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字文伯,是山东东平人。年轻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校书郎,后来就跟在汉朝的枢密使杨邠身边做事。杨邠跟王章、史弘肇这些人关系很不好,王朴看出来汉朝刚建立没多久,皇帝隐帝年纪又小,身体还弱,而且还重用那些坏人,而杨邠又是位高权重的大臣,跟将领们关系又不好,他就觉得杨邠肯定要倒霉,于是就离开了杨邠,回老家去了。后来李业等人怂恿隐帝杀掉那些掌握实权的大臣,杨邠、王章、史弘肇都被杀了,跟他们有关系的人也大多受到了牵连,但是王朴因为之前就离开了,所以反而没事。

周世宗在澶州当节度使的时候,王朴给他当节度掌书记。后来周世宗当了开封尹,就提拔王朴当右拾遗,让他做推官。周世宗当皇帝以后,又把王朴升为比部郎中,王朴还献上了一篇《平边策》,里面写道:

唐朝因为失去道义而丢掉了吴国和蜀国,晋朝因为失去道义而丢掉了幽州和并州。看看他们当初是怎么失去的,就能知道怎么才能平定叛乱。那些国家在失去土地的时候,都是皇帝昏庸无能,政治混乱,军队骄横,百姓困苦,内部奸臣当道,外部边疆叛乱,小事处理不好就导致篡位,大事处理不好就导致滥用职权,天下人心离散,百姓不服从命令,吴国和蜀国趁机作乱,窃取了帝位,幽州和并州也趁机占据了土地。要平定叛乱的方法,就在于纠正唐朝和晋朝犯过的错误。一定要先提拔贤能之士,罢免不称职的人,这样才能澄清朝政;要任用有才能的人,去除没有才能的人,这样才能选拔人才;要恩威并施,发布号令,这样才能团结人心;要赏罚分明,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勤俭节约,这样才能充实国库;要按时征收徭役,这样才能使百姓富足。等到国家粮仓充足,军械齐全,人才可用的时候再出兵。那些叛乱地区的百姓,看到我们的政治清明,上下同心,国力强盛,财力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军队团结一致,有必胜的态势,那么了解敌情的人就会自愿充当间谍,了解地形的就会自愿当向导。叛乱地区的百姓和我们百姓的心愿相同,这就符合天意;符合天意,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先打容易的地方下手,这才是攻取的策略。现在来看,只有吴国比较容易对付。它东边是海,南边是长江,可以迂回的地方有两千里。咱们先从它防备薄弱的地方下手骚扰,它要是加强东边的防御,我们就打西边;它要是加强西边的防御,我们就打东边。这样一来,它就得四处奔走救火,而我们就能趁机摸清它的虚实、兵力强弱,然后攻其虚弱之处,那就能势如破竹了。不用大张旗鼓,就派轻兵去骚扰就行了。吴国人胆小怕事,只要知道我们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盘,肯定就会倾巢而出。他们要是几次大规模出兵,老百姓就会疲惫不堪,国家也会被掏空;如果他们不出兵或者出兵规模小,那我们就赚到了。等他们筋疲力尽,我们却实力大增,那么江北各州就都是我们的了。

占领了江北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吴国的百姓,壮大我们的军队,那么江南也就不难平定了。这样一来,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拿下吴国后,桂林和广州就都成了我们的内臣管辖的地区,四川和蜀地也可以通过飞鸽传书来调遣军队。如果飞鸽传书不管用,那就四面出击,像席卷一样,很快就能平定蜀地。吴蜀平定后,幽州也会不战而降。只有那些死硬的敌人,不能用恩惠和信用去诱降,必须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他们。等他们的力量耗尽,士气丧失,就构不成边患了,我们可以以后再图谋他们。现在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兵们都遵守法纪,将领们也都尽职尽责,一年之后,就可以平定边患了。

我不过是个读书人,不懂得什么大事,如果我的建议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或者不合时宜,还请陛下多多包涵。

他先是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兼任开封府尹。没过多久,他又升迁为左散骑常侍,同时担任端明殿学士。那时候,世宗皇帝刚登基,一心想要征战,已经压制住了朝臣们的反对意见,亲自在高平打败了刘旻,回朝后更加积极地整军备战,心里想着要平定天下。他多次召见大臣,询问治国之道,还挑选了包括徐台符在内的二十位文学之士,让他们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朴泽在被选中的这些人当中。当时很多文人都反对急于用兵,认为平定叛乱应该先修明德政。只有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和朴泽主张用兵,朴泽认为江淮地区应该首先攻取。世宗皇帝本来就了解朴泽,看到他的论述如此精彩,更加欣赏他,于是把他召来商议国家大事,两人意见完全一致,世宗皇帝最终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显德三年,皇帝征讨淮南,任命朴泽为东京副留守。战事结束后,朴泽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迁为枢密使。显德四年,再次征讨淮南,朴泽留守京城。

世宗皇帝在位期间,对外征战,对内修明法度。朴泽为人聪明敏捷,才智过人,不仅能处理当时的政务,就连阴阳历法这些专业知识,他也都精通。显德二年,皇帝下令让朴泽校订历法,他删去了近世一些不符合天理人情、荒诞不经的说法,制定了通、经、统三种方法,运用岁差、交点、朔望、周日变化率等数据,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编制了《钦天历》。显德六年,皇帝又下令让朴泽考订雅乐,朴泽认为十二律管子互相吹奏,很难达到真正的和谐,于是他根据京房的律准,用九尺长的弦线,分成十三段,根据管子的长短来确定音柱的位置,用七声音阶来调和,最终完成了乐律的改革,使乐声和谐动听。

朴泽性格刚毅果决,又深受世宗皇帝的信任,他所做的事情,当时没有人敢反对,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世宗皇帝征讨淮南时,朴泽留守京城,大规模修建城池,开通道路,工程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如今京城的格局,大多是根据他的规划建造的。他制定的乐律,至今仍在使用,无法更改。他提出的用兵策略,也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他曾经详细分析过各国兴衰的顺序,说:“淮南应该首先攻取,而与并州的敌人,应该最后消灭。”后来宋朝建立,平定四方,只有并州最后才被征服,这都与朴泽的预言相符。

六年春天,皇帝派朴某去汴河口查看情况,修建了斗门。回来的时候,路过前任宰相李谷的府邸,李谷突然病倒了,直接死在了座位上,享年五十四岁。皇帝亲自去吊唁,用玉钺敲打地面,痛哭了好几次。后来追赠他为侍中。

郑仁诲,字日新,是太原晋阳人。一开始,他跟着唐朝将领陈绍光做事。陈绍光这个人骁勇善战,但是特别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酒,就因为一些小事生气,想要杀掉郑仁诲,拔出剑来。周围的人都吓得跑开了,只有郑仁诲纹丝不动,一点都不害怕。陈绍光把剑扔在地上,拍了拍郑仁诲的肩膀说:“你小子有本事,将来一定会富贵,可不是我能比的!”后来郑仁诲离开了陈绍光,回到家乡,以孝顺母亲闻名。后来,汉高祖当了河东节度使,周太祖在他手下做事,经常去拜访郑仁诲,两人聊得很开心。每当遇到什么疑问,周太祖都会去问郑仁诲,郑仁诲回答得都非常坦诚,周太祖对他更加欣赏。汉朝建立后,周太祖当了枢密使,就召郑仁诲来做事,郑仁诲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做到内客省使。周太祖攻破李守贞的河中军,军中的很多策略都是郑仁诲参与决定的。周太祖当了皇帝以后,任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枢密副使,后来又升迁为宣徽北院使,之后外放镇宁军节度使。显德元年,被任命为枢密使。后来皇帝攻打河东,郑仁诲留守东都。第二年冬天,郑仁诲病死了。皇帝打算亲自去吊唁,但是有人说这一年不适合皇帝去吊唁,皇帝没听,还是先用桃荝祭奠,然后才亲自去吊唁。

郑仁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经常为周太祖出谋划策,等到周太祖当了皇帝,他也从来不邀功请赏,但是周太祖和后来的世宗皇帝都很器重他。他为人谦虚谨慎,待人有礼,从不自夸自傲,深受士大夫的赞扬。死后被追赠为中书令,追封韩国公,谥号忠正。

扈载,字仲熙,是北燕人。他从小就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广顺年间初期,他考中了进士,而且是成绩最好的那批,被任命为校书郎,在史馆工作。后来又升迁为监察御史。他写文章,自己特别满意,总觉得写得不错。他曾经根据历代国家兴亡治乱的史实写了一篇《运源赋》,内容非常详细。还有一次,他在相国寺游玩,看到寺里的竹子非常漂亮,就写了一篇《碧鲜赋》,还把它题写在寺庙的墙壁上。皇上世宗听说后,派一个小黄门去寺里把赋文抄录下来,看完后觉得写得很好,于是就提拔扈载为水部员外郎,主管制诰。后来又升迁为翰林学士,还赐给他红色的官服。但是,这时扈载已经生病了,无法上朝谢恩。在家休养了一百多天后,他强忍着病痛去翰林学士院上班。世宗皇帝很同情他,就准他回家休养,还派太医给他治病。

一开始,扈载凭借文才在当时很有名气,枢密使王朴尤其看重他的才能,把他推荐给了宰相李谷。可是过了很久,李谷也没用他。王朴就问李谷:“扈载为什么没被任命为舍人呢?”李谷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是扈载命不好,恐怕担当不起这个职位。”王朴说:“你身为宰相,应该以提拔贤才,淘汰不肖之徒为己任,怎么能说命不好呢?”后来,李谷才召见扈载,任命他为知制诰。扈载当上翰林学士没多久,就因病去世了,年仅三十六岁。人们议论说,李谷能够识人,而王朴能够推荐人才。

当时,皇上英武有为,喜欢延揽天下奇才,尤其尊重文人,扈载和张昭、窦俨、陶谷、徐台符等人,都被重用。这几个人里,李谷的文采最差,人品也不好。张昭、窦俨经常与人议论政事,他们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而李谷只会揣摩皇上的心思,用阿谀奉承讨好皇上。不管什么事,他都必定要极力赞美歌颂,甚至连广京城里木偶耕地、紫芝白兔之类的奇闻异事,他都要写成颂词献给皇上,他的文章大多像俳优的表演一样。而扈载不幸英年早逝,虽然他的议论文章不如张昭、窦俨,但他却不像李谷那样阿谀奉承。

唉!做器物的人,没有好材料却有好的工匠;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贤能的大臣却有贤能的君主。因为材料依靠工匠才能成器,大臣依靠君主才能被任用。所以说,治理国家就像下棋一样,知道怎么用棋子并且把它放在正确位置的人就能赢,不知道怎么用棋子并且把它放在错误位置的人就会输。输棋的人盯着棋盘,整天费尽心思,让善于下棋的人一看,就能轻易地把棋子放在正确位置而获胜。赢家用的棋子,正是输家用的棋子;兴盛国家的用的臣子,正是亡国的臣子。王朴的才能,确实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如果不是遇到世宗皇帝,他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世宗在位期间,对外征战,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对内修整制度,制定刑法,确定历法,研习礼乐的遗文,他所用的都是五代的臣子,难道他们个个都比不上晋朝、汉朝的臣子,而比得上周朝的贤才吗?关键在于他知道怎么用人而已。

那些搞垮国家的君主,总是把愚蠢不肖的人放在高位,强迫他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从而暴露他们的缺点和恶行;把贤明有才能的人放在低位,埋没他们的才能,让君子小人全都错位,最终自己走向灭亡。而那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能够把贤明有才能的人放在身边,把愚蠢不肖的人放在远离权力的地方,让君子小人各安其位,最终自己享受安宁和荣华。治国与乱国虽然差距很大,但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却不多,关键就在于他们任用的人不同而已。唉,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少,昏庸的君主多,更何况是五代时期,那些臣子有的被重用,有的被埋没,真是令人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