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字玄成,是魏州曲城人。从小父母双亡,生活很落魄,放弃了家里的财产,也不去经营,但是胸怀大志,博览群书。隋朝乱了之后,他就假扮成道士。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让魏徵负责写文书和檄文。李密看到元宝藏的信,总是夸奖写得好,后来听说魏徵写的,就赶紧把他叫来。魏徵给李密献上了十条计策,但是李密没采纳。

王世充攻打洛口的时候,魏徵对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精锐的将士伤亡殆尽;而且府库里也没有钱财,打了胜仗也没法赏赐士兵。这两点决定了不能继续作战。应该加固城池,坚守不出,拖延时间,等敌人的粮食耗尽,他们自然会退兵,我们再追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郑颋说:“老学究的废话!”魏徵也不解释,就走了。

后来魏徵跟着李密来到京城,很久都没什么名气。他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地区,于是被提升为秘书丞,骑着快马赶往黎阳。当时李勣还在为李密守城,魏徵给他写信说:“当初魏公起兵造反,一声呼喊,聚集了数十万人,威势遍及半个天下,然而一败之后就再也无力回天,最终归顺了唐朝,这足以说明天命有所归属啊!现在你在必争之地,如果不早做打算,大事就要完了!”李勣收到信后,就决定归顺唐朝,并且大量运送粮食支援淮安王的军队。

正巧窦建德攻陷黎阳,抓住了魏徵,伪命他做起居舍人。窦建德战败后,魏徵和裴矩一起逃到关中,隐太子把他招为洗马。魏徵看到秦王功劳很大,暗中劝太子早做打算。太子失败后,秦王责问魏徵:“你离间我的兄弟,这算怎么回事?”魏徵回答:“太子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事了。”秦王欣赏他的正直,并没有怪罪他。

他当上皇帝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封为钜鹿县男。那时候,河北各州县的老百姓,因为以前服侍过隐帝和后周世宗,心里都不踏实,常常偷偷地策划造反。 魏徵对唐太宗说:“不表现出绝对的公平公正,这乱子是平不了的。” 太宗皇帝说:“你去河北一趟,安抚一下百姓。”

路上,他碰到了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他们奉命押送宫中旧人回京城。魏徵跟他的副手商量说:“现在有圣旨,说要赦免所有宫中旧人。可现在又派人押送李志安他们回来,谁不会心里犯嘀咕呢?就算我们去了,老百姓也不会相信我们啊!” 于是他们就先借故停了下来,等消息再走。 等他们回去后,皇帝很高兴,对魏徵也越来越亲近,有时候甚至把他叫到卧室里,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魏徵自己也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把自己所有的才能都献了出来,一点也不隐瞒。他一共上奏了二百多道奏章,没有一个不是切中要害,正合皇帝心意的。 因为这样,他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同时兼任谏议大夫。

有人在皇上面前说坏话,说郑袤和他的亲戚朋友们有问题,皇上就让温彦博去调查。结果查出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温彦博说:“郑袤身为臣子,不能做到不露痕迹,远离嫌疑,反而被无缘无故地诽谤,这确实应该批评他。”皇上觉得温彦博是在为郑袤开脱。

郑袤见到皇上后,感谢道:“我听说君臣同心,就像一个整体一样,怎么可能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公正,而忽略实际情况呢?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很难预料了。”皇上听了,猛地一下醒悟过来,说:“我明白了!”郑袤叩头谢恩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个好臣子,而不是忠臣。”皇上问:“忠臣和好臣子有什么区别吗?”郑袤回答说:“好臣子就像稷、契、咎陶那样;忠臣就像龙逢、比干那样。好臣子,自己名声好,君主也因此名声显赫,子孙后代也能继承这份荣耀,国运绵长;忠臣呢,自己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昏庸无道,国家灭亡,家族被抄,只落个好名声而已。这就是区别!”皇上说:“说得对!”

接着皇上又问:“当君主怎样才能明智,怎样才会昏庸?”郑袤说:“君主之所以明智,是因为能够兼听则明;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则暗。尧舜时代,他们广开言路,广泛听取意见,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堵塞,即使有违心的说法,也不会迷惑他们。秦二世却躲躲藏藏,只相信赵高,结果天下大乱,他却一点也不知道;梁武帝相信朱异,侯景兵临城下,他也不知道;隋炀帝相信虞世基,天下到处都是叛乱,他也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够兼听则明,奸臣就不会蒙蔽君主,下情才能上达。”

郑仁基的女儿长得漂亮又有才华,皇后想让她进宫做充华,相关的文书都准备好了。有人说郑家已经答应这门婚事了。郑袤进谏说:“陛下住在高高的宫殿里,就希望百姓有房子住;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希望百姓能吃饱穿暖;陛下有嫔妃侍奉,就希望百姓能拥有自己的家庭。现在郑家已经订婚了,陛下还要把她取走,这哪里是为人父母的心肠啊!”皇上听了非常自责,立刻下令停止册封。

贞观三年,魏徵参与朝政。高昌王曲文泰要来长安,西域很多国家都想趁着这个机会派使者来进贡。皇帝下令让曲文泰派人迎接这些使者。魏徵说:“曲文泰来长安,路上的供给就已经准备得很吃力了,现在还要加上这么多国家的使者,边境地区的州县就会因为供给不足而犯错的人很多。如果他们只是来做买卖,边境百姓还能从中获利;但如果把他们当宾客款待,国家就会白白耗费很多资源。汉朝建武年间,西域想让汉朝设置都护府,还请求汉朝派人陪同他们的王子来朝见,光武帝都没答应,就是不想让蛮夷国家拖累汉朝。”皇帝说:“说得对!”于是就撤回了之前的命令。

接下来,皇帝即位四年,一年被判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到了不用处罚的地步,一斗米才卖三文钱。之前,皇帝曾经感叹说:“现在大乱之后,这国家可真难治理啊!”魏徵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像饿了的人容易吃饭一样。”皇帝说:“古人不是说过,贤人治理国家一百年,才能战胜残暴,清除杀戮吗?”魏徵回答说:“这不是圣贤的观点。圣贤的治理,就像回应声音一样迅速,几个月就能看到效果,根本没那么难。”封德彝说:“不对。三代之后,世风日下,奸邪之徒越来越多。秦朝依靠法律,汉朝又掺杂了霸道,都想治理国家却都没成功,不是他们不想治理,而是治理不了。魏徵只是个书生,喜欢空谈,只会扰乱国家,不能听他的。”魏徵说:“五帝、三王从来不用强制手段教化百姓,实行帝道就当皇帝,实行王道就当诸侯,关键在于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黄帝打败蚩尤,打了七十场仗才平息叛乱,之后就实行无为而治。九黎作乱危害百姓,颛顼征讨他们,平定叛乱后就治理国家。桀作乱,汤放逐了他;纣王无道,武王讨伐了他。汤、武王都实现了太平盛世。如果百姓越来越堕落,不再回归淳朴,那现在只能变成鬼魅了,还怎么教化他们呢!”封德彝没办法反驳,心里却觉得魏徵说的不对。但皇帝完全相信魏徵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大治。蛮夷首领都穿着汉服,佩带刀剑在宫中值守。“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家家户户都不关门,行旅不用带干粮,沿途都能得到供给。”皇帝对大臣们说:“这是魏徵劝我实行仁政的功劳,现在已经看到效果了。可惜没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幕!”

唐太宗当上皇帝后,升魏徵官职,封他为郡公。一次,皇帝去九成宫,宫里的人把魏徵安排在湋川宫下面的住所。 李靖和王珪两位大臣随后也到了,宫里的官员就把原本安排给李靖和王珪的住所改给了魏徵。皇帝听说后,很生气,说:“我的权力和威严难道是由这些官员说了算的吗?怎么敢轻慢我的宫人!” 下令要查办这件事。魏徵说:“李靖和王珪都是陛下您最信任的大臣,而宫人只是在后宫打扫卫生的下人而已。大臣们出门办事,官员们会去咨询朝廷的规章制度;大臣们回来后,陛下您会询问民间疾苦。 李靖他们住的官舍,本来就是他们会见官员的地方,官员们不去拜访是不对的。但宫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是负责饮食起居,没有机会参与朝政。 因为这事儿去惩罚官员,只会让天下人感到震惊和疑惑。” 皇帝这才明白过来,不再追究这件事了。

后来,唐太宗在丹霄楼设宴,喝酒的时候对长孙无忌说:“魏徵和王珪以前侍奉太子和巢刺王的时候,行为确实让人讨厌,但是我能放下以前的怨恨重用他们,这也不比古人差吧。可是魏徵每次劝谏我,我都不采纳,我说话他也不马上回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臣是因为事情确实不可行,所以才劝谏,如果陛下您不采纳就马上回应,恐怕会真的去做,那就坏了大事。” 唐太宗说:“如果我马上回应,你难道就不能另行陈述你的意见吗?”魏徵说:“古人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就答应,可以事后再说。’如果当面答应是可以的,那才另行陈述意见,这才是事后的谏言,这才是稷和契辅佐尧舜的做法。” 唐太宗哈哈大笑说:“大家都说魏徵做事态度粗鲁,我看他只是很可爱而已!”魏徵再次拜谢说:“陛下您引导我说话,所以我才敢这样;如果陛下您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哪敢一再触怒您呢!”

十年后,魏徵升任侍中。尚书省有很多案件积压无法判决,皇帝下令让魏徵来处理。魏徵并不精通法律,但他注重事情的大体,处理事情讲求情理,大家都心服口服。 后来,魏徵被升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 魏徵身体不好,多次请求辞职,皇帝说:“卿难道没见过金子在矿里毫无价值吗?只有经过冶炼锻造才能成为器物,人们才会珍视它。朕把自己比作金子,把你比作精良的工匠,正要好好磨砺你呢。你虽然生病了,但还没到衰老的时候,怎么能轻易辞职呢?”魏徵再三恳求,皇帝却更加坚持。最后,皇帝任命魏徵为特进,主管门下省事务,让他参议朝政得失,俸禄、官职、仪仗都与同职大臣相同。

唐太宗把文德皇后下葬以后,就在苑子里建了个高高的楼阁,想看看昭陵。他把长孙无忌叫来一起看,无忌眯着眼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太宗就指着给他看,无忌问:“那是昭陵吗?”太宗说:“是的。”无忌说:“我以为陛下看的是献陵呢,要是昭陵的话,我肯定能看得见。”太宗一听,哭了起来,下令把楼阁拆了。

过了一阵子,要给皇室成员封爵位,按规定只能封一个儿子为县男,长孙无忌就请求把爵位封给自己的孤侄子长孙叔慈。太宗很伤感地说:“这样可以鼓励社会风气啊!”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后来,太宗到洛阳,住在昭仁宫,对很多事情都表示不满,批评了很多。长孙无忌说:“隋朝灭亡,就是因为只顾责怪别人进贡的物品不丰盛,或者供奉不周到,因此怨声载道,最终导致了灭亡。上天让陛下您来代替隋朝,您更应该兢兢业业,谨慎小心,怎么可以让人后悔当初没有奢侈呢?如果觉得现在已经足够好了,那现在就足够了;如果觉得还不够好,那就算再多,又怎么可能足够呢?”太宗很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我可听不到这样的话!”

长孙无忌退下后又上书说:

《尚书》上说“明德慎罚”、“惟刑之恤”。《礼记》上说:“对上容易做事,对下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琐。”“上面疑心太多,百姓就会迷惑;下面难以了解,君主就会劳累。”如果对上容易做事,对下容易了解,君主就不会劳累,百姓就不会迷惑,这样君主就有一种美德,臣子就不会有二心了。刑赏的根本,在于鼓励做好事,惩罚坏事。帝王赏罚,应该对天下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亲疏远近、贵贱高低而有所区别。

现在的刑赏,有时因为喜怒哀乐,有时因为好恶喜好。高兴的时候,就宽容刑罚,在法律范围内;生气的时候,就加重罪责,超出法律之外;喜欢的人,就偏袒包庇;讨厌的人,就严厉苛责。刑罚滥用,小人就会猖獗;赏赐失当,君子就会消沉。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还想治理好国家,这根本不可能。

平时闲暇的时候,大家都推崇孔老思想;一旦发怒,就奉行申韩的法家思想。所以道德的根本没有弘扬,而苛刻的法令却先盛行起来。以前楚国因为州犁滥用刑罚而衰败,汉朝因为张汤滥用刑罚而出现错误,更何况是人主自己呢?最近惩罚人的时候,有时因为供奉不足,有时因为不能满足欲望,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富贵不会因为追求奢侈而变得奢侈,奢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可不是空话。

我说啊,我替你们分析分析,隋朝的情况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其实很像。隋朝的国库储备、军队实力、人口数量,都比咱们现在多得多,强得多!那可是甩咱们几条街的差距啊!可是隋朝这么富强,最后还不是亡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总爱折腾!而咱们现在虽然穷点、人少点,但咱们安安静静的,不瞎折腾。大家都知道,安分守己才能太平,瞎折腾就会乱套,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一点都不难懂。为啥他们非要走那条已经翻过车的老路呢?他们怎么就不想想危险,怎么就不想想治理国家要防患于未然,怎么就不想想亡国的教训呢?

隋朝在乱起来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乱;在亡国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亡。所以他们不停地打仗,不停地征收赋税,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死都没明白自己是怎么亡国的,这真是让人惋惜啊!想要知道一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就得看他平静时候的样子;想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安危,就得看看那些亡国的教训。《诗经》里说得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商和夏朝的教训就在眼前啊!)我希望当今朝廷在考虑行动之前,能以隋朝为鉴,这样就能知道兴亡成败的关键了。要想国家安全,就要先想到潜在的危险;要想国家治理得好,就要先想到可能出现的乱象;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先想到可能导致亡国的因素。

国家存亡的关键,就在于节制欲望,减少游猎玩乐,摒弃奢靡之风,裁撤不必要的机构,谨慎听取意见,亲近忠厚之臣,远离阿谀奉承的小人。守成容易,得成不易。现在咱们已经得到了不易得到的江山,难道还守不住这容易守住的局面吗?守不住的原因,就在于骄奢淫逸,这些东西会让人乱动心思啊!

唐太宗在积翠池设宴款待群臣,大家喝得尽兴,就开始赋诗。魏徵写了一首关于西汉的诗,最后一句是:“最终依靠叔孙通的礼仪制度,才能知道皇帝的尊贵。”唐太宗说:“魏徵你写的诗,从来就没有不拿礼仪来约束我的。”

过了几天,唐太宗很随意地问魏徵:“现在国家的政治情况怎么样?”魏徵看到国家已经很久没有发生战乱,太平盛世让皇帝有些飘飘然,于是就说:“陛下在贞观初年,您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头三年,您对谏言都很高兴,并且采纳。可是最近一两年,您勉强接受谏言,心里却并不服气。”唐太宗很惊讶,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魏徵回答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论罪处死了元律师,孙伏伽进谏说法律不应该处死他,您就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赐给了他。有人说赏赐太厚了,您回答说:‘我刚即位,还没有人敢进谏,所以要重赏他。’这就是您鼓励大家进谏的例子。后来柳雄诬告隋朝的旧臣,官吏查实了,要治他死罪,戴胄奏请说他的罪过只应该判徒刑,您反复劝说四五次才赦免了他,还对戴胄说:‘你坚持法律,不怕受罚,真是好啊!’这就是您高兴地采纳谏言的例子。最近皇甫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民伤财;收取地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现在流行的高髻发型,都是宫中带起的风气。’您听了以后很生气,说:‘要是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分钱的地租,宫女们都不梳高髻,才能称得上顺从我的意思吗?’我当时进谏说:‘臣子们上书,不激烈一点就提不起您的重视,太激烈了又容易被认为是诽谤。’当时您虽然听从了我的建议,赏赐了绸缎打发他走,但心里还是不服气。这就是您难以接受谏言的例子。”

唐太宗恍然大悟说:“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人啊,最大的痛苦就在于自己不自知!”

先前,唐太宗修建了飞仙宫,魏徵上书说:

隋朝统治天下三十多年,声威远播,震慑四方,却在一夕之间覆灭了。隋炀帝难道是讨厌安定、喜欢亡国吗?不是的,他只是仗着国家富强,没有预料到后患啊!他驱使天下百姓,役使万物,只为满足自己的享乐,搜罗珍宝美女,修建奢华宫殿,徭役不断,战争连绵,对外示强,对内猜忌,小人得势,忠臣被排挤,上下互相欺骗,百姓苦不堪言,最终死于匹夫之手,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那些圣明英明的君主,正是乘着这个机会,拯救了危亡的国家。现在,宫殿楼台你都占有了,奇珍异宝你都收罗了,美女佳人都在你身边侍奉着,四海九州都成了你的臣民。如果你能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想想我们是如何取得天下的,那就应该烧掉华美的衣服,毁掉宏伟的宫殿,安居简朴的宫室,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成功之后不废除这些,只是保留必要的,去掉那些不重要的,这也是不错的德行。但是,如果认为王业的艰难是天命注定,就继续扩大旧有的基业,沉溺于奢侈享乐,让百姓看不到你的德行,只感受到劳役的辛苦,这就是最低下的德行了。用暴政代替暴政,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做事情不遵守法度,以后就没有办法借鉴经验了。百姓怨恨,上天震怒,就会产生灾害;灾害产生,就会引发祸乱;祸乱一起,你还能保住性命和名誉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大雨倾盆,洛水、谷水泛滥,冲毁了十九座宫寺,淹没了六百户人家。陈述事情的奏章上说:我听说,治理国家要以德礼为基础,以诚信为保障。诚信建立了,百姓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彰显了,远方的人也会归附。所以说,德礼诚信是国家的根本大纲,一刻都不能废弃。《尚书》说:“君主用礼仪对待臣子,臣子要用忠诚侍奉君主。”“自古以来都有死亡,但是老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又说:“同样的话要说得可信,诚信在于话语之前;同样的命令要执行到位,诚信在于命令之外。”那么,说了话却不去做,就是说话不诚信;下了命令却不执行,就是命令不诚信。不诚信的话语,不诚信的命令,君子是不会做的。

话说自从皇上励精图治,国泰民安已经十多年了,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国土面积也越来越大,可是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却没见长,仁义礼智信也没见提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统治者对百姓不够真诚,虽然一开始很努力,但没能坚持到底。所以那些会拍马屁的人就更加嚣张了,他们把志同道合的人说成是朋党,互相揭发说成是维护正义,正直的人说成是专权,忠言逆耳说成是诽谤。 他们说这些人是朋党,就算他们是忠诚可靠的,也会被怀疑;他们说自己是在维护正义,就算他们是伪君子,也没人能指责他们。那些正直的人害怕被说成是专权,所以不敢尽忠职守;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害怕被说成是诽谤,所以不敢和那些小人争论。这些奸邪小人蒙蔽了统治者的耳目,阻碍了国家发展,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极大。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大事都交给君子来处理,但是功过是非却要问那些小人,这样一来,小人们总是受到称赞,而君子们却总是受到责备。那些中等智慧的人,当然也会做一些好事,但是他们目光短浅,即使他们尽心尽力,也难免会失败,更何况那些心里怀着私心,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人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不仁的也有,但小人仁义的却从来没有。” 因此,君子难免会犯一些小错,但小错不积累就不会危害大局;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但这些好事不积累起来,不足以称得上忠诚。现在你把他们称为好人,又担心他们不诚实,这岂不是像竖起一根直树,却怀疑它的影子弯曲一样吗?所以,上面的人不信任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不能好好为上面的人做事;下面的人不信任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就不能好好管理下面的人。诚信啊,这可是个大道理!

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器里放坏,肉在案板上放烂,这样会不会妨碍我称霸呢?” 管仲回答说:“这当然不是好做法,但是不会妨碍称霸。” 齐桓公又问:“那什么才会妨碍称霸呢?” 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会妨碍称霸;识别人才但不能用,会妨碍称霸;用了人才但不能委以重任,会妨碍称霸;委以重任但不能信任,会妨碍称霸;即使信任了,却让小人从中作梗,也会妨碍称霸。”

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打了很久都没拿下。有人向他推荐闲伦,说:“鼓地的守城官吏,闲伦很了解,请您别让将士们太疲惫,鼓地就能拿下。”穆伯没答应。旁边的人说:“不用折断一支戟,不用伤一个士兵,就能拿下鼓,您为什么不做呢?”穆伯说:“闲伦这个人,很会拍马屁,却不仁义。如果让他拿下鼓,我不得不赏赐他,如果赏赐他,那就是赏赐一个会拍马屁的人。这种会拍马屁的人得志,就会让晋国抛弃仁义而崇尚拍马屁,就算能拿下鼓,又有什么用呢!”

你看啊,穆伯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身边的辅佐,他们都能谨慎地对待信任,远离那些会拍马屁的人,更何况陛下您是如此圣明呢!如果想要让君子和小人的是非分明,不混淆在一起,就必须用德行感化他们,用诚信对待他们,用正义激励他们,用礼仪约束他们,然后才能奖励好人,惩罚坏人,赏罚分明。这样一来,不用多说什么,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如果做的好事不能提拔奖励,坏事不能及时制止,该罚的人没受到惩罚,该赏的人没得到赏赐,那国家灭亡的日子可能就不远了。

皇帝的手诏嘉奖并回应了这件事。于是,皇帝下令废除明德宫玄圃院,并将那里赏赐给受水灾的人们。

话说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宴请群臣,他当着大家的面说:“贞观以前,跟着我打天下,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那是房玄龄的功劳啊!贞观以后,魏徵总是直言进谏,纠正我的错误,为国家着想,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就算古代那些有名的大臣,又能比得上他呢?” 说完,李世民还亲手解下佩刀,赏赐给了房玄龄和魏徵。

还有一次,唐太宗问大臣们:“魏徵和诸葛亮,谁更厉害?” 岑文本说:“诸葛亮文武双全,魏徵比不上他。” 唐太宗却说:“魏徵为人正直,辅佐我治理国家,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得像尧舜时代一样好,诸葛亮也比不上他!” 那时候,很多人给皇帝上奏章,有的内容不着边际,唐太宗烦透了,想狠狠批评他们,甚至要惩罚他们。魏徵却说:“古代设立‘谤木’,就是为了让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指出皇帝的错误。现在大家上奏章,不就是古代‘谤木’的延续吗?陛下您想了解自己的得失,就应该让大家尽情地表达意见。说的对,对朝廷有益;说的不对,也不会损害到您的统治。” 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就让那些上奏章的人回去了。

十三年的时候,阿史那社率造反,云阳地区干旱,从冬天到五月都没下雨。魏徵上书给唐太宗,语气很诚恳地说: “我侍奉陛下十多年了,您一直教导我以仁义治国,我也一直谨记在心,不敢忘记。可是最近几年,我发现您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我斗胆列举一些问题,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

皇上,您在贞观初年,生活简朴,一心为民,恩泽遍及边远地区。可如今却千里迢迢派使者去各地购买骏马,搜罗奇珍异宝。想当年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晋武帝烧掉珍贵的雉头裘,您平时谈论治国,标榜尧舜,如今所作所为,难道想比汉文帝、晋武帝还差吗?这可不是长久之计,这是第一点不足之处。

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像用快要断掉的绳子驾驭六匹马一样谨慎小心。”子贡问:“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孔子回答说:“如果不按照道理引导他们,他们就会成为我的敌人,我怎么能不害怕呢!”皇上,您在贞观初年,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从不轻易发动战争。可是现在却变得奢侈放纵,想方设法地压榨百姓,还说:“百姓太平日子久了就容易骄横,让他们劳作才好管理。”自古以来,哪有百姓安逸享乐而导致国家灭亡的?为什么要为了防止他们骄横而让他们过度劳作呢?这是第二点不足之处。

皇上,您在贞观初年,克己奉公,以利百姓为先。如今却沉溺于享乐,让百姓劳苦不堪。虽然您嘴上经常挂念百姓,但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享乐。遇到需要花钱的事,就说:“不做这件事,对我不方便。”试想一下,谁还敢反对呢?这是第三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亲近君子,斥退小人。现在却轻视小人,反而重视君子。重视君子,却恭敬地疏远他们;轻视小人,却亲近他们。亲近小人,看不见他们的缺点;疏远君子,看不见他们的优点。看不见优点,就会渐渐疏远;看不见缺点,就会越来越亲近。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还想实现盛世,这闻所未闻啊!这是第四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不追求奇珍异宝,不做无益之事。如今却各种珍奇物品堆积如山,玩乐之物不断涌现。上面奢侈浪费,却希望下面勤俭朴素;劳役繁重,却希望农业兴盛,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第五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求贤若渴,对贤者的推荐,立即信任并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如今却凭个人好恶用人,有人推荐就用,有人反对就弃用。即使多年信任,也可能因为一时怀疑而罢免。一个人说的话未必可信,多年的功绩也不应该轻易否定。陛下不调查清楚,就轻易相信谗言,使得正直的人被排挤。这是第六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深居简出,没有打猎游玩的爱好。几年之后,意志不坚定,各地进贡鹰犬,甚至远达四夷。您每天早出晚归,以狩猎为乐,变化莫测,这能挽救吗?这是第七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待下属有礼,百姓的意见都能及时反映上来。如今外官奏事,您脸色冷漠,抓住他们的缺点,追究细微的过错,即使他们有忠心,也无法表达。这是第八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您勤于政事,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如今却依赖功业的强大,自恃圣明的智慧,放纵享乐,没事就兴兵征战,惩罚边远地区。亲近的人奉承您的旨意不敢谏言,疏远的人害怕您的威严不敢说话。这样积累下去,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这是第九点不足之处。

贞观初年,连续几年遭受霜旱,京畿地区的百姓都搬到关外,带着老人孩子,来来回回好几年,最终没有一户人家死去。这是因为陛下爱护百姓,所以他们即使死了,也不离弃您。如今却因为徭役繁重,关中百姓劳苦不堪,各种工匠被征用后,却不管不顾;正兵轮换服役,还要另外安排任务;市场上货物堆积如山,路上行人疲惫不堪。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心恐怕不会像以前那样安定了。这是第十点不足之处。

唉,祸福本无注定,全凭自己招致,人若没犯错,妖邪也不会无缘无故作祟。现在旱灾蔓延各地,祸患从朝廷内部滋生,这分明是上天在警示我们啊!陛下,您应该感到忧虑和不安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错过了就很难再有了,明君应该有所作为,却无所作为,这让我实在郁闷,忍不住长叹一声!

我上奏的疏文,皇上说:“朕现在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一直行善道。如果违背了这个承诺,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你呢!我会把你的奏疏作为警示,每天都看,并且把它交给史官记录,让后世子孙都知道君臣之间的道理。”然后赏赐了我黄金十斤,马匹两匹。

高昌国灭亡后,皇上在两仪殿设宴,感叹道:“高昌要是没有失德,怎么会亡国呢!不过我也应该引以为戒,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去评价君子,这样才能平安无事。”我接着说:“从前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喝酒,桓公请鲍叔牙说:‘您能否为寡人祝寿?’鲍叔牙端起酒杯站起来说:‘希望您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情况,也不要忘记管仲被捆绑在鲁国时的情况,更不要忘记宁戚在牛车下喂牛时的情况。’桓公起身谢罪说:‘如果我和两位大夫能记住您的教诲,那么社稷就不会有危险了。’”皇上说:“朕不敢忘记自己平民百姓时的经历,你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啊!”

皇上派使者去西域建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回来,又派使者带着金银财宝去各国购买战马。我说:“现在立可汗还没稳定下来,就派人去各国买马,别人一定会认为我们更重视买马,而不是立可汗。即使可汗建立起来了,也不会感激我们。其他国家听说这件事,会认为中国轻义重利,这样一来,可能连马都买不到,反而先失去了信义。魏文帝想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认为如果惠及天下,珍珠自然会来;如果刻意去求,得到它也不值得骄傲。陛下难道不害怕苏则的这番话吗?”皇上于是就停止了这个计划。

话说后来右仆射的职位空缺了,皇上想征召魏徵,魏徵推辞了,最后没让他当官。当时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关系很不好,皇上说:“现在朝中忠诚正直的人,没有比魏徵更重要的了。我让他辅佐太子,这是天下人的期望,太子的势力也稳固了。” 于是就拜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因为生病推辞,皇上回信说:“汉朝太子有四皓辅佐,我依靠你,道理是一样的。你就算躺在床上,也能保全大局。”

过了十七年,魏徵的病很严重。魏徵家里原本没有正房,皇上就下令把小殿的材料拿来给他盖房子,五天就盖好了,还赐给他洁白的褥子和布被,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皇上还派中郎将住在魏徵家里,随时向他汇报情况,送去的药和膳食数不胜数,皇宫的使者络绎不绝。皇上亲自去看望魏徵,还屏退左右,跟魏徵谈话一整天才回来。后来皇上又带着太子一起去看望魏徵,魏徵穿着朝服,衣服拖在地上。皇上很悲伤,拍着魏徵流泪,问他有什么愿望。魏徵回答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 皇上打算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公主也同意了,皇上说:“你好好看看你的新媳妇!”魏徵没来得及道谢。那天晚上,皇上梦见魏徵像平时一样,第二天早上,魏徵就去世了。皇上亲自哭祭,非常悲痛,停朝五天。太子在西华堂举行了哀悼仪式。皇上下令内外百官和使者都要去奔丧,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予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

快要下葬的时候,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生前一向俭朴,现在却用一品大员的礼仪,丧葬规格太大了,这不是魏徵的本意。”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就用素车、白布的帷帐,没有彩绘的车子,也没有用刍灵(古代祭祀用的草人)。皇上登上苑西楼,远远地哭送,悲痛到了极点。晋王奉旨祭奠。皇上亲自为魏徵写碑文,并刻在碑上。皇上还赐给魏徵家九百户的封地。

皇帝和皇后在朝堂上感叹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白自身的得失。朕一向以此三鉴来反省自己,防止犯错。如今魏徵去世了,就好像失去了一面镜子。我派人去他家,得到他生前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能看清的部分写着:‘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用好人国家就能安定,用坏人国家就会衰败。朝廷大臣之间,感情上难免有爱憎,憎恨的人只看到他的坏处,喜爱的人只看到他的好处。爱憎之间,应该谨慎小心。如果能爱一个人却也能看到他的缺点,憎恨一个人却也能看到他的优点,那么就能毫不犹豫地去除奸邪,毫不怀疑地任用贤才,国家就能兴盛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朕仔细想想,恐怕自己难免会犯这些错误。各位大臣们要把这些话写在笏板上,知道这些道理就一定要进谏啊!”

魏徵的长相并不出众,但他很有志气和胆量,每次直言进谏,即使皇帝非常生气,他的神色也丝毫不变,而皇帝也会因此而消气。人们都说,即使是古代的猛将贲、育也比不上他。有一次魏徵出城祭扫墓地回来,向皇帝奏道:“我听说陛下曾经打算南巡,已经准备好了却停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皇帝说:“因为害怕你,所以才停下来的。”开始的时候,因为之前的战乱,典章制度都散失了,魏徵就带领儒生们整理校对藏书,国家的典籍因此变得完整有序。他曾经认为《小戴礼记》的编排不合理,于是又重新编写了《类礼》二十篇,用了好几年才完成。皇帝很欣赏他的著作,把它收藏在宫中。皇帝当初是靠武力平定天下的,虽然天下已经安定了,但他仍然不忘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策略。所以,魏徵陪皇帝宴饮的时候,演奏《破阵武德舞》,魏徵就低头不看;演奏《庆善乐》的时候,他就认真欣赏,没有丝毫怠慢,他进谏的方式就是这样含蓄而深刻的。

魏徵死后,皇帝非常思念他,登上了凌烟阁观看他的画像,还写诗悼念他,听到的人都很羡慕魏徵,但也有很多人毁谤他,说他的坏话。魏徵曾经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担任宰相,后来杜正伦因为犯了罪被罢官,侯君集因为谋反被杀,于是就有人说魏徵是他们的同党;还有人说魏徵曾经把以前进谏和争论的话记录下来给史官褚遂良看。皇帝越来越不高兴,就停止了为魏徵立碑的计划,等到魏徵的家道衰落的时候,才为他立碑。

辽东那场仗,高丽和靺鞨联手进攻,李勣他们拼死抵抗,最终打赢了。军队凯旋回朝后,李勣唉声叹气地说:“要是魏徵还在,我还会去打这场仗吗?” 他马上把魏徵的家属召到行宫,赏赐他们,并在魏徵墓前祭祀,还重新立了碑,对魏徵的家人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魏徵有四个儿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老大叔玉继承了爵位,做了光禄少卿。到了神龙年间,他的儿子又继承了爵位。老三叔璘当上了礼部侍郎,可惜在武则天时期,被那些残酷的官吏害死了。老四叔瑜当上了豫州刺史,他擅长草书和隶书,还把自己的书法技巧传授给了儿子魏华和外甥薛稷。 人们都说,书法大家,以前有虞世南和褚遂良,后来有薛稷和魏叔瑜。魏华后来官至检校太子左庶子,还被封为武阳县男。开元年间,魏华的住宅失火,他的子孙们哭了三天,朝廷还下令百官去吊唁。

说到这,还得提一下魏徵的五世孙魏谟。

魏谟,字申之,考中了进士。同州刺史杨汝士看中了他的才华,把他招到长春宫当巡官。 后来唐文宗皇帝在读《贞观政要》的时候,想起了魏徵这样贤能的臣子,就下令寻找魏徵的后代。杨汝士就推荐了魏谟,让他做了右拾遗。魏谟长得相貌堂堂,气质出众,皇帝对他很欣赏。

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陷并杀害了参军衡方厚,结果被贬到溆州当司户,不久又调到峡州当刺史。魏谟就上奏章劝谏皇帝说:“皇上赦免有罪的人,只有死人才不会被赦免。董昌龄滥杀无辜,罪行昭著,衡方厚的家人含冤万里上诉,案情查清后,董昌龄虽然被轻判,但朝野上下都认为这是枉法。现在又让他当刺史,让他再去管治别人,这简直是扰乱法纪,违背圣治之道,实在不应该。” 皇帝听了魏谟的谏言,就改任董昌龄为洪州别驾。

李孝本,是皇室宗亲,因为牵扯到李训案被杀头了,他那两个女儿都被充入宫里当宫女了。 魏征的后代魏谟上书皇帝说:“陛下您登基十年了,一直不近女色,这大家都知道。可最近几个月,您好像对歌舞伎乐有点兴趣了,教坊司都在选人,据说已经选了一百多个了,而且还听说您在大量收购房产,这动静可不小啊!现在您又要把李孝本的女儿弄进宫里,皇室宗亲的后代本来就不多,您要是宠幸她们,会让她们受累,也会影响您励精图治的形象,还会让人觉得您不干净。俗话说得好:‘要想不冷,就得穿厚厚的皮袄;要想没流言蜚语,就得自己修身养性。’希望陛下您能继承千年前的盛德,放下眼前的这些享乐。” 皇帝听了魏谟的话,就把李孝本的女儿放出宫了,还下诏说:“李孝本的祖上,在贞观年间就敢直言进谏,从不回避问题,我每次看国史,都对他们赞赏有加。魏谟你身为谏官,也多次向朕进言。你在宫里负责打扫卫生,可不是为了去听歌看舞;你为李孝本的女儿说话,也不是为了从中渔利,但是这些事情看起来有点暧昧,很难解释清楚。你的话说的很恳切,你为我的过失担忧,真是用心良苦啊!虽然你当官时间不长,但我怎么会吝啬一个官职呢?这样才能增强直言进谏的风气!就提升你为右补阙吧!”

先前,皇帝对宰相说:“太宗皇帝有魏征辅佐,能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我现在有魏谟,也能直言劝谏,我不敢奢望达到贞观盛世,但至少能做到不犯大错。”教坊有个乐工擅长演奏新曲,皇帝要封他为扬州司马。很多人议论说司马的官职太高了,郎官、刺史轮流担任这个职位,不应该给一个乐工。皇帝却倾向于同意。宰相就让谏官们别再说了,但魏谟坚持要谏,结果那个乐工的官职降为了润州司马。荆南的监军吕令琛让他的部下侮辱了江陵县令,观察使韦长却对此视而不见,没有上报,而是私下向皇帝身边的近臣汇报。魏谟弹劾韦长失职,明知监军侵犯官吏,却不向朝廷汇报,还私下向皇帝身边的近臣汇报,扰乱法纪,请求严惩韦长。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我当上了起居舍人,皇帝问我:“你家以前写过的诏书还留着吗?”我回答说:“只有旧的朝笏还在。”然后我把朝笏呈了上去。郑覃说:“关键在于人,不在于这块朝笏。”皇帝说:“覃不懂我的意思,这朝笏就像现在的甘棠一样啊。”皇帝接着命令我说:“遇到不对的事情,不要害怕提出意见。”我回答说:“我以前是谏官,所以可以直言进谏;现在我是记录言行的,不敢越权。”皇帝说:“两省的官员都可以讨论朝廷的事,不必有所顾忌!”皇帝要看起居注,我说:“古代设立左史、右史,记录皇帝的功过,用来警戒后人。陛下做的好的事情,不用担心不记录;做的不好的事情,天下人也会记录下来。”皇帝说:“不对,我已经看过起居注了。”我说:“您之前看过,那史官就是失职了。您看过之后,以后记录的内容肯定会有所隐瞒和歪曲,善恶不实,那就不能作为史实,以后的人又怎么相信呢?”皇帝于是打消了念头。

中尉仇士良抓捕妖民贺兰进兴及其同党,在军中审理,反状已具,皇帝亲自审问,下令斩杀囚犯以示警戒。御史中丞高元裕上奏说:“案件应该由大家共同审理。刑部、大理是司法机关,审理大案却不让他们知道,法律条文怎么说?请求把案子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还没等回复,我就上奏说:“这件事涉及军队,就应该由军中处理。如果是平民百姓,就应该交给府县处理。现在案件不在有关部门手里,法律又轻重不一,怎么知道该如何处理?”皇帝停止了判决,下令神策军留下官兵在宫内警戒,其余的交给御史台处理。御史台害怕仇士良,不敢违抗,结果所有的人都都被杀害了。 后来我被提升为谏议大夫,兼任起居舍人、弘文馆直学士,我坚决推辞,但皇帝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任命。

一开始,李珏和杨嗣复力荐始谟当官。武宗皇帝登基后,始谟因为跟这两个人关系好,被外放到汾州当刺史,没多久又贬到信州当长史。宣宗皇帝继位后,他又先后被调到郢州和商州当刺史。后来被召回朝廷,当上了给事中,然后升迁为御史中丞。他揭发了驸马都尉杜中立贪污受贿的事,那些有权势的亲戚们都吓得不敢吭声了。

接着,他又兼任户部侍郎。始谟上奏说:“御史中丞是负责监督国家纪纲的,不应该兼管钱粮事务,请求让我专心负责户部的工作。”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他上奏说:“现在天下大体安定了,只有东宫没有立太子,如果不早点选个合适的人来教导太子,那可就对不起‘副贰’(指太子)这个重要的位置了。”说着说着,他还哭了,皇帝都被他感动了。自从敬宗皇帝之后,大家都不敢提立太子的事,所以朝中大臣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个。当时皇帝年纪大了,太子还没确定,始谟辅佐皇帝,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朝臣们都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碰巧詹毗国进贡了一头大象,始谟认为这大象不适应咱们这边的气候,养不活,建议把大象送回去。皇帝同意了。河东节度使李业杀害了投降的敌人,边境地区因此不安宁,李业在当地权势很大,没人敢说话,始谟就奏请把他调到滑州去。后来始谟升任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藏了几十副犀牛皮铠甲,心里害怕,就把它们埋起来了。一个叫王庆的奴隶因为跟马曙有仇,就告发马曙藏甲有谋反的企图。调查后发现马曙并没有其他问题,就把马曙流放到岭南去了,而王庆也被免罪了。有人认为奴隶告发主人,按律法不应该受理,但始谟援引律法据理力争,最终判决王庆死刑。他后来又升任门下侍郎,兼任户部尚书。

大中十年,始谟以平章事的身份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因病请求调任,被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后来因为长期生病,被授予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少保的职位。他去世时六十六岁,死后被追赠为司徒。始谟当宰相的时候,在皇帝面前议事,其他宰相有时会含糊其辞或委婉地规劝,只有始谟敢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宣宗皇帝曾经说过:“始谟是名臣的孙子,有他祖先的风范,朕对他都感到敬畏。”然而,最终因为他刚正不阿,被令狐綯嫉妒陷害,被罢免了官职。

话说啊,君臣之间的事,处理起来还真不容易!魏徵忠心耿耿地辅佐太宗皇帝,可太宗驾崩没多久,就有人开始造谣诽谤他了。

一开始,魏徵就不断地劝谏皇帝,写了好多好多奏章,足足有几十万字,从君子到小人,他都反复跟皇帝讲,就是想把那些奸邪之徒从忠臣身边赶走。可时间长了,还是没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高耸的山峰难以完整无缺”,这可是古人早就感叹过的道理啊!唐朝的柳芳就说:“魏徵死了,大家都很惋惜,都觉得他是三代以来少有的正直之臣。” 这真是令人感慨啊!

魏徵的论述和议论,都非常正直刚毅,继承了先祖的优秀品质,《诗经》里说的“所以才像他那样”大概就是指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