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无量（徐安贞） 元行冲 陈贞节 施敬本 卢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侯行果） 赵冬曦（尹愔 陆坚 郑钦说 卢僎） 啖助 韦彤 陈京畅当林蕴 韦公肃 许康佐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幼授经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坟典。家滨临平湖，有龙出，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异之。尤精《礼》、司马《史记》。擢明经第，累除国子博士，迁司业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将南郊，诏定仪典。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言皇后为亚献，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郊祀，国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礼》。《周礼》冬至祭天圆丘，不以地配，唯始祖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与。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是后不应助祭。又内宰职‘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祭天无祼，知此乃宗庙祭耳。巾车、内司服，掌后六服与五路，无后祭天之服与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末代黩神，事不经见，不可为法。”时左仆射韦巨源佐钦明，故无量议格。以母老解官。
玄宗为太子，复拜国子司业兼侍读，撰《翼善记》以进，厚被礼答。太子释奠国学，令讲经，建端树义，博敏而辩，进银青光禄大夫，锡予蕃渥。及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母丧解，诏州刺史薛莹吊祭，赐物加等。庐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号诉曰：“山林不乏，忍犯吾茔树耶？”自是群鹿驯扰，不复枨触，无量为终身不御其肉。丧除，召复故官。以耆老，随仗听徐行，又为设腰舆，许乘入殿中。频上书陈得失。
开元五年，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坏，姚崇建言：“庙本苻坚故殿，不宜罢行。”无量鄙其言，以为不足听，乃上疏曰：“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畯良，撙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继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帝是崇语，车驾遂东。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遍群神。汉孝景祠黄帝桥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过魏祭信陵君墓，过赵封乐毅后，孝章祠桓谭冢。愿陛下所过名山、大川、丘陵、坟衍，古帝王、贤臣在祀典者，并诏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兴灭继绝，崇德报功。故存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愿到东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绝者，虽在支庶，咸得承袭。”帝纳其言，即诏无量祠尧平阳，宋璟祠舜蒲坂，苏颋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参献。又求武德以来勋臣苗裔，绍续其封。
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诏群臣观书，赐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脩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为太子、诸王侍读。七年，太子齿胄于学，诏无量升坐讲劝，百官观礼，厚赉赐。卒，年七十五。病困语人，以丽正书未毕为恨。帝闻悼痛，诏宰相曰：“无量，朕师，今其永逝，宜用优典。”于是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葬事官给。所撰述百余篇。殁后有于书殿得讲《史记》《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叹息，以绢五百匹赐其家。
始，无量与马怀素为侍读，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亦践其选，虽赏赉亟加，而礼遇衰矣。
陆去泰，历左右补阙内供奉。
王择从，京兆人，终汜水令。
徐楚璧，初应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久，是时李林甫用事，或言计议多所参助。后更名安贞。
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
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详文约，学者尚之。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继马之象。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自以书生，非弹治才，固辞。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四迁大理卿，不乐法家，固谢所居官，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使检校集贤，再迁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行冲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以老罢丽正校书事。
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意诸儒间己，因著论自辩，名曰《释疑》。曰：
客问主人：“小戴之学，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经孰优？”主人曰：“《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不申，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必审，何所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难：汉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族兄臧与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也。浮学守株，众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独智为谴。’一也。昔孔季产专古学，有孔扶者与俗浮沈，每诫产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学，君独脩古义。古义非章句内学，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世，君其殆哉！’二也。刘歆好《左氏》，欲建学官，哀帝纳之，诸儒迁延不肯置对。歆移书诮让，诸博士皆忿恨。龚胜时为光禄大夫，见歆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诋歆改乱前志，非毁先帝所立。歆惧，出为五原太守。以君宾之学，公仲之博，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三也。王肃规郑玄数千百条，郑学马昭诋劾肃短。诏遣博士张融按经问诘，融推处是非，而肃酬对疲于岁时。四也。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五也。夫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为右拾遗。初，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并建陵庙，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时祠官进飨。贞节以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犹亲尽而毁，四太子庙皆别祖，无功于人，而园祠时荐，有司守卫，与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颂功德，《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使无功而颂，不曰舞咏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称小庙。未知四庙欲何名乎？请罢卒吏，诏祠官无领属，以应礼典。古者别子为祖，故有大、小宗。若谓祀未可绝，宜许所后子孙奉之。”诏有司博议。驾部员外郎裴子余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圣念懿属而为之享。《春秋》书晋世子曰：‘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类，君祀无乃戾乎！’此有庙也。鲁定公元年，立炀宫。炀，伯禽子，季氏远祖，尚不为限，况天子笃亲亲以及旁期，谁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庙皆天子睦亲继绝也。逝者锡蘋繁，犹生者之开茅土。古封建子弟，讵皆有功？生无所议，死乃援礼停祠，人其谓何？隐于上，伯祖也，服缌；章怀，伯父也，服期；懿德、节愍，堂昆弟也，服大功。亲未尽，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于是四陵庙惟减吏卒半，它如旧。
迁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肃明皇后并升焉。贞节奏言：“庙必有配，一帝一后，礼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非子贵，宜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庙曰閟宫。晋简文帝郑宣皇后不配食，筑宫于外，以岁时致享。肃明请准周姜嫄、晋宣后，纳主别庙，时享如仪。”于是，留主仪坤庙，诏隶太庙，毋置官属。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言：“睿宗于孝和，弟也。按贺循说，兄弟不相为后。故殷盘庚不序阳甲，而上继先君；汉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世祖，不继惠帝。故阳甲、孝成出为别庙。”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则毁二庙。有天下者，从祢而上事七庙，尊者所统广，故及远祖。若容兄弟，则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请以中宗为别庙，大祫则合食太祖。奉睿宗继高宗，则祼献永序。”诏可。乃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
五年，太庙坏，天子舍神主太极殿，营新庙，素服避正寝，三百不朝，犹幸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曰：“乃正月太庙毁，此跻二帝之验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今皆违之。鲁文公之二年，跻僖于闵上，后太室坏，《春秋》书其灾，说曰：‘僖虽闵兄，尝为之臣，臣居君上，是谓失礼，故太室坏。’且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弟尝臣兄，乃可跻乎？庄公薨，闵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庙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鲁自是陵夷，堕周公之祀。太庙今坏，意者其将陵夷，堕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后君。昔跻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坏，今太庙毁，与《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国，孝和中兴有功，今内主别祠，不得立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长不可轻。且臣继君，犹子继父。故禹不先鲧，周不先不窋，宋、郑不以帝乙、厉王不肖，犹尊之也，况中兴邪？晋太康时，宣帝庙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庙殿陷而及泉，更营之，梁又折。天之所谴，非必朽而坏也。晋不承天，故及于乱。臣谓宜迁孝和还庙，何必违礼，下同鲁、晋哉？”帝异其言，诏有司复议。贞节、献与博士冯宗质之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与焉。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则兄弟不为世矣。殷人六庙：亲庙四，并汤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为世，方上毁四室，乃无祖祢，是必不然。古者繇祢极祖，虽迭毁迭迁，而三昭穆未尝阙也。《礼》：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后者，故舍至亲，取远属。父子曰继，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庙，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统，告享不得称嗣子、嗣孙，乃言伯考、伯祖，何统序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为别庙。汉世祖列七庙，而惠帝不与。文、武子孙昌衍，文为汉太宗。晋景帝亦文帝兄，景绝世，不列于庙。及告谥世祖，称景为从祖。今谓晋武帝越崇其父，而庙毁及亡，何汉出惠帝而享世长久乎？七庙、五庙，明天子、诸侯也；父子相继，一统也；昭穆列序，重继也。礼，兄弟相继，不得称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继高宗者。偶室于庙，则为二穆，于礼可乎？礼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绍伯考，弃己亲正统哉？孝和中兴，别建园寝，百世不毁，尚何议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寝，圣真方祔庙，则未尝一日居上也。”帝语宰相召平子与博士详论。博士护前言，合轧平子。平子援经辩数分明，献等不能屈。苏颋右博士，故平子坐贬都城尉。然诸儒以平子孤挺，见迮于礼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复中宗于庙。
明年，帝将大享明堂，贞节恶武后所营，非古所谓“木不镂、土不文”之制，乃与冯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宪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寝占阳午地，先帝所以听政，故毁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哗讪，以为神灵不悦。堂成，灾火从之。后不脩德，俄复营构，殚用极侈，诡禳厥变，又欲严配上帝，神安肯临？且密迩掖廷，人神杂扰，是谓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则。天子听政，乃居便坐，无以尊示群臣。愿以明堂复为乾元殿，使人识其旧，不亦愈乎？”诏所司详议。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佥谓：“明堂瑰怪不法，天烬之余，不容大享。请因旧循制，还署乾元正寝。正、至，天子御以朝会。若大享，复寓圜丘。”制曰可。贞节以寿卒。
施敬本，是江苏丹阳人。唐玄宗开元年间，他在朝廷里当四门助教。皇上要举行封禅大典，就下令相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仪式流程。按照以前的规矩，祭祀时盥洗和洗爵都由侍中负责；祭祀天神，则由太祝负责。
施敬本给皇上上奏说：“周朝的制度，大宗伯下面有郁人、下士各两人，负责祭祀的仪式。汉朝没有郁人这个职位，就用比较亲近的臣子来代替。汉朝侍中的地位其实很低，像籍孺、闳孺这些受皇帝宠幸的大臣才去做。后来汉朝的邵阖，是从侍中升迁到步兵校尉，官阶是千石，他的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起居，拿着虎子（一种盛酒器），这分明就是个近侍。现在侍中的地位相当于宰相，跟周朝的郁人根本没法比。太祝是把主人的意思献给神灵的人，这可不是个低贱的职位。古代两个君主见面，都要由卿大夫担任上傧，更何况是人与天沟通呢！周朝的太祝，有下大夫两人，上士四人。下大夫，相当于现在的郎中、太常丞；上士，相当于现在的员外郎、博士。汉朝太祝的官阶是六百石，现在太祝的级别却很低。用低级别的官员去祭天，却用高级官员侍奉天子，轻重失衡，这根本不符合礼制啊！以前，是谒者引领太尉登上祭坛。谒者官位虽然低，但引领太尉登坛的礼仪却很重要。汉朝尚书御史台下属有谒者仆射，官阶六百石，佩铜印，系青绶；谒者共有三十五个，如果做了郎中满一年，就称给事中，没满一年就称谒者。光禄勋下属也有谒者，负责宾客的接待和赞礼，共有七十人，官阶也相当于六百石。可见，古代谒者这个职位的名称和官阶等级差别很大，而现在的谒者官位低微，只是徒有虚名，不实际做事，根本不适合参与祭天大典。”
皇上就下令让中书令张说和施敬本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因此侍中、太祝、谒者这些职位的负责人，就根据礼仪的轻重缓急，由其他官员临时负责。
后来，施敬本从太常博士升任集贤院修撰。一年多后，他又升迁为右补阙、秘书郎，最终去世。
卢履冰，是幽州范阳人，是北魏都官尚书义僖的五代孙。开元五年，他当上了右补阙，然后就上书提建议说：“古代，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去世，服丧期是一年，心里悲痛则服丧两年。武则天开始提议父亲在世母亲去世要服丧三年，这是不对的，应该按照传统的礼制来。”唐玄宗觉得有点疑问，又因为舅舅、嫂子、叔伯的服丧期制度也不太完善，就把这事儿交给百官讨论。刑部郎中田再思说：“那些讲究礼仪的人家，经常因为这事儿打官司。遵循古制不一定是对的，而实行现在的制度也不一定就是错的。父亲在世母亲去世服丧三年，高宗皇帝实行过这个制度，而且已经执行很久了。为什么非要违背先帝的旨意，阻碍人伦亲情，只为了母亲的服丧期，而让它和伯叔母、姑姑姐妹的服丧期一样呢？至于嫂子、叔子、舅甥的服丧期，那是太宗皇帝制定的，一百多年来都没什么争议，不能改。”
卢履冰接着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母亲去世服丧三年，后来虽然有人提议，但没被采纳，直到垂拱年间才开始实行。甚至出现祖父母健在而子孙媳妇去世，服丧期要两次的情况，这显然不合适。礼制规定，女子没有独立的祭祀地位，所以说‘家无二尊’。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服丧期，应该统一尊卑顺序。现在不纠正这个错误，恐怕后世还会出现妻子夺夫丧的乱象，不得不谨慎考虑。” 皇上没批复，这事儿就搁下了。卢履冰又极力陈述说：“父亲在世母亲去世，设灵位祭奠是一年，心里悲痛是两年，父亲必须三年后才能再娶，这是为了表达儿子的孝心。圣人怎么会蔑视对生身母亲的情感呢？这其中一定有考虑天下大局的深意。武则天当年阴谋篡位，预先就抬高自己的地位，延长服丧期，穿戴高级丧服，不久就夺取了唐朝江山，引发了动乱。孝和皇帝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政权，韦氏家族又出来作乱，毒死了皇帝，差点亡国。所以，我打算以此来规范夫妇关系，这不仅仅是母子之间的问题。有人说：‘降低母亲的服丧期，不是《诗经》里说的‘罔极’之义，而且和伯叔母、姑姑姐妹的服丧期一样。再说，丧服等级本来就有高低之分，服丧时间也不应该有所不同。’这些人都是迂腐的书生，不懂先王之旨，怎么能够议论礼制呢？‘罔极’指的是春秋祭祀，按时祭奠，意思是君子终身怀念，这跟服丧一两年有什么关系呢？圣人制定礼制，一定是要建立一个中庸的标准，让贤者和不肖者都能遵守，然后才能颁布。那些伯叔、姑姑，哪有设灵位、三年心丧的规定呢？母亲去世父亲穿斩衰服，这是不变的道理。”
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也发表意见说：“古代服丧是根据情理来制定的：女儿对父亲，妻子对丈夫，都穿斩衰服三年，情理都尽到了，这是以情立制。妻子去世服丧一年，情理都尽到了，这是为了避嫌，尊崇天道。作为嫡子，穿斩衰服三年而不离职，这是尊祖重嫡，崇尚礼制，但有违情理。孝顺莫过于孝敬父亲，所以父亲在世母亲去世，儿子可以免官，服丧一年，心里悲痛三年，情理已尽而礼制上有所减轻，这是从尧、舜、周公、孔子时代就一直沿袭下来的做法。现在却舍弃了尊老重孝的原则，损害了孝敬父亲的意义，这还能叫做礼制吗？姨母兼有继母的称号，作为母亲的亲戚，加在舅舅的服丧期上，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嫂子、叔子不服丧，是为了避嫌。请按照古制来处理吧。”皇帝没有回应。当时讨论丧服制度，每个人都各抒己见，议论纷纷。七年后，才下诏书：“丧服制度一律采用古制。”从此以后，民间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服丧，有的服丧一年后举行禫祭，禫祭后结束服丧，心里悲痛三年；有的服丧一年后举行禫祭，一直服丧三年；有的穿斩衰服三年。
王仲丘是沂州琅琊人，他爷爷王师顺在高宗时期当官，负责漕运方面的事务，当时很有名，最后做到司门郎中。王仲丘在开元时期，先后担任左补阙、内供奉、集贤院修撰、起居舍人。
那时候典章制度有点乱，王仲丘想把《贞观礼》和《显庆礼》结合起来。他觉得既然两种礼仪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那就都没必要废除。于是他就上书皇帝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规定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丰收。我认为《诗经》里说‘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里说‘上辛祈谷于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应该就是昊天上帝。郑玄解释说：‘天上有五个帝轮流当王，当王的皇帝一定要祭祀其中一个来兴国。夏朝正月在郊外祭祀他们的祖先，并以此祈求丰收。’感帝的祭祀，《贞观礼》已经有了。我建议在祈谷的祭坛上，同时祭祀五方帝。五方帝是五行之精，九谷之祖宗。所以，我认为两种礼仪都可以采用。《贞观礼》在南郊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显庆礼》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我认为祭祀上帝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所以《月令》说：‘大雩帝，用盛乐。’郑玄解释说：‘帝，就是上帝，是天的另一个称呼。在圆丘祭祀，是为了尊崇天位。’《显庆礼》祭祀昊天上帝和《月令》相符，而《贞观礼》也祭祀过五方帝，所以请允许两种礼仪都采用。《贞观礼》在季秋祭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我认为周朝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上帝。古代学者认为天就是感帝，把太微五帝归属于昊天上帝。郑玄说《周官》里记载祭祀上帝，祭祀五帝，各有不同的仪式，不能合并成一个。所以《孝经》里把天和上帝解释为：‘上帝也是天。’神明只有一个，只是祭祀地点不同，是为了避开后稷。现在《显庆礼》祭祀上帝，符合经书，但是《贞观礼》也祭祀过五方帝。所以请允许两种礼仪都采用。” 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
他后来因为犯了点事，就辞官了。
康子元是浙江绍兴人，做过献陵县令。唐玄宗开元初年，皇帝下令让中书令张说推荐精通《易经》、《老子》、《庄子》的人才。集贤院直学士侯行果向张说推荐了康子元和平阳人敬会真。张说把他们推荐给了皇帝，皇帝还赏赐了他们衣服和钱币，让他们侍奉在身边读书。康子元后来升迁到秘书少监，敬会真当上了四门博士，不久他们都兼任了集贤院侍讲学士。
玄宗皇帝要到泰山封禅，张说就带着康子元、侯行果、徐坚、韦縚一起商议封禅的仪式。以前高宗皇帝封禅的时候，中书令许敬宗认为：“周朝人重视祭祀的仪式感，所以先祭祀再焚烧柴草。”张说、徐坚、康子元则上奏说：“《周礼》记载：祭祀有六种变化，天神会降临。意思是说，天神是因祭祀的音乐而降临，并非因为焚烧柴草。宋朝、齐朝以来，都是先饮用祭祀用的酒，然后才焚烧柴草。我们建议先祭祀后焚烧，就像《贞观礼》那样。”侯行果和赵冬曦则认为：“先焚烧柴草以迎接神灵的降临，才是最高的礼仪。如果先祭祀再焚烧，神灵就没有办法降临了。”康子元坚持自己的意见。张说笑着说：“康子元你一个人就敢对抗整个团队吗？” 这件事还没决定下来，张说就向皇帝请示，皇帝最后决定先祭祀后焚烧。
皇帝从泰山回来后，减少了随从官员的人数，先到东都洛阳。只有康子元、毋煚、韦述这三位学士跟随。过了一段时间，康子元被调任宗正少卿，后来因为生病被授予秘书监的职位，然后退休。去世后，追赠为汴州刺史。皇帝曾经亲自撰写赞词来赞扬张说和康子元，还命人画了他们的画像，并命令赵冬曦、韦述、毋煚为他们撰写传记。
侯行果是上谷人，做过国子司业，侍奉太子读书。去世后，追赠为庆王傅。
一开始，侯行果、敬会真和长乐人冯朝隐一起给皇帝讲学。冯朝隐能够深入探讨《老子》、《庄子》的深奥含义，敬会真也擅长讲解《老子》，每次讲课之前，他都要先洗手净面再开始。皇帝曾经说过：“我想再找一个擅长《易经》的人，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上侯行果啊！” 冯朝隐最终官至太子右谕德，敬会真当上了太学博士。
赵冬曦，是定州鼓城人，考中了进士，后来当上了左拾遗。神龙年间，他上书给皇帝说：“古代的律法条文有一千多条，可是到了隋朝，奸臣们为了徇私枉法，竟然制定了一条律文：‘律法没有明确条文的地方，判罪时就举重以明轻，入罪时就举轻以明重。’就因为这一句话，就废除了几百条律法条文。从此以后，轻重刑罚全凭喜好决定，受罚的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受罚，要是贾谊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痛哭流涕的！法律条文简单易懂，老百姓才不敢触犯，才能远离危险；法律条文含糊不清，官吏就会钻空子，结党营私。律法、命令、格式、条例，都应该修订条文，直接写明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些什么‘准许加减比附’、‘量情处罚’、‘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等等说法，都应该取消！这样一来，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能避免犯罪，即使是达官贵人犯了法，也必须受到惩罚。法律清晰，百姓才会信任；法律统一，君主才能威严。”当时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对。
开元初年，赵冬曦升迁为监察御史，后来因为犯了事被贬到岳州。后来被朝廷召回，恢复了官职，他和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一起被召入集贤院修撰书籍。当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担任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担任校理。没过多久，赵冬曦就主管了史官事务，后来又升迁为考功员外郎。一年多后，他和孙季良、咸廙业、贺知章、吕向都成为了直学士。赵冬曦不久又升迁为中书舍人内供奉，最后在国子祭酒的职位上去世了。
赵冬曦为人性格豪放豁达，不怎么在乎世俗的事情。他的哥哥赵夏日，弟弟赵和璧、赵安贞、赵居贞、赵颐贞、赵汇贞，都考中了进士。赵安贞当上了给事中，赵居贞当上了吴郡采访使，赵颐贞当上了安西都护。赵居贞的儿子赵昌，另有传记记载。
王嗣琳因为太子校书郎的职位被罢免了。东方颢因为上书触怒了皇帝，被贬到高安当丞。咸廙业也因为犯了事被贬到余杭当令。范仙厦擅长辩论，后来做了道士。
开元时期集贤院的学士中，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的名气也比较大。
尹愔，是甘肃天水人。他爸爸尹思贞，字季弱，精通《春秋》，考试成绩特别好。曾经在国子博士王道珪那里学习，王道珪还夸他：“我的学生很多，但尹先生真是深不可测啊！”尹愔的父母去世后，他非常悲痛。守孝期满后，他并没有马上做官。后来，张说和尹元凯两位官员推荐他担任国子监大成殿的老师。每次祭祀典礼后讲学，他都会讲解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听课的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新鲜东西。后来他又升职为四门助教，还写过《诸经义枢》和《续史记》，可惜都没完成。有一天他梦见天官和麟台的人同时来请他做官，醒来后，他就跟亲戚朋友告别，两天后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岁。
尹愔知识渊博，尤其精通老子的著作。他一开始是道士，唐玄宗那时候特别喜欢玄学，有人推荐了尹愔，玄宗召见了他，非常高兴，对他很优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还让他参与修撰国史，但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后来皇帝下令允许他穿着道士服上班，他才勉强就职，主要负责管理集贤院和史馆的图书。开元末年，尹愔去世了，死后被追赠为左散骑常侍。
陆坚，是河南洛阳人。他一开始在汝州做参军，因为他的朋友女婿李慈被杀害，他也被贬官到涪州做参军，后来又升任通事舍人。朝廷曾经下诏让他复职，还派宦官去劝说他，但他都没接受。后来他被任命为给事中兼学士。他很擅长书法。他原来的名字叫陆友悌，唐玄宗很欣赏他的刚正不阿，就赐给他新的名字。他曾经跟随玄宗皇帝去泰山封禅，被封为建安男。皇帝对他特别好，还把他的画像挂在宫里，并且亲自写赞词来称赞他。陆坚最后在秘书监的职位上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吏部尚书，谥号懿。
郑钦啊，他是北魏濮阳太守敬叔的八世孙。开元初年，他从新津县丞这个小官儿开始，参加了五经考试，考中了，然后被任命为巩县尉，后来又进了集贤院当院校理。之后，他还当过右补阙和内供奉，官儿越做越大。这人啊，懂历法，知识面也很广。
话说，以前梁朝的太常任昉，在大同四年七月的时候，在钟山的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一块墓志铭，上面写着：“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当时谁也看不懂这铭文是啥意思，就先把它藏了起来。任昉还特意嘱咐他的孩子们说：“咱们家啊，要世世代代拿着这块铭文去问那些懂行的专家，要是有人能解开它的秘密，我死也瞑目了！”
任昉的五世孙，一个叫任升之的人，隐居在商洛，把这块铭文抄了一份给了郑钦。郑钦出差的时候，在长乐驿收到了这东西。等他走到敷水三十里地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他说：“这铭文啊，是卜宅的人把葬礼的年月日和墓穴倒塌的年月日都算好了。‘甸服’，是五百年的意思；‘黄钟’，是十一年的意思；从大同四年往前推算到汉建武四年，正好是五百一十一年。墓葬是在三月十日庚寅日下葬的，‘三上庚’就是指这个。墓穴倒塌是在七月十二日己巳日，‘七中己’就是指这个。‘浃辰’，是十二个月的意思；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到到四年七月，一共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个月算一交，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的意思；‘重三’，是六的意思。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到到到四年七月十二日，一共是十八万六千四百天，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圮’。” 任升之听了，惊呆了，彻底服了郑钦的聪明才智。
郑钦这个人啊，不太受李林甫待见，李林甫比较讨厌他。后来韦坚死了，郑钦当时是殿中侍御史，曾经做过韦坚的判官，结果也被贬到了夜郎当尉，最后死在了那里。
他的儿子郑克钧，当上了都官郎中。有一次吐蕃包围了灵州，军队的粮草快不够用了，德宗皇帝就派郑克钧当灵州、夏州的运粮使，他把粮食顺利地运到了塞下，守城的将士们这才安心了。
再说说卢僎，他当过吏部尚书，是卢从愿的堂弟。他从闻喜县尉做起，后来当了学士，最后做到吏部员外郎。
老哥，他叫俌（fǔ），在中宗当皇帝的时候，做过右补阙（官名）。那时候突厥默啜入侵，打败了沙吒忠义（将领），朝廷就让所有官员出主意，看看怎么才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只有老哥他一个人上书给皇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理好国内才能影响国外，赏罚分明才能让士兵尽忠职守。你看鸣沙之战，主将先逃跑了，但中军将士还能奋勇作战，这说明只要法纪严明，赏罚分明，军队就能更加奋勇。至于沙吒忠义，虽然是骑兵将领，但能力不足以承担重任。应该效仿古代的办法，招募百姓迁徙到边疆，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依次编组，加强教化，奖励抓获敌人的战利品，打近战就为了保卫家园，打远战就为了获得财富。我们要招募勇敢善战的人，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管控，以此来图谋攻取。还要挑选边州刺史，搜集储备粮草，谨慎地管理烽火台，做好防御准备。” 中宗皇帝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后来并没有实行他的建议。最后，老哥做到秘书少监（官名）就退休了。
另一个，叫啖助，字叔佐，是赵州人，后来搬到了关中。他知识渊博，学问很深。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末期，他先后担任过临海尉和丹阳主簿。任期满了之后，他就隐居起来，过着简朴的生活，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好家伙，这篇文章讲的是朱熹对《春秋》的解读，厉害！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了《集传》，还总结了其中的规律。他说孔子写《春秋》的用意是：夏朝讲忠，忠过头就显得呆板；商朝讲敬，敬过头就迷信鬼神；周朝讲文明，文明过头就矫揉造作。要解决矫揉造作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忠诚上来，因为文明只是忠诚的表象。 从根本上教化，弊端就会出现在表象上；如果从表象上教化，那弊端就更大了。武王和周公继承了商朝的弊端，不得已而为之。周公死后，没人知道怎么改正，所以周朝的弊端比夏商更严重。孔子很惋惜地说：“虞夏之道，很少让百姓怨恨；商周之道，弊端太多承受不住了！”所以说：“后世即使有人想效法，也无法达到虞帝的水平。” 意思就是说，虞夏的教化很难在乱世实行，而夏朝的忠诚，需要改变才能实现。所以《春秋》用权术辅助实用，用诚信来裁决礼仪，用忠诚之道来解释事情的原委，不拘泥于空洞的名义，不崇尚孤高自傲，根据情况救治乱象，顺应时机升降官员。古话说的好：“商朝改变了夏朝，周朝改变了商朝，春秋改变了周朝。” 公羊子也说：“学习尧舜之道，来效法后世圣贤。” 由此可见，《春秋》借鉴了二帝三王的法则，以夏朝为根本，并非一味遵守周朝的典章制度，这部分讲的真明白！
接下来，他还说，幽王和厉王虽然衰败，但《雅》诗还没变成《风》诗。直到平王东迁，人们习惯了之前的教化，只要有善恶之事，就应该用周朝的法则来纠正。所以《春秋》从平王东迁开始，以隐公为起始，目的是为了拯救衰败、勉励向善，解决周朝的弊端，革除礼仪的错误。朱熹还批评了左丘明，说他帮助爱公、谷二家，认为左氏的解释有很多错误，说《左传》是出自孔子的门人。而且，《论语》里孔子引用的例子，大多是前世的老彭、伯夷等人，时间上对不上；而孔子却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大概就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此外，《左传》和《国语》，内容前后矛盾，叙事混乱，不是一个人写的。左丘明是收集各国的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误以为是左丘明写的，其实不是。朱熹批评左丘明，大多是这种类型的。
先说说孔颖达的几个高徒吧，赵匡和陆质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孔颖达去世的时候，四十七岁。陆质和他的儿子一起整理孔颖达写的《春秋集注总例》，然后请赵匡帮忙修改完善，陆质最后把这些整理成书，叫做《纂例》。这个赵匡，字伯循，是河东人，做过洋州刺史，陆质一直尊称他为赵夫子。
大历年间，孔颖达、赵匡、陆质这三位在研究《春秋》，施士匄研究《诗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研究《礼记》，蔡广成研究《易经》，强蒙研究《论语》，他们都各自在学术界有了名气，其中施士匄和仲子陵尤其突出。
施士匄是吴地人，同时精通《左传》和《春秋》，靠着这两部经书教书育人。他从四门助教做到博士，任期满了按理该退休了，但是学生们一起上书请求朝廷留下他，就这样他做了十九年博士，最后死在任上。他的学生们一起把他安葬了。施士匄自己也写过《春秋传》，但是没怎么流传开来。后来文宗皇帝喜欢经学，宰相李石就向皇帝推荐施士匄的《春秋》著作。皇帝说：“朕已经看过了，他的学问是牵强附会，只是为了标新立异，研究经学就像挖井一样，只要能找到好水就行，干嘛非要费尽心思去寻找旁门左道呢？”
仲子陵是四川人，喜欢研究古代学问，住在峨眉山。他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才，被提拔为太常博士，精通后苍、大小戴三家《礼记》。当时有人请求朝廷更改太祖皇帝的朝向，并且迁徙献、懿二帝的陵墓。子陵建议把献帝和懿宗的灵位供奉在德明庙和兴圣庙，他的建议非常符合礼制规范。后来各种不同的意见层出不穷，他又写了一篇《通难》来解释给那些儒生们看，那些儒生们都没办法反驳他。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派去黔中地区任职，路过家乡的时候，西蜀的人都觉得很荣幸。最后他做到司门员外郎就去世了。子陵一生只爱好经学和文章，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一些书籍和几斛酒。
话说啊，《春秋》、《诗经》、《易经》、《尚书》这些书，从孔子那时候就开始由老师和学生一代代传下来，就算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么大的灾难，也没断过，就像一条线一样连着。到了汉朝，虽然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禁书，但儒生们还是偷偷摸摸地讲学，这些经典的书也渐渐兴盛起来了。左丘明跟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他用《鲁国史记》来解释《春秋》，写成了《左传》。而公羊高和谷梁赤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学生。这三家对经书的解释，各有各的说法，有时候还会互相矛盾，但总归都是基于圣人的思想来的，对不对的地方大概各占一半吧，有些意思也可能解读错了。以前的儒学家们都很敬畏孔子，不敢轻易改动。
到了唐朝，有个叫啖助的人，号称精通《春秋》，他批评这三家的解释，根本不按照前人的说法来，而是自己凭空臆断，然后就说：“这就是孔子的意思！”赵彦昭、陆德明这些人还跟着他瞎起哄，结果他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哎，孔子去世都几千年了，啖助推测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孔子的意思吗？这可说不准啊！明明说不准的事情，却硬说是对的，这就是固执；抱着自己固执的观点来误导世人，这就是造假。固执和造假，都是君子所不屑为的。啖助的做法对吗？他只是让后来的学生们钻空子，诡辩、攻击前人、抛弃已有的正确解释，自己胡乱猜测，这都是啖助造成的恶果。
韦彤，是京兆人。他家祖上四代之前，韦方质做过武则天时候的宰相。韦彤精通《礼记》，唐德宗的时候当过太常博士。
话说，唐玄宗天宝年间，曾经下令让尚食局在每月初一十五给太庙进贡食物，皇帝还派宦官去侍奉祭祀，但是主管祭祀的官员们却不参与。
到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皇帝才下令每月初一十五进贡食物，并且让宗正寺和太常寺一起负责供奉。于是，彤（指作者）和博士裴堪一起商议说：“按照礼制，宗庙在每月初一十五是不祭祀的，只有园寝才会有祭祀活动。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大家都很重视礼法，不敢随意更改古制。天宝年间开始有进贡食物的举动，大概是因为王玙（人名）为了邀功请赏，用宴会的器具和普通的饭菜来祭祀，玷污了祭祀的庄重，这做法不能示范给后世。古书上说：‘祭祀不在于外在的仪式，而在于内心的虔诚。’所以圣人对祭祀的牲畜、祭品、昆虫、植物等等，凡是可以用来祭祀的，都应一应俱全，以此来祭祀宗庙，沟通神明，表达孝敬之心。而那些精美的菜肴、八珍百味、美味佳肴，这些都是用来款待宾客，表达人情味，展现慈爱之心的。所以，祭祀和宴会，圣人认为是两码事，不能混淆。现在如果用丰盛的饭菜来祭祀，那就不是用不同的东西来表达敬意的意思了。况且，祭祀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疏忽，要根据时节进行祭祀，把握好一个度。现在园寝每月祭祀两次，不算频繁；而宗庙一年祭祀五次，也不算多，主管祭祀的官员们尽到了他们的职责。如果再在每月初一十五增加丰盛的祭品，那就是违背了礼制，主管祭祀的官员们也无法尽到他们的职责了。所以，帝王们都遵循古制，不敢因为孝心过度而超过礼制，也不敢因为祭品过多而浪费食物。我们建议取消天宝年间增加的这项祭祀，用珍贵的祭品祭祀园寝，用符合礼制的祭品祭祀宗庙，这样才能两全其美。”
皇帝说：“这是先帝制定的礼制，现在要轻易更改，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你们慢慢再商量商量吧。” 结果，每月初一十五的祭祀还是没有取消。
唐太宗的昭陵寝宫被大火烧了，大家跑去瑶台佛寺祭奠。可是，原来的寝宫在山上，缺水，皇上觉得太辛苦了，想把行宫改成寝宫，就让宰相和百官们商量商量。吏部员外郎杨于陵提出了意见：“建在陵园外的寝宫，可不是三代以来的规矩啊！从秦汉开始，虽然有些皇帝会在陵墓附近建寝宫，但距离远近都有，也没听说过什么硬性规定。韦玄成他们讨论陵墓的事，也没说什么具体的意见。再说，现在的寝宫在柏城里，离陵墓也不远，如果每个陵墓的寝宫都得划定区域，那根本没法挪动啊！要是就留在柏城，旧寝宫都烧了，行宫也用了很久了，稍微修缮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吧？有人说：‘太宗皇帝打下的江山，寝宫不能随便改动。’这话不对！陵墓是安放神灵的地方，神灵喜欢清静，现在这地方又荒又乱，人来人往的，哪里是安息的好地方？搬迁一下更好！” 另一个叫彤的人也说：“古时候，帝王建都建城，如果地方不合适，也会迁都，更何况现在寝宫被烧了呢？把寝宫搬到行宫，这理由充分得很！神灵也喜欢安宁，搬迁后重新修建寝宫，这在礼法上也是说得通的。再说，其他陵墓的寝宫都在柏城里，随便找个地方建，也不会超过陵墓的范围，既省力又方便。” 皇上最终还是决定打破先帝的规矩，把寝宫迁回山顶。
彤去世后，到了武宗会昌五年，皇上发布诏令，禁止京城里的官员私自建庙。宰相李德裕他们引用了彤以前说过的话：“古时候的规矩：庙宇必须建在城门之外，不管是吉是凶，都要向庙宇禀报，这样才能体现对神灵的敬重，而不是自己独断专行。现在让大家在京城外建庙，这在礼法上说不通。宫南九坊，其中三坊在城墙外面，那地方荒凉偏僻，建庙没问题；剩下的六坊就应该禁止。” 结果，皇上还是没完全听从，允许官员们在原来的住所附近建庙。
陈京，字庆复，是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他父亲陈兼，当过右补阙和翰林学士。陈京擅长写文章，常衮都夸赞他，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后来陈京考中了进士，官职也一步步升迁，最后当上了太常博士。
德宗皇帝在奉天听到段秀实被贼人害死的消息，七天都没上朝。宰相们觉得这时候正是多事之秋，不应该耽误处理政务，天下人会怎么看呢？京兆尹李泌说：“丞相的话不对。表彰忠臣烈士，体恤贤良之臣，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关键，更何况段秀实这样杰出的人物呢？”皇帝说：“好！”李泌回京后，被提升为左补阙。
皇帝想让卢杞担任饶州刺史，李泌和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人一起上奏弹劾卢杞：“卢杞在辅政期间位高权重，大臣们一个月都见不到他，百官们都提心吊胆，好像脖子上随时都架着刀。陛下您还要重用他，奸邪小人就会死灰复燃。”皇帝没听。李泌他们坚持不懈地极力劝谏，皇帝大怒，左右侍臣都吓得躲开了，劝谏的人也都渐渐退却了。李泌严肃地说：“赵需等人不要轻易退下！”他极力陈述利害，甚至以死相逼，最终卢杞被罢免了。
皇帝登基后，想迎请太后回宫，很久都没成功，心里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李泌私下向皇帝进言：“您应该派人四处寻找，想办法把太后请回来。”皇帝恍然大悟，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怠慢了。
当初，玄宗和肃宗的灵位都安放在了皇室宗庙，然后把献祖和懿祖的灵位迁到了西夹室，太祖的灵位则朝东摆放。礼仪使于休烈认为：“献祖和懿祖的地位比太祖尊贵，如果一起祭祀，太祖的灵位就无法居中，应该把献祖和懿祖的灵位收起来，让太宗、中宗、睿宗、肃宗的灵位和世祖的灵位一起朝南摆放，高宗和玄宗的灵位和高祖的灵位一起朝北摆放。” 结果献祖和懿祖没能参与到祭祀大典中，足足十八年。建中初年，代宗的丧事结束后，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李泌以太常博士的身份上奏章说：“根据《春秋》的礼制，已经毁庙的君主的灵位应该摆放在太祖的灵位旁边，而没有毁庙的君主的灵位则可以和太祖一起祭祀，并没有说迁走灵位就不祭祀的规定。唐朝的祭祀制度和周朝不同，周朝以后稷为始祖，而毁掉的灵位都在后稷的灵位下面，所以太祖的灵位朝东摆放，一直保持着尊崇的地位。司马炎把高皇、太皇和征西四府君的灵位放在了另外的庙里，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时，太祖的灵位就正中摆放，不会有委屈。在另外的庙里祭祀高祖、太祖以下的皇帝，是为了表示亲疏远近的关系。唐朝也应该另外为献祖和懿祖修建庙宇，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时再祭祀他们，这样太祖的灵位就能正对着东方摆放了。德宗和兴圣二帝的庙宇早已建好，所以把献祖和懿祖的灵位收起来比较合适。”
诏百官普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曰：“今议者有三：一谓献、懿亲远而迁，不当祫，宜藏主西室；二谓二祖宜祫食，与太祖并昭穆，阙东向位；三谓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庙。虽然，于人神未厌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迁矣，而又配天，尊无与上，至禘祫时，蹔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实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晋蔡谟等有成议，不为无据。请大祫享奉献主东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顺，为万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时议者举然。于是还献、懿主祫于庙，如真卿议。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为祖，上无余尊，故合食有序。汉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故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献、懿亲尽庙迁，犹居东向，非礼之祀，神所不享。愿下群臣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言：“谨按晋孙钦议：‘太祖以前，虽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后未毁已升藏于二祧者，故虽百代及之。’献、懿在始封前，亲尽主迁，上拟三代，则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则《春秋》所谓‘陈于太祖’者。汉议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议：‘太上皇、孝惠亲尽宜毁。太上主宜瘗于园，惠主迁高庙。’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瘗于园，不及禘祫，献、懿比也。惠迁高庙，在太祖后，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迁处士主置园邑，岁时以令丞奉荐；东晋以征西等祖迁入西除，同谓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讫开元，禘祫犹虚东向位。洎立九庙，追祖献、懿，然祝于三祖不称臣。至德时，复作庙，遂不为弘农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广德中，始以景皇帝当东向位，以献、懿两主亲尽，罢祫而藏。颜真卿引蔡谟议，复奉献主东向，懿昭景穆。不记谟议晋未尝用，而唐一王法容可准乎？臣等谓尝、禘、郊、社无二尊，瘗、毁、迁、藏，各以义断。景皇帝已东向，一日改易，不可谓礼，宜复藏献、懿二主于西室，以本《祭法》‘远庙为祧，去祧而坛，去坛而墠，坛、墠，有祷祭，无祷止’之义。太祖得正，无所屈。
”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亲尽迭毁。洎秦灭学，汉不暇礼，晋失宋因，故有连王庙之制，有虚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谓有序；不建迭毁，非所谓有杀；连王庙，非所谓有别；虚太祖位，非所谓一尊。此礼所由废也。《传》曰：‘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时，犹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而不敢奉以东向位。今而易之，无乃乱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礼；及其祭，则亲尽而毁。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祭也，亲尽而毁。唐家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复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自献而下，犹先公也；自景而下，犹先王也。请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道，复古制，便。”
工部郎中张荐等请自献而降，悉入昭穆，虚东向位。司勋员外郎裴枢曰：“《礼》：‘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复追尊焉，则尊祖之义乖。太庙之外，别祭庙焉，则社稷不重。汉韦玄成请瘗主于园，晋虞喜请瘗庙两阶间。喜据左氏自证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祖。’喜请夹室中为石室以处之，是不然。何者？夹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处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园寝，安迁主，采汉、晋旧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变之正。”
是时，京以考功员外郎又言：“兴圣皇帝则献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孙祔曾高之庙，人情大顺也。”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大合，禘则序祧。当祫之岁，常以献东向，率懿而后以昭穆极亲亲。及禘，则太祖筵于西，列众主左右，是于太祖不为降，献无所厌。”时诸儒以左氏“子齐圣，不先父食”，请迎献主权东向，太祖暂还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谓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数未足时，言禹不先鲧乎？魏、晋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迁主。引《閟宫》诗，则永閟可也。因虞主，则瘗园可也。缘远祧，则筑宫可也。以太祖实卑，则虚位可也。然永閟与瘗园，臣子所不安。若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申。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为顺。或曰二祖别庙，非合食。且德明、兴圣二庙禘祫之年，皆有荐飨，是已分食，奚独疑二祖乎？”
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曰：“一谓献、懿二主宜永藏夹室，臣不谓可。且礼，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夹室，至祫得不食太庙乎？若二祖不豫，不谓之合矣。二谓两主宜毁而瘗之，臣不谓可。礼，天子七庙、一坛、一墠，迁主皆藏于祧，虽百代不毁。祫则太庙享焉。魏晋以来，始有毁瘗之议，不见于经。唐家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犹在坛墠，可毁瘗而不禘祫乎？三谓二祖之主宜各迁诸陵，臣不谓可。二祖享太庙二百年，一日迁之，恐眷顾依违，不即享于下国。四谓宜奉主祔兴圣庙而不禘祫，臣不谓可。礼，‘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今引子东向，废父之祭，不可谓典。五谓献、懿宜别立庙京师，臣不谓可。凡礼有降有杀，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远者，祭益希。昔鲁立炀宫，《春秋》非之，谓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复筑宫以祭。今议正同，故臣皆不谓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始祖得东向也。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当禘祫，献祖居东向位，景从昭若穆，是祖以孙尊，孙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远。又常祭众，合祭寡，则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与其伸孙尊，废祖祭，不以顺乎？”
冕又上《禘祫义证》十四篇，帝诏尚书省会百官、国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陆淳奏：“按《礼》及诸儒议，复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则献、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议者有四：曰藏夹室，曰置别庙，曰各迁于园，曰祔兴圣庙。臣谓藏夹室，则享献无期，非周人藏二祧之义；置别庙，论始曹魏，《礼》无传焉，司马晋议而不用；迁诸园，乱宗庙之制。唯祔兴圣庙，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礼。”帝依违未决也。
十九年，将禘祭，京复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请诏百官议。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奉献、懿主祔德明、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诗·清庙》章曰：‘祀文王也。’胡不言太王、王季？则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庙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后稷庙，不敢以私夺公也。古者先王迁庙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庙。献、懿主宜祔兴圣庙，则太祖东向得其尊，献、懿主归得其所。”是时，言祔兴圣庙什七八，天子尚犹豫未刚定。至是，群臣稍显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开国之鸿构；又权根援《诗》《礼》明白。帝泮然，于是定迁二祖于兴圣庙，凡禘祫一享。诏增广兴圣二室。会祀日薄，庙未成，张缯为室，内神主庙垣间，奉兴圣、德明主居之。庙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东向。
京自博士献议，弥二十年乃决，诸儒无后言。帝赐京绯衣、银鱼。昭陵寝占山上，宦侍惮輓汲乏，请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俭足以为后世法，不可改。”议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议善。”卒不徙。帝器京，谓有宰相才，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讪己，帝使诘辨无状，然犹自考功员外再迁给事中，皆兼集贤殿学士。帝疑京为忌者中伤，中人问赉相继。后对延英，帝谕遣，京沮骇走出，罢为秘书少监，卒。
初，帝讨李希烈，财用屈，京与户部侍郎赵赞请税民屋架，籍贾人赀力，以率贷之。宪宗尝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闻德宗播迁梁、汉，久乃复，谁实召乱，为我言之。”对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俭，经崔祐甫辅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奸佞营蛊，谓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语先入，主听惑焉。而陈京、赵赞为帝税屋架，贷贾缗，内怨外忿，身及大乱。咎兴信宵人，剥下佐上，赖天之灵，败不抵亡。”帝恨惋曰：“京与赞，真贼臣。”
京无子，以从子褒嗣。褒孙伯宣，辞著作佐郎不拜。
赞曰：德宗敝政，税间架、借商钱、宫市为最甚。顺宗为太子，欲极陈之，惩王叔文之谏而止，其畏如此。区区之臣，冒颜而关说，难哉！其飨国日浅，志不在民矣。宪宗闻暴敛之令首于贼臣，感愤太息，爱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镈，谏者不听。兴利之臣败君之德甚矣！
畅当，河东人。父璀，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待制集贤院，终户部尚书。
当进士擢第，贞元初，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诸王将服三年，诏太常议太子服。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曰：“子为母齐衰三年，盖通丧也；太子为皇后服，古无文。晋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预议：‘古天子三年丧，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若不变除，则东宫臣仆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丧服之节，国史不书。至明年正月，以晋王为并州都督。既命官，当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晋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问当等：“‘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群臣齐衰三十日公除。宜约以为服限。”乃请如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谒则服墨惨，还宫衰麻。右补阙穆质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汉文帝以宗庙社稷之重自贬，乃以日易月，后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丧宜无厌降。惟晋既葬公除，议者诡辞以甘时主，不足师法。今有司之议，亏化败俗，常情所郁。夫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礼之失，自今而始，顾不重哉！父在为母期，古礼也。国朝服之三年，臣谓三年则太重，唯行古为得礼。”德宗遣内常侍马钦叙谓质曰：“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释服，以墨衰终丧，是何疑邪？”质又奏疏曰：“太子于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义，则抚军监国，有权夺。父子问安侍膳，固无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废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将不得问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异。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门变服，今期丧以下惨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夺情，事缘金革。今不监国抚军，何抑夺邪？子之于父母，礼异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远，报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诏宰臣与有司更议，当等曰：“《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二月，从朝旨则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恐丧服入侍，伤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夺也。太子公除，以墨惨奉朝，归宫衰麻，酌变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郑叔则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谒即墨服。”复诏问质，质以为虽不能循古礼，犹愈于魏、晋之文远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丧，至朝则抑哀承慈，实臣子至行。唯心与服，内外宜称。今质请降诏于外，无害墨衰于内。臣谓言行于外，而服异于内，事非至诚，乖于德教。请下明诏如叔则议。”天子从之。及董晋代叔则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谏官，初非朕意。畅当等请循魏、晋故事，至论也。
”
当以果州刺史卒。
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
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刘辟反，蕴晓以逆顺，不听。复遗书切谏，辟怒，械于狱，且杀之，将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惜其直，阴戒刑人抽剑磨其颈，以胁服之。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邪？”辟知不可服，舍之，斥为唐昌尉。及辟败，蕴名重京师。
李吉甫、李绛、武元衡为相，蕴贻书讽以：“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也。今臂不附体，北弥豳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为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皆右臂，大藩拥旄钺数十百人，唯李抱玉请复河、湟，命将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长，使守秦、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有权臣制乐曲，自立丧纪。舜命契：‘百姓弗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唐以皋、佑、锷、季安为司徒，官不择人。卢从史、于皋谟罪大而刑轻。农桑无百分之一，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供百身，竭力于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边兵菜色，而将帅纵侈自养。中人十户不足以给一无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骄将。”六事皆当时极敝。蕴亦韦皋所引重，嫉其专制，感愤关说。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沧景程权辟掌书记。既而权上四州版籍请吏，而军中习熟擅地，畏内属，挟权拒命，不得出。蕴陈君臣大谊，谕首将，人人释然，于是权得去。蕴迁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荐之于朝，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
蕴辩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
韦公肃，隋仪同观城公约七世孙。元和初为太常博士兼脩撰。宪宗将耕藉，诏公肃草具仪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郑余庆庙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嫡也，两祔无嫌。晋骠骑大将军温峤继室三，疑并为夫人，以问太学博士陈舒，舒曰：‘妻虽先没，荣辱并从夫。礼祔于祖姑，祖姑有三，则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礼，没不可贬。’于是遂用舒议。且嫡继于古有殊制，于今无异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寝祭二妻，庙享可异乎？古继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为比，使子孙荣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鲁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孟侄娣也，不入惠庙。宋武公生仲子，归于鲁，生桓公而惠薨，立宫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别宫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晋南昌府君庙有荀、薛两氏，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家睿宗室则昭成、肃明二后，故太师颜真卿祖室有殷、柳两氏。二夫人并祔，故事则然。”诸儒不能异。
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前忌与晦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侧门通慰。后遂为常。及是，公肃上言：“《礼》，忌日不乐，而无忌月。唯晋穆帝将纳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议有司，于是荀纳、王洽等引忌时、忌岁讥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彻乐事。丧除则礼革，王者不以私怀逾礼节，故禫礼徙月乐，渐去其情也，不容追远，而立礼反重。今兹太常，虽郊庙，乐且停习，是谓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乐，是谓无故而彻也。愿依经谊，裁正其违。”有诏中书门下召礼官、学官议，咸曰宜如公肃所请。制可。以官寿卒。
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家苦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讥其不择禄。及母丧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为亲屈，由是有名。
迁侍御史。以中书舍人为翰林侍讲学士，与王起皆为文宗宠礼。帝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问：“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后观书蓬莱殿，召李训问之，对曰：“古阍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为轻死之道，孔子书之以为戒。”帝曰：“朕迩刑臣多矣，得不虑哉！”训曰：“列圣知而不能远，恶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庙福也。”于是内谋剪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卒，赠吏部，谥曰懿。
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