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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隋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8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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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个叫钱乐之的人，因为研究京房的律学，又自己创造了三百律。梁朝博士沈重钟在他的《律议》里说：“《易经》用三百六十个卦象对应一年的天数，这是律历的数字依据。《淮南子》里说：‘一个律生出五个音，十二个律生出六十个音，再乘以六，就是三百六十个音，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的数字，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这三百六十律的算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沈重钟就根据《淮南子》的数字，用京房的方法计算，得到了三百六十律。每个月都用一个本律作为母律，用每个中气所包含的天数作为子数，用母律来决定子数，根据天数的多少，每个律都对应着不同的日子和分数。

按照这个方法分配七个音，那么冬至这一天所对应的律，黄钟为宫音，太簇为商音，林钟为徵音，南吕为羽音，姑洗为角音，应钟为变宫音，蕤宾为变徵音。这样五音七声就齐全了。接下来的日子所对应的律，都依次类推运行。当天所对应的律就是宫音，商徵等音也依次排列。用这个方法来考究声音和气，辨别时序，万物生长都应该顺应节气。从黄钟到壮进，一共一百五十律，都是用三分损一的方法递减产生的；从依行到亿兆，一共二百九律，都是用三分益一的方法递增产生的；只有安运这一律是最终的，不再产生新的律。这些律的长度，都是以黄钟的实际长度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基数，用九分之三作为比例，分别计算出它们的长度，精确到寸、分、小分，其余的余数就舍弃了。这就是各个律的长度。修整这些律的顺序，就是上生下生宫徵的次序。现在我就简略地说一下它们的名称。

黄钟：

包育 含微 帝德 广运 下济 克终 执始 握鉴 持枢 黄中 通圣潜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乃文 乃圣 微阳 分动 生气 云繁郁湮

升引　屯结 开元 质未 僾昧 逋建 玄中 玉烛 调风

右黄钟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吕：

一开始，感觉天地开阔，充满了生机，辅助着时代，匡正辅佐，区分善恶，繁荣昌盛，却又细微谨慎，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努力坚持正义，秉持刚强，不畏惧阴暗，追随光明，认识到事情的深层含义，努力进取，明智地顺应时机，灵活变通，少说多做，与人同心协力，承蒙圣恩，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这是大吕宫调，共二十七律，每律对应一天，还包含二十七分之一天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是太簇宫调。

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却立志要有所作为，像亭毒那样正直，像条风那样迅速，从开始就努力，时机成熟时就有所收获，明白生命的意义，演奏着匏巴乐器，初角出现，少阳之气柔和，商音低沉，扶持弱小，承接之前的努力，动植物都欣欣向荣，共同发展，适时停止，跟随季节变化，龙腾飞跃，勾芒掌管季节的秩序，青苗生长，花朵盛开，扩展蔓延，刑法公正，等级分明，春耕开始，赞扬丰收，清除障碍，万物凋零。

这是太簇宫调，共三十四律。

然后是夹钟宫调。

大家互相帮助，阴气滋养万物，风助力万物生长，制定政策，万物复苏，春天到来，震动之德，乘着春风，芬芳四溢，阳光明媚，春风送来喜悦，团结一心，万物生长，自由自在，仁爱和威严并存，春天向南方推移，旭日东升，万物生长，各自发展，焕然一新。

这是夹钟宫调，共二十七律。

接下来是姑洗宫调。

南方传来好消息，怀念先祖，祭祀神灵，展现出美好的景象，携带着春天的气息，洗去旧年的尘埃，改变旧的习惯，展现出新的活力，祥瑞之气升腾，卿云出现，美丽的山岭，疏通道路，遵循时节，日夜兼程，积蓄力量，炎热的夏风，开始成熟，柔嫩的枝条开始结果，刑法开始执行，万物齐聚，草木繁茂，庄稼成熟，光明普照，欣欣向荣，（下生安运）遵循规律，（上生包育）遵循自然规律，少作选择，遵循正道，穿着朱红色的礼服，在朝廷上扬名，保持贞洁。

这是姑洗宫调，共三十四律。

之后是中吕宫调。

朱雀星出现，预示着新的开始，和煦的春风，万物开始生长，南方温暖，春天到来，指导农民耕作，有条不紊，南方之星出现，恭敬地祭祀，互相促进，内心保持贞洁，红色的草木，闪耀着光芒，屈服于规律，光明普照，巳时到来，天气清爽和暖，万物欣欣向荣，劝诫人们不要荒废，落叶归根，贞洁的品格，上天保佑周朝。

这是中吕宫调，共二十七律。

最后是蕤宾宫调。

南方的事务（京房终律），安静祥和，选择时机，花朵盛开，充满生机，潜伏的力量，巨大的变化，宾客安宁，怀念远方，声音传遍四方，轨迹相同，海水平静，消除灾害，离开家乡，安居乐业，光明崇高，远眺未来，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凤凰飞翔，朝阳升起，掌控时机，祥瑞通达，鹑火星出现，次序井然，火焰高涨，光芒四射。

好家伙，这满满当当的都是古文啊！让我一句一句给你翻译成现代话。

首先是“右蕤宾一部，二十七律。林钟：”，意思是说，接下来是蕤宾宫调的乐章，一共二十七句。然后是乐章的名字叫《林钟》，里面包含了这些词：谦虚侍奉、崇尚德行、遵循道理、才能壮大、阴气上升、没有邪恶、去除灭亡、光华消退、朋友庆贺、云彩布满、平均承担、仰慕成就、宽容平和、安然度过、品德均等、没有阻碍、礼仪周全、智慧深厚、责任严肃、纯洁忠诚、归于美好、美好的声音、温暖的风、遵循季节、蓂荚花开、绣岭山美、事物没有好坏之分、景口（地名）、曜井（地名）、阳光焕发、车轮重叠、财富繁华。 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是：这首蕤宾宫的曲子叫《林钟》，一共27句，歌词里写的是谦虚、守规矩、有本事、邪不胜正、朋友聚会、公平公正、心平气和、顺利、有德行、智慧、认真负责、美好、好天气、好风景，总之就是一切顺利，富贵吉祥的意思。

接下来是“右林钟一部，三十四律。夷则：”，意思是说，接下来是林钟调的乐章，一共三十四句。然后是乐章的名字叫《夷则》，内容是：升商调（一种音调）、清爽、气韵精纯、阴德（指隐藏的功德）、白藏（指储藏）、遵循礼仪、减少刑罚、贞洁刚毅、金天（指天帝）、刘狝（传说中的人物）、遵循大道、回归仁义、阴气伴侣、离开南方、阴气消散、柔顺辛勤、延长乙庚（指时间）、没有杂草、荑晋（指美好）、积累财富、孔修（指孔子的修养）、九德（指九种美德）都具备、大家都遵循、使天下太平。 白话文就是：这首林钟调的曲子叫《夷则》，34句，歌词讲的是好天气，好品德，遵守规矩，减少惩罚，做个好人，积攒财富，做个有修养的人，最终天下太平。

“右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南吕：”，意思是说，接下来是夷则调的乐章，一共二十七句。然后是乐章的名字叫《南吕》，内容是：白吕（一种音调）、捐弃浮华、敦厚实在、朴素的风气、强劲的事物、酋长丰收、团结一心、肥沃的土地、虚弱的中间、阳光充足、抵抗外敌、有节制、回归期限、中间的品德、王者的策略、完全堵塞（指堵塞邪恶）、蓐收（神话人物）、收敛缰绳、树叶飘落、没有印记、品质随和、分配充足、道家修行、贞洁坚强、积蓄停止、归藏（指归于平静）、消除汗水、平均分配正义、快乐地服侍、没有劳苦、天下太平、光荣兴盛。 通俗点说就是：这首夷则调的曲子叫《南吕》，27句，主要讲的是踏实肯干，丰收，团结，抵抗敌人，有节制，做好事，最终天下太平，兴旺发达。

“右南吕一部，三十四律。无射：”，意思是说，接下来是南吕调的乐章，一共三十四句。然后是乐章的名字叫《无射》，内容是：思考冲动、怀抱谦虚、恭敬俭朴、休养生息、体恤百姓、消除灾祥、闭关自守、降落丰收、隐藏深邃、阳光普照、春天到来、阉割牲畜（祭祀）、明亮的奎星、邻里和睦、遵循规律、大量积蓄、节俭吝啬、向下帮助、休息肩膀、没有边界、期盼保佑、延年益寿、秋天景色、黑色的月亮、天空澄澈。 简单来说，这首《无射》曲子，34句，讲的是谦虚、勤劳、爱护百姓，祈求丰收，国泰民安，长命百岁。

“右无射一部，二十七律。应钟：”，意思是说，接下来是无射调的乐章，一共二十七句。然后是乐章的名字叫《应钟》，内容是：分配清楚、追溯源头、掌握开始、功成名就、安定治理、平静安宁、缓慢内敛、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姑射山（传说中的仙山）、凝重晦暗、动静结合、应和征兆、没有生育、万事万物、万寿无疆、没有边界、地久天长、修复完善、缓慢制定、没有休止、九野八荒、亿兆百姓、安定运转。 这首《应钟》曲子，27句，表达的是治理国家要从根本抓起，要平静安宁，要长治久安，要天下太平，万世流芳的意思。

最后是“右应钟一部，二十八律。”，意思是说，接下来是应钟调的乐章，一共二十八句。 这部分内容没有具体歌词，所以无法翻译。

话说，《史记》里头记载：“夏禹啊，他拿自己的身体当尺子，拿声音当乐律。”《礼记》也说：“男子张开手掌的宽度就是一尺。”《周官》里写着：“璧羡起度。”郑司农解释说：“‘羡’就是长度的意思。这璧的直径是一尺，以此来制定度量衡的标准。”《易纬通卦验》里头还有记载：“十根马尾巴的宽度算作一分。”《淮南子》里说：“秋分的时候，谷穗的芒就定型了，芒定型了，谷子也就成熟了。乐律的数目，十二个谷穗的芒的宽度等于一粒谷子，十二粒谷子等于一寸。”这“緌”啊，就是谷穗上的芒。再看《说苑》，它说：“度量衡的标准是从谷子来的，一粒谷子算作一分。”《孙子算术》里则记载：“蚕吐的丝叫做‘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这些都是度量衡最初的来源，可这些说法啊，互相矛盾，说法不一。

只有《汉书·志》记载得比较靠谱：“度量衡啊，就是用来测量长短的工具，它最初的标准是根据黄钟之律的长度来的。用中等大小的谷子——秬黍——来测量，一粒秬黍的宽度算作一分，九十粒秬黍的长度就等于黄钟之律的长度。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度量衡就确定下来了。”后来的作者们，就都根据这个说法来制定度量衡，并且根据秬黍的大小，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所以这些比例还是通用的。但是，秬黍的大小不一样，丰收年和歉收年的谷子大小也不一样，古代的度量衡校准，经常不一样，再加上民间口口相传，难免出现错误，导致度量衡的数值逐渐发生变化。现在我简单列举一下历代的十五种尺度，以及它们之间不同的说法，如下：

《汉书·志》记载了王莽时期的刘歆制定的铜斛尺；

后汉建武年间的铜尺；

晋朝泰始十年荀勖制定的律尺，也就是晋朝以前的尺；

祖冲之流传下来的铜尺。

话说晋武帝泰始九年的时候，中书监荀勖检查宫廷的八音，发现音律不和谐。一查才知道，从东汉到魏朝的尺子，比古代的尺子要长出四分多。荀勖就让著作郎刘恭按照《周礼》的标准重新制作了尺子，也就是古代的尺子。然后，他们用这个古尺重新铸造了铜制的律吕，用来调整音律。用这个古尺去测量古代的乐器，尺寸跟原来的铭文完全一致。 更巧的是，汲郡有人盗掘了魏襄王墓，挖出了周朝的玉律和钟磬，跟新铸的律吕声音竟然差不多！当时各地也陆续发现汉代的旧钟，用新制的律吕去测试，也都完全符合。

梁武帝在他的《钟律纬》里记载说：祖冲之传下来的那把铜尺，上面刻着铭文：“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考证古代器物，测量对比现在的尺子，长出四分半。所考证的古代标准有七种：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玉律略微偏高，西京铜望臬略微偏低，其余都跟这把尺子一样。” 这铭文一共八十二个字。这把尺子，就是荀勖新制的尺子；而现在通用的尺子，是杜夔的尺子。雷次宗和何胤之两人绘制的《钟律图》里，记载的荀勖校准古尺的文字，跟这铭文完全一样。但是萧吉的乐谱里说，这是梁朝考证的七种标准，那就错了。现在我们要以这把尺子为标准，来校正历代的尺子。

梁朝的尺子，实际上比晋朝以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七厘。

话说，以前有个老农在地里刨出来个周朝的玉尺，据说那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尺子。荀勖拿它跟自己做的那些金器、石器、丝线和竹器比了比，发现他做的东西都比标准短了一米。梁武帝的《钟律纬称》里也记载了这事儿，说皇宫里一直留着周朝的铜尺和八枚古玉律，这铜尺啊，本来是皇帝穿的衣服上的，东昏侯还用它当信物使过，后来就不见了。那些玉律，有一枚坏了，剩下的七枚是夹钟律，上面还有以前的刻字。梁武帝就根据这些玉律重新做了把尺子，用来互相校对。他用最细的毫毛中间的黍米来量，反复校准，这可是当时最精确的了，比祖冲之的尺子还准了半厘呢！然后，他用这把新尺子做了四件乐器，叫“通”。他还按新尺子做了支笛子，用它来校对古钟的音律，按照刻度吹出夷则音，再用笛子来确定饮和韵的音高，结果夷则音和饮和韵都对上了。你看，这两种尺子的长度差不多。

萧吉在他的书里说：“这方法是从《司马法》里来的。梁朝把尺子的刻度刻在影表上，用来测量日影。”说的就是奉朝请祖暅做的那个铜质日影表。后来陈朝灭亡，这东西就进了朝廷。隋朝大业年间，有人提议要恢复古代的标准，于是就用这影表来校正音律，制作钟、磬等八种乐器。

晋朝的时候，始平县有人挖地挖出来个古铜尺。

萧吉在《乐谱》里说：“汉章帝的时候，零陵的文学史奚景在泠道县舜庙底下挖到了一套玉律，然后根据它做出了这把尺子。”傅畅在《晋诸公赞》里说：“葛勖做的钟律，当时的人都说很精确，只有陈留的阮咸说它的音调太高了。后来始平县挖出来个古铜尺，都锈蚀得差不多了，拿它跟荀勖的尺子一比，发现短了四分之一。当时的人都觉得阮咸说的对。”这两种尺子的长度也差不多。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在注解《九章算术》的时候说，王莽时期的刘歆用的斛和尺，比当时的尺子短了四分五厘，跟魏朝的尺子比，那个斛的深度是九寸五分五厘。这跟晋朝荀勖说的“杜夔的尺子比现在的尺子长四分半”是一回事。

萧吉说，这尺子是晋朝江东地区用的。

后周的市尺，比玉尺短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年间的官尺，就是铁尺，长一尺二寸。

在这之后，从魏朝初期到东西魏分立，直到后周不用玉尺之前，人们都混用这些尺子。

甄鸾的《算术》里说：“周朝的市尺，是九分二厘的玉尺。” 有人说，这尺子是梁朝的志公道人做的，说是他寄到周朝去的，给了位年纪很大的老翁。周太祖和隋高祖都以为这尺子是为自己做的，其实周朝民间一直都在用它。到了开皇年间，官方下令把它定为官尺，各部门都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仁寿年间。大业年间，民间也有人私下用它。

这玉尺呢，是魏朝的中尉元延明，用半粒黍的宽度累积起来做的尺子，齐朝就沿用了这个方法。魏收在《魏书·律历志》里写道：“公孙崇在永平年间又重新制作了新尺，用一粒黍的长度累积起来作为寸法。后来太常卿刘芳奉诏修乐，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粒的宽度作为一分。而中尉元匡，则用一粒黍的宽度加上两粒黍的缝隙来确定一分。三家说法不一，争论很久都没结果。大和十九年，高祖下诏，用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九十粒黍的长度为黄钟之长，来确定铜尺。有关部门奏报说，之前的诏令与刘芳所制的尺子与高祖所制的一样，所以就按照刘芳的尺子修订了金石律法。直到武定年间，也没有人再讨论律法了。”

后周的玉尺，比晋朝以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古至今相传下来的，还有一把铜制的籥，用银子镶嵌着，上面刻着铭文：“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 祖孝孙说：“相传这铜籥是蔡邕做的。”

后周武帝保定年间，皇帝下令让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等人，用黍粒累积来制作尺子，但横竖尺寸都不确定。后来修仓的时候挖地，挖到了古代的玉斗，就拿它作为标准器物，根据玉斗来制作律法、度量衡。于是就用这个尺子，大赦天下，改元天和，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大象年间结束。这套律法的黄钟音律，和蔡邕的古籥是一样的。

宋氏尺，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六分四厘。

还有钱乐之的浑天仪尺。

以及后周的铁尺。

开皇初年调整钟律和尺子，平定陈朝后又调整了钟律和水尺。

这把尺子，是宋朝老百姓平时用的那种，后来传到了齐朝、梁朝、陈朝，用来制作乐器和确定音律。跟晋朝以后的尺子，还有梁朝民间用的尺子和刘曜那个浑天仪上的尺子，长度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老百姓平时用尺子，时间长了难免会磨损、变动，所以才会有细微的差别吧。

周朝建德六年，打败齐朝之后，就用这把尺子统一全国的律法和度量衡，颁布天下使用。后来到了宣帝的时候，达奚震和牛弘他们讨论说：

话说这度量衡的事儿，关系到国家大事，必须得好好研究研究，弄明白它的来龙去脉才行。我们仔细查了查，现在用的这铁尺啊，是太祖皇帝让人按照尚书苏绰当年造的尺子做的，那可是前周时候用的尺子呢！我们一量，这铁尺和宋朝的尺子差不多长，当初用它来校准钟律，也用它来丈量土地呢。现在我们拿上党羊头山产的黍子来试试，按照《汉书·律历志》上的方法来量。要是用大的黍子堆起来，刚好一尺，那放到黄钟律管里，得使劲儿摇晃才能装进去。要是用中等大小的黍子堆起来，虽然有点稀疏，但放到黄钟律管里，不用摇晃就正好装满。这两种情况不一样，主要是因为黍子大小不均匀，所以这铁尺到底准不准，还得再看看。再说这上党产的黍子跟别地方的不一样，颜色黑得发亮，个头也圆实沉甸甸的，用它来量东西，肯定不是随便选的。毕竟各地雨水旱涝不一样，土地肥瘦也不一样，黍子的大小也就不一样，很难找到正好合适的。许慎解释说，秬黍个头大，跟普通的黍子不一样，我估计现在这些大的黍子，就是秬黍，用一百个堆成一尺，这才是符合古法的。除了正好装满的一尺，还剩十几个黍子，这可能是因为黍子堆得不紧实，或者律管的尺寸不太准。不过，像刚才那样摇晃着装满，其实也说得通。我们还查了查周朝和汉朝的古钱币，大小还挺符合的；宋朝的浑天仪，尺寸也没什么问题；《淮南子》里说，十二粒粟米堆起来是一寸，这些都说明先王制定的法度，经过仔细考证，用律法来计算，结果都一样。《汉书·食货志》上说：“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我们现在铸造黄金来验证，铁尺是最接近的。从文献和实际情况来看，符合的地方很多。再说，平齐时期就已经开始用这铁尺了，现在继续用它，也挺合适的。至于用玉尺堆黍子来量，因为黍子长短不一，堆起来有剩余，也装不满，查阅古今文献，看来这方法行不通。晋朝和梁朝的尺子太短了，用黍子往管子里装，根本装不满，要是按这个来校准乐律，声音肯定尖锐刺耳。八音和谐，是明君圣王的标志，统一的律法和度量衡，是贤明君主的治国方略。我们仔细研究了以前的文献，又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认为用铁尺比较合适。

还没来得及详细确定下来，高祖就驾崩了，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他们几个，商量了半天也没个结果。等平定陈朝以后，皇上觉得江东的音乐最好，说：“这是华夏古代的音乐，虽然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但大体上还是沿袭了古法。”祖孝孙说：“平定陈朝以后，废除了周朝的玉尺和律吕，改用铁尺和律吕，规定一尺二寸就是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制造的律吕水尺，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现在太乐库里和宫里都收藏着一套铜制的律吕，这是万宝常制造的，叫做水尺律。书上说它的黄钟律相当于铁尺的南吕的双倍音高。南吕是黄钟的羽音，所以叫它水尺律。

十四、各种尺子中，赵刘曜浑天仪的土圭尺，比梁朝的法定尺子长四分三厘，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五分。《十四、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比梁朝的法定尺子长六分三厘，比刘曜浑天仪的尺子长二分，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七分一厘。梁武帝在《钟律纬》里说：“宋武帝平定中原后，送来浑天仪和土圭，说是张衡制作的。但是根据浑天仪上的铭文来看，是光初四年铸造的，土圭是光初八年制造的。都是刘曜制造的，不是张衡。它所用的尺子，比现在的新尺长四分三厘，比民间常用的尺子短二分。”这里说的新尺就是梁朝的法定尺子。《十五、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天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好家伙，这篇文章讲的是古代的度量衡，从周朝一直说到汉朝，内容还挺复杂的！咱们一句一句地捋捋。

首先，《周礼》里说，蠙氏负责制作量器，这个量器深一尺，里面是边长一尺的正方形，外面是圆的，容量是一鬴；它的底部直径一寸，容量是一豆；它的耳（把手）三寸长，容量是一升；总重量一钧；声音与黄钟音调一致；不用缴税。上面刻着铭文：“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这铭文就不用翻译了，挺有气势的。

然后，《春秋左氏传》里提到了齐国的四种量器：豆、区、鬴、钟。四升为一豆，以此类推，四豆为一鬴，六斗四升就是一鬴；十鬴为一钟，那就是六十四斗。郑玄觉得方尺的面积是一千寸，跟《九章粟米法》算的不一样，少了两升八十一分升的二十二分之一。祖冲之用计算的方法重新算了一下，结果是1562.5寸。如果是一个边长一尺的正方形，外面再做成圆形，减去边上一点儿，直径大概是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深度一尺，这就是古代斛的标准了。

《九章商功法》里说，一斛粟米体积是2700寸，一斛米是1620寸，一斛菽荅麻麦是2430寸。这根据粮食的轻重不同，定价也不一样，但价格都一样，这方法挺巧妙的。用米斛作为标准，跟《汉书》里写的一样。

《孙子算术》里说，六粒谷子是一圭，十圭是一秒，十秒是一撮，十撮是一勺，十勺是一合。应劭说，圭是自然形状，阴阳的开始，四圭是一撮；孟康说，六十四粒黍子是一圭。

《汉书》里说，量器有龠、合、升、斗、斛，用来衡量多少。最初是根据黄钟音律的龠来制作的，用标准的尺子测量容积，用一千二百粒谷子装满龠，再用井水来校准。一个龠是一合，十合是一升，十升是一斗，十斗是一斛，这五种量器就齐全了。制作方法是用铜，做成边长一尺的正方形，外面是圆的，旁边有把手。上面是斛，下面是斗，左边的把手是升，右边的把手是合、龠。形状像爵，象征着爵禄。上三下二，象征天地；圆形包容方形，左边一，右边二，象征阴阳。圆形代表圆规，重量是两钧，包含了各种气物的数量，各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声音与黄钟音调一致，从黄钟开始，周而复始。斛的铭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用圆周率计算，这个斛的直径应该是 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把手宽一分九毫左右。刘歆算的把手宽度少了一厘四毫，因为他计算不精确。

总而言之，古人对度量衡的研究还真细致！

魏景元四年，刘徽在《九章算术》里写到：现在的大司农用的斛，直径是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容积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的三十分之一。王莽时期的铜斛，按照现在的尺子来算，深九寸五分五厘，直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用刘徽的方法计算，王莽时期的铜斛的容积只有现在斛的九斗七升四合多一点。所以说，魏朝的斛比较大，尺子也比较长；王莽时期的斛比较小，尺子也比较短。

梁朝和陈朝沿用的是古代的度量衡。齐朝呢，是用五个古代的升合起来做一个斗。

后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五月，晋国修建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玉斗。到了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十月，武帝下令重新制定铜质的律法和度量衡，最终达到统一和平衡。用黍米反复测量，玉斗的容量与新的铜质度量衡完全一致，于是就以此为标准铸造了铜升，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铜升铭文上写着：“大周保定元年，晋国修缮仓库时，发现这个玉升，形状规整，是古代的标准量器。太师晋国公上报朝廷，皇帝下令收进内府。到了保定五年，皇帝下令仔细校准，反复核实，确保准确无误。于是熔铸铜器，仿照玉升制作，颁发到全国各地，以统一全国的权衡度量。”这个铜升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正月十五日，又对铜升进行了校准，并作为标准器物放置在官府。玉升铭文上写着：“大周保定元年，晋国官府修缮仓库时，发现了这个玉升，形状规整，像是古代的标准量器。太师晋国公上报朝廷，皇帝下令收进内府。到了保定五年，皇帝下令仔细校准，反复核实，确保准确无误。于是熔铸铜器，仿照玉升制作，颁发到全国各地，以统一全国的权衡度量。”现在用数字计算一下，玉升的容积是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多一点，相当于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厘三毫九秒。甄鸾在《算术》里说：“玉升一升，等于官府的斗一升三合四勺。”所以说，玉升比较大，官府的斗比较小。根据数字计算，甄鸾说的后周官府的斗，容积是玉尺九十七寸多一点，相当于九百七十七寸多一点。后周的玉斗，还有配套的金错铜斗，以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金错题铜斗，都是用秬黍来定量的。用玉斗称量，一升的重量都是六斤十三两。

开皇年间，规定古代的三升为一升。到了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斗的容量。

衡，就是平衡的意思；权，就是重量的意思。衡的作用就是承载权，用来衡量东西的轻重。衡的制作方法呢，就像用底座来确定它的垂直，用绳子来确定它的直线。左旋就能看到圆规，右折就能看到矩尺。衡在天上的作用，是辅助璇玑（古代天文仪器），斟酌调整建子（星宿名），用来协调七政（日月五星），所以叫它玉衡。权呢，就是铢、两、斤、钧、石这些重量单位，用秤来衡量东西，就知道轻重了。古代还有黍、絫、锤、锱、镮、钩、锊、镒这些重量单位，各个朝代的标准都不一样，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前汉书》上说：权的起源是根据黄钟（古代乐器）的重量来确定的。一龠（古代容量单位）能装1200粒黍，重12铢。24铢是一两，16两是一斤，30斤是一钧，4钧是一石。这五种权的制作很精细，它们的制作标准是根据道理来确立的，用实物来校准的。其余的大小差异，根据轻重来调整。做成圆形，并且环绕一周，让它肉厚一些，这样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权和物达到平衡就产生了衡，衡的运转产生了圆规，圆规的圆形产生了矩尺，矩尺的方形产生了绳子，绳子的直线产生了准绳。准绳正确，衡就平衡，权就准确了。这就是五种基本原理，都体现在衡器上，作为主要的标准。

根据《赵书》记载，石勒十八年七月，建造建德殿的时候，得到一块圆形的石头，形状像水碓。上面刻着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 续咸议是王莽时期的物品。北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了一枚古铜权，上面刻着81个字的铭文。铭文写道：“律权石，重四钧。” 又说：“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这也是王莽时期制造的。当时太乐令公孙崇根据《汉书》先修整了称尺，等到看到这枚权后，用新的称来称量它，重量是一百二十斤。新的称和这枚权，完全吻合。于是就把它交给公孙崇用来调整乐律。孝文帝时期，完全按照《汉书》的标准制作斗和尺。

话说梁朝和陈朝那时候，用的都是老秤。齐朝的时候，一斤等于现在的八两。周朝的玉器，一斤是四两，相当于老秤的四两半。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规定一斤等于老秤的三斤。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恢复了以前的旧秤。

就这么着，各个朝代的重量单位，标准都不一样，真是让人头大。 梁朝陈朝用的是老秤，齐朝一斤是八两，周朝玉器一斤是四两，相当于老秤四两半。隋文帝说，以后一斤就等于老秤的三斤！结果隋炀帝又改回来了，又用回老秤。 唉，这斤斤计较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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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隋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8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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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芳这个人，脑袋瓜子特别灵光，会用竹管测天气，看看天上的云彩就知道啥时候该下雪该下雨。有一次，他跟别人聊天，指着天就说：“孟春的季节到了！” 别人赶紧去检查他那个竹管，嘿，管子里的灰还真飞起来了！他每个月测的天气，次次都准，一点儿不差。他还做了24个轮子一样的扇子，埋在地下，用来测二十四节气。每到一个节气，就有一个扇子自己动起来，其他的扇子都停着，跟竹管里的灰飞起来的情况完全一致，就跟提前约好似的。

隋文帝杨坚灭了陈朝之后，也就是开皇九年，他派毛爽、蔡子元、于普明他们几个去测节气。按照以前的办法，要在三重密封的屋子里，用木头做个桌子，摆上十二个仪器。每个仪器里放一根根据律吕定音的竹管，按照十二时辰的位置摆在桌子上，然后用土埋起来，地面要平整，仪器里面装的是轻飘飘的芦苇灰，用薄薄的丝绸盖住竹管的管口。每当某个节气的气场到了，跟竹管的音律相对应的时候，灰就会飞起来，冲破丝绸，飘到外面。但是这气场应验的时间早晚不一样，灰飞出来的多少也不一样，有的刚到月初就应验了；有的要等到月中下旬才应验；有的灰飞出来，三五天就飞完了；有的整个月，才飞出来一点点。

隋文帝觉得这事儿稀奇，就问牛弘是怎么回事。牛弘回答说：“灰飞出来一半是温和的气候，灰全飞出来了是猛烈的气候，灰飞不出来是衰败的气候。温和的气候应验，说明国家政局稳定；猛烈的气候应验，说明臣子们放肆；衰败的气候应验，说明皇帝暴虐。” 隋文帝不同意，说：“臣子放肆皇帝暴虐，国家政局肯定不稳定，这可不是每个月都不同的啊！这十二个月的律管，一年里应验的情况都不一样，哪能说皇帝暴虐臣子放肆就一定这样严重呢？” 牛弘答不上来了。于是隋文帝就让毛爽他们整理出一套方法。毛爽查阅了以前的资料，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律谱》。书里大概讲的是：

话说啊，我查阅史料发现，黄帝派伶伦到嶰谷砍竹子，在凤鸟的巢穴底下，创造了十二律。这可是天地之气的回应，也是数的起源啊！阳管是律，阴管是吕，它们的气能预示四季，数量又能用来记录万物。云隶首创立了计数法，这可是律的基础啊！ 一、十、百、千、万、亿、兆这些数字，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度量衡也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所以啊，有虞氏时期就用律来调和声音，后来邹衍又改进它，确定了五始。正朔、服色这些东西，也都是由此而区分的。夏朝以人为本，殷朝以地为本，周朝以天为本。孔子说过：“吾得夏时焉。”意思是说他掌握了气数的精髓。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张苍制定了律，他推行的是五胜之法，认为是水德当令。其实啊，这是因为战国时期官吏失职，秦朝又灭绝了学问，所以这方面知识逐渐衰微了，张苍只是修补完善了一下，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到了汉武帝时期，才设立了协律官，任命李延年为都尉，李延年虽然能创作新声变奏乐曲，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音律的根本，所以当时的服色制度也没能确定下来。

到了汉元帝时期，他自己就懂音律，郎官京房也精通音律，元帝就让韦玄成等人向京房请教。京房自己介绍说：“我学习焦延寿的理论，运用六十律相生相克的法则。上面生下面，都是三生二；下面生上面，都是三生四。阳下面生阴，阴上面生阳，最终又回到宫调的正法。”后来刘歆整理编纂了相关的奏章，把音律的起源和发展都记录下来了，音律理论也越来越精深。班固的《汉书·律历志》就全面记载了刘歆的研究成果，司马彪的《史记》也收录了京房的观点。

到了东汉，尺度稍微变长了一些。魏朝的杜夔也制定了律吕，用来推测气候，灰尘都不会飞扬。晋朝的光禄大夫荀勖得到了古代的铜管，拿来和杜夔制定的律吕进行比较，发现古铜管比杜夔的要长四分之一，这才知道杜夔的律吕是不准确的，问题出在他弄错了尺度。于是荀勖就根据《周礼》，重新制作了古代的尺子，用它来确定管子的长度，这样乐器的音律才调准了。

话说左晋之后，这律管的制作方法就越来越不靠谱了。到了梁武帝的时候，虽然还有从汲冢里挖出来的玉律，宋朝苍梧郡的时候，也有人仿制过横吹律管，但这些管子的长短粗细，大体上还是跟原来的差不多。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跟着祖暅学习算术，跟何承天学习律吕，潜心研究了几十年，对律管的制作方法算是比较了解了。后来他当了太常丞，负责掌管音乐，就拿着那玉管和宋朝太史用的尺子，上奏朝廷。朝廷下令让工匠按照原来的样子制作律管。

可从那以后，律管的制作又开始乱套了。侯景叛乱的时候，我叔叔喜从太乐寺得到了几根律管。后来陈宣帝到荆州当人质，碰上梁元帝战败，我叔叔就在战乱中死了。他本来想把律管上交给朝廷的，结果陈武帝登基后，又把十二律管发展成了六十律，自己瞎琢磨出一套理论，还说什么有规律可循。到了太建年间，我叔叔本来官做到吏部尚书，想把律管上交朝廷，结果陈宣帝死了，陈后主继位，把我叔叔贬到永嘉当内史，律管就一直留在家里，后来传给了他的子孙。陈朝灭亡的时候，这些律管也一起丢失了。

现在太乐寺里剩下的这十二根律管，是按照阴阳相生的规律排列的，从黄钟开始，阳气下降，生出阴气，到中吕结束，阴气上升，生出阳气，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都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中吕上面是执始，执始下面是去灭，最后到南吕，六十律的音律变化，也都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仲冬月份，律管应该演奏黄钟。黄钟是冬至开始的音律，代表阳气的开始。它按照天数的规律，长度是九寸，十一月的时候，黄钟的音律就应该奏响，用来调和六气，完善九德。

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用京房的律法标准了，宫、徵的音律长短，每天演奏的音律都不一样。这十二个律管，每个都管辖一定的音域，可以推演到六十个音。这就像八卦一样，可以推演到六十四卦。相生相变，黄钟律管下面是林钟，阳气生阴气，所以是变化。相摄相通，比如中吕律管，它跟其他音律相互影响，就像母亲和孩子一样。所以，相变的音律，在不同的时间演奏，相通的音律，在同一个月连续演奏。如果演奏的音律早晚不一样，就不是正律的音律，而是子律受到影响，在母律中反应出来的。

后来，大业年间，这些律管在江都战乱中都丢失了。

宋朝有个叫钱乐之的人，在研究京房的律学之后，又自己创造了三百律。梁朝的博士沈重钟在他的《律议》里说：“《易经》用三百六十个卦象来对应一年的天数，这是律历的数字。《淮南子》里说：‘一个律生出五个音，十二个律产生六十个音，再乘以六，就是三百六十个音，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的数字，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这三百六十律的算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沈重钟就根据《淮南子》的数字，用京房的方法计算，得到了三百六十律。每个月都用一个本律来作为这个月的母律。用这个月的母律的律数作为母，用这个月中气所在的天数作为子，用母来决定子，根据天数的多少，每个律所管辖的天数和分数都不一样。用这个方法分配七个音，那么冬至这天的本律，黄钟就是宫音，太簇是商音，林钟是徵音，南吕是羽音，姑洗是角音，应钟是变宫音，蕤宾是变徵音。这样五音七声就齐全了。接下来的日子，本律就依次类推运行。当天对应的律就是宫音，商徵音也依次类推。用这个方法来考查声音和气，辨别时序，万物生长都应该遵循节气变化。

从黄钟到壮进，一共一百五十律，都是用三分损一的方法往下推算出来的；从依行到亿兆，一共二百九律，都是用三分益一的方法往上推算出来的；只有安运这一律是最后的，不再推算出其他的律了。这些律的长度计算，都是以黄钟的实际长度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基础，用九的三次方（也就是27）作为除数，分别计算出它们的长度，精确到寸分甚至更小，其余的余数就舍去了。这样就得到了各个律的长度。修订律部，就是按照上生下生的顺序排列宫徵音。现在我简单说一下它们的名称和顺序：

黄钟：

包育 含微 帝德 广运 下济 克终 执始 握鉴 持枢 黄中 通圣潜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乃文 乃圣 微阳 分动 生气 云繁郁湮

升引　屯结 开元 质未 僾昧 逋建 玄中 玉烛 调风

右黄钟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吕：

事情一开始，就感觉大有可为，像大地一样充满生机，辅佐时局，匡正偏差。事情发展变化很快，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变化多端，但只要坚持正义，就能克服困难。要像强者一样，克服阴暗，走向光明，要懂得沉潜，才能最终兴盛发达，要懂得顺应时势，权衡利弊，少说多做，才能与君王同心协力，继承先辈的光荣。

这是大吕宫调，一共二十七律，每律对应一天，还包括二十七分日的三分之一。

太簇宫调：

一开始还不清楚自己的能力，但正义之举已经开始，就像亭毒（一种植物）一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生长。万物开始生长，时节安定下来，生命蓬勃发展，就像匏瓜演奏出初角的乐声，少阳之气温和柔顺，商音低沉而舒缓，扶持弱小，万物生长，都欣欣向荣，山川停止了喧嚣，一切遵循着季节的规律，像龙一样腾跃而起。勾芒（春神）调理万物，青绿的枝叶开始生长，花朵盛开，万物繁衍，刑罚制度完善，社会秩序井然，春耕开始，赞扬丰收，隐藏的弊端逐渐显露，万物凋零。

这是太簇宫调，一共三十四律。

明庶宫调：

大家互相帮助，阴气滋养万物，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制定政策，万物欣欣向荣，春天来临，震动的大地充满生机，芬芳四溢，阳光普照，风驰电掣，人们欢欣鼓舞，团结一心，播种，万物自由生长，逍遥自在，仁爱与威严并存，春天向南方推移，旭日东升，万物复苏，人们各司其职，焕然一新。

这是夹钟宫调，一共二十七律。

姑洗宫调：

南方传来好消息，祭祀神灵，祈求丰收，春天来临，万物更新，才华横溢，祥瑞之气上升，卿云（祥瑞的云彩）出现，美丽的山岭，开阔的道路，适逢其时，人们出行，沉静的夜晚，温暖的风，树木发芽，枝条柔软，刑法开始执行，万物生长，草木茂盛，庄稼成熟，光明普照，蓬勃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少加选择，遵循天道，穿着朱红色的礼服，在朝廷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保持贞洁。

这是姑洗宫调，一共三十四律。

中吕宫调：

光明出现，万物开始运转，和煦的春风，轻柔缓慢，鸟类开始飞翔，南方进入春天，引导农民耕种，遵循季节规律，南方出现祥瑞之兆，大家互相促进，内心保持贞洁，红色的草木充满光辉，光芒四射，春天到来，万物生长，戒除贪婪，荒凉的景象消失，贞洁的星宿，天庭保佑周朝。

这是中吕宫调，一共二十七律。

蕤宾宫调：

南方的事情（京房终律），安静祥和，选择时机，花朵盛开，万物蓬勃发展，变化莫测，宾客安宁，怀念远方，声音相传，轨迹相同，海水平静，消除灾害，离开自身，变得强大，光明崇高，眺望远方，上升到中央，凤凰飞翔，朝阳升起，掌握时机，祥瑞相通，鹑火（星宿）出现，秩序井然，火焰高涨，光芒四射。

好家伙，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密密麻麻的，看着像古代的什么歌诀或者咒语似的。 第一段是“右蕤宾一部，二十七律。”，然后下面跟着一大堆词， “谦侍 崇德 循道 方壮 阴升 靡慝 去灭 华销 朋庆 云布 均任仰成 宽中 安度 德均 无蹇 礼溢 智深 任肃 纯恪 归嘉 美音 温风候节 蓂华 绣岭 物无 否与 景口 曜井 日焕 重轮 财华”， 这二十七个词，我猜是用来形容某种理想状态或者人生境界的，一个一个的，听着还挺有气势的。

接下来是“右林钟一部，三十四律。”， 比刚才那段还长， “升商 清爽 气精 阴德 白藏 御叙 鲜刑 贞克 金天 刘狝 会道归仁 阴侣 去南 阳消 柔辛 延乙 和庚 靡卉 荑晋 分积 孔修 九德咸荩 佥惟 俾乂”，这三十四个词，看着比前面那段更复杂一些，感觉像是某种政治理想或者社会秩序的描述，反正挺高深的。

然后是“右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又是一段， “白吕 捐秀 敦实 素风 劲物 酋稔 结躬 肥遁 羸中 晟阴 抗节威远 有截 归期 中德 王猷 允塞 蓐收 撙辔 摇落 未印 质随 分满道心 贞坚 蓄止 归藏 夷汗 均义 悦使 亡劳 九有 光贲”， 这二十七个词，感觉和前面两段有点像，但又不太一样，可能侧重点不同吧。

再往下看，“右南吕一部，三十四律。”，又来一段长的，“思冲 怀谦 恭俭 休老 恤农 销祥 闭奄 降娄 藏邃 日在 旋春阉藏 明奎 邻齐 轨众 大蓄 啬敛 下济 息肩 无边 期保 延年 秋深野色 玄月 澄天”， 这三十四个词，感觉和前面那些比起来，更侧重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方面，读起来感觉比较平和。

最后两段了，“右无射一部，二十七律。”， “分焉 祖微 据始 功成 乂定 静谧 迟内 无为 而乂 姑射 凝晦动寂 应徵 未育 万机 万寿 无疆 地久 天长 修复 迟时 方制 无休九野 八荒 亿兆 安运”， 这段二十七个词，感觉像是总结性的， 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最后是“右应钟一部，二十八律。”， 没有内容了，估计是原文缺失或者另有说明。 总之，这整篇东西，看着挺神秘的，像是某种古代的典籍片段， 感觉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话说，《史记》里头记载：“夏禹啊，他拿自己的身体当尺子，用声音来定律。”《礼记》也说：“男子张开手掌就是一尺。”《周官》里写着：“璧羡起度。”郑司农解释说：“羡，就是长度的意思。这璧的直径是一尺，以此来制定度量衡。”《易纬通卦验》里头还有：“十根马尾巴的长度算作一分。”《淮南子》里说：“秋分的时候，谷穗的芒就定型了，芒定型了，谷子也就成熟了。律数里，十二根芒的长度等于一粒谷子，十二粒谷子等于一寸。”这芒啊，就是谷穗上的芒刺。《说苑》里也说：“度量衡的标准，是从谷子开始的，一粒谷子算作一分。”《孙子算术》里写道：“蚕吐的丝叫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这些都是度量衡的起源，说法却有点儿互相矛盾。

不过，《汉书·志》里说得比较清楚：“度，就是用来测量长短的，它最初是根据黄钟的长度来定的。用中等大小的谷子——秬黍——来测量，一粒秬黍的宽度算作一分，九十粒秬黍的长度就是黄钟的长度。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长度就确定了。”后来的作者，都是根据这个说法来制定律、度量衡的，并且根据秬黍的大小变化，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这些比例还是能互相通用的。问题是，黍的大小不一样，年成的好坏也影响收成，古代的度量衡校准，经常会有差异，再加上民间口口相传，难免出现讹误，渐渐地就有了增减。现在我就简单地把历代的十五种尺度，以及它们之间异同的说法，列举如下：

《汉书·志》记载的王莽时期的刘歆铜斛尺；

后汉建武年间的铜尺；

晋朝泰始十年荀勖制定的律尺，也就是晋朝以前的尺；

祖冲之流传下来的铜尺。

话说晋武帝泰始九年的时候，中书监荀勖那哥们儿检查宫廷的音乐，发现乐器八音不和谐。一查才发现，从东汉到魏朝的尺子，比古代的尺子长了四分多。荀勖就让著作郎刘恭按照《周礼》的标准重新制作了一把尺子，这才是真正的古尺！ 用这古尺重新铸造了铜制的律吕，用来调整音律。 用这把古尺去量古代的乐器，跟乐器上的铭文尺寸完全一致。 更巧的是，汲郡那边盗墓贼挖开了魏襄王的老坟，竟然找到了周朝的玉律和钟磬，跟新铸的律吕声音几乎一样！ 当时各地也陆续挖出汉朝的旧钟，用新做的律吕去试试，声音都对得上！

《钟律纬》这本书里记载，祖冲之那会儿流传着一把铜尺，上面刻着铭文：“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考证古代器物，对比现在的尺子，长了四分半。考证的古代标准有七种：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玉律略微偏长，西京铜望臬略微偏短，其余都跟这把尺子一样。” 这铭文一共八十二个字。这把尺子，就是荀勖重新做的尺子。而现在我们用的尺子，是杜夔做的尺子。雷次宗和何胤之俩人还画了一幅《钟律图》，上面记载的荀勖校对古尺的文字，跟这铭文一模一样。 不过萧吉的乐谱里说，这七种标准是梁朝考定的，这说法就错了。现在咱们就以这把尺子为标准，来校对各个朝代的尺子。

梁朝的尺子，比晋朝之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七厘。

话说以前有个老农在田里挖到一把周朝的玉尺，据说那是天下标准的尺子。荀勖拿它来校对乐器，发现自己做的金石丝竹都比标准短了一米。梁武帝那本《钟律纬称》里也记载，皇宫里一直流传着一把周朝的铜尺和八枚古玉律。后来查了查，那周朝的尺子是东昏侯当信物用过，后来就找不到了。玉律里只有一枚坏了，剩下的七枚是夹钟，上面还有以前的刻字。于是梁武帝就根据这些玉律重新制作了一把尺子，用来互相校对。他们用细细的毫毛中间的黍米来精确测量，反复校准，这可是当时最精确的测量方法了，比祖冲之的尺子还精确了半分。然后，梁武帝用这把新尺子制作了四件乐器，叫做“通”。又按照新尺子做了笛子，用它来校对古钟，按着刻度上的“夷则”音，用笛子来确定“饮和”的音高，“夷则”音也确定了。你看，这两把尺子长度差不多。

萧吉在他的书里说：“这方法出自《司马法》。梁朝把尺子的刻度刻在影表上，用来测量日影。”说的就是奉朝请祖暅算出来的铜制圭表。后来陈朝灭亡，这圭表就进贡到朝廷了。隋朝大业年间，有人提议要恢复古代的标准，于是就用这圭表来校正音律，制作钟、磬等八种乐器。

晋朝的时候，始平县有人挖地挖到一把古铜尺。

萧吉的《乐谱》里说：“汉章帝的时候，零陵的文学史奚景在泠道县舜庙下面挖到了一套玉律，根据它制作了这把尺子。”傅畅的《晋诸公赞》里记载：“葛勖制作的钟律，当时的人都说很精密，只有陈留的阮咸觉得声音太高了。后来始平县挖到那把古铜尺，时间长了快烂掉了，拿它跟荀勖的尺子一比，短了四分之一。当时的人都觉得阮咸说的对。”这两把尺子的长度也差不多。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的时候说，王莽时期的刘歆用的斛和尺，比当时的尺子短了四分五厘，跟魏朝的尺子比，斛的深度是九寸五分五厘。这跟晋朝荀勖说的“杜夔的尺子比现在的尺子长四分半”是一样的。

萧吉说，晋朝江东地区用的就是这种尺子。

后周的市尺，比玉尺短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年间的官尺，就是铁尺，一尺二寸长。

在此之前，从魏朝初期到东西魏分立，一直到后周不用玉尺之前，人们都混用这些尺子。

话说啊，《甄鸾算术》里头记载着：“周朝的市尺，相当于玉尺的九分二厘。” 有人说，这尺子是梁朝的志公道人做的，说是他把尺子寄到了周朝，还送给了一个叫多须老翁。周太祖和隋高祖都觉得这尺子是他们自己的，反正周朝那时候老百姓都用这个尺子。到了隋朝开皇年间，官方就正式下令用这个尺子做官尺，各部门都用，一直用到仁寿年间。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老百姓私底下还有人用。

这尺子啊，是魏朝的中尉元延明，用半周黍的宽度做成的。齐朝就跟着用这个尺子。魏收在《魏书·律历志》里写道：“公孙崇在永平年间又做了个新尺子，用一粒黍的长度累加起来做寸。后来太常卿刘芳奉命修乐律，他用中等大小的秬黍的宽度当作一分。而中尉元匡呢，是用一粒黍的宽度加上两粒黍的缝隙来定一分。这三家说法都不一样，争论了很久都没结果。直到大和十九年，高祖下令，用一粒黍的宽度定一分，九十粒黍的长度是黄钟之长，以此来制定铜尺。有关部门奏报说，刘芳的尺子和高祖定下的尺子一样，所以就用刘芳的尺子来修订金石器物。一直到北魏武定年间，都没人再讨论律法的事儿了。”

然后呢，还有个蔡邕的铜籥尺。后周的玉尺，比晋朝以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一个铜制的籥，上面用银镶嵌着字，铭文是：“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祖孝孙说：“相传这是蔡邕的铜籥。”

后周武帝保定年间，皇帝下令让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他们用黍粒来制作尺子，但横竖的长度一直定不下来。后来修仓的时候挖地，挖出来一个古代的玉斗，就拿它当标准器物，根据玉斗来制作律法、度量衡。于是就用了这个尺子，还大赦天下，改元天和，各部门都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周宣帝大象年间结束。这个尺子的黄钟律，和蔡邕的古籥是一样的。

最后，还有宋氏尺，它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六分四厘；还有钱乐之的浑天仪尺；还有后周的铁尺；以及隋文帝开皇年间调整钟律时用的尺子，还有平定陈朝后调整钟律时用的水尺。

这把尺子，是宋朝老百姓平时用的那种，后来传到了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用来制作乐器，确定音律。跟晋朝以后的尺子，还有梁朝民间用的尺子，以及刘曜那个浑天仪上的尺子，长度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老百姓平时用尺子，时间长了难免会磨损、改变，所以才会有细微差别吧。

周朝建德六年，打败齐国之后，就用这把尺子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在全国推广使用。后来到了宣帝的时候，达奚震和牛弘他们讨论说：

我仔细研究了权衡度量的问题，治理国家，制定法度，必须仔细考证历史，找到最合适的标准。我查阅了现在使用的铁尺，这是太祖皇帝让人按照尚书苏绰当年制作的尺子仿造的，当时苏绰用这把尺子检验过，是前周的标准尺。我们测量了它的长度，和宋朝的尺子完全一样，当时就是用它来校准钟律，以及丈量土地面积的。现在我们用上党羊头山产的黍米，按照《汉书·律历志》记载的方法来测量。如果用大的黍米堆起来，按照数量正好装满一尺，那么按照黄钟律的标准，就必须用力摇晃才能装满。如果用中等大小的黍米堆起来，虽然显得稀疏一些，但也能正好装满一尺，而且不用摇晃就能装满。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是因为黍米的大小不均匀，所以用铁尺来测量，最终还是比较准确的。再说，上党地区的黍米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颜色很黑，形状圆而重，用它来做测量单位，肯定不是偶然的。因为各地雨水旱涝不同，土地肥沃程度也不一样，所以黍米的大小也不一定正好符合标准。许慎的解释说，秬黍个头很大，和普通的黍米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些大的黍米，就是当时那种秬黍，用一百个这样的黍米堆满一尺，这才是符合古代标准的。除了装满一尺外，还剩下十几个黍米，这可能是因为圆周的直径测量有误差，或者当时制定律法时不够精确。就算用力摇晃才能装满，从道理上讲也是说得通的。我们现在考证周朝和汉朝的古钱币，大小尺寸是符合的；宋朝的浑天仪，尺度也没有错误。而且《淮南子》也记载，十二颗粟米堆起来是一寸。这说明古代帝王制定的法度，经过仔细研究考证，用律法来计算，意义是一致的。《汉书·食货志》说：“黄金一寸见方，重量是一斤。”我们现在铸造黄金来检验，铁尺是最接近的。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际推算，符合的地方很多。而且，在平齐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尺了，现在我们把它确定下来，更符合实际情况。至于用玉尺来测量黍米，以宽为长，堆满后还有剩余，但又没有完全装满，考证古今，恐怕不能采用。晋朝和梁朝的尺子，都太短小了，用黍米装满管子，根本装不下，按照这个尺子来校准乐律，声音一定会变得尖锐。八音和谐，是明君盛世的象征，统一的律法和度量衡，是圣明君主的治国方略。我们仔细考证了以前的文献，并根据实际情况，认为使用铁尺最为方便。

还没来得及详细确定下来，高祖就驾崩了。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这些人，讨论了很久，也没个结果。等平定陈朝之后，皇帝觉得江东的音乐最好，说：“这是华夏古老的音律，虽然随着时代变化有些改变，但大体上还是沿袭了古法。”祖孝孙说：“平定陈朝后，废除了周朝的玉尺和律，改用这种铁尺和律，一尺二寸就定为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制造的律吕水尺，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现在太乐库里和宫里拿出来的这套铜律，是万宝常做的，叫做水尺律。书上说它的黄钟律相当于铁尺的南吕的双倍音高。南吕是黄钟的羽音，所以叫它水尺律。

十四、各种尺子中，赵刘曜浑天仪的土圭尺，比梁朝的法定尺长四分三厘，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五分。《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比梁朝的法定尺长六分三厘，比刘曜浑天仪的尺长二分，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七分一厘。梁武帝在《钟律纬》里说：“宋武帝平定中原后，送来浑天仪和土圭，说是张衡做的。但是根据浑天仪上的铭文来看，它是光初四年铸造的，土圭是光初八年做的。都是刘曜制造的，不是张衡做的。他把浑天仪的尺子定为标准，长度比现在的标准尺长四分三厘，比民间常用的尺短二分。”这里说的“新尺”指的是梁朝的法定尺。《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古代的量器，这可是个技术活儿！首先，《周礼》里记载了一种叫“鬴”的量器，它有多大呢？书上说：“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 这意思就是说，这鬴器深一尺，里面是方的，外面是圆的，容量是一鬴；底部一寸深的容量是一豆；侧面的耳状部分三寸深的容量是一升；整个器物重一钧，敲击时发出的声音是黄钟音，而且不用纳税。 这鬴器上还刻着铭文：“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意思是说，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做成了这个精良的量器，让各国都能参考，造福后代。

接着，《春秋左氏传》又提到了齐国的四种量器：豆、区、鬴、钟。 它说：“齐旧四量，豆、区、鬴、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 意思是四升为一豆，四个豆为一区，四个区为一鬴。 所以一鬴等于六十四升。 “鬴十则钟”，也就是说十鬴为一钟，也就是六十四斗。 郑玄对这个容量的计算结果和《九章粟米法》略有出入，祖冲之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算出鬴的体积大约是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 而按照“方尺而圆其外”的描述，如果考虑圆周率，直径大约是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 这深一尺的鬴，就是古代斛的雏形了。

《九章商功法》里还记载了不同谷物一斛的体积，比如粟米、稻米、菽荅麻麦，体积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它们轻重不同，但价格却差不多。 书里说米斛的体积是标准，这和《汉志》里的说法一致。《孙子算术》里则介绍了更小的计量单位：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 应劭和孟康对“圭”的解释略有不同，应劭认为圭是自然之形，阴阳之始；孟康则说六十四黍为圭。

《汉志》对古代的量器做了总结，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 从最小的龠开始，依次是合、升、斗、斛，这些都是用来衡量多少的。 它还详细描述了斛的制作方法：用铜制成，方形内圆外，侧面有耳状凸起，上面是斛，下面是斗，左耳是升，右耳是合、龠，形状像爵，象征着爵禄。 斛的铭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祖冲之根据圆周率计算，认为斛的直径应该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而刘歆的计算结果略有偏差，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计算方法不够精确。 总而言之，古代的量器制作和计算都非常讲究，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严谨。

公元227年，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的时候说：现在的大司农用的斛，直径是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容积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又十分之三。王莽时期的铜斛，按照现在的尺子来算，深九寸五分五厘，直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用我的计算方法算一下，王莽时期的斛，按照现在的斛来算，只有九斗七升四合多一点。所以，魏朝的斛比较大，尺子也比较长；王莽朝的斛比较小，尺子也比较短。

梁朝和陈朝沿用的是古代的度量衡制度。齐朝则规定五个古代的升等于一斗。

后来，公元561年，周武帝在保定元年五月，晋国修建粮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玉斗。到了公元565年十月，周武帝下诏重新制定铜质的度量衡标准，最终达到了统一和谐的状态。用黍米反复测量，与这个玉斗的容量完全一致，与其他的衡器和度量工具也没有差别。以此为标准铸造了铜升，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铜升铭文上写着：“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正月十五日，校定完毕，移交地官府作为标准器物。” 玉升的铭文是：“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旅蕤宾，晋国官府修缮粮仓时，获得了这个古代的玉升，形制规范，如同古代的标准量器。太师晋国公上报朝廷，皇帝下令收藏在天府。到了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下诏按照标准的绳子和规尺进行检验，用黍米反复测量，没有丝毫差错。于是熔铸铜器复制它，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以统一太平时期的权衡度量。”

现在如果用数字计算的话，玉升的容积按玉尺计算是一百一十寸八分多一点，按斛计算是一千一百八十五寸又七厘三毫九秒。甄鸾在《算术》里说：“玉升一升，等于官府的斗一升三合四勺。” 所以，玉升比较大，官府的斗比较小。根据数字计算，甄鸾所依据的后周官斗，容积按玉尺计算是九十七寸多一点，按斛计算是九百七十七寸多一点。后周的玉斗，还有配套的金错铜斗以及建德六年制造的金错题铜斗，都是用秬黍来确定容量的。用玉衡器称量，一升的重量都是六斤十三两。

开皇年间，规定古代的三升等于现在的升。到了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斗的容量。

衡，就是平衡的意思；权，就是重量的意思。衡的作用是承载权，用来衡量东西的轻重。衡的制作原理就像指南针那样，要保证它的垂直和水平。左旋就能看到圆规，右转就能看到矩尺。衡在天上的应用，是辅助璇玑（古代天文仪器），调整节气，使七政（日月五星）运行协调，所以称它为玉衡。权，就是铢、两、斤、钧、石这些重量单位，用秤来测量物品的重量，知道轻重。古代还有黍、絫、锤、锱、镮、钩、锊、镒这些重量单位，各个朝代的标准都不一样，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前汉书》上说：权的起源是根据黄钟的重量确定的。一龠能装1200粒黍，重12铢；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这五种权衡的制作很精细，它们的制作标准是根据道理来确定的，用物体来校准。其他大小的差异，都根据轻重来调整。权衡是圆形的，环环相扣，好的部分加倍，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权和物达到平衡就产生了衡，衡的运转产生了圆规，圆规的圆形产生了矩尺，矩尺的方形产生了绳子，绳子的直线产生了准绳。准绳正确，那么衡就平衡，权就准确了。这就是五种法则，都具备在权衡器物上，作为大的标准。

根据《赵书》记载，石勒十八年七月，建造建德殿时，发现一块圆形的石头，形状像水碓。上面刻着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 续咸议是王莽时期的物品。北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了一枚古代铜制的权，上面刻着81个字的铭文。铭文写道：“律权石，重四钧。” 又写道：“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这同样也是王莽时期制造的。当时太乐令公孙崇按照《汉书》先修整了称尺，等到看到这个权后，用新的称来称它，重量是一百二十斤。新的称和权，完全吻合。于是把调乐的任务交给公孙崇。孝文帝时期，完全按照《汉书》制作斗和尺。

话说梁朝和陈朝那时候，用的都是老秤。齐朝的时候，一斤等于现在的八两，这叫古称一斤八两。周朝的玉器，一斤是四两重，相当于古称的四两半。到了隋朝开皇年间，他们规定一斤等于以前的古称三斤。到了隋朝大业年间，又恢复了以前的古秤。

就这么着，各个朝代的斤两标准都不一样，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梁陈用的是老秤，齐朝一斤八两，周朝的玉器一斤才四两，相当于古称四两半。隋朝开皇年间，一斤是以前的三斤，到了大业年间，又改回去了。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秤。” 这古时候的秤啊，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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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隋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8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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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里说啊，黄钟的周长是九分，林钟是六分，太簇是八分。后来《续汉书》和郑玄都说是这么回事：十二律的空心部分，直径都是三分，周长都是九分。可是北魏安丰王按照班固《汉书》里的说法，做了个林钟，周长六分，太簇周长八分，一吹，声音跟黄钟、商、徵对不上。后来都改成周长九分，这才跟标准的钟器声音一致。

隋朝开皇九年灭了陈朝以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他们几个，参考了古代的律度，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制作了黄钟的管子，管子的直径都是三分，长度都是九寸。因为制作工艺有差异，所以声音有高低之别；管子的粗细长短跟标准尺寸有出入，所以装进去的谷粒数量也不一样。现在我把这些数据列出来：

晋朝以前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八百八十粒谷子。

梁朝的法定尺子量黄钟管，能装八百二十八粒。

梁朝的另外几种尺子量黄钟管，三种尺寸的管子分别能装九百二十五粒、九百十粒和一千一百二十粒。

汉朝官用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九百三十九粒。

古代的银错黄钟管能装一千二百粒。

宋氏尺，也就是铁尺，量黄钟管，两种尺寸的管子分别能装一千二百粒和一千四十七粒。

北魏早期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一千一百一十五粒。

北周的玉尺量黄钟管，能装一千二百六十七粒。

北魏中期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一千五百五十五粒。

北魏后期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一千八百一十九粒。

东魏的尺子量黄钟管，能装二千八百六十九粒。

万宝常水尺量律母黄钟管，能装一千三百二十粒。

梁朝的几种尺子和铁尺量黄钟管，管子的长度和空心部分的周长直径都一样，但是装的谷粒数量却不一样，这是因为制作的人故意改变管子的腹腔大小，让里面谷粒的多少有所不同。

北齐神武帝的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特别聪明能干，他能够用管子来预测天气，抬头看看云彩就能知道天气。有一次，他跟别人说话，指着天说：“孟春的季节到了！”别人去检查他的管子，果然飞灰已经有了反应。他每个月预测的天气，都非常准确。他还制作了二十四只轮扇，埋在地下，用来测量二十四节气。每当一个节气来临，就有一只扇子自动转动，其他的扇子都停着，这跟管子里的飞灰反应完全一致，就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

开皇九年，打败陈朝之后，皇帝杨坚派毛爽、蔡子元、于普明他们去观察节气。按照以前的办法，他们要在三重密封的屋子里，摆上十二张木头桌子。每张桌子对应一个节气，放上相应的律管，然后用土埋起来，土面要平整，桌子里面填上芦苇灰，再用轻薄的丝绸盖住律管的管口。到了每个月的节气，如果和律管的音律相符，芦苇灰就会飞起来，冲破丝绸，飘散出来。不过，这灰飞的时间和多少都不一样，有的刚到月初就有了反应，有的要到月中下旬才开始；有的灰飞出来，三五天就飞完了，有的整个月才飞出一点点。

杨坚觉得很奇怪，就问牛弘这是什么意思。牛弘回答说：“灰飞一半出来是平和的运气，灰全部飞出来是强劲的运气，灰飞不出来是衰弱的运气。平和的运气对应着政治清明，强劲的运气对应着臣子放肆，衰弱的运气对应着君主暴虐。”杨坚反驳道：“臣子放肆，君主暴虐，政治肯定不会清明，这可不是每个月都不同的啊！一年十二个月的律管反应都不一样，怎么能说君主一定暴虐，臣子一定放肆呢？这么严重吗？”牛弘答不上来了。于是杨坚就让毛爽他们整理出一套方法。毛爽查阅了以前的资料，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律谱》。

《律谱》里大概写着：我毛爽考证，黄帝派伶伦氏在嶰谷采集竹子，在凤鸟的巢穴下制作了十二律。这使得天地之气能够相应，这就是数的起源。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它们的气能够用来推测四季，它们的数能够用来记录万物。云隶首创造了计数方法，这大概就是律法的根本。一、十、百、千、万、亿、兆这些数字，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度量衡也都是由此而来。所以，有虞氏用律来协调音律，邹衍修改了它，用来确定五始。正朔、服饰的颜色，也都是由此而区分的。夏朝以人为标准，商朝以地为标准，周朝以天为标准。孔子说过：“我得到了夏朝的历法”，意思是说他掌握了气数的精髓。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张苍制定了律法，推行五胜之法，认为是水德。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官吏失职，秦朝灭亡之后学术衰落，这套方法渐渐失传了，张苍只是把它修补了一下，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到了汉武帝时期，才设立了协律官，任命李延年为都尉，李延年虽然比较懂一些新的乐曲和变调，但并没有真正理解音律的根本原理，所以当时乐器的尺寸、颜色等都无法确定下来。

到了汉元帝时期，皇帝自己懂音律，郎官京房也精通音律，于是元帝就让韦玄成等人一起向京房请教。京房自己介绍说：“我学习焦延寿的理论，运用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上面生成的下面，都是三生二；下面生成的上面，都是三生四；阳向下生成阴，阴向上生成阳，这样就回到了宫调的正规方法了。”后来刘歆整理编纂，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的始末，音律理论也逐渐深入研究。班固的《汉书·律历志》就主要采用了刘歆的成果，司马彪的《续汉书·律历志》则主要采用了京房的成果。

到了东汉，乐律的尺寸稍微变长了一些。魏朝的杜夔也制定了律吕，用它来观测气候，灰尘都不会飞起来。晋朝的光禄大夫荀勖得到了古代的铜管，与杜夔制定的律吕进行比较，发现古代的铜管比杜夔制定的长了四分之一，这才知道杜夔的律吕是不准确的，问题出在他弄错了。于是荀勖就按照《周礼》重新制作了古代的尺子，用它来确定乐器的尺寸，乐器的音律才终于准确了。

晋朝以后，乐律又逐渐出现错误。到了梁武帝时期，还有汲冢的玉律，到了宋朝苍梧时期，有人把它改造成横吹乐器，但是它的长短厚薄，大体上还是保存下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向祖暅学习数学，向何承天学习音律，潜心研究了几十年，对音律也比较了解了。后来我担任太常丞，主管音乐事务，就取来了玉管和宋朝太史的尺子，一起上奏朝廷。朝廷下令让工匠按照样品制作乐器。从那以后，乐律的灰尘又飞起来了。侯景叛乱的时候，我哥哥喜在太乐署得到了这些乐器。后来陈宣帝到荆州当人质，恰逢梁元帝战败，我哥哥死在了北周。正准备上奏朝廷，陈武帝继位了，他又把十二管衍生为六十律，私下研究气候变化，并观察其征兆和反应。到了陈太建年间，我哥哥担任吏部尚书，想要上奏朝廷。恰逢宣帝去世，后主继位，把我哥哥贬为永嘉内史，于是这些乐器就一直留在家里，传给了他的子孙。陈朝灭亡的时候，这些乐器最终都遗失了。

现在宫廷里用的十二管乐器，都是按照阴阳变化的规律来定的。从黄钟开始，阳气逐渐衰弱，阴气逐渐增强，到中吕结束，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就都包含在里面了。中吕之后是执始，执始之后是去灭，最后到南事，这样就完成了六十律的循环。

仲冬（十一月）的时候，乐律用黄钟。黄钟是冬至开始的，代表着阳气的开始。它的长度是九寸，这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十一月的时候，黄钟的乐律就应运而生了，用来调和六气，完善九德。从这以后，就都用京房制定的律管了，宫、徵的音调长短，每天都按照顺序使用。这十二个律管，每个都管辖着一定的范围，延伸开来，就成了六十律。这也可以从八卦推演出来，得到六十四卦。

阴阳相生相变，比如黄钟管，往下生出林钟，阳气生阴气，这就是变化。阴阳相摄相通，比如中吕管，它与万物相应，就像母亲统领孩子一样。所以，相变是指不同时间各自相应，相通是指同一月份连续相应。如果出现早晚不符的情况，那不是正律的节气，而是子律（次要的律）感应母律（主要的律）的结果。

这些律管，在大业末年，隋炀帝在江都（扬州）被杀的时候，都丢失了。

宋朝的钱乐之，在研究京房的律学之后，又创造了三百律。梁朝博士沈重钟在他的《律议》里说：“《易经》用三百六十个卦象来对应一年的天数，这是律历的数字基础。《淮南子》里说：‘一个律生出五个音，十二个律产生六十个音，再乘以六，就是三百六十个音，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的数字，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这三百六十律的算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沈重钟就根据《淮南子》里的数字，运用京房的算法，得到了三百六十律。他以每个月的本律为一部，用这部律的数作为母数，用每个中气所包含的天数作为子数，用母数来决定子数，根据天数的多少，确定每个律所管辖的天数的比例。然后，把七个音分配到这些律上，比如冬至这天的本律是黄钟，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样，五音七声就齐全了。

接下来的日子，各个律就按照顺序依次运行。当天所用的律就是宫音，商徵等音也依次排列。通过考查这些声音和气，就能辨别时序，万物生长也都能遵循节气变化。从黄钟到壮进，一共一百五十个律，都是用三分损一的方法推算出来的；从依行到亿兆，一共二百九个律，都是用三分益一的方法推算出来的；只有安运这一个律是终点，不再继续推算。这些律的长度，都是以黄钟的实际长度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基础，用九分之三作为比例，分别计算出它们的长度，精确到寸分，更小的单位就忽略不计了。这些长度就是各个律的实际长度。他整理了这些律的顺序，就是上生下生的宫徵次序，这里就先不细说了。

黄钟：

包育 含微 帝德 广运 下济 克终 执始 握鉴 持枢 黄中 通圣潜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乃文 乃圣 微阳 分动 生气 云繁郁湮

升引　屯结 开元 质未 僾昧 逋建 玄中 玉烛 调风

上面是黄钟这部，一共三十四个律。（每个律对应三十四分之一日中的三十一分）

大吕：

一开始，就赞扬这伟大的坤元，辅佐时运，匡正弼谐，分清是非，又繁复又细微，放弃了希望，庶几能执守正义，秉持刚强，战胜阴暗，追随光明，认识到沉潜和光辉，懂得适时而变，权衡利弊，少出风头，与众人同心协力，承接光明，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这是大吕一部，一共二十七律，每律对应一天，还包括二十七分之三天的时长。

接下来是太簇：

还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却建立了功业，像亭毒那样正直，像条风那样迅速，开始的时候很顺利，后来就平静下来了，最终达成了目标，像匏瓜一样奏响了乐曲，初角之音，少阳之气，柔弱却能屈能伸，扶持弱小，承接齐整，动植物都欣欣向荣，遍及山川，速度适中，遵循时节，像龙一样腾跃，勾芒调理秩序，青色的枝条，花蕾初绽，然后蔓延生长，刑罚公正，等级分明，春天开始耕作，赞扬丰收，隐藏的才华显露出来，万物开始凋零。

这是太簇一部，一共三十四律。

然后是夹钟：

大家相互协作，阴气辅助阳气，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制定政策，万物开始生长，震动之德，乘着条理，芬芳四溢，散发出美好的气息，风驰电掣，充满喜悦，团结一致，四处开花，万物生长，随心所欲，逍遥自在，仁爱而威严，争先恐后地向南生长，旭日东升，早晨到来，万物欣欣向荣，各自发展，洁净更新。

这是夹钟一部，一共二十七律。

再然后是姑洗：

南方传来消息，怀念先祖，祭祀神灵，才能显现出来，携带着初角之音，洗去陈旧，改变旧俗，才华横溢，祥瑞之气开始上升，像卿云一样美丽，妩媚的山岭，疏通道路，遵循时节，日夜兼程，实实在在，炎热的烈风，首先发芽，柔嫩的枝条，开始结果，刑罚开始，万物开始齐整，花草繁盛，除掉杂草，果实茂盛，登上光明，壮大发展，遵循规律，少加选择，遵循道路，扬名立万，保持贞洁。

这是姑洗一部，一共三十四律。

接下来是中吕：

朱雀之火带来好运，景风轻柔，万物开始奋起，南方温暖，春天到来，引导农民耕作，井然有序，南方之星敬献光明，相互追逐，内心贞洁，红色的草木闪耀光芒，屈服于规律，照耀着田畴，巳时之气，清明和暖，万物回应，戒除贪婪，荒凉落寞，贞洁的轸星，天庭保佑周朝。

这是中吕一部，一共二十七律。

最后是蕤宾：

南方之事（京房终律），安静祥和，选择时机，花朵盛开，充满活力，潜伏的力量开始行动，盛大的变化，宾客安居，怀念远方，声音传遍四方，轨迹相同，海水平静，消除灾害，远离危险，强壮安康，崇尚光明，远眺未来，上升到中央，凤凰飞翔，朝阳升起，掌握时机，祥瑞通达，鹑火闪耀，秩序井然，火焰高涨，光芒四射。

首先，这篇文章是一段古文，记录了某种仪式或典礼中使用的乐律名称及其对应的描述性词汇。这些词汇大多是古代的文言词，需要仔细解读才能理解其含义。让我们逐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口语，力求通俗易懂。

第一段，讲的是“右蕤宾一部，二十七律。林钟：...” 这句的意思是：右边蕤宾这一部分，有二十七个乐律。 然后列出了林钟这一乐律的二十七个描述性词语：谦虚侍奉、崇尚德行、遵循道理、方正壮实、阴气上升、没有邪恶、去除灭绝、光华消退、朋友庆贺、云彩布满、平均承担、仰慕成就、宽厚平和、安然度过、品德均等、没有阻碍、礼仪周全、智慧深邃、责任严肃、纯洁忠诚、回归美好的声音、温暖的风、遵循节气、蓂荚花开、绣岭山峰、事物没有好坏之分、景口、曜井、阳光焕发、重轮、财富繁华。 这二十七个词，基本概括了林钟这个乐律所代表的某种理想状态或者社会景象。

第二段，接着是“右林钟一部，三十四律。夷则：...” 意思是：右边林钟这一部分，有三十四个乐律。然后列出了夷则这一乐律的三十四个描述性词语：升商调，清爽，气韵精纯，阴德，白藏，遵从法令，严刑峻法，贞洁刚毅，金天，刘狝，遵循大道回归仁义，阴气伴侣，南方消退，柔顺辛勤，延乙，和庚，没有杂草，荑晋，分配积蓄，孔修，九德都具备，大家一致，为了治理。 这些词语同样描绘了夷则乐律所象征的景象，可能侧重于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第三段，是“右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南吕：...” 意思是：右边夷则这一部分，有二十七个乐律。然后列出了南吕这一乐律的二十七个描述性词语：白色吕调，捐弃华丽，敦厚实在，朴素的风气，强劲的事物，酋长丰收，团结躬身，肥沃逃遁，羸弱之中，盛大的阴气，抵抗节操，威震四方，有截断，回归期限，中庸的品德，王者的策略，允塞，蓐收，节省缰绳，摇落，未印，本性随顺，分配饱满，道心，贞洁坚强，积蓄停止，回归收藏，夷汗，平均正义，悦纳使令，没有劳苦，九州，光荣茂盛。 南吕乐律的描述词语，似乎更侧重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和谐。

第四段，“右南吕一部，三十四律。无射：...” 意思是：右边南吕这一部分，有三十四个乐律。然后列出了无射这一乐律的三十四个描述性词语：思虑冲和，怀抱谦虚，恭敬俭省，休养生息，体恤百姓，消除灾祥，闭塞阴险，降娄，深藏，太阳在位，春天旋转，阉割藏匿，明亮的奎星，邻里和谐，遵循大众，大规模储蓄，节俭敛财，向下济助，休息肩负，没有边际，期盼保全，延年益寿，秋天深远景色，玄月，澄澈天空。 无射乐律的描述词语，则更偏向于社会治理和人民福祉。

第五段，“右无射一部，二十七律。应钟：...” 意思是：右边无射这一部分，有二十七个乐律。然后列出了应钟这一乐律的二十七个描述性词语：分配明确，追溯根源，掌握起始，功成名就，治理安定，寂静平和，迟缓内敛，无为而治，姑射山，凝重晦暗，动静寂静，应徵，未生育，万机，万寿无疆，地久天长，修养恢复，迟缓制定，没有休止，九野，八荒，亿兆，安宁运转。 应钟乐律的描述词语，则更侧重于长治久安和国家稳定。

最后，“右应钟一部，二十八律。” 意思是：右边应钟这一部分，有二十八个乐律。 这里没有列出具体的词语，可能另有记载。

总而言之，这段文字描述了不同乐律及其所代表的含义，这些含义与古代的政治、社会、道德观念密切相关。 每个乐律的描述词语都相当抽象，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

《史记》里说：“夏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测量单位，用声音来确定音律。” 《礼记》里说：“男子张开双手的宽度就是一尺。”《周官》里记载：“用璧的边缘来确定长度。”郑玄解释说：“‘羡’就是长度的意思。这指的是璧的直径是一尺，以此来确定度量单位。” 《易纬通卦验》里写着：“十根马尾巴的宽度是一分。”《淮南子》里说：“秋分的时候，谷穗的芒就定型了，芒定型了，谷子就成熟了。音律的数目，十二个谷穗的芒的宽度等于一粒谷子，十二粒谷子等于一寸。” 这里说的“緌”，就是谷穗上的芒。

《说苑》里记载：“度量衡的标准是从谷子开始的，一粒谷子是一分。”《孙子算术》里说：“蚕吐出的丝叫做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这些都是古代度量衡的起源，但是说法互相矛盾。只有《汉书·律历志》记载得比较靠谱：“度量衡，是用来测量长短的，它的标准最初是根据黄钟的长度确定的。选取中等大小的谷子——秬黍，用一粒秬黍的宽度作为一分，九十粒秬黍的宽度就是黄钟的长度。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度量单位就确定了。”后来的作者都依据这个说法来制定度量衡，并且根据秬黍的大小衍生出各种方法，所以这些比率是通用的。

但是，黍的大小有差异，年成的好坏也会影响黍的大小，所以古代的度量衡校准，经常会有不同，再加上民间口口相传，难免出现讹误，导致度量衡的标准逐渐增减变化。现在我简单地列举一下历代的十五种不同的尺度，以及它们之间差异和说法，如下：

《汉书·律历志》记载了王莽时期的刘歆所制定的铜斛和铜尺。

后汉建武年间的铜尺。

晋朝泰始十年荀勖制定的律尺，也就是晋朝以前的尺。

祖冲之流传下来的铜尺。

话说晋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那哥们儿检查宫廷乐器，发现八音不和谐。一查才知道，从东汉到魏朝的尺子，比古代的尺子长了四分多。荀勖就让著作郎刘恭按照《周礼》的标准重新制作了尺子，这才是真正的古尺啊！

然后呢，他们用这古尺重新铸造了铜制的律吕，用来调整乐器的音律。用这尺子量量那些古代的乐器，跟铭文上记载的尺寸完全一样！更巧的是，汲郡那边有人盗墓，挖出了魏襄王墓，结果发现了周朝的玉律和钟磬，跟新铸的律吕音调竟然差不多！当时各地还挖出了一些汉朝的旧钟，用新制的律吕去试试，声音都对得上号！

梁武帝在《钟律纬》里也记载了这事儿，说祖冲之手里有一把铜尺，上面刻着铭文，一共八十二个字，大意是说：晋武帝泰始十年，中书省的人考证古代器物，对比现在的尺子，发现长了四分半。他们一共考证了七种古代的度量衡标准：一，姑洗玉律；二，小吕玉律；三，西京铜望臬；四，金错望臬；五，铜斛；六，古钱；七，建武铜尺。其中姑洗玉律略微偏长，西京铜望臬略微偏短，其他的跟这把铜尺都一样。这把铜尺，就是荀勖当年重新制作的尺子。而现在咱们用的尺子，是杜夔的尺子。雷次宗和何胤之俩人还画了一幅《钟律图》，上面记载的荀勖校正古尺的文字，跟这铜尺铭文完全一样。不过萧吉的乐谱里说，这七种标准是梁朝考证出来的，这就错了。现在咱们就应该以这把铜尺为标准，去校对各个朝代的尺子。

梁朝的尺子，比晋朝以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七厘呢！

话说，以前有个老农在田里挖到一把周朝的玉尺，据说那是天下标准的尺子。荀勖拿它来校对乐器，发现自己做的金石丝竹都比它短了一米。梁武帝的《钟律纬称》里也记载了这事儿，说皇宫里一直传下来的东西里，有一把周朝的铜尺和八枚古玉律。后来查了查，那周朝的尺子被东昏侯拿去当信物用了，找不到了。剩下的七枚玉律，还有一枚有点破损，上面还有以前的刻字。梁武帝就根据这些玉律重新制作了一把尺子，用来互相校对。他用细细的毫毛中间的谷粒来反复测量，定出尺度，这可是当时最精确的测量方法了，比祖冲之的尺子还精确个半厘。然后，他用这把新尺子制作了四件乐器，叫做“通”。他还按照新尺子做了笛子，再用它来校对古钟，按照刻度定出“夷则”这个音高，用笛子来确定“饮和”这个音高，结果发现“夷则”的音高是准确的。这两种尺子的长度差不多。

萧吉在书里说：“这方法出自《司马法》。梁朝把尺度的刻度刻在影表上，用来测量日影。”说的就是奉朝请祖暅算出来的那个铜制圭表。后来陈朝灭亡，这圭表就进了朝廷。隋朝大业年间，有人提议要恢复古代的标准，于是就用这圭表来调整乐律，制作钟、磬等八种乐器。

晋朝的时候，始平县有人挖地挖到一把古铜尺。

萧吉的《乐谱》里说：“汉章帝的时候，零陵的文学史奚景在泠道县舜庙下面挖到了一套玉律，根据它制作了这把尺子。”傅畅的《晋诸公赞》里说：“葛勖制作的钟律，当时人都说很精确，只有陈留的阮咸说它的音调太高了。后来始平县挖到那把古铜尺，尺子都快要烂掉了，拿它跟荀勖的尺子一比，短了四分之一。当时的人都认为阮咸说的对。”这两种尺子的长度也差不多。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的时候说，王莽时候刘歆用的斛和尺，比当时的尺子短了四分五厘，跟魏朝的尺子比，斛的深度是九寸五分五厘。这跟晋朝荀勖说的“杜夔的尺子比现在的尺子长四分半”是一样的。

萧吉说，这是晋朝江东地区使用的尺子。

后周的市尺，比玉尺短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年间的官尺，也就是铁尺，长度是一尺二寸。

在此之前，从魏朝初期到东西魏分立，直到后周不用玉尺之前，人们都混用这些尺子。

话说啊，《甄鸾算术》里写着，周朝的市尺，相当于玉尺的九分二厘。有人说，这尺子是梁朝的志公道人做的，说是寄给周朝的，说是给一个多须的老翁的。周太祖和隋高祖都觉得这尺子是为自己做的，周朝老百姓都用这个尺子。到了隋朝开皇年间，就正式下令把它定为官尺，各部门都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仁寿年间。到了隋朝大业年间，老百姓私底下还有人用它。

这周朝的尺子呢，是魏朝的中尉元延明，用半周黍的宽度做成的。齐朝就沿用了这个做法。魏收在《魏书·律历志》里写道：“公孙崇在永平年间又重新制作了新尺，用一粒黍的长度累积起来作为一寸的标准。后来太常卿刘芳奉命修乐，用中等大小的秬黍的宽度作为一分。而中尉元匡，则用一粒黍的宽度加上两粒黍的缝隙作为一分。这三家说法不一，争论了很久都没结果。直到大和十九年，高祖下令，用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用九十粒黍的长度，也就是黄钟的长度，来制作铜尺。有关部门奏报说，之前的诏令跟刘芳的尺子和高祖所制定的尺子是一样的，所以就正式采用刘芳的尺子来制作金石器。直到武定年间，也没有人再讨论律法的事情了。”

第十一，蔡邕铜籥尺。后周的玉尺，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一把铜制的籥，上面用银错装饰，铭文是：“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祖孝孙说：“相传这是蔡邕的铜籥。”

后周武帝保定年间，皇帝下令让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等人，用黍粒来制作尺子，但横竖的尺寸都不确定。后来修仓的时候挖地，发现了古代的玉斗，就认为这是标准的器物，根据玉斗来制作律法、度量衡。于是就用了这个尺子，大赦天下，改元天和，各部门都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大象年间结束。它的黄钟律，和蔡邕的古籥是一样的。

第十二，宋氏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还有钱乐之的浑天仪尺。

后周的铁尺。

隋朝开皇年间调整钟律和尺子，平定陈朝后又调整了钟律和水尺。

这把尺子，是宋朝老百姓平时用的那种，后来传到了齐朝、梁朝、陈朝，他们都用它来制作乐器，确定音律。跟晋朝以后的尺子，还有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刘曜做的浑天仪上的尺子，长度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老百姓平时用，时间长了难免会磨损、变化造成的吧。

周朝建德六年，平定齐朝之后，就用这把尺子作为标准的长度和度量衡，在全国推行。后来到了宣帝的时候，达奚震和牛弘他们讨论说：

哎，说句实在话，要做好这权衡度量的事儿，得好好研究研究以前是怎么做的，得找到个靠谱的标准。我仔细查了查，现在这铁尺啊，是太祖皇帝让人用尚书苏绰当年造的，那可是前周用的尺子！我们比对着量了量，跟宋朝的尺子差不多长，当时就用它来校正钟律，也用来丈量土地呢。

现在呢，我们用上党羊头山产的黍米来试试，按照《汉书·律历志》上的方法来量。要是用那些大的黍米，堆起来刚好一尺，装进黄钟律管里，得使劲儿摇晃才能装满。可要是用中等大小的黍米，虽然看着稀疏点，但装进黄钟律管里，不用摇晃就能装满。这两种情况不一样，主要是因为黍米大小不一，这铁尺到底准不准，还得再看看。再说这上党产的黍米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颜色黑乎乎的，个头又圆又大，用它来量东西，肯定不是随便选的。毕竟啊，年景好坏不一样，地肥地瘦也不一样，黍米大小不一很正常嘛。《许慎说文解字》里也说了，秬黍个头大，跟普通的黍米不一样，说不定现在这些大的黍米，才是古时候的标准呢，一百个堆起来刚好一尺，这才是符合古法的。除了装满黄钟律管，还剩十来个，可能是黍米圆周大小没算准，或者造律的时候没弄好。不过，像刚才那样摇晃着装满，也说得过去。

我们又查了查周朝和汉朝的古钱币，大小还挺符合的；宋朝的浑天仪，尺度也没什么问题；《淮南子》里也说，十二粒粟米堆起来是一寸。这说明古代帝王制定法度，都费了很大功夫，仔细研究，用律管来衡量，结果都差不多。《汉书·食货志》上写着：“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我们现在也用黄金试了试，跟这铁尺差不多。所以说，从古书上看，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地方都对得上。再说，平齐时期就开始用这铁尺了，现在继续用它，也挺合适的。至于用玉尺装黍米，因为玉尺太宽，装满后还剩不少，又装不满，查了查古今的资料，这个方法好像不行。晋朝和梁朝的尺子太短了，用黍米装律管，根本装不下，要是用它来校正乐律，声音肯定太尖锐了。八音和谐，是古代圣明君王的标志，统一律法和度量衡，是历代明君的治国方略。我们仔细研究了以前的资料，又结合现在的情况，觉得还是用铁尺比较方便。

还没来得及详细确定，高祖就驾崩了，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他们几个，商量了半天也没个结果。陈朝平定之后，皇上觉得江东的音乐比较好，说：“这是华夏古老的音律，虽然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但大体上还是沿袭了古法。”祖孝孙说：“平定陈朝后，废除了周朝的玉尺和律法，改用这种铁尺和律法，规定一尺二寸为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制造的律吕水尺，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现在太乐库里和宫内都存有一套铜制的律管，这是万宝常制造的，叫做水尺律。书上说它的黄钟律相当于铁尺的南吕律的两倍。南吕是黄钟的羽音，所以叫做水尺律。

十四、各种各样的尺子，比如赵刘曜浑天仪上用的土圭尺，比梁朝的法定尺长四分三厘，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五分。《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比梁朝的法定尺长六分三厘，比刘曜浑天仪上的尺长二分，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长一尺七分一厘。梁武帝在《钟律纬》里说：“宋武帝平定中原后，送来了一套浑天仪和土圭，说是张衡制作的。但是根据浑天仪上的铭文来看，这是光初四年铸造的，土圭是光初八年制作的。都是刘曜制造的，不是张衡。他用它来制定尺子，长度比现在的标准尺长四分三厘，比民间常用的尺短二分。”这里的“新尺”指的是梁朝的法定尺。《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古代的度量衡。先说说《周礼》里记载的“鬴”这个量器，书里说它“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简单来说，就是个深一尺，内方外圆的量器，容积是一鬴，其他部位还有不同的容积，重量是一钧，声音是黄钟，不用交税。铭文的意思是说，经过精心设计，做出了这个标准量器，让全国都能用，造福后代。

《春秋左氏传》里也提到了古代的四种量器：豆、区、鬴、钟。 它说“齐旧四量，豆、区、鬴、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 也就是说，四个升等于一豆，以此类推，可以换算到鬴和钟。 一鬴是六斗四升，十鬴是一钟，也就是六十四斗。郑玄对这个计算方法有不同的看法，他和《九章粟米法》的结果差了一点儿。祖冲之用更精确的算法算出来，容积是1562.5立方寸。 按照内方外圆，深一尺的规格，算下来直径大约是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这跟古代的斛的规格很像。

《九章商功法》里记载了不同粮食的斛的容积，比如粟米、稻米、豆类、麻麦等等，容积都不一样，这是因为粮食的轻重不同，但价格一样。 它以米斛为标准，跟《汉书》记载的差不多。《孙子算术》里还讲到更小的单位，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应劭和孟康对“圭”的解释略有不同，一个说它是阴阳的初始形态，一个说六十四黍为圭。

《汉书》里对古代的五种量器——龠、合、升、斗、斛——做了详细的解释，说它们是用来衡量多少的工具，起源于黄钟之龠。 它还讲了具体的制作方法和规格，是用铜做的，内方外圆，上面是斛，下面是斗，左右还有升和合、龠。 形状像爵，象征着爵禄，体现了阴阳五行等思想，重量是二钧，容积是11520立方寸，声音是黄钟。 斛的铭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用更精确的圆周率计算后，认为斛的直径应该是大约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刘歆的计算结果和这个有点出入，可能是因为他的计算方法不够精确。

魏景元四年，刘徽在《九章商功》里写到：现在的大司农用的斛，直径是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容积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又十分之三。王莽时期的铜斛，按照现在的尺子来算，深九寸五分五厘，直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用刘徽的计算方法算一下，王莽时期的铜斛，按照现在的斛来算，只有九斗七升四合多一点。所以说，魏朝的斛比较大，尺子也比较长；王莽的斛比较小，尺子也比较短。

梁朝和陈朝沿用的是以前的度量衡制度。齐朝呢，是用五个古升等于一斗。

后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五月，晋国修建粮仓，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玉斗。到了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十月，武帝下令重新制定铜质的律法和度量衡，最终实现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铭文上写着：“累黍积龠，同兹玉量，与衡度无差。” 意思是说，用黍米堆积起来测量的容积，与这个玉斗的容积完全一致，和其他的衡器和度量衡也完全一致。 然后就用这个玉斗作为标准，铸造了铜升，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 铜升的铭文是：“维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旅蕤宾，晋国之有司，修缮仓廪，获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师晋国公以闻，敕纳于天府。暨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乃诏稽准绳，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熔金写之，用颁天下，以合太平权衡度量。” 这个铜升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正月十五日，经过校准后，铜升被移交到官府作为标准器物。 玉升的铭文也记载了发现和铸造铜升的过程。

按照现在的计算方法，这个玉升的容积大约是一百一十寸八分多一点，而斛的容积大约是一千一百八十五寸七厘三毫九秒。甄鸾在《算术》里说：“玉升一升，等于官府的斗一升三合四勺。” 也就是说，玉升比较大，官府用的斗比较小。 根据甄鸾的记载计算，后周官府用的斗，容积大约是九十七寸多一点，斛的容积大约是九百七十七寸多一点。后周的玉斗，还有配套的金错铜斗，以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金错题铜斗，都是用黍米来确定容积的。用玉做的秤砣来称量，一升的重量都是六斤十三两。

开皇年间，规定古代的三升等于现在的 一升。到了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斗的容量。

衡，就是平衡的意思；权，就是重量的意思。衡的作用是承载权，用来衡量东西的轻重。衡的制作方法，要根据标准来校正它的正，根据标准来校正它的直。左边旋转就能看到圆规，右边弯折就能看到矩尺。衡在天上的作用，是辅助璇玑，斟酌建指，用来协调七政，所以叫做玉衡。权呢，就是铢、两、斤、钧、石这些重量单位，用秤来衡量东西，就知道轻重了。古代还有黍、絫、锤、锱、镮、钩、锊、镒这些重量单位，各个朝代的标准都不一样，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前汉书》上说：权的起源是根据黄钟的重量来确定的。一龠可以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等于一两，十六两等于一斤，三十斤等于一钧，四钧等于一石。这五种权衡的制作很精细，它的制作标准是根据道理来确立的，用实物来校准的。其余大小的差别，要根据轻重来确定。做成圆形，并且环绕起来，让它的肉厚一些，这样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权和物平衡了才产生衡，衡的运转产生了圆规，圆规的圆形产生了矩尺，矩尺的方形产生了绳子，绳子的直产生了准绳。准绳正确了，衡才能平衡，权才能准确。这就是五种法则，都具备在衡器上，作为大的规范。

根据《赵书》记载，石勒十八年七月，建造建德殿的时候，得到一块圆形的石头，形状像水碓。上面刻着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 咸议是王莽时代的东西。北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了一枚古代的铜权，上面刻着八十一字的铭文。铭文写道：“律权石，重四钧。” 又说：“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这也是王莽时期制造的。当时太乐令公孙崇根据《汉书》先修整了称尺，等到看到这个权衡后，用新的称来称量它，重量是一百二十斤。新的称和权衡，完全吻合。于是就让公孙崇负责调整乐律。孝文帝时期，完全按照《汉书》的标准制作斗和尺。

梁朝和陈朝都沿用古代的称量单位。齐朝的时候，古代的一斤等于现在的八两。周朝的玉器，一斤是四两，相当于古代的四两半。隋文帝开皇年间，规定古代的三斤等于现在的一斤。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秤。

这说的是古代不同朝代的重量单位换算，跟咱们现在用的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各个朝代对“一斤”的重量标准都不一样，一会儿重一会儿轻，挺乱的。 齐朝的时候，一斤等于八两，这跟咱们现在的一斤十六两可差远了。 周朝称玉器的时候，一斤才四两，还不到咱们现在的一斤的一半呢！隋朝开皇年间又改了，古代的三斤才算一斤。 到了大业年间，又改回去了，又用古代的秤了。 可见，古代的计量单位，变化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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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隋书（口语版）

日期：2024年11月28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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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黄帝让伶伦砍竹子，竹子长三寸九分，然后吹奏它，这就是黄钟宫调，叫“含少”。接着又制作了十二根竹管，用来听凤凰的鸣叫，区分十二律，这是雌雄两种声音，用来区分乐律。乐律之间上下相生，以黄钟为起始。《虞书》里说：“按季节、月份、日子，统一律、度、量、衡。”夏禹受命，用声音来定律，用身体来定度。《周礼》里说，乐器都按照十二律来制作。司马迁在《律书》里说：“黄钟长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林钟长五寸七分三，应钟长四寸三分二。”这三种是乐律的起源，也是十二律的根本。班固、司马彪在《律志》里说：“黄钟长九寸，声音最浑厚；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七分四厘多一点，声音最清脆。”郑玄在《礼记·月令注》、蔡邕在《月令章句》以及杜夔、荀勖等人的论述，虽然尺寸略有增减，但十二律的寸数都差不多。

《汉书》里记载，京房又提出隔八相生的方法，从黄钟开始，到中吕结束，十二律就全了。中吕往上生黄钟，不满九寸，叫做“执始”，往下生则消失。乐律上下相生，最终到南吕，又增加了四十八律，一共六十律。它的运行规律在辰星，往上生则包罗万象，隔九个就编排在冬至之后。分、迟、内，数字就减少了应钟的清脆。宋元嘉年间，太史钱乐之根据京房南吕的剩余部分，加以引申，又增加了三百律，最终到安运，长四寸四分多一点。总共旧的加上新的，一共三百六十律。每天对应一根管子，宫、徵、旋、韵，都依次排列。何承天在《立法制议》里说：“乐律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这是古代简便的方法。就像古代历法把周天定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后人改制，都不同了。而京房没有明白这个道理，错误地定为六十律。”承天又制定了新的乐律，从中吕又可以得到黄钟，十二个旋宫，声音韵律都没有丢失。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二厘，林钟长六寸一厘，应钟长四寸七分九厘多一点。其中吕往上生所增加的分数，可以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又与十二辰的数字相合。

梁朝初期，沿袭晋、宋、齐朝的制度，没做啥改变。后来武帝写了篇《钟律纬》，分析了前朝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根据律吕理论，京、马、郑、蔡，一直到蕤宾，都是从大吕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班固在《律历志》里，推算到蕤宾之后，又往下推算。如果按照班固的说法，夹钟的长度就只有三寸七分多一点儿。如果律管太短，夹钟的声音就只有一个音调，中吕就差半音调，那就根本不成调了。仲春和孟夏，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气候温和舒缓，容不得声音短促。所以从声音和实际情况来看，班固的说法是错的。郑玄又用阴阳六位来解释律吕的生成顺序。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阴阳相生只能是阳气上升，那阴气下降又该如何解释呢？从八卦的数理来看，乾卦对应甲、壬，向左运行；坤卦对应乙、癸，向右运行，所以阴阳才会有升降的道理。阴阳的运行是其本性，六位的升降是象数。郑玄却用象数来解释本性，所以他的说法就说不通了。他说九六相生，完全没解释清楚十二律气是怎么互相联系的，郑玄考虑得不周全，这一点很明显。

京房的六十律，按照他的方法推算，结果很准确，没有偏差。但是律吕的推算结果，有的五个，有的六个，这就说不通了。而且，有的先往上推算，然后又往里推算，推算的结果又往上推算，再分开推算，这就更说不通了。京房很精通阴阳之理，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深奥的道理难以理解，那就是后人没认真学习他的理论。

我仔细研究了这些说法，也没能完全弄明白。我就利用空闲时间，试着推导其中的道理，参考了以前的乐器和古代的夹钟玉律，重新制作了新的尺子，精确到毫厘，制作了四件乐器，叫做“通”。这四件乐器，弦长九尺，高一寸二分。黄钟的弦长九尺，用二百七十根丝线做成，然后依次三分损益，推算出十二律的弦丝数量和弦长。并根据律管所代表的月份，五行生克，以及音律的起始和顺序，给它们命名，叫做“通”。用这“通”来演奏三弦，推算月气，结果都非常准确。用古代的夹钟玉律来检验，也完全符合。

我让人做了十二支笛子，用来演奏各种音调。这十二支笛子，按照“夹钟”调律来制作，跟标准音律完全一致，没有差别。山谦之在他的笔记里写道：“殿前这三口钟，都是周景王铸造的‘无射钟’。” 我让乐官用现在做的“无射”调的笛子来演奏，结果音调对不上。可是用“夷则”调的笛子来演奏，就完全合拍。端门外的那口钟，我们也查了铭文，确定也是“夷则”调的。西厢房的那口钟，是天监年间从别处搬过来的。用现在的笛子演奏，却正好是“南吕”调。仔细检查它的铭文，原来是“太簇”调，比现在的笛子低两个音。我再次命令太乐丞斯宣达仔细检查，发现钟上确实有凿过的痕迹，里里外外都有。我们又去请教以前认识的老专家，才知道这是宋朝泰始年间，张永凿坏的，因为去掉了不少铜，所以音调变低了。通过研究钟的音律，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宋武帝平定中原后，让将军陈倾运来了三口钟，大小各一。现在太极殿前的两口钟，和端门外的那一口钟，就是那时候运来的。西边那口钟的铭文写着“清庙撞钟”，秦朝没有清庙，这说明是周朝的东西。另一口钟的铭文写着“太簇钟徵”，这是林钟宫的调式。京房推算音律，似乎也是依据这个来的。这些钟的铭文上没有秦汉年代的字样，只写着“夷则”、“太簇”，这就证明它不是秦汉时期的。古人做事认真，连仆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铭文上说是什么调，就一定是那个调，这更加证明了这些钟不是近几年造的。再说，验证音律来调整政治制度，五音六律是绝对不能出错的。工匠负责音律的准确，儒生负责文字的考证，这么多年下来，两者脱节，互不通气。就算乐器都齐全了，也根本没法用。周朝的颂歌，汉朝的乐歌，都歌颂各自的功德，怎么能拿来用在后代帝王身上，滥用名号呢？我现在把我的调查结果都详细地汇报了上来，并下令百官共同研究，力求找到正确的答案。

还没来得及改制，就碰上了侯景之乱。陈朝的制度，也没有进行修改。

西魏废帝元年，周文帝摄政。他又下令让尚书苏绰详细考证音律。苏绰当时找到了宋朝的标准尺，用来确定各种管子的长度，这项工作刚开始就碰上了闵帝受禅，政权掌握在冢宰手里，又赶上齐国入侵，这件事最终没有完成。后来挖掘太仓的时候，发现了古代的玉斗，按照玉斗来制定音律和度量衡，这件事也大多被遗忘了。

话说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刚开始的时候，皇帝下令让太常博士牛弘来制定乐律。于是牛弘就广泛征召懂音乐的学者，大家一起讨论制定乐律的方法，可是还是没能确定下来。后来，碰巧在平江地区（今江苏苏州）找到了陈氏家族留下的十二根律管，这些律管也被交给了牛弘。皇帝就派懂音律的人，比如陈山阳县令毛爽，还有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这些人，让他们根据节气来制作《律谱》。当时毛爽年纪大了，穿着便服去见皇帝，皇帝就授予他淮州刺史的官职，但他推辞没去上任。于是，皇帝又派协律郎祖孝孙去向毛爽学习律管的使用方法。牛弘拿着这些律管吹奏，最终确定了音律。

等到全国统一之后，各个朝代的乐器都收集到了乐府，懂音律的人都对这些乐器进行考证，以便确定钟律的标准。然后又重新制造乐器，用来演奏《皇夏》这十四首乐曲。隋文帝和朝中的大臣们一起听，皇帝说：“这音乐声响宏大而和谐雅致，让人听了心情舒畅。”

但是，这世间万物和人事，如果没有五行相生相克，就不会产生，不会发展，也不会消亡。所以，如果用火尺来制作五音，事情就会偏向火性；用金尺，就会多战争；用木尺，就会多丧事；用土尺，就会天下大乱；只有用水尺，才能使律吕和谐，天下太平。魏朝、北周、北齐这些朝代，都贪图布帛的长度，所以他们用土尺来量度。而现在这套乐律，是用水尺来制作的。江东地区的水尺比土尺短，比水尺长。老百姓不懂这些，看见是用玉做的尺子就叫它玉尺，看见是用铁做的就叫它铁尺。皇帝下令用江东的水尺来制作乐律，把以前朝代的金石乐器都熔毁了，以此来平息各种议论。

仁寿四年的时候，刘焯给太子写了一份奏章，里面讲了张胄玄的历法，还谈到了律吕。他的主要观点是：音乐的根本在于音律，音律的确定依靠标准的律管，如果音律不标准，就无法和谐。要做到音律和谐，就得把律管的长度精确地确定下来。可是，以前的计算方法不够精确，黄钟的长度总是算不对，无法周而复始。汉朝的京房胡乱弄了个六十律，宋朝的钱乐之又弄了个三百六十律，这些都查阅过典籍的，根本找不到依据，风俗习惯没变，这样做恐怕不行。这不仅是律管长短的误差问题，也是管径计算错误的问题。而且，尺寸的标准也缺乏精确的考证，这样一来，不仅管弦乐器失调，度量衡也出错了。刘焯把这些都校正了一遍，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的结果。他算出黄钟管的实际长度是六十三分，然后每个律管都依次减少三分，以七分为一个寸。这样算下来，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那一年，高祖去世，炀帝刚即位，没来得及修改，这事儿就搁置了，他的那篇文章也失传了。

大业二年，隋炀帝下令改用梁朝的标准律，重新制作钟磬等八音乐器，这比之前的都更符合古代的标准。但是，相关的制度和文书，还有毛爽以前的律法，都在江都的战乱中丢失了。

《汉书》上说：“黄钟管径九分，林钟管径六分，太簇管径八分。”《续汉书》和郑玄都说是：“十二律的空心管径都是三分，管围九分。”北魏的安丰王按照班固《汉书》的记载，林钟空心管围六分，太簇空心管围八分，做出来吹奏，和黄钟、商、徵的音调对不上。只有都做成空心管围九分，才能和标准的钟器相符。开皇九年平定陈朝之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人参考了古代的律度，根据各自的时代，制作了黄钟管，管径都是三分，长度都是九寸。由于度量衡有所损益，所以声音有高低之差；管径长短和度量衡有差异，所以容黍量也不同。现在我把这些数字列出来：

晋朝以前的尺，黄钟管能容纳八百八粒黍。

梁朝的法尺，黄钟管能容纳八百二十八粒黍。

梁朝的标准尺，黄钟管有三种：一种能容纳九百二十五粒黍，一种能容纳九百一十粒黍，一种能容纳一千一百二十粒黍。

汉朝官用的尺，黄钟管能容纳九百三十九粒黍。

老古董银器上刻着“黄钟”的铭文，它的容积是一千二百（单位不明）。

宋朝的时候，他们用铁尺量，黄钟的容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一千二百，另一个是一千四十七（单位不明）。

后魏时期，早期的尺子量出的黄钟容积是一千一百一十五（单位不明）。

后周时期，用玉尺量出的黄钟容积是一千二百六十七（单位不明）。

后魏时期，中间某个阶段的尺子量出的黄钟容积是一千五百五十五（单位不明）。

后魏时期，晚期的尺子量出的黄钟容积是一千八百一十九（单位不明）。

东魏时期，用他们的尺子量出的黄钟容积是二千八百六十九（单位不明）。

万宝常水尺，这个尺子量出的黄钟容积是 一千三百二十粒黍（一种古代容量单位）。

你看啊，梁朝的那些表尺和铁尺，虽然长度和口径都一样，但量出来的黄钟容积却不一样，多多少少都有差别。这是因为做这些尺子的人，故意在尺子肚子上动了手脚，让容积显得多或者少。

后齐的时候，有个叫信都芳的人，他是神武帝霸府的田曹参军，特别聪明，会用管子观察天气，抬头看看云彩就能知道天气。有一次，他指着天跟别人说话，说：“孟春的季节到了！” 别人去检查他那个测天气的管子，果然飞灰已经有了反应。他每个月预测的天气，都准得不得了！他还做了个二十四扇的轮扇，埋在地下，用来测量二十四节气。每到一个节气，就有一扇扇子自己动起来，其他的扇子都停着，这跟管子里的飞灰反应完全一致，就像提前约定好的一样，太神奇了！

开皇九年打败陈朝之后，皇上派毛爽、蔡子元、于普明他们去观察节气。按照以前的办法，在三重密封的屋子里，摆上十二张木头桌子。每张桌子对应一个节气，放上相应的律管，然后用土埋起来，土面要平整，桌子里面填上芦苇灰，再用轻薄的丝绸盖住律管的管口。每个月节气到了，如果跟律管的音律相符，芦苇灰就会飞起来，冲破丝绸，飘散到外面。但是，这个反应有时早有时晚，灰飞出来的多少也不一样。有的刚到月初就有了反应，有的要到月中下旬才开始反应；有的灰飞出来，三五天就飞完了，有的整个月才飞出一点点。

皇上觉得很奇怪，就问牛弘。牛弘回答说：“灰飞出来一半是平和的景象，灰全部飞出来是强劲的景象，灰飞不出来是衰败的景象。平和的景象预示着政局稳定，强劲的景象预示着臣子放肆，衰败的景象预示着君主暴虐。”皇上反驳说：“臣子放肆，君主暴虐，政局肯定不稳定，这可不是每个月的情况都不同的。一年十二个月的律管反应都不一样，怎么能说君主暴虐，臣子放肆的情况会这么严重呢？”牛弘答不上来了。皇上就让毛爽他们整理出一套方法。毛爽查阅了以前的资料，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律谱》。文章大概是这样写的：

臣毛爽考证，黄帝派伶伦氏在嶰谷采集竹子，在凤阿阁下听取凤凰的鸣叫声，才制造出十二律。这使得能够根据天地之气来推测节气，这是数术的起源。阳管为律，阴管为吕，用它们的气来推测四季，用它们的数来记录万物。云隶首创造了数字，这大概就是律的根本。一、十、百、千、万、亿、兆这些数字，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度量衡也都是由此而来。所以，有虞氏用律来协调音律，邹衍修改了它，用来确定五始。正朔、服饰的颜色，也都是由此而区分的。夏朝以人为标准，殷朝以地为标准，周朝以天为标准。孔子说：“我掌握了夏朝的历法。”意思是说掌握了气数的关键。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张苍制定了律法，推行“五胜”的理论，认为水德当令。其实，这只是因为战国时期官吏失职，秦朝又灭掉了学术，音律之道逐渐衰微，张苍只是修补完善了一下，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等到汉武帝的时候，才设立了协律官，任命李延年为都尉，李延年虽然比较懂一些新的乐曲和变调，但并没有真正理解音律的根本原理，所以当时乐器的尺寸、颜色等都无法确定下来。

到了汉元帝时期，皇帝自己就懂音律，郎官京房也精通音律，于是元帝就让韦玄成等人向京房请教。京房自己介绍说：“我学习焦延寿的理论，运用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上面的律生下面的律，都是三生二；下面的律生上面的律，都是三生四。阳律向下生阴律，阴律向上生阳律，最终都回到宫调的正律上。”后来刘歆整理编纂了这些内容，写成了奏章，音律的理论也逐渐深入精细。班固的《汉书·律历志》就是根据刘歆的著作写的，司马彪的《续汉书·律历志》也主要参考了京房的理论。

东汉时期，音律的尺寸略微加长了一些。魏朝的杜夔也制定了律吕，用来观测气候，灰烬都不会飞起来（说明音律准确）。晋朝的光禄大夫荀勖得到了古代的铜管，与杜夔制定的律吕进行比较，发现古代的铜管比杜夔制定的长了四分之一，这才知道杜夔的律吕不准确，问题出在他弄错了尺寸。于是荀勖就根据《周礼》重新制作了古代的尺子，用它来确定乐器的尺寸，乐器的音韵才终于准确了。

晋朝以后，音律又逐渐出现了错误。到了梁武帝时期，还有汲冢的玉律，宋朝苍梧时期，有人把它改造成横吹乐器，但是它的长短厚薄，大体上还是保存下来的。我以前在栖诚学习，向祖暅学习算术，向何承天学习音律，潜心研究了几十年，对音律也比较了解了。后来我做了太常丞，负责典掌音乐事务，就取来了玉管和宋朝太史的尺子，一起上奏朝廷。朝廷下令让工匠按照样品制作乐器。从那时起，乐器又能够做到灰烬不飞了。侯景之乱时，我哥哥喜在太乐署得到了这些乐器。后来陈宣帝到荆州做人质，恰逢梁元帝战败，我哥哥死在了西魏。正准备上奏朝廷，陈武帝即位了，他又把十二律衍生为六十律，私下推算气象的顺序，并且有征兆和回应。到了太建年间，我哥哥做了吏部尚书，想要上奏朝廷。恰逢宣帝去世，后主继位，把我哥哥贬为永嘉内史，于是乐器就留在了家里，传给了他的子孙。陈朝灭亡的时候，这些乐器最终都丢失了。

现在太乐寺里用的十二律管，是阳气生阴气，从黄钟开始，阴气生阳气，到中吕结束，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就都在这十二律里了。中吕之后是执始，执始之后是去灭，最后到南吕，六十个节气就都包含在里面了。仲冬的月份，律管用的是黄钟。黄钟啊，它起始于冬至，是阳气的开始。它按照天数的比例做成九寸长，十一月的时候气候到了，黄钟律管就应对了，所以能调理六种气，协调九种德行。从这以后，就都用京房的律管标准了，宫和徵的音律长短，每天都按次序用。这十二个律管，每个都管辖一定的节气，延伸开来，就有了六十个节气。也像八卦一样层层演变，变成六十四卦。相生的律管会互相变化。比如黄钟管，往下生出林钟，阳气生阴气，所以是变化。相摄的律管互相贯通。比如中吕管，它摄于物应，就像母亲统领儿子一样。所以，相变的律管，时间不同，但各自对应；相通的律管，在同一个月份，依次对应。有些节气应的早应的晚，那不是正律管的气候，而是子律管互相感应，寄托在母律管上应对了。

这些律管，在大业末年，在江都的时候就都丢失了。

宋朝的钱乐之，在研究京房的律学之后，又创造了三百律。梁朝博士沈重钟在他的《律议》里说：“《易经》用三百六十策来对应一年的天数，这是律历的数字。《淮南子》里说：‘一个律生出五个音，十二个律就生出六十个音，再乘以六，就是三百六十个音，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的数字，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这三百六十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算的。”沈重钟就根据《淮南子》的数字，用京房的方法推算，得到了三百六十律。每个月都根据本月的律，算出一部分律来。用一部分律的数目做母数，用一个中气所包含的天数做子数，用母数来决定子数，根据天数的多少，每个律所管辖的天数和分数都不一样。用这个方法分配七个音，那么冬至这一天所用的律，黄钟为宫音，太簇为商音，林钟为徵音，南吕为羽音，姑洗为角音，应钟为变宫音，蕤宾为变徵音。五个音和七个声，就这样齐全了。接下来的日子所用的律，都依次类推。当天所用的律就是宫音，商徵等音也依次类推。用这个方法来考究声音和气，辨别时序，万物生长都应该顺应节气。

从黄钟到壮进，一共一百五十律，都是用三分损一的方法推算出来的；从依行到亿兆，一共二百九律，都是用三分益一的方法推算出来的；只有安运这一律是终结，不再继续推算。这些数字都是以黄钟的实际数值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基础，用九的三次方（27）为除数，分别去除，得到寸、分和小分，其余的都舍弃了。这样就得到了每个律的长度。修订律部，就是按照上生下生的顺序排列宫徵等音。现在我简单说一下它们的顺序……

黄钟：

包育 含微 帝德 广运 下济 克终 执始 握鉴 持枢 黄中 通圣潜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乃文 乃圣 微阳 分动 生气 云繁郁湮

升引　屯结 开元 质未 僾昧 逋建 玄中 玉烛 调风

上面是黄钟这一部分，一共三十四律。（每律管辖三十四分之一日中的三十一分）

大吕：

话说这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就像一首首乐章，演奏着宇宙的交响曲。先说这“大吕”吧，它一共二十七律，每律对应一天，还多出三分之一日，节奏紧凑，气势恢宏，就像天地初开，万物蓬勃发展的景象。

接下来是“太簇”，它可是有三十四律呢！这三十四律，从“未知其己”的懵懂，到“义建亭毒”的坚定，再到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图景。“条风凑始，时息达生”，万物在春风的吹拂下，开始生长，生生不息，多么美好啊！

然后是“夹钟”，它也和“大吕”一样，有二十七律。这二十七律，从“协侣阴赞”的和谐共处，到“万化开时”的生机勃勃，再到“仁威争南”的蓬勃发展，描绘了万物在和谐中繁荣昌盛的景象。“风从布政，万化开时”，天地间的风，仿佛在宣告着新的开始，万物都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蓬勃生长。

再看“姑洗”，它同样有三十四律。从“南授怀来，考神方显”，到“物华革荑，茂实登明”，描绘了万物从孕育到成熟的全过程。“携角洗陈，变虞擢颖”，新事物不断涌现，旧事物逐渐被淘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

“中吕”则有二十七律，它从“朱明启运，景风初缓”，到“物应戒麰，荒落贞轸”，展现了万物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南中离春，率农有程”，春天来了，人们开始耕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最后是“蕤宾”，它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乐章，同样充满着生机和希望。“南事谧静，则选布萼”，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酝酿着新的发展。“盛变宾安，怀远声暨”，变化是永恒的，但和谐与安宁始终是人们所追求的。 “凤翥朝阳，制时瑞通”，凤凰展翅，朝阳升起，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这六个乐章，共同奏响了宇宙的交响乐，描绘了天地运行的规律，以及万物生长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啊！

我手里有本《右蕤宾》，一共二十七个乐律，乐律的名字分别是：谦侍、崇德、循道、方壮、阴升、靡慝、去灭、华销、朋庆、云布、均任仰成、宽中、安度、德均、无蹇、礼溢、智深、任肃、纯恪、归嘉、美音、温风候节、蓂华、绣岭、物无、否与、景口、曜井、日焕、重轮、财华。

接下来是《右林钟》，这本有三十四个乐律，分别是：升商、清爽、气精、阴德、白藏、御叙、鲜刑、贞克、金天、刘狝、会道归仁、阴侣、去南、阳消、柔辛、延乙、和庚、靡卉、荑晋、分积、孔修、九德咸荩、佥惟、俾乂。

然后是《右夷则》，它也有二十七个乐律：白吕、捐秀、敦实、素风、劲物、酋稔、结躬、肥遁、羸中、晟阴、抗节威远、有截、归期、中德、王猷、允塞、蓐收、撙辔、摇落、未印、质随、分满道心、贞坚、蓄止、归藏、夷汗、均义、悦使、亡劳、九有、光贲。

再看《右南吕》，这本有三十四个乐律： 这些乐律的名字是：白吕、捐秀、敦实、素风、劲物、酋稔、结躬、肥遁、羸中、晟阴、抗节威远、有截、归期、中德、王猷、允塞、蓐收、撙辔、摇落、未印、质随、分满道心、贞坚、蓄止、归藏、夷汗、均义、悦使、亡劳、九有、光贲。

最后是《右无射》，一共二十七个乐律，分别是：思冲、怀谦、恭俭、休老、恤农、销祥、闭奄、降娄、藏邃、日在、旋春阉藏、明奎、邻齐、轨众、大蓄、啬敛、下济、息肩、无边、期保、延年、秋深野色、玄月、澄天。

最后一本是《右应钟》，它有二十八个乐律：分焉、祖微、据始、功成、乂定、静谧、迟内、无为、而乂、姑射、凝晦动寂、应徵、未育、万机、万寿、无疆、地久、天长、修复、迟时、方制、无休、九野、八荒、亿兆、安运。

话说，《史记》里记载：“夏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测量单位，用声音来确定音律。” 《礼记》上也说：“男子张开手掌的长度为一尺。” 《周官》里记载：“用璧的边缘来确定长度。” 郑玄解释说：“‘羡’就是长的意思。这指的是璧的直径是一尺，以此来确定长度的标准。” 《易纬通卦验》里写着：“十根马尾巴的长度为一分。” 《淮南子》里说：“秋分的时候，稻穗的芒就定型了，芒定型了稻子就成熟了。音律的十二个单位相当于一粒谷子，十二粒谷子相当于一寸。” 这里说的“緌”，就是稻穗上的芒。 《说苑》也说：“度量衡的标准是从谷子开始的，一粒谷子为一分。” 《孙子算术》里记载：“蚕吐出的丝叫做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 这些都是古代度量衡的起源，说法却有点互相矛盾。

只有《汉书·志》记载得比较靠谱：“度量衡，就是用来测量长短的工具，它的起源是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种谷物）的宽度来测量，九十粒秬黍的长度就是黄钟的长度。一粒秬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就有了五个基本的度量单位。”后来的作者，都根据这个说法来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并且因为秬黍的大小不同，又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方法，但这些方法的比例关系还是可以互相推导的。 问题是，黍的大小不一样，丰收和歉收年份也影响谷物大小，所以古代的度量衡标准，经常会有差异，再加上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就导致了度量衡标准的逐渐增减变化。

现在，我们简单地列举一下历代的十五种不同的尺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如下：

《汉志》记载：王莽时期刘歆制作的铜斛尺。

后汉建武年间的铜尺。

晋朝泰始十年荀勖制作的律尺，也就是晋朝以前的尺子。

祖冲之流传下来的铜尺。

话说晋武帝泰始九年的时候，《晋书》上记载，中书监荀勖检查宫廷的八音，发现音调不和谐。一查才知道，从东汉到魏朝的尺子，比古代的尺子要长出四分多。荀勖就让著作郎刘恭按照《周礼》的标准重新制作尺子，也就是古代的尺子。然后，他们用这个古尺重新铸造了铜制的律吕，用来调整音律。用这个古尺测量古代的乐器，尺寸和铭文上记载的一模一样。 更巧的是，汲郡有人盗掘了魏襄王墓，挖出了周朝的玉制律管和钟磬，它们的音律跟新铸造的律吕竟然暗合！当时各地也陆续发现汉代的旧钟，用新制的律吕去测试，音调也都吻合。

梁武帝在《钟律纬》里写道：“祖冲之流传下来的那把铜尺，上面刻着铭文：‘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考证古代器物，测量对比现在的尺子，长出四分半。所考证的古代标准有七种：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玉律略微偏高，西京铜望臬略微偏低，其余都和这把尺子一致。’（铭文共八十二字）”。这把尺子就是荀勖新制的尺子，而现在通用的尺子是杜夔制的尺子。雷次宗、何胤之两人绘制的《钟律图》里记载的荀勖校对古尺的文字，跟这铭文完全一样。萧吉的乐谱说这七种标准是梁朝考定的，那就错了。现在我们应该以这把尺子为标准，来校对历代的尺子。

梁朝的尺子，实际上比晋朝以前的尺子要长一尺七厘。

话说，有个老农在田里挖到一把周朝的玉尺，据说那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尺。荀勖拿它来校对乐器，结果发现他做的金石丝竹都比标准短了一米。梁武帝在《钟律纬称》里也提到过这事儿，说皇室祖传的衣物里，有一把周朝的铜尺，还有八枚古代的玉律。后来查了查，那周朝的尺子，东昏侯还用它做过信物呢，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那些玉律，只剩下一枚坏了，剩下的七枚是夹钟律，上面还有以前的刻字。梁武帝就让人根据这些玉律重新制作了一把尺子，用来互相校对。他们用最细的毫毛中间的黍米来精确测量，反复校正，这可是当时最精确的测量方法了，跟祖冲之的尺子相比也就差个半厘。然后，他们用这把新尺子制作了四件乐器，叫做“通”。又根据新尺子做了一支笛子，用它来校对古代的钟，按照刻度调整夷则音，再用笛子来确定饮和韵的音高，结果发现夷则音正好合拍。这两把尺子的长度差不多。

萧吉说，这方法出自《司马法》。梁朝把尺子的刻度刻在影表上，用来测量日影。说的就是奉朝请祖暅算出来的那个铜质日影表。陈朝灭亡后，这东西被送进了朝廷。隋朝大业年间，有人提议要恢复古代的标准，于是就用它来校正乐律，制作钟、磬等八种乐器。

晋朝的时候，始平县有人挖地挖到一把古铜尺。

萧吉的《乐谱》里说：“汉章帝的时候，零陵的文学史奚景在泠道县舜庙下挖到了一套玉律，根据它制作了这把尺子。”傅畅的《晋诸公赞》里说：“葛勖做的钟律，当时的人都说很精确，只有陈留的阮咸说它的音调太高了。后来始平县挖到那把古铜尺，时间久了都快烂了，拿它跟荀勖的尺子一比，短了四分之一。当时的人都认为阮咸说得对。”这两把尺子的长度也差不多。

魏国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的时候说，王莽时候刘歆的斛和尺，比当时的尺子短了四分五厘，跟魏朝的尺子比，斛的深度是九寸五分五厘。这跟晋朝荀勖说的“杜夔的尺子比现在的尺子长四分半”是一样的。

萧吉说，这是晋朝江东地区使用的尺子。

后周的市尺，比玉尺短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年间的官尺，就是铁尺，一尺二寸。

在此之前，从魏朝初期到东西魏分立，再到后周不用玉尺之前，人们都杂用这些尺子。

甄鸾的《算术》里写着：“周朝的市尺，相当于玉尺的九分二厘。” 有人说，这尺子是梁朝的志公道人做的，说是他寄到周朝去的，送给一位很老很老的翁。周太祖和隋高祖都觉得这尺子是为自己做的，周朝老百姓都用这个尺子。到了开皇年间，官方下令把它定为官尺，各部门都用它，一直用到仁寿年间。到了大业年间，老百姓私底下也有人用。

接下来是另一个说法，说是魏朝的中尉元延明，用半周黍的宽度做了一尺，齐朝就沿用这个标准了。魏收在《魏书·律历志》里记载：“公孙崇在永平年间又重新制造了新尺，用一粒黍的长度累积起来作为一寸的标准。后来太常卿刘芳奉命修乐，他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粒的宽度作为一分。而中尉元匡，则用一粒黍的宽度加上两粒黍缝隙的宽度作为一分。这三家说法不一，争论了很久都没结果。直到大和十九年，高祖下令，用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九十粒黍的长度为黄钟之长，以此来确定铜尺的标准。有关部门奏报说，刘芳的尺子跟高祖制定的尺子一样，所以就照着刘芳的尺子修订金石器物的标准了。直到武定年间，也没有人再讨论律法尺度的问题了。”

后周的玉尺，实际上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一把铜制的籥，上面用银镶嵌着铭文，铭文写着：“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 祖孝孙说：“相传这把铜籥是蔡邕做的。”

后周武帝保定年间，皇帝下令让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等人，用黍粒累积来制作尺子，但横竖的长度一直定不下来。后来修仓的时候挖地，挖到了一套古代的玉斗，就拿它当标准器物，根据玉斗来制作律法、度量衡。于是就用了这个尺子，皇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和，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个尺子，一直用到大象年间结束。这套律法的黄钟音律，跟蔡邕古籥的音律是一样的。

宋氏尺，实际上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六分四厘。 还有钱乐之的浑天仪尺，后周的铁尺，开皇初年调整钟律时用的尺子，还有平定陈朝后调整钟律时用的水尺。

这把尺子，是宋朝老百姓平时用的那种，后来传到了齐朝、梁朝、陈朝，他们都用它来制定乐律。跟晋朝以后的尺子，还有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以及刘曜那个浑天仪上的尺子，长度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老百姓平时用尺子，难免会磨损、变化，所以才会有细微的差别吧。

周朝建德六年，打败齐朝之后，就用这把尺子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颁布到全国各地。后来到了宣帝的时候，达奚震和牛弘他们讨论说：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度量衡这回事儿，治理国家得有个标准，必须得好好研究研究以前是怎么做的，看看能不能找到个靠谱的办法。我查了查，现在用的这铁尺，是太祖皇帝让人按照尚书苏绰当年做的尺子造的，当时就用它来当做前周的标准尺子。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这铁尺的长度和宋朝的尺子差不多，当时用它来校正钟律，也用来丈量田地。现在呢，我用上党羊头山产的黍子来试试，按照《汉书·律历志》上的方法来量。如果用那些大黍子，堆起来刚好一尺，塞进黄钟律管里，得使劲儿摇晃才能装进去。要是用中等大小的黍子，虽然有点稀疏，但塞进黄钟律管里，不用摇晃就能装满。这两种情况不一样，主要是因为黍子大小不一，这铁尺到底准不准，还得再看看。再说，上党这儿的黍子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颜色特别黑，个头也圆滚滚的，沉甸甸的，用它来衡量，肯定不是随便选的。因为各地雨水旱涝不一样，土地肥沃程度也不同，黍子的大小肯定会有差异，不一定能正好卡在中间。许慎解释说，秬黍个头很大，跟普通的黍子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些大黍子，应该就是秬黍，一百个堆起来刚好一尺，这才是符合古法的。除了装满律管的黍子，还剩十来个，可能就是因为黍子的大小不均匀，或者造律的时候没那么精准。不过，像刚才那样摇晃着装满，也说得通。

我查了查周朝和汉朝的古钱币，大小还挺符合的；宋朝的浑天仪，尺度也没什么问题。还有《淮南子》上说，十二粒粟米堆起来是一寸。可见，古代帝王制定法度，都非常仔细认真，用律管来计算，意义都是一样的。《汉书·食货志》上说：“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我们现在铸造黄金来验证，铁尺是最接近的。从文献和实际情况来看，符合的地方很多。再说，平齐时期就已经开始用这个标准了，现在继续沿用，也挺合适的。至于用玉尺来量黍子，用宽的当长度，堆满了还剩，装不满，查阅古今文献，恐怕不行。晋朝和梁朝的尺子太短了，用黍子往管子里塞，根本塞不满，按照这个标准来调音，声音肯定太高太尖。八音和谐，是古代圣明君王的典范，统一律法和度量衡，是历代贤明的统治者共同遵守的规则。我们仔细研究了以前的文献，又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认为用铁尺最方便。

还没来得及详细确定下来，高祖就驾崩了，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他们几个，讨论了很久也没个结果。等陈朝平定之后，皇上觉得江东的音乐最好，说：“这是华夏古老的音律，虽然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但大体上还是沿袭了古法。”祖孝孙说：“平定陈朝以后，废除了周朝的玉尺和律法，改用这种铁尺和律法，规定一尺二寸就是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制造的律吕水尺，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现在太乐库里和宫里都存有万宝常制造的一套铜制的律管，叫做水尺律。书上说它的黄钟律相当于铁尺的南吕的双倍音高。南吕是黄钟的羽音，所以叫做水尺律。

十四、各种尺子中，赵刘曜浑天仪的土圭尺，比梁朝的法定尺子长四分三厘，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五分。《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民间常用的尺子，比梁朝的法定尺子长六分三厘，比刘曜浑天仪的尺子长二分，实际比晋朝以前的尺子长一尺七分一厘。梁武帝在《钟律纬》里说：“宋武帝平定中原后，送来了一套浑天仪和土圭，说是张衡制作的。可是根据浑天仪上的铭文来看，它是光初四年铸造的，土圭是光初八年制造的。都是刘曜制造的，不是张衡做的。他把浑天仪的土圭作为尺子，长度比现在的标准尺子长四分三厘，比民间常用的尺子短二分。”这里说的“新尺”指的是梁朝的法定尺子。《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古代的度量衡。先说《周礼》里记载的“鬴”，这玩意儿，深一尺，里面是个边长一尺的正方形，外面是圆的，容量是一鬴；它的底部直径一寸，容量是一豆；它的耳朵（也就是把手）三寸长，容量是一升；整个鬴重一钧，声音跟黄钟一样。它不用纳税，上面刻着铭文：“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这铭文的意思是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做出了完美的量器，让四国都能看到，并作为后世的标准。

《春秋左氏传》里也提到了齐国的四种量器：豆、区、鬴、钟。四升为一豆，四个豆为一区，四个区为一鬴，十个鬴为一钟。也就是说，一鬴是六斗四升，一钟是六十四斗。郑玄觉得，按边长一尺的正方形计算，鬴的容量应该是一千寸，比《九章算术·粟米》里算的少两升八十一分升的二十二分之一。祖冲之用算术重新计算，结果是容量是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如果按边长一尺，外围是圆形，减去边上一点点，直径大约是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深度一尺，这就是古时候斛的标准了。

《九章算术·商功》里说，一斛粟的体积是二千七百寸，一斛米的体积是一千六百二十寸，一斛菽、荅、麻、麦的体积是二千四百三十寸。这根据谷物种类不同，体积也不同，但价格却一样，这体现了古代的公平交易原则。 其中，米斛的体积跟《汉书》里记载的一样。 《孙子算术》里说，六粒粟米为一圭，十圭为一秒，十秒为一撮，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应劭说，圭是自然形状，阴阳的开始；四圭为一撮。孟康说，六十四粒黍为一圭。

《汉书》里说，量器有龠、合、升、斗、斛，用来衡量多少。最早是根据黄钟的音律来制作龠的。用精确的度量衡器测量容积，用一千二百粒谷物来装满龠，用井水来校准。一个龠是一合，十合是一升，十升是一斗，十斗是一斛，这五种量器就齐全了。 它的制作方法是用铜制成边长一尺的正方形，外围是圆形，旁边有把手。上面是斛，下面是斗，左边是升，右边是合、龠。形状像爵，象征着爵禄。上面三部分，下面两部分，象征着天三地二；圆形包含方形，左边一部分，右边两部分，象征着阴阳。圆形像规，重量是二钧，包含了各种气物的数量，各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声音跟黄钟一样，从黄钟开始，然后反复。斛上刻着铭文：“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祖冲之用圆周率计算，这个斛的直径应该是 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把手宽度是一分九毫左右。刘歆算的把手宽度少了一厘四毫左右，这是因为他算术不精造成的。

魏景元四年，刘徽在《九章算术》里写到：现在的大司农用的斛，直径是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容积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又十分之三。王莽时期的铜斛，按照现在的尺子来算，深九寸五分五厘，直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用刘徽的计算方法算一下，王莽的斛只有现在斛的九斗七升四合多一点。所以说，魏朝的斛比较大，尺子也比较长；王莽的斛比较小，尺子也比较短。

梁朝和陈朝沿用的是古代的度量衡制度。齐朝呢，是用古代的五升等于一斗的标准。

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也就是辛巳年五月，晋国修建粮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玉斗。到了保定五年，也就是乙酉年十月，皇帝下令重新制定铜制的律法和度量衡，最终达到了统一标准。 铭文记载着：用黍米堆积测量，与这个玉斗的容量完全一致，和其他的衡器度量也没有差别。 然后以这个玉斗为标准铸造了铜升，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铜升的内径是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正月十五日，经过校准后，铜升被移交到官府作为标准器物。这是铜升上的铭文。玉升上的铭文是：“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在蕤宾，晋国官府修缮粮仓时，发现了这个古代的玉升，形状规制都很标准，就像古代的好量器一样。太师晋国公把它呈报给了皇帝，皇帝下令把它收藏在天府。到了保定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下令仔细检查绳尺，考量灰律，一点儿都不差，然后用黄金铸造了这个玉升的复制品，颁发到全国各地使用，以达到太平盛世统一的权衡度量。” 现在我们用数字算一下，玉升的容积大约是一百一十寸八分，斛的容积大约是一千一百八十五寸七厘三毫九秒。甄鸾在《算术》里说：一个玉升等于官府的一斗三合四勺。所以说，玉升比较大，官府的斗比较小。根据数字计算，甄鸾说的后周官府的斗，容积大约是九十七寸，斛的容积大约是九百七十七寸。后周的玉斗，还有配套的金错铜斗，以及建德六年铸造的金错题铜斗，都是用秬黍来定量的。用玉做的秤砣称量，一升的重量都是六斤十三两。

开皇年间，规定古代的三升等于一升。到了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斗的容量。

衡，就是平衡的意思；权，就是重量的意思。衡的作用就是用它来称量东西，使轻重达到平衡。衡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要保证它的底座是水平的，并且垂直线是笔直的。左转能看到圆规，右转能看到矩尺。衡在天上的应用，是辅助璇玑（古代天文仪器），精确地确定节气，使七政（日月五星）运行协调，所以叫它玉衡。权，就是铢、两、斤、钧、石这些重量单位，用它来称量东西，就知道轻重了。古代还有黍、絫、锤、锱、镮、钩、锊、镒这些重量单位，但是历代都有变化，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前汉书》上说：权的起源是根据黄钟的重量确定的。一龠（古代容量单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等于一两，十六两等于一斤，三十斤等于一钧，四钧等于一石。这五种权衡的制作很精细，它们的制作是根据道理来确定的，用它们来衡量东西，使轻重达到平衡。其余大小的差别，要根据轻重来确定。权衡做成圆形并环绕起来，让它的肉度加倍，这样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权与物达到平衡就产生了衡，衡的运转产生了圆规，圆规的圆形产生了矩尺，矩尺的方形产生了绳子，绳子的笔直产生了准绳。准绳正确，那么衡就平衡了，权也就准确了。这就是五种法则，都包含在权衡器物中，作为重要的准则。

根据《赵书》记载，石勒十八年七月，建造建德殿时，得到一块圆形的石头，形状像水碓。石头上刻着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 续咸议是王莽时期的东西。北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了一枚古代的铜质权，上面刻着八十一字的铭文。铭文写道：“律权石，重四钧。” 又说：“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这也是王莽时期制造的。当时太乐令公孙崇根据《汉书》先修整了称尺，等到看到这个权后，用新的称来称量它，重量是一百二十斤。新的称和权，完全吻合。于是就把它交给公孙崇用来调整乐律。孝文帝时期，完全按照《汉书》的记载制作斗和尺。

话说梁朝和陈朝的时候，用的都是老秤。那时候，齐国的老秤，一斤是八两。周朝的玉器秤，四两重的东西，相当于老秤的四两半。到了隋朝开皇年间，规定老秤的三斤才算作一斤。到了隋朝大业年间，又恢复了古代的秤。

这说明古代的度量衡标准，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挺混乱的。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秤。” 这几个朝代的秤法，变化还真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