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俭,字道约,是河东解县人。他爷爷柳元璋,做过魏国的司州大中正、相州和华州刺史;他爸爸柳裕,做过周朝闻喜县令。柳俭为人有担当,生活简朴,深受乡里敬重,即使是至亲好友,也不敢对他轻慢。他做过周朝的宣纳上士、畿伯大夫。高祖皇帝登基后,提拔他做了水部侍郎,封他为率道县伯。没多久,他又被外派到广汉郡当太守,政绩显著,很有名气。后来广汉郡被撤销了。

那时候高祖皇帝刚刚统一天下,励精图治,精挑细选人才,派他们到各地做官。柳俭以廉洁仁爱、政绩显著而闻名,被提升为蓬州刺史。他处理案件,当场就结案,从不写冗长的文书,只是简单地约束属下,一切从容不迫,监狱里从没有囚犯。蜀王杨秀当时驻守益州,把柳俭的政绩上报朝廷,于是柳俭被调任邛州刺史。他在邛州任职十多年,当地土著和夷族都对他心悦诚服。后来蜀王杨秀犯了罪,柳俭因为和他有过交往而被免职。回到家乡后,他乘坐破旧的车子,骑着瘦弱的马,一家人的衣食都难以维持,见到的人都为他感叹不已。

隋炀帝继位后,征召了他。当时那些凭借功劳担任州牧、郡守的官员,都配有军队,只有柳俭是从基层小吏做起来的。隋炀帝很欣赏他的功绩,破格授予他朝散大夫的官职,任命他为弘化郡太守,还赏赐给他一百匹布。柳俭的清廉节俭更加令人敬佩。大业五年,他入朝觐见,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聚集在京城。隋炀帝问纳言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这些人当中,谁的清名在天下第一?”苏威他们回答是柳俭。隋炀帝又问第二名是谁,苏威回答是涿郡丞郭绚和颍川郡丞敬肃。隋炀帝赏赐柳俭二百匹布,郭绚和敬肃各一百匹布,并下令让全国各地来京朝见的使者把赏赐送到他们的郡府,以此表彰他们的清廉。人们都称赞柳俭。

大业末年,盗贼四起,柳俭多次受到攻击。但他安抚百姓和少数民族,最终没有发生叛乱,最终保全了地方。义军攻入长安,拥立恭帝后,柳俭和留守李粲在州里穿素服,面向南方痛哭。后来他回到京城,相国赏赐给他三百匹布,并任命他为上大将军。一年多后,他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郭绚,是山西永济人,家里原本很穷。他一开始在尚书省当个小官,后来凭借军功升为仪同三司,做过好几个州的司马和长史,都干得很出色,名声很好。隋炀帝刚登基的时候,刑部尚书宇文弼巡查河北,就带上了郭绚当助手。隋炀帝准备去辽东打仗,觉得涿州地理位置重要,就四处寻找合适的人才。听说郭绚能力强,办事靠谱,就把他任命为涿州丞,下面的官吏百姓都很高兴,服服帖帖的。几年后,郭绚升任涿州通守,还兼任留守。后来山东闹起了盗贼,郭绚带兵去追捕,抓获了不少贼人。当时其他州郡都被盗贼祸害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涿州安然无恙。后来,郭绚又带兵去河间跟窦建德打仗,结果战死了,官吏百姓都为他哭了好几个月,悲伤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敬肃,字弘俭,是山西永济蒲坂人。他年轻的时候就以正直耿介出名,刚做官的时候是州里的主簿。隋文帝开皇年间,他做了安陵县令,政绩突出,被提升为秦州司马,后来又调到豳州做长史。隋炀帝仁寿年间,他做了卫州司马,也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隋炀帝即位后,敬肃升任颍川郡丞。大业五年,敬肃去东都洛阳朝见皇帝,皇帝让司隶大夫薛道衡考察天下官员的情况。薛道衡在报告中这样评价敬肃:“他的心就像钢铁一样坚硬,年纪越大越正直。”当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权势很大,他的老家就在颍川,经常给敬肃写信办事。敬肃从来不拆开看,直接让使者把信带回去。宇文述的宾客中有行为放纵的,敬肃都依法处置,从不姑息。因此,宇文述对他怀恨在心。大业八年,敬肃去涿州朝见皇帝,皇帝因为敬肃年纪大了,而且很有治国才能,好几次想提拔他当太守,都被宇文述从中作梗,没能成功。大业末年,敬肃请求退休,皇帝恩准了他的请求。他辞官那天,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年后,敬肃去世,享年八十岁。

刘旷这个人,到底是谁,没人知道。他性格谨慎厚道,总是诚恳待人,宽以待己。隋文帝开皇年间刚开始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平乡县令,一个人骑着马就上任去了。

要是有人闹纠纷,他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说明事情的轻重缓急,从来不严厉处罚,大家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各自认错走了。他领到的俸禄,都用来救济穷人。老百姓都被他感动了,互相鼓励,都说:“有这么好的官,我们怎么能做坏事呢!”他在平乡县当了七年县令,当地风气变得特别好,监狱里一个犯人都没有,打官司的也绝迹了,监狱里都长满了野草,院子都能用来打网球了(庭可张罗,此处略微夸张,意为庭院空旷)。他离任的时候,县里的大小官员,都在路上哭着送他,送了他几百里路,队伍都没断过。

后来,他升迁到临颍县当县令,依然是清廉的名声,良好的政绩,成了全国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颎向皇帝汇报了他的事迹,皇帝召见了他,还慰劳他说:“天下县令那么多,你却能这么与众不同,真是太好了!”然后又对身边的官员说:“如果不好好奖励他,怎么激励其他人呢!”于是皇帝就下了一道优厚的诏书,提拔他做了莒州刺史。

王伽,是河北章武人。隋文帝开皇年间后期,他在齐州当个小官,叫行参军,一开始也没啥特别的。后来,州里派他押送七十多个犯了流放罪的囚犯,比如李参他们,去京城。当时规定,流放犯人都得戴着枷锁押送。王伽走到荥阳的时候,看着这些犯人这么辛苦,心里难受,就把他们都叫过来,说:“各位,你们犯了国法,败坏了社会风气,戴着枷锁受罪,这是你们应该承受的。但现在还要你们自己扛着沉重的枷锁,一路奔波,你们心里能坦然吗?”那些犯人们都向他道谢。王伽说:“虽然你们犯了法,但戴着枷锁确实很苦。我想帮你们把枷锁解开,等到了京城再一起集合,你们能保证按时到达吗?”犯人们都跪下谢恩说:“绝对不会耽误!”

于是王伽就帮他们把枷锁都解开了,也不再派兵押送,只跟他们约定好:“某天必须到京城,如果有人没到,我替你们承担责任!”说完就走了。那些流放犯人都很感动,都按时到了京城,没有一个人逃跑或叛变。皇上听说这事儿后很惊讶,召见王伽问话,连连称赞。之后,皇上把所有那些流放犯人都召来,还让他们带着妻儿一起进宫,在宫里设宴款待,最后还把他们都赦免了。

皇上还下了一道圣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有自己的喜好和是非观。只要用真心诚意去引导他们,用道理去劝说他们,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好转,人们也会变得更好。以前因为天下大乱,道德败坏,做官的没有慈悲心,老百姓都想着耍心眼,所以官司不断,社会风气败坏。我受命于天,要安抚百姓,想遵循圣贤的教诲,用道德来感化人,我每天都在为此努力。王伽深知我的想法,用真心去感化那些犯人。李参他们也因此悔过自新,主动到官府自首。这说明天下百姓并非难以教化,而是因为官员们没有尽到引导的责任,才导致他们犯错,没有机会改过自新。如果所有官员都能像王伽一样,所有百姓都能像李参他们一样,那刑罚制度就用不上了,这难道还远吗?”皇上于是提拔王伽做了雍州令,他在这个位置上也干得很出色。

魏德深,老家是巨鹿。他爷爷魏冲,在周朝做过刑部大夫和建州刺史,后来就住在弘农了。他爸爸魏毗,当过郁林县令。魏德深一开始在文帝手下当个小官,后来做到冯翊县的书佐、武阳县的司户书佐,因为能力突出升了贵乡县长。他当官清廉公正,不严厉却能把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那时候正好赶上跟辽东打仗,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官吏们来来往往催促郡县交税。当时朝廷的统治松散混乱,很多官吏贪污受贿,到处征收赋税,老百姓苦不堪言。只有魏德深管辖的贵乡县,物资供应充足,没有竭泽而渔,该交的税都交了,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治理得非常好了。 当时盗贼四起,武阳附近的很多城镇都被攻破了,只有贵乡县独善其身。

郡丞元宝藏奉命追捕盗贼,每次作战都不顺利,武器装备总是用光,就强迫老百姓交出自己的东西,动不动就用军法处置,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其他城镇修建防御工事,都把人集中到官府,官吏们互相督促,日夜喧嚣,还是修不好。魏德深则不同,他先问问大家想做什么,然后就让他们随便干,官府里静悄悄的,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只约束县里的官员,修建的防御工事不要比其他县好,免得百姓太辛苦。但下面的官员都尽心尽力,贵乡县的防御工事总是所有县里最好的。

后来魏德深调任馆陶县长,贵乡县的官吏百姓听说后,都纷纷回忆起他的好,个个哭得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魏德深即将上任时,全城百姓都来送他,哭声震天,一直送到城外。到了馆陶县,全县老百姓都把他当成父母一样看待。

有个品行不端的家伙叫赵君实,在朝廷当员外郎,跟郡丞元宝藏关系很好,以前的县令都得听他们的摆布。魏德深到了馆陶后,赵君实就躲在家中,不敢出门。逃亡的人纷纷回来,就像赶集一样热闹。贵乡的父老乡亲不畏艰险,跑到京城请求留下魏德深,皇上也同意了。结果馆陶的百姓又到郡里告状,说贵乡的文书是假的。郡里没办法判决。

这时,朝廷派来的使者韦霁、杜整等人到了,两县都向使者告状,最后使者判决支持贵乡。贵乡的官吏百姓欢呼雀跃,互相庆贺。馆陶的百姓则痛哭流涕,好几百户人家因此搬走了。元宝藏非常嫉妒魏德深的才能。

后来越王侗向郡里征兵,元宝藏就让魏德深带一千兵去东都。不久,元宝藏投降了李密。魏德深带的兵都是武阳人,是李密的同乡,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魏德深就出了城门,朝着东边痛哭流涕然后返回。有人劝他说:“李密的军队就在金墉城附近,离这儿只有二十多里。你要是想回去,谁能拦着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那些士兵都哭着说:“我们和魏明府一起来的,不忍心丢下他不管,哪会在乎路途遥远呢!”魏德深就是这样得到人心的。后来,魏德深在与贼军作战时战死沙场,贵乡和馆陶的百姓至今怀念他。

话说当时,栎阳县令渤海人高世衡,萧县令彭城人刘高,城皋县令弘农人刘炽,这三位官儿都特别好,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到了隋朝大业年间快完蛋的时候,很多做官的都贪污腐败,唯独高世衡、刘高和刘炽,他们廉洁奉公,比一般人强多了,当地风气也因此变得很好,监狱里都没啥犯人,老百姓都夸他们。

史书上这么说:古人说,“善于治理水的人,会引导它平缓流淌;善于教化百姓的人,会安抚他们使之平静。”水平稳了,就不会冲坏堤坝;百姓安分守己了,就不会触犯法律。所以说,要改变风俗,移风易俗,光靠严厉的惩罚可不行,还得靠这些好官好官的循循善诱才行。高世衡他们啊,心里都装着正道,对人真诚,所以他们管辖的地方百姓都安居乐业,他们走后,百姓还念着他们呢。

再比如,景茂遏制恶行,宣扬善事;公义体恤百姓疾苦;刘旷把好风气带到他管辖的地区;德深深受百姓爱戴,这些人的德行,就连信臣、杜诗、郑浑、朱邑这些古代名臣都比不上啊!《诗经》里说:“恺悌君子,人之父母。”这话一点都不假!

可惜啊,那些品德高尚的官员,经常被皇帝误解,比如恭懿,因为一些过错被流放,最后死在了路上,真是让人惋惜!还有柳俭,他辞官后,家里生活都困难;赵轨到了退休年龄,老百姓还给他送行,这真是清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