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这个人啊，耿介得很。 黄宗羲呢，他弟弟叫黄宗炎、黄宗会，儿子叫黄百家，这一家子都是文化人。王夫之，他哥哥是王介之。李颙，他家还有李因笃、李柏、王心敬这些亲戚。沈国模，他跟史孝咸、韩当、邵曾可、曾可孙廷采、王朝式这些人都有关系。
谢文洊，他认识甘京、黄熙、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宋之盛、邓元昌这些人。高愈，跟顾培、彭定求是朋友。汤之锜，跟施璜、张夏、吴曰慎交往密切。陆世仪，跟陈瑚、盛敬江士韶关系不错。张履祥，他认识钱寅、何汝霖、凌克贞、屠安世、郑宏、祝洤。
沈昀，跟姚宏任、叶敦艮、刘汋是同道。应撝谦、朱鹤龄（朱鹤龄跟陈启源关系好），范镐鼎（范镐鼎跟党成、李生光有交情），白奂彩（白奂彩跟党湛、王化泰、孙景烈认识），胡承诺、曹本荣（曹本荣跟张贞生有联系），刘原渌（刘原渌跟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梁鸿翥、法坤宏、阎循观、任瑗都认识），颜元（颜元跟王源、程廷祚、恽鹤生是朋友），李塨、刁包（刁包跟王余佑有交情），李来章（李来章跟冉觐祖、窦克勤关系好），李光坡（李光坡的堂兄弟是李钟伦），庄亨阳（庄亨阳跟官献瑶有联系），王懋竑（王懋竑跟朱泽沄、乔仅认识），李梦箕（李梦箕的儿子叫李图南，还认识张鹏翼、童能灵），胡方（胡方跟冯成修、劳潼有交情），劳史（劳史跟桑调元、汪鉴是朋友），顾栋高（顾栋高跟陈祖范、吴鼎、梁锡玙关系不错），孟超然、汪绂（汪绂跟余元遴有交情），姚学塽（姚学塽跟潘谘认识），唐鉴、吴嘉宾（吴嘉宾跟刘传莹有交情），刘熙载、朱次琦、成孺、邵懿辰（邵懿辰跟高均儒、伊乐尧是朋友）。
这段文字主要列举了一大批人物及其亲友、同僚的关系，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圈子的复杂交际网络。 可以看出，这些人之间多有联系，彼此之间或有师生之谊，或有同窗之谊，或有朋友之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
话说周公制定礼仪制度的时候，太宰九卿就负责治理国家，其中三位是老师，四位是儒生；然后又把这些老师和儒生和司徒（掌管教育的官员）结合起来，共同教化百姓。老师们用道德教化百姓，儒生们用六艺教化百姓。分工合作，各有侧重，这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形成了。
过了几百年，周礼在鲁国盛行，儒学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孔子以周朝的王法为基础进行阐述，把道德和技艺结合起来，同时具备了老师和儒生的双重身份。颜回、曾参继承孔子的思想，也是把道德和技艺结合起来传授；而子游、子夏等弟子，则是把技艺和道德结合起来传授。在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儒学发展到了最纯正的阶段，没有丝毫偏差。
到了荀子写书的时候，儒学已经开始偏离正轨了。但是，六经的传承和解释，还是各有老师指导。秦朝废除了儒家经典，到了汉朝又重新兴起。虽然黄老之学和刑名之学还比较流行，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其他学派都被排斥掉了，朝廷里的公卿大夫、士人和官员，都文质彬彬，很有文化修养。
东汉以后，学习儒学的人数以万计，但是对经文的讲解却越来越疏忽；很多有名望的学者，都参与到党派斗争中去了。到了魏晋时期，儒学风气已经衰落了。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都在他们的史书里记载了儒家学者的生平事迹，详细描述了经师的家法和传承，看起来井然有序。虽然他们没有完全继承周礼中师和儒的结合方式，但是很多著名的儒家学者和大臣，都能够匡正时弊，弘扬教化，继承和阐述经书的义理，润饰和解释经文，这些都和儒林传记里的记载相符。所以，朝廷能够遵守纲常伦理，士大夫能够注重名节操守，能够挽救衰败的局面，克服各种逆境，这些都是周代和鲁国儒学带来的效果。
两晋时期玄学兴盛，儒学和道学衰弱，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传承也出现了差异。北魏和萧梁时期，对经书的义疏非常细致。北方学派比较保守，对新的学说持怀疑态度；南方学派比较喜欢新学说，但有些是伪造的。到了隋唐时期，《五经正义》完成了，但是儒家学者很少有人能像以前那样，精通古学，互相传承。宋朝初年，很多名臣都重视道德修养。从濂溪、洛阳学派开始，就开启了紫阳学派。他们阐发心性，分析道理，使孔孟的学说和行为更加清晰地传遍天下！《宋史》把道学和儒林分开记载，其实这正是周礼中师和儒的不同，是后人自己区分的，却暗合了周代的制度。
元明时期，儒学传承和发展主要在金华地区。到了河东、姚江学派，门户之见越来越多，兴衰更替，但最终还是逃不出朱熹和陆九渊的范畴。明朝时期，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但是对经书的训诂和家法传承，却无人问津。从周礼的角度来看，只有老师而没有儒生，显得非常空疏。但是，明朝朝廷上还是有很多正直敢言的人，能够扶危济困，很多学士名流，都能够激发社会活力。虽然也有一些私下议论，甚至损害了国家体统，但是他们维护正道的行为，确实挽救了世道人心。所以，两汉时期的名教，得益于儒家经典；宋明时期的讲学，得益于师道的传承；这些都从周公和孔子的思想中，得到了分合的启示，不能片面批评或互相指责。
话说清朝，那会儿崇尚宋代的学术思想，又用汉代儒家的经义来补充完善。皇帝亲自主持编纂各种经书，把历代的各种说法都收录进去；后来又开设了四库全书馆，学术风气就更精深广博了。
国初期的那些讲学大家，比如孙奇逢、李颙这些人，还沿袭着明朝王守仁、薛瑄那一派，而陆陇其、王懋竑他们，才开始专门坚持朱熹的理学，辨别真伪，寻求真理。高愈、应撝谦这些人，更是严于律己，勤勉自持，他们的实践行动也配得上他们的学问。阎若璩、胡渭等人，学问造诣很高，不会被迷惑，致力于追求真理，辨别是非。惠栋、戴震这些人，更是精通古代的文字含义，对圣人的言论作出了精辟的解释。再往后，像孔广森对《公羊春秋》的研究，张惠言对《孟子》和虞翻《易经》注疏的研究，凌廷堪、胡培翚对《仪礼》的研究，孙诒让对《周礼》的研究，陈奂对《毛诗》的研究，那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独树一帜的大家。而且这些儒生们都热爱古代典籍，勤奋好学，各有所长，不搞门户之见，也不互相攻击，都踏踏实实做人，默默地自我修养。周代和鲁国的师儒之道，可以说是兼顾了古往今来所有优秀之处。
总而言之，圣人的学问，就像皇宫的围墙一样，那些文字训诂，就是进出宫墙的门径。要是门径走错了，每走一步都走偏了，怎么可能进入宫殿的内室呢？有些读书人追求的境界太高，看不起那些章句训诂，这就好像在天上飞翔，是从高高的屋顶上起飞的，飞得是挺高，但宫殿里面的情况，却没真正看到。也有些人只追求名利，不关心圣人的学问，这就好像终年都睡在宫墙边上的门房里，根本不知道宫殿里面是什么样子。所以，只注重立宗旨，就自以为取得了很大的名声，这也是一种偏见；经义理解得确凿无疑，即使没有超出常规，德行也能够自由出入，这也是一种偏见。现在我写这部儒林传，不敢区分那些不同的门径，只是希望能够记录他们的学问和品行；那些已经记载在正史上的事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是容城人。他年轻时就很有才气，好奇心强，又很注重操守，内心修养也很深厚。他胸怀经世济国的抱负，想用自己的功业来成就一番事业。十七岁的时候，参加了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府乡试。后来接连遭遇父母丧事，在父母墓前守孝六年，朝廷还为此表彰了他的孝行。他和定兴人鹿善继一起讲学，两人在一个小屋里默默相对，互相以圣贤为榜样。
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那个坏家伙把持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因为得罪了他，都被抓了起来。 奇逢和善继跟这三个人关系很好。那时候，善继在大学士孙承宗手下做事，帮着孙承宗处理军事方面的事情。奇逢就给孙承宗写信，指责他应该坚持正义，赶紧上书请求朝廷救救他们。孙承宗想趁着进京朝见皇帝的机会，当面跟皇帝说这事儿，还没来得及行动，左光斗他们就在诏狱里死了。魏忠贤诬陷左光斗他们贪污了巨款，还严厉追查他们的家属。奇逢和善继的父亲鹿正，还有张果中一起发动大家捐钱，替他们家还了债。多亏了大家帮忙，左光斗他们总算能入土为安了，后世称他们为“范阳三烈士”。朝廷的大臣和巡抚都上书推荐他们，但都没用。孙承宗还想推荐奇逢去兵部做事，后来尚书范景文也邀请他当幕僚，都被他拒绝了。
那时候，京畿地区盗贼横行，奇逢带着家人搬到了易州五峰山，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带着几百户人家跟着他一起躲避战乱。奇逢在那里安排防御，还一直读书唱歌，生活过得有条不紊。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认为奇逢的学问和品德可以比得上元朝的许衡和吴澄，推荐他去国子监当老师，奇逢因为生病推辞了。顺治七年，他搬到了河南辉县的苏门。顺治九年，工部郎中马光裕送给他夏峰的一块田地和房子，他就带着子孙在那里耕田种地，来向他学习的人，他也分给他们田地让他们耕种，他住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座小村庄。他在夏峰住了二十五年，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坚决不去。
奇逢先生的学问，根源于象山先生和阳明先生，以“慎独”为根本，以体悟天理为核心，以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为实践。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不管对方是聪明还是愚笨，只要来求学，他都会根据对方的资质引导他们，让他们努力实践日常行为。他待人平等，不管是武夫、士兵，还是乡下人、牧童，他都真诚相待。因此，他名扬天下，却没有人嫉妒他。他著有《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先生在雄县向李崶学习易经，直到老年才将易经的精髓传授给他的学生。他阐释的义理贴近人事，用象辞和传辞来解释一卦的含义，进而由一卦推及六十四卦的道理。他一生所学都注重实用，所以他讲的都是有关修身养性的法令和戒律。他还著有《理学传心纂要》八卷，收录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人的著作，认为他们是道统的直接传承者。
康熙十四年，奇逢先生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河南北的学者在百泉书院祭祀他。道光八年，他又被从祀到文庙。奇逢先生的学生很多，其中新安的魏一鳌、清苑的高鐈、范阳的耿极等人是最早跟随他的。而魏一鳌向先生请教的问题最多。睢州的汤斌和登封的耿介都在做官做到监司之后才去拜他为师，汤斌还有传记。
耿介，字介石，登封人。顺治九年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检讨。后来外放做福建巡海道，他修筑了石城来防盗。康熙元年，调任江西湖东道，因为官制改革，改任直隶大名道。母亲去世后，他守孝三年，服丧期满后也不出来做官。他专心致志地躬行实践，兴复了嵩阳书院。康熙二十五年，尚书汤斌上奏推荐耿介，说他为人踏实可靠，品格高洁，皇上于是召他为少詹事。正赶上汤斌被弹劾，耿介就借口生病请求退休。詹事尹泰等人弹劾耿介假装生病，并且弹劾汤斌不该推荐耿介。后来耿介被准许回家，不久去世了。他著有《中州道学编》、《性学要旨》、《孝经易知》、《理学正宗》，其主要思想以朱熹为宗。
中州地区讲学的人，有仪封的张伯行、柘城的窦克勤、上蔡的张沐等人，他们都和汤斌、耿介同时代。张伯行有传记，张沐见于《循吏传》，窦克勤附在李来章的传记里。
黄宗羲，字太冲，是余姚人，是明朝御史黄尊素的长子。他爹黄尊素跟杨涟、左光斗是好朋友，因为弹劾魏忠贤而死在诏狱，这些事《明史》里都写得很清楚。崇祯皇帝登基后，黄宗羲进京为父亲申冤。结果他到的时候，魏忠贤已经被处死了，他就上奏朝廷，请求处死曹钦程和李实。
那时候朝廷正在审理许显纯和崔应元这两个案子，黄宗羲也参与了对质。他当场掏出锥子扎了许显纯，许显纯流血不止；他又打了崔应元，拔了他的胡子，拿回去祭奠他父亲黄尊素。他还追杀看守牢狱的叶咨和颜文仲，因为他爹就是死在这两个人手里的。当时曹钦程已经被列入魏忠贤的案子了，李实则辩解说之前的奏章不是他写的，还偷偷给了黄宗羲三千两银子想让他别追究，黄宗羲马上把这事儿奏报给了朝廷，说：“李实现在还能行贿，他说的那些话能信吗？”然后在对质的时候，他又用锥子扎了李实。案子结束后，黄宗羲带着家里兄弟们在狱门口设祭，哭声传到了皇宫里。崇祯皇帝听到后，感叹道：“忠臣的儿子，真是让人心痛啊！”
黄宗羲回家后，更加努力学习。他痛恨科举考试束缚人的思想，想着怎么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他把家里所有的藏书都翻出来读，还不够，他又去借同乡世学楼钮家、澹生堂祁家的书抄，南方千顷堂黄家、绛云楼钱家的书也抄，还在南雷建了个续钞堂，继续他抄书的工程。山阴的刘宗周在蕺山倡导一种学说，黄宗羲因为父亲的遗命也去拜访过他。但是浙江那边，海门周家的学说影响很大，他们把儒家和佛教混在一起，差点把姚江学派给毁了。黄宗羲就联合了六十多个同学一起反对这种说法。所以蕺山刘宗周的学生，像祁、章这些，都很有名声，但要说抗击歪风邪说的功劳，那还得数黄宗羲。他的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也很有才华，都是他自己教的，所以他们兄弟三人被称为“东浙三黄”。
1645年（戊寅年），南京城里为了平乱，揭发攻击阮大铖。东林党的弟子们推举无锡的顾杲为首，而天启年间受难的那些人家，则推举宗羲为首。阮大铖恨得牙根痒痒，立刻行动起来，一口气列出了揭文中一百四十个人的姓名，想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时候宗羲正要上书朝廷，祸事就发生了，他和顾杲一起被抓了起来。他母亲姚氏叹息说：“章氏的妻子、滂氏的母亲，他们的不幸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了吗？” 圣旨还没下达，南京城就已经失守了，宗羲跌跌撞撞地逃了回来。
后来，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在长江边上据守。宗羲纠集了数百个里间的年轻人跟随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世忠营”的队伍。他被授予职方郎的官职，不久又改任御史，在鲁王监国第一年，负责把新制定的历法颁布到浙江东部地区。马士英逃到方国安的营地，大家说应该杀了他，熊汝霖担心他会利用方国安作乱，就好好地劝慰他。宗羲说：“大家只是力量不够杀不了他而已！春秋时代的孔子，难道还能杀掉陈恒吗？但这并不代表陈恒不应当被杀。”熊汝霖对他表示感谢。他又写信给王之仁说：“诸位大臣不肯孤注一掷决战，大概是想自保吧。小小的三个府，要供养十万大军，肯定坚持不了多久，怎么能守得住呢？” 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他说得对，但却没办法采纳他的建议。
孙嘉绩把军队交给了宗羲，宗羲又和王正中合兵，一共有了三千人。这个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是个很讲忠义的人。宗羲跟王正中关系处得很好，让王之仁那边也别来干扰军事行动。然后他们就渡海到潭山驻扎，从海路进入太湖，招募吴地的英雄豪杰，一直打到乍浦，还和崇德的义士孙奭等人约定里应外合。结果清军严阵以待，没能打过去，江上的防线也已经崩溃了。宗羲就退到四明山，在那里扎营固守，剩下的兵还有五百人，驻扎在杖锡寺。他微服出访监国，还嘱咐手下要和山里的老百姓搞好关系。可是手下人没完全听他的，山里人害怕惹祸上身，就偷偷地烧了他们的营寨，部将茅翰、汪涵都死在里面了。宗羲无处可去，清廷的通缉令一张接一张地下来，他就带着儿女逃到了剡中。听说鲁王在海上，他又去找鲁王，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每天他和吴钟峦一起坐在船上，正襟危坐地讲学，有空的时候就研究研究中国、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历法。
宗羲逃亡的时候，他母亲还在老家。清廷把那些投降大明朝的官员的家属都抓了起来，上报朝廷。宗羲听说后，赶紧向监国求情，终于把母亲救了出来，然后他就改名换姓，偷偷地回家了。那一年监国从健跳移到滃洲，又把他召了过去，让他和冯京一起请求日本出兵帮忙。到了长崎，没能成功，他就写了一篇《式微》来激励将士们。从那以后，他就东奔西跑，没个安稳的地方住。他的弟弟宗炎因为和冯京有联系，被判了刑，宗羲想办法把他救了出来。甲午年，张名振作为使者来，结果被抓了，清廷又下令通缉宗羲。丙申年，慈水寨主沈尔绪造反，也把宗羲当成首要目标。他几次都能死里逃生，真是命大，而宗羲本人也从不胆怯。后来海上起风浪，宗羲彻底绝望了，就带着母亲回到了家乡，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渐渐地，各地慕名而来的求学者也多了起来。
1648年（戊午年），皇上下了圣旨，要征召全国有学问的大学者。掌院学士叶方蔼写诗劝他进京，催促他上路。他再次推辞，没去。没过多久，叶方蔼奉命和掌院学士徐元文一起负责修撰《明史》，皇上想让他当顾问，地方大员都很有礼貌地来邀请他，他又拒绝了。朝中大臣们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把他请来，于是请求皇上直接下令给浙江巡抚，把这位学者写过的关于历史方面的东西都送到京城来，并且让他的儿子参与修史工作。
徐乾学在宫里值班的时候，皇上问起他父亲的情况，徐乾学就说了他父亲的回应，还说：“我弟弟元文曾经推荐过他，可惜他年纪大了，不能来。”皇上说：“可以把他召到京城来，朕不给他安排工作。如果他想回去，就派官员送他回去。”徐乾学回答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实在没有进京的意思。皇上叹了口气，很惋惜，觉得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虽然这位学者没来京城，但修史过程中重大问题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明史》的编修工作中，地方志的编写是由吴任臣负责的，他把从各地收集来的史料寄来请这位学者审核修改后再确定下来。这位学者曾经评论说，宋史里另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陋习，《明史》不应该沿用这种做法。朱彝尊正好也有这个想法，他把这位学者的信拿给其他人看，于是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做法。这位学者最终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顾炎武说宗先生的学问，是从蕺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他特别重视“诚意慎独”的道理，为人处世非常严谨踏实。宗先生曾经说过，明朝那些讲学的人，只学那些语录里的糟粕，根本不把六经当根基，抱着书本就空谈，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所以他问学生问题，一定先要从经典入手，因为经学是用来治理天下的。他认为不能只做个迂腐的读书人，一定要多读史书。读史书不能太少，不然就无法理解道理的变化；但读得太多又不用心去思考，那就成了俗学了。所以他上至古代，下至现代，广泛研读各种书籍，从天文地理到各种学派，没有他不精研的。
他写过《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还有南雷文案、诗案这些文集。现在还留存着《南雷文定》十一卷和《文约》四卷。他还写了《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详细记述了明代各个讲学流派的兴衰成败；还有《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收录了明代两千多位文人的作品，他自己说这和十朝国史首尾呼应。此外，他还写了《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录了《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以及那本著名的《明夷待访录》一卷，这些都是关于治国安邦的大事。顾炎武看到这些著作后，感叹道：“三代的盛世是可以恢复的！”
在天文方面，他还写了《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后来梅文鼎根据《周髀算经》研究天文，世人惊叹这是失传的秘籍，却不知道宗先生才是这方面的开创者。晚年他又整理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放在一起，记录了七百年来儒家学说的发展脉络。宣统元年，他被追封入祀文庙。
宗炎，字晦木，他和哥哥宗羲、弟弟宗会都跟着宗周学习。他们的学术水平差不多。宗炎写过《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余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大力批判陈抟的学说。他认为《周易》没有被秦朝的大火烧毁，不应该只禁止它的图画，说那是道家藏匿了两千年才拿出来的。他还写了《六书会通》，用来纠正小学方面的错误。他说扬雄只知道一些奇特的字，却不知道常用的字，不明白常用的字才是那些奇特的字的来源。他还写过《二晦》《山栖》等诗文集，可惜因为老家失火，这些作品都烧没了。康熙二十五年他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宗会，字泽望，明朝的拔贡生。读书过目不忘。他写过《缩斋文集》十卷。
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的学生。他继承了宗羲的学问，还跟梅文鼎学习推步法（天文计算方法）。他写过《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年间，《明史》馆开馆修史，因为宗羲年老体弱无法前往，徐乾学就邀请百家进史馆工作，完成了多种史志的编写工作。
王夫之，字而农，是衡阳人。他和哥哥王介之都在明朝崇祯壬午年（1642年）的乡试中考中了。张献忠攻陷衡州的时候，王夫之躲藏在南岳，张献忠抓了他的父亲做人质。王夫之就用刀子到处刺自己的身体，让人抬着他去换他父亲。张献忠看到他伤得这么重，就放了他，父子俩一起回家了。后来明朝军队驻扎在桂林，大学士瞿式耜推荐他，他被授予行人的官职。当时国家形势非常危急，朝廷大臣们互相倾轧。王夫之劝说严起恒去救援金堡，还三次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想杀了他。后来听说母亲生病了，他就偷偷地回家了。明朝灭亡后，他就更加隐居不出。他回到衡阳的石船山，盖了一间土屋，叫做观生居，每天早晚都闭门不出，人们称他为船山先生。
这位先生写了三百二十卷书，其中被收录进《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而只在书目中记载的有《尚书引义》《春秋家说》。他的学术思想，以汉代儒家为基础，以宋代五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为精髓。他写的《大学衍义》和《中庸衍义》，都竭力驳斥“致良知”说，来辅助朱熹的理学。他对张载的《张子正蒙》尤其理解精深，认为张载的学问继承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但却以布衣之身隐居，没有权贵来支持他；他的学说传播的程度，甚至不如邵雍，所以不到一百年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这位先生深入研究天人之间的道理，追溯阴阳法则的根本，对《正蒙》进行精细的阐释和发挥，加上他自己写的《思问录》两篇，都把隐晦的道理阐明清楚，从根本追溯到最终结果，明白透彻，就像揭开了日月一样。
他积极维护道教，辨析了上蔡（吕祖谦）、象山（陆九渊）、姚江（叶适）等人的错误观点，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话有点过激，但是他的论述精辟严谨，都符合正统的思想。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拿着劝进表来求他，这位先生说：“亡国遗臣，只欠一死了，现在还用这种不祥的东西做什么！”于是逃到深山里，写了《祓禊赋》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吴三桂平定后，地方大员听说后很欣赏他，嘱咐郡守送去粮食布帛，想见他一面，但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不久他就去世了，葬在大乐山的高节里，他自己写的墓碑铭文是“明遗臣王某之墓”。
话说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学问家，大家公认的有容城、盩厔、余姚、昆山这几个地方的学者。这位先生刻苦学习就像盩厔、厔县一样曲折，品德高洁如同夏峰一样，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完全配得上黄宗羲、顾炎武两位先生。可是这些人大多隐居不出，安于清贫，名声却越来越响亮，虽然朝廷多次征召，他们都坚决拒绝，朝中大臣们都赞扬他们，皇帝也感动不已，他们的著作也广为流传。唯独这位先生隐居在偏僻的山区，很少露面，所以得以保全性命，寿终正寝。四十年后，他的儿子拿着父亲的遗稿，交给宜兴的督学潘宗洛，这才有机会被收入《四库全书》，在史馆立传，载入儒林，但他的书仍然没有广泛流传。直到同治二年，曾国荃在江南刻印了他的全集，全国的学者才得以一睹全书。
他的哥哥叫介之，字石子，国家发生变故的时候，隐居不出，早于这位先生去世。
李颙，字中孚，是盩厔人。又字二曲，这个“二曲”呢，是说盩厔的地名，盩是水边的弯曲，厔是山间的弯曲。他出身布衣，生活清贫，以理学思想在关中地区倡导学术，关中地区的很多士子都追随他。他父亲叫李可从，是明朝的官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攻打郧西，巡抚汪乔年督军作战，李可从也跟着去讨伐叛军。临行前，他拔下一颗牙齿给他儿子李颙的母亲说：“如果战事不利，我就要死在沙场了。你要好好教育我的儿子啊！”说完就走了。结果战败，战死了。李颙的母亲把这颗牙齿埋葬起来，叫做“齿冢”。当时李颙才十六岁，他母亲彭氏，每天都用忠孝节义来教育他，李颙也很孝顺母亲。他们家生活贫困，没有什么依靠，但是李颙却能洁身自好，把振兴关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有人送给他食物，即使反复送十次，他也不接受。有人说：“孟子讲交际之道，礼尚往来，孟子都不会拒绝。”李颙说：“我们这些人一百个也学不了孟子，就这一件事，我们不遵守孟子的家法，也没什么关系。”
先是他听说父亲去世的消息，想赶去襄城寻找父亲的遗骸，但是考虑到母亲年纪大了，不能离开她一天，所以就先停了下来。等母亲去世守孝三年后，他就步行去了襄城，寻找父亲的遗骸，没找到，于是穿着丧服昼夜哭泣。当地知县张允中为他父亲建立了祠堂，并在战场上为他父亲修建了坟墓，取名“义林”。
常州知府骆钟麟曾经是他的老师，因为祠堂一时半会儿建不好，就请他南下到道南书院去，顺便讲学以满足学子的期望。他去了，先后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每到一处都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听讲。后来他突然后悔了，自责地说：“不孝啊！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学？”于是就停止讲学，赶往襄城。常州的士人们非常想念他，为他画像挂在了延陵书院。
到了襄城后，正好祠堂建好了，他就哭着祭奠招魂，取了一些坟墓的土带回老家，和家人的墓葬在一起，穿孝服就像刚开始守丧一样。康熙十八年，有人推荐他为博学鸿儒，但他称自己病重，被人抬着去了省城，滴水未进，才得以获假。从那以后，他就闭门不出，在家中休息，只有昆山的顾炎武来访，他才接待。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见了他。那时他已经很老了，就派儿子慎言到行在向皇帝陈情，并进献了他所著的《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皇上特地御赐“操志高洁”四个字来奖励他。他说：“孔、曾、思、孟，立言垂训，写成了《四书》，大概是想让学习的人能够在自身实践，在行为上体现出来。充实它就是天德，达到它就是王道，有理论也有实践，对社会有益处。否则就是走捷径求升官，对社会没有益处，这哪里是圣贤立言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呢？”他平时总是教导别人，都以反身实践为要务，他的门人把这些记录下来，成了七卷书。那时容城的孙奇逢的学问在北方很盛行，余姚的黄宗羲的学问在南方很盛行，他和他们两人并称为三大儒。晚年居住在富平，关中的儒者都称他们为“三李”。“三李”指的是他，还有富平的李因笃和郿县的李柏。
李因笃，字天生，是富平人，明朝的秀才。他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对经书的注释和解释都融会贯通。后来考中了博学鸿儒，被任命为检讨官。可没过一个月，他就因为母亲年迈，请求回家侍奉母亲，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等母亲去世后，他依然没有出来做官。李因笃对经学研究很深，写了《诗说》这本书，顾炎武都夸他：“毛、郑二氏的学说后继有人啦！”他还写了《春秋说》，连汪琬都被他折服了。
李柏，字雪木，是郿县人。九岁丧父，但他非常孝顺母亲。长大一点后，开始学习小学，有一天他突然说：“道理就在这里了！”然后就把那些八股文之类的应试文章全烧了，每天只读古书。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去了洋县，在深山里隐居读书，一待就是几十年。他每天只吃两顿稀粥，有时候甚至半个月吃不上盐。经常忍饥挨饿地静坐，偶尔去河边钓鱼，神情平静，对世俗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早晚他都会吟诵诗歌，然后把诗歌写在捡来的树叶上。他的学生们把他的作品集结成册，取名为《槲叶集》。他六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了。
王心敬，字尔缉，是鄠县人。乾隆元年，考中了孝廉方正。王心敬讲学，以明、新、止至善为目标。他为人谨慎严谨，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注释经书，喜欢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但他的解释却非常实在可靠。他说过：“学习《易经》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因为孔子论述《易经》，是针对人的行为修养而言的，由此可以了解四圣的根本旨意。”他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沈国模，字求如，是余姚人，明朝的秀才。余姚自王守仁讲授致良知学说后，他的弟子遍布天下。同乡里传承王守仁学说的，有名气的是徐爱、钱德洪、胡瀚、闻人诠，而沈国模是他们的再传弟子。他从小就以弘扬王阳明心学为己任。曾经参加过刘宗周主持的学术讲座，回来后就在姚江书院开讲，和同乡管宗圣、史孝咸等人一起宣讲致良知之说。有些人觉得他的学问有点像禅宗，但他为人正直，言行一致，从不违背自己的志向，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纯粹的儒家学者。
山阴人祁彪佳当了御史，巡视江东地区。有一天，他杖杀了几个大恶人，沈国模正好来访，祁彪佳很高兴地把这事告诉了他。沈国模瞪大了眼睛，对祁彪佳说：“世培（祁彪佳的字），你难道没听说过曾子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吗？”后来祁彪佳对别人说：“我每次审理囚犯，都会想起求如（沈国模的字）的话。害怕自己一时冲动，喜怒过激，辜负了这位良友啊！”明朝灭亡后，他听说刘宗周为国捐躯，悲痛地为他哭祭，之后更加勤奋地讲学。顺治十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史孝咸，字子虚，继沈国模之后主持姚江书院。他曾经说过：“良知不真切地领悟，就不是真正的良知。”又说：“空谈容易，面对实际情况就难了。对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三句话，要认真仔细地观察，并且努力去实践，才能有所成就！”他家里很穷，每天只吃一碗粥，生活却很平静。顺治十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韩当，字仁父，是沈国模的学生。沈国模和史孝咸去世后，姚江书院停课将近十年，后来韩当继任主持书院。他的学问融合了各种儒家学说，以儒家经典来治理国家，并且严格区分儒家和佛教的差异。他家境贫寒，从不向别人借钱。他经常说，立身处世一定要从节俭开始。别人犯了错误，他在讲学的时候会用严厉的话语来警示他们，但不会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听讲的人心里感到羞愧，汗流浃背，课后互相议论说：“自从跟了韩先生，我们感觉自己都不像自己了。”韩当临终前，对弟子说：“我对王阳明先生的学说，有了新的体会。但是仔细反省自己的内心，最终还是没有真正领悟，你们要记住这一点！”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学问不仅继承了王阳明，也接近朱熹了。
邵曾可，字子唯，和韩当是同时代的人。他为人孝顺友爱，性格温和善良。年轻的时候喜欢书画，有一天读到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这句话，突然有所感悟，于是把书画都扔了，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学习中。姚江书院刚成立的时候，有人觉得他很迂腐，笑话他。曾可严肃地说：“如果不这样，我这辈子就白活了！”于是他就去读书学习了。他一开始以“主敬”为根本，后来师从孝咸先生，专心致志地修炼良知。他还说过：“我现在才知道，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就像日月一样光明，它的光芒一定会照耀到一切。如果不这样，每天的生活都会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孝咸先生生病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跑十多里路去探望，跪在床下询问病情，不吃东西就回来。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他自己也病倒了。大家都认为他是位非常有道德修养的人。他去世的时候，五十一岁。曾可的儿子叫贞显，贞显的儿子叫廷采，他们都继承了他的学业。
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是个秀才。他跟韩当学习，又向黄宗羲请教。一开始读《传习录》没有收获，后来读了刘宗周的《人谱》，他说：“我明白了王氏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了。”蠡县的李塨给他写信，讨论明代儒家学说的不同之处，并询问他的学习心得。廷采回答说：“致良知就是主张诚意，阳明之后，我的学问主要源于蕺山（刘宗周）。”他还私下里思考师友之间的渊源，想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阳明先生弘扬王学，辅佐教化，就写了《王子传》；蕺山先生的功绩在于强调“慎独”，就写了《刘子传》；王学盛行，要使它符合标准，就写了《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等人能够坚持老师的学说，就写了《刘门弟子传》。康熙五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也是王夫之的学生。他曾经参加过证人社，推崇刘宗周的“主诚意”，他自己则坚持“致知”。他说：“学习如果不从良知入手，一定会被虚假的诚意所蒙蔽。”这也是他一贯的观点。顺治初年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谢文洊，字秋水，是南丰人，明朝的秀才。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去了广昌的香山，读佛经，学禅。后来，他又读了龙溪王氏的书，于是就和朋友们一起讨论阳明学。四十岁的时候，他在新城的神童峰讲学。有个叫王圣瑞的人，非常反对阳明学，和谢文洊辩论了好几天，谢文洊有点动摇了，于是就去读罗钦顺的《困知记》，这才彻底认同程朱理学。他在城西辟了一块地建学舍，取名“尊雒”。他还写了《大学中庸切己录》，阐明了张载“主敬”的思想。他认为学习的根本在于“畏天命”这四个字，学者应该以此为修身准则。要专注倾听，一旦发现自己有一丝私心杂念，就要立刻反省悔过，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触犯天怒。他那十条程山教则也是以躬行实践为核心。
那时候，宁都的“易堂九子”以高尚的品德和出色的文章闻名全国，“髻山七子”也以节操和气概著称，而谢文洊却独自潜心修养，致力于寻求自身的道德修养。髻山的宋之盛拜访了谢文洊，于是邀请了易堂的魏禧、彭任一起到程山，和谢文洊讲学十多天。大家都推崇程山学舍，说谢文洊为人笃实，躬行实践，对道的理解也很深刻。甘京和谢文洊是朋友，后来成了他的学生。康熙二十年，谢文洊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甘京，字健斋，也是南丰人。他性格刚毅慷慨，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很仰慕陈同甫为人，学习的是实用之学。他和同乡封濬、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黄熙都师从谢文洊，他们个个都很有儒者的风范，当时被称为“程山六君子”。甘京著有《轴园稿》十卷。
黄熙，字维缉，顺治十五年的进士。谢文洊比黄熙大六岁，黄熙对谢文洊非常尊敬，如同对待老师一样，他总是和最小的学生一起出入，每月初一十五都去拜见老师四次，侍奉老师吃饭，端茶送水，进退都非常谨慎，从不觉得辛苦。彭士望把他比作朱熹侍奉老师杨平一样。他母亲去世还没下葬，邻居家失火，火势蔓延，眼看就要烧到他们家了。黄熙抱着母亲的棺材痛哭，愿意和母亲一起葬身火海。结果风向突然变了，人们认为这是他孝心感动了上天。
曾曰都，字姜公，是秀才。他的学习注重实践，所以给自己取号“体斋”，他的学问和行为深受乡里人的敬佩。
龙光，字二为。他特别孝顺继母，就算继母对他不好，他也总是忍让顺从，时间长了，继母就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疼爱了。
其仁，字长人。写过《四书切问》和《省克堂集》这两本书。
跟文洊同时代的，还有宋之盛和邓元昌。宋之盛，字未有，是星子人，明崇祯己卯年的举人。他在髻山上盖了间小屋住着，从来不进城，一心只教书育人。他的学问以程朱理学为基础，认为仁爱最重要，对佛道两家的精妙之处，都能辨别异同。他和文洊关系非常好。晚年他读了胡敬斋的《居易录》，更加注重内心的修养。他还和甘京讨论过祭祀时立尸体的丧葬礼仪不能废除，魏禧对此也大加赞赏。
邓元昌，字慕濂，是赣县人，秀才。十七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宋明理学五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吕祖谦）的著作，于是放弃了科举考试，专心研究学问。雩都的宋昌图，因为和邓元昌是世交，就来拜访他。邓元昌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小友啊！”把他留在家中，每天早晚都一起讨论学问，言行举止都认真记录下来，互相检查学习成果。有一天，宋昌图在读朱熹《大学》的开篇，邓元昌在窗外听到，就对宋昌图说：“你一定要努力！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成为朱熹的罪人，辜负天地间的恩泽啊！”他们互相砥砺，关系非常密切。
高愈，字紫超，是无锡人，明朝大儒高攀龙的侄孙。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读高攀龙留下的书，心里就有了好好学习的志向。长大后，他考中了秀才。每天都读经书和前代儒者的语录，为人谨慎，行为端正，对事情的取舍非常严格，不爱参与那些没意义的争论。他曾经说过：“读书人想要自立，必须从不忘却贫困潦倒的处境开始。”他对父母很孝顺，父母去世后守孝期间，他不喝酒吃肉，也不睡在床上。晚年生活贫困，曾经七天只吃稀粥，但他带着儿子登上城楼眺望远景，依然感到很开心。江苏巡抚张伯行邀请他到东林书院讲学，高愈因为生病推辞了。平时他为人温和，如果有人发生争执，只要到他跟前，都会感到羞愧后悔。乡里的人都很喜欢用道学来互相攻击，唯独对高愈，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君子。顾栋高曾经跟随高愈学习，高愈讲解经书，滔滔不绝，让人听起来毫无倦意。高愈七十八岁去世。他曾经注释过《朱子小学》，还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钞》《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等书。东林书院顾、高两家的后代顾枢、高世泰等人，在朝代更迭之后，仍然传承着他的学说。
起初，高世泰是高攀龙的族孙，年轻时做过讲师，晚年把传承东林书院的学统视为己任，在无锡修缮了道南祠和丽泽堂，当时的志同道合者都严格遵守高攀龙留下的规矩。祁州的刁包等人也和他一起探讨学问，当时学者们分为南梁派和北祁派。大学士熊赐履学习道学就出自高世泰门下，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湖人陆陇其也曾经到东林书院讲学。熊赐履和陆陇其都有自己的传记。
顾培，字畇滋，也是无锡人。年轻时跟随宜兴人汤之锜学习，后来幡然悔悟，说：“道就在人伦世事之中啊！”汤之锜去世后，他的弟子金敞继承了他的衣钵。顾培建造了共学山居来供奉金敞，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一起讲学。他遵从高攀龙静坐的修身方法，认为整齐严肃是修养德行的途径。他注重内心的修养，笃信人天生善良。晚年，慕名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张伯行曾经对静坐之说有所怀疑，顾培就写了上千字的文章，详细阐述了高氏一派的思想。
彭定求，字勤止，又字南畇，是苏州人。他爸爸让他学习梁溪高氏的学问，他还曾经拜汤斌为师。康熙二十五年，他考中了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后来，他当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还做过日讲起居注官。在翰林院一共待了四年就回家了，再也没出来做官。他写了七章《高望吟》，表达他对七贤的仰慕之情。“七贤”指的是白沙、阳明、东廓、念菴、梁溪、念台、漳浦这七位。他还著有《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畇文集》。
他曾经给他的学生林云翥写信说：“我给你两点建议：第一，不要急于追求高深而忽略日常生活中平实的事情。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情谊，这是君子之道。至圣先贤尚且不斤斤计较于那些细枝末节，孟子也认为效法尧舜之道就是孝悌而已。所以，如果连最基本的伦常人情，比如侍奉父母、尊敬兄长这些事情都不做好，却去钻研那些深奥难懂的东西，以为圣人的道理超越人心本有的东西，那一定会走向偏激古怪的道路。第二，不要盲目地制造门户之见，只说不做。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论辩，朱熹被陆九渊的义利之说所影响，这是阳明先生拨乱反正、致良知思想的传承，他因时制宜，解决当时的问题，并非故意要与人争论。我研读经典，去除糟粕，因此写了《儒门法语》。你如果有志于圣贤之道，应该先读刘宗周的《念台刘子人谱》和《证人会》这两本书入门，不要过多纠缠于紫阳、姚江两派的争论。”彭定求去世时七十八岁。他的孙子彭启丰当上了兵部尚书，有他的传记记载。
彭启丰的儿子彭绍升，继承了家学，注重儒家修养，著有《二林居集》。不过，彭家学说兼采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既重视顿悟，也重视渐修，彭启丰和彭绍升都比较倾向于禅宗思想。休宁的戴震写信给彭绍升，和他辩论这个事情。彭绍升还和吴县的汪缙一起讲授儒学。汪缙著有《三录》、《二录》，他尊崇孔子，却又涉猎佛教和道教。从那时起，江南理学逐渐衰微了。
汤之锜，字世调，是宜兴人。他生活简朴，努力学习，各种书都读，尤其推崇周敦颐主张的静坐养心。有人说他这有点像佛教禅宗，汤之锜说：“程颐看到学生静坐，就夸他们学习好。‘易经’上说‘斋戒，以神明其德’，静坐就是古人说的斋戒，不是禅宗。”他父亲去世后，他严格按照古礼守孝，在地上铺草席睡。对待叔伯如同父亲一样，兄弟之间从没红过脸。后来他拜读了高攀龙先生的《七规》，感叹道：“这就是学习的大门啊！”他模仿高攀龙先生的做法，创办了春秋两季的讲学，慕名而来的学生，不远千里也要来学习。明朝灭亡后，汤之锜二十四岁，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他曾经谈论处世之道说：“‘潜龙勿用’，‘潜’字的关键在于‘确’，如果不‘确’，隐居不出名反倒后悔莫及。历史上多少聪明人，都因为这一个‘悔’字而误了终身。”常州知府骆钟麟邀请关西的李颙先生到毗陵讲学，特地派人去请，汤之锜坚决推辞不去；后来，东林书院、延陵书院等都邀请他去讲学，他都没答应。汤之锜学习非常务实，从不虚饰。有人问他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以及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汤之锜说：“我只管自己努力实践，多争论有什么用呢？”有一天，他身患小病，衣冠整齐地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二岁。他的学生金敞、顾培等人，在惠山脚下建了一座书院，供奉他为院长，并写了《偶然云集》一书。
施璜，字虹玉，是休宁人。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看到乡里的先生在紫阳书院讲学，他顿时醒悟，说：“学习就应该这样啊！”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决心努力实践。他每天都反省自己：今天存了什么心？接触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读了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这五个方面都要仔细检查。他教学生用“九容”来修养外在，用“九思”来修养内在，用“九德”来规范行为，学生们称他为“诚斋先生”。后来他到梁溪，侍奉高世泰先生。临走前，他和高世泰约定某年某月某日再来讲学。到了约定那天，高世泰已经准备好床榻等他，有人说：“千里之约，能保证信守吗？”高世泰说：“施璜是位笃行君子。如果他不守信，那我以后就不再和天下士人交往了。”话还没说完，施璜就带着学生来了。他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等书。
张夏，字秋韶，也是无锡人。他住在菰川（gū chuān）上面，很孝顺，也很努力学习。一开始跟着马世奇先生学习经典，后来进了东林书院，跟高世泰先生学习。学了十多年，最后成了高世泰先生的入室弟子。高世泰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们一起推举张夏做老师，就像对待高世泰先生一样尊敬他。汤斌巡抚江苏的时候，来到东林书院，跟张夏一起讨论学问，很认可他的观点。后来汤斌还把他请到苏州学宫，给学生们讲授《孝经》和《小学》。张夏先生后来还写了《孝经解义》和《小学瀹注》。
吴曰慎，字徽仲，是歙县人，是个秀才。他非常认真地学习宋代五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的著作。他的治学理念以“敬”为核心，所以给自己取号静菴。他一开始在梁溪讲学，后来去了东林书院。之后回到歙县，在紫阳书院和还古书院讲学，吸引了很多学生。
陆世仪，字道威，是太仓人。年轻的时候，他跟着刘宗周学习。回家后，他在自家挖了个十亩大的池塘，在池塘里建了个亭子，谢绝访客，给自己取了个号叫“桴亭”。他和同乡陈瑚、盛敬、江士韶约定一起学习，致力于改进自身，提升道德修养。
他们有时候会一起研读经典，互相辩论；有时候会从具体事情出发，探究其中的道理，反复推敲，力求找到唯一的真理。有时候争论到深夜都还没结果，一直到天亮才得出结论，甚至有时候结论还没出来，又继续辩论。他写了一本书叫《思辨录》，这本书分了十四个部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陆世仪的学问，主要在于强调遵守礼法，不空谈诚敬的道理，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而不是空谈心性的修养。在近代讲学的各位学者中，他是最踏实肯干的。
他说过：“天下没有人讲学，这是世道衰败的标志；天下所有人都讲学，也是世道衰败的标志。嘉靖、隆庆年间，书院遍布天下，大家互相拉帮结派，一聚会就是上千人，盲目跟风，浪费时间，耽误事情，甚至有人利用讲学来谋取私利，这就是所谓的‘处士横议’啊！”他还说：“现在应该学习的东西，不只是六艺，像天文、地理、水利、兵法这些，都跟实际应用密切相关，都不能不学。”他这些话都非常深刻，能有效地批评那些自高自大的毛病。他对明朝的薛、胡、陈、王几位儒家大家，都能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他还经常告诫学习的人说：“真正的大儒，绝对不会另立什么宗旨。”所以，全祖望说，清朝初期的儒者中，孙奇逢、黄宗羲、李颙最有名，而陆世仪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治十一年，他被列入文庙祭祀。
瑚，字言夏，号确菴，明崇祯十六年考中了举人。他家里的族谱《世仪格致篇》开头写着“敬天”两个字，瑚就以此为努力方向，并且很有心得。于是他制定了每日记述德行的办法，每天都把“敬胜”、“怠胜”写在最前面，每月月底则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他越来越相信“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句话不是空话。他还把小学的学习内容分为六个方面：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行为谨慎，说话诚实，亲近友爱，学习文化；把大学的学习内容也分为六个方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小学先要实践后才能理解，大学先要理解后才能实践，小学的学习结束，就是大学学习的开始。瑚的学问博大精深，他把自己看作是为国家做事的人。当时娄江河道堵塞，江南地区大饥荒，瑚向有关部门上书请求救荒，他的建议都非常具体实用，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纳。明朝灭亡后，他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躲到昆山的蔚村。那里的田地低洼潮湿，瑚就带领乡亲们筑堤防洪，运用军事上的排兵布阵的方法，没几天就完成了。他父亲生病的时候，他甚至还用针刺自己的血来祈求上天保佑父亲，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父亲的健康。父亲去世后，他把所有的遗产都让给了弟弟。康熙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的学生称他为安道先生，巡抚汤斌还在他原来的住处建立了安道书院。
敬，字宗传，号寒溪，是个秀才，比世仪大一岁。他立志要学习诚实守信、谨慎自持的学问，并且非常孝顺友爱。他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年，不吃肉不喝酒。他弟弟待他不怎么尊重，但他始终保持和颜悦色。
士韶，字虞九，号药园，也是个秀才。他的学习以世仪为榜样。当时很多理学学者都著书立说，但士韶认为，圣贤的道理，前代儒家学者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在于自己去实践。他晚年把自己写的文章都烧掉了，所以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张履祥，字考夫，是桐乡人，明朝的秀才。他家住杨园村，大家都叫他杨园先生。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他母亲沈氏教育他说：“孔孟两位圣人，也都是没有父亲的孤儿啊，只要你肯努力，也能成为圣贤。” 长大后，他拜山阴的刘宗周为师学习。当时东南地区的文人学社各自为政，互相排斥，张履祥却很低调，不参与那些纷争，只和同乡颜统、钱寅，以及海盐的吴蕃昌等人一起，互相砥砺品行和学问。颜统、钱寅、吴蕃昌相继去世后，他还帮他们料理家务。之后他又和海盐的何汝霖、乌程的凌克贞、归安的沈磊等人一起切磋学习，更加注重躬行实践。他曾经认为，圣人对天道，不过就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已，把这些做到了就足够了。来他这里学习的人，他都以朋友之道对待。
他认为学生应该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所以写了《补农书》。每年他都要耕种十多亩地，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提着篮子去田里干活。他还说过：“人必须要有稳定的职业。没有稳定职业的人，一开始会失去本心，最终会毁掉自己。许鲁斋说过：‘读书人以谋生为急务。’我认为谋生应该以耕种为先。能够耕种，就能不依赖别人，不依赖别人，就能立身处世有廉耻；知道耕种的艰难，就不会随意向别人索求，不随意向别人索求，就能推行礼让。廉耻确立，礼让兴盛，那么人心就能端正，世道就能兴隆了。”他最初学习刘宗周的“慎独”之学，后来专心研究程朱理学。他的为人踏实，学术纯正，总的来说，他以仁为本，以修身为要务，最终归于中庸之道。
康熙十三年，张履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著有《原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以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他被从祀文庙。
张履祥年轻时很尊敬颜统。周钟住在桐乡的时候，很多人去拜访他。颜统说：“周钟这个人虚伪浮夸，不应该被他迷惑。”张履祥曾经说过：“自从认识了颜统先生，我才开始懂得反省自己的错误。我没有在周钟、张溥那里误入歧途，全靠颜统先生的帮助。”
寅，字子虎，跟履祥是好朋友，一起读书学习。崇祯癸未年的冬天，海宁人祝渊因为上书营救被捕的刘宗周而被抓，履祥和子虎一起送他到苏州。第二年，他们俩就一起到刘宗周家拜师学习。从那以后，子虎更加认真刻苦地学习，即使遇到土匪强盗横行也不放弃学业。最后，他三十四岁就去世了。
汝霖，字商隐，是海盐人。他曾经跟朋友说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一脉相承的理学，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能让它断掉！”他守孝三年，期间滴酒不沾，不吃肉。他隐居在澉浦的紫云村，学生们都称他为紫云先生。履祥的儿子维恭，曾经师从汝霖和克贞学习。此外，还有吴璜、安道、邱云，都是履祥的朋友，履祥都让维恭拜他们为师，说：“这几个人都学问精深，都是君子。”吴璜是秀水人，为人正直，讲义气，对名利丝毫不动心；安道是嘉兴人；邱云是桐乡人。安道曾经说过：“君子和小人、中国人和夷狄、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礼仪。读书人怎么能不学习礼仪呢？”他还说过：“东林党那些人，大多看重名节。但是真正做到名节兼备的只有几个人，其余的都是有名而无节。”
克贞，字渝安，是乌程人，和履祥关系特别好。他曾经说过：“父子兄弟哪能个个都像大中祥符年间的张载、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那样？夫妻哪能个个都像伯鸾、德曜那样？关键在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遵循正道。”和履祥一起在蕺山拜师学习的有屠安世和郑宏。
屠安世是秀水人，听说刘宗周讲学，高兴地说：“如果不能学习圣贤之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就带着礼物去拜师。刘宗周去世后，他跟着父母兄弟一起隐居在海盐老家。他生病后，十七年不吃米饭。得到刘宗周的书后，他强忍病痛抄录。他总是反省自己，从不懈怠。他曾经说过：“早晨听到道理，晚上就可能死去，我怎么敢不努力呢！”最后，他四十六岁去世了。
姚宏，是海盐人。他和弟弟姚景元一起跟着刘宗周先生学习，兄弟俩感情特别好。可惜姚景元英年早逝。从乙酉年以后，姚宏就彻底放弃了功名利禄，专心在家务农种菜侍奉母亲，经常没钱，却依然过得很平静。他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有一次，他甚至赤脚走在雨里，别人都认不出他来了。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六岁。
洤先生，字人斋，是海宁人。乾隆丙辰年考中了举人。他私下里非常敬仰刘宗周先生，还帮他编辑出版了遗作。他还编撰了《淑艾录》一书。吴蕃昌和沈磊在《孝友传》里记载过他的事迹。
沈昀，字朗思，原名沈兰先，字甸华，是杭州人。刘宗周先生在蕺山讲学的时候，沈昀就渡过江去听课。他和应撝谦是好朋友。他的学问以诚敬为根本，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且坚决反对程朱理学。他家境贫寒，曾经家里揭不开锅，就挖了院子里的马兰草充饥。邻居送给他一些米，他却推来推去，最后竟然晕倒在地，邻居吓坏了，赶紧偷偷溜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才醒过来，笑着说：“邻居的好意我能体会到，但这样反而让我更难过了。”应撝谦感叹道：“我在为人处世方面，自认为还算谨慎，可是跟沈先生一比，我感到很惭愧。”刘宗周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因为学说问题发生过不少争论。沈昀说：“孔子说过‘躬行君子’，如果只顾着逞口舌之快去争论输赢，那可不是我所期望的。”因为丧葬礼仪已经很久没人遵守了，沈昀就整理了士人的丧葬礼仪，传授给了同郡的陆寅。临终前，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诚敬二字。”他去世时，六十三岁。家里穷得连办丧事都困难，应撝谦哭得泣不成声，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不敢轻易捐赠钱物，玷污先生的清名。”他的学生姚宏主动请缨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先生料理后事吗？”应撝谦说：“你为人正直，应该可以。”于是姚宏就料理了沈昀的丧事，把他葬在了湖边。
宏任，字敬恒，是杭州人。从小没了父亲，他母亲是个贤惠的妇女。宏任在市场上做生意，他母亲有一次偶然发现他卖的丝线银子成色不好，非常生气，说：“你也做这种事吗？”宏任立刻跪下来道歉，请求改行。于是，他拜撝谦为师学习。每天都要读一遍《大学》，一言一行都遵循老师的教诲，遇到事情一定会以忠厚为原则。撝谦先生为人清高，一般不轻易收受别人的东西，唯独对宏任的馈赠从不拒绝。他说：“我知道他不是不义之财。”宏任经常因为生活贫困而把东西送给老师，一辈子都没有间断。撝谦先生去世后，宏任操办丧事，如同古代师徒之间的礼仪一样隆重。姚江的黄宗炎先生称赞他：“这是真正践行古训的人啊！”宏任晚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狱卒检查犯人时，宏任正在大声朗读《大学》，狱卒很惊讶，进入他的房间一看，全是程朱理学的书籍；和宏任聊了几句，更是大吃一惊，当天就把他释放了。然而，宏任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而死去了。
叶敦艮，字静远，是西安人，是刘宗周先生的学生。曾经给陆世仪写信，讨论学术问题。陆世仪非常高兴地说：“能看到你的论证，我心里对未曾谋面的先生的遗憾也得到了慰藉了。”
刘汋，字伯绳，是刘宗周先生的儿子。刘宗周先生在家中讲学，学生们如果听不懂，就私下里去问刘汋。刘汋能根据情况灵活解释，讲解得条理清晰。刘宗周先生殉国后，明朝的唐王和鲁王都派人来祭奠，并想给刘汋荫封官职，但他都拒绝了。父亲下葬后，刘汋在蕺山一座小楼里住了二十年，闭门谢客，潜心研究整理父亲留下的经书，以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即使是官府来请他出山，或者是他家里的老朋友，他都坚决拒绝。他交往的人，只有史孝感、恽日初几个人。有人劝他开办讲学，他也不答应。临终前，他告诫儿子说：“你们只要安贫乐道，认真读书，遵守父亲留下的《人谱》就能一生无忧了。” 《人谱》是刘宗周先生所著的书。他睡觉的床榻是借祁家的，临终前，他挣扎着起身换了床榻，说：“我可不能死在祁家的床上！”
应撝谦，字潜斋，是杭州人，明朝的秀才。他特别孝顺。他特别注重学习心理学，并且非常注重实践，不太喜欢陆王心学那一套。他一辈子活动范围也就方圆百里，住着简陋的房子，很穷，但是却很满足。杭州知府嵇宗孟几次登门拜访，想送他点东西，但是张了张嘴，话却没说出来；后来读了应撝谦写的《无闷先生传》后，就更不敢提送礼的事了。
康熙十七年，朝廷征召博学鸿儒，大臣项景襄、张天馥一起上奏推荐他。应撝谦拄着拐杖去告诉官府说：“我不是故意推辞推荐，实在是身体有病走不动路啊！”有人劝他说：“以前泰山孙明复也曾因为石介等人的推荐，最终当上了丞相，你为什么非要推辞呢？”应撝谦说：“我做不到像孙明复那样，不能因为别人能做到，我就硬着头皮去。” 就这样，他免去了被征召。康熙二十二年，他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
应撝谦对《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孝经》和四书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了不少著作。他还写了一部《教养全书》，共四十一卷，分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个部分，有点像《文献通考》，但是对明朝的历史记载得更详细。他没写律法和算术，是因为徐光启已经写过这方面的书了；也没写地理，是因为顾炎武、顾祖禹正在编纂这方面的书籍。他还写了一部《性理大中》二十八卷。他的学生，杭州人凌嘉邵和沈士则继承了他的学说。
朱鹤龄，字长孺，是吴江人，明朝的秀才。他聪明好学，曾经注解过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在当时非常流行。朝代更迭后，他就隐居起来专心著述。每天早晚都手不释卷，走路都认不清路，坐着也不知道冷暖。有人说他傻，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愚庵”。他还经常自己说：“痛恨邪恶就像仇人一样，喜爱古代典籍就像口渴一样。不随便接受别人的一分钱，不说一句虚假的话。”他著有《愚庵诗文集》。
一开始他主要研究文章，后来和顾炎武交朋友，顾炎武鼓励他研究根本性的问题，于是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经书的注解和儒家经典理学的学习中。他认为宋儒已经把《易经》的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左传》和《国语》里记载的占卜方法，都是讲象征意义的，虽然根本道理很精妙，但是很多方面都解释得不够完善，所以他就撰写了《易广义略》四卷。因为觉得蔡氏对《尚书》的解释不够精到，所以他在汉学和宋学之间反复斟酌，撰写了《尚书埤传》十七卷。他又觉得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批评太过火了，于是和同县的陈启源一起参考各家说法，并且结合陈启源的观点，理清了小序的含义，撰写了《诗经通义》二十卷。他还觉得胡氏对《春秋》的解释有很多偏见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于是他综合了唐宋以来各儒家的解释，撰写了《春秋集说》二十二卷。此外，他还觉得杜氏对《左传》的注解不够完善，而一些俗儒又用林氏的注解把《左传》弄得更乱，所以他仔细考证参考，撰写了《读左日钞》十四卷。他还写了《禹贡长笺》十二卷，这本著作是在胡渭《禹贡锥指》之前完成的，虽然比不上胡渭的书，但是它全面论述了古今的利弊，旁征博引，也颇多创新之处。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了。
陈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他解释经书的旨意，完全遵循毛传，并用郑笺来补充。解释训诂和语音，主要依据《尔雅》；解释草木虫鱼，主要依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汉学方面，可以说是专门研究的。他还著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藁》四卷。
范镐鼎，字彪西，是洪洞人。为人孝顺友爱，而且深入研究并阐述了绛州辛全的学说。康熙六年他考中了进士，但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没有做官。河汾一带很多人跟着他学习经书。康熙十八年，有人推荐他为博学鸿儒，但是最终也没能被朝廷启用。他创办了希贤书院，还捐田地来资助学生。他还编辑了《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和《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卷，这些书里吸收了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等人的学术思想，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论述非常精辟到位。此外，他还著有《五经堂文集》五卷和《语录》一卷。因为他的父亲范芸茂写过《垂棘编》，他又续写了《续垂棘编》十九卷，还编纂了《三晋诗选》四十卷。
跟范镐鼎一样，都是辛全的学生的，还有绛州的党成和李生光。党成，字宪公。他的学术思想以明辨事理、去除私欲为根本。他一生都不追求名利，范镐鼎曾经向别人夸奖他，他心里很不高兴，当时人们觉得他有点过于清高。他曾经论述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异同：“很多人认为陆九渊重在尊崇德性，朱熹重在格物致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朱熹的格物致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尊崇德性；而陆九渊却把自己局限在德性之中，怎么能说是尊崇德性呢？陆九渊曾经说过：‘不探求根本，心思放在外物上，道理难道在外物上吗？’这就是告子‘义外之学’啊！朱熹说：‘本心和物理，本来就没有内外之分。认为外物是外在的，这就是告子的‘义外之学’。’就从这几句话，就能看出两家学说的异同了。如果粗略地谈论他们的共同点，两家都想要扶持社会教化，崇尚天理，去除私欲，他们的用心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深入研究他们的学说，就会发现，博学多才、约之以礼，这是孔孟的家法，在《论语》里多次出现，朱熹继承了其正统。而陆九渊却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又说‘不认识一个字，照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个大丈夫’，这未免也太偏激了吧！”他的辩论就是这样。
李生光，字暗章。年纪轻轻就成了秀才。辛全在河汾地区倡导学术，他就去拜辛全为师。他为人正直，孝敬父母，辛全非常器重他。明朝灭亡后，他放弃了仕途，自称“汾曲逸民”。他建了一间草屋，每天都在里面读书，用《诗经》中的《二南》的义理和程朱理学的精微义理来教育他的学生。他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汇编》，总共有一万多字。
白奂彩，字含贞，是华州人。他私下师从长安的冯从吾先生学习，深入钻研易经，洗涤心灵，在诗歌、礼仪和春秋经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藏书丰富，在陕西西部可以说是少见的。他校对书籍非常仔细认真，博览群书，没有遗漏。但他为人谦逊，总是表现得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他和同州的党湛、蒲城王化泰等人关系密切，志同道合，一起结社学习，从不进城，也不去拜访官员，整天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屋里读书，手不释卷。同知郝斌曾经去白奂彩家里拜访，听他讲学论道，回来后感叹道：“关中的文化传承真是了不起啊！”
党湛，字子澄。他曾经说过：“人生应该做天地间第一等的事，做天地间第一等人。”所以给自己取号“两一”。他深入研究宋明以来诸儒的学术论述，把其中精髓的部分写在墙上，然后默默地坐在土屋里，静心反省，时间久了，就好像突然有所领悟。从此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都很有章法，很有主见。听说李颙先生在盩厔讲学，他不顾路途遥远，冒着风雪，跋山涉水去拜访李颙，向他请教学习。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即使是深夜，也从不见他懈怠。他的学习态度如此认真刻苦！
王化泰，字省庵。他性格正直刚毅，敢于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说话毫不留情面。但如果别人有什么优点，他又会欣然推崇，谦虚地说自己不如人家。关学最初是由马嗣煜继承冯从吾的衣钵，而白奂彩、党湛、王化泰都在当时名声显赫。武功的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的李士滨、张珥；朝邑的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的罗魁；韩城的程良受；蒲城的宁维垣；邠州的王吉相；淳化的宋振麟，这些人也都刻苦学习，领悟到了知行合一的道理。到了乾隆年间，武功的孙景烈也继承了关中学者的衣钵。
孙景烈，字酉峰。乾隆三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检讨官的职位，后来因为直言上谏而被罢官回家。他教导学生要克己复礼，即使在盛夏酷暑，在家中也衣冠整齐。韩城的王杰是他的入室弟子。王杰曾经对别人说：“先生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用扇子，就像邵雍一样；他的学问和品德就像薛居正一样。”他还说：“先生退休回家三十年了，虽然没有停止讲学，但却与世隔绝，不与人交往。他是关中学者的领袖，这是名副其实的。”
胡承诺，字君信，是天门人，明朝崇祯年间考中了举人。后来国家发生巨变，他就隐居起来，不当官了，一直住在天门县和柘木县之间。
顺治十二年，朝廷给他安排了个县里的官职。康熙五年，朝廷下令征召他进京。六年后，他到了北京，用一首诗给侍郎严正矩看，诗里写道：“垂老只思还旧业，暮年所急匪轻肥。”意思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只想回到老家，过平静的生活，对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后来他请求回家，皇上批准了。他在西村建了个石庄，给自己起了个号叫“石庄老人”。他穷其一生读书，各种书都读，但为人非常低调。
晚年，他写了一部《绎志》。《绎志》就是他自己人生志向的总结。书里总结了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以及普通百姓的人生志向和事业，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立足于道德修养，贴近百姓生活，既借鉴古人的经验，又符合当代实际，是一部有理论价值、有实践意义的著作。全书二十多万字，内容都源于儒家经典，广泛参考了各种史书，还吸收了各家学说，最终融汇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思想。胡承诺自己认为这本书可以和徐干的《中论》、颜之推的《家训》相提并论，但是它的精妙之处和深邃的思想，是后两本书无法比拟的。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胡承诺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还有另外一部著作《读书说》六卷，写作风格类似于《淮南子》和《抱朴子》，内容零散，但都体现了他对事理的观察和体悟，可以说是《绎志》的补充，两者相辅相成。
曹本荣，字欣木，是湖北黄冈人。顺治六年考中进士，后来被选到翰林院当庶吉士。他穿粗布衣服，吃素菜，一直用清廉节俭来勉励自己。顺治八年，他被任命为秘书院编修。
皇上让他写一篇关于圣学的奏疏，字数要达到一千字。曹本荣在奏疏里大概说：“皇上继承了二帝三王（指尧舜禹汤文武）的统治，那也应该学习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皇上应该广开言路，努力学习，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里那些对修身养性、治理国家有益的内容。在宫里，每天都要讨论；在朝廷上，经筵讲学的时候，要讲解得详细透彻。只有君主的德行修养好了，才能祈求上天保佑江山永固，这才是根本。”皇上看了奏疏后很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
顺治十年，曹本荣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国子监司业，还负责编辑出版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用来教育学生。顺治十一年，他又升任中允。顺治十二年，皇上挑选一些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官员担任日讲官，曹本荣也在其中。顺治十三年，他升任秘书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每天都在皇上身边讲学，讲解经义，辩论学问。皇上还命令他和傅以渐一起注释《易经》，写成九卷本的《易经通注》，这本书融汇了各种说法，语言简洁明了，成为后世学习《易经》的典范。曹本荣还著有《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等书。
顺治十四年八月，他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九月，他又担任经筵讲官。但同年十一月，因为没有尽到监督责任，导致有同考官作弊，被部里建议革职。不过皇上考虑到他侍奉自己讲学多年，就宽恕了他。顺治十八年，他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改任国史院侍读学士。康熙四年，他因为生病请求回老家，最终在扬州去世。
曹本荣的学术思想，是继承了阳明先生“致知”的学说，所以他写《五大儒语》的时候，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放在一起论述。他退休回家后，生活简朴，过得很平静。临终前，他的学生计东在他身边侍奉，他还教导学生要穷究事理，完善自身性情。曹本荣去世那天，容城人孙奇逢非常悲痛。他的儿子曹宜溥，后来通过荫生身份推荐，被选为博学鸿儒，参加考试后被授予检讨的官职。
张贞生，字篑山，是江西庐陵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当上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当时朝廷要派大臣去各地巡查，张贞生上书劝谏。皇上召见他当面询问，他说话又过于耿直。后来考功部门讨论后，革了他的职，让他回家当老百姓，算是蒙恩减了两级官阶才免于更重的处罚。他一开始宣扬阳明心学的“良知”之说，后来又专研朱熹的理学。他在京城住吉安馆，家里杂草丛生，烟火都见不着，穷困潦倒。快要离开京城时，连行装都准备不齐全，朋友们想送他盘缠，他一样都没接受，可见他为人多么清高孤傲。不久，皇上又特地下旨让他恢复原来的官职。他回到京城后就去世了。他留下了《庸书》二十卷和《玉山遗响集》。
刘原渌，字昆石，是山东安丘人。明朝末年，盗贼四起，刘原渌和他的哥哥一起带领乡亲们堆土筑堡来抵御强盗。强盗来了，守堡的人很多都战死了。刘原渌的哥哥冲出去战斗，身上中了九箭，仍然奋勇杀敌。刘原渌跟着他一起，射出了几十箭，箭射完了，哥哥让他撤退。刘原渌大声喊：“离开哥哥一步，我就不活了！”然后他斩杀了两个盗贼头目，缴获了六匹马，强盗们这才逃跑了。乱世平定后，他靠辛勤耕作变得富有。之后，他把最好的田地给了哥哥，用剩下的钱财为长兄养老送终，还供养亡故姐姐的家人。他谢绝了所有的人情往来，一心想寻求长生不老的秘诀。结果得了咯血的疾病，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他读了宋代儒家的书，就笃信朱熹的理学，还把朱熹的书整理成《四书近思续录》。他曾经说过：“读书人要‘居敬穷理’，这两者都是效法先王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这是‘居敬’的功夫；‘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穷理’的功夫。”他每天五更天就起床，去祭祀祖先之后，就和学生们一起讲学，常常讲到深夜。他哥哥生病时，他祈求上天，愿以自身性命代替哥哥。哥哥去世后，他三天之内滴水未进。他还为乡亲们建立了义仓，在歉收的年份煮粥救济饥民。他还说过：“我和别人都是同一天生的人，有什么界限呢？”他去世时，八十二岁。他留下了《读书日记》和《四书近思续录》四卷。
话说过了几十年，昌乐县出了阎循观、周士宏两位学者，潍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簠、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同县还有张贞，他们都继承并发扬了原渌先生的学说。
姜国霖，字云一，潍县人。他父亲在燕京做客人生病了，国霖千里迢迢地赶去探望，光着脚丫子跑了上千里路，等他赶到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没钱买棺材，他就用自己的衣服裹着父亲的遗体，背着回家，沿路讨饭。回到家乡后，哭着对族里的人说：“父亲去世了，我连给他收殓和下葬都做不到，我想以死殉父，可是我还有老母亲啊！各位长辈，你们能指点我一下该怎么办吗？”乡亲们都被他的孝心感动了，纷纷捐钱帮他下葬。他母亲脾气很暴躁，有一天又大发雷霆，国霖就装作小孩子玩耍的样子，跪在母亲面前，握着母亲的手，还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他母亲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哈哈大笑，气也消了。那时国霖已经五十岁了。他师从昌乐的周士宏，曾经和周士宏一起到莒县游玩，很喜欢那里的山山水水，临终前嘱咐要把他也葬在莒县。国霖就在墓地旁边盖了间小屋，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从不向别人求助。有一年闹饥荒，莒县的人担心他会被饿死，就报告给官府，官府也给他送来了粮食，但他也没接受。昌乐的阎循观问他最喜欢读什么书，他说：“《论语》，我一辈子都读不完。”
刘以贵，字沧岚，康熙二十七年考中了进士。他当上了苍梧县令。苍梧县瑶族和僮族混居，他便创办了茶山书院，用诗书教化当地百姓。回乡后，他闭门著书，写出了《藜乘集》。
韩梦周，字公复，乾隆二十二年考中了进士。他的治学方法是以存养、省察、致知这三者为修身养德的基础。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重礼仪，并且以追求功名利禄为耻。后来他做了来安县知县，政绩显著。长洲的彭绍升称赞他的治理来安县如同元代的鲁山县那样好。他著有《理堂文集》，其中表扬正直，奖励忠义的内容，都对社会风气有益。
梁鸿翥，字志南，德州人。他每次学习一部经书，书桌上就不会摆放其他的书籍。如果遇到疑问，他会思考好几天几夜，直到弄明白为止。益都的李文藻见到他后非常欣赏，大力推荐他，于是梁鸿翥名扬天下。他因为品行高洁而被推荐到国子监学习。他五十九岁去世，著有《周易观运》等书。
坤宏，字镜野，胶州人。他得到《传习录》后，特别高兴，觉得这书就跟自己心里想的一样。他学习以王阳明为宗师，以“不自欺”为根本。乾隆六年考中了举人，后来当上了大理评事。去世的时候，年纪八十多岁。
循观，字怀庭，昌乐人。他专心研究洛阳学派和闽学，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刻苦，靠自己努力生活。学习经书不拘泥于某一家学说，而是追求自己的心得体会。乾隆三十四年考中了进士，在吏部考功司当了主事。他还写了《困勉斋私记》、《西涧文集》和《尚书春秋说》这些书。
任瑗，字恕菴，淮安山阳人。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并讲学。他静坐三年，感叹道：“圣人的道理，归结于中庸之道，最终达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境界，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乾隆元年，一位大官推荐任瑗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廷试后他就回家了。韩梦周跟别人说：“任先生德行和才能都具备，自明朝以来没有这么伟大的儒学家。”后来韩梦周要回北方，任瑗对他说：“山东人大多质朴正直，你应该引导后进，传承正统的儒学。”于是写了一篇《反经说》给他看。他八十二岁去世，留下了《纂注朱子文类》一百卷、《论语困知录》二卷、《反经说》一卷、《阳明传习录辨》二卷、《知言劄记》二卷、《朱子年谱》一卷等著作。
颜元，字易直，是博野人。明朝末年，他父亲在辽东当兵，死在了关外。颜元当时很穷，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想尽办法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家安葬，所以世人都称赞他是孝子。
守孝期间，他严格遵守朱熹的家礼。古礼上说，“刚开始守丧，早晚各吃一碗满满的米饭，吃多少都没关系”。朱熹的家礼删去了“吃多少都没关系”这句话，颜元却严格遵守删减后的家礼。所以他早晚都不敢吃饭，到了早晚，悲伤过度，更吃不下东西，差点病死了。古礼关于丧服还说：“过了三个月，可以搬到屋外睡觉，开始吃蔬菜水果。吃素食，随时都可以哭。”朱熹的家礼改成了“过了三个月，只在早晚哭，只有每月初一十五没过完孝期的才一起哭，其他任何悲伤的时候都不能哭”。颜元也照着朱熹改过的家礼去做。后来他觉得朱熹的修改过于压抑人的感情，跟古礼比对后发现不对。于是他感慨地说：先王制定的礼仪，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后来的儒生们没有德行，也没有地位，根本没资格修改它！所以他写了《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本书来创立自己的学说，并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习斋”。
肥乡漳南书院，当地人郝文灿邀请颜元去教书。书院开设了文科、武科、经史和技艺等课程，跟着他学习的人有几十个。有一天，天下起了很大的雨，漳河水暴涨，书院的院墙和房屋都被淹没了，人影全无。颜元叹息道：“看来天都不想让我传播我的学说啊！”于是他就辞去了教职，回去了。八年后，颜元去世，享年七十岁。他的学生李塨、王源为他编纂了《颜元年谱》两卷，钟錂则辑录了他的言行和一些奇闻异事，分别编成了《言行录》和《辟异录》，各两卷。
王源，字昆绳，是北京大兴人。他哥哥叫王洁，年轻的时候跟着梁以樟先生学习。梁先生讲的是宋代儒家的学问，王源小时候就听了，但他当时并不认同，只喜欢学习前朝的典故和边关险要的攻防策略。
四十岁那年，他去北京游历。有人批评他不写时文应试，王源笑着说：“这还需要学习才能做到吗？”于是他就去参加考试，在康熙三十二年考中了举人。有人劝他再参加礼部的考试，他谢绝了，说：“我参加考试只是为了谋生，免得被人指责罢了！”昆山的徐乾学在洞庭山开了一家书局，招揽天下名士，王源也去了那里。在众多同辈中，他跟刘献廷关系最好，两人每天都讨论天地阴阳的变化，帝王的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的原因，疆域的要害，以及近代人才的正邪，他们的观点都很一致。刘献廷去世后，王源每次谈起他都忍不住流泪。
没过多久，他遇到了李塨，非常高兴，说：“自从献廷去世后，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啊！”李塨精通圣人之学，王源听了之后深受感动。于是他拿着《大学》去拜访李塨，请教学习。李塨就详细地讲解了颜元明孝敬父母的道理，王源说：“我知道我的方向了！”于是他通过李塨的引荐，去博野拜访颜元，当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后来客死在淮河边上。他留下了《平书》十卷，《文集》二十卷。
程廷祚，字启生，是南京人。一开始认识了武进人恽鹤生，这才听说颜元、李塨的学说。康熙庚子年，李塨到南京游玩，程廷祚多次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他读了颜元的《存学编》，在后面写道：“古时候阻碍道统的，来自儒家之外；现在阻碍道统的，来自儒家之中。颜元兴起于燕赵之地，正值天下太平、人心和谐的时候，才能做到折衷恰当，并能指出其谬误，可以说是五百年间仅有的一位了。”所以程廷祚曾经说过：“效法颜元，其难度超过孟子，但其功绩却比孟子更大。”于是他努力摒弃其他学说，以颜元学说为中心，并参考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因此他读书非常广泛，但都归于实用。
乾隆元年，他考中了博学鸿词科，进京后，有个达官显贵很欣赏他，托熟人转达意思，说：“支持我，翰林院的官职就能到手。”程廷祚拒绝了，最后还是被淘汰了。十六年，皇上特地诏令举荐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程廷祚又被江苏巡抚推荐，结果还是被淘汰回家了。他去世时，七十七岁。著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
恽鹤生，字皋闻，是武进人。因为他和李塨交往，所以得以看到《颜氏遗书》，自称是颜元的私淑弟子。他在经学和毛诗方面造诣很深，著有《诗说》，以毛亨、郑玄的注释为宗旨。
李塨，字刚主，是蠡县人。年轻的时候，他和王源一起拜颜元为师。他亲自下地耕种，很擅长农业，即使是歉收年景，也能保证有收成。但是他吃得很简单，粗茶淡饭，家里所有的活儿，老婆孩子都一起干。康熙二十九年，他考中了举人。晚年的时候，他被授予通州学正的职位，但是一个月后，他就因为母亲年迈而辞官回家了。
李塨学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和慈溪的姜宸英齐名。他还曾经帮助朋友治理一个比较大的县城，一年多时间，政教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他的名声传到了朝廷大臣那里。当时权倾朝野的明珠、索额图都曾经邀请他去教他们的儿子，都被他拒绝了。李光地在直隶做巡抚的时候，向朝廷推荐李塨的学识和品德，李塨也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很多王爷都来聘请他，他总是躲开，去别的地方。后来，他又跟着毛奇龄学习。
他写了很多书，有《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恕谷后集》十三卷。
话说这塨先生啊，他讲学啊，特别注重实用，解释经典的意思，跟宋朝那些儒生们可不太一样。而且他自己还挺自负的，觉得程颐、朱熹那些讲学，还有陆九渊、王阳明那些顿悟的理论，都是空话。你想啊，明朝末年的时候，心学特别流行，儒家思想跟佛教禅宗混杂在一起，那些讲究规矩的儒生们又不太关心实际的事情，到了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这些说法还留着呢！所以颜元和塨先生就都主张务实，跟他们对着干。塨先生的观点呢，能弥补一些儒家思想空洞的缺点，但也不能光用他的理论来教人，把其他学说都扔了。
他讲《易经》啊，主要注重观察卦象，还用互体卦的解释方法，他说：“圣人的教诲很少谈到人的本性和天道，乾坤四德，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事上，从《易经》的‘屯’卦、‘蒙’卦往下看，也都是从人事方面立论的。陈抟老祖的《龙图》，刘牧的《钩隐图》，还有那些探究无极、推演先天之道的，都让《易经》之道变得没啥用了。” 这话说得有点过激了。但明朝的时候，心学渗透进《易经》的解释里，很多人用禅宗的偈语来解释经文，那些研究数字的人反而不关心卦象占卜了，歪曲圣人的教诲，坏处太多了，根本数不清。塨先生把《易经》引回到人事上来，这倒是抓住了圣人教诲的精髓。
他又说，《大学》里讲的“格物”，就是《周礼》里说的三种祭祀用的器物，说孔子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讲的六德、六行、六艺，规矩还在呢，所以“格物”这门学问，人人都会，不用再说了，只要明白“明德”、“亲民”的目标，从“诚意”入手就行了。“格物”这一环，可以不用再补充了。他的这些说法，其实是从颜元那里学来的。毛奇龄看不惯他跟自己不一样，就写了《逸讲笺》来攻击他。但当时很多学者都赞同塨先生的观点。
刁包，字蒙吉，晚号用六居士，是祁州人。明朝天启年间考中了举人。后来他又参加春闱考试，但是没考上。于是他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一心钻研圣贤的学问。一开始他听说孙奇逢讲授良知学说，心里就非常向往。后来读了高攀龙的书，更是高兴极了，说：“不读这书，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他把高攀龙当成自己的老师，如果自己有什么过错，就跪在老师面前认错。
后来流寇攻打祁州，刁包倾家荡产，号召大家一起誓死保卫城池，结果城池没有失守。当时有两个太监负责军事，探子回报说贼兵势头很猛，那两个太监就生气刁包惑乱人心，想要杀了他。刁包大声说：“如果一定要杀，请先杀了我！”两个太监这才作罢。两个太监私下说：“要是这个人当了官，那不得跟杨嗣昌、左光斗一样啊？”流寇退去后，流离失所的百姓遍地都是，刁包就搭建房屋收留他们，生病的还提供医药，救活了不少人。还有山东的七十多个难民妇女，刁包挑选了老成持重的家人护送她们回家。临行前，刁包八拜九叩郑重托付，那些家人个个感动得哭泣不止，尽力护送她们。她们辗转经过六个府，最终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朝廷发生巨变，刁包在他的住所顺积楼里设了庄烈愍皇帝（崇祯帝）的灵位，穿着丧服，日夜哭祭，非常有礼数。伪清政权催促他出来效力，刁包坚决以死相抗，差点因此丧命。于是他就隐居不出，在城角辟出一块地，建了个斋堂叫“潜室”，又建了个亭子叫“肥遯”。他每天都闭门读书，不管严寒酷暑，许多学者都来向他学习，求学的人络绎不绝，门外都挤满了拿着经书的人。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悲痛过度，头发胡子都白了。三年里他不喝酒吃肉，也不睡在床上。后来母亲去世，他悲痛欲绝，吐血不止，病了好几个月，最终去世了。
他著有《易酌》、《四书翊注》、《潜室劄记》、《用六集》等书，都是阐述义理的，文字明白晓畅，正大光明。他还编选了《斯文正统》九十六卷，专门以品行为标准来评价人物，如果说这个人好坏，即使是绝世技艺，他也不采纳。刁包年轻时和新城王余佑是至交好友。
余佑，字介祺。他爸爸叫余延善，是县里的秀才，为人重情重义。明朝快完蛋的时候，他把家里的万贯家财都散给了朋友们。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余恪，老三叫余严，余佑是老二。明朝灭亡后，余延善带着三个儿子和雄县的马鲁一起举起义旗，发布檄文讨伐叛贼。当时容城的孙奇逢也起兵了，他们一起收复了雄县、新城和容城三县，还把那些伪官给杀了。
顺治初年，余延善被仇家陷害，抓到北京去了。余恪带着两个弟弟，为了报仇，独自一人去北京救父亲，结果父子俩都在北京城里死了。余严趁着夜色带着壮士们冲进仇人家里，把仇家老老少少三十多口人都杀光了。这事闹得很大，官府到处抓人，还好有个上官知道这件事是冤枉的，极力为他求情才免于一死。余佑则躲到了易州的五公山，自称五公山人。他曾经跟孙奇逢学习过兵法，后来又跟孙奇逢学习性命之学。他隐居起来教书，不追求名利，教导学生要忠孝为本，注重实际学问。最后，他活到七十岁去世了。
李来章，字礼山，是襄城人。他从小就特别聪明。有一次，他看到石匠在院子里拼接石头，怎么也拼不好，他就对石匠说：“把石头上的泥土清理干净，它自然就能拼合上了。这就像我学习人心和道心一样。”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他擅长写诗和古文。康熙十四年考中了举人。他曾经跟魏象枢学习，魏象枢告诫他说：“想要去除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远大的志向。”李来章因此写了一本《书绅语略》，他的论点都是不违背先儒的思想，并且注重实用。他又先后跟孙奇逢和李颙学习。当时孙奇逢在百泉讲学，李来章和冉觐祖等人则在嵩阳讲学，两地隔河相望，当时学术之盛，一时无两。后来，他又担任南阳书院的山长，制定了《南阳学规》和《达天录》来教学，当地学风因此大为提升。后来因为母亲年老，他就辞官回家了。他又重新修缮了紫云书院，在里面读书，很多学生都从远方来这里求学。他母亲眼睛生病了，李来章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用舌头舔母亲的眼睛，他母亲的眼睛后来就复明了。
我啊，去广东连山县参加考试。连山县的人口可少啦，就那么七个村子，总共才两千户人家。但是，瑶族同胞可不少，大排住着五个村子，小排住着十七个村子，加起来足足上万人呢！那地方啊，山连着山，岭接着岭，全是光秃秃的石头，能种地的地也就十分之一。而且，有些瑶族人还蛮横霸道，经常闹事。
我当时就觉得，瑶族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也是人啊，也有自己的感情，应该真诚地对待他们。我就学着明朝王守仁先生的样子，每天都请来瑶族的老人们，了解他们的困难，帮助那些逃难的瑶族人，鼓励他们开垦荒地，还给他们减轻赋税。 我还深入到瑶族人的村寨里，跟他们订立盟约，请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我用真心去感动他们。
后来，我在连山县办了个书院，制定了学习的规章制度，每天都教导县里的人。那些聪明的瑶族年轻人也来书院学习，读书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学政大人还特意表扬我呢，说：“你忠诚守信，认真敬业，连蛮夷之邦都能被你感化了！” 考试合格后，我被任命为兵部主事，负责管理北新仓，还整顿了那些贪污腐败的运输官员。没多久，我就因为身体不好辞职回家了。
大学士田从典和侍郎李先复两位大人还联名上奏，说我很有真才实学，应该重用我，皇上也下旨召见我，但我没去。我六十八岁那年去世了。我留下了《礼山园文集》、《洛学编》、《连阳八排瑶风土记》、《衾影录》等著作。
冉觐祖，字永光，是郓国公的后代。元朝末年，他父亲担任中牟县丞，所以家就安顿在那里了。康熙二年，他乡试考中了第一名。但他却闭门读书，潜心研究四书集注，足足花了二十年时间。他逐字逐句逐章地深入钻研，反复验证，修正各种说法，最终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取名为《玩注详说》。 后来他又陆续研究群经，每部经书都写了专门的著作，并且融合了汉儒和宋儒的观点。康熙十八年，朝廷开设博学鸿儒科考试，当时的巡抚想推荐他，想见见他。冉觐祖说：“我去见你，那就是为了求你推荐我啊！”坚决不去。
少詹事耿介在嵩阳书院主讲，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讲孟子的一章，深入剖析了天理人欲的关系，大家听得都鸦雀无声。康熙三十年，冉觐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康熙三十三年，他被授予检讨的官职。这一年，康熙皇帝在西暖阁亲自考试翰林院的官员，详细询问了冉觐祖的家世和籍贯，并称赞他“气度老成”。第二天，康熙皇帝在瀛台设宴款待，还特意认出了他，问他：“你是河南的解元吗？” 这是对他的才能的肯定。不久后，冉觐祖就告老还乡了。他活到八十二岁去世。
窦克勤，字敏修，是柘城人。他听说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就前往拜师学习。康熙六年，他乡试考中，进京后拜访了睢州知州汤斌。一天晚上，他向汤斌请教学习方法，汤斌说，师道不正，是因为教官失职。他劝窦克勤去做教官，后来窦克勤被选为泌阳县教谕。泌阳县地处偏僻，人们很少重视学习，窦克勤就创办了五个社学，每月初一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表现好的进行奖励，对表现不好的进行批评教育。有空的时候，他就闭门读书，即使有时吃不上饭，也依然泰然自若。康熙十七年，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被授予检讨的官职。有一天，康熙皇帝让翰林院的官员们写楷书，窦克勤写了“学宗孔、孟，法在尧、舜，而其要在慎独”十四个字呈给皇帝，康熙皇帝看了非常欣赏他的书法和品德。后来，因为父亲年老，窦克勤请求告老还乡。他在柘城东郊创办了朱阳书院，提倡正统的儒家学说。从此，除了夏峰书院和嵩阳书院之外，朱阳书院也成为中原地区著名的书院。他六十四岁去世，著有《孝经阐义》。
李光坡，字耜卿，是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的弟弟。他五岁的时候，跟哥哥弟弟们一起被贼人抓走了，后来才逃出来。逃难之后，他在家里读书，学习宋代儒家的学说，还有家乡前辈学者留下的疑难问题集。他系统地学习了十三经，以及濂、洛、关、闽四地的儒家学说，还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和史书。他天资不算特别聪明，但靠着勤奋刻苦，最终学有所成。他的学术思想主要继承程朱理学，易学方面则师承邵雍，同时还参考扬雄的《太玄》，致力于阐明性理，弘扬儒家大义。
壮年时期，李光坡专心研究《三礼》，因为他发现《三礼》的学问在宋代就已经衰落了，到了明朝更是几乎失传，尤其《仪礼》更是鲜为人知。他花了四十年时间，完成了《三礼述注》六十九卷，以郑康成的注疏为基础，力求解释简明，既不繁琐冗杂，也不夸夸其谈，自成一家之言。他哥哥李光地曾经写过一篇《周官笔记》，光地的儿子李钟伦也写过《周礼训纂》二十一卷，他们都注重阐述要点，不太注重考证和辩论，这和李光坡的治学风格很相似，可见他们家学渊源深厚。
李光坡平时在家潜心研究，康熙四十五年才进京，和哥哥李光地一起探讨学问。他还写了三篇《性论》，论述了理气先后、动静的关系，纠正了一些近世儒者的错误观点。回乡后，李光地写诗送别他：“后生茂起须家法，我老栖迟望子传。”可见他对李光坡寄予厚望。李光地曾经评价说，东吴的顾炎武和李光坡都花了数十年时间钻研经学，勤奋刻苦，他们的成就足以流传后世。李光坡为人非常孝顺，他父亲病重的时候，他虔诚地焚香叩拜上天，祈求父亲能够康复，结果他父亲的病真的好了。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方正，官府准备让他参加选拔，但他却病倒了。最终，李光坡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去世了。他还留下了《皋轩文编》。
李钟伦，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考中举人。他最初是向李光坡学习《三礼》，后来又和宣城的梅文鼎、长洲的何焯、宿迁的徐用锡、河间的王之锐、以及同县的陈万策等人互相讨论学术，他的学问很有根基。可惜他最终没有做官就去世了。
庄亨阳，字复斋，是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考中进士，做了山东潍县的县令。他母亲在他任上去世了，死在了路上。他回家后在母亲墓旁守孝三年，从那以后就没有一天离开过父亲。乾隆初年，礼部尚书杨名时推荐了七个人才，庄亨阳就在其中，被任命为国子监助教。
那时候，朝廷提倡用儒家思想治国，礼部尚书杨名时、孙嘉淦，还有大学士赵国麟，都因为德高望重、年纪很大而负责太学的事务，他们一起提倡正统的儒学。国子监的六堂堂长，庄亨阳和安溪人官献瑶、无锡人蔡德晋等人，都是当时很优秀的人才。每个月初一和十五，他们都要去祭拜孔子，祭祀仪式结束后，六堂的老师们就上讲台，带领国子监的学生们依次诵读经书并提出疑问。每隔十天，六堂的老师们就会分头讲解一部经书，在各自的书房里讨论南北学派的不同观点，读书声朗朗，一直持续到深夜。当时京城里的人都称他们为“四贤五君子”。
后来，庄亨阳升迁为吏部主事，又外放担任德安府同知，之后升任徐州知府。徐州经常发生水灾，庄亨阳就仔细考察河道情况，向当地有经验的老人请教，制定了详细的防治方案，建议开挖上游的水道，用来疏导洪水，他还指出石林堤坝有危险。还没来得及施工，石林堤坝就溃决了，沛县城快要被淹了，老百姓四处逃窜。庄亨阳乘坐小船四处奔走告诉乡亲们：“太守来了，你们不用害怕！”他亲自带领大家堵修堤坝，七天七夜，终于把城墙修好了。他在徐州三年，两次遇到大旱灾，他都认真地组织救灾，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
九年后，他升迁为按察司副使，负责巡视淮河、徐州和海州一带。庄亨阳精通数学，在负责治理河防的时候，他深入研究了测量方法，上书朝廷，大致意思是说：“淮河、徐州的水患，是因为堵塞了毛城铺，导致徐州受灾；堵塞了天然减水坝，导致凤阳、颍州、泗州受灾；堵塞了车逻、昭关等堤坝，导致淮河、扬州上下游都受灾。应该开挖毛城铺，让洪水流入洪泽湖，这样徐州的水患就能解决；开挖天然坝，让洪水流入高邮湖、宝应湖，这样上游的水患就能解决；开挖三坝，让洪水流入兴化、盐城的湖泊，这样高邮湖、宝应湖的水患就能解决；开挖范公堤，让洪水流入大海，这样兴化、盐城、泰州等州县的水患就能解决。”朝廷官员很认同他的说法，但是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京察的时候，大臣们都要自己陈述政绩。高宗皇帝下令，让每个自陈的人推荐一个人来代替自己。内阁学士李清植推荐了张亨阳，当时大家觉得很合适。张亨阳因为勘察淮海地区的灾情劳累过度，得了重病去世了。他死的那天，淮海地区的百姓都关了铺子，跑来奔丧，竖起旗帜哭泣，纷纷送来祭奠的物品。
讷亲巡视江南的时候，各地的官员都穿着便服跪着迎接他，只有张亨阳对他拱手行礼。讷亲责问他，张亨阳说：“我不是故意不向您下跪，而是按照会典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啊！”讷亲没说话了。张亨阳出巡的时候，下属按照惯例准备祭祀用的食物，但他一样都没拒绝，说：“东西都已经做好了，扔掉的话，就是浪费粮食，也违背人情啊！”他的随从们自己喝马匹的饮用水，张亨阳有时会犒劳他们，他们就跪下推辞说：“您把我们当儿子看待，我们不跟您说就接受您的赏赐，心里不安。跟您说了，您肯定要推辞，这样就辜负了您的好意了。”张亨阳再三劝说，他们就都跪在地上，指着自己的心发誓。他就是这样感动了大家。
官献瑶，字瑜卿，是安溪人。他师从漳浦的蔡世远和桐城的方苞，被认为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后来，杨名时推荐了他，他被补任为助教。刚进学堂，他就向老师提出了六条建议。乾隆四年，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三礼馆担任纂修官，后来被授予编修的官职。九年后，他主持浙江的考试。接着，他又担任广西、陕甘的学政，升任洗马。在关中，他找到了宋代张载的后代，有二十多代了，他还嘱咐当地的学官好好教导他们。他在学生中认识了韩城的王杰，认为他将来会有大作为，果然不出他所料。献瑶从小父母双亡，很孝顺母亲。从陕甘任满回来后，他就请求侍奉母亲。他侍奉母亲二十多年，母亲九十岁去世。他疼爱自己的儿女和兄弟姐妹，修缮祖宗的祠堂，增加祭祀的器物，认真研究礼经，按照当时的制度确定祭祀的仪式，制定乡规教导族人，设立义田来救济贫困的亲戚。他去世的时候，八十岁。他著有《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卷，《尚书讲藁》《思问录》一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仪礼读》三卷，《丧服私钞并杂记》一卷，《春秋传习录》五卷，《孝经刊误》一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是宝应人。他从小跟着叔父王式丹学习，特别努力刻苦，认真钻研朱熹的学问，并且身体力行。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他才考中进士，那时候他已经五十一岁了。他请求朝廷给他一个教书育人的职位，后来被任命为安庆府学教授。
雍正元年，有人推荐他，皇上召见了他，授予他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并且让他在上书房当差。两年后，他母亲去世了，他辞官回家守孝，朝廷还特别赏赐给他内府白金作为丧葬费用。
王懋竑本来身体就不好，守孝期间更是消瘦憔悴，守孝期满后他重新上任。没多久，他又因为年老体弱多病请求退休回家。十六年后，他去世了。
懋竑为人性格淡泊，年轻时就曾对朋友说：“三间老屋，万卷旧书，我这辈子心愿就足够了。” 他回乡后，就闭门读书著书。他校订了朱熹的年谱，主要目的是辨析朱熹为学次第，以此来反驳姚江学派的说法。他还著有《白田杂著》八卷，对朱熹的文集和语录考订得尤其详尽。他认为《易经》的《本义》前九图和《筮仪》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并非朱熹所作。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朱熹关于《易经》的著作，有《本义》和《启蒙》，他跟门生讲论得非常详细，但这些九图里却根本没提到一句。这九图跟《本义》和《启蒙》有很多地方对不上，门生们怎么就没一点怀疑呢？《本义》里描述画卦的方法是：‘从下往上，两倍再三倍，就能构成八卦。八卦之上，再分别加上八卦，就能构成六十四卦。’一开始并没有参考邵雍的学说。到了《启蒙》，却完全采用了邵雍的学说。而邵雍传下来的，只有先天方圆图。至于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是根据《经世演易图》推导出来的。同州王氏、汉上朱氏的易学著作里，都有这两图，《启蒙》就是根据它们来的。至于朱熹自己绘制的六幅横图，则在下面注上了大传和邵雍的解释，却不敢题为‘伏羲六十四卦图’，他如此谨慎。现在却直接称之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是谁接受谁传下来的呢？说是伏羲四图，说法都出自邵雍，而邵雍只有先天一图，八卦图是后来推导出来的，六幅横图是朱熹自己作的。说都是出自邵雍，这是诬陷邵雍啊！”
他又说：“邵雍得到这些学说来自李之才，李之才得到这些学说来自穆修，穆修得到这些学说来自陈抟（希夷先生），这是程明道叙述康节先生（邵雍）学问源流时说的。汉上朱氏把先天图归于陈抟，已经没有根据了。现在又把它移到四图上，好像陈抟已经有了这四图一样，这是同时诬陷陈抟啊！《文王八卦》，《说卦传》里明确说了。《本义》认为它解释得不详尽，《启蒙》又另作解释，却没有把它写入《本义》。至于‘乾，天也，故称乎父’这一节，《本义》认为是用揲蓍来求卦爻，《启蒙》却认为‘乾求于坤，坤求于乾’和‘乾为首’这两节，都是文王观察已经成形的卦象，然后推测它未明之象，这跟《本义》不一样。现在却把它叫做‘文王八卦次序图’，这又是谁接受谁传下来的呢？《卦变图》在《启蒙》中解释得很详细，大概是一卦可以变化成六十四卦，《彖传》中关于卦变的论述，只是偶然举了十九卦来说明而已。现在图和卦都不符合，它不是朱熹的书，这就很明显了。”他的这些说法，是宋元儒者都没有提出的。
我查阅了很多史书，发现孟子七篇里提到的齐王都是齐湣王，而不是齐宣王。孟子离开齐国，应该是在齐湣王在位十三四年的时候。从齐湣王去世算起，再过二十五年六年，孟子肯定已经不在了。公孙丑两篇里称呼齐王时没用谥号，这才是原本的样子；而梁惠王两篇里却称他为宣王，这是后人加上的。 《资治通鉴》把孟子离开齐国的年份上调到威王十年，下调到湣王十年，大概是为了迁就齐国伐燕那年的记载。这么说来，他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啊！
我们同乡里跟懋竑一起学习朱子学说的，还有朱泽沄和乔仅两个人。朱泽沄，字湘陶。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得到了程氏读书的分年计划，就按照计划循序渐进地学习。他还去泰州跟陈厚耀学习天文，能够领会陈厚耀的精髓，学了很久。后来，他立志要钻研圣人的学说。他认为朱子的学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思想，发扬了颜渊、孟子的学说，追溯到孔子。有人说朱熹是“道问学”的代表，陆九渊、王阳明是“尊德性”的代表，朱泽沄又读了朱子的文集和语录，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认真地研究琢磨，反复地身体力行，然后去向懋竑请教，懋竑也多次解答他的疑问。他深深相信朱子“居敬”、“穷理”的学问，是自孔子以来一直传承下来的学问精髓；“穷”就是穷究心中所存的道理，“存”就是保存心中所穷究的道理，这其实是一回事。他感慨地说：“要说‘尊德性’，没有人比得上朱子；要说‘道问学’，也没有人比得上朱子了！”
雍正六年，朝廷下令让大臣们举荐人才。直隶总督刘师恕想把他推荐给朝廷，还派他弟弟为他建了房子来邀请他，但他都没答应。他晚年得了腿疾，但仍然坚持五更起床，洗漱完毕后，就看书，一直看到深夜也不觉得疲倦。他告诫他的儿子光进说：“圣贤的功夫，正是在困苦的时候才能检验出来。”病重的时候，他对门生乔仅说：“生死是平常事，时间到了自然会走，没有什么留恋的。”他吟诵了邵雍的诗，然后安详地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他留下的著作有《止泉文集》八卷，《朱子圣贤考略》十卷。
乔仅，字星渚，从小就很有骨气。有一次，河水冲决了子婴堤，大家都逃跑了，只有他倡议大家赶紧修堤坝，十天就修好了。他跟着泽沄先生学习，认真遵守朱熹先生教人读书的顺序，仔细研读朱熹的书，遇到疑问就立刻去问泽沄先生，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泽沄先生夸奖他说：“我的学生很多，只有乔先生你最刚强。” 后来有人问他关于当时一些后学和语类训石洪庆的议论，乔仅听了之后更加努力了。乾隆元年，他考中了孝廉方正，但他拒绝了这个官职。他还和懋竑通信，反复论述治学之道，自认为自己开始学习比较晚，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听说弟弟在江陵去世了，他立刻冒着大雪走了几千里路，把弟弟的灵柩扶回家。曾经有人叫潘某欠了他钱没还，他就把欠条给了人家。临终前，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痛，但是我的内心却平静如水！” 然后他吩咐家人给他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后才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著有《日省录》《训子要言》《困学堂遗稿》，由汤金钊作序出版，汤金钊评价他的学术“刚健笃实，发为辉光，粹然有德之言”。
李梦箕，字季豹，是连城人。十五岁就成了孤儿。他刻苦学习，崇尚朱熹的学说，以孝顺友爱著称。他教导别人总是说行善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别人却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梦箕就说：“做起来很难，你做不做呢？”有人问他：“快乐在哪里呢？”他说：“问心无愧。”“这和孔夫子、颜回的快乐相比怎么样呢？”他说：“做到就行了！”他侍奉兄长如同严父，抚养侄子如同亲生儿子。他经常告诫子侄后辈要警惕自己性格上的偏颇，要懂得自我改变。临终前，他对亲人说：“我这一辈子努力约束自己，恐怕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吧，让我在临终前听到你们的批评指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
子图南，字开士。康熙六十一年考上了举人。他很有学问，一直传承着家学。一开始他擅长写诗和古文，后来却感叹说：“我的学习有自身身心性命更应该急切关注的事情，怎么能为了虚名而奔波呢？”于是他就深入研究濂、洛、关、闽一派的理学书籍，把反躬自省、切实修身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在连峰、点石等山中住了很久。他还说过：“读书人最大的害处就是贪图名利。克服了这一点，才能一起学习。”他和蔡世远一起探讨修身穷理的重要性，蔡世远非常重视他的观点。雍正九年，吏部下令全国的举人，如果想要当县令的，先要到京城学习政务，图南到了京城，在户部观政。因为母亲病重，他就回家了，结果回家后母亲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雷鋐评价他说：“学习圣人的道理，一定要从严于律己的人开始，图南大概可以算得上这样的人。”当时同乡张鹏翼、童能灵也都以学问和品德著称。
张鹏翼，字蜚子。是岁贡生。他八岁就喜欢学习，十几岁就通读了各种经书。塾师教他写文章考取功名，他心里却对此有所怀疑。他熟读《四书大全》，忽然顿悟说：“心应该在身体里，身体应该在心里。”于是他就放弃了做官的想法。他住在连城，周围是连绵的山，没有老师指导。张鹏翼四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近思录》和《朱子全书》。又过了十年，才看到薛文清的《读书录》。他曾经说过：“考亭先生（朱熹）去世的时候，才是我真正开始潜心读书的时候。”他每天都勤奋地学习，不知不觉就老了。他住的乡下地方叫新泉，男女老少往来于两座桥之间，路上从不丢东西。集市上做买卖，都先让外地客人，大家都服从张鹏翼的教诲。他著有《读经说略》《理学入门》《孝子传》《历代将相谏臣三谱》《二十二史案》《芝坛日读小记》等书。
能灵，字龙俦，是个贡生。他特别爱学习，一直遵循程朱理学，从不偏离分毫。乾隆元年，他考中了博学鸿词科。后来好几次都考中了优等，但他都因为母亲年纪大了而放弃了。他活到九十岁，和兄弟们一起白发苍苍地生活在一起。他守丧非常孝顺，乡里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能灵曾经和雷鋐一起讨论《易经》，他认为河图洛书是理解象数之学的关键。关于古代乐律，他的观点是：“《洛书》是五音的根本，《河图》是《洛书》的源头。《河图》是圆的，代表着气；《洛书》是方的，代表着体。五音是气，气凝结成体，体聚集气，然后才能发出声音。蔡氏的《律吕新书》沿用了《淮南子》和《汉书》的说法，错误地认为亥是黄钟的实音。只有他所推算的寸、分、釐、丝、忽的算法，其数值与《史记·律书》相符，所以我采用他的说法，并深入研究其源委，最终写成了一本书。”他还著有《中天河洛五伦说》、《朱子为学考》、《理学疑问》等书。
连城理学的开端，是从宋朝的邱起潜和明朝的童东皋开始的，而能灵和鹏翼则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们都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并且对朱熹和陆九渊理学思想的异同进行了严谨的辨析。张伯行在福建做官的时候，在文溪建了一座书院，祭祀邱起潜和童东皋。后来又扩建成了五贤书院，中间祭祀宋代的五位理学大师，而能灵和鹏翼也一起被配祀其中。
胡方，字大灵，是新会人，考取了岁贡生的功名。他为人正直，崇尚实践，生活在道学风气衰微的时代，却独自坚守着高尚的品德。广东总督吴兴祚听说过他的名声，想招他去做官，胡方却躲了起来，总督根本找不到他。
他侍奉父母，衣食住行样样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心里却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好。父母一旦生病，他就非常焦虑，吃药前必定先尝一下再给父母服用。晚上要穿戴整齐侍奉在父母身边，从不先睡。父母去世后，他就在草地上睡在棺材旁边守灵，三年之内都没有进家门。他把祖上的田地房屋都分给了弟弟，自己靠教书维持生活。族里姻亲中遇到生活不能自理的，他总是尽力帮助他们。
有达官显贵送来很多钱财，请他写文章祝寿，他不答应；有官吏强迫他办事，他也不答应；家里人告诉他断粮了，他还是不答应。乡里的小孩子偶尔犯了错，挨了打，只要没告诉胡方，胡方就不知道。乡里人都说：“可以被别人打，千万别让胡方知道。被别人打还行，让胡方知道，我们会觉得太羞愧了！”他的学生，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没当官的，年纪很大了还毕恭毕敬地尊崇他的教诲。即使生活再困苦，他始终不肯出仕为官。
那些仰慕他名声的人，能见到他一面都非常高兴，激动地说：“请您教导我吧！”如果有学生因为荫庇而得到官职，就会很惭愧地说：“我还没能做到您说的那样，怕会辱没您的教诲。”胡方就会告诉他们：“当官能做到不贪财，一心为官为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些人最终都没有辜负胡方的期望。
四十岁以后，方先生闭门著书，住的地方叫盐步。元和年间，惠士奇担任广东学政，听说方先生的大名，就让船停在村外，派吴生去他家拜访。方先生急着摆手说：“学政公务繁忙，不能见客！不能见客！”打发走了吴生后，就关上了门。惠士奇只好索要方先生的著作离开了。
等学政公务结束后，惠士奇又派吴生去拜访。这次方先生戴上帽子，递上名刺，出来长揖为礼，说：“今天沐浴更衣，感谢知己来访。我年纪大了，没有地方可以接受您的教诲，不能行弟子之礼。”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了。惠士奇握着他的手说：“即使您不想多说话，我也想问问先生，当地还有谁能写文章呢？”方先生回答说：“当今世上没有人能比得上我。如果一定要说，只有明朝的梁朝钟可以一比！”惠士奇于是收集了梁朝钟的文章和其他人的文章，刻印成书，命名为《岭南文选》。后来，惠士奇还向朝廷推荐了方先生。惠士奇曾经对吴生说：“胡先生（指方先生）长得像顾炎武，身材高大魁梧，将来一定名扬天下。”当时了解方先生的人，只有惠士奇一人而已。方先生去世时，七十四岁。他著有《周易本义注》六卷，《四子书注》十卷，《庄子注》四卷，《鸿桷堂诗文集》六卷。集子里祭祀白沙祠的诗文以及关于白沙先生的评论，都体现了他的学术渊源。广东地区那些立志刻苦学习的人，后来像冯成修、劳潼，都是受方先生影响的。
冯成修，字达夫，南海人。他父亲远走他乡，多年未归。冯成修生性孝顺，每每谈起父亲，总是泪流满面。乾隆四年，他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改任吏部主事。后来升任礼部祠祭司郎中，曾主考福建、四川的乡试，又担任贵州学政，还制定了十四条规章来教育学生。冯成修刚结婚，就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得官之后，两次告假寻亲，最终都没有找到，便不再外出做官了，在乡里教书，成为一位优秀的老师。八十岁的时候，他估计父亲已经一百多岁了，于是为父亲守孝三年，终身穿布衣。乙卯年参加鹿鸣宴，一年后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潼，字润芝，也是广东南海人。乾隆二十年考中了举人。他小时候，妈妈经常在床上教他读《毛诗》，所以他从小就熟读诗经。
湖南的学政卢文弨看中了他的才华，把他叫到湖南去。到了冬天他才回家，他妈妈特别想他。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三点了，他跪在妈妈床前，他妈妈一边哭一边摸着他说：“是不是做梦啊？”潼特别伤心，从那以后就不想再追求功名利禄了，一心一意侍奉母亲，十六年后，他母亲去世了。
潼非常悲痛，瘦得脱了形，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家里人有时候找不到潼，就去灵堂找他，结果总能看到他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他还因为早年丧父，给自己取了个号叫“莪野”。
他还曾经说过：“读孔子的书，我领悟到一句话，就是‘务民之义’；读孟子的书，我领悟到一句话，就是‘强为善而已矣’；读朱熹的书，我领悟到一句话，就是‘切己体察’。”他写过《四书择粹》十二卷，《孝经考异选注》二卷，《救荒备览》四卷，《荷经堂古文诗稿》四卷。
劳史，字麟书，是余姚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老师读书，长大后就耕田养活父母，晚上就披着衣服在田埂上读书。
他读了朱熹的《小学》和《中庸》序言，心里就豁然开朗，充满斗志，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播道义的责任，所有行为都严格遵守礼仪。后来他又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就特意设了个香案，面向北方叩头说：“我的老师就在这里啊！”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说：“上天交给我的任务，就像君王对臣子的命令，父亲对儿子的命令一样。如果我放弃了责任，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我败坏了家业，就会穷困潦倒，无处可去，怎么能不谨慎呢！”他认为学习的开始是不说谎话，不做错事，最终达到至诚不息的境界。
对待后学的学生，他总是耐心细致地教导，诚恳地对待他们，即使是佣工和下等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他说：“尽到你们的本分，踏踏实实地去做，终身不懈怠，就能成为圣贤。不要妄自菲薄啊！”听到他这么说的人，没有不被感动。村里做买卖的人，因为劳史住在这里，都不敢卖假货；放牛娃、牧童们也因此不再使用捕鸟的网具和陷阱。村里有人发生争执，都会请劳史来评理，劳史往往会设宴请他们喝酒，劝他们和解。
他的学生桑调元从杭州来拜访他，讨论学问好几天。临别时，劳史送他，说：“我活不过三年了，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你走吧，好好努力！”三年后的九月，劳史对他的学生汪鉴说：“这个月之内，我就要走了！”于是他就挨家挨户地拜访亲朋好友，跟年纪大的谈论教导后辈的方法，跟年轻的谈论学习的方法，还吩咐家人准备后事。
农历月底的前一天晚上，他沐浴更衣，把床移到正屋，点着蜡烛，安详地坐着，像平时一样，然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去世了，身体冰冷。桑调元后来刻印了他的遗书十卷，书中说《易经》包含的道理细致入微，无所不包，所以他多从《易经》的道理来推演人的本性。
调元，字弢甫，是杭州人，他老爸叫天显，是个大孝子。他爹病危的时候，调元就用羊脂熬粥给他吃。他爹去世后，调元抱着装着他爹骨灰的瓮痛哭，人们还给他画了一幅“抱瓮图”呢。调元后来学习历史，接触了理学。雍正十一年，他被召去考试，考的是理学，皇上很高兴，直接给他赐了个进士，还让他当了工部主事，但他后来因为生病就辞职回家了。
调元后来当了九江濂溪书院的山长，还建了个“须友堂”，祭祀了余山先生——这是个历史人物，自己给自己取的号。调元在东皋的别墅里又建了个“余山书屋”，用来教育各地来的学生。他为人清高正直，特立独行，足迹遍布五岳名山。晚年，他在滦源书院任职，继续宣扬老师的学说。
鉴，是余姚人。他爹在云南去世了，鉴护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走到汉川的时候，遇上大风，船差点翻了，他抱着棺材痛哭，发誓要和父亲一起死。结果风突然停了，船靠岸了，大家都说他是个孝子。他为人很有气节，史学家曾告诫他：“你的英气，是外在的气势，应该用学习来融化它。”史学家去世的时候，鉴一直在身边侍奉。
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当了内阁中书。雍正年间，因为奏对失误被免职。乾隆十五年，皇上特地让大臣们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推荐了四十多人。只有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推荐了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推荐了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推荐了山西举人梁锡玙；大理寺卿邹一桂推荐了顾栋高。这四个人，大家觉得名副其实。他们后来都当了国子监司业。顾栋高因为年纪大了，不能任职，就赐给他司业的称号。
皇太后万寿节的时候，顾栋高进京祝寿，皇上召见了他，还让内侍扶着他。顾栋高奏对的时候，首先谈到了当时社会风气败坏的问题，建议皇上以节俭之风示范全国，皇上很高兴。他告辞的时候，皇上还赐了他两首七言律诗。乾隆二十二年，皇上南巡，又召见了他，提升他的官职为祭酒，还赐给他“传经耆硕”四个字。乾隆二十四年，顾栋高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他把宋、元、明几代儒家的学说融会贯通，把新安学派和金溪学派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调和之说。他还写了《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和《春秋大事表》一百三十一篇，条理清晰，论述精辟，很多观点都是前人没有提到的。
他写的《毛诗类释》二十一卷和《续编》三卷，收集整理了前人的说法，阐明了经义，非常严谨认真。《尚书质疑》两卷，很多地方是凭空猜测，不足以说明他真正理解了经义。总的来说，他钻研经书的成就，以《春秋》研究最为突出，《尚书》方面下的功夫就少一些了。
陈祖范，字亦韩，是常熟人。雍正元年考中了举人，同年秋天礼部考试也通过了，但他因为生病没参加殿试。回家后，他在华汇河边租了个房子，闭门读书。过了几年，朝廷下令全国各地设立书院培养人才，很多大官都争着邀请他去做老师，他的教学很有方法。但他往往一两年就辞掉工作，说：“现在的学风不好，做老师很难坚持下去。而且这个职位就像宋朝的祠禄一样，是那些做官不顺利的人待的地方。我不想做官，长期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感觉很丢脸。”后来有人推荐他做经学方面的官，陈祖范名列第一。因为年纪大了，他没就任职，朝廷授予他司业的称号。乾隆十八年，他去世了，享年七十九岁。他写过《经咫》一卷，在被推荐的时候呈献给皇帝看过。他还留下了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掌录二卷。陈祖范做学问非常注重心得体会，讲易经不认同先天学说，讲尚书不认同梅赜的观点，讲诗经不放弃小序，讲春秋不认同义例说，讲礼记不以古代的制度违背人情，这些都是他通达的见解。他同县的顾主事继承了他的学说。
吴鼎，字尊彝，是金匮人。乾隆九年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司业的职位。后来升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升任侍读学士。大考时被降职为左春坊左赞善，后来又升任翰林院侍讲，不久就退休了。他写过《易例举要》两卷和《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他收集了宋代俞琰、元代龙仁夫、明代来知德等十位易学家的著作，延续了李鼎祚和董楷的衣钵。他的《东莞学案》专攻陈建的学说，对各种说法进行了辨析。他的哥哥吴鼐也精通经学，对易经和三礼尤其擅长。
梁锡玙，字确轩，是介休人。雍正二年考中了举人，后来当上了司业，和吴鼎一起领着俸禄办事，都不是正式编制内的官员。
乾隆十七年，皇上让他到上书房当差，一路升迁，最后做到詹事府少詹事。后来大考的时候被降职为左庶子，之后又升任祭酒，因为弄丢了书被降级处分。他被推荐的时候，把自个儿写的《易经》注解《揆一》呈给皇上看。吴鼎和梁锡玙都被皇上召见，当面训话：“你们能当上大学士、九卿，靠的是经学功底，朕之所以用你们去教人，是因为你们学问深厚，不是走了什么捷径。”
皇上又说：“穷究经典是读书的根本，但穷经致用不能只停留在嘴上，必须身体力行。你们自己要身体力行，才能教别人身体力行。”吴鼎和梁锡玙赶紧磕头谢恩。皇上还下令：“吴鼎、梁锡玙写的经学著作，要派翰林院二十个人、中书省二十个人，到武英殿去抄写一份进献。原稿还给他们自己。抄写用的纸张、吃饭的费用，都由官府承担。这事儿就交给梁诗正和刘统勋去负责吧。”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殊荣，全国上下都没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孟超然，字朝举，是福建福州人。乾隆二十五年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调到兵部当主事，一步步升迁到吏部郎中。乾隆三十年，他去广西主考，接着又去四川当学政，为人清廉正直，对士子也很有礼貌。因为四川很多人父子兄弟都不住在一起，他写了一篇《厚俗论》来劝诫他们改正这种不好的风俗习惯。没多久，因为父母年迈，他就请求赶紧回家侍奉双亲，那年他才四十二岁，从此就隐退不出仕了。
他特别孝顺，侍奉父亲生病的时候，甚至亲自端屎倒尿。亲戚朋友家中有丧事或婚事，即使自己很穷困，也一定会尽力帮忙。他曾经很欣赏徐陵说的那句话：“我辈犹有车可卖”。他的学习重点在于克制愤怒、抑制欲望、改正错误、不断进步。他曾经说过：“要改变自己的气质，应该学习吕成公；要认真地反省自己，应该学习吴聘君。”他还说过：“谈论性命之学，先儒的书已经讲得很详细了，不如把精力放在实践上；想要博览群书，以我年事已高的年纪已经来不及了，不如把心思放在自身修养上。”
他读商鞅的书，评论说：“那些讲求至高道德的人，往往不符合世俗；那些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不跟大众商量。圣人如果能使国家强大，就不会拘泥于旧的规矩；如果能使百姓受益，就不会墨守成规。我认为这就是王安石的先驱啊！但是商鞅还比较明白帝王霸业的道理，而王安石却把追求利益说成是尧舜周公的治国之道，这方面商鞅比王安石做得更好。”他又评论杨时说：“龟山先生杨时继承了伊洛之学正统的思想，开创了道南学派的先声。但是，他死后，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比如温州的陈君、李子约、许德占、张进、孙龙图等人的墓志铭，常常提到佛教的学说，并且赞扬他们‘安’、‘定’、‘静’的境界，这难道不会让后来的学者们，混淆儒家和墨家的思想，导致各种说法纷纷扰扰，没完没了？”
这个人啊，平时特别安静，就待在家里，很少出门。过了一段时间，巡抚徐嗣曾邀请他去鳌峰书院当老师，推广正统的学术思想。当时福建的学者，以安溪的李光地和宁化的雷鋐最为有名。这位先生的辈分稍微靠后一些，但是读书很有见识，不受那些俗套学问的影响，所以论学术成就，其实和那些前辈们不相上下。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认真研究了丧葬礼仪相关的书籍，包括《考工记》、《荀子》，还有宋代司马光、程颐、朱熹等人的说法，以及当时一些儒家的观点，以此来纠正福建地区丧葬习俗中的一些错误，还写了两卷本的《丧礼辑略》。他还担心有人因为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鬼话，不认真对待父母的丧事而招来祸患，于是引用了孟子“掩之诚是”的话，写了一卷本的《诚是录》。此外，他还写了《焚香录》、《观复录》、《晚闻录》等书。
汪绂，原名汪烜，字灿人，是江西婺源人，是个秀才。他从小受母亲的良好教育，八岁的时候，四书五经就已经全部背诵下来了。家里很穷，他父亲长期滞留在南京，他多年侍奉生病的母亲，十天都未必能吃饱一顿饭。母亲去世后，他赶紧去找父亲，劝他回家。他父亲说：“古人说‘家徒四壁’，我这‘壁’也是别人的，要我带着这些东西怎么回去呢？”说完就把他赶走了。于是汪绂去了江西景德镇，靠画瓷碗为生。即使在母亲去世期间守孝，他也坚持不吃酒肉。后来他漂泊到福建，当起了私塾先生。在浦城教书的时候，学生越来越多。听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悲痛欲绝，几乎要晕过去，当天就赶回家奔丧，把父亲的灵柩迎回了家。
汪绂从二十岁以后，就致力于广泛阅读，写了十多万字的书，到三十岁的时候，他竟然把这些书全部烧掉了。从那以后，他写东西就更加认真仔细了。他广泛涉猎六经以及乐律、天文、地理、军事阵法、算术等等，无所不通，但最终都归于宋代五子（理学五子）的学说。他著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他的《参读礼志疑》对经书的理解很深刻，可以和陆陇其的书相提并论。
老先生冯绂讲学，认为学习不能不抓住重点。但是，要找到重点，必须广泛学习之后，才能从中挑选出最关键的部分。他说，易经的道理都蕴含在卦象和数字里。他说，《尚书》中的《易传·系辞传》、《禹贡》、《洪范》这些篇章，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都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学问。他说，读诗只要按照字句吟咏，就能体会其中的意味。他说，读《周礼》，要设身处地地揣摩周公的心思，才能在宏大的篇章中看到治国理政的宏伟蓝图，在细微之处看到法度的精细严谨。他说，学习《春秋》，如果没有清晰的道理和精妙的义理，几乎是学不好的。他说，“格物”中的“格”字解释为“至”，就像书中说的“格于上下”、“格于皇天”，都是“达到”的意思。“致知”是“推致”，那么“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非常明白。他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就是真的不可得闻，陆九渊、王阳明他们虽然早早地就谈论性理天道，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领悟，反而过于自信，误导了后人。他说，周敦颐讲“一”，讲“无欲”，程颐讲“主一”，讲“无适”，虽然说法略有不同。周敦颐所说的“一”是天道，所说的“欲”是人欲。纯粹的天道，不掺杂人欲，这就是“一”也就是“无欲”。程颐所说的“一”是做事，所说的“适”是心意。一心一意地去做事，而不是勉强做事来顺从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无适之谓一”。
当时朱筠先生大力推崇冯绂的学问，称赞他为人诚实可靠，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盲从古人。后来善化唐鉴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夫扎实，考证精密，因为他为人真诚正直。冯绂先生最初在江宁做官，后来回家娶妻，他的妻子江氏当时二十八岁。江氏曾经对她的弟子们说：“我侍奉我的老师三十年了，从未见过他发一次脾气，说过一句重话。”乾隆二十四年，冯绂先生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的儿子冯思谦，是增生，后来英年早逝。同县的余元遴继承了他的学业。
余元遴，字秀书，是秀才。他著有《庸言》、《诗经蒙求》、《画脂集》。
姚学塽，字晋堂，是浙江湖州人。他性格安静耿介。小时候，看见东西从不乱拿。他父亲和哥哥坐在庭院里，他侍立一旁，很久很久，一动不动。长大后，他读书非常刻苦，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痛哭流涕，感动了整个乡里。嘉庆元年，他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和珅是大学士，中书舍人按照惯例要对大学士行弟子礼，姚学塽觉得这很耻辱，于是就辞官回乡了。四年后，和珅被处死，他才再次进京任职。嘉庆十三年，他主持贵州乡试。回家的路上，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因为他没能尽孝，侍奉父母，享尽天伦之乐，所以他决定终身不娶妻妾。守孝期满后，他回到京城，升任兵部主事，后来又升迁为职方司郎中。他的妻子张氏很有妇德，曾经想给他纳妾，让他在京城有个照应，但他坚决不同意，于是张氏把妾室方氏送回了她父亲家。方氏当时才十七岁，她说：“女人一生只嫁一个丈夫，我已经有了主人了。”最终没有改嫁。
姚学塽在京城住了四十年，生活简朴得像个旅人一样，租住在寺庙里，屋里经常积满霜雪，他却依然端坐不动。守孝期间穿的一顶毡帽一件羊皮袄，他穿了一辈子，蓝布衣服也不更换，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终身之丧”吧。当时彭龄掌管兵部，想请姚学塽到堂上，亲自起身恭敬地向他行礼，姚学塽却不去回礼。后来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多次打听兵部有个叫姚某的官员在哪里，想请姚学塽到他家拜访一下，姚学塽始终不去。姚学塽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同乡姚文田送来两坛酒祝寿，他坚决推辞。姚文田说：“以后有机会再报答您怎么样？”他才收下了。姚学塽的为人，是从刚正不阿逐渐变得平和中庸的。他以恭敬之心存诚意，从严谨、刚毅、清苦的生活中，展现出光明磊落的气度。他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主动向别人讲学。临终前，他握着朋友潘谘的手说：“你一定要努力啊！人活一世，没有谁能够做到完全没有愧疚之处。我这一生虽然竭尽全力，最终也只能这样了。你也将步入老年，能取得的成就，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了。”说完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
谘，字少白，是会稽人。他年轻时就才华横溢，喜欢独自游历天下奇特的山水，足迹遍布数万里。
他跟学习刻苦的朋友关系很好，每天都力求减少自己的过失，希望自己能配得上古人的美名。跟普通老百姓说话，他就谈论爱人；跟村里的老人说话，他就谈论耕种、凿井、栽树、养畜；跟读书人说话，他就谈论孝顺、友爱、忠诚、守信。遇到那些有才能但名气不大的读书人，他就劝他们把实际行动放在首位，尤其要认真思考义利之间的区别。他平时只穿一件旧衣服，每天只吃两顿素菜。如果饭菜吃剩了，他就拿去接济那些穷困的人。曾经有几个人送来钱财给他母亲祝寿，他坚决不肯收下，只拿了很少的一部分。他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生气地说：“你见过和尚拿着佛像去街上乞讨吗？我难道是佛像吗？”于是，谘少白就道谢并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别人。他写过八卷古文，五卷诗，两卷日常语录。
唐鉴，字镜海，是善化人。他父亲仲冕做过陕西布政使，有单独的传记记载。唐鉴在嘉庆十四年考中进士，后改任庶吉士。嘉庆十六年，他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嘉庆二十三年，他被授予浙江道监察御史的官职。因为上书弹劾淮盐引地的问题，遭到官员们的攻击，被降职为六部员外郎。正巧宣宗皇帝登基，下诏让全国的大臣举荐人才，诸城人刘镮推荐唐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之后又提升为安徽宁池太广道。调任江安粮道后，他又升任山西按察使。之后又升任贵州，再升任浙江布政使，调任江宁，最后被召回京城担任太常寺卿。海疆战争爆发后，他严厉弹劾琦善、耆英等人，正直的声音震动了全国。唐鉴潜心研究性理之学，尊崇洛阳、闽地等地的贤人。他著有《学案小识》一书，推崇陆陇其为传道授业的领袖人物，以此表明自己的学术宗旨。
话说当年啊，蒙古的倭仁，湖南的曾国藩，安徽的吴廷栋，云南的窦垿和何桂珍，这些人都曾经向朱鉴请教学习，那场面，就是几个人挤在简陋的屋子里，认真学习，刻苦实践。朱先生七十岁了，仍然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后来他告老还乡，回到南方，在南京的金陵书院当老师。文宗皇帝登基后，还下诏书召见朱鉴进宫，一共见了十五次，每次都跟皇帝畅谈国家大事，从内政到外交，方方面面都谈到了。皇帝看他年纪大了，就体谅他，不再强迫他做官，让他回江南老家养老，以此来激励其他的读书人。咸丰二年，朱鉴回到湖南老家，在宁乡的善岭山上安家，穿着朴素的衣服，吃着简单的饭菜，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晚年的时候，他还写了《读易小识》，整理编纂了《朱子全集》，还专门写了义例，来阐发朱熹的思想精髓。十一年后，朱鉴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曾国藩还专门为朱鉴写了奏疏，皇帝也赐予他“确慎”的谥号。他留下了《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著作。
吴嘉宾，字子序，是江西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来又当了庶吉士，最后当上了编修。做了官之后，他更关注国家大事，还曾经上书皇帝，提出了关于海防的建议，皇帝很欣赏他的意见，采纳了他的建议。道光二十七年，因为一些事情被贬谪到军营当兵，后来又很快被释放回来了。咸丰初年，因为在保卫郡城的时候立了功，被赏赐为内阁中书。同治三年，他在老家三都墟口跟贼人作战的时候不幸牺牲了，皇帝下旨赐予抚恤，还专门为他修建了祠堂。
这位嘉宾啊，他虽然学习阳明先生的学说，但在治学的时候，却喜欢在经书上字斟句酌，寻找依据，并不是那种只空谈心学的学者。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潜心思考，努力寻求自我领悟的境界。他尤其擅长礼学，写了《礼说》两卷，他自己在序言里写道：“《小戴记》四十九篇，都放在学宫里供人学习。其中高深的，可以说是七十子（指孔子及其弟子）的精妙言论；浅显的，不过是那些博士们东拼西凑的东西。宋代以来，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为四书，这大家都认可；但博览群书，选择好的东西，本来就不一定都要完全相同。我却独独认为《礼运》、《内则》、《乐记》、《孔子闲居》、《表记》等篇，是古代留下的珍贵言论，我把它们的原文都完整地记录下来，用来帮助大家学习讨论。其他的论述比较多的，我也都完整地收录了；如果没有收录，就是写明我的说法和郑君不同的部分，以便比较异同。 《易经》说‘知崇礼卑’，又说‘谦以制礼’。礼，就是自己谦卑，尊重别人。古代制定礼仪的人都是上位者，上位者都能做到谦卑，天下还有谁敢不守礼呢？先王制定的礼仪，贯穿于父子、兄弟、夫妇、养生送死等各个方面，而且对出入、升降、辞让、哭泣、辟踊等细节都非常谨慎，让人明白自己的喜怒哀乐，没有人敢逾越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界限；而礼仪最根本的，就在于安定人的志气而已，所以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是内心的活动；礼，是外在的表现。礼乐都发源于我们自身的行动，又何必去追究那些几千年以前，甚至无法考证的名物、象数呢？”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文集》十二卷。
和他同时代，并且专心致志研究学问的，还有刘传莹。
传莹，字椒云，是汉阳人。道光十九年考中了举人，后来当上了国子监学正。他一开始学习考据学，在书册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地记满了笔记，到处找寻珍贵的书籍来校对，用红笔蓝笔批注，一直忙到天亮都不休息。
他研究地理，用一张尺幅大小的纸画出一个省份所属的各个地方，用墨线勾勒出边界，细得像牛毛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就指着地图背诵：“这是某县，汉朝时叫某县；这是某府某州，汉朝时叫某郡国。”就这样，三四天就能熟记一张纸的内容，换别的省份也一样。 时间长了，他得了重病，吃不下也喝不下。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学问太繁杂，和内心追求不相符，于是很懊悔地感叹道：“我这些年到底在学些什么啊！孝悌忠信这些根本的东西都不讲，却去钻研那些琐碎无用的东西，不是很荒唐吗！”
于是，他开始学习濂溪先生、洛阳先生等人的学说，把这些学问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反复思考。他还曾经跟曾国藩说过：“君子学习要注重根本，专心致志就好。我和你都把精力浪费在校对书籍、钻研文字辞藻上，为了死后不知是谁会称赞自己，真是太傻了！从现在开始，这些都可以放弃了，我们都应该注重自身的修养。即使一辈子默默无闻，我也绝不后悔！” 最后，他31岁就去世了。 生病期间，他还写了一本日记，痛切地反省自己，临终前还交代了后事，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曾国藩曾经评价他说：“他为人沉静而厚道，不是自己该看的不看，不是自己该听的不听，内心的志向和外在的行为完全符合规范，而且他还要尽力扩展官职所能达到的范围，广泛学习各种学问，力求达到知识的极致。” 世人都认为这是对传莹最恰当的评价。朱熹编的《孟子要略》，以前那些研究经史子集的人都没能找到。传莹是从金仁山注本《孟子》中考证出来的，并且把它恢复了原貌。
刘熙载，字融斋，是兴化人。他十岁的时候就没了爸爸，哭得那个伤心啊，可规矩做得也挺好。
道光二十四年，他考中了进士，后来又当了庶吉士，最后当上了编修。咸丰二年，皇上让他到上书房当差。他和大学士倭仁关系特别好，都挺重视操守的，不过在学术观点上还是有点不一样。倭仁先生主张程朱理学，而刘熙载呢，他更喜欢把陆王心学也考虑进去，他最看重的是“慎独”和“主敬”，不太喜欢那些攻击别人很厉害的学问。
皇上文宗曾经问他平时都干啥，他就说自己在家闭门读书。皇上还特地给他写了“性静情逸”四个大字送给他呢！后来他因为生病请假，巡抚胡林翼还专门写信推荐他。同治三年，朝廷又把他召回来，让他当国子监司业，后来又升了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他后来去广东当督学，还专门写了《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篇箴言来教育学生，说想学圣贤，就得先从这四点做起。他在广东当官，生活简朴得跟个穷书生似的，没干多久就请求回家了，就带了一包行李和几本书。
熙载先生研究经学，一点也不拘泥于汉代或宋代的学派之见。他谈论格物致知，兼采郑玄的义理。谈论毛诗的古韵，也不抛弃吴棫、叶音的观点。他读《尔雅·释诂》，“卬、吾、台、予”这四个字，他认为这四个字就能概括所有语音。以此推演开合、齐齿、撮口等发音，没有一个不准确的。他还说，六书中最难理解的就是谐声，叠韵和双声都属于谐声。许慎那个时候虽然还没用“叠韵”、“双声”这两个词，但是“河”、“可”是叠韵；“江”、“工”是双声。孙炎以后的切音方法，下面的字取韵，是叠韵；上面的字取母，是双声，这都是从许慎那里发展出来的。他还作了《天元正负歌》，来解释加减乘除、消元开方等数学方法。他一生对六经、子史和道家、佛家的著作都非常精通，但他更看重躬身实践。他经常告诫学生说：“真正的博学必能精约，真正的精约必能博学。”又说：“才能来源于学习，器量来源于修养。”还说：“学习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为人处世要做到极致。士人无论贫穷富贵，都应该以端正人心、维护社会道义为己任，不能妄自菲薄。”平时他常常用“志士不忘在沟壑”、“遯世不见知而不悔”这两句话来激励自己。从年轻到年老，他从未说过一句假话，表里如一，无论顺境逆境都始终如一。他在上海龙门书院主讲了十四年，用正统的学问教导学生，他的学风如同胡安国先生。他著有《持志塾言》两卷，内容实在，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光绪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还著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朱次琦，字九江，广东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被分配到山西，代理襄陵县县令，后来因为生病辞职回家了。
琦先生一生为人处世和治学，都很平实厚道，不浮夸。他曾经说过：“汉代的学术，是郑康成总结汇集的；宋代的学术，是朱熹总结汇集的。朱熹更是把汉代的学术发扬光大，推向精深的。宋代末年以来，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人，远远超过古代，这都是朱熹的功劳啊！然而攻击朱熹的人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明朝的姚江学派，以‘致良知’为宗旨，就批评朱熹的‘格物’；到了乾隆中叶直到今天，天下的学术，都以考据为宗旨，就批评朱熹空洞无物。同一个朱熹，攻击他的理由却自相矛盾。唉！古时候那些标榜不同学说的，都是偏离了正道，结果孔子的道统反而隐藏起来了；现在那些谈论汉学、宋学的，却是在正道上互相争论，结果孔子的道统反而分歧了。如果真的想在学习和修养上追求古代的实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汉学、宋学之分啊！”
他教导学生修行的要点有四点：第一是敦厚行为，孝敬父母兄弟；第二是崇尚气节，刚正不阿；第三是改变气质，使之高尚；第四是检点仪容，端庄稳重。他教导学生读书的要点有五点：第一是经学；第二是史学；第三是掌故学（古代典章制度、礼仪）；第四是性理学；第五是词章学（文学）。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为人师表，道德的楷模。
襄陵县有个平水，跟临汾县一起灌溉田地，老百姓因为用水的事儿老打官司，好几年都没解决。新来的县令次琦，仔细了解情况后发现，问题出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里，他们垄断了水资源。有的地方有地没水，以前没买水权，给了他们地，却不给水；有的地方有水没地，以前买了水权，虽然没地，也能靠卖水赚钱。
次琦就制定了个新办法：土地跟着粮食走，水跟着地走。他还和临汾县的县令一起实地考察，发现两县土地差不多，税收也差不多。最后，把平水分成四份，两县各取一半。为了方便管理用水，还在县里设立了四个机构：负责水利工程的“水则”，负责管理人员的“用人”，负责用水分配的“行水”，还有负责水闸的“陡门”。这样一来，三万四百多亩水田都用上了水，老百姓还立碑纪念他呢！
有个叫赵三不棱的逃犯，是个惯犯，越狱跑了。次琦还没上任呢，就花大价钱让人打听他的下落。然后赶紧向州府借兵，半夜就骑马跑了120里，到曲沃县城南等着。这赵三不棱正和他的同伙在喝酒呢，官兵冲进去把他抓了。这时候，忽然楼上楼下亮起一百多盏灯，正是襄陵县的灯笼！赵三不棱一看，吓坏了，赶紧乖乖束手就擒。等县里的人来迎接新县令的时候，次琦已经带着这个大盗进城了，附近的人都觉得他太神了！
次琦当县令，走到哪儿都亲切地关心老百姓，老老少少都笑着欢迎他。有人来告状，他就让人搬个木椅子在路边，当面解决问题。只要能说服对方，他就完事儿了，一天下来，几乎不打人。他还制定了读书计划，建立了保甲制度，追回了两万石的社仓粮食，禁止火葬，禁止同姓结婚，还解决了狼害，做了好多好多好事。他在任一百九十天，当地风俗就大变了样。
南方闹起了盗匪，一直闹到扬州。次琦还在襄陵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赶紧做好准备保全山西，加强关中和陇右的联系，制定了“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的策略，可惜上级官员没采纳。
次琦在家的时候，还经常跟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这些有名望的家族，还有朝廷那些捐款被表彰的人，讨论捐款资助族人的事。结果，他家里的族人们纷纷捐款，一共捐了几万两银子。次琦把这事儿上报朝廷，修改了范氏义庄的章程，增加了完善课程、祭祀祖先、养老、鼓励学习、救济孤寡等条款，刻在石头上，让子孙后代遵守。
1862年，朝廷下旨任命我和老乡徐台英，但我压根儿就没去赴任。到了1881年，朝廷又赏赐了我五品卿的衔，几个月后我就去世了。我写过不少书，比如《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徵录》《晋乘》《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蒙古闻见》等等。临死前，我把这些书都烧了，只留下自己手编的《朱氏传芳集》五卷，还有编纂好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十二卷、《大雅堂诗集》一卷、《燔余集》一卷、《橐中集》一卷。
我叫成孺，原名蓉镜，字芙卿，是宝应人，是个附生（科举考试的旁听生）。我特别孝顺，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哭了三天，哭到昏过去好几次，都又醒过来了。我教书养活母亲，那年头收成不好，经常吃不饱饭，但我总是保证母亲能吃上精细的饭菜。我侍奉母亲将近六十年，在起居饮食方面，我做得比那些礼仪规矩上说的还要细致，这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啊。
我从小就钻研经学，还学习了天文、地理、音韵、文字学等等，样样都精通。尤其是在金石学的考证方面，我的水平非常高。后来，我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学问也越来越深。我还把张载的《紫阳日用自警诗》中“味真腴”三个字写在居室门口，给自己取号叫“心巢”。
这位先生，他既学习汉学，又学习宋学，实事求是，一点也不搞门户之见。他常说：“为了自身修养，学习宋学是真儒，学习汉学也是真儒；为了做人处世，学习汉学可能是伪儒，学习宋学也可能是伪儒。”他还说：“义理，就是《论语》里说的认识大的道理；考证，就是认识小的道理；这两种方法里都包含着圣人的道理。孝敬父母、侍奉君主，这是认识大的道理；认识很多鸟兽草木的名字，这是认识小的道理；这些都是诗教里没有废弃的，但是不能不分主次轻重。”湖南学政朱逌然邀请他担任经学讲师，他制定了学习计划，设立了“博文”和“约礼”两个学习小组，湖南的中上层士大夫都争着来学习。
他著有《禹贡班义述》三卷，根据地方志解释《禹贡》，对今文、古文的不同之处以及郑玄注和班固注的异同之处，都一一进行了辨析。即使有些地方不符合他的观点，他也不会刻意掩盖其错误。他还著有《尚书历谱》二卷，用殷历校正殷商的历法，用周历校正周朝的历法，以经书为准绳来判断正误。此外，他还考证了太初历就是三统历，写了《太初历谱》一卷和《春秋日南至谱》一卷。还有《切韵表》五卷，二百零六表，按照二呼分类，用四等来贯穿，用三十六母来编织，仔细辨析音声，不容许有丝毫差错。他晚年著述，都以朱熹为宗师。他编著的书籍包括《我师录》《困勉记》《必自录》《庸德录》《东山政教录》，还有《国朝学案备忘录》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经义骈枝》四卷，《五经算术》二卷，《步算释例》六卷，《文录》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是杭州人。为人刚正不阿，能写文章，以名节严格要求自己。他特别仰慕近代儒学家方苞和李光地的学问。道光十一年考中举人，被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职。他在京城任职多年，对朝廷的规章制度和国家大事非常了解，和曾国藩、梅曾亮、朱次琦等人交往密切，文章也越写越好。他虚心向有才能的优秀人才请教，如果发现别人有错误，就会直接指出来。他不结党营私，胸怀始终装着国家大事。他先后升任刑部员外郎，进入军机处办事。大学士琦善因为滥杀土著被关进监狱，邵懿辰列举了十九条罪状来指控他。
话说，广东闹乱子的时候，赛尚阿（人名）去视察军队情况，还给当时的次辅祁俊藻写信，极力陈述七点理由说明不应该这么做。那时候国家太平了很久，京城里的官员都悠哉游哉地混日子，养尊处优，只有赛尚阿这人，一点也不阿谀奉承，凡事都坚持古训，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很多达官贵人害怕他，想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正巧广东贼寇攻陷了江宁，京城大震动，朝廷就派他去山东视察黄河工程，还没出发，又让他跟少詹事王履谦一起巡防河口。咸丰四年，因为没啥功劳，被降职了。
被罢官回家后，赛尚阿潜心研究经史子集，写出了《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等著作，书中多有借鉴汉代经学考据学家的观点，但最终都以大义为归宿。十年后，贼寇攻陷杭州，他因为要奉养母亲而提前离开，躲过一劫。母亲去世后，他安葬了母亲，又回到了杭州。贼寇再次来犯，他把妻子儿女都送走，自己却留下来和巡抚王有龄一起登上城墙，坚守抗敌。十一年，城池失守，他壮烈牺牲了。当时曾国藩在江南督师，听说后感叹道：“唉！这位贤者啊，父母在世时，他为了保护家人而离开；父母去世后，他却为了国家而死：这才是真正的义啊！”于是，曾国藩把赛尚阿的妻儿接到安庆安顿下来。在此之前，赛尚阿因为协防杭州有功，恢复了原来的官职，死后追赠道衔，并在本省的昭忠祠里祭祀。他写的书，因为战乱都丢失了，后来他的长孙章氏把它们整理出来，叫做《半岩庐所著书》，一共三十多卷。
赛尚阿的朋友，同乡伊乐尧和秀水人高均儒，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高均儒，字伯平，是个廪贡生，为人耿介，对人很严格，生活也很节俭。他研究三礼，主要学习郑玄的学说，尤其推崇宋代儒家学说，看到那些行为不检点的文人，就如同仇人一样避而远之，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不好相处。他著有《续东轩集》。伊乐尧，字遇羹，咸丰元年考中举人，他的学术思想和赛尚阿很相似。在战乱中，他仍然在危城之中研究探讨经义。城破后，他和赛尚阿一样，为国捐躯，壮烈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