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字子畏,是安福人,隆庆五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万历初年,他升任御史,到辽东巡视,因为错误地奏报捷报,被皇帝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四年正月,刘台写奏章弹劾首辅张居正,说:“我听说,进谏的大臣都希望皇上您能像尧舜那样圣明,却没听说有人用皋陶、夔龙来要求辅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您有采纳谏言的明智,而辅臣却没有容纳不同意见的度量啊!高皇帝(朱元璋)吸取前朝的教训,不设丞相,政务都交给各部各院处理,权力互相制衡,职责也明确。文皇帝(朱棣)才开始设立内阁,参与处理政务。那时官阶还不高,也没有专权的苗头。即使两百年来,有谁敢擅自专权,也都会战战兢兢地躲避‘丞相’这个名号,不敢僭越,因为祖宗的制度还在啊!可是大学士张居正却摆出一副丞相的架势,自从高拱被罢黜后,他就专权跋扈三年多了。谏官们如果因为事情论及此事,张居正一定会说:‘我遵守的是祖宗的法度!’那好,我就用祖宗的法度来治他!”

“祖宗的制度是讲究礼仪来对待大臣的。先帝驾崩前,张居正假装生病把高拱弄下台,后来又参与了陷害王大臣的案件。等对高拱的指控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又写信给高拱,让他别吓死了。既用强硬手段逼走高拱显示自己的威风,又留下书信来装作仁义,结果朝廷对老臣一点礼数都没有。祖宗的制度是这样吗?”

“祖宗时代,如果不是开国元勋,活着的时候不会被特别优待,死了之后也不会被追封为王。成国公朱希忠,活着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功劳,张居正却违背祖训,追封他为王。给事中陈吾德说了张居正一句坏话就被外放了,郎中陈有年跟张居正争论一句就被斥责罢官了。我担心那些公侯之家,会大肆行贿,按照惯例请求封赏,那将是无止境的。祖宗的制度是这样吗?”

以前啊,选内阁大臣,必须得经过廷推,大家一起推荐。现在呢,张居正却私下推荐张四维和张瀚。这四维在翰林院的时候,就被人批评过不少次了,当初他离开翰林院的时候,连个教习庶吉士的职位都没捞到。张居正对他很了解,明知道这样还用他,估计是因为张四维很会钻营,人脉广,张居正自己觉得父母年纪大了,随时可能去世,想着在两三年内复出,所以把事情托付给张四维,为他身后打算吧?至于张瀚,那更是没什么好名声,他在陕西当巡抚的时候,贪污腐败,劣迹斑斑。后来升迁到中央,就只会唯唯诺诺像个小吏一样,要升官就一定要先去求张居正。他推荐的人,不是他老乡的亲戚朋友,就是亲戚朋友推荐的;不是受过他恩惠的人,就是那些恩惠之人的同伙。张瀚每天就忙着收受各地小官的贿赂,其他的事情,都是虚张声势。听说张居正还给南京都御史赵锦写信,嘱咐他不要让言官们批评内阁大臣,可见张居正对朝中言官的压制有多厉害了。这还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吗?

以前啊,皇上要是下诏令有不妥当的地方,各部大臣还敢批评内阁拟定的方案不合理。现在呢,要是皇上下了严厉的旨意,张居正就说“这是我费尽力气协调的结果”;要是皇上下了温和的旨意,张居正又说“这是我反复恳求才得到的”。所以,大臣们都更怕张居正,而不是皇上;他们更感激张居正,而不是皇上。张居正掌握着生杀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还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吗?

以前啊,所有的政事,都是由各省奏报,各部审核,巡抚执行,从来没听说过内阁大臣会去弹劾别人。可张居正却规定,巡抚要上报考成章奏,一式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巡抚要是拖延,就由各部来纠正;六部要是隐瞒,就由六科来纠正;六科要是隐瞒,就由内阁来纠正。各部本来是分管国事的,六科本来是负责驳斥奏章,弹劾官员的,这是他们的职责啊。内阁大臣本来只是在翰林院任职,只是负责顾问,从容地讨论思考就行了。张居正弄出这些说法,就是为了压制六科,让他们乖乖听话。这还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吗?

要说考察官员的事,除非犯了大错,平时根本不会动真格的,就是怕打击太狠。最近御史俞一贯因为不听从张居正的指示,被调到南京去了。所以地方官员都蔫了,没谁敢大胆做事,他们就怕张居正这个科道官员。张居正对科道官员,一方面用快速升迁的甜头引诱他们,另一方面又拿考成迟缓来吓唬他们,谁还愿意放弃眼前的便利,去冒着被攻击的风险,拼命地直言进谏呢?以前赵参鲁因为进谏被调动,还说是外放;余懋学因为进谏被罢官,还说是被冷落;现在傅应祯直接被发配边疆戍守了,还因此连累了徐贞明、乔岩、李祯。张居正这样打击言官,仇视正直的官员,这还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吗?

再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收受白莲、白燕等珍贵礼物,皇上还为此下旨责备他,这事儿传遍天下,成了笑柄。为了霸占土地,他诬陷辽王犯了重罪,夺了他的府邸,现在武冈王也得罪他了。为了让自己的子弟参加乡试,他就把御史舒鳌提拔到京堂,把布政使施尧臣提拔为巡抚。他在江陵修建豪宅,花了十万两银子,规模跟皇宫差不多,还派锦衣卫官校监督施工,地方上的民脂民膏都被他榨干了。黄州有个读书人批评了他的子弟考试作弊,张居正就借口其他事情,把这个县令狠狠地治罪,一点儿也不放过。编修李维桢偶然谈到张居正的富有,转眼就被外放了。张居正的贪婪,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内地而在边疆。不然的话,他辅政没多久就富甲一方,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宫室、车马、姬妾,享受的待遇跟皇帝一样,这又从哪儿来的呢?

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不愤愤不平的,但谁也不敢当着皇上面对张居正说,这就是张居正长期积累的威势造成的。我考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是总裁;我做部曹的时候,张居正推荐我做了御史。我受张居正的恩惠很深,但今天我敢出来指责他,是因为君臣之义比私恩更重要。我希望陛下能看清我的忠心,削弱相权,不要让张居正继续误国误事,即使我为此而死,也死而无憾。

奏章递上去以后,张居正气得不行,在朝堂上跟人辩论说:“按照规定,巡按御史是不允许报军功的。去年辽东大战大获全胜,他却违反制度擅自上奏,按律应该降职处罚。我只不过请求皇上口头警告一下,他就已经受不了,气得不行了。后来傅应祯被关进监狱,查问他的同党。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和傅应祯是老乡,关系很好,其实是有私心的。他却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完全不顾及情面,对我怀恨在心。而且,他还是我提拔起来的官员,两百年来都没有学生弹劾老师的先例,只有我这么做了,去向他赔罪。”说完他就辞官了,趴在地上哭,不肯起来。皇上都下御座亲自扶他,好说歹说劝了好几次。张居正勉强答应了,但还是不出席办公,皇上只好派司礼太监孙隆拿着亲笔手谕去宣旨,他才起来。然后就派人把那个御史抓到京城,关进诏狱,廷杖一百下,发配边远地区戍守。张居正又写奏章详细地为他求情,才把他革职为民,但是张居正心里还是恨他。

那个御史在辽东巡按的时候,和巡抚张学颜关系不好。这时候张学颜当了户部官员,就诬告那个御史私自赎回被没收的银子。张居正就让御史于应昌去辽东巡按调查这件事,又让王宗载去江西巡抚,调查那个御史家乡的事情。于应昌、王宗载他们巴结张居正,就按照张居正的意思把事情查实上报,结果那个御史被发配到广西戍守。他的父亲震龙和弟弟国,也都因此获罪。那个御史到浔州没多久,在戍守他的地方喝酒,回来后就暴死了。就在这一天,张居正也死了。

第二年,御史弹劾宗载和应昌,说他们在江东的案子办错了,冤枉了好人。皇帝下令恢复这些御史的官职,罢免了宗载和应昌,并且命令有关部门调查他们的罪行。南京给事中冯景隆接着说,辽东巡抚周咏和应昌一起陷害御史,应昌虽然被罢免了,但周咏还在担任蓟辽总督,也应该罢免。南京御史孙继先也揭发学颜的罪行,说他陷害御史。皇帝当时比较偏向学颜,因为冯景隆的奏疏里还弹劾了李成梁,而学颜是李成梁的辩护者。孙继先的奏疏里也弹劾了学颜和李成梁。结果,皇帝把冯景隆贬到蓟州当判官,孙继先贬到临清当判官,而学颜却什么事也没有。过了一段时间,江西巡抚曹大埜和辽东巡抚李松调查后报告说,宗载、应昌等人结党营私,陷害他人,证据确凿。刑部根据这些报告进行审理,建议将宗载等人发配边疆,革除官职,降级处罚,具体处罚程度各有不同。后来追赠宗载为光禄寺少卿,并荫庇其子一个官职。天启初年,又追谥他为“毅思”。

冯景隆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赵世卿鸣冤,还请求皇帝召回张位、习孔教,并为御史魏允贞申冤,最后因为这些事被贬官。后来,他又被调到南阳当推官。

孙继先,字胤甫,盂县人,隆庆五年考中进士。张居正倒台后,孙继先上奏请求皇帝召回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以及余懋学、赵应元、傅应祯、朱鸿谟、孟一脉、王用汲等人。他还推荐了魏学曾、宋纁、张岳、毛纲、胡执礼、王锡爵、贾三近、温纯、曹科、陈有年、朱光宇、赵参鲁等一批官员。因为弹劾的事情,他最终被贬官,最后在南京吏部当了个主事。

傅应祯,字公善,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他先被任命为零陵知县。他曾经消灭了洞庭湖一带的强盗,又杀死了祁阳县的一个大恶霸,老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后来,他被调到溧水县做知县。万历三年,他被征召为御史。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傅应祯是他的门生,因为一些事情感到愤慨,于是上奏疏陈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强调君主的德行,二是说明百姓的困苦,三是建议畅通言路。奏疏中写道:

最近京城和各地接连发生地震,皇上您都没下诏书反省一下,难道真的觉得天灾不足为惧吗?还有,派特使到真定去抽取赋税,这根本不是祖宗之法,正统年间也只是暂时用过,先帝听信了李芳的建议,已经下令取消了,您现在却又要重蹈覆辙,难道真的觉得祖宗的法度不足为法吗?给事中朱东光上奏建议保全百姓,他的建议比那些只顾自己的人强多了,可您却压着不理,难道真的觉得百姓的意见不足挂齿吗?这三点不足之处,当年王安石就是因为这些才误了宋朝的大事,咱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您刚登基的时候,把隆庆改元以前拖欠的租税都免除了,四年之内又免除了三征七,恩德真是深厚啊!可是您恩泽已经做到了,下面的人却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勉强够一年的花销,哪还有多余的力气去交税呢?现在却规定,如果税收达不到额度,就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各级官员为了避免处罚,催税催得更厉害了,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这哪里是太平盛世的景象,您能听得进去吗?请您下道圣旨,除了官吏贪污挪用的税款,其他的都免了吧!百姓的困难解决了,天灾自然也就消除了。

您刚登基的时候,重用了石星、李已这些正直的大臣,朝中上下都很高兴。可是现在,却把赵参鲁因为纠正宦官的错误而贬为典史,又把余懋学因为进谏而终身监禁,还有胡执礼、裴应章、侯于赵、赵焕等人,多次上奏章陈述时政,都被您置之不理,这和您初登大宝时的景象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我希望您能提升赵参鲁的官职,恢复余懋学的原职,以此鼓励大臣们敢于直言进谏。

这奏疏一上,因为里面提到了王安石,张居正大怒,下旨严厉斥责;还因为奏疏中提到了余懋学,把余懋学抓进诏狱,严刑拷打,株连党羽。应祯临死前也没人敢为他求情,最后被贬戍定海。给事中严用和、御史刘天衢等人上疏营救,也没用。等应祯下狱后,给事中徐贞明和御史李祯、乔岩去探望他,锦衣卫指挥使余荫知道了这事,这三个人也被贬官。

十一年前,因为御史孙继先的举荐,皇上又重新启用了他。皇上打算去昌平视察寿宫,结果蓟镇那边告急了,应祯劝皇上别去了,还详细地分析了边防的情况。皇上很高兴,给他发了嘉奖的诏书。没多久,他就升迁为南京大理寺丞。临走前,他还上奏推荐了海内三十七位知名人士。后来他以生病为由告退回家,三年后去世了,朝廷追赠他为大理寺右少卿。应祯和同乡刘台一起考中进士,都当过御史,因为得罪了张居正而遭殃,乡里的人还一起给他们建了祠堂祭祀呢。

王用汲,字明受,是福建晋江人。他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倭寇入侵家乡,敌兵在城里横冲直撞。正好碰上御史来巡查,王用汲就向御史陈述了情况。知府说:“这跟秀才有什么关系?”王用汲说:“范仲淹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就以天下为己任,何况是家乡的祸事,怎么能跟秀才无关呢?”他考中了隆庆二年进士,被授予淮安推官。后来慢慢升迁到常德同知,最后到户部当了员外郎。

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要把他父母的灵柩运回家乡安葬,湖广的各级官员都去参加了。结果巡按御史赵应元却没去,张居正心里很不高兴。等到赵应元办完事要离任的时候,就以生病为由请求告退。当时有个佥都御史叫王篆,是张居正的客人,一直对赵应元有意见,而且想讨好张居正,就让都御史陈炌弹劾赵应元故意躲避,结果赵应元被革职了。王用汲实在气不过,就上书皇上,说:

御史应元因为不会处理丧事得罪了辅臣,结果被都御史炌弹劾,说他假装生病欺骗皇上,被罢官削籍。我觉得这事儿很冤枉。人哪有不生病的?朝廷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因为生病请假的有多少啊!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他们巡视地方回来都因为生病请假,跟应元的情况一模一样,炌为什么不一起弹劾他们呢?炌自己当年在世宗皇帝在位的时候,也养病十几年呢!后来靠着攀附权贵,一下子就升到要职。要说谁最会“以退为进”,那非炌莫属了。他自己这么做,却反过来责怪别人,怎么能服众呢?

皇上您只看到炌弹劾应元,觉得他是为了讨好权贵,罪该处罚。但他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您又怎么知道呢?就拿去年星象异常的考察来说吧,说是为了消除灾祸,但被打击的,大多都是不依附宰相的人。翰林院的习孔教,是因为邹元标;礼部的张程,是因为刘台;刑部那些浮躁的官员比其他部门多,就拿艾穆、沈思孝开刀;考评后把赵志皋降职,又是因为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说白了,只要能得到辅臣欢心,即使是屡次被弹劾的潘晟,也能得到破格提拔;要是得罪了辅臣,即使是本来很有才能的张岳,也难免被贬低。我没想到皇上您为了消除灾祸的举措,竟然只是为了满足宰相的私心,报恩或者报仇。再说,那些依附宰相的人,也都是为了各自的私利,想想真是让人叹息啊!

孟子说:“逢迎君主之恶,其罪过很大。”我觉得逢迎权臣的恶,罪过更大!皇上您英明神武,应该虚心纳谏。大臣们都明白这个道理,都争着抢着要为皇上效力。皇上您想织锦绣,就听听抚臣、按臣的意见;想找珍奇异宝,就听听部臣、科臣的意见;想动用国库的财物,就听听台臣、科臣的意见。您都认真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则不作为例子。但是,只要是辅臣的意思,不管对错,谁也不敢说一句反对的话,甚至还有人提前巴结讨好,助长其嚣张气焰的,这就是我说的“逢迎”。现在的大臣,没有一个不逢迎权臣的,炌只不过是比较明显罢了。

我觉得啊,这天下哪件事儿没点私心,哪个人没点私心,就皇上您一个人是公正无私的。可您又不亲自处理政务,全交给那些大臣们,那些大臣们就更肆无忌惮地干私事了,我们这些小官儿想说句公道话都没处说,这简直是把天下人都逼着去钻营私利了!皇上您干嘛不每天都处理政务,仔细看看奏章,先自己心里有个判断,然后再交给大臣们商量?您要是多看看,多学学,经验多了,见识广了,那些隐秘的小事也瞒不过您的眼睛。 权力这东西,您应该自己掌握;大权,您应该自己独揽。交给别人,不说权力旁落,简直是本末倒置!政权一旦转移,积重难返,这可是我日夜担忧的事,不只是因为应元那件事。

奏章递上去后,张居正大发雷霆,想把人下狱打板子。正好次辅吕调阳告假,张四维建议削职为民,皇上也同意了。张居正觉得处罚太轻,就把气撒到张四维身上,好几天都对他脸色难看。张四维被削职后,就住在城外,穿布衣讲学,很少进城。张居正死后,张四维被起用,补了刑部。还没上任,就被提拔为广东佥事。后来又召他回朝,做了尚宝卿,接着又升任大理少卿。这时法司在审理胡槚、龙宗武杀害吴仕期一案,判决他们发配充军。张四维上奏驳斥说:“按照律法,刑部官员和其他大小官员,不按法律办事,听从上司指使,陷害他人,罪行应该一样。这指的是上文说的,判处死刑,妻子为奴,财产充公的律法。吴仕期之死,胡槚不是主使吗?龙宗武不是听从上司指使吗?现在只发配充军,不知道是依据什么律法?”皇上想采纳张四维的意见,但阁臣申时行等人说吴仕期是自杀,应该从轻处罚,所以案子就这样定了。后来张四维升任顺天府尹,又历任南京刑部尚书,最后退休。

张四维为人刚正,办事敢于担当。自从他做了顺天府尹后,升迁都在南方,就是因为他为人正直。他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质。

吴中行,字子道,是江苏武进人。他爸爸吴性,哥哥吴可行,都是进士。他爸吴性当过尚宝丞,哥哥吴可行当过检讨。吴中行刚成年,就考中了乡试,他爸爸告诫他不要急于求成,所以他没去参加会试。隆庆五年,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当上了编修。大学士张居正,是吴中行的老师。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请求回乡奔丧,但朝廷让他继续工作。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带头写奏章请求张居正回家奔丧,朝中大臣都赞同,只有吴中行心里很不服气。正好这时候天上出现彗星,从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天边,皇上就下令让百官反省自身。吴中行第一个上奏章说:“张居正父子分隔两地,音容都不能相见已经十九年了。现在父亲去世,远在千里之外,皇上不让他赶紧回去奔丧,非要他强忍悲伤,在朝廷上处理政事,制定国家大计,这怎么可能呢!张居正自己也常说他遵守圣贤的道理和祖宗的法度。宰予想缩短丧期,孔子说:‘我对父母的爱有三年之久啊!’王子想缩短丧期,孟子说:‘即使多一天,也比减少一天好。’圣贤的教诲难道不重要吗?按照法律规定,即使是普通的小吏,隐瞒丧事也是不允许的;只有军人才可以穿着孝服办事,这可不是辅佐皇帝的人该做的。就算说复职有先例,也没有一个人在出国门不到一天就立刻回来上班的。祖宗的制度是什么样的?这件事关系到千秋万代的纲常伦理,天下人都看着呢,只有今天不做错事,将来才不会留下争议。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奏章递交上去之后,就顺便抄送了一份给白居正。白居正很惊讶,问:“奏章递交上去了吗?”中行说:“没递交上去,我哪敢告诉您啊!”第二天,赵用贤的奏章也递交上去了。又过了天,艾穆、沈思孝的奏章也递交上去了。白居正大怒,就去找冯保商量,想把他们几个廷杖处罚。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一起上奏章营救,但没奏效。学士王锡爵就联合几十个词臣,去求白居正,但白居正也不答应。最后,中行等人被廷杖。

第二天,进士邹元标也上奏章营救,也被廷杖。这五个人,他们的正直之声震动了天下。中行、用贤二人并称为“吴、赵”。南京御史朱鸿谟也上奏章营救这五个人,也被斥责。中行等人受杖后,校尉用布拖着他们出了长安门,抬着他们上了板车,当天就驱逐出了京城。中行当时已经气息奄奄了,中书舍人秦柱赶紧找来医生,喂了他一剂药,这才救活过来。他坐着轿子匆匆南下,路上割掉了几十块腐烂的肉,大的像手掌那么大,深达一寸,一条腿都空了。

过了九年,朝廷要考核京官,把这五个人列入考察名单,最终罢免了他们的官职,不再提拔他们。白居正死后,士楚要到苏州、松江一带去巡视,他感慨地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吴、赵二位啊!”于是就以生病为由辞职了。士楚和三谟(指朱鸿谟)都被弹劾,罢免了官职。后来朝臣们纷纷推荐中行复职,朝廷召他回来,恢复了原来的官职,还升任右中允,参与经筵讲学。大学士许国攻击李植、江东之,还诋毁中行、用贤是他们的同党。中行上奏章辩解,并请求辞官,但朝廷没批准。他又升任右谕德。御史蔡系周弹劾李植,又牵连到中行,中行再次请求辞官,连续上了四道奏章。朝廷赐给他白银、丝绸,派人护送他回家。后来很多人推荐他复出,但执政大臣压制着,不让他回来。过了很久,才让他担任侍讲学士,掌管南京翰林院。他的同乡佥事徐常吉曾经告过他,事情已经解决了,但给事中王嘉谟又翻出旧事弹劾他,朝廷命令他回家等待召用。不久他就去世了,死后追赠礼部右侍郎。

子亮、子元和子宗达是兄弟。子亮当过御史,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官,最后做到大理寺少卿。子元当过江西布政使。子宗达做到少傅兼建极殿大学士。子亮很有志气,跟顾宪成这些人关系很好。但是子元却非常痛恨东林党,他编辑的《吾徵录》一书,对东林党人极尽诋毁之能事。兄弟俩的志向和做法截然不同,真是令人感慨。

赵用贤,字汝师,是常熟人。他父亲赵承谦做过广东参议。赵用贤在隆庆五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万历初年,他被任命为检讨。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请求朝廷允许他丁忧,赵用贤却上疏反对,说:“臣私下觉得奇怪,张居正能够以君臣的大义尽忠朝廷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尽孝一天。臣又觉得奇怪,张居正的功劳和名望积累了数年,而陛下却在一瞬间将其毁掉。不如效仿前朝杨溥、李贤的先例,允许他暂时回家守制,约定日期再回朝,这样父子之间十九年音容相隔的痛苦,也能在临穴凭棺之时稍稍得到一些缓解。国家设立台谏官就是要监督执法、纠正错误,如今却为辅臣请留而喧哗,违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视人伦至情而提出异议。臣愚钝,私下担心士气会一天天低落,国事会一天天混乱。” 这份奏疏递上去后,赵用贤和中行都被杖责除名。赵用贤身体本来就胖,肉都烂得像手掌一样,他妻子把他的肉用腊肉的方法保存起来。赵用贤有个女儿嫁给了御史吴之彦的儿子吴镇。吴之彦害怕受到牵连,就和张居正搞好关系,最后当上了福建巡抚。他回老家的时候,却不给赵用贤行礼,反而让自己的儿子吴镇坐在赵用贤弟弟的下面,还说:“这是个婢女!”以此来羞辱赵用贤。赵用贤很生气,他已经知道吴之彦是受了张居正党羽王篆的指使,于是就送还了聘礼,彻底断绝了关系。吴之彦却很高兴。

用贤在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官复原职,升任右赞善。当时江东的李植等人,都争着巴结他,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可这用贤啊,脾气很倔,性格高傲,经常批评大臣的过失,惹得申时行、许国这些人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李植、江东攻击申时行,申时行和许国就反过来猛烈抨击李植和江东,暗地里又告状说用贤和中行不好,说:“过去专权跋扈的是那些权贵,现在却跑到下级官员身上来了;过去颠倒黑白的是小人,现在却成了君子。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做了一两件看似不错的事,就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号召那些轻浮爱慕虚荣的人,拉帮结派,打击异己,欺骗皇上,谋取私利,这种风气可不能发展下去!”

于是用贤据理力争,请求辞职,极力辩解朋党之说,说小人利用朋党之说来排挤君子,把国家搞得空虚,说得非常激动。皇上没同意他辞职。党争,就这样开始了。 没多久,他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后来又升任右庶子,接着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推荐了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这几个清廉有学问的人。他还请求皇上立储君,并且为被处罚的言官李沂求情。三年后,他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因为吏部郎中赵南星的推荐,他又调到北部的礼部。不久,又兼任了教习庶吉士的职务。

二十一年,王锡爵又回到了内阁。一开始,因为之前那些被贬官或者罢免的官员,比如中行、思孝、植、东之他们,所以执政大臣们都挺安稳的。可后来,用贤又因为争论三王同时受封的事儿,得罪了王锡爵,王锡爵一直记着这事儿呢。这会儿,用贤改任吏部左侍郎,跟文选郎顾宪成讨论人才选拔的事儿,好多人都支持顾宪成,王锡爵就更不痛快了。

用贤以前跟吴之彦退婚的事儿,王锡爵是吴之彦的老乡,当时吴之彦因为这事儿被撤职了。吴之彦的儿子吴镇就借机揭发用贤贪污受贿,还说他违背伦理道德,简直是胡作非为。用贤就上书自辩,请求退休。皇帝下令让礼部官员来评判这件事。礼部尚书罗万化是吴之彦的老师,就因为避嫌,坚决推辞不办。王锡爵就上奏说:“用贤轻率地退婚,吴之彦反应迟钝,两个人都有错。现在赵氏女已经嫁人了,没法追究之前的婚约;吴之彦还没结婚,也不能反过来指责用贤。要化解这个矛盾,最好是准许用贤退休,而对吴之彦从轻处理。”皇帝同意了,用贤就得以退休回家。

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又极力攻击用贤,要求依法处置他。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则上书为用贤辩护,斥责杨应宿和郑材是诽谤陷害。结果,杨应宿和郑材反过来攻击李世达和李祯,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这些人也因为为用贤说话而被罢官。从那以后,朋党之争就更加激烈了。中行、用贤、植、东之这些人是这场争斗的先驱,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等人紧随其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越来越受执政大臣的限制,执政大臣们之间也互相倾轧,斗争激烈,直到明朝灭亡。

用贤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议论滔滔不绝,很有政治才能。苏、松、嘉、湖几个府的赋税占了全国的一半,但是百姓生活却很困苦。用贤在做庶子的时候,曾经跟进士袁黄一起讨论了数十天,拟定了十四条建议上奏朝廷。当时,行、锡爵认为吴人(指用贤)不应该谈论吴地的事务,所以故意刁难,严厉批评,最终没有采纳。用贤退休回家后,四年后去世。天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毅。

孙士春和孙士锦,崇祯十年一起考中了进士。孙士春,字景之,考中了第三名,被授予编修的官职。第二年,兵部尚书杨嗣昌请求带孝上任,没多久就进了内阁。少詹事黄道周弹劾了他,杨嗣昌被关进了监狱。孙士春就上了一道奏疏,说:“杨嗣昌带孝上任,结果毫无作为,皇上您破格让他进内阁,他应该坚决推辞才对。可是我看他的奏章,只顾着说自己当官时间长短,根本没有一点悲伤痛心的意思,这也太奸诈悖逆了吧!皇上您说破格让他上任是因为人才不足,可人才之所以匮乏,正是因为您过分看重功名,轻视忠孝造成的。平时不重视储备人才,等到有事了才随便破格提拔,这不是用人的好办法啊!我祖上孙承宗就因为批判前任宰相带孝上任,差点被打死,还把被打烂的肉拿给子孙看。我哪敢违背家训,辜负皇上,眼看着纲常伦理被破坏呢?”皇上很生气,把他贬到广东布政司当个小小的照磨。祖孙两代都因为批评当权者带孝上任而受到处罚,士人们都很敬佩他。后来孙士春又恢复了原来的官职,最终做到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是平江人。他乡试考中后,被任命为阜城县的教谕,邻县的很多举人,比如赵南星、乔璧星,都去他那里学习。后来艾穆进京做了国子监助教。张居正听说艾穆的名声,想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但是艾穆没答应。万历初年,艾穆被提升为刑部主事。后来升了员外郎,去陕西录囚。当时张居正执法很严,判决囚犯数量达不到指标就会受罚。艾穆跟御史们商量,只判决了两个人。御史们害怕达不到指标,艾穆说:“我绝对不会拿人命去换官职!”回朝后,张居正气势汹汹地责备他。艾穆说:“皇上年纪还小,我这个小官崇尚仁爱,辅佐皇上实行公平公正的统治,如果有罪,我甘愿承担。”说完就拱手退下了。

哎,居正因为丧事被夺情,穆大人私下里直叹气,然后就跟主事沈思孝一起上书劝谏皇上说:“自从居正被夺情后,天上就出现了妖星,光芒直逼天空正中央。言官曾士楚、陈三谟明知会遭到非议,却带头请求留下居正,弄得人心都凉了,全国上下都像疯了一样。现在妖星还没消失,又接连发生了火灾。我宁愿死,也要冒着风险为陛下进言!陛下留下居正,说是为了社稷。可社稷最看重的,莫过于纲常伦理啊!而像居正这样的辅臣大臣,更是纲常的表率。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又怎么能安定呢?再说,事情偶尔做一次,可以算作例外;但万世不变的,才是先王制定的规矩。现在抛弃先王之制,而去遵循近来的例外,这怎么能行呢?居正现在因为例外被留下,厚着脸皮继续做官了。以后国家有什么大庆典、大祭祀,他作为辅臣,想回避吧,又伤了君臣之义;想参加吧,又伤了父子之情。我不知道陛下打算怎么安排居正,居正自己又该如何自处呢!徐庶因为母亲去世而辞别昭烈帝说:‘我心里乱极了。’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心里就不乱吗?位高权重,却连普通人的常理都不遵守,将来怎么面对天下后世!我听说古代圣明君王都劝人要孝顺,还没听说过有人强行夺去孝心的。为人臣者,应该把孝顺父母的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还没听说过有人强行夺去这种孝心的。用礼义廉耻来教化天下,恐怕还嫌不够,竟然还要强行夺去孝心,让天下为人子女的,都忘记了对父亲的三年的孝道,纲常伦理都要崩溃了。以后再想用法度来整顿社会,还怎么整顿得了呢!陛下如果真的看重居正,就应该用德行感化他,让他奔丧守制,完成丧事,以维护大节;这样纲常就能树立,朝廷就能清明,朝廷清明了,百官万民都会遵循正道,灾难自然也就消除了。”

第二段:

皇上啊,您要是真疼爱居正,就应该让他好好尽孝,完成丧事,这样才能维护纲常伦理,让朝廷清明,天下太平啊! 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啊! 您想想,现在妖星出现,火灾频发,这都是因为纲常伦理被破坏的征兆啊! 居正现在这样,既对不起君主,也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天下百姓! 您可千万要三思啊! “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这句说的多痛心疾首! 他厚着脸皮继续做官,以后还怎么面对国家大事? 这不仅是对居正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朝廷的考验啊! “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这才是真正爱护居正,也是真正为社稷着想啊! 希望陛下能够明察秋毫,做出正确的决定!

话说当时吴中行和赵用贤这两个家伙,请求让张居正回家奔丧。丧事办完,张居正回朝了,结果穆孔昭跟沈思孝这两个老兄,又请求让他继续守孝。张居正一听,气得够呛!吴中行和赵用贤年纪都六十多岁了,穆孔昭、沈思孝更是八十多岁,张居正竟然把他们都抓进诏狱,上刑具!关了三天,才用门板抬出城去。穆孔昭被发配到凉州去戍边。 路上受的罪太重,差点没醒过来,好不容易缓过神,就自己去了戍守的地方。穆孔昭是张居正老乡。张居正跟人说:“以前严嵩当权的时候,都没人敢这么对他老乡下手,我可比不上严嵩啊!”过了九年,朝廷大规模考核官员,又把穆孔昭、沈思孝这两个老家伙给重新查了一遍档案。

张居正死后,很多官员都推荐穆孔昭,他被提拔为户部员外郎。后来又升迁到西川佥事,一路升到太仆少卿。十九年秋天,他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当时有个崇阳知县叫周应中,还有个宾州知州叫叶春及,都是特别讲义气的人,穆孔昭想推荐他们来顶替自己的位置,但没成功。穆孔昭上任后,有人告发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造反。贵州巡抚叶梦熊想出兵征讨。很多四川人都说杨应龙势力强大,不好轻举妄动,穆孔昭也不想轻易用兵,跟叶梦熊意见相左。朝廷命令两位巡抚一起调查,杨应龙不愿意去贵州,于是被抓到重庆,审问后判了死刑,后来花钱赎了罪,被放回去了。穆孔昭因为生病回乡,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杨应龙果然又造反了,有人就追究穆孔昭的责任,还撸掉了他的官职。

乔璧星,临城人,也当过右佥都御史,还当过四川巡抚。

叶春及,归善人,乡试考中后被授予福清教谕的职位。他上书朝廷,陈述时政,足足写了三万字。最后做到户部郎中。

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隆庆二年考中进士。三年后,他去参加选拔考试。当时高拱主管吏部,想留他做自己的下属,但是沈思孝拒绝了,于是被任命为番禺知县。殷正茂总制两广,想允许百姓和番人互相贸易,并在沿海山区征税,沈思孝坚决反对。

万历初年,他考中了进士,而且成绩非常优秀,后来当上了刑部主事。张居正他爹死了,张居正想继续做官,这个人就和艾穆一起上书劝谏。结果被廷杖,然后发配到神电卫戍守。张居正死后,他被重新启用,官职升到了光禄寺少卿。当时朝廷里一些人很讨厌李植、江东和思孝他们这一伙人。思孝被调到太常寺少卿,御史龚仲庆听风就是雨地攻击他,思孝就请求辞职,但没被批准。没多久,他又升任顺天府尹,因为宽纵冒名顶替的举人,被贬官,降三级处理。思孝依然穿着三品官服,跟没事人一样,结果又被人弹劾,调到南京太仆寺卿,还是降三级。没过多久,他就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吏部尚书陆光祖被启用,担任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宁夏的哱拜叛乱了,朝廷命令思孝前往下马关,支援总督魏学曾。思孝因为兵力不足,请求招募浙江、宣府和大同的骑兵各五千人,并请求动用内库的钱粮供给军队,同时请求赦免前都御史李材的罪过,让他戴罪立功。朝廷批准了思孝就近招募兵马的请求,但是拒绝了赦免李材的要求。思孝和魏学曾在军事策略上意见不合,给事中侯庆远弹劾思孝只顾着保护家门,却不管边防大事,还派卫兵保护妻儿老小,根本不适合担任封疆大吏。于是他被调去担任河南巡抚,但他拒绝前往。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大理卿。宦官郝金伪造圣旨,被关进了监狱,刑部想轻判,思孝却坚决要求严惩他。皇帝很高兴,于是把他升为工部左侍郎。陕西用羊绒织布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麻烦,经思孝上奏后,羊绒用量减少了四成。他又升任右都御史,协理军务。起初,朝廷推荐李祯为首辅,思孝排第二,但皇帝却破格启用思孝。有人怀疑他背后有人撑腰,给事中杨东明、邹廷彦接连上疏弹劾他。皇帝认为邹廷彦是受杨东明指使,于是贬谪了杨东明,夺了邹廷彦的俸禄。

话说二十三年的时候,吏部尚书孙丕扬负责外察,把参政丁此吕给撸了职务。当时,思孝和丁此吕关系挺好。正巧御史赵文炳弹劾文选郎蒋时馨受贿,蒋时馨怀疑是思孝在背后搞鬼,于是就揭发思孝之前包庇丁此吕,后来又求吏部没求到,就因为这两件事怀恨在心,于是就拉拢了江东之、刘应秋等人,让李三才去给赵文炳写奏章。皇帝讨厌蒋时馨,就把他的官给撤了。思孝他们就上书解释,并且请求辞职。

孙丕扬说蒋时馨没罪,丁此吕受贿有证据,思孝不应该包庇他。于是就给丁此吕发了访单,让他回家。这访单啊,就是吏部考察官员时,征求大家的意见来决定官员的贤否,朝臣们可以把听到的事情写下来交给负责考察的人。这事儿基本都查实了,但有时候也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打击自己讨厌的人。皇帝下诏慰留孙丕扬,抓了丁此吕,还质问思孝。御史俞价、强思、冯从吾,给事中黄运泰、祝世禄,都为蒋时馨鸣冤,话里话外都暗指思孝和江东之。给事中杨天民、马经纶、马文卿又分别上书弹劾思孝,主要说赵文炳的奏章是思孝指使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孙丕扬。

思孝多次请求辞职,还批评孙丕扬误国。员外郎岳元声说大臣们互相攻击,应该都罢官,表面上看是同时批评孙丕扬和思孝,但实际上主要还是攻击蒋时馨和孙丕扬。他的奏章刚递上去,赵文炳突然改变了说法,说:“岳元声、江东之说了思孝的意思,逼着我去救丁此吕、弹劾蒋时馨,那不是我的本意啊!”皇帝对此事都不管了。

思孝这个人,为人正直,名声很好,但脾气比较大,好胜心强,经常得罪人,因此招来不少非议。不过,当时跟他一起被议论的那些人,比如吕某、时某,都不是什么好人,思孝和丕扬也各自有自己的支持者。第二年,御史林培上奏章,要分辨忠奸,狠狠地批评了思孝和东某,还说:“丕扬闭门不出半年,十次上奏章,看来非要达到目的不可。思孝呢,闭门没几天就出来活动了,听说从吾、运泰这些人被罢免后,就觉得朝廷很容易就能罢免五六个言官来讨好他。这个人不除掉,对朝廷来说是个祸害。”皇上看重思孝,就把林培贬官了。后来乾清宫失火,思孝建议举行皇长子的冠礼来安抚人心。他还因为日本使臣的奏章内容很糟糕,建议赶紧加强战备,并且批评赵志皋、石星误国。那年秋天,丕扬被罢免,思孝也因为生病请求辞职,皇上派快马送他回家,朝中的议论才算平息。过了很久,丕扬又重新当上了吏部官员,御史史某又出来攻击思孝和顾天飐串通一气,想要陷害丕扬。顾宪成、高攀龙极力为他辩解,可惜思孝最终还是去世了。天启年间,追赠太子少保。

丁此吕,字右武,是新建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先是在漳州当推官,后来被征召为御史。慈宁宫失火后,他建议拆掉鳌山,停止织造和烧造,还建议惩罚一些大臣,清除张居正的余党,迅速处决徐爵和游七。皇上收到了他的奏章。接着,他又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的奏章里暗示禅让的意思,结果被贬到潞安当推官。具体情况,李植的传记里记载得很详细。后来他又升迁为太仆丞,做到浙江右参政。后来因为考察被贬官,还被官府逮捕。大学士赵志皋等人两次上奏章请求赦免他,说此吕有气节,未必真的贪污受贿。丕扬也说此吕没有触犯法条,请求免除把他送进诏狱。但是皇上都不答应,把他抓到镇抚司,最后发配边疆戍守。

话说啊,大家都说刘台那些人,是因为批评张居正而获罪的。 处罚最重的,名声反倒最高。汲(音jí)大人能免罪,真是运气好。 平心而论,张居正当宰相的时候,对国家大事也不是一点功劳都没有;那些人批评他,也有些过了。可是张居正听到别人说他坏话,一点也不害怕,还很生气,很怨恨,只想让自己痛快。 这就像水满了就要溢出来,祸患都是在他死后才显现出来的。 古话说的好:“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哎,这真是太难了!

“赞曰: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论之,居正为相,于国事不为无功;诸人论之,不无过当。然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于戏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