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执谊,是长安城有名望的世家子弟。从小就很有才华。考中进士后,策论写得特别出色,被授予右拾遗的官职。年纪轻轻就进入翰林院当学士,他为人机敏,很会逢迎拍马,深得德宗皇帝的宠幸。皇帝让他帮忙写诗歌,并且常常称赞他的作品写得好。他和裴延龄、韦渠牟这些权臣一样受宠,经常出入宫廷,参与皇帝的顾问会议。
有一天,皇帝过生日,太子献上了一幅画着佛塔的画,皇帝让韦执谊写赞词。太子赏赐给他丝绸,还下令让他去东宫道谢。太子见韦执谊没什么话可说,就问他:“你认识王叔文吗?他可是个人才啊!” 韦执谊因此和王叔文成了好朋友。后来韦执谊因为母亲去世而辞官。守孝期满后,他被任命为吏部郎中,经常被召进宫里。有个叫张正一的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而被召见,他那些朋友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愬、常仲孺、吕洞都去祝贺他,有人就对韦执谊说:“他可能会告发你和王叔文结党营私的事。”韦执谊马上就告诉韦成季等人,他们互相勾结,图谋不轨。皇帝下令让金吾卫调查,查到了他们互相宴请的证据,就把他们都赶出朝廷了。
顺宗皇帝即位后,因为身体不好,很少处理政事,王叔文开始专权,于是提拔韦执谊做了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王叔文和王稻暗中接受皇帝的密旨,想让韦执谊执行他们的命令,从而控制朝政。韦执谊虽然被王叔文提拔,但是他害怕舆论压力,想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并非王叔文的同党,所以经常故意跟王叔文唱反调,但私下里却跟王叔文说:“我不敢违背承诺,只想一起为国家做事。”王叔文因为韦执谊屡屡阻挠他的计划,非常生气,最终两人反目成仇。宪宗皇帝继位后,流放了王叔文和王伾,打击了他们的党羽,把韦执谊贬到崖州做个小官——司户参军。皇帝因为他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最后才把他贬官。
韦执谊已经失去了权势,知道大祸将至,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做事畏畏缩缩,没精打采,听到脚步声就害怕,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韦执谊没发达之前,不喜欢别人提起岭南的州县。当上郎中后,他曾经去职方司看地图,看到岭南地区就闭上眼睛,让手下把地图收起来。当上宰相后,他办公的堂屋里挂着地图,他也不去看。过了十几天,他才试着去看,结果发现是崖州的地图,认为这是不祥之兆,非常厌恶。最终,他果然被贬官,客死异乡。
王叔文,是浙江绍兴人。他一开始是靠下棋被皇帝召进宫里当差的。平时挺爱读书,而且经常侃侃而谈治国之道。后来德宗皇帝下令让他到太子身边工作,太子让他当侍读,于是王叔文就借机跟太子讨论朝政,特别是宫市(皇帝私营的买卖)的弊端。太子说:“我打算直接跟父皇提这些问题。”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只有王叔文一声不吭。事情结束后,太子问他:“刚才你怎么不说话呢?”王叔文说:“太子您跟皇上说话,可不是像平时那样问候一下那么简单。再说皇上当皇帝这么久了,就像在一个小圈子里待久了,您要是想一下子改变大家的想法,怎么可能呢?”太子很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我可听不到这些话!”从此以后,太子更加重视王叔文,宫里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定。
王叔文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实际上却很张狂,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直接说:“我能当宰相,我能当将军,将来皇上一定会重用我的!”他暗中结交天下有名的士人,那些急于求成的人,都纷纷投靠他。像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都是他的死党,而凌准、程异也因为跟王叔文的关系而被提拔,他们的活动神神秘秘的,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有的还暗中送礼给王叔文拉拢关系。
顺宗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没法处理政事,整天深居简出,只跟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待在一起,大臣们上奏,都要通过他们转达。王伾偷偷跟一些黄门(宫中侍卫)说:“皇上很信任王叔文。”于是,王叔文就从苏州司功参军直接升到起居郎、翰林学士。说白了,王叔文能升官,是因为王伾;王伾能说话,是因为李忠言;李忠言能得宠,是因为牛昭容;他们互相依靠,互相扶持。王伾负责传达旨意,王叔文负责决定是否采纳,然后王叔文就被任命为中书舍人,韦执谊负责起草诏书来执行这些决定。当时李景俭正在守孝,吕温出使吐蕃,只有陆质、韩泰、陈谏、凌准、毕(人名缺失)、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极力吹捧王叔文,说他就像伊尹、周公、管仲、葛亮重生一样,还沾沾自喜地说天下无人能出其右。王叔文经常说:“钱粮是国家的根本,掌握了钱粮大权,就能以此笼络人才。”于是他建议让杜佑担任度支使和盐铁使,自己当他的副手,实际上掌握了财政大权。没过多久,他就升任户部侍郎了。
话说,宦官文珍眼红叔文权势太大,就把他从翰林学士的位子上撸了下来。圣旨一下,叔文又惊又愁,自言自语道:“我以前可是天天进宫议事,这下好了,没门儿了!”他死缠烂打地求情,皇上才勉强答应他每隔三五天可以去翰林院一趟,但之前的官职是没戏了。在朝廷里,他根本不干正事,成天拉帮结派,琢磨着怎么把神策军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控制天下。他先把老将范希朝派到西北各镇当行营兵马使,自己人泰则当副手。于是,那些将领们纷纷给中尉写信,说要辞职走人。宦官们这才意识到叔文把他们的权力给架空了,气得暴跳如雷,骂道:“我们迟早要死在他手里!”于是赶紧给各镇下令,严禁把兵权交给别人。范希朝和泰到了奉天,那些将领却一个都没来,两人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叔文他母亲去世了,他却偷偷瞒着,还跑到翰林院摆酒席,忠言、文珍这些人都在场。他偷偷塞给这些人一些金子,然后大声嚷嚷道:“皇上刚才在兔苑射猎,骑在马上,威风凛凛,谁要是敢有异议,就杀头!”他又自夸道:“我母亲生病了,我却为了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没时间侍奉,现在我要赶紧回去奔丧,皇上应该批准。以前我可是鞠躬尽瘁,不管多难的事都豁出去了,为皇上卖命,现在我走了,肯定要被满朝文武弹劾,谁还会帮我说话呢?”他还说:“羊士谔老是中伤我,我本来想杖毙他,但因为顾及情面没下手。刘辟来替韦皋求三川,我生平不认识他,他却想拉拢我,不是坏人吗?我本来想把他砍了,但又因为顾及情面没动手。每每想起放过这两个坏蛋,我就后悔不已。”他又吹嘘自己主管度支时,是如何兴利除弊的,全是自己的功劳。文珍在一旁冷嘲热讽,叔文根本答不上话。旁边的人私下嘀咕:“他母亲都死了好几天了,尸体都腐烂了,他还在这儿装什么?”第二天,叔文才办丧事。皇上对他越来越不信任,叔文于是密谋复出,打算杀掉执谊和所有不服从他的人,听到这些消息的人个个吓得心惊胆战。
广陵王被立为太子,朝中大臣都很高兴,只有叔文愁眉苦脸,他吟诵杜甫的《诸葛祠》诗来表达自己的处境,悲叹哭泣。太子监国后,叔文被贬到渝州当了个小小的司户参军。第二年,他被处死了。
王伾是杭州人,一开始在翰林院当书写官,后来到太子宫里侍奉太子写字。顺宗皇帝登基后,王伾升官做了左散骑常侍,继续在宫里当差。王伾这个人啊,本来就出身低微,长得也不好看,说话还带着楚地的口音,也没什么远大的志向,但是皇帝却特别宠信他。这跟李叔文不一样,李叔文很有气节,喜欢直言进谏,皇帝也很尊重他。不过说到官位和仕途,又比不上王伾平步青云。李叔文只做到翰林学士,而王伾却官至柿林院,还能见到牛昭容等后宫嫔妃。当时王伾的党羽势力很大,府邸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而王伾本人更是收受贿赂,天天都有进账,从不停歇。他甚至专门定制了一个大木箱,做成只能放东西进去,取不出来的样子,用来存放收到的珍宝,然后就睡在箱子上面。
李叔文死了以后,王伾天天托人找关系,还求杜佑帮忙,想让李叔文复出当宰相,并且统领北军,但都没成功;他又请求让李叔文担任威远军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不行。于是,他一天上三次奏章,可奏章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为此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晚上还大喊大叫说自己病了,然后让人抬着回了家。最后,李叔文被贬为开州司马,死在了那里。他的党羽也都受到了牵连,被一一罢官,只有陆质因为之前就死了才免于受罚。
李晔是李滉的族子,很有才华,他因为犯了错被贬为饶州司马,最后做到永州刺史。李谏为人警敏,曾经看过染署的年度账簿,账簿上的每一笔账目,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他处理政务能力很强,看过的文件,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从河中少尹被贬为台州司马,最后做到循州刺史。
李准,字宗一,精通史学,他从翰林学士被贬为连州司马,死在了贬谪之地。李泰,字安平,很有谋略,是王伾和李叔文倚重的谋士,能够决断大事。他从户部郎中、神策行营节度司马被贬为虔州司马,最后做到湖州刺史。
陆质,字伯冲,他的七世祖陆澄,在梁朝做官,是个有名的儒生。他们家族世代居住在吴地。陆质精通《春秋》,师从赵匡,而赵匡又师从啖助,所以陆质完全继承了两家的学问。陈少游镇守淮南的时候,陆质在他的幕府工作,陈少游向朝廷推荐了他,于是他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后来他官至左司郎中,并且先后担任信州、台州刺史。
话说有个叫韦执谊的人,权势很大,他看中了淳于质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了皇帝当给事中。当时宪宗还是太子,还诏令淳于质去东宫侍读。淳于质本名淳,为了避开太子名讳,才改了名字。韦执谊担心太子会怪罪他专权,所以让淳于质去东宫,暗中观察太子的心思,好随时解释。有一次淳于质说了点什么,太子勃然大怒:“陛下让我先生来给我讲学,你怎么能扯到其他事情上去呢?”淳于质吓得赶紧退了出来。
韦执谊倒台之前,淳于质病得很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宪宗)亲自去探望,还对他非常礼遇。淳于质去世后,他的学生们觉得他文章写得好,像圣人一样,他的学问将会流传后世,就私下给他谥号为“文通先生”。他写了很多书,流传于世。
再说说刘禹锡,字梦得,他自己说自己是中山人后代。他家世代都是读书人。刘禹锡考中了进士,又考中了博学宏辞科,文章写得非常出色。淮南节度使杜佑把他推荐到朝廷做管书记,后来又升任监察御史。他和韦执谊关系很好。当时王叔文在太子身边很受宠,刘禹锡因为名气大,就和王叔文交往,王叔文还夸他有宰相的才能呢。太子即位后,朝廷很多重要决策都出自王叔文,他经常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叫进宫里一起商量,他们说的,皇帝都会听。刘禹锡被提拔为屯田员外郎,还负责度支、盐铁事务,他仗着王叔文等人的势力,打击了不少人。比如武元衡因为柳宗元不喜欢他,就被从御史中丞贬为太子右庶子;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搞权谋,乱政,窦群当天就被罢官了;韩皋本来地位很高,他不愿意巴结王叔文等人,就被贬到湖南做观察使。总之,王叔文、王叔武、刘禹锡、柳宗元这几个人,谁得宠谁失势,全凭皇帝的心情,别人根本不敢直呼其名,人们都把他们称为“二王、刘、柳”。
宪宗皇帝登基后,王叔文等人被罢官,刘禹锡被贬到连州做刺史,还没到任,就被又贬到朗州做司马。朗州靠近夜郎,那里住着一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很落后,老百姓很喜欢巫术和鬼神,每逢祭祀,就唱歌跳舞,那种音乐声又粗俗又古怪。刘禹锡想起屈原在沅湘一带写了《九歌》,楚国人用它来祭祀神灵,于是他就模仿这种音乐风格,创作了十多首《竹枝词》。结果,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开始唱他的歌了。
一开始,因为叔文被贬官,牵连到另外八个人,皇上宪宗想彻底贬斥他们,永不启用,还下令说即使以后大赦,也不能再恢复他们的官职。但是,宰相觉得他们有才能,而且处境艰难,想提拔重用他们。正巧程异复职,负责管理运输,皇上就下令让柳禹锡等人分别到偏远州郡担任刺史。可是当时元衡当政,谏官们纷纷反对,认为不应该启用他们,最终他们的任命被取消了。
柳禹锡长期失意,闷闷不乐,心情郁郁寡欢,他写的文章很多都充满了隐晦的讽刺和感叹,创作了《问大钧》、《谪九年》等赋,好几篇呢。他还写道:“张九龄当宰相的时候,曾建议说被贬的官员不应该被安置到好地方,应该全部迁移到五溪那种荒凉偏僻的地方。然而,九龄自己从朝廷要职被外放到始安,就感叹那里瘴气弥漫;后来罢官后在荆州做官,又觉得像被囚禁一样难受。他自己身处偏远之地,稍微失意就受不了,更何况是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人,非要被贬到那种丑恶的地方才能痛快吗?!人们都说他是开元盛世的贤臣,可是最终却没有后继者,难道是因为他心胸狭隘,不肯宽恕别人,暗中积累了巨大的过错,即使其他的功劳也无法弥补吗?”他想以此来讽刺当权者,但是心中仍然充满了怨恨,久久不能释怀。过了很久,他才被朝廷召回。
宰相想让他担任南省的郎官,但是柳禹锡写了一首《玄都观看花君子》的诗,诗中充满了讽刺和不满,当权者很不高兴,于是又把他外放到播州做刺史。圣旨一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就进言说:“播州太偏远了,是猿猴居住的地方,柳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无法前往,他必须和儿子诀别,恐怕会伤及陛下的孝治之名,请求稍微内迁一下。”皇上说:“为人子女的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让父母担忧。如果柳禹锡指望别人,那就更不应该原谅了。”裴度不敢再说什么,皇上又改口说:“朕刚才说的话,是责备他为人子女的责任,最终还是不想伤害他的父母。”于是就把柳禹锡的任命改为了连州,后来又改为了夔州刺史。
柳禹锡曾经感叹天下学校荒废,于是上奏给宰相一篇奏章:
“有人说天下人才少,却不知道培养人才的方法,使人才埋没不显,这不是上天不生人才,而是不耕耘却叹息粮仓空虚,这可能吗?贞观年间,学校有1200个学区,学生3000多人,还有五个外夷国家派子弟来学习。现在房屋倒塌荒废,学生人数减少,这并不是因为学校管理不好,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
话说以前那些教书育人的官,春秋两季祭祀先师孔子,顶多也就是在辟雍、頖宫这些地方搞个仪式,范围很小,根本没覆盖全国。现在呢,各个州县都得在春秋两季的丁日祭祀孔庙,这礼仪跟古制对不上号,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本意。汉朝初期,那些当官的,不少都是从屠夫贩夫出身,所以孝惠帝、高后时期,才在郡国设立孔庙。到了元帝时候,韦玄成建议把这些郡国孔庙都撤了。连孔子的子孙后代都不敢违背礼仪祭祀祖先,更何况我们这些后学,学习先圣之道,却要违背古礼呢?《礼记》里就说了:“祭祀不宜频繁。”又说:“祭祀神灵要像神灵就在眼前一样。”与其在祭祀上费那么多心思,还不如好好实践孔子的教诲呢?现在教育都衰败了,却用这些不合礼仪的祭祀来讨好孔子,这可是儒者应该痛恨的事情!我仔细查阅历代典籍,还真没见过这种事。
唐朝武德年间,朝廷下令在国子监设立周公和孔子的庙宇,一年四季都要祭祀。到了贞观年间,朝廷又下令修缮兖州的孔庙。后来许敬宗等人上奏,建议在全国各州县设立三献官,以及其他类似于立社的祭祀活动。唐玄宗跟儒臣们讨论这事儿,决定取消释奠祭祀用的牲畜和祭品,只用酒和干肉就行了。那时候王孙林甫当宰相,他不懂这些学问,就让御史中丞王敬从,以穿戴祭祀礼服的牲畜为由,把这个命令给定下来了,从此也就没人再反对了。现在夔州四个县一年祭祀的费用就要十六万,全国所有州县加起来,一年就要花四千万,这些钱都用来给三献官置办衣服,养家糊口了,对教育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建议,请礼官和博士们商议一下,取消全国州县的牲畜、祭品和祭祀用的布帛,春秋祭祀就恢复到开元时期的简朴形式。把节省下来的钱,一半拨给所属州县,用来发展学校;另一半拨给太学,这至少也有上万贯,足够用来修建学舍,添置器物,改善伙食,增加教职人员,配备差役,提高儒官的待遇,督促州县的进士们学习。这样一来,贞观年间的良好风气就能恢复了!
可惜啊,当时没人采纳我的建议。
白居易从和州刺史升任主客郎,又写了一首《游玄都》诗,诗里说:“我被贬谪十年后回到京城,那时道士种的桃树,花开得像云霞一样盛。又过了十四年再去,一棵桃树也没剩下,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曳。” 这诗暗讽当权者,听的人更加看不起他的为人。没多久,他又被外放分司东都。
宰相裴度兼任集贤殿大学士,他很欣赏白居易,推荐他做了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裴度卸任后,白居易被外放到苏州做刺史。因为政绩出色,朝廷赏赐他金紫服饰。后来他又调任汝州、同州刺史,之后升任太子宾客,再次外放分司。
白居易恃才傲物,心胸狭窄,总是愤愤不平。年纪越来越大,性格孤傲,跟别人相处得不好,就只能靠写文章来排解郁闷。他本来就擅长写诗,晚年诗艺更加精湛,跟白居易经常互相唱和,诗作很多。白居易自己也以诗歌闻名,曾经称赞白居易是“诗豪”,还说:“他的诗歌流传之处,都会有神物守护。”
会昌年间,白居易被加封为检校礼部尚书。他七十二岁去世,朝廷追赠他户部尚书的官职。 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篇《子刘子传》,里面写道:“汉景帝的儿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他的子孙就成了中山人。七代祖先刘亮,是北魏冀州刺史,后来迁居洛阳,成了北都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后来因为地势狭窄不适合安葬,就迁到了荥阳檀山原。德宗皇帝驾崩,太子登基,当时王叔文因为擅长下棋而得到朝廷的赏识,借机进言,时间久了,大家都不太了解他。直到他被任命为苏州掾,又很快被提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暗中推荐杜佑为度支、盐铁使。第二天,他自己就做了杜佑的副手,一时权势显赫。王叔文是北海人,自称是猛将之后,有祖先的英武之气,东平人吕温、陇西人李景俭、河东人柳宗元都相信他的说法。这三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天天来我家,夸赞王叔文的才能。王叔文确实很擅长治理国家,能言善辩,很会影响别人。但他当权后,所作所为却让大家觉得不妥当。太上皇久病不起,宰相和当权者都不能直接觐见,宫廷事务非常隐秘,立储之事,功劳都归于那些权贵大臣,所以才导致了王叔文的贬谪。” 这就是他为自己辩解的主要内容。
柳宗元,字子厚,他祖上好像都是河东人。他曾祖父柳奭当过中书令,得罪了武则天,死的时候是高宗在位。他爸爸柳镇,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碰上战乱,带着他妈妈躲到王屋山,经常偷偷下山去讨生活,后来搬到了吴地。肃宗平定叛乱后,柳镇上书谈论时政,被提升为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他还在郭子仪手下当过差,在朔方府工作,后来升迁三次,做到殿中侍御史。因为得罪了窦参,被贬到夔州当司马。后来回到长安,最终官至侍御史。
柳宗元从小就聪明过人,写文章特别厉害,文采出众,当时的人都非常敬佩他。他考中了进士和博学宏辞科,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后来调到蓝田当尉。贞元十九年,他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他跟王叔文、韦执谊关系很好,这两个人都很欣赏他的才华。等他们掌握了权力,就把他招到身边参与政事,提拔他做了礼部员外郎,还想进一步重用他。
结果没多久王叔文就倒台了,柳宗元被贬到邵州当刺史,还没到任就被贬到了永州当司马。被贬谪到那种荒凉偏僻的地方,他心里很苦闷,就把这种郁闷的心情都写进了文章里,模仿屈原的《离骚》写了几十篇,读的人都很同情他。他跟萧俛关系很好,写信给他诉说自己的遭遇,信里写道:
我以前那种处境,真是步步惊心,提心吊胆的。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背后嚼舌根。我又是个喜欢四处游玩的人,所以更是危机四伏,处处小心。那些想升官发财,结果却落魄的人,都把我当成仇人,造谣中伤,越来越过分。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明白,又能有谁能帮我解释清楚这其中的冤屈呢?我当时33岁,从御史里行升到礼部员外郎,升迁太快,太显眼,想避免那些嫉妒我的人的怨恨,怎么可能呢?我跟那些有罪的人交往了十年,官职因此升迁,这耻辱在于我趋炎附势。朝廷虽然宽宏大量,对我的处罚很轻,但这并不能平息众人的怒火,诽谤之声越来越嚣张,越来越厉害,渐渐把我当成怪人。那些靠耍小聪明求仕的人,为了讨好我的仇人,更是变着法子辱骂我,每天都搞出新的花样,互相取悦,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提拔。我们这些人越来越受困苦和屈辱,各种罪名都加在我们身上,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唉,真是悲哀!人活不过六七十岁,我现在37岁了,越来越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年比一年快,人生不过几十个寒暑,转眼就没了。那些是非荣辱,又有什么值得在乎的呢?唉,说了这么多,反而让自己越陷越深。
在蛮夷之地住了很久,习惯了炎热潮湿的天气,昏昏沉沉,身体沉重,都觉得是正常现象了。突然有一天早上遇到北风,感到一丝寒意,就觉得皮肤冰冷,头发都竖起来了,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感觉自己好像都不是中国人了。楚地、越地的声音很特别,鸟叫声也嘈杂刺耳,现在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感觉自己都和他们同化了。家里的小孩子,说话都叽叽喳喳的,整天耳朵里都是他们的声音;听到北方人的话,他们就哭着喊着躲起来,就连生病的人也吓得脸色发白。出门看到街上的人,十个有八九个都拄着拐杖才出门。我自己估计,在这里还能活多久呢?怎么能再不知趣地到处乱说话,招来更多非议呢?我读《易经·困卦》读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这句话,反复读了好几遍,心里很高兴,说:“唉,我虽然在家也自夸自擂,但最终还是招来更多的骂名啊!”因此,我更加乐意沉默寡言,和石头木头做伴,不再理会那些闲言碎语了。
唉,今天皇上兴办教化,区分邪正,全国上下都一片欣欣向荣,可我却和几个朋友落到这步田地,这难道不是命吗?命是天注定,可不是那些人能左右的,我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但是,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我却一辈子都像个顽固不化的人,多少还有点羞耻心,没法彻底忘记过去。如果趁着平定叛乱、论功行赏的时候,我能得到赦免,蒙受皇恩,即使我像朽木一样腐烂不堪,无法再焕发生机,也能长出灵芝菌,成为祥瑞之物。只要能解除我的禁锢,让我管理几个县,世人大概就会说我的罪过稍微减轻了。然后我就能收拢思绪,买块地种田,每天清晨傍晚吟唱诗歌,创作文章,希望有人能把我的作品呈献给朝廷,丰富唐朝的文学宝库。就算不能当官,也算不枉此生,做个太平盛世的好百姓了。
我又给京兆尹许孟容写信说:我年轻的时候,跟一些犯过罪的人关系很好,起初觉得他们很厉害,以为可以一起宣扬仁义,辅助教化。后来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勤勤恳恳,一直以忠诚正直为志向,学习尧舜孔子之道,一心为百姓谋福祉,却没想到自己愚笨,力不从心。我的本意就是这样。后来走到绝路,处境艰难,事情受阻,又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言语狂妄,行为乖张,犯下了不可预测的罪过。现在多亏党同伐异的政策,我得以宽大处理,分到了好地方,没有公务,只管领俸禄,恩情深重啊!我哪里还敢奢望能进一步解除禁锢,再求得恩泽呢?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看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想一心一意地去做,结果触犯了法律,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柳宗元在那些被贬的官员里,罪名是最重的,上天降下惩罚,却又不让他立刻死去,他还活着,还能吃饭,还能说话,浑然不觉羞耻,一天又一天地过着。但这其中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他自认为自祖先得姓以来已经两千五百年了,代代都是家族的继承人,如今却背负着如此严重的罪名,流落在蛮荒之地,环境又潮湿阴暗,他担心哪一天自己就会死在沟壑里,让家族传承断绝,因此他内心痛苦万分,心如火焚。他孤身一人,没有子嗣,这偏僻的地方又缺乏读书人,找不到合适的女子结婚,世人也都不愿意和罪犯家属来往,所以他的后继无人,家族香火延续岌岌可危。每逢春秋祭祀,他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祭奠祖先,环顾四周,没有子孙后代继承香火,心里悲凉害怕,担心家族就此断绝,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如同刀割一般。这真是让人同情的事啊!他父母的坟墓在城南,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帮忙祭扫,只能托付给村里的邻居。自从他被贬谪以来,坟墓的状况时好时坏,消息也不通畅,乡里人负责看守的责任心也越来越差。他日夜忧心忡忡,害怕坟墓被毁坏,担心松柏被砍伐,牲畜践踏墓地,造成大不敬的罪过。近些年来祭扫祖先的礼仪越来越重视,而他已经四年没有祭扫了。每到寒食节,他就面向北方大声哭号,然后把头重重地磕在地上。想想田野道路上,到处都是祭扫的人,无论士绅百姓,还是乞丐奴仆,都能上坟祭奠父母;即使是马夫、农夫的亡魂,也都能得到子孙的祭奠。可是,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成了奢望,又有什么办法呢?
城西有几亩田地,种了几百棵果树,大多是先人亲手栽种的,如今都荒芜了,他担心这些果树会被砍伐,没有人再珍惜它们了。家里还有三千卷赐书,还在善和里旧宅,那宅子如今已经易主三次了,书的存亡都无法得知。这些都是他非常珍视的东西,一直牵挂在心上,可是他却无能为力。他一生毁于一旦,所有的事情都崩塌了,家破人亡,成了世人耻笑的对象。所以,他吃饭不知滋味,洗漱也变得马虎,很久才洗一次澡,随便挠挠皮肤,指甲缝里都是污垢,他忧心忡忡,悲伤不已,却无处倾诉,才会落到如此境地。
自古以来,那些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即使恪守本分,却常常被误解诽谤,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数不胜数。比如,有人被冤枉偷了嫂子的东西,有人被冤枉娶了孤女又打了岳父。但最终还是靠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明辨是非,才得以洗清冤屈,名垂史册。管仲被误认为是盗贼,后来却成为功臣;匡章被说成不孝,孟子还特意去拜访他。现在已经没有像古人那样因为真实的行为而遭受非议的情况了,但想让世人理解自己,却很难。就像直不疑用买金子的钱来赔偿同舍的损失;刘宽下车,把牛还给乡亲。这确实说明,对于一些疑似的事情,是无法辩解清楚的,光靠嘴皮子是说不赢的。郑詹被晋国囚禁,最终却没死;钟仪因为擅长南音,最终得以回国;叔向被俘虏,却预料自己一定会被释放;范痤身处险境,却用生命换来了生存;蒯通占据鼎足之地,成为齐国的上宾;张苍、韩信曾经伏法受刑,最终却都当上了将相;邹阳在狱中,用文章为自己辩护;贾谊被贬黜,后来又被召回朝廷;儿宽被排挤,后来官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曾经入狱面临死刑,却最终成为汉代儒学大师。这些人都是才华横溢、辩才超群、气概非凡的奇才,都能最终为自己解脱。而我呢,胆小懦弱,能力低微,还身患疾病,即使想奋发图强,效仿古人,也力不从心,更加疏远了。
贤者如果在当代不得志,必定会在后世得到重视,古代那些著书立说的人都是如此。我最近也想效仿他们,但能力有限,志向低微,没有特殊的才能,想提笔写点东西,精神却萎靡不振,写着写着就忘了前面写了什么,最终无法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以前读书的时候,我自认为不会遇到什么障碍,现在却感觉很吃力,一点也记不住。读古人的传记,读几页之后,就要反复翻看,查看人物的姓氏,一会儿工夫又忘了。就算万一我能够摆脱牢狱之灾,重新做个读书人,恐怕也无法胜任当今社会的需要了!
我只能祈求上天怜悯我这个无用之人,希望我的德行能够得到回报,让我能够延续家族香火。如果有什么能够让我振作起来的事情,我一定不会错过。虽然不敢奢望能够回到家乡扫墓祭祖,回到祖先的坟地安度余生,但如果能稍微往北边走一些,远离瘴气疫病,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找到可以托付的人,那我即使就此去世,也心满意足,再无遗憾了!
大家都怕欧阳修才华太高,处处打压他,所以没人愿意帮他。
欧阳修被贬官很久了,这段时间他思考得更深入了。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贞符》,文章里说:
我被贬到这个地方,有个叫吴武陵的流放犯人跟我说:“董仲舒说的三代受命都有征兆,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我说:“假的!不光董仲舒这么说,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他们都跟着瞎说,拿些古代的祥瑞来解释帝王受命,说得跟那些巫婆神汉一样,尽是些骗人的鬼话,误导后代,根本就不知道圣人建立国家根本的道理,也搞不清楚怎么彰显最高的道德,怎么宣扬伟大的功绩,完全跑题了!我当尚书郎的时候,也写过一篇《贞符》,讲的是唐朝的正统继承是符合天道的,是经过长时间积累才应该享有无上权力的道理,论述非常宏大。后来因为我被贬官,文章就写到一半停下了,没法彻底完成。”吴武陵就赶紧磕头求我说:“这是大事,不能因为您被贬官就放弃,让圣王的典章制度无法确立,这样就无法压制那些歪门邪道,无法彰显正道,也无法给后世留下典范。”我心里激动极了,马上就把文章写完了。想着这篇文章最终可能会被埋没在蛮荒之地,不会被世人知道,我本来不想写的。但是,只要能阐明大道,让它在人间流传,死也无憾了,所以我下定决心把它写完。我欧阳修叩头拜谢,把这篇文章呈上。
话说一开始,万物纯朴蒙昧,一片和谐,没有争斗。可后来怎么就变了样呢?大家开始争夺,打架斗殴,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我也不知道。
人刚出现的时候,大家各自生活,聚集成群。风霜雨雪雷雹等自然灾害从外部威胁着他们,于是人们学会了筑巢穴居,利用草木和皮革。而饥饿、口渴、以及繁衍的本能驱使着他们,于是他们开始捕猎禽兽,采集果实谷物。人们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相处久了就会发生争执,冲突不断,强壮的打败弱小的,牙齿锋利的咬死对手,爪子锐利的撕裂敌人,人多势众的压倒一切,武器精良的则杀戮无情,到处都是血腥的厮杀。后来,那些强壮有力的人站出来统治大家,他们往往占据险要的地方,发布命令,建立起君臣等级制度。有德行的人继承统治,失去德行的就会被推翻。
接着出现了黄帝这位圣人,他凭借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各个部落,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但仍然没能完全实现大同世界。后来又出现了尧这位圣人,他设立州牧和四岳,掌控全局,提拔有德行、有功劳、有才能的人辅助自己,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年老时,他又将帝位禅让给另一位圣人,这才最终实现了大同。
由此可见,最初的人类社会是极其混乱的,后来才逐渐好转。可见,没有德行就无法立足,所以孔子在《尚书》中记载,称赞尧“克明俊德”,称赞舜“濬哲文明”,称赞禹“文命祗承于帝”,称赞汤“克宽克仁,章信兆民”,称赞武王“有道曾孙”。翻开历史典籍,仔细考量这些誓言,真正能够长久立足的,唯有德行,这才是受命于天的象征,才能奠定长久的统治。
而那些后来迷信怪异、昏庸荒唐的人,却把什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类的怪异现象当作吉兆,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谬论,真是可笑至极!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的根本在于德行。
汉朝皇帝心胸宽广,能够包容百姓,提拔任用有才能的人,抚慰受伤的百姓,使他们康复和快乐,这才是符合祖宗家法的。可是那些奸臣们,却在下面收买那些像毒蛇一样的小人,在上面欺骗皇帝,把这些坏事说成是好的,用谎言欺骗那些无知的百姓,还编造出驺虞、神鼎这些虚假的故事,威胁利诱百姓,让他们像跳梁小丑一样狂欢,然后在泰山、石闾这些地方大肆宣扬,称之为“封禅”,这些事情在《尚书》里根本找不到记载。王莽、王述继承了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暴虐和叛逆。
后来出现了一位贤明的皇帝,就是光武帝,他平定了天下,恢复了以前的制度,却仍然崇尚《赤伏符》,这玷污了他的美德。魏晋以后,天下更加混乱分裂,那些所谓的祥瑞征兆都不真实,国家因此不安定,也没能长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尚书》所无有,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嘛!光武帝也算是位好皇帝了,可惜也犯了这个毛病,哎,真是让人惋惜。 魏晋以后,就更乱了,那些所谓的吉兆,根本就是假的,国家当然也就不太平了,哪能长久呢? 这历史啊,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啊!
隋朝时期天下大乱,就像把整个天下当做大锅,把九州大地当做熔炉,用残酷的统治和暴政煎熬百姓,百姓们痛苦不堪,哀嚎遍野,无人能解救。
这时,伟大的唐太宗出现了,他像及时雨一样,浇灭了暴政的烈火,涤荡了污浊的空气,带来了清新的风,百姓们这才得以休养生息,互相扶持,共同建设家园。 那些残酷的杀戮、剥削、压迫都不复存在了,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如同回归了原始的淳朴状态。 那些逃亡、奔波、互相残杀的景象也消失了,人们团结一心,载歌载舞,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达到了极高的道德境界。
百姓们纷纷响应,迎接唐军的到来,欢欣鼓舞之情弥漫全国。那些强盗土匪,阻挠朝廷法令,破坏社会秩序的恶势力,都被唐军消灭殆尽。 没有了暴政的压迫,百姓们都享受到了太平盛世带来的好处,推翻了隋朝,归顺了唐朝,人们欢歌载舞,天下太平。
唐太宗的功绩,都是因为爱护百姓。他重视农业生产,积蓄粮食,国家因此富强;他设立义仓,妥善保管粮食,即使遇到灾荒,百姓也能安然度过。他严明法纪,但又从轻发落,既能惩恶扬善,又不滥杀无辜,这就是他的英明之处。 他重视家庭伦理,提倡孝悌,社会因此安定有序。百姓们想要什么,不用求就能得到;百姓们讨厌什么,不用祈求就能消除。
四夷臣服,不再发生战争,也不再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唐太宗的功绩将永载史册,成为后世帝王的榜样。十位圣明的皇帝继承了他的治国方略,以孝悌仁爱为原则,施行宽松的政策,效仿先祖的治国之道。 唐朝的恩泽绵延不绝,越来越深远,唐朝的仁政也越来越高尚,百姓们永远拥戴唐朝。
话说,受命于天,不如受命于人;吉兆的出现,不如仁德的施行重要。只有人的仁德,才是真正的吉兆,而不是什么天降祥瑞。历史上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而能长久昌盛的,也没有仅仅依靠吉兆而长寿的。商朝凭借桑谷、雉鸲这些祥瑞兴盛,宋朝君主因为法星而长寿,郑国因龙的出现而衰落,鲁国因麒麟出现而衰弱,白雉的出现预示汉朝的灭亡,黄犀的出现预示莽朝的灭亡,这些祥瑞算什么吉兆呢?只有唐朝,以其德治天下,光辉灿烂,国势强盛,百姓安居乐业,这才应该在郊庙祭祀,用美好的诗歌歌颂其德政的兴盛。
皇帝说:“说得对啊!”于是就罢免了那些宣扬吉兆的奏章,深入探究贞符的奥秘,思考仁德尚未达到的程度,寻求仁德尚未完善的地方,以此达到治理国家的极致,以此恭敬地对待人事。于是作诗一首:
于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熯于爨,灊炎以澣。勃厥凶德,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粻。刑轻以清,我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尔宜。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濮铅于北,祝栗于南,幅员西东,祗一乃心。祝唐之纪,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道以告之。俾弥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佥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柳宗元因为没有被朝廷召见,心里很悲伤,后悔过去的一些过失,于是写了一篇赋来警示自己。
唉,我一开始就努力改正错误,这难道不是我内心真正追求的吗?我虽然身处卑微低下的位置,但始终心系天下,这更是我的初衷啊。我年轻时学习并研究古代典籍,发现今昔的治国方略大相径庭啊!只有那些聪明睿智的人才能洞察历史,追寻先贤的足迹,放眼未来。我坚持诚实正直,因此仁义的朋友们都聚集在我身边。我每天都努力实践我的理想,希望能够效法尧舜禹那样为国家做出贡献。
上面那些人,目光短浅,昏庸无能;下面那些人,互相倾轧,各怀私心。周围的人勾心斗角,互相争斗,我却在寻找最合适的处世之道。“道”有迹象,却无具体形体。要顺应时势变化,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做得不够,就会有危险;做得太过,就会失去正直。要谨慎地把握分寸,才能与时代同行。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只有遵循规律才能安定。刚柔并济,进退有度,如同织布的经纬线一样。提拔有才能的人,压制那些不正派的人,区分黑白,澄清浑浊。遵循大道,就不会有什么阻碍。
我认真学习圣贤的教诲来修养自身,内心欣慰地感到有所收获。我反复研读那些奏章和书信,内心坚定而毫不迷惑。愚蠢的人总是固执己见,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够诚实。我没有考虑周全就贸然行动,一心只想着实践我的理想。那些嫉妒我、诽谤我的人不断地陷害我,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为我那些不争气的同僚感到悲哀,他们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形势危急,充满欺骗,我仿佛被天地所抛弃。我想退隐以保全自己,又惋惜与过去的约定无法实现。我想运用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忠,却被众人误解,互相攻击。进退两难,我无处可去,如同被放在鼎镬里烹煮的肥肉一样。幸好皇上英明,宽恕了我,让我去南方担任郡守。我的罪过很大,赏赐却很丰厚,这预示着更大的灾祸即将到来。我明白自己将面临上天的惩罚,也会受到鬼神的责罚。我夜里惊醒,白天也心惊胆战,如同受惊的鹿一样,一刻不得安宁。
我乘船浩浩荡荡地驶过洞庭湖,又逆流而上,沿着湘江缓缓前行。突然狂风大作,掀起巨浪,小船颠簸得厉害,摇摇晃晃地难以控制。太阳被乌云遮蔽,四周一片昏暗,黑沉沉的乌云翻滚着,压抑得人喘不过气。傍晚,细雨蒙蒙地下着,耳边传来猿猴凄厉的哀鸣。各种鸟儿聚集在一起,凄厉地叫着,声音回荡在洲渚之间,连绵的山峦也仿佛在震动。我漂泊不定,不知何时才能停歇,仿佛我的形体和灵魂都要随波逐流了。山峦起伏连绵,江水奔腾汹涌,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船在湍急的河流中颠簸不定。到了冬天,我只能停留在原地,被各种羁绊纠缠着,无法脱身。
唉,我的生活真是太艰难了!我只能像《诗经·邶风·凯风》里的诗句一样,发出悲叹。我的罪过仿佛通天彻地,罪孽深重,本该早死,却偏偏苟活至今!两年寒暑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漂泊不定,艰难地维持着生命。我随时可能沉入深渊,丧命于此,然而这又能掩盖我的罪过,避免灾祸吗?即使我死了,断了后代,但回想之前的抱负,我依然觉得无法释怀。想前进,道路却完全被堵死;想后退隐居,却又做不到。看来我只能做个孤囚,终其一生,被困扰折磨,步履维艰了。
我以前志向远大,充满抱负,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因为我贪图享受,盗取名声,所以才与世俗格格不入吗?我本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实现抱负,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我说话不加考虑,鲁莽冒失,招致了众人的不满。
我驾着没有装饰的长车,走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艰难前行。我惊慌地划着船桨,横渡江面,逆流而上,冲破汹涌的波浪。幸运的是,我暂时逃过了死亡的威胁,保全了性命。如果我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那也是好的。即使死在蛮夷之地,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即使得到显赫的宠信,又能怎样呢?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难道不是天命吗?
元和十年,我被贬谪到柳州做刺史。这时刘禹锡被贬到播州,我说:“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而禹锡的父亲还在世,我不忍心让他受苦,又无法向朝廷解释清楚,如果我不去,就和母亲永远分离了。”于是,我上奏朝廷,请求把柳州给刘禹锡,而我自己去播州。恰巧朝廷大臣也为刘禹锡求情,最终把我贬到了连州。
柳州刺史柳宗元啊,那可是个好人。他那会儿,有些老百姓把儿女抵押出去借钱,到期还不上,钱主就狠心把孩子当奴婢使唤。柳宗元想了个办法,把这些孩子都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的,他就让他们写个欠条,按实际情况还钱就行,已经沦为奴婢的,他还自己掏钱帮忙赎身。南方那些考中进士的,有的千里迢迢跑去拜他为师,柳宗元指点他们写文章,个个都写得有模有样。所以啊,大家都叫他“柳柳州”。他四十七岁那年去世了,可惜啊。
柳宗元年轻的时候特别有志气,觉得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结果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被贬官,从此就有点消沉了。不过,他的才华确实很高,当时名气很大。韩愈评价他的文章说:“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柳宗元死后,柳州百姓都很怀念他,还传说他托梦显灵,保佑柳州,谁要是对柳州不敬,就会死。后来,在罗池给他建了庙,韩愈还为此写了碑文来证明这件事是真的。
程异,字师举,是长安人。他老家就以孝顺出名。考中了明经,又当上了郑县尉。他很擅长治理地方,被李叔文看重,从监察御史升任盐铁扬子院留后。后来李叔文倒台了,程异也被贬到郴州当司马。
李巽接手盐铁使的职位后,觉得程异很有能力,就推荐他,让他升任侍御史,又让他回到扬子院当留后。后来慢慢升迁,当上了淮南等道两税使。程异从被贬官到重新被启用,一直很努力,认真整顿盐铁的旧弊端,把那些贪污腐败的现象都纠正过来了。 他一路升迁,当上了卫尉卿、盐铁转运副使。后来讨伐蔡州的时候,程异负责从江表地区筹集军费,他还顺便去各个帅府转了一圈,把多余的钱都收缴上来充公。所以,程异到哪里,都不克扣百姓,也不多收税,反而让地方富裕起来。最后,他兼任了御史大夫和盐铁使。元和十三年,他升任工部侍郎,还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继续负责盐铁事务。程异靠着治理钱粮,一步步做到宰相,但他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很久都不敢盖章批阅奏章。第二年,西北边防出了问题,朝廷要设立巡边使,宪宗问谁合适,程异主动请缨。结果,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死后被追赠为尚书左仆射,谥号“恭”。他死后家里没留下什么钱财,后世都称赞他清廉。
哎,说句不好听的,叔文这个人啊,真是个沾沾自喜的小人,居然窃取了国家的权力,跟阳虎偷了大弓一样,《春秋》里记载的盗贼也没什么两样。宗元他们这些人呢,也跟着瞎起哄,侥幸一时罢了,趁着皇帝生病糊涂,压制太子,谋取私利。所以啊,正直的人痛恨他,不肖的人嫉妒他,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再也翻不了身,真是活该!要是不跟那些坏人混在一起,自己好好努力,凭本事做事,本来可以成为一代名臣的,可惜啊!
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明卿才大夫,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