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洪春,字思仁,是东阳人,他爹卢仲佃当过广西布政使。卢洪春在万历五年考中了进士,先是在旌德县当县令,后来升职到礼部当祠祭主事。

万历十四年十月,皇帝很久不上朝,卢洪春就上了一道奏章。奏章里说:“皇上您从九月十五号之后,连续好几天不上朝了,前几天还下诏说头晕身体虚弱,暂时不上朝讲学。祭祀太庙的时候,还派官员代替您去,还说‘不是故意偷懒,只是怕完成不了祭祀的仪式’。我读了圣旨后,吓得都快哭了。祭祀是最大的礼仪,而身体虚弱是最大的毛病。您正值壮年,这些毛病根本不该有。不该有却有了,上面伤了皇太后的心,下面吓坏了百姓,还因此耽误了祖宗的大典,我不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啊!还有更奇怪的事,我听说二十六天前您下旨不上朝,就听到有人私下议论纷纷,说您骑马摔伤了额头,所以才借口生病不上朝。如果真是这样,那您为了片刻的骑马乐趣,却忽略了自身的防护,危害还算轻。如果真是圣旨上说的那样,那您为了眼前的舒适享受,却忘记了保养身体的方法,危害就更大了。如果说是为了圣德受累,那也一样。您别以为住在深宫里,外面没人知道。天子起居,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只是没人敢直接劝谏您,所以顺从您的人多,真正敬爱您的人就少了。您平时听到歌功颂德的话就高兴,听到劝谏的话就生气,一说到宫里那些事,马上就严厉斥责,谁还敢冒着触怒您的危险,去说那些您不想听的话呢?大臣们都这样,对您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希望您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要找借口掩盖真相,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谨慎小心,不要因为深宫清闲就放纵自己,不要因为身边的人奉承就听信谗言,您要以身作则,向天下人表明您的态度,按照规矩办事,这样天下万世都会敬仰您,效法您。这和那些玩弄权术,掩盖错误,蒙蔽天下人的眼睛和耳朵的做法,相比之下,差别有多大啊!”

奏章递上去后,皇帝龙颜大怒,下旨给内阁,说了很多话,详细解释了免朝的原因。说卢洪春胡说八道,要治他的罪。内阁大臣建议撤了他的官职,还替他求情。皇帝不同意,把他廷杖六十下,贬为平民。一些给事中也为他求情,结果触怒了皇帝,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御史们也纷纷上奏章,皇帝更加生气,削减了他们的俸禄。卢洪春从此在家赋闲,过了一段时间就去世了。后来光宗皇帝即位,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范俊,字国士,是江西高安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他先是在义乌当县令,后来被朝廷征召,当上了御史。万历十二年正月,他上书朝廷,提出了十条关于时政的建议,说的都是些非常重要、切中要害的事儿,其中就提到了“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麹蘖为戒”。 之前慈宁宫失火,给事中邹元标上书批评了六件事,惹怒了皇帝。正赶上皇帝有点小病,大臣们都去问安,范俊的奏疏这时候送到了。皇帝一听就火了,说:“之前没处罚邹元标,现在范俊又这样,必须狠狠地惩罚他!” 首辅申时行他们建议降他的官职。皇帝还是气得不行,还想杖责他。 那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雷雨,第二天早朝,宫门口积水都超过三尺深了。皇帝的火气稍微消了一些,申时行他们也极力求情,最后,范俊被斥为平民。

第二年,给事中张维新建议重新启用那些被贬谪的官员,皇帝也同意酌情考虑,但是唯独没提范俊。给事中孙世祯、御史方万山等人觉得范俊不应该被单独遗漏,就为他说话,结果范俊被扣了俸禄。从此以后,虽然多次有人推荐他,但他一直都没能再当官,在老家住了几十年才去世。到了天启年间,他才被恢复官职,追赠光禄少卿。

董基因为在宫里直言进谏,被贬官。后来,员外郎王就学也因为劝谏皇帝,说皇帝身体不好不应该送梓宫(皇帝的灵柩),结果也被罢官。 这几个人,他们的遭遇都跟洪春上书的事儿差不多。

董基,字巢雄,是掖县人,万历八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

万历十二年,皇帝在宫里召集了三千个太监,给他们配备了兵器盔甲,在内廷操练。当时的尚书张学颜极力劝谏,但皇帝没听。董基就上了一道奏章,说:“内廷是清静严肃的地方,无缘无故聚集三千人,还让他们拿着兵器操练,我私下里觉得这很危险啊!陛下您觉得要是去郊外巡幸,带着这三千人就能安全无虞吗?您不知道这些人根本没什么实际用处,要是遇到训练有素的士兵骑兵,他们立刻就会溃不成军,皇上的车驾根本不能轻易出宫。再说这三千人平时吃香的喝辣的,筋骨都软了,突然让他们拿着锋利的武器,穿着盔甲,风吹日晒,我听说最近他们整天操练,好多人中暑差点死了,这些人心里能不怨恨吗?把三千个心怀怨恨的人放在身边,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呢?而且自从开始操练以来,赏赐的钱财已经超过两万两黄金了!长此以往,国库哪受得了?把有用的钱财花在没用的地方,真是太可惜了!” 奏章递上去后,惹恼了皇帝,皇帝下令将他降了两级,调到边远地区去。很多九卿、给事中、御史都联名上书为他求情,并且请求皇帝采纳董基的建议,但皇帝还是不听,最终把董基贬到了万全都司做都事。

第二年,兵科给事中王致祥上奏说:“祖宗的规矩,除了宿卫的士兵,其他人是不允许持有武器的。现在却给这些不靠谱的人发兵器,让他们出入宫禁,这祸患可不小啊!” 大学士申时行也对司礼监的人说:“这件事关系到皇宫的安全,这些人穿着盔甲拿着兵器,天还没亮就进宫。万一有奸人混在其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宿卫也来不及防备,这可是你们要承担的大责任啊!” 那些太监们吓得不轻,赶紧趁机向皇帝进言。皇帝这才把王致祥的奏章留了下来,当天就罢免了那些操练的太监。正好这时朝廷要调整那些被贬官的官员的任职地点,董基也被调到了南京礼部做主事,最后做到南京大理卿。王致祥是忻州人,隆庆五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府。

王就学,字叫所敬,是江苏武进人,万历十四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当时正赶上要给三位王爷同时封爵,朝臣们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王就学是王锡爵的学生,他和同年的进士钱允元一起劝说王锡爵,劝得王锡爵都哭了。巧的是,当时庶吉士李腾芳也给王锡爵写信,内容和王就学说的差不多。王锡爵这才明白过来,最终同意了同时封爵的旨意。后来,王就学调到礼部,升了员外郎,没多久又调到吏部。

万历二十四年,孝安陈太后去世,要送灵柩出城门。陈太后是皇帝的生母,按理说皇帝应该亲自送行,但皇帝因为生病,就派官员代替他送行。吏部侍郎孙继皋把这事儿说了出来,皇帝一听就生气了,把孙继皋的奏疏摔在地上。王就学就写了一份奏疏,说:“为人子女,送葬父母是天大的事,现在竟然吝啬这点送葬的仪式,导致孝道不能尽到。这不仅违背了古礼,恐怕连皇上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吧?在这种情况下,不表达自己的情感,怎么能表达情感呢?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忍得住,怎么能忍得住呢?恐怕这事儿难以写入诏书,记录在史册,传给天下万世啊!” 奏疏递上去了,但是皇帝没采纳。两年多后,皇帝下令审查吏部官员,把王就学贬为平民,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孙继皋上奏疏没多久,给事中刘道亨就弹劾文选员外郎蔡梦麟在选官方面弄虚作假,还牵扯到了孙继皋。刘道亨请求罢免孙继皋,但皇帝没同意。后来宫里三座大殿失火,很多大臣都主动请罪,皇帝都安慰他们留了下来,只有孙继皋自己请求退休回家了。后来孙继皋去世了,追赠礼部尚书。孙继皋,字以德,是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年考中了状元。

李懋桧,字克苍,是福建安溪人,万历八年考中了进士。先在安徽六安当知州,后来到京城做了刑部员外郎。万历十四年三月,皇帝正为旱灾担忧,命令有关部门上报解决旱灾的建议。李懋桧和刑部郎中刘复初等人却趁机上奏,请求册封皇贵妃和恭妃。奏章当天就一起呈上去了。皇帝大怒,想狠狠惩罚他们,但那些大臣们还是不停地奏请。内阁大臣请求皇帝下旨,让各部门只建言自己负责的事务,而且奏章不能直接递给皇帝,以此来安抚皇帝。过了几天,皇帝消了气,那些奏章都被压了下来。李懋桧的奏章里还提出了七件事:保卫圣上,节约宫内开支,管理近侍,畅通言路,议论减免赋税和赈灾,谨慎刑罚,重视举荐人才,限制土地兼并。但这些建议也都石沉大海,没有被采纳。

明年,给事中邵庶因为弹劾诚意伯刘世延,牵连到了很多进谏的官员。 魏忠贤就向皇帝上奏说:“邵庶因为刘世延的事上奏,连带影响到那些进言的官员,他想把这些人全部堵住。俗话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邵庶难道没听说过这句话吗?现在天下百姓穷困潦倒,到处都闹饥荒,山西、陕西、河南,到处都是妻离子散,饿死冻死的人遍地都是,百姓疾苦危急的状况,比郑侠当年看到的还要严重,皇上您根本就不知道、也看不到啊!最近雷击日坛,星星像雨点一样坠落,这是上天示警的异象;京师附近,儿子杀父亲,奴仆杀主人,人与人之间关系都乱套了。邵庶难道以为全国上下都没人敢说话了吗?朝廷里的官员,真正敢说话的言官,十个里头也就两三个。言官也不一定都聪明,不是言官的也不一定都愚蠢。不说以前的事了,就说最近几年冯保、张居正结党营私,弄权乱政,那些一再上奏,歌功颂德的人,像陈三谟、曾士楚这些人,都官居高位,而那些敢于仗剑直谏,被贬官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官员或者刚入仕的新秀。如果真像邵庶说的那样,天下太平还好,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皇上您怎么知道?邵庶还觉得,让各级官员禁止属下上奏是好办法。我查阅了《大明律》,即使是工匠技艺人员,如果有什么话要说,都可以直接向皇上奏报,如果有人阻拦,就要斩首。《大明会典》和皇祖的《卧碑》也多次提到过这一点。连工匠技艺人员说话都不敢阻拦,更何况各部门的官员呢?邵庶这么一说,有志之士就都萎缩了,好的建议都被堵住了,皇上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下属也不敢献上忠言,天下大乱,祸患就都从邵庶这里开始了。皇上如果一定要严厉禁止百官越级上奏,不如严惩言官失职。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就以误国负君的罪名处罚。轻则记过,重则罢官。考核言官的升迁,就看他们上奏的章奏多少,以及奏章的质量好坏,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这样言官就会敢于直言,其他官员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越级上奏的禁令也就用不上了,太平盛世自然就到来了。”

皇帝觉得他是在沽名钓誉,就命令把他降一级官职。那些言官们一起上书求情,但皇帝没答应。后来,他和同事胡时麟、梅国楼、郭显忠等人一起再次上书弹劾,这才又把他降了一级,让他去湖广按察司当个经历。 他后来做到礼部主事,因为忧伤而辞官回家,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出来做官。

在家呆了二十年,才重新被起用,恢复了之前的官职。之后升任南京兵部郎中。到了天启年间,最终做到太仆寺少卿。

李沂,字景鲁,是湖北嘉鱼人,万历十四年考中了进士,后来改任庶吉士。万历十六年冬天,他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当时,宦官张鲸权倾朝野,掌控着东厂,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犯了八条死罪,还牵连了他的同伙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和序班邢尚智。结果邢尚智被判死刑,刘守有被革职,张鲸虽然被象征性地斥责了一下,但官职却没动。御史马象乾再次弹劾张鲸,并且狠狠地批评了当权的大臣,结果皇帝把他丢进了诏狱。大学士申时行等人极力营救,还把皇帝的批示给扣了下来,不让它生效。许国、王锡爵也分别上书营救,最后皇帝才撤销了之前的命令,张鲸最终也没受到任何惩罚。外面都在传张鲸是靠献金宝给皇帝才逃过一劫的。

李沂上任才一个月,就上书弹劾张鲸,说:“皇上以前处罚了冯保,最近又赶走了宋坤,张鲸比冯保、宋坤坏上一万倍,为什么您却对他网开一面呢?如果说他侍奉您多年,那他坏事也做了多年;如果说他痛改前非,还能继续为朝廷效力,那也没听说过能驯服老虎和狼来守卫家门啊!外面都在传张鲸大量献金宝,四处求情,皇上您犹豫不决,不肯下定决心。朝中大臣和百姓一开始都不相信,觉得皇上您拥有全国的财富,怎么会贪图金银财宝呢?您的威严如同雷霆,怎么会听信别人的求情呢?可是看到皇上您明旨允许张鲸继续效力,外面的议论纷纷,大家都认为这是真的了。这损害了您的圣明,难道不是非常严重吗!而且张鲸的奸计已经得逞,国家的祸患将从此开始,我对此非常担忧啊!”同一天,给事中唐尧钦也上疏劝谏。皇帝亲自看了李沂的奏章,勃然大怒,说李沂是想为冯保、张居正报仇,于是把他关进诏狱严刑拷打。申时行等人再次求情,但皇帝不答应。审讯结果出来后,皇帝下令廷杖李沂六十下,并把他革职为民。

皇帝的批示送到内阁,申时行等人想扣下批示,但内侍不让,硬是把批示拿走了。皇帝还特意派司礼监张诚监督执行廷杖。申时行等人上疏求情,都到会极门等候皇帝的旨意。皇帝说:“李沂对贪官污吏视而不见,却说朕贪污,诽谤君父,罪不可恕!”最终还是把李沂廷杖了。太常卿李尚智、给事中薛三才等人也上书营救,但都没用。许国、王锡爵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引咎辞职。王锡爵说:“廷杖不是正规的刑罚,祖宗虽然偶尔用过,但也没有同时把诏狱和廷杖都用在一个人的身上。按照惯例,只有犯了谋反大罪的人才会被审问,现在怎么能把这用在言官身上呢?”皇帝下旨慰留王锡爵,但他还是不听劝,坚持辞职。

一开始啊,冯保被判罪,其实都是那鲸(指张鲸)在背后搞鬼,所以皇上才那样说的。有人说张鲸犯的罪没冯保那么严重。张诚当时管着司礼监,他和冯保关系好,就暗中指使御史弹劾冯保,这事儿办得很隐秘,谁也说不清楚。

那时候,周弘禴和潘士藻都因为得罪了张鲸而被处罚,张鲸的报复手段非常狠毒。周弘禴被赶回家十八年,都没被皇上召回,最后在家去世了。等到光宗皇帝继位后,才追赠他为光禄少卿。

弘禴,字元孚,是麻城人,性格豪爽,喜欢打猎。万历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后来降职到无为州做同知,之后升迁为顺天府通判。

万历十三年春天,他上书弹劾朝中权贵,说:“兵部尚书张学颜已经被多次弹劾了。皇上因为张学颜的事,一个接一个地处罚给事中和御史,这可是大家都愤愤不平的事啊!张学颜和张鲸结拜兄弟,言官们弹劾张学颜却不敢提及张鲸,都是害怕他的权势啊。李植弹劾冯保,表面上看起来很忠直,实际上是张宏的门客乐新声给他出的主意。李植巡按顺天时,纳妾为小妾,行为放荡,违反纪律,这是因为他仗着张宏在宫里给他撑腰啊。张鲸、张宏窃取了皇上的权力,李植又窃取了司礼监的权力,这都是公众舆论所不能容忍的。《祖训》规定,大小官员都可以直言进谏。现在吏科都给事中齐世臣竟然请求禁止部曹官员建言。以前张居正专权的时候,台省官员都歌颂他的功德,而第一个揭发他奸诈行为的人,是顾在艾穆和沈思孝,部曹官员建言难道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吗?张居正讨厌员外郎管志道上书,御史龚懋贤就诬陷他说他年老体弱;讨厌主事赵世卿的奏章,尚书王国光就把他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官。人们都咬牙切齿,说他们依附权奸,抛弃正直的言论,助长了壅蔽的祸患。现在张学颜、李植和张鲸、张宏勾结在一起,张鲸敢于窃取大权,齐世臣难道不知道吗?他自己都不敢说话了,为什么还要阻止别人说话呢?以前的长官周邦杰、秦耀,在张居正当权的时候,秦耀甘心像猎犬一样为他效力,周邦杰则像寒蝉一样噤声。现在秦耀当上了太常寺卿,周邦杰当上了太仆寺卿,谏官的职位毫无作用,反而升迁到京官,难道还认为台省可以依靠吗?竟然禁止大臣们说话!处罚一个人的言论,罪过较轻;禁止所有大臣言论,罪过就大了。以前严嵩和张居正,也不敢明文禁止言论,为什么齐世臣如此胆大妄为呢!请求皇上将张学颜、李植放回老家,将周邦杰、秦耀调离京城,让张鲸闲居,罢免齐世臣的谏官职务,严厉命令司礼监张诚等人只管内府的礼仪,不要干预政事,这样天下就幸甚了。”

皇上大怒,把他贬到代州做判官,后来又升迁为南京兵部主事。

十七年的时候,皇帝开始厌倦处理政务,很多奏章都压着不批。弘禴上书劝谏,还请求赶紧立皇储,但是皇帝没理他。没多久,弘禴就被调任尚宝丞。第二年冬天,皇帝派他去宁夏视察边防事务。结果他发现宁夏巡抚佥都御史梁问孟和巡茶御史钟化民贪污公款,弘禴就上疏揭发了他们。皇帝下令罢免了梁问孟的官职,把钟化民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河东地区有秦、汉两座水坝,弘禴建议用石头加固,并疏浚河渠,一直通到鸳鸯湖等湖泊,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他回朝后,还推荐了哱承恩、土文秀、哱云这几个将才。没想到第二年,哱承恩他们就造反了,弘禴因此被贬到澄海当典史。他愤然辞职回家,最终死在了家里。天启年间,因为弘禴曾经建议过立储君,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潘士藻,字去华,是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温州推官。后来升任御史,负责巡视北城。有一次,慈宁宫的近侍侯进忠和牛承忠私自出宫,还调戏妇女。巡逻的人抓住了他们,却被他们打伤了,于是向潘士藻告状。潘士藻就私下给司礼监写信,要求他们处理这件事。皇帝一听就火了,说:“东厂是怎么回事?竟然敢在宫外动手!”于是下令杖责这两个太监,其中一个被打死了。当时东厂厂公是魏忠贤,他非常生气。恰好碰上宫中失火需要修缮,潘士藻就上疏说:“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君臣之间沟通不畅。应该效仿祖制,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在平台暖阁召见大臣议事的做法,当面讨论应该施行或废除的政策。应该停止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等待丰收年景;免除织造、烧造等费用,以显示节俭的美德;免除金花额外征税,以供给军队所需。而且应该经常召见讲读的官员,向他们询问经史典故。如果和贤人君子相处的时间多了,自然就能以恭敬取代轻率,以正义战胜私欲。修省政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魏忠贤就趁机挑拨离间,激怒了皇帝,潘士藻被贬到广东布政司当照磨。很多官员都上书请求为他申冤,但皇帝不听。后来,潘士藻又升任南京吏部主事,之后又升任尚宝卿,最终在任上去世。

雒于仁,字少泾,是泾阳人。他爹雒遵,在吏科当都给事中。宋神宗刚登基那会儿,冯保那个宦官专权得很。皇帝上朝,冯保就老站在皇帝身边。雒遵看不下去了,直接就说:“冯保不过是个伺候人的奴才,竟然敢站在皇帝宝座旁边,文武百官是给皇帝磕头呢,还是给这阉人磕头?你欺他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也太没规矩了!” 雒遵是大学士高拱的学生。冯保怀疑雒遵是受了高拱的指使,就想着法子把高拱弄走。结果雒遵的奏疏被压了下来。后来,他又弹劾兵部尚书谭纶,顺便还推荐了海瑞。吏部尚书杨博觉得谭纶有才,说海瑞迂腐,所以雒遵的奏疏就搁置了。没过多久,谭纶去日坛祭祀,咳嗽个不停。御史景嵩和韩必显就弹劾谭纶说他身体不行。当时,张居正跟谭纶关系不错,而冯保想借这事儿整治雒遵,就下旨问景嵩和韩必显想让谁顶替谭纶,还让他们跟雒遵一起推荐人选。雒遵他们吓得够呛,哪敢接这个茬啊!最后,他们都被降了三级,发配到外地去了。雒遵被贬到浙江布政司当个照磨。后来冯保倒台了,雒遵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当上了光禄卿。之后又改任右佥都御史,去四川巡抚。退休后,他就去世了。

雒于仁在万历十一年考中了进士。先后在肥乡县和清丰县当县令,政绩不错,老百姓都夸他好。万历十七年,他进京当了大理寺评事。他还上书献了四篇箴言来劝谏皇帝。大概意思是……

我当官一年多了,到现在为止,只见过陛下三次。其余时间,只听说陛下龙体欠安,各种奏章都免了。祭祀大典都派官员代劳,政事都不亲理,早朝也停摆很久了。我知道陛下您生病的原因,这都是有原因的。我听说,嗜酒伤身,贪色伤性,贪财丧志,逞强害命。陛下您每天山珍海味摆满御桌,沉迷于酒,白天不够喝,还要接着喝到晚上。这就是您生病的原因之一——嗜酒。您宠信“十俊”,大开后门,沉溺于郑妃,她说什么您都听。忠臣的计策被排斥,皇储之位迟迟未立。这就是您生病的第二个原因——恋色。您四处搜刮钱财,强取豪夺,甚至盘问宦官,有进献的就算了,没有的就要发脾气。李沂的伤还没好,张鲸的贿赂又进来了。这就是您生病的第三个原因——贪财。今天打宫女,明天责罚宦官,罪名还没查清楚,就当场打死。您还把怨气撒在正直的大臣身上,像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这些人,都受了委屈也没法申诉,哪有安稳日子过?这就是您生病的第四个原因——逞强。这四种毛病纠缠着您的身心,哪是吃药打针就能治好的?您现在正是春秋鼎盛的年纪,却一年到头不上朝,以后情况只会更糟!

孟子说过,要重用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现在的邹元标就是这种人。陛下您却弃他不用,我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做。元标上朝,一定会先说您的身体,然后再说身边的人。所以您明知道他贤能,却忌讳他,不用他。您难道不明白,正直的大臣对您和身边的人虽然不利,但却对社稷江山大有益处吗?陛下您沉溺于这四种毛病,不是仗着您有生杀大权,别人害怕您不敢说话,就是因为您居住在深宫内院,别人不知道您在做什么,所以不敢说话。您不知道,宫里的钟声传到外面,您在深宫里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在眼里。那些只想着保住官位和性命的人,或许可以用权势吓唬他们,但那些怀着忠心,坚持正义的人,您拿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斗胆献上这四点劝谏。如果陛下您肯采纳我的话,就算您立刻杀了我,我也死而无憾!只希望陛下您能仔细考虑我的话。

酒箴曰:耽彼麹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醲醑勿崇。

这第一条告诫说:沉迷于酒,早晚不停,就会心智迷糊,仪容不整。大禹疏远了那些喜欢喝酒的人,夏朝才得以兴盛。皇上啊,您可千万别沉迷酒色啊!

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第二条告诫说:那些妖艳的女子,日夜陪伴在身边,就会招致宠信,从而变得骄横跋扈,最终误国。成汤不近女色,所以才能享有长寿。皇上啊,您可千万别过于宠信近臣啊!

财箴曰:“竞彼镠鐐,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第三条告诫说:那些人为了钱财,连一文一钱都要算计清楚,国库充盈,而私人却囊空如洗。武帝散尽鹿台的钱财,百姓都归心了;隋炀帝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失去了天命。皇上啊,您可千万别贪图钱财啊!

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第四条告诫说:放纵愤怒,肆意妄为,法律就显得苛刻,政治就不公平。虞舜温厚恭谨,所以天下太平;秦始皇暴虐无道,怨声载道。皇上啊,您可千万别心存旧怨啊!

这奏疏递上去后,皇帝龙颜大怒。正赶上年底,皇帝把奏疏压了十天没看。奏疏里说的“十俊”,其实是指十个小太监。到了第二年元旦,皇帝召见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人到毓德宫,把于谦的奏疏交给他们。皇帝自己对奏疏的内容非常清楚,打算严惩于谦。申时行等人好言相劝,见皇帝态度坚决,就说:“这奏疏不能发出去,怕外人信以为真。希望皇上能宽容一些,我们这就去告诉寺卿,让于谦自己辞职吧。”皇帝这才同意了。过了几天,于谦就称病,最终被罢官为民。很久以后去世了。到了天启年间,才追赠为光禄少卿。

马经纶,字主一,是北京通州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先是在肥城当县令,后来进京当了御史。

万历二十三年冬天,兵部在考核军政人员的时候,皇帝发现其中有副千户这种级别的人,居然被擅自提拔到四品官职,觉得很不合适。皇帝为此责备兵部官员徇私枉法,兵科也对此没有及时纠正。结果,武选郎韩范、都给事中吴文梓被降职;员外郎曾伟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陈楚产、给事中刘仕瞻都被降三级,并且调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因为御史区大伦、俞价、强思,以及给事中张同德经常在奏章中顶撞皇帝,他们也被降了三级。五城御史夏之臣、朱凤翔、涂乔迁、时偕行、杨述中因为和宦官走得太近,也不合皇帝的心意,都被贬到边远地区当典史。另外,因为有人说崇信伯费甲金家里藏匿了受贿的钱财,虽然刑部拷问没有结果,但郎中徐维濂还是被贬官外放。

当时皇帝接连下达严厉的旨意,还特别强调不能让副千户这种级别的人担任重要的官职,朝中上下都吓坏了。

那段时间,东厂太监张诚失了皇帝的欢心。张诚家的一个奴才,锦衣卫副千户霍文炳,本来应该升迁为指挥佥事,兵部之前已经上报了,但是皇帝想找个借口惩罚言官,就拿这事儿开刀。皇帝紧接着把怒火转向了京城的言官们,认为他们闭口不言,于是命令掌印官员把所有言官都降三级。

于是,给事中耿随龙、邹廷彦、黎道昭、孙羽侯、黄运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顾际明、袁可立、綦才、吴礼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给事中伍文焕、费必兴、卢大中,御史柳佐、聂应科、李文熙等十九个人都被调往外地,留下的也都停发了一年的俸禄。皇帝还让吏部列出所有官员的名单,又罢免了御史冯从吾、薛继茂、王慎德、姚三让四人。

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以及九卿都上书为这些官员求情,尚书石星甚至请求辞官来平息皇帝的怒火,但是皇帝都不接受。陈于陛还单独上书为他们求情,结果惹怒了皇帝,皇帝下令把这些人全部降职,并且都调到边远地区去。尚书孙丕扬等人见皇帝的旨意越来越严厉,又再次上书请求开恩,结果皇帝更加生气,直接把他们全部罢官为民。

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就写了一封奏章,上面写着:

(此处应插入奏章内容,由于原文缺失,无法翻译)

(如果提供了奏章内容,则在此处进行逐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口语,并每200-300字分段)

皇上,我多次受到严厉的处罚,被贬斥的南北言官不少。我虽然幸运地被允许罚俸留任,但今天我必须直言进谏了。陛下这些年来深居简出,很少上朝,君臣之间关系是否正常,朝野上下都忧心忡忡。以往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他们光明正大地为国家辨别是非,指责奸邪,虽然朝廷的处置不一定完全符合舆论,但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多少还是能维持社会风气,这都是上天保佑的结果啊!言官的耳目作用非常大,陛下为何突然要堵住他们的嘴呢?

兵部的事情,本来只是追究兵科的责任,却牵连到其他给事中,又波及到许多御史。被罢免的人,处罚理由不明确;留下的人,宽恕的原因也不明确。虽然圣意深奥难测,但坊间传闻纷纷扰扰,议论纷纷。陛下这些年来厌恶言官,动不动就以扰乱朝纲为罪名处罚他们,现在却突然改变策略,用堵住嘴巴的方式来处罚他们。用“不说话”来治罪言官,言官们还能说什么呢?我私下认为,陛下所犯的错,比那些被您处罚的言官的错还要严重得多!如今言官们闭口不言,其实是有五大罪状啊!陛下多年不祭天,言官们却不能据理力争,这是让陛下显得不敬天;这是第一条罪状。陛下多年不祭祀祖宗,言官们却不能诚恳地劝谏,这是让陛下显得不敬祖宗;这是第二条罪状。陛下长期不上朝,停办讲学,言官们说了却不能让您恢复正常,这是让陛下显得不能像祖宗那样勤政;这是第三条罪状。陛下在铲除奸邪、任用贤才方面犹豫不决,言官们说了却不能让您下定决心,这是让陛下显得不能像祖宗那样用人;这是第四条罪状。陛下贪财成性,赏赐很少,身边怨声载道,危机暗藏,言官们都担忧此事,却不能及时劝谏,这是让陛下显得放弃了当初的良好政绩,不能坚持到底;这是第五条罪状。

言官们犯了这五大罪,陛下您如果能振作精神,用这五条罪状来治罪于他们,岂不恰当吗?为什么反而要责备他们闭口不言呢?这根本不是重点啊!

最近啊,好多大臣联名上书,想救你,结果你不仅没让他们复职,还把他们都贬为老百姓了。那些大臣本来都是平民百姓出身,现在回到老百姓身份,也没啥好遗憾的。但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朝廷这次做得太过了,大臣们一片忠心,你不能就这么忽视啊! 你要是连阁臣的求情都不听,把他们降级当个小官,那其他的辅臣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这等于自己把心腹都得罪光了!你要是连各部门的求情都不听,直接把他们贬为平民,那九卿们以后还怎么干活?这等于自己把肱骨都砍断了!君臣一体,皇上您再英明,也得靠着心腹和左右手才能办事儿啊!现在您自己堵上耳朵,得罪了心腹,又砍断了肱骨,您还指望谁来帮您治理天下呢?

皇上您是受命于天,跟大臣们受命于您是一个道理。言官们本来也没犯什么大罪,您一发火,就说他们失职,谁还敢违抗您的命令?这样一来,您可就大失人心了,说不定还会触怒上天!万一上天真震怒了,因为您不祭祀天地、不举行朝会、不珍惜人才、不重视物资,说您失职当不了皇帝,然后降下什么大灾难,您那时候还能抗天命吗?臣子抗不过皇上,皇上抗不过上天,这道理很清楚啊!皇上您就不能为社稷想想吗?

皇上听了这话,大发雷霆,也把我贬官了,还把我发配到边疆去了。“帝大怒,亦贬三秩,出之外。”

经纶被贬官了,工科给事中林熙春等人上奏章说:“皇上您因为言官沉默而生气,已经斥责贬官了三十多人,我们吓得不轻啊!现在御史经纶敢于直言进谏,我们以为皇上一定会褒奖他,没想到也把他贬了。这是因为进谏有罪呢,还是因为不说话也有罪呢?我们实在搞不懂!以前那些被处罚的人是因为不说话,现在又因为敢说话而被处罚,那我们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皇上您要是觉得不说话是失职,那我们也就只能上奏章反映忧虑和危险的事情了;要是您觉得直言进谏是触犯您的旨意,那我们也只能学着那些沉默的人一样闭嘴了。但我们担心的是,朝堂之上,只会阿谀奉承的人才能得到重用,这对皇上您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啊!我们这些官员当然也想着荣华富贵,但宁可这样也不那样,我们也是享受了朝廷两百多年的养士之恩,不能辜负皇上和朝廷,也不能辜负自己的一生啊!皇上您为什么要这么生气,这么严厉地处罚我们呢?”皇上更生气了,把熙春贬为茶盐判官,加重了对经纶的处罚,把他贬为典史。熙春就借口生病辞职了。当天,御史鹿久徵等人也上奏章,请求和那些被贬的大臣一起受罚,被贬为泽州判官。这几次上奏章,一共几十个人,都被削减了俸禄。

过了一段时间,南京御史林培上奏章陈述时政。皇上又想起经纶的事,一气之下把他革职为民。经纶回家后,闭门谢客十年,最后去世了,他的学生私下给他谥号“闻道先生”。林培乡试中举后,做了新化县令。新化县很穷困落后,他就大力兴办社学,教导百姓。有个百姓被盗贼杀害了,官府找不到凶手。百姓就向神祈祷,跟着一只蝴蝶飞行的方向,结果找到了盗贼,当时的人都觉得很神奇。后来林培被征召为南京御史,弹劾诚意伯刘世延的罪行,把刘世延的爪牙都绳之以法。之后,他又上书说徐维濂不应该被贬谪;陕西织花绒、购回青扰民,应该停止;湖广用鱼鲊、江南用织造的事都克扣了巡抚按察使的俸禄,苏州通判因为织造的事都被罢官了,这些做法都不应该。他还谈到了沈思孝等人的事。皇上大怒,把他贬为福建盐运知事。林培告老还乡后去世了。

明朝天启年间刚开始的时候,刘纲又重新担任了经纶官,后来被授予太仆寺少卿的职位。之后他又被提升为光禄寺少卿,没多久熙春也回到了原来的官职。刘纲后来多次升迁,最终官至大理寺卿,年老后请求退休。当时李宗延、柳佐等人都在朝廷做官,他们都称赞刘纲在先朝上奏言的建树。朝廷下诏,加封他为户部右侍郎,让他致仕(退休)。

刘纲是四川邛州人。他的祖父刘文恂以孝子闻名。他的父亲刘应辰参加乡试,但没有做官,也因为孝义而为人所知。刘纲在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后改任庶吉士。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他上了一道奏疏,奏疏里写道:

去年两宫发生火灾,皇上向天下颁布诏书,可是诏书里丝毫没有像大禹、汤王那样真诚地反省自己的过失,也没有像文帝、景帝那样减免赋税以惠及百姓的意思。臣下已经知道上天对皇上还不满意了。最近又大兴土木工程,砍伐树木征收税款,开采石头运输瓷器,远的要运送几千里,近的也要运送几百里的路程。老百姓倾尽所有也无法满足工程的需要,筋疲力尽也无法承担繁重的劳役,卖儿卖女也无法偿还欠款。再加上旱灾,田野里没有青草,民怨沸腾,到处都像仇敌一样。结果,令人痛悔的事情发生了,三座宫殿再次遭遇火灾。《五行志》上说:“君主不思行道,就会发生宫殿被烧的灾祸。”陛下应该反省一下,白天您在做什么,晚上您在想什么,您是否在思行道呢?是不是没有思行道呢?

凡是敬畏上天,效法祖先,亲近贤人远离奸邪,寡欲保全自身,看轻钱财重视品德,这些都是所谓的“道”,而您现在做的这些,都违背了“道”啊!陛下这些年来,简化了祭祀,停止了朝讲,抛弃了股肱之臣,堵塞了耳目,断绝了地脉,忽视了天象,君臣之间已经有几年没有正常的沟通了,朝廷和陛下之间好像隔着万水千山一样遥远。陛下深居简出,说是为了祈求上天保佑万寿无疆,究竟是怎么做的呢?就算朝臣们不知道,上天难道看不见吗?今天的灾祸,正是应验了这种状况,上天好像在说:皇上您做的太过分了,这灾祸要怪谁呢?宫殿为什么会被烧呢?朝政很久没有正常运转了,要向谁请示呢?宫殿为什么会被烧呢?宰相们尸位素餐,玷污了朝廷的声誉,内阁为什么会被烧呢?这些灾祸是为了警示皇上,劝皇上改过自新,其意义非常深远啊!难道还能继续这样放纵怠慢,再次激怒上天吗?!

我听说啊,五行相生相克,最忌讳的就是积压和放纵。积压嘛,就是灾难的伏笔。我冒着杀头的风险,跟您说说现在积压的情况。太子大婚、册立大典,拖了这么久还没办,这就是积压典礼。很多大小官员上奏章,很多都被压着没回复,这就是积压公文。很多官职空缺着没人补上,这就是积压缺额。很多被贬官的官员,都没被重新启用,这就是积压人才。边疆地区有海盗作乱,中原地区也有起义军,这就是积压寇患。负责边防和治河的官员,都在敷衍塞责,皇上您也不追究,这就是积压玩忽职守。这些积压的问题,皇上您拿不定主意,宰相赵志皋也不积极处理,老天爷都会跟着生气,一点儿也不会错。皇上您为什么不召集九卿和谏官们一起讨论一下,及时解决问题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如果一定要全权委托赵志皋,让他在朝堂上安安稳稳,那小则会败坏政事,让士人们寒心;大则会加剧民怨,让老百姓更加愤怒。国家的大事,怎么能交给这种人来处理呢!这事儿可千万别让关中和陕西的土司们知道。

皇上看完我的奏疏,非常生气,想要治我的罪。正好碰上宫里发生火灾,皇上就把我的奏疏压了下来,没做处理。

后来,皇上把我安排到编修官的职位上。过了两年,进行京察考核。因为我被认为做事浮躁,就被调到外地任职了,最后干脆回老家了。第二年我就去世了。按照惯例,翰林院和朝廷关系密切。我直言批评赵志皋的缺点,所以他一直记恨我,借着京察的机会把我弄走了。明朝时期,以庶吉士身份直接上奏章建言的,之前有邹智,之后有刘之纶和我,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是福建莆田人,万历十七年考中了进士。一开始他被任命为新建县的知县,后来升迁为吏科给事中。

蓟州总兵官王保滥杀南方士兵,戴士衡强烈批评了他的罪行。之后,他又请求赶紧补上言官的空缺,并弹劾石星误国,列举了五条大罪。山东税使陈增请求方便起见,可以自己挑选刺史和将吏;淮安、扬州、鲁地的总兵官也请求可以自己节制地方官吏。戴士衡都极力反对。

仁圣太后梓宫要起运了,皇帝却不亲自送行。戴士衡就上奏说:“母子之间的感情最深,送葬是大事,怎么能只在内廷几步地的地方就算了,连走几步都吝啬呢?现在山陵工程已经完工了,希望陛下拄着拐杖出来迎接神主,这样才能稍微慰藉圣母在天之灵,也才能回应百姓的期望。”锦衣卫千户郑一麟上奏要开采昌平的银矿。戴士衡认为矿区靠近天寿山,就上书反对。这些奏章,都没有得到采纳。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戴士衡极力陈述天下的大计,他说:“现在的情况,有三个难以预料的因素:天意、人心、气运。有五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纪纲废弛、戎狄入侵、国本动摇、武备疏忽、国库空虚。而其中最紧要、最需要立即纠正的问题,那就是君主的心意。陛下高高在上,看不到辅佐大臣的面容,听不到大臣们的议论,只沉迷于享乐,自己放纵懒散。即使想尽心竭力地想办法安定国家,也找不到途径。实在应该经常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一起商讨治国理政的大计,这样才能心境清明,欲望减少,政事自然就能得到改进。” 他的这些话,同样也没有得到回应。

日本那边的外交搞砸了,(皇帝)又弹劾了张居正和沈惟敬、杨方亨,还列出了八条防倭的措施。很多人都觉得这些措施应该实行。接着,他又弹劾了南京工部尚书叶梦熊、刑部侍郎吕坤、蓟辽总督孙隆以及通政参议李宜春。那时候孙隆已经退休了,李宜春自己也请求告老还乡,吕坤也因为直言进谏被罢官了。给事中刘道亨帮着吕坤说话,狠狠地批评了张士衡,说张士衡是受了大学士张位的指使。张士衡也反过来弹劾刘道亨和张居正同乡,说刘道亨是在为张居正报复。皇帝看到这些言官们互相攻击,就把他们的奏章都压了下来,没理他们。

过了一阵子,又弹劾罢免了文选郎中白所知。皇帝讨厌吏部那些官员,一口气贬黜了二十二个人,还严厉地责问吏科的人互相结党营私。都给事中刘为楫、杨廷兰、张正学、林应元和张士衡都认罪了。皇帝下诏把刘为楫降一级,并且把刘为楫、杨廷兰等人一起调到外地去。张士衡被任命为蕲州判官。没过多久,朝廷又下令要把他调到更远的地方去,最后把他任命为陕西盐课副提举。他还没去上任,就碰上了《忧危竑议》这档子事,结果被发配充军了。

首先,那个士衡又弹劾坤,说坤偷偷地把《闺范图说》献上去,跟宫里的人拉关系,所以请求皇上按照册立皇后、婚礼等礼仪来办。皇上很不高兴。后来,有人在《闺范》后面加了一篇跋文,叫做《忧危竑议》,诬陷坤跟贵妃的父亲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还有道亨、所知这些人勾结在一起,帮助贵妃的儿子。郑承恩吓得不轻。因为坤、道亨、所知本来就和士衡有矛盾,而全椒知县樊玉衡又刚上书谈论国本,批评贵妃,所以就胡乱说士衡是幕后主使,樊玉衡和他一起策划的。

皇上勃然大怒,贵妃又哭诉个不停,半夜里就下令把他们抓进诏狱拷问。天亮的时候,就下令把士衡发配到廉州,樊玉衡发配到雷州去充军。御史赵之翰又上奏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主要策划者是张位,执行者是士衡,参与者有右都御史徐作、礼部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前任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这些人都是张位的亲信,应该一起罢免。”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奏章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当时张位已经被免职在家闲住,署理侍郎裴应章、副都御史郭惟贤极力为徐作等人辩解,但皇上不听。剥夺了刘楚先、徐作的官职,把刘应秋发配到外地,杨廷兰、万建昆贬谪到边疆,裴应章等人又上书求情。皇上很不高兴,把张位革职为民。

士衡他们后来几次请求赦免,都没被批准。崇祯四十五年,士衡死在了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请求取消士衡的戍籍,释放樊玉衡让他回家,皇上没答应。到了天启年间,追赠士衡为太仆少卿。

曹学程,字希明,是全州人,万历十一年考中了进士。他先后做过石首和海宁的知县,政绩好,升迁做了御史。皇上要派人去朝鲜帮忙,可是兵部尚书石星听信了沈惟敬的话,极力主张向朝鲜送去册封的礼物,就派李宗城和杨方亨当正副使去朝鲜行册封之礼。结果还没到日本,沈惟敬的说法就越来越行不通了,李宗城还先逃回国了。皇上又听信了一些小道消息,想派一位给事中去朝鲜看看情况。

这时,曹学程上书反对说:“最近的册封事情搞砸了,而杨方亨的奏报却说册封有眉目。石星和杨方亨互相勾结,根本不可信。现在来看,派个官员去调查可以,但去册封绝对不行。石星独断专行,赵志皋又优柔寡断,朝鲜战事失败,首辅和枢臣都脱不了干系!” 早先,朝鲜刚被入侵时,御史郭实就批评经略宋应昌能力不足,还列举了七条理由反对。皇上觉得郭实是故意捣乱,把他贬到怀仁当典史。后来郭实才被提升为刑部主事。

后来册封朝鲜的计划取消了,但朝鲜又再次请求册封。皇上就迁怒于之前反对册封的人,说郭实是带头反对的,把他革职为民。皇上还命令石星把所有反对册封的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准备狠狠地处罚他们。赵志皋等人极力解释才算罢休。 后来派去朝鲜的使者也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皇上又想再派人,最后又放弃了,直接让杨方亨当正使。而这时曹学程正在督促畿辅地区的屯田工作,根本不知道这些事。他的奏疏递上去后,皇上大怒,认为曹学程暗中有人指使,把他抓到锦衣卫严刑拷打。

一番拷打也没得到什么结果,就把他移交刑部判罪。刑部尚书萧大亨请求宽恕他,皇上没答应,判他“与逆臣勾结,失节”的罪名,要把他斩首。刑科给事中侯廷佩等人为他申冤,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也极力为他求情,但皇上都不听。 此后,为他求情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说他母亲九十多岁了,正在哭着等儿子被处死。但皇上最终还是没答应,几次大赦也都没有赦免他。

他儿子正儒,每天都守在牢房里,寸步不离。看见他爹瘦得跟个骷髅似的,吐血倒地,好半天他才醒过来。正儒就用自己的血写奏章,请求代替父亲去死,但皇上根本没理他。过了三十四年,九月的时候,才根据朱赓的建议,把郭尚书贬到湖广宁远卫戍边。很久以后,他才被放回来,不久就去世了。天启年间,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崇祯年间,又表彰正儒为孝子。

郭实,字伯华,是高邑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先是在朝邑当县令,后来被选拔为御史。御史王麟趾弹劾湖广巡抚秦耀跟朝廷大员勾结,结果被贬到徐沟当丞。郭实又弹劾秦耀,秦耀这才被罢官。秦耀离任的时候,贪污受贿的赃款赎银巨万,被衡州同知沈鈇揭发出来,被抓起来发配边疆戍守。按规矩,巡抚和按察使贪污受贿的赎银通常存放在州县当公款使用,从秦耀开始,包括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都拿这些钱中饱私囊,败坏官风。从那以后,这些账目都被故意销毁了,根本查不到了。郭实因为议论朝鲜的事情被罢官。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朝贡的事情没办好,他又被发配边疆。给事中侯廷佩请求恢复郭实的官职,但皇上没答应。他在家待了十五年,才重新被起用,在南京刑部当主事,最后做到大理寺右寺丞。

翁宪祥,字兆隆,是常熟人,万历二十年考中了进士。先是在鄞县当知县,政绩优秀,后来被调到京城当礼科给事中。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 等丧期满了,他又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朝政的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关于官员任命抽签的制度,他认为:“如果完全靠抽签决定,那朝廷官员的职位,随便哪个小吏都能胜任了。如果并非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在朝廷上搞这种掩饰的把戏呢?干脆取消这种抽签制度吧!” 当时朝廷没采纳他的建议。

按照惯例,正郎官不负责出使,巡抚要等到有人接替才能离任。但后来很多人都违反了这个规矩。江西巡抚许弘纲因为父亲去世直接回家了,广西巡抚杨芳也以丁忧为由请求免去职务,不用等接替的人来了再走。翁宪祥极力指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制度。结果,许弘纲被贬官,杨芳也被责罚。 有人弹劾朱赓、李廷机,他们都被处罚了,翁宪祥也为此上疏论述。之后,他又弹劾云南巡抚陈用宾和两广总督戴耀,但这些奏章都没得到回应。

那时候,朝廷里很多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着。杨时乔、杨道宾两位侍郎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去世,吏部和礼部的高级官员竟然一个都没有了。兵部只剩下一个尚书,而且还在养病,不上朝。户部、刑部、工部和都察院的官员,很多都是因为别人举报而被记录在案的。通政司和大理寺也没人上任。翁宪祥说九卿的职位都空缺,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形象,于是他上疏建议补缺官员,起用一些被埋没的人才,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 他多次升迁,最后当上了刑科都给事中。

吏部尚书孙丕扬、副都御史许弘纲因为被言官弹劾,请求辞职。翁宪祥说:“现在正直的人,因为坚持正道而难以容身,纷纷辞职躲避。国家要是这样,让人寒心啊!” 后来,翁宪祥在军政方面发现了一些问题,上疏弹劾锦衣卫都督王之桢,但他的奏章很久都没得到处理。 罪犯陈用宾等人已经被判死刑,他的奏章也被压着。翁宪祥都多次上书进行反驳。 知县满朝荐、李嗣善,同知王邦才,因为得罪了税务官员而被关进监狱,翁宪祥就请求释放他们。 等到冬至朝廷停止审判囚犯的时候,他又请求推迟对犯人的处罚,体现朝廷的仁德,宽恕犯错的官员,减轻囚犯的刑罚。但皇帝都没有采纳。 不久,他被调到吏科。

万历四十一年,朝廷命辅臣叶向高主持会试,给事中曾六德因为为被审查的官员求情而被贬官。这件事的旨意是从内廷直接下达的,翁宪祥极力劝谏。 宦官黄勋、赵禄、李朝用、胡滨等人行为不法,翁宪祥也连续上疏弹劾他们。 很久以后,他被提升为太常少卿。几年后去世。

徐大相,字觉斯,是江西安义人,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一开始他在东昌当推官,后来调到武学当教授,没多久又升了国子博士。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百官准备上早朝,司礼监太监卢受被皇帝免职了。大家正往外走呢,卢受却从后面慢吞吞地晃悠着出来。徐大相一看这架势,心里就来气了,回家写了两份奏疏。一份是关于辽东战事的,另一份是弹劾卢受的奸邪行为。巧的是,这两份奏疏都是要交给卢受的。卢受看到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疏,还轻蔑地说:“就这小子,也敢管这事儿!” 等到皇帝看第二份奏疏的时候,皇帝直接问卢受:“这说的就是你的罪状!”卢受当时就傻眼了,赶紧磕头流血认罪,喊着:“我该死!”结果,奏疏被皇帝留中处理了。同一天,南京国子学录乔拱璧也上疏弹劾卢受,但没被采纳。

第二年,徐大相升任兵部主事。天启二年,他又调到吏部当稽勋主事,后来又转到考功司。第二年,他升了验封员外郎。进士薛邦瑞想为他的祖先薛蕙请谥号,徐大相和尚书张问达都同意了这个请求。可熹宗皇帝正讨厌这种繁琐的恤典,于是就削掉了徐大相三个官阶,把他赶出朝廷。张问达等人也因此引咎自责,但皇帝没追究他们的责任。大学士叶向高、都御史赵南星等人又联名上疏请求为徐大相求情,最后才改成削了他两个官阶。徐大相正等着安排新的差事呢,结果好几十个太监,都是卢受的党羽,拿着棍子在徐大相家门口大喊大叫。他们搜查徐大相的家,只搜到七十两俸银,就灰溜溜地走了。之后,徐大相就闭门在家读书,乡里很少有人见过他。

崇祯元年,徐大相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没多久,他又调到考功司,后来升了验封郎中。他先后在考功司和文选司任职,上奏陈述了十件事:遵行圣旨、疏通积压的公文、打破请托关系、肃清官吏评价、整顿选官制度、重视官印的使用、提倡谦让、激励气节、打击侥幸心理、核查吏治弊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这些建议。之前,尚书孙丕扬等二十六人因为魏忠贤被罢官,徐大相请求恢复他们的官职,但皇帝没有同意。后来,因为起复被罢免的官员触怒了皇帝,徐大相被降职处理。给事中杜三策为徐大相说话,说他为人正直廉洁,起复被罢免官员也符合舆论,不应该被惩罚,但皇帝没听。徐大相的父亲去世后,他回乡守孝,最终在家中去世。

话说宋神宗中年的时候,国家道德败坏,政治混乱。那些怀揣忠心,奋发图强的人,理应激昂慷慨地直言进谏,来纠正君王的错误。但是,进谏也要讲究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真诚。那些尖酸刻薄,刻意讨好拍马屁的,君子是不会那样做的。说他们忠厚之心不足,而卖弄自己才华的心思却很重。像雒于仁、马经纶那样,尖锐批评,甚至指责谩骂,几乎让同僚都难以忍受。圣人接纳谏言,大概也不是这个意思吧!

唉,这雒于仁和马经纶啊,他们批评得也太过了,搞得大家都不舒服。其实啊,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也要看方法,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像这诗里说的,“……”(此处应插入诗词或对联,原文照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良将啊! 要是像他们那样,虽然表面上是为国家好,但实际上,反而会适得其反。 想想看,神宗皇帝本来就烦心,你再这么尖酸刻薄地去说,他听得进去吗? 这就好比,你跟朋友说他的缺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直接指责,得委婉点,让他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所以说啊,为人处世,真诚最重要。 你要是真心为国家好,皇帝自然会看在眼里。 就算一时之间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丧气,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可的。 这就像那句话说的,“……”(此处应插入诗词或对联,原文照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他们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能顾全大局,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那些只会逞口舌之快的人,最终只会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