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时鼎,字台甫,是福建漳浦人,万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他先后做过桐乡和元城的县令,治理地方非常严格认真。后来被朝廷征召,担任御史。

他到太和山去监督宦官田玉兼任分守事务,蔡时鼎认为这事不妥当,还顺便揭发了田玉的各种违法行为。御史丁此吕因为弹劾高启愚而被贬官,蔡时鼎为他说话,并且在论述中稍微触犯了杨巍和申时行两位大人物。这件事被上报朝廷。之后,蔡时鼎去两淮巡视盐务,他把多余的盐税收入全部捐出来,用来开凿河道和置办县里的学田。

皇上回朝后,听说一些戚家子弟求官没成功,就诬陷顺天府考官张一桂徇私舞弊,说他私下里帮了冯诗、章维宁和编修史钶,还说张一桂滥收了五个冒充籍贯的人。皇上大发雷霆,下令把冯诗和章维宁戴上枷锁,把张一桂和史钶都革职。当时,时行等人出面为他们求情。皇上更生气了,直接夺了史钶的官职,把冯诗和章维宁送去官府审理。结果,司法部门审理后没查出什么,因为违抗圣旨而被斥责。最后,冯诗和章维宁戴着枷锁关了一个月,张一桂则被调到南京去了。

当时,时鼎认为这件事一开始就不是通过正常的朝堂程序上报的,而是直接从宫里传出来的,他极力劝谏说:“宵小之徒的谣言直接传到皇上面前,这种风气万万不能助长;而且,如果总是怀疑大臣和言官有私心,那朝廷的股肱之臣和耳目之臣就都不可信了,那皇上还要相信谁呢?”皇上听了更生气了,还亲笔写信给内阁大臣,要治时鼎的罪。恰巧时行和王锡爵正在告假,许国和王家屏只建议停他们的俸禄,并且请求稍微减少冯诗和章维宁戴枷锁的时间,好保住他们的性命。皇上不同意,反而指责时鼎怀疑君主,诽谤朝廷,把他贬到边远地区的杂职。皇上又派人调查发现,那些冒充籍贯的人大多都被宽纵了,于是责令府尹沈思孝写个解释。许国和王家屏再次上奏说:“人君贵在明智,不在于事事都亲自过问。如果只凭自己的一己之见,猜忌防范过于严密,即使判决精明准确,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这样会让奸邪小人有机可乘,中伤好人,危害岂可胜言!希望皇上停止这些调查,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宽恕言官,以彰显圣明的度量。”皇上很不高兴,亲笔写诏书斥责他们。

同一天,皇上想起了时行,还派使者到他家慰问。而许国等人因为被责备,就上书谢罪,但仍然坚持之前的意见。后来,皇上的气消了一些,才准奏。时鼎最终被贬到马邑当典史,后来辞职回家。过了两年,吏部想给他升迁,但皇上不准。御史王世扬请求像以前对待石星、海瑞、邹元标那样,起复他,恢复他的官职,但也没得到批准。后来,他被起用为太平县推官,升任南京刑部主事,之后又调到吏部。

话说十八年冬天,这位官员上书弹劾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大概意思是这么说的:这几年啊,老天爷不帮忙,百姓遭罪,国家大事乱七八糟,官场乌烟瘴气。皇上您整天待在宫里,根本听不到百姓的哭声。那些大臣们进谏,皇上您还宽容大度。可这申时行当了首辅,就拉帮结派,特别忌讳别人说他坏话。就算你没直接批评他,只要意思稍微有点不对,他就立马打击报复,要么当场斥责,要么事后算账。搞得天下尽是些溜须拍马的人,正直的人都没了声息。他表面上装作大度开明,其实这是圣贤们最警惕的,也是避免国家混乱的警示啊! 私心越重,为公之心就越弱;耍小聪明越厉害,忠诚之心就越淡薄。自从张居正去世,张四维也走了,申时行就当了首辅。他表面上说要吸取张居正专权的教训,要谦虚谨慎,要宽厚平和,好像是想营造一种和谐的局面。但他心里其实患得患失,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却不愿意承担责任。表面上退让,心里却争权夺利;表面上包容,心里却阴险刻薄。他的私心越来越重,想掩盖却越发明显。张居正的坏处在于徇私枉法,但他办事认真,对国家还是有贡献的。现在申时行却只学他的坏处,丢掉了张居正为国为民的心,却更加擅长欺骗天下人,只想着自己享福,根本不管国家死活,这样的人,还能让他当宰相吗? 然后,他还列举了申时行十个方面的错误,劝他改过自新。结果这奏疏被压了下来。后来,他被提升为南京礼部郎中,最后死于任上。家里穷得连丧事都办不起,都是同僚们捐钱才得以安葬。

万国钦,字二愚,是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婺源知县。后来被征召为御史。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怕权贵。十八年,他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结果被责问。杨巍的老师是尚书董份,还有大学士申时行和王锡爵,他们就让浙江巡按御史出面请求皇上宽恕杨巍。万国钦说董份以前巴结严嵩,还娶了尚书吴鹏家的女儿,在老家行为不端,不应该给他加官晋爵,这事儿最后不了了之。

一开始,吏部员外郎赵南星和户部主事姜士昌上奏弹劾政府里一些跟权贵关系密切的人。结果,给事中李春开跳出来指责赵南星和姜士昌越权办事,他的同伙陈与郊也帮腔。刑部主事吴正志又上奏,说李春开和陈与郊巴结讨好当权者,破坏清正的舆论,还批评御史林祖述包庇那些有问题的官员。

然后,御史赫瀛把御史们都召集到朝堂上,商量着一起上奏弹劾吴正志,说是为了维护御史台的体面。但是,国钦和周孔教就是不肯在奏章上签字。赫瀛一下就火了,气势汹汹地质问国钦。国钦说:“我戴着御史的帽子,穿着御史的官服,却整天看着你们这些御史包庇那些坏人,损害善良百姓的利益,我做不到啊!”赫瀛被国钦怼得哑口无言,奏章最终没能上呈,吴正志最后被贬到宜君当个典史去了。

后来,太监袁进他们打死了几个老百姓,国钦又上奏弹劾他们。

话说十八年夏天,吐蕃军队老是来骚扰临洮和巩昌,烦死了。七月,皇帝把时行他们叫到皇极门,问他们怎么办。皇帝说边防松懈,地方官吏也不管事,得好好整顿一下。时行就说,只要给他们送点儿贡品,他们就不会闹事了。

皇帝说:“光送贡品没用啊!要是老是讨好敌人,让他们越来越嚣张,他们什么时候才肯罢休呢?”时行他们听了皇帝的话,就退下了。没过多久,坏消息就来了,皇帝就派郑洛去边境,负责跟吐蕃人谈条件。

这时,国钦上书弹劾时行,说:“皇上您觉得西边战事很棘手,特意召见大臣商量作战防守的策略,结果时行在皇上面前却说谎话骗人。皇上您生气吐蕃人入侵,他就说应该去抄了吐蕃人的老巢。临洮、巩昌是吐蕃的地盘吗?皇上您责怪地方官吏没尽到责任,他就说责任在那些武将身上。边境出了事,地方官吏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皇上您说送贡品靠不住,他就说通贡二十年,救活了上百万老百姓。西宁战败,肃州被抢,难道不是老百姓遭殃吗?皇上您想打仗,时行肯定不想打;皇上您想断绝和谈,时行就一定想和谈。这都是因为九边将领每年收受贿赂,没个正形。敌人已经攻破城池,杀害官民了,他还觉得没事。三边总督梅友松一心讨好敌人,之前还谢恩回去了,怎么又来围攻临洮、巩昌?后来又夸耀战功,结果景古城全军覆没!甘肃巡抚李廷仪竟然把敌人放进关内,也不上报,反而请求皇上饶恕他的罪过。贿赂的马牛布匹加起来不到三十两黄金,而被杀掠的人却数不胜数!还想继续通商,我不知道这合不合乎国法!这三个人都是时行的同伙,所以才敢一起欺骗皇上,误国殃民!”然后国钦还列举了时行受贿的几件事。

皇帝觉得时行扰乱朝政,诬陷大臣,就把他贬到剑州当个小官。一开始,国钦上书的时候,他的老师许国劝他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名声吗?还是为了国家?”国钦说:“我哪敢为了名声,我就是为了国家!就算我说得不对,死活荣辱我都认了!”许国也没话说了。

二十年前,吏部尚书陆光祖打算把国钦调到建宁做推官,把饶伸调到刑部做主事。皇帝觉得这两个人都是被贬官的,不应该再升迁,就狠狠批评了陆光祖,并且把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人全部罢免了。大学士赵志皋上疏为他们求情,也被皇帝训斥了一顿。国钦后来做到南京刑部郎中,最后去世了。

王教是淄川人,曾经帮助陆光祖整顿吏治。给事中胡汝宁奉承皇帝的意思弹劾他,这件事后来真相大白了。但最终王教还是因为推荐国钦和饶伸的事被斥为平民。

饶伸,字抑之,是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万历十六年,黄洪宪的儿子黄某在顺天府参加考试,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考了第一名,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也考中了。礼部主事于孔兼怀疑举人屠大壮和李鸿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尚书朱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想把这件事压下去。礼部郎中高桂很生气,就弹劾了八个可疑的人,其中包括王衡,请求重新考试。王锡爵上疏为自己辩解,并和申时行一起请求辞职。皇帝都安慰他们留下来,但还是同意了高桂的请求,下令重新考试。礼部侍郎于慎行认为屠大壮的文章最差,打算把他排到乙等。都御史吴时来和苗朝阳不同意。高桂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还是按照于慎行的意见,把屠大壮排在了甲乙等以上。申时行、王锡爵想把所有考生都留下来,还因此扣了高桂两个月的俸禄。王衡其实很有才华,王锡爵非常生气,又上疏狠狠批评高桂。

饶伸就上疏说:“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连续考中了高科,辅臣的子弟就成了惯例。黄洪宪还说一次考试不算什么,居然把他的儿子排在第一名。不让他儿子参加考试,就录取他的女婿,其他的徇私舞弊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重新考试那天,有很多人都不会写文章。吴时来根本不分优劣,蒙着面和高桂争论,最后糊里糊涂地拟定了名单。王锡爵攻击高桂的那份奏疏,言辞激烈,违背了侍奉君主的礼仪。王锡爵执掌权柄三年,排挤贤士,提拔奸邪小人。现在又巧妙地维护自己的私利,欺骗皇上,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张居正的翻版。吴时来依附权贵,蔑视法纪,不配做朝廷的官员。请求皇上把他们都罢免。”

疏奏章递交上去以后,锡爵和时行两人一起关上门,请求辞职。而许国因为主持会试考试而得以进入考场,内阁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了。皇帝派宦官把奏章送到时行家里,时行还是把奏章封还了。皇帝很惊讶地说:“内阁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了吗?”于是皇帝就安慰挽留时行他们,然后开始追究伸的责任,把他关进了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人又弹劾伸和桂,说他们巴结权贵。御史毛在又攻击孔兼,说桂疏是他指使的。孔兼上奏章辩解,请求罢官。于是皇帝下令各部门严格约束属下,不准越位邀功求名,同时削去伸的官职,把桂贬官三级,调到边远地区,孔兼得以免罪。

伸被罢官后,朝中很多官员都责怪锡爵。锡爵自己也觉得不安,多次请求重新任用。后来,伸被起用为南京工部主事,之后又改任南京吏部。他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熹宗皇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他官至刑部左侍郎。魏忠贤专权乱政的时候,他又请求告假回家。他编纂的《学海》六百多卷,当时人们都称赞它内容丰富浩瀚。

他哥哥也当了官,官至工部右侍郎。他们的母亲活到一百岁,兄弟俩先后因为侍奉母亲而辞官回家。

早些时候,任丘的刘元震、刘元霖兄弟俩都做了九品以上的大官,因为母亲年近百岁,他们也先后请求回家侍奉母亲,这和伸兄弟的情况很相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很荣耀的事情。刘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从庶吉士做起,万历年间官至吏部侍郎。天启年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庄。刘元霖,万历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福王在洛阳开府,进行了一些营建工程。刘元霖上奏章阻止了这些工程,后来去世,追赠太子太保。

汤显祖,字若士,是江西临川人。年轻的时候就擅长写文章,有点小名气。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考中进士,就广罗天下有名的文人给他儿子撑场面。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名气很大,就派儿子去请他们。汤显祖拒绝了,沈懋学却跟张居正的儿子一起考中了进士。汤显祖直到万历十一年才考中进士。

他先是被任命为南京太常寺博士,后来升迁为礼部主事。万历十八年,皇帝因为天象异常,严厉责备言官们隐瞒欺骗,还停了他们一年的俸禄。汤显祖上奏章说:“言官难道个个都不行吗?其实是皇上您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暗地里被辅臣们掌控了,所以言官们说话的态度,也被暗中影响了。御史丁此吕第一个揭露科举舞弊,申时行就指使杨巍弹劾他。御史万国钦极力揭露地方官的欺瞒,申时行又唆使同僚许国远把他贬谪。一句话不合心意,就往外推。这样一来,那些不要脸的人,就只会巴结当权者。得到的爵位俸禄,直接就当成是当权者赏赐的。就算以后保不住官位名声,但现在已经富贵了。给事中杨文举奉命去治理荒政,收受巨额贿赂。到了杭州,天天在西湖上设宴,卖官鬻爵,从中渔利。辅臣竟然在他回报任务后,提拔他做了谏官。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他不过就是权贵们的走狗,因为是权贵们的亲信,就被委以重任。皇上您正责备言官隐瞒欺骗,而辅臣们却堂而皇之地欺骗,您不及时处理,我觉得您可惜的有四点:朝廷用爵位俸禄来培养好人,现在却都成了权贵私人的势力范围,这是爵禄可惜;群臣都趋炎附势,不懂廉耻,这是人才可惜;辅臣不按规矩给别人升官发财,却没人觉得这是恩典,这是成宪可惜;皇上您执政二十年,前十年张居正刚愎自用,又用很多私人,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后十年申时行软弱自私,又用很多私人,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这是圣政可惜!请求您立刻罢免杨文举、胡汝宁,警告辅臣,让他们改正错误。”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徐闻做典史。

后来稍微升迁了一下,做了遂昌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他到京城述职,上书辞职回家。第二年大计考核,主管官员要把他革职。李维祯是监察官员,极力为他辩护,但也没能成功,最终汤显祖被罢官。他在家待了二十年去世。

老爷子脾气耿直,跟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这几个关系好。后来这几个都当了大官,混得风生水起,可老爷子却一直不得志,穷困潦倒到老。三才在淮河当漕运总督的时候,还专门写信请老爷子过去,老爷子都没去。

老爷子提建议的那一年,福建佥事李琯进京上奏章,列举了当时的巡抚十条罪状,话里话外还影射了王锡爵。李琯说,就因为王锡爵胆子大,所以巡抚才更加贪婪暴虐,请求皇上一起把他们都撤职,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皇上大怒,直接把李琯革职了。才过了两个月,那个巡抚也被罢免了。李琯是丰城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曾经做过御史。被革职后,他就在家里待了三十年,然后去世了。

老爷子的儿子叫开远,他的事迹另有记载。

逯中立,字与权,是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从行人升到吏科给事中,是个敢说话的人。当时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还有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因为为赵用贤被罢免的事而受到斥责。逯中立就上书抗议说:“这些大臣都是难得的人才,让他们窝在乡下,真是可惜啊!皇上生气那些敢说话的人,就说‘朕自己做主’,辅臣王锡爵也说‘皇上亲自主裁’。我认为,如果被斥责的人不是好人,那皇上自己做决定,当然体现了皇上清除奸邪的英明;即使是辅臣提议的,那也是大臣为国家尽忠的正道。但如果被斥责的人确实是好人,那如果是辅臣出的主意,那就是有人嫉妒人才;如果是皇上亲自主裁,却不能及时纠正,那就是窃取了权位。大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难道不该是这样吗?皇上想让辅臣安心,就罢免敢说话的人;皇上不知道,敢说话的人被罢免了,辅臣反而更不安稳了。” 这奏章上去了,惹恼了皇上,结果被停了一年的俸禄。

我当时去兵科找了个右给事中的差事。皇上下了道旨意,要修国史,还特地封了爵位,想让前任詹事刘虞夔来当总裁。这刘虞夔啊,是皇上封爵的老师,之前因为我上奏弹劾,被罢官了。很多御史都觉得不应该再召他回来。但有个叫中立的家伙,特别反对刘虞夔,还暗讽皇上封爵的事儿,结果这事儿就黄了。

没过多久,文选郎顾宪成他们因为参与推举阁臣的事儿被斥责,给事中卢明诹出来给他们求情,也被贬官了。中立这厮又上奏弹劾说:“这两年来,好多选拔官员的官员都被排挤出去了。尚书孙鑨走了,陈有年闭门请求辞职了,文选郎的职位空缺,被赶走的官员都三拨了,现在顾宪成又一个。我担心以后,要是没像王国光、杨巍那样的人,就一天也当不了宰相;要没像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那样的人,就一天也当不了文选郎。好坏不分,选拔错乱,把升降黜陟的大权交给权贵们,用人、罢官全凭一时高兴,公正的意见被堵塞,怨言越来越多。这可是人才兴衰的关口,也是国家兴亡的苗头,不能不认真考虑啊!再说,推举阁臣这事儿,也不是从万历十九年才开始的。皇祖万历二十八年就廷推过六个人,张治、李本两位就用上了;现在辅臣锡爵进阁,也是廷推的。说白了,特简和廷推,祖宗两代都这么干的。廷推必须大家一致同意,特简则可能因为私心。现在辅臣赵志皋他们不查考旧例,故意激怒皇上,就算说几句求情的话,就像强颜欢笑,皇上心里不高兴,想让他高兴也难啊!现在边疆战事吃紧,国家和百姓都穷困潦倒,大家人心惶惶,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朝中议论纷纷,我真是长吁短叹啊!”皇上大怒,下旨严厉责备,把卢明诹贬为平民,还把中立贬到陕西做按察司知事。中立后来因为生病辞职回家,在家住了二十年就去世了,熹宗皇帝时追赠他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考中进士。

杨恂,字伯纯,是代州人。万历十一年考中了进士。一开始当了个行人,后来升职当了刑科给事中。当时锦衣卫的冗员太多了,足足有两千人,杨恂就请求朝廷大大裁减一下,结果没被采纳。

后来他又升职了,当上了户科都给事中。朝鲜那边打仗,朝廷为此耗费了巨额国库资金。杨恂就请求朝廷严厉训斥边关的官员,并且弹劾武库郎刘黄裳贪污浪费,侵吞国库钱财。最后刘黄裳被罢免了职务。接着他又提出了关于节约财政的四条建议,可惜也没被采纳。

王锡爵退休后,赵志皋接任首辅。结果御史柳佐、章守诚弹劾他。赵志皋请求辞职,皇上没同意。御史冀体又极力主张赵志皋必须下台。皇上大怒,让冀体写个解释。冀体据理力争,毫不退缩,结果被贬官三级,发配到外地。因为很多人为他说话,最后干脆被革职为民。

后来,杨涟又上疏弹劾赵志皋,还牵连到了张位。大概意思是这样的:“现在大家议论执政大臣,都说他们拟旨不当,贪婪鄙陋,无所作为。这些当然令人担忧,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许茂橓被罢官后闲居锦衣卫,却暗中收受贿赂,结果被人查获。如果大臣们清正廉洁,他哪敢这么大胆!可结果是查获贿赂的人被责罚,行贿的人却没事儿。想要天下清明,怎么可能呢?这是第一个担忧。杨应龙叛乱,不肯投降,执政大臣贪图他的重金贿赂,暗中勾结他。最近綦江抓到几个奸细,搜出他们送给本地的官员和提督巡捕的私信。还有其他四封信,以及五百两黄金、一千两白银、几十张虎豹皮,信里没写送这些东西的目的。我仔细询问那些被抓的人,他们才吞吞吐吐地说:‘只是为了求他帮忙拟旨而已。’拟旨是首辅大臣的事,怎么让这些小丑用钱就能打动呢?这是第二个担忧。

提拔官员是吏部的事。最近吏部弄出个‘专擅’的说法来迷惑皇上,皇上听信了他们的说法,开始怀疑别人。于是,他们表面上说是奉皇上的旨意,实际上说是廷推的结果,不管是正职还是副职,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如果两个人都不合适,就驳回重新推选;稍微不如意,就降职处罚。如果说选拔官员全凭皇上心意,跟政府无关,那为什么被选上的不是家乡的亲戚,就是门生故吏呢?这样还说吏部专擅吗?这是第三个担忧。言官是皇帝的耳目,负责纠正错误,献计献策,这是他们的职责。最近他们又鼓吹‘结党’的说法来激怒皇上,皇上听信了他们的诽谤,对言官很反感。于是,他们借皇上的威势,任意妄为。不是在奏章上公开弹劾,就是在调动官员的时候暗中下手。如果说这些都是皇上的决定,无可挽回,那为什么被斥责的不是跟他们有宿怨,就是最近得罪了他们的人呢?这样还说言官结党吗?这是第四个担忧。首辅赵志皋年老体衰,本来也没什么好责备的。张位本来很有声望,却做出这种事;而且他手段深沉,结交奸邪,朋党日众,将来会发生什么祸患,更是难以预料。请求罢免赵志皋,同时防范张位,严厉斥责陈于陛、沈一贯,不要效仿他们的做法。”杨涟的奏疏递交上去后,惹怒了皇上,皇上命令将他降一级,发配到外地。赵志皋和张位上疏辩解,还请求皇上赦免杨涟,陈于陛、沈一贯也为杨涟求情。最后,杨涟被降职为陕西按察司经历,不久就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过了很久,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复职。等到杨涟去世,也没被召回。

冀体,是武安人。他被罢官了,后来多次推荐都没用,最后死在了家里。

差不多同一时期,因为批评志皋而受处罚的还有朱爵,他是开州人。他从茌平县知县被召为吏科给事中。曾经论述当时的政治缺失,上疏弹劾志皋和位,说他们堵塞言路,罪该处罚,但没得到回应。后来他又直言劝谏三位王爷同时被封王,并且为朱维京、王如坚等人求情,还弹劾志皋和位私下帮助同年好友罗万化当上吏部官员。因为这些事,他被贬到山西做按察使,最后死在了家里。天启年间,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是丹阳人。他父亲叫姜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当过编修。他不依附严嵩,后来被外放到四川做提学佥事。又升任福建提学副使,多次升迁,最后做到南京国子监祭酒。他请求废除捐纳的制度,恢复积分的办法,还请求让公侯伯的子弟和举人都到国子监学习,皇上都同意了。他官做到南京礼部尚书。曾经把自己一千亩地分给族人赡养。

姜士昌五岁开始读书,读到“惟善为宝”的时候,因为想起父亲的名字,就停下来恭敬地站着不动了。老师觉得他很了不起。他考中万历八年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后来升任员外郎。他请求皇帝宽恕留中,表彰正直的人,举荐那些能召见回答皇帝提问的人,提倡节俭。不久又升任郎中。因为回家探亲离开了京城。回到朝廷后,他说吏部侍郎徐显卿陷害张位,少詹事黄洪宪极力排挤赵用贤,应该把他们罢官,以此警戒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员;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应该提拔他们,以此激励正直的士气。他还请求恢复连坐的法律,慎重选择巡抚,表彰那些有操守的官员,加重对贪污官员的处罚。他的奏疏递交上去后,给事中李春开弹劾他越权办事。于是皇上就下诏禁止各部门越权弹劾推荐官员。后来,因为刮风下雨,他就请求皇上早日重视国家根本。贵妃的父亲郑承宪请求改造他父亲的坟墓,皇上答应给他五千两黄金。姜士昌说:“太后的哥哥陈昌言只给了五百两黄金,而贵妃家却要十倍于他,这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皇上没采纳他的建议。姜士昌慢慢升迁,做到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离开朝廷。第二年秋天,姜士昌带着奏疏进京,上疏说:

皇上听说了一贯和鲤都被罢免了,大家都觉得可惜鲤,对一贯的做法很不满意。一贯这个人啊,专权谋私利,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他担心天下那些正直的官员跟他对着干,所以处处阻挠他们,堵住他们的上升之路。那些皇上本来看重,打算提拔的忠臣义士,比如张居正那些人,都被他排挤不用了,严重的甚至还找个借口把他们处理掉。那些因为坚持正道而被贬官,长期在外地任职的人,也被一贯全部排挤掉,不用了。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经验丰富的重臣,只要有一点不同意见,一贯就巧妙地把他们罢免。他还故意空出一些部门和职位,方便他挑选自己想用的人;故意堵住言路,方便他为所欲为;把朝廷上下,各个部门和言路都弄得空空荡荡的,让人毫无怀疑。至于他自己想用的人想做的事,那是一定会想方设法做到;而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他就装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哭丧着脸跟别人说:“我实在没办法让皇上用他”。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坏事都推给皇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不忠。

鲤这个人啊,不贪图钱财,不追求安逸,一心一意辅佐皇上,跟一贯比起来,忠奸之分一目了然。一贯被罢免后,家财万贯,金银珠宝堆积如山;而鲤呢,家里穷得叮当响,一贫如洗,跟一贯比起来,贪廉之别也显而易见。一贯害怕鲤的清正廉洁会衬托出他的邪恶,就借用妖书的事情陷害鲤,要不是皇上英明,差点就酿成大错。我觉得像一贯这样奸邪异常的辅臣,简直可以跟历史上奸臣卢杞、章惇相提并论了,简直是古今奸臣中的第三人。可是竟然没有人敢为皇上辨别鲤和一贯的忠奸,我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这事儿啊,一直都是王锡爵在背后撑腰。现在王锡爵接替了张一贯当首辅,其实张一贯根本就没走嘛!王锡爵名声很大,比张一贯强多了。但是他心胸狭窄,嫉妒别人优秀得不得了。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这些人,都被他罢官了,一个都没再启用。

最近听说王锡爵上奏章请求恢复一些被罢免官员的职务。我觉得应该答应他的请求,把这些大臣们都召回来,然后再让他们安心回家养老,不然的话,恐怕王锡爵自己也待不长了。至于那些因为弹劾张一贯而被牵连的官员,比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朱吾弼,也应该赶紧把他们复职,以此鼓励那些忠心耿耿、揭露奸邪的人。其他的大臣,只要是因为得罪了人、被中伤陷害、或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罢免的,都应该按照顺序把他们重新启用。

有人说,皇上虽然三次下诏,好像要重用那些大臣,其实心里根本不想用他们。但我可不这么认为啊!皇上当初罢免了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朱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人,后来又贬谪了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人,可没过多久,这些人又都得到了提升重用。最近几年,调到南京的铨曹官员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人,也都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官职。你看,邹元标从边疆戍所起家,多次升迁,后来也没说过一句违逆皇上意思的话,可有人却说皇上突然又生气了,把他调到南方,并且不再重用他,这不是严重冤枉皇上吗?其实皇上根本就没想过不用这些大臣,真正决定不用这些大臣的是那些辅臣们啊!

有人说,现在社会风气败坏,应该启用清廉正直的大臣来树立榜样。可是,古今以来,人们只推崇杨绾、杜黄裳两位清廉宰相,是因为他们能够推举贤才,推荐人才。王安石也曾经名声很好,但他却利用自己的学说排斥许多贤才,最终导致宋朝的祸乱。做辅臣的,难道不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吗?

说白了,士昌这是暗讽李廷机呢。李廷机一听,火冒三丈,赶紧上书解释说:“人才的启用,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仅不敢干涉皇上的权力,也不敢越过吏部的职权啊!”士昌看到李廷机的申辩,又给他写信劝他,李廷机更不高兴了,不过皇上当时还没打算处罚士昌。 结果,朱赓也上书辩解,跟李廷机说的一样。皇上这才把士昌的奏疏拿出来,决定治他的罪。吏部侍郎杨时乔和副都御史詹沂请求从轻处罚,但皇上没答应。最后,皇上把士昌降了三级,贬到广西当佥事。御史宋焘出来为他说话,结果又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李廷机。皇上更生气了,把宋焘贬到平定当判官,又把士昌贬到兴安当典史。

士昌这个人好学,又很注重自己的名声和操守。平时就对时事和世风不满,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这一切。所以,即使只是个闲散的官员,他也经常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一辈子都跟人闹得不愉快。士昌被贬的第二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弹劾朱赓等人十二条大罪,也被降了三级,发配到边疆去了。

宋焘是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从庶吉士升到御史,脾气很大,喜欢跟人对着干。他去应天府一带巡视的时候,就弹劾了首辅朱赓。之后,很多大臣也跟着上书,都指责首辅,这事儿就是从宋焘开始的。后来因为这事儿被贬官,他就请假回家了,最后死在了家里。天启初年,皇上追赠士昌为太常少卿,宋焘为光禄少卿。

马孟祯,字泰符,是安徽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了进士。 他先被任命为分宜县的知县。 本来要调到京城工作,结果因为税收任务完成得不够好,被户部尚书赵世卿告了一状,皇上就把他降了两级。 神奇的是,才过了三天,所有拖欠的税款就都收齐了!邹元标、万国钦等人马上出来为他说话。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御史。

接下来,他弹劾了一批官员。 当时,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和陈治则,这些人都是靠巴结权贵才升到京城做高官的。 就连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都八十多岁了还没退休,马孟祯也把他们一起告了。 大学士李廷机也被弹劾,他为自己辩解说,自从当官以来,没犯过什么大错。 马孟祯反驳说:“李廷机在礼部的时候,就和坏人彭遵古关系密切,而聂云翰因为进谏得罪了权贵,就被他打压致死。 李廷机当权没多久,姜士昌、宋焘、郑振先都因为得罪了他而被处罚。 姚文蔚他们这些人都滥竽充数当上了京官,陈用宾等人还多次建议皇上开恩。 这还算不上大错吗?” 王锡爵辞官的时候,还秘密上奏弹劾那些御史。 马孟祯和南京给事中段然也一起上奏,强烈批评那些人。 之后,他又揭发了工部郎中陈民志和范钫贪污受贿的罪行。 他还提出了五个重要问题:疏通官场积弊、提拔正直官员、选拔人才、体恤百姓疾苦、解决边关军饷不足。 他还建议皇上起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让李廷机回家养老,可惜这些建议都没被采纳。

万历三十九年夏天,怡神殿失火了。马孟祯上奏说:“二十年来,郊庙祭祀、朝会讲学、召见大臣、当面议事这些制度都废弛了,皇上了解下情的主要途径就只剩下奏章了。 但是奏章的内容和圣旨的发布都掌握在内侍手中,奏章是否真的呈到了皇上面前,圣旨是否真是皇上的意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真是朝政令人担忧啊! 现在官员们互相勾结,互相包庇,皇上喜怒哀乐全凭他们说了算,他们满嘴谎话,谣言四起,都传进了宫里,这真是官场风气令人担忧啊! 京畿地区、山东、山西、河南这些地方,这些年一直闹旱灾和饥荒,老百姓卖女儿,卖孩子,甚至吃人肉,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一旦有人带头造反,就会有很多人响应,小偷小摸会变成大规模的暴动,这真是民心令人担忧啊!” 可惜,皇上还是没有理会他的奏章。

萧云举,吏部侍郎,负责京察考核官员,徇私枉法,包庇了不少人。孟祯第一个站出来上书弹劾他,后来很多人也跟着声讨,萧云举最后被罢官了。 山海参将李获阳因为得罪了税务监官,被关进监狱,最后死在了狱中。孟祯为他申冤,还请求释放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被关押的官员,他说道:“楚宗一案已经死了很多人,现在被关在高墙里的这些人,哪个不是高皇帝的后代啊?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 但他的请求都没被采纳。

天启四年冬天,考选科道官员,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因为言论触怒了当权者,都被压制,没能选上。孟祯非常不平,写了奏疏论述此事。当时三党势力强大,忌惮孟祯正直敢言,把他外放到广东做副使。孟祯以生病为由没有赴任。天启初年,他被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调任太仆寺少卿,不久因忧愁而辞官回家。魏忠贤得势后,被御史王业浩弹劾,最终被革职。崇祯初年,孟祯才得以恢复官职。

孟祯年轻时很穷,后来当了大官,家里却没什么积蓄。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赵世卿曾经打压过他,所以一进都察院就上疏弹劾赵世卿,很多人觉得他太小气。

汪若霖,字时甫,是光州人。他父亲汪治做过保定知府。汪若霖在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行人的官职。万历三十三年,他升任户科给事中。他上奏说:“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处罚都从轻发落,这是违法的;边境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对外讨好敌人,对内巴结权贵,而京城的十万军队却有一半是虚报的,这是严重的失职。” 兵部尚书萧大亨因为被弹劾而请求辞职,吏部却想留他,汪若霖坚决反对吏部的意见。云南发生了民变,杀死了税使杨荣,朝廷采纳了巡抚陈用宾的建议,让四川官员丘乘云兼管云南的税务。汪若霖上奏说:“陈用宾和杨荣关系不好,现在他不直接请求罢免杨荣的职务,反而建议让四川官员来管云南的税务,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请求立即罢免陈用宾,撤销之前的命令。” 但他的奏疏也没有得到回应。

吏部给事中,也就是现在说的某部门的官员,叫什么若霖的。从正月到四月,老天爷一点雨都不下,旱得厉害。这若霖就上书给皇帝告状了,说:“我查阅了《洪范传》,书上说,要是皇帝的话没人听,那就是领导没做好,后果就是老天爷也不赏脸,一直不下雨。现在祭祀祖宗的事该办了,朝会也该开了,太子也该上课了,这些事我都说了,您老人家就是不听啊!还有,您说了的事,底下人也不执行:比如把税收的事交给相关部门管,那些权贵们还是照样抢;明明有圣旨,但那些奏章还搁着呢,也不处理。还有很多事,我说了好几次,您老人家就是不决断,下面的人也说了好几次,您还是不理。比如,那些高级官员的任命,那些被弹劾官员的升降,这些事都拖着。这些事都因为您不听意见,积压下来,就成了灾害,这是天理啊!您老人家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那时候,南京户部和工部尚书空缺,礼部侍郎也空缺。朝廷推荐了三位人选:徐元泰、郭子章和范醇敬。这若霖又说了:“这三个人都不合适,而且推荐的人肯定有私心。以后推荐官员,别让一个人说了算,大家一起商量着来,把推荐人的名字都记下来,要是推荐的人不行,就追究推荐人的责任,就像祖宗们那样。”皇帝就下令按照若霖说的办,那些推荐的人选都被否决了。

兵部有个主事叫张汝霖,是大学士朱赓的女婿。他负责山东的考试,录取的考生里,居然有文章写得不好的。若霖就上书弹劾他,停了他的俸禄。有个太监叫杨致中,滥用职权,把个指挥叫郑光擢给拷死了。若霖就联合其他官员,列举了杨致中十条罪状,但这事儿也没下文。朱赓一人专权,朝政越来越松懈。若霖又上书说:“陛下您只听朱赓一个人的,其他人的建议您都不听,奏章也不批复,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纪律败坏,政事堵塞,人才流失,职位空缺,百姓穷困,边防空虚,宦官横行,盗贼猖獗,士大夫们都快忘了廉耻礼义,老百姓的痛苦呼声响彻天下!辅臣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收拾人心,让国家安定下来。如果只是谦让推诿,或者听信小人的谗言,轻易就辞职,那您还指望谁呢?”朱赓这才因为若霖的指责,极力劝说皇帝赶紧实行新政,但皇帝还是没理他。

五月初一,下起了大冰雹。若霖认为这是因为用人不广,大臣专权造成的,他又上书说了这事儿。之后,京城下了很长时间的雨,田地房屋都被毁坏了。若霖再次上书,说大臣们互相勾结,小官们趋炎附势,情况越来越糟,他还批评了朱赓和新任辅臣李廷机等人。到了三十六年,若霖去巡视国库,发现老库里只有八万两银子,新库里空空如也,各地的军饷欠款高达一百多万两。他又上书请求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但这奏章也被压了下来。

一开始,吏部上报了这次考试应该授予科道官职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新建县知县汪元功、进贤县知县黄汝亨和南昌知县黄一腾。给事中陈治则力荐汪元功和黄汝亨。结果御史若霖弹劾这两个人互相吹捧,争名夺利,吏部因此改变了推荐名单,把他们调到部曹(部门办事员)的职位。陈治则很生气,又弹劾黄一腾跟他们串通一气。皇帝觉得言官们吵吵闹闹的,就把奏章留下来没处理。朝臣们多次请求皇帝处理这件事,皇帝才最终处理,但同时也批评了若霖没事找事,还把汪元功、黄汝亨、黄一腾都降了一级,发配到外地去。朝臣们替他们求情,但皇帝都不理会。最后,若霖被贬到颍州当个判官,不久就死了。

赞曰:明朝中叶以后,那些建言的官员分成不同的派系,都把内阁大臣看作是他们升迁的关键。如果讨好内阁大臣,就和他们搞好关系;如果跟内阁大臣对着干,就互相攻击。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得不到好名声,而那些敢于批评的人反而名声很高。所以那时候,内阁就成了大家互相攻击的地方,国家大事也因此混乱不堪。尽管如此,那些言官们说的对错,内阁大臣的贤能与否,其实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攻击,也不能完全说是为了沽名钓誉,认为老百姓的话根本不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