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他兄弟际瑞、礼，还有礼的儿子世效、世俨，以及李腾蛟、邱维屏、曾灿、林时益、梁份这些人，都是一个圈子的。
侯方域，跟王猷定、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
申涵光和张盖、殷岳走得很近；吴嘉纪和徐波是朋友；钱谦益和龚鼎孳是同道；吴伟业和曹溶也是；宋琬和严沆关系不错；施闰章和高咏、邓汉仪是好友；王士禄和他的弟弟士祜，还有田雯、曹贞吉、颜光敏、王苹、张笃庆、徐夜这些人来往密切。
陈恭尹和屈大均、梁佩兰、程可则、方殿元、吴文炜、王隼这些人都很熟；冯班和宗元鼎、刘体仁、吴殳是朋友；胡承诺和贺贻孙、唐甄关系很好；阿什垣和刘淇、金德纯、傅泽洪是同一伙的；汪琬、计东，还有吴兆骞、顾我锜，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彭孙遹、朱彝尊和李良年、謤吉璁是朋友；尤侗和秦松龄、曹禾、李泰来关系不错；陈维崧和吴绮、徐釚是同好；潘耒和倪灿、严绳孙是朋友；徐嘉炎和方象瑛关系很好；万斯同和钱名世是同道；刘献廷、邵远平，还有吴任臣、周春、陈鳣，他们也是一伙的；乔莱和汪楫、汪懋麟是朋友；陆葇和他的兄子奎勋关系很好；庞垲和边连宝是朋友；陆圻和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这些人都很熟；孙枝蔚和李念慈是朋友；丁炜和林侗、林佶、黄任、郑方坤关系很好；黄与坚和王昊、顾湄是朋友；吴雯和陶季是朋友；梅清和梅庚是兄弟；冯景和邵长蘅关系不错；姜宸英和严虞惇、黄虞稷是朋友；性德和顾贞观、项鸿祚、蒋春霖是同道；文昭，还有蕴端、博尔都、永忠、书诚、永諲、裕瑞这些人；赵执信和叶燮、冯廷櫆是朋友；黄仪和郑元庆是朋友；查慎行和他的弟弟嗣瑮、查升关系很好；史申义和周起渭、张元臣、潘淳是朋友；顾陈垿、何焯和陈景云、景云的儿子黄中是朋友；戴名世。
这段话列举了一大堆明末清初文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友关系，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他们之间或师友相交，或同气连枝，构成了当时文坛的一个个小圈子。
清朝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了汉朝和宋朝。有人甚至想专门创立一个“清学”的概念，而清朝的文学也同样出色，足以在汉、唐、宋、明之后自成一家，真是盛况空前啊！明朝末年，文学非常衰落！清朝兴起后，文学也随之振兴了起来。钱谦益投降清朝，凭借诗文名震一时，可以说是扛起了振兴文学的大旗；而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伟业这些隐士文人，虽然隐居山林，但他们的作品也开创了新的风气。
康乾盛世时期，文教非常兴盛。皇帝和贤臣们都把提倡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和儒生涌现，一时之间人才辈出。从王士祯、朱彝尊到方苞、恽敬，各有各的成就。文学的兴衰，实际上和国家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要论述清代文学，应该全面看待，如果只盯着某个人或某个地方说事，就会显得狭隘，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道光、咸丰年间多事之秋，文学风格也日渐变化。龚自珍、魏源等人，抓住时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治中兴时期，文风再次兴起。曾国藩的言论很有条理，而且辅之以功绩，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光绪、宣统以后，文学就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已经不能说它兴盛了。
这本书是《文苑传》，只选取那些诗文各有成就、自成一家的作家，汇编成册，以此展现清朝一代文学的盛况。至于各个流派之间的异同，我们就不讨论了。那些已经写进大臣和儒林传记里的人物，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魏禧，字冰叔，江西宁都人。他父亲兆凤是秀才。明朝灭亡后，他痛哭流涕，不吃不喝，剪掉头发做了和尚，隐居在翠微峰。那年冬天，他占卜得到“离为乾”的卦象，于是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易堂”。不久后，他去世了。
禧儿从小就喜欢研究古代历史，对历史的见解非常独到，很有想法。十一岁的时候，他考上了县里的学生。他和哥哥际瑞、弟弟礼，还有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同县的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一共九个人一起在易堂学习。他们都自己耕田种地养活自己，刻苦读书，“三魏”的名声在全国都很响亮。禧儿为人正直，品行端正，学问尤其高深。他家门口有个池塘，所以把家叫做勺庭，别人都叫他勺庭先生。他身材高挑，长得又帅，眼神犀利，让人印象深刻。他从小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坚持学习。他为人善良厚道，待人宽容，从不记恨别人。他对人真诚，即使被别人欺骗了，也依然保持平静。不过，他也有点特立独行，谈论事情的时候，经常观点大胆，滔滔不绝，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总是能提前预料到事情的发展，并且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十次有八九次都预测准确。
后来流寇四起，因为长期太平，大家对战争没什么概念，都觉得贼寇离得很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过来。只有禧儿一个人很担心，于是搬家到了山里。那座山离城里四十里，四面都是陡峭的山崖，高百多丈。山中间有一条裂缝，从山脚到山顶，就像用斧头劈开的一样。他们在裂缝边上凿了石阶和梯子上去，并在山上设卡防守。很多朋友也陆续搬到山上依附他。过了几年，宁波被流寇攻破了，只有他们所在的翠微峰安然无恙。禧儿喜欢读史书，尤其喜欢《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他的文章风格强劲有力，气势磅礴。每当读到忠孝节义的故事，他就更加激动，描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我四十岁那年，才开始出来走走。在苏州认识了徐枋和金俊明，在杭州认识了汪沨，在乍浦认识了李天植，在常熟认识了顾祖禹，在常州认识了恽日初和杨瑀，在方外还认识了药地和槁木，他们都是遗民。
那时候，南丰的谢文洊在程山讲学，星子的宋之盛在髻山讲学，他们的学生都多达几十上百人，和我的易堂互相呼应。我的易堂，只专注于古人的实学，而这股学术风气的兴盛，主要是我带头的。 有个和尚叫无可，曾经来过我的山上，感叹说：“易堂的学术氛围，天下独一无二啊！”这个无可，就是明朝的检讨官方以智。 我的朋友去世了，他的孩子孤苦无依，我收养了他，教他成人，让他安顿下来。
凡是亲戚朋友之间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或者在处理骨肉亲情方面有纠纷，我都能从中调解，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有人很惊讶，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我每次遇到难以沟通的事情，都会诚恳地花时间去思考，等到我的精神和对方达到共鸣，才会开口说话。”康熙十八年，朝廷下诏举荐博学鸿儒，我因为生病推辞了。但是官府的人一直催促我上路，没办法，我只好让人抬着病体到南昌看病。南昌的巡抚亲自查看我的病情，见我卧床不起，病情严重，才让我回家。两年后，我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我的妻子谢氏，绝食殉情。我留下了文集二十二卷、日记三卷、诗集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魏际瑞，原名叫魏祥，字善伯，是他哥哥魏禧的弟弟。清朝明朝灭亡后，他哥哥魏禧和另一个兄弟魏礼都辞去了秀才的功名。魏际瑞叹了口气说：“我是长子，祖宗的祠堂墓地，父母的祭祀供奉，这些责任谁能承担呢？”于是他就参加了科举考试。顺治十七年考中了岁贡生。后来宁都发生了民乱，江西的军队前来讨伐，向山上的寨子索要军饷。魏际瑞冒着生命危险从中斡旋，来回奔走处理此事，多次差点丧命。
魏际瑞为人重情重义，翠微峰上的隐士和他的族亲们三十多年来都依靠他来保障安全。康熙十六年，云南将领韩大任占据江西，当时有人建议招抚他。韩大任说：“如果不是魏际瑞来，我是不会相信的！”当时魏际瑞住在总镇哲尔肯那里，于是就被派去了。家人哭着劝他不要去，魏际瑞说：“这是关系到家乡和宗族的安危的大事，我不去，恐怕会招来祸患。如果去了也没成功，责任我一人承担。”于是他就去了。刚进韩大任的营地，官兵就从东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韩大任怀疑有人出卖了他，就把魏际瑞扣留了起来。后来韩大任改变主意投降了福建，魏际瑞因此被害，享年五十八岁。他的儿子魏世杰也殉难了。魏际瑞精通古代文章，喜欢《庄子》和司马迁的书，著有文集十卷、《五杂俎》五卷。
魏礼，字和公，是魏禧的弟弟。他小时候比较迟钝，在魏禧那里学习。魏禧曾经打骂过他，魏礼一点也不怨恨，他说：“哥哥这样做也是出于爱护弟弟啊！”魏禧听了非常高兴，没想到。魏礼九岁的时候，他父亲打算分割家产，拿着田契犹豫不决，说：“给祥，礼就会吃亏了。怎么办呢？”魏礼正好在旁边，立刻回答说：“宁可让我吃亏，也不能让大哥吃亏。”他父亲笑着说：“这还是那个迟钝的孩子吗？”魏礼寡言少语，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喜欢承担困难的事务，因为郁郁不得志，所以更加喜欢远游。他走到哪里，一定会结交当地的贤达豪杰，寻找隐居在深山野岭的隐士。五十岁的时候，他厌倦了游历，回到家乡，在翠微峰左边的山脚下建了五间房子。这时他的伯父叔父都相继去世了，石阁、勺庭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他的兄弟们都各自散落在外，不再居住在易堂了。只有魏礼独自一人带着妻子儿女在那里住了十七年，没有搬迁。他去世时，享年六十六岁。著有诗文集十六卷，儿子叫魏世效、魏世俨。
世效，字昭士，从小就聪明过人。他出生才二十多个月，他妈妈就开始教他背诵《九歌》，他竟然都能背下来了！长大一点后，他就跟着他叔父禧读书。他性格比较急躁，但做事很勇敢，很有担当。他叔父禧曾经评价他的文章，说就像他这个人一样，锋利无比，一出手就能让人折服。可惜他身体不好，没参加科举考试。他游历了燕国、楚国、吴国、越国，甚至还到了岭南。正好当时王士祯出使广东，看到了世效写的文章，非常欣赏他，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世效留下了十卷本的《耕庑文稿》。
世俨，字敬士，他和他哥哥一样，身体也不太好，但一直坚持写文章。他和世杰、世效并称为“小三魏”。他留下了八卷本的《为谷文稿》。
李腾蛟，字咸斋，也是宁都人，是个秀才。在易堂里，他是年纪最大的，大家都把他当兄长一样尊敬，对他都很恭敬，不敢怠慢。后来他住在三巘峰，教书育人，主要教经学。他写了《周易賸言》这本书。他活到六十岁去世了。
邱维屏，字邦士，也是宁都人，“小三魏”的姐姐的丈夫。他也是个明朝的秀才，为人正直，为人处世都很平和。他读书很有悟性，他叔父禧还曾经跟他学习。晚年他研究历法、易经和西方的数学。有个和尚叫无可，和他一起研究算学，后来无可对别人说：“这个人真是个神人啊！”彭士望和邱维屏交往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别人的坏话。但是邱维屏唯独佩服他叔父禧，曾经写信给他，信里说：“拒绝别人的劝谏，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是很大的恶；不拒绝劝谏，却常常自己拒绝劝谏，不掩盖错误，却常常自己掩盖错误，这是更大的恶！您敢于相信自己，处事有自己的原则，并且坚持下去，即使拒绝劝谏，掩盖错误，大概也是有这样的原因吧！”禧收到信后非常感动。邱维屏教学生非常认真，手批讲解，日夜不停。康熙十八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告诉儿子：“吃饭有菜有饭就行，穿的能遮体就行，不要做坏事，做一个能读书识字的老师就够了。”彭士望很敬佩他的话。他留下了十二卷本的《周易剿说》、十二卷本的《松下集》和十八卷本的《邦士文集》。
曾灿，字青藜，也是宁都人，是给事中应遴的儿子。乙酉年，杨廷麟拼尽全力保卫南赣地区。应遴因为闽峤山区有十万民众，就派曾灿去安抚他们。曾灿刚出发，应遴就病死了，南赣也失守了，于是曾灿就解散了队伍。后来他剃度出家做了和尚，在福建、浙江、两广一带游历。他奶奶和母亲都很想他，担心他生病，他就回宁都老家了。因为奶奶的命令，他娶了媳妇，盖了座“六松草堂”，亲自耕田，好几年都没出门。后来他又在苏州一带住了二十多年，最后客死燕京。他写过《六松草堂文集》和《西崦草堂诗集》。
林时益，原本是明朝宗室，名叫议叙，字确斋，是南昌人。他和彭士望是同乡，两个人一起计划搬家。彭士望和魏禧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魏禧极力推荐金精山一带可以作为岭北的耕种之地，于是林时益就带着家人和彭士望一起去了。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多年，和魏家的兄弟们一起学习研究。康熙七年，朝廷下诏，说明朝的宗室子孙很多，躲藏在山林里的都应该回到田地里居住，恢复原来的姓氏。林时益在宁都住了很久，不愿意回去。他在冠石定居，盖了小屋，种田为生，只吃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冠石盛产茶叶，林时益用心制作茶叶，茶叶的香味可以和阳羡茶媲美，这就是所谓的“林茶”。晚年他喜欢上了禅宗的清净快乐。他写过《冠石诗集》五卷和《确斋文集》。
梁份，字质人，是南丰人。年轻的时候，他跟着彭士望和魏禧学习经世之学，擅长写古文。他曾经独自一人走遍万里，西边到过武威、张掖，南边到过贵州、云南，走遍了燕国、赵国、秦国、晋国、齐国、魏国的旧地，考察山川形势，探访古今成败得失和边远地区的奇闻轶事，并将这些见闻都写进了文章里。方苞和王源都很看重他的文章。他关于山海关的论述中说道：“山海关是从明朝洪武年间才开始设立的，隋朝在关西设置了临榆县，唐朝称之为榆关。东北方向的古长城，是燕国和秦国修建的，距离山海关很远，这些都不足以放在心上。金朝攻打辽国，是从迁徙百姓开始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在石河战败而失去了中原。天下的兴亡，人的成败，都决定于山海关这一隅之地。荒芜了几百年，却偏偏重视这三百年的历史。天下安定，山海关就安定；山海关有难，天下就一起遭殃，山海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他一辈子都遗憾没能亲身游历山海关。梁份为人正直坦率，意志坚强，生活俭朴，直到老都没有改变。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九岁。著有《怀葛堂文集》十五卷、《西陲今略》八卷。
侯方域，字朝宗，是商丘人。他父亲侯恂是明朝的户部尚书；叔父侯恪做过祭酒；他们父子都因为支持东林党而得罪了阉党。
侯方域拜倪元璐为师。他性格豪迈不羁，写文章很有气势。当时太仓的张溥主持复社，青浦的陈子龙主持几社，大家都非常推崇侯方域，全国有名的文人都争着和他交往。侯恂奉命率军救援汴京的时候，侯方域进言说：“父亲您奉旨讨伐叛贼，朝廷的议论有很多牵制。现在应该打破常规，赐剑诛杀那些不响应征调的甲科官员，并且迅速斩杀许定国这个扰乱军心的家伙，以儆效尤。这样一来，威信就树立起来了，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然后渡过黄河，收拢中原土寨的义军，与左良玉在襄阳会合，与陕西总督孙传庭互相配合，里应外合，那么汴京之围自然就会解除了。”侯恂斥责他狂妄自大，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让他回家去了。
方域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一直没机会施展。后来他就放飞自我，沉迷在秦淮河一带的声色犬马之中。当时阉党阮大铖也住在南京，正想着怎么复出。很多名士一起写文章弹劾阮大铖的罪行，写了篇《留都防乱揭》，宜兴的陈贞慧和贵池的吴应箕是主要起草人。阮大铖知道方域和这两个人关系很好，就私下托人去跟方域套近乎，想通过方域来和他们俩搞好关系，把事情摆平。方域看穿了他的心思，干脆拒绝了阮大铖派来的人，这可把阮大铖气坏了，恨得牙痒痒的。
后来阮大铖突然得势，就要把所有跟他作对的人都杀掉，他还把陈贞慧抓进了监狱。方域吓得赶紧跑路，投奔了镇帅高杰，这才躲过一劫。顺治八年，他参加乡试，考中了副榜。顺治十一年，他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方域的文采很好，和魏禧、汪琬齐名，被称为“国初三家”，留下了《壮悔堂集》。
与此同时，江西也涌现出一批有名的文人，比如南昌的王猷定，新建的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王猷定，字于一，是选拔出来的贡生。他父亲王时熙是进士，官至太仆卿，也是东林党的名人。王猷定这个人好奇心强，口才好，文章也写得很有特色，著有《四照堂集》。
陈宏绪，字士业。他父亲陈道亨是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当年他父亲还上书为杨涟求情，结果被罢官回家。家里藏书一万卷。陈宏绪自己没做官，编纂了《宋遗民录》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著有《石庄集》。徐士溥，字巨源。他父亲徐良彦是进士，因为得罪了崔呈秀和魏忠贤而被削职，发配到清浪戍边。溧阳的陈名夏听说徐士溥擅长写古文，就亲自写信邀请他，但他拒绝了。他留下了《榆溪集》。欧阳斌元，字宪万。他曾经为南司马吕大器起草奏章，弹劾马士英的二十四大罪状，还做过史可法的幕僚。他留下了十二卷文集。
申涵光，字孚孟，号凫盟，是永年人，他老爸是明朝太仆寺丞申佳胤。他十五岁就考中了秀才，虽然文名很响亮，但他压根儿就不想走科举这条路。每天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文章，成立诗社，喝酒游玩，过得很自在。
万历六年，天下大乱，大家商量着怎么守城，申涵光拿出家里四百两金子、二十万钱犒劳士兵。崇祯十七年（甲申年），他带着母亲逃难到西山，在广羊山的山顶上开荒种地。他和钜鹿的杨思圣，鸡泽的殷岳、殷渊结成了患难之交。北京城破了，他父亲申佳胤为国捐躯，申涵光悲痛欲绝，差点儿缓不过来。后来他渡江到了南方，拜访了陈子龙、夏允彝、徐石麟这些名宿，为父亲立传，继承父亲的遗志。
回到家乡后，他尽心尽力侍奉母亲，教导弟弟们，很少踏足城里。每天都和殷岳还有同乡张盖一起诗词唱和，人们称他们为“广平三君”。
清朝初期，朝廷下令寻找明朝为国捐躯的官员。柏乡的魏裔介上书朝廷，列举申佳胤的功劳，但被驳回了。申涵光光着脚跑到北京，一路在泥水中跋涉，差点儿累死。他穿着麻衣，系着孝带，在东华门外痛哭，看到的人都跟着流泪。魏裔介又再次上书为申佳胤申冤，最终朝廷追赠了申佳胤，并给予了应有的抚恤。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很敬佩他的行为，都争着和他交朋友，每天都有宴请、游玩、诗词酬唱。
申涵光写诗，风格大气磅礴，又能精雕细琢。他以杜甫为宗师，又从李白、岑参、王维、孟浩然等大家那里汲取营养。他曾经说过：“诗歌要表达人的本性和情感，如果情感是真实的，就能感动上天，感动鬼神。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字字句句都模仿别人，那就会显得虚假做作，根本打动不了任何人。” 尚书王士祯称赞申涵光开创了河朔诗派。大学士熊伯龙说：当代诗人中，我心甘情愿排在申涵光（凫盟）之下。
我去拜访孙奇逢先生，对他行弟子之礼。孙先生很后悔认识我太晚，就用圣贤的标准来勉励我。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解天人性命方面的道理，深入研究心理学，就不再写诗了。顺治十七年，朝廷下令各郡县举荐孝子，官府想推荐我，但我坚决推辞了。后来又推荐隐士，我还是坚决不接受。我曾经后悔因为名声而招致许多麻烦，所以谢绝了所有的交往。晚年我收集儒家学者的语录，每天早晚研读，还写了《性习图》、《义利说》、《荆园小语》、《进语》等书。我曾经说过：“专心致志不如专心致敬，敬，就能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朱熹和陆九渊都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朱熹走的是大道，虽然慢但稳妥；陆九渊走的是捷径，看似快捷却危险：选择哪条路，全在个人。”孙奇逢先生说我苦心钻研，阅历深厚，能沉得住气，忍耐力很强。裔介先生也赞扬我说：“年轻时在文坛崭露头角，年老后专心研究道理，这正是圣贤所说的‘博学而约之以礼’啊！”他们对我的评价如此之高。康熙十六年我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我还懂一些琴理，书法学习颜真卿，尤其擅长汉隶，偶尔也画山水和花鸟，都很有雅致。我著有《聪山诗集》八卷，《文集》四卷，《说杜》一卷。
盖先生，字覆舆。明朝灭亡后，他辞去秀才的功名，整天悲叹愁苦，最后得了狂病。他曾经游历齐、晋、楚、豫等地，回来后就闭门不出，住在土屋里，连妻子儿女都不能见他。只有我和岳先生去拜访，他才会让我们进去，我们谈得很投机。他的诗歌充满了悲愤之情，经常自己毁掉手稿。他死后，我为他整理出版了遗诗，取名《柿叶集》。
岳先生，字宗山，鸡泽人，是举人。北京城沦陷后，他逃到西山，和弟弟岳渊一起计划起义。事情败露，岳渊被害，岳先生躲在我家里才幸免于难。他写诗只学习魏晋以前的诗歌，尤其不喜欢律诗，只写古体诗，他的诗歌风格和他的人一样豪放不羁。《留耕堂集》就是他的诗集。
吴嘉纪，字宾贤，是泰州人，一个普通的百姓。他家住在安丰盐场东边的一个小地方，靠近海边，没什么朋友。他自己把住处叫做“陋轩”。他非常贫穷，即使是丰收年景也常常吃不饱饭。但他特别喜欢吟诗，每天早晚都吟咏自娱自乐，不怎么跟当时的达官贵人交往。 郡里的汪楫、孙枝蔚和他关系很好，经常称赞他，因此被大诗人王士祯知道了。王士祯尤其欣赏他五言诗的清冷古淡风格，有一次下雪的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为他写序，还特地派人跑了几百里路把序送给他。吴嘉纪于是乘船到扬州去拜谢王士祯，从此名声远播，很多有名的文人都争着和他互相唱和。
吴嘉纪擅长写那种凄苦严峻的诗词，他还创作过一些类似于《乐府诗集》那样的作品，风格凄凉急促，深奥幽远，能够把陈旧的题材赋予新的生命，自成一家。他写的《陋轩集》很多都散失了，后来朋友们又重新收集整理，编成了四卷本。他的诗歌骨气很遒劲，构思也很精巧。因为他经历了不少不如意的事情，所以诗作中常常流露出悲伤怨恨的情绪，但他为人正直，潜心修养，所以特别受到当时人的推崇。
徐波，字元叹，是吴县人。年轻的时候很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明朝灭亡后，他住在天池，建了一座叫“落木庵”的住所，过着隐居的生活，最终以禅宗的枯禅为终。他的诗歌里有很多感慨，虞山人钱谦益和他关系很好，还赠诗给他，非常欣赏他。他留下了《箫堂集》、《染香庵集》等诗集。
钱谦益，字受之，是常熟人。明朝万历年间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官职。他博学多才，擅长写诗词文章，是东林党的成员。天启年间，御史陈以瑞弹劾他，把他罢官了。崇祯元年，他又重新当官，没几个月就升到了礼部侍郎。当时要推举内阁大臣，钱谦益担心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都被推举，那他的名声就会比他们低，于是就暗中想办法阻止。结果温体仁翻旧账，追究钱谦益在浙江主考时受贿的事情，对他杖责后罚款赎罪。温体仁又收买了常熟人张汉儒来诬告钱谦益贪污受贿，行为不法。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结果张汉儒被处死。温体仁借故辞职，钱谦益也被罢官回家了。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朝大臣们商量着在南京另立新君。钱谦益暗中支持潞王，但这跟马士英的想法不合。后来福王登基了，钱谦益害怕得罪新皇帝，就上书歌颂马士英的功劳，马士英因此把他提拔为礼部尚书。 他还大力推荐阉党阮大铖等人，阮大铖最后当上了兵部侍郎。 到了顺治三年，清朝豫亲王多铎平定了江南，钱谦益投降了清朝，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管秘书院的事务。 冯铨担任明史馆正总裁，钱谦益当他的副手。没多久，钱谦益就请求退休回家了。
顺治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抓住了黄毓祺，钱谦益因为和黄毓祺有来往而被牵连，朝廷下令让总督马国柱审问他。钱谦益为自己辩解，马国柱查明钱谦益和黄毓祺根本不认识，就判决释放了他。 之后，钱谦益就靠写文章自娱自乐，十年后去世了。钱谦益文章写得好，对朝中典故非常熟悉，尤其诗写得好。明朝末年，王世贞、李攀龙标榜复古，但文章越来越没水平，钱谦益站出来振兴文风。他家里很有钱，藏书很多，后来绛云楼失火，只有佛像没烧着，于是他就皈依佛教，还抄写了《楞严经》。他自己的诗文集叫做《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朝廷下令销毁他的书，但他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龚鼎孳，字孝升，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李自成攻破京城后，朝廷任命龚鼎孳为直指使，让他巡视北城。等到睿亲王到达后，龚鼎孳就投降了清朝，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后来又调到礼科，升迁为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龚鼎孳父亲去世，他请求朝廷给予抚恤。 结果给事中孙垍龄上奏弹劾他说：“龚鼎孳投降流贼，朝廷却提拔重用他，他却从不认真工作，只顾喝酒唱歌，跟戏子厮混。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还照样喝酒唱歌，想借此获得不当的恩典，行为败坏，伦理丧尽，没有比他更过分的了！” 于是部门议决要降他两级。后来碰上大赦，免除了处罚，之后又不断升迁，最后当上了左都御史。
首先，大学士冯铨被人弹劾了，睿亲王就召集言官们来审问他。鼎孳（指王士祯）痛斥冯铨是阉党的余孽，说自己是忠于朝廷的义士。冯铨反问：“我比得上那些造反的贼寇御史吗？”鼎孳便拿魏徵归顺唐太宗的例子来为自己辩解。睿亲王笑着说：“只有那些毫无瑕疵的人才能去责备别人。你怎么能拿闯贼来比作唐太宗呢！”于是就停止了对冯铨的审问。冯铨因为这件事被降了八级，调到上林苑当个丞，没多久就被罢官了。康熙初年，他又被起用，做了左都御史，后来升迁为刑部尚书。死后，谥号“端毅”。乾隆三十四年，朝廷又下令撤销了他的谥号。
王士祯真是个天才，文思敏捷，几千字的文章一会儿就能写完。顺治帝还在皇宫里的时候就看过他的文章，感叹道：“真是个才子啊！”他曾经两次主考会试，但提拔人才却总觉得不够多。朱彝尊、陈维崧在京城的时候，生活很贫困，都是他资助的。画家傅山、阎尔梅坐牢，也是靠他帮忙才得以脱险。临死前，他把徐釚托付给梁清标，说：“像徐釚这样有才华的人，难道能让他默默无闻吗？”后来徐釚果然通过梁清标的推荐参加考试，考中了鸿博，进了史馆。自从钱谦益死后，朝中那些有才华、受士林敬仰的人，人们都认为王士祯是第一。他著有《定山堂集》。
吴伟业，字骏公，是太仓人。明朝崇祯四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的官职。他担任东宫讲读官，后来又升迁为左庶子。弘光年间，他被任命为少詹事，之后请求休假回家。顺治九年，两江总督马国柱推荐了他，朝廷诏令他进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继推荐他，他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讲，负责修撰太祖、太宗的圣训。顺治十三年，他升迁为祭酒。母亲去世后，他就回家守孝了。康熙十年去世。
吴梅村先生，学问那叫一个渊博，无论是经史子集里的疑难问题，还是朝廷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他都能彻底弄明白。他的诗文写得特别好，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但他从不夸耀自己。他特别孝顺，赶上乱世，家里还有长辈在世，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情况，常常为自己的身世感慨万千，心里很苦闷。
临死的时候，他交代说：“我这一辈子，经历的都是艰难困苦，没有一天、一件事是舒心的。死后，就穿僧衣下葬吧，把我葬在邓尉山、灵岩寺附近。坟前立一块圆石头，上面刻‘诗人吴梅村之墓’就行了。不要建祠堂，也不要立碑刻铭。” 听到他这些话的人，都忍不住悲伤起来。他留下了《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和《梅村集》这些著作。
曹溶，字鉴躬，是嘉兴人。崇祯十年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御史。清军占领北京后，他还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没多久就升任了顺天府学政。他上奏推荐了明朝的进士王崇简等五个人，又请求表彰为明朝殉节的大大学士苑景文、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八个人，还有孝子徐基、义士王良翰以及十多个节妇。考试结束后，他被提升为太仆寺少卿。因为之前担任学政时失察，被降了两级。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慢慢升迁到左通政，上奏说：“通政的职责在于进谏，以后凡是遇到夹带私情、违反规章制度的奏章，就应该驳回，并且允许随时提出建议。”他还说：“清军入关后，各地驻扎军队，这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应该把军队集中到盗贼出没、地势险要的地方，这样兵力就不会不足。那些闲散无事的军队，有缺额也不要补充，有调动就立刻派遣，这样军饷就不会浪费。而且应该裁撤提督和镇守，增加副将的职务，让他们专责成效。”他又说：“各部门的职掌没有成文的规定，请求把近年来奉旨执行的命令，参照前朝的会典，编纂成简明易懂的条例，以加强官吏的责任感。”后来他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他上奏请求皇帝在便殿接见大臣，召见大臣进宫面圣，赐予笔墨纸砚来考察他们的才能和见识，如果提出的建议切中要害，就立刻执行，不要一概交给下属部门讨论。皇帝都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之后，他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后来外放为广东布政使，之后又降职为山西阳和道。康熙初年，他因裁撤官职而回到家乡。康熙十八年，他被举荐为鸿博，因为丁忧而没有赴任，学士徐元文推荐他修撰明史。又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留下《倦圃诗集》。
宋琬，字玉叔，是莱阳人。他父亲宋应亨，在明朝天启年间考中了进士。曾经在清丰县做县令，政绩显著，百姓为他立了祠堂。崇祯末年殉节，追赠太仆寺卿。
宋琬从小就能写诗，很有才名。顺治四年考中了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后来一步步升迁到吏部郎中。之后外放担任陇西道，路过清丰县的时候，老百姓都跑到应亨祠把他拦住，盛情款待了他一整天，还给他讲述过去的事情，说到动情处都哭了。宋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心不辜负祖先的期望。后来他又调任永平道，又调任宁绍台道，在这些地方都做出了成绩。顺治十八年，他被提升为按察使。那时候登州的于七造反了。宋琬的一个族兄弟和他有宿怨，就向官府告发，诬陷宋琬和于七勾结，宋琬立刻被抓进监狱，妻子儿女也被关了起来。关了三年多，才由督抚外地审讯。巡抚蒋国柱证明了他是被诬陷的，康熙三年，宋琬才被释放回家。康熙十一年，朝廷下诏起用他，授予他四川按察使的职位。第二年，他进京朝见皇上，家人就留在官署。正赶上吴三桂叛乱，成都城被攻破，宋琬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恐万分，忧虑过度而死。
宋琬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和严沆、施闰章、丁澎等人一起诗词唱和，被称为“燕台七子”。他的诗歌风格和谐，明朗温润。等到他遭遇不幸后，诗作风格变得凄清激昂，但又不失平和。王士祯为他编辑诗集，一共三十卷。他还曾经拿施闰章来和自己相比，说自己是“北宋”，施闰章是“南施”。宋琬死后，他的诗歌有很多散失了，他的族孙宋邦宪收集整理，编成六卷本。
严沆，字子餐，是余杭人。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他为人谦逊，有时候有人批评他的诗，他就及时修改。他有一部诗集叫做《皋园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是宣城人。他的祖先施鸿猷，以儒学闻名。施家子孙在江南一代传承家业，说起江南的家族教育，大家都会提到施家。
闰章从小就没了父亲，跟着叔父长大，就像亲生父亲一样。他跟沈寿民一起学习，广泛阅读各种书籍，诗歌和古文写得都很好。顺治六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升任员外郎，还参加了高等考试。之后又升迁到山东当学政，他提倡正统的学术思想，打击那些华而不实的学风，人们都称赞他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任期满了之后，他调到江西当参议，负责湖西道的政务。当时湖西道的很多地方都比较落后，盗贼很多，他就跑遍了山山水水，去安抚百姓，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施佛子”。他还曾经写过《弹子岭叹》、《大阬叹》之类的文章上报给上司，大家看了都说：“这真是当今的元道州啊！” 他尤其重视发展教育，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修建书院，经常有几百人来听他讲学。
新淦县有两个兄弟因为争吵闹得很不愉快，有一天他们听了闰章讲关于礼让孝悌的道理，竟然抱头痛哭起来，跑到闰章面前认错。峡江县闹虎患，闰章写文章祈祷，没过多久就有一只老虎掉进了深沟里，虎患也就消失了。有一年闹旱灾，他祈雨，每次都灵验。康熙初年，因为机构精简，他被辞退了。可是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就集资修建了龙冈书院来祭祀他。早些时候，闰章在临江府任职，那里有一条清江环绕着城市，老百姓经过那里都说是：“这条江就像我们的使君一样。” 于是就把清江改名叫使君江。等到他离开的时候，全城的人都送他到江边，又送他到湖边。因为他的官船太轻，老百姓都争着买石膏来增加船的重量，才让他顺利渡过。康熙十八年，朝廷召他参加鸿博考试，他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参与修撰《明史》，还主持了河南的考试。康熙二十二年，他升任侍读，不久就病逝了。
闰章的学问，是以仁爱为根本的。他设立义田，帮助族人，扶持后进。他的文章简洁朴实，风格平和；他的诗歌和宋琬齐名。王士祯非常喜欢他的五言诗，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幅摘句图。王士祯的学生向闰章请教诗歌创作的方法，闰章说：“阮亭（阮元）的诗歌就像华严寺的楼阁，一眼就能看透。我却不一样，我就像盖房子一样，砖瓦木石，都要一块一块地从平地上垒起来。” 大家听了都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著有《学余堂集》、《矩斋杂记》、《蠖斋诗话》，总共八十多卷。
闰章和同乡高咏交情很好，两人都擅长写诗，在东南诗坛上活跃了几十年，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宣城体”。
咏，字阮怀，从小就被称为神童。他爷爷维岳，做过兴国州知州，为人清廉，没有什么家产。咏从小生活贫困，却坚持学习，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考中，直到将近六十岁才通过贡举考试进入太学。后来参加词科考试也考中了，被授予检讨官的职位。皇帝的批文中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超过了古人。他还擅长书画，留下了《遗山堂集》和《若岩堂集》。
当时和他一起考中鸿博的还有泰州人邓汉仪，字孝威。因为年纪大了，被授予中书舍人的职位。他也擅长写诗，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自己的诗集，每年编纂成册，一共编了七集。诗人们都非常推崇他。
王士禄，字子底，是济南新城人。他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为人清廉正直。他的弟弟士祜、士祯都跟着他学习写诗。士祯后来成为诗坛大家，官至尚书，还有自己的传记呢。王士禄在顺治九年考中进士。他上书请求调换官职，被选为莱州府教授，后来升任国子监助教，又升任吏部主事。康熙二年，他以员外郎的身份去河南主持考试，因为查处贪污受贿的官员而被牵连下狱。过了很久才洗清冤屈，被免职回家。过了几年，他又被起复原职。翰林学士张贞生、御史李棠先后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他却极力为他们辩护，人们都觉得他很不容易。不久他又被免职回家。他母亲去世后，王士禄因过度悲伤而死，年仅四十八岁。他的文章简洁明了，不加雕饰，诗作更是闲淡幽雅。他留下了《西樵集》和《十笏山房集》。
王士禄的弟弟王士祜，字子测。十岁的时候，有客人问他焦竑的字“弱侯”是什么意思，在座的客人没有人答上来，他就立刻回答说：“这是出自《考工记》的‘竑其幅广以为之弱’。”大家都惊叹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康熙初年，他考中进士，但还没来得及做官就去世了。他的弟弟士祯为他编纂了诗集《古钵山人遗集》。
当时，除了山左的王氏兄弟，田雯、颜光敏、曹贞吉、王苹、张笃庆、徐夜这些诗人也都名声在外。
雯，字紫纶，号山姜，是德州人。康熙三年考中进士，被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以前中书舍人都是用花钱买官的郎中担任，那一年开始改用进士出身的人担任，雯就成了这个例子的开端。后来他官职一路升迁，做到工部郎中。他曾经担任江南学政，所录取的士子大多都是人才。每次主持考试，他只带两匹骡子，两个仆人，并告诫相关官员不要大张旗鼓地准备。之后，他被任命为湖广督粮道，又升迁为光禄寺卿，接着担任江宁巡抚，最后调任贵州。当时苗族和瑶族作乱，广东巡抚建议联合讨伐，雯却说：“治理苗族的方法，犯了法就处罚，没犯法就预防，没必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啊。” 于是，讨伐的计划就搁置了。他丁忧回家守孝后，重新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后来调到户部，最后因为生病辞官回家。康熙年间，士祯在全国享有盛名，他评论诗歌注重风格和格调。而雯则拥有豪放不羁的气质，想用奇丽的风格来与士祯对抗。他著有《古懽堂集》。
贞吉，字升六，是安丘人。他和雯同年考中进士，担任礼部郎中。他的诗歌风格遒劲有力，内容充实，著有《实庵诗略》。他还擅长词作，吴绮选编的名家词集，把他列为压卷之作。
光敏，字逊甫，是曲阜人，是颜回的六十七代孙。康熙六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国史院中书舍人。皇帝到太学视察时，对颜氏后裔加恩，授予他礼部主事的官职，后来升迁为吏部郎中。他的诗歌风格秀逸深厚，风格类似钱起和刘禹锡。吴江的计东认为他的诗歌足以歌颂盛世。他擅长弹琴，精通骑射和蹴鞠。他曾经到西边登上华山，游览伊阙，南下游览长江和淮河，观看钱塘江潮，溯游三衢。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让人画图，并将收集的金石文字挂在墙壁上。他著有《乐圃集》和《旧雨堂集》。
苹，字秋史，是历城人。年轻时生活放荡不羁，不被世人理解，人们都认为他狂放不羁。雯看到他的诗歌后，很欣赏他，并称赞他。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黄叶”的诗，非常出色，人们称他为“王黄叶”。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本来应该担任县令，但他因为母亲年迈，改任成山卫的教授。他闭门谢客，专心吟诗作赋，品德也更加高尚。他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
笃庆，字号历久，是淄川人，考中了拔贡生。很早就得到了施闰章的赏识。后来朝廷征召鸿博，有人想推荐他，但他拒绝了。他的诗歌以盛唐为宗，有诗集《昆仑山房集》。
夜，字号东痴，是新城人，原名元善。他考中了鸿博，但是没去赴任。也留下了诗集。
陈恭尹，字号元孝，是顺德人。他父亲邦彦，在明朝末年殉国，后来被追赠为尚书。恭尹从小没了父亲，但他能写诗，并且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到了忠孝的大节。他放弃家业外出游历，写下了许多怀古的诗篇，比如《姑苏怀古》，当时非常轰动。他在福建和浙江一带待了七年。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在路上遇到他，责备他说：“你都不回去安葬你父亲，难道就想随便死一次来堵住别人的嘴吗？”恭尹哭着向他道谢，然后就回家了。安葬了父亲在增城之后，他又渡过铜鼓洋，去海外寻找旧友。过了很久才回来，在何衡家做客。他和陶窳、梁无技以及何衡的弟弟何绛一起互相砥砺，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北田五子”。之后，他又游历了赣州，然后泛舟洞庭湖，再次游览金陵，到达汴梁，又渡过黄河，在大行一带徘徊。然后他南归，在羊城南边建造房屋，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
陈恭尹长得高大威猛，留着长长的胡须，气质沉稳深邃。他的诗歌激昂顿挫，能够充分表达他悲愤的心情。他自己说，他平生写的文章大多来自内心感受，平时忙于奔波，没有时间去考证古籍。他七十一岁去世，著有《独漉堂集》。王隼收集了陈恭尹的诗歌，和屈大均、梁佩兰的诗歌一起刻印，合称为《岭南三家集》。
屈大均，字号介子，番禺人。最初的名字叫绍隆，遇到变故后出家做了和尚，中年以后又还俗了。他擅长写诗，诗风高亢豪放，有诗文集《翁山诗文集》。
佩兰，字芝五，是南海人。他小时候就每天写好几千字的日记，厉害吧！顺治十四年乡试考了第一名，但直到顺治三十一年才考中进士，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岁了。佩兰从小就有名气，擅长写诗。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里，大家都推举他当祭酒。不到一年就请假回家了，在老家住了十五年。后来朝廷下令让词臣们回京上班，他又进京了。一个月后散馆，因为不熟悉国书（官场文书）而被辞退，又回家了。他创建了兰湖社，和老乡程可则，还有番禺的王邦畿、方殿元以及恭尹等人，并称为“岭南七子”。他写了一本诗集，叫《六莹堂集》。
程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考了第一名。因为一些原因，殿试没参加，就回家了，然后更加努力地学习经史子集。十七年，他又参加了考试，被授予内阁中书，后来升迁到兵部郎中。后来外放做了桂林府知府，因为办事效率高而有名声。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经常和宋琬、施闰章、王士禄、王士祯、陈廷敬、沈荃、曹尔堪这些人一起喝酒赋诗。吴之振还把他们八个人的诗集刻印出版了。程可则的诗集叫做《海日堂集》。
方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考中进士。做过剡城、江宁等县的知县。他把祭田的收入用来供养兄弟，自己带着大儿子还和二儿子朝，搬到苏州居住。父子三人都会写诗，所以说“岭南七子”的时候，也把他的两个儿子算在里面。方殿元写了《九谷集》；他儿子方还写了《灵州集》；另一个儿子方朝写了《勺园集》。
佩兰的朋友里还有一个南海人吴文炜，字山带。他十岁就会写诗，还会画画。开始的时候模仿李贺的风格，喜欢写一些很险峻、很奇特的句子。康熙三十二年考中举人。后来成家了，不幸在旅途中去世了。他写了一本诗集，叫《金茅山堂集》，恭尹为他写了序。
王隼，字蒲衣，是番禺人。他父亲王邦畿是明朝的副贡生。“岭南七子”之一。王隼有诗集《耳鸣集》。王隼七岁就会写诗。他喜欢道家思想，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去了丹霞山，后来又去了庐山，住在太乙峰，住了六七年才回家。他喜欢弹琵琶，整天看书，生活很穷困，也不在意，只喜欢弹琵琶。琵琶声急促的时候，就说明他更穷困了。他写了一本诗集，叫《大樗堂集》。他的妻子潘氏和女儿王瑶湘都会写诗。
冯班，字叫定远，是常熟人。他学问深厚，说话很有条理，就是性格不太合群。他跟严羽辩论诗歌，观点针锋相对，尤其不喜欢江西诗派那一套，他的诗歌风格有点像李商隐、温庭筠和李白。书法四体都写得很好，还写了一本诗集叫《钝吟集》。赵执信，近代很少有人能得到他认可，但唯独看了冯班的著作后彻底折服，甚至穿戴整齐去拜访他。他还曾经去冯班的墓前祭拜，写下“私淑门人”四个字烧在墓前。冯班受到名流的敬仰，就是这样。
宗元鼎，字叫定九，是江都人。七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咏梅诗，当时就传遍了附近。他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梅树，人们都叫它“宗郎梅”。他为人耿介孝顺，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却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穷。康熙初年，他考中了太学生，后来被分派到州里做同知。但他没做多久官就去世了。元鼎和他弟弟元豫、元观，还有他的侄子之瑾、之瑜，诗都写得好，人们称他们为“广陵五宗”。
刘体仁，字叫公霝，是颍州人。顺治年间考中了进士。后来家里出了难事，他就辞官了，跟着孙奇逢学习。之后又当上了考功郎中。体仁喜欢画画，鉴赏水平很高，还擅长弹琴。他和汪琬、王士祯是好朋友，写了一本诗集叫《七颂堂集》。王士祯说他的诗像孟浩然；还说，现在能把各种诗歌风格学得这么好的，没有比宗元鼎更厉害的；而学西昆体诗歌的，没有比吴殳更厉害的。
吴殳，字叫修龄，原名叫乔，也是常熟人。他写了一本《围炉诗话》，里面说：“比喻是米，把它煮成饭就是文章，酿成酒就是诗啊！”他还说：“诗里头必须有人在。”赵执信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
胡承诺，字君信，是天门人。崇祯年间考中了举人。明朝灭亡后，他就隐居起来，不当官，整天待在天门山和柘树林附近。顺治十二年，朝廷给他安排了个县里的官职。康熙五年，朝廷下令召他进京，六年后他到了京城，没多久就请求回家了。他在西村建了个石庄，终年读书，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绎志》。《绎志》就是他记录自己志向的书。这本书立足于道德修养，又贴近实际生活，是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用途的学问。
他书中的《吏治篇》里写道：“古人不敢轻易说要变法。必须具备明智的德行，对事情的轻重缓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仅要为精细的事情操心，也要为粗略的事情操心；要有一种和谐愉悦的气氛，对不同的意见都能包容，不仅让赞同的人高兴，也要让反对的人高兴；这样才能废除旧的制度，实行新的制度，老百姓才不会惊慌失措，吵吵嚷嚷。” 《租庸篇》里写道：“想要国家富强，就要让百姓和统治者都有剩余的力量。百姓有剩余的力量，是因为统治者节制了对他们的索取；统治者有剩余的力量，是因为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他书中的其他篇章也都是这个意思。胡承诺自己认为他的书可以和徐干的《中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相媲美。
有些人批评他只是东拼西凑别人的话，没能像古人那样自成一家之言，但是总的来说，他的书还是符合正道的。他还写了一本《读书录》，内容零散琐碎，大概是他写《绎志》时剩下的材料吧。康熙二十六年他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
同时，专心致志写作，学问和胡承诺不相上下的，还有贺贻孙，字子翼，是永新人；唐甄，字铸万，是达州人。
孙贻孙九岁就能写文章了。明朝末年，社团活动很盛行，孙贻孙和万茂先、陈士业、徐巨源、曾尧臣这些人一起在豫章地区成立了文学社团。明朝灭亡后，他就隐居不出山了。顺治初年，学使官很欣赏他的名声，特意把他列入贡生名单，但他拒绝了。巡按御史笪重光想推荐他参加鸿博考试，信都送到了，孙贻孙听了很悲伤地说：“我躲避的是乱世，可不是躲避名声啊，名声带来的麻烦实在太多了！我要从此隐退了！”于是他剪掉头发，穿上粗布衣服，在深山里盖了间茅屋，从此没有人再知道他的行踪了。晚年生活更加贫困。他著有《易触》、《诗触》、《诗筏》、《骚筏》，还写了《水田居激书》。这《水田居激书》呢，是用记述各种事物来表达情怀，用记载逸闻趣事来教化世人，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要说不够，就多说；多说还不够，就更加严肃认真，一定要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才罢休，以此来抨击邪恶，弘扬正义。从最初的富贵到最后的空明，一共写了四十一篇。
他为人非常孝顺，父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灵堂守孝三年。因为天下大乱，没能及时把父亲下葬，最后把父亲葬在了虎丘。顺治十四年，他考中了举人。被选拔为县令，到任后，他就带领百姓种植桑树，一共种了八十万棵，百姓都因此受益。没过多久，因为替逃犯说情而丢了官。他在苏州租房子住，经常吃不上饭，甚至要采摘枸杞叶充饥，衣服也破烂不堪，但他一直坚持著述。他最初的志向是想要治理天下，写了一部《衡书》，后来因为屡遭挫折，又改名为《潜书》。它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治学，从儒家经典开始，最终博览群书，一共五十篇；下篇论述治国，从重视治理开始，最终归于潜心修养，一共四十七篇。他仰观天道，下察人事，远观古代的典故，近察当今的实际情况，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并非空话。江西宁都的魏禧见到他的书后，感叹道：“这是周秦时代的著作啊，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孙贻孙七十五岁去世。
阿什坦，字金龙，是满洲正白旗人，完颜氏的后代。顺治九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刑科给事中。一开始，他翻译了《大学》、《中庸》、《孝经》等书，皇上还下令把这些翻译的版本印行颁布。阿什坦还上书皇上说：“学习的人应该以圣贤为目标，以经史为引导，其他的没用的杂书都应该扔掉。”他还建议严格区分旗人男女的界限，并制定九品官职制度，这些建议都被皇上采纳了。康熙初年，他辞官回家了。鳌拜专权的时候，鳌拜想见他，但他始终没去。后来有人推荐他，康熙皇帝召见了他，问他关于节俭和爱人的看法。阿什坦回答说：“节俭，最重要的就是少欲望；爱人，最重要的是用贤能的人。”康熙皇帝转头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们朝代的大儒啊！”他写过《大学中庸讲义》和一些奏折。他的孙子留保，担任过掌院学士，参与了《明史》的编纂，并在其中附上了王兰生先生的传记。
刘淇，字武仲，是汉军镶白旗人。他弟弟刘汶考中了举人。刘淇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赏识，当时人们都称他为“二难先生”。他写过《周易通说》、《禹贡说》、《助字辨略》、《堂邑志》、《卫园集》等书。
金德纯，字素公，是汉军正红旗人，写过一本叫《旗军志》的书。
傅泽洪，字育甫，也是汉军旗人。他官至江南淮扬道，写了一部一百七十五卷的巨著《行水金鉴》。
汪琬，字苕文，是苏州人。从小就没了父亲，但他自己努力学习，特别想写出优秀的古文。易经、诗经、书经、春秋、三礼、丧服这些方面的学问，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性格比较耿直，不太合群。他深深地感叹古今文人，很多人都只顾名声，缺乏实际行动，很少有人能做到真正独立特行，所以他一心想学习对国家社会有用的知识。他对当时的人和事，评价都很直接，从不宽容敷衍。
顺治十二年，他考中了进士，被授予主事之职，后来又升迁为刑部郎中。因为牵连到别人的事情而被降职为兵马司指挥，但他依然尽职尽责，并没有因为官职低微而灰心丧气。任期满了之后，他又升迁为户部主事，老百姓送他时，路都挤满了人。后来他在江宁西新关当差，因为生病就回家休假了。他在尧峰山盖了间小屋，闭门读书写作，不问世事，人们都称他为尧峰先生。后来，宋德宜和陈廷敬推荐他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他考取了第一名。被任命为编修，参与修撰《明史》，在很多有争议的事情上，他都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徇私。在翰林院待了六十天，他又请求回家休养。回家十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起初，康熙皇帝曾经问陈廷敬，现在谁会写古文，陈廷敬推荐了汪琬。等汪琬因为生病回家后，康熙皇帝南巡驻扎在无锡，就告诉巡抚汤斌说：“汪琬在翰林院待过很久，很有文名。现在听说他回乡后生活很清廉，特地赐给他一幅御书。”当时的人都非常敬重他。汪琬写文章，基础是六经，文风流畅，像南宋那些大家一样，叙事很有条理。那些达官贵人的传记，大家都抢着让他来写。他曾经自己整理诗文，编成《类稿》和《续稿》，一共几十卷，又从中挑选最精美的部分，嘱咐他的学生林佶刻印出版。
计东，字甫草，是吴江人。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经世之才，自己跟马周、王猛相比。赶上世道变化，他就写了《筹南五论》，拿着去拜见史可法，史可法觉得他很奇特，但是没用他。顺治十四年，他考中了顺天府乡试，很快因为江南奏销案被黜落了。他曾经跟着汤斌学习，又跟着汪琬学习欧、曾二人的古文写作方法，所以他的文章很有根底，而且风格平和温雅。既然没被朝廷启用，又穷得养不活自己，他就四处游历，走到哪儿就结交当地的豪杰。
他路过邺城，去寻找明代诗人谢榛的墓地，在城南门外二十里找到了，就修缮了墓地，立了碑，还请求官府禁止在那里砍柴放牧。他又在顺德的旅馆休息，想起归有光以前曾经做过这个郡的官，他的集子里有《厅壁记》，计东想找到那里的遗址却找不到，就在衙门旁边荒废的花园里摆上香，磕头痛哭而去，围观的人都觉得他疯了。计东表面上看着不羁，但内心行为很谨慎，对母亲非常孝顺。同乡朋友吴兆骞被流放到关外，计东为了帮助他的家人，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吴兆骞的幼子。大学士王熙很看重计东，多次想推荐他，但都没成功。正赶上朝廷要选拔鸿博，可是计东已经在一年之前去世了，大家都很惋惜。
河南之行，他见到了商丘的宋荦，宋荦很看重他。计东去世二十多年后，宋荦当上了江苏巡抚，为他写序，出版了他的遗作《改亭集》。吴兆骞，字汉槎，也是顺治十四年的举人。因为科场上的流言蜚语被抓起来，发配到宁古塔。吴兆骞和他的弟弟吴兆宜都擅长写文章，在塞外住了二十年，穷困潦倒，郁闷难耐，就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在诗歌里。后来他的朋友顾贞观向纳兰成德、徐乾学求情，赎回了吴兆骞，他在康熙二十年被赦免回乡。他著有《秋笳集》。吴兆宜曾经注释过徐陵、庾信二人的诗集、《韩偓诗集》，还注释过《玉台新咏》《才调集》，这些书都流传于世。
同乡顾我锜，是廪生。鄂尔泰担任江苏布政使的时候，曾经考查古学，录取了五十三个人，刻印了《南邦黎献集》，认为顾我锜是第一名。乾隆丙辰年开考词科，鄂尔泰很惋惜顾我锜已经去世了，没能被选拔，人们都说他的遭遇和计东一样。他留下了《湘南诗集》。
彭孙遹，字骏孙，是浙江海盐人。他爸爸彭期生，在明朝唐王当政的时候做过太仆卿，后来死在了江西赣州。他大哥彭孙贻因为身体残疾早早去世了，彭孙遹是他家里的老幺。顺治十六年，彭孙遹考中了进士，被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他本来就擅长写文章和词，跟王士祯的名气不相上下，人们都称他们为“彭王”。
康熙十八年，朝廷开设了博学鸿儒科考试，皇上命令全国官员广纳贤才，还特别隆重地邀请大家来参加考试，不管你有没有当官，都得来北京参加考试，每个月朝廷还发放太仓的米粮作为补贴。第二年三月初一，皇上在太和殿召见考生进行考试。考试题目是一篇赋和一首诗，学士院还专门准备了考卷和笔墨纸砚，光禄寺负责安排座位和宴席，考试结束后，大家还被邀请在体仁阁用膳。结果，皇上亲自点名彭孙遹为第一名，授予他编修的官职。
孙遹之后，浙江籍的翰林还有好多人呢，比如杭州的汪霦，秀水的徐嘉炎、朱彝尊，平湖的陆葇，海宁的沈珩，仁和的沈筠、吴任臣、邵远平，遂安的方象瑛、毛升芳，萧山的毛奇龄，宁波的陈鸿绩，一共十三位。
江苏就更多了，足足二十三位，分别是：上元的倪灿，宝应的乔莱，华亭的王顼龄、吴元龙，无锡的秦松龄、严绳孙，武进的周清原，宜兴的陈维崧，长洲的冯勋、汪琬、尤侗、范必英，吴县的钱中谐，仪真的汪楫，淮安的邱象随，吴江的潘耒、徐釚，太仓的黄与坚，常熟的周庆会，山阳的李铠、张鸿烈，上海的钱金甫，江阴的曹禾。
直隶有五位：大兴的张烈，东明的袁佑，宛平的米汉雯，获鹿的崔如岳，任丘的庞垲。安徽有三个人：宣城的施闰章、高咏，望江的龙燮。江西两位：临川的李来泰，清江的黎骞。陕西一位：富平的李因笃。河南一位：睢州的汤斌。山东一位：诸城的李澄中。湖北一位：黄冈的曹宜圃。
总共五十个人，都是通过翰林院进入史馆的。那些评上二等的人，也大多是有名望的学者，真是人才济济啊！
孙遹当过吏部侍郎，还做过经筵讲官。明朝的史书很久都没写完，皇上特地让他当总编纂，还专门下旨，这可是非常特殊的事情。他七十岁的时候退休回家，皇上还御笔亲题“松桂堂”三个字送给他，他后来就用这三个字来命名自己的文集了。
朱彝尊，字锡鬯，是秀水人，明朝大学士国祚的曾孙。他从小就天赋异禀，读书过目不忘。家里穷，他四处漂泊，南到岭南，北到云朔，东到海边，还登上过蓬莱阁，走遍了瓯越各地。他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搜集考证那些破庙荒冢、残碑断碣上的文字，然后和史书上的记载互相参照，核对异同。 回到家乡后，他还和李良年、周筼、缪泳等人一起定期作诗讲学，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
康熙十八年，这位老兄参加了鸿博考试，考中了，当上了检讨。那时候，富平的李因笃、吴江的潘耒、无锡的严绳孙还有这位彝尊，都是平民百姓出身，一起被选中参与修撰《明史》。他们建议多找找遗留下来的书籍，延长点期限，别像修《元史》那样赶时间。
他们还指出，方孝孺的朋友宋仲珩、王孟缊、郑叔度、林公辅这些人，都没被牵连到，这就说明了“诛九族”的说法，以及把朋友弟子都算进九族里杀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九族”本来就只是指本宗族人而已。他们还说，东林党的人不都是君子，不是东林党的人也不都是小人。写史书的不能带着门户之见，凭个人好恶来划分正邪。
康熙二十年，他当上了日讲起居注官。后来去江南主持考试，据说选拔了不少人才。之后进了南书房当差，皇上还赏赐他在紫禁城骑马。经常参加宫里举办的宴会，还得到很多丝绸、水果之类的赏赐，这些事儿他都写进了诗里。有一次，他偷偷带了个小书吏进宫写东西，结果被弹劾了，降了一级，后来又恢复了原来的官职。康熙三十一年，他告假回家。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他去无锡迎接皇上，皇上还御笔题写了“研经博物”四个字，作为赏赐。
那时候，王士祯擅长写诗，汪琬擅长写文章，毛奇龄擅长考据，而这位彝尊呢，这三样都擅长！他写了《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这些书。他还曾经编选过《明诗综》，有的诗是因人而录，有的诗是因诗而存人，他整理编排得非常到位。他八十一岁去世了。他儿子昆田也擅长诗文，可惜早逝了。他孙子稻孙，在乾隆丙辰年考中了鸿博，也算是家学渊源，后继有人了。
彝尊经常一起做诗的人，有个叫李良年，字武曹，是同乡。他和他的哥哥绳远、弟弟符，都擅长写诗。他参加鸿博考试后，就辞官回家了，写了一本叫《秋锦山房集》的诗集。还有一个叫谭吉璁，字舟石，是嘉兴人，是彝尊姑妈的儿子。他小时候遇到过土匪，为了保护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土匪，土匪才放过他们。后来，他参加国子监考试，考了第一名，被授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后来外放担任延安同知。吴三桂叛乱的时候，他坚守榆城，城池没有失守，因此论功加了一级。后来他又参加鸿博考试，结果没考上，后来升迁为登州府知府。最后去世了，留下了一本叫《嘉树堂集》的诗集。
尤侗，字展成，是苏州人。年轻时考中了秀才，通过考试当上了官。他被任命为永平推官，为人正直，不畏强权。因为一次触犯了权贵，被降级回家。尤侗很有才华，写的诗文新颖独特，还常常带些幽默诙谐，每写出一篇，都会被广为流传。康熙十八年，他参加鸿博考试，考取了第二名，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参与修撰《明史》。三年后，他告假回家。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的时候，尤侗献上诗歌颂扬圣驾。康熙皇帝很高兴，赐给他“鹤栖堂”的匾额，还把他提升为侍讲。
早些时候，顺治皇帝在宫里看到尤侗的诗作，就称赞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后来尤侗进入翰林院，康熙皇帝又称他为“老名士”。天下人都羡慕他的显赫地位。尤侗喜欢提拔有才能的年轻人，为人宽厚温和，与人和谐相处。他兄弟七人感情非常好，一直到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亲密无间。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他留下了《西堂集》和《鹤栖堂集》，总共有一百多卷。
秦松龄，字留仙，是无锡人。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做了检讨，后来被罢官回家。之后他又参加鸿博考试，再次被授予检讨的官职。他曾经主持江西乡试，后来官至左赞善，最后以谕德的官职退休。秦松龄在担任庶常的时候，被召来考试，题目是咏鹤诗，他写道：“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顺治皇帝一眼就看中了他的诗，把它排在第一位，并对阁臣说：“这个人一定有品德！”他告老还乡后，在乡里住了二十多年，专心研究《毛诗》。他仿照黄氏《日钞》的体例，撰写了《毛诗日笺》六卷。他自己写的诗文集叫做《苍岘山人集》。
曹禾，字颂嘉，是江阴人。康熙三年考中进士。被选为鸿博，授予检讨的官职，最后做到祭酒。他和田雯、宋荦、汪懋麟、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被称为诗中十子。
同时，江西省鸿博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是李泰来，字石台，是临川人。顺治九年考中进士。他曾经担任江南学政，后来被任命为苏松常道，因为生病而辞官回家。参加词科考试后，被授予侍讲的官职。他的古文深奥博大，诗作以平和雅致著称。他留下了《石台集》。
陈维崧，字其年，是宜兴人。他爷爷陈于廷，是明朝的左都御史。他爸爸陈贞慧，在《遗逸传》里也有记载。陈维崧从小就天赋异禀，十岁的时候，就代替他爷爷写了杨忠烈像赞。长大后，他经常陪着爸爸参加名流聚会，别人一请他写序记，他就能立刻写出上千字，文采华丽，非常出色，那些跟他同辈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争着跟他交往。后来他考中了秀才，但很久都没能得到官职。于是他就出去游历，走到哪儿都有人争着请他做客。有一次他从汴京到京城，跟朱彝尊一起合刻了一本书，叫《朱陈村词》，这本书甚至流传到了宫里，皇帝还召见了他，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很荣耀。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才考中了鸿博，被任命为检讨，参与修撰《明史》。他在翰林院工作了四年，就因病去世了。
陈维崧长得清瘦，留着很长的胡子，天下人都叫他“陈髯”。他一生都很平和，从不疾言厉色，对弟弟们也非常好。他在达官贵人之间交往，为人谨慎小心，总是尽力劝诫别人，所以大家都喜欢接近他，但却没有人敢轻慢他。他写过《湖海楼诗集》和《迦陵文集》。当时汪琬对同辈中很少有人认可，唯独称赞陈维崧的骈文写得好，说自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以后，就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了。他的诗歌雄壮华丽，又沉郁悲壮，词作更是多达一千八百多首，这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
顺治、康熙年间，以骈文出名的，除了陈维崧，还有吴绮，字薗次，是江都人。陈维崧的写作风格继承了庾信，又融合了初唐四杰的风格，所以他的文章气势雄厚。而吴绮则学习李商隐，他的才华和地位都比陈维崧弱一些，但他的文章却显得格外秀逸。顺治十一年，吴绮考中了拔贡生，被推荐做了中书舍人。他奉命创作了关于杨继盛的乐府诗，后来升任兵部主事，这官职也是杨继盛曾经担任过的。之后他又出任湖州知府，是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人们说他很有风度、有节操、又幽默风趣，所以称他为“三风太守”。没过多久，他就辞官回家了。因为家里穷，没有田地，他就买了一块荒废的园子居住。有人请他写诗文，他就用园子里的花木来换取笔墨，因此他把园子叫做“种字林”。他写过《林蕙堂集》。他的词最有名，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特别是那句“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更是让他被称为“红豆词人”。
徐釚，字电发，是吴江人。他考中了鸿博，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后来要外放，他却干脆请求回家。之后朝廷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但他没接受。他去世的时候，七十三岁。他著有《南州草堂集》和《本事诗》，还曾经刻印过《菊庄乐府》。昆山的叶方霭称赞他的作品绵密华丽，幽深隽永，耐人反复玩味。朝鲜的贡使还用黄金购买他的作品呢！徐釚擅长倚声词，因此编纂了《词苑丛谈》，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
潘耒，字次耕，也是吴江人。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读书一目十行，经史子集、音韵、算术，甚至宗法谱系这些知识，他都融会贯通。康熙年间，他一个平民百姓参加鸿博考试，考中了，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参与了《明史》的修纂工作。他上书给负责修史的总裁大臣，提出了修史的八大要点：“搜集材料要广泛，考证要精确；职权要分工明确，规范要统一；执笔要公正，论述要客观；时间要宽裕，篇幅要精简。”总裁大臣很欣赏他的意见，就让他负责撰写《食货志》，还让他参与其他人物传记的编写。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负责修撰实录和圣训。
有一次，他应召进宫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古代建言献策并没有专门的官职，梅福身为南昌县尉就敢直言进谏批评外戚，柳伉身为太常博士就敢批评程元振，陈东身为太学生就敢弹劾六贼，杨继盛身为部曹官员就敢弹劾严嵩。咱们大清朝以前的制度，京官都可以上书陈述意见。从康熙十年开始，因为宪臣奏请，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凡是非言官而敢于进言的，都被认为是越职。皇上您英明睿智，应该鼓励大家多提意见。现在却禁止大家进言，这哪里是盛世该有的景象？我请求您解除这项禁令，让大小官员都能各抒己见，这样那些蒙蔽皇上、行私舞弊的人就会有所忌惮，不敢放肆。对这些人来说很不方便，但对国家却大有好处！那些在外地的监司、守令官员，如果遇到地方上的重大利弊，也应该允许他们上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员也应该及时向朝廷报告。这样，老百姓的疾苦就不会被忽视了！”他还请求允许台谏官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处理事情，如果有人能够勇敢地揭露奸邪，就应该破格提拔，以鼓励大家敢于直言。康熙二十三年，因为有人对他进行甄别议论，说他浮躁，他被降职，于是就辞官回家了。
老耒啊，为人特别孝顺。刚开始被征召入官，他就说自己母亲年纪大了，没办法离开。但朝廷没答应，他只好去了。 在官场上混了一段时间后，他三次上书吏部，请求因为自己是独子，要回家尽孝道，好好照顾母亲。 但最终没能成功，还是没回家。 等到母亲去世后，他悲伤过度，瘦得不成样子，简直是骨瘦如柴。
年轻的时候，他跟老乡徐枋和顾炎武一起学习。徐枋去世后，他还照顾徐枋的孤儿寡妇，并且还刻印出版了顾炎武的著作。可见师生情谊有多深厚啊！ 过了四十二年，康熙皇帝南巡，又恢复了他的官职。大学士陈廷敬想推荐他出来做官，但他坚决推辞了。 他一生特别喜欢山水，经常爬山登高，写诗作赋，很多名人都被他折服。他写了一本诗文集，叫做《遂初堂集》。 他还根据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写了一本《类音》，一共八卷。顾炎武主张复古，而老耒则致力于研究后世的学术变革，两人各有侧重。
当时，在词赋方面以史学才华出名的人，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和老耒是最有名的几个。 还有一个叫倪灿的人，字暗公，是上元人。他考中举人后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写过《艺文志序》，跟姜宸英的《刑法志序》一起被认为是杰出的作品。他的书法和诗歌都非常出色，独树一帜，他还写了一本诗文集，叫做《雁园集》。
严绳孙，字荪友，是无锡人，是明朝尚书严一鹏的孙子。他六岁就能写擘窠大字。 参加考试那年，他眼睛不舒服，只写了一首诗，就得到了检讨的官职，他还撰写了《明史·隐逸传》。 他在江西主持考试后，升迁为中允，后来请假回家了。他还写了一本诗文集，叫做《秋水集》。他的儿子严泓曾，也很擅长绘画和写诗。
徐嘉炎，字胜力，是苏州人，明朝兵部尚书徐必达的曾孙。他从小就聪明伶俐，记忆力超群，那可是没谁了！后来参加考试，考中了“鸿博”，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康熙二十年，清军平定了云南、贵州，徐嘉炎就模仿古代的铙歌鼓吹曲，创作了《圣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献给皇帝；又过了四年元宵节，康熙皇帝在南海大摆灯会，让老百姓一起看，徐嘉炎又应皇帝的命令写了一篇记事，这两件事都得到了皇帝的称赞。
有一次，他侍奉皇帝值班，皇帝让他背诵《咸有一德》这篇经典，他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全文！背到“厥德靡常”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特意收敛表情，郑重地念了出来。皇帝当时就惊奇了，觉得他真是了不起。还有一次，皇帝问他宋朝元祐年间党争的那些事，徐嘉炎不仅把所有人的名字和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个清清楚楚，还把当时著名学者的评论也都复述了一遍，皇帝听得啧啧称奇。皇帝高兴之下，特地赏赐给他苏轼亲笔书写的诗集一卷，这可是开了廷臣受赐御书的先河啊！后来，他官职一路升迁，最终当上了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还参与了《三朝国史》、《会典》、《一统志》的编纂工作。他著有《抱经斋集》。
方象瑛，字渭仁，是安徽遂安人。康熙六年考中了进士。他考中了“鸿博”，被授予编修的官职，后来还去四川主考考试。没多久他就辞官回家了。方象瑛为人性格简朴安静，从小就聪明过人，十岁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远山净赋》，把当时的长辈们都惊呆了。他退休回家后，声望越来越高。当地有什么大的事情需要解决，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请他帮忙出主意，每年都能为当地节省大量的开支，老百姓为了感激他，还特意为他修建了思贤祠。他著有《健松斋集》、《封长白山记》、《松窗笔乘》。
万斯同，字季野，是宁波鄞县人。他父亲万泰生了八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哥哥万斯大，在儒林中也很有名气。万斯同从小记忆力就非常好，八岁的时候就能在客人面前背诵《扬子法言》全文。后来，他跟随黄宗羲学习，学习了蕺山刘氏的学说，并将“慎独”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他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书，互相砥砺，每月都会举行读书会。他博览群书，对明朝的历史掌故尤其精通。康熙十七年，有人推荐他参加“鸿博”考试，但他拒绝了。
一开始，顺治二年的时候，皇上下了道旨要修《明史》，没多久就停了。康熙四年，又下旨修，结果也停了。到了康熙十八年，皇上任命徐元文当总监修，还从翰林院挑了彭孙遹他们五十个人，跟右庶子卢君琦他们十六个人一起，负责编写。斯同觉得唐朝以后，那些官方修史的办法不对，觉得那些专家写的书，虽然水平可能差点，但总比官修的那些乱七八糟强多了，所以就推辞了这次的差事。
直到康熙三十二年，皇上又把王鸿绪从家里请出来，让他跟陈廷敬、张玉书一起当总编纂。陈廷敬负责写本纪，张玉书负责写志，而王鸿绪一个人负责写列传。然后，皇上又把斯同请到家里，把修史的事交给他负责，武进人钱名世帮他一起干。他们每审核一篇列传，王鸿绪就会说：“某本书的某件事，应该参考一下”，然后一个小史官立刻就把那本书的第几卷拿来，从来没出过错。那些达官贵人们到他家来请教问题，他回答得又快又准，就像回声一样。
我曾经写信给朋友，自己说：“年轻的时候，我在某处做官，他们家有历代的实录，我暗地里背诵默记，不敢遗漏任何一句话、一件事。后来长期在外游历，就经常去拜访老家的长者，向他们索取遗失的书籍，考证过去的事情。还广泛查阅郡志、县志，以及私人撰写的书籍，没有不搜寻考证的，但是始终以实录为主要的参考依据。因为实录嘛，是直接记载事情和言论的，没有什么可以增减修饰的。根据时代来考证事情，核实言论，然后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那么这个人从开始到结束的情况，就能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了。但是，言论的发出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事情的开端可能有一定的起因，而它的发展可能有一定的诱因，这些就不是其他书籍能够详细说明的了。凡是实录中难以详尽说明的地方，我就用其他书籍来佐证；凡是其他书籍中虚假和滥竽充数的地方，我就用从实录中得到的内容来裁决。虽然不敢完全保证可信，但是是非曲直被误导的情况很少了。古人就觉得宋史过于繁芜冗长，而我所撰写的史书篇幅将是它的几倍。并不是不知道简洁的珍贵啊，我只是担心后人追求广泛而不知道如何取舍，所以先把内容做到极致，让他们知道我所选择的内容是有所取舍的，而那些没有被我选取的内容，一定不是事情和言论的真实情况，所以不能随意添加。”
我又说：“《汉书》和《班固汉书》都有年表，而东汉、三国以后的史书就没有了。刘知几认为有了年表也没什么好处，没有年表也没什么坏处。他不知道史书有年表是为了弥补纪传体史书的不足。有些人物已经记载在纪传里了，但还要在年表里列出来；有些人物没有记载在纪传里，但因为和记载的人物有联系，也要在年表里列出来。年表设立以后，纪传体的文字就可以简略了，所以年表是不能废除的。读史书而不读年表，就不是真正懂得史书的人。”我曾经编撰过明朝开国到唐、桂功臣将相的年表，以备选择使用。后来，明史在乾隆初年由大学士张廷玉等人奉旨编纂，他们就以我的史稿为蓝本，进行增减修改。我的史稿大部分都是我亲自完成的。
万斯同先生一生对名利看得比较淡，自己微薄的收入，总是拿去接济亲戚朋友。他的朋友冯京的儿子因为某种原因被关押，无法回家，万斯同就四处筹钱把他赎了出来，可见他重情重义。他还特别喜欢提携后辈，从达官贵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尊称他为“万先生”。李光地先生评价当时的人才，说顾宁人、阎百诗和万季野这几个人，确实有资格担任皇家顾问。而万斯同先生自己呢，跟人交往的时候，总是自称“布衣万某”，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份。他去世的时候，六十岁。他著有《历代史表》，还开创了《宦者侯表》和《大事年表》两种史书体例，此外还著有《儒林宗派》。
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考中状元，被授予编修的官职。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文名，王士祯看到他的诗歌后大加赞赏。后来修撰《明史》的时候，名世负责对稿件进行润色修改。他官至侍读，后来因为写诗歌谄媚年羹尧而被罢官。
刘献廷，字继庄，是北京大兴人，祖籍是江苏苏州。他的学习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历法、音韵、险要关隘、财政赋税、军事政治，到中医、佛教、道教的书籍，他都广泛涉猎。他和顾炎武、王夫之、彭士望等人是好朋友，还经常去昆山拜访徐乾学。他的见解独到，从不人云亦云。万斯同推荐他参与修撰《明史》，顾祖禹和黄仪也推荐他参与修撰《一统志》。刘献廷认为这些前辈们虽然在考证史实方面做得很好，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却有所欠缺。
他那篇关于地理方面的文章里写道：“应该在各个疆域的前面，测量北极星的高度，确定简易的仪器制度，制作正切线表，这样节气的前后，日食的精确时间，五星的凌犯占验，都可以推算出来了。各地七十二候都不一样，现在流传的都是本着《月令》来的。可是那是战国时代中原的气候，跟现在已经不符了，所以历法就出现了偏差。现在应该仔细考察南北各地气候，把最核心的内容详细记载下来，这样才能天地相应，才能观察到细微的变化。北京、苏州，水都往南流，所以一定是东南风过后才下雨；衡山、湘江流域，水往北流，所以一定是北风过后才下雨。各地山水的走向和汇合，都要详细记录下来，这样风土的刚柔，以及阴阳燥湿的征兆，都可以逐步地探究出来了。”
他关于水利的论述，认为：“西北地区是古代帝王的旧都，两千多年来都没听说过要依靠东南地区供给粮食。为什么呢？因为沟渠畅通，水利工程修得好啊。从刘邦、石勒的战乱，一直到金朝、元朝，一千多年都不知道水利是什么东西，不仅没有造福百姓，反而害了百姓。所以想要治理天下，必须从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开始。西北地区的水利情况，没有比《水经注》更详尽的了。虽然时代变迁，形势也改变了，但现在至少也能参考个六七成。《水经注》对东南地区记载比较简略，人们因此觉得它不足。殊不知，水道的详细记载，恰恰就在西北地区。”于是他想收集二十一史中关于水利、农田、战争和防御的内容，考究它们的缘由，再加上其他学者的说法，进行注释和考证。可是，朝廷里撰写的著作，一般都不是一个人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所以最终没能完成。
他曾经自己说，从华严字母里悟到了声音的道理，还自己创造了一套新的韵谱，感觉能穷尽造化的奥妙。他拿辽人林益长的说法来印证，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论了。他的方法是先设立两个鼻音，每个鼻音再分别演变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这五种音，一共十个声调，而且不用经过喉咙、上颚、舌头、牙齿、嘴唇这七个发音部位。所以他的发音是横向转换的，没有直接送气，这样就避免了等韵重叠造成的音调混乱。接下来，他又确定了四个喉音，作为各种韵母的根本，由此又推导出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他还把这两个鼻音分别分配到不同的韵部，一个作为东北韵的根本，一个作为西南韵的根本，这样就建立了八个韵部，天下所有的音调都能归纳其中了。然后，他把喉音互相结合，得到十七个音；再把喉音和鼻音互相结合，得到十个音；最后，他又把剩下的音再组合三次，得到五个音：一共三十二个音，作为韵母的声母，而韵母有二十二个，作为韵母的韵尾。每个横向转换的音都有五个子音，这样，天下各种不统一的声音都被归纳进来了。
吴殳很推崇他的书，可惜他写的很多书都失传了。他死后，弟子黄宗夏整理了他的遗作，编成《广阳杂记》。全祖望说他的学术成就和薛季宣、王道父同一流派。
邵远平，字戒三，是杭州人。康熙三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当了户部郎中，又外放江西当学政，之后升任光禄寺少卿。他参加鸿博考试，被授予侍读，后来又做到少詹事，最后退休回家。退休后就以读书写作为乐，对世俗的事务很淡泊。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赐给他“蓬观”的匾额，所以他就自号蓬观子。邵远平的曾祖父邵经邦，是明正德年间的进士，做过刑部员外郎。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他写过《弘简录》，从唐朝写到宋朝，还附上了辽、金两朝的历史，但是没写到元朝。邵远平沿袭了他曾祖父的做法继续写下去，删去了旧史里重复和不雅的内容，把皇帝的诏书和儒林人物的传记都加了进去，文苑部分又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十三志的内容则分别记载在纪传里，书名叫《元史类编》。朱彝尊评价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官府机构能够完成的。他还写过《史学辨误》、《京邸》、《粤行》等著作。
咱们同乡吴任臣，字志伊，人品端正，记忆力超强，知识渊博，连顾炎武都对他赞赏有加。他精通天文历法和乐律，考中了鸿博，进了翰林院，还参与修撰《明史》的历法部分。他还写过《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讬园诗文集》等书，其中《十国春秋》一百多卷，更是被认为学识渊博，造诣极深。后来像谢启昆的《西魏书》、周春的《西夏书》、陈鳣的《续唐书》等等，考证都非常严谨细致，可不是那种只注重文字技巧的抄书，而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
谢启昆，字蕴山，是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从编修做到镇江知府，后来又升任广西巡抚，最终在任上去世。他曾经修筑湘江和漓江的堤坝，具体情况可以看他的传记。他还修撰了《广西通志》，史学大家认为可以作为省志的典范。谢启昆写的《西魏书》只写了东魏，没写西魏的四个皇帝，连《北史》都没纠正这个错误，所以他自己就写了十二篇《西魏书》。
周春，字芚兮，是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考中进士，被选派到岑溪当县令，后来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老百姓都很怀念他的恩德，和之前的县令山阳刘信嘉、金坛于烜一起被合祀，称为岑溪三贤祠。朝廷还特地设宴款待他，并授予他六品官衔。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他写了很多书，但最有名的是《西夏书》。
周春和陈鳣是同乡，陈鳣，字仲鱼，记忆力特别好，喜欢收集书籍。同州的吴骞也建了个拜经楼，藏书很多，两人都拥有珍贵的书籍，经常互相抄录收藏。嘉庆元年，他考中了孝廉方正。第二年，又考中了举人。他和妻子一起进京，和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这些大家交往。后来在苏州定居，和黄丕烈成了好朋友。他精通校勘之学。他曾经认为朱梁朝统治残暴，李氏虽然是赐姓，又奉天祐年号，到十年时在太原建庙，把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合祀为七庙，唐朝虽然灭亡了，但实际上还存在；南唐是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祭祀唐朝配天，没有丢弃旧物，所以更应该大书特书年号，以此来规范其他国家。于是他撰写了七十卷的《续唐书》。他还写过《论语古训》、《石经说》、《经籍跋文》等，经常广泛引用各种书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去世时，享年六十五岁。
乔莱，字石林，是宝应人。他爹叫乔可聘，明朝末年做过御史，名声挺响亮的。乔莱呢，康熙六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内阁中书舍人，后来请求回家养老。康熙十八年，他又参加鸿博考试，考中了，被授予编修的官职，参与了《明史》的修撰工作。他还主持过广西乡试，担任实录馆的纂修官，后来升迁为侍读。
那时候，有御史建议疏浚海口，排泄积水。但是河道总督靳辅觉得这办法不好，建议在邵伯、高邮之间设置水闸泄水，然后再修筑长堤，把海口堵住。这样一来，水位高了，水就容易流向大海了。朝廷上很多人支持河道官员的意见。恰好乔莱那天值班，皇上就问了他的意见。乔莱上了一道奏疏，详细陈述了四个理由说明这个方案不可行，大致意思是：一、开河筑堤，肯定要毁坏田地，拆掉村庄，这不行；二、淮安、扬州地势低洼，积水很多，现在要用潮湿的泥土去填深坑，这工程根本就完不成，这不行；三、修建一丈六高的堤坝，把水位抬高一丈，要是秋天一下暴雨，堤坝肯定要溃决；就算没溃决，水也漫到屋顶上了，谁还能睡得着觉？这不行；四、现在已经有七个州县的田地被淹了，现在还要把河水抬高，这些田地还能干涸吗？这不行。皇上听了乔莱的奏疏，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方案也就搁置了。康熙二十六年，乔莱辞官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皇上又把他召回京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乔莱写过一本《易俟》，这本书广泛参考了宋元时期各个学派的易经解释，并结合人事，参酌古今治乱的成败得失，可以说是程颐《易传》的延续。他还写过诗文，有应制诗、在直庐写的诗、在广东任职时写的诗、以及归隐田园后写的诗，分别编成了不同的诗集。他的孙子孙亿，也擅长写诗。
汪楫，字舟次，是江都人，祖籍休宁。他为人正直，气概非凡。一开始，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任命为赣榆县的训导。后来参加鸿博考试，被授予检讨的官职，进入史馆工作。他向史馆总裁建议，先仿照宋代李焘的《长编》体例，收集诏书、奏章、邸报等各种史料，从此史馆的史料就齐全了。
二十一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册封琉球的正使，去宣扬朝廷的威德。出发前，他不接受送行的祭祀活动，当地百姓特地修建了“却金亭”来纪念他。回国后，他撰写了《使琉球录》，记录了当地的礼仪制度以及山川景物。他还因为祭祀琉球故王，进入王庙，暗中记下了庙中供奉的祖先牌位，并得到了琉球王室世系图，结合明朝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中山沿革志》。后来，他出任河南府知府，开辟了学田，并聘请詹事耿介在嵩阳书院主讲，他的政绩在中州地区首屈一指。之后，他又升任福建按察使，最后做到福建布政使。汪楫从小就擅长写诗，与三原的孙枝蔚、泰州的吴嘉纪齐名，著有《悔斋集》、《观海集》。
同乡汪懋麟，字季甪，也擅长写诗，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二汪”。他是在康熙六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职。参加鸿博考试后，他因为服丧而没有参加考试。服丧期满后，他又得到徐乾学的推荐，以刑部主事的身份进入史馆担任纂修官。汪懋麟学识渊博，很有才能。他在担任中书时，楚人朱方旦散布邪说，迷惑朝中大臣，汪懋麟就写了一篇《辨道论》来驳斥他。熊赐履看到他的文章后，与他结交成为朋友。
等到他到刑部任职后，勤于职务。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有个叫武某的人，乘车住在董之贵家里，董之贵贪图他的钱财，把他杀害了，然后把尸体装在车上丢弃在路上，还用鞭子抽打马匹，让马跑得飞快。武某的父亲在刘氏家门口发现了武某的车马，于是告状说刘氏杀害了他的儿子。汪懋麟说：“杀人却把车马放在人家门口，这说不通啊！”于是他便微服私访，放走了那匹马，马跑到董之贵家门口，惊恐地嘶鸣起来。于是，他逮捕了董之贵，经过审讯，真相大白，董之贵被绳之以法。他破获的疑难案件还有很多类似的。汪懋麟师从王士祯学习诗歌，但他才气横溢，自成一格，与王士祯的风格迥然不同。他著有《百尺梧桐阁集》。
陆葇，字次友，是平湖人。小时候，大军攻打平湖，他父亲被抓了。陆葇跑到军营前，请求代替父亲受罚。一个军官拿出一块写着诗的扇子给他看，说：“孩子，你能读这首诗吗？如果你能读，我就赦免你父亲。”陆葇大声朗诵道：“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然后说：“这是宋人赠给曹武惠王的诗。将军您不嗜杀，您就是今天的武惠王啊！”将军很高兴，带着陆葇北上，悉心培养他，还为他议婚。先去杨家提亲，之后才回家。
后来陆葇考中了秀才，进入国子监学习，参加考试后被授予中书舍人一职。康熙六年，他考中了进士，在内秘书院当典籍。再次参加鸿博考试，被授予编修，参与修撰《明史》，并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康熙三十三年，在丰泽园召试翰詹诸臣，康熙帝亲自将陆葇排在第一位，说：“连试诗文，无人能超过你。”一年之内，他七次升迁，最终做到内阁学士。官至内阁学士后，他上奏章，请求释放二十多位被冤枉的人。一年后，他告老还乡。陆葇为人孝顺友爱，他哥哥南雄知府陆世楷早逝，陆葇抚养哥哥的遗孤，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因此名声很好。他七十岁的时候去世了，著有《雅坪诗文藁》。
陆奎勋，字聚侯，是陆世楷的儿子。他年轻时跟随陆葇在京城，因为学识和品行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但长期困在举业之中。康熙朝末年，他将近六十岁才考中进士，被授予检讨，参与修撰《明史》。后来因为生病回到家乡，担任广西秀峰书院的山长。陆奎勋对经学非常专精，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陆堂易学》，认为《说卦》一篇就足以概括整个《易经》的精髓。他的诗歌风格与明代何楷的《诗世本古义》相近；他的《尚书说》只解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戴礼绪言》纠正了汉代学者穿凿附会的一些错误；《春秋义存录》则引用了经、传、子、纬等典籍中所有关于孔子的言论作为依据，力主《春秋》并非用单个字词来褒贬人物。陆奎勋讲解经书，总是另辟蹊径，使听者听得津津有味，乐而忘倦。最后，他撰写《古乐发微》，但未完成便去世了。
庞垲，字霁公，是任丘人，从小就特别善良。七岁那年，他父亲因为事情被抓了，他母亲每天晚上都祈祷上天保佑。庞垲就跟着母亲一起哭着跪拜，从没间断过。长大后，他擅长写文章。康熙十四年考中了举人，参加鸿博考试，被授予检讨的官职，参与修撰《明史》。有个明朝都御史的后代，偷偷收受贿赂，想让庞垲隐瞒这件事，别写进史书里，庞垲坚决拒绝了。后来因为大考被降职，做了中书舍人，之后又升到户部郎中，最后外放到了建宁府做知府。
浦城老百姓觉得他治理太严厉，发生了暴乱，半夜烧了官府的档案库，杀了官吏和衙役，还罢市抗议，知府大人吓得逃跑了。庞垲听说后立刻赶到浦城，把士绅百姓召集到明伦堂，给他们讲明利害关系，只处决了一个人就平息了事态。老百姓很感激他的恩德，专门修建书院来祭祀他。九仙山有很多盗贼，经常抢劫百姓勒索赎金，庞垲抓捕了几十个盗贼，境内就恢复了平静。没过多久，他就告老还乡了。庞垲很喜欢吟诗作赋，和同乡边汝元一起切磋诗歌，他的作品风格醇厚典雅，以自然为宗旨，著有《丛碧山房集》。
边汝元的儿子边连宝，字赵珍，继承了家里的学问。他通过乡试考中秀才，进入国子监学习，殿试第一名。乾隆元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没考中。十四年，他又被推荐参加经学考试，但他拒绝了。有人劝他去参加，他说：“我自己知道自己比不上汉朝的伏胜、董仲舒，怎么敢侥幸去考呢？”他著有《随园集》。
陆圻，字丽京，是钱塘人。他年轻的时候，和弟弟陆堦、陆培因为文学和品德受到世人的推崇，人们称他们为“三陆”。他写的诗歌被称为“西陵体”。他天资聪颖，善于思考，还经常会误解书中的意思。他曾经读到韩非子“一从而咸危”这句话，说：“这是‘一徙而成邑’的意思。”然后开玩笑让别人猜谜，别人都猜不出来，只有他弟弟陆廷中猜对了。他一生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他就说：“我和你，都应该自己反省。”庄廷鑨案发生后，陆圻被捕。因为他之前已经写了状子为自己辩解，事情真相大白，他感叹道：“现在幸亏没死，那我剩下的日子就应该用来学习道家思想了！”父母去世后，他就放弃家业远游，最后不知所终。他的儿子陆寅考中了进士，千里迢迢地寻找父亲，却始终找不到，最后忧郁而死，当时人们都称赞他的孝顺。他的弟弟陆培死于甲申之难。
丁澎，字飞涛，是杭州人，很有才华。他特别爱喝酒，一斗酒都不在话下。他弟弟景鸿和溁也都会写文章，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丁”。丁澎在顺治十二年考中了进士，当上了礼部郎中。有一次他主持河南乡试，看到一份试卷觉得非常出色。其他考官想把它放到乙等，丁澎却说：“这是个名士啊！”放榜后，这个人是庐阳的李天馥，他后来对人说：“我用世俗的眼光衡量文章，差点就错过了这位人才。”后来因为事情牵连被贬到塞外五年，自己亲自喂牛，却依然吟诗啸歌，神情自若。他写的诗歌大多表达忠君爱国的思想，没有怨恨和抱怨。他有一部诗集叫做《扶荔堂集》。
在此之前，陈子龙创立了登楼社，陆圻、丁澎以及同乡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人一起兴起，世人称他们为“西泠十子”。柴绍炳，字虎臣，在十子中名气最大，为人非常端正谨慎，著有《省轩集》。毛先舒，字稚黄，曾经跟随刘宗周学习，他的诗歌音韵铿锵明亮，带有七子诗的余风，著有《思古堂集》。孙治，字宇台，为人重情义，陆培去世后，他把陆培的孤女托付给他帮忙选择女婿，最终选择了吴任臣。等到陆培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孙治又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他。他著有《鉴菴集》。张丹，字纲孙，留着漂亮的胡须，为人淡泊宁静，不喜欢与人交往，却热爱山水。他的诗歌悲凉深沉，有《秦亭集》。吴百朋，字锦雯，考中举人后做了南和县令，政绩显著，百姓为他建立祠堂祭祀他，著有《襆庵集》。沈谦，字去矜，擅长写诗，最初喜欢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格，后来学习汉魏诗歌，并试图达到盛唐诗歌的水平，著有《东江草堂集》。沈谦和柴绍炳、毛先舒都精通音韵学，柴绍炳著有《古韵通》，毛先舒著有《韵学通指》、《南曲正韵》，沈谦著有《东江词韵》。陆圻感叹道：“真可惜孙偭、周德清没有早点出现啊！”虞黄昊，字景明，十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他曾经模仿柳宗元写乞巧文，写得非常巧妙，识货的人都认为他将来成就非凡。康熙年间考中举人，最终当上了教谕。
孙枝蔚，字豹人，是陕西三原人。小时候碰上闯贼作乱，他联合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对抗贼寇，结果掉进坑里，幸运的是没死。后来他跑到江都经商，几次赚到很多钱，却又都散掉了。之后他改变想法，专心读书，租住在董相祠附近，过着清高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他。扬州知府王士祯先生因为欣赏他的诗才，和他结交成为莫逆之交。当时左赞善徐乾学正广招天下人才，门下俊杰云集，但孙枝蔚却看不上眼。他以布衣身份参加鸿博考试，自称年老体衰，请求回家，所以没有参加后续考试，最后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位。他著有《溉堂集》，诗词里多是激昂慷慨之声，体现了他高洁的品格。
李念慈，字屺瞻，是陕西泾阳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先在河间府担任推官，后调任新城县知县。因为拖欠赋税被罢官。后来发生荆襄战役，他因为在运输军需和犒劳军队方面有功劳，再次被起用，补任天门县知县。他和孙枝蔚一样参加过鸿博考试，但没考中。他喜欢游玩，爱好吟诗作赋，著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评价他“雄爽之气勃勃眉宇”，说他既有秦地的豪迈，又兼具吴楚地区的文雅。
丁炜，字瞻汝，是福建晋江人，是个秀才。他擅长写诗，也有做官的能力。顺治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漳州，朝廷下令可以自行任命郡县官员，丁炜在济度将军幕府的考试中拔得头筹。他先被任命为漳平县教谕，后升任直隶献县知县，之后又调入户部任主事。当时朝廷正讨论征收福建盐税的问题，丁炜力陈不可行，最终使得这项议案搁置。他从郎中升任赣南分巡道。当时福建人到江西佃地的人趁乱抢劫，被称为“田贼”，丁炜将他们抓捕惩治，百姓都很拥护他。之后他升任湖北按察使，还为二十多位被诬陷为盗贼而关押的重刑犯洗清冤屈。后来因为犯了事被贬官，居住在武昌，还没来得及出发，武昌就发生了夏包子起义，起义军胁迫他署理公务。巡抚大人宁死不从，逃往安庆，请求杨素蕴巡抚派兵支援。事情平息后，丁炜被降职任命为云南知府。后来杨素蕴调任湖广巡抚，将丁炜的情况上报朝廷，丁炜恢复了按察使的职位。不久，他就因病退休了。
炜说写诗，觉得诗歌贵在合乎法度，但如果太注重法度就会显得呆板；诗歌也贵在表达真情实感，但如果感情过于外露就会显得俗气。所以他写诗，努力追摹唐朝、汉朝和魏朝诗歌的风格，没有那些怪异浅薄的毛病。他有一部诗集叫做《问山集》。
林侗，字同人，是福建人。县里的贡生。喜欢金石学。去世时，八十八岁。他的弟弟林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做过中书舍人，擅长楷书。他的文章老师是汪琬，诗歌老师是陈廷敬和王士祯。这三人的诗集都是林佶亲手抄写后付梓印刷的，精美雅致，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他们家藏书很多，徐乾学的经解和朱彝尊选编的明代诗集，都是从他们家传抄的。林佶也有一部诗集，叫做《朴学斋集》。
黄任，字莘田，永福人。擅长书法。口才极好，辩论起来滔滔不绝，像瀑布一样。他特别喜欢砚台，做官时，以举人身份担任四会县令，后来罢官回家，只带着砚台。他的诗清新自然，直抒胸臆，有一部诗集叫做《香草斋集》。乾隆二十七年，他参加了鹿鸣宴。去世时，八十多岁。
郑方坤，字则厚，建安人。雍正元年考中进士。做过邯郸县令，多次升迁，最后做到山东兖州知府。当时禁止百姓出海，那些到了奉天府但还没登记户籍的人，都被强制遣返回家乡。郑方坤当时是登州知府，他认为地方官应该严厉打击奸邪盗贼，但不能堵死百姓谋生的路，于是他顶住压力，向上面报告，取消了这个禁令。后来他调任武定府，尽心尽力地处理赈灾事务。兖州发生饥荒，他又被调去治理。郑方坤记忆力超群，诗才出众，与他的哥哥郑方城齐名。他有一部诗集叫做《蔗尾集》，还著有《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等书。
黄与坚，字廷表，太仓人。从小就聪明过人，八岁时就非常喜欢唐诗，抄写成小本子，放在袖子里背诵。后来他潜心研究经学，广泛阅读周朝、秦朝以来的古书。他为人耿介，与人交往始终如一。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后来又考中鸿博，被授予编修官职，后来升迁为赞善，参与修撰《明史》和《一统志》。他住在偏僻的小巷子里，默默地著书，像个穷困潦倒、专心致志的读书人一样。他有一部诗集叫做《忍菴集》。
吴伟业挑了十个娄东才子，把其中一个叫坚的排在第一位。这十个人分别是：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周肇的诗集叫《东冈集》，许旭的叫《秋水集》，王撰的叫《三余集》，王摅的叫《芦中集》。
王昊是王世贞的后代，很有文采，写起文章来就像事先打好了草稿一样。康熙十八年，他被召去考试，被授予正字的官职。他的诗集叫做《硕园集》。王揆在顺治年间考中了进士，他的诗集叫做《芝廛集》。王忭的诗集叫《健菴集》，王曜升的叫《东皋集》。
顾湄，字伊人，也是太仓人。她以孝顺母亲闻名，她父亲顾梦麟擅长毛氏和郑氏的经学，顾湄继承了她父亲的学业。她尤其擅长写诗，诗风清丽婉约，陈瑚认为她的诗超过了元代的诗人。她的诗集叫做《水乡集》。
吴雯，字天章，是蒲州人，祖籍辽阳。他父亲吴允升担任蒲州学政，死后就葬在了那里，吴雯一家也因此定居在了蒲州。吴雯从小就聪明过人，记忆力超群，知识渊博，尤其擅长写诗。他到京城游历，他的老师刘体仁和汪琬都很欣赏他。王士祯称赞他是“仙才”。他曾经和叶方霭一起当值，叶方霭听到他诵读的精彩诗句后，一下值班就赶紧去拜访他，吴雯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大学士冯溥拿着一把扇子让他题诗，吴雯就在扇子上挥笔写了两首绝句作为回应，他的坦率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因为没有得到重用，但他并不后悔。他参加鸿博考试也没考中。后来母亲去世，他在守孝期间因悲伤过度去世了。吴雯的诗集叫做《莲洋集》，诗风峻洁，有他家乡人元好问的风范。据说《名山记》里记载莲洋村在华岳山下，所以他用莲洋来命名诗集。
陶季，宝应人。他最初的名字叫陶澂，字季深，后来人们都称呼他为陶季。他天赋异禀，才华横溢。他游历过燕赵齐鲁等地的郊外，翻越太行山，泛舟湘水沅水，他到过的地方都有他的诗作。王士祯曾经为他删定过在滇南和闽中创作的诗歌，认为他的诗歌可以与高适、岑参、刘长卿相媲美。先前朝廷诏令举荐鸿博人才，朝廷大臣都争着推荐他，但他都拒绝了，最终以布衣的身份终老。他的诗集有《湖边草堂集》和《舟车集》。
梅清，字瞿山，是宣城人，是宋朝诗人梅尧臣的后代。他为人英俊潇洒，性格开朗豁达，非常努力学习，以学问渊博而闻名。顺治十一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后来参加礼部考试却没考上。当时朝中的官员都争着和他交朋友，王士祯和徐元文更是对他非常欣赏。他的诗歌风格变化多端，他自己编选过《天延阁前后集》。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又重新编了一部诗集，叫做《瞿山诗略》。他的书法模仿颜真卿和杨凝式。他的画作，尤其擅长画石头，画风奇特，很有气势。他曾经画过一幅黄山图，把黄山的云雾变化描绘得淋漓尽致，非常精彩，当时很受推崇。
他族弟梅庚，比梅清晚出生。梅庚擅长写八分书，诗画也都很出色，和梅清的名气不相上下。梅庚，字耦长。他从小就没了父亲，依靠祖上梅鼎祚和父亲梅朗中的家学传承，并且更加发扬光大。施闰章看到他的诗作后，和他结为了忘年之交。康熙二十年，梅庚考中了举人，被朱彝尊看重，成为他的门生。梅庚为人耿介，到京城游历，从不随便巴结权贵。王士祯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梅庚再次落选，王士祯还为此写诗表达惋惜之情。后来梅庚做了泰顺县令，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
冯景，字山公，是杭州人，在国子监读书。他写文章特别厉害，几千字的文章一下就能写完。康熙年间，他到北京，侍郎项景襄和金鼐都派自己的孩子跟着他学习。
那时候正赶上修建皇宫，需要大量的楠木梁，但是找不到足够的楠木。有人就提议，用其他的木材代替国子监彝伦堂的梁木来凑数。冯景就给尚书魏象枢写信，极力陈述这样做不行，最后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此，“冯太学生”的名号在北京传开了。大学士索额图想见他，都被他谢绝了。
后来他回到淮安，在邱象随家住了十年左右。宋荦当了江苏巡抚，请他到幕府工作。有人送钱给他，想让他帮忙说情，都被他严词拒绝了，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品格。冯景特别看重师友间的道义，和杭州的汪煜、汤右曾关系最好。汪煜和汤右曾都做了给事中，经常上书批评朝政，这其中也有冯景经常劝诫他们，激励他们的功劳。王士祯升任左都御史后，冯景因为得到王士祯的赏识，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就写信规劝他。冯景虽然是个平民百姓，不追求做官，但他从没忘记国家大事。
在淮安的时候，那里发生了水灾，汤斌奉命北上，冯景就写信给他，详细描述了灾情和造成灾害的原因。汤斌看到信后非常赞赏，还说他的文章会流传千古。他的很多著作都失传了，现在还能看到的只有《解舂集》。
邵长蘅，字子湘，是武进人。十岁就考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被取消了功名，不久又进了太学。他擅长写诗，尤其致力于学习古代的文章和辞赋，文风典雅庄重。他和冯景一起在宋荦幕府工作，邵长蘅也是个正直的人，从不阿谀奉承，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很优秀。他写了一本书叫《青门稿》。
姜宸英，字西溟，是慈溪人，明朝太常卿应麟的曾孙。他父亲姜晋珪是个秀才，以孝顺闻名。姜宸英从小就刻苦学习，文笔很好，文章风格宏大、博雅、雄健。他多次在官场上受挫，但名声却传到了宫里。康熙皇帝把姜宸英、朱彝尊、严绳孙三人称为海内三布衣。
侍读学士叶方霭推荐姜宸英参加鸿博考试，后来这事儿黄了。叶方霭负责总纂《明史》，又推荐姜宸英参与修撰，给他七品官的俸禄，让他负责撰写《刑法志》。姜宸英在文中极力批评明朝诏狱、廷杖、枷锁以及东厂、西厂的种种害处，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恳切感人。尚书徐乾学负责《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在洞庭东山设立机构，邀请姜宸英一起参与。过了很久，姜宸英参加顺天府乡试，康熙三十六年考中进士。殿试中，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皇上看到姜宸英的考卷，亲自把他排在第三名，授予他编修的官职，这年他已经七十岁了。
第二年，姜宸英协助李蟠主持顺天府的考试，李蟠后来被弹劾发配边疆，姜宸英也因此被牵连。事情还没弄清楚，他就死在了狱中。姜宸英为人孝顺友爱，待人坦诚，从不阿谀奉承。祭酒翁叔元弹劾汤斌是伪学，姜宸英立刻写信责备他。他著有《湛园集》、《苇间集》，书法继承了钟繇、王羲之的遗风，世人很推崇他的书法。
严虞惇，字赞成，是常熟人。他从小就能背诵九经和三史。做了翰林官后，很多宫廷文书都是他写的。科场案发生后，严虞惇的几个儿子都在那次考试中考中了，而主考官李蟠和姜宸英都是他的同年好友。因此，他被官员们议论，降了级，闲居了好几年。后来，他被起用为大理寺少卿，为内务府冤杀案中被诬告的人平反昭雪，之后升迁为太仆寺少卿，最终在任上去世。他著有《读诗质疑》，江南人刻印了他的文集，名为《严太仆集》，以纪念明朝归太仆。
黄虞稷，字俞邰，是上元人，祖籍晋江。他七岁就能写诗。以诸生身份参加鸿博考试，但他母亲去世，所以没有参加考试。左都御史徐元文推荐他参与修撰《明史》，他还参与了《一统志》的修撰，这些都与姜宸英一起完成的。他家里很有钱，藏书很多，著有《千顷堂书目》，这本书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
纳兰性德，本名成德，因为避皇太子胤礽的名字才改的，字容若，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爸爸是明珠。 他特别孝顺，伺候父母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累得脸色都黑了，等父母病好了才缓口气。从小就练习骑射，长大后擅长写文章。康熙十四年，十六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皇上因为他家世好，就让他当了三等侍卫，后来又升到一等侍卫。皇上还让他写乾清门应制诗，翻译御制松赋，写的都让皇上很满意。结果没多久他就生病了，皇上当时要出塞避暑，还特地派太监带着御医去看他，让他随时汇报病情。 可惜他很快就去世了，才三十一岁。他曾经奉命出使塞外，安抚各部族，他死后，那些被安抚的部族还表示了哀悼。皇上还亲自派太监去祭奠他，可见皇上对他的看重啊。
纳兰性德乡试的时候是徐乾学先生的学生。他和徐乾学一起探讨学问，还曾经编辑出版了宋元时期一些人写的经书注解，他自己还写了序言，并且把自撰的《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也加进去，合在一起叫做《通志堂经解》。他特别擅长写诗，尤其擅长词，研究过南唐、北宋很多词人的作品，对词的精髓理解得很透彻。他写的《饮水词》、《侧帽词》两部词集，清新秀丽，自然洒脱。有一次他读了赵孟頫的自画像诗，很有感触，就画了一幅自己的小像，模仿赵孟頫的衣着打扮。 当时宾客们夸得太过分了，他都不回应。徐乾学对他说：“你像不像王羲之啊！”他听了之后特别高兴。他喜欢和士大夫们交往，和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这些人都是朋友。他的朋友顾贞观的朋友吴兆骞因为科场案被发配到宁古塔，顾贞观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他，纳兰性德读了之后感叹说：“山阳彭祖思旧友，都尉河梁送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顾贞观就极力为他求情，最后吴兆骞被释放回来了，大家都非常赞扬纳兰性德。
贞观，字梁汾，是无锡人。康熙十一年考中了举人，后来在内阁当了中书舍人。他擅长写诗，自己编辑的诗集里只有五言诗三十多首，风格清丽、委婉、深沉，可以比肩韦应物和柳宗元。不过，世人更推崇他的词作，他和朱彝尊、张维崧并称词坛三大家。清朝擅长写词的人，往往诗文双绝，但贞观却以词为专长，谭献就曾说他的词是“词人之词”。贞观之后，项鸿祚、蒋春霖又与他并称词坛三大家。
项鸿祚，字莲生，是杭州人。道光十二年考中了举人。他擅长写词，上追温庭筠、韦庄，下及周密、吴文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以此为自家词风的特点。他多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考中。三十八岁就去世了。他自序《忆云词》时写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后人读到这句感慨万千，不禁为之悲叹。
蒋春霖，字鹿潭，是江阴人，户籍在大兴。咸丰年间，他做过东台场盐大使。他也擅长写词。当时正值战乱，他的词作也因此充满了动荡不安和沉郁悲凉的情绪，最好的作品甚至可以与姜夔媲美。他困于卑微的官职，为人孤傲耿介，不逢时运，更加凄凉落魄。一次乘船经过吴江，一夜之间暴亡。蒋春霖仰慕贞观“饮水词”和项鸿祚“忆云词”，给自己取号“水云楼”，并以此命名他的词集。
宗室文昭，字子晋，是饶余亲王阿巴泰的曾孙，镇国公百绶的儿子。他辞去爵位专心读书，还跟王士祯学习。他擅长写诗，名气很大。王式丹评价他的诗说，他的诗以鲍照、谢灵运为基础，又兼收并蓄，吸收了各家精华，其韵味超越了酸甜苦辣。他著有《芗婴居士集》《紫幢诗钞》。
此外，宗室中还有以诗歌闻名的蕴端，他原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是多罗安郡王岳乐的儿子。他被封为贝子，著有《玉池生稿》。
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是恪僖公拔都海的儿子，也是蕴端的堂弟。他被封为辅国将军，著有《问亭诗集》。
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是多罗贝勒弘明的儿子，做过辅国将军，写过一本叫《延芬室集》的诗集。他的诗写得挺好，字写得也劲道，很有晋朝书法家的风格。他经常不穿衣裳不穿鞋，就在大街上溜达。要是碰上稀奇古怪的书，一定会买回家，就算典当衣服饿肚子也在所不惜。
书諴，字实之，号樗仙，是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的六世孙，他爹是辅国将军长恒，他自己也是奉国将军，写过一本叫《静虚堂集》的诗集。他性格豪爽，不愿意被世俗的事缠着。四十岁的时候，就借口生病辞官了。他家有空地，就都种上蔬菜水果，自己拿着铲子锄头种地，以此为乐。
永諲，字嵩山，是康修亲王崇安的儿子，做过镇国将军。他的诗歌风格像盛唐诗人，书法像赵孟頫。晚年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不跟人来往。他的很多诗都散失了。
裕瑞，字思元，是豫通亲王多铎的后代，封了辅国公。他诗画双绝，还会说西番话（藏语）。他经常画鹦鹉地图，也就是西方的世界地图。他还发现佛经从唐朝流入西藏后，近期的佛经版本都没什么好对照的。于是他就用唐古特文翻译校对，恢复了佛经唐朝版本的旧貌，一共好几百卷呢！他还写了一本叫《思元斋集》的书。
赵执信，字仲符，是山东益都人。他祖上赵进美做过福建按察使，诗名远扬。赵执信继承了家学，从小就擅长写诗。十九岁的时候，考中了康熙十八年的进士，被授予编修的官职。当时正赶上开鸿博科考试，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跑到京城来，赵执信跟他们一起聚会聊天，大家都对他很欣赏。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这些大名鼎鼎的文人，都和他成了忘年交。后来他当了山西乡试的考官，又升了右赞善。二十八岁那年，因为在国丧期间参加宴会看戏，被御史弹劾，被革职回家了。他活了八十多岁才去世。
执信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傲，只佩服常熟的冯班，自称是冯班的私淑弟子。他娶了王士祯的外甥女，一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互相看重。后来执信想让王士祯为他作序，王士祯却迟迟不写，两人因此发生争执，互相指责。执信曾经向王士祯请教诗歌的声调，王士祯却吝于指点，于是执信就回家自己查阅唐诗集，仔细研究，最终掌握了声调的规律，还自己写了一卷声调谱。他还批评王士祯的诗歌，说王士祯的诗歌像神龙一样，看不见首尾，只露出一鳞半爪，于是写了《谈龙录》，里面写道：“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这明显是在批评王士祯。有人说，王士祯的诗歌注重神韵，但缺点是过于空泛；而执信的诗歌则注重思路的精雕细琢，缺点是过于纤细。两人才华和性格不同，其实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执信的诗文集叫做《饴山堂集》。
那个时候，全国诗歌方面最有名的是王士祯，文章方面最有名的是汪琬。而嘉兴的叶燮，字星期，他的论文观点和汪琬不合，两人多次辩论，互相批评讽刺。等到汪琬去世后，叶燮感叹地说：“我失去了一位很好的辩友啊！现在还有谁来批评我的文章呢？”他把汪琬曾经批评他文章的地方都烧掉了。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明朝的进士，做过工部主事，明朝灭亡后做了和尚。叶燮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读楚辞，他很快就背诵下来了。康熙九年，叶燮考中进士，被选派到宝应做县令。正赶上三藩之乱和严重的饥荒，百姓生活非常苦。因为正直敢言，多次得罪了上司，最后被罢官。当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被罢官，叶燮认为自己和陆陇其一起被罢官，反而感到幸运。叶燮喜欢山水，游历了全国很多名胜古迹。七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因为会稽、五泄离家只有几百里路却还没去过而遗憾，于是又带了干粮去游览，回来后就病了，一年后去世了。叶燮在苏州居住的时候，看到苏州人论诗多注重模仿范仲淹、陆游的表面形式，而忽略了诗歌的实质内容，于是写了《原诗内外篇》，大力批判这种做法。苏州的文人学者一开始都批评他，后来才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他的诗文集叫做《已畦诗文集》。王士祯称赞他的作品“镕铸往昔，独立起衰”。
冯廷櫆，字大木，是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中书舍人。他从小就被人认为是神童，读书过目不忘，尤其擅长写诗。曾经担任湖广乡试的副考官，考试结束后，他登上黄鹤楼，看着长江汉水的奔流，遥望潇湘洞庭，心里感慨万千，一口气写了一百多首诗。懂行的人觉得他的诗歌是屈原《离骚》的遗风。他一生中关系最好的朋友只有执信一个人，他们的诗歌风格也都很孤傲冷峻，冯廷櫆死后，他的诗作大多散失了。后来他的孙子冯德培费尽心思搜集整理，才找到了五百多首，取名为《冯舍人遗诗》。
黄仪，字六鸿，是常熟人，精通地理学。他觉得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河流，只简单地描述了河流的源头和入海口，而郦道元《水经注》则详细地记载了河流经过的各个地方。但是只看文字很难理解，所以黄仪就反复研究，为每条河流都绘制了一张地图。凡是都城、官署的兴建变迁，以及山川的险要程度，他都一一记录在案，条理清晰，分析透彻。著名学者阎若璩看到他的成果后，赞叹道：“郦道元一千多年后终于有了个知音！” 阎若璩曾经问黄仪：“《后汉书》说温县的济水发源于此，王莽时期大旱，济水干涸了。这么说河南就没有济水了，那郦道元为什么还要详细地记载它呢？” 黄仪回答说：“虽然王莽时期济水干涸了，但后来又出现了。郦道元说的‘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就是这个意思。杜君卿他不相信《水经注》，只相信《后汉书》，我认为杜君卿只是记载了当时的一场旱灾，并不是说河南永远不会再有济水经过了。” 后来徐乾学修撰《一统志》，黄仪和阎若璩、胡渭、顾祖禹一起担任分纂，他们都是地理学方面的专家。黄仪还曾经校订过《晋书·地理志》。他还擅长诗词，著有《纫兰集》。
郑元庆，字芷畦，是浙江湖州人。他精通史书和传记，还涉猎金石文字方面的知识。李绂和张伯行都很欣赏他的学问，想推荐他到朝廷做官，可惜没成功。颜真卿写的《湖州石柱记》，郑元庆还专门为此写了注释，内容非常丰富详实。他还写了一部《湖录》，足足一百二十卷，前后修改了七次才完成，他自己都说，这辈子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本书上了。他一生都很仰慕郑子真的为人，所以给自己取号“郑谷口”。晚年他又开始研究经书，并且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鱼计亭”。他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等著作。
查慎行，字悔余，是浙江海宁人。年轻时师从黄宗羲学习，对经学和《易经》研究很深。他特别喜欢作诗，每到一处游览，都会即兴吟诵，他的诗名甚至传到了宫中。康熙三十二年，他参加乡试考中了。后来康熙皇帝东巡，大学士陈廷敬推荐了他，皇帝下旨让他去行在（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赋诗。之后，他又被诏令进京，在南书房供职。不久，他被授予进士出身，选为庶吉士，并被任命为编修。当时他的族兄查升在内廷担任谕德，宫里的太监为了区分他们，就称呼查慎行为“老查”。一次，康熙皇帝在南苑打猎捕鱼，赏赐给近臣，并命大家赋诗。查慎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是：“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结果，宫里的太监就喊他“烟波钓徒查翰林”，当时人们拿他跟韩翃的“春城寒食”相提并论。后来，他被安排在武英殿书局校对书籍，因为生病就请求回家休养。因为弟弟查嗣庭犯了罪，牵连到他，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雍正皇帝了解到他为人谨慎，特许他回家务农，而他的弟弟查嗣瑮则被贬谪到关中，最终客死他乡。
查嗣瑮，字德尹。康熙三十九年考中进士，官至侍讲。他天资聪颖，几岁就能理解《切韵》的谐声。他的诗名和哥哥查慎行不相上下。查慎行著有《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还为苏轼的诗作注，流传于世。查嗣瑮则著有《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升，字仲韦，康熙二十七年考中了进士，后来当上了少詹事。他的诗写得清新秀丽，尤其擅长书法，风格很像董其昌。他还留下了一部诗集，叫《澹远堂集》。
史申义，字叔时，是江都人。年轻的时候就擅长写诗，和同乡顾图河齐名，被人称为“维扬二妙”。他也是康熙二十七年考中的进士，被授予编修的官职。后来去云南当乡试考官，之后又升任御史、礼科给事中，最后因为生病请求回家。大诗人王士祯提携后辈诗人，曾经说过史申义和汤右曾是足以继承他衣钵的，所以人们称他们为“王门二弟子”。史申义在翰林院的时候，康熙皇帝问大学士陈廷敬，有哪些后起之秀的诗人，陈廷敬就推荐了史申义和周起渭，因此他们又有“翰苑两诗人”的美称。
周起渭，字渔塘，是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考中了进士，从检讨一步步升迁到詹事府詹事。他的诗才非常出众，特别擅长学习苏轼、元好问、高启等人的风格。贵州从明朝开始才正式划入版图，清朝的诗人中，周起渭被认为是最好的，当然铜仁的张元臣和平远的潘淳也都有诗名。
张元臣，字志伊，康熙三十六年考中了进士，从检讨一步步升迁到左谕德。他留下了一部诗集，叫《豆村诗钞》。
潘淳，字元亮，康熙五十四年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检讨。他和陈仪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当时大家都认为潘淳的诗写得好，陈仪的字写得好，“潘诗陈笔”一时传为佳话。潘淳也留下了一部诗集，叫《椽林诗集》。
陈垿，字玉停，是镇洋人。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文名，曾经得到徐光启的历书，认真研究了一个月，就掌握了其中的方法。康熙五十四年考中了举人，然后被推荐到湛凝斋去修书。书修完了，朝廷打算授予他行人司行人的官职。那时候，朝廷外廷有三百多名算学人才在等待考试，康熙皇帝亲自考他们，最后录取了七十二人，陈垿考了第一名。他还被安排到乐馆参与修书工作。
雍正元年，他出使山东和浙江，回来后又督管通州仓。三年后，因为眼睛有毛病，就请求退休回家了。退休后，他闭门在家著述，各地求他写文章的人络绎不绝，纷纷送上书信和礼物。他为人耿介正直，注重品德修养。守孝期间，他不喝酒吃肉，也不住在家里。沈起元在河南做官时，邀请他担任大梁书院的院长，还举范文正公在忧患中主持睢阳书院的例子来劝说他；陈垿则以象山先生拒绝东莱先生邀请的故事来回绝，谢绝了邀请。乾隆元年，朝廷下诏让他复出做官，又让他参加鸿博考试，到乾隆六年设立乐部的时候，又因为陈垿精通音律而召见他，但他都推辞了，当时的舆论对他评价很高。他七十岁的时候去世了。
陈垿精通字学、算学和乐律，当时人们称他为“三绝”。他曾经创作了《八矢注守图说》，认为字学在六艺中排在最后，声音是音乐，形体是书法，而说话听话，写字看书，都包含着数字的规律。学者惠士奇和通政孙勷得到了他的书，设宴请陈垿讲解。陈垿就为他们讲解了经声纬音的开合收放的道理，以及每一矢的实际意义，说一矢未发，声音就出不来，字也就有所避讳，八矢都射完了，音调就确定了，字也就完成了。两个人都感叹这是上天所授予的才能。他年轻时和同乡王时翔是至交好友，两人都擅长写诗。娄东地区的诗人大多追随吴伟业的风格，陈垿晚年才开始创作，却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他著有《洗桐集》和《抱桐集》。
何焯，字屺瞻，是长洲人。通晓经史百家之学。收藏书籍数万卷，如果得到宋元时期的旧书，他一定会亲自校对，整理得井井有条。学者们称他为“义门先生”，并将他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称为《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李光地大人推荐他，说他是个人才，于是他被召进了南书房。
第二年，皇上直接给他个举人的身份，虽然礼部考试他没考上，但皇上又直接给了他进士的称号，然后让他当庶吉士。 他还继续在南书房当差，给八皇子当老师，还兼着武英殿的修书工作。 后来他家里接连有人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过了很久，李光地大人又推荐了他，他又被召回来当编修。 当时，徐乾学和翁叔元两位大人都抢着要他帮忙做事。
没多久，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他和徐乾学闹掰了，而翁叔元又弹劾了汤斌大人，他就上书请求皇上把那个告状的人除名，这事儿当时可让大家都很痛快。 皇上到热河去的时候，有人又把那些流言蜚语报告给了皇上。皇上回北京后，就下令把他抓了起来。 把他的所有书稿、文章都搜查出来，皇上亲自过目，说：“这小子还真是个读书的好苗子！” 他的文章里没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话，皇上还发现他草稿里有一封信，写的是他帮吴县县令拒收贿赂的事儿，皇上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了。 皇上就下令把他的书稿还给他，让他免职，但还是让他继续参与书局的工作。 康熙六十一年，他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皇上非常惋惜，特地追赠他侍讲学士的职位，还赏赐了钱财，派人送他回家奔丧，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他的孤儿寡母。
他写得一手好楷书，他校对过的书，大家都抢着收藏。他的学生有四百多人，其中吴江的沈彤和吴县的陈景云最为著名。
陈景云，字少章，学问渊博，记忆力超强，能背诵《资治通鉴》。十七岁那年，汤斌大人在苏州当巡抚，考试时他考了第一名。后来参加京城考试，却没考中。他在藩邸当幕僚三年，因为母亲年老，就辞官回家了，之后就再也没出来做官，一直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生活。他年轻时是他的学生，他去世后，陈景云独自在吴中地区整理文献资料，差不多有二十年。他著有《读书纪闻》等书，还对《纲目》、《资治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等书的错误之处进行了订正，总共三十多卷。他的文集四卷，简洁严谨，很有章法。
黄中，字和叔，是个读书人。他和他爸爸都是史学方面的专家，但他尤其自负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乾隆元年，他考中了博学鸿词科，进京后上书朝廷，提出了关于用人、理财、治兵三个方面的建议。大学士陈世倌很欣赏他的观点。不久，朝廷下诏要寻找像古代的马周、阳城那样正直敢言的人才，陈世倌想推荐他，但他谢绝了。胡天游虽然看不起很多人，却唯独佩服黄中，经常给他看自己的文章，黄中总是能精准地指出文章的缺点，而且从不让人不愉快。黄中觉得《宋史》内容杂乱无章，于是另撰写了一部《纪传表》，共一百七十卷。他还写了《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他死的时候很穷，连丧葬都办不起，有人捐钱给他，但他妻子张氏坚决拒绝了，说：“怎么能因为贫穷而委屈了夫君的清名呢！”最后，他们卖掉了房子才得以安葬黄中。
戴名世，字田有，是安徽桐城人。他从小就聪明伶俐，才华横溢，靠教书维持生计。通过制举考试考中了廪生，又考中了贡生，被任命为正蓝旗教习。后来被授予知县的职位，但他却辞官不做了。从那以后，他就游历在燕赵、齐鲁、河洛、吴越等地，靠卖文为生。他很喜欢读司马迁的书，研究考证前代的奇闻逸事和优秀人物事迹。他经常写作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闷，文笔豪放，不可抑制。很多达官贵人都害怕他的口才，非常忌妒他。他曾经在北京遇到方苞，对方苞说：“我可不是为了在仕途上有所成就而奔波劳碌的，我心里藏着几百卷书，一旦写出来，我相信一定会与众不同。但是，如果没有隐居深山，衣食无忧，没有后顾之忧的环境，这些东西是很难写出来的。”说完，他长叹一声，与方苞告别离开了。康熙四十八年，他五十七岁时，终于考中了会试第一名，殿试获得二甲状元，被授予编修的职位。两年后，却遭遇了南山集案的祸事。
话说，以前有个叫尤云鹗的人，他刻印了老师张名世写的《南山集》。这书里头有一篇给张名世写的信，提到了明朝末年的几个年号，还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那会儿，文字审查可严了，都御史赵申乔告状说《南山集》里的话语悖逆朝廷，结果张名世就被抓进大牢了。方孝标早死了，可张名世跟方孝标是同族，而且张名世还给《南山集》写了序，所以方家的人，还有所有在《南山集》上署名的人都跟着倒霉，关了两年牢。
后来九卿（九个朝廷大臣）一起上奏，说张名世和尤云鹗都该判死刑。按理说，他们的亲戚也要受牵连，但康熙皇帝念在他们家还有其他人，就网开一面了。再加上大学士李光地也帮忙求情，张名世全家才得以保全。那个赵申乔虽然清正廉洁，但因为这事儿，也落了个不好的名声。张名世写文章很擅长叙述事情，他还写了本《孑遗录》，记述了明末桐城兵变的事，这些书都被禁了，后来才慢慢流传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