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钥,字大防,是宁波鄞县人。隆兴元年,他参加南宫考试,考官们都很欣赏他的文采,想让他考第一,结果他的策论不小心犯了旧皇帝的名字禁忌。主考官洪遵上奏皇帝,最后楼钥只得了末等。他去拜访各位考官道谢,考官胡铨夸奖他说:“这是翰林才子啊!”后来他做了教官,又调到温州当教授,还参与了朝廷敕令的修订工作,以及《淳熙法》的修撰。

有人提议把太学祭祀先贤的仪式降格为中等祭祀,楼钥不同意,他说:“皇帝亲临祭祀,对先圣要行跪拜礼,对武成王则行拱手礼,这两种礼仪不一样,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后来他升任宗正寺主簿,先后担任太府寺丞、宗正寺丞,最后外放温州知州。

温州下辖的乐清县有人鼓吹方腊起义又要重演,县令抓了几个人送到州府。楼钥说:“要治他们的罪,又找不到合适的罪名;放了他们,又会误导百姓。”于是,他把为首的几个人编入户籍,然后把其他人赶出境外,百姓的恐慌情绪才平息下来。朝廷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楼钥解释说:“苏洵说过:‘有乱象却无实际的叛乱,这叫做将要发生叛乱。不能因为有乱象就紧张过度,也不能因为没有乱象就放松警惕。’” 丞相周必大很欣赏他的做法。

光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楼钥,楼钥上奏说:“皇上刚开始执政,应该先确立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中原,但这之前,应该先增强君主的意志,提升君主的德行。”他又说:“现在的法令网太密了,希望陛下体恤百姓,把设置禁令当成不得已而为之,凡是那些想出新点子增加法令条文的事,都不要去做,这样才能保存国家的元气。”

楼钥一开始担任考功郎兼礼部员外郎。当时吏部和铨选部门都有人徇私舞弊,很多事情都被压着不办。楼钥说:“选拔尚书郎,应该注重简明扼要、办事通达。”于是就把那些徇私舞弊的人全部撤职了。后来他升任国子司业,又兼任起居郎和中书舍人。他说话坦率明白,文风符合制诰的规范,奏章上从不回避问题。宫里有时有人私下求他办事,皇上说:“连朕都怕楼舍人,还是算了吧。”刑部说,全国的案件积压太多,中书省事务繁杂不清,应该大力精简。楼钥说:“‘三宥’是古代刑法的训诫。”坚决主张不可精简。

一次庆典上皇上过寿,楼钥随班扈从,皇上却没出宫。后来,玉牒、圣政、会要等书稿写好了,准备进献给皇上,却一再推迟日期。楼钥说:“臣多年随侍皇上,知道陛下过寿时会在重华宫举行盛大的仪式,场面非常热闹。嘉王每天都早朝觐见,非常勤勉。我想,寿皇也一定盼望着陛下前去,就像嘉王一样。”他又奏道:“《圣政》一书,完整记载了寿皇一朝的事迹。《玉牒》和《会要》也足以记载淳熙末年的事情,希望尽快确定进献日期,不要再拖延,以彰显孝道。”皇上听了很感动,于是就按照楼钥的建议完成了进献仪式。

楼钥被试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兼任直学士院。光宗禅位诏书,就是楼钥起草的,其中有句“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被士大夫们广为传诵。后来他升任给事中。他请求纠正太祖皇帝东向祭祀的方位,另建僖祖庙来代替夹室,把顺祖、翼祖、宣祖的牌位都供奉在里面,举行大祭时就在庙里祭祀。皇上准了他的请求。

朱熹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韩侂胄,被罢官外放。楼钥说:“朱熹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陛下应该体恤他的年老体弱,现在正值隆冬,让他去外地讲学很不方便,不如让他在京城内任职,让他修史,等到春天暖和了再让他回到讲席上。”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赵汝愚对人说:“楼公是当今难得的人才,只是恐怕临事不够果断。”等到他看到楼钥持论坚正,又感叹道:“我真是大大低估他了!”

宋宁宗当皇帝的时候,韩侂胄因为当了知阁门事,参与传达圣旨,就开始有点专权的意思了。彭龟年使劲儿地弹劾他。韩侂胄就升了一级官,调到京城里的宫观任职,而彭龟年则被外放到地方当待制。 王钥和林大中一起上奏章,请求留下彭龟年在讲筵,或者把韩侂胄外放到别的地方去。 结果彭龟年还是被外放了,王钥升任吏部尚书,又兼任显谟阁学士,去江州太平兴国宫做提举。没多久又当了婺州知州,后来又调到宁国府,最后被罢官,还被夺了职务。他两次上奏请求退休,最后才被批准。

韩侂胄曾经让王钥给他当陪客,因为王钥没巴结他,心里就非常不爽。后来韩侂胄被杀,皇上就重新起用王钥,让他当翰林学士,后来又升任吏部尚书,还兼任翰林侍讲。那时候王钥都七十多岁了,可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得让人吃惊。他写文章速度飞快,一下笔就能写出草稿,衙门的官员都非常惊讶。他上朝的时候,皇帝仔细端详着他,说:“好久没看见这位老官员了呀!” 当时跟金国的和平协议还没完全确定下来,金国要求韩侂胄的人头。王钥说:“和平与否就看这件事了,奸贼的人头已经砍下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赵汝愚的儿子赵崇宪上奏章为父亲申冤,王钥也请求纠正赵师召的罪过,重新追究蔡琏的死因,并且批判龚颐正的《续稽古录》来澄清那些诬蔑之词。 后来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之后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最后做到参知政事。他在两府任职五年,多次上奏请求退休,最后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太平州知州,他又辞了,后来又升任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少师,谥号宣献。

王钥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妙,他自己号称“攻愧主人”,留下了一百二十卷的文集。

李大性,字伯和,是广东四会人。他祖上李积中曾经做过御史,因为直言敢谏被列入元祐党籍,后来才在南昌定居。李大性年轻的时候就努力学习,尤其精通本朝的典故。他靠父亲的关系入仕,参加选拔考试时,上交了《艺祖庙谟》一百篇和关于公私利害的奏疏一百篇。他还说:“元丰年间规定,六察可以直言进谏,可是章惇当宰相后就禁止了,请求恢复旧制,拓宽言路。”很多官员极力推荐他,朝廷就让他去都堂审察,只升了一级,做了湖北提刑司的干官。没过多久,他就调到吏部当主管架阁文字的官员。他母亲去世后,守孝期满,他又进献了《典故辨疑》一百篇,都是关于本朝历史的,他广泛查阅了各种野史,并用史书、实录进行核对,辨别真伪,都有依据可查。孝宗皇帝读后非常赞赏。

他被提升为大理司直,后来又升任敕令所删定官,兼任楚州通判。楚州知州吴曦和都统刘超商量着要拆城搬迁,李大性说:“楚州城是晋朝义乌时期修建的,非常坚固,为什么要用脆弱的代替坚固的呢?”坚决反对。朝中大臣想要弹劾他阻挠军务,但最终没有成功。后来他奉命送北方的使者,朝廷顺便让他调查当地情况,他如实上报,结果导致了那两位军官被罢免,李大性也被任命为太府寺丞,后来又升任大宗正丞兼仓部郎,不久又调到工部。

陈傅良因为直言进谏而离开朝廷,彭龟年、黄度、杨方也相继离职。李大性上书抗议说:“朝廷现在很清明,却让这些直言敢谏的人无缘无故地离开,我非常惋惜。这几个人都是真心爱戴皇上,既然知道他们爱君,却任由他们离开而不挽留,恐怕以后离开朝廷的正直之士就不会只有他们几个了。孟子说:‘不信奉仁义之士,国家就会空虚。’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寒心。”

孝宗皇帝驾崩了,光宗皇帝生病了,没能亲自操办丧事。 大性又上奏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乱七八糟的,更何况金国的使臣来吊唁,要到北宫的素帷帐里接见,都不知道这时候能不能不出席?《檀弓》里说:‘成年人有哥哥死了却不守丧的,听说子皋要来做成宰,就穿上了丧服。成年人说:“哥哥死了,是因为子皋要来才穿丧服的。”’大概意思是说,成年人害怕子皋来才穿丧服,他穿丧服是为了子皋,不是为了他哥哥。如果陛下一定要等到使臣来了才办丧事,恐怕会让内外都非议,岂止像那个成年人那样简单!”

后来,大性被调任军器少监,兼任司封郎,又提举浙东常平,之后改任浙东提刑兼知庆元府。 接着被召回朝廷,担任吏部郎中,一路升迁,做到司农卿。第二年,又兼任户部侍郎。 他被外放出任绍兴府知府,才一年就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侍郎,然后升任尚书。朝廷正讨论要不要出兵,大性详细陈述了利害关系,认为不应该轻易出兵,这触怒了韩侂胄,于是他又被外放,先后出任平江府知府、福州知府、江陵知府,并兼任荆湖制置使。

江陵地区因为之前的战争而破败不堪,又遭遇了饥荒,接着又爆发了瘟疫。大性首先倡议赈济救助,总共发放了三十八万多缗钱。 前任官员贪污的钱款,总共十四万五千多缗,他都全部免除,不再追究。那些流离失所、刚刚恢复生计的人,也都奏请免除他们的税赋。边疆地区的武官爵位,本来是为了激励士气,可是却滥发成风,大性弹劾了两路戎司冒领逃亡士兵的钱粮,共计三千四百九十七道,全部追缴上交,销毁记录,让选拔武官的制度焕然一新。江陵以前使用铜钱,铜钱重,纸币轻,老百姓拿着钱去市场上买东西,一天都买不到一个铜板。大性奏请按照襄阳、郢州的例子,通用铁钱,于是钱币流通起来,老百姓才开始恢复生计。

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兼任详定敕令,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 当时金国分裂,自身难保,有人建议北伐,大性上奏章说,关于是否和战的问题还没有确定,请求让朝臣们一起商议,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后来,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知平江府,不久后因病请求退休,最终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惠。

李家祖上三代都在朝廷做官,父子兄弟互相学习帮助,关系融洽。李大性和他弟弟李大东都位居高官,都是有名的大臣。

任希夷,字伯起,祖籍眉州。他高祖伯雨是谏议大夫,后来任职于福建,并在邵武定居。任希夷从小就努力学习,写文章非常认真刻苦。淳熙三年,他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建宁府浦城县簿。他跟随朱熹学习,并且认真实践朱熹的思想,朱熹对他非常器重,说:“伯起,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啊!”

开禧年间,任希夷担任太常寺簿,上奏说:“从绍熙年间以来,礼书都没有整理编排,时间久了,恐怕会散失,请求允许太常寺进行修订。”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他升迁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他又上奏说:“周敦颐、程颢、程颐是几百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请求朝廷给他们追谥。”后来,周敦颐被追谥为元公,程颢被追谥为纯公,程颐被追谥为正公,这些都是任希夷提议的。

之后,任希夷又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当时史弥远把持朝政很久了,大臣们都只是应付差事,很多人批评任希夷过于沉默寡言。不久,他被调任临安洞霄宫提举,后去世,追赠少师,谥号宣献。

徐应龙,字允叔。淳熙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衡州法曹、湖南检法官。在潭州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主谋已经被抓了,但是有人诬陷逃犯是主谋,官吏们也相信了。等到抓到逃犯后,官吏们急于定案,逃犯被迫承认了罪名。官吏们按照成例将案子提交到宪司,徐应龙仔细审查了案情,说:“主犯和从犯还不清楚,应该上报朝廷。”当时周必大担任潭州知州,提刑按察使卢彦德不想改变案情,想要处死逃犯,徐应龙竭力为他辩解。之前,卢彦德答应让徐应龙回京城升官,这时却生气地说:“你不想离开我的管辖范围吗?”徐应龙说:“拿人命来凑数,我做不到!”卢彦德无法反驳,这件事让很多人敬佩徐应龙的坚守原则,纷纷推荐他。

我被提升官职,做了江西瑞州高安县的县令。吕祖俭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韩侂胄,被贬官死在了高安,我帮他料理后事,还为他写了祭文。有人劝我躲避祸患,我说:“吕先生是我敬重的人,即使因此受牵连,我也心甘情愿。”朱熹还给我写信说:“高安的政事,正义之风凛然啊!”后来我主管淮西地区的文书事务,又做了南恩州的知州。

后来陈自强当权了,他是我的老同学,我请求外放雷州,离开了朝廷。没多久,我又被召回朝廷,担任都进奏院监官,之后升任国子博士、工部员外郎,再升户部侍郎,接着又升任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秘书少监兼权工部侍郎,官职越来越高。

金国皇帝迁都汴京,我上奏说:“金人穷途末路南下,可能会越境入侵。就算金国灭亡了,还会出现新的敌人,这更值得担忧。”我兼任侍讲,又说:“皇帝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这应该责备宰相;宰相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应该采纳大家的意见。李吉甫当宰相时,号称很会用人,但他推荐的三个官员,其实都是裴垍推荐的。”

我升任吏部侍郎,之后又升任刑部尚书兼侍读。我在讲学的时候,经常直言进谏。有一次,我读到吴起为士兵吸脓疮的故事,就上奏说:“吴起能这样体恤士兵,所以才能得到士兵的全力效忠。现在军中的将领,只知道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怨声载道啊!”皇上很惊讶地说:“将领贪污成风的现象,现在还没消除吗?”宰相史弥远听了很不高兴,把我侍读的职务免了。没过多久,我又兼任太子詹事。景献太子去世后,我请求退休,皇上不同意,把我调任吏部尚书,又让我以焕章阁学士的身份,去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我去世了,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肃。

我的儿子荣叟,官至参知政事,谥号文靖;深叟,官终将作监丞;清叟,官至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他们都有自己的传记。

庄夏,字子礼,是泉州人,淳熙八年考中了进士。庆元六年,闹大旱,朝廷下令征求解决旱灾的建议。当时庄夏在赣州兴国县做县令,他上书皇帝说:“皇上是阳,臣子是皇上的阴。现在皇上的权力都下放出去了,这是阴气过盛啊!阴气积聚到极点,阳气就会涣散而无法收敛,后果就是火灾、旱灾和蝗灾。希望陛下您能展现阳刚之德,让后宫、皇亲国戚、内廷官员都各司其职,不要越位,这就是抑制阴气、增强阳气的办法。”

后来,他被召进京做太学博士。上任后,他又上奏说:“这几年分封诸侯、派遣使节,圣旨的墨迹还没干就改任,座位还没坐热就换地方,一个人一年换三次差事,一个郡一年换四个太守,老百姓哪还有精力发展生产啊?” 他后来升迁为国子博士、吏部员外郎、军器监、太府少卿。之后又出任漳州知州,后来又担任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接着又代理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当时有很多流民前来投奔,庄夏就建议说:“荆襄、两淮有很多荒地,可以按人口分配土地,并借给他们房屋、耕牛和农具。趁他们刚来的时候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活着还有希望,就能忘记之前的辛苦。这样一来,兵民就能团结一心,屯田就能成功,这是关系到国家千秋万代的大事啊!”

他后来又担任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谕德,他又上奏说:“现在既不能打胜仗,又拿不定战略方针,那么讲和的建议就会趁虚而入。如今最大的祸患就是军队人太多。请求您下令给将领们,让老弱士兵自己报上名来,然后用他们的儿子、弟弟、侄子、女婿等壮丁来代替他们,这样就能减少军费开支了。”皇上说:“士兵的子弟和招募的百姓不一样,你的说法是对的。” 后来他升任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之后告老还乡。嘉定十年,庄夏去世。

王阮,字南卿,是江州人。他的曾祖王韶,在神宗时期,开辟了熙河路,还活捉了西夏的木征;他的祖父王厚,接着又开辟了湟州和鄯州;他的父亲王彦傅,靖康年间勤王护驾:他们都有战功。王阮从小就喜欢学习,很有气节。他经常自称是将门之后,辩论起来非常厉害,在场的人都没人能驳倒他。他曾经拜访袁州太守张栻,张栻对他说:“现在正道在武夷山,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寻找呢?” 后来王阮在考亭拜见了朱熹,朱熹和他谈话后,对他非常欣赏。隆兴元年,王阮考中了进士。

宋孝宗刚登基,想完成高宗的遗愿,北伐收复中原。第一个诏令就是准备在建康(南京)整顿军备,为北伐做准备。但是朝中的大臣们都胆小怕事,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拿不定主意。这时,阮某参加礼部考试,在策论中写道:

临安(杭州)地处偏僻,虽然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适合休养生息,但它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建康地处东南要冲,扼守长江,控制着千里江河,可以威慑吴楚,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进取之地。建炎、绍兴年间,金兵乘胜追击,我军疲惫不堪,高宗皇帝为了休养生息,才退守临安。三十年来,临安城池得到修缮和完善,比以前强盛百倍不止。皇上您目光远大,想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并不是觉得临安不好。但是,防守和进攻的策略不同,进退的道理也不一样。

古时候建国,一定要有依靠,国家战略也必须依托有利的地形。秦国有函谷关,蜀国有剑阁,魏国有成皋,赵国有井陉,燕国有飞狐,吴国有长江,这些都是他们赖以建国的屏障。现在,东南的王气聚集在建康,长江千里,扼守要冲,我们却放弃它,退守偏僻之地,好像打算永远待在这里一样。这还叫为国家着想吗?这算得上是好的策略吗?再说,战争要以地利为基础,临安的湖光山色,怎么比得上建康的龙盘虎踞?太湖的波涛汹涌,怎么比得上长江的险峻?现在那些大臣们只知道吴越一带的险要地势,却不知道秣陵(建康古称)的交通便利,这就好比富人把钱财锁在箱子里,而不拿出来用于发展,我担心半夜里会被偷走。如果我们能迅速行动,中原就在眼前,何况只是建康呢?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问题在于我们不去做啊!

范成大是当时的贡举官,他读到阮某的策论后,赞叹道:“这个人真是个人才啊!”

阮某人先是被调到南康府都昌县当主簿,因为清廉的名声而闻名,后来调到永州当教授。他曾经向朝廷上书,建议停止在吴楚地区养马的政策,把马匹都集中到蜀地茶马司,以此节省往来运输的费用和每年分养马匹的开支,奏疏长达数千字。绍熙年间,他担任濠州知州,请求恢复曹玮时期的屯田制度,并修习种世衡的射箭方法,每天都讲解军事防御,还和边民一起探访北境的情况。在他任职濠州期间,金兵都不敢南侵。后来他又调任抚州知州。

韩侂胄早就听说过阮某人的名声,特地召见他上奏,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晚上还派密使去见阮某人,但阮某人没有答应,私下跟亲近的人说:“我听说朝廷大臣选拔人才,人才也要选择效忠的对象。刘歆、柳宗元因为依附权贵而身败名裂,被后世嘲笑。如今朝政大权掌握在韩侂胄手里,我怎么会愿意投靠他呢?”朝见结束后,阮某人拂袖而去。韩侂胄听说后非常生气,下令给他一个闲职让他退休。于是阮某人就归隐庐山,彻底放弃了尘世间的纷扰,悠闲地饮酒作诗。朱熹曾经惋惜他的才能和谋略超过常人,却因为不得志而被埋没。嘉定元年,阮某人去世。

王质,字景文,祖籍是郓州,后来迁居兴国。他博通经史,擅长写作。他在太学读书时,和九江人王阮齐名。王阮经常说:“听景文谈论历史,就像读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一样,名川支川,脉络清晰,环环相扣,没有一点停顿,他随便说几句话都像珍珠一样珍贵。”

王质和张孝祥父子交往甚密,深受他们的器重。张孝祥担任中书舍人时,想推荐王质参加制科考试,但后来因为张孝祥离京而未能实现。王质写了五十篇论文,论述历代君臣治乱的道理,名为《朴论》。绍兴三十年,他考中进士,朝廷大臣推荐他担任馆职,但他没有接受。第二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到荆州、襄阳宣谕;又一年,枢密使张浚都督江淮地区,他们都聘请王质担任幕僚。后来王质进入太学担任太学正。

当时孝宗皇帝多次更换宰相,朝政局势还不稳定,王质就上书皇帝说:

皇上您登基以来,心里想着要有所作为,可是陈康伯、叶义问、汪澈这几个大臣,您都觉得他们不行。所以您先把义问赶走了,接着又把澈赶走了,就剩下康伯,您拿不定主意,是留是走,心里其实也看不上他。最后您决定启用史浩,可史浩也没达到您的预期,于是您又决定用张浚,张浚也没什么成就,最后您又用上了汤思退。现在汤思退独揽大权,已经好几个月了,我觉得他最终也帮不了您什么忙。

说到底,宰相这个位置,如果选的不合适,您的计划就会受阻。以前康伯建议您采取和平政策,结果没成功;张浚建议您打仗,结果也不行;张浚又建议您坚守防御,结果也陷入困境;现在汤思退又建议您和谈。皇上您真的仔细考虑过和平、战争、防御这三件事吗?李牧在雁门关,主要策略是防御,有了防御才能打胜仗;祖逖在河南,主要策略是进攻,有了进攻才能和平;羊祜在襄阳,主要策略是和谈,有了和谈才能守住城池。为什么您非要把它们割裂开来,不让它们互相配合呢?

现在您的想法还没确定,大计还没制定。有人跟您说金国衰弱快要灭亡了,咱们军队很强大,您就立刻想要像汉武帝那样刻石燕然山;有人跟您说咱们实力不足,金兵就要来了,您就立刻想要跟金国在平凉议和;有人跟您说咱们不能进攻,金国也打不进来,您又想要像楚汉相争那样在鸿沟划界而治。要我说啊,皇上您应该把这三种想法融合在一起,天下哪有不治理好的道理呢?

皇上您知道他是个忠诚正直的人,可是那些嫉妒他的人就一起诬陷他说他年轻气盛,喜欢发表异议,结果把他给罢免了。正好虞允文去川陕地区安抚百姓,就把他带过去了。有一天,让写一份用契丹文写的檄文,他提笔就写,文辞慷慨激昂,气势逼人。虞允文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景文真是个天才啊!”后来他被任命为敕令的删定官,又升迁为枢密院编修官。虞允文当政的时候,孝宗皇帝想让他当谏官,虞允文认为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而且当时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可以担任右正言。可是当时宦官当道,很多人害怕他,暗中阻挠他,把他外放到荆南府通判,又改吉州,都没成,最后让他告老还乡,从此远离官场。淳熙十五年,他去世了。

陆游,字务观,是浙江绍兴人。他十二岁就能写诗作文,后来靠着祖上的功劳当上了一个小官。有一次考试,他考了第一名,秦桧的孙子秦埙排在他后面,秦桧气坏了,把主考官都给治了罪。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又把他排在前面,秦桧直接把他刷下来了,从此就记恨上他了。秦桧死后,陆游才被派到福建宁德当县令,后来因为有人推荐,他又被调到一个负责整理官方文件的部门工作。

那时候,杨存中长期掌控禁军,陆游极力劝谏皇上说这不好,皇上听取了他的意见,就把杨存中撤职了。有宫里的人从北方买来一些珍贵的玩意儿献给皇上,陆游上奏章说:“皇上您给自己起名叫‘损’斋,意思是节俭,平时连书画都不怎么用,更别说这些了。底下人不懂您的意思,私自买这些东西,有损您的圣明,请求皇上严厉禁止这种行为。”

陆游还上奏章说:“那些不是皇室宗亲的人,即使有功劳,也不能随便封王。最近,有人当了老师还兼任殿前都指挥使,还有人当了太尉还兼任了管理宫门的官职,这些都乱了规矩,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后来,陆游升职了,当了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宋孝宗当皇帝后,陆游升任枢密院编修官,还兼任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和黄祖舜推荐陆游说他文采好,懂历史,于是皇上召见了他,说:“陆游学习刻苦,很有见地,说话也很直接。” 皇上就赐给他进士出身。陆游在朝堂上对皇上说:“陛下刚登基,正是要以诏令来树立威信的时候,可是现在官员和将领们都松松垮垮的,应该把那些最不听话的,一起革职。”

快要跟金国议和的时候,陆游又给朝廷写信说:“从吴国开始,江南地区就没有把都城设在建康以外的地方。现在把都城设在临安,只是权宜之计,形势并不稳固,后勤补给也不方便,而且海路离临安很近,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一旦议和成功,盟约签订,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很多限制。现在应该跟金国约定,建康和临安都是我们国家的驻跸之地,金国的使臣来朝拜,可以去建康,也可以去临安,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容地选择建都的地点,他们也不会怀疑我们。”

话说当时龙大渊和曾觌当权,很嚣张跋扈。有个叫游的人,就跑去跟枢密使张焘说:“龙大渊和曾觌这俩人拉帮结派,专哄骗皇上,您现在不说,以后就更没机会了!”张焘一听,赶紧把这事儿报告给了皇上。皇上问他消息从哪儿来的,张焘就把游说的那些话都告诉了皇上。皇上听了龙大渊和曾觌坏话,非常生气,就把游贬到建康府当通判,没多久又调到隆兴府。 有人就说游跟台谏官们关系好,到处传播是非,还拼命鼓动张浚打仗,结果游就被免职回家了。过了很久,他又被派去夔州当通判。

后来王炎去川陕地区平叛,请游去做他的幕僚。游就给王炎出了个主意,说要收复中原,必须先拿下长安,而要拿下长安,就得先拿下陇右地区。 得先囤积粮食,训练军队,等到时机成熟就进攻,时机不对就防守。当时吴璘的儿子吴挺掌管军队,这人非常骄横跋扈,挥金如土,拉拢人心,还经常因为一些小错就杀人,王炎却拿他没办法。游就建议用吴玠的儿子吴拱来代替吴挺。王炎说:“吴拱胆小怕事,没啥主意,要是遇到敌人肯定打败仗。”游说:“吴挺要是遇到敌人,谁又能保证他不会败仗呢?就算他打了胜仗,也更难控制他了!”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造反,证明了游的预见是正确的。

范成大当了四川的最高长官,游做了他的参议官。两人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写文章,交往也很随便,不拘泥于礼法,很多人批评他行为放荡不羁,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放翁”。后来他官越做越大,做到江西常平提举。 江西发了大水,他上奏朝廷,建议拨款救济灾民,并下令各郡县发放粮食。 结果被召回京城后,给事中赵汝愚反对他的奏章,游就只能退休了。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严州知州,进京辞行时,皇上对他说:“严陵风景秀丽,你工作之余可以写写诗词,自娱自乐。” 皇上后来又召见了他,说:“你的文笔非常出色,其他人根本比不上你。”于是就让他做了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他升任礼部郎中,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因为孝宗、光宗两朝的实录和三朝史还没完成,皇上就让他参与修撰国史和实录,免去了他的朝参义务,后来又兼任秘书监。三年后,史书修完了,他就升任宝章阁待制,然后退休了。游很有才华,尤其擅长写诗。晚年他又出来做官,为韩侂胄写了《南园阅古泉记》,结果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朱熹曾经说过:“他的才能太高了,行为又太随便,恐怕会被有权势的人利用,到头来毁了自己的晚节。” 看来朱熹真是很有先见之明啊!嘉定二年,游卒,享年八十五岁。

方信孺,字孚若,是兴化人。他很有才华,还没成年就能写出好文章,周必大、杨万里看到他的文章后都觉得很惊奇。因为他父亲的功劳,他被任命为番禺县尉。

有一次,海商被盗匪抢劫了,方信孺去抓捕盗匪。盗匪正准备分赃,吓得要逃跑上船,方信孺却让人把他们的船划走了,然后把盗匪全部绑起来,一个也没跑掉。

韩侂胄一心想收复失地,结果很多将领都打仗打输了,边境冲突不断。朝廷后来后悔了,金人也厌倦了战争,就派韩元靓来当使者,朝廷都督府也派勇士给金国送书信,但都没能达到目的。这时,有人向朝廷推荐方信孺,说他能胜任这个差事。于是,朝廷把他从萧山县丞的职位上召来,让他出使金国。方信孺说:“战争的责任在我们,金国问我们是谁先挑起的战争,我们该怎么回答呢?”韩侂胄一听,吓了一跳。

朝廷就给了他朝奉郎的官职,让他在枢密院当检详文字和参谋官,让他带着都督张岩的信去金国元帅府。

到了濠州,金国元帅纥石烈子仁把他关进监狱,用刀剑围着,不给他饭吃,还提出了五个条件。方信孺说:“归还俘虏、送回财物可以接受,但把挑起战争的人绑起来送过去,历史上可没有这样的先例。称臣、割地,那是我做臣子的绝对不能答应的。”子仁生气地说:“你是不想活着回去了吧?”方信孺说:“我接到出使的任务时,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到了汴京,他见到了金国的左丞相兼元帅完颜宗浩,被安排住在驿馆。完颜宗浩派人来传达他的要求,坚持那五个条件,还说:“称臣、割地,都是有先例的。”方信孺说:“以前靖康年间仓促割让三镇,绍兴年间因为太皇太后才暂时屈服,现在能拿这些当作先例吗?这件事不仅是我一个小小的官员不敢说,朝廷也绝对不敢上奏。请让我直接见丞相,由他来决定。”来人把他带到完颜宗浩面前,完颜宗浩正坐在帐篷里,摆出军队来给他看,说:“如果不答应五个条件,我们就南下进攻了。”方信孺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完颜宗浩呵斥他说:“前几天你们还兴兵攻打我们,今天却来求和,这是怎么回事?”方信孺说:“前几天兴兵是为了报仇雪恨,是为了国家社稷;今天屈服求和,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完颜宗浩问不出话来,给了他回信,说:“是战是和,等下次再决定。”

信孺回到朝廷,皇上就召集侍从、两省官员和台谏官商议怎么回复金国的要求。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把俘虏送回去,严惩主谋,再增加五万岁币,让信孺再次前往金国。那时候吴曦已经被杀了,金国人气势也弱了不少,但他们还是坚持最初的要求。信孺说:“朝廷认为增加岁币已经是屈辱了,更别说割地赔款了!咱们仔细分析一下,去年四月朝廷才出兵,如果说金国诱使吴曦反叛,那是在去年三月,他们理亏在先啊!从实力上来说,金国占领了滁州、濠州,我们也占领了泗州、涟水;他们吹嘘胥浦桥的胜利,我们也有凤凰山的胜仗;他们说我们攻不下宿州、寿州,那他们包围庐州、和州、楚州又能拿下几个?五件事他们已经完成了三件,却还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无非就是想再打一场仗罢了!”

金国人看到信孺这么忠诚恳切,就说:“割地的事先放一放,但是称藩不行,必须以叔为伯,除了岁币,再额外犒劳军队也可以。”信孺坚决不同意。宗浩没办法了,就偷偷跟金国达成了协议。信孺回朝后,又被派去担任通谢国信的参谋官,负责起草国书和处理用一百万缗钱向金国赔款的事宜。宗浩改变了之前的态度,生气地责怪信孺没有灵活变通地陈述,竟然直接拿着国书来了,国书里还有“诛戮禁锢”这样的字眼。信孺一点也不害怕,禀告说:“这事儿可不是用犒军钱就能解决的!”然后他又列出了其他事情。信孺说:“岁币不能再增加了,所以用赔款来代替。现在这样,想要这个又要那个,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皇上说:“不然的话,丞相想留你。”信孺说:“留在这里等死,也是死;违抗命令也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吧!” 正巧蜀军攻下了散关,金国人更加怀疑了。

信孺回来后汇报说:“敌人想要五件事:割让两淮地区,增加岁币,犒劳军队,要求归还正等人,第五件事他们不敢明说。” 侂胄反复追问,甚至厉声质问,信孺慢慢地说:“他们想要太师的脑袋!” 侂胄大怒,夺了他的官职,让他去临江军居住。

信孺从春天到秋天,三次出使金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强硬的金国敌人,金国人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也没办法,最后没谈成。后来王柟出使,成功签订了和约,增加了赔款和礼仪,这些都是信孺之前坚决反对的。王柟在朝廷上说:“信孺在金国人强硬、不好说话的时候,成功地驳斥了敌方首领,信孺承担了最困难的部分,我承担的只是比较容易的部分。每次我去见金国人,他们都会问信孺在哪里,就连敌人也无法掩盖他的声望。”于是朝廷就让信孺自便了。

不久,信孺被任命为韶州知州,后来升迁为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在真州任职期间,他主动在北山匮水修筑了二十里长的石堤,当时没有人理解他的做法。后来金兵袭击仪真,守将打开匮水之水退敌,城池才得以保全。山东刚归附宋朝时,信孺建议说:“豪杰不能用虚名来驾驭,武夫不能用软弱的态度来压制,应该选拔威望很高的重臣,率领几万精兵,进入山东,以主动进攻压制对方,用强大的力量控制弱小的力量,这样就能控制山东,巩固江北,而黄河以南地区也就尽在掌握之中了。” 结果因为这个建议,他被降职三级,再次告老还乡,后来又慢慢恢复了官职。

信孺性格豪爽,花钱大手大脚,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大堆宾客。他出使北方的时候,才三十岁,就已经很有钱了。回朝后,他在山岩洞穴里建了房子,过着放荡不羁的诗酒生活。后来,钱花光了,宾客也渐渐散了,没多久,信孺就去世了。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他的祖父王伦,曾经担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出使北方后战死,宋孝宗皇帝特意寻找王伦未得到官职的三个孙子并给他们官职,王柟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任命为通州海门尉。他乘着小船进入汹涌的海浪中,抓捕了恶名昭著的强盗小吴郎及其十七名同伙,案件结案后,他却谢绝了赏赐。

韩侂胄因为主张恢复中原而发动战争,皇帝想要继续和平,以安抚百姓,前后七次派使者出使金国,都没有成功。接着又派方信孺前往,眼看就要谈成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得罪了韩侂胄,事情就黄了。想要再次派人出使,朝廷上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大臣推荐了王柟。于是王柟被提升为监登闻鼓院,被授予右司郎中的官职,出使金国。王柟回家告诉他母亲,他母亲说:“你祖上为了国家忠诚而死,所以皇恩才能惠及子孙。你一定要努力,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了而有所顾虑。”于是王柟领命,立刻动身前往金国。

金国将领乌骨论他们四个围着桌子坐着,问:“韩侂胄权倾朝野多少年了?”王柟回答说:“已经有十多年了,当上平章军国重事才两年。”他们又问:“现在想弄掉他,行不行?”王柟说:“皇上英明果断,弄掉他有什么难的!”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这时,完颜天宠拿出一个文件,说:“虽然王柟拿着韩侂胄的信,但这其实是朝廷下旨让他来元帅府议和的,应该仔细商量一下再回复。” 这下金人知道韩侂胄已经被杀了,于是就决定议和了。

王柟拿着金国的文书回来,请求要回韩侂胄的首级。朝廷任命许奕为通谢使,王柟担任通谢使的参谋官。王柟从前线回来两次后,建议用韩侂胄的首级换回淮南和陕西被侵占的土地,朝廷同意了。王柟上奏说:“这次和约能够成功,全靠方信孺冒着危险,多次传达将令的功劳,我只是借助了方信孺的功劳才成功,请求皇上记下方信孺的功劳,赦免他的过错。” 朝廷大臣们都认为王柟不夸耀自己,反而称赞别人,做得很好。后来王柟担任守军器少监,楚州知州,官至太府卿。他告老还乡后,又担任右文殿修撰兼太平州知州,后加集英殿修撰,最终退休。死后,朝廷追赠他宝章阁待制。

书里说:楼钥为人厚道正直,李大性直言敢谏,不愧他祖上的风范;任希夷请求为先儒上谥号;徐应龙在经筵上有很多益处;庄夏、王阮、王质都有才能,最后都得到朝廷的供奉,然后离开了朝廷。陆游学识渊博,名望很高,晚年还为韩侂胄写过《堂记》,大家都很惋惜,这正如《春秋》里说的,责备贤者也是应该的。方信孺年纪轻轻就出使金国,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气概折服了金人。王柟从北方回来后,请求朝廷表彰方信孺的功劳,真是个长者风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