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晖远,字崇儒,是河北恒山真定人。他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晖远从小就有志向,学习《三礼》、《春秋三传》、《诗经》、《尚书》、《周易》,还精通天文历法,一直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事业。从远方来拜他为师的学生,常常多达上千人。

齐国南阳王绰当上定州刺史后,听说房晖远的名声,就把他请去当博士。后来周武帝灭了齐国,四处寻找有才学的儒生,晖远第一个被任命,做了小学下士。隋朝高祖杨坚当皇帝后,晖远升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经常称赞他为“五经库”,意思是说他精通五经,知识渊博。吏部尚书韦世康也推荐他,让他当了太学博士。不久,他又和沛公郑译一起校订乐章。他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回家守孝。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殄寇将军,又回到太常博士的职位。没过多久,他又升任国子博士。

当时朝廷下令,让国子监的学生只要通晓一经,都要推荐上来,准备提拔使用。考试结束后,各位博士却迟迟不能确定学生的优劣。祭酒元善很奇怪,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晖远说:“江南和河北的学术传统不一样,各位博士不可能都熟悉。学生们都只说自己擅长的,隐瞒自己不擅长的,各位博士也因此互相怀疑,所以才迟迟不能做出决定。”祭酒就让晖远来评定,晖远看过考卷后,立刻就做出了判断,一点也不犹豫。有些人不服气,晖远就问他们引用的经义解释,让他们把来龙去脉都背诵一遍,然后指出他们的错误。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弄虚作假了。他一共考了四五百人,几天就评定完了,所有儒生都佩服他的学识渊博,都觉得自己无法与他相比。后来,他又奉诏参与修订法令。

隋高祖杨坚曾经问大臣们:“自古以来,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的大臣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都说没有女乐。晖远站出来说:“我听说过‘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古代帝王宫中的音乐,记载在《诗经》的《雅》、《颂》里,不能说没有。”高祖杨坚听了非常高兴。仁寿年间,晖远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朝廷非常惋惜,厚葬了他,并追赠他为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字荣伯,是武安人。从小就特别爱学习,跟老师学习了几十年,日夜不停,各种各样的书,包括那些算命看天的书,他都看遍了,尤其精通《三礼》,在儒生圈子里很有名气。

隋文帝开皇年间,皇帝招募山东有学问的人,马光跟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他们一块儿去了长安,都被授予太学博士的职位,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为“六儒”。但是这几个人都比较粗鲁,没啥仪表风度,朝廷并不重视他们。窦士荣没多久就病死了。张仲让没过多久也请求回乡,还写了十卷书,自己说这书要是能呈给皇帝看,我就能当宰相了!他还经常说些玄乎其玄的天象预兆之类的话。州县把他的情况上报朝廷,结果他被杀了。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没多久也被朝廷贬斥了。只有马光一个人留了下来。

有一次祭祀典礼,隋文帝亲自到国子学,王公大臣都到场了。马光上台讲礼,讲解《礼记》中的疑难问题。之后,十几个儒生轮流向他提问,这些儒生个个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马光对他们的疑问进行分析解答,虽然他的表达方式不算特别华丽,但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让人琢磨不透他的学问有多深,大家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皇帝也高兴地慰劳了他。山东学习《三礼》的人,从熊安生之后,就只有马光一个人被大家推崇了。他开始在瀛州、博州一带教书,学生有上千人,到了长安后,很多学生都跟着他来到长安。几年后,他母亲去世,他就回老家了,之后就一直待在老家,打算在那里终老。后来因为生病,在家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

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他老爸是郡功曹。刘焯长得眉清目秀,目光远大,聪明又沉稳,小时候不太爱玩。年轻的时候,他和河间人刘炫结拜成了兄弟,一起跟同郡的刘轨思学习《诗经》,跟广平的郭懋常学习《左传》,跟阜城的熊安生学习《礼记》,不过这些都没学完就离开了。武强交津桥有个叫刘智海的人家里藏书很多,刘焯和刘炫就经常去他家读书,一读就是十年,虽然生活很清苦,但他们依然很平静。

后来,刘焯凭借扎实的儒学知识,当上了州博士。刺史赵煚看中了他的才华,推荐他参加考试,结果他考中了秀才,而且策论考试还拿了第一名。他跟著作郎王劭一起修撰国史,还参与讨论律法和历法,同时还在门下省当值,随时准备接受咨询。没多久,他就升任员外将军了。后来,他和其他的儒生一起在秘书省考订群书。

有一次,他回家探亲,县令韦之业请他当了功曹。很快他又回到京城,和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等一大堆国子监的学者们一起讨论古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前人没搞明白的难题。每次他一发言,辩论就激烈起来,别人都辩不过他,杨素他们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学识渊博。

六年后,洛阳的《石经》运到京城,上面的字迹很多都磨损了,没人能认全,朝廷就下令让刘焯和刘炫他们一起考订。后来,国子监举行祭祀典礼,他和刘炫两人在典礼上论辩,把其他儒生都驳倒了,结果那些儒生心里嫉妒,就写匿名信诬陷他,把他革职为民了。

于是,刘焯就悠闲地回到家乡,专心致志地教书著述,非常勤奋。贾谊、马融、王充、郑玄等人传下来的章句解释,他都仔细考证,辨别真伪。《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等十多部书,他都深入研究,推算日月运行的规律,测量山川湖海的尺寸,他都仔细考究其根本,探究其奥秘。他写了《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著作,流传于世。刘炫也很聪明博学,名气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二刘”。

天下有名的儒生和后辈学者,都来向他请教,即使路途遥远,也不远千里而来,人数多得数不清。人们都说,几百年来,博学通达的儒者,没有谁能超过他。但他为人比较清高,而且很节俭,不收学费的人,他就不教,当时的人因此对他有点微词。

废太子杨勇听说过他的名声,想召见他,还没等他去拜见,就下诏令让他去蜀王那里做事,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事情,所以他很久都没去。蜀王听说后非常生气,派人把他抓起来,押解到蜀地,让他服兵役。后来,他在那里校对书籍。蜀王后来被废黜,刘焯又和其他的儒生一起修订礼法律令,被任命为云骑尉。隋炀帝即位后,他被提升为太学博士,不久因为生病就辞职了。几年后,他又被征召,让他随时准备接受咨询,他上交了自己写的《历书》,但是跟太史令张胄玄的意见有很多不同,结果被驳回,没有采用。大业六年,他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刘炫为他请求朝廷追赠谥号,但是朝廷没有同意。

刘炫,字光伯,是河北景城人。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聪明伶俐而闻名,他和信都的刘焯一起闭门读书,十年都没出来过。刘炫眼睛明亮锐利,直视太阳也不觉得眼花,记忆力超强,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他可以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同时背诵,默数,聆听,五件事一起做,一点儿也不会出错。北周武帝平定齐国后,瀛州刺史宇文亢把他招为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又让他做礼曹从事,因为他办事能力强,名声在外。一年多后,他奉旨和著作郎王劭一起修撰国史。不久又到门下省做直省官,负责顾问工作。他还和一些术士一起修订天文律历,同时在内史省审核各种奏章,内史令博陵李德林对他非常尊重。

虽然刘炫在三个省都做过官,但始终没得到正式的官职,反而被县里责令他去服徭役交纳赋税。刘炫于是向内史省自陈,内史省又把他送到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己写了一份简历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郑、王、何、服、杜等人的注解,一共十三家,虽然解释的深浅不一,但我都能讲解。 《周易》《仪礼》《谷梁传》我钻研的稍微少一些。史书和各种文集,好的言论和美好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天文律历,我也深入研究过其中的奥妙。至于公私文书的写作,我从来不需要别人代笔。”吏部最终没有对他进行详细的考试,但是朝中十几个有名望的人都担保刘炫说的都是真的,于是他被任命为殿内将军。

那时候牛弘上奏请求搜集天下遗失的书籍,刘炫就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等,然后上交朝廷,领了赏赐就走了。后来有人告发了他,虽然因为大赦免了死罪,但他被革职,回到家乡,以教授为生。太子勇听说后把他召到京城,命令他去侍奉蜀王秀,刘炫却一拖再拖不肯去。蜀王大怒,把他枷锁起来送到益州。后来把他分配到帐内当差,每天让他拿着棍棒当门卫。不久之后,他被释放了,改任校书郎。刘炫于是效仿屈原的《卜居》,写了一篇《筮途》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蜀王被废了之后,我跟一些儒生一起修订了《五礼》,然后被任命为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提了个建议,说按照古代礼制,诸侯的旁系亲属要降低爵位等级,大夫也要降一级。现在那些上柱国,虽然跟古代诸侯不一样,但地位跟大夫差不多,官职在二品,也应该把他们的旁系亲属降一级。很多人觉得他的建议挺有道理。

但是我不同意,我说:“古代做官的,只看重一个人,就是国君,庶子根本没机会升官。所以古代君王很重视嫡子,宗子有分得俸禄的规定。族人和宗子即使关系远,也要服丧三个月,因为他们都受过国君的恩惠。现在做官,是根据才能升迁,不限制嫡庶,跟古代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要降他们的亲属等级呢?现在很多当官的都疏忽了近亲,如果再降他们的亲属等级,那老百姓之间亲情淡薄的风气,可就从这儿开始了!” 所以,牛弘的建议最终没被采纳。

开皇二十年,朝廷废除了国子监的四个学门以及州县的学校,只保留了太学两个博士和七十二个学生。我上书皇上,说学校不应该废除,我的理由很充分,但高祖皇帝没听我的。开皇年间快结束的时候,国家经济繁荣,朝野上下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辽东。我认为辽东不宜进攻,就写了一篇《抚夷论》来劝谏,当时没有人理解我的意思。等到隋朝大业年间快结束的时候,隋朝三次征讨辽东都没成功,我的话才应验了。

隋炀帝当了皇帝,牛弘就推荐裴炫来修订律令。高祖(杨坚)在位的时候,觉得那些刀笔吏里坏人太多,时间长了就都变坏了,这都是权力造成的。他还觉得社会风气败坏,妇女不守妇道。所以就制定规矩,州县的佐史三年一换,九品官的妻子不能再嫁。裴炫写文章说这不行,但牛弘还是照做了。各郡设立学校和教官,以及给外地学生发放粮食,这些都是裴炫提出来的主意。

牛弘有一次跟裴炫闲聊,问他:“你看《周礼》,士很多而府里的官员却很少,现在令史比以前多了百倍,判官却减少了,效率反而低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裴炫回答说:“古代官员办事负责,年底考核他们的政绩,案子不反复核查,文书也不搞得过于繁琐,府里的官员主要负责掌握重要的事情就行了。现在呢,文书档案总是担心出错,反复检查,生怕不仔细,出了问题千里追查旧案,所以才有‘老吏抱案死’的谚语。古今不一样,差别这么大,事情繁多政务混乱,都是这个原因。”

牛弘又问:“魏、齐时代,令史工作还比较轻松,现在却没时间休息,这是为什么呢?”裴炫回答说:“齐朝设立的州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互相统领,文书下发,也就十来条。现在州有三百多个,这一个原因就让事情多了很多。以前州里只设纲纪官,郡里设守丞,县里只有县令。他们的下属官员,都是长官自己招募的,接到诏令后就上任,每个州也就几十个人。现在不一样了,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所有细枝末节都要考功司考核,这又是一个原因。与其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情;与其减少事情,不如保持清廉。官事不减少却想轻松,怎么可能呢?”牛弘非常赞同他的话,但是却没采纳。

谏议大夫杨达推荐裴炫博学多才,文章写得好,考试成绩也高,就让他当了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为官职低微,裴炫辞官了,回到家乡长平。后来奉诏进京。有人说他品行不好,皇帝就把他免职了,让他回河间老家。当时各地盗贼四起,粮食价格飞涨,经学研究中断,教学也停止了。裴炫和妻子相隔百里,音信全无,郁郁不得志,于是自己写了一篇自赞:

大家好,我叫司马迁(此处省略姓名),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一生。像司马相如、扬雄、马援、郑玄这些名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功德写下来流传后世,我哪敢跟他们相比,怕是会贻笑大方。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老朋友一个个离世,学生们也各奔东西,我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很快就要消失了,死后还要埋葬在荒凉的北方,亲朋好友无法祭奠,后人也无法知道我的事迹。趁着我还活着,赶紧把心里话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让将来的才俊知道我的志向。

从我记事起,到如今头发花白,一直都受到父母的疼爱,从来没有挨过打;读书的时候,老师们都很器重我,从没受过责罚。长大后,我努力和亲戚朋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待人接物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放在后面。小时候,我很喜欢和长辈们一起玩耍,年纪大了,也乐于和年轻人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从不觉得厌烦;教导别人,我从不觉得辛苦。虽然我性格比较孤僻,但内心却一直充满着抱负。

仔细回想我的一生,有四件值得庆幸的事,也有一件让我无比遗憾的事。我天性愚笨,家境贫寒,多亏了兄长们的帮助,我才得以进入仕途,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典籍,了解历史的兴衰成败,虽然只是在乡里做了一些小善事,却也因此名扬天下,这是我的第一件幸事。我一生仕途坎坷,经历了各种人生的沉浮,虽然没有获得显赫的官职,也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功绩,但至少能够做到问心无愧,这是我的第二件幸事。

凭借着我的微薄之力,多次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能够出入宫廷,与达官显贵们交往,参与朝廷的重大事件,这都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第三件幸事。如今我年事已高,已经退休回到家乡,过着平静的生活,读读书,看看风景,散散步,安享晚年,这是我的第四件幸事。

然而,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我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却看到儒家道统日渐衰微,许多人言行不一,学问也越来越浅薄。我希望能整理典籍,纠正一些错误,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成,就遭遇了不幸。世道艰难,学校都关闭了,我的学问无法在当时得到传播,死后也无法流传下去,这真是让我痛心疾首啊!

话说这河间刘炫先生,在郡城里的时候,军粮断了,他那些学生好多都跟着土匪去了。刘炫先生穷困潦倒,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郡城下求救。郡守这才把粮食给他。结果,刘炫先生被土匪抓去了,还路过城下的堡垒。没过多久,土匪就被官兵打败了,刘炫先生又饿又冷,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县城。可是县官觉得他和土匪有关系,怕他以后再出什么乱子,就把门关上不让他进。那可是冰天雪地的夜晚啊,最后刘炫先生活活冻饿而死,享年六十八岁。后来,他的学生们尊称他为“宣德先生”。

刘炫先生这人啊,脾气比较急躁,好竞争,还爱开玩笑,特别爱夸自己,喜欢轻视当世的人,所以得罪了不少当权者,仕途也就很不顺利。他写了不少书,比如《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这些书都在当时流传。

吴郡的褚辉,字高明,靠研究《三礼》在江南出了名。隋炀帝的时候,朝廷征召天下有学问的人,都聚集到内史省,一个一个地讲学论道。褚辉辩才超群,谁也辩不过他,所以被提拔做了太学博士,还写了一百卷的《礼疏》。

余杭的顾彪,字仲文,对《尚书》和《春秋》研究得很深。隋炀帝时当了秘书学士,写了二十卷的《古文尚书疏》。

余杭的鲁世达,隋炀帝时是国子助教,写了四十二卷的《毛诗章句义疏》,也流传于世。

吴郡的张冲,字叔玄。他在陈朝做过左中郎将,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他更喜欢钻研经典,写了《春秋义略》,跟杜预的版本有七十多处不同,还有《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后来官至汉王侍读。

平原王孝籍,从小就爱学习,博览群书,精通五经,很有文采。他和河间刘炫是好朋友。开皇年间,被召进秘书省,帮助王劭修撰国史。可是王劭不重视他,他在秘书省待了很多年,还得自己交税。王孝籍心里非常郁闷,于是给吏部尚书牛弘写了一封奏章,说道:

我被毒虫咬了,整夜睡不着觉,又饿又冷,一年到头都没过上好日子。为什么呢?因为痛苦难以忍受,贫穷让人焦虑。更何况,我心里像冰火交煎,身体也像被风霜侵蚀,怎么可能闭口不言,忍气吞声,不去呻吟,不去抱怨这苦楚呢!恳请尚书大人您能怜悯我的遭遇,开恩帮助我一下。您的恩惠能救活快要死去的鱼,您的鼓励能帮助飞不起来的鸟。您的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像芬芳的香草一样温暖我的心。请您答应我的请求,听听我的诉说吧。虽然山高路远,鬼神都在看着,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绝无虚言,但我还是担心救助来得太迟。如果要等到越国人的船和鲁国的云梯,那我就只能死在枯树枝上,或者沉没在深渊底部了。

我一个穷人,在直省任职七年,一直被繁重的差事压得喘不过气,却从未得到过任何奖赏。我不得不变卖田地,来支付各种费用,还要养活年幼的孩子,而我的哥哥又没有能力帮助我。更糟糕的是,我的老母亲还在家中,年事已高,我却不能经常回家侍奉,路途遥远,让我心急如焚。我就像司马相如一样,生病了也没办法辞官;又像梅福一样,想逃避现实,却也无法成仙。我的愁苦比厉鬼还要可怕,我的生命也脆弱得像金石一样易碎。我担心自己会魂飞魄散,死后也没人能为我申冤,带着遗憾进入阴曹地府,白白辜负了您的恩情。这就像王稽的遭遇一样,让应侯也感到不安。我的苦衷深藏在心底,就像隐藏在眉毛和睫毛之间,子野听不见,离朱也看不见。我被埋没在史书的角落里,最终默默无闻,死后无人知晓。

三代人都默默无闻,虽然清静,十年没有升迁,实在没有知己。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成就一番不世之功,只有忠诚贤良的大臣才能成就一番不朽之业。而我这样默默无闻的人,能遇到您这样难得一遇的贤臣,这就是我的幸运。您身居高位,掌握着大权,却依然清廉,不追求荣华富贵,这正是我敬佩您的地方。从前,荆山上的美玉没有被发现时,卞和的脚被砍掉了;百里奚没有被重用时,禽息的头被砍掉了。您现在有能力帮助我,能看到我的困境,却迟迟不行动,这让我难以理解!有时官员的才能不被重用,有时士人的冤屈不被申诉,一旦有人议论,就会传遍天下。我的辛劳不被认可,怎么能不感到绝望呢!

如果我的病还没有到绝症的地步,我的神志还清醒,我将把我的痛苦和忧虑记录下来,留给后世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我的遭遇,谴责那些不公正的人。即使我最终死去,我的冤屈也会被后世铭记,我的罪过也将会被洗清。

希望您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多留心点,别疏忽了!

弘啊,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学问,但最终也没能得到官职。后来他就回老家了,靠教书为生,一直到老死在家。他还注过《尚书》和《诗经》,可惜后来战乱频仍,这些著作都散失了。

史书上说:古人说得好啊,“相貌不值得看,武力也不值得依赖,家族出身不值得炫耀,祖上功劳也不值得夸耀,然而名扬四海,声名流传后世的人,难道不是靠学习吗?”这话说得太对了!晖远、荣伯这些人,他们一心一意,坚持不懈,靠自己努力学习,最终都能闻名一方,受到人们的敬重。有的能聚集上千学生,有的能身穿官服,乘坐马车,在明朝时期受到重视,这都是靠他们钻研古代典籍的功劳啊!

江阳为人从容淡雅,很有风度,谈吐高雅,议论精辟,在当时很有名气;彦之勤奋学习经史子集,为人正直,立志遵守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都循规蹈矩;何妥为人聪明爽朗,反应敏捷,口才很好,又擅长写作,但为人过于耿直,有点失了儒者的风度;刘焯在士大夫中德高望重,精通天文历法,知识渊博,对天文现象的研究深入透彻,他的学识渊博精深,源流难以追溯,几百年来,也就只有他这样的人了;刘炫也是通晓经史的儒者,很有才能,九流十家,无所不读,虽然探究深奥的学问不如刘焯,但在文章的组织和表达上却比刘焯更文雅。

他们这些有才华的人,都因为时代的原因,有的只做到低级官职,有的甚至穷困潦倒,真是可惜啊!子夏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上天给予他们的是聪明才智,没有给予他们的是高官厚禄,就连圣人有时也无法避免,刘焯、刘炫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