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谊,字子宜,又叫宏父,是温州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后来官做到太常丞。皇上孝宗皇帝亲政时间长了,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大臣们只管奉旨办事,个个都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什么。徐谊就上谏说:“这样下去,皇上越来越英明,臣子越来越愚笨,陛下以后跟谁一起共享功名呢?” 后来讨论音乐制度的时候,徐谊回答说:“宫调乱了,就会导致国家荒废,君主骄横;商调乱了,就会导致政事败坏,官员腐败。” 孝宗皇帝一听,立刻变了脸色,说:“你真是个不因为当官就偷懒的人啊!”
徐谊后来做了徽州知州,告辞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光宗皇帝刚刚继承皇位。徐谊上奏说:“三代圣王,他们都有至诚的心,而不用什么权谋诡计,只要至诚之心不停止,就能达到天道的境界。”到了徽州上任后,歙县发生了一起妻子杀夫的案子,嫌犯被关进监狱,五岁的女儿作为证人。徐谊觉得奇怪,说:“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一巴掌就把人打死呢?” 于是他先把案子压了下来,没有马上判决。 正巧这时,州里在衙门里公开调查赋税,死者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场。他们这才说:“我儿子因为欠租很久被关起来,饿得大叫,负责看押的人一巴掌打他,他掉进水里淹死了。” 真相大白,冤情得以昭雪,相关官员都被治罪,全州的人都觉得徐谊像神仙一样。 后来,徐谊调任浙西常平提举,担任右司郎中,最后升迁为左司郎中。
孝宗皇帝的病越来越重,很久都不上朝处理政务了。徐谊进宫劝谏,出来后告诉宰相说:“皇上表面上还算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劝谏,可是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神情恍惚,这真的是重病啊!应该赶紧到郊庙祭祀祈祷,并且让皇子嘉王参与处理政务。” 可是宰相留正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宋孝宗驾崩了,皇上(宁宗)年纪还小,不能亲自主持丧事,祭祀典礼上的祝词都念不出来,负责这些的官员也不敢擅自处理,百官也都还没来得及穿孝服。 史弥远就跟少保吴琚商量,建议太皇太后临朝听政,让嘉王(宁宗)代替皇上祭祀。等到要举行禫祭(丧事结束后的祭祀)的时候,史弥远心里正焦虑不安,竟然在殿堂上晕倒了。
史弥远给赵汝愚写信,说:“古往今来,做臣子的,要么忠心耿耿,要么奸邪无比,既忠且奸还能成事的,可没听说过。您心里虽然担忧,表面上却想坐山观虎斗,这不就是‘忠奸杂糅’吗?国家的安危,就看这一步了!”赵汝愚问他有什么办法,史弥远说:“这么大的事,没有宪圣太后(孝宗的皇后)的旨意不行。而掌管阁门的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亲戚,他的同乡蔡必胜也在阁门当差,我们可以通过蔡必胜把韩侂胄叫来。” 于是韩侂胄来了,赵汝愚就用禅让的理由,让韩侂胄去向宪圣太后请示。韩侂胄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把赵汝愚的意思转达给了宪圣太后,宪圣太后同意了。
宁宗皇帝登基后,史弥远升迁为检正中书门下诸房公事,兼权刑部侍郎,后来又升任权工部侍郎,还当上了临安府知府(相当于杭州市长)。韩侂胄凭借这次立功,却觉得赏赐太少,心里很不满。史弥远就告诉赵汝愚说:“韩侂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先满足他的欲望,然后把他排挤出去。”赵汝愚没听他的。
赵汝愚很器重史弥远,给他安排了建明多咨访的差事(类似于高级顾问),史弥远就尽心尽力地辅佐他,也不避讳自己的作为,得罪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史弥远曾经劝赵汝愚早点退休,赵汝愚也自己上奏说:“我的名字已经列在官员名册上了,不宜长期担任宰相,想等到阜陵(孝宗陵墓)的丧事办完就辞职。”宁宗皇帝也同意了。 韩侂胄出入宫禁毫无节制,史弥远暗中告诉赵汝愚,却想不出办法阻止他,最后干脆直接当面劝诫韩侂胄。韩侂胄怀疑史弥远要排挤自己,就先去拜访史弥远,走的时候还特意收拾了行李,想看看史弥远会不会回访,好进一步拉拢他,史弥远却没去。
彭龟年告了侂胄的黑状,侂胄怀疑朱熹和朱谊中知道这事儿,心里更恨他们了。于是,他就派御史刘德秀和胡纮弹劾朱谊中,把他贬到惠州当个团练副使,流放到南安军,又调到袁州,最后又调到婺州。过了很久,才允许他随便找个地方待着。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职,让他去崇道观当提举,然后又让他去江州当官,升了集英殿修撰,又升宝谟阁待制,接着又让他去建康府当知府,还兼任江淮制置使。
一开始,金兵攻打庐州、楚州,没攻下来,就留下兵马在濠州附近等着议和,同时还经常出来抢劫,跟宋朝军队碰上了,双方杀伤都差不多。淮河沿岸的人民吓得四处逃窜,涌到江南,光是建康就有几十万人。朱谊中日夜安抚百姓,加强防御,还请求朝廷让他专责抵御金兵,不要从中干预。朝廷怕出乱子,就把他调到隆兴府去当知府,算是把他给“处理”了。朱谊中曾经跟绍兴年间的那些老将们一起待过,对行军布阵的策略,包括奇正之术,都很有心得,还自己画图讲解。后来,他被追谥为“忠文”。
吴猎,字德夫,是潭州醴陵人。考中了进士,一开始在浔州当平南簿。当时张栻在广西经略,就下令让他去静江府当教授。后来刘焞接替了张栻,张栻就推荐了吴猎,刘焞就把他招到自己手下做事。
当时有个盗贼叫李接,他起兵造反,攻占了容州、雷州、高州、化州、贵州、郁林州等地。吴猎就建议朝廷赶紧赏赐有功的将士,同时严惩罪犯。刘焞就根据吴猎的建议,表彰了在郁林作战有功的人,同时处死了南流县尉和郁林巡检。这下可把其他人吓坏了,都拼命作战,没过多久,盗贼就被全部抓住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县尉是宰相王淮的外甥,吴猎因为这事儿被降了官。过了很久,他被任命为常州无锡县知县。后来,陈傅良推荐了他,朝廷召见他考试,让他担任正字。
光宗皇帝因为生病很久没去重华宫朝见太后,吴猎就上书说:“现在慈福宫有八十高龄的太皇太后,重华宫还有年事已高的皇上父母,陛下应该在这个时候去问候他们,祝他们健康长寿,尽一尽孝道。”他的话说的非常恳切。他还请求宰相留正召见朱熹和杨万里。当时陈傅良因为进谏光宗皇帝的事没有成功,想要辞职,吴猎就责备他说:“现在国家安危的关头,已经很明显了,我们还没听说过有谁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的。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为士大夫们做个榜样,却只顾着洁身自好离开,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陈傅良听了他的话,态度有所改变,向他道歉了。
宁宗皇帝登基后,我被提升为校书郎,后来又当上了监察御史。皇上急着要修缮皇宫,准备搬进去住,我进言说:“先帝效法汉魏以来崇尚节俭的传统,为高宗皇帝守孝三年,陛下如果轻易就搬离丧居,恐怕难以慰藉在天之灵啊!”我还说:“陛下即位后,还没见过太上皇,应该要诚心诚意地等待太上皇身体好转后再去拜见。”
那段时间,打击伪学的运动正兴起,我又进言说:“陛下登基才几个月,今天下一道圣旨罢免宰相,明天又下一道圣旨罢免谏官,前几天我还听说侍讲朱熹也被突然下令免职,朝野上下都人心惶惶,都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中书省决定的,这是乱政啊!”我不仅驳斥了史浩的谥号,还请求让张浚配享于阜陵,我说:“从国家艰难时期开始,张浚第一个站出来倡导正义,无论成败得失,他始终坚定不移,他的忠诚和功绩,光照日月,感天动地,无人能出其右。孝宗皇帝对他始终念念不忘,历代宰相也一直记得他的功劳,足以表达孝宗皇帝在天之灵的意愿,也只有张浚一人配得上这份殊荣。” 可惜我的这些建议都没被采纳,最后我被外放到了江西,担任转运判官,不久后又被弹劾罢官。
过了很久,党禁才放松,我又被起用,担任广西转运判官,后来又升任户部员外郎,负责管理湖广、江西、京西三地的财政。韩侂胄想要发动战争,我写信给朝中大臣,建议号召有志之士保卫边疆,选拔子弟充实军队,增加枣阳、信阳的驻军以防冲突,在阳罗五关分兵驻守以防御武昌,杜绝越境偷盗以减少边境摩擦,选拔良家子弟守护府库。我还说:“金人一定还记得绍兴年间战败的耻辱,他们这次进攻,一定会从荆州、襄阳绕过湖泊进攻。”于是,我调拨了湖南五十万石粮食运到襄阳;又从湖北漕运司收购三十万石粮食,分发到荆州、郢州、安州、信州四郡;还储备了百万计的银两和布帛,以备战事;并提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人分别镇守重要郡县,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名将。
他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一上任就提出边防建议,请求增加光州、鄂州、江州、黄州四郡的驻军。正赶上江陵闹饥荒,他又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兼任江陵府知府。临行前,他请求朝廷拨款十万缗钱赈济灾民。
路过武昌,他就派人招商贩运粮食;到了江陵,他降低价格发放粮食,这才平抑了米价。他预料到金兵会攻打襄阳,而荆州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于是修建了“高氏三海”,又筑起了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座水库,水流汇聚到上海,再流入大海;同时修建了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座水库,水流汇入下海;他还疏通了高沙、东奖等河流,从寸金堤外经过南纪、楚望等城门,向东汇入沙市,形成了南海。此外,还在赤湖城西南拦截走马湖、熨斗陂的水流,并在西北修建了李公水库,水势环绕,足以阻挡敌军骑兵。
金兵包围了襄阳和德安,骑兵甚至逼近竟陵,朝廷命令他节制本路兵马。他派张荣率兵救援竟陵,又招募了神马陂溃散的士兵一万人,分别增援襄阳和德安。之后,他又被加封为宝谟阁待制、京湖宣抚使。
这时,金兵再次进攻竟陵,张荣战死,襄阳和德安都危在旦夕。偏偏蜀地吴曦又叛乱,消息传来,他立即请求魏了翁代理参议官,让他去打探西线战况,同时招募死士前往竟陵,命令将领王宗廉死守,并调集大军,分兵两路夹击金兵,金兵这才撤军。他又督促董逵等人救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人解除了襄阳之围。
西线战事正紧,他为了平叛,向朝廷建议,任命王大才、彭辂负责西线战事,同时分兵扼守均州、房州等险要地带,并从归州、峡州运送粮食,支援王师。吴曦被诛杀后,他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兼任四川宣谕使。朝廷下令表彰他的功绩。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敷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嘉定六年,他被朝廷召回,不久去世,家中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蜀地百姓怀念他的政绩,为他立庙塑像。
首先,朱熹的老师张栻先生,在乾道年间,跟朱熹在潭州相会,朱熹也亲自向张栻学习。湖湘学派兴起,张栻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张栻有《畏斋文集》和六十卷奏议,死后谥号文定。
接下来说项安世。项安世,字平父,祖籍括苍,后来迁居江陵。淳熙二年考中进士,被朝廷召见考试,任命为秘书正字。宋光宗因为生病,很久没去重华宫探望母亲。项安世就上书劝谏说:“陛下仁德足以覆盖天下,却不能将这份爱施加于家室;您的度量足以容纳百官,却不能忍耐父子之间的矛盾。您身居帝王之位,统领军队和百姓,君臣关系建立在父子关系之上。希望陛下能认真思考,父子之情是无法割舍的,孝敬之心一定会油然而生。圣上只要改变主意,何必选择吉日?早去探望就叫省亲,晚去探望就叫定省。您立刻前往,就能扭转乾坤,易如反掌!” 但这封奏疏没有得到回应。项安世给宰相留正写信请求离职,后来被调任校书郎。
宁宗皇帝即位后,下诏征求臣下的意见,项安世就上书说:管仲治理齐国,诸葛亮治理蜀国,立国的根本,不外乎“量地以制赋,量赋以制用”而已。陛下不妨看看地图,现在郡县的数量,比祖宗时代多还是少?比秦、汉、隋、唐时代多还是少?陛下一定能明白,现在国土狭小,赋税也少。请户部统计一下,一年赋税收入是多少?祖宗盛世时,东南地区的赋税收入是多少?从建炎、绍兴到乾道、淳熙,赋税增加了多少?请陛下再命内外百官和各部门统计一下,一年开支是多少?皇帝的供奉、赏赐的费用是多少?宫廷工程、器械的费用是多少?后宫嫔妃、宦官的俸禄是多少?户部、四总领养兵的费用是多少?州县公务、迎来送往、各种请赏的费用是多少?陛下一定会明白,现在的开支奢侈浪费! 用不符合实际的赋税来支撑奢侈浪费的开支,内外上下积蓄必然耗尽,山川资源也必然枯竭。如果不痛下决心,忍受非议,立刻改革,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国家开支最大的,也最应该节省的就是军费。如果能有效利用民兵,就能减少军费;如果能实行屯田制,也能减少军费。其次是皇宫的开支。军队是为了防备敌国,大家总是战战兢兢不敢轻易裁减,所以减少军费很难。而皇宫的开支是为了满足皇帝个人的享乐,总是舍不得减少,所以减少皇宫开支也很难。不敢减少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其他人;舍不得减少,责任在于陛下您自己。宫里的妃嫔、宦官,都是您的事;宫里的器械、工匠,也都是您的事。只要您肯节省,就能节省下来。宫里节省了,那么外面的官员、各地的州县,都会跟着节省,事情会忙不过来,简朴之风会形成,百姓的意志会坚定,百姓的日子会好过,即使遇到水旱虫蝗等灾害,也能活下去;国家实力会越来越强,即使遇到外族入侵和盗贼作乱,也能应对自如。恢复祖宗的基业,平息百姓和神灵的怨愤,这些都取决于您的决断,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朱熹被召进宫后不久就被免职了。安世(安丙)以馆职的身份上书请求留下朱熹,他说:“皇上直接下令免去朱熹的官职,没有经过宰相,也没有经过给事中,直接派人快速送达朱熹家中。我私下揣测圣意,一定是皇上明知朱熹贤能,不应该让他离开,如果让宰相看到这道旨意,一定会上奏阻止;如果让给事中看到,一定会驳回。所以说,这是件非常反常的举动。君主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谁是贤才,而明知其贤能却将他罢免,这是向天下表明不再重用贤才。君主最怕的就是不听取公众意见,而明知公众意见正确却偏偏违背,这是向天下表明不再顾及公众意见。况且朱熹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两千里之外,陛下您即位没几天,就召见他,让他担任从官,侍奉在您的身边,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新政的良好开端。他供职才四十天,就被内批免职,朝中上下都震惊了,不知所措。我希望陛下您能遵守法纪,不要忽视公众意见,重新留下朱熹,让他辅佐圣学,这样君主就不会犯错,公众意见也能得到尊重。”但皇上没有理会。不久,有人弹劾朱熹,将他贬为重庆府通判,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被以“伪党”的罪名罢免了。
安世和吴猎关系很好,两个人一起在学堂里学习,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很久没去上学了。开禧年间打仗,吴猎被任命为荆州地区的军事主官,而安世正赶上家里办丧事。等安世办完丧事重新上任后,被任命为鄂州知州。没过多久,淮河和汉水流域的军队战败了,薛叔似因为胆小怕事被韩侂胄讨厌。安世就给韩侂胄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着:“我偶然送客人到江边,喝着竹光酒,有点喝醉了,字都写不好。”韩侂胄看到信后非常高兴,说:“项平父(安世字平父)竟然这么悠闲自在啊!”于是就提拔安世做了户部员外郎兼湖广总领。
这时候薛叔似被罢免了职务,金兵加紧围攻德安府,其他的将领都没人管了。安世不等朝廷下命令,就自己派兵去解围。高悦等人和金兵拼死作战,马雄抓获了金兵的一位万户,周胜抓获了金兵的一位千户,安世把这些战功都报告给了朝廷。吴猎接替薛叔似做了宣抚使,后来又以宣谕使的身份去了四川。朝廷任命安世为代理宣抚使,之后又升他做了太府卿。
安世手下有个宣抚使幕僚叫王度,是吴猎的朋友。吴猎和安世关系一向很好,但是安世招募的军队,也就是所谓的“项家军”,里面有很多不守规矩、喜欢抢劫的人。吴猎杀了项家军首领,安世为此很生气,后来在寺庙里杀了王度。吴猎把这件事告诉了朝廷,安世因此被免职。后来安世被任命为直龙图阁、湖南转运判官,还没等上任,就被朝廷用弹劾的奏章罢免了官职。嘉定元年,安世去世了。他写的《易玩辞》和其他书,很多都流传了下来。
薛叔似,字象先,祖先是河东人,后来迁居永嘉。他在太学读书,做了国子监的录事。他第一次上朝觐见皇帝的时候,在谈话中说:“祖宗建国之初,除了两税之外,对百姓的征收非常轻。自从熙宁年间以来,赋税日益增加,百姓越来越穷困。”孝宗皇帝很欣赏他的话,并说:“我在宫里就像个和尚一样。”薛叔似说:“这可不是我们对陛下的期望,应该谈谈您的功业如何。即使国家富庶得像文景之治,也不过是江左的文景之治;即使法度清明像明章之治,也不过是江左的明章之治。陛下即位二十多年了,国势并没有强大起来,难免会被人认为您只想苟且偷安。”皇帝沉默不语。
好家伙,有一天,朝廷里那些大官们推荐了一批官员给皇帝,皇帝就从一堆奏折里挑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叔似”和“孟明”的名字,夸他们奏章写得好。叔似很快升职,先当了太常博士,接着又进了枢密院当编修官。那时候朝廷学唐朝的制度,设立了补阙和拾遗这两个官职,专门负责挑皇帝的错。大臣们就建议让皇帝从侍从和谏官里选人来当,皇帝直接就让叔似当了左补阙。叔似上任后,直接就弹劾了当时的首相王淮,让他下台了。
后来金国的皇帝死了,金国的太子继位,叔似就上奏说:“要是金国新皇帝能稳住局面,咱们就趁着他们几个王子争夺皇位的机会下手;要是金国乱成一锅粥,那可就麻烦了,搞不好会像五胡乱华那样。”宋光宗继位后,听说金国的使臣来了,但使臣的身份还没确定,叔似就上奏说:“自从宋徽宗跟金国皇帝平起平坐以来,金国一直对咱们虎视眈眈,现在使臣身份都没确定就接受他们,只会让他们更加轻视我们。”第二天他又上奏说:“为国家考虑的人,不应该过度害怕敌人。”皇帝听了非常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
之后,叔似又当了将作监,然后被外放到江东当转运判官。没多久,因为得罪了谏官,就被免职了,去冲佑观当主管。后来又当了湖北运判,升了直秘阁,然后又调到福建,最后被召回朝廷,当了太常少卿,还兼任实录院检讨官、秘书监和户部侍郎。早些时候,丞相周必大想从侍从和谏官里选一些正直的人去太史局当官,这是学神宗朝司马光和王安礼的办法,想提前预防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于是皇帝就让叔似去当太史局提举。没多久,叔似又兼任了枢密都承旨,后来因为刘德秀的奏章,叔似被免职,去兴国宫当提举。之后又出任赣州知州,然后又调到隆兴府、庐州,最后被召回朝廷,在京城的宫观任职,还兼任侍读,升任兵部侍郎,同时还兼任同修国史和国用司参议官。当时两浙地区的老百姓交不起丁钱,叔似向朝廷请求,最终免除了这笔税款。
叔似又当了吏部侍郎兼侍读,还被任命为京湖宣谕使。那时候韩侂胄要跟金国打仗,叔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宣抚使。叔似正忙着请求朝廷拨款,安排运输,招募士兵,买卖战马,挑选助手,结果皇甫斌在唐州的军队已经战败了。于是叔似弹劾了皇甫斌,把他发配到南安军。叔似料到金兵一定会进攻光州和黄州,于是他让总领陈谦去驻守五个关口,又调动鄂州的军队去守三个关口。金兵果然入侵,陈谦驻扎在汉阳,负责江左地区的防御。
寻叔似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那时候,宣抚司的军队驻扎在襄阳,都统赵淳、副统制魏友谅和统制吕渭孙之间矛盾重重,最后吕渭孙被杀害了。叔似因此自责,认为自己用人不当,没有尽到责任。
叔似一直以来都以建立功业为目标,但实际做事时却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御史王益祥弹劾了他,结果叔似被罢官免职,失去了俸禄。后来,韩侂胄被杀,谏官叶时再次弹劾叔似,说他迎合韩侂胄,导致了兵乱,于是叔似被降了两级官职,并且被贬谪到福州。过了很久,他才被允许自由生活。嘉定十四年,叔似去世,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恭翼。
叔似平时很仰慕朱熹,深入研究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还学习天文、地理、钟律、象数这些学问,留下了二十卷的稿子。
刘甲,字师文,祖籍是永静军东光,是元祐年间宰相刘挚的后代。他父亲刘著在成都做漕运幕僚,死后葬在龙游,所以刘甲家就住在龙游。刘甲在淳熙二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度支郎中,后来又升任枢密院检详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他出使金国,到了燕山,金国人要设宴款待他,但是宴请的日期与金国仁宗皇帝的忌日相冲,这犯了忌讳。刘甲坚决推辞,金国人这才把宴请日期改了。从绍兴年间开始,凡是出使边疆遇到忌日,都要推辞宴会,这都是秦桧定下的规矩,谁也躲不过。九月三日,金国再次设宴款待刘甲,因为那天是金国宣仁圣烈皇后的忌日,刘甲再次推辞。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司农少卿,后来升任太常,又升任权工部侍郎,再升任同修撰,之后又任宝谟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刘甲认为:“荆州是吴国和蜀国的屏障,高保融曾经分流江水,蓄积成北海,太祖皇帝曾经下令疏通江水,这是为了保障江陵的战略地位。”于是,他根据旧址进行疏浚修筑,工程绵延四十里。后来他又调任庐州知州。
程松当上了四川宣抚使,吴曦是他的副手,还兼任兴元府知府和利州东安抚使。那时候蜀地出兵打仗连连失败,金兵攻陷了西和、成州,吴曦还一把火烧了河池县。更早之前,吴曦已经派姚淮源把四州献给了金国,金国还给他铸造了印玺,封他为蜀王。程甲那时候还在汉嘉,还没到任呢。
金兵攻破了大散关,兴元都统制毋思带重兵死守关隘,可吴曦却暗中把守关的士兵调走了。金兵从板岔谷绕过关口杀了出来,毋思这才拼死突围。程甲赶紧向朝廷报告紧急情况,请求朝廷命令两个宣抚司一起抵抗金兵。程松想逃跑,程甲坚决不同意,硬是让程松下令,让他兼任沿边制置使。吴曦派后军统制王钺和准备将赵观带着书信去找程甲,程甲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然后就装病在家。吴曦又派他弟弟吴旼来邀请程甲见面,程甲直接把他骂走了。
接着,程甲效仿颜真卿在河北的故事,想辞官回朝,先派了两个士兵带着写着密信的白绢,去给参知政事李壁送信告发吴曦叛变,还说:“如果派吴曦去川蜀任职,立刻就能瓦解他的势力。”吴曦自立为王,程甲就辞官了。朝廷很久以后才隐约听说吴曦叛乱的消息,韩侂胄还不相信呢,程甲的奏章送达后,朝野上下都震惊了。李壁拿着那块白绢递给皇帝,皇上看了之后,连说了两声“忠臣”。皇帝召程甲到行在,任命吴曦为杂学士,让他去鄂州做知州,还赏赐了他很多官服和钱财,让他去招降那些军队,准备收复蜀地。
皇帝又派人送了一块写着密信的白绢给程甲,上面写着:“你请求退休的事,朕实在难以答应,已经下令召你到行在。现在朝廷已经派使者和金国议和了,襄阳、汉中最近大捷,金兵都渡过长江走了。恐怕蜀地那边消息闭塞还不知道,这件事还需要仔细考虑,从长计议。”那两个送信的士兵也都得到了官职。
甲带兵到了重庆,听说安丙等人杀了曦,就又回汉中,上奏请罪。朝廷下令让他回去继续任职。甲上奏了叛臣子孙、亲属以及依附伪朝的罪状,大家都觉得很痛快。这时,宣抚副使安丙因为杨巨源自恃有倡导义兵的功劳,暗中想除掉他,这事儿《巨源传》里记载着呢。巨源死了以后,军情难以预料,朝廷就让甲当宣抚使。杨辅也为此请求,朝廷里有人怀疑杨辅是故意躲避事情,李壁说:“以前吴璘生病的时候,孝宗皇帝曾经秘密下令汪应辰暂时代理宣抚司的事务,后来吴璘果然死了,汪应辰当天就接手了印信,军情也就稳定下来了,这是个先例啊!”于是就用密信通知甲,甲把密信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金兵从鹘岭关渡过金崖河,进兵驻扎在八里山,甲就分兵防守各个关隘,截断了潼川的驻军,把他们安排在饶风等候金兵。金兵看到蜀军有准备,就撤兵了。
韩侂胄被杀后,皇上考虑到甲忠心耿耿,就授予他宝谟阁学士的职位,还赏赐了他衣服、腰带、马鞍和战马。这一年,朝廷和金国议和成功。朝廷听说彭辂和安丙关系不好,就写信问甲,又让他去劝安丙减少军队,别裁撤得太过分,还要他去寻找蜀地可用的人才。自从杨辅被召回朝廷后,西边的事情,朝廷里很多人都让甲来决定,大家对此毫不知情。
绍兴年间,蜀地的军队没有粮食,就开创了“科籴”(政府组织收购粮食)的制度。孝宗皇帝听说这影响了百姓生活,就命令总领李蘩用本地的钱来收购粮食,担心不够,又下令一半粮食用“劝籴”(鼓励百姓卖粮)的方法来收购,“劝籴”这个词就是从那时开始用的。过了很久,李昌图统计后,又奏请让金州、梁州的知州、知县负责收购粮食,“劝籴”也就取消了。到了这个时候,宣抚使、总领分别下令金州、洋州、兴元三郡收购三十万石小麦,甲请求按照李蘩以前的办法来处理,朝廷同意了。
第二年,朝廷取消了宣抚司,把利州东路、西路合并成一个军队,驻扎在兴元,调甲去担任潼川府知府。安丙已经担任同知枢密院事,董居谊担任四川制置使,甲被提升为宝谟阁学士、兴元府知府、利路安抚使,节制本路驻扎的军队。朝廷考虑到董居谊还在路上,就让甲暂时代理四川制置司的事务。
一开始,主管四川的官员,手下的将领们都巴结他,表面上互相送礼,实际上就是行贿受贿。甲(此处应指官员姓名,下同)下令首先禁止这种行为,把丙(此处应指官员姓名)设立的茶叶、盐、柴火等税务关卡全部取消了。他还请求把皂郊博易铺场的管理权收回交给沔戎司,并且恢复了吴氏庄的经营,每年可以多收租四万多斛粮食,以及十三万钱,用来增加总收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丙增加了田赋税收,甲就让属下官员讨论这件事,最后经过一个府衙的商议,每年减少了大约一百六十万缗钱和一万七千石米麦,边境百姓都感动得哭了。嘉定七年,他死在任上,享年七十三岁。
甲从小父母双亡,经历了很多磨难,他母亲生病的时候,他甚至割下自己的大腿肉来给她治病。他一生常常说:“我没有别的优点,只有脚踏实地。”白天做的事情,晚上一定会记录下来,他称之为“自监”。他的文章平淡质朴,留下了十卷奏议。理宗皇帝下诏追谥他为“清惠”。
杨辅,字嗣勋,是遂宁人。乾道二年考中进士,被朝廷召见考试,担任馆职,后来升任秘书省正字,又升迁为校书郎。他出任眉州知州,逐步升迁为户部郎中、总领四川财赋,最后升任太府少卿、利西安抚使。
吴挺生病了,杨辅考虑到吴氏家族长期掌握武兴军队的兵权,担心会出乱子,就秘密向朝廷和四川两府报告,建议早点选拔有威望的人去镇守那个地方。他还写信给四川制置使丘崈说:“统制官李奭是吴氏家族的心腹,在紧急关头不能让他掌握军队。”丘崈很认同他的意见。吴挺去世后,丘崈下令让杨辅代理帅府事务,杨辅说:“我的职责是为朝廷办事,如果我轻易前往,只会让军队怀疑我的动机。”于是他要求查看印信,然后在益昌接管了事务。过了几个月,他又奏请让代理兴州事务的杨虞仲兼任代理帅府事务。
我先被任命为秘书监、礼部侍郎,后来又以显谟阁待制的身份出任江陵府知府,接着调到襄阳,再调到潼川。之后被召回朝廷,任命为显谟阁直学士,奉命到外地祭祀,不久又升任敷文阁直学士,兼任成都府知府和本路安抚使。
韩侂胄决定用兵,任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给了他掌管钱粮的权力。我察觉到吴曦有异心,就写信给朝廷大臣说:“从古至今,带兵的将领和出谋划策的文臣不能互相统辖,所以总领一方的官员有权发现和查处叛乱。现在各地都受吴曦节制,朝廷内部的隐患不轻啊!”然后我借口其他事情,派人用矾水写信密告朝廷。正月初一,我照常率领属官朝东拜表。皇上知道我能诛杀吴曦,就秘密下诏书,任命我为宝谟阁学士、四川制置使,允许我便宜行事。当时大家都希望我能够起兵讨伐吴曦,刘光祖、李道传都鼓励我。但我自认为不擅长军事,而且成都府内也没有兵可用,所以拖延了两个月,只是想着怎么脱身。吴曦把我调到遂宁府任职,我就把印信交给通判韩植,离开了遂宁。
安丙和杨巨源密谋诛杀吴曦,因为我名望很高,他们就说密诏是我发出的,听到的人都相信了。吴曦被杀后,安丙催促我回成都,并任命我为四川宣抚使。我上奏说:“我年老体弱,懦弱无能,却位居建立功勋的人之上,我担心会拖累大家,把事情搞砸。安丙有才能,办事能力强,赏罚分明,请求把这件事交给他处理。”我又上奏说:“四川三个统帅,只有武兴的权力最大,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变乱。请求把两个统帅合并,分别管理营地和兵力。”
安丙上奏请求两个宣抚使分管事务,朝廷看出安丙和我意见不合,就召我回朝。有人认为蜀地刚平定,我不应该离开,于是朝廷又让我担任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我又一次被召回朝廷,一年多后到达建康,我又推辞不接受任命。皇上坚持要我回去,我就到了镇江等待圣旨。著作佐郎杨简说我曾经放弃成都,不应该召我回去,于是朝廷任命我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兼任建康府知府和江淮制置使。我最终在任上去世,谥号庄惠。
刘光祖,字德修,是简州阳安人。小时候跟着外祖父贾晖长大,后来贾晖去世后,他凭借外祖父的恩荫做了官。他考中了进士,在廷试上对皇帝说:“陛下您太聪明了,判断太严厉了,想治理国家又太心急了,而且太喜欢立功了。”他又说:“陛下您亲自穿戴盔甲,骑着马球,万一发生战事,您怎么能亲自指挥六军督战呢?皇后亲自带兵打仗,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担心您玩马球的事儿,要是让敌人知道了,只会成为笑柄,起不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后来,他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又到潼川提刑司当检法。
淳熙五年,他被召进宫里,谈论恢复中原的事,建议效仿太祖皇帝用人的方法,并且说:“大臣进谏,一定要仔细考察:一种情况是,不衡量事情的可行性,劝陛下轻率出兵,冒然前进,这就是立刻误国;另一种情况是,不想着振兴国家,只想苟且偷安,这就是长期误国。” 之后,他被任命为太学正,又参加考试,担任守正字,同时兼任吴王、益王两府的教授,后来升迁为校书郎,又升任右正言,知果州。因为赵汝愚的推荐,他又被召回朝廷。
光宗皇帝即位后,刘光祖被任命为军器少监,同时兼任权侍左郎官,又兼任礼部官员。当时殿中侍御史的职位空缺,皇上对人选要求很高,就问宰相留正:“卿、郎官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留正想了很久,说:“是不是刘光祖啊?”皇上说:“他早就被朕看中了。”
刘光祖入宫谢恩,趁机又论述说:
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来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
我刚来的时候,听说有人批评道学,但实际上还没看到党派之争。后来我离开朝廷六年,在外经历了不少艰难,已经担心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害怕哪天会互相攻击。等我再次回来,果然应验了。因为讨厌道学,就产生了党派,因为有了党派,就治罪那些忠诚直谏的人。唉,把忠诚直谏当成罪过,这距离绍圣年间(指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局面还有多远啊!
陛下刚登基的时候,采取的是安坐治理的策略,所有任免官员,都听取大家的意见,一开始并没有个人好恶,更谈不上以党派为重心。可仅仅一年之内,被罢官的人就接连不断,其中好人也不少,反而因为大臣的私心,影响了朝廷的清明。那些忠诚的谏言,都被说成是沽名钓誉;就连洁身自好而辞官的,也被说是愤恨不满,故意激怒皇上,还被加上各种污蔑的罪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沉默成为风气,国家还能安宁吗?
我想要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祸乱,所以才不顾一切地反复陈述。希望陛下圣明的心胸豁然开朗,永远成为像古代圣君那样英明的君主,让是非曲直由此确定,邪正善恶由此分辨,公正的舆论由此明朗,私心杂念由此消除,对道学的批评由此消失,党派之争由此平息,和平的福祉由此降临,国家大事由此得到妥善处理,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社稷得以长久安定。不然的话,各派互相攻击,不断反复,祸患将无穷无尽,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奏章一下达,读的人不少都感动得哭了。章奏里弹劾了户部尚书叶翥和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结交权贵,谋求升迁,还说:“这几年来,士大夫们不追求清廉正直,却追求争名夺利;不看重名节,却看重官位;不喜欢公正,却喜欢阿谀奉承;不尊敬君子,却尊敬庸人。这种风气已经形成,大家都觉得只要能得到好处就万事大吉了。这主要是因为前辈老臣大多凋零,后辈年轻人议论没有依据,学术没有宗主,正确的言论越来越衰微,士风不正。希望皇上能够下诏挑选大臣,精挑细选人才,一定要选出朝野上下都认可、贤愚都敬佩的一二十个人,让他们参与朝政,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我虽然一年到头没什么奏章上呈,但也谈不上荒废职守。如今的危机,在于不培养人才,言官只会打击别人,朝廷却不懂得培养人才。我身处应该说话的位置,怎么能只靠打击别人就认为自己有本事呢?” 结果他被贬为太府少卿。他一再请求离职,后来被任命为直秘阁、潼川运判。之后又改任江西提刑,再次改任夔州。
孝宗皇帝身体不好,皇上很久没去宫里了,光宗皇帝写信给留正和赵汝愚说:“应该和各位贤臣同心协力,如果皇上没去宫里,宰相们就不能回家休息。林、陈二阉(指林允、陈自强)因为犯了大错,整天在宫里来回走动,相互勾结。应该效仿韩魏公(韩琦)罢免任守忠的先例,来消除皇宫里的猜疑和诽谤。大臣们也应该放下权力,暗中部署心腹,以便在紧急关头有所依靠。” 听说孝宗皇帝驾崩了,他又写信给赵汝愚,鼓励他安邦定国。
宋宁宗当皇帝后,先被任命为侍御史,后来调到司农少卿。他上朝的时候,献上了五篇名为《谨始》的箴言。他还分析说:“当皇帝容易犯六个错误:轻易相信天命,沉迷于皇位带来的快乐,太平盛世就放松警惕,心想事成就变得奢侈,发布政令马虎敷衍,到了节日就贪图享乐。还有六个难题:很难重用君子,很难辞退小人,难以听进逆耳忠言,难以远离巧言令色的小人,难以明辨是非,难以做出取舍的决定。昏庸的皇帝容易犯这六个错误,而明智的皇帝却能克服这些难题;昏庸的皇帝难以做到的事情,明智的皇帝却能轻易做到。”他还说:“陛下您是承继皇太后懿旨,在简陋的帐篷里登基的,这其中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您应该谦逊自抑,尽心尽力地侍奉太上皇,让太上皇高兴地放下权力,这样才能彰显您的孝心。”宁宗听了,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后来,他升职为起居舍人。他又上奏说:“政令应该由中书省发出,陛下您应该仔细审核后再执行,皇帝掌握权力,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当时掌权的韩侂胄专擅权力,所以他首先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又升职为起居郎。当时要选择孝宗皇帝的陵墓地点,他和朱熹都认为会稽山陵地势低洼,水位浅,请求重新选择陵址。后来,朱熹被罢免官职,光祖上奏说:“汉武帝对汲黯,唐太宗对魏征,宋仁宗对唐介,都曾经生气,但后来都后悔了。朱熹通晓先圣的道理,是当今的宿儒,他可不是那三位大臣能比的。陛下刚刚即位,招揽德高望重的儒士,这是新政中最好的事情。现在却无缘无故地把他罢免,合适吗?”他还说:“我不是为了维护朱熹,而是为了维护陛下您。”他又上书了两次,但都没有被采纳。
刘德秀弹劾光祖,光祖被贬为湖南运判,他不接受这个任命,改任主管玉局观。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专权,他开始把士大夫们称为“伪学逆党”,进行打压。光祖写了《涪州学记》,文中说:“学习最重要的,是明了圣人的道理来修养自身,而现在却把这看作是虚伪的;次要的是学习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而现在却把文章看作是无用的。好恶取决于一时,是非则要由后世来评判。”谏官张釜指责光祖的文章是诽谤讪谤,把他比作杨恽,光祖因此被罢官,贬谪到房州。过了很久,他才被允许自由活动。后来,他被任命为眉州知州,恢复了官职,将要负责漕运,但他以不熟悉边疆事务为由推辞了。最后,他被任命为直宝谟阁,主管冲佑观。
吴曦造反了,光祖立马给郡守写信,把吴曦的告示当街烧掉,同时赶紧通知各级官员,那些平时跟吴曦有勾结的,都得站出来,一起对抗叛贼。没多久就听说吴曦被杀了,光祖又给宣抚使杨辅写信,说要好好管理吴曦以前贪污来的那些田地,把收益都交给朝廷,用来减少军费开支;他还表彰那些为国捐躯的人,激励大家忠心报国。后来,光祖被任命为潼川路提刑,兼任泸州知州。
韩侂胄被杀后,光祖被朝廷召回,先后担任右文殿修撰、襄阳府知府、宝谟阁待制、遂宁府知府,之后又当上了京湖制置使,最后以宝谟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潼川府知府。
皇上因为天旱求谏,光祖上奏说:“女真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老天爷要灭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汴京。皇上是天子,却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老天爷给的机会你不抓住,这就是放弃老天爷,哪有放弃老天爷而老天爷不生气的事?青州、郓州、蔺州、会州都请求与朝廷联络,皇上却没答应,皇上是中原衣冠的主人,人家想归顺你,你却拒绝他们,这是放弃百姓,哪有放弃百姓而百姓不怨恨你的道理?再说,金人跑到我们家门口,还敢让我们派人去他们祖宗以前朝见的宫殿里给他们磕头吗?”
光祖还建议更改宪圣慈烈皇后的忌日。之前皇后去世是在庆元三年十一月二日,当时正赶上郊祭,有人跟韩侂胄说:“皇上要祭天,不能不按礼制来啊。而且各部门的开支已经很大了,怎么能停下来呢?”韩侂胄听信了这话,结果五日祭祀圜丘,第六天才公布皇后的遗诏。于是光祖就说:“宪圣皇后是皇上的曾祖母,她辅佐高宗皇帝,重新建立了大业。韩侂胄竟然把她当作普通的丧事来处理,如此草率。现在贼臣已伏诛,我们是不是应该向祖宗谢罪,把忌日改成今天?”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
后来,光祖升任显谟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他年事已高,请求退休未获准许,改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去世,追赠华文阁学士,谥号文节。
赵汝愚评价光祖的论谏,说他激烈像苏轼,恳切像范祖禹,这被后世认为是名言。光祖著有《后溪集》十卷。他的儿子有: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话说,有人评论说:徐谊被小人陷害,流落他乡,虽然个人遭遇不幸,但他的道义却更加彰显。吴猎凭借学问治理政事,项安世通晓经史典故,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现在重新修订旧史,他们的功绩是不是被轻描淡写了呢?薛叔似也是通晓儒学的学者,可惜因为边境战事而受累。刘甲、杨辅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刘光祖的名声和他的《涪州学记》一样,传遍天下,世人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还不赶紧做个君子!
你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虽然遭遇不幸,但他们的品德和才能依然值得称赞。像徐谊、吴猎、项安世、薛叔似、刘甲、杨辅、刘光祖这些人都很优秀,但他们的功绩在历史上可能没得到充分的肯定。 作者最后还鼓励大家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不要害怕外界的压力。 “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 这句话说得多么响亮!
史浩,字直翁,是宁波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考中了进士,先是在绍兴余姚当了个县尉,后来又当了温州的教授,温州知州张九成很欣赏他。任期满了之后,他被调到太学当正,后来又升了国子博士。有一次他上朝给皇帝上奏,说:“普安王和恩平王两位王爷,应该选一个来承担起国家的期望。”高宗皇帝听了,表示同意。第二天,皇帝就对大臣们说:“史浩是个有用的人才啊!”于是就让他当了秘书省校书郎,还兼任了两个王府的老师。绍兴三十年,普安郡王被立为皇子,后来又晋封为建王,史浩就成了建王府的老师。朝廷在建王府里设置了直讲和赞读两个官职,史浩就兼任了直讲,同时还保留着他在司封郎的官职。
有一天,史浩在给建王讲《周礼》的时候,说:“膳夫负责掌管饮食,一年到头都要汇报,只有国王、王后和世子的饮食不用汇报。酒正负责掌管饮酒,一年到头都要汇报,只有国王和王后饮酒不用汇报,世子也不参与汇报。由此可见,世子的饮食可以不用汇报,但世子的饮酒却不能没有节制啊!”建王听了,站起来表示感谢说:“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绍兴三十一年,史浩升任宗正少卿。正赶上金主完颜亮入侵边境,朝廷下诏亲征。当时淮河两岸的防线失守了,朝中大臣们都纷纷建议后撤,建王却上书请求带兵打头阵。史浩赶紧劝建王说:“太子不应该带兵打仗,晋国的申生和唐朝的肃宗在灵武的例子,都应该引以为戒啊!”建王听了史浩的话,深受触动,立刻让史浩起草奏章,请求跟随皇帝出征,尽到儿子的责任,奏章写得非常恳切。高宗皇帝当时正生气,看完奏章后,怒气消了不少,知道奏章是史浩起草的,就对大臣们说:“这才是王府的真正官员啊!” 后来,殿中侍御史吴芾建议让皇子当元帅,先去视察军队。史浩又给大臣们写信,说:“建王从小在宫里长大,没跟将领们接触过,怎么能胜任这件事呢?”有人建议让建王留守后方,史浩又认为不可行。皇帝也想着让建王先认识一下各路将领,最后还是让建王跟随皇帝一起去了建康。
三十二年,皇上又回到了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浩被任命为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 皇上孝宗继位后,浩就升任中书舍人,接着又升迁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官儿越做越大,一路青云直上啊!
张浚负责宣抚江淮地区,计划收复失地,准备打仗。 可是浩跟他意见不合,觉得应该先把瓜洲和采石这两个地方修建城池防守起来。 张浚上奏说:“不守住淮河两岸却只守长江,还不如先把泗州城修好。” 后来,浩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助理了。
皇上下了道旨意,要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应对敌人的策略。洪遵、金安节、唐文若这些大臣都纷纷发表意见,但是那些宰相们却一个都没说话。皇上就问浩的意见,浩上奏说:“首先要做好防御准备,这才是好的策略。如果听信那些浅薄之人的建议,发动没有准备的战争,敌人走了就论功行赏邀功请赏,敌人来了就收兵逃跑,这怎么能叫恢复失地呢?” 他还推荐了陆游和尹穑两位官员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皇上召见他们俩,还直接给他们授予了官身。
隆兴元年,浩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了。 他第一个就为赵鼎、李光平反昭雪,说他们是被冤枉的;还说岳飞被冤枉的时间太久了,应该恢复他的官职爵位,并且好好照顾他的子孙后代。 皇上都同意了他的建议,全部都照办了。
李显忠和邵宏渊请求带兵进攻,史浩说:“两位将军擅自请求作战,难道是督府的命令不好使了吗?” 韩侂胄请求进京面圣,要求当天就下诏前往建康。皇上问史浩的意见,史浩陈述了三点理由说明不可行。之后,史浩又质问韩侂胄:“帝王用兵,应该万无一失,怎么能靠碰运气去冒险呢?” 他们俩在殿上又辩论起来,韩侂胄说:“中原被占领很久了,现在不收复,豪杰们一定会起来收复它。” 史浩说:“中原根本就没有什么豪杰,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起来反抗金国呢?” 韩侂胄说:“老百姓没有武器,不能自己起来反抗,得等我们的军队到了,他们才能里应外合。” 史浩说:“项羽和陈胜用锄头和农具就推翻了秦朝,还需要我们军队去帮忙?那算什么豪杰!” 韩侂胄于是私下进言:“史浩的态度坚决,恐怕会错过时机,请皇上您下个决定吧!” 宫里突然收到了邵宏渊出兵的奏报,才知道他根本没经过三省,直接下令给各将领了。
史浩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任右府的官职,可是出兵的事却一点也不知道,还用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不去,还等什么呢?” 他又说:“康伯想把韩侂胄拉回来走正道,我担心将来他会成为皇上子孙的祸害。韩侂胄一心想用兵,如果失败了,恐怕皇上再也别想收复中原了。” 御史王十朋也参与了这件事的评论,后来被外放任绍兴知府。
之前,因为史浩在瓜洲修筑城池的事,皇上派太府丞史正志去视察,史正志和韩侂胄也因此发生了争论。王十朋也上书弹劾史正志结党营私,还牵连到了史浩,史浩因此被罢官,十三年都没被重新起用。后来他被起用为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 守孝期满后,他被任命为福州知府。
淳熙年间初期,皇上问执政大臣:“好久没见过史浩了,他没事吧?” 于是皇上任命史浩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后,史浩再次担任右丞相。皇上说:“自从叶衡罢相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着等你呢。” 史浩奏道:“蒙受皇恩再次担任宰相,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公平公正,不会出现朋党之弊。” 皇上说:“宰相怎么能有党羽呢?朕也不会因为朋党而评价臣下。朕只选用贤能之士,否则就罢免他们。”
枢密院的王抃大人建议说,殿前司和步兵司的兵额很多都是空的,不如各招募三千人来填补一下。结果殿前司的人就开始抓捕老百姓,弄得京城鸡飞狗跳的,好多被抓的人都被砍掉了手指头,这招募来的兵根本没法用啊!这些兵仗着人多,就抢老百姓的钱财。
史浩上奏说:“把抓起来的人都放了,但是那些带头闹事的兵和百姓,要抓起来关进监狱。” 审理之后,要判刑,有人建议杀一个兵和一个百姓来杀鸡儆猴。史浩说:“这些兵抢劫百姓,闹得这么厉害,最开始挑事的就是这些兵啊,按照军法处置他们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那个老百姓陆庆童,他只是跟兵对抗而已,能跟那些兵犯一样的罪吗?皇上您怕那些兵不服气,所以才想把罪责平均一下,让大家消停。可是老百姓要是得不到公平对待,他们的怨气也会很可怕啊,‘与其等死,不如为国而死’,这种话可不是兵才会说的。”
皇上生气了,说:“这是在把我比作秦二世啊!” 史浩不慌不忙地说:“自古以来,老百姓怨恨上面的统治者的事情多了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到世界末日,让我和你一起完蛋’,这可不是秦二世才有的事啊。” 说完史浩就请求离开朝廷,被任命为少傅、保宁军节度使,还兼任醴泉观使和侍读。后来有人说陆庆童冤枉,皇上说:“史浩当时可是极力为他说情,结果因为这事儿他请求离开朝廷,到现在我还后悔呢!”
赵雄曾经推荐刘光祖去参加馆职考试。刘光祖写的策论,探讨了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写得特别好,皇上亲自批阅,大概意思是:用人的弊端在于,皇帝缺乏识别人才的智慧,宰相也无法选拔人才。自建国以来,朝廷过于仁厚,导致宰相误国,大将败军,却从不处罚他们。关键在于皇帝必须仔细选择宰相,宰相也必须为朝廷选拔人才,对有功的人要大力奖赏,对犯错的人要严厉惩罚,这样才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不然我是不信的。皇上的手诏一下来,朝野上下都震惊了。有人说曾觌帮着刘光祖修改策论,让他考中了第一名。皇上让曾觌把这份手诏给朱熹看,朱熹上奏说:“唐尧虞舜时代,那些大奸大恶之徒,也只是流放而已;三考制度,也只是降职升迁,从没有杀人的条例。诛杀大臣,那是秦汉的法令。太祖皇帝以仁治国,待臣下以礼,历代皇帝都继承了这种做法,到了仁宗皇帝时,德化达到了极盛,我们朝廷的治理,和三代圣王时期一样,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啊!圣上的训诫说‘过于忠厚’,可是为了国家做到仁厚,怎么能说是过分呢?我担心有人会说陛下想实行刻薄的政策,把责任推给祖宗,这不得不慎重考虑啊!”
十年后,刘光祖请求退休,被授予太保的职位,告老还乡,封为魏国公。晚年他在鄞县西湖边上建造宅邸,建阁收藏两朝皇帝赐予的书籍,又建了一座堂,皇上为他题字,阁名“明良庆会”,堂名“旧学”。光宗皇帝即位后,刘光祖被晋升为太师。绍熙五年,刘光祖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被追封为会稽郡王。宁宗皇帝即位后,赐谥号“文惠”,并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予他。嘉定十四年,又追封他为越王,改谥号为“忠定”,并让他配享孝宗庙庭。
好家伙,浩喜这哥们儿特别会推荐人才。有一次,他想把陈之茂提拔到郡里当官,皇上知道了。结果皇上说,陈之茂以前可是说过你的坏话啊,你这是“以德报怨”吗?浩喜回答说:臣下我不知道他怨恨过我,如果知道他怨恨我,还用恩德去回报他,那才叫有心机呢! 后来,有个叫莫济的家伙,跟王十朋一样,也特别诋毁浩喜。但浩喜还是推荐莫济去掌管内制。皇上问他:莫济不是批评过你吗?浩喜说:我可不敢因为私事而损害公事。最后,浩喜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待遇跟以前一样。他为人宽厚,就是这样子的。他的儿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都很有出息。其中弥远在嘉定初年还当上了右丞相,这可是有记载的。
王淮,字季海,是浙江金华人。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努力学习,擅长写作。绍兴十五年考中了进士,被派到台州临海当尉。郡守萧振一见到他就觉得他将来能辅佐君王,对他赞赏有加。萧振调任蜀地时,把他带到幕府工作。萧振离开后,大家都想留下王淮,但他却说:“千里迢迢带着老母亲,我可不是为了钱财和官位来的。”大家都佩服他的气节和见识,于是他升职做了校书郎。
皇上让中丞推荐合适的人选担任御史,朱倬推荐了王淮。王淮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不久后又升任右正言。他首先上奏说:“朝廷的大臣们养尊处优,小官们只顾着捞好处,把搜刮民脂民膏当成聪明,把溜须拍马当成高明。我希望陛下能端正自己的心,以此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 当时宰相汤思退没什么作为,王淮列举了他的几十条罪状,结果汤思退被罢免了。 他还弹劾了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都司方师尹狡诈险恶,大将刘宝贪污受贿结交权贵,这些人全都被罢免了。他还上奏说:“治理国家的策略,内部治理有三点:端正品行,崇尚节俭,去除障碍;外部治理有四点:巩固边防,选拔将帅,明确赏罚,储备财物。”皇上对他的奏章非常赞赏。
他当上了秘书少监,还兼任恭王府的直讲。这时候恭王生了个儿子,挺厉害的!淮南王赶紧跑去跟丞相汇报:“恭王夫人李氏生了个皇嫡长孙,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庆典的事儿!” 钱端礼一听他这说法就不高兴了,赶紧上奏皇帝说:“淮南王这是想借机抬高自己呢,皇上您可得小心啊!” 皇帝一听就火了:“这是什么话?这不是在教唆人造反吗?” 于是,就把淮南王贬到建宁府当知府,后来又调到浙西做提刑按察使。
淮南王上朝的时候,把福建的情况,好处坏处都跟皇帝说得很清楚。皇帝对他很赏识,还特意让他去东宫见太子,太子还像对待老师一样恭敬地接待了他。没多久,皇帝就把他召回朝廷,升任太常少卿,又兼任中书舍人,还让他在直学士院工作。 这期间,龙大渊被追赠太师,还享受了仪同三司的待遇;张说被任命为太尉,但朝廷给他发的任命书,他都退回去了。后来,淮南王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诏书,他的文风深厚,完全符合皇帝的口味。皇帝想选拔一些有才华又品行端正的人才,淮南王就推荐了郑伯熊、李焘、程叔达,这几个人后来都得到了重用。
淳熙二年,他升任端明殿学士,还兼任签书枢密院事。辛弃疾平定了茶寇,可是他邀功请赏有点过了。淮南王就说:“咱们得好好查查是不是真的,不然怎么鼓励那些真正有功的人呢?” 后来,文州的少数民族部落又闹事了,吴挺上奏说:“库彦威打仗输了,靖州的蛮夷又来骚扰边境了。”杨倓也上奏说:“田淇也打仗输了。”淮南王就说:“这两个将军都已经战死了,如果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那以后谁还敢上战场啊?” 皇帝曾经夸奖他说:“枢密院的事务,他处理得非常公正,没人说他的坏话,他任职期间,都能很好地遵守法度。” 他还推荐了吴拱、郭田、张宣三位将军。后来,他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
话说当时宰相的位子空了很久,淮和李彦颖一起处理政务。淮说:“给官员授官应该根据他们的才能和品德,不能只看表面功夫。要是真的有才能,我不敢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家乡故旧就不用他们;要是没才能,我也不敢因为私情而庇护他们。”皇上很认同他的说法,于是提拔他做了知院事,后来又做了枢密使。
皇上曾经说,岳庙的武臣名额应该减少一些。淮就说:“那些有战功的人,壮年的时候用他们的力量,老了就抛弃他们,合适吗?”赵雄建议说:“北方归附的人,给他们一些员外官职,应该让他们去吏部报到。”皇上说:“先按老办法来吧。”淮说:“皇上的意思就是天意啊!”赵雄又奏请说:“宗室在岳庙供奉的八百个名额,应该取消。”淮说:“尧舜都亲近自己的九族,这在治理好百姓之前就先做到了;疏远骨肉亲情,合适吗?” 那时候辛弃疾平定了江西的盗寇,王佐平定了湖南的盗寇,刘焞平定了广西的盗寇,淮都处理得非常妥当,论功行赏都非常公平合理。皇上非常赏识他,说:“陈康伯虽然很有声望,处理政务却比不上你啊!”
八年后,淮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之前,从夏天开始就没下雨一直到秋天,这天却下起了甘霖,像瀑布一样。文武百官都互相祝贺,皇上也很高兴,认为这是因为有了好宰相才下雨的,于是下令免除所有郡县一年的赋税,总共免除了八十万缗钱。
赵雄罢相后,在朝中的蜀地官员都想要离开。淮说:“这是唐朝末年党争祸乱的苗头啊,这可不是盛世应该有的现象。”于是他把这些蜀地官员一个一个地提拔重用,蜀地官员这才安心下来。枢密都承旨王抃仗着皇上的宠信作奸犯科,淮极力陈述他的罪行,说:“君主受到诽谤,很少不是因为这种人造成的。”皇上立刻斥责了王抃,并且说:“丞相正直坦荡,毫无隐瞒,君臣之间就应该这样。”章颖为人刚直,说话直率,皇上想要罢免他,淮说:“陛下喜欢听直言,士大夫们也以此为荣,这是值得庆贺的好风气。罢免他反而会让他名声更盛。”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章颖得以保全。
当时觉得治理荒政非常紧急,韩侂胄就说:“李椿老成持重,经验丰富,打算让他担任长沙知府;朱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打算让他担任浙东提举,来带动地方风气。” 后来皇上对朱熹的任用进行考量,皇上说:“朱熹在职务上用心程度如何?”韩侂胄回答说:“他负责治理荒政,正是实践他的学问,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应该给他升官。”皇上说:“那就让他升任徽猷阁直学士吧!”
成都知府的职位空缺了,皇上专门询问韩侂胄的意见,韩侂胄就以留正(正直)来回答。皇上问:“你不是福建人吗?”韩侂胄回答说:“选拔人才不应该局限于地域,就像汤王那样,任用人才不问出身。如果一定要说福建出了章子厚、吕惠卿这样的人才,难道就没有曾公亮、苏颂、蔡襄吗?如果一定要说江浙出了很多名臣,难道就没有丁谓、王钦若吗?”皇上很赞赏他的说法,于是任命他为左丞相。
天长地区发生水灾,受灾的七十多户人家,有人说没必要向皇上汇报,韩侂胄说:“古人说,君主一天都不能不了解水旱灾害、盗贼的情况,《春秋》上说:‘天下各地出现灾祸,君主必须首先知道。’怎么能不汇报呢?”镇江地区因为饥荒,老百姓强行借贷粮食,执政大臣请求严惩他们,韩侂胄说:“命令他们偿还借款就行了,饥荒中的老百姓罪不至死。”有八个进士请求免除考试恩典,直接提升等级,韩侂胄说:“如果这八个人得到了这个恩典,那还有上百个人会效仿。”龚颐是执政大臣的亲戚,想通过关系补官,请求韩侂胄帮忙,韩侂胄认为这条路不能开,就拒绝了他的请求。韩侂胄曾经说过,那些看似鲁莽的人,在紧急关头却能拼死效力,于是就让周极担任安丰军知军,并追赠辛弃疾的祠堂。
皇上多次上奏章请求退休,想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去衢州任职。韩侂胄极力推辞,改任提举洞霄宫。光宗皇帝即位后,下诏询问韩侂胄早年的政务,韩侂胄回答说:尽孝道,修德行,奉天承运,爱护百姓,任用人才,治理政务,没有一样不在最初就认真对待。他的母亲去世后,他按照礼仪尽心尽力地服丧。他生病的时候,突然对家人说:“《易经》有六十四卦,我的年龄也正好是六十四岁。”淳熙十六年,他去世了。消息传到皇上那里,皇上非常悲伤,停止了上朝,追赠他少师的职位,谥号文定。
一开始,朱熹在浙江当官,弹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淮南人(指淮南人某官员,文中未指明)跟唐仲友关系很好,不喜欢朱熹,于是就提拔陈贾当监察御史,让他上奏章说:“最近道学名义上是好的,实际上却有很多坏处,请求皇上严厉整顿。” 当时郑丙是吏部尚书,他们一起大力攻击道学,朱熹因此被免职。后来,庆元时期禁止伪学,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接下来说赵雄的事。赵雄,字温叔,四川资州人。隆兴元年,他考中了省试第一名。虞允文平定四川后,让他当幕僚。虞允文当宰相后,就向朝廷推荐了他。乾道五年,赵雄被召见到了便殿,孝宗皇帝非常欣赏他,当天就下诏书任命他为正字。
范成大出使金国,快要出发了,赵雄正要面见皇帝。虞允文把他叫过去,跟他聊了聊。赵雄进宫后,极力主张收复失地。孝宗皇帝非常高兴,说:“功劳名声,咱们一起分享!”马上任命他为右史,两个月后又升任舍人。金国使臣耶律子敬来祝贺庆典,赵雄负责接待。耶律子敬把一些事情都告诉了赵雄,没有隐瞒。负责监视金使的官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晚上,皇帝召见赵雄,赵雄把耶律子敬说的话都告诉了皇帝,皇帝很高兴。金使辞行的时候,按照惯例应该奏乐,赵雄奏请说:“现在正要祭祀天地,皇上正在斋戒,不能奏乐。”皇帝觉得难以办到,派使者去劝说赵雄,赵雄回答说:“金使一定不敢违抗,就算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带他们回馆驿。”皇帝非常高兴。赵雄请求恢复设立恢复局,日夜研究计划,拟定方案符合皇帝的心意,于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从他被选入馆到升任中书舍人,还不到一年时间。
当时金国将要进攻河南,有人建议把所有皇陵的梓宫都迁回中原。皇上命令赵雄出使金国祝贺金主生日,同时要求他阻止迁陵寝以及正规的受书仪式。赵雄见到金主后,跟他们辩论了好几次。金国的官员多次打断他,赵雄更加坚决地辩论,最终达到了目的。金国人称他为“龙斗”。他还曾经上奏章,陈述收复失地的计划,大意是:“最好的办法是从蜀地进攻陕西,拿下陕西后就能控制中原,这就像秦国统一六国时的战略一样。”乾道八年,因为母亲去世,赵雄辞官回家守孝。
公元1175年,(皇帝)召他当礼部侍郎,又升任端明殿学士,还让他签署枢密院的事务。有一天上朝汇报工作,皇帝说:“今年夏天蚕丝和麦子收成都很好,丝绸和米价都很平稳,真是可喜可贺啊!” 他马上说:“孟子说过,实行王道,首先要让老百姓不挨饿不挨冻。” 皇帝说:“现在这些士大夫们都喜欢说些高深的理论,却羞于谈论农业生产,有点像西晋时期的风气。他们难道不知道,《周礼》和《易经》里都讲到了理财治国吗?周公和孔子哪次不是把理财当作重要的事情来做的?而且不止这些,士大夫们还回避谈论收复失地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家里有百亩田地,其中五十亩都被别人占了,他们难道会去上告讨要回来吗?” 他说:“陛下您志向远大,一心想做一番大事业,我哪敢不把您的这些话记录下来,收录到《时政记》里呢?” 同年十一月,他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
公元1178年三月,他升任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右丞相。每次去见皇帝,他都会说“二帝被困在沙漠里”,这句话他总是挂在嘴边。朱熹多次被朝廷征召都不出来,他建议把朱熹外放到地方任职,于是朱熹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朱熹在南康大谈时政,惹怒了皇帝,皇帝让分析这件事。他奏道:“朱熹这个人太狂妄了,说话词不达意,道理也讲不通,如果处罚他,反而会让他出名。不如像天那样包容,像地那样滋养万物,放任不管就行了。” 正好周必大也极力为他说话,这件事才算完。绍兴府尹张津献上四十万缗钱的余款,他请求皇帝下旨给绍兴府,用这笔钱替老百姓偿还一半的和买身丁折帛钱,这样老百姓交出去的钱又能拿回来一部分,足以显示圣明的恩德。
自从他独揽相权后,在朝廷做官的四川人只有十几个。等到他的势力衰弱后,有人说他结党营私,皇帝开始怀疑他。后来,陈岘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王渥被任命为茶马司官员,都是他从中推荐的。他请求辞职,皇帝却劝他留下,说:“丞相处理政务,不怕得罪人;选拔人才,也不论是否同乡。” 皇帝这话里带着些责备的意思。祖宗时代,四川人从来没当过四川的最高长官,他请求外放,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蔺认为这违反了祖制,上书反对。他请求免职,改任泸南安抚使。皇帝念及他的功劳,又把他调任江陵府知府。江陵府没有险要的防御工事,他请求修筑城墙,城墙修好后,百姓安居乐业,再也没有骚扰的事情发生了。
张栻第二次被皇帝召见,他认为收复失地是应该的,但是皇帝的计划他觉得不太妥当,于是就上了一份奏疏。皇上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把奏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还亲自写了圣旨说:“收复失地,应该按照张栻说的方法去做才对。” 然后就提升张栻为侍讲,还说:“以后有机会,朕要和你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可是虞允文和那些跟他一伙的人心里很不舒服,就处处打压张栻。 听说广西横山那边买马,那些少数民族都很高兴,纷纷送来好马。皇上知道张栻的为人处世很好,很器重他,所以很多人就嫉妒他。后来张栻再次被外放到荆南,虞允文就处处给他使绊子。 当时天文官报告说,有吉星出现在楚地,皇上就说:“这肯定是张栻的功劳啊!” 于是大家就更嫉妒他了。
光宗皇帝快要继位了,召见了虞允文。虞允文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疏,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得非常恳切。皇上就封他为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晋升为卫国公,又让他去湖北做地方官。后来虞允文病得很重,就改任资州知州,又改任潼川府知府,最后又改任隆兴府知府。绍熙四年,虞允文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死后被追赠为少师。嘉定二年,被追谥为文定。
权邦彦,字朝美,是河间人。崇宁四年,他在太学考试中考取了上舍第一名,然后被任命为沧州教授,后来进京做了太学博士,又升任宣教郎,最后做了国子司业。宣和二年,他出使辽国。第二年,他上表请求皇帝亲临太庙祭祀。他在学校当官十多年,后来又升任都官郎中、直秘阁、易州知州,接着又调到相州,之后又被召回朝廷做都官郎中。 他和王黼政见不合,被降职,去冀州做知州。
金兵再次入侵,高宗皇帝设立了大元帅府,调集两河地区的军队保卫汴京。权邦彦率领他手下的两千五百名士兵,和宗泽一起从澶渊出发,前往韦城,占据了刀马河一线,其他各路军队都没有敢上前。 等到金兵大举进攻,他们就转移到南华。 徽宗、钦宗二帝北迁后,权邦彦和宗泽五次上表劝进高宗皇帝即位。
1127年五月,朝廷召他回京,任命他为荆南府知府,后来又调任东平府知府。当时东平府一半地区已经被金兵占领了,眼看着金兵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发誓要誓死保卫东平府,坚守了几个月,城池最终还是破了,但他依然拼死抵抗。老百姓都被他的忠义所感动,跟着他一起突围而出,最终逃到了朝廷所在地。有些官员说他失守应该重罚,想要严惩他,但皇帝考虑到他的父母妻子都死在了金兵手里,就只把他降了两级。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宝文阁直学士,同时兼任江州知州和本路制置使。到任后,三年冬天,他听说父亲去世了,于是就辞去了官职。
过了四年,他又被起复,任命为建康府知府,但他推辞了,朝廷没同意。当时有个叫张琪的强盗在徽州作乱,他派了个副将去平定了叛乱。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江淮等路制置发运使,因为他治理地方有方,政绩显著。有人上奏说:“这三年来,天下大乱,有些人为了国家利益,做出了一些违背常规的事情。像邦彦和姜仲谦这样的人,即使犯了错,也很快又官复原职,这跟宣政时期的情况很像,希望朝廷能够改变这种风气,以端正风俗人伦。”皇帝下令,邦彦负责军赋的事务,可以按照原来的办法继续进行,其他的事情都取消了。
绍兴元年,皇上召他当兵部尚书,还兼着侍读。第二年,他又升了官,当上了端明殿学士,还负责签署枢密院的文件。一开始,他上书献上了十条建议,想图个国家中兴,大概意思是说:应该把全国的安危放在首位,努力恢复国家以前的疆土,别只满足于在东南一隅苟且偷安。要管好那些将领,应该用法律来震慑他们,同时也要给他们封爵位。应该让那些负责讲读的官员,多读读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三代、汉、唐中兴时期的历史故事,每天都向皇上汇报,辅助皇上学习。还要仔细观察那些诽谤好人、阻碍贤才的奸臣,那些只想偷安苟且的佞臣,那些为了立威而结党营私的奸臣,还有那些欺骗皇上、蒙蔽圣听的小人,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做什么,就能分辨出忠奸来了。要爱护百姓,首先要爱护他们的劳动力;要体恤百姓,首先要节约国家的开支。要自己带头节俭,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国家,这应该从当政的人开始做起。那些重要的军事部署,不是一般的偏将所能胜任的,必须得有贤臣良将才行。有些官职可以裁撤,应该让沿江州县各自负责本地的防务,总归由漕运的帅领统管,从荆州、鄂州、江州、池州,到采石、京口,只要委任得当,就能做好防务,这是上策。皇室宗亲中,难道就没有杰出的人才,能够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参与机密事务,负责宫廷卫戍的吗?希望皇上能找到这样的人,放在身边重用。人事已尽,天命难违,祸福不能都归咎于命运。
吕颐浩一向和这位官员关系很好,就推荐了他。给事中程瑀弹劾他五条罪状,连续三次上奏章,皇上都没理他。这位官员在枢密院任职期间,又上奏说:“现在有三个可以乘胜追击的机会,这就像下棋一样,要争先一步,怎么能被动应付,不掌握主动权,反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不久,他又兼任了权参知政事。皇上曾经和大臣们谈论湖南的事情,吕颐浩说:“李纲为人暴躁,恐怕治理潭州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皇上说:“李纲在宣和年间论述过水灾,因此名声很好。”这位官员说:“李纲根本就没有什么政绩,只不过是虚名罢了。”他这是在帮着吕颐浩排挤李纲。三年后,他去世了。
他当政一年,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建树,只是混了个官位而已。他无子,由侄子嗣衍继承香火。他留下遗稿十卷,取名为《瀛海残编》,珍藏在家中。
程松,字冬老,是安徽青阳人。他考中了进士,被派去浙江长兴当县尉。后来,章森和吴曦出使北方,程松跟着他们当随从。庆元年间,韩侂胄当权,吴曦当上了殿帅。那时候程松是杭州知县,为了巴结吴曦讨好韩侂胄,他可没少费心思。
韩侂胄有个宠姬,因为一点小事被冷落了。程松听说后,花大价钱把她买了下来,还给她安排了最好的住处,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简直比伺候亲娘还殷勤。没过多久,韩侂胄又想起了这个宠姬,宠姬就把程松对她体贴入微的事儿都告诉了韩侂胄。韩侂胄一听,高兴坏了,立马提拔程松当了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还让他做了太府寺丞。没过几天,程松又升了监察御史,接着又升了右正言、谏议大夫,这升迁速度,真是坐了火箭啊!
吕祖泰上书要求诛杀韩侂胄和苏师旦,程松和陈谠却弹劾吕祖泰该杀,结果吕祖泰被判流放到岭南。程松升官后一年多没啥动静,心里很不爽,于是又把自己的一个妾送给了韩侂胄,还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松寿”。韩侂胄对这名字感到奇怪,问他什么意思,程松说:“我就是想让我的卑贱姓氏,能一直被您记住啊!” 这下韩侂胄更高兴了,直接把程松提拔成了同知枢密院事,从一个小小的县令做到执政大臣,只用了四年时间。
开禧元年,程松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任成都府知府和四川制置使。韩侂胄决定要打仗,计划两年后四月分兵进攻,并任命程松为宣抚使,吴曦为副手。后来韩侂胄又把吴曦升为陕西招抚使,给了他很大的权力。程松率领三万东路军驻扎在兴元,吴曦率领六万西路军驻扎在河池。程松到了益昌,想用执政的礼仪来责备吴曦,吴曦听说后,直接掉头回去了。程松用了一千八百人保护自己,吴曦却从中抽调了不少人,程松却一点都没察觉。吴曦派人暗中向金国献媚,把关外四州的地盘送给了金国,还请求金国封他为蜀王。有人告发吴曦叛变,程松却觉得那人疯了。
没过多久,金人封张栻为蜀王。张栻给范松写信,派使者去送信,范松不知道该怎么办。兴元帅刘甲、茶马范仲任找到范松,商量着一起起兵诛杀张栻,范松害怕事情泄露招来祸患,就赶紧把两个人打发走了。正巧这时传来消息说金兵快到了,百姓四处逃窜,互相践踏,整个城池像烧开了锅一样。范松赶紧朝着米仓山逃跑了,从阆州顺流而下到重庆,写信给张栻,请求赏赐一些钱财买船,信里称呼张栻为蜀王。张栻派使者送来一个装满东西的匣子,范松看到后非常害怕,怀疑里面是剑,赶紧逃跑。使者追了上来,范松没办法只好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范松这才加快速度出了峡谷,往西边跑,哭着说:“我现在终于保住了脑袋!”张栻被杀后,朝廷下令革除范松的职务,降了三级官职,让他去筠州居住,后来又降为顺昌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澧州。 之后又被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宾州。最后死在了宾州。
陈谦,字益之,是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后来升迁为国子录、敕令所删修官、枢密院编修官。在陈中兴五事中,到了李纲建议建立镇守军队这件事上,皇帝说:“李纲算什么东西?”陈谦说:“陛下任用大臣,应该选择比李纲更优秀的人,这才能符合您的圣明旨意。现在您任用的人远不如李纲,这算怎么回事呢?”皇帝脸色一变,陈谦就继续说了好一会儿。
孝宗皇帝即位后,陈谦被任命为江州通判,常州知州,提举湖北常平。平定了辰州峒徭的叛乱,被加封为直焕章阁,升任户部郎中,总领湖广地区的财政赋税。陈谦是丞相赵汝愚的门客,后来因为党争被罢免。几年后,他又被起用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后来调任京西运判,再次担任直焕章阁。
韩侂胄计划骚扰金国,命令献马的人可以得到官职,七州的百姓互相煽动,都成了盗贼。陈谦给韩侂胄写信说:“现在如果依靠这些盗贼去抢劫掠夺,难道是想拿国家的灭亡来开玩笑吗?”之后,陈谦多次上奏弹劾襄帅皇甫斌、李奕的罪行,并且请求罢免他们。皇帝下旨让薛叔似协商此事。后来陈谦升任司农少卿、湖广总领,被任命为宣抚司参谋官。
金兵大举入侵,攻陷了应城,烧毁了汉川,汉阳城空空荡荡,人们四处逃窜,武昌也吓得不轻。当时,(这个人)担任宝谟阁待制兼副宣抚使,立刻在北岸设立指挥部,命令当地豪强赵观率兵渡河,结果很多士兵和战马都淹死了,剩下的军队也都逃跑了。没过多久,他就丢了官,被罢免了。后来他又担任了江州知州。韩侂胄死后,和议已经决定,他又一次被罢免,回家养老去了。最后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生前名声很好,很早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可是晚年在伪禁中被冷落,竟然称韩侂胄为“我王”,所以士人们对他评价很低。
张岩,字肖翁,是梁州人,后来搬到扬州,绍兴年间渡过长江,住在湖州。他为人精明能干,为人处世圆滑。乾道五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监察御史,他和张釜、陈自强、刘三杰、程松等人巴结韩侂胄,诬陷陷害当时正直的贤臣,还严厉禁止理学。
他升任殿中侍御史,多次升迁,最后当上了给事中,然后又升任参知政事。因为有人弹劾他,被罢免,改任资政殿学士、平江府知府,不久又升任大学士、扬州知州。当时边境战事刚刚开始,朝廷命令他和程松分别统领淮南和淮北的军队,不久就被召回朝廷,担任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开禧二年,升任枢密院知事。第二年,又担任督视江淮军马的职务。
当时,使臣萧信孺正在金国议和,恰逢吴曦在四川叛乱,和议还没谈妥,吴曦就被杀了。金人又提起了之前的和议,萧信孺再次前往议和。韩侂胄催促张岩派遣毕再遇、田琳合兵进攻敌人,并且要活捉敌方主帅。没过多久,川陕地区的战事接连失利,大散关失守,敌情又发生了变化。张岩在督府待了九个月,耗费了三百七十多万贯的公款,看到和议反复不定,就说自己不懂军事,坚决请求辞职。
韩侂胄被杀后,御史章燮弹劾张岩和苏师旦结党营私,误国误民,被罢免了两官。宁宗皇帝认为当时战事正起,张岩曾经说过战争不可取,就让他自便,恢复了他的官职,让他回家养老。最后以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退休,去世后被追赠特进。
话说啊,史浩这个人啊,心地善良,宽厚仁慈,但是呢,他就是看不透皇帝想恢复中原的计划。王淮这个人,搞什么伪学禁锢,害得好多好人遭殃。赵雄和虞允文一起商量打仗的事儿,可是老史书上说这俩人打压张栻,这是怎么回事呢?邦彦守城打仗,可真是卖力,可惜的是,他还帮着吕颐浩去攻打李纲,这样的人,君子们可不多见。程松、陈谦、张岩这几个,都是些拍马屁的家伙,根本不值得一提!
再来说说,史浩虽然心肠好,但就是帮不上皇帝恢复中原的大计。王淮搞的那些“伪学”禁令,害了不少好人,真是毒害一方啊!赵雄和虞允文合计着打仗,可旧史书上却说他们俩打压张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邦彦在城里死守,打仗也特别卖力,可惜的是,他竟然帮着吕颐浩去攻打李纲,哎,这样的人,真正君子可不多。至于程松、陈谦、张岩那几个,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家伙,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理会。
楼钥,字大防,是宁波鄞县人。隆兴元年,他参加南宫考试,考官们都很欣赏他的文采,想让他考第一,结果他的策论不小心犯了旧皇帝的名字禁忌。主考官洪遵上奏皇帝,最后楼钥只得了末等。他去拜访各位考官道谢,考官胡铨夸奖他说:“这是翰林才子啊!”后来他做了教官,又调到温州当教授,还参与了朝廷敕令的修订工作,以及《淳熙法》的修撰。
有人提议把太学祭祀先贤的仪式降格为中等祭祀,楼钥不同意,他说:“皇帝亲临祭祀,对先圣要行跪拜礼,对武成王则行拱手礼,这两种礼仪不一样,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后来他升任宗正寺主簿,先后担任太府寺丞、宗正寺丞,最后外放温州知州。
温州下辖的乐清县有人鼓吹方腊起义又要重演,县令抓了几个人送到州府。楼钥说:“要治他们的罪,又找不到合适的罪名;放了他们,又会误导百姓。”于是,他把为首的几个人编入户籍,然后把其他人赶出境外,百姓的恐慌情绪才平息下来。朝廷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楼钥解释说:“苏洵说过:‘有乱象却无实际的叛乱,这叫做将要发生叛乱。不能因为有乱象就紧张过度,也不能因为没有乱象就放松警惕。’” 丞相周必大很欣赏他的做法。
光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楼钥,楼钥上奏说:“皇上刚开始执政,应该先确立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中原,但这之前,应该先增强君主的意志,提升君主的德行。”他又说:“现在的法令网太密了,希望陛下体恤百姓,把设置禁令当成不得已而为之,凡是那些想出新点子增加法令条文的事,都不要去做,这样才能保存国家的元气。”
楼钥一开始担任考功郎兼礼部员外郎。当时吏部和铨选部门都有人徇私舞弊,很多事情都被压着不办。楼钥说:“选拔尚书郎,应该注重简明扼要、办事通达。”于是就把那些徇私舞弊的人全部撤职了。后来他升任国子司业,又兼任起居郎和中书舍人。他说话坦率明白,文风符合制诰的规范,奏章上从不回避问题。宫里有时有人私下求他办事,皇上说:“连朕都怕楼舍人,还是算了吧。”刑部说,全国的案件积压太多,中书省事务繁杂不清,应该大力精简。楼钥说:“‘三宥’是古代刑法的训诫。”坚决主张不可精简。
一次庆典上皇上过寿,楼钥随班扈从,皇上却没出宫。后来,玉牒、圣政、会要等书稿写好了,准备进献给皇上,却一再推迟日期。楼钥说:“臣多年随侍皇上,知道陛下过寿时会在重华宫举行盛大的仪式,场面非常热闹。嘉王每天都早朝觐见,非常勤勉。我想,寿皇也一定盼望着陛下前去,就像嘉王一样。”他又奏道:“《圣政》一书,完整记载了寿皇一朝的事迹。《玉牒》和《会要》也足以记载淳熙末年的事情,希望尽快确定进献日期,不要再拖延,以彰显孝道。”皇上听了很感动,于是就按照楼钥的建议完成了进献仪式。
楼钥被试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兼任直学士院。光宗禅位诏书,就是楼钥起草的,其中有句“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被士大夫们广为传诵。后来他升任给事中。他请求纠正太祖皇帝东向祭祀的方位,另建僖祖庙来代替夹室,把顺祖、翼祖、宣祖的牌位都供奉在里面,举行大祭时就在庙里祭祀。皇上准了他的请求。
朱熹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韩侂胄,被罢官外放。楼钥说:“朱熹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陛下应该体恤他的年老体弱,现在正值隆冬,让他去外地讲学很不方便,不如让他在京城内任职,让他修史,等到春天暖和了再让他回到讲席上。”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赵汝愚对人说:“楼公是当今难得的人才,只是恐怕临事不够果断。”等到他看到楼钥持论坚正,又感叹道:“我真是大大低估他了!”
宋宁宗当皇帝的时候,韩侂胄因为当了知阁门事,参与传达圣旨,就开始有点专权的意思了。彭龟年使劲儿地弹劾他。韩侂胄就升了一级官,调到京城里的宫观任职,而彭龟年则被外放到地方当待制。 王钥和林大中一起上奏章,请求留下彭龟年在讲筵,或者把韩侂胄外放到别的地方去。 结果彭龟年还是被外放了,王钥升任吏部尚书,又兼任显谟阁学士,去江州太平兴国宫做提举。没多久又当了婺州知州,后来又调到宁国府,最后被罢官,还被夺了职务。他两次上奏请求退休,最后才被批准。
韩侂胄曾经让王钥给他当陪客,因为王钥没巴结他,心里就非常不爽。后来韩侂胄被杀,皇上就重新起用王钥,让他当翰林学士,后来又升任吏部尚书,还兼任翰林侍讲。那时候王钥都七十多岁了,可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得让人吃惊。他写文章速度飞快,一下笔就能写出草稿,衙门的官员都非常惊讶。他上朝的时候,皇帝仔细端详着他,说:“好久没看见这位老官员了呀!” 当时跟金国的和平协议还没完全确定下来,金国要求韩侂胄的人头。王钥说:“和平与否就看这件事了,奸贼的人头已经砍下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赵汝愚的儿子赵崇宪上奏章为父亲申冤,王钥也请求纠正赵师召的罪过,重新追究蔡琏的死因,并且批判龚颐正的《续稽古录》来澄清那些诬蔑之词。 后来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之后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最后做到参知政事。他在两府任职五年,多次上奏请求退休,最后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太平州知州,他又辞了,后来又升任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少师,谥号宣献。
王钥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妙,他自己号称“攻愧主人”,留下了一百二十卷的文集。
李大性,字伯和,是广东四会人。他祖上李积中曾经做过御史,因为直言敢谏被列入元祐党籍,后来才在南昌定居。李大性年轻的时候就努力学习,尤其精通本朝的典故。他靠父亲的关系入仕,参加选拔考试时,上交了《艺祖庙谟》一百篇和关于公私利害的奏疏一百篇。他还说:“元丰年间规定,六察可以直言进谏,可是章惇当宰相后就禁止了,请求恢复旧制,拓宽言路。”很多官员极力推荐他,朝廷就让他去都堂审察,只升了一级,做了湖北提刑司的干官。没过多久,他就调到吏部当主管架阁文字的官员。他母亲去世后,守孝期满,他又进献了《典故辨疑》一百篇,都是关于本朝历史的,他广泛查阅了各种野史,并用史书、实录进行核对,辨别真伪,都有依据可查。孝宗皇帝读后非常赞赏。
他被提升为大理司直,后来又升任敕令所删定官,兼任楚州通判。楚州知州吴曦和都统刘超商量着要拆城搬迁,李大性说:“楚州城是晋朝义乌时期修建的,非常坚固,为什么要用脆弱的代替坚固的呢?”坚决反对。朝中大臣想要弹劾他阻挠军务,但最终没有成功。后来他奉命送北方的使者,朝廷顺便让他调查当地情况,他如实上报,结果导致了那两位军官被罢免,李大性也被任命为太府寺丞,后来又升任大宗正丞兼仓部郎,不久又调到工部。
陈傅良因为直言进谏而离开朝廷,彭龟年、黄度、杨方也相继离职。李大性上书抗议说:“朝廷现在很清明,却让这些直言敢谏的人无缘无故地离开,我非常惋惜。这几个人都是真心爱戴皇上,既然知道他们爱君,却任由他们离开而不挽留,恐怕以后离开朝廷的正直之士就不会只有他们几个了。孟子说:‘不信奉仁义之士,国家就会空虚。’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寒心。”
孝宗皇帝驾崩了,光宗皇帝生病了,没能亲自操办丧事。 大性又上奏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乱七八糟的,更何况金国的使臣来吊唁,要到北宫的素帷帐里接见,都不知道这时候能不能不出席?《檀弓》里说:‘成年人有哥哥死了却不守丧的,听说子皋要来做成宰,就穿上了丧服。成年人说:“哥哥死了,是因为子皋要来才穿丧服的。”’大概意思是说,成年人害怕子皋来才穿丧服,他穿丧服是为了子皋,不是为了他哥哥。如果陛下一定要等到使臣来了才办丧事,恐怕会让内外都非议,岂止像那个成年人那样简单!”
后来,大性被调任军器少监,兼任司封郎,又提举浙东常平,之后改任浙东提刑兼知庆元府。 接着被召回朝廷,担任吏部郎中,一路升迁,做到司农卿。第二年,又兼任户部侍郎。 他被外放出任绍兴府知府,才一年就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侍郎,然后升任尚书。朝廷正讨论要不要出兵,大性详细陈述了利害关系,认为不应该轻易出兵,这触怒了韩侂胄,于是他又被外放,先后出任平江府知府、福州知府、江陵知府,并兼任荆湖制置使。
江陵地区因为之前的战争而破败不堪,又遭遇了饥荒,接着又爆发了瘟疫。大性首先倡议赈济救助,总共发放了三十八万多缗钱。 前任官员贪污的钱款,总共十四万五千多缗,他都全部免除,不再追究。那些流离失所、刚刚恢复生计的人,也都奏请免除他们的税赋。边疆地区的武官爵位,本来是为了激励士气,可是却滥发成风,大性弹劾了两路戎司冒领逃亡士兵的钱粮,共计三千四百九十七道,全部追缴上交,销毁记录,让选拔武官的制度焕然一新。江陵以前使用铜钱,铜钱重,纸币轻,老百姓拿着钱去市场上买东西,一天都买不到一个铜板。大性奏请按照襄阳、郢州的例子,通用铁钱,于是钱币流通起来,老百姓才开始恢复生计。
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兼任详定敕令,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 当时金国分裂,自身难保,有人建议北伐,大性上奏章说,关于是否和战的问题还没有确定,请求让朝臣们一起商议,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后来,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知平江府,不久后因病请求退休,最终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惠。
李家祖上三代都在朝廷做官,父子兄弟互相学习帮助,关系融洽。李大性和他弟弟李大东都位居高官,都是有名的大臣。
任希夷,字伯起,祖籍眉州。他高祖伯雨是谏议大夫,后来任职于福建,并在邵武定居。任希夷从小就努力学习,写文章非常认真刻苦。淳熙三年,他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建宁府浦城县簿。他跟随朱熹学习,并且认真实践朱熹的思想,朱熹对他非常器重,说:“伯起,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啊!”
开禧年间,任希夷担任太常寺簿,上奏说:“从绍熙年间以来,礼书都没有整理编排,时间久了,恐怕会散失,请求允许太常寺进行修订。”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他升迁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他又上奏说:“周敦颐、程颢、程颐是几百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请求朝廷给他们追谥。”后来,周敦颐被追谥为元公,程颢被追谥为纯公,程颐被追谥为正公,这些都是任希夷提议的。
之后,任希夷又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当时史弥远把持朝政很久了,大臣们都只是应付差事,很多人批评任希夷过于沉默寡言。不久,他被调任临安洞霄宫提举,后去世,追赠少师,谥号宣献。
徐应龙,字允叔。淳熙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衡州法曹、湖南检法官。在潭州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主谋已经被抓了,但是有人诬陷逃犯是主谋,官吏们也相信了。等到抓到逃犯后,官吏们急于定案,逃犯被迫承认了罪名。官吏们按照成例将案子提交到宪司,徐应龙仔细审查了案情,说:“主犯和从犯还不清楚,应该上报朝廷。”当时周必大担任潭州知州,提刑按察使卢彦德不想改变案情,想要处死逃犯,徐应龙竭力为他辩解。之前,卢彦德答应让徐应龙回京城升官,这时却生气地说:“你不想离开我的管辖范围吗?”徐应龙说:“拿人命来凑数,我做不到!”卢彦德无法反驳,这件事让很多人敬佩徐应龙的坚守原则,纷纷推荐他。
我被提升官职,做了江西瑞州高安县的县令。吕祖俭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韩侂胄,被贬官死在了高安,我帮他料理后事,还为他写了祭文。有人劝我躲避祸患,我说:“吕先生是我敬重的人,即使因此受牵连,我也心甘情愿。”朱熹还给我写信说:“高安的政事,正义之风凛然啊!”后来我主管淮西地区的文书事务,又做了南恩州的知州。
后来陈自强当权了,他是我的老同学,我请求外放雷州,离开了朝廷。没多久,我又被召回朝廷,担任都进奏院监官,之后升任国子博士、工部员外郎,再升户部侍郎,接着又升任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秘书少监兼权工部侍郎,官职越来越高。
金国皇帝迁都汴京,我上奏说:“金人穷途末路南下,可能会越境入侵。就算金国灭亡了,还会出现新的敌人,这更值得担忧。”我兼任侍讲,又说:“皇帝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这应该责备宰相;宰相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应该采纳大家的意见。李吉甫当宰相时,号称很会用人,但他推荐的三个官员,其实都是裴垍推荐的。”
我升任吏部侍郎,之后又升任刑部尚书兼侍读。我在讲学的时候,经常直言进谏。有一次,我读到吴起为士兵吸脓疮的故事,就上奏说:“吴起能这样体恤士兵,所以才能得到士兵的全力效忠。现在军中的将领,只知道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怨声载道啊!”皇上很惊讶地说:“将领贪污成风的现象,现在还没消除吗?”宰相史弥远听了很不高兴,把我侍读的职务免了。没过多久,我又兼任太子詹事。景献太子去世后,我请求退休,皇上不同意,把我调任吏部尚书,又让我以焕章阁学士的身份,去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我去世了,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肃。
我的儿子荣叟,官至参知政事,谥号文靖;深叟,官终将作监丞;清叟,官至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他们都有自己的传记。
庄夏,字子礼,是泉州人,淳熙八年考中了进士。庆元六年,闹大旱,朝廷下令征求解决旱灾的建议。当时庄夏在赣州兴国县做县令,他上书皇帝说:“皇上是阳,臣子是皇上的阴。现在皇上的权力都下放出去了,这是阴气过盛啊!阴气积聚到极点,阳气就会涣散而无法收敛,后果就是火灾、旱灾和蝗灾。希望陛下您能展现阳刚之德,让后宫、皇亲国戚、内廷官员都各司其职,不要越位,这就是抑制阴气、增强阳气的办法。”
后来,他被召进京做太学博士。上任后,他又上奏说:“这几年分封诸侯、派遣使节,圣旨的墨迹还没干就改任,座位还没坐热就换地方,一个人一年换三次差事,一个郡一年换四个太守,老百姓哪还有精力发展生产啊?” 他后来升迁为国子博士、吏部员外郎、军器监、太府少卿。之后又出任漳州知州,后来又担任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接着又代理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当时有很多流民前来投奔,庄夏就建议说:“荆襄、两淮有很多荒地,可以按人口分配土地,并借给他们房屋、耕牛和农具。趁他们刚来的时候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活着还有希望,就能忘记之前的辛苦。这样一来,兵民就能团结一心,屯田就能成功,这是关系到国家千秋万代的大事啊!”
他后来又担任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谕德,他又上奏说:“现在既不能打胜仗,又拿不定战略方针,那么讲和的建议就会趁虚而入。如今最大的祸患就是军队人太多。请求您下令给将领们,让老弱士兵自己报上名来,然后用他们的儿子、弟弟、侄子、女婿等壮丁来代替他们,这样就能减少军费开支了。”皇上说:“士兵的子弟和招募的百姓不一样,你的说法是对的。” 后来他升任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之后告老还乡。嘉定十年,庄夏去世。
王阮,字南卿,是江州人。他的曾祖王韶,在神宗时期,开辟了熙河路,还活捉了西夏的木征;他的祖父王厚,接着又开辟了湟州和鄯州;他的父亲王彦傅,靖康年间勤王护驾:他们都有战功。王阮从小就喜欢学习,很有气节。他经常自称是将门之后,辩论起来非常厉害,在场的人都没人能驳倒他。他曾经拜访袁州太守张栻,张栻对他说:“现在正道在武夷山,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寻找呢?” 后来王阮在考亭拜见了朱熹,朱熹和他谈话后,对他非常欣赏。隆兴元年,王阮考中了进士。
宋孝宗刚登基,想完成高宗的遗愿,北伐收复中原。第一个诏令就是准备在建康(南京)整顿军备,为北伐做准备。但是朝中的大臣们都胆小怕事,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拿不定主意。这时,阮某参加礼部考试,在策论中写道:
临安(杭州)地处偏僻,虽然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适合休养生息,但它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建康地处东南要冲,扼守长江,控制着千里江河,可以威慑吴楚,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进取之地。建炎、绍兴年间,金兵乘胜追击,我军疲惫不堪,高宗皇帝为了休养生息,才退守临安。三十年来,临安城池得到修缮和完善,比以前强盛百倍不止。皇上您目光远大,想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并不是觉得临安不好。但是,防守和进攻的策略不同,进退的道理也不一样。
古时候建国,一定要有依靠,国家战略也必须依托有利的地形。秦国有函谷关,蜀国有剑阁,魏国有成皋,赵国有井陉,燕国有飞狐,吴国有长江,这些都是他们赖以建国的屏障。现在,东南的王气聚集在建康,长江千里,扼守要冲,我们却放弃它,退守偏僻之地,好像打算永远待在这里一样。这还叫为国家着想吗?这算得上是好的策略吗?再说,战争要以地利为基础,临安的湖光山色,怎么比得上建康的龙盘虎踞?太湖的波涛汹涌,怎么比得上长江的险峻?现在那些大臣们只知道吴越一带的险要地势,却不知道秣陵(建康古称)的交通便利,这就好比富人把钱财锁在箱子里,而不拿出来用于发展,我担心半夜里会被偷走。如果我们能迅速行动,中原就在眼前,何况只是建康呢?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问题在于我们不去做啊!
范成大是当时的贡举官,他读到阮某的策论后,赞叹道:“这个人真是个人才啊!”
阮某人先是被调到南康府都昌县当主簿,因为清廉的名声而闻名,后来调到永州当教授。他曾经向朝廷上书,建议停止在吴楚地区养马的政策,把马匹都集中到蜀地茶马司,以此节省往来运输的费用和每年分养马匹的开支,奏疏长达数千字。绍熙年间,他担任濠州知州,请求恢复曹玮时期的屯田制度,并修习种世衡的射箭方法,每天都讲解军事防御,还和边民一起探访北境的情况。在他任职濠州期间,金兵都不敢南侵。后来他又调任抚州知州。
韩侂胄早就听说过阮某人的名声,特地召见他上奏,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晚上还派密使去见阮某人,但阮某人没有答应,私下跟亲近的人说:“我听说朝廷大臣选拔人才,人才也要选择效忠的对象。刘歆、柳宗元因为依附权贵而身败名裂,被后世嘲笑。如今朝政大权掌握在韩侂胄手里,我怎么会愿意投靠他呢?”朝见结束后,阮某人拂袖而去。韩侂胄听说后非常生气,下令给他一个闲职让他退休。于是阮某人就归隐庐山,彻底放弃了尘世间的纷扰,悠闲地饮酒作诗。朱熹曾经惋惜他的才能和谋略超过常人,却因为不得志而被埋没。嘉定元年,阮某人去世。
王质,字景文,祖籍是郓州,后来迁居兴国。他博通经史,擅长写作。他在太学读书时,和九江人王阮齐名。王阮经常说:“听景文谈论历史,就像读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一样,名川支川,脉络清晰,环环相扣,没有一点停顿,他随便说几句话都像珍珠一样珍贵。”
王质和张孝祥父子交往甚密,深受他们的器重。张孝祥担任中书舍人时,想推荐王质参加制科考试,但后来因为张孝祥离京而未能实现。王质写了五十篇论文,论述历代君臣治乱的道理,名为《朴论》。绍兴三十年,他考中进士,朝廷大臣推荐他担任馆职,但他没有接受。第二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到荆州、襄阳宣谕;又一年,枢密使张浚都督江淮地区,他们都聘请王质担任幕僚。后来王质进入太学担任太学正。
当时孝宗皇帝多次更换宰相,朝政局势还不稳定,王质就上书皇帝说:
皇上您登基以来,心里想着要有所作为,可是陈康伯、叶义问、汪澈这几个大臣,您都觉得他们不行。所以您先把义问赶走了,接着又把澈赶走了,就剩下康伯,您拿不定主意,是留是走,心里其实也看不上他。最后您决定启用史浩,可史浩也没达到您的预期,于是您又决定用张浚,张浚也没什么成就,最后您又用上了汤思退。现在汤思退独揽大权,已经好几个月了,我觉得他最终也帮不了您什么忙。
说到底,宰相这个位置,如果选的不合适,您的计划就会受阻。以前康伯建议您采取和平政策,结果没成功;张浚建议您打仗,结果也不行;张浚又建议您坚守防御,结果也陷入困境;现在汤思退又建议您和谈。皇上您真的仔细考虑过和平、战争、防御这三件事吗?李牧在雁门关,主要策略是防御,有了防御才能打胜仗;祖逖在河南,主要策略是进攻,有了进攻才能和平;羊祜在襄阳,主要策略是和谈,有了和谈才能守住城池。为什么您非要把它们割裂开来,不让它们互相配合呢?
现在您的想法还没确定,大计还没制定。有人跟您说金国衰弱快要灭亡了,咱们军队很强大,您就立刻想要像汉武帝那样刻石燕然山;有人跟您说咱们实力不足,金兵就要来了,您就立刻想要跟金国在平凉议和;有人跟您说咱们不能进攻,金国也打不进来,您又想要像楚汉相争那样在鸿沟划界而治。要我说啊,皇上您应该把这三种想法融合在一起,天下哪有不治理好的道理呢?
皇上您知道他是个忠诚正直的人,可是那些嫉妒他的人就一起诬陷他说他年轻气盛,喜欢发表异议,结果把他给罢免了。正好虞允文去川陕地区安抚百姓,就把他带过去了。有一天,让写一份用契丹文写的檄文,他提笔就写,文辞慷慨激昂,气势逼人。虞允文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景文真是个天才啊!”后来他被任命为敕令的删定官,又升迁为枢密院编修官。虞允文当政的时候,孝宗皇帝想让他当谏官,虞允文认为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而且当时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可以担任右正言。可是当时宦官当道,很多人害怕他,暗中阻挠他,把他外放到荆南府通判,又改吉州,都没成,最后让他告老还乡,从此远离官场。淳熙十五年,他去世了。
陆游,字务观,是浙江绍兴人。他十二岁就能写诗作文,后来靠着祖上的功劳当上了一个小官。有一次考试,他考了第一名,秦桧的孙子秦埙排在他后面,秦桧气坏了,把主考官都给治了罪。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又把他排在前面,秦桧直接把他刷下来了,从此就记恨上他了。秦桧死后,陆游才被派到福建宁德当县令,后来因为有人推荐,他又被调到一个负责整理官方文件的部门工作。
那时候,杨存中长期掌控禁军,陆游极力劝谏皇上说这不好,皇上听取了他的意见,就把杨存中撤职了。有宫里的人从北方买来一些珍贵的玩意儿献给皇上,陆游上奏章说:“皇上您给自己起名叫‘损’斋,意思是节俭,平时连书画都不怎么用,更别说这些了。底下人不懂您的意思,私自买这些东西,有损您的圣明,请求皇上严厉禁止这种行为。”
陆游还上奏章说:“那些不是皇室宗亲的人,即使有功劳,也不能随便封王。最近,有人当了老师还兼任殿前都指挥使,还有人当了太尉还兼任了管理宫门的官职,这些都乱了规矩,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后来,陆游升职了,当了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宋孝宗当皇帝后,陆游升任枢密院编修官,还兼任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和黄祖舜推荐陆游说他文采好,懂历史,于是皇上召见了他,说:“陆游学习刻苦,很有见地,说话也很直接。” 皇上就赐给他进士出身。陆游在朝堂上对皇上说:“陛下刚登基,正是要以诏令来树立威信的时候,可是现在官员和将领们都松松垮垮的,应该把那些最不听话的,一起革职。”
快要跟金国议和的时候,陆游又给朝廷写信说:“从吴国开始,江南地区就没有把都城设在建康以外的地方。现在把都城设在临安,只是权宜之计,形势并不稳固,后勤补给也不方便,而且海路离临安很近,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一旦议和成功,盟约签订,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很多限制。现在应该跟金国约定,建康和临安都是我们国家的驻跸之地,金国的使臣来朝拜,可以去建康,也可以去临安,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容地选择建都的地点,他们也不会怀疑我们。”
话说当时龙大渊和曾觌当权,很嚣张跋扈。有个叫游的人,就跑去跟枢密使张焘说:“龙大渊和曾觌这俩人拉帮结派,专哄骗皇上,您现在不说,以后就更没机会了!”张焘一听,赶紧把这事儿报告给了皇上。皇上问他消息从哪儿来的,张焘就把游说的那些话都告诉了皇上。皇上听了龙大渊和曾觌坏话,非常生气,就把游贬到建康府当通判,没多久又调到隆兴府。 有人就说游跟台谏官们关系好,到处传播是非,还拼命鼓动张浚打仗,结果游就被免职回家了。过了很久,他又被派去夔州当通判。
后来王炎去川陕地区平叛,请游去做他的幕僚。游就给王炎出了个主意,说要收复中原,必须先拿下长安,而要拿下长安,就得先拿下陇右地区。 得先囤积粮食,训练军队,等到时机成熟就进攻,时机不对就防守。当时吴璘的儿子吴挺掌管军队,这人非常骄横跋扈,挥金如土,拉拢人心,还经常因为一些小错就杀人,王炎却拿他没办法。游就建议用吴玠的儿子吴拱来代替吴挺。王炎说:“吴拱胆小怕事,没啥主意,要是遇到敌人肯定打败仗。”游说:“吴挺要是遇到敌人,谁又能保证他不会败仗呢?就算他打了胜仗,也更难控制他了!”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造反,证明了游的预见是正确的。
范成大当了四川的最高长官,游做了他的参议官。两人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写文章,交往也很随便,不拘泥于礼法,很多人批评他行为放荡不羁,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放翁”。后来他官越做越大,做到江西常平提举。 江西发了大水,他上奏朝廷,建议拨款救济灾民,并下令各郡县发放粮食。 结果被召回京城后,给事中赵汝愚反对他的奏章,游就只能退休了。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严州知州,进京辞行时,皇上对他说:“严陵风景秀丽,你工作之余可以写写诗词,自娱自乐。” 皇上后来又召见了他,说:“你的文笔非常出色,其他人根本比不上你。”于是就让他做了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他升任礼部郎中,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因为孝宗、光宗两朝的实录和三朝史还没完成,皇上就让他参与修撰国史和实录,免去了他的朝参义务,后来又兼任秘书监。三年后,史书修完了,他就升任宝章阁待制,然后退休了。游很有才华,尤其擅长写诗。晚年他又出来做官,为韩侂胄写了《南园阅古泉记》,结果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朱熹曾经说过:“他的才能太高了,行为又太随便,恐怕会被有权势的人利用,到头来毁了自己的晚节。” 看来朱熹真是很有先见之明啊!嘉定二年,游卒,享年八十五岁。
方信孺,字孚若,是兴化人。他很有才华,还没成年就能写出好文章,周必大、杨万里看到他的文章后都觉得很惊奇。因为他父亲的功劳,他被任命为番禺县尉。
有一次,海商被盗匪抢劫了,方信孺去抓捕盗匪。盗匪正准备分赃,吓得要逃跑上船,方信孺却让人把他们的船划走了,然后把盗匪全部绑起来,一个也没跑掉。
韩侂胄一心想收复失地,结果很多将领都打仗打输了,边境冲突不断。朝廷后来后悔了,金人也厌倦了战争,就派韩元靓来当使者,朝廷都督府也派勇士给金国送书信,但都没能达到目的。这时,有人向朝廷推荐方信孺,说他能胜任这个差事。于是,朝廷把他从萧山县丞的职位上召来,让他出使金国。方信孺说:“战争的责任在我们,金国问我们是谁先挑起的战争,我们该怎么回答呢?”韩侂胄一听,吓了一跳。
朝廷就给了他朝奉郎的官职,让他在枢密院当检详文字和参谋官,让他带着都督张岩的信去金国元帅府。
到了濠州,金国元帅纥石烈子仁把他关进监狱,用刀剑围着,不给他饭吃,还提出了五个条件。方信孺说:“归还俘虏、送回财物可以接受,但把挑起战争的人绑起来送过去,历史上可没有这样的先例。称臣、割地,那是我做臣子的绝对不能答应的。”子仁生气地说:“你是不想活着回去了吧?”方信孺说:“我接到出使的任务时,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到了汴京,他见到了金国的左丞相兼元帅完颜宗浩,被安排住在驿馆。完颜宗浩派人来传达他的要求,坚持那五个条件,还说:“称臣、割地,都是有先例的。”方信孺说:“以前靖康年间仓促割让三镇,绍兴年间因为太皇太后才暂时屈服,现在能拿这些当作先例吗?这件事不仅是我一个小小的官员不敢说,朝廷也绝对不敢上奏。请让我直接见丞相,由他来决定。”来人把他带到完颜宗浩面前,完颜宗浩正坐在帐篷里,摆出军队来给他看,说:“如果不答应五个条件,我们就南下进攻了。”方信孺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完颜宗浩呵斥他说:“前几天你们还兴兵攻打我们,今天却来求和,这是怎么回事?”方信孺说:“前几天兴兵是为了报仇雪恨,是为了国家社稷;今天屈服求和,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完颜宗浩问不出话来,给了他回信,说:“是战是和,等下次再决定。”
信孺回到朝廷,皇上就召集侍从、两省官员和台谏官商议怎么回复金国的要求。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把俘虏送回去,严惩主谋,再增加五万岁币,让信孺再次前往金国。那时候吴曦已经被杀了,金国人气势也弱了不少,但他们还是坚持最初的要求。信孺说:“朝廷认为增加岁币已经是屈辱了,更别说割地赔款了!咱们仔细分析一下,去年四月朝廷才出兵,如果说金国诱使吴曦反叛,那是在去年三月,他们理亏在先啊!从实力上来说,金国占领了滁州、濠州,我们也占领了泗州、涟水;他们吹嘘胥浦桥的胜利,我们也有凤凰山的胜仗;他们说我们攻不下宿州、寿州,那他们包围庐州、和州、楚州又能拿下几个?五件事他们已经完成了三件,却还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无非就是想再打一场仗罢了!”
金国人看到信孺这么忠诚恳切,就说:“割地的事先放一放,但是称藩不行,必须以叔为伯,除了岁币,再额外犒劳军队也可以。”信孺坚决不同意。宗浩没办法了,就偷偷跟金国达成了协议。信孺回朝后,又被派去担任通谢国信的参谋官,负责起草国书和处理用一百万缗钱向金国赔款的事宜。宗浩改变了之前的态度,生气地责怪信孺没有灵活变通地陈述,竟然直接拿着国书来了,国书里还有“诛戮禁锢”这样的字眼。信孺一点也不害怕,禀告说:“这事儿可不是用犒军钱就能解决的!”然后他又列出了其他事情。信孺说:“岁币不能再增加了,所以用赔款来代替。现在这样,想要这个又要那个,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皇上说:“不然的话,丞相想留你。”信孺说:“留在这里等死,也是死;违抗命令也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吧!” 正巧蜀军攻下了散关,金国人更加怀疑了。
信孺回来后汇报说:“敌人想要五件事:割让两淮地区,增加岁币,犒劳军队,要求归还正等人,第五件事他们不敢明说。” 侂胄反复追问,甚至厉声质问,信孺慢慢地说:“他们想要太师的脑袋!” 侂胄大怒,夺了他的官职,让他去临江军居住。
信孺从春天到秋天,三次出使金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强硬的金国敌人,金国人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也没办法,最后没谈成。后来王柟出使,成功签订了和约,增加了赔款和礼仪,这些都是信孺之前坚决反对的。王柟在朝廷上说:“信孺在金国人强硬、不好说话的时候,成功地驳斥了敌方首领,信孺承担了最困难的部分,我承担的只是比较容易的部分。每次我去见金国人,他们都会问信孺在哪里,就连敌人也无法掩盖他的声望。”于是朝廷就让信孺自便了。
不久,信孺被任命为韶州知州,后来升迁为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在真州任职期间,他主动在北山匮水修筑了二十里长的石堤,当时没有人理解他的做法。后来金兵袭击仪真,守将打开匮水之水退敌,城池才得以保全。山东刚归附宋朝时,信孺建议说:“豪杰不能用虚名来驾驭,武夫不能用软弱的态度来压制,应该选拔威望很高的重臣,率领几万精兵,进入山东,以主动进攻压制对方,用强大的力量控制弱小的力量,这样就能控制山东,巩固江北,而黄河以南地区也就尽在掌握之中了。” 结果因为这个建议,他被降职三级,再次告老还乡,后来又慢慢恢复了官职。
信孺性格豪爽,花钱大手大脚,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大堆宾客。他出使北方的时候,才三十岁,就已经很有钱了。回朝后,他在山岩洞穴里建了房子,过着放荡不羁的诗酒生活。后来,钱花光了,宾客也渐渐散了,没多久,信孺就去世了。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他的祖父王伦,曾经担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出使北方后战死,宋孝宗皇帝特意寻找王伦未得到官职的三个孙子并给他们官职,王柟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任命为通州海门尉。他乘着小船进入汹涌的海浪中,抓捕了恶名昭著的强盗小吴郎及其十七名同伙,案件结案后,他却谢绝了赏赐。
韩侂胄因为主张恢复中原而发动战争,皇帝想要继续和平,以安抚百姓,前后七次派使者出使金国,都没有成功。接着又派方信孺前往,眼看就要谈成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得罪了韩侂胄,事情就黄了。想要再次派人出使,朝廷上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大臣推荐了王柟。于是王柟被提升为监登闻鼓院,被授予右司郎中的官职,出使金国。王柟回家告诉他母亲,他母亲说:“你祖上为了国家忠诚而死,所以皇恩才能惠及子孙。你一定要努力,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了而有所顾虑。”于是王柟领命,立刻动身前往金国。
金国将领乌骨论他们四个围着桌子坐着,问:“韩侂胄权倾朝野多少年了?”王柟回答说:“已经有十多年了,当上平章军国重事才两年。”他们又问:“现在想弄掉他,行不行?”王柟说:“皇上英明果断,弄掉他有什么难的!”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这时,完颜天宠拿出一个文件,说:“虽然王柟拿着韩侂胄的信,但这其实是朝廷下旨让他来元帅府议和的,应该仔细商量一下再回复。” 这下金人知道韩侂胄已经被杀了,于是就决定议和了。
王柟拿着金国的文书回来,请求要回韩侂胄的首级。朝廷任命许奕为通谢使,王柟担任通谢使的参谋官。王柟从前线回来两次后,建议用韩侂胄的首级换回淮南和陕西被侵占的土地,朝廷同意了。王柟上奏说:“这次和约能够成功,全靠方信孺冒着危险,多次传达将令的功劳,我只是借助了方信孺的功劳才成功,请求皇上记下方信孺的功劳,赦免他的过错。” 朝廷大臣们都认为王柟不夸耀自己,反而称赞别人,做得很好。后来王柟担任守军器少监,楚州知州,官至太府卿。他告老还乡后,又担任右文殿修撰兼太平州知州,后加集英殿修撰,最终退休。死后,朝廷追赠他宝章阁待制。
书里说:楼钥为人厚道正直,李大性直言敢谏,不愧他祖上的风范;任希夷请求为先儒上谥号;徐应龙在经筵上有很多益处;庄夏、王阮、王质都有才能,最后都得到朝廷的供奉,然后离开了朝廷。陆游学识渊博,名望很高,晚年还为韩侂胄写过《堂记》,大家都很惋惜,这正如《春秋》里说的,责备贤者也是应该的。方信孺年纪轻轻就出使金国,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气概折服了金人。王柟从北方回来后,请求朝廷表彰方信孺的功劳,真是个长者风范啊!
胡纮,字应期,是浙江遂昌人。南宋淳熙年间考中了进士。绍熙五年,因为京镗的推荐,他担任了都进奏院的监官,后来又升迁为司农寺主簿和秘书郎。韩侂胄当权后,把朱熹和赵汝愚都赶下了台,但这还不够解气,于是就提拔胡纮当了监察御史。
胡纮没出名之前,曾经去建安拜访过朱熹。朱熹待学生都只吃粗粮饭,对胡纮也没什么例外。胡纮心里不高兴,跟别人说:“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杀只鸡,喝点酒,山里又不是没有。”说完就走了。等到胡纮当了监察御史,他却弹劾赵汝愚,还指责赵汝愚引进朱熹的学说,说这是伪学,是罪魁祸首。赵汝愚因此被贬到了永州。
赵汝愚被贬官离开京城后,朝中大臣和学校里的学者都非常愤慨不满,纷纷上书抗议。韩侂胄为此很头疼,因为赵汝愚的门生和朱熹的弟子里有很多名士,对他很不利,他想把这些人全部清除掉。但是,他觉得不能一个个都安上罪名,于是就打出“伪学”的旗号来排挤他们。他利用何澹、刘德秀这两个言官专门打击伪学,但是当时还没有人公开指责朱熹。只有胡纮起草了一份弹劾朱熹的奏章准备上交,结果他正好被调任太常少卿,这事儿就没办成。后来,沈继祖因为追论程颐而当上了察官,胡纮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了他。沈继祖弹劾朱熹的文章,其实都是胡纮写的。
宁宗皇帝是孝宗皇帝的嫡孙,按照礼制应该服丧三年。胡纮却认为只需要服丧一年。皇帝下令让侍从、台谏、给舍官员一起讨论服丧期限。于是,胡纮被调任太常少卿,负责起草相关的礼仪。之后,宁宗皇帝亲自到太庙祭祀。
好家伙,张纮这哥们儿,先是一顿痛快地批评,然后又上书皇上说:“这几年啊,那些歪门邪道的学说,那是相当猖獗,一个个图谋不轨,想方设法地迷惑皇上,还造谣中伤皇上的圣明,差点就天下大乱!多亏了几个忠臣良将,还有御史大夫们拼死抵抗,才把那些坏蛋给收拾了,那些歪风邪气才消停下来。可是,自从皇上有了‘救偏建中’的主意,有些人就误以为这是上天的旨意,拼命巴结拍马屁,鼓吹调停,想把以前那些歪门邪道的余孽都启用,指望他们以后不会报复。哎,想想以前建中靖国的事儿,就应该引以为戒啊,皇上您怎么还不明白呢?汉朝的霍光废了昌邑王刘贺,一天之内就杀了上百个大臣;唐朝五王不杀武三思,结果转眼间都被武三思给弄死了。现在就算不能完全照搬古人的做法,也应该先让他们回家种地,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错误!” 没多久,张纮就升了起居舍人。皇上听取了张纮的建议,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人,那些掌握实权的大臣们都给撤职了。从那以后,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学说的打击就更严厉了。后来他又升了起居郎、工部侍郎,又调到礼部,再调到吏部。最后因为在贡举和考评文章方面处理不当被罢官了。没过多久,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学说的限制也逐渐放松了,张纮也被冷落了,最后在家中去世了。
何澹,字自然,是浙江龙泉人。乾道二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国子司业,后来又升任祭酒,最后做到兵部侍郎。光宗皇帝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何澹跟周必大关系特别好,刚开始做学官的时候,两年都没升官,是留正奏请皇上才把他提拔起来的。何澹心里一直对周必大有意见,等他当上谏官后,就弹劾周必大,结果周必大被免职了。后来何澹跟他的朋友刘光祖说起这事儿,刘光祖说:“周丞相当然也有缺点,但是他门下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能因为弹劾他而连累他推荐的人啊。” 何澹根本不听。
姜特立和谯熙载仗着以前在春坊的关系,在朝中蛮有势力。有一天,光祖去拜访澹,澹就对光祖说:“曾、龙那样的事件,可不能再发生了。”光祖一听,就问:“您说的,是不是指姜、谯他们啊?” 结果,澹把光祖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坐的全是姜、谯的人,光祖这才明白澹刚才是在敷衍他。
第二年,澹当上了贡举的副主考官,光祖当上了殿中侍御史,他第一个就上书弹劾那些学术不正的人。等考试放榜的时候,光祖奉旨进考场拆阅考卷,他跟澹的座位挨得很近。澹笑着说:“你最近的风采真是焕然一新啊!”光祖回答说:“我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只是我以前就说过要敢于直言,今天只不过是把以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而已。”光祖出来后,同僚们告诉他:“你上奏的章疏,连皇上都看得很重视,好几天都睡不好觉,还吃了安神药呢,这可是大家都知道的。” 后来,光祖升任了御史中丞。
澹的生母去世了,他请求有关部门确定他应该服丧的期限。礼部说他应该辞官,澹就搬出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条文,想以此来请求朝廷给他和谏议大夫的职位。太学生乔嚞、朱有成等人写信给澹,说:“您自己都在台谏任职,这可是关系到纲常伦理的大事啊!您四十多年来都孝敬继母,等到她去世了,却因为说自己不是亲生儿子而推脱丧事,这合适吗?奉常寺的礼仪规定是这么说的,您却要拿台谏、给舍的职位来衡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澹没办法,只好辞职了。等服丧期满后,他被任命为焕章阁学士、泉州知州,后来又调任明州知州。
宁宗皇帝登基后,朱熹和彭龟年因为批评韩侂胄而被贬官,澹又重新当上了御史中丞,但他心里很怨恨赵汝愚当初没有提拔他。当时赵汝愚已经免去了宰相的职务,澹又攻击赵汝愚废除了光宗皇帝的好政策,结果赵汝愚被罢官免职。澹还说:“那些钻研空洞理论的人,最终会走向虚伪。我希望大家学习都要以孔孟为师,不要互相标榜。” 后来,澹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最后升任知枢密院。
吴曦这小子,给当权的大臣们送礼,想谋划夺取四川的控制权。还没等他贿赂到韩侂胄呢,韩侂胄就已经答应他了。结果,韩侂胄手下的人,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坚决反对。韩侂胄一听就火了,说:“当初我挺看好你,让你把那些不正经的学问都给摒弃了,一路提拔你到今天这个位置,你现在居然跟我唱反调?” 然后,就把这个人给贬官了,让他去当资政殿大学士,兼管洞霄宫。之后又让他去福州当知府。
这人被贬官后,心里一直很不爽,闷闷不乐的。他就写信给韩侂胄,信里写着:“虽然我的脚踏在东冶(指贬官之地),但我的心却一直想着南园(指韩侂胄家的花园)。” 韩侂胄看到这封信,还挺感动,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意思。后来就又提拔他当了观文殿学士,没多久又调他去隆兴府当知府。之后又让他当了江淮制置大使,还兼任建康府知府,后来又调到湖北,兼任江陵知府。最后,他告老还乡退休了,死后还被追赠少师的官衔。
这个人啊,长得好看,又很会说话,年轻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一心想往上爬,巴结权贵,排挤好人,还带头打压那些正直的人,导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失业了。后来,朝政发生了变化,那些坏人都被清除掉了,他因为早早退下来了,所以才幸免于难,悠闲地过了将近二十年。
林栗,字黄中,是福建福清人。他在绍兴十二年考中了进士,先是被任命为崇仁尉,后来又去南安军当教授。宰相陈康伯推荐他当了太学正,后来又担任太常博士。孝宗皇帝登基后,他又升迁为屯田员外郎,还被任命为皇子恭王府的直讲。
金国那会儿又来求和了,想跟咱们结成叔侄之国,还要求把割让的地盘还给他们。栗大夫就上书给皇上说:“上次跟他们讲和,本来就不是个好主意。可毕竟徽宗皇帝的梓宫和慈宁宫还在他们那儿,为了这事儿低头认怂,好歹还有个说法。但这回求和,我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祖宗的仇恨还没报呢,现在却跟他们称兄道弟,这让我们列祖列宗知道了,情何以堪啊!要是丢了唐州、邓州,那荆州、襄阳就会面临巨大的威胁;要是丢了泗州、海州,那淮东的防线就得延伸到真州、扬州,海上的防线就得遍布明州、越州了。那些大臣们都说给金国赔款太少,养兵的费用太多,他们难道不明白,跟他们讲和之后,朝廷还能不养兵吗?现在东南百姓的民力怎么样,陛下您心里最清楚,朝廷怎么能不考虑考虑百姓的感受呢?而且,这根本就是没好处的事儿!每年给他们送钱,那就是在怕他们啊!咱们军队士气能不低落吗?那些想归顺朝廷的人,心里能不犹豫吗?
现在看来,应该停止派使者过去,拖延一下时间。等到明年春天,咱们啥也不干,就在边境上给他们写信,提醒他们两国之前的誓言。如果他们自己先违背誓言,那咱们就打!就算他们再盟誓也没用。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应该守住边境线,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别再派使者来回跑了,各守各的地盘,相安无事不好吗?干嘛要让州县疲于奔命,去伺候那些蛮夷呢?”
宋孝宗皇帝要收回绍兴年间那些权臣的权力,亲自掌握大权,不把责任推给大臣们。他严肃地说:“皇帝掌握权力,大臣们仔细衡量权力,言官们讨论权力,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善于巧取权力,皇帝身边的近臣善于偷偷窃取权力。权力掌握在大臣手里,大臣就厉害;权力掌握在近臣手里,近臣就厉害;权力掌握在言官手里,言官就厉害。所以皇帝总是担心权力掌握在臣子手里,总想把权力收回来自己掌握,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做到独自掌握权力。不让大臣掌握权力,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就会掌握权力;不让近臣仔细衡量,不让言官讨论,那么皇帝身边的近臣就会讨论权力。皇帝以为自己掌握了权力,自己独掌大权,岂不是大错特错?所以明智的君主让人掌握权力,但不把权力完全交给他们,收揽权力却不独占权力。” 他还说过“以鹿为马、以鸡为鸾”这样的话。
林栗上奏的时候,读到“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这一句,孝宗皇帝称赞说好,林栗不紧不慢地说:“我的想法还在下文中呢。” 有个当官的向孝宗告状说:“林栗说我们这些大臣指鹿为马,我实在不愿意和他同朝为官。” 于是林栗被外放,出任江州知州。
朝廷下令裁撤江州驻扎的一支军队,林栗上奏说:“辛巳年和甲申年,金兵两次入侵淮河地区,多亏江州这支军队分布在各个防线,所以舒州、蕲州、黄州才没有被攻破。江州北面到鄂州七百里,南面到池阳五百里;平时驻军,确实没什么用处,万一有战事,鄂州的军队可以北上支援荆州、襄阳,池阳的军队可以南下增援,中间千里防线,就会出现空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意见,就放弃长江千里防线啊!” 因此,军队得以保留。
后来,林栗被朝廷召回,任命为吏部员外郎。冬至那天,要祭祀南郊,提前十天,所有官员都要宣誓戒律;恰逢废除一些节日,朝廷下令南郊祭祀不用音乐,等到宴请金国使臣时,才下令可以使用音乐。林栗认为这样做不对,写信给宰相,但宰相没听,于是林栗请求免除担任举荐官员的职务,上书朝廷说:“如果用音乐,就等于废除了斋戒,废除了斋戒,我就没资格主持祭祀了。祖宗两百年来祭祀上天的礼仪,如今因为一个外国使臣而废除。上天是可怕的,比外国侵略者还要可怕得多!” 但朝廷还是没听他的。
话说,我当上庆王府的直讲,皇上下了道旨,说让两位王爷没事儿别老叫着讲读官去,大家伙儿凑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希望能出点好主意。我觉得这法子不行,就上书说:“汉武帝给戾太子修建了博望苑,结果戾太子还是坏掉了;唐太宗给魏王李泰办了个文学馆,结果魏王还是没成气候。古时候教导太子和咱们祖宗教导太子、诸王,都是只讲讲经书、读读史书,别的什么事儿都不让掺和。要是让他们讨论国家大事,那不就是儿子跟老子对着干吗?古人说这是不礼貌的,皇上可得好好想想啊!”
后来我升了右司员外郎,又升了太常少卿。太庙祭祀的规矩,始祖是朝东,昭宗是朝南,穆宗是朝北,其他小庙的神主都放在祖姑神主下面,跟着本室的方位朝南朝北,就是没有朝西的位子。绍兴年间和乾道年间,懿节皇后和安穆皇后入祀太庙,主管这事儿的官员就给她们在西边搭了个帐篷。等到安恭皇后新入祀的时候,主管这事儿的官员又犯了老毛病,给安恭皇后也安排了个西向的位子,这可就差点儿跟僖祖对着干上了。我赶紧把这事儿给纠正过来了。
我被任命为直宝文阁学士,又担任了湖州知州。上任那天,我向皇帝上奏说:“我听说汉朝的贾谊很懂国家大事,他上书时甚至痛哭流涕,仔细研究他的意思,其实都是用个人的遭遇来比喻国家的形势。他说:‘天下现在就像得了严重的疾病,不仅如此,还像被灸灼一样痛苦,又像得了瘟疫,还像得了麻痹症。’我经常看到士大夫们喜欢议论时事,我就拿这个来问他们:现在国家的状况,在贾谊说的四百四种疾病中属于哪一种?能说出病症的人,未必就能开出药方;说不出来病症就乱开药方,那一定会害死人。听到我说这些话的人,不是生气就是沉默,偶尔有人反过来质问我,我就回答说:现在的病症,叫做‘风虚’,症状就是半身不遂。‘风’是外在的,‘虚’是内在的,体内真气消耗殆尽,所以外邪乘虚而入,突然让人倒下,这就是靖康之变。幸好元气尚存,所以才能倒下后又站起来,这就是建炎中兴。但是,虽然元气尚存,邪气仍然很盛,淮河以北都是我们的旧领土,却无法施加号令,无法实行正朔,这难道不像半身不遂吗?不仅是半身不遂,即使是还有半边身子能动,也战战兢兢地害怕外邪入侵,无法安心。现在那些议论时政的人,就像瘫痪的人还想着站起来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贤明的人才和国家同心同德呢?而那些市井庸人,道听途说,只想尝试一下推销他们的药方,什么泻药、熨贴、针灸、矿石,各种方法一起上,这可不是虚弱的人能随便尝试的。我听说医生说:‘中风偏瘫,五十岁以下、气血旺盛的人容易治疗。因为真气和邪气相互对抗,真气旺盛则邪气衰弱,真气运行则邪气消散。但是,如果真气不能充满半边身子,就无法治疗偏瘫。所以,想要治愈这种疾病,必须禁止嗜欲,节制思虑,爱惜气血,保养精神,让半边身子逐渐充实起来,这样阳气才能周流,经络才能通畅,就会不知不觉地扔掉拐杖走路。如果急于求成而不顾根本,各种毒药入口,五脏受风,邪气一时难以去除,而剩下的真气却日渐衰竭,所以中风复发的人往往难以救治。’我愚钝,深受这些话的启发,私下认为,如果贾谊复生,替皇上说话,也不会比这更好。”
第二段:
我将贾谊的比喻,用来比对当时的国家局势,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得了半身不遂的人,元气虽然未绝,但邪气依然猖獗,北方的土地虽然失陷,但我们仍有希望恢复元气,重新振兴。那些急于求成,不顾根本的治国方略,如同乱投药石,只会加重病情,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因此,我呼吁朝廷要节制欲望,谨慎思虑,爱惜人才,培养精神,逐步恢复元气,才能最终战胜邪气,恢复国力。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我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也正是我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期盼。 我借用古人的智慧,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这并非我个人的想法,而是我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希望能够对国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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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知兴化军的人,后来又调到南剑州,接着升任夔路提点刑狱,之后又改任夔州知州,还加封了直敷文阁的官职。夔州管辖着施州,而施州下面还有个羁縻州叫思州。施州有个老百姓叫谭汝翼,跟思州知州田汝弼关系很不好,结果田汝弼死了,谭汝翼竟然带着两千兵马去打田汝弼的丧事!
田汝弼的儿子田祖周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刻带兵反击,两军就在三州交界的地方打了起来,施州和夔州都吓得不轻。谭汝翼一看情况不妙,又开始赶紧整军备战,召集青壮年,花重金从各部落借兵,还向帅府求援。结果帅府的栗大人说:“谭汝翼这分明就是自己找事!”于是下令停止战斗,派属下官员去暂时接管兵权,慢慢地削弱谭汝翼的势力。栗大人还命令兵马钤辖去各州巡视,暗中派人到施州,直接接管了州府事务。谭汝翼根本没察觉,慌慌张张逃到了成都。
这事儿一上报,孝宗皇帝亲自写信给栗大人和成都制置使陈岘说:“田家那可是羁縻州郡,谭汝翼却是夔路的大族,还先挑起事端,你们这些当官的竟然压不住,让他闹到这个地步!要是还不改过自新,那就得用兵了,一定要把这个罪魁祸首给除掉!”谭汝翼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赶紧逃回家,召集家丁和八砦义军,在沱河桥跟官军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谭汝翼又逃跑了,官军抓了四十三个人,缴获了三万一千件盔甲兵器。栗大人把谭汝翼的几个主要同伙杀了九个。田祖周这下怕了,跟他的母亲冉氏商量,把黔江的田产献给朝廷,花了九十万缗钱赎罪,蛮夷地区这才安定下来。
后来,谭汝翼跑到京城告状,说栗大人收了田家的钱。朝廷就派人调查,把谭汝翼暂时交给夔州官员管辖,还把奏章送回夔州。栗大人亲自写了奏章把这事儿解释清楚,还把奏章送回朝廷。皇帝一听,大怒!正好有大臣出来替栗大人说话,结果最后还是因为栗大人身为帅臣,擅自驳回圣旨,被降职罢官了。后来经过司法部门的调查,真相大白,谭汝翼免于一死,被关押在绍兴府。
过了一段时间,皇上看重栗公的才能和清廉的名声,先后任命他为宝文阁直学士、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接着又改任提点刑狱,后来又调任潭州知州。之后,他被任命为秘阁修撰,升迁为集英殿修撰兼知隆兴府。
有一次,栗公在便殿觐见皇上,建议效仿唐朝制度,设立左右补阙、拾遗各一员,并且说明这职位不以弹劾为主要职责。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之后,栗公被任命为兵部侍郎。
朱熹因为在江西做提刑按察使,被朝廷召为兵部郎官。朱熹到了京城后,还没正式上任。栗公和朱熹见面了,两人就《易经》和《西铭》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到了这个时候,栗公就派吏部官员催促朱熹上任,但朱熹却以脚痛为由请假。
于是,栗公上奏弹劾朱熹说:“朱熹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窃取了张载、程颐学说的皮毛,夸夸其谈,自称是道学大师,妄自尊大。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十几个学生,模仿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学者的样子,妄图效仿孔孟受聘于诸侯的盛况,拿治国的法度来约束他们,这简直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祸首!现在朝廷看重他的虚名,让他入朝为官,准备逐步提拔重用他。而朱熹在接到任命后,却在路上拖延时间,索要高额的见面礼,他的学生们也轮番游说,政府方面也听说了这些风闻,他才进京。他觐见过皇上之后,得到旨意任命为郎官,却心怀不满,傲慢地待了好几天,不肯上任。这难道是张载、程颐的学说教导出来的吗?因为朱熹已经任命为兵部郎官,按照我的职责,理应对他进行管辖。如果我不弹劾他,我的罪过和他一样大。我希望皇上将朱熹停职罢官,让他好好反省,以此警示那些对君主无礼的人。”
皇上觉得叶适的话说得有点过了,那些大臣们都吓得不敢吭声,没人敢深入讨论。只有太常博士叶适一个人敢上书反驳,他说:“仔细看看叶适的奏章,从头到尾查证一下,没有一句是真的!特别是‘所谓的道学’这句话,更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从古至今,小人陷害好人,总是会找个名目,要么说是好名声,要么说是标新立异,要么说是拉帮结派。最近突然冒出来个‘道学’的名头,郑丙带头喊,陈贾跟着附和。那些当官的私底下互相串通,只要看到哪个士大夫稍微有点洁身自好,有点操守,就给他扣上‘道学’的帽子,就跟说人家吃素是拜邪教,行为举止有违法乱纪一样。以前王淮在朝中内外、台谏官里暗中打压正直的人,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叶适身为侍从,不能帮助皇上了解民情,反而还跟着郑丙、陈贾那些人私下里传的话,把‘道学’说成是大罪。虽然叶适的奏章里把‘熹’字去掉,影响不算很大,但我担心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满嘴空话、谗言四起,好人受冤枉的事情层出不穷!希望皇上能整顿朝纲,杜绝欺骗行为,打击那些嚣张跋扈的人,扶持善良的人,展现您果断的决心,来回应那些正直的官员们的呼声。” 于是御史中丞胡晋臣弹劾叶适,把他罢官了,先让他去泉州做知州,后来又调到明州。叶适最后告老还乡,死后谥号为“简肃”。
叶适这个人能力强,性格刚正,很有才华,但是脾气急躁,爱逞一时之快,结果攻击诋毁名儒,废除了师道尊严,简直跟郑丙、陈贾、何澹、刘德秀、刘三杰、胡纮这些祸乱朝纲的人是一伙的。虽然他以前论事的时候,口才很好,很有气势,但这都不能掩盖他晚年所犯的错误。
高文虎,字炳如,是绍兴府四明人,礼部侍郎高閌的侄子。他在绍兴庚辰年考中了进士,被分配到平江府吴兴县做主簿。
曾几在吴地做官的时候,文虎跟着他混,所以见多识广,懂得很多典故。后来他当上了国子正,然后升迁为太学博士。
有一天,孝宗皇帝去视察国子监和太学,祭酒林光去拜访文虎,问他关于皇帝临幸两学仪式的具体流程。文虎就把历朝历代皇帝视察学校的记录都整理出来教给他。
他还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参与编写《四朝国史》。后来他又外放去建昌军做知军,之后升任将作丞,同时兼任实录院检讨官,负责修撰《高宗实录》;他还兼任玉牒所检讨官,负责修撰《神宗玉牒》。
从熙宁年间开始,史书资料就混乱不堪,大家都不太相信了。文虎就仔细查阅各种版本,包括朱墨本,把错误的地方都改正过来,一个一个地仔细核对。这些史书奏报给皇帝之后,他又修撰了《徽宗玉牒》,对宣和、崇宁、大观年间的史料考证得尤其仔细认真。
宁宗皇帝登基后,文虎升任军器少监,同时兼任将作监;之后又升任国子司业,同时兼任学士院权直学士;后来又升任祭酒,兼任中书舍人,同时兼任直学士院和祭酒;最后升任实录院同修撰和同修国史。
韩侂胄当权后,先把赵汝愚、朱熹都给弄下去了。因为赵朱二人的门生故吏里有很多有名的读书人,韩侂胄就给他们扣了个“伪学”的帽子,把他们都排挤出去了。然后就让文天祥起草了一道圣旨,这圣旨里头说:“以前那些权臣专权乱政,跟那些邪恶的同伙狼狈为奸,暗藏祸心。多亏上天保佑,祖宗保佑,我才得以继承皇位,平定内乱,国家才恢复了平静。朕希望各位士大夫都能痛改前非,重新开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是没有悔改,反而结党营私,互相勾结,到处散布谣言,企图迷惑百姓,颠覆朝廷。甚至还假装跟元祐年间的那些贤臣一样,却不想想自己其实更像绍圣年间的那些奸党!国家待你们已经够仁慈了,你们却不知感恩,反而自己不安分守己,是不是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是不是仗着朝廷宽厚,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你们怎么就不能改改,让朕省省心呢!我已经下令让大臣们和侍从官员们都坚持正确的言论,向天下人表明我的态度了!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赶紧改过自新,别再用那些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来迷惑百姓!如果你们仍然不知悔改,执迷不悟,国家有法律,一定会严惩不贷!”
文天祥写文章的时候,以前都是几个人合写一篇,文天祥觉得这种方式不利于培养人才和加强教育,于是就改成每人单独写一篇。后来,他升任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又兼任祭酒,之后又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实录院修撰,参与修撰国史。后来他又升任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但他请求退休,被任命为提举太平兴国宫。最后因为朝臣的弹劾而被罢官,不久就去世了。
文天祥这个人,知识渊博,自视甚高,跟胡纮是一伙的,他们俩一起攻击道学,在学校里待了很久,专门打压天下的读书人,凡是谈论性命、道德的,都被他们给压制住了。
陈自强,福建福州人,字勉之。淳熙五年考中了进士。庆元二年,他进京等候分配官职。因为他以前当过韩侂胄小时候的老师,想见见韩侂胄,但又不知道怎么联系上,正好他租住房子的房东经常出入韩侂胄家,就托房东帮忙跟韩侂胄说了。有一天,陈自强去拜访,结果韩侂胄府上官员都到齐了,韩侂胄亲自在堂上铺了坐垫,给陈自强行了再拜大礼,然后请其他的官员一起坐下。韩侂胄慢慢地说:“陈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儒者,一直被埋没,真是令人惋惜啊。”第二天,那些官员就纷纷推荐陈自强的才能。
陈自强先是被任命为太学录,然后升迁为博士,几个月后又升任国子博士,接着又升任秘书郎。在秘书省工作了半年,就升任右正言、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入朝为官还不到一个月,就升任了枢密院,从一个普通官员到位高权重只用了四年时间。嘉泰三年,他被任命为右丞相,还被封为祁国公、卫国公、秦国公。
韩侂胄专权擅政,贪污受贿成风,而陈自强更是贪婪鄙陋。各地送来的礼物,他都要在信封上写着“某物并献”;要是信封上没写“并”字,他就根本不打开。他纵容自己的子弟和亲戚收受贿赂,拉关系走后门,必须谈好价钱才办事。每天都送很多空白名片到韩侂胄家,需要用的时候再填写内容,三省官员都管不了他。有一次都城发生火灾,陈自强家里的东西一夜之间都被烧成了灰烬。韩侂胄首先送给他一万贯钱,朝中大臣和各地的官员听说后,也都纷纷捐款。没过几个月,他就收到了六十万贯钱,比损失的还要多得多。他还创立了国用司,自己当国用使,任命费士寅、张岩为同知国用事,大肆搜刮民财,弄得州郡民怨沸腾。
韩侂胄想当平章军国事,但还担心朝臣反对,陈自强带头和其他官员一起引用典故上奏。结果皇帝就下诏任命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陈自强经常对人说:“我陈自强只有死才能报答我的老师韩侂胄。”他总是称韩侂胄为“恩王”、“恩父”,还管堂吏史达祖叫“兄”,管苏师旦叫“叔”。
董卓(侂胄)打算打仗,派使者去北方打探敌情,他自己力荐陈景俊前往。金国人说了句“不宜败好”,意思是不要轻易打败好人。景俊回来后,董卓叮嘱他不要把这话说出去,然后就决定要恢复战争了。吴曦这家伙有反叛的阴谋,想回四川,还给董卓送了很多贿赂。董卓跟董卓说:“只有吴曦才能镇守西南。”于是就放他回去了,结果吴曦就接受了金国的命令,做了四川王。董卓这个人奸诈凶狠,长期把持朝政大权,董卓实际上是他的帮凶。
战争一打响,朝野上下都人心惶惶,三次派使者去求和。金国想要抓住并送来主张开战的奸臣,董卓气得要死,又想打仗,朝野上下都非常害怕。史弥远建议杀了董卓,皇上就下令说董卓阿谀奉承,只顾自己升官,不关心国家大事,把他免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没过多久,皇上又下令追究他的三项罪名,让他去永州居住,又责令他担任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中书舍人倪思缴上奏章,请求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抄了他的家,皇上准奏了。再次责令他担任复州团练副使、雷州安置。最后,他在广州去世了。
郑丙,字少融,福建长乐人。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吏部尚书、浙东提举。朱熹到台州巡视,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宰相王淮却包庇他。朱熹的奏章上达十次。郑丙跟唐仲友关系很好,而且还迎合宰相的意思,上奏说:“近来士大夫中有一种所谓的‘道学’,他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不应该重用。”这明显是指朱熹。于是监察御史陈贾也上奏说:“道学那些人,假借名义来掩盖他们的虚伪,请求把他们都清除掉,不要重用。”“道学”这个帽子,是郑丙扣上的,陈贾帮他戴上,后来庆元党禁,很多好人受苦,郑丙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曾经做过泉州知府,为政暴躁急切,有人劝他应该温和一些,他说:“我向来痛恨邪恶,难道要因为年纪大了就改变我的原则吗?”听到这话的人都很不以为然。郑丙最后官做到端明殿学士,死后谥号简肃。
京镗,字仲远,江西人。绍兴二十七年考中进士。龚茂良当江西帅的时候,见到他说:“你真是个庙堂之才啊!”后来龚茂良参与朝政,就推荐京镗入朝为官。
皇上命令侍从官员推荐优秀的县令升任台官,给事中王希吕说:“京镗早早就考中了秀才,做过两次县令,口碑很好。皇上您想找个办事公正的官员,京镗就是这个人。”皇上召见京镗,问他一些政务的得失。当时皇上刚掌握权力,一心想收复失地,大臣们进言大多迎合皇上的意思,认为收复失地的大功很快就能实现。只有京镗说:“天下事情没有一下子就能如意的,应该慢慢图谋。”皇上很欣赏他的话。于是京镗就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民穷兵弱,士气低落的情况,说得非常恳切。皇上很高兴,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升任右司郎官。
金国派使者来祝贺皇上的生日,皇上因为正处于高宗皇帝的丧期,不想接见他们,京镗作为迎接使者的官员,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拒绝了他们。金国使者请求在京城稍微停留一下,京镗说:“你们使者来,是为了祝贺生日的。生日的礼节已经完成了,还想留下干什么呢?”金国使者走了,皇上很高兴他办事得体,就把他升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后来金国又派使者来吊唁,京镗作为回谢的使者。按照金国的惯例,南方的使者到了汴京,金国都会设宴款待。京镗请求免去宴会,负责郊劳的金国使者康元弼等人不同意。京镗说,如果免不了宴会,那就请撤掉乐队。他写了一封信给金国使者说:“我听说邻居家有丧事,就不会互相舂米,村里有人去世,就不会在巷子里唱歌。我现在奉命前来,感谢北朝的慰问吊唁。北朝不远万里,辛苦地派人来慰问,又准备了盛大的宴会,恩情如此深厚,我作为使臣,怎敢不拜谢呢?如果一定要奏乐,那就违背了圣贤的教诲,也违背了臣子的节操,这岂不是让本朝蒙羞,也让北朝的盛德蒙尘吗?”双方僵持了很久。京镗到了馆驿,负责接待的人催促他入席,京镗说:“如果你们不撤掉乐队,我就不入席。”金国人逼他,京镗一点也不动摇,慢慢地说:“我的脑袋可以砍掉,但是乐声我不能听!”然后就带着手下的人走出馆驿大门,金国的士兵拔出刀剑指向京镗,京镗大声呵斥他们退下。金国人知道京镗不可动摇,赶紧向他们的皇帝禀报,皇帝感叹道:“南朝真是有正直的官员啊!” 特地命令免去奏乐。从那以后,金国每次宴请京镗,都会先撤掉乐队。孝宗皇帝听说后很高兴,对辅臣说:“士大夫平时谁不标榜自己有节操,但能像京镗这样临危不惧,始终如一的又有几个呢?”
京镗回朝后,皇帝很高兴地问他:“你能够以礼仪为国家增光,朕该如何赏赐你呢?”京镗叩头谢恩说:“北方人害怕的是陛下的威严,而不是害怕我。就算我死在北方边境,也是臣子的本分,哪敢谈论赏赐呢!”按规矩,出使回来应该升官。宰相周必大向皇帝进言:“升官是惯例,但京镗的功绩非同寻常,他是当今的毛遂啊,陛下应该好好考虑他的功劳。”于是皇帝任命京镗为工部侍郎。
四川缺少主帅,朝廷任命京镗为安抚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京镗上任后,首先停止了各种苛捐杂税,减轻赋税,让利于民。泸州士兵杀了太守,京镗迅速将其抓获并处决,蜀地因此安定下来。后来,京镗被召回朝廷,担任刑部尚书。
宁宗皇帝即位后,非常尊重京镗,他通过政府的多次提拔,最终升任左丞相。当时,韩侂胄权势滔天,他的亲信很快就从宫中侍卫升到宰相;而不依附韩侂胄的人,往往被压制,不得志。京镗虽然当上了丞相,却改变了他以往的作风,对国家大事总是含糊其辞,只是奉承韩侂胄的意思行事。他还推荐刘德秀打压正直的人,导致了对“伪学”的禁锢。
后来,宦官王德谦被任命为节度使,京镗就请求收回他的官印。皇帝问:“只收回王德谦一个人的官印可以吗?”京镗说:“这个口子不能开。如果不断任命宦官为节度使,接下来就会轮到三孤(太傅、太师、太保),然后就会轮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我希望陛下以真宗皇帝不任命刘承规为戒,以大观、宣和、政和年间童贯等人擅自冒领节度使官职为教训。”皇帝于是贬谪了王德谦,并且罢免了词臣吴宗旦。有人说,这也是韩侂胄的意思。
不久之后,京镗因为年老请求免职,去世后被追赠太保,谥号文忠。后来,监察御史倪千里上奏,将他的谥号改为庄定。
谢深甫,字子肃,是台州临海人。他从小聪明颖悟,立志学习,几年时间几乎不睡觉,晚上就放一瓶水在床头,水流完了就提醒自己不能再睡了。他的父亲谢景之很早就看出他将来非凡,临终时对妻子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光大门楣,你们要好好教育他。”他的母亲吃苦耐劳,意志坚定,督促谢深甫努力学习。
公元1166年,谢深甫考中了进士,被派去嵊县当县尉。那年闹饥荒,有人死在路边。一位老妇人哭着说:“那是我的儿子!他在某家做工,被人害死了!”谢深甫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暗中调查,很快找到了老妇人儿子的尸体,跟老妇人说的地点对不上。他把尸体给老妇人看,老妇人吓得跪下认罪:“我和某某人有仇,他给了我钱让我诬告的!”
后来,浙江的两位大官,方滋和钱端礼,都夸谢深甫很有才能,说他将来能做大官。于是谢深甫被调到昆山当丞,还当了浙江的考试官,当时大家都盼着能被谢深甫选中。司业郑伯熊说:“文人哪个朝代都有,但像谢深甫这样有眼光的人才真是少见啊!”谢深甫谦虚地说:“好文章就像泰山一样,气势磅礴,一看就知道,所以才能选出来。”
之后,谢深甫被任命为处州青田县知县。御史葛邲、颜师鲁,还有礼部侍郎王蔺都推荐他。宋孝宗皇帝召见了他。谢深甫跟皇帝说:“现在很多人,表面光鲜,实际上肚子里空空如也,喜欢说大话,爱搬弄是非,沽名钓誉。那些性子急的,做事风风火火,容易显得夸夸其谈;那些刚正不阿的,做事雷厉风行,又容易显得过于锋芒毕露;那些沉默寡言的,不容易融入集体,又容易被认为是标新立异。所以,还没开始做事就互相看不顺眼,还没等事情做成就已经被压制住了。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只顾着自己,变得圆滑世故,畏畏缩缩,得过且过,年年升迁,也能做到高位,但真遇到紧急情况,却完全指望不上。我希望您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考察清楚他们的真实能力,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之后,就要好好培养他们,鼓励他们,像栽培庄稼一样,不要让他们受挫。”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皇帝又问他当今有哪些人才,谢深甫说:“推荐人才,是大臣的职责,我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官,担当不起这个重任。”皇帝很满意,对宰相说:“谢深甫说话不卑不亢,很有古人的风范啊!” 后来,谢深甫被任命为籍田令,又升迁为大理丞。
江东闹大旱,他被提升为提举常平,负责制定并执行救荒措施,成功救活了一百六十多万人。后来光宗皇帝即位,他被任命为左曹郎官,然后又借调到礼部尚书那里,去给金国皇帝祝寿。绍熙年间改元后,他升任右正言,接着又升迁为起居郎,同时兼任权给事中。
当时掌管宫门事务的韩侂胄,被破格提拔为遥远的郡守,这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他把皇帝的任命文件退了回去,在奏折上写道:“皇上用爵位和俸禄来激励天下人才,固然可以重视,但不能随意;用法律法规来约束天下人的侥幸心理,更应该坚持,不能轻易改变。现在韩侂胄越过五个官阶直接升任遥远郡的太守,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就会有人争相效仿,以后还怎么阻止?请皇上收回成命!”
进士俞古上书直言进谏,言语有些尖锐刻薄,结果被发配到瑞州去读书反省。对此,他认为:“皇上号召大家因为天灾进言,却不去奖赏反而惩罚,这分明是表面上要听取意见,实际上却拒绝接受啊!俞古的言辞虽然不妥,但更可惜的是朝廷的办事方式啊!” 右司谏邓驲因为批评近臣而被降职,他也极力请求恢复邓驲的官职,说:“不能因为近臣的关系而随意改变对谏官的任免,这会坏朝廷的名声的!”
两年后,他被任命为临安府知府。三年后,又升任工部侍郎。去谢恩的时候,光宗皇帝当面夸奖他说:“做京尹这个官,宽松了就容易失法,严厉了又会苦了百姓,只有你能够做到宽严相济。” 之后,他又兼任吏部侍郎,并负责修订敕令。第四年,他又兼任给事中。陈源因为犯错被罢官,后来却突然被恢复官职,他坚决反对。姜特立也因为诏令被任用,他再次极力反对,最终姜特立也没能上任。张子仁被任命为节度使,他连续上疏十一次反对,最终皇帝取消了这个任命。每当宫中私下宴饮,有人想讨好皇帝的时候,皇帝总会说:“恐怕谢给事会不同意吧!”
宁宗皇帝登基后,先让史弥远当了焕章阁待制,管理建康府,后来又让他当了御史中丞兼侍读。史弥远上奏说:这几年来,朝廷的规章制度一点都不管用了!那些负责弹劾官员的御史言官,只要他们弹劾的人没被一起罢免,反而会被调到外地做官;那些负责审核奏章的官员,如果他们的审核意见不被采纳,也会被调到其他岗位;那些负责巡查地方的官员,如果他们的调查结果不被重视,被调查的人反而会升官。那些靠钻营取巧获得成功的官员,根本不知道廉耻为何物;那些靠巴结奉承获得利益的官员,根本不知道法纪为何物。贪污腐败横行,没人敢管;罪恶昭彰,也没人害怕。破坏朝廷纪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希望皇上您能振奋精神,改变想法,整顿朝纲!当时礼官要讨论更改祖宗庙号的事,侍讲朱熹认为不可行。史弥远说:“宗庙祭祀是大事,不能轻易更改。朱熹的考证有依据,应该采纳朱熹的意见。”
庆元元年,史弥远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来又升任参知政事,接着又升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当时有个叫王德谦的宦官想立节,史弥远三次上书力劝皇上不要重蹈大观年间的覆辙,结果王德谦反而斥责了他。后来史弥远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国公,后来又晋升为岐国公。光宗皇帝去世后,史弥远担任山陵总护使。回来后,皇上封他为少保,但他坚决推辞了,改封为鲁国公。
嘉泰元年,史弥远多次上奏请求辞官,宁宗皇帝说:“你能为朕守住法度,珍惜名声,不能因为你说要走朕就让你走。”然后召见史弥远,赐茶,还用御笔写了《说命》中篇和金银财宝赏赐给他。
有个叫余嚞的人上书请求杀掉朱熹,彻底清除所谓的“伪学”,还指责蔡元定是朱熹的同党。史弥远把奏章扔在地上,对同僚们说:“朱熹和蔡元定只不过是互相探讨学术而已,他们有什么罪呢?这个余嚞真是个卑鄙小人,竟然敢如此狂妄!我们应该一起上奏皇上,把这个人赶走,以儆效尤!”
有一次金国的使臣来访,他们的礼仪不合规范。宁宗皇帝起身回到内宫,史弥远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命令金国使臣在殿角等候。皇帝再次来到大殿,才让使臣进来呈递国书,一切按照旧例进行。
这位许及之,字深甫,是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袁州分宜县令。因为工作出色,被上级推荐,做了诸军审计,之后又升迁为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建议增加谏官,效仿唐朝设立拾遗、补阙等官职,许及之就担任了拾遗,官阶还在监察御史之上。
高宗皇帝驾崩后,许及之说:“皇帝已经亲自服丧三年了,大臣们不必过于讲究吉利,穿常服戴黑带就可以了。” 王淮当时权势很大,许及之又上奏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了,但大臣们却没能达到您的期望,这是因为他们得过且过地追求安逸享乐,把姑息迁就当成仁慈,把不做事当成谨慎稳重,把不敢承担责任当成老成持重。那些敢于直言的人被斥为轻浮,那些不讲廉耻的人却被认为是朴实无华。陛下如果重用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结果,王淮被罢官,给了他一个闲职。
光宗皇帝继位后,许及之被任命为军器监,后来升迁为太常少卿,但因为得罪了言官,又被罢官了。绍熙元年,他被任命为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因为处理铁钱滥用问题不力,被降职,去庐州做知州。后来又被朝廷召回,担任大理少卿。宁宗皇帝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许及之早年和薛叔似一起被提拔为拾遗、补阙,都是当时很受器重的官员。后来党争兴起,正直的人都被排挤,薛叔似多次被贬斥,而许及之却逢迎权臣韩侂胄,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次,韩侂胄过生日,朝中大臣们都去祝寿。许及之到的比较晚,宦官们把门关上了,不让他进去。许及之就弯着腰,低着头才挤了进去。他做了两年尚书,都没升官,就哭着向韩侂胄诉说自己受到的恩遇以及年老体衰的情况,甚至跪了下来。韩侂胄看他可怜,就说:“尚书你的才能和名望,皇上心里都清楚,很快就会提拔你的。”没过多久,许及之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有句流传很广的笑话:“窦尚书,屈膝执政”,说的就是他。
1222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来又升任枢密院事兼参政。战争爆发了,韩侂胄想让他去守金陵,但他拒绝了。韩侂胄被杀后,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他实际上是支持韩侂胄发动战争的,并且当初故意耍手段才没去金陵。结果他被降了两级官职,发配到泉州居住。1209年,他去世了。
梁汝嘉,字仲谟,是浙江丽水人。因为他外祖父是宰相何执中,所以他得以进入仕途,先是在中山府担任司议曹。南宋建炎年间初期,他担任常州武进县令。上级官员很欣赏他的政绩,提拔他为通判,又加直秘阁,官职一路升迁,最后做到转运副使。
临安城里治安很乱,经常发生火灾和盗窃,朝廷就让他暂时负责处理这些事情。梁汝嘉整顿消防制度,加强巡逻,小偷一抓一个准,火灾也少了。于是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临安府尹,还加直龙图阁。因为他工作出色,又升任徽猷阁待制,兼任户部侍郎和临安府尹。之后他官职不断升迁,最后做到户部侍郎,还兼任江淮荆广地区的经略安抚使。
梁汝嘉跟秦桧关系很好,殿中侍御史周葵打算弹劾他。梁汝嘉听说后,就骗中书舍人林待聘说:“副使(指周葵)要弹劾你。”林待聘赶紧告诉秦桧,结果周葵就被调到起居郎的闲职去了。周葵离开后省后,把弹劾奏章给林待聘看,说:“梁仲谟真是好运气啊!”林待聘这才知道是被梁汝嘉给卖了,朝中官员都因此看不起梁汝嘉。梁汝嘉于是请求退休,被任命为宝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观。没过多久,他又升任学士,知明州,兼任浙西沿海制置使,还先后治理温州、宣州、鼎州三郡,最后告老还乡。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他去世了。梁汝嘉擅长处理政务,尤其是在临安的政绩非常显著。
话说啊,评论一个人,主要看他的大是大非。忠孝,是人最大的节操。胡纮为了自己的私利,引导君主搞丧葬改革,这怎么能算忠呢?何澹对继母的服丧问题犹豫不决,士大夫们议论纷纷他才罢休,这又怎么能算孝呢?既然在大是大非上都能这么做,那勾结权奸,诬陷好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谢深甫这个人,史书上记载很少,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庆元初年,韩侂胄搞了个伪学的禁令,把一大批好人抓起来,谢深甫当时当政,却说自己不知道,这能行吗?更何况,他两次弹劾陈傅良和赵汝愚,这可是铁证如山的啊,根本瞒不住!陈自强、郑丙、许及这些人,阿谀奉承,只想着巴结权贵,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
林栗有治理才能,善于议论政事;高文虎自认为学识渊博;京镗为人仗义,在敌国也信守承诺,他们也并非全无优点。但是,林栗因为私怨诋毁名儒,不被清流所接受;高文虎起草了伪学的诏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骗世人,这人品可见一斑啊!京镗晚年当政,结交奸邪,讨好权贵,已经辜负了他早年的名声,更何况,伪学这顶帽子,明眼人都知道是他自己扣上去的!
士君子啊,为人处世,一旦偏离了正道,就不知道回头,最终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这难道不可怕吗?难道不可怕吗?!
彭龟年,字子寿,是江西临江府清江人。七岁就成了孤儿,但他非常孝顺母亲。他天资聪颖,读书就能理解文章的大义。长大后,读了程颐的《易经》,废寝忘食,还经常向朱熹、张栻请教,学问越来越精深。乾道五年,他考中了进士,先是被任命为袁州且春县尉、吉州安福县丞。后来郑侨、张栻一起推荐他,他就当上了太学博士。
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因为批评管理御用器械的吴端,被贬为太府少卿。彭龟年就上书请求恢复刘光祖的官职,还给宰相写信说:“祖宗以前曾经调整官员的任免来维护台谏官的气势,可没听说过调整台谏官的职务来满足奸臣的私欲啊!” 他还兼任魏王府教授,后来升迁为国子监丞。因为侍御史林大中推荐,他又当上了御史台主簿。之后又改任司农寺丞,然后升任秘书郎,同时兼任嘉王府直讲。
光宗皇帝曾经亲自去郊外祭祀,结果遇上暴风雨病了,大臣们都难以上朝。过了很久,皇帝病好了,但还是犹豫害怕,不想去重华宫上朝。彭龟年就写信给赵汝愚,并且上书皇帝说:“寿皇(光宗的父亲孝宗)侍奉高宗皇帝,尽到了做儿子的所有孝道,这是陛下您亲眼所见的。何况现在寿皇只有您一个儿子,您的孝心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去宫里上朝的时间安排上,陛下您稍微推迟一下,寿皇就会不得不下旨让您来宫里,这是为了替您向别人解释,避免别人私下议论您,其实寿皇心里是很希望您来的。自古以来,人君处理和亲人的关系,大多不会和外面的大臣商量,反而会和坏人商量,所以矛盾越来越深,猜忌也越来越大。现在两宫的关系绝对不会这样。但我担心的是,现在没有像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那样的忠臣辅佐,而奸臣之中,已经有了任守忠这样的人,希望陛下您能仔细察看。”
有人说:“皇上您不常去皇后宫里问安,这都是那些宫里的小人、奸细在从中作梗。大臣们只要能像父子一样互相爱护,协调好皇室关系;谏官们只要能秉持父子之义,劝诫皇上改过就好。至于那些猜忌的根源,一直没有被解决,也没人提过。现在宫里在两宫之间挑拨离间的人不止一个,特别是陈源,他在先帝时期就犯下大错,现在又重新启用,大家都觉得离间计策一定是陈源发起的。皇上应该立刻发威,先把陈源赶走,然后再去皇后宫里,认错悔过,向先帝谢罪,这样父子才能和好,江山才能永固,可惜啊!”没过多久,光宗皇帝又去皇后宫里了,大家都高兴坏了。不久,龟年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入宫谢恩,光宗说:“这个职位是留给有学识的人的,除了你,我想不到其他人。”
龟年把祖宗的治国方法写成《内治圣鉴》献给光宗。光宗说:“祖宗的家法确实很好。”龟年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防范宦官和宫女,如果他们看到了,恐怕这本书就看不成了。”光宗说:“不会的。”过了几天,龟年上奏说:“我这个职位,是记录皇帝言行的,皇上您不去皇后宫里问安,类似这样的记录已经好几十条了,恐怕不适合给后人看。”皇上决定去玉津园游玩,龟年上奏说:“不去皇后宫里问安,却独自去游玩,这是不合礼法的。”他又说:“皇上您错把臣当成了嘉王府的讲读官,其实您是想让我们教导他们君臣父子之道。我听说有身教,有言教,您以身作则,我以言教,可是言教哪有身教来得直接有效呢?”
绍熙五年五月,先帝身体不好,病情越来越严重,龟年连续三次上书请求觐见,都没有得到允许。等到皇上上朝的时候,龟年一直跪在朝堂上,伏地叩头,很久都没有起来,额头都流血了。光宗说:“我一直知道你忠诚正直,你想说什么?”龟年奏道:“今天没有比皇上不去皇后宫里问安更重要的事了。”光宗说:“那就必须得去。”龟年说:“皇上您多次答应过我,可是一到宫里就又变了。内外沟通不畅,我真的很痛心。”同知枢密院余端礼说:“在宫殿前叩头,如此尽忠尽责,臣子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没有办法了吧?”皇上说:“我知道。”
宋光宗驾崩,宁宗皇帝继位。当天晚上,宁宗召见大臣们,皱着眉头说:“以前只听说过要立储君,却没想到这么快就登上了皇位,我哭着推辞,但实在推辞不了,到现在还心惊胆战的。” 彭龟年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陛下怎么能推辞呢?现在陛下只需要尽到为人子的孝心就可以了。” 于是彭龟年起草了一份奏章,请求每天都能向太上皇请安。他又和黄裳一起进宫,商议太上皇宫殿的礼仪,请求提前一天奏报,并带领百官向太上皇致谢。宁宗去泰安宫朝见光宗,结果到了宫门口发现门已经关上了,只能拜表后退回。
当时有人建议另建一座宫殿给光宗居住,但是光宗并没有搬迁的意思。彭龟年说:“古人尚且能在荆棘丛中建立朝廷,处理政务,发布命令,更何况一座现成的宫殿难道还不够吗?陛下住的地方小一点,太上皇住的地方宽敞一点,天下人一定会理解陛下的。” 所以最终没有另建宫殿。后来,彭龟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刘庆祖当时担任遥郡承宣使,因为跟随光宗,官职被降了,彭龟年上奏章请求恢复他的官职,宁宗批示:“可以给他发文书。”彭龟年说:“我并不是为刘庆祖惋惜这个官职,而是为朝廷惋惜这一家人才啊!‘可以给他发文书’这是近来不好的做法,如果这件事可以这样做,我就照办;如果不可以,我岂敢因为您的再次命令而照办呢?” 宁宗曾经说过:“退朝后没事做,恐怕会变得懒惰,如果不读书是不行的。”彭龟年回答说:“君主的学习和书生不一样,只有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谏,改正缺点和错误,才是圣人学习中最重要的,读书多寡并不是关键!”
有一天,宁宗皇帝亲笔写下朱熹、黄裳、陈傅良、彭龟年、黄由、沈有开、李巘、京镗、黄艾、邓驲十个人的名字给彭龟年看,问他说:“这十个人可以担任讲官吗?”彭龟年回答说:“如果陛下要招揽像朱熹这样一时之杰,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不能仅仅以皇子时的老师来衡量他们。” 不久,彭龟年被任命为侍讲,之后升迁为吏部侍郎,又兼任侍读。彭龟年预感到局势将要发生变化,碰巧遇到暴雨雷电,于是极力陈述小人窃取权力,号令不时的弊端。后来,他被派往金国吊祭并负责迎接送别使节。
一开始,朱熹和彭龟年约定一起讨论韩侂胄的奸诈行为。结果朱熹上书被驳回,彭龟年听说后,也跟着上书说:“我当初和朱熹一起商议这件事,现在朱熹被罢免了,我也应该一起被斥责。” 但是皇帝没理他。后来彭龟年回家后,发现韩侂胄专权,权力比宰相还大,于是他就详细列举了韩侂胄的罪行,说:“提拔和罢免大臣,更换言官,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大事的关键。大臣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事,但韩侂胄却知道,他假借名义,窃取权力,如果不去除他,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 皇帝看完奏章非常震惊,说:“韩侂胄是我的心腹,我一直很信任他,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皇帝把奏章交给中书省处理,给了韩侂胄一个闲职,过了一段时间韩侂胄又官复原职了。
彭龟年就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下令让韩侂胄去内廷任职,而彭龟年被外放,担任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后来彭龟年请求退休,庆元二年,因为吕棐的举报而被罢官;过了一段时间又追回三个官职,但被勒令停职。嘉泰元年,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重新上任赣州知州,因为生病辞官,改任集英殿修撰、提举冲佑观。开禧二年,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去世了。
彭龟年学识渊博,议论公正,对是非善恶,分析得非常严谨。他忠于君主,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先见之明,敢于直言的勇气,都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晚年虽然被闲置,但他悠然自得,脸上几乎看不出任何不快。自从伪学被禁止后,很少有士大夫不改变自己的,而彭龟年却更加潜心研究关学和洛学,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止堂”,著有《止堂训蒙》,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品格。听说苏师旦被任命为节度使,他说:“这是韩氏的阳虎啊,他一定会祸害韩氏的!” 后来听说要打仗了,他又说:“祸患就在这里吧!” 他著有《经解》《祭仪》《五致录》、奏议、外制等作品。
韩侂胄被诛杀后,林大中、楼錀都为彭龟年申辩他的忠诚,宁宗皇帝下诏追赠他宝谟阁直学士。章颖等人请求更改他的谥号,赐谥号“忠肃”。皇帝对章颖等人说:“彭龟年忠诚正直,值得称赞,应该得到谥号。如果人人像他这样,就能让君主没有过失。” 不久,又追赠他龙图阁学士,并提拔了他的儿子彭钦。
黄裳,字文叔,是隆庆府普州人。从小就聪明过人,文采出众。乾道五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巴州通江县尉。他更加努力学习,文章写得比以前更好了,大家都说:“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文叔了!”
那时候四川为了供应军队,名义上是和百姓商量着征收粮食,实际上是强迫百姓交粮。黄裳写了一篇《汉中行》,暗中批评总领李蘩,李蘩因此停止了强征粮食,百姓们都非常高兴。后来,他调任兴元府录事参军。四川制置使留正推荐了他,黄裳被召见,谈论了四川的军民大事。他被提升为国子博士,因为母亲去世而回家守孝。宰相本来想给他安排别的官职,皇上问黄裳在哪儿,还赏赐给他七十万钱。守孝期满后,他又被朝廷召见。
宋光宗即位后,黄裳上朝觐见,进言道:“中兴的规模和守成的规模不一样,进攻和防守都要根据有利的地势,不能不确定行都(首都)。富国强兵,要追求实际的功利,不能不重视吏治。抵御内乱和外敌入侵,要有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不能不设立重要的军事重镇。”关于行都,他认为选择便利的地势,建康(南京)最合适。关于吏治,他认为要制定品级制度来考核官员的功绩,要根据资历和考核结果来决定任职时间。关于军事重镇,他认为从吴地到蜀地,绵延万里,汉中、襄阳、江陵、鄂渚、京口,应该设立五个军事重镇,由将相大臣镇守,五个重镇强大,国家才能稳固。他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后升任秘书郎。
后来,黄裳被调到嘉王府担任翊善,给王爷讲授《春秋》。讲到“王正月”时,他说:“周朝的王,就是现在的皇帝。如果王不能号令诸侯,那王就不称其为王;如果皇帝不能统御郡县,那皇帝就不称其为帝。现在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周朝的王就是因为不能号令诸侯,所以《春秋》一定要记载‘王正月’,以此来统一诸侯的纪年。现在天下的疆土,比祖宗时代少得多,还不到十分之四,然而仍然控制着吴、蜀、荆、广、闽、越二百州,管理百姓的是二百州的守将,统领军队的是九个都统,如果不能有效地统御他们,怎么能服众呢?”嘉王问:“什么是九都统?”黄裳说:“唐太宗十八岁就起兵,平定了叛乱。现在大王年纪比他大,而国家九都统的情况还不知道,难道不应该努力学习吗?”
有一天,王(指王旦)启用东宫旧人吴端,吴端去拜见王旦,王旦接待他很得体。黄裳就趁机讲解《左传》里“礼有等衰”的道理,问王旦:“你对待吴端的轻重程度,符合这个道理吗?”王旦说:“符合。”黄裳说:“做君王的,学习的成果应该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你现在处理事情有轻重缓急,这就是符合‘礼有等衰’的道理啊。”王旦听了之后,更加重视学习。
于是,他创作了八幅图献给皇上,分别是《太极图》、《三才本性图》、《皇帝王伯学术图》、《九流学术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百官终焉图》,每一幅图都详细地阐述了其大意。每次进言,黄裳都强调:“学习的道理,应该用心去体会。王爷您应该以您的心为严师,如果心里有一点点不安,就绝对不能去做。”他还经常引用前代国家兴亡的例子来警示王旦。王旦对别人说:“黄裳的教诲,非常尖锐,一般人难以承受,只有我能接受。”
后来有一天,王旦路过重华宫,寿皇(宋光宗)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王旦把读过的书都一一列举出来。寿皇说:“读的书是不是太多了?”王旦说:“讲官讲得清楚明白,我又真心喜欢,所以不知不觉就读了很多。”寿皇说:“黄裳非常真诚,他讲的东西你一定要认真听。”黄裳长期侍奉在王旦身边,每年王旦的生日,黄裳都会作诗来表达自己的劝诫。他最初制作了浑天仪和舆地图,并配上诗歌,希望王旦通过观测天象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就像天体运行永不停息一样;通过看地图来思考祖宗的疆土有一半沦陷在异域而尚未收复。后来,他又根据王旦讲授的三经内容,创作了三首诗献上。王旦非常高兴,设宴款待他,还亲笔抄写诗歌赐给他。
有一次,王旦在宫中侍宴,他从容不迫地为光宗诵读《酒诰》,并说:“这是黄裳教我的。”光宗于是下诏慰劳黄裳,黄裳说:“我比不上朱熹,朱熹学习四十年,如果把他召入朝廷,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光宗很欣赏他的谦逊,采纳了他的建议。黄裳每次劝诫王旦学习,都一定会援引古代事例,联系现实,阐明道理,凡是能够启发王旦心智的,他都会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绍熙二年,我升职了,当上了起居舍人。我上奏说:“自古以来,皇帝听不进劝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私心,二是好胜心,三是怒气。事情如果不能出于公心,而固执己见,这就是私心;有了私心,就会把进谏的人当成眼中钉,想方设法打压他;有了好胜心,就会把进谏的人当成敌人,想方设法把他赶走。私心导致好胜,好胜又导致生气,生气了,事情就很难得到公正的处理了。就拿潘景珪来说吧,他能力一般,陛下您也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只是因为台谏官员不停地攻击他,才导致陛下您越发地庇护他,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您应该冷静地观察事情,让自己的内心不受任何牵绊,这样就能欣然接受台谏官员的意见,不会想着要战胜他们,对待台谏官员也会真诚相待,不会轻易动怒。”
三年后,我参加了中书舍人的考试,并通过了。当时国家军事力量非常薄弱,我上书皇帝说:“太上皇在位三十年,一直关怀爱护将士们,将士们都恨不得战死沙场来报答他的恩情。陛下如果能重视军事,三军将士都会感激涕零,愿意为您效力!”我还论述说:“荆州、襄阳地处吴地和蜀地之间,地势平坦,易守难攻,如果金兵攻打襄阳,占领江陵,然后驻兵防守,那么吴地和蜀地就会被切断联系,这是目前边防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从鄂州、渚州抽调一两万人马,驻扎在襄阳、汉中之间,以增强防御力量,震慑敌人。”当时朝廷正处于安逸享乐的状态,我的建议大多没有被采纳。
没过多久,我被任命为给事中。赵汝愚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监察御史汪义端以祖宗之法为由,说宗室成员不能担任执政官,连续上书弹劾赵汝愚,赵汝愚请求免官。我上奏说:“赵汝愚侍奉父亲孝顺,侍奉君主忠诚,为官清廉,忧国爱民,这是他天性使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磊落,就连奴隶都能感受到他的清明正直。汪义端所指责的,都是些奴隶才有的见识,他这样的人,不配在朝中担任要职。” 结果汪义端被贬官外放了。
史弥远在宫里才一个月,就上奏弹劾了十多次。韩侂胄被罢官,郑汝谐升任吏部侍郎,史弥远都上奏反对他们的任命。后来,他被改任兵部侍郎,但他没接受,就以显谟阁待制的身份担任皇帝的顾问。之前,光宗皇帝因为忧虑和疑心病倒了,一直不出重华宫,史弥远就上奏请求皇帝每五天临朝一次,现在他又再次强烈地提出这个建议。皇帝说:“内侍杨舜卿劝我不要去宫里。”史弥远请求处死杨舜卿,并且还上奏了八条建议,分别是:记念皇恩、消除怨恨、辨明谗言、消除疑虑、责备自身、敬畏上天、防止祸乱、改正过失。但是皇帝没有采纳。
史弥远曾经患过严重的痈疽,这时候又忧虑愤怒,病情加重了,他又上奏说:陛下对太上皇,还没有尽到孝敬的责任,您心里一定有什么疑虑吧?我私下揣测您疑虑的原因,您是不是因为焚烧粮仓、挖掘水井的事而担忧呢?焚烧粮仓、挖掘水井,在当时或许确实发生过。太上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您,太上皇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您身上,非常疼爱您,所以才非常担心您。在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还焚香祈祷上天,为您祈福。如此疼爱儿子,那么焚烧粮仓、挖掘水井的事情,我认为一定不会是真的,陛下您为什么还要怀疑呢?
您是不是因为肃宗皇帝的事而担忧呢?肃宗皇帝在灵武即位,并非唐玄宗的意思,所以不能不怀疑。太上皇在精力尚且充沛的时候,亲自把皇位传给您,谦让退位的风度,和尧舜一样,和唐玄宗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比,陛下您为什么还要怀疑呢?您是不是因为卫鞅的事而担忧呢?卫鞅和蒯聩父子争夺国家。太上皇年老多病,就住在北宫颐养天年,以求安宁,而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您,并非有争夺之心啊,陛下您为什么还要怀疑呢?您是不是因为孟子批评君主而担忧呢?父子之间相互批评,本来就是出于爱,作为儿子能明白这个道理,又怎么会互相残杀呢?太上皇希望您成为圣明的皇帝,批评您的本意出于忠诚和爱戴,并非背叛您的恩情啊,陛下您为什么还要怀疑呢?
这四件事,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疑问,但我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一点都不值得怀疑。父子之间,只要有一点点猜疑,心里就开始慌乱了。所以,天有异象就疑神疑鬼,不知道敬畏;百姓受苦就疑虑重重,不知道体恤;怀疑大臣专权就不尊重大臣;怀疑谏官故意挑事就不接受忠言;怀疑享乐无害就沉迷酒色;怀疑君子结党就偏袒小人。不该怀疑的事情,却偏偏怀疑,这太糟糕了!
皇上您贵为天子,却没以孝顺闻名,敌国知道了,就会轻视侮辱我们,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可是您却毫不怀疑;小人要造反,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可是您却毫不怀疑;朝中和地方的军队,难道就没有其他心思吗?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可是您却毫不怀疑!该怀疑的事情,您却视而不见,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混乱不堪!祸乱的苗头,随时都可能爆发。您应该赶紧改过自新,整顿仪仗,去探望太上皇和皇太后,增进父子亲情,这样四夷就会归顺,天下人都将敬仰您的仁义。
寿皇(宋宁宗的父亲)身体不好,朝野上下都非常担忧,史弥远大声劝谏。皇上起身进宫,史弥远拉住皇上的衣袖,跟着他一直走到宫门口,然后哭着离开了。接着,史弥远连续上书请求离开朝廷,他说:“我的职务有三:待制、侍讲、翊善。现在让我担任待制吗?那应该日夜进宫面见皇上,帮助皇上改正错误,我现在却连宫门都不进,这是不孝;三次劝谏皇上都不听,那待制这个职务就可以废除了。让我担任侍讲吗?那应该引经据典,劝皇上孝顺,我现在却不问安,不看望皇上病情,大义都丧失了,还讲什么书呢?那侍讲这个职务也可以废除了。让我担任翊善吗?那应该讲解道理,教导皇子孝顺,陛下都不能孝顺寿皇,我拿什么去劝导皇子呢?那翊善这个职务也可以废除了。”于是,史弥远就出宫等待命令。等到听到寿皇的遗诏后,他才急忙进宫吊唁。
宁宗皇帝即位后,史弥远生病了,不能上朝。他被改任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兼任侍读。他强忍病痛入宫谢恩,奏道:
孔子说过:“能始终如一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 诗经里也说:“没有不从开始做起的,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 所谓“有始有卒”,关键在于持之以恒;所谓“鲜克有终”,就是因为意志不坚定。皇上您今天刚开始执政,政绩确实很好,但能保证以后每天都这样吗?请让我稍微举几个您已经做的事情来分析一下。
皇上您刚开始处理政务,就委任大臣,这正是君主掌握权柄的正确方法。如果大臣们都能胜任,一直像今天这样,那么您即使终身坚持下去也没问题。但我担心几年以后,您可能想自己出主意办事,亲自听断案情,身边的人也跟着迎合您,然后说您把事情都交给外廷处理,权力不掌握在上,您心里能不生气吗?我担心那时候您对大臣的委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信任了。处理万机事务,不是一个人能应付得来的,如果不委任大臣,就必须依靠身边的人,小人就会得志,暗中窃取权力,拉帮结派,祸患将会无穷无尽,这是我担心的第一点。
皇上您提拔重用谏官,言论都听取,这正是遵循祖宗设立官职的本意。如果谏官们都能胜任,一直像今天这样,那么您终身坚持下去也没问题。但我担心从现在开始,谏官的言论日渐触及圣听,可能会斥责小人的过失,让您想用他们却不能,或者揭露近臣的罪行,让您想亲近他们却做不到。逆耳忠言,您不可能永远都听得下去,身边的人又会迎合您,说您提拔重用谏官,是为了听到正直的意见,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会导致君主无法自由,您心里能不生气吗?我担心那时候您对谏官的重用,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重视了。朝廷依靠谏官来分辨是非善恶,如果皇上厌烦他们多言,那么谏官们就会闭口不言,不敢陈述意见。君子就会日渐退缩,小人就会日渐得势,天下就会大乱,这是我担心的第二点。
这两件事,是朝廷的大事。我还想从三件关系到您自身的事情来说:孝敬父母,勤于学习,淡薄嗜好。皇上您现在都做到了,但不知道几年以后,还能保证像今天这样吗?
哎,他又拿魏征的《十渐不克终》来告诫皇上,唠唠叨叨说了好几千字。他还上奏说:“皇上最近的行为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提拔官员的时候,很多大臣都不知道内情,我听说这事儿心里很着急,都病倒了。” 其实那时候韩侂胄已经偷偷地掌握大权了,而宰相赵汝愚还没察觉到,所以他提前就提醒皇上。
临死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我五年来的努力,千万别一天就毁了!我知道自己不行了,以后肯定会有君子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的。” 然后他就口占了一份遗表就去世了,才四十九岁。皇上听说后非常震惊和悲痛,追赠他为资政殿学士。
他为人简单朴实,为人正直。每次讲课,都顺势进言,既能援引古义,又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说话语气平和但言辞恳切,内容全面,道理充分。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跟人说话总是掏心掏肺的。他很羞于自己不读书,不懂事,总是积极推荐人才,乐于行善,这都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写的文章,明白流畅。留下了《王府春秋讲义》和《兼山集》,里面论述天人关系和生命起源,都能很好地阐明伊洛之学(理学)的精髓。他还曾经和他的同乡陈平父兄弟一起讲学,陈平父是张栻的学生,所以他和这些学问大家的关系,那是有渊源的。嘉定年间,追谥他为“忠文”。他的儿子叫瑾,是朝廷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孙子叫敏,也是刑部郎官。
罗点字,崇仁人,从小就厉害,六岁就会写文章了。淳熙三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定江节度推官。后来一步步升迁,做到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那年闹旱灾,皇上就下令征求大家的意见。罗点就上了一份奏章,大概意思是说:“现在那些奸臣小人越来越嚣张,满朝文武的议论都浅薄庸俗。你要是啥也不说,他们就说你稳重;你要是跟着他们一起瞎混,他们就说你有度量;你要是别人都沉默你却说话,他们就说你沽名钓誉;你要是别人都浑浊你却清廉,他们就说你标新立异。要是这种风气不改,皇上您就算想为天下做一番大事,也很难实现啊!这次旱灾这么严重,您祭祀了各路神仙,还大赦天下,都没能感动上天。结果您一征求直言,晚上就下起了甘雨,老天爷的意思很明显,一点都不虚假。只是不知道皇上您征求意见,到底是不是真的想采纳呢?如果您真的想采纳,我希望您能仔细研读我这份奏章,该做的就认真去做,有疑问的就多商量,这样国家就能一天天好起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自然也就消失了。”
后来他又升了官,做了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到了宁宗当皇帝的时候,皇孙被封为英国公,罗点继续当他的老师。他给英国公讲课,一直讲到傍晚都不休息。旁边的人劝他休息一下,罗点说:“国公正努力学习呢,怎么能让他停下来?”他还经常讲一些历史故事来教育英国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鉴古录》献给皇上。高宗皇帝去世后,孝宗皇帝在位期间,皇太子开始参与处理政务,罗点当时是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被派去浙江地区出差。后来又升任起居舍人,再改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还被派去金国报丧,告知金国皇帝宋朝新皇帝登基的消息。
正赶上金国也正在国丧期间,金国人逼着罗点换掉金色的腰带,罗点说:“登基是喜事,必须穿喜庆的衣服。人死了是事实,腰带不能换!”金国人又说罗点不应该用“宝位”这个词,罗点说:“圣人登基的大宝就叫‘位’,不用加‘宝’字,怎么能体现皇上的尊贵呢?”金国人最终也没能强迫他。
皇上曾经对吕点说:“你以前在宫里当官,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大胆地说。”
吕点说:“君子得志的时候总是很少,小人得志的时候总是很多。这是因为君子把志向放在天下国家,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做事一定走正道,说话一定讲正理,常常不触怒君主,就会触怒权贵,不触怒当权者,就会触怒世俗。小人把志向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天下国家,他们做的事、说的话,都是为了讨好别人。用讨好人的方法来做事,很少能得志;用触怒人的方法来做事,也很少不得志。像以前那些英明的君主,考虑到君子难以提拔,就会尽力提拔和保护他们;考虑到小人难以罢免,就会尽力考察和防范他们。”
嘉王殿下到了弱冠之年,吕点说:“这正是亲近师友、提升德业的时候,应该选择品德高尚、忠诚正直的人,让他陪伴在殿下身边。”于是就推荐黄裳做了嘉王的翊善。他又说:“君主要勤政忧国,臣下才会同心协力;君主要安逸享乐,臣下就会离心离德。现在民间都在说,陛下每天早朝,勉强听取判决,心里根本不在乎政事。宰相大臣们奏事,都得按照礼仪应答,侍从和官员们上朝,也都得按照礼仪行礼,可是宫中游乐的享乐,赏赐的奢侈费用,已经传遍了民间。强敌就在边境,这种说法怎么能传出去呢!”
绍熙三年十一月冬至那天,皇上要到重华宫去朝贺,后来又中途停止了。吕点说:“从天子到老百姓,节气拜见父母,都没有中断过,三纲五常,关系重大,不应该把它当成平常事而忽视。”皇上心里犹豫着要不要去宫里,吕点奏道:“陛下已经很久没去宫里了,太上皇一定盼望着陛下。普通人对待朋友都不能失信,何况君主对待父母呢?现在陛下很久没去侍奉太上皇,太上皇想见您却见不到,万一因此忧思成疾,陛下将如何向天下交代呢?”
皇上曾经召我在便殿里单独说话,直接问我:“最近内外都在传,说皇上您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所以不能轻易出来,沉迷酒色,不关心政事,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没有这回事。”
我说:“我知道皇上您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我觉得宫里可能有些烦心的事,皇上您只是用喝酒来排解一下罢了。你看,普通老百姓,在家中遇到不如意的事,也会借酒消愁。可皇上您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您的心胸应该像青天白日一样,即使经历了风雨雷电的洗礼,依然清澈明亮,哪容得下一丝一毫的杂念呢?” 皇上当时还是没完全听进去我的话。
我又接着说:“我听说嘉王殿下生日那天,在宫里为皇上祝寿,以此报答皇上的养育之恩,父子情深,皇上您心里一定很高兴吧?这也能体现您对太上皇和皇太后的孝心。” 到了十一月,因为我的话皇上没怎么采纳,我就请求辞职,皇上没答应。到了十二月,我就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了。
五月份,皇帝去玉津园玩儿,特意叫先去见重华(大臣的名字)。然后奏报说:“陛下您和寿皇子(皇帝的父亲)关系疏远,四十年都没怎么好好相处过,这都是因为当初您初次祭祀郊庙的时候,准备工作没做好,寿皇当时还亲自去南内督促,结果身边的人就从中挑拨离间,让您心里不安。我看啊,寿皇跟天下百姓都疏远很久了。现在大臣们齐心协力辅佐您执政,百官都依法办事,宗室、皇亲国戚、军队和百姓都没什么二心,就算真有人挑拨离间,直接杀掉就行了,不用犹豫。但是您现在深居简出,很久没尽到儿子的孝道,别人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这要出事了,您可就得小心了,不能不考虑啊!” 皇帝说:“你们能帮我调解一下父子关系吗?” 黄裳说:“父子亲情,还用得着调解吗?” 点(大臣的名字)说:“陛下您只要去一趟,就能解决问题了。” 皇帝还是没去。点就带着讲官们一起劝说,皇帝说:“朕心里一直想着寿皇。” 点说:“陛下您很久没去探望父亲了,就算您心里有,又怎么让别人相信呢?”
后来寿皇身体不适,点又跟着宰相们一起进宫劝谏。宫门口的守卫拦着不让进,点呵斥他们才进去。皇帝生气地站起来,宰相们拉住皇帝的衣袖,点赶紧上前哭着奏报说:“寿皇的病情已经很危急了,如果现在不去见他一面,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大臣们跟着皇帝一起进了福宁殿,内侍关上门,大家哭着退了出来。三天后,点跟着宰相们去问候皇帝起居,皇帝单独把点叫了进去。点说:“前天我着急上火地劝谏,行为举止有些失礼,陛下您没杀我,已经很仁慈了,不过拉衣袖劝谏也是祖宗的规矩啊。” 皇帝说:“拉衣袖可以,你怎么能擅自闯进宫禁呢?” 点就用辛毗的例子来解释,还说:“寿皇只有一个儿子,他把皇位传给你了,只是担心见不到你最后一面罢了。”
寿皇去世了,点请求皇帝去奔丧,皇帝答应了,但没去,点就在重华宫接受了寿皇的遗诏。前后他一共向皇帝上奏了35道奏章,劝说皇帝去寿皇宫里,另外还自己写了16篇奏章,但是给重华宫上书,给嘉王上书,还有当面口头劝说这些,他都没参与。宁宗继位后,人心才安定下来。点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来皇帝有事要去明堂,点跟着去斋宫,结果病倒去世了,享年四十五岁。追赠太保,谥号文恭。
黄点这个人啊,天性孝顺友爱,从不做那些古怪另类的事,为人正直有原则,是非分明,黑白看得清清楚楚。有人说,天下事没有人才办不成,黄点就说:“那得先看看他的心正不正,要是心不正,就算才能再高,又能有什么用呢?” 宰相赵汝愚曾经哭着对宁宗皇帝说:“黄裳、罗点相继被贬,两位忠臣不幸,天下也跟着倒霉啊!”
黄度,字文叔,是绍兴新昌人。他特别喜欢学习,博览群书。秘书郎张渊看过他的文章后,说他的文风像极了曾巩。隆兴元年,他考中了进士,后来做了嘉兴县令。之后,他到登闻鼓院任职,又做了国子监簿。他上奏说:“现在养兵是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让老百姓屯田,暗中恢复府兵制度来减少募兵。”他还写了十六篇关于屯田和府兵制度的文章上交给朝廷。
绍熙四年,黄度担任监察御史。蜀地将领吴挺死了,黄度就说:“吴挺的儿子吴曦一定会花钱买官,想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如果我们让他继承,以后恐怕会成为祸患,请求朝廷把吴挺的兵权分散一下。” 宰相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吴曦真的割让了关外四州给金人,贿赂他们,想当蜀王,完全应验了黄度的预言。
光宗皇帝因为生病,很久都不去重华宫了,黄度就上书直言劝谏,连续写了好几道奏章,极力陈述父子之间应该亲近的道理,并且说:“太阳白天出现,这是违反天道的征兆;荧惑、勾芒星进入太微宫,预示着乱兵要进宫。” 因为劝谏无效,他就请求辞官。他还说:“侍奉君王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才能称得上忠臣。我父亲快八十岁了,我却不能经常侍奉在左右,常常好几个月见不到他,连尽孝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做到对君王尽忠呢?” 他这是借着自己孝敬父母的事,希望以此来触动皇帝的心。
皇上又听信台谏官的弹劾,说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这三个人是今天祸乱的根源,罪过比李辅国还大。 他们还说:“孔子说过‘天下太平的时候,老百姓就不会乱议论’。如果皇上犯了错,大臣们劝谏后皇上改正了,那错就不会被广而告之,老百姓又何必议论呢?只有谏言不被采纳,错误无法掩盖,才会让老百姓都胡乱议论,天下大乱。所以像项羽、陈胜、黄巢那样的人,都是因为下面的人乱议论,国家才跟着灭亡的。现在天下到处都在议论圣上的德行,我私下里觉得很危险啊!”皇上还是不听,就让度之修门,让他安心做官。度之奏章里说:“有话要说的人,如果说不出话来就走,道理就很难再讲清楚了。”
宁宗皇帝即位后,下诏书恢复了度之御史的职位,还把他提升为右正言。韩侂胄专权当道,丞相史弥远离开了朝廷。韩侂胄知道度之以前和史弥远议论政事时意见不合,就想挑拨离间,把度之挤走。度之对同僚说:“丞相已经走了,要挤走他很容易,但是这样会助长小人嚣张的气焰,这合适吗?”韩侂胄突然掌握了大权,就凭着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一切。度之写了一份奏章要弹劾韩侂胄的奸邪行为,结果被韩侂胄发现了,皇上立刻下令把度之免职,让他去显谟阁做官,还让他去平江府做知府。度之说:“蔡京专权,天下因此大乱。现在韩侂胄假借圣旨罢免我,让我低头走人,一句话都不能说,这不是为国家着想!” 他坚决不肯接受这个任命。丞相赵汝愚偷偷地把度之的奏章呈给皇上,皇上就让他拿着俸禄回家养老。过了一段时间,让他去婺州做官,因为没有及时查处县令张元贪污受贿的罪行,被降职罢官。从那以后,朝廷的纪律规矩完全变了,大权都落到了韩侂胄手里,党争也开始了。但是韩侂胄一向很害怕度之,不敢加害于他。后来让他去泉州做官,度之推辞了,于是被提升为宝文阁待制,享受俸禄,依旧在家养老。
韩侂胄被杀后,皇上想起了度之,召他回朝,任命他为太常少卿,不久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朝中有人想把韩侂胄的首级和五千泗州军民一起送还金国,度之认为这是耻辱国家,坚决反对。他后来又担任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多次称病,最后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到福州做官,后来又升任宝谟阁待制。他刚到福州上任,每天要处理一千多件诉讼案件,度之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不到中午就全部办完了。
进龙图阁,被任命为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皇上还赏赐了金带。到了金陵之后,他马上就取消了扰民的征收粮食和运输的措施,救活了上百万饥民,免除了二十多万的赋税,还打败了盗贼卞整,斩杀了盗贼胡海的首级献给朝廷,招安了九万户人家重新务农。当时韩侂胄招募淮军,已经征集了十多万人,还有几千人还没分配到队伍里,韩侂胄担心他们会闹事,就给了每个人四万钱,打发他们回家务农去了。
后来他升迁为宝谟阁直学士。他觉得自己肩负着国家大事的重任,总是积极地推荐人才,常常说:“报效国家,只有这样做了。”他十次上书请求退休,皇上都不准,最后让他担任礼部尚书兼侍读。皇上让他进宫觐见,他就谈论了太祖皇帝留下万世基业的两个关键:一是完全依靠儒生治理国家,二是务必爱惜民力。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他以生病为由请求退休,被任命为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回越州后,担任万寿宫提举。嘉定六年十月去世,追赠龙图阁学士,追封通奉大夫。
他的志向在于治理国家,但以学问为基础。他写了《诗经》《尚书》《周礼》的注解,还著有《史通》,书中批判了篡权夺位的行为,维护了纲常伦理,另辟蹊径进行编年,没有沿用前代史书的模式。天文、地理、井田制、兵法这些方面,他都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没有空泛牵强附会的问题。他还著有《艺祖宪鉴》《仁皇从谏录》《屯田便宜》《历代边防》等书,流传于世。他的女婿是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吴地游学,看到当时的人都忙着考科举,心里很看不起。后来他跟随叶适学习,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文章词藻华丽,精炼准确,而且都切合实际,总是把国家的兴衰放在心上。绍熙元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池州教授。因为他的岳父曾直言进谏得罪了当权者,御史弹劾了他的岳父,他们俩都被罢官了。有人说他和岳父都属于伪学党。开禧三年,朝廷召他们参加馆职考试。周南在策论中批评了当权者,有人因此弹劾他,把他罢官了,最后郁郁而终。
周南为人正直,处事有原则,一丝不苟。虽然皇上赐给他官职文林郎,但他终身不求升迁,两次担任馆职,每次都只待了几个月。他看破红尘,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劣的食物,抱着书本废寝忘食,说:“这些东西留给我养老,等我死后再说吧!”
林大中,字和叔,是浙江永康人。他考上了太学,绍兴三十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去江西抚州的金溪县当县令。当时郡里催着要交税,催得很急,林大中请求延缓期限,但没被批准,于是他就上交了辞呈,气呼呼地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任命为太常寺的簿书。
光宗皇帝登基后,林大中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现在的祭祀仪式沿袭下来的东西有很多不正规的地方,这可不是什么严肃的典礼,也无法让神明满意。”于是他就上书皇帝说:“我以前在太常寺当簿书,亲眼见证了祭祀活动,发现有些祭祀神明的祝词,文字用得不准确;对神明的称呼,字也写错了;该隆重的地方,却简略不虔诚;该先做的事情,却废弃不用;更换祭祀的器物服饰,时间间隔太长;祭祀活动开始的时间,也太早了。这些都是违背礼仪规范,也不合常理的。”有一天,皇帝下旨给林大中,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应该按照旧例执行。林大中说:“监察御史不应该越权,这是圣上的教诲,没错。但是,监察御史一定要敢于直言,这才算得上是尽职尽责。”
他后来升迁为殿中侍御史,上奏说:“选拔人才,应该看他们的整体方向,不应该只盯着他们细枝末节的行为。如果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即使有些小毛病,那也是君子;如果他们的方向是错的,即使有些小优点,那也是小人。”他又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报仇雪耻。这件事没完成之前,这个念头就不能忘。只要这个念头存在于心中,就能凝聚天下的人才,激发天下的士气,倡导天下的正义。正义明了之后,就能制定具体的措施,就能取得治理的成就。”有个叫陈贾的人,担任静江府的官员,想要来朝廷奏事,林大中强烈反对,说他“庸俗愚昧,见识短浅,曾经依附王淮,伪装成道学家的样子,暗中排挤正直的人。如果允许他来奏事,他一定会再次蒙蔽朝廷,那些正直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纷纷离开,这不是安定国家的好办法。”于是皇帝就停止了陈贾的奏事。
绍熙二年春天,雷电交加,大雪纷飞,皇帝下令调查朝政的缺失。林大中认为很多事情都应验了这些现象,于是上书说:“仲春时节,雷电交加,接着又下大雪,从现象来看,阴气战胜阳气是很明显的。因为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我们应该辨别邪正,不要让小人来破坏君子。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树立正气,不要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得逞。”
邓驲这哥们儿因为说了几句实话,被调到将作监去了。他跟皇帝说:“那些谏官因为意见不合就被调职,我担心天下人会觉得您容不下不同意见啊!” 后来,他又当上了侍御史,还兼着侍讲。潭州知州赵善俊奉旨进京汇报工作,结果邓驲上书弹劾了赵善俊,还说宗室汝愚很优秀,应该重用。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召回了汝愚,把赵善俊发配到地方去了。
江淮、荆襄这些地方,是国家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可是那里的权力却分配得不太合理。邓驲就建议说:“应该选拔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让他们负责江淮、荆襄地区的治理。以前河北、陕西分成四路,都是文官当大帅,武官当副帅。北宋中兴以后,沿江地区设立了制置使。自从秦桧罢免了三大将的兵权,兵权就都掌握在武官手里了,而江东、荆襄这些地方的帅臣,就不再兼任制置使了。我觉得应该恢复以前的制度,让武将当副手,给他们长期任职,加大权力,这样边防就能稳固,国力也能增强。”
江浙四路的老百姓,因为要交折帛和买重输而叫苦不迭。邓驲说:“有财产就要纳税,收税收绢帛还可以理解,但这种折帛买重输就太坑人了!这毛病啊,是从咸平年间马元方建议预支本钱开始的,让老百姓先领钱,到夏秋再交税,后来又搞钱盐分给,再后来直接向老百姓收钱,现在又搞折帛钱,两匹绢折算成一匹绢的价格,这完全违背了当初立法的初衷啊!” 朝廷听取了他的建议,减免了老百姓三年税赋。
户部尚书马大同办事太狠了,邓驲就上书弹劾了他。皇帝想把他调到别的部门去,邓驲说:“他以前在刑部,就以严厉著称啊!” 邓驲连续三次上书,都没被采纳。他又弹劾大理少卿宋之瑞,连续上书四次,还是没结果。邓驲见自己的意见总不被采纳,就请求辞职,改任吏部侍郎,但他拒绝了这个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宝谟阁直学士,而马大同和宋之瑞则都被发配到地方去了。
一开始,有个算命先生跟朱熹说:“某颗星星显示有变故,正直的人会去承担,这个人是不是林和叔啊?” 后来,朱熹写信给朝中的官员说:“听说林和叔进了朝廷,没有一件事办不好的,他离开朝廷的那件事,风骨义气凛然,在古人里也能找到这样的榜样。”
给事中尤袤和中书舍人楼钥上奏章说:“朝廷的大臣,应该和被批评的人有所区别。” 没多久,林和叔被任命为宁国府知府,又调任赣州知州。宁宗皇帝即位后,把他召回朝廷,让他担任中书舍人,然后升任给事中,接着又兼任侍讲。掌管宫门事务的韩侂胄来拜访他,韩侂胄想拉拢他,林和叔没说什么,暗地里请求内廷的人帮忙疏通关系,林和叔笑着拒绝了,韩侂胄因此开始怨恨他。
这会儿,吏部侍郎彭龟年公开批评韩侂胄,韩侂胄就把他调到一个闲职——内祠,彭龟年被贬为焕章阁待制,外放地方。林和叔和中书舍人楼钥一起上奏章说:“皇上您很看重老臣旧部,自从登基以来,天天都召见他们。可是没过几个月,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被贬官了,就剩彭龟年一个人还在,现在又要把他弄走,天下人都会说他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恐怕会影响朝廷的形象。再说,一个被贬一个被留,皇上的恩宠不一样啊。被贬的人离得远了,不能再侍奉在您身边;被留的人在内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召见。请您把彭龟年留在经筵,让韩侂胄去外地任职,这样事情就合理了,大家也没话说了。” 皇上批示说:“彭龟年已经得到优厚的待遇了,韩侂胄本来也没什么错,就这样办吧。” 林和叔又和楼钥一起上奏章说:“把彭龟年贬官外放算作优厚待遇,那韩侂胄升任承宣使难道就不是优厚待遇吗?如果说韩侂胄本来没错,那彭龟年据理力争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怎么能说是错呢?彭龟年既然已经决定要走了,韩侂胄很难单独留下,应该让他去外地任职或者到外地供职,以平息众议。” 皇上没听。
吕祖俭那个当太府寺丞的,因为上书弹劾韩侂胄被贬到韶州去了,这事儿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汪义端以前是御史,因为批评赵汝愚被贬官,现在韩侂胄又把他提拔成右史,大中丞就反对这事儿。后来汪义端被任命为吏部侍郎,但他没去上任,改去当焕章阁待制,负责管理庆元府。庆元府城南老百姓的田地,经常被潮水淹没,种不了庄稼。大中丞就拿出公家的钱,修建了石堤,百姓没出什么力就得到了好处。
郡里有人造谣说晚上有妖怪作祟,大中丞说这肯定是些坏蛋搞的鬼,立刻下令抓捕,还把他们脸上刺字示众,大家这才安心。后来大中丞请求退休,皇上批准了。结果给事中许及之跳出来反对,大中丞的官职就被撸掉了。后来又让他去冲佑观当提举。他又请求退休,皇上又恢复了他的官职。监察御史林采又出来弹劾他,大中丞再次被罢官,没多久又给恢复了。
大中丞退休回家后,就过起了隐居生活,一住就是十二年。他从来不为得失而忧虑,在龟潭边上建了个园子,有客人来访,他就摘些杞菊,钓些溪鱼,大家一起喝酒赋诗,从不谈论朝政。 有客人劝他给韩侂胄写信,大中丞说:“我当小官的时候,就因为一句话得罪过他,现在隐居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再去巴结他呢?”客人又说:“就算不求他赐福,也该想办法免灾啊!”大中丞说:“福分不是求来的,祸事也不是能轻易避免的啊!”
后来韩侂胄起兵叛乱,大中丞说:“现在要想安定百姓,必须先停止战争;要想停止战争,就必须除掉韩侂胄。” 韩侂胄被杀后,皇上立刻召见了他,让他复职,还让他试任吏部尚书。大中丞上奏说:“吕祖俭因为批评韩侂胄而被贬死在瘴气弥漫的韶州,虽然后来追赠了官职,但人们心里还是不服气。彭龟年直接面奏韩侂胄的罪行,朱熹也批评韩侂胄擅权专政,他们都因此被降职,最后郁郁而终,应该给他们追封表彰。其他因为批评韩侂胄而受牵连的人,也应该根据他们所受的处罚轻重进行表彰,以伸冤昭雪。” 最后,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嘉定年号改元后,他被任命为太子宾客。曾经参与讨论议和的事宜,皇帝说:“朕不害怕委屈自己为了百姓,议和之后,也想要和你们一起革除韩侂胄的弊政,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大中叩头谢恩说:“陛下说到这里,是社稷和百姓的福气啊!”他经常对亲近的人说:“我年纪快八十了,哪里还经受得住劳累奔波,只是因为和议还没完成,想着要完成圣上的教诲,把革除弊政作为长久之计。如果当初的愿望稍微实现一些,我就请求退休回家了。”同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谥号正惠。
大中为人清廉俭朴,生活简朴得像穿不暖衣服似的,但一旦遇到事情,就会表现出刚正不阿,令人不敢冒犯。他从小就努力学习,志向非同一般,著有奏议、外制、文集三十卷。
陈骙,字叔进,是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春官考试第一名,但当时秦桧当权,秦桧的儿子秦埙排在他前面。他官职一路升迁,做到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兼太子谕德。太子在临安居住时,陈骙说:“储君殿下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不能只专注于学习,这不是培养德行的办法。”太子听了很惊讶,赶紧推辞了。崔渊因为外戚张说推荐,被任命为秘书郎兼金部郎,陈骙把任命文书的开头部分退回去了。
没过多久,他被外放为赣州知州,后来又调任秀州知州。被召回朝廷后,他首先进言说:“陛下锐意治理国家,大臣们都急于邀功请赏,争着献上增加兵力、理财的计策,但一旦被授予官职,却很少听到他们有所作为。应该堵住阿谀奉承的途径。”他又回到原来的官职,后来升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淳熙五年,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同修国史。
皇帝想要收集从晋朝、宋朝以来兴亡治乱的大事,写成一本书,对陈骙说:“只有你和周必大才能胜任这件事。”一些言官嫉妒他,攻击他,皇帝把奏章留着没有批复,授予他提举太平兴国宫的职务。后来他又被起用为宁国府知府,改任太平州知州,加集英殿修撰的官职。因为言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后来又被起用为袁州知州。光宗皇帝即位后,召他考试,任命他为吏部侍郎。绍熙元年,他担任同知贡举兼侍讲。
第二年春天,下起了雷雪,皇上就下令让陈傅良说说朝廷的政事得失。陈傅良一口气写了三十条奏疏,主要内容是:宫里后宫的管理要是松懈了,权力就会旁落;要是纵容宦官们随意进出宫廷,皇帝的英明决策就会受阻;要是大臣们只和当权者商量事情,就会形成朋党;要是皇帝只听信近臣的建议,就会滋生贿赂;不寻求正直的批评意见,错误就会越来越多;不遵守旧有的章法,就会导致决策失误;要是经常宴饮,就会昏庸无能;要是赏赐没有节制,国库就会空虚。这些话都直指当时朝廷的弊病。
三年三月,陈傅良升任礼部尚书。六月,又兼任枢密院同知。第四年二月,他又升任参知政事。当时光宗皇帝因为生病,很久没上朝了,甚至连庆典活动都没去参加。陈傅良三次上奏劝谏,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皇上终于有所触动,在冬至那天上朝了。第五年正月初一,光宗皇帝又去慈福宫给太后祝寿。孝宗皇帝驾崩后,光宗皇帝因为生病没去奔丧,陈傅良建议赶紧确定皇位继承人,以安定人心。七月,陈傅良代理三省的事务。
宁宗皇帝即位后,陈傅良担任枢密院知院兼参知政事。当时赵汝愚是右丞相,陈傅良一向看不惯他,两人从来没在朝堂上说过话。赵汝愚想提拔刘光祖当侍御史,陈傅良就上奏说:“刘光祖以前和我有点过节,如果他进了御史台,我请求回避。”赵汝愚一听,很惊讶,只好作罢。
那时候,韩侂胄仗着曾经立过功劳,暗中把持朝政大权。吏部侍郎彭龟年上奏说韩侂胄将来会危害国家,但皇上没理他。于是彭龟年和韩侂胄都请求退休,陈傅良说:“让他们离开朝廷要职,还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彭龟年最后被外放了。韩侂胄跟别人说:“彭侍郎不贪图高官厚禄,情有可原,陈元枢(陈傅良的字)也想装好人吗?”于是,韩侂胄就让陈傅良当资政殿大学士,并让他去地方做官。陈傅良辞官了,皇上就让他去提举洞霄宫。
庆元二年,陈傅良出任婺州知州。后来他告老还乡,被授予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的职务。嘉泰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朝廷追赠他少傅的官职,谥号文简。
黄黼,字元章,是临安余杭人。年轻的时候去太学读书,考中了进士,然后一步步升迁到太常博士。
有一次皇上让他当面陈述政见,他说:“周朝用辅佐皇帝的大臣去担任地方长官,汉朝把地方官里最优秀的提拔为朝廷重臣,唐朝不经历边疆的历练,就不提拔为宰相,咱们宋朝不担任三司等部门的官职,就不授予清贵显要的职位。仁宗皇帝时期,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曾经经略西夏,长期在边疆任职,最后才被任命为执政大臣。边境告急的时候,范仲淹一再请求亲征。贝州发生叛乱,文彦博亲自带兵平叛。我建议从朝廷的近臣中,挑选那些有才能、有谋略、能担重任、有远见的人,或者提拔他们到更高的位置,或者委派他们到地方任职,让他们熟悉边防的利害关系,了解地形的险要之处,让内外军民都信任他们,熟悉他们的威名。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提拔那些有功劳、有业绩的人,不拘一格地提拔他们,以此来尊崇朝廷。边境有警报的时候,就委以重任,让他们负责一方。这样,从武将到文官,都能得到重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皇上很高兴,夸奖他说:“你说的这些,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用人的道理啊!”
后来他升任太常丞,然后又升任秘书郎、提举江东常平茶盐,之后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员外郎。接着又升任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之后又升任直龙图阁,再升任副使,但他辞去了这个职位,改任直显谟阁。浙江东部靠近海边的田地,经常因为旱涝灾害而歉收,常平仓的储备不足,黄黼就拿出漕运的款项来救济灾民。毗陵地区闹饥荒,老百姓只能吃糠麸和草根充饥,地方官吏却没上报朝廷,黄黼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朝廷,请求朝廷拨款救济,并捐出僧人的度牒和钱财来赈济灾民,救活了很多百姓。
之后他被任命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担任殿中侍御史兼侍讲,然后升任侍御史,并代理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后来因为被刘德秀弹劾,他请求退休,最后去世了。
詹体仁,字元善,是福建浦城人。他父亲詹綎跟胡宏、刘子翚是朋友,曾经在赣州信丰当过尉。金国撕毁盟约,詹綎看到了张浚关于灭金的秘密计划,张浚就把他招募到自己手下做事。
詹体仁在隆兴元年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饶州浮梁尉。后来,他破获了一起盗窃案,郡里要赏他,但他却说:“用这种方式受赏,不是我想要的。”于是谢绝了赏赐。后来,他当上了泉州晋江丞。宰相梁克家是泉州人,向朝廷推荐了他。
詹体仁进京后,先在太学当录事,后来升任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再升太常丞,还代理过金部郎官的职务。光宗皇帝即位后,他被任命为提举浙西常平,之后又升任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最后升任司农少卿。他上奏朝廷,免除了各郡积欠的赋税,总共一百多万。
有一次,一千多名逃兵跑到大冶,他们利用那里的铁铸造钱币,到处抢劫,闹起了叛乱。詹体仁对负责军事的将领说:“这些逃兵距离京城一千多里,如果等上报朝廷再采取行动,他们的势力就会壮大。应该立刻出兵讨伐。”将领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平息了叛乱,逃兵的同伙也都四散逃跑了。
他后来被任命为太常少卿,在朝堂上觐见皇帝时,首先阐述了父子之间至深感情的重要性,说道:“《易经》在《家人》卦之后,紧接着是《睽》卦,《睽》卦上九爻说:‘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疑虑到了极点就会迷惑,凡是看到的都当成敌人,却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的亲人。孔子解释说:‘遇雨则吉,群疑亡也’。人伦天理,虽然会有间隔,但不会彻底断绝。在感情不通的时候,心里会烦闷郁结,好像一刻也忍受不了;等到醒悟过来,就会豁然开朗,像遇到雨一样,多么舒畅和愉悦啊!恳请陛下圣心开明,豁达大度,消除一切疑虑,如同揭开云雾,见到日月一样。以此来修复父子亲情,以慰藉皇太后和皇上的心意,也满足百姓的期望。”当时皇上因为积郁成疾,很久都不去重华宫,所以詹体仁引用《易经》中《睽》卦“睽弧”的含义,来开导皇帝。
孝宗皇帝驾崩了,史弥远和同僚一起上奏章,强烈要求皇帝亲自前往重华宫祭奠,语气非常诚恳。当时赵汝愚正要制定国家大计,朝中其他人没参与谋划,赵汝愚秘密派史弥远和左司郎官徐谊去跟少保吴琚商量,请宪圣太后垂帘听政,帮助制定方案。宁宗皇帝登基后,天下太平,史弥远和许多贤臣一起暗中辅助赵汝愚,出力不少。
大家在讨论给孝宗皇帝上谥号的事,史弥远说:“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多年,享受了天下最好的供养,在孝宗皇帝去世后,宁宗皇帝三年内都不穿平常的衣服,这在汉朝和唐朝都没有过,所以应该谥号为‘孝’。”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孝宗皇帝要下葬了,史弥远说:“永阜陵地势低洼,不适合安放神灵。”这跟宰相意见相左,结果史弥远被免去太府卿的职务。后来又让他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福州知州,但有人因为之前他关于陵墓地点的意见弹劾他,最终让他离开了官场。他退隐到霅川,每天读书看史书自娱自乐,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开始,史弥远出使浙江地区,当时苏师旦还是个小吏,后来依附韩侂胄飞黄腾达,官至高位,这时苏师旦派人给史弥远送礼拉关系。史弥远说:“小人利用君子之名谋取私利,灾祸很快就会到来,我怎么会让自己蒙羞呢!”没多久,苏师旦果然倒台了。
史弥远再次担任龙图阁直学士、静江府知府,他减免了十个县一万四千贯的税款,还免除了八千贯的杂税。后来调任鄂州知州,又升任司农卿,再次负责湖广地区的粮饷。当时年景不好,百姓缺粮,他就直接用现有的粮食救济灾民,然后再上报朝廷。
韩侂胄建议对外开战,当时很多人都谈论军事,想借此获得升迁。史弥远给朝廷写信,说打仗不能轻举妄动,应该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皇甫斌自认为是将门之后,喜欢谈论军事,史弥远跟同僚说,皇甫斌一定会失败,后来果然如此。开禧二年,史弥远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史弥远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博览群书。年轻时跟随朱熹学习,以存心养性、谨慎独处为原则。他为人光明磊落,言行都符合道理。周必大当政时,史弥远曾推荐了三十多个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他的同乡真德秀很早就追随他,曾经问他做官为民的办法,史弥远说:“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世人都佩服他这番精辟的论述。
话说啊,彭龟年、黄裳、罗点这几位,以前都是宫里当老师的,跟皇帝关系好,说话也直来直去,心里话都敢说。黄度、林大中也都是正直的人,做官做事进退得体,游刃有余。这几个大臣啊,都能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实际工作中,引导皇帝走正道,真是实打实的君子!
陈骙这个人,说话很犀利,直指时弊;詹体仁呢,对理学研究很深,都是很有本事的人。不过啊,陈骙曾经公开批评吕祖谦,甚至把赵汝愚、刘光祖当成仇人看待;而詹体仁却能跟朱熹、真德秀成为好朋友。就从他们喜欢和讨厌的人来看,这两人谁正直谁不正,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