禅得了两千锭钞票。
公元1328年,皇上赏赐阿剌忒纳失里、帖木儿不花、宽彻不花、买奴这几位王爷,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五百两,布匹三十匹。 阿剌忒纳失里和齐王月鲁帖木儿,赏赐更多,每人黄金五百两,白银二千五百两,纸钞一万锭。朵列帖木儿王爷也受赏,黄金五十两,白银五百两,纸钞一千锭。
第二年,中书省的官员建议说:赏赐诸王和百官的财物,按照武宗皇帝的制度来执行,凡是金银超过五锭的,减去三分之一;五锭以下的,就全部赏赐;另外,按照七分之二的比例,用等值的纸钞来代替一部分。皇上批准了这个建议。 然后,皇上又赏赐武宁王彻彻秃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西域的诸王,比如燕只吉台,赏赐黄金二千五百两,白银一万五千两,其他的赏赐也有所不同。
公元1328年,皇上命令有关部门,给明宗皇后的八不沙宫人赏赐二百匹布匹,阿梯里和脱忽思也分别得到不同数量的布匹。 鲁国大长公主也受赏,赏赐纸钞一万锭。 养怯帖木儿、孛栾台、征棘斯、察阿兀罕这几位王爷也分别得到了不同数量的黄金、纸钞和布匹。朵列铁木儿王爷赏赐白银一千两,布匹二百匹。第二年,燕帖木儿和察吉儿公主每人赏赐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纸钞二千锭。 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还赏赐诸王每人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金腰带一条,以及各种织金等布匹十八匹。第三年,月鲁公主赏赐黄金五百两,白银五千两。 皇上还派使者去西域,赏赐诸王不赛因绣彩布匹二百四十匹。
公元1328年,宁宗皇帝登基,赏赐诸王的黄金和布匹,按照文宗皇帝登基时的制度执行。 因为忽剌台王爷比较贫困,所以额外赏赐他纸钞五百锭。 另外,还赏赐宽彻王爷等诸王每人布匹二千匹。
公元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给宗王火儿灰母答里赏赐了一千锭钞票。又赏赐吴王帖失里江五千锭钞票。 他还命令宗王不兰奚和驸马月鲁不花等人镇守薛连可和怯鲁连这两个地方,每人赏赐钞票六百锭,外加一块银牌子。
到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又赏赐宗王玉里不花一千锭钞票,外加一锭金子,还有十锭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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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赏赐的东西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五户丝”。元太宗八年,真定路的老百姓要给太后送汤沐礼,然后中原各路的老百姓也跟着一起给诸王、皇亲国戚和功臣们分送礼物。耶律楚材觉得这样不合适,就建议只设立达鲁花赤,然后每五户人家交一斤丝,丝线的颜色都要按照规定上交,数量也按照规定来。 《太宗本纪》里记载了诸王、皇亲国戚们分到的土地:斡鲁朵拔都分到平阳府;即志书上记载的太祖长子昪赤位,斡鲁朵昪赤是他的儿子。茶合带分到太原府;书上记载的茶合,都是察合台的不同译法。皇子古余克分到大名府;书上记载的是定宗。孛鲁台分到邢州;书上记载的是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邢州,太宗改邢洺路,元朝时改广平路,所以书上说分拨广平邢水县。果鲁干分到河间府;书上记载的是阔列坚。孛鲁古带分到广宁府;书上记载的是孛罗古。也苦,在益都、济南两府内拨赐;书上记载的是搠只哈撒儿大王淄川王位,也苦就是被封为淄川王的。按赤带,在滨、棣两州;书上记载的是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按赤带被封为济南王。斡陈,在平、凉两州;书上记载的是鲁国公主位,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是斡陈的驸马。皇子阔端,书上记载的就是阔端太子。驸马赤古,书上记载的是郓国公主位,秃满伦公主嫁给了赤古驸马。公主阿剌海,书上记载的是赵国公主位,阿剌海被封为赵国大长公主。公主果真,书上记载的是昌国公主位,太祖的女儿火臣被封为昌国大长公主,火臣、果真只是译音不同而已。国王查剌,就是木华黎国王,木华黎的孙子塔思另一个名字叫查剌。茶合带,书上记载的是带孙郡王,茶合带是带孙的儿子。锻真,书上记载的是朮志台郡王;锻真,是昪赤台的孙子。蒙古寒札,书上记载的是愠裹答儿位,愠裹答儿就是畏答儿,蒙古寒札就是畏答儿的孙子忙哥,《亲征录》里写的是木哥汉札。按只那颜,就是按陈那颜,又叫阿勒赤那颜,书上记载的是按察儿官人;按察儿,是按陈的孙子。折那颜,是册那颜阿勒赤的弟弟。火斜木思,书上记载的是和斜温。
宪宗二年到五年、六年期间,也陆续有土地分拨。第二种是江南户钞。元世祖统一江南后,把江南老百姓的户口分给诸王、皇后妃嫔,每户折算成中统钞五钱。到了元成宗时期,又增加了官府的钱款,一共是中统钞二贯。第三种是每年赏赐诸王、皇后妃嫔金银钞币。这从世祖中统元年开始,就一直作为惯例,也就是所谓的“岁例”。除了这些固定的“岁例”之外,诸王、皇后妃嫔还会时不时地得到额外的赏赐,数额巨大,朝臣们多次上奏反映这个问题。虽然说是表达对亲人的关爱,但这也实在太滥了。现在我把这些赏赐的数量多少都记录下来了。
咱们来看看元朝太祖的几个兄弟和长子,他们当年分到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有多少。这“五户丝”和“江南户钞”听着挺玄乎,其实就是一种赋税,用丝绸和钞票来交税。
先说太祖的叔父答里真官人,他分到的是宁海州一万户的“五户丝”。到了延祐六年的时候,实际只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户交了税,一共交了一千八百十二斤丝。至于“江南户钞”,是在至元十八年分到南丰州一万一千户,一共交了四百四十定钞票。 简单来说,就是他名下管辖一万户人家,但实际交税的没那么多,交的丝也比预期的少。
接下来是太祖的弟弟搠只哈撒儿大王子,也就是淄川王。他分到的“五户丝”更多,丙申年分拨到般阳路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三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户交了税,一共三千六百五十六斤丝。他的“江南户钞”,是在至元十三年分到信州路三万户,一共一千二百定。 这淄川王管辖的人家更多,但实际交税的比例更低。
然后是太祖的另一个弟弟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他丙申年分到济南路五万五千二百户的“五户丝”。延祐六年,实际交税的有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户,一共交了九千六百四十八斤丝。 这位济南王管辖的人数最多,但实际交税的情况和前面两位也差不多。
再来说太祖的弟弟斡真那颜,他丙申年分到益都路等处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的“五户丝”。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万八千三百一户交税,一共交了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斤丝。“江南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分到建宁路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七户,一共交了二千八百五十五定。 他管辖的人数也很多,税收情况也和前面类似。
最后是太祖的弟弟孛罗古大王子,广宁王。他丙申年分到恩州一万一千六百三户的“五户丝”。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千四百二十户交税,一共交了一千三百五十九斤丝。“江南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分到铅山州一万八千户,一共交了七百二十定。 这位广宁王管辖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但实际交税的情况依然如此。
最后是太祖的长子朮赤大王,他分到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也很多。丙申年分拨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戊戌年又分到真定晋州一万户。 “江南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分到永州六万户,一共交了三千四百定。 他的情况和前面几位差不多,名义上管辖的人很多,但实际交税的情况却远低于预期。
咱先说说成吉思汗的二儿子,茶合大王。他分到的地盘,记录显示:丙申年,也就是公元1266年,在太原分到四万七千三百三十户,戊戌年(公元1278年),又在真定和深州分到一万户。到了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下一万七千二百十二户,缴纳的丝绸是六千八百三十八斤。另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在江南地区分到的户口和钞赋,是澧州路六万七千三百三十户,一共是二千六百九十三定钞。
接下来是成吉思汗的三儿子,也就是太宗的儿子,定宗。他分到的户口和丝绸,丙申年(公元1266年)在今河北大名府地区分到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三户。到了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下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五户,缴纳的丝绸是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再来说说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睿宗的儿子阿里不哥。他分到的户口和丝绸,丙申年(公元1266年)在真定路分到八万户。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下一万五千二十八户,缴纳的丝绸是五千十三斤。江南地区,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在抚州路分到十万四千户,缴纳的钞赋是四千一百六十定。
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兀鲁赤太子,没有留下子嗣。
然后是成吉思汗的第六个儿子,阔列坚太子的儿子,河间王。他分到的户口和丝绸,丙申年(公元1266年)在河间路分到四万五千九百三十户。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下一万一百四十户,缴纳的丝绸是四千四百七十九斤。江南地区,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在衡州路分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户,缴纳的钞赋是二千一百五十七定。
最后,我们说说太宗的儿子合丹大王和灭里大王。合丹大王,他分到的户口,丁巳年(公元1267年)在汴梁城内,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改拨到郑州。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二千三百五十六户,缴纳的丝绸是九百三十六斤。江南地区,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在常宁州分到二千五百户,缴纳的钞赋是一百定。灭里大王,他分到的户口,丁巳年(公元1267年)也在汴梁城内,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改拨到钧州,一共一千五百八十四户。延祐六年(公元1320年),实际还剩二千四百九十六户,缴纳的丝绸是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的儿子合失当上大王的时候,一开始分给他五户人家上缴的丝,那是在丁巳年,分拨在汴梁路城里那些户人家。到了至元三年,又改拨给他蔡州的三千八百十六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百八十八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一百五十四斤。
接着说太宗的另一个儿子阔出当太子的时候,也是五户人家上缴的丝,同样是在丁巳年,分拨在汴梁路城里的户人家。至元三年,改拨给他睢州的五千二百十四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七百六十四斤。
再来说太宗的儿子阔端当太子,情况有点不一样。他一开始也是五户人家上缴的丝,不过是在丙申年,分拨给他的是东平路的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有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三千五百二十四斤。另外,在江南的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又分拨给他常德路的二千五百二十户人家。
睿宗的长子,也就是宪宗的儿子阿速台当大王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的:五户人家上缴的丝,是在癸丑年,查过卫辉路的三千三百四十二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千三百八十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九百十六斤。
睿宗的儿子,世祖的次子裕宗,以及裕宗的妃子伯蓝也怯赤,他们的情况是:在江南的户钞方面,延祐六年,分拨给他们江州路德化县的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人家,一共一千一百九十锭钞。裕宗的儿子顺宗,顺宗的儿子武宗,他们分得的是:五户人家上缴的丝,在丁巳年,分拨给他们怀孟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户人家。在江南的户钞方面,大德八年,又分拨给他们瑞州路的六万五千户人家,一共二千六百锭钞。
睿宗的儿子旭烈当大王的时候,也是五户人家上缴的丝,在丁巳年,分拨给他彰德路的二万五千五十六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是二千二百一斤。
最后是睿宗的儿子末哥当大王,他也是五户人家上缴的丝,在丁巳年,分拨给他河南府的五千五百五十二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八百六户人家给他上缴丝,一共三百三十三斤。在江南的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又分拨给他茶陵州的八千五十二户人家,一共三百二十四锭钞。
拨绰大王分到了真定和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这是丁巳年五户丝的分配。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 一千四百七十二户,一共六百十二斤丝。江南的户钞,至元十八年,拨给了耒阳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户,一共二百十三锭。
岁都哥大王分到了五户丝,壬子年,元朝查实济南等地一共五千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五十户,一共二十斤丝。
朵儿只太子在江南没有分到户口。
裕宗,也就是世祖的第二个儿子,在至元十八年分到了江南的户钞,一共十万五千户,四千二百锭。 此外,四怯薛班也分到了江南的户钞,至元十八年,拨给了瑞州上高县八千户,三百三十锭。
忙哥剌,世祖的另一个儿子,在至元十八年分到了江南户钞,吉州路六万五千户,一共二千六百锭。
那木罕,世祖的儿子,在至元二十二年分到了江南户钞,临江路六万五千户,一共二千六百锭。
阔阔出,世祖的儿子,在泰定元年分到了江南户钞,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一共五百四十四锭。
奥鲁赤,世祖的儿子,在大德七年分到了江南户钞,南恩州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一共五百四十四锭。
爱牙赤大王,世祖的儿子,在皇庆元年分到了江南户钞,邵武路光泽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一共五百四十四锭。
忽哥赤,世祖的儿子,在皇庆元年分到了江南户钞,福州路福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一共五百四十四锭。
忽都帖木儿太子,世祖的儿子,在皇庆元年分到了江南户钞,泉州路南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一共五百四十四锭。
晋王甘麻剌分到五户丝的税收,阔阔不花管理的益都地区有二十九户。皇庆元年,江南户部的钞税,分拨给南康路六万五千户。另外,迭里哥儿不花(湘宁王)分拨到湘乡州、宁乡县六万五千户,共计钞税二千六百锭。
魏王阿木哥分到的江南户部钞税,皇庆元年,分拨给庆元路六万五千户,共计钞税二千六百锭。明宗(武宗和顺宗的儿子)分到的江南户部钞税,延祐二年,分拨给湘潭州六万五千户,共计钞税二千六百锭。
合丹大王分到五户丝的税收,戊午年分拨到济南漏籍二百户,延祐三年实际有一百九十三户,共计七十七斤丝。阿鲁浑察大王分到五户丝的税收,丁巳年分拨到广平三十户,延祐三年实际有五户,共计二斤丝。霍历极大王分到五户丝的税收,丁巳年分拨到广平等地一百五十户,延祐三年实际有八十七户,共计三十四斤丝。
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在天历元年分拨到江西行省南康路。
接下来是太祖的四大斡耳朵的税收情况:
大斡耳朵:五户丝的税收,乙卯年分拨到保定路六万户,延祐六年实际有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二户,共计五千二百七斤丝。至元十八年,江南户部钞税分拨到赣州路二万户,共计八百锭。
第二斡耳朵:五户丝的税收,丁巳年分拨到河间青城县二千九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户,共计六百五十七斤丝。至元十八年,江南户部钞税分拨到赣州路一万五千户,共计六百锭。
第三斡耳朵:五户丝的税收,壬子年查实真定等地零散户三百十八户,延祐六年实际有一百二十一户,共计四十八斤丝。至元十八年,江南户部钞税分拨到赣州路二万一千户,共计八百四十锭。
第一个斡耳朵,壬子年分到真定等地二百八十三户,负责交纳丝绸。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160户,一共交了46斤丝。还有一个叫“八不别及妃子位”的,至元二十五年分到河间清州五百一十户,交纳240斤丝。
第二个斡耳朵,也就是大斡耳朵,大德三年,分到袁州路宜春县一万户,要交纳1600锭钞票。“江南户钞”这几个字,就不用我解释了吧,大家都懂的。
第三个斡耳朵,至元二十一年,分到袁州路分宜县四千户,交纳160锭钞票;大德四年,又分到袁州路萍乡州四万二千户,交纳1685锭钞票。第四个斡耳朵,大德十年,分到袁州路宜春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交纳1190锭钞票。
真哥皇后名下的,大德十年,分到袁州万载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交纳1190锭钞票。顺宗皇后名下,大德二年分到三万五千五百户,具体交纳什么没说。武宗斡耳朵名下,延祐二年分到湘阴州四万二千户,交纳1680锭钞票。完者台皇后名下,延祐二年分到潭州路衡山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交纳1190锭钞票。
阿鲁伦公主名下,至元六年分到葭州等地三百户,负责种田。赵国公主名下,丙申年分到高唐州二万户,负责交纳丝绸。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6729户,一共交了2399斤丝。至元十八年,她名下还分到了柳州路二万七千户,交纳180锭钞票。
鲁国公主名下,丙申年分到济宁路三万户,负责交纳丝绸。延祐六年,实际只有6530户,一共交了2229斤丝。至元十八年,她名下还分到了汀州四万户,交纳1600锭钞票。
昌国公主的地位很高,她分到的户籍,是按照每五户人家上缴一定数量的丝绸来计算的。丙申年的时候,她分拨到了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三千五百三十二户,这些户人家一共交了二千七百六十六斤丝。此外,在至元十八年,她还分到了江南的户钞,也就是一种纸币,一共是分拨给了广州路三万七千户,合计一千八十锭。
郓国公主的地位也相当高,同样是按每五户人家上缴丝绸来计算。她分拨到了濮州三万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户,这些户人家一共交了丝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和昌国公主一样,她在至元十八年也分到了江南的户钞,分拨给了横州等地四万户,合计一千六百锭。
塔出驸马,也是按照每五户人家上缴丝绸的标准来计算的。壬子年的时候,元朝政府查到真定等地有一些零散的户口,一共二百七十户,都归他管。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二百三十二户,交了九十五斤丝。
带鲁罕公主,同样是按照五户人家上缴丝绸的标准。延祐六年,她名下有代支户六百二十户,一共交了二百五十四斤丝。火雷公主,丙申年分拨到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代支户有一千八百九户,交了七百二十二斤丝。
奔忒古儿驸马,庚辰年分拨到眼户五百七十三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只有五十六户,一共交了二十二斤丝。
独木干公主,十二年的时候分拨到平阳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五百六十户,交了二百二十四斤丝。 她在至元十八年还分到了江南的户钞,分拨给了梅州程乡县一千四百户,合计五十六锭。
木华黎国王,丙申年分拨到东平三万九千十九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户,交了三千三百四十三斤丝。至元十八年,他还分到了江南的户钞,分拨给了韶州等路四万一千十九户,合计一千六百四十锭。
最后是孛罗先锋,丙申年分拨到广平等处一百户种田户。延祐六年,实际剩下的有七十二户,交了二十八斤丝。
行丑儿这小子,丙申年分到一百户大名府的田地,每户交五斤丝。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十八户交税,一共才十五斤丝。
阔阔不花先锋,壬子年元朝查点益都等地,一共分到二百七十五户,每户交五斤丝。延祐六年,实际有一百二十七户交税,一共十五斤丝。撒吉思不花先锋的情况也差不多,壬子年元朝查点汴梁等地,分到二百九十一户,每户五斤丝。到延祐六年,实际有一百二十七户交税,一共也是十五斤丝。阿里侃这个断事官,元朝查点济宁等地,分到三十五户,每户交五斤丝,一共十四斤。
乞里歹拔都,丙申年分到东平府一百户,每户交五斤丝,一共四十斤。孛罗海拔都,壬子年元朝查点德州等地,分到一百五十三户,每户交五斤丝,一共六十一斤。拾得官人,壬子年元朝查点东平等地,分到一百十二户,每户五斤丝,一共八十四斤。伯纳官人,壬子年元朝查点东平府,分到三十二户,每户五斤丝。到了延祐六年,实际有四十户交税,一共十八斤丝。笑乃带先锋,丙申年分到东平府一百户,每户五斤丝。延祐六年,实际有七十八户交税,一共三十一斤丝。
带孙郡王厉害了,分到东平府东阿县一万户,每户交五斤丝。延祐六年,实际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户交税,一共七百二十斤丝! 他还分到了江南的户钞,至元十八年分到韶州乐昌县一万七千户,一共四百二十八锭钞。
愠里答儿薛禅,丙申年分到泰安州二万户,每户交五斤丝。延祐六年,实际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户交税,一共二千四百二十五斤丝! 江南户钞方面,至元十八年分到桂阳州二万一千户,一共八百四十锭钞。朮赤台郡王,丙申年分到德州二万户,每户交五斤丝。延祐六年,实际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户交税,一共二千九百四十八斤丝!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到连州路二万一千户,一共八百四十锭钞。
阿尔思兰官人这边的账本显示:至元十八年,江南户钞分拨到浔州路三千户,一共一百二十锭。简单来说,就是他当时在浔州路管着三千户人家,收了120锭的钞。
孛鲁古的妻子佟氏,丙申年分到真定一百户的丝税,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十九户,一共收了十五斤丝。这说明,一开始分给她管的一百户,后来实际只管到了三十九户,收成也少了许多。
八答子那边的情况比较复杂:丙申年分到顺德路一万四千八十七户的丝税,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户,一共收了二千四百斤丝。另外,至元十八年,他还分管着钦州路一万五千八十七户的江南户钞,一共收了六百二锭。他负责的户数和收成,变化都很大。
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万户,丙申年分到广平路洺水县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户的丝税,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户,一共收了 一千七百三十八斤丝。同时,至元十八年,他还分管着全州路清湘县一万七千九百十九户的江南户钞,一共收了七百一十六锭。他的情况和八答子差不多,也是户数和收成大幅减少。
忒木台驸马,丙申年分到广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户的丝税,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千四百七户,一共收了九百八十九斤丝。至元二十二年,他还分管着全州路录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户的江南户钞,一共收了三百九十五锭。看来,他管辖的户数也减少很多。
斡阔烈阇里必,丙申年分到广平路一万五千八百七户的丝税,延祐六年实际只有 一千七百三户,一共收了六百八十斤丝。至元二十年,他还分管着全州路灌阳县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七户的江南户钞,一共收了六百四十六锭。他的情况和前面几位类似,户数和收入都大幅缩水。
最后,左手九千户合丹大息千户,丙申年分到河间路齐东县一千二十三户的丝税,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百六十六户,一共收了 一百六十斤丝。至元十八年,他还分管着藤州、苍梧县一千二百四十四户的江南户钞,一共收了九锭。他管辖的户数和收入也是大幅减少。
也速不花他们那一伙,一开始是四千户,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河间路陵州地区一千三百一十七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五百五十九户,一共交了二百三十三斤丝。
也速兀儿他们那一伙,一开始是三千户,也是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河间路宁津县一千七百七十五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七百二十二户,一共交了二百八十八斤丝。另外,至元十八年,江南户钞那边,分给他们藤州等地三千七百三十二户,一共交了二百八十八斤丝。
帖柳兀秃他们那一伙,一开始是一千户,同样是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河间路临邑县一千四百五十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三百五十四户,一共交了二百六十斤丝。江南户钞那边,至元十八年,分给他们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户,一共交了四十九锭钞。
和斜温两投下他们那一伙,一开始是一千二百户,也是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曹州一万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一千九百二十八户,一共交了七百四十八斤丝。江南户钞那边,至元十八年,分给他们贵州一万五千户,一共交了四百二十锭钞。
忽都虎官人那一伙,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壬子年查实了广平等地有四千户。江南户钞那边,至元十八年,分给他们韶州曲江县五千三百九户,一共交了二百十三锭钞。
灭古赤那一伙,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凤翔府,实际有二百三十户。江南户钞那边,至元二十二年,分给他们永州路祁阳县五千户,一共交了二百锭钞。
塔思火儿赤那一伙,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丙申年分到东平种田,加上壬子年继续查实的户口,一共六百八十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三百八十九户,一共交了 一百五十五斤丝。
塔丑他们那一伙,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壬子年查实了平阳等地一百八十六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八十一户,一共交了三十七斤丝。
察罕官人那一伙,按照五户交一斤丝的标准,在壬子年查实了怀孟等地三千六百六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剩五百六十户,一共交了三百二十四斤丝。
咱们来看看这几个官人家的丝和钞的账目。首先是孛罗浑官人,他家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壬子年(具体哪一年,得查查老黄历)分到保定府附近四百一十五户。到了丁巳年,又分到卫辉路淇州一千一百户。到了延祐六年,他家实际有一千九百九十九户,一共收了四百四十九斤丝。另外,至元二十七年和大德六年,他还分到了江南的四千户,一共一百六十锭钞票。
接下来是速不台官人,他家也是从五户人家开始养蚕,丁巳年分到汴梁附近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五百七十七户,收了二百三十斤丝。在至元二十年,他还分到了钦州灵山县一千六百户,一共六十四锭钞票。
然后是宿敦官人,他家也是从五户丝开始,丁巳年分到真定一千一百户,到延祐六年,只剩下六十四户了,只收了二十八斤丝。
也苦千户家也是从五户丝开始,丁巳年分到东平府附近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二百九十五户,收了一百一十八斤丝。至元十八年,他还分到了梅州一千四百户,一共五十六锭钞票。
阿可儿家,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癸丑年分到益都路高苑县一千户,延祐六年实际有一百九十六户,收了七十八斤丝。
伯八千户家,最初也是五户人家养蚕,癸丑年分到太原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三百五十一户,收了一百四十斤丝。
兀里羊哈歹千户家,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戊午年分到东平府附近一千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四百七十九户,收了一百九十斤丝。
秃薛官人,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丁巳年分到兴元府附近六百户,让他们种田。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二百户,收了八十斤丝。
塔察儿官人,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壬子年分到平阳府二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二百户,收了八十斤丝。
最后是忻米思拔都儿,他家最初是五户人家养蚕,丙申年分到怀孟府附近一百户。延祐六年,实际控制了五十户,收了二十斤丝。
猱虎官人这儿,五户人家交五斤丝,丁巳年的时候,分派给他平阳府一千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六百户人家,一共交了二百四十斤丝。
孛哥帖木儿那边,也是五户人家交五斤丝,丁巳年,分派给他真定府等地五十八户人家,一共交了二十三斤丝。
也速鲁千户,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分派给他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四十户人家,一共交了十六斤丝。
镇海相公,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元朝时候调查保定府有九十五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五十三户人家,一共交了二十一斤丝。
按察儿官人,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分派给他太原府等地五百五十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九十八户人家,一共交了二十九斤丝。
按摊官人,五户人家交五斤丝,中统元年,调查平阳路种田的户人家有六十户。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四十户人家,一共交了十六斤丝。
阿术鲁拔都,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调查大名府等地有三百一十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有三百一户人家,一共交了 一百二十斤丝。
孛罗口下裴大纳,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元朝时候调查广平府等地有八十二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十户人家,一共交了十二斤丝。
忒木台行省,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元朝时候调查大同府等地有七百五十一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二百五十五户人家,一共交了 一百一十斤丝。
撒秃千户,这是江南的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派给他浔州三千户人家,一共交了一百二十锭钞。
也可太傅,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元朝时候调查上都地区有五百四十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三百户人家,一共交了一百二十斤丝。
迭哥官人,五户人家交五斤丝,丙申年,分派给他大名府清丰县一千七百十三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有一千三百七户人家,一共交了五百七十斤丝。
卜迭捏拔都儿,五户人家交五斤丝,壬子年,元朝时候调查怀孟地区有八十八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只有四十户人家,一共交了十六斤丝。
黄兀儿塔海,五户人家交五斤丝,丙申年,分派给他平阳府一百四十四户人家。到了延祐六年,实际还有一百户人家,一共交了四十斤丝。
首先,咱们来说说“怯来千户”。元朝至元二十年,在江南地区分拨给浔州路三千户,一共是一百二十锭钞票。这意思就是说,三千户人家,得交一百二十锭的税。
接下来是“哈剌口温”,元朝壬子年,真定府那边查出来有三十两户人家,每户要交五户丝的税。 “曳剌中书兀图撒罕里”也是一样,壬子年,大都等地查出来八百七十户,到延祐六年的时候,实际只有四百九十九户,一共交了一百一十七斤丝。
“欠帖木”和“欠帖温”也差不多,都是壬子年查的税,一个在曹州查到三十四户,到延祐六年还是三十四户;另一个是江南户钞,至元十九年,梅州安仁县分拨了四千户,一共一百六十锭钞票。
“鱼儿泊八剌千户”呢,大德元年分拨给真定等地一千户,到延祐三年的时候,实际只有六百户,交了二百四十斤丝。 “昔宝赤”、“八剌哈赤”、“阿塔赤”、“必阇赤”、“贵赤”这些,都是至元二十一年在江南地区分拨的户钞,数额都差不多,都是四千户,一百六十锭,只是分拨的地点不一样,分别在衡州路安仁县、台州路天台县、常德路沅江路、袁州路万载县和和州历阳县。
“阙列赤”的情况有点特殊,至元二十一年,在婺州永康县只分拨了五十户,一共二十七锭钞票。 “八儿赤、不鲁古赤”两人一起在衡州路酃县分拨了六百户,一共二十四锭钞票。“阿速拔都”在庐州等地分拨了三千四百九户,一百三十六锭钞票。“也可怯薛”和“忽都答儿怯薛”都在武冈路,一个在临武县,一个在新宁县,都是五千户,每处二百锭钞票。 这些都是元朝时期,各地户口和赋税的情况记录。
好家伙,这上面记录的都是元朝时期官员的户口和赋税情况啊! 先说这几个怯薛,都是管理户籍和税收的官员。忄占古迭儿怯薛,在至元二十一年,负责常德路龙阳县五千户的人口,收缴了二百锭的钞票;月赤察儿怯薛,同一年,负责武冈路绥宁县五千户,也是二百锭;玉龙帖木儿千户和别苦千户,在至元二十年,分别负责浔州三千户,每人收了一百二十锭。
幢兀儿王,从延祐二年开始,每年收取二百锭中统钞,不过他好像没管辖城池。 接下来这几个,记录的是“五户丝”的情况,这应该是一种税收方式吧,跟前面收钞票的不一样。霍穆海,壬子年,在元朝查点大名等地的时候,负责三十三户;添都虎儿,丙申年,分管一百户;贾答剌罕,壬子年,在大都查到十四户;阿剌博尔赤,壬子年,在真定查到五十五户;忽都那颜,壬子年,在大名查到二十户;忽辛火者,壬子年,在真定查到二十七户;大忒木儿,壬子年,在真定查到二十二户;布八火儿赤,壬子年,在大都查到八十四户;塔兰官人,壬子年,在大宁查到三户;憨剌哈儿,壬子年,在保定查到二十一户;昔里吉万户,壬子年,在大都查到七十九户。
清河县达鲁花赤也速,壬子年,在大名查到二十户;塔剌罕刘元帅,壬子年,在顺德查到十九户;怯薛台蛮子,壬子年,在泰安州查到七户;必阇赤汪古台,壬子年,在汴梁等地查到四十六户;阿剌罕万户,壬子年,在保定查到一户;最后是徐都官人,壬子年,在大都查到三十一户。 这些记录,详细地记载了元朝时期不同官员负责的户数和收缴的税赋,真是细致啊! 看来这元朝的税收制度,也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