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啊,从北京一路向南,经过天津、山东,最后到达长江入海口,南北绵延两千多里;还有一段从镇江通到杭州,来回算起来也有八百多里,人们都把它叫做运河。

明朝的时候,运河的漕运管理还分好几种,什么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名称五花八门。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靳辅开凿了中河,绕开了黄河的险滩,粮食船只要在黄河里走几里路,就能进入中河,这样一来,原本一百八十多里的河漕就废弃不用了。不过,像白漕利用白河,卫漕利用卫河,闸漕、湖漕分流利用山东和江南各地的湖水,这些跟明朝的时候没啥区别。到了嘉庆年间,黄河经常决堤,运河淤塞严重,所以只能靠黄河水来疏通运河了。道光初年,又试着搞海运,道光二十八年,为了省钱,又进行了一次漕运。到了咸丰年间,黄河改道,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运河运输也因此中断。清朝后期,海运就成了主要的运输方式。

黄河往南流,淮河首先遭殃,淮河一有问题,运河也跟着遭殃。所以,治理黄河、疏通淮河、保障漕运这三件事,都集中在淮安、清口一带,工程量巨大,耗费的钱财也巨多,当地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年年受灾,没有比这更惨的了!清口那地方,主要目的是想让清澈的淮河水冲刷黄河的泥沙。但是,淮河水太强了,运河堤防就保不住;淮河水太弱了,又无法疏通运河,黄河水还会倒灌进来,这可比明朝的白漕、卫漕简单疏通淤塞,或者闸漕、湖漕调节水位麻烦多了。至于江漕、浙漕,那可就容易治理多了。江漕从湖广、江西沿着汉水、沔水、鄱阳湖一路向下,最后都汇入仪征河,然后逆流而上。镇江以南的运河,只有徒河、阳湖、阳武等几个地方需要经常疏浚,无锡以下,一直到苏州,还有嘉兴、杭州的运河,水流都比较顺畅,不需要怎么费力。 我现在主要讲的是那些受灾最严重,工程量最大的地方。

顺治四年夏天,下了很久的雨,导致江都的运河堤坝决堤了,然后就堵上了。

六年夏天,高邮的运河堤坝决堤了,裂开的长度有几百丈。

七年,运河堤坝溃决,带着汶水的水流,经由盐河流入了大海。

八年,政府招募民夫,大规模地疏浚运河。

十四年,河道总督朱之锡说:“南旺南边距离台庄一百二十尺高,北边距离临清九十尺高,应该按照规定,水位不到六七尺深就不允许打开闸门,以免河水干涸。关下闸,开上闸,水位即使很低,也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关上闸,开下闸,水位即使很高,也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装满货物的船只不要轻易开闸,空船也不要轻易关闸。”大家听了他的建议,就照办了。

十五年,董口河段淤塞了。朱之锡在石牌口南边开挖了一条二百五十丈长的新河,连接大河,方便船只通行。在此之前,也就是九年的时候,漳水从丘县北边流淌,经过青县流入大海。

到了十七年春夏之交,卫河水位很低,粮食运输受阻,于是就截取漳河灌溉农田的水,注入卫河和济运河。当时河北连续多年干旱,部门官员姜天枢说:“以前佥事江良材就想把河水引到卫河,增加一条运输通道,现在为什么不能借鉴他的想法,反过来用它来把卫河的水引到运河呢?”朱之锡采纳了他的建议,还设置了卫河主簿的职位,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康熙元年,规定了运河的修筑工期:三年内再次决堤的,就处罚负责修筑的官员;超过三年才决堤的,就处罚负责防守的官员;如果根本没有进行防护措施,导致决堤的,所有相关人员都要受到处罚。

四年秋天,高邮地区发生大水,运河堤坝决堤了。

五年,从仪征到淮安的运河淤塞浅了,知县何崇伦招募民夫疏浚运河。漕运总督林起龙说:“粮食船只北上,处处遇到闸门和浅滩的阻碍,请命令河道官员仔细勘察安山、马踏等湖泊,以及各个闸门、子堤、斗门、堤岸,还有东平、汶上等泉水,看看有没有堵塞的地方,务必疏通泉水、清理湖泊,以畅通航道。”

六年,江都露筋庙附近决堤。

明年,堵上了。

十年,高邮清水潭决堤。

明年,又决堤了,直到十三年才堵上。

十四年,江都邵伯镇决堤。

十五年夏天,下了很久的雨,漕运堤坝崩溃,高邮清水潭、陆漫沟,江都大潭湾,一共决堤三百多丈。

十六年,靳辅当上了河道总督。那时候,东南沿海的水患越来越严重,漕运的河道也越来越浅。靳辅说:“治理黄河和漕运应该是一体的。漕运受阻,大多是因为黄河河道变化造成的。以前那些治理黄河的人,都只顾着漕船经过的地方,其他的决口,就觉得跟漕运没关系,所以就慢慢地不管了,结果河道越来越坏,漕运也因此越来越堵。所以说,这些根本原因是相关的,绝对不能区别对待啊!再说,从清口到清水潭的运河,大概有两百三十里长,因为黄河水倒灌,河底淤积得越来越高,老百姓经常被淹死,漕船也经常被堵住。我建议您下令给各地的巡抚,让他们把今年应该运送的漕粮,务必在明年三月底之前全部运过淮河。等漕船都运完了,就关闭通济闸坝,组织民工,把运河好好疏通一下,河面宽十一丈,河底宽三丈,深十二丈,每天安排三万四千七百多人干活,三百天就能完工。还要堵上清水潭、大潭湾的六个决口,还有翟家坝到武家墩这一带的决口,需要九十八万多两银子。”

他又说:“以前因为河道淤塞,导致各种盘剥,费力又花钱。如果把清口都疏浚得深一些,那么船就能顺利通行,就能省下很多钱。所以,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治理黄河。等运河疏浚好了,船只通行无阻后,对过往的货船,分别收取几文钱的浅水费,一年后就停止征收。”皇上都同意了他的建议。

十七年前,要修建江都的漕运堤坝,堵住清水潭决口那个大难题。清水潭离高邮湖太近了,年年都溃决,修了又坏,坏的口子宽达三百多丈,严重影响漕运船只通行。前年,尚书冀如锡估算工程费用要五十七万两,就算向民间筹款,也担心工程完不成。

辅周到了现场一看决口的情况,就在湖里,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设计了一个像弯月的形状,两端筑堤,建成了第一条西堤,长六百五丈。又沿着西边绕过越河,修建了第二条堤坝,长八百四十丈,结果只花了九万两银子就搞定了。第二年工程就竣工了。皇上很高兴,把这条河命名为永安河,新修的河堤就叫永安堤。

那一年,他还组织了山阳、清江、高邮、宝应、江都五个县的人一起疏浚运河,堵住了三十二处决口。辅周还建议,沿着河堤每隔一段距离就驻扎士兵,从清口一直到邵伯镇的南边,每位士兵负责管理两岸各九十丈的河堤,并要求他们种柳树、种草,密密麻麻地种菱角、荷花、蒲苇,这样才能永久地保护河堤。

他又说:“现在运河要加深,如果黄河水继续灌入运河,运河很快又会淤塞。建议在高堰堤坝比较薄弱的地方,加固一下堤坡,这样才能长久地保护河堤。”皇上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照着做了。

十八年,我从山阳的戚家桥出发,沿着运河一路北上。明朝初期,江南的漕运,从瓜州、仪征一直到清江浦,都是通过天妃闸进入黄河的。后来黄河水倒灌进运河,潘季驯才把运河的入口改到新庄闸,让漕运船只避开黄河,仍然沿用天妃闸的名字。可是,新庄闸离黄河和淮河交汇的地方只有二百丈,黄河水还是会倒灌,运河河床不断抬高,年年都要疏浚,没完没了。再加上黄河和淮河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漕运船只出河口非常危险。 所以,我建议把运河的南出口改到烂泥浅的上游。从新庄闸往西南挖一条河,通到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始挖一条河,往南经过七里闸,再转向西南,也通到太平坝。两条河道并行,像月亮的形状,互相连接,用来缓解水流的急促,而烂泥浅的那条河,分出十分之二的水量用于漕运,剩下的十分之八的水量用来冲刷黄河,这样黄河水就不会倒灌,也难以阻碍运河的出口了。从此,漕运船只过了淮河,就能扬帆直上,一路畅通无阻,就像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一样。这一年,还在江都的鳅鱼骨开凿了滚水坝,并在宿迁、桃源、清河、安东等地新建了六座减水坝。

十九年,我又在凤阳建了一座减水坝,在砀山毛城铺、大谷山,宿迁拦马河、归仁堤,邳州东岸马家集等地又建了十一座减水坝。康熙初年,漕船到达宿迁后,都是从董口往北走。后来董口淤塞了,就改道走骆马湖。可是骆马湖水浅而水面宽阔,拉纤的绳子没地方固定,船只在泥泞中寸步难行,只能人工搬运,宿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我开凿了四十里的皂河,上通泇河,下达黄河,大大方便了漕运。这一年雨水特别多,淮河和黄河都涨水,兴化府的漕运堤坝决堤,洪水涌入高邮州,泗州城也被冲毁,我特意在高邮南面八里处和宝应县的子婴沟修建了滚水坝。

话说二十年七月,黄河水暴涨,皂河河道淤塞严重,船只根本过不去。大家伙儿都建议还是走老路——骆马湖,可辅大人不同意,亲自带头指挥,带领大家挖河道,足足挖了一丈多深,终于把淤泥挖干净,疏通了河道。紧接着,就在皂河河口修建了拦黄坝,又在东边龙冈岔路口到张家庄之间,新挖了一条三千多丈长的河,让皂河的清水都从这条新河走,最后在张家庄汇入黄河,这就是张庄运口。 同一年,还在高邮城南北两边加修了八座滚水坝,每座坝上都留了船只通行的水道,以防行船危险。凡是老河堤有险情的地方,都用石头加固了。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二年九月,黄河水从龙冈决堤漫灌,新挖的那条河又淤塞了。于是,人们在石磡又修建了拦黄坝,并想方设法疏通河道。十多天后,新河又恢复了通航。到了二十三年,皇上南巡视察河道,来到清口,见运河水流紧张,就下令在清河运口增建石闸。

二十五年,辅大人又想了个办法,打算修一条运河直接经过黄河。可是黄河水流湍急,风浪险恶,于是他决定从骆马湖开凿一条人工河道,经过宿迁、桃源,最后在清河仲家庄出口与黄河相通,这条河就叫中河。这样一来,粮船北上,出了清口后,在黄河上走几里路,就能进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从而避开黄河一百八十里险峻河段。很多人说,辅大人这项功劳不亚于明朝陈瑄开凿清口。可按察使于成龙和漕督慕天颜却先后弹劾辅大人开挖中河劳民伤财,皇上还斥责他们故意阻挠。

二十七年,皇上又派尚书张玉书、图纳和左都御史马齐等人去视察,他们也认为中河水流平稳,行船非常方便。但是,由于中河靠近黄河主流,不便拓宽,而且里运河和骆马湖的水都流入这条河,河道狭窄恐怕容纳不下这么多水,建议在萧家渡、杨家庄、新庄等地修建一些分水坝,让水流能够顺利宣泄;仲家闸口位置太直,容易发生倒灌,应该向东南方向斜着挖,避开黄河主流。皇上说等他亲自视察后再做决定。这一年雨水很多,中河决堤,淹没了清河百姓的几千顷良田。

明年春天,皇上南巡,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到了宿迁支河口,对大臣们说:“黄河水道关系到漕运和百姓生活,地势水流情况随时都在变化,要灵活处理。现在我看这条支河太窄了,又紧挨着黄河大堤,万一黄河大堤决堤,我们来不及防备,黄河水和支河水就会混在一起。这条支河开通后,商人和百姓都会方便,可谁能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图纳和马齐说:“我们勘察黄河的时候,正赶上大水,担心河道狭窄容纳不下这么多水,所以建议在北边的遥堤上减少三个坝,让水按照原来的河道入海。” 辅臣说:“我认为开通这条支河,可以把水引到海里,等疏浚完后看看,漕船也能通行。现在如果增加遥堤,巩固黄河大堤,应该没问题。” 河督王新命说:“支河口只有一个镇口闸,微山湖的水量很大,遇到大雨洪水就承受不住,一定会决堤。如果在骆马湖减少一些坝,让涨水流入黄河,再修筑郯城禹王台,用来控制流入骆马湖的水,让它流入沭河,那么支河就安全了。”

皇上觉得可以继续开通支河,黄河的航运通道也要保留。之前玉书等人建议关闭拦马河,这件事交给了总河管理,现在新命说:“拦马河本来是为了宣泄黄河水位异常上涨的,好像应该保留,水涨的时候就打开,水位平稳就关闭,以免支河淤塞。至于骆马湖的三个减坝,玉书等人建议在堤内保留两个,减少流入支河的水量,但又担心支河容纳不下,计划在东边的萧家渡、杨家庄、新河口修建减坝泄洪。我认为既然支河容纳不下,干嘛还要保留这两个坝减少流入支河的水,还要在萧家渡等地修建坝,这么弯弯绕绕的?不如把三个坝都留在遥堤外面,让水按照原来的河道入海,在萧家渡等三个地方适当保留两个缺口,根据水势来调节泄洪,这样更好。郯城沭水口以前有禹王台,阻挡水势,但白马河、沂河的水流入骆马湖,更加泛滥难以控制,应该在禹王台旧址迎水的地方堵塞断流,让水仍然按照原来的河道入海。”

皇上批准了大臣们的最终方案。只有骆马湖减坝采用玉书等人的原方案,其余都按照王新命说的办。

话说三十二年的时候,直隶运河在通州李家口等五个地方,还有天津耍儿渡等八个地方决堤了。卫河水量本来就小,全靠漳河灌溉,水是从馆陶分流到卫河,再进入运河的。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漳河改道流入滏阳河,馆陶那边的水流就断了。到了三十六年,突然又开辟了一条分流,水又从馆陶流入卫河,继续灌溉运河。三十八年,朝廷讨论决定把高邮的减坝和茆家园等六个坝都改成滚水坝,并且把高堰的石工加高五尺。

三十九年,皇上觉得清口河道淤塞严重,担心影响粮船通行,海运天津航道又特别危险,就打算用沙船载粮,从长江下海,到黄河入海口,再进入中河,这样海运的距离就短了。这事儿就交给下河总督张鹏翮去筹划。张鹏翮说,运河决口已经堵上了,清水也已经引出来了,粮船应该可以顺利通行。如果改用沙船,还要雇佣船员,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而且从长江入海,再从黄河入海口进入中河,海上风浪难测,实在太危险了。皇上听了他的意见,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开始,河督于成龙觉得中河太靠近黄河,很难筑堤,就从桃源盛家道口到清河,放弃了中河下游一段,另开凿了六十里长的河道,叫做新中河。到了这个时候,张鹏翮发现新中河又浅又窄,而且盛家道口河道弯弯曲曲的,运输很不方便,就在三义坝修筑了拦河堤,把旧中河上游和新中河下游连接起来,重新加深加宽,这样运河就方便多了。

四十年,因为湖口清水已经引出来了,需要想办法调节水流,皇上批准了张鹏翮的请求,在张福口和裴家场两个引河之间,又开辟了一条引河,这样就能更好地抵御黄河水。如果黄河涨水的时候,粮船已经过去了,那就堵住黄河的坝,不让黄河水倒灌;如果黄河涨水的时候,粮船还在路上,那就关闭裴家场引河的河口,把清水引到三汊河,再到文华寺,继续用于漕运。这一年,还在中河口南岸修建了石闸。四十二年,因为仲庄徬清水出口的位置,水流南下,影响了航道,皇上就下令把中河的运河口改到杨家庄,就是大清水的旧河道,这样漕运和盐运都方便了。过了第二年,皇上又下令在直隶运河杨村修建减坝,用来分泄水流。

话说四十四年那年,有人向上头反映说,高堰和运河的减坝不开放,堤坝会有危险,但要是开放泄洪,又会淹了农田。所以建议在高堰的三滚坝下挖河筑堤,把水引到高邮湖、邵伯湖去;减坝那里也挖河筑堤,把水引到串场溪,再流入白驹河、丁溪、草堰河入海。然后就让江、漕、河三地的官员去勘察评估,派人督促修建。从那以后,淮安、扬州那些地方就再也没受过洪水泛滥的苦了。

四十五年,他们在中河的横堤上建了两个草坝,在鲍家营引河的地方也建了一个草坝,根据情况开闭坝门,避免中河淤塞。因为运河水涨,堤岸容纳不下,就在文华寺修建了一个石闸,闸下开挖了一条引河,从杨家庙、单杨口一直到白马湖,长达一万四千八百丈还多,水涨了就打开闸门把水引到湖里,水位低了就关上闸门。同一年,济宁道的张伯行提议,从成安的柏寺营引漳河水,修一条新河连接馆陶的沙河——就是古时候说的马颊河,疏通河道,让河水畅通地流入卫河。不过这个提议当时还没来得及实施。

过了两年,漳河的水全部流进馆陶,漳河和卫河汇合后水流湍急猛烈,恩县和德州正好处在冲击地带,受灾严重。于是,人们就在德州的哨马营和恩县的四女寺修建了水坝,开挖支流来分泄河水,减缓水流的冲击力。

六十年的时候,山东巡抚李树德提议开凿彭口新河。一开始,济宁道上有人说,彭口附近有昭阳湖、微山湖、西湖,河道里不断有沙子淤积,堵塞了三洞桥,经常开通又经常堵塞,严重影响了漕运,所以应该开凿新河,避开这些淤积的沙子,这样才能保证漕运通畅。后来,李树德也向朝廷提出了这个建议。

皇上说:“山东的运河,水源是来自西湖。以前老百姓觉得应该开就开,觉得应该堵就堵,开凿的目的是什么?堵塞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弄清楚原因,才能决定要不要开凿。否则,就是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皇上接着说:“山东的运河,完全依靠湖泊和泉水来保证漕运。现在大家都在开垦稻田,截断上游的水流来灌溉,湖水自然就蓄积不起来,怎么能保证漕运呢?以前东部的老百姓也想要开凿新河,我担心会造成下游泛滥,所以禁止了。现在又有人提议开凿新河。这里一面是微山湖,一面是峄县的山区,还能从哪里开凿呢?让张鹏翮到山东去,把我的意思详细地告诉巡抚,严厉地告诫地方官员,要好好考察水源,蓄积湖水,这样才能保证漕运顺利进行,这才是最容易的办法。”

雍正元年,河道总督齐苏勒和漕运总督张大有一起说:“山东省为了给运河蓄水,有南旺、马踏、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郗山等好几个湖,水位高的时候就把河水引到湖里,水位低的时候就把湖水引到河道里,随时调节水量,保证运河的水位,古人管这叫‘水柜’。这些年过去,昭阳湖、安山湖、南旺湖好多地方都被老百姓占了种地。现在,已经种成田的就算了,剩下的等水位下降后丈量一下,立个界碑,永远禁止侵占,想办法蓄水。至于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南阳湖这些湖,本来就有闸门和坝子,再加固一下土坝,就能蓄很多水,为来年运河用水做准备。就独山湖有点特殊,它紧挨着运河,只有一个很小的拦水坝,而且还破了好几个洞。我们得根据水位情况来:河水涨得厉害,就让它流进湖里;湖水和河水水位差不多,就赶紧修坝堵住;河水稍微下降了,就别让湖水流出去一滴。要是运河水位浅了堵塞了,就从湖里放水到运河里,这样就能很快解决问题。各个湖泊的闸门,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灌水蓄水,按时开关,这样湖水水位就高了,运河也畅通了。” 然后就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了。

两年后,齐苏勒发现骆马湖东岸地势低洼,容易漏水,以前的坝子不够结实,挡不住水,就在湖东陆塘河通宁桥西边的高地上修了个拦河滚坝,又修了六百丈长的拦水堤,堤坝的宽度有三十丈,方便泄洪。他还加固了运河西岸地洞口堤坝五百一十丈,还有高邮、宝应、江都东西岸的堤坝一共五千二十四丈,宝应西堤七里闸往南到柳园头这段也修了五百七十丈的堤坝。

话说四年的时候,齐苏勒想把家渡南边的旧彭口改到十字河,结果彭口那边的沙子还是越积越多,一点没改善。 早些时候,侍郎蒋陈锡上书皇上,详细地说了漕运方面的事情。皇上就命令内阁学士何国宗他们去勘察一下豫东的运河水道。等到勘察完了,他们上报说:“山东运河一定要靠湖水来补充水量,所以得把安山湖疏浚一下,再筑堤加固。南旺、马踏那些堤坝,还有关家坝,都要加高加厚,还要建一些石闸,按时开关。分水口两岸的沙山下,每边都要修筑一个束水坝;汶水南戴村的坝子也应该加固修建;在汶水北边建一个坎河石坝;恩县四女寺那边要建一个挑坝;塼平运河西岸要修复两个进水关,东岸要建一个滚坝;濮州沙河和赵王河交汇的地方,以前有个土坝引水,现在应该修缮疏浚一下,河西的州县,可以允许老百姓自己开通水道,把水汇入沙河,这样对运河和百姓都有好处;武城和恩县北岸,各修一条引河。”

河南运河,从北泉往下,经过仁义礼智信五个闸口,水流旁边有很多支流,老百姓经常私自截流盗水。所以建议把这五个闸口拆掉,在泉池南口建一个石堰,开三个闸门,分成三条渠,再筑一些小堤,防止水流外泄;东西两边各开一条渠,每条渠再建五个闸口,用来灌溉田地。小丹河从清化镇往下,也应该疏浚一下,再筑一些小堤,河东一里地的地方开个水塘,再建三个石闸,分成三条渠,小丹河作为官渠,东西各一条作为民渠。洹河的石坝都废弃了,应该加固修缮,改成挑坝。所有泉水的源头,都要加深加宽,让水流入卫济运河。 这些建议,上面都批准执行了。

到了第五年,东边的抚台塞楞额发现柳长河越来越浅,虽然河道是相通的,但是中间有个金钱岭隔着,所以他又开挖了两条引河,一条从岭北注入安山湖,一条从岭南通到闸口,用来补充运河的水量。

八年前,河道总督嵇曾筠就说了:“宿迁骆马湖以前有个十字河口,它既能引湖水来辅助漕运,又能冲刷河道里的泥沙。后来湖水变少了,担心黄河水倒灌进来,就把河口堵上了。又是在西宁桥西边修了个拦湖坝,结果湖水就没办法流通了,只能靠黄河水来漕运,导致河道里的水挟带泥沙淤积。今年秋天,河水暴涨,路都被堵死了,水就漫溢出来。所以,请求恢复十字河的旧河口,让湖水流进河道,冲刷淤泥,疏通航道;拦湖坝也要适当拓宽,让上游的水能通过六塘河入海。” 上面同意了他的建议。

从那一年开始,就在黄河和运河的两岸设立了护堤的堡垒和守卫人员,每隔两里地就设一个堡垒,每个堡垒安排两个人,他们住在堤坝上巡逻守卫,互相之间可以及时呼叫支援。

九年的时候,总管河务的文镜上奏说:“汶河南流进入济运河,以前就有玲珑坝、乱石坝、滚水坝这三个水坝。秋天雨水丰沛的时候,水从滚水坝流进盐河,沙子则从玲珑坝、乱石坝的缝隙里随着水一起冲下来。自从何国宗在三个水坝里面又加建了石坝,水就一点也流不过去了,既没有泄水的出口,也没有让淤泥排出的缝隙,导致汶河挟带着沙子流进济运河,河道淤积得越来越高。我建议把坝改成护岸,建造56个矶心(一种水利设施),中间留55个水门,安装护岸木板以便泄水。又因为这些水门不能开关,所以另筑土堤,叫做春秋坝。” 皇上就按照他的建议做了。

十一年,东省的巡抚岳濬上奏说:“东省的水库,以前东平府的安山湖有四个废弃的水闸。自从国宗打算恢复安山湖水库,就重新修筑了临河堤和环湖堤,修通了湖闸和蛇沟闸,还在八里湾、十里铺两个废弃的水闸之间新建了一个石闸,叫做安济闸,这些都修好了,但是还是不能蓄水以利于航运。原因是湖底的土质疏松,光靠环湖堤没办法蓄水,都应该好好加固防治。环湖堤那些缺口,就暂时停止修补吧,免得浪费钱。”皇上也同意了他的意见。

十二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因为故城跟山东的德州、武城挨着,是河流由东向西转弯的地方,以前没有堤坝,水涨起来就漫溢,于是劝说老百姓赶紧修土坝,还发放粮食,以工代赈。东省的巡抚岳濬又说,德州河段河床顶端被冲刷,于是就在东岸开挖新河,修建滚水坝,两岸都修筑了遥远的堤坝,还开了几个涵洞,用来泄水。

乾隆二年,有个御史叫马起元上奏说:“直隶和山东的运河,最近好多地方都淤塞了。” 然后,来保尚书就说:“卫河的水可以用来灌溉农田,也顺便能帮助漕运,建议仔细调查一下地形,这样既能保证漕运通畅,又能让老百姓的田地得到灌溉。” 皇上就下令让侍郎赵殿最和侍卫安宁,跟直隶、漕运、河道的三个督抚,还有豫省和山东的两个巡抚一起,去调查清楚后上报结果。

户部讨论后认为:山东的河道水源有439处,都疏通了,闸坝也都很牢固。但是戴庙、七级、柳林、新店、师庄、枣林、万年、顿庄这些闸口,有的因为水流冲击闸门而受损,有的闸门石板裂了缝,两岸的涵洞也有些问题,比如满家三空桥的闸门下陷,石闸高度不够,这些都应该交给河道总督去修。还有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独山湖、微山湖这些湖泊,要严禁人们在里面种芦苇;南旺、南阳、昭阳这些湖泊的水闸,只能用来泄水,作用有限;小清河也淤塞很久了,这些都需要逐步整治。至于卫河用来灌溉农田的事,建议在馆陶和临清分别设立一个水利管理机构,测量水位深浅,按时开关水闸。

马起元又说,通州到天津的河道好多地方都淤浅了,运粮的船只不太方便通行。皇上就下令让赵殿最和顾琮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后来他们商量着,天津往上游走,虽然有驻军,但是没人管河道的事,应该增设一个漕运通判,驻扎在张家湾,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再增设两个把总和四个外委,都听从通判的调遣。此外,普济寺等四个闸口属于通州管辖,应该增设一个吏目;庆丰等七个闸口属于大兴管辖,应该增设一个主簿。如果需要开挖疏浚河道,就向漕运粮厅报备,核实后进行修整。 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在独流河东岸修建滚坝,并开挖引河,把水引到中塘洼,避免静海地区出现水溢的情况,也减轻天津三汊口水流争抢的压力。 这一年,还对淮河和扬州的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从运河口到瓜洲,三百多里的河道都进行了清理。

三年后,河督白钟山说:“卫河的水势,关键在于根据情况及时开启或关闭水闸。皇上之前奏请在馆陶、临清修建两个水闸,其实没必要。以后雨水调配均匀了,各个泉眼和渠道的水闸就按照以前官民分用的办法来。如果遇到水位浅且流速慢的情况,就暂时关闭民用的渠道和水闸,以便漕运顺利进行。如果河水充沛,漕船通行无阻,官用的渠道和水闸也要根据情况适当放水,灌溉民田。”那一年,他们修复了三教堂减坝,疏浚淤塞的支流,让水流入马颊河。还在三空桥旧址修建了减坝,同样疏通了支流,让水流入徒骇河。又增建了裴家口东南的两个涵洞,修筑了房家口上下堤岸、马家闸土堤,以及从峄县台庄到临清板闸长达八百里的纤道,这些工程都有利于保护河边的田地和房屋。

之前疏浚毛城铺河道的时候,高斌认为黄河水倒灌,于是把运河的河口往上游移了七十多丈,与三汊河连接起来。第二年,黄河水又倒灌入运河,很多人认为这是新开的河口造成的,于是特地派大学士鄂尔泰去查看。鄂尔泰随后说:“新的河口正对着清口,湖水从裴家场引河东北方向直接流向清口,流入运河的水仍然是回流的,水流比较平缓;只是新河口外挑水坝稍微短了一些,清水水势强劲,可能会导致水流过宽,应该再修建一个更长的水坝,不必恢复原来的河口。不过旧河道比较直,新河道比较弯曲,现在新建的水闸和水坝还没启用,漕船应该走旧河道,这样比较方便运输。在新河天妃闸下重建了通济、福兴两个水闸,可以随时开启或关闭。每年漕船通行之后,河水充盈,就打开新河分流,如果湖水涨溢,就关闭旧河和新河的水闸,等水位下降后再通行,这样新旧两条河道就可以交替使用了。”

鄂尔泰建议说:“仔细考察漳河的旧河道,一条是从直隶魏县北边,经过山东丘县城西,到效口村和滏阳河汇合,流入大陆泽,再往下和子牙河汇合,最后从天津入海。另一条是从魏县北边的老沙河,从潘尔庄经过丘县城东,经过清和、武城、景州、阜城等地,穿过千顷洼,最后也流入运河入海。丘县城西的旧河道离卫河比较远,旧河道都淤没了,重新开通不容易。而且滏阳河往下和子牙河汇合,全部漳河的水也难以容纳。只有老沙河,也就是古马颊河,河道宽阔,在这里恢复旧河道比较合适。从和尔寨村东边顺着漳河北边的走向开挖,一直到漳洞村,再接入旧河,这样顺势而为,工程量也小。在新建河道和卫河交汇的地方建个闸,如果卫河水位低,就打开闸门引水,如果卫河水位够用,就关闭闸门让水流回旧河道;再在青县以下适当的地方修建闸坝,这样临清以北的航道就能避免淤塞,青县以下的田地房屋也永远不会被淹。应该命令直隶和山东两省一起勘察评估修建。”五年后,把山东管理河道的机构改成了管理运河的机构,专门负责蓄水泄洪、疏浚河道、修建闸坝等事宜,仍然管理河库,这是白钟山提出来的建议。

二十二年的时候,又增加了高邮东堤的石坝,并制定了相应的用水规则,根据水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开启闸门。巡漕给事中海明上奏说:“江南运河,只有桃源古城附近的砂石河段,因为河道弯曲,沙石淤积严重,黄河以南,只有扬州的湾头闸到范公祠之间三千三百多丈的河段阻碍航行,水位浅,都需要疏浚。镇江到丹徒、常州一带,河水本身没有水源,全靠江潮灌注,冬春季节潮水小,河水就浅。再加上每天潮汐涨落容易淤积,两岸泥土松软容易坍塌,应该每六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否则三年也要选择一些河段进行清淤。丹徒两闸以下,常州的武进等县,也有一些河段水位浅,航行受阻,都需要进行疏浚。”皇帝下诏说:“疏浚河道容易滋生贪污舞弊,应该经常巡查,不要把责任都交给委员。”

话说二十四年,海明和河督张师载、东抚阿尔泰一起商量治理直隶东运河的事儿。当时运河水位上涨,德州等地都给淹了,景州那边路都堵了。海明他们就说:“漳河和卫河,秋天涨水特别厉害,得想办法疏通一下。从临清到恩县四女寺,二百五十多里地,河道弯弯曲曲的,临清塔湾东岸原来有一条沙河,那是黄河留下的旧河道,从清平、德州、高唐流到马颊河,最后入海。咱们可以开挖这条沙河,修建滚水石坝,让汶河和卫河的水合起来,分流一部分水。四女寺和哨马营这两条支流,本来就是汶河、卫河入海的旁道,咱们把窄的地方拓宽一下,这样就能避免下游德州等地被冲垮。”

第二年,也就是二十五年,巡漕给事中耀海和张师载又说:“南旺以北就只有一个马踏湖,水患不算严重。独山湖有金线闸,水只往南流,利济闸的水可以往北流到运河。咱们把金线闸移到柳林闸北边,这样独山湖的水就能全部流进北运河了。” 皇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批准了。

到了二十七年,发现鱼台辛庄桥北有两个旧的泄水口,口子太深了,不好控制水位。大家就同意了张师载他们的建议,把那两个泄水口改建成一个滚坝。这一年,还在德州西方菴对岸开挖了一条引河,从魏家庄到新河头,一共四十丈长;还修建了齐家庄挑溜埽坝,连接了清口东西坝,修好了李家务石闸。

二十八年,采纳了阿尔泰的建议,在临清运河靠近村庄的地方,又开挖了五条引河,用来分流河水。

话说乾隆三十三年,黄河水又涨起来了,皇帝就派大学士刘统勋他们去开挖临黄坝,把水泄掉,顺便疏通一下淤塞的运河。

乾隆三十七年,河道总督姚立德说:“泗河下游董家口以前修了个分洪的石坝,现在泗河的水往南流,反而被这个石坝堵住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石坝拆了,顺便把孟家桥的老石桥拓宽一下。” 皇帝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把石坝拆了。

到了乾隆五十年,皇帝又派大学士阿桂去检查河工。阿桂回来汇报说:“我刚到这儿,就问了萨载、李奉翰还有河上的官员们,很多人主张把黄河水引到湖里去。可今年湖水特别少,黄河水不仅又清又弱,到了六月以后,竟然一点清水都流不出来了。偏偏黄河水又涨了,倒灌进运河,一直灌到淮安、扬州。我想啊,只有利用已经灌进来的黄河水把空船送回去,再把少的清水积攒起来,才能保证运河的运输。我查了一下,今年两次运送粮食的船只,都是靠黄河水才顺利通过淮河、黄河的,所以即使黄河水位下降了,空船吃水也不多,只要好好安排一下,应该可以很快地来回运输。” 从那时起,就开始利用黄河水来辅助运河运输了。

乾隆五十一年,运河水又涨了,淮安以下东岸泾河泄水石闸的墙基被冲坏了,闸门都关不上了。过了五年,山阳、宝应的老百姓才把它修好。

嘉庆元年,黄河发大水,把南运河佘家庄的河堤冲垮了,洪水从丰县、沛县往北,流到金乡、鱼台,又漫进微山湖、昭阳湖,最后冲进运河,两岸都淹了。那年冬天,虽然堵上了决口,但是冰凌又把河道堵塞,造成了新的险情。到了第二年,东西两边的河坝都出了问题,一直到二月才修好。自从丰县那次黄河决堤后,曹县、睢县、衡县那边,几乎每年都要发生水灾。

九年的时候,因为山东的运河淤塞严重,朝廷下令大力疏浚;同时,还计划利用微山湖等湖泊的水来改善漕运条件。但是,从那以后,黄河水位比清水河高,漕船都改用黄河水来运输,结果淤泥越来越多,弊大于利啊!

十二年的时候,仓场侍郎德文等人建议疏通张家湾正河,堵住康家沟,恢复漕运通道;御史贾允升建议疏浚减河。这些建议都交给了直隶总督温承惠去考察办理。温承惠建议疏浚温榆河上游。皇帝就命令侍郎托津、英和和德文等人一起再次勘察。他们后来上奏说:“这些年来漕运都依靠温榆河下游倒灌的水,结果导致泥沙淤积严重。如果从上游开始大力疏浚,一直到石坝,就能利用地势来疏导河水。不过,因为地势高低不一,必须仔细测量,确保全河没有阻碍才行。”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十三年前,通州发大水,康家沟的河坝决堤了,成了河,张家湾的河道就淤塞了。仓场侍郎达庆建议,明年的漕船就先在康家沟走一年试试,暂时别急着修复张家湾的河道。皇上就让尚书吴璥去看看,和达庆商量一下,最后就同意了。

第二年,御史史祜说,康家沟的河道不好走,建议还是恢复张家湾的正河道,这事儿就交给直隶总督温承惠去办。温承惠说:“康家沟水流湍急,漕船逆流而上,费劲得很,需要很多人拉纤。而且那地方地势高,要是碰上旱年,河水一下就干了,漕运就更麻烦了。张家湾两岸都是沙滩,河坝不好修,而且正河淤塞时间长了,清淤也很不容易。”皇上又派工部尚书戴均元去看看,戴均元也说河坝不好修,而且时间紧迫,万一河道没修好,漕运就来了,建议还是先走康家沟,再观察一年再决定。 就这样做了。

那时候淮河、扬州运河三百多里都浅了,堵塞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建议,等九月漕船都过了之后,堵住清江的三座河坝,筑坝截流,从清江到瓜洲分段清淤。这事儿交给了相关部门讨论。回复说:“这些年运河浅阻,是因为多次决口,而决口的原因,是因为黄河水倒灌,倒灌的原因,是因为河底抬高了,清水被顶住,不得不借黄河水来运输,结果导致淤塞决堤,问题一大堆。所以说,运河是受害者,不是致病的原因。如果能把黄河水顺利排出,并且分流运输,那么运河里新的淤泥就不会停留,旧的淤泥也能冲刷掉。如果不解决倒灌的根本问题,而急着清淤,那可能刚清完又淤了,运河清淤越深,倒灌越厉害,决堤吸水,危害就更多了。”皇上就让尚书托津他们和河督一起勘察处理。

十八年的时候,漕督阮元说邳州、宿迁的运河闸门少,水浅沙多,建议在汇泽闸上下各添建两个闸门。下江总督百龄审核后上报。

道光元年,山东那边的河湖啊,一起闹起了水灾。戴村坝北边的堤坝决口了六十多丈,草草修补了三十多丈,四女寺南岸汶水边上还有三个决口。巡抚姚祖同建议,在正河旁边原来河道的位置挖条沟,把水引过去方便运输,顺便还能控制湖泊的水位。

三年后,堤坝又垮了,这次是在直隶王家庄,然后各个地方的防汛部门就赔钱修。这一年还加固了戴村坝北边官堤的碎石坝,一共加固了四段。四年的时候,侍讲学士潘锡恩上奏说借黄河水来疏通运河的办法不好使,大概意思是说:“一直以来都是用黄河的清水来冲刷运河里的泥沙,这本来就是个不好的办法。今年张文浩堵黄河坝堵得晚了,结果导致倒灌,淤泥堆积,酿成大祸。要是再把黄河水引到运河里,运河道就更堵了,到处都会泛滥,说不定还会决口!”然后户部尚书文孚他们一起商量着这事儿。

从嘉庆年间开始,黄河就一直决口,导致运河淤塞越来越严重。大家其实都知道借黄河水来疏通运河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有人就提议用海运。道光五年,皇上听了漕运总督魏元煜他们关于海运的建议,好多人都说海运有各种困难,不好实行。只有大学士英和这个人,他全面考虑了漕运和黄河治理的问题,建议先租用一些海船,先把一部分货物运走,然后把节省下来的漕运费用拿来治理黄河。皇上把这个建议下发给相关部门和各地的督抚,让他们认真研究。最后因为黄河和运河的问题太严重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所以皇上就下令,明年先试行一次海运。

琦善上奏说:“我到清江后,就赶紧去检查运河以及济运、束清各处河坝。自从借用黄河水来补充运河水后,运河河底抬高了一丈多,两处河滩淤积又宽又厚,河道中间的水流细得像根线一样。以前河面宽三四十丈的地方,现在只有十丈到五六丈宽不等;河底深五六尺的地方,现在水深只有三四尺,甚至有的地方水深还不到五寸。船只到处都搁浅,前进后退都很困难。济运坝蓄积的湖水虽然逐渐增多,但流下来的水却只有三寸深,不能畅通地流入运河。淮安三十多里的河段都是这样,高邮、宝应以上的运河全靠湖水,情况可想而知。请求皇上责令河道和漕运官员把河面淤塞的地方疏通拓宽加深,再放出湖水,用来运输漕粮,以免耽误北上运输的期限。”

皇上说:“借用黄河水本来只是权宜之计,孙玉庭看到漕运船只运输艰难,却没有早点上奏改变方案;魏元煜以前是漕运总督,他和颜检坐视事态恶化,隐瞒不说,浪费钱财,苦害百姓,他们到底是什么居心?命令把运河淤塞的地方全部疏通加深,费用由玉庭、元煜、颜检三人分摊赔偿。”

琦善又说,自从御黄坝堵住后,运河淤塞就不再加重了,洪湖里的清水蓄积到一丈多深,各种船只都可以通行,不敢冒然疏浚。如果要疏浚,工程费用至少要一百万两以上,孙玉庭他们就算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更令人担忧的是,要疏浚运河,必须先堵住束清坝,阻断水源,才能把河底的水抽干进行疏浚。现在湖水流下来非常湍急,束清坝外的跌水塘很深,而且是清水,无法淤塞堵住水流。如果真的开始疏浚,而束清坝又溃决了,那么工程就会半途而废,费用也会白白浪费。请求停止里下河、扬州运河的疏浚工程,以免草率行事,浪费钱财。”皇上准奏了。

同年,在温榆河上游果渠村修建了坝埽。七年后,东河总督张井、副总河潘锡恩请求修复北运河刘老涧石滚坝、中河厅南纤堤、扬粮二厅东西纤堤以及堤外的石工,并迁移昭关坝。皇上派英和等人去勘察,最后决定把昭关坝迁移到它北面三元宫的南边,其余的按照他们的请求执行。

十一年前,高邮湖的河漫马棚湾和十四堡连成一片了。当时江苏巡抚陶澍,想起嘉庆年间的事儿,运河要是决口了,所有的漕运粮船都得绕着湖走。 八月份,十四堡那儿堵上了。冬天,马棚湾也堵上了。

早些时候,陶澍在江苏做巡抚的时候,发现镇江运河没啥水源,全靠长江的潮水,而下练湖又堵塞很久了。他就把黄泥闸移到张官渡,放在下练湖的下游,这样就能托住湖水,让它回流,多少弥补一下长江潮水不足的问题,效果还挺好。 等到十四年他调到江苏巡抚任上后,又和巡抚林则徐一起商量,在湖顶冲的黄金坝和东冈修建了两道蓄水坝,加固了长达2880丈的堤坝,让水能流进湖里。还在湖的东堤建了两个泄洪的石坝,用来排泄暴涨的湖水。在运河入口的地方,他们修复了念七家古涵,当作水门,还修建了石闸,方便放水帮助漕运。那年冬天工程完工了,从涵闸引水出来,竟然能倒着往上流几十里,军船都能顺着水流往南走了。

过了两年,水流的走向变了,河道弯弯曲曲的,黄泥闸又往上移了二百丈,改名叫正越二闸,闸中间还建了个矶心。同时,他们把张官渡下游六十里的吕城闸也改成了正越二闸,方便漕运通行。十五年的时候,又把囊沙引渠的沙坝往西河漘外面移了移,用来蓄水,这是应东河总督吴邦庆的要求做的。

十八年的时候,运河水位浅,不好走船。河道总督栗毓美说,咱们先把临清闸暂时关了,在闸外面修九座草坝,一座一座地蓄水。还在韩庄闸到朱姬庄南边修一座大坝,把上游的泉水和运河里的水都拦到微山湖里去。他还制定了六条关于蓄水和漕运的章程。

十九年,栗毓美发现戴村坝太矮了,汶水经常往旁边流,就按照老办法把它加高了。一开始,给事中成观上奏说,淮河、扬州的芒稻闸和人字河,都不应该堵坝,那样会堵住水流的路。后来陶澍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栗毓美回奏说:“这些坝蓄水已经很久了,并没有阻碍河水流进长江,不能轻易改动。”皇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见。那时候卫河水位浅,不好走船。山东巡抚经额布请求修改“三天行船,一天灌溉”的规定。皇上就下令把百门泉和小丹河的官渠和官闸都打开,暂时避开民间的渠道和水闸。如果有人卖水阻碍漕运,或者偷偷挖渠,就严惩不贷。

第二年,漕运总督朱澍又说:“卫河的水下不去,影响漕运。”皇上就命令河道总督文冲和河南巡抚牛鉴去调查。文冲他们说:“卫河需要水的时候,正好是老百姓的田地需要灌溉的时候。民以食为天,我们不能看着庄稼枯死不管。以后如果雨水不及时,卫河水位低,船走得慢一点,就不用改原来的规定。如果天旱得很厉害,粮船被耽误很久,那漕运比老百姓的田地更重要,就应该暂时关闭民间的渠道和水闸,保证漕运顺利进行。”皇上同意了他们的说法。

咸丰元年,甘泉闸那边的河堤垮了,塌了三十多丈,黄河水冲进了丰县,山东好多地方都被淹了,运河的水也漫出来了,运粮的船只能改走湖泊了。之前户部尚书孙瑞珍说十字河是漕运的大问题,建议在河西边挖条新河,把旧河改造成蓄沙的地方,在彭口建个滚坝,让浑浊的水沉淀,清澈的水流出来,这样漕船就不会堵塞了,还能省下二十万两的开支。东河总督颜以燠讨论了这事儿,最后颜以燠说:“挖新河这事儿没把握,没必要轻易改动。”就上报朝廷了。

第二年,北运河北寺庄那边的堤坝又垮了,朝廷就派尚书贾桢和侍郎李钧去查看,想办法堵住,并且决定第二年的漕粮改走海路运到天津。从那以后,海运就成了常态。到了同治年间,更是用轮船走海路运粮,既省钱又快,虽然也试着分一部分江南的漕粮走河运,但也就十分之一,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河道。同治五年,铜瓦厢河决堤了,河水冲向东边,堤坝都垮了。当时正打仗,情况紧急,只能先堵住张秋以北两岸的缺口。老百姓的堤坝破损的地方,先用草袋子裹住,黄河水倒灌的地方就筑坝拦住,其他的顾不上了。十年,淮扬马棚湾又决堤了。

同治五年,清水潭决堤;八年,兰阳决堤,河水漫下来,运河堤坝破损得更厉害了。从张秋以北,就没别的水源了,这些年一直靠黄河水来补充运河的水。九年,漕运总督张之万建议在黄河水流入运河的地方加固南北两堤,留个口子让漕船进出,再修些草坝,平时堵上,防止倒灌。下面的人讨论了一下,张之万后来调任江苏巡抚,接替他的张兆栋说:“既筑堤拦水留口子,又筑坝堵住,恐怕水流会稍微滞缓,上游的水一股脑儿冲下来,新修的堤坝和闸门承受不住冲击。万一水流改道往北走,那东昌、临清,还有天津、河间都要被淹,北路的卫河也要完蛋。最好的办法是在郓城沮河一带拦住黄河往东流,这样就能保证南路的运道,再疏通张秋、八里庙等地运河的淤泥,就能保证北上的漕运,这比单纯筑堤拦水更实际。”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十年了,黄河在侯家林决堤,河水直冲南阳湖、昭阳湖等,郓城差点成了泽国。漕督苏凤文说:“安山以北,运河完全依靠汶河的分流,到了临清以上,才得到卫河的帮助。现在黄河横在中间,带着汶河的水往东流,安山以北完全没有水源了。应该在卫河入运河的地方和张秋清黄河交汇的地方,各修建一座闸门,把卫河的水蓄起来,让它往南流。等漕船过了齐鲁地区,就打开临清的新闸门,让卫河的水再往北流,用来运输货物。还要在张秋淤塞严重的地方挖深一丈多,安山以南也要全部疏浚,这样黄河水没涨起来之前,运河就能变深,船只通行就方便了。”

江督曾国藩接着说:“河运处处都困难重重,比如峄县的大泛口,沙子淤积严重,水深不到两尺,必须挖深四五尺,还要把河滩上的石头堆清理掉,跟河底平齐,才能方便船只通行。往北,滕县郗山口进入湖泊的要道,又浅又窄;微山湖上的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的利建闸,南阳湖北的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北的刘老口、袁口闸,这些地方都淤塞严重,有的几十丈,有的上百丈,都需要全部疏浚。这些都是黄河水没泛滥之前,需要提前准备的。等到黄河水冲进运河,逐渐往南移,从安山到八里庙五十里的运河堤坝,都被黄河水冲坏了,而且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都非常淤浅,应该一边疏浚,一边在缺口处打下木桩,用粗绳索连接起来,让船只经过时有东西可以依靠牵引。这些都是黄河水泛滥时运河受阻,需要提前准备的。过了黄河以后,从张秋到临河两百多里,河道高低不平,需要挖成一样深,在黄河水位没下降的时候,关闭闸门蓄水,避免浪费,或者在平水南闸东边修建拦河坝,把黄河水引进运河。这些都是黄河水泛滥后运河容易干涸,需要提前准备的。东平运河的西边有条盐河,是山东省盐船必经之路。如果漕船从安山附近进入盐河,到八里庙再回到运河,大约一百多里路,比直接渡过黄河要好得多,因为直接渡过黄河,上面有缺口和急流,下面有乱石和树桩,危险系数太高。如果到了安山,遇到黄河水流太急,就要改变航道,必须先勘察清楚,设置标志。” 下河总督、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一起商议对策。

十一年的时候,河督乔松年建议在张秋立闸,利用黄河的水来进行漕运。同知蒋作锦则建议引导卫河的水来进行漕运。上面就这事儿问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说:“当年清口河道淤塞,就是因为用了黄河水来漕运造成的。现在张秋河道才几丈宽,如果用黄河浑浊的河水,再用闸坝来控制和使用,水位抬高了,淤塞的速度会更快。至于作锦说的引导卫河,是因为张秋河道北面没有清水可以用来漕运,所以才这么建议的。淮河水势那么强,都抵挡不住黄河水,反而导致倒灌淤塞,更何况卫河水那么清浅,怎么可能控制住黄河水来漕运呢?他的想法大概是模仿山东利用其他河流来漕运的方法。但是山东泰山以北的河流,水都往西流,顺着地势引导,一百八十多条泉水的汇聚,水源充足,自然能够满足漕运的需求。卫河水量小,往北流是最顺畅的,现在非要让它弯弯曲曲地往南流,还要分流,这样很不方便。如果把沁河水引入卫河来增加水量,沁河水又急又浑,一旦放开就很难控制,古人早就对此有警示了。近些年来治理黄河的同时还要考虑漕运,结果两头都难,最终没有长久之策。事情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要改变,改变就能找到出路。现在沿海几千里,洋船云集,这是古来未有的局面,不妨利用海运来运输粮食,从海州到天津,这样又快又方便。”

奏疏递上去后,皇上批准了:每年江安两地漕运的十万石粮食仍然走河运,其余的粮食改走海运。

光绪三年,东三省巡抚李元华提出了关于运河上中下三种治理方案,并说根据东三省的财力,打算采用中等方案,把北运河彻底疏通,恢复原来的河道,并且修建北闸。当时正值荒年,就把赈灾和工程结合起来,能省就省,总共花了三十多万两银子。然后就交给有关部门去办理了。

五年了,有人又提议恢复河运。江督沈葆桢说:“从大方向来看,以前的人搞河运,都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汉朝、唐朝都城长安,宋朝都城汴梁,除了河运,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河运屡屡遇到险阻,官民都受苦,最后只能中途建仓储,伺机转运粮食,这才勉强维持。元朝主要靠海运,所以元朝期间没有河患。明朝以后,大家就热衷于河运,结果不得不大力投入河防。运河刚修好,河道就改道了。河流经常改道,漕运也跟着改道,我们朝代就是这样。前任督臣提出了海运的方案,在漕运穷途末路的时候,靠它来维持局面。有人说运河贯通南北,漕船依靠它运输,还能保护农田,认为运河存在,水利也存在;运河废弃,水利也废弃。我认为,只谈水利而不谈运河容易,既要考虑运河又要考虑水利就难了。农田和运河的利益是冲突的。连续十几天不下雨,老百姓想打开涵洞灌溉田地,官府却一定要关闭涵洞来保护船只。等到运河水溢出来,官府又打开闸坝来保护堤坝,堤坝下的农田立刻被淹,农业生产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又叹息经费不足,船只也不够,导致河运没有成功。我认为,即使是道光年间修河的钱和造的船,到现在都还存在,用来在借黄河水来辅助漕运的河道上行船,也未必行得通。近年来,江北雇佣的船只,还不到以前漕船的一半,但是必须等到黄河水涨,用尽千百个壮汉的力气来拉船,拉过几十条船,河道又淤塞了。现在淤塞的程度,一定比以前更严重,而现在花的钱,对将来毫无益处。即使船只又大又多,又能怎么办呢?最近西北连年干旱,黄河水量不足,人们就轻视它,玩弄它。物极必返,如果因为漕运而夺取黄河水流,水流向北,京畿地区就会受灾;水流向南,淮安、徐州就会受灾,百姓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八年那年,秋天下了场大暴雨,张家湾运河从苏庄到姚辛庄之间,自己冲开了一段新河,大概七百多丈长,新河的两头都跟原来的河道连着,河道又直又顺,水流哗哗地顺着新河往下流。原来的河道,从上游到下游,有六千四百多丈长,这时候已经断流了。不过,这新河是河水自己冲开的,所以河道深度不均匀,没法做到处处都一样深。

到了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制造新型的铁制的刮泥板,用人力在河道两岸拉动,把新河道清理得又深又通畅。十二年的时候,通州潮白河的平家甿河段决堤了,河水往东流进了箭杆河。没过多久,人们又把运河原来的河道堵上了。十三年六月,河水又冲垮了平家甿新修的河堤北边北市庄东边的一段小堤,连带着老河堤也塌了百十丈,形成一个大缺口,八成以上的水流都往东边跑了。后来人们又把这个缺口堵上了。这一年,黄河在郑州决堤,山东黄河的水也断流了,漕船没办法往南走,以前借黄河水路运输粮食的办法,这时候也彻底没用了。后来人们赶紧把河口淤泥清理出来,空船才能够从黄河进入运河。

十五年的时候,东三省的巡抚张曜说:“河运不能长期停滞,建议改用海运运送二十万石粮食,然后再转回河运。”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十六年的时候,按照江督曾国荃的建议,我们修缮了扬州所属的南运河的堤坝、闸门和涵洞,还有城镇附近的各种土木工程。 又按照漕督松椿的建议,疏浚了邳州和宿迁段的运河。

十九年,潮白河水涨得厉害,把运河堤岸冲垮了七十多处,上游务关厅那边更是决堤七处。不过到了冬天,这些决口都堵上了。二十年,我们疏浚了济宁、汶上、滕州、峄县、茌平、阳谷、东平等地所属的运河河段。 第二年,又疏浚了从陶城埠到临清的运河,有两百多里长呢。

二十四年,侍读学士瑞洵建议说,把南漕改成折色(用钱代替粮食)运输,好处多坏处少,建议每年在天津用钱买米,来填满粮仓。御史秦夔扬也说,河运的开支太大了,建议停止江北的河运。但是,这些建议都没被采纳,朝廷还是下令认真疏浚运河,照常运输粮食。

二十六年,联军攻入北京,各地的粮仓都被占领了,仓库里一粒米都没剩下。江北的河运到了德州就停了,改成走陆路,把粮食从山西、陕西运过来。二十七年,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说:“漕粮的储备,有一半都跟运河有关。现在情况变了,建议下诏令各省的漕粮全部改成折色,至于采买、运输、交接、储存等这些事,就分别交给漕运官员和管仓的官员去负责吧。” 从那以后,河运就废除了,运河的水利工程也由各省自己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