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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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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字子正，是四川邛州临邛人，他父亲是绍圣年间的御史常安民。常同在政和八年考中了进士。靖康初年，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司直，因为战乱没去上任，后来被调到元帅府当主管文书的官员，不久又升任太常博士。

南宋高宗南渡后，常同被召到浙西的帅府当幕僚。建炎四年，高宗下诏说：“以前的监察御史常安民和左司谏江公望，因为正直敢言，得罪了权臣，最后被排挤致死。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却无法翻身，朕心里很同情他们。”于是召常同到行在（皇帝的行宫所在地），任命他为大宗正丞。

绍兴元年，常同请求退休，被授予柳州刺史的职位。三年后，他又被召回朝廷。他首先就提出了要解决朋党之祸的问题，他说：“自从元丰年间推行新法开始，就有了党派之争，正邪两派互相攻击，足足五十年了。章惇在绍圣年间带头搞党争，蔡京在崇宁年间又跟着起哄，元祐年间的官员们，不是被贬官就是被杀害，朝野上下都被蒙蔽了，最终酿成了金兵入侵的祸患。现在国家正处在艰难时期，可是那些结党营私、互相勾结、不顾国家利益的人，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把恩情都给了自己人，根本不顾朝廷的尊严；他们只顾报私仇，根本不管朝廷的公议。我认为，想要打破朋党，首先要明辨是非；想要明辨是非，首先要区分正邪，这样才能让公道占上风，奸邪之徒自然就消停了。”皇上说：“朋党这问题，也很难解决啊。”常同回答说：“朋党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正邪不分，只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看看他们结党营私的情况，就能区分正邪，从而打破朋党。”皇上说：“君子和小人都会有自己的党羽。”常同又说：“君子的党派，是为了共同治理国家；小人的党派，是为了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他们都结党，但结党的目的却完全不同。就比如元祐年间的那些官员，他们遭到诽谤陷害，被贬官、被杀害，最终导致了国家动乱。现在朝中还有人说元祐时期的政策不可行，元祐年间官员的后代不能重用。”皇上说：“我听说过这种说法。”常同回答说：“在祸乱没有发生之前，元祐年间的官员们当然无法自证清白。现在是非曲直已经很清楚了，可是情况还是这样，可见现在的士大夫们仍然尊崇蔡京、童贯等人的歪理邪说。朋党之争如此严重，朝廷的公论又从何而来呢？我希望陛下始终坚持支持正直的人，不要被小人蒙蔽了。”

皇上，臣奏道：自古以来，军队驻扎，都得互相牵制，才能保证安全。汉朝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控制北军，才保住了刘氏江山；唐朝李晟用神策军收复京城，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国家主要依靠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军队。陛下现在还没有一支可靠的禁军，以备不时之需，前些日子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就是个很好的教训啊！ 臣请求罢免殿中侍御史。

韩世忠驻扎镇江，刘光世驻扎建康，两人因为私人恩怨，想要打起来。臣等奏道：刘光世等人不思朝廷的恩德，反而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能互相合作吗？希望陛下明察是非，维护国家法纪。汉朝诸侯王犯了错，尚且要追究他们的老师责任，现在这两支军队的幕僚们如此胡作非为，请求陛下先罢免他们的官职！皇上把奏章交给两军看了。

吕颐浩再次担任宰相，我们一起讨论了他的十个问题，并且说：“陛下不愿马上罢免颐浩，是不是因为他有平定叛乱的功劳？臣认为，平定叛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颐浩一人的功劳。就算是有功劳，宰相代表天子治理天下，正如张九龄所说，不应该只论功行赏。” 结果吕颐浩被罢免了。我们又论及枢密院宣抚川陕的张浚，他打了败仗，丢了地盘，皇上就下令让他去福州居住。我们和辛炳在朝中志同道合，皇上都很重视我们。

金国的使者李永寿等人来朝见，我们说：“先振奋国威，那么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如果一心只想议和，那么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就在他们手里。”皇上谈到军队建设，说：“现在已经养了二十万兵。”我们奏道：“没听说过养了二十万兵还害怕别人的！”

伪齐的宿迁县令张泽率领两千人投降，泗州守将徐宗诚接受了他们。韩世忠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朝中有人建议让韩世忠把张泽等人送回去，并且要逮捕徐宗诚押解到行在。我们奏道：敌人虽然在议和，但是两地百姓往来并没有禁止，伪齐还能设置馆舍接待投降者，并给予赏赐来招揽我方百姓，现在却要把张泽等人送回去，这样会寒了百姓的心啊！何况徐宗诚是地方豪杰，不用县里的钱粮，自己招兵买马，为国家守卫边疆，现在因为接受了张泽而被逮捕，打击了士气，这不是好办法！皇上于是下令把投降的人安置在淮南，释放了徐宗诚。

四年里，我当上了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之前，我和同事一起上书，论述《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的问题，说：“章惇、蔡京、蔡卞那些人，坏事做尽，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险象环生。绍圣年间，章惇私自修改王安石的《日录》，篡改了《神宗实录》；崇宁年间，蔡京干脆把《时政记》、《日历》全烧了，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了《哲宗实录》。这些史书里记载的内容，全是当时那些奸臣的片面之词，根本不能让后世相信。先帝宣仁皇太后保佑社稷的大功，岂容他人歪曲？蔡确却贪天之功为己有，厚颜无耻地诬蔑圣后，把功劳都揽到自己和亲戚门上。陛下登基之初，曾下诏书表彰宣仁皇太后的功劳，命令国史院查实情况，重新修订史书，可这件事却一直拖着。我们希望陛下精挑细选史官，先修订《哲宗实录》，等书修好后，再参考《神宗朱墨史》进行考证和修订，这样才能让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都得到真实的反映。”皇上非常赞赏我们的意见。后来，皇上任命我担任修撰，还特意告诉我：“之所以任命你，是因为你家世代相传，有很多可靠的历史资料。”

有一天我上朝奏事，皇上神情忧郁地说：“先帝昭慈皇后曾经说过，宣仁皇太后有保佑社稷的大功，哲宗皇帝本人也能证明这一点。之所以出现诬蔑之词，是因为宫中有些人对宣仁皇太后不满，所以才造谣中伤。要澄清事实，必须重新修订《实录》，详细记载宣仁皇太后的功劳，昭告后世，这就是我选择你的原因。”我请求把皇上的这些话转告史馆，并且记录在《实录》的卷末。

张俊请求恢复他的田产和免除税役，派了一个士兵拿着他的文书去瑞昌县，结果那个士兵违抗命令，欺辱了县令郭彦参。郭彦参把他抓了起来。张俊向朝廷告状，朝廷下令罢免了郭彦参，并且把张俊的两个任命书都退还给了他。不久，我又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衢州知州，因为生病我辞去了衢州知州的职务，然后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那年秋天，我被朝廷召回，担任礼部侍郎。没过几天，又升任御史中丞。皇上从建康回临安的路上，我跟他一起上奏说：“皇上刚回京，淮河地区离首都更远了，应该派位高权重的官员去淮河两岸巡视，了解一下民情，看看官吏有没有什么扰民行为，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暂时别收租税。过几年，田地多了，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也就富裕了。” 皇上就派枢密使王庶去视察，我还请求把我的奏章交给王庶，让他好好调查研究后再执行。我还说：“江浙地区因为‘月桩钱’（一种赋税）搞得民不聊生啊！”皇上听了之后，就减免了几千贯的税款。

我又上奏说：“吴玠将军在兴州、利州驻军，但西川的人力资源已经快耗尽了。吴玠以前曾经尝试过屯田，我想知道他屯积了多少粮食，减少了多少军需运输；赵开、李迨先后担任都漕运使，他们分别运输了多少军需，请让有关部门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上来，然后我们再仔细研究，减轻百姓的负担。” 我还说：“国家养兵，数量多少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兵力分散，不能形成合力；各军队各自为政，不能同心协力。现在韩世忠在楚州，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地，他们驻地相隔遥远，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皇上现在派枢密使王庶负责边防事务，应该让他召集这些将领们开会，向他们讲解国家大义，让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商讨御敌之策。要让各路军队像常山蛇一样首尾相连，一心为国，不分彼此，遇有紧急情况，都能互相支援，做到有预案，有章法。” 皇上就下令让王庶把我的奏章拿去给各位将领看。

后来我请求辞官回乡，朝廷任命我为显谟阁直学士、湖州知州。 之后我又被朝廷召回，我请求退休，皇上就让我担任江州太平观的提举。绍兴二十年，我逝世了。

张致远，字子猷，是福建沙县人。宣和三年，他考中了进士。宰相范宗尹看重他的才能，召见了他，然后提拔他做了枢密院计议官。当时，建州的贼寇范汝为虽然投降了，但心里还想着造反，而负责招安的官员谢向和陆棠收了范汝为的贿赂，暗中和他勾结。张致远告假回家，知道了这件事，回来后就向执政大臣汇报，请求彻底铲除这些奸邪，于是谢向、陆棠以及制置司属官施宜生都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朝廷下令让参知政事孟庾担任福州宣抚使去讨伐贼寇，韩世忠担任副将，并任命张致远为随军处理文书事务的官员。贼寇平定后，张致远被任命为两浙转运判官，后来又调任广东转运判官。他还成功招抚了曾兖等大盗，贼寇们都投降了。

绍兴四年，张致远被朝廷召为监察御史。还没等他上任，就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江西的安抚使胡世将请求增加和买绢折纳钱的数量，张致远上书皇帝说：“折纳绢钱原本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现在却比以前增加了将近一半，这是想趁百姓困难的时候加重他们的赋税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金人和刘豫分别从不同的路线入侵，宰相赵鼎建议高宗皇帝御驾亲征，朝中大臣对此还有疑虑，于是赵鼎就向皇帝详细解释。张致远上朝时，却坚定地支持赵鼎的决定。他被提升为侍御史，上书说：“积蓄钱财，养兵练武，都是靠百姓的赋税，善于理财的人，应该重视国家的根本。我请求停止福建的盐税专卖，认真挑选三司使和副使，把常平茶盐合并成一个部门，让这个部门认真核算收支，量入为出，首先要节约开支，其次再考虑如何管理。”皇帝下令户部认真研究此事。

绍兴五年，张致远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后来升任吏部侍郎，不久又回到户部担任侍郎。他又上书说：“陛下想要富国强兵，为天下做一番大事业，我希望诏令大臣们努力节约，严禁奢侈浪费，要从宫廷开始，从朝廷开始。可以减少的官员名额就减少，可以合并的部门就合并。让州县没有不必要的开支，把剩余的钱交给监司；监司没有不必要的开支，把剩余的钱交给朝廷；朝廷没有浪费的钱财，日积月累，只有军费才需要考虑，这样中兴的大业就能实现了。”之后，他被任命为给事中。

他带着老母亲四处乞讨，后来被任命为显谟阁待制，主管台州。朝廷因为海盗郑广还没平定，就把他调到福州做知州。六年八月，郑广等人投降了，朝廷挑选留下四百人，在城外驻扎，其余的都遣散回家务农。然后又派郑广去讨伐其他各郡的盗贼，几个月就全部平定了。

过了两年，正月里，他又被朝廷召回，任命为给事中。之后被外放，去广州做知州。不久，以显谟阁待制的身份告老退休。十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这位张致远为人正直，说话坦率，很有学问，在台省和侍从的岗位上都干过，他的言论和作风都非常值得称道。赵鼎曾经对他的客人说：“自从我第二次当宰相以来，除了政府要员外，像张致远、常同、胡寅、张九成、潘良贵、吕本中、魏矼这些做官的，都有很高的名望，将来他们所坚持的，一定不会改变。”大家认为赵鼎很会识人。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考中了进士，做了枢密院计议官。绍兴二年，朝廷派使者分头前往各地宣谕，薛徽言被选中，以权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湖南宣谕。当时郴州、道州、桂阳地区闹旱灾，饿死了很多人，薛徽言向朝廷请求救济，不等朝廷回信，他就直接通知漕运官员，从衡州、永州调运粮食救济灾民，并且用经制银购买粮食来偿还。他还弹劾了二十个人。出使回来，其他使者都得到了提升，但是宰相吕颐浩却因为薛徽言擅自调动守臣的粮食，又挪用了经制银，就把他外放到兴国军做知州。后来薛徽言回到朝廷，做了郎官，又升迁为右司员外郎，最后升任起居舍人。当时秦桧跟金人议和，薛徽言和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七个人一起上书反对。有一天，秦桧在皇上面前主张议和，薛徽言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反复复争论了好几刻钟。后来，他因为受寒生病去世了。高宗皇帝很怀念他，赏赐给他一百匹绢，并且特别批准了他的遗表。

陈渊，字知默，福建南剑州沙县人。绍兴五年，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胡寅、朱震、权户部侍郎张致远上奏说：“陈渊是陈瓘的孙子，既有文采又有学问，陈瓘在世的时候，非常器重他，现在陈渊年纪大了，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真是埋没了人才啊！”于是，陈渊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适逢李纲以前宰相的身份被任命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就把他招募到幕府，担任制置司的文案工作。

七年前，皇上诏令举荐敢于直言极谏的官员，胡安国因为学识渊博被选中了。他被召见后，皇上很赏识他，于是给他升了官，还赐予了他进士出身。九年后，他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没多久就升迁为右正言。一次上朝的时候，他直言进谏说：“这几年来，皇上的恩赏太过泛滥，赏赐太过丰厚，各种赏赐和支出费用太多了。国家支出巨大，而收入却很少，我对此非常担忧啊！《周官》里说‘只有天子、皇后和太子可以不受限制’，有人说这是指不能用一般的官吏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认为这不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而是后世君主奢侈浪费的开端。我认为，国家财政应该由冢宰（主管财政的官员）根据九式（财政管理的九种制度）来平均调节，即使有司（下级官员）不受限制，冢宰也可以越过这些制度来进行调整。如果事事都按照制度来办，即使不受限制，实际上也是受限制的。我希望陛下以后赏赐东西的时候，凡是制度里没有规定，或者有疑问的地方，都能够由三省共同商议，户部负责上奏，这样以前那种弊端就能避免了。”

胡安国在皇上面前，又谈到了程颐和王安石学术上的异同。皇上说：“杨时的学问能够继承孔孟的思想，他的《三经义辨》非常有道理。”胡安国回答说：“杨时最初是追随王安石的，后来得到了程颢的指点，才明白王安石的学说不对。”皇上说：“从《三经义解》来看，就能看出王安石的学问是牵强附会，穿凿附会。”胡安国说：“牵强附会只是小问题，王安石在道义的根本问题上，没有一点是对的。推行他的学说，最终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皇上问：“哪里不对呢？”胡安国说：“圣贤传下来的学问只有《论语》、《孟子》、《中庸》三部书，《论语》的核心是仁，《中庸》的核心是诚，《孟子》的核心是性，王安石都搞不明白这些根本道理。《论语》里仁的道理非常深奥，它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只有樊迟问到仁的时候，孔子才回答说：‘爱人。’爱只是仁的一个方面，而王安石却把爱等同于仁。他解释《中庸》时，说中庸是用来待人接物的，高明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孟子》七篇，专门阐述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王安石却引用扬雄‘善恶混杂’的说法，认为人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他还沉迷于佛教，他对人性的理解已经偏离得很远了。”

郑亿年升职后，被召进内殿。有个叫渊的人当着皇帝的面说：“郑亿年是前宰相的儿子，虽然现在只是个小官，但他父亲可是叛贼，请求皇上降他的官职。”皇上没理他。郑亿年是秦桧的亲信，秦桧因此很生气，就把他调到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让他用祖上的功劳来辞官。后来又改任宗正少卿，但因为何铸的弹劾被罢官了，最后去台州崇道观当主管，十五年后去世了。

魏矼，字邦达，是和州历阳人，唐朝宰相知古的后代。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当时流行王安石的新学说，但他坚持自己的学习方向。宣和三年，他考中了进士。建炎四年，朝廷召他进京，改任宣教郎，后来又担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元年，他升任枢密院计议官，之后又升任考功郎。碰上天象异变，魏矼趁着向皇帝汇报的机会说：“治平年间，彗星出现在东方，英宗皇帝问大臣怎么才能消除灾祸，韩琦回答说要明察奖惩。可是这几年，朝廷的赏赐，有些人没经过考核就升官了，有些人没经过任命就当上了正郎；处罚方面，有些人还没上任就被撤职了，犯了同样罪过的人，处罚的轻重也不一样。”他强烈地指责朝廷大臣升降官员不公正，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异象。皇上认可了他的忠诚，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升任殿中侍御史。

临安城发生大火，烧毁了几千户人家，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灾异。魏矼却说：“《春秋》里记载，在鲁国的定公和哀公时期，多次发生火灾，人们解释说，孔子有德行，但鲁国却不用他，季孙有恶行，却不能把他罢免，所以上天降下灾祸。现在朝廷上是不是还有奸邪小人没有清除？各部门是不是还有互相勾结、争权夺利的人没有淘汰？那些有才能、有操守、有抱负的正直人士是不是还没被重用？在位的官员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反而压制贤才，根本没有诚心诚意地为国家选拔人才。我们应该吸取定公、哀公时期的教训，分辨清楚邪正，赶紧提拔有才能的人。”

话说有个内侍叫李廙，在韩世忠家里喝酒，竟然因为一点小事就拿刀伤了人家一个弓匠，这事儿闹到了大理寺。有个叫李矼的官员就上奏说：“内侍出入皇宫，竟然因为喝酒就动刀伤人，这也太过分了！想想都后怕！当初建炎年间，朝廷就下令禁止内侍跟掌握兵权的官员来往，也不许参与朝政，违反者要按军法处置。现在这事儿，恳请皇上再次严厉禁止这种行为，引以为戒啊！” 结果，李廙被杖责后发配到琼州。后来，李矼升任侍御史，皇上还赏赐了他五品官服。

那时候，朱胜非一人独揽相权，李矼又上奏说：“朱胜非没什么政绩，就知道一天到晚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帮衬一些自己的朋友，国家大事却迟迟不决，军队建设也荒废了，任命官员徇私舞弊，有才能的人都灰心丧气。”他还列举了朱胜非的五条罪状，结果皇上就让朱胜非辞官了。李矼还说：“国家发布命令，一定要先登记备案。如果命令经过两省，给事中就可以提出异议；如果命令下发到各部门，台谏官员就可以进行评论。这是历代沿袭下来的好制度啊！我听说最近三省和枢密院，有时不经过备案直接下达命令，有时虽然备案了，却不下发到六部，希望恢复以前的制度。”

金国的傀儡皇帝刘豫勾结金兵入侵，宰相赵鼎决定亲自带兵抗敌，李矼请求跟随出征，于是被任命为督促江上各军的官员。当时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大将，实力相当，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私怨，谁也不肯好好合作。李矼首先来到刘光世军中，劝他说：“敌军人数众多，我们人少，就算齐心协力也未必能抵挡，更何况各军队各自为政，这还怎么打仗？诸位将军应该想想为国家雪耻，放下私怨，这不仅对国家有利，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刘光世答应了，于是李矼又劝他给另外两位将军写信，表示自己没有恶意，结果另外两位将军也回信表示愿意和好。刘光世把信呈报朝廷，从此以后，多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军队的士气也大涨。

皇上到了平江，魏良臣、王绘从金国回来，说金国答应再派使者来，还有一些恐吓的话。李矼建议取消“讲和”这两个字，激励将士们，努力争取主动进攻。结果金兵屡战屡败，逃跑了，金国的使者也没再派来。李矼升任秘书少监。

李矼在任职的七个月里，上奏章一百二十多件。后来他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直龙图阁、泉州知州，因为父母年迈，他又请求改任建州知州。不久又被召回朝廷，请求退休，但没被批准，被任命为吏部侍郎。

八年过去了，金国的使者来到我国境内。朝廷让李矼陪同金使，李矼说：“我以前当御史的时候，就批评过议和的不对，现在我很难改变之前的观点。” 秦桧把李矼叫到朝廷大堂，问他为什么不赞成议和，李矼详细地陈述了敌情难以保证，秦桧开导他说：“你用智慧来估计敌人，我用诚意对待敌人。”李矼回答说：“相公您固然用诚意对待敌人，只是恐怕敌人不会用诚意对待相公啊！”秦桧没能说服李矼，就改派吴表臣去了。

朝廷召见金使，想委屈自己求和，命令侍从和台谏官员写奏章上报。李矼说：“我平时不了解敌情，不知道使者需要什么礼仪，陛下您委屈求全是为了什么事？这贼人本来就是金人扶持起来的，我们得向他们北面朝拜，陛下您继承了祖宗的基业，是天命所归，还需要依靠金国吗？听说奉使回国的人说，金人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来，一定不会有什么为难的礼仪，以此来重重地为难我们，陛下您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如果有些事情不能答应，万一轻易答应了，以后反而会被他们控制，号令废除启用都将由他们说了算，一有不从，就会发生战争。主动权在他们手里，失信的是我们，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即使他们把丢掉的地盘还给我们，又怎么能保证安全呢？即使想停止战争，又怎么能停止呢？即使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又怎么能做到呢？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陛下既然想为了亲近他们而稍微委屈一下，更应该仔细考虑一下天下治乱的关键，衡量一下民情，选择那些长久可行的事情去做，那些不能答应的事情，就用全国人民的意愿去拒绝，这样就不会后悔了。所谓的全国人民，不过就是百姓和军队而已。士大夫和百姓是一体的，大将和军队是一体的，现在陛下询问士大夫，民情就能大致了解了。希望陛下尽快召见大将，让他们各自带着几个亲近的上级官员一起来，详细地询问一下，以避免将来意外的忧虑。大将们认为不可行，那么他们的意志就会更加坚定，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不久，李矼的父亲去世了。守孝期满后，朝廷任命他为集英殿修撰、宣州知州，但他没有就任。后来改任提举太平兴国宫，从此就奉祠养老，一共做了四任。最后因丁忧而死。

潘良贵，字子贱，是浙江金华人。他通过考试当上了辟雍博士，后来又升迁为秘书郎。当时宰相蔡京和他的儿子蔡攸，用爵位和俸禄拉拢有名望的读书人，潘良贵却始终保持独立的立场，不为所动。虽然很多朋友替蔡京向他表达了好意，想让他和蔡家结交，但他都正色拒绝了。后来，他被任命为主客郎中，不久又调任淮南东路常平提举。

靖康元年，朝廷召他回京。皇上赐给他机会上奏，钦宗皇帝问他谁可以担当重任，潘良贵直言不讳地说：“何、唐恪等四人绝对不能用，将来一定会误了国家大事。陛下如果想要找到能扶危济困的大臣，就必须广泛征求下层官员的意见，重视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否则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的话传到了外面，当权者认为他狂妄轻率，把他贬官到信州汭口排岸做监官。

高宗皇帝即位后，召他回朝担任左司谏。潘良贵一见到皇帝就请求诛杀伪党，让那些背叛朝廷的人在国门前受死，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挑衅宋朝了。他还请求在山东、河北封赏宗室中的贤能之士，以壮大国家声威，并且建议皇帝巡幸扬州，加强军队力量，以图恢复中原。黄潜善、汪伯彦讨厌他的这些建议，就把他调到工部去了。潘良贵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请求离开朝廷，去主管明道宫。

过了几年，他被任命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后来又主管江州太平观，之后升任考功郎，再升迁为左司谏。宰相吕颐浩私下跟潘良贵说：“明天我会把你推荐到两省任职。”潘良贵正色回答说：“我父母年迈，正想请求外放，两省的官职不是我潘良贵能胜任的。” 事后他对别人说：“宰相应该根据才能选拔人才，认为谁贤能就应该提拔谁，怎么能私下密谈，先显示私恩呢？如果士大夫都受他们的笼络，又怎么能正直地侍奉朝廷呢？” 当天他就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直龙图阁知严州。到任两个月，他就请求告老还乡，主管亳州明道宫。后来他又被起用，担任中书舍人。

户部侍郎向子諲去见皇上，说话啰嗦又没营养，皇上身边的良贵，因为和子諲关系好，那天正好负责皇帝起居，就站在殿上，直接走到皇帝床前大声说：“子諲说了半天废话，烦扰圣听！”子諲想退下，高宗皇帝却对良贵说：“是我问他的。”然后又温和地对子諲说：“继续说吧。”子諲又说了很久，没完没了，良贵又呵斥他两次让他退下。高宗皇帝脸色都变了，把他们俩都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于是两人都被罚。后来皇上赦免了良贵的罪责，而子諲本来就没啥罪过。

良贵请求离开朝廷，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后来又升任明州知州。一年后，升任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回家后，十年都没再出仕。后来李光犯了罪，良贵因为曾经和他有书信往来，也被降了三级官职。最后，良贵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良贵为人刚正不阿，清廉俭朴，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保持着这种品格。当博士的时候，王黼和张邦昌都想把女儿嫁给他，都被他拒绝了。晚年在家境况很穷，秦桧暗示他请求外放做官，良贵说：“我当初辞官是因为合情合理，现在去向宰相请求外放，岂不是向君父撒谎？我良贵不敢这么做！”他写了很多谏言，后来大多都烧掉了，只留下十五卷杂著，新安的朱熹还为他写了序。

吕本中，字居仁，是元祐年间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吕好问的儿子。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吕公著对他非常喜爱。吕公著去世后，宣仁太后和哲宗皇帝都去祭奠，一些小孩子都站在院子里，宣仁太后却单独把吕本中叫到跟前，摸着他的头说：“孝顺父母，忠于君主，孩子你要记住啊！”吕本中师从程颐，对程颐的学说非常熟悉。长大后，又跟杨时、游酢、尹焞学习，这三家学说有时会有不同之处，但他从不盲目跟从。因为吕公著的遗表，他被授予承务郎的官职。绍圣年间，党争开始，吕公著被追贬，吕本中也因此受牵连。

元符年间，他做过济阴县簿、秦州士曹掾，还被辟为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升任职方员外郎，因为父亲的缘故，他请求告老还乡。父亲去世后，服丧期满，他又被召回朝廷，任命为祠部员外郎，不久因为生病请求离职。后来他又回到朝廷任职，主管崇道观。

绍兴六年，皇上召我进京，破格赐我进士出身，还让我担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内侍李琮犯了错，皇上念他是以前在潜邸时就跟着自己的老人，想破格给他免罪。我上奏说：“如果这样特殊对待，那就不符合‘宫中府中应该一体对待’的原则了。”皇上看到我的奏章后很高兴，就让宰相转告我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监察御史苗亘因为贪污受贿被查处，皇上要把他脸上刺字。我上奏说：“近几年来，犯贪污罪的官员很多都被刺字，但边远地区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万一有冤枉的怎么办？将来即使发现冤枉了，想改正也来不及了。如果祖宗以来一直沿用这种刑罚，那么绍圣年间那些当权的奸臣，早就把天下士大夫都杀光了。我希望皇上能考虑一下，用其他的常规处罚，不要让奸臣以后拿这个当借口。”皇上采纳了我的建议。

绍兴七年，皇上到建康巡视。我上奏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着手恢复中原的事业，要广纳人才，体恤百姓疾苦，明确法度，认真审理案件，让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然后才能训练军队，选拔将领，增加驻守长江上游的兵力，巩固淮河以南的防线，让江南地区先稳固下来，等敌人露出破绽，才能一举拿下。如果只是空有恢复中原的愿望，却没有具体的策略，国家基础不稳固，反而会产生其他问题。现在江南、两浙地区赋税繁重，百姓纷纷告病，万一遇到水旱灾害，或者发生盗贼作乱，朝廷又该如何应对呢？最近有很多臣民建议兴兵讨伐金国，人数数不胜数，表面上看他们的建议很顺耳，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大部分献计献策的人，和朝廷的利益根本不相符，他们的建议不被采纳，事情也办不成，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朝廷的政策如果失误，谁来承担责任呢？猛禽要发起攻击，一定会先隐藏自己的身形，现在朝廷在北伐方面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下达的诏令却已经传到了敌人的地盘，让他们有所准备，这不是好办法。”我又上奏说：“江左地区像九江、鄂州、荆南这些地方，应该驻扎重兵，并派重臣镇守。吴国时期的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希望皇上能精挑细选守将，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江南的防御就万无一失了。”

内侍郑谌退休后，居然得到一个兵官的职位。有人在朝廷上说：“皇上您现在要亲临长江边，准备有所作为，可是现在那些有才能的官员和隐居的贤士都没能被重用，却提拔郑谌去统领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呢？”皇上听了这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郑谌也借口生病请求退休，朝廷授予他龙图阁直学士、台州知州的职位，但他都没接受，最后主管太平观。后来他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太常少卿。

八年二月，他升任中书舍人。三月，又兼任侍讲。六月，又兼任权直学士院。金国使者来议和，有关部门讨论使者的供奉问题，有人在朝廷上说：“金国使者来了，我们应该向他们展示我们的节俭，如果在饮食住行上过于讲究，反而会刺激他们的野心。再说，成败的关键不在这些小事上，而在于我们国家的治理好坏，以及军队的实力强弱，我希望皇上能下令，该有的供奉不能缺少。”

起初，郑谌和秦桧都在朝廷做官，两人关系非常好。秦桧当了宰相后，私下想提拔郑谌，但郑谌把任命文书退回去了，秦桧再三劝说，郑谌还是没答应。赵鼎一向推崇元祐年间的学术，认为郑谌的学问很高，而且范冲也推荐过他，所以赵鼎很欣赏郑谌。后来《哲宗实录》修撰完成，赵鼎升任仆射，郑谌负责起草，其中写道：“晋国和楚国的兴衰，不如尊崇正统而贬低霸权；瓦解牛党和李党，不如以明确的标准来区分是非。”秦桧对此非常生气，在皇上面前说：“郑谌接受了赵鼎的指示，因为和议不成，所以想找个借口脱身。”御史萧振也弹劾郑谌，最终郑谌被罢官，提举太平观，不久去世。后人称他为东莱先生，朝廷赐谥号文清。

他留下了二十卷诗集，诗风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的风格影响；还有十卷《春秋解》、三卷《童蒙训》、五卷《师友渊源录》流传于世。

书中评论说：《春秋》里说：“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绍兴年间，吕颐浩、秦桧当政，虽然有君子，但他们也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南宋不能收复中原，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事造成的吗？像常同、张致远、薛徽言、陈渊、魏矼、潘良贵、吕本中这些人，他们的才能都足以治理国家，他们的品德都足以教化世人，但是因为他们的意见和当权者不合，都请求退休离开朝廷，真是令人惋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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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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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肃，字志宏，是福建沙县人。从小就聪明伶俐，文采飞扬，长得也好看，还很会说话。李纲见到他后觉得他很特别，两人互相欣赏，成了忘年之交。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悲伤过度，甚至超过了礼仪的规范，家里还长出了灵芝。后来他进了太学，和一群全国有名的学子一起学习。那时候东南地区正要进贡花石纲，邓肃为此写了十一首诗，批评那些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扰民害民。结果那些当权的官员看到后，把他赶出了太学。

靖康帝即位后，召见邓肃到便殿，授予他承务郎的官职，后来又让他担任鸿胪寺簿。金兵攻打京城的时候，邓肃奉命前往敌营谈判，在敌营待了五十天才回来。张邦昌篡位后，邓肃坚守节操，不肯屈服，跑到南京去了，后来被提升为左正言。

早些时候，朝廷送给金国大量的金银布帛，总共有一千万之多。邓肃在金营的时候，暗中观察，估算了一下金兵的数量，大概也就八万人左右。后来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皇上，并且建议说：“金兵其实没那么可怕，只是他们赏罚分明，说一不二，所以士兵们个个卖命。咱们朝廷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同时立功，功劳也差不多，有的已经升了好几级官，有的还只是个老百姓，升迁的快慢全凭官员一句话。赏赐不明确，谁还会积极出力呢？我希望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功劳赏赐的机构，让那些立功的人都能自己陈述功劳。如果功劳已经明确了，但赏赐却迟迟不发，或者功劳相同，赏赐却轻重不一，先后有别，都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约束。”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好多大臣都听从了伪齐的命令，有人建议把他们分成三等处罚。皇上说，因为耿京围城的时候，他知道那些人的名字，所以让他们把名单报上来。耿京就说：“那些最该死的叛臣，他们的罪行有五种：首先是那些本来是侍奉皇帝的大臣，后来却成了伪齐的执政大臣，比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吕好问、莫俦、李回这些人；其次是一些普通的官员和宫里的人，后来也成了伪齐的侍从，比如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这些人；再次是那些帮着张邦昌写劝进文章和赦免令的人，比如颜博文、王绍这些人；还有那些做官的，私底下和十几个朋友一起商量着要拥立张邦昌当皇帝的人；最后是那些因为张邦昌改名而跟着改名的人，比如何昌言改名叫何善言，他弟弟何昌辰改名叫何知辰。这些人，我请求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那些罪行比较轻的叛臣，他们的罪行有三种：那些执政大臣、侍从、谏官，在伪齐朝廷当官的，比如执政大臣冯澥、曹辅，侍从官员大部分已经处理了，只有李会还在中书舍人当差；谏官里有一些被金人打过板子，有一个因为生病才免罪的，其他的都在伪齐朝廷当差；还有那些本来是普通官员，后来被提拔起来的，数都数不清，请求交给留守司去查阅名单，这样就不会有遗漏了；还有那些愿意给伪齐当差的人，比如黎确、李健、陈戬这些人，请求把他们发配到偏远的小地方去管制。至于那些普通的官员，他们在岗位上一直没离开工作岗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行，记录下他们的名字，以后不要再让他们担任谏官和侍从了。”皇上觉得耿京说的有道理。

耿南仲因为年老退休领着俸禄回家了，他儿子耿延禧当了郡守。耿京弹劾说：“耿南仲父子罪行相同，他们阻挠渡河作战，阻止勤王军队，今天割让三镇，明天割让两河。皇上想要派兵救援京城，也被耿南仲父子阻挠。他们误国误得这么厉害，请求皇上依法处置他们。”耿南仲以前曾经向钦宗皇帝推荐过耿京，耿京却一点也不记恨他，皇上很欣赏耿京的正直，赏赐给他五品官服。

范讷当东京留守的时候，王肃就直言不讳地说：“范讷带兵出征黄河两岸，敌人还没打仗就先逃跑了，现在他跟别人说：‘留守只有四种说法，就是打仗、防守、投降、逃跑。现在没兵打仗，也没粮防守，不投降就只能逃跑。’再说汉朝能守住关中，是因为有厉害的人才，带兵打仗的将领，怎么能这样？” 范讷因此被罢免了。 内侍陈良弼用轿子抬着，跑到横门外，在开封买进宫里的女童，王肃又连续上书弹劾他。

那时候很多官员都借故离开岗位，王肃建议取消他们的官职，把他们的俸禄用来供养禁军，至于那些先假借调令，然后直接跑到江湖上逍遥快活的官员，请求追究他们的罪责，依法处置。

后来王肃进宫面见皇帝，说：“外国人的办事效率高，是因为他们的公文简短，简短所以速度快；咱们中国的问题在于公文太繁琐，繁琐所以速度慢。” 皇帝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让三省都按照祖宗的制度办事。” 结果建立机构讨论祖宗的官制，两个月都没见动静，王肃又说：“太祖、太宗的时候，法令严明而执行迅速，事情简明而官场清明，从不旁敲侧击地去追究赏罚，所以才能用十万精兵统一全国。从那时以后，大臣们没事可议，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建议，繁琐冗杂，生怕有所遗漏，所以公文越来越繁琐，政事也越来越缓慢。现在战争还没结束，怎么能推三阻四，还按照太平盛世时的规矩办事？请求限定十天时间，务必完成，这样才能做到法令严明，事情简明，赏罚的权力才能不至于拖延。”

王肃在谏官的岗位上，遇到事情就非常激动，不到三个月就上奏了二十多道奏章，说的都是切中要害的事，皇帝大多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跟李纲关系挺好，他被罢免后，我就上奏皇帝说：“李纲虽然学问正派，但策略欠缺，谋划很深远，但缺乏灵活变通，确实达不到您期望的程度。但是，陛下您曾经对我说过：‘李纲真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的人啊。’今天把他罢免了，而且斥责的语气非常严厉，所以我很疑惑。再说，黄河两岸的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李纲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民兵才刚刚开始集结，现在他走了，黄河两岸的老百姓怎么办？金国的奸臣们现在都在朝中，李纲之前请求先把叛贼邦昌赶走，这样才能更好地惩治叛党，现在李纲走了，那些叛臣怎么办？叛臣在朝中，政事就会混乱；黄河沿岸没有军队，外敌就会嚣张跋扈。从这些方面来看，李纲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功劳。” 朝中执政大臣一听就火了，把我扔给了吏部，把我罢官了，让我回家养老。绍兴二年，我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福唐，最后因为生病去世了。

李邴，字汉老，是济州任城县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起居舍人，还做过中书舍人的试用。北方打仗的时候，朝廷天天论功行赏，赏赐的人多到数不过来，李邴每次都推辞，从不推脱。后来他升任给事中、同修国史，还兼任直学士院，之后又升任翰林学士。有一次在宫里参加宴会，徽宗皇帝让他赋诗；高丽使臣来进贡，李邴负责接待，徽宗皇帝还派人把李邴写的诗拿给使臣看，使臣还请求把诗抄录带回去。没过多久，因为有人弹劾，李邴被罢官，去南京鸿庆宫当提举。

钦宗皇帝即位后，李邴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越州知州。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免职了，去西京嵩山崇福宫当提举。高宗皇帝即位后，他又被恢复了徽猷阁待制的职位。一年多后，他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侍郎，还兼任直学士院。

苗傅和刘正彦逼着皇帝退位，皇帝让邴原起草诏书。邴原说，得先拿到皇帝的御批才能动笔。朱胜非请求赶紧下诏大赦，邴原就在都堂草拟了诏书。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一开始，邴原见到苗傅，就当面跟他讲了顺逆和祸福的道理，还私下劝说殿帅王元用禁军去打这些叛贼。王元嘴上答应着，却没行动。于是邴原就跑到政事堂去跟朱胜非说这事儿，正好刘正彦和他的同伙王世修也在那儿。邴原又跟他们讲大道理，指责他们的行为，当时情况很危险，但他一点都不怕。 那时候御史中丞郑瑴也上书反对改年号，所以邴原和郑瑴都被提升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邴原和张守分一起起草百官的奏章，三上三下，来来回回好几次，还有太后的手诏和复辟的赦令，一天之内就全搞定了。四月，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没多久就升任参知政事。皇上到江宁巡视，太后和后宫嫔妃去了豫章，皇上任命邴原为资政殿学士、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因为跟吕颐浩意见不合，邴原请求辞职，最后就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还没过一个月，他又被起用，担任平江府知府。碰巧他哥哥在越州失守，邴原因此被牵连罢官。第二年，朝廷大赦天下，他又被赦免，还升了官，当上了资政殿学士。

绍兴五年，皇上问宰相们治理国家的策略，邴原就上书提出了关于作战、防守、策略、安抚这四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列举了五件事。

哎，打仗嘛，有五个关键点：轻兵出击，注重战略，储备将帅，要求胜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简单来说就是：关中陕西是进攻的好地方，淮南是防守的好地方。陕西虽然适合进攻，但如果不派兵去山东牵制敌人，他们就能集中力量抵抗我们。现在几个大将，都是各自掌管着军队，要是万一打输了，以后就很难再用了。像牛皋、王进、杨珪、史康民这些偏将，都是山东人，对当地地形很熟悉，可以给他们每人配个三五千兵，有的从淮阳出兵，有的从徐州、泗州出兵，这样敌人就得疲于奔命，咱们不动声色就能削弱陕西的兵力。现在陕西虽然有两个宣抚使，但他们的权力还不够大，必须派位高权重的大臣去才行。吕颐浩和李纲，都是气节高尚、见识广博、名声远扬的大臣，陛下您选一个用吧，一定能有回报。

再说说将领的事儿。您刚登基的时候，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这几个大将的名声就响当当的，现在又出了个吴玠、岳飞。我希望您下道圣旨，让大将们从他们手下选拔出几个有智谋、忠勇、能带兵打仗的人，朝廷要记下他们的名字。以后有战事，就让他们带一支队伍，不用归属大将指挥，这样大家才能都努力表现，争取个个都像吴玠、岳飞那样厉害。大将们的爵位已经很高了，很难再统一指挥了，以后打仗，只要给他们定个作战计划，让他们自己去打就行了，千万别再派高级官员去监督，那样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分掉他们的功劳。等打退敌人之后，一定要论功行赏，我希望您让有关部门提前制定好奖励标准，比如攻下城池或者抓到敌方重要头目之类的，从最低级的官职到节度使，都要根据功劳大小，给足相应的奖励。

话说，守卫江防，要点有五个：第一，要巩固根本；第二，要训练水军；第三，要防范敌人从其他路线进攻；第四，要学习研究古代的作战策略；第五，要设置长期戍守的据点。总的来说就是：江浙地区是现在的根本，想死守就会失去进攻的优势，想进攻又担心根本受损。古代的名将，国内一定先屯田自给自足，对外则要靠敌人的粮食供应。如果能找到像祖逖那样以功名自励的人，把淮南地区交给他，让他自己去进攻，就不会因为支援外线而导致国内空虚了。

我听说朝廷要建造七百艘海船，一定要按时完成。我请求仿照古代的制度，设立伏波将军、下濑将军、楼船将军等官职，专门训练水战，让高级将领统领他们，组成一支独立的军队，直接听命于朝廷。平时就分散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州郡，紧急时再集中起来使用。我估计敌人以后再来侵略，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一定会先派一支军队从淮河地区登陆，假装要修建房屋、耕种土地，来牵制我们的军队。然后，再从登州、莱州乘船出海，窥探吴越地区，从我军左翼进攻；再从武昌渡江，窥探江州、池州，从我军右翼进攻。如果其中一个地方守不住，那大事就完了。所以，我希望提前制定应对左右两翼进攻的策略。

战争的形势变化无穷，我希望朝廷下令给沿江的守将，凡是能设下奇计迷惑敌人的，比如像吴国人虚张声势的计策，都要事先做好规划。现在长江的险要地段，绵延几千里，守卫工作不是一个地方就能完成的。只要能掌握住关键点，就能以较小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效。我希望朝廷能把最紧要的地方排个顺序，每个地方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由一名将领统领，听从当地郡守的节制；次要的地方，驻军可以少一些；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由大将统一指挥。时间长了，他们就能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紧急时就能派上用场，这和临时抽调的军队完全不一样。

说白了，画策有五条，就是：大规模阅兵、补充禁卫军、整顿军制、明确使者的职责、发布诏书。具体来说就是：趁着秋冬交替的时候，选个大广场，把将领们都召集起来，挑出那些特别优秀的士兵，给他们升官加爵。自从建炎年间以来，禁卫军兵力太少了，只能依靠五军来支撑，我一直为此担忧。我希望挑选一些忠诚可靠、威望很高的将领担任殿帅，逐步补充禁卫军的不足，让他们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样就能像指挥自己的手臂一样指挥将领们了。现在各地的厢军和禁军里有很多冗员，都在干私活，大一点的郡县有两三千人，小一点的郡县也有几百人。我希望能够好好整顿一下，除了郡守和兵将官吏从禁军里领给养外，其他的都从民间雇佣，这样就能裁掉三分之二的厢军，然后用省下来的钱粮招募禁军。金人自从用兵以来，总是打着和好的旗号，这绝对不能轻信。但是二圣还在他们手里，也不能就此罢手，只能尽力而为。我认为应该专门委任一位官员，就像古代的行人一样，或者由左右司来负责，派人把成文的制度传达下去，这样就能避免临时再做决定的麻烦，朝廷也能专心致志地处理军务了。刘豫造反叛乱，理应消灭他，应该发布诏书，明确指出刘豫的罪行，让江北的百姓都知道，这也是兵法里说的“伐谋伐交”啊。

接下来是安抚百姓的策略，也分五条：表达朝廷的恩德、优先赈济灾民、打通关口、选拔人才、尽量宽大处理。具体来说就是：山东的大族们依山建寨自保，虽然已经很多年了，但肯定还有不服管的。我希望招募一些有能力的人，秘密地去劝降他们。对从淮北逃难来投奔朝廷的百姓，要让淮南各州郡给他们发放路引，安排船只渡河，派人护送他们，绝对不能阻拦。有官职的人按照顺序安排差遣，没官职又穷困的，就让他们住在沿江州郡的官舍里，再发给他们足够的钱粮，够用两三个月的，能自己谋生了就停止发放。朝廷内部有才能的人，要根据情况任用，不要只用爵位来笼络他们。凡是将领带兵进入境内，敢于反抗的，当然要坚决剿灭。对于那些善良的、年老体弱的百姓，都要宽大处理，让他们看到重生的希望。 结果，这些建议没被采纳。

邴闲居了十七年，死在泉州，享年六十二岁，追赠谥号为文敏。他留下了一百卷的《草堂集》。

滕康，字子济，是应天府宋城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又中了词学兼茂科，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后来升迁为著作佐郎、尚书工部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

靖康二年，元帅府听说滕康精通典章制度，就把他召到济州。滕康带领群臣劝谏皇帝即位，被任命为太常少卿，负责制定登基典礼的礼仪。所有向天告祭和发布大赦的文书，都是滕康起草的，他的辞藻激昂恳切，听到的人都感动不已。之后他又升任起居舍人、权给事中，进而升任起居郎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并试任中书舍人。

这时，显谟阁学士孟忠厚请求按照他父亲的官职来减免他的年龄，从而升官。滕康就说：“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侄子，自太宗以来，太后兄弟的儿子没有做过侍从官的。”武义大夫康义因为皇帝登基而受恩宠，被提升为遥郡刺史，滕康又把给他升迁的文书退了回去，说：“恩例规定升官一级，是指在原来的官阶上提升一级。现在康义得到特旨，直接从武义大夫升为遥郡刺史，名义上是升了一级官，实际上却升了五级，这是严重违反制度的。自古以来，导致国家混乱的根源，不是外戚违反法度，就是内侍干政，汉朝和唐朝的历史可以作为鉴戒。”皇帝两次下旨，他始终不肯接受。

后来，军统制韩世忠因为不能管束他的部下，被罚赎金。滕康说：“韩世忠并没有什么赫赫战功，只是因为抓捕盗贼略有功劳，就被授予节钺重任。现在他的部下竟然抢夺宫中器物，逼迫谏官以死相逼，却只罚他赎金，拿什么来惩戒后人呢？”于是皇帝下旨降韩世忠一级官职。

江州知州陈彦文利用刘光世奏报的战功，被提升为龙图阁待制。滕康认为刘光世上报的陈彦文功劳前后矛盾，就把奏章搁置起来没有批复。宰相极力主张让滕康赶紧批复陈彦文的奏章，滕康仍然据理力争，宰相因此对他怀恨在心。适逢平民参加考试的试卷不合规格，滕康却因为文章好而录取了他，谏官李处遯对此进行弹劾，滕康最终被贬为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

没过多久，皇帝搬到杭州，又任命康采为中书舍人。康采上奏说：“去年郊祭之前发生日食，但是负责天文观测的官员没有报告，朝廷大臣也没有禀报皇上，导致皇上祭天仪式未能圆满完成，所以那些叛逆之臣才敢于图谋不轨，这都是因为事前没有警示啊！陛下即位已经两年了，那些关爱百姓的政策都只是说说而已，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恩惠；那些痛惜自己过失的诏书也没有实际行动来证明，天下百姓也不相信。忠臣和奸臣混杂在一起，正直的大臣们都灰心丧气；赏罚不明，军队士气低落。我希望陛下能仔细审查建炎元年以来发布的所有诏书和实施的政事，看看有没有哪一条不符合我的意见？希望陛下能够根据这些得失来改进。”皇上多次赞扬他，说他很有谏臣的风范，于是就提升他为左谏议大夫。十几天的时间里，他接连上奏章，很快就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第二天，他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建炎三年，宰相吕颐浩建议皇上前往武昌，作为进军陕西的战略，在迁都建康后，又建议放弃中原，将百姓迁往东南地区。康采坚决反对，皇上醒悟后便停止了这个计划。不久，皇上请求太后带着神主前往江西，并任命参知政事李邴为三省枢密院事，康采为资政殿学士，一同护送太后前往江西。李邴以生病为由推辞，皇上又任命康采代理三省枢密院事，并任命刘珏为副手。皇上还下诏褒奖康采，准许他像宰执一样参与朝政。

康采护送太后到达洪州，刘光世没能有效地防守长江，金兵渡江而过，康采等人仓促地护送太后前往虔州。殿中侍御史张延寿弹劾康采和刘珏没有忧国之心，导致太后陷入险境，被敌人追赶，皇上便责令康采担任秘书少监，到南京永州居住。没过多久，皇上准许他自便，恢复了左朝请大夫的官职，让他担任提举明道宫。绍兴二年九月，康采去世，享年四十八岁。八年后，追赠他为龙图阁学士。他留下了二十卷文集。

张守，字子固，是常州晋陵人。他家境贫寒，没有书读，就向别人借书来看，看过之后就能记住内容。他考中了崇宁元年进士，并且在词学方面也表现出色。他被任命为《九域图志》的编修官。因为身体原因离职，改任宣德郎，后被提升为监察御史。他父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

公元1127年冬天，我被朝廷召回，官职也得到了提升，还赐予了我五品官服。皇上当时在扬州，金兀术正率军从东平府一路向南，经泗州、淮州，企图窥探皇上的行踪。当时的宰相汪伯彦和黄潜善却认为李成（李纲）的余党不足为虑，皇上于是召集百官，让大家各抒己见。叶梦得建议皇上南迁，以长江天险为屏障进行防御；张俊也上奏说敌军气势正盛，应该赶紧南渡。而我却独自上书，阐述了皇上在淮河渡江的六大弊端，还另外上书指出金兵入侵淮河地区有四条路线，建议朝廷分别在四条路线上选拔优秀的将领，加强防卫，储备粮草，以抵御金兵入侵。我的奏章上呈后，我又再次上书，请求皇上诏令大臣们把选拔将领、整顿军队作为当务之急，那些不紧急的事务，就交给都察院和六部去处理。两位宰相对此很不高兴，于是建议皇上派我去抚慰京城百姓。接到命令后，我立即启程前往。

过了三年，也就是1130年正月，我回到朝廷，上奏说金兵一定会来犯，希望皇上早作准备。皇上听后很感动，任命我为起居郎，兼直学士院。果然，金兵渡过了淮河，皇上被迫逃往临安。之后，我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平定后，朝廷下诏赦免百官，我上奏的那些奏章，都与李邴的奏章一起被采纳了。我批评宰相朱胜非缺乏忧患意识，没有做好预防工作，导致金兵如此猖獗，请求罢免他的官职。我的奏章被压了下来，没有公布，但不久之后，朱胜非果然被罢免了。

吕颐浩刚当上宰相，他想效仿司马光当年的建议，合并三省。于是，皇上诏令侍从官员和台谏官员共同商议。我当时就说，司马光的建议确实可行，如果还要再召集大家讨论，只会徒增混乱。结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最终三省合并成了一省。

皇上到建康后，吕颐浩、张浚等人商议，建议皇上前往武昌，再从武昌进军陕西。当时张浚刚被任命为宣抚处置使，负责陕西、四川的军事，而我和谏议大夫滕康都坚决反对，我们说：“东南地区现在是国家的根本，皇上如果远赴他乡，那么奸邪之徒就会伺机作乱。况且，将士大多是陕西人，蜀地靠近关陕，他们可能会借机西归，只顾自己，不会为皇上和国家着想。”我又陈述了十个危害，甚至在宫殿里对滕康说：“关于前往蜀地的计划，我们应该拼死反对。”皇上也说：“朕也觉得很难实行。”于是，这个计划就被搁置了。

六月，老天爷一直阴沉沉地下着雨，没完没了的。吕颐浩和张浚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请求辞职。皇上就下令让所有郎官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来谈谈国家治理上的问题。早些时候，这位官员（“守”指代文中官员，下同）还在当副宰相的时候，就上过奏章，里面写道：“陛下您住在舒适的宫殿里，就想想太祖太宗和太后的帐篷生活；您吃着山珍海味，就想想他们吃过的粗茶淡饭；您穿着华美的衣服，就想想他们经历过的边疆苦寒；您掌握着权力，就想想他们受制于人的日子；您享受着后宫的欢乐，就想想他们为国家操劳的辛劳；您接受百官朝拜，就想想他们受人尊敬的场景。陛下您反复思考这些，战战兢兢，日夜操劳，可老天爷还是不帮忙，这不可能啊！”

这次他又重复了之前的观点，说：“现在您已经好几次下诏书认错了，可老天爷还是没消气，说明您还没做到位啊！”他还说：“现在天灾人祸都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了，陛下您看看现在的情况和去年比，哪个更好？朝廷的措施和以前根本没啥区别！等情况像维扬事变那样糟糕了再想办法，那就算把大臣都赶走也救不了局了。汉朝的制度是遇到灾难就免去三公的职务，现在担任宰相的这些人，虽然立过功，但他们的能力和见识不足以解决目前的难题。我希望您能挑选那些文武双全、全国人民都认可的人才，亲自提拔他们，一起共事。大臣们上书直言，即使说话尖锐，也应该加以褒奖，这样才能鼓励大家说实话。”

之前，这位官员曾经说过吕颐浩不能独揽大权，张浚也不适合去西边，这跟皇上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就请求外放。皇上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但他没接受。皇上就让吕颐浩去政事堂，劝他这种正直的人不应该轻易离开，这位官员这才接受了任命。殿中侍御史赵鼎去面见皇上，说这位官员无缘无故被降职，皇上说：“因为他资历浅。”赵鼎说：“言事官没有其他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于是，这位官员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月，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他跟随皇上从海路到永嘉，然后回到会稽。

话说四年五月，（沈）约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当时，宰相（张）守推荐汪伯彦，沈约就上书弹劾汪伯彦的缺点，结果沈约自己被贬为资政殿学士，兼任洞霄宫提举。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绍兴府知府。接着，朝廷又想让他兼任侍读，还给他内祠的职位，但是守力辞不受，改任福州知府。那时候，右司员外郎张宗臣建议在福州修建城墙，守上奏说：“福州城在晋朝太康三年，伪闽政权扩建到六千七百多步，现在国家统一已经很久了，百姓和官府都穷困不堪，这事儿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修城的事儿就搁置了。后来，他又想了个办法，把一百多万缗的度牒钱（度牒是古代的一种免税凭证）上缴到朝廷，支援国家财政。

当时，刘豫勾结金人侵犯淮河地区，上次攻打平江府，很多将领争先恐后地献俘虏。守听说后，就上书皇帝说：“现在献上来的俘虏，确实是金兵，也可能是金兵借用的其他国家的人，如果是金兵，杀了也就杀了。但是，两河和山东的老百姓，都是您的子民，他们是被金兵逼迫来的，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如对他们施以恩信，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来的也允许他们留下，这样金兵不战自溃。”金兵撤退后，朝廷下令各路将领渡江追击，守又上书皇帝，说敌情难以捉摸，建议留下刘光世镇守长江各渡口，以防不测。

皇上回到临安后，又召见守，问他关于攻战的策略、防守的措施、安抚百姓的办法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案。守回答说：

“圣上您问的这四件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处理各种问题，只要处理得当，其他的事情就不需要再向陛下禀报了。我来说说处理问题的要点，第一是处理军队的事务，第二是处理粮食的问题。”

皇上，咱们应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京城附近保护皇宫的安全，然后把剩下的军队分成三路，一路驻扎在淮河东岸，一路驻扎在淮河西岸，一路驻扎在鄂州、岳州或者荆南地区，选择战略要地部署。这样一来，从北方的关中到西面的四川、陕西，都能形成互相支援、信息畅通的局面，就像嘴唇和牙齿、车轮和车轴那样互相依靠，南方就能安枕无忧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那些大将们都掌握着重兵，个个富贵逼人，升官发财没指望，犯了错也没什么惩罚，所以朝廷的权力一天天削弱，将领的权力却一天天壮大。 更可怕的是，万一这些大将称病辞职，或者突然死了，他们手下的士兵怎么办？我认为应该从他们的部下提拔一些将领担任统制，每位将领统领不超过五千人，像下棋一样布阵在各地，朝廷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到军队，军队的调动都由朝廷直接指挥，这样才能有效掌控全局。

怎么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呢？军队分驻各地，最担心的就是粮食运输。祖宗以来，每年朝廷从东南地区征收六百多万石粮食，运往北方，也没出过什么大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用两浙地区的粮食供应淮河东岸的军队，用江西的粮食供应淮河西岸的军队，用荆湖地区的粮食供应鄂州、岳州、荆南地区的军队。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明确漕运官员的运输任务，剩下的粮食和钱财都运回京城，我想应该不会不够用。只要解决了钱粮问题，我们就可以约束将领，不准他们骚扰地方，并根据当地百姓的人口数量来考核将领的政绩，每年进行考核，奖优罚劣。 这些措施确定以后，等到秋季防备的时候，再派大臣去统领各路军队，让他们互相配合，这样就能稳定南方了。说到底，关键在于皇上您要内修德政，外理国事。

福建因为范汝为的作乱，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我在福建镇守了四年，安抚百姓，恢复生产，还向朝廷请求免除福州欠下的十五万贯常平钱。多次请求离开福建，最后被朝廷任命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回京没多久，我又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被任命为平江府知府，最后又坚决请求退休回家。

十二月的时候，皇上召见了我，当天就让我当了参知政事，第二天又兼任了枢密院的事务。第二年，张浚罢免了刘光世统领的兵权，想要派吕祉去淮西安抚军队。我觉得这不行，张浚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一定要改变策略，也必须得找个名望很高、能服众的将领才行啊！”张浚不听我的，结果就发生了郦琼兵变。后来御史台和谏官们弹劾张浚，皇上批示把他安置到岭南去，但他没马上走。我极力为他辩解，对皇上说：“张浚为陛下保卫两淮，罢免刘光世，正是因为他手下的军队乌合之众，不堪大用，现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群臣却抓住他的缺点攻击他，我担心以后谁还敢为陛下办事呢？”最后张浚被贬到永州，我也因为这件事引咎辞职，但皇上没批准。

第二年正月，皇上从建康要回临安，我对皇上说：“建康自六朝以来就是帝王之都，长江水流险峻，地势雄伟，而且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经营中原，凭借险要的地形来抵御强敌，可以作为陪都来图谋恢复中原。”皇上和宰相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力求辞职，最后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婺州，不久又改任洪州，兼任江南西路安抚使。我去拜见皇上时，正值江西盗贼猖獗，皇上问我如何平定盗贼，我说：“没有什么比做好事更重要的了，先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悔改，然后再用武力镇压。”然后我就请求出兵驻扎在重要的军事要地。到了任上后，我在州县张贴告示，晓谕祸福，约定期限，允许他们悔过自新，没过几个月，盗贼就平定了。

后来我调任绍兴府知府。这时朝廷派了三个使者到各地收刮赋税，他们所到之处都用鞭打来立威，韩球在会稽就收刮了五十多万钱。我到任后，马上进京面见皇上，把这件事禀告了皇上，皇上就下令追回了这三个使者收刮的钱财。当时秦桧当政，他对我不满，我也觉得不安，就请求退休了。

皇上说：“建康是重要的战略要地，需要德高望重的大臣去镇守，只有张守可以胜任。”我到建康镇守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张守曾经向当时的宰相张浚推荐秦桧。后来秦桧当上了枢密使，两人成了同僚。有一天，张守在省阁拉住张浚的手说：“我以前误了你啊！现在咱们在一个衙门里办公，朝夕相处，我观察秦桧的为人处世，发现他这个人心怀叵测，你应该赶紧向皇上禀报！”张守在江西任职时，因为郡县的供给和征收赋税扰民，就上书请求免除和买（一种粮食征收制度）和罢免和籴（另一种粮食征收制度）。皇上想采纳他的建议，但当时秦桧正想方设法减少度支（国家财政支出），每天都担心四方财用不足，看到张守的奏疏后，大怒道：“张帅这是怎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张守听说后，叹息道：“他认为这是损害国家，其实这是利国啊！”最终，张守死后被追谥为“文靖”。他的孙子张抑，后来当上了户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是宰相富弼的孙子。他凭借父亲的功劳得到了官职。从小就聪明颖悟，很有才名。靖康初年，晁说之欣赏他的文章，向朝廷推荐了他，朝廷召见他，赐予他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

建炎二年，朝廷召集近臣举荐人才，礼部侍郎张浚推荐了富直柔。皇上诏令任命他为著作佐郎，不久又升任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最后升迁为右谏议大夫。范致虚从被贬谪的地方被召回朝廷，富直柔极力劝谏说范致虚不应该复用，于是范致虚被外放，出任鼎州知州。

富直柔后来升任给事中。医官、团练使王继先凭借恩典被提升为防御使，按规定应该回授官职，但皇上特旨准许他换授武功大夫。富直柔对此进行论辩：“王继先是用计谋换取官职的，既然已经授予了官职，再提升官阶、授予差遣，就没有什么妨碍了。况且武功大夫只有那些有战功、在边疆任职、有才能的武官才能被提升，不能轻易授予。”皇上对宰相范宗尹说：“这个任命是我自己下的旨意。现在富直柔敢于抗论，我屈意从了他，以此来彰显直言敢谏的风气。”

建炎四年，富直柔升任御史中丞。他请求罢免右司侯延庆，而改由苏迟接任，皇上说：“台谏官员的职责是拾遗补过，不应该推荐某人为某官。”于是侯延庆改任礼部员外郎，苏迟则担任太常少卿。

十月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按照惯例，签书枢密院事一般是由员外郎担任，从来没有三丞（指中书省的给事中、吏部侍郎、礼部侍郎）担任过的。中书省认为这违反了旧例，当时直柔是奉议郎，于是破格提升为朝奉郎。从直柔开始，以后凡是寄禄官的三丞升任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都先迁任员外郎，这便成了惯例。

绍兴元年，朝廷下令礼部和太常寺商讨隆祐皇太后册封的礼仪。范宗尹说：“太后之前被废黜，其实是章惇、蔡京一手造成的，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的过错。”直柔说：“陛下推崇隆祐太后，天下人都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人们也不认为这不是哲宗皇帝和上皇（高宗）的意思，希望陛下不要再对此产生怀疑。”于是，就命令礼官们商讨礼仪。后来，王居正说：“太后尊号和地位，在元符年间就已经确定了，应该采用钦圣皇帝（哲宗）的诏书，向天地宗庙奏告，礼仪方面不需要再讨论了。”就这样，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谈论宗社大计，建议从太祖皇帝的孙子辈中，选择那些有“伯”字辈分且贤德的人，授予亲王爵位，让他们治理九州，以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地。奏疏呈上去后，皇上深受感动，直柔也随即推荐娄寅亮，召他到行在（皇帝的行宫）来，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后来孝宗皇帝被立为普安郡王，就是因为采纳了娄寅亮的建议。

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侍御史沈与求弹劾直柔，说他逢迎辛道宗、永宗兄弟（指高宗的兄弟）让他们得以升迁，并且还弹劾了他推荐的右司谏韩璜。在此之前，直柔曾经在皇上面前批评过吕颐浩，吕颐浩和秦桧都因此忌恨他，所以两个人都被罢官了，直柔被贬为监浔州酒税，而直柔则以本官（同知枢密院事）的身份被提举洞霄宫。

六年后，他母亲去世，他回家守孝。守孝结束后，朝廷起复他为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但他辞而不就。后来起复为知衢州。因为某种过失，他被判处死罪，革职，奉祠（退休）。不久后，他又被起复为端明殿学士。此后，他便悠游于山水之间，放情吟咏，和苏迟、叶梦得等人一起游玩，最终寿终正寝。

冯康国，原名叫冯轓，是四川遂宁人，是个读书人，性格刚烈，很有骨气。南宋建炎年间，宋高宗在杭州，礼部侍郎张浚留在了平江（苏州），负责军事。当时苗傅、刘正彦造反了，张浚想联合各路军队讨伐他们，但考虑到苗傅、刘正彦在朝廷内部有势力，就想派个能说会道的去劝劝他们。冯轓当时正好在张浚那里做客，一听就热血沸腾，主动请缨，张浚就派他去了杭州。

冯轓见到苗傅和刘正彦，就给他们讲道理：“自古以来，宦官专权祸国殃民，他们互相勾结，要是想彻底铲除他们，肯定要冒很大风险。现在两位大人要是能为国家铲除几十年来的祸患，那天下百姓都会感激你们。可是，皇上正值壮年，也没什么过错，怎么能轻易把皇位传给个还在襁褓里的孩子呢？再说，之前说传位，实际上是废立，两位大人出发点是为国，干嘛要背负天下人的骂名呢？”苗傅一听，拔剑就怒了，冯轓却一点也不害怕，据理力争。刘正彦比较冷静，劝道：“张侍郎想恢复皇权是好事，但得当面跟皇上商量才行。”于是，刘正彦就让冯轓回去，约定张浚到杭州来。

张浚又派冯轓给苗傅他们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他们回头是岸。后来，张浚又给苗傅写信，列举他们的罪状。冯轓到了杭州后，苗傅的手下马柔吉拦住他，说：“上次张侍郎的信写得不够妥帖，两位大人非常生气，已经带兵出城了，你还敢来？”冯轓挺起胸膛说：“害怕的话我就不来了，既然来了，就不怕！”王世修想抓冯轓，这时张浚却故意写信给冯轓说：“刚有客人从杭州来，才知道两位大人对国家其实并没有恶意，我之前写信太轻率了，真是后悔啊！”苗傅他们看到这封信，很高兴，冯轓也就没事了。

没过多久，勤王军队集结完毕，苗傅他们开始害怕了。冯轓觉得时机到了，就劝说宰相朱胜非：“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拥立渊圣皇帝（宋高宗）为主，睿圣皇帝（宋高宗）应该重新担任大元帅，小皇帝（宋高宗的儿子）是皇太侄，太后垂帘听政。”朱胜非同意了这个方案，让冯轓去跟苗傅、刘正彦商量，他们也答应了。冯轓又请求像当年赵普一样，表彰苗傅、刘正彦的功劳，最后他们都得到了铁券（免死金牌）。朝廷任命冯轓为奉议郎、兵部员外郎，赐给他五品官服，还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冯康国。

高宗皇帝重新掌握政权后，任命张浚负责川陕地区的安抚工作，张浚就让冯康国担任主管机宜文字的官职。张浚到四川后，派冯康国进京奏事，皇帝下诏提升冯康国两级官职，任命他为荆湖宣谕使。冯康国在去荆湖的路上，皇帝正好到浙江东部巡幸，没来得及下达正式诏书，冯康国就自作主张拟写了诏书。结果有人弹劾他擅自伪造诏书，冯康国因此被降了两级。

绍兴三年，张浚被召回朝廷，他和冯康国一起前往皇帝的行在之所。张浚被罢官后，御史常同又弹劾冯康国，冯康国也被罢官了，后来他被任命为万州知州，接着又升任湖北转运判官。

张浚当宰相的时候，冯康国进入朝廷担任都官员外郎。冯康国对张浚说：“四川的赋税，自祖宗以来，都是正税重的就减轻附加税，正税轻的就加重附加税，这样附加税的征收就与正税相平衡，所以不会出现偏颇。近年来，监司和总漕官都改变了旧法，只想着多收税，导致很多人失业逃亡，都是因为这个。为什么不恢复旧法呢？”皇帝根据冯康国的建议，下令四川的宪司调查那些不符合旧法的行为。冯康国又说：“四川苦于陆路运输，应该告诉吴玠，如果不是秋季防备敌人，就应该分兵就地取粮；同时要选派官员治理梁州和洋州，招集流散的百姓，让他们耕种，这样就能节省漕运费用。这是保全四川的良策啊！”

张浚下台后，冯康国请求外调。赵鼎对高宗皇帝说：“自从张浚罢相后，四川的士人都感到不安，现在还留在朝廷的只有十多人，我担心台谏官员会因为张浚而弹劾他们，希望陛下明察。”高宗皇帝说：“朝廷用人，只应该看他的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其他。最近台谏官员喜欢用朋党来论断士大夫，比如罢免一个宰相，就把他推荐的所有人都一并罢免，不管他们有没有才能，这是朝廷自己制造朋党，不是爱惜人才、培养良好风俗的做法。”于是，冯康国被提升为右司员外郎，又担任直显谟阁、知夔州。后来他母亲去世，服丧后复职，前往抚慰吴玠的军队，之后被任命为都大主管川陕茶马，最终去世。

书中评论说：邓肃、李邴、滕康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都敢于直言进谏。张浚论事目光远大，正直敢言，即使在秦桧、吕颐浩当政时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冯康国也敢于直言劝谏秦桧和吕颐浩，他们都是有用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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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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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成，字子韶，祖上是开封人，后来搬到杭州去了。他去京城游学，拜杨时为师。当时权贵想拉拢他，托人送钱给他，说：“你要是愿意跟着我混，我一定把你推荐到朝廷做官。”九成笑着说：“连王良都觉得羞于和那些受宠的宦官同乘一辆车，我怎么可能给你们这些权贵当走狗呢？”

绍兴二年，皇上要举行进士考试，下诏书让考官们要直言敢谏的人列为高分。九成在考试策论里写道：“祸乱的发生，是上天为了让圣人出现而创造的机会。希望陛下您能以刚强的意志为中心，不要因为忧虑和惊慌而气馁。我看金国必定灭亡，而中国必定兴盛。因为好战必亡，失去本来的风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国这三点都占全了。刘豫背叛君父，投靠金国，那些奸邪的小人，他们的作为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以前那些中兴的皇帝，大多都是以刚强的品德为首要的。去除奸邪，节制欲望，远离奸佞，防范奸诈，这些都是国家中兴的根本啊！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有父母兄弟妻子的快乐，陛下您贵为天子，冬天都不能暖和，夏天都不能凉快，晚上没个安稳觉，早上也没个清闲时，感受着时局的变化，心里凄凉惋惜，难道不应该想想怎么把二圣接回来吗？”他还说：“宦官得势，是国家的灾难，现在这些宦官的名字渐渐被人知道，这是我担心的。应该让他们去做些扫除之类的苦差事，禁止他们结党营私，参与政事者必须严惩。” 结果，张九成被录取为第一名。杨时给他写信说：“你这次殿试的答卷，自中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没有刚正不阿的气概，不为得失而动摇，是做不到的。”

张九成被任命为镇东军签判，那些官吏都不敢欺骗他。一次，老百姓犯了盐税的禁令，提刑张宗臣想要逮捕几十个人，张九成极力阻止。张宗臣说：“这件事是左相大人吩咐下来的。”张九成说：“皇上多次下诏书要宽恕刑罚，您不顾圣意而只看宰相的脸色吗？”张宗臣大怒，张九成直接上书辞职回家了。后来追随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培养的学生大多都成了名流。

赵鼎把九成推荐给了朝廷，皇上就召他当了太常博士。到了京城后，很快就被提升为著作佐郎，后来又升了著作郎。九成就说：“咱们宋朝的治国理念，就是仁义为本啊！仁义的体现，尤其体现在刑法上。皇上您把减少刑罚当作当务之急，可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们却一点都不关心减轻刑罚的事。我想建议您下道旨意，让这些官员多考虑一下怎么救人，少搞那些繁琐的审查。”皇上听了他的建议，就照办了。后来，皇上又提拔他去浙江做提刑官，九成极力推辞，最后皇上就让他告老还乡了。

没过多久，皇上又召他回朝，让他担任宗正少卿、代理礼部侍郎兼侍讲，还兼任代理刑部侍郎。刑部有个死刑案件已经审结了，九成仔细查看了案卷的全部经过，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发现囚犯是冤枉的，于是请求复查。朝中大臣们想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对九成的奖赏，九成却说：“我的职责就是认真审理案件，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功劳呢？”坚决拒绝了奖赏。

金国想跟咱们议和，九成对赵鼎说：“金国其实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只是故意制造声势来吓唬咱们。”然后，九成提出了十条建议，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能按照我的建议去做，那咱们就可以跟他们议和，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朝廷手里。”赵鼎下台后，秦桧就劝九成说：“你就顺着秦相公的意思办吧。”九成说：“我九成为什么要跟你们唱反调呢？只是我觉得不能轻易苟且偷安罢了！”秦桧说：“在朝为官，应该圆滑一些，委婉一些。”九成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就能正直待人。”皇上问九成对议和的看法，九成说：“敌人的心思诡诈多变，我们不能不仔细考察。”

后来，九成在经筵上谈论了西汉时期灾异的事情，秦桧非常讨厌他，就把他贬到邵州做地方官。到了邵州后，仓库空空如也，属下官员建议他催促百姓缴纳拖欠的酒税和未交的赋税，九成说：“就算我不能让百姓富裕起来，也不能去苦害他们啊！”那一年，邵州的赋税收入比往年还要多。御史中丞何铸却说九成虚伪欺骗百姓，依附赵鼎，于是九成被罢官了。

丁父忧，守孝期满后，秦桧向皇帝进言，说：“自古以来，结党营私的人都很怕皇帝知道，这个人却一点也不怕，可以重用他，让他去宫里做官。” 之前，径山寺的僧人宗杲很擅长谈论禅理，追随他的人很多，九成先生也经常去那里。秦桧害怕宗杲会批评自己，就让司谏詹大方说宗杲和九成先生诽谤朝政，把九成先生贬到南安军。

在南安十四年，他每天都拿着书认真学习，常常站在庭院的砖地上，时间久了，脚后跟都磨得凹下去了。当地官员送给他很多金银财宝，九成先生说：“我哪里敢随便收受呢？”就把这些东西都退回去了。秦桧死后，九成先生被起用，做了温州知州。户部派人催促交纳军粮，百姓苦不堪言，九成先生写信详细地陈述了其中的弊端，户部虽然接受了他的意见，但他还是请求退休回家。几个月后，他就病死了。九成先生钻研经学，有很多著作和解释，但他年轻时和佛教徒交往密切，所以他的观点比较偏颇。宝庆初年，追赠他太师的官位，封为崇国公，谥号文忠。

胡铨，字邦衡，是庐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皇帝在淮海地区选拔人才，胡铨参加考试，皇帝出的题目是“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胡铨的回答是：“汤王、武王听从百姓的意见而兴盛，桀、纣听天由命而灭亡。现在陛下您是从刀光剑影中起家的，内外都面临着混乱，而您提出的几十条治国方略，都把原因归结于天命，而不听取百姓的意见。”他又说：“现在的宰相不是晏殊，枢密使、参政不是韩琦、杜衍、范仲淹。”他的考卷写了一万多字，高宗皇帝看到后很欣赏他，想把他排在优秀人才的第一位，但是有人嫉妒他的正直，把他排在了第五位。他被任命为抚州军事判官，还没上任，就赶上隆祐太后因为战乱逃到赣州，金兵紧追不舍，胡铨带着漕运的文书代理本州的幕僚，招募乡勇协助官军抵抗金兵，因此被赏赐，升任承直郎。他父亲去世后，他在家乡跟随老师萧楚学习《春秋》。

绍兴五年，张浚设立督府，邀请胡铨担任湖北仓的属官，但他没有去。后来朝廷下诏让他到都城接受审查，兵部尚书吕祉推荐他贤良方正，他被召见皇帝赐予对答的机会，然后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宰相秦桧决定议和，金国的使者以“诏谕江南”为名，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胡铨上书抗议说：

我仔细查阅了案情，王伦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无赖小人，市井流氓，只是因为宰相识人不清，才让他去跟金国人打交道。他专门干些欺骗蒙蔽朝廷的事，靠着花言巧语得到高官厚禄，天下人都对他咬牙切齿。现在他又无缘无故地引诱金国使臣来，打着“诏谕江南”的旗号，这分明是想让我们臣服于金国，效仿刘豫啊！刘豫当初臣服于金国，南面称王，自以为能建立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结果呢？金国翻脸不认人，把他抓起来绑了，父子都被金人俘虏了。这个教训就在眼前，王伦却还想让陛下效仿他！

这天下是祖宗留下的，陛下坐的也是祖宗的位子。怎么能把祖宗的江山拱手让给金国，把祖宗的位子变成金国的藩臣呢？陛下要是屈膝投降，祖宗的庙社就会被夷狄玷污，祖宗几百年来的子民都成了金人的奴隶，朝廷的官员都成了金国的陪臣，天下的士大夫都得摘掉帽子，毁掉朝服，改穿胡服。以后金国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对待我们呢？

就算是个三岁小孩也知道，你指着狗和猪让它磕头，它都会生气。现在金国就是狗和猪，堂堂大国，竟然要向狗和猪磕头，这连小孩子都会觉得羞耻，陛下您忍心这样做吗？王伦还说：“我只要一屈膝，梓宫就能迎回，太后就能复位，圣上就能回来，中原就能收复。”唉！自从变故以来，主张议和的人哪个不是用这种话来哄骗陛下呢！结果呢？一件也没实现，金国的虚伪已经昭然若揭了。陛下您还是不明白，耗尽民脂民膏而不顾，忘记国仇家恨而不报，忍辱负重，甘心让天下臣服于金国。

就算金国真的可以议和，一切都能像王伦说的那样，天下后世会怎么评价陛下呢？更何况金国反复无常，王伦又是个奸邪小人，梓宫绝对回不来，太后绝对复位不了，圣上绝对回不来，中原也绝对收复不了，而这一屈膝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国势衰败也再也振兴不了了，真是让人痛哭流涕，长吁短叹啊！

皇上您以前在海上颠簸流离，情况危急，就像鸡蛋堆在高处一样随时可能破碎，那时候您尚且不愿向北朝的敌人屈服，更何况现在国家实力有所增强，将士们个个奋勇，士兵们都渴望建功立业。就说最近那些可恶的敌人，偷偷摸摸地入侵，我们已经在襄阳、淮河、涡口、淮阴多次打败他们了。跟以前海上漂泊的危险相比，现在的形势已经好上万万倍了！如果不得不打仗，我们又怎么会轻易输给那些侵略者呢？现在却无缘无故地要臣服于他们，想要您放下皇帝的尊贵身份，去向他们卑躬屈膝，三军将士还没开战士气就已经低落了。这就好比鲁仲连不事奉秦国，并不是吝惜当秦国皇帝的虚名，而是因为天下大势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朝中百官，还有全国军民，都在议论纷纷，都想要吃掉王伦的肉（除掉王伦）。到处都是批评的声音，皇上您却听不见，我担心一旦情况变化，后果不堪设想。我认为如果不杀了王伦，国家的存亡都难料！

虽然，王伦这个人不值得一提，但秦桧这种心腹大臣也曾经那样做过。皇上您有尧舜那样的圣明之资，秦桧却不能像唐尧虞舜那样辅佐您成为明君，反而想把您引导成像石敬瑭那样投降的昏君。前段时间礼部侍郎曾开等人用古代的典故来劝谏他，秦桧却大声斥责说：“侍郎懂历史，我难道不懂吗？”由此可见，秦桧根本不听劝告，还上奏朝廷，让台谏官和侍臣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可行性，这分明是害怕天下人议论他，想让台谏官和侍臣们一起承担骂名。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可用，唉，真是可惜啊！

孔夫子说过：“要不是管仲，我恐怕就要披头散发，穿着胡服了。”管仲，只是个霸主的辅佐，都能改变胡服的地区，让大家穿中原的衣服。而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却反过来推广胡服的习俗，让中原变成胡服的地区。所以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更是管仲的罪人啊！

孙近巴结秦桧，因此当上了参知政事。天下人都盼着国家好转，像饿了渴了似的，而孙近却在中书省当个吃闲饭的，什么事都不敢表态。秦桧说可以跟金人议和，孙近也说可以议和；秦桧说皇帝应该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该下拜。我曾经去政事堂，三次向孙近提问，他都不回答，只说：“我已经让台谏和侍从们讨论了。”唉！参赞大政，居然只是为了混个职位而已。如果金兵长驱直入，他还能抵挡外敌吗？我认为秦桧和孙近都该杀头！

我身为枢密院的小官，义不容辞，不能和秦桧他们同流合污，我心里只想砍下他们三个人的脑袋，把人头挂在藁街示众，然后扣留金国的使臣，责备他们的无礼，再慢慢兴兵问罪，这样三军将士不用打仗，士气就能大增。不然的话，我宁愿投海自尽，也不愿在这种小朝廷里苟活！

我的奏章上交后，秦桧说我狂妄凶悖，煽动众人把我劫持了，然后下诏把我除名，发配到昭州。朝中许多给事中、舍人、台谏官和大臣都为我求情，秦桧迫于压力，才把我调到广州当盐仓监官。第二年，又改任威武军判官。十二年后，谏官罗汝楫弹劾我，说我歪曲事实，胡说八道，我又被除名，发配到新州。十八年后，新州知州张棣告发我和客人一起吟诗作赋，说我诽谤朝廷，怨天尤人，我又被贬到吉阳军。

二十六年，秦桧死了，我才被调到衡州。我当初上书的时候，宜兴的进士吴师古刻木板传抄我的文章，金人还出价一千两黄金买我的文章呢！我被贬到广州的时候，朝臣陈刚中还写信祝贺我。我被贬到新州的时候，同郡的王延珪还写诗送我。这些人后来都因为我的事被牵连，吴师古被流放到袁州，王延珪被流放到辰州，陈刚中被贬到虔州安远县，最后死在那里。三十一年，我终于恢复自由了。

宋孝宗当了皇帝以后，又让赵汝愚当了奉议郎，让他去饶州当知州。后来赵汝愚被召进宫面见皇帝，他跟皇帝说了四件事：修养德行、团结百姓、训练军队、观察时机。皇帝说：“早就听说你为人正直又讲诚信。”于是就提拔他做了吏部郎官。

隆兴元年，赵汝愚升任秘书少监，接着又升任起居郎。他认为史官有四点做得不对：第一，说史官的记录不必呈给皇帝看，这样皇帝才能保持不看史书的清高形象；第二，说唐朝的《史记》和《汉书》放在螭头（古代建筑物上的装饰）下面，现在却放在殿的东南角，皇帝的言行举止他们根本听不见；第三，说史书放在后殿，前殿却没放，请求前后殿都安排史官轮流值班；第四，说史官应该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不应该因为没有事先得到宫门侍卫的许可，或者因为没有排班次就推脱。赵汝愚请求允许史官以后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不必经过宫门侍卫的许可，也不要被有没有排班次这种事给限制住了。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之后，赵汝愚又兼任侍讲和国史院编修官。

有一次，赵汝愚在给皇帝讲《礼记》的时候说：“君主把礼仪看得最重要，礼仪又把等级制度看得最重要，等级制度又把名分看得最重要。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名分和器物而轻易地把权力托付给别人。”

他还建议皇帝迁都建康，说：“汉高祖入关后，光武帝在信都称帝。大体上来说，跟人打仗，不能只攻击对方的要害，还要抚慰其百姓，才能彻底取得胜利。现在的大局，淮河以北都是敌人的地盘，建康就是能同时攻击和抚慰的地方。如果我们占据建康，就能俯瞰中原，这是汉高祖和光武帝兴盛王业的策略啊！”

皇帝下令讨论迁都的事，有人建议推迟迁都的时间。后来，张浚带兵出征，图谋恢复失地，侍御史王十朋也支持这个计划。军队收复了宿州，但是大将李显忠私吞了军队的金银财物，还和邵宏渊发生争执，导致军队大败。王十朋因此自责请罪。皇帝非常生气，赵汝愚就上书劝谏皇帝，希望皇帝不要因为这次小小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话说那年头，闹旱灾，还闹蝗虫，天上星星也不正常，皇帝就下令调查朝政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个叫铨的大臣就上书给皇帝，写了几千字的长篇大论。他从《春秋》里分析灾异的规律，说朝政有十个大问题，上下关系也不和谐，一共也列了十条。

他接着说：“尧舜时代，他们目光敏锐，耳聪目明，即使像共工、鲧那样的大祸害，也奈何不了他们。秦二世重用赵高当心腹，结果刘邦、项羽称霸天下，他却什么都不知道；汉成帝杀了王章，王莽篡权，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汉灵帝杀了窦武、陈蕃，天下大乱，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武帝信任朱异，侯景攻破城门，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隋炀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称帝，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唐玄宗赶走了张九龄，安史之乱就爆发了，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陛下您自从登基以来，就不断地排斥异己，和我一起被召用的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张焘走了，辛次膺走了，王十朋走了，王大宝也要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您总是压制不同的声音，想以此来掩盖灾异的根源，臣知道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铨又说：“以前周世宗被刘旻打败，他杀了何徽等七十个败将，军队的士气大振，结果反败为胜，夺回了淮南，巩固了三关。一天之内杀了七十个将领，难道还有将领可用吗？但是周世宗最终还是恢复了国力，这不是庸懦的人被淘汰，勇敢的人才被启用吗？最近宿州打败仗，死在敌人的将士遍地都是，可是那些败军之将却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钱财贿赂权贵来保全自己。上天已经看到了这些变化，陛下您必须实行赏罚分明的制度来回应天意才行！”他还批评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大臣：“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把沉默寡言当成贤德，把讨好皇帝当成忠诚。结果就酿成了兴元之祸，真是应了那句‘一言丧邦’啊！”皇帝说：“如果不是你，朕也不会知道这些。”

金国求和，铨说：“金国知道陛下您一心想收复失地，所以才用甜言蜜语来迷惑我们，希望您一定不要提‘和’字。”皇帝把边防大事全权委托给了张浚，但是王之望、尹穑却一心主张议和，排挤张浚，铨就在朝堂上指责了他们。后来，铨官至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的儿子张栻被皇帝赐予金紫，铨就上奏反对，说不能这样对待功臣的儿子。张浚和铨关系很好，对此也不在意。

十一月，皇上要跟金国讲和，就召集大臣们开会讨论，参加讨论的大臣足足有十四个。主张讲和的大臣占了一半，觉得可以和也可以不和的大臣也占了一半，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讲和，这个人就是（他），他单独上书说道：“从前，京师失守是因为耿南仲主张和议，二帝被俘也是因为有人主张和议，扬州失守也是因为汪伯彦、黄潜善主张和议，金兀术作乱也是因为秦桧主张和议。那些主张和议的人说：‘表面上讲和，心里不忘打仗。’这完全是权臣误国的说辞！一旦沉迷于和议，就无法自救，还怎么打仗呢？” 皇上没同意他请求外放的请求。

之前，金国的将领蒲察徒穆、大周仁率领泗州投降，萧琦也率领一百人的军队投降，皇上把他们都封为节度使。 （他）上书说：“接受投降历来都很难，六朝时期七次得到河南之地，没过多久就都丢了；梁武帝时期侯景率领河南军队投降，没多久就攻破了台城；宣和、政和年间郭药师从燕云地区投降，没多久就成了国家的祸患。现在金国的三个大将归附朝廷，皇上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优待他们的部下，以此来稳定中原地区，这样做很好。但是，他们驻扎在离京城很近的地方，万一他们心怀鬼胎，里应外合，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我希望不要给他们兵权，把他们的人马迁到湖广地区，以绝后患。”

第二年，他兼任国子祭酒，不久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八月，皇上因为发生灾异，就减少膳食，并下令让大臣们谈谈国家政务中紧急的事情。他认为赈灾是紧急的事情，而议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在关于议和的奏章中写道：

从靖康年间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三次发生大的变故，都是因为和议造成的，所以金国是不可和的，这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些当官的，个个都这么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不是不知道和议的危害，但仍然争着主张和议，这是因为有三种说法：一是胆小懦弱，二是苟且偷安，三是巴结权贵。胆小懦弱的人不懂得如何建国，苟且偷安的人不警惕危险，巴结权贵的人是想得到好的官职，小人的嘴脸都表现在这里了。

如果今天议和成功，那将有十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如果议和不成，那将有十件令人庆贺的事情。请让我为陛下详细地陈述一下。什么叫做十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呢？

宋真宗的时候，宰相李沆对王旦说：“我死了，你一定会当宰相，千万别跟敌人讲和。我听说，国家对外没有敌人，这种情况，国家往往会灭亡；如果跟敌人讲和，从此中国就会多事端了。”王旦当时完全不认同。后来真的跟敌人讲和了，全国都穷困潦倒，王旦才后悔没听从李沆的话。这就是第一个令人痛心的事。

中原地区那些盼着回家的人，日日夜夜翘首期盼皇上能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就像小孩子盼望慈父慈母一样。一旦跟敌人讲和，中原地区就彻底绝望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是第二个令人痛心的事。

淮河和泗水，现在是国家的边境和咽喉要道啊！敌人要是占领了淮河和泗水，就能突破我们的边境，窥视我们的家园，扼住我们的咽喉，控制我们的命运，那么两淮地区就肯定保不住了。两淮保不住，长江就肯定守不住；长江守不住，江浙地区就肯定不安全了。这就是第三个令人痛心的事。

绍兴戊午年，和议达成，秦桧建议派允迪等二三位大臣去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敌人突然背叛盟约，劫持了允迪等人，于是朝廷下令亲征。敌人又请求讲和。他们反复无常，欺骗狡诈到了这种地步，秦桧却仍然不明白，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事事小心谨慎，贿赂越来越多，最终发生了“逆亮之变”，惊动了京城。太上皇想出海逃命，朝廷居民全部逃散，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却依然毫无戒备，我担心以后还会重蹈覆辙。这就是第四个令人痛心的事。

绍兴和议一开始就决定不把归顺的人送回去，话刚说完，就全变了。所有归顺的人都被送回去了，像程师回、赵良嗣这样带着几百口人的家族，差点因此发生内乱。现在必须把所有归顺的人都要回来，给了他们，就会发生叛乱；不给他们，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发生了叛乱，内患就严重了；敌人不善罢甘休，就一定会再挑起事端，突然发生像“逆亮之变”这样的事情，我们拿什么来应对呢？这就是第五个令人痛心的事。

秦桧当政二十年，用老百姓的血汗去喂养敌人，到现在国库连一个月都撑不住，千村万落都穷困潦倒，再加上蝗灾和水灾。如果再次讲和，那就会更加祸国殃民了。这就是第六个令人痛心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军费已经太多了，除了养兵，还要每年给敌人送大量的岁币，十年算下来，花费少说也有几千亿。除了岁币，还有私下见面送礼的费用；除了私下见面，还有过年过生日送礼的使臣；除了这些，还有各种其他的使臣。一个使臣还没走，另一个又来了，老百姓累得团团转，国库也快空了，我们国家越来越穷，敌人却越来越富，皇上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就是第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我听说，敌人竟然送来蛮横无理的信，想让我们皇上在信上写名字，还要去掉我们国家名字里的“大”字，并且要求我们再拜。有人说这些繁文缛节不必在意，我觉得这些人简直该杀头！咱们国家四面受敌，这已经是大臣的耻辱了；春秋时期楚王想霸占九鼎，这更是义士们深感耻辱的事；“献纳”这两个字，富弼都为此而死谏。现在敌人这么嚣张跋扈，跟四面受敌哪个更耻辱？国家名字大小跟九鼎轻重哪个更重要？“献纳”这两个字跟再拜哪个更严重？大臣们竟然想让君王屈服于敌人，那就是说四面受敌不算耻辱，霸占九鼎不必耻辱，“献纳”也不必争了。这就是第二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我担心，如果我们一直再拜下去，下一步就会称臣；称臣下去，就会请求投降；请求投降下去，就会割地赔款；割地赔款下去，就会献上宝玉；献上宝玉下去，就会抬着棺材去送死；抬着棺材去送死，最后就会像晋朝皇帝那样穿着青衣给敌人斟酒，才能让敌人满意。这就是第三到第七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想要做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这就是第八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和谈肯定没戏。如果皇上您能果断一点，立刻召回魏杞、康湑等使臣，停止和谈，振奋军心，再发布哀痛的诏书来稳定民心，那天下还是有希望的！这样的话，咱们就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省下几千亿的岁币，第一件；专心致志地发展军事，保证粮食和兵员充足，第二件；不再有名字被侮辱的耻辱，第三件；不再有“大”字被去掉的耻辱，第四件；不再有再拜的屈辱，第五件；不再有称臣的愤怒，第六件；不再有请求投降的灾难，第七件；不再有割地赔款的悲痛，第八件；不再有献宝玉、抬棺材送死的残酷，第九件；不再有穿着青衣给敌人斟酒的冤屈，第十件。

十吊换十贺，这利害关系明摆着，连三岁小孩都懂，皇上您却不明白啊！《春秋左氏传》说，没有勇气的男人就像女人一样，现在朝中大臣个个都是“娘们儿”！如果皇上您觉得我说得不对，那就把我流放杀头吧，也好给其他大臣敲个警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越位！

符离战败后，朝中大臣都急着跟金人求和，把唐州、邓州、海州、泗州四州都拱手送给了他们。金国还想索要商州、秦州，还要年年进贡，还派使者魏杞来，同时分兵攻打淮河。我当时负责管理浙西和淮东的海防。

当时金国使者仆散忠义和纥石烈志宁率领号称八十万大军压境，刘宝丢了楚州，王彦丢了昭关，濠州、滁州都失守了。只有高邮守臣陈敏在射阳湖抵抗敌人，而大将李宝却先私下求皇上密旨保全自己，带兵观望，不肯救援。我弹劾了他，说：“皇上派我范荣守淮河，李宝守长江，遇到紧急情况要互相支援。现在李宝见陈敏危急却袖手旁观，如果射阳失守，大事就完了！”李宝害怕了，这才出兵支援。当时下大雪，河面都结冰了，我先拿着铁锤砸冰，士兵们都听从命令，金兵这才撤退。过了很久，我被提拔为太平兴国宫提举。

乾道初年，我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主管漳州，后来又调到泉州。事情办完后，皇上留我在京城任工部侍郎。我觐见皇上时说：“少康带着一支军队就恢复了夏禹的业绩，现在陛下拥有整个天下，岂止一支军队，可是即位九年了，恢复夏禹业绩的功绩还没显现出来呢！”我又说：“各地水旱灾害频发，却没有人及时向皇上禀报，这是当政者的失职，应该让有关部门赶紧做好防备工作。”然后我就请求退休。

七年后，我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继续参与经筵讲课。我又请求退休，被任命为敷文阁直学士，并被外放。辞别皇上时，我还再次提到收复陵寝、恢复故土的事，皇上说：“这也是我的愿望。”皇上又问我打算去哪里，我说：“我想回庐陵，我以前在岭南、海边讲学，传授经书，我想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皇上特别赏赐我一条通天犀带以示宠爱。

铨回朝后，皇上把祂写的《易经》、《春秋》、《周礼》、《礼记解》都下令收藏到秘书省。没多久他又回到原来的官职，升任龙图阁学士、太平兴国宫提举，后来又调任玉隆万寿宫提举，最后升为端明殿学士。六年后，皇上召他回宫讲经，但他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了。七年后，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谥为忠简。他写的一百卷《澹庵集》流传于世。他的孙子孙槻和孙榘，都做到了尚书的职位。

廖刚，字用中，福建南剑州顺昌人。年轻时跟随陈瓘和杨时学习。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宣和年间初期，他从漳州司录升任国子录，之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当时蔡京当政，廖刚上奏章弹劾，从不避讳。因为父亲年迈，他请求外放，被任命为兴化军知军。钦宗皇帝即位后，召他回朝担任右正言。父亲去世后，他守孝三年，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但他又以母亲生病为由辞官。

绍兴元年，邻近州县发生盗匪起义，官吏们都逃跑了，顺昌百姓都依靠廖刚来保护他们。廖刚劝说参与盗匪的人放下武器重新做人。后来，又有其他盗匪进入顺昌，上司派人来命令廖刚平定叛乱。廖刚派他的大儿子去劝说贼寇，贼寇知道廖刚父子讲信用、重义气，就都散去了。之后，他被任命为本路提点刑狱。

不久后，他被召回朝任吏部员外郎，上奏说：“古代天子都必须有自己亲自指挥的军队，用来防备意外情况，并增强皇权的威慑力，就像汉朝的北军、唐朝的神策军那样。咱们祖宗的军队制度尤其严格。我希望恢复旧制，挑选精锐士兵组成亲兵，平时作为卫队，战时作为中军，这是强干弱枝的策略。”他又说：“国家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现在正要图谋复兴，会稽之地显然不是长久驻扎的地方。请求朝廷经营建康，皇上亲自率领六军前往坚守，以阻止金人窥伺的企图。”之后，他升任起居舍人、代理吏部侍郎兼侍讲，最后任命为给事中。

丁母去世后，服丧期满，他又被任命为给事中。他刚一上任就说：“国家一天都不能没有军队，军队一天都不能没有粮食。现在各路将领的军队驻扎在江淮地区，不知道有多少万人，根本没有储备粮食，每天都依靠东南地区运送军粮，浙江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于是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将领和士兵中，谁要是能又会射箭又会耕田，就应该额外奖励；每开垦一顷田地，就给予相应的升迁；如果百姓愿意耕种，就给他们提供种子和粮食，再用租税来补偿。皇上命令都督府来执行这些措施。

朝廷当时正在追究章惇、蔡卞误国之罪，追夺他们的官职，并下令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得在朝廷做官。“丞相章惇误国，天下共知，今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章惇的儿子章杰当时正担任崇道观知婺州，章惇的另一个儿子章仅担任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 他把皇上的诏书还了回去，说：“就只这样处理，怎么体现惩戒呢？”于是请求皇上同时追赠章惇的祠堂。他被授予权户部侍郎，不久又升任刑部侍郎。他请求外放，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

七年二月，发生了日食，皇上诏令内外官员可以进言。他上奏说：“陛下拥有建立国家的封号，这是为了承接天意，向天下后世显示大公无私啊！但是您还没有正式确立储君的名号，难道不是在等待什么时机吗？如果有所等待，那就说明您顺应天意的诚意还不够。希望陛下昭告太祖皇帝在天之灵，正式确立储君的名号，向全国内外公布，不要隐瞒您的旨意。将来即使有上百个儿子，也不要再更改了，天下谁还敢不服从呢？”皇上看完奏章，非常震惊，立刻召见他，让他火速进宫，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他上任后说：“我的职责是纠正奸邪，应该以大局为重，如果去追究细枝末节，那就不符合我的本意了。”他又上奏说，国家经费不足，盗贼猖獗，政绩没有建立，命令得不到执行，以及军队骄横、官员冗余等弊端。

这时徽宗皇帝已经去世了，皇上在朔望日仍然率领群臣遥拜徽宗为“渊圣”，他上奏说：“礼仪有等级之分，哥哥当皇帝就尊为君主，自己当皇帝就尊哥哥为兄长就可以了。希望皇上抑制一下圣心，只在岁时节令在内廷行家人之礼就可以了。”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殿前司强迫百姓当兵，大将们仗着功劳求取恩宠，他们的请求大多违反法令。他知道该说的就说，连续上奏四五次，那些骄横跋扈的人都被震慑住了。

郑亿年跟秦桧关系好，所以得到很好的官职。后来郑刚公开批评秦桧的坏事，秦桧记恨上了他。金人背叛盟约，郑刚请求朝廷起用有德望的旧相，让他们去边境安抚，秦桧一听就火了，说：“这是想把我放到哪儿去啊？”于是，秦桧把郑刚调到工部尚书的职位，让王次翁当了中丞。刚开始边境战报传来，朝廷官员在都堂议事，郑刚就当着郑亿年的面说：“你当初信誓旦旦地说金人不会背约，现在他们已经违反约定，你还有什么脸面留在朝廷？”郑亿年只好告老还乡了。后来王次翁和右谏议何铸弹劾郑刚推荐刘昉、陈渊，说他们互相勾结，于是郑刚被贬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第二年，他就退休了，绍兴十三年去世。

他留下了四个儿子：迟、过、遂、遽，他们都在朝廷做官，而且都位高权重，当地人都称他们为“万石廖氏”。

李迨是东平人。他曾祖李参做过尚书右丞。李迨没成年就进了太学，因为家在开封。后来凭借祖荫做了官，初任渤海县尉。

那时候州县要组织民兵，老百姓都在田里干活，没空闲训练，而且有时候还闹事不听指挥。李迨就制定了奖惩制度来管理他们，几个月后，民兵就训练有素，队伍井然有序了。州刺史来检阅，没有一个人违反军纪，于是刺史就把李迨推荐到朝廷，让他升官。后来李迨又升迁到济州通判。

高宗皇帝当大元帅路过济州，济州知州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够，就让李迨代理州事。李迨处理军务，没有一点差错。后来大元帅府要举行劝进仪式，但是仪仗用品还没准备齐全，李迨熟悉典故，很快设计好仪式规格，没几天就准备好了。皇帝非常赞赏，就让李迨负责随军运输。

皇帝在南京即位后，任命李迨为山东运粮官，后来又改任金部郎中。皇帝从南京到扬州，敌军袭击了皇上的行宫，李迨立刻把金部里关于国家赋税的重要账册带上，和皇上一起到了镇江。那是在建炎三年二月。宰相吕颐浩向皇上推荐了李迨，皇上当天就召见了李迨。

没过多久，丁父去世，朝廷下诏让吕颐浩复职，任命他为中散大夫，兼任龙图阁直学士和御营使司参议官，负责筹措军前所需物资。当时苗傅、刘正彦叛乱，吕颐浩和张浚等人召集勤王军队，吕颐浩在军队出发前，含泪对将士们说：“你们只管前进，不用担心军粮。”军队所到之处，粮草都已提前准备妥当。叛乱平定后，吕颐浩和赵哲等人一起进宫面圣，皇上慰劳了他。朝廷下诏要提升他三个官阶，但他推辞不接受，最后被任命为户部侍郎。

四年后，吕颐浩被加封为显谟阁待制，担任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不久，因为战事刚平息，他请求继续穿着便服，朝廷准许了。绍兴二年，他出任筠州知州。第二年，调任信州知州，不久又改任江州太平观提举。

绍兴五年十月，吕颐浩恢复旧职，担任两浙路转运使。他上奏说：“祖宗时期都城在汴梁，每年从东南运送六百多万斛粮食到汴梁，而六路百姓却没受到什么牵累，这是因为运输使用的是官船，劳役人员也是兵卒的缘故。如今朝廷驻跸在浙西，漕运距离比汴梁要近，但官民却为此非常辛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运输船只都是从民间征用的，老百姓常常凿沉船只来逃避劳役。像温州、明州、虔州、吉州等地设立的造船厂，请求委派各州知州负责，招募兵卒负责牵引船只，由官吏押运，这样就能避免百姓受苦，逐渐恢复漕运的旧制。”皇上于是下令工部负责此事。不久，吕颐浩被加封为徽猷阁直学士，后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并担任四川都转运使，兼任提举成都等路茶事和提举陕西等路买马。

自熙宗、徽宗以来，朝廷就在熙州、秦州、戎州、黎州等地设立马场购买军马，而四川的茶叶则供应永兴四路，因此成都府和秦州都设有榷茶司。到了这时，关陕地区已经丢失，吕颐浩请求将茶马司合并为一个机构，命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以减少冗余支出，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一年多后，朝廷下令吕颐浩每年都要详细汇报收支情况，吕颐浩于是仔细查考了茶马司的账目，然后详细地向朝廷做了汇报：

1134年，收到的钱财大概有3342万缗，比支出少了51万缗左右。1135年，收入3600万缗，比支出少了1000多万缗。1136年，具体数字没查到。1137年，收入3660万缗左右，比支出少了161万缗左右。以前要是年终结算有缺口，就增发钱引来补上。1134年，增发了576万道钱引；1135年，增发了200万道；1136年，增发了600万道。现在钱引印得太多了，价格都跌了，所以就没再增发。另外，每年收上来的钱里，有1599万缗是给朝廷上供和进奉的，这是四川旧有的岁入；还有劝谕、奖赏之类的名目，共计2680万缗，这是因为打仗之后才增加的岁入，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从老百姓身上收的钱可真是不少啊！

我查阅了《刘晏传》，当时全国一年收入1200万缗，而盐铁专卖就占了一半。现在四川光是盐酒专卖就收入1910万缗，比刘晏时代盐铁专卖收入还多！那些乱七八糟的名目收上来的钱，已经是刘晏时代全国收入的三倍了！刘晏用1200万缗养活中原的军队还绰绰有余，我们现在用3600万缗养活川陕的军队却还不够。再说折估和正色米，一共265万石。就按绍兴六年朝廷统计的兵员数算，一共68449人，怎么可能一年用掉265万石米呢？这其中官员11700人，士兵56749人，官员数量大约是士兵的六分之一。士兵的钱粮请求比官员少得多，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冗员主要在官员身上，不在士兵。户部虽然知道冗员很多，但无力裁减，即使知道有剩余，也不敢减少，朝廷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蜀地老百姓最受不了的就是买粮和运输。买粮这事儿，要是朝廷不给钱，这事儿就办不成；要是给钱了，又会扰民。运输呢，慢了，船家吃亏；快了，纳税的人都得遭殃。想要省下漕运的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屯田。汉中地区一年大概能收二十五万多石粮食，如果拿一半来抵充那些不需要水运的地方的粮食，再拿一半来减少四川路上的买粮和运输的粮食数量，就能减轻老百姓不少负担。我之前已经派人在兴元、洋州那边收购了五十万石夏麦，岷州那边也要收购二十万石，再加上营田收成的一半，十二万石，加起来一共五十七万石。每年水运要供应阆州、利州以东地区五十八万石粮食，要是有了这五十七万石，就能完全免除四川路上的买粮和运输，这可是真正利民的好事，也是守卫边疆的好策略。

皇上下了诏书嘉奖他，但因为跟吴玠关系不好，就让他退休了。九年后，金人把三京还给了我们，皇上任命他为京畿都转运使。当时孟庾当权东京留守，暗中跟金使勾结。他察觉到了孟庾的秘密，孟庾没办法对付他，就到朝廷告状，还派人去恐吓他说：“金兵要来了！” 他说：“我家世代为朝廷效力两百年，承蒙皇上重用，就是死一百次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金人下跪？脑袋可以砍掉，膝盖绝对不会弯！如果真那样，我就骂死他们！” 来人吓得赶紧跑了。到了祭天大典，孟庾失了礼数，被他抓住把柄，孟庾自己检讨，他就借此机会请求退休，于是被免职，回家养老，而孟庾后来因为京城被金人攻陷而受到处罚。

后来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龙图阁待制、洪州知州。十六年，因为生病请求退休。十八年去世。

赵开，字应祥，是普州安居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大观二年，被临时征召担任辟雍正。因为被举荐而升官，他就带着全家搬到京城，在尉氏买了田地，和各地的贤才俊杰交往，因此了解了天下利弊，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废除。就这样过了七年，他心里就有了要改革救国的想法。

宣和年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礼制局的校正检阅官。过了几个月，礼制局就撤销了，然后我被外派到鄢陵县当县令。七年后，我又被任命为讲议司的检详官。我心里想着要为百姓做点好事。从检详官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我被任命为成都路的转运判官。 我就上奏朝廷，把宣和六年增加的十万匹贡布的额度给取消了。 我还把绵州下户需要支付给利州的水脚钱减少了三分之一， 又把蒲江六井从元符年间到宣和年间增加的盐税额度也给减了。我把这些减免的项目都详细地列出来，做成一个表格，我管它叫“鼠尾帐”。 这个表格里清楚地写明了乡下老百姓每年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赋的具体数额，让大家都明白，这样乡里的办事人员就不能再隐瞒或者弄虚作假了。

总之，我上任后就着手减轻百姓负担，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多余的贡布、减少水脚钱和盐税，并制作“鼠尾帐”公开税赋信息，杜绝胥吏的贪污舞弊。

我曾经说过：“钱财的来源应该只有一个渠道，咱们祖宗时代，全国的财政收入都归三司管理，各地的财源都归漕运司管理，所以官府办事井井有条。后来废除了这个制度，漕运司就可以全面掌握利弊，而不会有牵扯和阻碍了。” 然后，我就指出了榷茶和买马的五个弊端，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黎州买马，嘉祐年间每年也就两千一百多匹。自从设立榷茶机构后，每年能买到四千匹马，还能得到一千多名骑兵，可还是不够用，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衣粮开支，这就是第一个坏处。嘉祐年间是用银子和绢帛换马，价格都有规定。现在地方长官从中作梗，贪污受贿，不按时交货，用空头文书应付少数民族，让他们等待资金到位，少数民族因此怨恨，必然会引发边患，这是第二个坏处。最初设立榷茶机构时，向转运司借了五十二万贯钱，向常平司借了二十多万贯钱。从熙宁年间到现在，差不多六十年了，以前借的钱一分没还，每年借的钱却还是原来的数额，这是第三个坏处。榷茶刚开始时，预先给茶农发放本钱，后来又在数额之外增加收购，甚至用预先发放的本钱来充当收购款，茶农因此破产，而官府收购的茶叶却越来越多。茶叶质量越来越差，官府收购的茶叶根本不能喝，于是私贩公然进行，法律也制裁不了，这是第四个坏处。和平时期，四川的茶叶销往关中地区的大概占七八成，都还担心积压卖不出去。现在关中地区都遭到破坏，却还按照以前的数额征收，这到底有什么用？茶叶的兵丁和官吏白白消耗衣粮，免不了还要向州县摊派，这是第五个坏处。

我认为应该恢复嘉祐年间的做法，彻底取消榷茶，仍然由转运司负责买马，这样五个坏处就都解决了，边患也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说榷茶不能马上取消，也应该把它交给转运司管理，大幅度减少征收额度来减轻茶农的负担，降低价格来惠及茶商，这样一来，私贩就会减少，盗贼也会消失，本钱也一直存在，利息自然就足够了。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立马提拔他当开都大提举，负责川陕茶马互市的管理，让他去推行新的政策。这已经是建炎二年了。于是他大幅度改革了茶马交易的办法，取消了官府买卖茶叶的制度，参考政和二年东京茶务所制定的条例，印制茶引，让茶商拿着茶引和茶农自由交易。把成都旧的茶叶交易场所改成了合同场买引所，还在合同场设立茶市，交易必须在茶市进行，茶引和茶叶必须同时出现。茶农十户或十五户组成一个保，登记茶铺的名字，互相监督，防止有人偷偷贩卖茶叶。买茶引的价钱，每斤春茶七十文，夏茶五十文，以前上交的市例头子钱照旧收取。茶叶每斤征税一文，住宿另征税一文半。合同场的官员除了检查茶引、称茶叶、封记、发放之外，不准干涉茶商和茶农的交易。

以前买马，买到三千匹就能升官，只根据购买数量来奖励，经常有人一任就升好几级官。他上奏朝廷说：“请规定奖励必须以实际运到京城的马匹数量为准，如果马匹在路上死了，就根据情况降级处罚。”到了四年冬天，茶引的收入达到了170多万缗，买到的马匹超过了两万匹。

张浚担任知枢密院宣抚川蜀，早就知道他的才能和理财的本事，于是任命他兼任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门负责四川的财政。他见到张浚就说：“四川老百姓已经很穷了，一点都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了，只有专营商品才能稍微有点盈余，但是贪婪狡猾的官员把这些盈余都当成自己的，互相隐瞒。只有不顾忌别人的怨恨和谩骂，坚决果断地执行政策，才能暂时缓解一下燃眉之急。”

张浚一心想恢复国家元气，对开(开封府尹)委以重任，毫无怀疑。于是他大刀阔斧地改革酒法，从成都开始。首先取消了官府垄断酒的买卖，利用旧的酒坊场所设置隔开的酒槽，安排官员管理。酿酒的工具和场地都由酿酒户自己购买，允许酿酒户带着米到官府指定的场所自己酿酒。每酿一石米要上交三千钱，加上其他杂费一共是两万两千钱。酿酒多少，只看交的钱，数量不限。第二年，这项新法就推广到了全国四个路（相当于省）。他还效仿成都府的做法，在秦州设立钱引务，在兴州铸造铜钱，官府卖出银子和绢，老百姓可以用钱引或铜钱购买。所有老百姓应该上交的钱，都可以用钱引折算上交，官府支出也一样。老百姓私下用钱引交易，超过一千五百钱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提高价格，但不能降低。新法实施后，老百姓觉得很方便。

一开始，钱引和铜钱两种流通货币加起来才二百五十多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增印到四千一百九十多万了，老百姓也不觉得多，价格也没下降。宣抚司查获了三十万张伪造的钱引，抓到了五十个盗印犯，张浚想和有关部门商量判他们死刑。开劝张浚说：“相公您错了，如果钱引是假的，只要盖上宣抚使的印章就变成真的了。把这些盗印犯抓起来，让他们去铸造钱币，这样您一天就能得到三十万钱，却少杀了五十个人。”张浚觉得很有道理，就完全按照开说的做了。

最后，张浚又改革了盐法。这个盐法实际上参照了大观年间东南、东北地区的盐钞条约，设立了合同场盐市，跟茶法差不多。每斤盐的盐引要交二十五文钱，加上土产税和其他税费一共是九钱四分，过路费每斤收七分钱，本地税收一钱五分。如果用钱引折算上交，还要另外交称重、检验、核对的费用，一共是六十文钱。刚开始改革盐法的时候，怨声载道，到了这个时候，开又建议修改盐法，有人就上奏说盐法不方便，请求废除它来安抚百姓，还说：“如果说是大臣们提议的，为了顾全大局，必须修改，那就请求您给张浚写信商议一下。”皇上把奏章给张浚看，张浚没有改变。

当时张浚责任重大，在秦川练兵，经营两河地区，经常犒赏军队，希望士兵能拼命作战，花费巨大，所有的费用都由开负责。开非常精通财政，算计周全，虽然支出难以计算，但账目却总是盈余。

吴玠是四川的副总指挥，他只管打仗，对钱的事儿根本不操心，一心只想打胜仗，跟赵开完全不一样。吴玠经常因为军需供应不上而向朝廷告状，赵开也自称年老体弱，请求退休。朝廷没答应，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四川安抚制置大使的职位，让席益担任。席益以前是高官，现在被安排在宣抚司下面，朝中有人担心不太合适，所以又派张浚去视察荆州、襄阳、四川和陕西的军队。

过了六年，朝廷撤销了绵州宣抚司，吴玠继续负责军事，军队调动由吴玠说了算，钱粮则由赵开负责收缴。后来赵开升任徽猷阁待制，吴玠则被加封为两镇节度使。朝廷又下令，都转运使的官衔不能和四路漕运使的官衔一样，因为成都和潼川两路的漕运使没按时供应军需，都被降了两级。朝廷这么做，是为了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加快军需供应。但赵开和席益关系不好，赵开上书请求把以前宣抚司的军需预算，不许其他部门插手。他还指责宣抚司截留了漕运司的钱，在果州、阆州买米的方法也不对。他还说，给吴玠的军费，绍兴四年一共是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千多贯，五年比四年又增加了四百二十万五千多贯。现在四川官民都穷困潦倒，四处都筹不到钱，情况非常危急，令人担忧，请求允许茶马司直接向朝廷汇报情况，把所有情况都说清楚。

朝廷知道赵开和吴玠、席益之间有矛盾，就下令让赵开去行在（皇帝驻地），派李迨代替他。结果赵开正好病了，没去成，改任江州太平观的提举。七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陕茶马。赵开一直生病，多次上书请求退休，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继续担任太平观的提举。十一年后，赵开去世了。

书里说：秦桧掌握权力，他犯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南宋的大计，这不用多说了。张九成和胡铨的建议，都体现了他们的忠义。廖刚建议重新启用德高望重的人，他可不是那种阿谀奉承的人。李迨和赵开，真的能让他们去管理财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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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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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弁，字少章，是徽州婺源人。从小就聪明过人，读书一天能读几千字。成年后，他进了太学。名士晁说之看到他的诗，觉得很惊艳，就把他带回了新郑，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新郑地处汴京、洛阳之间，保留着很多旧时世家的风俗习惯，朱弁在那里游历，见闻也越来越广。靖康之乱爆发后，他的家被金兵摧毁了，他就南下逃难。

建炎年间刚开始的时候，朝廷要派使者去慰问被金人俘虏的两宫太后，朱弁主动请缨。皇上就给他安排了修武郎的官职，还借调他担任吉州团练使，让他作为副使去通问金国。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他见到了金国元帅粘罕，极力劝说金国议和。但是粘罕根本不听，把他软禁起来，还派兵看守。朱弁又写信给粘罕，详细分析了用兵和讲和的利弊。

绍兴二年，金国突然派宇文虚中来，说和谈有望成功，需要派人去元帅府接受金国的书信再回来。宇文虚中想让朱弁和正使王伦一起探听消息，决定去留。朱弁说：“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怎么会想着现在就侥幸先回去呢？我希望正使能带着书信回去报告皇上，促成两国友好，早日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心，让两宫太后也能得到供养，这样的话，即使我死在异国他乡，也死而无憾了。”王伦要回去了，朱弁请求道：“古时候的使者，以节操为信物，现在没有节操，只有印章，印章也是信物啊。我希望留下您的印章，让我带着它一起死，这样死后也不会腐烂。”王伦就把印章解下来给了朱弁，朱弁收下后一直贴身带着，睡觉起床都带着它。

金国人逼迫朱弁去给刘豫效力，还劝他说：“这是你回南朝的办法。” 朱弁说：“刘豫是国贼，我恨不得吃他的肉，怎么可能向他低头做臣子？我宁死不屈！” 金国人很生气，就断了他的饮食来折磨他。朱弁坚决守在驿站门口，忍饥挨饿，发誓不屈服。金国人也被他的气节感动了，恢复了之前的礼遇。

过了很久，金国人又想给他换个官职。朱弁说：“自古以来，打仗嘛，使臣就在这中间斡旋，能听从的就听从，不能听从的就囚禁或杀死，干嘛非要换官职呢？我的官职是宋朝给的，我只有死路一条，誓死也不换官职来羞辱我的君主！” 他还给耶律绍文等人写信说：“上国的命令早上到达，那就让人晚上去死；晚上到达，那就让人早上死。”他又给被俘虏的使臣洪皓留信说：“杀死使臣不是小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命，重要的是要舍生取义！”

然后，朱弁备办酒菜，召集被俘虏的士大夫们喝酒，酒过半酣，他说：“我已经看好了近郊某寺的地，一旦我死了，就报效国家，诸位到时候请把我埋在那里，墓碑上题写‘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这就足够了。” 大家都哭着，抬不起头来。朱弁却谈笑自若，说：“这是臣子的本分，诸位何必悲伤呢？” 金国人知道他终究是不会屈服的，也就没有再强迫他。

王伦回朝后，把朱弁坚守节操、不屈不挠的事迹禀报了皇帝，皇帝就给他的儿子朱林授予官职，并赏赐他家银子和绸缎。 正好赶上粘罕等人相继死去，朱弁就秘密地写奏章，详细汇报了这件事以及金国的虚实，说：“这是不可错失的好时机！” 于是派李发等人偷偷地回朝报信。后来，王伦再次回朝，又献上了朱弁为徽宗皇帝写的祭文，祭文中写道：“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 皇帝读后感动得哭了起来，又给朱弁的亲属五人授予官职，并赏赐吴兴田地五顷。皇帝对丞相张浚说：“他回来后，就让他住在禁林吧。”八年后，金国使臣乌陵思谋、石庆充来朝，称赞朱弁忠贞节义，朝廷下诏赐给他黄金三十两。

十三年前，和议终于达成了，我终于可以回朝了。进宫面圣后，我向皇帝谢恩，并且说：“机会难得，而时间的推移永不停歇；时机稍纵即逝，而它的变化又难以捉摸。正是因为时间的无止境，所以机会来得很晚，也很难遇到；正是因为时机变化的无形，所以它的细微变化很难察觉。陛下您与金人讲和，先迎回先帝梓宫，然后迎接太皇太后，之后又怜悯那些无辜的孩子，这些都体现了您洞察时机和把握关键的明智。但是，时势在变，很难长久把握；时机变化莫测，应该警惕尚未显现的危险。盟约可以遵守，但要暗中提防金人的诡诈；战争可以停止，但要详细地制定消除隐患的策略。金人把侵略战争当作最高的道德，把苟且偷安当成太平盛世，他们残害百姓而不顾百姓死活，扩张疆土而不广施恩德，这些都是上天帮助我们中兴的大好时机。既然陛下您已经从一开始就洞察了时机和关键，我希望您能规划好最终的结局。” 皇帝采纳了我的建议，赏赐了我很多金银财帛。我还把金国掠走的六朝皇帝的画像和宣和年间的御制书画献给了朝廷。

秦桧讨厌我说金国的情况，就奏报说我初次授官就当上了宣教郎、直秘阁。有关部门查阅我的考评记录，发现我十七年来应该升迁好几个官职。秦桧却从中作梗，只让我升任奉议郎。十四年，我死了。

我的文章学习陆游，论据精当丰富，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事情的道理；我的诗歌学习李商隐，风格雍容大气，没有落入他那种险怪奇涩的毛病。金国的王公贵族很多都派子弟来向我学习，我便利用文字往来，向他们阐述和好带来的好处。回朝后，我详细地记述了我在北方看到的朱昭、史抗、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傅伟文、李舟等忠臣义士，以及五台山僧人宝真、丁氏、晏氏等妇女，还有小校阎进、朱勣等为国捐躯的事迹，请求朝廷褒奖他们，以激励后来人。我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

郑望之，字顾道，是彭城人，他老爸是显谟阁直学士。郑望之从小就有文名，山东一带的人都特别尊重他。崇宁五年，他考中了进士，从陈留县主簿做起，一路升迁到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又当过开封府的仪曹、工曹、户曹，办事能力很强，大家都夸他。他为人正直，从不徇私枉法。有个宦官强占了老百姓的田地，他直接上奏弹劾，把田地要了回来。蔡京的儿子想霸占别人的小妾，派人来暗示他帮忙，郑望之直接拒绝了。后来，他又升任驾部员外郎，兼任金部员外郎。

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朝廷临时任命他为尚书工部侍郎，让他去军前出谋划策。回来之后，金人派吴孝民和郑望之一起进宫面见皇帝。郑望之说金人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钱财，而且他们还想让朝廷大臣一起商量对策。于是，朝廷就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棁和郑望之再次出使金营。斡离不以朝廷召回朝官和赐给平州张觉的手诏为借口，派萧三宝奴和李棁等人一起回去，并写信要求割让三镇，还想要宰相亲自交割土地，以及亲王亲自护送大军过河。

当时，高宗皇帝在康邸慷慨激昂地请求出城议和，于是他和张邦昌一起乘着木筏渡过护城河。从中午到晚上，才到达金军的营寨。朝廷又任命郑望之为户部侍郎，让他和李棁再次前往金营，还送了很多珠玉给金人。金人扣留了郑望之十多天。碰巧姚平仲夜里偷袭金军营寨失败了，斡离不就用军事行动来责问使者们。张邦昌吓得哭了起来，而皇帝却一点也不害怕。金人见此情景，就不想再留皇帝了，又要求换成肃王。于是，金兵押着郑望之去见国王，对他进行质问。这时，朝廷又派宇文虚中带着割地诏书来到金营，郑望之这才得以回朝。他回来后，就大力宣扬敌军强大，我军衰弱，必须议和。后来，金兵撤退了，朝廷认为议和不是好策略，就把郑望之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建炎年间初期，李纲觉得朝廷对金军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最终导致了战败，因此被朝廷责罚，降职到海州当团练副使，并在连州居住。李纲被罢免后，朝廷又任命他为户部侍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侍郎。李纲为王云申冤，皇帝被感动，恢复了王云的官职，并恩赐他的七个儿子。之后，李纲又兼任主管御营司参赞军事。后来，李纲因为论述航海不便，触怒了皇帝，被降职为集英殿修撰，再次前往亳州明道宫。之后，李纲被起用为宣州知州，一年多后，因为上奏章言事而被罢免。

绍兴二年，朝廷大赦天下，李纲恢复了徽猷阁待制的官职，然后退休。绍兴七年，李纲再次被朝廷召回。李纲以年老为由推辞，皇帝对大臣说：“望之（李纲的字）是我的老朋友啊！”于是，皇帝提升李纲为徽猷阁直学士，之后李纲再次退休。绍兴三十一年，李纲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中大夫的官衔。

张邵，字才彦，是乌江人。宣和三年考中进士。建炎元年，张邵担任衢州司刑曹。适逢朝廷征求直言，张邵上书说：“中原有中原的形势，东南有东南的形势。现在即使不能马上夺回中原，也应该迁都金陵，利用江、淮、蜀、汉、闽、广等地的资源，图谋恢复，不应该自己退缩削弱国力。”

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朝廷征求能够前往军前的人才，张邵慷慨地请求前往。张邵被提升为五官郎中，直龙图阁，被授予礼部尚书的官职，充当通问使，武官杨宪作为副使，他们当天就出发了。到达潍州后，接伴使摆酒设宴，张邵说：“二帝北迁，我作为臣子，实在难以忍受，请停止演奏音乐。”说到动情处，三四次哽咽，听到的人都落泪了。第二天，张邵拜见金国的左监军，左监军命令张邵下拜，张邵说：“监军与我是南北朝的臣子，没有互相行拜礼的礼仪。”并且还上书给左监军说：“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强弱，而在于是否正义。宣和年间以来，我们并非没有军队，只是主帅一开始就挑起边境争端，谋臣又挑起战端，所以强大的金国才能战胜我们。后来伪楚自立，盗贼蜂起，没过多久就被平定，这是天意和民心并不厌恶宋朝的德政啊。现在大国又割地封给刘豫，穷兵黩武，已经是不对了。”左监军大怒，夺过国书，逮捕张邵，押送到密州，囚禁在祚山砦。

明年，邵仲节又被送去给刘豫效力。邵仲节见到刘豫，只是长揖为礼，还称呼他为“殿院”（相当于对皇子的尊称），然后义正词严地跟他讲君臣大义，语气非常强硬。刘豫一听就火了，把邵仲节关进了监狱，杨宪这才投降。刘豫知道邵仲节不会屈服，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送回了金国，关押在燕山的寺庙里，跟着邵仲节的人都不知道他被关到哪里去了。后来，邵仲节又写了一封信给金国，说：“刘豫依仗金国的势力，日夜南侵，打不赢就摇摆不定，打赢了就像养鹰一样，吃饱了就飞走了，最终对金国并没有好处。”看守的人偷偷地把信送了出去，金国人拿到信后，更加把邵仲节往北迁移到会宁府，那里距离燕山足足有三千里。

金国曾经大赦天下，允许宋国的使者自行回国，很多人都在抢着回淮北，希望能稍微往南走一点。只有邵仲节、洪皓和朱弁说自己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议达成，洪皓和朱弁回国了。八月，邵仲节入朝觐见，奏报说以前那些使者，比如陈过庭、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都在异国他乡去世了，还没来得及追赠官职，请求朝廷赶紧颁发抚恤。邵仲节还把崔纵的棺木带回了家。之后，他被提升为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但是，左司谏詹大方说他出使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于是把他调到台州崇道观。邵仲节还给当时的宰相写信，劝他们迎接钦宗皇帝和其他的王室成员回来。十九年，他被任命为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后来他担任池州知州，再次请求退休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最终追赠少师。

邵仲节性格刚烈，遇到事情总是慷慨激昂，常常以建立功勋为自己的目标。他出使期间多次被囚禁迁移，好几次都差点丧命。他在会宁的时候，很多金人都跟着他学习。他喜欢诵读佛经，即使身处异国他乡也没有放弃。当初，他出使金国的时候，在潍州遇到了秦桧。回国后，他上书称赞秦桧忠贞，因此很多人对他评价不高。后来，他的弟弟邵祁犯了罪，被关进大理寺，差点连累到邵仲节，幸亏秦桧死了，他才得以幸免。他留下文集十卷。

他的儿子有邵孝览、邵孝曾、邵孝忠。邵孝曾后来也出使金国，死在了那里，金国人知道他是邵仲节的儿子，还对他表示同情。

洪皓，字光弼，是番禺人。从小就很有志气，胸怀大志，想为国家建功立业。政和五年，他考中了进士。当时权臣王黼和朱勔都想把女儿嫁给他，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宣和年间，他担任秀州司录。

那年秀州发大水，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洪皓主动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打开官仓放粮，低价卖给百姓。来领粮的人太多了，洪皓担心他们会发生冲突，就用青白两种颜色的布条，在领粮人的手上盖个印记，既保证了秩序，又确保了救济的公平公正。 浙东运来的粮食经过秀州城下，守城官吏想扣留，洪皓坚决阻止，他说：“我宁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十万人的性命！”百姓们都被他深深感动，都叫他“洪佛子”。后来，秀州军队叛乱，到处抢劫，百姓无一幸免，唯独到了洪皓家门口，士兵们说：“这是洪佛子家！”就不敢进去了。

建炎三年五月，皇帝准备前往金陵（南京），洪皓上书劝谏说：“内乱刚平息，外敌又很强大，如果轻率地前往建康（南京），金兵可能会乘虚而入，我们应该先派可靠的大臣去金陵做好准备，等一切妥当后再回銮，也不算晚。”当时朝廷已经决定了，没听他的，后来才后悔。 后来，皇帝问宰相，最近谁劝谏过他不要迁都，张浚说是洪皓。 朝廷正准备派使臣去金国，张浚又向吕颐浩推荐了洪皓。吕颐浩召见洪皓，两人谈得很投机，非常高兴。洪皓当时正在守孝，吕颐浩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和帽子，让洪皓换上便服来觐见皇帝。

皇帝为国家危难、皇太后和皇后远走他乡而忧心忡忡。洪皓慷慨激昂地说：“天理循环，金人不可能永远欺压中原！这就像春秋时期邲之战、郢之战一样，上天或许是在警示晋国，教训楚国呢！”皇帝很高兴，提升洪皓为五官，又提拔他为徽猷阁待制，同时还让他代理礼部尚书，并任命他为大金国的通问使，龚璹担任副使。 朝廷让洪皓和执政大臣一起商议国书内容，洪皓想修改一些地方，吕颐浩不太高兴，所以就压下了提升洪皓官职的命令。

淮南那地方盗贼蜂起，李成甫这小子居然投降了，朝廷就让他去泗州当个闲差，意思意思。然后朝廷又让张浚兼任淮南、京东等地的安抚使，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护送李成甫去南京。结果到了淮南，李成甫正跟耿坚一起围攻楚州，还逼着楚州知州贾敦诗投降，摆明了就是想造反。张浚先派人给李成甫写信，李成甫回信说汴河水枯了，还有红巾军作乱，军粮都断了，没办法过去。张浚听说耿坚是起义军，可以用大义感化他，就偷偷派人去跟耿坚说：“你千里迢迢来支援朝廷，就算山阳那边有罪，也应该先向朝廷禀报啊！现在你私自攻城略地，表面上说是勤王，其实就是造反！”耿坚一听这话，心里有点动摇了，于是就逼着李成甫收兵。

张浚到了泗州地界，迎接他的骑兵都穿着盔甲过来了，龚璹劝他说：“这简直是虎口啊，不能进去！”张浚只好返回，上书朝廷说：“李成甫说朝廷不给粮草，还说要带兵去建康（南京）。现在靳赛占了扬州，薛庆占了高邮，万一这三个叛贼联合起来，我们拿什么对付他们？现在正是要忍辱负重的时候，应该派人去跟李成甫好好谈谈，给他升官加爵，让他负责京口的粮草运输，就像晋朝的明帝对待王敦那样。”奏章上去了，皇帝立刻派人去安抚李成甫，还给了他五万石粮食。可是皇帝觉得张浚直接上奏而不先向他汇报，就说张浚借故拖延时间，把他贬了两级。张浚干脆请求去滁阳路，从寿春经东京去。到了顺昌，听说群盗李阎罗、小张俊在颍上作乱。张浚碰上了他们的党羽，就晓之以理，说：“自古以来，哪有白发贼寇？”那些党羽听了这话，都后悔了，张浚就让他们带信去贼窝，那两个贼头子听了信，就带着兵去朝廷当差了。

张浚到了太原，待了一年多，金国的使者对他越来越冷淡。到了云中，完颜粘罕逼着两个使臣去投降刘豫，张浚说：“我千里迢迢来执行朝廷的任务，不能带着两宫（宋徽宗、宋钦宗）南归，真是恨不能把那个叛贼刘豫碎尸万段，我怎能忍辱偷生呢！留在金国也是死，不投降刘豫也是死，我可不愿意像老鼠一样苟活，宁愿赴汤蹈火，死而无憾！”完颜粘罕大怒，要杀了他。旁边一个酋长说：“这真是个忠臣啊！”他拦住剑士，跪下来求情，才让张浚流放到冷山。流放，也就是贬谪的意思。只有龚璹到了汴京，接受了刘豫的官职。

在云州待了六十天，离金国的首都就只有一百里的路程。那地方可真冷啊，四月才长草，八月就下雪了。当地人住的是地穴，大概一百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叫陈王悟室的地方。悟室很敬重敬皓，让他教自己的八个儿子。有时候两年都不给敬皓饭吃，夏天穿的也是粗布衣服。有一次大雪天，柴火烧完了，他只能用马粪烧火，烤着面吃。曾经有人献上攻打蜀地的计策，悟室拿去问敬皓，敬皓当场就给驳斥了。悟室野心勃勃，一心想南下侵略，还大言不惭地说：“谁说大海很大？我的力量能把它抽干！只是不能让天地互相碰撞罢了！”敬皓说：“打仗就像火一样，不控制住它，自己就会被烧死。自古以来，就没有哪个国家能连续打仗四十年而不灭亡的。”他还多次劝说悟室，说这都是为了两国的大事。悟室既不接受他的劝告，又让他去教自己的孩子，这可不是古代臣子对待使者的礼仪啊！悟室一会儿回应，一会儿沉默，突然暴怒道：“你充当和事佬，嘴巴却这么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敬皓说：“我知道自己该死，但是大国不应该有杀害使者的名声，我希望您能把我扔进水里，说是坠入深渊而死，这样比较体面。”悟室被他的义气所感动，最终没有杀他。

和谈就要成功了，悟室问敬皓十件事，敬皓一条条地分析得很清楚。大意是说，封号和册封都是虚名，年号我们自己有；金国的三千两白银，景德年间根本就没有；东南地区不适合养蚕，丝绸产量也不能增加；至于接收淮北的人口，景德年间的史书上记载都有，可以查阅。悟室说：“杀掉那些投降金国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吗？”敬皓说：“以前魏国的侯景投降梁朝，梁武帝想用他去换回自己的侄子萧明，结果侯景反叛，攻破了台城，咱们国家绝对不能重蹈覆辙！”悟室恍然大悟，说：“你为人正直，没有欺骗我，我把你当成朋友一样看待，让你回去继续谈判吧！”于是敬皓就回去了。不巧的是，兀术又带兵南下，谈判破裂，事情又搁浅了。敬皓在燕京只待了一个月，兀术就杀了悟室，株连数千人，只有敬皓因为意见不同，差点被杀，侥幸逃过一劫。

方二帝搬到五国城住了，赵构偷偷派人送去书信，还带去了桃子、梨子、小米和面粉，两位皇帝这才知道赵构已经登基当皇帝了。赵构听说宋徽宗（祐陵）去世的消息，对着北方痛哭流涕，每天都去祭奠，还写了祭文，文辞悲愤激昂，老臣们读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绍兴十年，因为间谍赵德，送来了几万字的密信，藏在旧棉絮里，送到皇帝手里。信里说：“顺昌之战，金人吓得魂飞魄散，燕京的珍宝都搬到北方去了，他们想放弃燕山以南的地区。咱们的大军当时匆忙撤军，错失了良机，现在再出兵还来得及。”

绍兴十一年，赵构又弄到了皇太后的书信，派李微送回来，皇帝高兴坏了，说：“我二十多年都不知道太后怎么样了，虽然派过很多使者，但都不如这封信啊！”这年冬天，赵构又密奏说：“金人已经厌倦了战争，撑不了多久了，以前打仗都带着妇女，现在不敢了。如果和谈还没结果，不如乘胜追击，很容易就能打赢。”他还说：“胡铨上奏的那些话，金人知道了中国还有这样的人，更害怕了。张浚丞相的名声在国外都很响亮，可惜把他闲置起来了。” 他还问起李纲、赵鼎的情况，还献上了六朝皇帝的画像和徽宗皇帝的亲笔字画。后来，宋徽宗和皇太后的灵柩运回，赵构都提前报了信。

一开始，赵构到燕京，宇文虚中已经做了金国的官，就推荐了赵构。金国皇帝听说赵构的名声，想让他当翰林直学士，赵构坚决拒绝了。赵构想逃回南方，就向参政韩昉请求，想在真定或大名府找个地方养老。韩昉很生气，先把赵构的官职降为中京副留守，又降为留司判官。催促他上任好几次，赵构就是不去，韩昉拿他没办法。金国的法律规定，即使没正式上任，但曾经被任命过，就永远不能回南方了。所以韩昉让赵构去主持云中进士考试，是想用计策害他。赵构又以生病为由推辞了。没过多久，金国皇帝生了孩子，大赦天下，允许使臣回乡，赵构和张邵、朱弁三人就在被遣送回国的人群中。金国人害怕他们闹事，还派人追赶，七个骑兵追到淮河边，赵构已经上了船了。

十二年七月，我见到皇帝，极力请求让他准许我去赡养我的母亲。皇帝说：“你忠心耿耿，日月可鉴，志向始终不忘国家，就连苏武也比不上你，怎么能让你离开我呢！” 然后我去见太后，太后的侍女本来要给我设帘子，太后说：“我认识这位尚书。”就让侍女撤掉了帘子。我从建炎己酉年出使金国，直到现在才回来，在北方一共待了十五年。当时一起出使的有十三个人，只有我和邵、弁三人活着回来了，而名扬天下的忠义之士，只有我一人。

我向皇帝汇报完情况后，又去拜见了秦桧，和他连续说了好几天的话，我说：“张浚是金人害怕的人，却没被重用。杭州暂时居住，而景灵宫和太庙却都修建得极其奢华，这不是在变相地表示我们放弃中原吗？”秦桧很不高兴，对我的儿子说：“你父亲确实有忠义节操，深受皇帝的器重。但是做官就像读书一样，太快就容易结束，而且索然无味，必须像黄钟、大吕那样才能长久。” 八月，我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并兼权直学士院。

金人来索取赵彬等三十户人家的家属，朝廷想把他们送过去。我说：“以前韩起拒绝郑国的请求，郑国虽然是小国，却能坚持正义，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金国现在被限制在淮河以北，官员都是南方人，应该把他们留下不送，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探知我们的虚实。他们现在正被蒙古人困扰，只是想借此向我们炫耀武力，试探一下中国。如果我们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朝廷无人，更加轻视我们。”秦桧脸色大变，说：“你不要说朝廷无人！” 后来我又上书说：“恐怕因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会引起他们撕毁盟约，应该告诉他们：‘等到金国的皇帝和皇族回来后，再把他们送回去。’”我还说：“王伦、郭元迈为了国家献出了生命，我们却把他们抛弃不理会，关键时刻拿什么去激励别人呢？”秦桧非常生气，又因为我私下里向人哭诉，秦桧更加愤怒，这些事都记载在《桧传》里。第二天，侍御史李文会弹劾我不尽孝道，没有照顾母亲，把我贬到饶州做知州。

第二年，发生大水灾，宦官白锷公开宣称：“朝廷治理失误，洪皓的名声天下皆知，为什么不用他？”秦桧听到后更加生气，把白锷关进了大理寺，后来又把他流放到岭南。谏官詹大方就以此论说我和白锷是生死之交，互相吹捧，于是罢免了我提举江州太平观的职务。白锷本来不认识我，只是因为一起从金国跟随太后北归，在金国的时候就听说过我的名声。

寻居母丧，他言者犹谓皓睥睨钧衡。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有些人还说，寻居（赵寻居）瞧不起朝廷的权臣，态度傲慢。 他母亲下葬后，赵寻居被任命为饶州通判。

终丧，除饶州通判。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责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复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后一日，桧亦死。

后来，李勤又勾结秦桧，诬陷赵寻居散布欺骗世人的谣言，把他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发配到英州。 在英州待了九年，才恢复朝奉郎的官职，然后调到袁州，最后在南雄州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令人唏嘘的是，赵寻居死后一天，秦桧也死了。

帝闻皓卒，嗟惜之，复敷文阁直学士，赠四官。久之，复徽猷阁直学士，谥忠宣。

皇上听说赵寻居去世了，非常惋惜，追赠他敷文阁直学士，又追赠其他四个官职。 过了一段时间，又追赠他徽猷阁直学士，谥号为“忠宣”。

皓虽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鋟梓。既归，后使者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性急义，当艰危中不少变。懿节后之戚赵伯璘隶悟室戏下，贫甚，皓赒之。范镇之孙祖平为佣奴，皓言于金人而释之。刘光世庶女为人豢豕，赎而嫁之。他贵族流落贱微者，皆力拔以出。惟为桧所嫉，不死于敌国，乃死于谗慝。

虽然赵寻居在金国朝廷待了很久，受了不少苦，但他受到金人的尊敬，他的诗文作品很受欢迎，大家争相抄写、诵读，甚至刻印成书。 他回国后，后来来的使者，一定会问赵寻居做了什么官，住在哪里。 他为人正直，性格急躁，但在危难关头从不改变自己的原则。 懿节皇后（宋高宗的皇后）的亲戚赵伯璘沦落到在戏班当杂役，生活非常贫困，赵寻居就接济了他。 范镇的孙子祖平成了佣人，赵寻居向金人求情，把他释放了。 刘光世的庶女被人当作猪倌一样使唤，赵寻居把她赎出来，并把她嫁了出去。 其他一些落魄的贵族，他也都尽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只可惜他被秦桧嫉妒，最终没有死在敌国，而是死在了奸臣的谗言陷害之下。

皓博学强记，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书。子适、遵、迈。

赵寻居博学多才，记忆力超群，他留下了五十卷文集，以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著作。他有三个儿子：适、遵、迈。

适字景伯，皓长子也。幼敏悟，日诵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补修职郎。绍兴十二年，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高宗曰：“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后三年，弟迈亦中是选，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改秘书省正字。

长子赵适，字景伯。他从小聪明过人，一天能背诵三千字。 赵寻居出使朔方时，赵适才十三岁，就能处理家务。 凭借父亲出使的功劳，赵适被补任为修职郎。 绍兴十二年，他和弟弟赵遵一起考中了博学宏词科。 高宗皇帝说：“父亲远在边疆，儿子却能独立自主，这是忠义的回报啊，应该提拔他。” 于是，赵适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 三年后，他的弟弟赵迈也考中了博学宏词科，于是赵氏三兄弟的文名传遍天下。 后来，赵适又改任秘书省正字。

几个月后，陆皓回朝了，结果得罪了秦桧，被外放去饶州做知州。巧的是，他刚到饶州，就被调到台州当通判去了。没多久，陆皓就被贬到英州，正好赶上朝廷论功行赏，他被罢免了官职，在岭南一带当差，前后待了九年。秦桧死后，陆皓才得以回朝，可是在回朝的路上就去世了。守孝期满后，他被起用，担任荆门军的知军。他奉诏向朝廷上奏了四条建议，以减轻百姓负担：减轻茶税，允许其他州府代缴贡品，恢复科举考试的原有规模，免除官田租税，允许不耕种官田的人缴纳租税。后来他又调任徽州知州，接着又担任江东路常平茶盐提举。他首先就指出徭役制度不公平的问题。

金兀术来侵略，皇上亲征，陆皓正好在金陵朝见皇上。他向皇上进言说：“我们这里旱灾严重，百姓都跑到淮河边讨生活，现在又碰上金兵入侵，大家纷纷逃回家乡，田地都被官府贱卖了，请求允许百姓估价赎回自己的田地。”金兀术战死后，陆皓又上书皇上说：“大金皇帝僭越称帝，其他国家未必会臣服，应该多派密使，向中原的义士们传达圣旨，让他们各自夺取州县，然后把这些州县交给他们管理。朝廷军队只要驻扎在淮河、泗水流域，招募士兵，积攒粮草，作为声援力量。等到蜀地、汉中、山东的军队从几条路一起集结，看到时机成熟再进攻，这样就能避免兵力分散，做到万无一失。”之后，他升任尚书户部郎中，负责统管淮东地区的军马钱粮。孝宗皇帝即位后，海州解围，符离发生战事，军需物资供应非常繁忙，陆皓认真负责调度，后勤供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后来，他又升迁为司农少卿。

隆兴二年二月，皇上召我当了太常寺少卿，还兼任权直学士院。皇上想给那些武将们安排环卫方面的官职，下令让我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安排。我赶紧把唐朝和咱们宋朝这方面的制度条例整理成十一条上报给他，还说：“太祖、太宗时期，经常用这些官职安置武将和降服的诸侯王，后来就多用皇族子弟担任了，所以史书上说这官职是存在的，但实际作用却废掉了。陛下您现在要加强军事力量，没必要照搬唐朝的制度，咱们祖宗的办法其实挺好用的。现在直接换人，恐怕会引起一些不满，建议让这些官员兼任节度使、刺史等职务，比如节度使加个上将军，遥远的州郡的刺史加个大将军，正使加个将军，副使加个中郎将，更低级别的就加个左右郎将之类的，至于这些官府里的人员编制，就请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再告诉我。” 之后，我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

那时候金兵又来犯淮河了，紧急军情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奏章诏书堆积如山，各种咨询、回复都得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办，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对待我的工作了。金国后来想和咱们议和，首先派人来祝皇上生日快乐。金国派的是枢密院同签书事高嗣先来做使臣，他还跟我说他父亲司空高有德跟皇上关系很好，两人相处得很愉快，所以他掌握了不少重要信息，然后就回去了。

乾道元年五月，我升迁为翰林学士，还继续兼任中书舍人。秦埙这个人很久没做事了，突然给他个闲职，我当时就上奏说：“李林甫死后，他儿子都被发配到岭南去了。秦桧罪大恶极，自己死了，他不成器的孙子官职却还在，这真是太幸运了！虽然宫观的小官职不算什么，但秦埙要是得到了，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朝廷要重用秦桧党羽的开始，恐怕会让秦桧党羽们借此机会纷纷上位。” 结果我的奏章就没被采纳。 当时巫伋又被召回朝廷任职，莫汲被提拔为枢密院编修官，余尧弼又当上了龙图阁学士，我觉得他们都是秦桧的党羽，就上奏请求撤销他们的任命。

六月，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签书枢密院事。皇上还指示参政钱端礼和虞允文：“关于三省的事务，你们要和洪适商量。”从此，东西府开始一起上朝奏事。八月，他又升任参知政事。谏议大夫林安宅因为大量铜钱流入北方边境，建议禁止，于是朝廷决定从蜀地调运铁钱到淮河地区使用。这事儿刚开始执行，洪适就说这样做不行。皇上问他为什么，洪适说：“现在每个州县都收不到一千贯钱，一个州县按一万户人家来算，每家才分到几百文钱，恐怕老百姓都没钱做买卖了。而且外地来的商人没办法把货物运回去，盐场的生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皇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取消了之前的命令，只从蜀地调运十五万贯铁钱，在庐州和和州使用。

十二月，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官至宰相。没过多久，春天就下了大雨，洪适就因为这事儿引咎辞职，请求退休。林安宅还专门写奏章为他辩护，后来其他官员也一起上奏章为他说话。三月，洪适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后来又出任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之后再次告老还乡。淳熙十一年，他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谥号文惠。

洪适因为文学名声在外，又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赏识他的皇帝。他从担任两制官一月内就进入政府，又用了四个月时间当上宰相，三个月后又辞去官职。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大的功绩来体现他的学识。他退休后在家住了十六年，兄弟们都很厉害，子孙也很多，他每天就靠著写文章、吟诗作词来享受生活，这种福气在当时可是很少见的。有人说洪适是汤思退的党羽，也有人说他来自淮东，曾批评张浚浪费钱财，张浚因此被罢免相位。他一共生了九个儿子：槻、柲、梷、梐、樌、桴、楹、槺、梠。

洪遵，字景严，是洪皓的次子。他从小就稳重得像个大人一样，认真学习文章，从不因为天气冷热而中断学习。他父亲被流放到沙漠，母亲去世，洪遵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父母下葬后，他和兄弟们一起住在寺庙里学习，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后来凭借父亲的功劳补任承务郎，他和哥哥洪适一起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考中了第一名，被赐进士出身。高宗皇帝因为洪皓出使在外，就提升洪遵为秘书省正字。自中兴以来，词科考试中选的人都会进入馆职，洪遵是第一个。当时宰相秦桧的儿子秦熺当他的上司，为人很傲慢，轻视别人，但是洪遵却很平静，从不巴结他。两年都没升官。

皓南回来了，跟朝中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于是被外放做官去了。 他后来请求外调，先后担任常州、婺州、越州三个州的通判。绍兴二十五年，汤思退推荐他，他又回到朝廷，担任正字。 八月，又兼任权直学士院。汤鹏举在副台（相当于副检察长）任上，暗中推荐他做御史。 正赶上他被皇帝召见赐予对答的机会，这时却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绍兴二十八年，他守孝期满后，被召见，向皇帝详细陈述了父亲冤屈的情况，说：“我父亲和龚璹一起被派往边疆，龚璹投靠了刘豫，因为擅自杀害了金国的官员而被刘豫处死，可是秦桧却追赠他节旄（象征军功的饰物），还提拔了他的儿子。我父亲拒绝了金人的命令，滞留了十五年才回来，结果还得南逃岭南，我和兄弟们都躲躲藏藏的。秦桧竟然不分忠奸，如此厚此薄彼！” 高宗皇帝了解到这些都是因为秦桧的诽谤造成的，并且说：“你两次进入三馆（翰林院等机构），曾经负责起草诏书，现在就让你负责修订注疏吧。” 于是任命他为起居舍人。

他上奏请求把经筵官（皇帝讲学时的官员）的职责，以及进呈奏章、参加宴会、接受赏赐、讲解问答等事情，都汇编成一本书，取名为《迩英记注》。后来乾道年间，又有了《祥曦殿记注》，这实际上都是从他开始的。他还利用面见皇帝的机会，论述了铸钱的利弊，皇帝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他被提升为起居郎，兼任权枢密院都承旨。 以前的规定，修注官、经筵官可以留在朝廷奏事，但最近几年没有这么做了。他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并且说起居注已经十五年没有修撰了，请求除了每月按时进呈之外，每月还可以带修撰的稿件进宫，皇帝都同意了他的请求。

二十九年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殿前副将辅逵升任防御使，王纲升任团练使。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说：“最近的规定是管军官十年才能升迁一次，这两个人还没到一年就升官了，这怎么回事啊？” 那时候，很多功臣子孙都凭借关系跑到台省那些好位置去了，我直接就上奏皇帝，请求明确规定，不能这样乱来。

高宗皇帝说：“那就制定个规矩吧，从今以后，功臣子孙升迁，最高只能做到侍从官，而且要在京城宫观里长期任职。”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又说：“侍从官可是朝廷精挑细选出来的，和那些按部就班升迁的官不一样，哪有按顺序升迁的规矩啊？” 然后我又单独写了个奏章，说：“现在内外将领的家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个，如果都按顺序升迁，用不了十年，那些清贵之职都会被他们占满。太祖皇帝开国的时候，功臣子孙顶多也就是在各部门做个小官，只有曹彬的儿子曹琮、曹玮凭借自己的功劳和名声，才做到节度使，根本没听说过有直接升到侍从官的先例。现在您一下令，那些清廉的官位都变成将领家人的囊中之物了，这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希望您收回之前的诏令。” 我还说：“瑞昌、兴国那一带的茶商失业了，都聚在一起当了土匪。希望您下令招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愿意当兵的就去报名，愿意务农的就把他们放回去。” 皇上都同意了我的建议。

有些人想恢复鄱阳永平、永丰两监的铸币工作，皇上让我和舍人一起商量。我说：“唐朝的时候有专门的铸币使，咱们大宋朝有时让漕运官员兼任，有时另设铸币使，后来归到三司。自从中兴以来，又设立了都大提点，官吏太多，总是给州县添麻烦。最近几次都下令废除，但又没有明确的章程，一会儿交给运使，一会儿交给提刑，一会儿又交给郡守、副手，命令都不一样，导致铸币越来越少。我认为还是重新设立比较方便。”

三十年前的正月，我参加吏部侍郎的考试。那时候，有人去吏部改职，吏员们却从中渔利，只要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地方，他们就会故意刁难，非得收受贿赂才肯罢休。我当时就提议，只要大体上没问题，可以先推荐后审查。虽然规定了推荐人员的期限，但那些推荐的人却各种花式操作，一会儿同时上报一份奏章却分成两份写，一会儿该推荐五个人却推荐十几个，一会儿该推荐地方官员却谎称是京城官员，一会儿明明是常规调动却谎称是特殊职务，一会儿东西两边的部门互相勾结，一会儿已经决定了的人选又说有特殊情况要改。我详细列举了这些情况，请求允许对所有这些行为进行弹劾。

以前，官员退休后，可以根据所在地的文书直接办理手续。当时有人建议，必须先到元州府奏报。我说：“那些读书人，有的在广东、四川做官，离家几千里远，万一不幸去世了，家人把遗体运回老家就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还要因为这个事情反复拖延，这不是故意给那些坏官吏制造麻烦吗？”于是就维持了原来的规定。

平江、湖州、秀州这三个地方，因为水灾收不上秋粮，官府就强迫百姓交麦子。我说：“麦子的价格一点也不比米低，老百姓已经这么苦了，怎么能把夏粮当秋粮，数量翻倍，逼死老百姓呢？我希望只收一半，而且受灾的百姓全部免交。”金兵来索要绛阳郭小、安化刘孝恭两百户人家，我用蜀地李特起义的教训来警示，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请求拖延时间，慢慢地再处理这件事。后来我升任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汪澈弹劾汤思退罢相，我起草的诏书里没有贬斥的词语，汪澈为此提出异议。于是我就请求退休了，做了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公元1162年，金主完颜亮派他手下的尚书苏保衡从海路进攻浙江，朝廷派浙西副总管李宝去抵挡。李宝驻兵平江（今苏州），平江知府朱翌跟李宝关系不好，朝廷因为知道朱熹曾推荐过李宝，就派朱熹去当平江知府。后来李宝率领水军攻打胶西，所有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船只都是朱熹负责供应的，李宝打了胜仗回来，这其中朱熹的功劳很大。

皇上到金陵（今南京）的时候，禁卫军士兵到处要钱要物，其他地方的官员也照办不误。到了苏州，大家就互相提醒说：“内翰（指朱熹）在这儿，你们别再这样了！”之前，朝廷担心商船会被海盗抢走，就把所有商船都收归官府，后来又不让它们出海，连海边的县城里的大船，还有招募的水手、民兵，都被扣押着，不能离开。朱熹就针对这件事上奏朝廷，建议把船还给商人，让水手们自由行动，苏州百姓都很感激他。

宋孝宗当皇帝后，提拔朱熹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皇上问宰相、侍从、谏官说：“敌人要求恢复以前的朝贡，答应他们心里不甘心，不答应的话边境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原地区不断有人归顺朝廷，接受他们的话，东南地区就供应不上，不接受的话，又会寒了归顺朝廷的人的心。你们应该提出明确的意见。”朱熹和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一起商量，大概的意思是：“不能直接拒绝，也不能轻易妥协，应该像以前一样送去金银丝绸，或许可以稍微归还一些海州、泗州之类的失地，这样他们也能找个借口来谈判。”

朱熹在隆兴府主考科举考试，后来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寿康殿长出十二株金芝，同僚们都建议上表祝贺，朱熹却引用李文靖（李纲）处理灾异的先例，认为应该停止祝贺。他推荐了眉山的李焘、永嘉的郑伯熊和林光朝，还没来得及任用他们，就碰上汤思退当了宰相，而次相张浚被罢免了。御史周璪就建议皇上提拔朱熹，还上书弹劾其他官员，皇上急忙把朱熹调到其他地方任职。朱熹待不住，一连上奏请求免职，最后他和御史一起离开了朝廷。同年七月，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公元1170年，朱熹开始担任信州知州。后来又调任太平州知州。前任知州周璪因为曾经批评过朱熹，听说朱熹来了，不等正式交接就赶紧跑了，朱熹还追着送了他十里，一路上像平时一样关照他，说：“你既然要上任，我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大家听了都觉得朱熹品德高尚。

太平州的圩田（注：圩田指围田）坏了，老百姓都失业了。朱熹就号召大家一起修筑圩田，一共修建了一万多座。正值隆冬寒天，朱熹亲自到工地查看，还带着酒食亲自慰问犒劳民工，他对百姓的恩情倾注到了极致，大家也都忘记了劳累。 可是，主管运输的官员张松嫉妒朱熹的功劳，就谎报说圩田根本没修好，老百姓也没搬迁，还说一定是圩田的户主自己偷偷修的，并且建议减少一半的募工钱粮。朱熹为此多次上书争辩，甚至请求朝廷派官员来调查。 于是，朝廷派将作少监马希言和监察御史陈举来太平州调查，张松的谎言被揭穿，圩田最终修建成功，一共四百五十五座。张松咽不下这口气，就在溧水另起炉灶，修建永丰圩，大肆征调民夫、粮食和木材，规模很大。朱熹说：“现在郡里正值歉收，应该先赈济流民，鼓励他们互相救济，就像割自己的大腿来填饱肚子一样，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能力去喂饱别人呢？” 张松执意不听。

楚地遭遇旱灾，周边州县的救济工作考虑不周，措施也先后不一，有的地方虽然得到了粮食，却因为没有锅灶而无法煮饭吃，有的地方家家户户都饿得皮包骨头了，却迟迟等不到救济粮。朱熹就挑选精干的属官，根据各地距离和老幼情况，分别安排救济，减免赋税高达十九分之十九，还从江西调运粮食，救活了数以万计的人。 当时驻军趁机捞取好处，士兵们在野外抢劫，朱熹把他们全部抓起来，送回军营。因此，灾荒很快平息，州县恢复了平静。 后来，朱熹被调任建康府知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宋孝宗皇帝还特地嘱咐侍御史范成大，称赞朱熹的政绩，并准许他入朝觐见。

话说虞允文当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北伐。他先调动侍卫马军去驻扎边地，京城里剩下的五个军队的家属，全部都送去了边地，计划修建营寨，预计要上万个灶台。张松认为这事儿办不成，就特地奉旨，和宰相一起进宫到选德殿去汇报。虞允文奏报说，外臣不敢走在二府（指宰相府）后面，请求先退朝再单独去见皇上，皇上没同意。最后给他升了资政殿学士的官职才让他去。到了之后，他就张贴告示，规定百姓交纳粮食只交正税，不交附加税，允许百姓自己带量器，官府的收粮人员不能随意克扣。他亲自走遍郊野去选营寨的地点，要求不影响百姓居住，不破坏坟墓，找了一年多才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有士兵喝醉了酒，胡言乱语，煽动军心，虞允文就把他们杀了，并且把尸体挂在集市上示众，三军将士再也不敢闹事了。还有一次，有人大白天闯进旗亭，拿着刀砍柜台，被抓进监狱。这事儿还没来得及上报朝廷，统帅就怕被皇上责罚，自作主张把人给处理了。孝宗皇帝大怒，罢免了统帅的职务，虞允文也因此被降了两级。没过多久，五个营寨建好了，虞允文恢复了原来的官职，还被重新任命为资政殿学士。淳熙元年，他被任命为提举洞霄宫。十一月，虞允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谥号文安。

迈字景卢，是皓季子的儿子。他从小读书，每天能读几千字，看过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学识渊博，各种书籍都读过，即使是野史、杂记，佛经、道经，他都涉猎广泛。他跟着两个哥哥一起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只有他一个人没考中。直到绍兴十五年才考中，被任命为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后来进京担任敕令所删定官。他父亲皓因为得罪了秦桧而被闲置，秦桧一直耿耿于怀，御史汪勃就弹劾迈，说他知道他父亲有不轨的阴谋，于是迈就被外放，去福建福州当教授。后来他官职一步步升迁，做到吏部郎中兼礼部郎中。

皇上为显仁皇后守丧期间，到了孟飨（祭祀）的日子，礼官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迈就建议让宰相分祭，皇上准奏了。之后，他被任命为枢密院检详文字。他还建议允许百姓交纳粮食来赎罪，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还建议加强皇上的出行仪仗的规格。

公元1131年，要给钦宗皇帝上谥号的事儿，范仲淹的后代范迈说：“钦宗皇帝被金人掳走，再也没回来，百姓都非常悲痛，应该像楚国人纪念怀王那样，给他上谥号‘怀宗’，表达我们复仇的决心！” 不过，这个建议最后没被采纳。 那时候吴璘生病很严重，朝中有人想让吴拱接替他的位置。范迈却说：“吴家凭借军功掌握蜀地兵权已经三十年了，应该想办法安抚民心，别让这支军队尾大不掉。”

后来，枢密院叶义问去视察军队，奏请让范迈参与军事，到了镇江。 听说瓜洲的军队和金兵对峙，情况紧急，乱成一锅粥。 建康那边又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紧急军情，叶义问想马上撤军，范迈坚决阻止他，说：“现在撤军，对京口战局的胜负没啥影响，但金陵要是知道咱们撤军了，人心就会动摇，这可不行！” 之后，范迈被提升为左司员外郎。

公元1132年春天，金国皇帝派左监军高忠建来通报他登基的消息，并且想议和。范迈被任命为接伴使，阁门知事张抡给他当副手。 皇帝跟大臣们说：“以前咱们想议和，主要为了梓宫和太后，就算低声下气，也认了。但现在两国盟约已经破裂了，国号怎么定，疆土怎么划，朝见礼仪，岁币多少，这些都得先定下来。” 范迈和张抡去辞行的时候，皇帝又说：“我觉得这事儿最终还是会和谈，我想先谈国号，土地问题次之。” 于是范迈就奏请修改接伴的礼仪，一共十四条。 自从渡江以来，我们一直忍让，礼数过甚，现在该强硬起来了，要按照敌国的规格来，凡是远迎、迎接金银之类的都取消了。 后来，高忠建提出要臣服的礼仪以及索要新收复州郡的要求，范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帝，并上奏说：“领土和利益不能让步，虚名礼节可以不计较。” 礼部侍郎黄中听说后，赶紧上奏说：“国号定了，实际情况自然会随之而来，这不会改变，不能说是虚的。领土的得失，此消彼长，不能说是实的。”兵部侍郎陈俊卿也说：“应该先确定国号，国号定了，国威才能增强，岁币也能减少了。”

我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当时朝廷正要派使臣去金国联姻，三月丁巳那天，皇帝下令让侍从和台谏官员各推荐一人担任使臣。我之前接待金国使臣时，凭借着祖宗传下来的礼仪，成功地让金国使臣折服。这次，我主动请缨出使金国。于是，我被授予翰林学士的职位，担任贺金主登基的使臣，我的目标是让金国承认我们是兄弟之国，并归还河南之地。

四月戊子，我辞行，出使时使用的都是兄弟之国的礼仪。高宗皇帝亲笔写信赐给我等使臣，信中写道：“祖宗的陵寝，三十年来都无法按时祭扫，朕心里非常痛心。如果他们能归还河南之地，朕愿意恢复从前的尊贵地位，即使委屈自己也在所不惜。”我在奏章中说：“山东的战事还没结束，两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建立。”到了燕京，金国官员看到国书后，大喊：“不合礼仪！”他们强迫我们在国书中将“陪臣”二字改掉，并且坚持要按照旧礼进行朝见仪式。我起初坚决不同意，但后来金国方面把使馆封锁起来，从早到晚都不让我们喝水吃饭，整整三天后才得以接见。金国官员言语极其无礼，大都督怀忠甚至想扣留我们，幸好左丞相张浩反对，才得以放我们回国。

七月，我回到朝廷，这时孝宗皇帝已经即位了。殿中侍御史张震认为我出使金国辱没了朝廷的使命，弹劾我，把我罢官了。第二年，我被起用为泉州知州。

乾道二年，我又被任命为吉州知州。在朝见皇帝时，我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并直言进谏道：“起居注都是根据各地奏报修撰的，虽然有日历和时政记录，但很多事情都没有记载。《景祐故事》中有《迩英延义二阁注记》，里面记载了经筵侍臣的任免、奏章进呈、宴会赏赐等情况，非常详尽。但十年来，这项工作逐渐荒废，陛下的一言一行都没有记录在案，恐怕有违侍奉皇帝的本意。我请求命令讲读官每天将圣上所说的话送交修注官，并让讲筵将所报内容认真记录下来，并将现在所用的殿名命名为《祥曦记注》。”皇帝批准了我的建议。

三年后，他升迁为起居郎，又升任中书舍人，同时兼任侍读和直学士院，还参与处理政事。他父亲忠宣公、哥哥适和遵都曾经担任过这三个职务，现在他又继承了家业。他上奏说：“三省的政务，无论大小，都必须先经过中书省的文书审核，宰相签署，然后由制书舍人起草文书，再送到门下省，由给事中宣读。如果给事中和舍人有什么意见，就封好奏章上报，听候皇帝旨意。但是枢密院接到圣旨后，直接把文书送到门下省，不经过中书省，这叫做‘密白’，这样一来，中书省的审核权就好像有所偏颇了。况且现在宰相还兼任枢密使，所以应该把这个流程理顺一下，这样也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希望皇上能下诏令枢密院，凡是已经下达的制敕，都必须经过三省的文书审核，以显示朝廷命令的重要性。”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请。

六年后，他被任命为赣州知州。到任后，他修建了学宫，建造了浮桥，百姓都安居乐业。赣州的军队素来骄横，稍微不如意就闹事。每年都要从赣州抽调一千人去九江戍守，这一年，有些人担心去了九江就回不来了，于是就哗变。百姓互相惊恐，人心惶惶。他一点也不慌张，只派了一个校尉去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到营地。士兵们都听从了他的劝说，乖乖地回到营地，他随后查明了带头的两个什伍长，把他们押送到浔阳，处以斩刑。那年冬天，赣州一带遭遇了饥荒，只有赣州地区收成不错，他就把粮食分给邻近的郡县。有些属官劝他不要这样做，他笑着说：“秦国和越国，土地肥沃贫瘠不同，难道做臣子的道理也不同吗？”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建宁府知府。当时有个富人因为一点小矛盾杀了人，还贿赂狱卒，企图逃避法律制裁，长期拒捕。他查明了真相，判处这个富人黥刑，然后发配到岭南。

话说十一年的时候，沈括担任婺州知州，上奏朝廷说：“金华这地方地里全是沙子，不容易蓄水，五天不下雨就旱得不行，所以境内那些池塘湖泊必须好好修缮。我下令让农民出力，地主出粮食，一共修建了八百三十七处公共和私人的塘堰和湖泊。” 婺州的军队向来没啥纪律，春天发放的衣服，他们想用铜钱换布，官吏不同意，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郡守衙门闹事。郡守吓得不轻，就顺着他们的意思来了。沈括到任后，这些人仗着以前的事，甚至还把煽动性的话写在衙门的城门上。沈括用计策抓了四十八个人，依法处置。他们的同伙就围着沈括的轿子起哄，沈括说：“那些是犯了罪的人，你们掺和什么？” 大家一听，就慢慢散去了。沈括把为首的两个杀了，在集市上示众，其余的都根据情节轻重进行了处罚，从此再也没人敢闹事了。这事儿上报朝廷后，皇上对大臣说：“没想到这个书生，处理事情这么有办法！” 于是特别提拔沈括为敷文阁待制。

第二年，沈括被召见，首先就谈到了淮东边境的防务，他指出了六个重要地点：海陵、喻洳、盐城、宝应、清口、盱眙。他说应该修缮城池，驻扎军队，设立警戒桩，增加戍卒。他还说：“许浦应该开凿三十六里的河道，梅里镇应该修建两个大型水坝，设置水闸，万一打仗了，就能放水运送船只。” 他还说：“冯湛发明了一种多桨船，船底平，桅杆浮在水上，即使水只有一尺深也能航行。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修造的太少了，不够用。” 他建议招募沿海富商出资建造这种船，并给予爵位，同时招募善于操舟的人补充水军。皇上很欣赏他的建议，就让他担任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

沈括刚进史馆的时候，参与修撰《四朝帝纪》，后来升任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他担任讲读官值宿，皇上经常召见他，谈论到深夜。十三年九月，沈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随后上交了《四朝史》，一部书涵盖了从一祖到八宗，共一百七十八年的历史。

绍熙年间改元后，他升任焕章阁学士，兼任绍兴府知府。进宫面圣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建议新政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要“以十渐为戒”。皇上说：“浙江东部百姓因为和市（官府控制的市场）受苦，你去一趟，帮我整顿一下。” 他立刻拜谢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到了绍兴府后，他查实了虚报户口的人数，竟然有四万八千三百多人，因此少收的绢帛，数量也差不多。他还兼任了玉隆万寿宫的提举。第二年，他又上奏章请求退休，被朝廷提升为龙图阁学士。不久后，他又被授予端明殿学士的荣誉，得以致仕（退休）。同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的官职，谥号文敏。

他兄弟几个都凭借出色的文章名扬天下，都做到了显赫的地位。而他尤其因为学识渊博而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皇帝称赞他的文章包罗万象，文体齐备。他认真考究典籍，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对各种奇闻异事都了如指掌。他甚至亲手抄写了三遍《资治通鉴》。他著有《容斋五笔》、《夷坚志》等书传世，其他的著作就更多了。他参与修撰的《钦宗纪》多采用孙觌的版本，还参考了耿南仲的意见，对李纲评价不高，因此很多记载都不符合事实。所以朱熹引用王允之的观点，说奸佞小人不能让他执笔写史书，认为不应该采信孙觌的记载。

咱们说说他的事迹吧。孔子说过：“出使四方，不辱君命，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士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出使金国就像探虎口，能够保全节操平安归来的人，像朱弁、张邵、洪皓这些人，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更不用说其他的了。洪皓在北方被扣留了十五年，他的忠贞节操尤其显著，高宗皇帝都说苏武都比不上他，可见他的忠诚。然而，最终却因为得罪了秦桧而被贬谪致死，真是令人悲痛啊！他的儿子洪适、洪遵、洪迈都相继考中进士，文名满天下，洪适官至宰相，而洪迈的文学造诣更高，在朝中议论最多，这不正应了那句“忠义之报”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