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肤敏,字商彦,是上海华亭人。他考中了宣和元年(1119年)的进士,官拜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后来调任教授。

六年后,他被召见皇上,升任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皇上还派他以给事中的身份去给金国的皇帝祝寿。卫肤敏上奏说:“金国皇帝的生日是后天宁节的第五天,他们到现在还没听说要来祝贺,反而先让我们去,这太丢脸了!万一金国的使臣不来,岂不是让朝廷蒙羞?不如先到燕山等候,如果他们不来,咱们就把礼物放在边境就算了。”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到了燕山,金国的贺使果然没来,卫肤敏就放下了礼物回国了。

第七年,他又被任命为给事中出使金国。到了庆源府,碰上了金国使臣许亢宗正要回国,许亢宗跟他谈论金国的情况,说:“他们很快就要大举入侵,这趋势是挡不住的!”卫肤敏到了燕京,情况越来越紧急,大家都害怕不敢前进,卫肤敏呵斥道:“我奉的是朝廷的命令,怎么能停下来呢?”他直接去了金国,即使知道金兵已经出动,也丝毫不畏惧。

快要回国的时候,金国送来的国书想用签字代替国玺,卫肤敏坚决反对说:“签字怎么能用来跟邻国交往呢?”双方为此争论不休,最后金国才同意用国玺。等到接受国书的时候,金国人想让他双膝跪拜,卫肤敏说:“双膝跪拜是北朝的礼节,怎么能让南朝人这样做呢!”他据理力争,最后金国人只得让他单膝跪拜受书。金国人心里很不爽,中途把他扣留了将近半年。

到了涿州新城,他遇到了斡离不,斡离不派人约他见面,卫肤敏拒绝了,然后问他:“如果你一定要见面,那应该用什么礼节?”斡离不回答说:“有规定的礼节。”卫肤敏笑着说:“所谓的礼节是指下跪磕头吗?这礼节怎么能用呢?北朝只有一个皇帝,皇子和大臣虽然地位尊贵,但也是臣子;一个普通的使臣虽然地位卑微,也是臣子。两个国家的臣子见面,却用君臣之礼,岂不是说北朝有两个皇帝?”金国人被他说服了,只好说:“就依你的意思吧。”卫肤敏拱手行礼后走了进去。

坐下后,金国人拿出誓书给他看,卫肤敏却没看,说:“我出使在外很久了,没听说过朝廷的事,这书的真伪难以辨别。”然后他又跟金国人论述用兵之事,并用言语驳斥了他们,差点又被扣留。

刚开始靖康年间,他回到朝廷,升了三次官,最后做到吏部员外郎。碰巧高丽派使臣来祝贺,朝廷派他,当时是太常少卿的官职,去迎接。朝中有人想把使臣的称呼改成“宣问使”,肤敏说:“咱们国家对高丽一直很好,现在边境战事正紧,不能一下子就降低礼仪,会失去远方国家的人心,还是按照老规矩比较好。”于是,就还是用原来的“接伴使”的称呼。到了明州,正赶上京城发生很多乱事,他就自作主张,宣称朝廷下旨厚赐使者,把他们送回去了。

建炎元年,他又被朝廷任命,主动承认自己擅自改诏书的罪过,高宗皇帝很欣赏他。他升任卫尉少卿。他还建议说:“两河地区的各郡县,应该给他们发放诏书,允许他们世袭爵位,让他们死守城池。陕西、山东、淮南等地,都要加固城墙,加深护城河,把老百姓都迁到城里去,实行‘清野’策略。让大臣留守汴京,皇帝最好早点去江宁。”皇帝觉得他的建议挺好,采纳了不少。

迁做了个居舍人,就说:“前几天金兵打进来,都城丢了,朝里想保住赵家江山的,也就一两个人,其他的都屈膝投降,一点都不觉得丢人,更过分的还帮敌人收金银财宝,抢妃嫔,什么都干得出来,找一个像纪信那样能诈降骗敌人的,一个都没有。等金兵扶持叛臣当皇帝,篡夺了皇位,朝廷里那些大臣,逃走的、不跟着叛军、等着金兵退了再拥立赵家皇帝的,也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其他的都投降求荣,一点都不觉得羞愧,更过分的还帮着叛臣说功劳,编造什么天命,主动提议拥戴他,写劝进的奏章,什么都做得出来,找一个像段秀实那样能抵抗朱泚的,一个都没有。现在陛下刚登基,要是没有个杀鸡儆猴的典范,拿什么来立国?那些以前投降敌人、投靠伪朝的人,应该按罪行轻重处罚,罪大的灭族,罪次之的处死,再轻一点的流放,最轻的也发配到远方,一辈子都别想再做官,怎么能还给他们官职俸禄,让他们在朝堂上混呢?”

他又说:“现在两位皇帝都被金兵掳走了,全国上下都痛心疾首,希望陛下您能更加克己节俭,不要忘记雪耻,住简陋的宫殿,吃简单的饭菜,穿朴素的衣服,减少嫔妃,取消声乐,就连每年过生日、春秋祭祀,都不要用音乐。一定要等到两位皇帝回来,才能恢复正常,这样才能感动天地,打动人心。”

他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又说:“现在行在(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到处搞土木工程,这可不是给天下人看的,请求陛下停止修建承庆院和升旸宫。”他还上奏说:“凡是朝廷内部的升降任免,都必须经过三省才能执行,如果违反祖宗成法,都允许直接上奏。”当时内侍李志道因为赦免而恢复了保庆军承宣使的职务,还被额外任命为入内都知,肤敏极力反对,要求罢免他。当初,钦宗的内侍昭庆军承宣使容机,在城破时请求退休,高宗即位后,又起用了容机。肤敏说:“自古以来,皇帝没有哪个会把退休的太监再重新启用。”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肤敏的父亲邢焕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太后的侄子孟忠厚被任命为显谟阁直学士。肤敏说:“这违反了祖宗的规矩。”邢焕不久就被调到武职去了,而孟忠厚却依然故我。

肤敏被调到中书省当舍人,他却很坚决地跟皇帝上奏说:“以前司马光评价张方平不适合当参知政事,结果自己却被从御史中丞升为了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时就说:‘如果皇上认为我说的对,那张方平就应该被罢免;如果皇上认为我说的不对,那我就应该被贬官。现在您既没问我是不是对的,也没问我是不是错的,就升了我的官,我实在不明白您的意思。’虽然我能力不如司马光,但我还是想效仿他的做法。”他还说:“侍奉母亲最好的办法是孝顺,对待亲戚最好的办法是恩惠,鼓励臣子的最好办法是赏赐。现在陛下您用不正当的手段讨好太皇太后,这不算孝顺;您用不合理的方式对待忠厚正直的人,这不算恩惠;您不听我的建议却升了我的官,这不算赏赐。您这一举动,犯了三个错误啊!”皇帝就让宰相去跟肤敏解释说:“朝廷的升迁是按顺序来的,并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话。”肤敏还是不肯接受任命,在家待了一个多月,直到那个忠厚正直的人被改任承宣使,皇帝又下令皇族成员不得随意任命官员后,肤敏才接受了任命。他还说:“中书省是国家的根本部门,舍人的职责重大,可不是仅仅负责起草文书那么简单。”凡是违背公议的命令,他都直接退回。

后来,肤敏负责贡举考试。有个叫何烈的进士在省试策论中,竟然自称“臣”,谏官李处遁就请求皇帝处罚肤敏这个考官办事草率,结果李处遁被贬为集英殿修撰,提举洞霄宫。有人说,肤敏在中书省直言进谏,得罪了黄潜善和汪伯彦,所以他们借机把他排挤出去了。

三年春天,皇帝召肤敏到行在(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当时皇帝在平江。肤敏见到皇帝后,就哭着谈论时局,皇帝也哭了,说:“你现在应该什么话都大胆说,有什么请求也不必顾虑时间。”肤敏谢恩说:“我以前曾经三次劝谏陛下,扬州不是驻跸的好地方,应该早点去江宁。现在钱塘也不是帝王之都,应该等事情稳定下来就赶紧回金陵。”然后,他又陈述了保卫长江的策略,皇帝很欣赏他的意见。第二天,肤敏再次觐见皇帝,回宫后就病倒了,但他仍然带病跟随皇帝到了临安。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侍郎,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请求回家乡华亭治病,皇帝准许了,后来又改任礼部侍郎。

一开始,肤敏因为皮肤病很久了,一直躺在船上,没法上朝。正赶上苗刘之变,皇帝还没复位。宰相朱胜非就跟隆祐太后说,肤敏装病在家看着事态发展,一点大臣的节操都没有。等肤敏死了以后,才明白他不是装病。他四十九岁去世,朝廷特别追赠他大中大夫的官职。他留下了三个儿子:仲英、仲杰、仲循。

刘珏,字希范,是湖州长兴人。崇宁五年考中了进士。刚进太学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中书舍人邹浩,信里说:“您当初因为批评选拔人才的错误而被免职,又在谏省因为批评宫廷的不是而被贬到岭南,您难道是故意算计祸福,等着以后再报复吗?我看您这是想效仿古人的行为啊!现在朝廷政务真的都办得好吗?百官真的都尽忠职守吗?那些被罢免的官员,真的都无能吗?那些被斥责的言官,真的都有罪吗?现在朝廷对大臣的信任比以前还多,您却沉默不语,天下士人都对此感到疑惑,希望您能做些什么来消除大家的疑虑。”邹浩收到信后,很惭愧地向他道歉。宣和四年,刘珏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因为直言进谏被外放知舒州,后来又留任尚书主客员外郎。

靖康初年,朝廷讨论皇帝朝见太上皇的仪式,想用家人的礼节在内廷见面。刘珏建议皇帝应该按照尊卑顺序,等太上皇坐好后,宰相带领皇帝从东边台阶上去,在殿上行礼,这样既体现了君主的尊严,又表达了对父亲的尊敬。他还说:“君主有时候会赐大臣剑履上殿,或者让子孙搀扶。皇帝朝见的时候,应该让侍卫站在殿西,宰执、三衙、侍从等官员在殿上侍候。如果要请皇帝坐下,宰执等官员就应该退到西边站着。”后来,刘珏升任太常少卿。在讨论皇帝接受册宝仪式的典故时,刘珏说:“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是亲自接受父亲的命令即位的,并没有再行册封仪式。肃宗是在灵武即位的,所以玄宗派韦见素去给他册封,宣政授予传国玉玺,群臣上尊号,到了德宗又沿袭了这个做法,后世却认为这样做不对。” 就这样,这件事的讨论就不了了之了。

皇上,您当上皇帝后,就停止了亲自批阅奏章,还开始大兴土木,提拔人才,打击阿谀奉承之辈,削弱宦官的权力,让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您下达的命令,很少反复修改,任用官员也都很公正,选的都是称职的人才,赏罚分明,政务认真细致,所以天下人都盼着很快就能太平盛世。

但是最近,宫里频繁下达各种命令,三省六部很少能发表意见,这就是您停止亲自批阅奏章的坏处啊!您教导皇子们,刚开始教导一段时间,又重新开始,还让他们经常侍奉在身边,虽然看起来好像可以慢慢来,但实际上却操之过急,这就是大兴土木的坏处啊!河阳地区把官职交给庸才,泾原地区把官职交给贪官污吏,这就是任用失当的坏处啊!赏赐花石纲等奢侈品,刚处理完又开始,马忠统兵,反复召见,这就是反复更改命令的坏处啊!

三省和密院意见不一,各自推荐自己认识的人,各执己见,互相不服气,忘记了同僚之间应该互相协作,这就是大臣不和的坏处啊!地方上的官员擅自伪造圣旨指挥行动,地方长官自称是外地监察官员,这就是臣下欺骗蒙蔽的坏处啊!负责处理政务的人广招亲信,侍奉在皇上身边的宦官争夺宫殿房屋,这就是宦官专权的坏处啊!

两省上报的奏章,很多都是按顺序批复,或者警告他们不准再上报,谏官上奏意见不当,往往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小官,这就是言路阻塞的坏处啊!很多救济百姓的诏令都下达了,但很多都无法执行,这就是空话连篇,没有实际行动的坏处啊!

就连随龙禁卫军都有赏赐,做冠带的工匠也受到恩惠,金兵攻打京城,礼部官员也升官,这就是爵位赏赐滥发的坏处啊!这十个方面,虽然现在还不如以前严重,但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现在就阻止这些坏现象,就能逐渐走向太平盛世;但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即使是再聪明的人,也无法挽救未来的局面了。

詹度这老兄,本来在都堂当个禀议官,中书舍人安扶却觉得他不行,就建议换个人。结果换上了一个叫珏的。珏就说了:“当初打燕国的仗,詹度写文章吹捧童贯,搞得声势浩大。去年秋天,蔡靖多次提醒说金兵要南下,詹度却说不可能,根本没做准备。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他发配到岭南去!”皇上就同意了,给詹度了个宫祠的闲差。

李纲当时是观文殿学士,兼任扬州知州,安扶又跳出来说李纲不行。珏又说了:“韩琦在黄河边打仗输了,韩绛在西州也打输了,结果都被免职了。李纲虽然爱国,打仗也积极,但用兵不谨慎,屡战屡败,应该降职处罚,杀鸡儆猴!”皇上听后,也把李纲给了个宫祠的闲差。吏部侍郎冯澥觉得珏两边都得罪,还私下里为李纲说好话,结果被贬到亳州明道宫当了个提举。

建炎元年,皇上又把珏召回朝廷,当了中书舍人。到了泗州,他又上书说:“金兵还在河北屯兵,万一他们突然南下,咱们的军队能顶得住吗?皇上您还是赶紧跑路吧!西边的军队很厉害,应该留下来保护您。西京的船只,金兵可能会利用,应该赶紧弄走。”那时候李纲已经在计划在南阳驻扎军队了,珏还不知道。到了扬州后,珏极力反对在南阳驻军,说南阳兵力弱,钱粮也不足,皇上根本没法在那儿生活,建议皇上驻跸金陵,等待敌人。汪伯彦、黄潜善都主张皇上往东南跑,皇上最终去了扬州。黄潜善的哥哥黄潜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珏说兄弟俩不能在一个省工作,皇上派张悫去传达旨意,但珏还是坚持己见。最后,皇上把黄潜厚调到醴泉观当提举。

珏升任给事中,针对内降和营缮这两件事发表意见说:“皇上您用前朝的房屋修建承庆院,很多人觉得工程越来越大;隆祐太后时,内库的钱财多次被挪用,大家也议论纷纷。主要原因是,官员的任命不经过中书省,工程款项由内侍管理,所以才导致这些流言蜚语。如果把营缮的事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皇上的旨意都通过正式奏章来执行,这些议论自然就消停了。”孟忠厚被任命为显谟阁直学士,邢焕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珏把任命文书退回去了,说按照旧例,外戚不能担任这两个禁军职位,皇上就让邢焕改换了武阶。皇上说:“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族人,应该体现朕对太后的优待。”但珏坚持己见,孟忠厚最后也改换了武阶。

我被提升为吏部侍郎,同时参与修撰国史。我当时就上奏说:“淮河地区防备敌人,兵力和粮食是重中之重。现在把编户齐民算作军队,把正常的粮食供应当作充足的军粮,这些根本不可靠啊!扬州城池还没修好,军队也缺很多东西,万一发生意外,拿什么来应对呢?” 结果,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皇帝赶紧逃到临安。我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宣州知州。没多久,我又当上了吏部侍郎。

后来,因为长时间下雨,皇上诏令大臣们进言。我写了一份奏疏,论述了消除天灾、安定人心的几件事情,用词非常恳切,还提出了荆州、陕西、江州、淮州的防御策略。“我希望您下诏给大臣们,让他们都放下那些琐碎的事情,一心一意地谋划防御。从京城到荆州、淮州等地,都应该设置大将,驻扎精兵。命令沿江各地的守将,都上报他们的防御计划,明确斥候哨所的位置,设置险要的防御工事,控制府库的支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检查战船并进行操练,这样防御就周全了,人心就能安定,老天爷也会保佑,国家大事就能兴盛了!” 之后,我被提升为吏部尚书。

隆祐太后把神主供奉得跟在江西一样郑重,皇上就下令让李珏担任端明殿学士,同时兼任枢密院同知,陪太后一起出行。当时朝廷正在追复元祐党人以及那些因为上书而被贬官的人,恢复他们的官职,并且录用他们的子孙,但执行得还不彻底,李珏就都一一奏请皇上执行了。他还说常安民和张克公曾经弹劾过蔡京,请求皇上对他们多加恩赏。

到了洪州,李珏又上书说修缮巡幸道路的工程太过劳民伤财,大概意思是:“皇上您经历过艰难的时期,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去年冬天您去淮甸,用的帐篷都破旧不堪,路也险峻狭窄,您都没放在心上。现在听说从衢州、信州开始修路,却强征民丁,速度快得像星星之火一样,大量收购猪羊,准备各种用品,弄得农民没法收成,老百姓不得安宁,这根本不是您想通过节俭来避难的意思啊!请求皇上赶紧下令停止这些工程。”

金兵攻打吉州,又分兵追赶太后,太后的船到了太和县,护卫的士兵都溃散了,李珏护送太后退到虔州避难。监察御史张延寿弹劾李珏的罪过,李珏也上书自劾,越过山岭等待朝廷的处置,结果被罢官,提拔到江州太平观任职。张延寿仍然不停地弹劾他,李珏被降职为秘书少监,然后贬到衡州。绍兴元年,李珏获准自行处理后事。第二年,以朝散大夫的身份分司西京。最后在梧州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朝廷给他的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官职。八年后,朝廷追赠他龙图阁学士的称号。他留下了《吴兴集》二十卷、《集议》五卷、《两汉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是徽州绩溪人。大观三年考中进士,做过一些州县官,后来当上了监察御史。他上奏说:“御史的职责就是说话,所以从唐朝到我们宋朝,御史们都评论时政,弹劾奸邪官员,这和殿中侍御史是一样的。崇宁年间,一些大臣为了方便自己,就改变了祖宗制定的法度,南台御史开始有人不说话了。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应该赶紧打开言路。请求朝廷下令给本台御史,加上监察御史要言事的条文,恢复祖宗的制度。”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服刑期满后,他又当上了监察御史。他上奏说:“河北的金兵虽然逃跑了,但是边防的准备工作仍然不能放松。” 钦宗皇帝即位后,他又上奏说:“现在边患的形成,差点儿就亡了国家,这都从赵良嗣当官开始的,请求杀了他来平民愤。” 于是赵良嗣被处死了。他还上奏说:“现在边境防御的策略,军队可以训练,粮食可以储备,唯独将领很难找到,请求下诏在朝中和民间寻找文武兼备,能够担当将帅的人才。” 他还上奏说:“上朝的时候,御史台的官员应该在谏官之前上殿,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现在御史台的官员却排在谏官后面,请求以后御史台和谏官同一天上朝,按他们的品级高低来决定先后顺序。”

升任侍御史后,他又上奏说:“以前晁说之请求太子学习《孝经》、《论语》,隔几天读读《尔雅》,却放弃了《孟子》。孔子之后,真正深入了解圣人道理的,只有孟子啊!我希望下令东宫官复旧制,先读《论语》,再读《孟子》。”他还上奏说:“涪陵人谯定从郭雍那里学习《易经》,精通象数之学,能够根据卦象推测人事,而且非常了解诸葛亮的八阵图,应该厚礼将他招揽过来。”

高宗皇帝即位后,有人弹劾宰相李纲的罪过,皇帝没听。有人说李纲曾经侍奉伪齐朝廷,于是把他贬为集英殿修撰,知庐州。当时淮西盗贼横行,庐州百姓人心惶惶,每天都准备着船只,打算南迁。舜陟到达庐州后,修筑城墙,准备兵器,百姓这才安定下来。

冀州的云骑卒孙琪聚集兵力当了土匪,自称“一海虾”,来到庐州,舜陟率兵坚守城池。孙琪向舜陟索要粮草,舜陟没有给他。孙琪的手下请求用粮食去贿赂他,舜陟说:“我不是吝啬,而是贼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给他们粮食就等于示弱,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于是他经常派兵袭击孙琪的队伍,孙琪夜间逃跑了,舜陟埋伏兵马追击,缴获了孙琪的大量辎重而凯旋。

济南和尚刘文舜聚集了一万多名党羽,占据舒州子山,四处抢劫。舜陟派遣使者招降他。当时丁进、李胜合兵为盗,在蕲州、寿州一带作乱,舜陟派遣刘文舜去讨伐他们,并将其击败。

张遇从濠州偷偷摸摸地跑到梁县,舜陟就派人把竹里桥给拆了,在河西埋伏兵马,等着张遇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 他还主动请缨,守卫长江北岸,保护皇上的行宫。皇上很欣赏他的胆识和忠诚,立马提拔他当徽猷阁待制,还让他担任淮西制置使,负责淮西地区的军事和行政。范琼从寿春渡过淮河,写信给舜陟,要求供应军队的钱粮,舜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他讲清楚什么叫忠于朝廷,什么叫造反,范琼一听,灰溜溜地走了。

自打战争爆发以来,淮西八个郡,到处都是土匪强盗,没有一座城池是安全的。舜陟在庐州坚守了两年,却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跟没事儿似的。后来他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兼任建康府知府和沿江都制置使。一年多后,他又调任临安府知府,再次担任徽猷阁待制,并被任命为京畿数路宣抚使。没多久就被免职了,改任庐州、寿州镇抚使,后来又改任淮西安抚使。到了庐州后,溃败的军队将领王全带着他的部下投降了,舜陟慷慨解囊,发放粮食,流离失所的百姓渐渐地都回来了。之后,他被调任静江府知府,朝廷还下令让他想办法置办战马。结果御史中丞常同弹劾舜陟凶狠残暴,阴险狡诈,把他给罢官了。

十八年后,舜陟又被启用,担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因为邕州知州俞儋贪污受贿,被运副吕源查了出来,这件事还牵连到了舜陟,舜陟因此被降职为太平观提举。其实早些时候,舜陟和吕源就结下了梁子。舜陟在讨伐郴州的贼寇时,弹劾吕源妨碍军务,吕源就写信告到秦桧那里,说舜陟收受金国的贿赂,盗窃战马,这不是在暗中破坏朝廷的政令吗?秦桧本来就讨厌舜陟,一听这话,立马就信了,奏请皇上派大理寺官员袁柟、燕仰之去审问舜陟。审问了二十天,舜陟始终不认罪,最后死在了狱中。

舜陟平时对百姓很好,老百姓听说他死了,都非常伤心,为他哭泣。他的妻子江氏向朝廷上诉,皇上就下令让德庆府通判洪元英重新调查此事。洪元英说:“舜陟受金国贿赂,盗窃战马这件事证据模糊不清,但他深得民心,即使是古代那些清正廉洁的好官,也比不上他。”皇上对秦桧说:“舜陟为官期间,也并没有犯下死罪,审理此案的官员必须受到惩罚。”于是,皇上把袁柟、燕仰之两人送到了吏部处理。

沈晦,字元用,是杭州人,翰林学士沈遘的孙子。宣和年间,他参加进士考试,殿试考第一名,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升迁为著作佐郎。金兵攻打汴京的时候,他跟着给事中,作为肃王赵枢的使者,去金营谈判,当人质。后来金兵又攻打汴京,他又跟着肃王一起南逃。京城沦陷后,伪齐皇帝刘豫称帝,请求金兵把冯澥等人放回,沈晦也因此得以返回南宋。朝廷任命他为给事中。

宋高宗即位后,有人批评沈晦虽然在金营受苦,但封驳大臣的职位不能因为劳苦而升迁,于是把他调任集英殿修撰,让他去信州做知州。高宗皇帝要到扬州去,想召见沈晦担任中书舍人,但是侍御史张守弹劾沈晦年轻时的行为不检点。高宗皇帝说:“我在金营的时候,看到他慷慨激昂,大丈夫嘛,年轻时的一些小毛病,能成为他一辈子的污点吗?”所以最终没有召见他。后来,他先后担任了明州知州和处州知州。

高宗皇帝到绍兴(会稽)的时候,沈晦被调到婺州做知州。当时成皋的贼寇入侵,沈晦用他的学生孙邦策,带领几百个民兵出城作战,结果大败。沈晦想斩杀孙邦策,后来又放了他。当时浙东防遏使傅崧卿也在城里,他独自骑马去劝降成皋,成皋最终投降了。沈晦因此升任徽猷阁待制。后来有人批评沈晦擅自用兵,指挥作战,于是他又被降职为集英殿修撰,让他去临安府洞霄宫做提举。没多久,他又恢复了徽猷阁待制的职位,被任命为宣州知州,后来又调任建康府知府。才一个月多一点,御史常同又弹劾他,把他罢免了。

绍兴四年,张浚被任命为镇江府知府和两浙西路安抚使。他去临安行在面见皇帝,提出了一个加强长江防线的计划。他说:“藩镇的军队是可以使用的。现在长江沿岸一千多里,如果让镇江、建康、太平、池州、鄂州五个郡,每个郡都配备一两万兵,用本郡的赋税换取官田给他们,这样一来,敌人来了,五个郡就用水军守着长江,步兵守着险要的地方,敌人很难渡江。就算他们能渡江,五个郡联合起来攻击,即使敌人很善战,也不可能一天之内攻破这些城池。如果敌人围攻这五个郡,他们的兵力就会分散,实力就会减弱。或者他们会派一部分军队来牵制我们的主力南下,那么五个郡就可以尾随追击他们,敌人怎么敢远离呢?这个计划稍微完善一下,三年后就可以移到长江北岸,粮食、军械都可以自己解决。”他还主动请求“拨给他两千兵,再招募三千敢战的士兵,学习昭义军的步兵作战方法,一年后,京口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藩镇”。当时韩世忠驻军镇江,但皇帝没有采纳张浚的建议。

刘麟入侵,韩世忠在扬州抵抗,张浚请求皇帝赶紧派张俊的军队支援韩世忠。赵鼎夸赞张浚的建议慷慨激昂,皇帝却说:“张浚确实值得赞扬,但是我知道他说话很厉害,胆量却有点不足,还得看看他实际行动能不能和他说的一样。” 因此,张浚并没有得到韩世忠的赏识,不久就被调任为临安府洞霄宫提举,后来又担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静江府知府。

之前,南州蛮酋莫公晟归顺朝廷,过了很多年,朝廷任命他为本路钤辖,用羁縻政策管理他。后来莫公晟逃跑了,联合其他峒蛮,年年侵扰边境。张浚挑选老将罗统戍守边疆,招抚各部落首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自己的威信感化他们,这些首领都来到府里请求投降。张浚赏赐他们,并与他们结盟,然后放他们回去。从此以后,莫公晟孤立无援,再也不敢侵犯边境了。张浚在静江府任职期间,每年购买三千匹战马,后来的官员都做不到。后来,他被提升为徽猷阁直学士,被召回临安,先后担任衢州知州、潭州知州,最后担任太平兴国宫提举,最终去世。

张浚胆识过人,但是不能完全遵守法度,尤其是在他贫困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经常招致别人的议论。但是,他的才能和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

刘一止,字行简,是湖州归安人。七岁就能写文章,参加太学考试,主考官想按照八行科举取他,刘一止说:“做官是读书人的常事。” 意思就是说,这没什么值得特别夸耀的,于是就没接受。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当上了越州的教授。参知政事李邴推荐他担任详定一司敕令所的删定官。

绍兴初期,他被召来参加馆职考试。考试的题目大概意思是:事情做不成,问题不在于事情难,而在于不去做。圣人不怕困难重重,而是想办法克服困难去做事。如果不去做,就等着上天自己改变命运,人事自己纠正,敌国自己屈服,盗贼自己平息,怎么可能呢?高宗皇帝很欣赏他的观点,还告诉身边的近臣,刘一止的话切中治国之道,想立刻重用他。但是执政大臣们不太乐意,最后只让他当了个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考查两浙地区的考试卷子,因为科举制度正在改革,大家都想找到一个通晓时务的人,其他考官都觉得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刘一止拿出了一份考卷,说:“这个人应该排在第一名。” 这卷子的作者是张九成,大家都心服口服。

他后来升迁为监察御史,上书皇帝说:“天下太平,需要很多君子共同努力才能做到,而一个坏人就能轻易破坏,君子即使很多,但他们的主张往往孤立无援,坏人即使很少,他们的势力却容易蔓延。如果不加以考察,坏人就会乘虚而入,败坏朝政。”他又说:“陛下您忧虑积弊未除,法纪未振,百姓困苦,国库空虚,所以设立机构来研究解决办法,但是到现在还没看到有什么实际行动,是不是有人用似是而非的言论欺骗陛下,说‘这样做会失去民心’?所谓失去民心,一定是刑法苛刻、赋税繁重、赏罚不明、好恶不公造成的;如果这些都没有,失去的只是坏人的心罢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当时很多事情刚刚开始建立,各部门都把官员的笔记当作法规,官员们就借此作奸犯科。刘一止说:“法令明明存在,官员们还能玩弄文字游戏,更何况所有事情都听他们自己记,他们想记载什么就记载什么理由,想删去什么就删去什么理由,增减全凭他们一句话,这危害能说得完吗!请把这些笔记整理成文,正式颁布施行,这样才能杜绝贪官污吏玩弄法律、受贿的弊端。”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年后,这些条例就整理完成了。

秦桧建议设立修政局,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宣王在位时,内政修整,是为了更好地对外用兵。现在所谓的修政,只不过是处理些文书诉讼、官员升降、修建土木工程这些事,根本没看到什么急需处理的。”他又说:“现在提拔人才太快了,很多官员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铨选制度上来的,朝中官员升官了就不肯出外任职,外地的官员即使有才能,也根本没机会被朝廷重用,那些没打过仗就升官的,都是因为走后门的关系。建议您选拔一些懂经济的近臣,效仿刘晏的做法,在江边设立机构管理国家财政,在农村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应对水旱灾害,还要提高监司官员的选拔标准。”后来,很多他的建议都被采纳了。

他被提升为起居郎。汇报工作时,皇帝主动和他说话:“朕亲自提拔你啊,你从六品小官做到二品大员,咱们祖宗时代有几个能做到这样?” 一止谦虚地说:“先朝只有张澂和李棁两位。”然后,他就痛陈朝中官吏宦官的弊端,以及执政者结党营私,根本没有忧国忧民之心。第二天,他就给调到台州崇道观当主管去了。

后来他又被召回朝廷,担任祠部郎、袁州知州,之后又改任浙东路提点刑狱,秘书少监,再次担任起居郎,最后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莫将被赐予出身,任命为起居郎,一止上奏说:“莫将以前上书支持议和,一下子从太府丞升到这个位置,以前可没有这样的先例,我和他同一天被任命,请求一起罢免他。”但皇帝没同意。

他升任给事中。徐伟达这个人,曾经在张邦昌手下当过官,现在被任命为池州知州,一止就说:“徐伟达既然在伪朝当过官,现在又让他当知州,这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孟忠厚请求参加郡守考试,一止说:“孟忠厚的家族世代为官,他当郡守没问题,但以后要是有人效仿他,我们又该如何拒绝呢?”汪伯彦担任宣州知州后进京朝见,皇帝下诏书说,他是元帅府旧人,按照执政大臣的待遇给他发放俸禄,一止就说:“汪伯彦误国的罪过,天下人都知道,以郡守的职位享受执政大臣的待遇,这简直就像以前那些没资格当待制却享受待制待遇,没资格当两府官员却享受两府官员待遇的人一样。”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罢免了这些人。对于那些达官贵人的请求,即使是小事,他也坚持原则,绝不妥协。御史中丞廖刚对他的同僚说:“谏官里要说敢说话的,都得排在刘君后面啊!”

在小官位上待了一百多天,奏章不断,那些当权的就开始忌恨他了,有人就上奏说:“一止就像周葵推荐吕广那样,迎合李光。” 结果他被罢官了,调到江州太平观当提举。后来又升任敷文阁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又上奏说:“一止跟李光搞在一起,态度傲慢,对皇上不敬。” 这下他彻底丢了官,连祭祀的官职都没了。八年后,他请求退休,又重新被启用,最后才真正退休。秦桧死后,朝廷召见他,但他因为生病不能亲自到皇宫朝拜,坚决推辞,最后朝廷给他了个直学士的虚职,让他退休养老。他去世的时候八十三岁。

一止为人淡泊名利,很少有欲望。他曾经教导自己的儿子说:“我这一辈子,顺境逆境都听天由命,从不耍什么心机,所以心里一直很平静快乐。” 他学识渊博,无所不通,写文章从不雕琢字句,起草的诏书文告条理清晰,规范完整。一天能写几十篇都没问题。他还说过:“训诰这种东西,就是用来奖赏好人,惩罚坏人的,怎么能过分夸奖,或者生气地辱骂呢?” 他起草的颜鲁公(颜真卿)和孙特命官的制诰非常出色,皇帝赞赏不已,还亲自为他题字呢!他的诗歌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读了他的诗后都说:“这诗句,简直不是人间语言啊!” 他留下了大约五十卷的诗稿。他的儿子叫峦、嶅,弟弟叫宁止。

宁止字无虞,在宣和年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学录、校书郎。建炎初期,他担任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后来又改任两浙转运判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的时候,宁止从毗陵立刻赶到京口、金陵,去见吕颐浩、刘光世,鼓励他们忠于朝廷,保卫国家。等他回来后,就准备好军队需要的物资,支援勤王军队。朝廷任命他为左司郎官,但他推辞了。皇帝复位后,又任命他为右司郎官、给事中。梁扬祖当了发运使,宁止又连续上书,批评他的错误。

宁止跟着隆祐太后去了江西,当了个副使,负责运输和后勤保障。后来又调到两浙地区,继续做运输副使。因为他勤王有功,被朝廷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之后又升任秘阁修撰,还管着崇道观,负责江淮地区的矿冶和铸钱,后来又当了镇江府知府,还兼任沿江安抚使,官职一路升迁,最后成了右文殿修撰。他曾经建议说:“京口(镇江)扼守长江要道,是浙西的门户,应该把常州、江阴两地和昆山、常熟两县划归镇江府管辖,这样一来,战时沿江的命令就能统一指挥,更容易防守。” 他还做过户部侍郎,负责管理三个宣抚司的钱粮。张浚统帅大军的时候,宁止也在他的幕府里做事。后来他又升任吏部侍郎,接着又升任徽猷阁直学士,做了秀州知州,之后又升任显谟阁,还主管太平观,最后去世了。

宁止不仅有文采,而且性格豪爽,喜欢议论时政。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上书直言朝廷的过失,指出那些隐秘的问题,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他还建议禁止王安石的《日录》,恢复贤良方正科的考试制度,采用司马光十科荐士的方法选拔人才,并且效仿唐朝的制度,让宰执官员在议事的时候,让谏官站在旁边侍候,随时可以提出谏言。这些都是他比较著名的主张。 在勤王期间,吕颐浩也记载了他献计献策、尽忠职守的功劳。宁止和宁一止、岑某某是兄弟,皇帝曾经评价说宁止忠诚,宁一止清廉,岑某某敏捷。他留下了一部《教忠堂类稿》,共十卷。

胡交修,字已楙,是常州晋陵人。崇宁二年考中进士,先在泰州当推官,后来参加考试,在词学方面表现也很出色。给事中翟汝文当时是主考官之一,看到胡交修的文章后说:“这水平不是我能比上的!”于是把胡交修的文章排在第一位,让他去编修国朝会要,负责审核文字。政和六年,他升任太常博士、都官郎,后来又调到祠部,之后升任左司官,接着又升任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右文殿修撰,并担任湖州知州。

宋高宗建炎年间刚开始的时候,朝廷召我当翰林学士,我推辞没去,后来改任徽猷阁待制,又兼任杭州洞霄宫提举。三年后,朝廷再次召我当翰林学士,皇帝还派人到地方催促我上任。没多久,我又升任给事中,兼任直学士院侍讲。

有一次上朝给皇帝讲奏,我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说:“淮南地区是我们的门户,将士们遇到敌人就先逃跑,那里根本没有防御力量;湖广地区是我们的侧翼,盗贼趁机作乱,这让我们后方不安;江浙地区是我们的根本,基础却还没稳固;秦蜀地区应该是我们的后援,却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应该立刻下诏书,让一些大臣们好好治理国家,挑选优秀的将领,补充军队,增强国力,安抚百姓,巩固根本。”

皇帝又单独召见我,问我如何平定盗乱,保障人民安全,充实国库,增强军队实力。我上了一道奏章,里面写道:“古人说,即使是锅里有了麦饭,床上有了旧棉絮,仪狄、秦始皇那样的人也不能让他们去当盗贼。只有当他们又冷又饿,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才会忍心抛弃自己的性命去当盗贼。陛下如果发布宽大的诏书,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路,禁止残酷暴虐的行为,让他们丰衣足食,那么那些后悔的人就会互相告诉,欢呼着回来。那些不肯悔改的,他们的同伙也会被官兵抓获。这样盗贼就能平定了,盗贼平定了就能保住百姓了。千里沃野,都被破坏成了盗贼的地盘,这些都是我们种植粮食的地方。那些拿着弓箭、佩带刀剑,杀牛掘墓,大白天就抢劫的,都是我们南方的百姓。陛下如果安抚他们,让他们回到田地里,不要急于征收重税,不要激起他们的坏心思,让他们按时耕种,各安其业,那么粮食就会多得用不完,国库就能充实了。国库充实了,就能富裕国家了。最近翟兴占据了西路,董平占据了南楚,他们手下不过几百人,既务农又当兵,几年时间就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在一方称雄。连盗贼都能做到这样,何况我们拥有中兴时期的二百个郡县的地盘呢?想要增强军队实力来抵御外敌,难道还做不到像翟兴他们那样吗?” 当时的人都认为我说得很有道理。

李成这伙强盗在江淮地区到处烧杀抢掠,朝廷打算亲自出征平叛。有人建议说:现在强盗这么嚣张,皇上要是亲自带兵打仗,赢了显得不够威风,输了会让天下人笑话。这本来是将领应该负责的事,何必让皇上亲自出马,有损皇家威严呢?大家讨论后,决定采纳了这个建议,李成他们也就逃跑了。

周杞担任常州知州,因为残暴被免职。正赶上大旱,皇帝问交修旱灾的原因,交修说大概是因为处罚周杞太轻造成的。于是皇帝就把周杞降职为普通官员。周杞怀疑是交修在背后陷害他,就上书控告交修的罪行,还派了大理寺丞胡蒙去常州调查。调查结果是交修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的一些手下却牵扯出不少罪名。后来,交修被提升为徽猷阁待制,兼任太平观提举。

六年后,交修被召回朝廷,先后担任给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过了一段时间,又升任刑部尚书。当时汀州宁化县判处死刑十个人,案子已经报到朝廷了。知州郑强复查后发现,这十个人根本不判死刑,交修就请求严惩那个县令,罪名是冒领赏赐,滥杀无辜。江东地区还有六百个案子等着审理,交修说:“如果等这六百人都抓来,很多人会在狱中饿死,那些罪证确凿的,就按律法判决;如果证据不足的,就从轻处罚。”皇帝就按照他的建议做了。

朝廷正打算把四川的交子推广到全国各地,交修极力反对,他说:“崇宁大钱的教训就在眼前啊,当初大臣们都建议发行这种钱,大家都跟着附和,没多久钱就分成了两种,市场上出现了两种价格,奸商们大量伪造,死刑流放的数不胜数。现在这交子跟崇宁大钱比起来,没有铜铁的成本,没有铸造的工序,一个人一天就能印几万张,真假难辨,很容易流通,一旦触犯法律,就会家破人亡,告发抓捕还会连累无辜。过不了多久,朝廷和百姓的钱财都会落入那些囤积居奇的人手里,商人不敢经商,市场萧条,等大家后悔的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当时大家都赞成推广交子,交修说:“现在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为了迎合潮流,我无法验证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就轻信他们去办事,岂不是误国吗?”皇帝看完奏章后非常震惊。第二天,就把交修的奏章拿给大臣们看,说:“交修真是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之士啊!”

蜀地主帅席益走了之后,皇帝问大家,谁可以接替他守卫蜀地?有人推荐了交修的儿子世将,说他可以用。于是皇帝就让世将担任枢密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世将在蜀地待了五年,大家都说他是个有名的将领。

蜀地兵力集中在关外防守,但是后勤补给的道路非常艰难遥远,粮食靠船从嘉陵江往上运,春天夏天水涨容易翻船,秋天冬天水位低又容易搁浅。绍兴初期,宣抚副使吴玠开始尝试陆路运输,调集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十万民夫,县官负责派送,大家为了奖赏都抢着干,结果累死的人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后来交修就说:“养兵是为了保卫蜀地,老百姓都受不了了,那蜀地内部就先乱了,还怎么保卫?我的想法是,除了三月到九月守卫关口的正规军,其他的军队都去其他州县就地取材解决粮食问题,这样守关的军队可以用水路运输补给,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军队就不用陆路运输了。”皇帝就让学士院把交修的意思写出来,下令吴玠执行。

皇帝要追封徽宗为功臣,交修上奏说:“韩忠彦在建中靖国初年当宰相的时候,名声很好,当时人称他为‘小元祐’。”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八年夏天,因为父母年迈,交修辞官,被任命为宝文阁学士、知信州。他去辞行的时候,皇帝想让他继续留在宫里侍奉经筵,但他坚决地说母亲年纪大了,想回家侍奉母亲。皇帝说:“你走了,我会再召你回来的。”后来改任他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九年六月,皇帝把他召回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讲。当时河南刚收复,交修上奏说:“京西、陕右地区选拔人才的办法,请求按照祖宗时候那样设置各种科举考试科目,来选拔西北地区的人才;另外在南宫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招揽五路地区的人才。”皇帝下令礼部讨论这件事。过了一年多,他又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合州。他拒绝了私下送礼,免去了上万计的供奉,在合州做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交修为人简朴,不爱说话,言行举止很有分寸,写文章不追求雕琢,平实明白,在文学界很受好评。从他的曾祖宿、祖父宗愈到他、再到他的儿子世将,都在朝廷做官。南宋中兴以后,三次进入翰林学士的人,交修是第一个。交修把他们家族几代人的事迹编成书,叫做《四世丝纶集》,来炫耀他们家族的荣耀。他侍奉继母非常孝顺,对两个弟弟也非常好,他得到恩宠后,也把恩泽分给弟弟们,像交修这样文武兼备的人,真是少见啊!

綦崇礼,字叔厚,老家是高密,后来搬到潍州北海。他爷爷和爸爸都是通过明经科举考试当上进士的。綦崇礼从小就聪明过人,十岁就能写墓志铭,他爸爸看到后特别惊讶,说:“我们家积德行善的福报,大概就在这儿吧!”

他刚进太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沉迷于王安石的新学说,很少有人擅长辞赋写作。有一次徽宗皇帝到太学视察,綦崇礼写了两篇表章,太学的祭酒和同事们都夸他写得好。重和元年,他考中了上舍,被任命为淄县主簿,后来当了太学正,又升任博士,接着是宣教郎、秘书省正字,然后是工部员外郎,没多久又当了起居郎、代理给事中。有一次被召到政事堂考试,写了三篇制诰,很快就完成了,文辞非常华丽精彩。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还赐予三品官服,升迁速度之快,在近代是前所未有的,高宗皇帝还觉得他提拔晚了。

皇上到平江的时候,下旨让邹浩恢复龙图阁待制官职,綦崇礼负责起草诏书。他在诏书里表达了皇帝褒奖忠直之士的用意,其中写道:“处心不欺,养气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尝犯于雷霆;计不顾身,去国再迁于岭徼。”又写道:“英爽不忘,想生气之犹在;奸谀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他的同事们都很敬佩他。后来,他被任命为尚书吏部侍郎,当时跟他一起做官的只有汪藻,不久又兼任直学士院。之后,他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去漳州做知州。漳州民风彪悍强硬,号称很难治理,当时建州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盗匪,声势震动邻近地区,人心惶惶。但是綦崇礼治理百姓,应对各种情况,都跟往常一样,最后盗匪平息了,城内外都恢复了平静。

我被调到明州做知州,后来又升迁为吏部侍郎,同时兼任直学士院。那时候朝廷下令,让侍从官每天轮流一个人,把前朝和本朝关于治国理政的事情,挑一两件重要的讲给皇帝听。我上奏说:“祖宗以来,都是选用儒臣来负责讲读。如果让所有侍从官都像这样汇报他们听到的事情,这既不是旧例,又越了职权,建议还是让讲读官每隔三五天汇报一次吧。”皇上就下令让学士和两省官员按照我说的办。我还说:“现在皇上驻跸临安,以浙江西路为根本,应该先巩固江淮地区的防务,这样才能图谋恢复中原。四川离这里万里之遥,应该召用四川的士大夫,来安抚远方百姓的心。”

战乱之后,朝廷的档案簿籍几乎全部损毁了。我再次负责选官的职务,因为我熟悉典章制度,对历史沿革也了解得很透彻,所以就能认真地审核,根据条例办事,官员们不敢徇私舞弊。后来朝廷下令重刊七司的条例法令,我提出的建议,都一一被采纳并成为正式的法令。

我调任兵部侍郎,仍然兼任直学士院。皇上御笔批示,召我进宫,让我详细陈述讨伐和坚守的利弊。我上奏说:“探子来报,金兵集中兵力进攻川陕地区,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以前在江淮地区用兵,对他们不利,所以这两三年来,他们全力进攻四川。他们认为,如果四川失守,江浙地区也会动摇,所以他们一定要攻打四川,这不仅仅是为了报复以前吴玠打败他们那一仗。现在利害的关键,就在于四川战役的胜负。”

我又上奏说:“君主之所以有臣子,是为了治理国家。臣子如果尽心办事,君主就能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臣子如果只图虚名,君主就会受到坏处。尽心办事的好处在于国家,图谋虚名的好处在于个人。忠于国家的人,不会计较个人的毁誉,只关心天下的治乱;洁身自好的人,不关心天下的治乱,只关心个人的毁誉。然而,为国效力,实际上非常困难,世人未必重视;图谋虚名,却很容易做到,而且还能得到好名声。这两者对社会风气影响很大,所以不可不仔细考察。”

九月,皇上御笔任命我为翰林学士。靖康之难后,像我这样直接用御笔任命的官员,还是第一次呢。

杨惟忠和邢焕两位节度使退休了,他们的告老还乡手续要通过舍人院办理。我向皇上进言说:“祖宗时代,凡是担任过节度使等高级武官的官员退休,不论文武官员,都要交回节钺(象征军权的兵器),然后另行授予一个闲职,才能正式退休。熙宁年间,富弼因为功劳卓著,才破例允许他带着节钺退休,后来曾公亮、文彦博也这样做了,但其他人可不能以此为先例啊!”皇上就下令,以后都按照祖宗的旧例办理。

之后,我又兼任了侍读和史馆修撰。当时皇上正下令重修神宗和哲宗两朝的正史。靖康之乱后,典籍散失殆尽,我上奏说:“《神宗实录》的墨本,元祐年间修撰的版本已经完成,朱本是蔡卞做的,里面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地方,请求将朱墨两本对照着修订。《哲宗实录》呢,崇宁年间蔡京主持修撰,他添油加醋,颠倒黑白,根本没法直接用旧的版本修订,我想请求四处搜寻老臣家里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我还上奏说:“湖州知州汪藻整理了元符庚辰年到建炎己酉年三十年间的事迹,请求让他把已经写好的材料送来史馆。”皇上都准奏了。其实,汪藻之前奉旨搜集资料已经很充分了,但还没开始正式修撰,我却把这事接了过来,自己全权负责。

我曾经向皇上建议,效仿唐太宗的做法,把各地刺史和县令的名字写在屏风上,说:“千里封疆能找到一位好官,那千里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百里之地能找到一位好官,那百里百姓就能欣欣向荣。地方官吏个个贤能,那治国安邦的大功就完成了。如果能效仿唐太宗的做法,把这些好官的名字详细地列在屏风上,让皇上时刻铭记在心,那么人人都会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在翰林院待了五年,起草了数百道诏书,文字简洁明了,不阿谀奉承,也不怨天尤人,非常符合代言人的规范。

好家伙,这位崇礼先生,先是被任命为宝文阁直学士,然后又当上了绍兴府知府。那会儿金兵入侵,扬州、楚州那边乱成一锅粥,皇帝都亲自披挂上阵,跑到吴越一带去了。崇礼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觉得浙江东部这块地方,对朝廷来说就像胳膊肘底下一样重要,防御工作马虎不得,于是就赶紧给朝廷写了密奏,请求放手去干。

接下来,他加紧修缮城墙,操练军队,拿出钱粮犒劳将士,还准备船只舰队来封锁海路。那段时间,他真是日夜操劳,几乎没怎么吃好睡好。到了春天,皇帝回朝了,浙江七州一切安好,根本没受到战乱的影响,这都得感谢崇礼的努力啊!一年后,崇礼上交了官印,回老家台州养老去了。他去世的时候六十岁,朝廷追赠他左朝议大夫的官衔。

崇礼年轻的时候,长得帅,头发又多,还特别聪明。但他为人处世挺圆滑的,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人。他生活简朴,没什么欲望,就喜欢钻研诗词歌赋,对音乐也很精通。酒喝多了,就慷慨激昂地唱歌,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总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不过他中年才考中进士,之前一直没啥大成就。从一个小小的县主簿,一路升迁到重要的职位,这升迁速度,真是让人羡慕啊!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秦桧下台的时候,崇礼还写文章痛斥秦桧的罪行,一点都没隐瞒。秦桧对此恨之入骨。后来秦桧又当了宰相,就偷偷下令去台州崇礼家搜他的文章,想在皇帝面前告他的状。结果崇礼这时候已经去世了,他家人害怕,不敢把这事儿说出来,其他的官员也不敢为他说话。楼钥曾经评价崇礼的文章,说他的文风浑然天成,一旦处理公务,就能清晰明了地表达上意,即使是粗鲁的武将也能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建炎和绍兴年间,朝廷网罗了很多人才,安排他们到各个岗位上工作,像卫肤敏以下那七个人,他们对时政发表意见,指出朝廷的不足之处,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才。更别说像止、宁兄弟那样忠诚正直的人,还有交修、崇礼这样的文人,他们都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