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仁诲,字日新,是太原晋阳人。一开始,他跟着唐朝将领陈绍光做事。陈绍光这个人,武艺高强,但是特别爱喝酒。有一次,陈绍光喝醉了酒,就生气地冲郑仁诲发火,拔出剑想要杀了他。周围的人都吓得跑开了,只有郑仁诲纹丝不动,一点儿也不害怕。陈绍光把剑扔在地上,拍了拍郑仁诲的肩膀说:“你这个人有本事,将来一定会富贵,可不是我这种人能比的。”后来,郑仁诲离开了陈绍光,回到家乡,尽孝侍奉母亲,他的孝行远近闻名。
后来,汉高祖当上了河东节度使,周太祖在他手下做事。周太祖经常去拜访郑仁诲,跟他说得很开心。每当遇到什么疑问,周太祖就向郑仁诲请教,郑仁诲回答问题总是直言不讳,一点也不阿谀奉承,周太祖对他更加欣赏。汉朝建立后,周太祖当上了枢密使,就召用郑仁诲,郑仁诲的官职一步步升迁,最后做到内客省使。周太祖攻打李守贞在河中,军中的很多战略计划,都是郑仁诲参与决定的。周太祖当皇帝后,任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枢密副使,后来又升迁为宣徽北院使,之后外放担任镇宁军节度使。显德元年,他被任命为枢密使。周世宗攻打河东时,郑仁诲留守东都。第二年冬天,郑仁诲因病去世。周世宗打算亲自去祭奠他的丧事,但是有人说这一年祭奠丧事不吉利,周世宗不听,还是先用桃荝祭奠了郑仁诲之后才去吊唁。
郑仁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经常为周太祖出谋划策,等到周太祖当上皇帝后,郑仁诲也从未邀功请赏,但是周太祖和周世宗都非常器重他。而且郑仁诲为人谦虚谨慎,待人有礼,从不自夸自傲,深受士大夫们的敬佩。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中书令的官职,追封韩国公,谥号忠正。
扈载,字仲熙,是北燕人。从小就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广顺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考中了进士,而且成绩很高,被任命为校书郎,在史馆工作。后来又升迁了两次,当上了监察御史。他写文章,自己总是很得意。曾经根据历代国家兴亡治乱的史实写了一篇《运源赋》,内容非常详尽。还有一次,他游览相国寺,看到寺里的竹子非常漂亮,就写了一篇《碧鲜赋》,题写在寺庙的墙壁上。皇帝世宗听说后,派一个小黄门去墙上抄录下来,看完后称赞写得好,于是就提升他为水部员外郎,主管起草诏书。后来又升迁为翰林学士,还被赐予红袍。但是,扈载这时已经生病了,不能上朝谢恩。在家养病一百多天后,他才强忍病痛去翰林院上班。世宗皇帝很同情他,就准他回家休养,还派太医给他看病。
一开始,扈载因为文章写得好而一时名声大噪,枢密使王朴尤其看重他的才能,向宰相李谷推荐他,可是很久都没被任用。王朴就问李谷:“扈载为什么没被任命为舍人呢?”李谷说:“我不是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是觉得他命不好,恐怕担当不起这个职位。”王朴说:“你身为宰相,应该以提拔贤才,淘汰不肖之辈为己任,怎么能说命运呢?”后来,李谷才召见扈载,任命他为知制诰。等到扈载当上翰林学士,在任职一年左右的时候就病死了,年仅三十六岁。人们议论说,李谷能够识人,而王朴能够推荐人才。
当时,皇帝英明强盛,喜欢延揽天下奇才,尤其尊重文人,扈载和张昭、窦俨、陶谷、徐台符等人一起被重用。这几个人中,李谷的文章写得最差,而且品行也不好。张昭、窦俨经常和皇帝议论政事,他们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而李谷只会揣摩皇帝的心思,用阿谀奉承讨好皇帝。不管事情大小,他都必定要歌功颂德,甚至连广京城里木偶耕地、紫芝白兔这样的小事,都要写成颂词献给皇帝,他的文章大多像俳优的表演一样。而扈载不幸英年早逝,虽然他的议论文章不如张昭、窦俨,但他却不像李谷那样阿谀奉承。
哎,做器物的人,没有好材料却能有好的工匠;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贤能的大臣却能有贤能的君主。因为材料依靠工匠才能成器,大臣依靠君主才能被启用。所以说,治理国家就像下棋一样,懂得怎么用棋子并且放在正确位置的人就能赢,不懂得怎么用棋子并且放在错误位置的人就会输。输棋的人盯着棋盘,整天费尽心思,让一个善于下棋的人来看,很容易就能把棋子放到正确的位置而获胜。赢家用的棋子,正是输家手里的棋子;兴盛国家的所用之人,正是亡国之臣。王朴的才能,确实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如果不是遇到世宗皇帝,他的才能又能发挥到哪里去呢?世宗在位期间,对外征战,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对内修整制度,制定刑法,确立历法,研究礼乐的遗文,他所用的人都是五代的士人,难道他们个个都比不上晋朝、汉朝的人,而比得上周朝的人吗?关键在于他知道怎么用人而已。
那些搞垮国家的君主,总是把愚蠢不肖的人放在上面,强迫他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暴露他们的缺点和恶行;把贤明有才能的人放在下面,掩盖他们的才能,让君子和小人都不能各得其所,最终自己走向灭亡。而那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能够把贤明有才能的人放在身边,把愚蠢不肖的人放在远离自己之处,让君子和小人都各司其职,最终自己享受到安宁和荣耀。治国与乱国之间的差距虽然很大,但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却不多,关键就在于他们用人的方式不同而已。哎,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少,昏庸的君主多,更何况是五代时期,那些士人有的被重用,有的被埋没,真是令人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