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字燮臣，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他考中进士，而且是当年的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后来历任翰林院侍读，进入上书房当值。光绪四年，他奉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一起教皇上读书。后来不断升迁，先是担任内阁学士，后来又升任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上疏请求让已故的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在文庙中配享祭祀，很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妥，孙家鼐就和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人再次上书请求，朝廷这才同意。光绪十六年，孙家鼐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还兼任顺天府尹。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廷上主战的声音很大，孙家鼐却极力主张不能轻易开战。光绪二十四年，他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协办大学士，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变法，要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设立报馆，编纂书籍，这些事情都特别交给他审核批复，孙家鼐都处理得公正妥当。他曾经上疏说：“国家广泛征求官员们的意见来辅助决策，听取意见当然是越详细越好，但是要权衡利弊，仔细选择和处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皇上的英明决策。”他提出的建议，大多都能从大局出发。等到后来朝廷上讨论废立皇帝的事情时，只有孙家鼐一个人坚持反对。不久他就因病请求辞职。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为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皇上和太后跑到西安避难，紧急召见孙家鼐到西安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等到局势稳定，回到京城后，孙家鼐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后来又陆续担任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最后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他同时还担任学务大臣，负责制定和调整教育规章制度，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严格确定教育宗旨，一切以推行实用学问为主，让当时的学风为之一清。朝廷商议改革官制，任命孙家鼐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一起总负责审核和确定方案。御史赵启霖弹劾奕劻和他的儿子贝子载振接受贿赂并包养戏子，朝廷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前去调查，结果赵启霖被认定为诬蔑皇亲贵族，被革去官职，而载振不久也自己请求辞去了兼任的官职。资政院成立后，朝廷任命贝子溥伦和孙家鼐为总裁，孙家鼐一向坚持公正的原则，从不偏袒任何一方。当时皇帝下诏让大臣们轮流进宫讲学，孙家鼐撰写了关于《尚书》和《四书》的讲义进献给皇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因为孙家鼐参加乡试六十年后又逢同科，所以皇帝赏赐他太子太傅的头衔。他多次受到皇帝的赏赐，比如“寿”字、御笔书法以及各种珍宝，还赐给他紫色的缰绳，允许他在紫禁城内乘坐两人抬的小轿子，得到的恩宠和待遇非常优厚。宣统元年（1909年），孙家鼐再次上书请求退休养病，皇帝下诏书温和地挽留他。不久之后，孙家鼐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朝廷追赠他太傅的头衔，谥号为“文正”。孙家鼐为人简朴、谦虚、不张扬，一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急过眼。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对待读书人始终保持一样的礼貌。他平时深居简出，不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往，对于有权有势的人，他都尽量回避，就像害怕他们一样。他曾经担任过湖北的学政，主持过山西的乡试，还两次主持过顺天府的乡试，担任过会试的总裁，多次担任阅卷大臣，但他从来没有偏袒过任何人。有一次，他把一份本来应该放在二甲的卷子排在了后面，同僚们觉得不合适，他就把这份卷子撤了下来，他就是这样谦让、不喜欢争抢。孙家鼐的胸怀尤其宽广，庚子年（1900年），洋人要求惩罚祸首、杀掉一些大臣，编修刘廷琛认为这样做有失国体，指责宰相们不能据理力争，孙家鼐却主动向刘廷琛作揖并承认自己的过错。
后来朝廷下诏举荐御史，只有孙家鼐保举了刘廷琛，说他当初能用大道理来指责我，可见他是个忠诚耿直的人，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当时的人们都称赞孙家鼐的眼光和胸怀。张百熙，字埜秋，是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他曾经督导山东的学政，主持四川的乡试。后来被任命在南书房当值，又升迁为侍读。
1894年，朝鲜那边打起来了，朝廷里很多人主张开战。百熙上书弹劾李鸿章，说他表面上准备打仗，实际上却想和谈。左宝贵、聂士成都是很勇敢、很善于打仗的将军，可因为后勤跟不上，武器装备不足，最后打了败仗，责任都在李鸿章身上；他还弹劾礼亲王世铎，说他管着朝廷大事，却贪污受贿，战争打响后，只依赖李鸿章，贻误了战机。这些奏章都没被采纳。那时候正赶上慈禧太后万寿节，负责操办典礼的人还在互相攀比，搞得特别奢华，百熙就奏请把这些铺张浪费的活动给取消了。他又和侍讲学士陆宝忠等人一起，联名弹劾朝廷大臣结党营私，误国误民，列举了十大罪状。没过多久，孙毓汶告病辞职了，恭亲王奕䜣又重新进入军机处，而百熙也被派去广东做学政，后来官职一路升迁，做到内阁学士。
1897年，因为滥用职权举荐康有为，百熙被革职，不过还在原职保留。1899年，他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又升任左都御史，还被委任为头等专使大臣。义和团运动平定后，朝廷下诏征求治国良策，百熙就上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请求改革官制、整顿财政、改变科举考试制度、兴办学堂、创办报馆。第二年，他升任工部尚书，后来又调到刑部任职，还兼任管学大臣。
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当时李端棻侍郎上奏建议成立大学堂，朝廷批准了，但是内阁那些人讨厌新政，就拖着不办。直到戊戌变法，才奉皇帝的严厉命令，赶紧起草大学章程，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后来戊戌政变发生，只有大学因为起步早，才没被废掉。许景澄接替孙家鼐管理大学，后来因为论事得罪了义和团而被杀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后，张百熙因为声望很高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全国人民都高兴地盼着大学兴办起来。
张百熙奏请朝廷给冀州知州吴汝纶加封五品卿的衔头，让他来当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推辞不肯接受，张百熙穿着正式官服亲自去拜访他，吴汝纶这才答应，但请求先去日本考察一下教育情况。大学的教职人员都是自己招聘的，而且薪水很高，所以引起很多人嫉妒，各种流言蜚语也渐渐传出来了。吴汝纶考察回来，还没到北京就去世了；而张百熙倚重用来办学的门生沈兆祉，也受到了别人的陷害。
大学因为当时的名声不好，言官们上奏说，按照朝廷的惯例，部里的官员大多是满汉官员各半，建议再设一个满族大臣来主管大学的事务，于是又任命荣庆为管学大臣。随后又另外设立了学务处，任命张亨嘉为大学堂总监督，张百熙的权力就被分了一部分。最初计划把大学分成七个科，还要选派学生到欧美各国留学。荣庆对此表示反对，但张百熙坚持己见，还亲自到车站送学生上车。各省派公费留学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张之洞进京朝见皇上，皇上就命令修改大学章程，张之洞回湖北后，又重新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前后一共换了三个管学大臣，张百熙是第三个。张百熙本来想建立分科大学，但是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只创建了医学馆、译学馆和实业馆，之后就辞去了学务。朝廷赏赐给他黄马褂，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后来他历任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担任过政务、学务、编纂官制等要职。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是广西灌阳人。他爹唐懋功是举人，有学问，人品也好。景崇在同治十年考中了进士，被授予编修的官职。后来一步步升迁，从侍读做到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他去广东主持考试，第二年又主持了全国的会试。之后，他先后担任兵部、礼部侍郎，还代理过左都御史，后来被派去浙江做学政，但他母亲去世了，他就回家守孝去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朝廷任命他负责督办广西的团练。光绪二十九年，他又以工部侍郎的身份去浙江主持考试，同时还兼任江苏学政。光绪三十一年，朝廷下令取消了每年的科举考试，学政的职责就变成了专门负责学校的考核和管理。景崇为此上书朝廷，提出了十条建议。第二年，他被免去了学政的职务，回到京城上班。他又上书朝廷，陈述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四个要点。
当时，两广的官员建议把广西省会迁到南宁，但朝中的官员大多反对。景崇就上奏说：“说要迁省，是因为越南离龙州太近了，法国人一直心怀鬼胎，而桂林离得远，消息不通畅，所以不如把省会迁到南宁方便。但我认为不然，现在咱们的兵力还不足以控制邕州，扼守住北部湾水陆要冲，只是虚张声势，反而会引起外国人的猜忌。再说，迁省要花很多钱，桂林善后也要花钱，练兵设防更要花钱，这些都不是小数目。现在俄罗斯在西北边境虎视眈眈，英国窥视着南方边境，蒙古、西藏、四川、云南的情况也都岌岌可危，哪里仅仅是怕法国人一个国家？从大局来看，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广西这么一个地方；从广西来看，我们也不能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南宁这么一个地方，这很明显。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派精干的官员驻守龙州，在边境两千里的地方，考察当地的地理条件，发展种植业、屯田、畜牧业、矿业等等，等到当地逐渐发展起来，人口多了，再用军事手段进行管理。这是上策。至于目前应急的办法，最好的就是赶紧在龙州架设电线，把提督府迁到南宁，多招募十营兵力，暂停广西应该缴纳的赔款，命令其他省份欠广西的协饷分年偿还，用来抵偿赔款。这样一来，有了钱，兵力就强大了，就能减轻朝廷对南方的担忧。如果迁省的话，只会劳民伤财，对治理毫无益处。” 最终，迁省的计划被搁置了。
景崇当上了吏部侍郎，还担任了经筵的讲官。因为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皇上很器重他，多次让他负责文书方面的工作。等到科举考试结束，所有参加廷试的毕业生，都得靠景崇来检查他们的考卷。宣统元年，戴鸿慈去世了，临终前上书推荐景崇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二年，景崇被提升为学部尚书。到了宣统三年，朝廷下令设立内阁，景崇的职位改成了学务大臣。那时候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景崇努力协调新旧学说之间的矛盾，并且谨慎地选择教科书。他还兼任了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仍然让景崇负责学务工作。后来景崇因为生病辞职了。三年后去世，谥号文简。
景崇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天文、算术都很精通，尤其喜欢研究历史。从他担任编修开始，就着手为《新唐书》作注，主要遵循三个原则：纠正错误、补充缺漏、解释疏通，为此他参考了数百种书籍。他家境贫寒，但只要得到珍贵的书籍善本，就一定会想办法典当东西去买。他一生都致力于这项工作，只可惜地理志中关于羁縻州的部分和艺文志没有完成，其他的都已经写好了。
于式枚，字晦若，是贺县人。他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擅长写作。光绪六年考中进士，做了庶吉士，散馆后被任命为兵部主事。李鸿章推荐他到北洋去做事，十多年时间里，很多奏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他不喜欢做外地的官，而且因为制度的限制，无法升迁到北京做官，所以很久都没升官。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去祝贺俄国沙皇加冕，顺便出使德、法、英、美等国，于式枚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回国后，他被任命为礼部主事，然后升任员外郎、御史，最后做到给事中。他参与了《辛丑条约》的谈判，因此被赏赐为五品京堂。他还担任过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光绪三十一年，他以鸿胪寺少卿的身份到广东督办学政，后来改任提学使，但他请求辞职，结果被任命为广西铁路总办。光绪三十三年，他被提升为邮传部侍郎。
当时啊，政治风波很大，朝廷下令准备实行立宪，满朝文武都在讨论西方的制度，没人敢反对。所以，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去考察宪政。临走之前，他上了一份奏疏，说：“立宪一定要以本国的情况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好的方面来补充完善，关键在于找到实效，而不是光听其名。咱们国家几百年来，制度完善，法律条文详细，行政都按照章程办事，即使是民间传闻，朝廷也会重视，奖惩分明，从不徇私枉法。遇到大事、大的改革，朝廷内部会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对外还会征求地方官员的意见。我们勤于体察民情，广泛听取民意，这和立宪的原则完全符合。上面有教导，没有强制要求；下面遵守法令，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即使时间久了，官员失职，或者执行不力，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改进，这并不是彻底的变法。只是现在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你跟他们说尧舜禹汤、周公孔子那一套，他们觉得过时了；你跟他们说英、德、法、美那些制度，特别是日本模仿的那些，他们就觉得好，觉得应该实行。看看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就宣布要立宪，但十四年后才发布开设国会的诏令，二十年后才颁布宪法。人家准备工作做得多么细致、谨慎啊！现在有些人自称是国民，聚众闹事就说是团体行动，几年时间里，内政外交、用人行政，都想插手干预。动不动就拿立宪说事，发电报、寄信，让皇上操心。他们觉得立宪是新鲜事物，很高兴，却不知道咱们国家本来就有这些东西。那些搞学术的，就说咱们落后，认为立宪就能马上实行，根本不了解日本近代的事情；那些搞政治的，更是危害社会治安。关键在于朝廷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统一大家的思想，循序渐进地推进。先在京城设立议院，来决定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不该做；再推行地方自治，巩固立宪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凡是和宪政相关的，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以前跟着李鸿章去过柏林，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皇上特地派我来，我一定认真研究中西方制度的异同，最终都要符合咱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样说出来的话才有根据，做的事情才能成功。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明年，我就要升任礼部侍郎了。那时候，新党正积极推动立宪，召开国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上了一道奏章，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我仔细研究了东西方的历史，比较了它们的不同之处，发现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法律都是由上往下的，而西方国家则是由下往上的。只有日本的宪法，是由伊藤博文等人制定的，虽然用了西方的名词，但本质上还是东洋的风格。它主要借鉴了普鲁士的模式，其根本原则是由君主和臣子共同确定的，所以叫做“钦定宪法”。
一个国家要立国，就要有政治；政治要实行，就要有权力；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利益就在谁手里。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就不会有分权的想法；权力分散到很多人手里，就会产生互相竞争的心思。实行得好，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实行得不好，就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法国在长期压迫统治之后，民怨沸腾，想通过立宪来拯救国家，结果却加剧了混乱。日本在尊王攘夷的时候，是依靠民力来推动的，所以用立宪来回报民众，但推行的速度比较缓和。
中国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们重视名义，政治比较宽松，国体尊严，民风淳朴，既没有法国那样的深仇大恨，也没有日本那样的需要彻底改造。皇上已经多次下旨，确定了立宪的时间表，我们应该互相勉励，静静等待推行。怎么能操之过急呢？这就像讨价还价一样，急于求成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些鼓吹监督朝廷，推翻政府，到处散布谣言的人，简直就是乱党！要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必须秉公办事，不给那些人任何可乘之机，他们也就无法煽动人心了。东南各省的官员，更要挑选那些有威望、有见识的人去镇压他们。接下来的十年准备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日本天皇说“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国首相说“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所以，必须先明确权力划分，才能正确地推行立宪。我虽然被委以重任，但绝对不敢迎合潮流，误国误民。
奏章递交上去之后，没多久我就调任了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的一个叫陈景仁的官员，发电报要求三年内开国会，还让朝廷罢免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大发雷霆，狠狠批评了陈景仁，还把他给撤职了。
袁世凯接着又上奏说：“德国皇帝接受了我们的国书，回应说宪政这东西很复杂，不一定适合中国，尤其选举法更是很难实行。以前英国学者斯宾塞尔也说过宪法的坏处，他说美国宪法是建立在人民平等的基础上的，但实行久了，权力就落到了政党手里，老百姓反而受苦。你看，就连欧美人谈起宪法，都这么谨慎小心。现在国内各种议论满天飞，上面的人批评政府权力太大，下面的人骂老百姓不尽责，大家都在互相争吵。这正是斯宾塞尔说的政党那一套，跟老百姓根本没啥关系。伊藤博文说过，君臣相处，要先讲道德，再讲条文。君民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大家都能真诚相待，就像日本那样，照搬普鲁士的宪法，用到现在；如果做不到，就像法国，搞了个共和宪法，结果革命不断，改法无数次，到现在还没个定论呢！我认为，中国要立宪，应该以日本仿照普鲁士的办法为参考，以俾斯麦在君主领导下采纳民意制定宪法，以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条文’的观点为标准，这样宪法的大纲就有了。” 奏章递交后，相关部门进行了处理。
他又说各省谘议局的章程和普鲁士的地方议会制度不一样，他大意是说：“改革还没完成的时候，中央政府最怕的就是力量不够统一和强大，而国民中懂政治、懂法律的人又很少。如果突然搞这么大的地方议会，横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就算被选的人不都是贪污腐败、专横跋扈的，但整个国家的权力都落到极少数人手里，他们可以挟持朝中大臣，以后的祸患怎么算得清？” 然后他就拿普鲁士的制度一条条地反驳那些议论。他还先后把普鲁士宪法的全文、官制、爵位等级，以及两院新旧选举法都翻译成中文，呈报朝廷。
袁世凯在光绪三十三年冬天出国考察，宣统元年六月回国，因为生病就请假了。张之洞在奏折里推荐袁世凯很有才能。后来袁世凯升任吏部侍郎，又改任学部侍郎，还兼任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他去了青岛居住。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文和。
式枚天生就是宦官，但精力过人，晚上靠着枕头坐着，像个枯坐的老僧。他性格内向耿直，但外表和蔼可亲。谈论起事情来直言不讳，在朝廷高官中颇有名声。
沈家本，字子惇，是浙江归安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爱深入思考，对《周官》这本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起初，他通过捐纳的途径，被分到刑部担任郎中，广泛查阅典籍，做了很多编纂整理的工作。光绪九年，他考中进士，但仍然留在刑部。补官后，他担任主稿，兼任秋审处的职务。从这时起，他就专心研究法律，被当时的尚书潘祖荫所赏识。光绪十九年，他被外放为天津知府，为政比较宽厚，一些奸猾的百姓就轻视他，竟然在闹市聚众斗殴，沈家本当即抓捕并斩首了四个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犯事了。
后来他调任到事务繁重的保定府，当时甘军毁坏了法国教堂，当权者迫于外国的压力，赔偿了五万两白银，并把道署的旧址用来建造新教堂，还侵占了府署东边的一部分。沈家本依据府志据理力争，最终得以伸张正义。义和团运动爆发，沈家本已经被提拔为通永道、山西按察使，但还没来得及上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逃往西安了。联军攻入保定，传教士因为之前的矛盾，诬告沈家本帮助义和团，最终因为没有证据而作罢。这之后，沈家本赶赴皇帝的临时驻地，被任命为光禄寺卿，后来又升任刑部侍郎。
自从各个国家互相开放贸易以来，内地允许传教，但是中国和外国的法律适用轻重差别很大，百姓和教会之间一天天产生矛盾。官员害怕出事，就一味地压制百姓，百姓忍受不了了，就被激怒而逞一时之快，常常酿成烧杀抢掠的大祸。沈家本认为治理当今的百姓，应当让官吏普遍了解和运用法律。然而中国的法律不改变，却想收回领事裁判权，终究是不可能的。正赶上变法的议论兴起，袁世凯上奏设立修订法律馆，朝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总管这件事；另外设立法律学堂，毕业生将近一千人，一时之间被称赞很兴盛。沈家本被补任为大理寺卿，不久改任法部侍郎，充任修订法律大臣。
宣统元年，沈家本兼任资政院副总裁，仍然每天和馆员商讨修订各种法律草案，这些草案先后完成，他从不因为事务繁多而推卸责任。他写的书，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其他的不是关于刑律的著作还有二十多种，总共二百多卷。沈家本去世时，享年七十四岁。
有人评论说：自从变法的议论兴起，凡是新政都特设大臣来主管。孙百熙主管学务，沈家本修订法律，都获得了当时的声誉。劳乃宣主持教育，谋求沟通新旧思想；杨度谈论宪政，主张根据时局进行改革。但是大势所趋，已经没人能够挽救了。沈家鼐为人儒雅宽厚、廉洁谨慎，常常凭借资历和威望主管新政，每次参与国家大计，只有他能坚持正道，不偏不倚。真是贤能啊，无愧于古代大臣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