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字复古,祖上是赵郡人,后来搬到幽州。他曾祖父李在钦,为了躲避五代十国的乱世,又搬到了濮州。李迪为人深沉厚重,很有领导才能。有一次,他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见柳开,柳开非常惊讶地说:“这是个能辅佐君主的材料啊!”

他考中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将作监丞,后来又历任徐州、兖州的通判。之后,他被调任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担任三司盐铁判官。东封泰山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兖州通判,因为处理开封府进士考试失误的事处理不当,被贬到海州做监税官。后来,他被提升为右司谏,然后被任命为郓州知州,奉诏负责审查京城的刑狱案件,之后又升任起居舍人,还被派去安抚江淮地区。他官至尚书吏部员外郎,并担任三司盐铁副使,最后被提升为知制诰。

真宗皇帝到亳州,李迪被任命为留守判官,后来又做了亳州知州。当时,有很多逃兵到处抢劫城镇,官府派兵去抓,但很久都没抓到。李迪到了之后,立刻撤回了所有出动的军队,暗中调查了解盗贼的藏身之处,然后挑选精兵强将,一举擒获了盗贼,并将他们斩首示众。他回朝后,正赶上唃厮啰叛乱,皇帝担心关中地区的安全,便召见李迪在长春殿,并提拔他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永兴军知军。永兴军城里有很多不务正业的年轻人,经常犯法,李迪奏请朝廷将其中罪大恶极的犯人押送到京城。之后,他又被调任陕西都转运使,最后回到朝廷,担任翰林学士。

有一天李迪回家休沐,突然接到圣旨,要他到内东门觐见。皇帝拿出三司使马元方上报的国家财政收支数字给李迪看。当时正值连年蝗灾旱灾,皇帝问李迪该如何解决,李迪建议动用内藏库的钱财来救济国家,这样就可以减轻赋税,百姓就不会太辛苦了。皇帝说:“我想用李士衡代替马元方,等他来了,我打算拿出几百万金帛借给三司。”李迪说:“天子拥有天下财富,没有内外之分,不如直接下诏赐给三司,以示恩德,何必说是借呢?”皇帝很高兴。李迪又说:“陛下东封泰山的时候,曾下令沿途不要砍伐树木修路,即使是驿站或州府做行宫,也只是稍微修缮一下而已。可是到了汾州、亳州,土木工程的规模却比那时大了数百倍。如今发生蝗灾旱灾,大概就是上天警示陛下吧!”皇帝对此深以为然。

那天,皇帝又召见他到龙图阁,让他起草诏书。皇帝慢慢地对他说:“曹玮在秦州,多次请求增兵,还没来得及派兵过去,他就辞去了州事,这分明是胆怯啊。谁能代替曹玮呢?”

他回答说:“曹玮知道唃厮啰要来入侵,并且已经窥探关中地区,所以请求增兵以作防备,这并不是胆怯。而且曹玮很有谋略,其他将领都比不上他,怎么能轻易替换他呢?陛下您再次派兵,岂不是像玉皇大帝下圣旨一样,非要让军队从宜秋门出去打仗吗?现在关右的兵力很多,可以分兵支援曹玮。”

皇帝于是问关右有多少兵力,他回答说:“我以前在陕西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本子记着兵力和粮草的调拨数量,现在还放在我的佩囊里呢。”皇帝让他自己拿出来看看,还让黄门拿来纸笔,让他详细写个奏疏,说明哪个地方应该留下多少兵力,其余的都派去塞下。皇帝感慨地说:“这真是像当年颇、牧两位贤臣在宫中辅佐一样啊!”

没过多久,唃厮啰果然入侵边境。秦州刚刚派兵出征,皇帝又召见他问道:“曹玮这次作战能胜吗?”他回答说:“一定能胜。”过了几天,战报送来了,曹玮在三都谷与敌人作战,果然大获全胜。皇帝问他:“你怎么知道曹玮一定能胜?”

他回答说:“唃厮啰的军队路途遥远,他们派来的探子故意声称会在某一天攻下秦州吃庆功宴,以此激怒曹玮。曹玮却命令军队不动,坐等敌人到来,从而做到以逸待劳。我根据这个判断他一定会胜利。”皇帝更加器重他,从此以后就想重用他了。

一开始,章献皇后要立为皇后的时候,丁谓多次上奏劝谏,说章献皇后出身寒微,不适合当母仪天下的皇后。章献皇后心里一直记恨着这件事。到了天禧年间,丁谓升任给事中,后来又当上了参知政事。

周怀政被杀的时候,皇帝非常生气,想要追究太子的责任,朝中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丁谓不慌不忙地奏道:“陛下您有那么多个儿子,干嘛非要这么做呢?”皇帝这才醒悟过来,于是只诛杀了周怀政等人。仁宗当了太子后,丁谓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但他推辞说太宗时期并没有设立保傅的职位,最后只接受了太子宾客的职位,朝廷下令让太子像对待老师一样尊重他。之后,丁谓又升任礼部侍郎。

寇准被罢免后,皇帝想让丁谓当宰相,丁谓坚决推辞。有一天,丁谓在滋福殿面见皇帝,过了一会儿,太子出来拜见皇帝,说:“陛下您用宾客来当宰相,我特来感谢您。”皇帝转头对丁谓说:“你还想推辞吗?”于是,丁谓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集贤殿大学士。

一开始,真宗皇帝身体不舒服,寇准建议让太子负责处理国家大事,丁谓也同意了这个主意。但是丁谓后来觉得不妥,说:“要是皇帝马上就好了,朝廷又该怎么办呢?”丁谓反驳道:“太子监国,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两个人为此争论不休。最后,太子在资善堂处理日常政务,其他的事情都听皇帝的旨意。后来寇准被贬官了,丁谓就开始专权,甚至连任命官员都不告诉皇帝。

丁谓越来越嚣张跋扈,这可把丁谓气坏了,他跟同事们抱怨说:“我从一个老百姓做到宰相,也算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死了也无憾,怎么可能为了自保而依附权贵呢!”从那以后,他和丁谓的关系就彻底闹僵了。当时朝廷议论纷纷,都说要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升官,并且兼任东宫的官职。丁谓觉得这不行,他还想把林特提拔为枢密副使,同时把丁谓调到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的职位。按照惯例,宰相是不能兼任左丞的。

后来,皇帝在长春殿,把任命兼任东宫官职的诏书拿出来放在榻前,对大臣们说:“这是你们兼任东宫官职的诏书。”丁谓站出来说:“东宫的官员不应该增加,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命。宰相丁谓欺骗皇上,滥用权力,偏袒林特、钱惟演,打压寇准。林特的儿子杀人,却不了了之;寇准无罪却被罢免;钱惟演的亲戚都参与到朝政中;曹利用、冯拯互相结党营私。我希望我和丁谓一起被罢官,交给御史台查办!”皇帝一听这话,勃然大怒,没同意他的请求,把他贬到户部侍郎的职位。丁谓又去见皇帝,皇帝口头下令让他回中书省继续工作,然后把丁谓外放,让他去郓州做知州。

宋仁宗刚登基,太后临朝听政,把范仲淹贬到雷州去了,说是他结党营私,瞎搞。还把他贬到衡州当个团练副使,级别低得很。有人劝范仲淹说:“要是你被贬死了,那些读书人会怎么评价你啊?”范仲淹说:“以后那些学生写史书,顶多就说‘天下人都很惋惜他’而已。” 没想到后来他官复原职,先当了秘书监,然后是舒州知州,接着又当了江宁府、兖州、青州的知州,最后又当上了兵部侍郎和河南府知府。

后来他回京,当时太后还垂帘听政呢,太后就对范仲淹说:“你以前不是不愿意我干预朝政吗?现在看来,我这么做是对的。你看,我把皇帝养到这么大,你感觉怎么样?”范仲淹回答说:“我感激先帝的厚恩,今天看到天子英明圣智,臣却没想到皇太后的功德竟然如此之大。”太后听了也很高兴,就让他当了尚书左丞兼河阳知府,后来又升了工部尚书。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城,当了资政殿学士,主管尚书省的事务。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这可是宰相啊!

景祐年间,范讽出了事,范仲淹因为和范讽有亲戚关系,也被牵连,被罢官,先当了刑部尚书,然后是亳州知州,接着又调到相州。后来他又当了资政殿大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留在京城。范仲淹一向看不惯吕夷简,于是上奏弹劾吕夷简私下结交荆王元俨,还曾经帮一个叫惠清的和尚谋了个官职。吕夷简当然要为自己辩解,皇帝下令调查,结果发现这事儿确实是范仲淹在中书省任职时办的,吕夷简因为当时在斋祠,没参与这事儿。 范仲淹因此被降职为太常卿,然后去密州当知州。后来他又当了刑部尚书和徐州知州。 范仲淹上奏说他管辖的地区邻近兖州,想趁着祭祀泰山的时候,顺便向上天祈求丰收,也为皇子祈祷。仁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大臣应该为百姓排忧解难,祈祷这种事不适合范仲淹去做,别让他去了。” 过了很久,范仲淹才又当了户部尚书和兖州知州,最后又当上了资政殿大学士。

元昊带兵攻打延州,当时朝廷军事松懈很久了,很多守将都找各种借口躲避战事。 迪愿主动请缨守卫边疆,皇上没同意,但非常欣赏他的这份忠勇之心。后来皇上任命他为彰信军节度使、天雄军节度使,又把他调到青州。一年多后,他才回到自己的驻地。 后来他请求退休,被授予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后就回濮州老家了。 他儿子柬之后来当上了侍御史知杂事,把迪愿接到京城来。皇上多次派人慰问,还想要召见他,但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迪愿去世时,七十七岁。皇上追赠他司空、侍中的官职,谥号为“文定”。 皇上亲自题写了他的墓碑,碑名为“遗直之碑”,并且把迪愿墓地所在的邓侯乡改名为遗直乡。他的儿子有柬之、肃之、承之、及之,孙子有孝寿、孝基、孝称。

柬之,字公明,对朝廷典故非常了解。他写文章上奏朝廷,被召来考试,被赐予进士出身,后来担任馆阁校勘、宣化军使。 他发现当地有一条废弃的河道,官府向过路的人收取过路费,叫做“干渡钱”,柬之就上奏朝廷把这笔税费给取消了。 之后,他又升任集贤院直学士、吏部南曹判官、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先后担任邢州、汉州、庐州、凤翔府知府,京东、陕西转运使,最后升任侍御史知杂事。

柬之从小就得到寇准的赏识,等到他官至侍御史知杂事时,就为寇准的功劳进行辩护。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很感动,立刻下令为他父亲立碑,碑名为“旌忠”。 柬之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后又加封龙图阁直学士。 他上奏说朝廷的荫补制度过于宽松,于是皇上下令整顿,从中央二府以下,三年内减少一千名荫补官员。 后来他又担任荆南、河阳、澶州知府,改任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英宗皇帝登基后,富弼推荐了韩绛的学识和品德,让他恢复原来的官职,还兼任侍读。皇帝还慰劳他说:“你通晓政事,又熟悉朝中老臣们的想法,正需要你帮助我弥补不足之处,你的作用可不仅仅在于经学啊!” 皇帝当时想整顿宫廷机构,韩绛劝谏说:“陛下,您是长子,从藩王中继承皇位,大家都在观望,希望您能多加包容。” 一次,皇帝赏赐颍王生日礼物,按照惯例,颍王谢恩后就退下了。皇帝特意嘱咐颍王留下韩绛一起吃饭,希望他能和韩绛轻松地聊聊天。颍王继位后不久,韩绛就请求退休,从工部尚书升任太子少保后就告老还乡了。以前没有在宫门辞官的仪式,皇帝破例在延和殿接见他,让他坐在上座,还在资善堂设宴款待,还派使者告诉他:“因为先帝梓宫还在停放,朕不能作诗。” 然后命令讲读官们都作诗,以此慰劳韩绛,恩典非常丰厚,皇帝还特地命令王珪记录此事。韩绛离开京城后,就戴着便帽,穿着白衣去见客人。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少师。熙宁六年,韩绛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李受,字益之,是长沙浏阳人。他在治平年间做官,做到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他多次因为年老请求退休,但皇帝都不准。神宗皇帝即位后,又把他提升为给事中、龙图阁直学士。李受再次上奏说:“我在先帝时,就已经七十岁了,不敢贪图俸禄安享晚年。现在又过了几年,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了,希望陛下能够体谅。”于是,皇帝就让他以刑部侍郎的职位退休,还设宴款待他,并作诗赐给他,还写了序文,待遇和韩绛一样。两人退休时间相隔数月,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二李”。李受去世时八十岁,追赠工部尚书。

韩肃,字公仪,是韩琦的弟子。凭借韩琦的荫庇,他担任大名府军资库的监官。黄河泛滥,府里下令修缮冠氏堤坝,工程顺利完成,没有扰民,百姓都很高兴,请求他当他们的父母官。当地盗贼很多,经常出来害人。韩肃命令家家户户都备置一面鼓,一旦发现盗贼,就立即击鼓,远近都能听到,盗贼因此减少了很多。后来他担任御河的催纲官。横陇决堤,朝廷派使者命令他保护金堤,整整一年都没有发生水患。

我被任命为澶州通判。契丹使者路过我们州,结果发现城墙破破烂烂的,我赶紧跟州守说:“咱们澶州可是景德年间打败敌人的地方,应该显示出咱们强大的国力,现在城防这么糟糕,这成什么样子啊?” 于是,我赶紧组织人力修建城墙和房屋,一共修了一千多处。后来,皇帝身边的大官来视察,看到修建一新的城池,非常惊讶和赞赏,还把这事儿报告给了皇帝。

之后,我升职了,先是被任命为德州知州,然后又负责开封府辖区内县镇的管理,还管着夔州路和湖南的刑狱案件。南方侬、蛮族在岭南作乱,我亲自带兵去平叛,正赶上蒋偕战败,我立刻率兵追击到临贺,把贼寇赶跑了。狄青和孙沔都向朝廷推荐我,我又被调到湖北做转运使。后来辰阳的彭仕羲叛乱,我平定了叛乱,但因为一些小错误,反而被降职到齐州做知州。之后我又升迁,先后担任了江东、两浙、河北的转运使,还做过进度支副使和江淮发运使。

神宗皇帝刚登基的时候,西夏的谅祚攻打大顺城。我进宫向皇帝汇报情况,皇帝问我关于西夏的情况,我回答得让皇帝很满意。然后我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知庆州;过了几天,我又被调到瀛州。那段时间,大雨地震,官府和百姓的房屋都倒塌了。我冒着大雨,在泥泞中奔走,组织搭建草棚来存放被雨淋湿的粮食,又盖起简易房屋安置百姓,还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严厉打击盗窃,一切依军法处置。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还派人来慰问并赏赐了我。之后,我升任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后来又出任定州知州。回到朝廷后,我被任命为三司使,之后又出任永兴军、青州、齐州知州。元丰二年,我又回到开封府做知府,后来又升任枢密都承旨,并加封龙图阁直学士,知郓州。元丰四年,我被任命为提举太极观。最后,我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去世了。

我为人正直,母亲去世后,我在墓前守孝三年,没有进城。我的弟弟从小父母双亡,是我把他养大成人,并教导他为人处世,后来他也成为朝廷的侍从官员。皇帝称赞我们一家忠孝两全。

这位叫奉世,字承之的人,性格严肃认真,很有忠义。他哥哥奉柬做官,他却拒绝了哥哥的帮助,自己通过考试当上了进士,被调到明州做司法参军。明州的郡守胡作非为,不遵守法令,大家都不敢得罪他,只有承之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和他据理力争。郡守生气地说:“你个小官吏,竟敢这样对我?”承之回答说:“如果事情刚开始,您自己做主就算了,但既然已经移交到下级官吏手里,就应该按照法律办事了!”郡守被他的话吓住了。

有一次,承之提出了免除徭役的建议,王安石看到后非常赞赏他。熙宁年间初期,他被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有机会被皇帝召见。宋神宗对执政大臣说:“承之对制置司事务的了解非常详细,其他人根本比不上他!”于是,承之升了官。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对他说:“自从我即位以来,很少轻易给别人升官,现在提升你,是特别的恩典啊!”

后来,承之担任中书刑房检正,又去淮浙地区考察常平仓、农田水利和徭役事务,回来后上奏了二十篇关于徭役的奏章,被加封为集贤校理。他还去陕西考察,当时很多州县官员玩忽职守,违规收取额外赋税。承之说:“难道这是朝廷的意思吗?”于是他把这些多收的赋税都给裁减了。之后,他升任集贤殿修撰,又升任宝文阁待制,还做过同群牧使、纠察在京刑狱兼枢密都承旨,后来出任延州知州,又回朝担任权三司使。

蔡确在相州审理案件时,牵连了很多朝中官员,大家都吓得自觉认罪。承之向皇帝说明了蔡确行为的险恶和不正当之处,皇帝这才明白过来,赶紧下令彻查此事。承之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他请求辞去这个职位,想把这个官职让给他的哥哥肃之,说:“我从小就受哥哥的照顾,而且哥哥已经做了十年待制了。”皇帝说:“你兄弟俩孝顺友爱,足以激励社会风气。肃之也应该升官。”于是同时任命了他们兄弟俩。

曾经有商人走私北珠,却卖给了公主,三司很久都不敢处理这件事。承之说:“朝廷的法律法规,难道要害怕公主吗?”他立刻追查此事。皇帝听说后说:“官吏就应该这样!”承之升任枢密直学士。后来,因为补任官员的事处理不当,被降职为待制,出任汝州知州。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之后被召回朝任给事中、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再次担任枢密直学士,出任青州知州。他先后在应天府、河阳、陈州、郓州、扬州等地做官,最终在扬州去世。

李及之,是李迪的孙子。他靠祖荫考中了官,当上了安肃军的通判。宋康定年间,西夏入侵边境,契丹也出兵骚扰边塞,边境告急,气氛紧张。李及之说:“契丹和西夏是舅甥关系,契丹出兵只是为了安抚西夏,并且故意摆出强大的姿态来迷惑我们,他们肯定不会撕毁盟约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结果,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后来,他调任河南府通判。有个逃兵叫张海,他带着人依山为寨,明目张胆地在城里抢劫。李及之亲自带队抓捕,他只身一人骑马去见张海,劝他投降,保证会向朝廷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张海被李及之感动,放下武器投降。李及之奏报朝廷后,大军包围了张海的队伍,全部将其抓获。之后,李及之担任信州知州。灵鹫山上的和尚犯法的人很多,李及之严厉查处他们的违法行为,流放了几十个人,然后主动向朝廷请罪。朝廷赞赏他的行为,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后来,他升任刑部判官。他曾经整理编写了对治国有益的唐朝历史,写成了《君臣龟鉴》八十卷。王尧臣把这本书献给朝廷,还上表称赞他的学识和品德,韩琦也推荐他担任馆职。朝廷召见他考试,任命他为直秘阁,后来又担任开封府判官、泾州、晋州、陕州知州。

李及之做官认真负责,到哪里都能胜任。他以太中大夫的官职退休,后来又升任正议大夫。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五岁。

他的儿子有李孝基、李孝寿、李孝称。

李孝基,字伯始。他高中进士,在金殿唱名的时候,宋仁宗看到他,问侍臣:“这是李迪的孙子吗?他们家真是人才辈出啊,真了不起!”晏殊、富弼都推荐他担任馆阁的官职,想见见他。李孝基说:“名利地位能私下拜访吗?”最终没有去拜访他们。

他先后担任汝阴县令、雍丘县令、阆州通判、舒州通判、随州知州。虽然他处理的事务很多,但他处理事情迅速果断,从不拖延,也不枉法徇私。每天中午之前,他的公务就能处理完毕。有人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没什么诀窍,就是办事效率高而已。”阆州的江水冲刷城墙,差点把城墙冲垮,很多官吏都躲避不及,李孝基却带领属下疏通水道,把水引到旁边的山谷里,保住了城池。舒州有个官吏收受贿赂,枉法裁判,把一个平民判了死罪,李孝基三天之内查清了真相,处罚了那个官吏。因为要侍奉父母,李孝基请求担任崇福宫监官,后来又担任西京国子监判官。他在闲职上待了十年,官至光禄卿,和他父亲李柬之一起退休,那时他才五十岁,士大夫们都很赞赏他,把他比作汉代的二疏。

孝基这个人性格平和淡泊,很会养生,平时生活轻松自在。他弟弟孝称进宫朝见皇帝,皇帝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感叹说:“他的生活水平比常人高出太多了!”十一年后,孝基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孝寿,字景山,做过开封府户曹参军。元符年间,吕嘉问担任开封知府,受到章惇、蔡卞的指使,故意刁难上书的人,就让孝寿代理司录事,来办这些上书人的案子。徽宗皇帝即位后,吕嘉问之前已经得罪了皇帝,孝寿也因此被降职。后来蔡京当政,又提拔孝寿做了开封府推官,之后升迁到大理寺卿、太仆卿,最后升任显谟阁待制,还当上了开封府尹。

之前,开封府里有个无赖子弟,自己砍断胳膊,装作残疾,欺压良民,一点也不害怕。孝寿把这个无赖彻底查出来,发配到别的州郡,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孝寿升任直学士,又外放出任兴仁府、开德府知府。后来蔡京在苏州查办章綖的案子,又把孝寿调回开封,让他去苏州协助调查。孝寿到了苏州后,彻底查办了章綖铸造伪币的案子,抓捕关押了一千多人。正值冬天,审讯非常残酷,很多犯人手指脱落,脚趾断掉,数不清有多少人被折磨致死,尸体就扔在城墙外面。日夜审讯,蔡京还觉得太慢,又把他叫了回来。后来,章綖兄弟最终因为这件事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和流放。之后,孝寿又担任了虢州、兖州知州。因为在兴仁府任职期间,和巡检一起射箭玩耍时,误杀了狂人张立,所以被罢官。没过多久,他又被起用,担任了苏州知府。

政和年间,孝寿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后来又被调回开封做府尹。奉宸库的吏员吕寿偷盗金银,被关进监狱后逃跑了。孝寿把看守监狱的士兵全部抓起来,说他们故意放走犯人,那些没尽到责任的官员和没有及时追捕的官员,也被治罪。一共四十多个配隶人员,孝寿暗中贿赂行刑的官员,让他们加重刑罚,结果有六七个人在刑场上被打死。皇帝听说后,下令释放其余的人。谏议大夫毛注上奏弹劾孝寿残忍暴虐,请求皇帝处罚他,但皇帝没有理会。孝寿竟然还上表向皇帝祝贺监狱空无一人。

孝寿这个人虽然死了,但还是有很多值得说的事儿。曾经有个举人被自己的仆人欺负了,气得不行,准备写状子告到府衙去。同宿舍的同学劝了他很久,他才消了气。 后来,他开玩笑地拿过状纸,模仿孝寿的笔迹写了个判决:“不予受理,杖责二十。” 第二天,仆人拿着这个“判决”去府衙告他的主人假冒官府私自用刑。孝寿正好追上来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孝寿爽快地说:“这个判决正合我意!”然后就按照“判决”上的说法,把仆人打了二十大板,并且向举人道歉。当时京城里几千个仆人,没有一个敢再放肆的,大家都拿这事儿来夸赞孝寿。第二年,因为生病,孝寿辞官,做了龙图阁学士、提举醴泉观。死后,追赠正奉大夫。

孝称,字彦闻,靠荫封做了官。他父亲得到郊祀的恩典,可以被封爵。但当时官府的规定限制了他的父亲的爵位,孝称就说,这恐怕不是朝廷推恩优待老人的本意吧。皇上听了之后,特批了,还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旨意。

崇宁年间,孝称担任湖北、京西的常平官,以及京西南路的刑狱提点。当时蔡京的亲家宋乔年做京畿转运使,有个囚犯逃跑了,后来被抓住了。孝称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宋乔年因此受到了赏赐,孝称也因为这件事被提拔为工部员外郎。不到一个月,他又升任大理少卿。他连续上奏说监狱里空空如也,于是升任大理卿,还多次升官加薪,后来又当了工部、户部两个侍郎,最后做了开封府尹。

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上书,告发蔡京不利于国家。杭州知府蔡薿把陈正汇押解到京城,并且把陈瓘也抓了起来。孝称想逼迫陈瓘作证指证他儿子,但陈瓘不肯。等到案子审理完毕,陈正汇被流放到海岛。蔡京因此更加感激孝称,于是把他提拔为刑部尚书,还让他的哥哥孝寿接替他做开封府尹。孝称请求让自己排在哥哥后面,但是没被允许,为了避嫌,他就调到工部去了。死后,追赠光禄大夫。

王曾,字孝先,是青州益都人。他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宗元抚养长大,师从乡里人张震学习,擅长写作。咸平年间,他乡试、礼部考试、殿试都考了第一名。杨亿看到他的赋,赞叹道:“这是辅佐帝王的奇才啊!”他先做了将作监丞,后来又做了济州通判。从济州调回京城后,本来应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但是宰相寇准很欣赏他,特意让他在政事堂考试,于是他被授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的职务。

宋景德年间,开始跟契丹通好,每年都派使者送信,自称南朝,把契丹称为北朝。曾公说:“就顺着他们的国号叫就行了。”使者已经派出去,结果也没能改过来。后来曾公升迁为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

那时候祥瑞不断出现,曾公曾经上朝面圣,皇帝跟他谈起这些祥瑞。曾公奏道:“这些都是国家太平盛世带来的好兆头,但是我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万一将来出现什么灾害,也能免除外界的议论。”等到皇帝接受了符命,大兴土木建造玉清昭应宫,朝中无人敢说话,曾公就上奏陈述了五种危害来劝谏。以前大理寺卿都是由郎中官来担任,皇帝想恢复这个做法,就特意任命了曾公。皇帝还对曾公说:“大理寺掌管刑狱,责任重大啊,现在委屈你了。”曾公叩头谢恩。皇帝还赏赐了他三十万钱,并且允许他自行选择僚属,还为此专门下令规定。之后曾公又升迁为翰林学士。

皇帝曾经在承明殿夜里坐着,召见曾公很久,曾公告退后,皇帝派内侍传话:“刚才我很想念你,所以没来得及穿朝服就见你,你不要觉得我怠慢了你。”可见皇帝对曾公的尊重和礼遇。

曾公后来担任审刑院官员。以前违反制度而没有理由的过失,通常都要判处两年徒刑,曾公请求必须有皇帝的旨意才能定罪。后来真的有人犯了错,曾公就按照没有理由的过失来判罪。皇帝说:“照你这么说,以后岂不是再也没有违反制度的人了?”曾公回答说:“天下这么大,难道人人都能完全了解制度条文吗?如果像陛下所说,那也就不会再有人犯错了。”皇帝这才明白过来,最终采纳了曾公的意见。曾公再次升迁为尚书主客郎中。之后又担任审官院官员、通进银台司官员、勾当三班院官员,最终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参知政事。

那时候,宫里的差事都让那些辅臣去办。王钦若正拿着祥瑞之兆,曲解皇帝的意思,又暗地里想排挤异己,曾公正好要去会灵观,于是就借此机会推荐了王钦若。皇帝这才开始怀疑曾公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等到王钦若当了宰相,曾公正好去买贺皇后家以前的老宅子,贺家还没搬走,曾公就让人把土搬到人家门外,贺家就到宫里告状了。第二天,皇帝把这事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就罢免了曾公的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的职务,让他去应天府当知府。

天禧年间,民间谣传有妖怪,像飞帽似的,晚上出来袭击人,从京城到南方,大家都害怕。曾公就命令晚上打开里门的门禁,谁敢乱说话就抓起来,结果一点妖魔鬼怪都没有。后来曾公被调到天雄军,又重新当了参知政事,升迁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真宗皇帝病重的时候,皇后在宫中处理政事,太子虽然在资善堂听政,但事情都由皇后做主,朝野上下都很担心。钱惟演是皇后的亲戚,曾公私下里对钱惟演说:“太子年纪还小,没有宫里的人帮忙不行。多给太子一些恩宠,太子就安稳了;太子安稳了,刘氏皇族才能安稳。”钱惟演觉得有道理,就向皇后禀报了。皇帝驾崩后,曾公奉命进宫起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丁谓进宫后,把“权”字给去掉了。曾公说:“皇帝年纪还小,太后临朝听政,这已经是国家不祥的征兆了。写上‘权’字,好歹也能给太后一些面子。再说修改诏书是有规定的,你擅自改动,是想搞乱国家吗?”丁谓这才不敢删掉。仁宗皇帝登基后,曾公升任礼部尚书。

群臣商议太后临朝的礼仪,曾公建议按照东汉的旧例,太后坐在皇帝右边,垂帘听政。丁谓却想让皇帝每月朔望日接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小事则让内侍押班雷允恭传达圣旨,用画图的方式下达命令。曾公说:“太后和皇帝分处两宫,政权却掌握在宦官手里,这是要出大乱子的征兆啊!”丁谓不听。后来雷允恭被处死,丁谓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此以后,太后和皇帝一起垂帘听政,辅臣奏事就按照曾公的建议那样进行。

一开始曾公因为一些事情受了点挫折,他跟中书令任中正说:“我被先帝托付重任,就算有罪,也请按照律法来衡量我的功过。”曾公还曾经说过:“我因为不忠而得罪了宗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时候真宗皇帝刚去世,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曾公却神色严肃地独自站立,朝廷非常倚重他。皇上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时兼任原来的官职,还加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会灵观使。王钦若去世后,曾公又担任了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时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曾公认为新皇帝登基,应该亲近儒学大师,于是他推荐孙奭、冯元到崇政殿给皇帝讲学。

天圣四年夏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有人传言汴河决堤,洪水马上就要来了,京城百姓都很害怕,想要逃往东边。皇帝问曾公怎么办,曾公说:“河决的奏报还没到,这只是民间谣言而已,不用担心。”结果后来果然没事。陕西的转运使设立了醋务,想以此来收取税利,还请求推广到全国,曾公请求皇上取消这个政策。

曾公为人严谨认真,每次进宫面见皇帝,都会直言利害,他的话总是精辟而符合实际情况;他提拔了很多人才,尤其痛恨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皇帝曾经问曾公:“那些大臣们向我奏事,大多是为了谋求升官。”曾公回答说:“只有陛下您抑制那些争先恐后的人,提拔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才能让那些难于升迁,易于退隐的人出现啊。”曹利用嫉妒曾公的才能超过自己,心里一直很不高兴,《利用传》里记载了这件事。后来曹利用因为犯了事,太后非常生气,曾公为他求情。太后说:“你以前说过曹利用专横跋扈,现在怎么又为他求情呢?”曾公回答说:“曹利用一向倚仗皇恩,所以我以前总是用道理来劝诫他。现在他犯了大罪,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太后听了之后,怒气稍减,最终对曹利用从轻处罚。

一开始啊,太后要册封,打算去大安殿,曾公觉得不太合适,就劝阻了。后来长宁节给太后祝寿,也只是在张便殿一起过。太后娘家亲戚稍微有点来往,曾公都多加限制,太后心里有点不高兴。碰巧玉清昭应宫失火了,他就出任青州知州去了。

后来又当了彰信军节度使,还兼任天雄军节度使。契丹使者来来往往,曾公都让他们收敛队伍再过去,谁也不敢造次。老百姓很喜欢他的政绩,还给他画了像,建了生祠。之后又升任天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他当上了枢密使。第二年,又升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还被封为沂国公。

曾公提拔或者贬低官员,从来没人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范仲淹曾经问他:“提拔优秀人才,是宰相的责任啊,您这么优秀,却偏偏少了这一项。”曾公说:“当官的,好处都想归自己,坏处都想推给别人。”范仲淹听了,心服口服。一开始,吕夷简当参知政事,对曾公非常恭敬,曾公还大力推荐他当宰相。等吕夷简官位比曾公高了,做了很久官,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曾公有点受不了,两人意见有时不一致,曾公就请求退休了。

仁宗皇帝怀疑地问曾公:“你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吗?”当时外面都在传秦州知州王继明贿赂吕夷简,曾公也提到了这件事。皇帝就问吕夷简,曾公和吕夷简就在皇帝面前辩论起来。曾公也承认自己有错,结果他和吕夷简都被罢免了,曾公被任命为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冬天,一颗大星坠落在曾公的卧室附近,左右的人都惊慌地告诉他。曾公说:“一个月后就知道结果了。”果然,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侍中,谥号文正。

曾公为人正直厚道,长得眉清目秀,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在朝廷里,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规矩,平时很少说笑,大家都不敢和他开玩笑,更不敢跟他提什么私事。他年轻的时候跟杨亿一起在皇帝身边当差,杨亿这个人很喜欢开玩笑,跟同事们都嘻嘻哈哈没个正形。但只要跟曾公说话,杨亿立马就正经起来,说:“我可不敢拿您开玩笑。”曾公生活非常节俭,有一次他一位故人的子孙从京城来拜别他,曾公留他吃饭。饭后,曾公送给他几卷纸,打开一看,都是别人书信的背面裁下来的废纸。

仁宗皇帝在皇祐年间,亲自题写碑文,立碑表彰曾公的品德,碑名叫“旌贤之碑”,后来还把曾公的老家改名叫旌贤乡。大臣们得到皇帝亲笔题写的碑文,是从曾公开始的。仁宗皇帝去世后入祀太庙,朝廷要选一些功臣配享,曾公被排在了第一位。曾公没有儿子,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曾縡。后来又把弟子曾融的儿子曾绎过继给他,曾绎后来官至尚书兵部郎中、秘阁校理,退休后去世。

曾融,字熙仲,一开始是靠曾公的推荐,做了将作监的主簿。后来考中祥符年的进士,一步步升迁,做到太常丞、同知礼院。他写了一些文章,被皇帝召见考试,之后进入集贤院工作。曾融曾经论述了自宋朝建立以来典礼制度的变迁,写成《礼阁新编》上呈朝廷,这本书被收藏在太常寺。

他还做过三司度支、盐铁判官。当时有人建议铸造大钱,要在京城发行。三司使程琳召集官员讨论这件事,曾融说:“现在军营有一半在城外,只在城里发行大钱,合适吗?” 这件事就搁置了。后来曾融又担任过同纠察刑狱、知河阳。他还收集整理五代史事,写成《唐余录》六十卷献给朝廷。之后升任直龙图阁,又一步步升迁到太常少卿、权判大理寺。他把审判案件中可以作为判例的轻重缓急都整理出来,分类排列,作为以后判案的依据。

曾融后来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尚书吏部郎中、知荆南。当时盗贼张海在襄阳、邓州一带烧杀抢掠,一直打到荆门。曾融查看了荆州的兵力,准备迎战,张海的军队听到消息后就逃跑了。之后曾融升任右谏议大夫、知陕州,后又调任河中府。后来他又担任三班院勾当,升任给事中,之后又担任尚书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兖州。但他没去赴任,改任刑部侍郎后退休。英宗皇帝即位后,曾融被提升为兵部侍郎,后来去世了。

他本名叫皞,字子融。后来元昊造反,他就用字作为名字了。他为人非常节俭,有一次街道上的士兵清理道路,侵占了他家店铺一点点地,他竟然亲自跑到开封府告状!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却非常严格,家规家法都立得很严厉。晚年信奉佛教,还跟僧人怀琏交往。

张知白,字用晦,是沧州清池人。他从小就刻苦学习,考中了进士,一步步升迁,最后当上了河阳节度判官。咸平年间,他上书朝廷,阐述当今最重要的政务,宋真宗很欣赏他,就召见他到舍人院考试,让他暂时代理右正言的职务。他还献上了《凤扆箴》这篇奏章,之后被外放为剑州知州。一年多后,他又被召回朝廷,在中书省考试,被授予直史馆的官职,皇帝还赏赐他五品官服,让他主管三司开拆司。

江南地区发生旱灾,他和李防分头去安抚灾民。回来后,他暂时代理京东转运使的职务。这时,周伯星出现,司天监奏报这是祥瑞,朝臣们都聚集在宫殿里庆祝。张知白认为,君主应该修德以顺应天意,而这星星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关联,于是他就上奏朝廷,陈述治理国家的重要策略。皇帝对宰相说:“张知白真是全心全意为朝廷着想啊!”后来,皇帝东巡泰山,张知白被升迁为右司谏。他又上奏说:“咸平年间,河湟地区战事未平,我曾经请求停止各郡国上报祥瑞。如今天下太平,祥瑞频现,我希望把《泰山诸瑞图》供奉在玉清昭应宫,副本则收藏在秘阁。”

陕西发生饥荒,朝廷派他去巡视赈灾。之后,他又担任了邓州知州。恰逢关中地区流民涌入邓州境内,张知白不仅打开官仓赈济灾民,还动员百姓捐献粮食救济灾民。后来,他被提升为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又升迁为尚书工部郎中,还出使契丹。张知白认为朝廷重用内臣,轻视外臣,他以此事为由,引用唐朝李峤的例子,建议调动台阁官员到地方任职,于是他就自请外放,但皇帝没有批准,于是就让他负责纠察京师的刑狱案件。他再次请求外放,最后被任命为青州知州。回到京城后,他又请求担任国子监祭酒。皇帝说:“张知白难道厌倦了处理政务吗?”宰相说:“张知白在内外任职多年,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张知白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拜为给事中,最后官至参知政事。

郊礼结束后,他升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当时同僚王曾升任给事中,官位还在他之上,知白心里很不平衡,多次上表辞官。王曾也极力请求把知白排在他之下,于是朝廷就加封知白为金紫光禄大夫,又让他担任给事中、判礼仪院。王曾辞职后,知白也辞去了他之前辞掉的官职。

那时候王钦若当宰相,知白和他的意见经常不合,于是知白就称病辞官,被贬为刑部侍郎、翰林读学士、知大名府。等到王钦若被外放到南京后,宰相丁谓本来就讨厌王钦若,就调知白去南京当留守,想让他去报复王钦若。可是知白到了南京后,反而对王钦若特别好。丁谓很生气,又把知白调到亳州,后来又调到兵部。

仁宗皇帝即位后,知白升任尚书右丞,然后又当了枢密副使,最后升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灵观使、集贤殿大学士。那会儿进士考试放榜,皇帝赐《中庸》一书,中书省呈上书本,皇帝就让知白宣读。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知白总是反复讲解。

知白当宰相的时候,非常谨慎,从不贪污受贿,一丝一毫的私心都没有。他总是以“盛满则溢”为戒,即使位高权重,生活也简朴得像个穷书生一样。可是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忧虑和害怕,日渐消瘦。有一天他在中书省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被人抬回家。皇帝亲自去探望,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没多久就去世了。朝廷为此取消了上巳节的宴会,追赠他太傅、中书令的官衔。礼官谢绛建议谥号为“文节”,御史王嘉言说:“知白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不畏强权,应该谥号为‘文正’。”王曾说:“‘文节’也是个很好的谥号啊。”于是最终没有改动。

白居易九岁的时候,他爹在邢州去世了,葬在了佛寺里。后来契丹人打到河北,很多寺庙都被毁了,他爹的墓地根本找不到在哪儿了。白居易考中进士后,就自己步行去找,最后在佛寺的地基上,他好像突然认出了地方。挖开一看,他爹的衣服被子都还能认出来,大家都感叹他孝顺啊!

有一次他路过陕州,碰到了当地主管行政的孙何,他们一起读了一块路边的古碑,碑文好几千字呢!读完之后,白居易竟然一点都没落下,记住了所有内容!宋仁宗天圣年间,契丹人搞了一次大阅兵,还扬言要打幽州,朝廷非常担心。皇帝问大臣们怎么办,大家都说:“赶紧准备粮食,训练军队,以防万一!” 白居易却说:“不对,契丹跟我们修好没多久,他们现在这么做,是想试探一下新朝廷的实力,看看我们的反应,咱们可不能自己先挑起事端啊!如果实在不放心,不如趁现在黄河决堤的机会,以防洪的名义派兵过去,他们肯定想不到。” 没过多久,契丹人果然就撤兵了。白居易没有儿子,就让哥哥的儿子子思继承香火,子思后来当上了尚书工部侍郎,然后退休了。

杜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父亲杜遂良,当过尚书度支员外郎。杜衍从小就刻苦学习,非常努力,尤其重视学习。他考中了进士第一名,先是被任命为扬州观察推官,后来又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县令。 上级官员推荐了他,让他担任晋州通判。

皇上一下令要选拔好官,就提拔杜衍当了乾州知州。当时陈尧咨在陕西安抚地方,朝廷下令藩府要设宴款待他。陈尧咨到了乾州,听说杜衍是个贤能之才,就特别设宴款待了他,并且还把杜衍调到凤翔府,让他暂时代理知府。等杜衍卸任回京的时候,乾州和凤翔府的老百姓都在边界上拦着他,哭着喊着说:“您怎么能把我们这么好的太守夺走呢?”

后来,杜衍被任命为太常博士,负责提点河东路的刑狱案件。之后又升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他在潞州巡视的时候,为老百姓平反冤假错案,潞州知州王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辨狱记》。还有一次,高继升担任石州知州时,有人告发他与少数民族勾结谋反,把他抓起来关押,很久都没判决。杜衍为高继升辩护,证明他是被诬陷的,并且治了告发者的罪。宁化军有个守将审判犯人,判了死刑,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杜衍复核后纠正了这个判决,结果那个守将不服,上诉到朝廷。朝廷专门为此设立了审理案件的机构,最终证明犯人确实不该判死刑。

之后,杜衍被调到京西路,又调到扬州做知州。有关部门上奏说杜衍在辨别狱情方面很有本事,应该给予奖励,于是他被提升到刑部任职。章献太后派使者去淮南安抚,使者回来后,还没来得及汇报其他事情,太后就先问起杜衍的情况。使者就把杜衍的政绩一一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感叹道:“我早就听说过他了!”

后来,杜衍又担任了河东转运副使、陕西转运使。之后被朝廷召回,任命为三司户部副使,接着又升任天章阁待制、江陵府知府。还没等他上任,河北地区就缺军费了,朝廷就选他当了都转运使,之后又升迁为工部郎中。他做官期间,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却能保证军费的充足供应。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他请求外放,于是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负责天雄军政务。

一开始,范仲淹治理政务非常细致认真,他不用严刑峻法来督促官员,但是官员和百姓都很敬畏他一丝不苟的作风。宋仁宗皇帝特别召见他,让他担任御史中丞。范仲淹上奏说:“中书省、枢密院,古代都是国家的三大重要部门,是那些坐下来议论国家大事的部门。他们只是每天在朝堂上汇报,怎么能了解天下所有的事情呢?应该轮流召见他们,让他们在便殿坐着,充分地陈述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其他的事情,就不必劳烦陛下了。”他又谈到常平法的实施,说:“每年都有丰收和歉收,粮食价格也高低不一,政府应该用常平法来调节粮食价格,这样农民就能获得额外的收益了。现在那些大商人,趁着粮食便宜的时候大量收购,等到发生水旱灾害的时候,他们就囤积居奇,不出售粮食,等待价格飞涨,从中牟取暴利,从而让老百姓受苦。应该根据各州郡的远近、人口多少,严格执行赏罚制度,考核官员的政绩,保证粮食的出入畅通,增加或减少粮食储备要恰当合理。如果政府收购的粮食还没达到目标,就要禁止那些投机倒把的人;如果粮食收购完成并储存起来,就要查处那些以供应军队为名借粮不还的人。如果州郡缺少周转资金,我愿意拿出国库的钱来支援他们。否则,那些负责催促上缴粮食的官员,天天上门催讨,又有什么用呢?”

范仲淹还兼任吏部流内铨的判官。当时选拔官员的条例繁琐冗长,主考官无法全部看完,很多官员就收受贿赂,从中作梗。范仲淹上任后,立刻命令官员把铨法(选官制度)的条例拿来,问道:“这些条例齐全了吗?”官员回答:“齐全了。”范仲淹却亲自仔细阅读,弄清楚了所有条例的来龙去脉。第二天,他命令所有官员不准进入大堂,都坐在各自的办公位置处理公文,所有选官的事情都由他亲自决定,这样一来,官员们就无法再徇私舞弊了。几个月后,他的政绩传遍了京城。后来,他被调任审官院,他的办事风格和在吏部时一样雷厉风行。之后,他又升任工部侍郎、知永兴军。当时永兴军有个百姓白天丢了妻子,范仲淹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很快就抓到了杀人凶手,并挖出了被埋葬的尸体,还找到了凶手杀害的其他两个女人的尸体,秦州百姓都非常震惊。

后来,范仲淹被调到并州。西夏元昊叛乱,因为太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范仲淹被加封为龙图阁学士。

公元1009年,杜衍升职当上了刑部侍郎,又兼任永兴军知府。那时候正是打仗的时候,老百姓被征调得苦不堪言,有些官吏还趁机作奸犯科。杜衍想了个办法,他根据路程远近,调整了交纳赋税的期限,让老百姓可以逐步地完成任务。结果呢,比其他州府省钱一半还多! 后来朝廷把他召回,让他暂时代理开封府知府。那些达官贵人听说杜衍的名声,都不敢跟他提什么私事。之后,他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后来又升为枢密副使。

有一次,夏竦上书献上了攻守策略,宰相们想趁机出兵。杜衍说:“万一侥幸成功了,那也不是万全之策啊!” 他们为此争论了很久,杜衍请求辞职,皇上不准,还特地给他写了手诏鼓励他。后来,他被任命为河东宣抚使,又升任吏部侍郎、枢密使。皇上经常下达一些恩旨,杜衍觉得不妥当的,就坚决不执行,积攒下来的圣旨都有十多道了,他都一一呈报给皇上。谏官欧阳修曾经向皇上汇报说:“外面的人都听说杜衍把圣旨退回去了吗?凡是有求于皇上的人,因为杜衍说不行而作罢的,比他退回的圣旨还多!”

契丹和西夏在黄河边上打仗,参知政事范仲淹负责河东的安抚,想带兵过去帮忙。杜衍说:“两国正在交战,他们肯定不会来攻打我们,咱们的军队不能随便出动。”范仲淹跟皇上争论,还当面批评杜衍,说话非常激烈。其实范仲淹的父亲以前曾经受过杜衍的恩惠,杜衍却一点也不记恨他。 契丹的驸马刘三嘏因为犯了罪逃到宋朝来投奔,朝中大臣们想好好款待他,以此来套取契丹的秘密情报。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上问杜衍的意见,杜衍说:“咱们中国讲求诚信,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收留叛逃的人,那就不对了。再说,刘三嘏是契丹皇室的亲戚,他都为了保命逃跑了,这样的人还能指望他为咱们效力吗?收留他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他送回去!” 于是,刘三嘏就被送回去了。后来,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还兼任枢密使。

丁谓这个人啊,特别喜欢推荐有才能的人,但是对那些靠运气上位的小人,他可看不惯,所以得罪了不少人。他女婿苏舜钦,年轻的时候就文采出众,文章写得好,说话也比较直率,有时候会得罪一些达官贵人。后来苏舜钦在进奏院当差,按照以前的规矩,要祭祀神灵,然后用歌舞来招待宾客。当时有个叫王益柔的,是集贤校理,丁谓认识他。有人说王益柔曾经写过一首叫《傲歌》的诗,结果御史们都弹劾他,想借此来整丁谓。

谏官孙甫就说:“丁大人您这可是为了求更大的官职啊,您还是先把手下官员的事儿处理好吧!”丁谓知道孙甫奏报错了,就极力想解释清楚。可孙甫当时正奉命出使辽国呢,丁谓就压下了孙甫的奏章,孙甫心里可憋屈坏了。等丁谓后来被罢官了,孙甫就起草诏书,说丁谓结党营私。那会儿范仲淹和富弼两位大人想改革朝政,结果和当权派起了冲突。范仲淹和富弼被外放去当宣抚使后,一些人就抓住机会,攻击他们的缺点。皇上当时想罢免范仲淹和富弼的官职,只有丁谓在旁边帮着他们说话。其实丁谓平时说话做事,还真不是那种结党营私的人。后来,他被外放到了兖州当尚书左丞。

庆历七年,丁谓七十岁了,上表请求辞官还乡,皇上就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了。丁谓当宰相的时候,贾昌朝不喜欢他,有人说,以前那些宰相,只要上一道奏章就能得到皇帝的批准,然后以三少(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的身份退休,这都是不合规矩的,说这是贾昌朝在故意打压丁谓。到了皇祐元年,皇上破格提升他为太子太保,还召他去明堂参加祭祀活动,还下令应天府派人护送他回去,并在都亭驿给他准备了帐篷、桌椅和拐杖,可他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了。后来又晋升他为太子太傅,还赐给他儿子进士出身,最后又晋升他为太子太师。 知制诰王洙告假回应天府,皇上还下诏慰问他,并封他为祁国公。

杜衍这个人啊,一点私产都不积累。退休后,他在南方都城住了十年,房子又破又小,也就几十间房,但他住得挺自在的。出门带十来个人,穿的都是乌帽、粗布袍子、皮带。有人劝他穿道士的衣服,他说:“我老了,退休了,还能冒充高人吗?”他诗写得好,正楷、行书、草书都写得很有章法。他生病的时候,皇帝还派使者送药,还带着太医去看他,可惜没赶上,他八十岁就去世了。死后被追封为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他告诫儿子要努力忠孝,死后只用一个枕头、一张席子简葬,坟墓也小而低矮。他自己还写了遗疏,大概意思是:“不能因为国家太平就忽视边防,不能因为国家富裕就浪费钱财,应该早点立储君,安定人心。” 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私事。

说起来,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都是好宰相啊!这四个人,品德和作风都很相似。宋仁宗刚即位的时候,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权力很大,有点要专权的意思。李迪、王曾就正色劝谏,让那些宦官和近臣不敢有非分之想;仁宗的德行也一天天进步,章献太后也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古人说的“社稷之臣”,说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啊!张知白和杜衍,刚正清廉,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抑制那些投机取巧的行为,身上有着大臣应有的威严。宋朝的好宰相,真宗、仁宗时期是最多的,汉朝魏朝的宰相,还有唐朝的宋璟、杨绾,哪能跟他们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