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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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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在建炎年间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驻扎在扬州。当时正值用人之际，皇上考虑到很多读书人没办法到皇帝所在地参加考试，就下了一道圣旨：各地的提刑司要选派官员，到转运使的州府进行考试，由副使或者判官负责主持。河东路就近到京西转运司考试。国子监和开封府的考生就在留守司考试，由一位御史负责。国子监的考生如果想在本路考试，也可以。

过了两年，朝廷确定了考试的科目：诗赋、经义。第一场考诗赋，各一首；考经义，要考本经义三道题，《论语》、《孟子》各一道题；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三道。殿试也考策论，跟这差不多。从绍圣年间开始，考生们就不怎么学习诗赋了，到了现在才重新重视起来，于是就取消了《政和令》里禁止官员私下传授诗赋的规定。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落榜的进士，四十岁以上的，参加过六次礼部考试、八次省级考试的；五十岁以上的，参加过四次礼部考试、五次省级考试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可以少考一次；元符年间以前就参加过省级考试的，考过两次的不管年龄多大，考过一次的年龄在五十五岁以上的，各地的转运司和开封府要把他们的名字报上来，允许他们直接参加廷试。

那年秋天，全国各地的考生都聚集到皇帝所在地。皇上亲自在集英殿主持考试，把考生分成五个等级，赐予李易以下451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同出身的称号。第一名是左宣教郎，第二、第三名是左宣义郎，第四、第五名是左儒林郎。第一甲第六名往后都是左文林郎，第二甲都是左从事郎，第三甲往后都是左迪功郎。特奏名第一名跟第二甲的人一起，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名赐同进士出身；其余的赐同进士出身。登仕郎、京府助教、州县文学、各州助教这几种职位的人，如果考中了，也给他们安排官职。四川、陕西、河北、京东地区，正奏名没有来参加考试的一百三个人，皇上特别开恩，直接在家里赐给他们官职。按照以前的规矩，廷试前十名的考卷，内侍先要呈给皇上，决定名次的高低。皇上说：“选拔人才一定要公平公正，怎么能凭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名次呢？从今以后，不要提前呈送考卷了！”

三年的时候，朝廷下诏说：那些参加省试（进士考试）没及格的考生，可以由漕运官员根据原来的推荐状上报省里，然后朝廷下令赐予他们进士出身。至于那些被推荐的人，就赐予他们下州文学的官职，并且让他们正式做官。左司谏唐煇就说了：“以前啊，省试是由六部尚书、翰林学士负责主考，侍郎、给事中副考，各级官员参与审核，馆职、学官负责检查，御史监督，所以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让大家心服口服。现在各地都搞类似的考试，却把权力全交给地方官员，这就滋生了各种弊端，滥竽充数的情况严重，士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根本达不到设立科举考试的初衷，所以我请求恢复礼部主考的旧制。”于是，各地类似的考试就取消了。到了四年，川陕两地的考试又恢复了原样。

绍兴元年，要祭祀明堂的时候，朝廷又下令恢复各地类似的考试，并规定要从地方官员中挑选有文化的人来负责这件事，还要认真挑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川陕地区的举人，直接在当地州府考试。这时候，侯延庆又提议说：“现在战争不断，太学都停办了，学生们都散了，那些跟着朝廷四处奔波的官员，以及那些处理政务的官员，他们的亲属和门客，很多都无法参加乡试，所以应该制定一个应试的办法，让国子监的进士也能参加考试。”于是，朝廷就下令让转运司也负责考试。朝廷还下令说：“京畿、京东、河北、陕西、淮南地区的士子，如果迁移到东南地区，可以在他们居住的州府参加考试，另行录取。”

当时各地贡举的档案，很多都被战火毁掉了，于是朝廷下令，让转运司命令举人提供元符年以后的解试、升贡、户籍、祖上三代以及所学经籍的证明，交给礼部存档，以便查考。对于那些因为战乱而丢失了证明材料的举人，朝廷也给予了恩典，让他们可以找两位京官作保，由当地州府出具证明，再上报礼部存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侍御史曾统建议说，选拔人才只考词赋，不用再考经义了，高宗皇帝也觉得，古今治乱兴衰都记载在史书里，那些考经义及格的人，大多都不懂史书，于是准备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左仆射吕颐浩却说：“经义和词赋都是考察人的表达能力，应该像以前一样。”所以，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第二年，皇上亲自下诏书，告诉考试的官员们，要重视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压制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次考试，张九成排在第一，一共录取了二百五十九个人，凌景夏排第二。吕颐浩觉得凌景夏的考卷比张九成写得好，请求皇上把凌景夏排到第一。皇上说：“这些读书人刚参加考试，就要先区分他们的忠诚和奸邪，张九成的考卷，没有任何畏惧，应该让他排在第一。” 因为张九成在考试和策论中都得了第一名，皇上又额外给他升了一级官。当时有些考生的文章里用了皇上的名字，皇上说：“难道要用我的名字来妨碍别人考取功名吗？” 于是命令把这些文章按正常程序处理。皇上还下令，所有考中的人，都额外升一级。

以前规定，那些在偏远州郡参加考试的举人，必须先得到省一级以上官员的推荐才能参加考试。皇上曾经被封为蜀国公，那一年，蜀州的举人们因为皇上登基的恩典，直接去省里参加考试了，从此就以此为惯例。

五年后，皇上在南省主持进士考试，他告诫考官们：“要认真仔细地评判考卷，不要只看华丽的辞藻和漂亮的句式，而应该重视考生的学识渊博程度。那些关系到教化、对国家治理有益的文章，不要因为直言不讳而嫌弃。那些没有根据、胡乱发挥的文章，不要录取。” “举人的考试文章，允许引用古今各种儒家的观点，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要文章条理清晰、内容优美就合格。” 三月份，考试结果公布，汪应辰考中了第一名。一开始，考官们把一个叫黄中的官员评为第一名，皇上问了沈应求的意见，沈应求用沈遘和冯京的故事来回答皇上，皇上于是把汪应辰提拔为第一名，从此就成了惯例。

以前规定，考试初审之后，把考卷密封起来交给复审官复核，复审官可以根据初审结果，或者维持初审结果，或者修改初审结果，但不能另立等第。嘉祐年间废除了这个规定。到了现在，知制诰孙近上奏说：“如果按照旧的规定，那么考生的升降黜落，都掌握在复审官手里，初审和复审就成了摆设。我请求从现在开始，如果初审和复审都不合格，才能奏请皇上另立等第。” 谏议大夫赵霈请求采用《崇宁令》的规定，凡是相差两等、累及五人的情况，允许上奏请求更改，皇上同意了。那一年，四川和陕西的进士考试在宣抚司进行，如果特奏名，就由院里派官员负责，考试内容只有一道策论，礼部负责统计分数、决定录取名次和恩典，然后公布结果。

老规矩，要是你家在两千里之外当差的，那就算“满里子弟”，可以参加考试。考试的时候，跟考官有亲戚关系或者结婚了的，得回避，这叫“避亲”。要是你住在考官家，那就是“门客”，这三种情况都可以参加考试，其他的不行。 有些人不老实，改了家谱，花钱走后门去别的地方考试，大家都很不满。

过了六年，朝廷下令，考试要回避的人，得由本地的最高长官、州长、县令担保，要是弄虚作假，一起受罚。第七年，朝廷下令，在京城工作的官员、负责赋税的官员，还有宗族子弟、参加考试的人，以及有官职的人，都要在京城参加国子监的考试。这是第一次正式安排考试科目，考词赋、经义。第八年，因为皇帝去平江府巡视，那些在临安、建康参加考试的人，可以免考一次。听说徽宗皇帝驾崩了，还没到服丧期，礼部就说：按照老规矩，因为皇帝驾崩了，要取消殿试，那么省试第一名就当状元，补任两个使职的官职。皇帝特地封他为左承事郎，从此就成了惯例。

第九年，因为陕西的考生长期在北方边境，理应优待，不用和四川的考生一起比较，所以让礼部另外安排录取名额。川陕两地分开考试，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一年，因为科举考试和明堂祭祀都在同一年，国家财政困难，而且新进士等候上任通常要四五年，如果进士和荫官同时安排差遣，很不方便，所以考试时间延长了一年，恢复到以前的制度。第十年的，朝廷下令各州按照规定送考生来参加考试，十二年正月省试，三月殿试，以后都按照这个规矩来。

第十三年的，国子监司业高閌说：“选拔人才应该重视经学，建议考试三场，以《经》、《论语》、《孟子》义理各一题为首，诗赋各一题次之，子史论一题、时务策一题又次之，这样才像古代的考试方法。而且《春秋》的考试题目应该从正经的经文中出题。” 他的建议都被采纳了。最初设立同文馆考试，凡是在京城参加考试，而且离家乡超过一千里的，都可以参加国子监的考试。第十五年，凡是特地奏报，赐予进士出身的人，以前京府助教的官职现在改成了将仕郎。这一年，开始按照汴京旧制，正式录取和特恩录取的人，分别在两天公布名单。第十七年，再次禁止考试文章完全抄袭本朝文集或歌颂文章以及佛经语句的，一律不录取。

话说十八年的时候，因为浙江漕运的举人中，有些有权势的人家行贿，或者假借名义滥竽充数，皇上就下令让官府设立奖励制度，鼓励大家举报这种行为。

十九年，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说：从现在开始，乡试和贡试的举人，要在考试前一年，由州、郡、县的官吏把符合条件的应试人员名单登记造册，第二年春天，县里上报州，州里再上报学府，仔细核实他们的推荐人和担保人，参加乡饮酒礼，然后才能送到考场。那些到了考试时间才来报名、提交担保书的人，一律不接受。从神宗朝开始，程颢、程颐的理学在洛阳兴起，全国各地的人都向他们学习，到了南宋中兴时期，理学在东南地区尤其兴盛，科举考试的文章也开始逐渐采用程颐的观点。

但是，谏官陈公辅上疏弹劾程颐的学说，请求皇上禁止；秦桧当政后，更是指责程颐的学说为“专门之学”，侍御史汪勃请求朝廷责令有关部门，凡是使用专门曲解经义的学说，都要黜落；中丞曹筠也请求淘汰那些使用程颐学说的考生；这些请求都被朝廷采纳了。

二十一年，殿试录取的正榜进士有四百人，特奏名进士有五百三十一人。自中兴以来，人才选拔达到了鼎盛时期。

二十二年，因为当时读书人大多学习《周礼》和《礼记》，而其他经书却很少有人问津，朝廷担心这些经典会逐渐被废弃，于是下令各州郡招募精通《周礼》和《礼记》的人，让他们在学校里讲学，并要求考官在考试中对这些经典给予优待和鼓励。以前各州都在八月选定日子考试，有些考生赶着参加好几个州的考试。二十四年，朝廷才统一了考试时间，规定所有州府都用中秋节考试，只有四川用春季的末尾，其他州府则大多用仲秋。

当初，秦桧权倾朝野，他的儿子秦熺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秦桧却故意把他降为第二名。这一年，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试，省试和殿试都名列第一，他的姻亲曹冠等人也都考取了高位，后来秦埙的排名被降到了第三名。

二十五年，秦桧死了，皇上为了惩治秦桧的弊政，下令贡院按照旧例办事，凡是合格的举人，如果和权贵有亲戚关系，都要重新考试。皇上还取消了秦埙的进士出身，并且把曹冠等七人的官职降级，并在官名上加上“右”字，其余的人全部取消了考试资格。程颐和王安石的学说，几年来在朝中一直存在争议，赵鼎支持程颐，秦桧支持王安石。到了这个时候，皇上发布诏令，说以后不要拘泥于某一家之说，要追求最符合实际的道理。这样一来，对理学的禁锢才稍微有所缓解。

皇上以前说过，读书人以前不读史书，就用诗赋取巧。现在连经书都不读了，不出几年，经学就要荒废了！所以，在二十七年，皇上又下令恢复兼考经书的制度，就像十三年的时候那样。不过，第一场考试里，经义的题目数量减少了一道，如果有人《二礼》考得好，可以从其他经书的考试分数里补回来。那时候，考试科目就叫“四科”。

以前那些四川的考生，没考上进士的，都直接给个同进士出身的称号。皇上觉得，其中肯定有很优秀的人，不应该都一概而论，所以就让吏部宽限考试时间，等他们。结果呢，考试放榜，阎安中考了第二名，梁介考了第三名，都是四川来的，皇上特别高兴。二十九年，孙道夫在经筵上，狠狠批评了四川那种走后门的歪风邪气，建议所有四川考生都去礼部参加考试。皇上说：“以后考试，就派御史去监督吧！”孙道夫坚持己见，这事儿就交给了国子监。国子监祭酒杨椿说：“四川离朝廷几万里远，能指望考生们翻山越岭，冒着危险去考试吗？想要整治这种歪风，在四川当地考一次就够了！” 所以，皇上就下令，只有那些有能力去省城考试的官员、宾客才能去省城考试，其他的就不用去了。从那一年开始，四川的省级考试就开始由朝廷派官员来主持了。

一开始，省级考试第一名待遇特别好，比殿试第三名还好，直接给进士及第。后来，因为何耕在对策考试中得罪了秦桧，所以就改了规矩，四川省级考试第一名也直接给进士出身的称号。从那以后，四川考生就都去参加朝廷的考试了。 但是，如果皇上对策问不满意，那省级考试第一名的待遇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第二名和第三名就都算作第一甲，九名以上的就都算作第二甲。那一年，皇上还下令说：“四川等地的进士，路途遥远，赶不回来参加乡试的，可以在运司那边再考一次，然后再另外进行考核，最后再决定录取名额。”

话说公元1078年，礼部侍郎金安节站出来说了：“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考试的经义和诗赋，一会儿重视一会儿不重视，变来变去的，根本没个章法。最近几次考试，那些专攻经义的人，写诗赋就做得不好，而那些专攻诗赋的人，又理解不了经义的深奥含义，都没法做到全面发展。更糟糕的是，考试科目都放在一起考，考题又太少，根本无法全面考察考生的才华和见识。结果那些死读书，只背诵注释的人反而容易考得好，而真正有学问的老前辈却常常落选。所以，我建议恢复科举考试的经义和诗赋两科，并且永久实行下去。”皇上听了他的建议，就同意了。这下子，考生们总算有了明确的目标，可以专心学习自己擅长的科目了。

后来，有人又提了个建议，说既然分成了两科，录取名额还没确定呢，应该按照国子监和各州的录取名额，按三比一的比例，经义科录取两个，诗赋科录取一个。省试的话，就根据历次省试的录取人数来确定名额再进行分配。皇上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最后也没实行。

到了孝宗皇帝当政初期，皇上命令在行都考试的四川和广南的考生，可以参加两浙转运司的考试。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考试第一名被授予承事郎、签书诸州节度判官的官职；第二、三名是文林郎、两使职官；第四、五名是从事郎、初等职官；第六名到第四甲的考生都授予迪功郎、诸州司户簿尉的官职；第五甲的考生则留待选用。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皇上又下令，四川特奏名考试中，第一名赐予同学究出身，第二名到最后一名的考生，分别授予将仕郎、下州文学、诸州助教等官职。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殿试开始实行恩科考试，第一名授予宣义郎，第二名与第一名享受同样的待遇，第三名授予承事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并文林郎，第二甲赐进士及第并从事郎，第三、第四甲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特奏名考试中，第一名赐进士出身，第二、三名赐同进士出身。

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朝廷改革了考试的推荐制度，规定文武官员推荐亲属参加考试的，除了亲生子女外，一律取消；在职官员参加考试的，除了监察御史以上级别的官员外，其余都不允许推荐。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朝廷又规定，各地的考试主考官必须隔一个郡县来选派，后来又规定必须经过三个郡县的审核才能正式上任，就是为了防止徇私舞弊。

皇上想让文人能骑马射箭，武将能读书写字，就下令讨论殿试的方法。淳熙二年，殿试结束后两天，皇上在御殿上，召集文官詹骙以下一百三十九人进行射箭考试。第二天，他又召集文科第五甲和特奏名的一百五十二人进行射箭考试。当天，进士们穿着朝服拿着笏板进殿行礼，然后换上戎装，每人发六支箭，弓箭不限，射箭的人个个精神抖擞，使出浑身解数，很多人都射中了靶子。皇上非常高兴。

一共射三箭，三箭都射中靶心为上等，第一名直接升一级，授予通判的官职，其余的依次升一级；射中两箭为中等，减免两年考核期；射中一箭或者一箭射中靶垛为下等，一任官职不再按顺序提升；前四甲全部射中靶心的，可以根据圣旨另行安排；第五甲射箭达到上等标准的，就记入黄甲（优等），其余的只升名次。特奏名五等的人，射箭合格的再根据文学水平评定，没射中的也赏赐绸缎。

四年后，皇上下令取消同文馆的考试。又下令省试的考官，同姓、异姓的亲戚朋友，都要像考场内官避亲一样，送到别院去。五年后，把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的正奏名，按照特奏名五路的惯例，额外提升一级。六年后，皇上诏令特奏名的人，以后取三名升一级，放在第四等以前，其余的都并入第五等，那些最后一名靠纳贡钱财升官的人，只允许升一次，藩镇和五路以前升过级的，现在只升名次。后来又允许纳贡钱财升官三次，就成了制度。

话说十一年的时候，参加进士考试廷试，是不允许点灯的，最后一个交卷的直接就给淘汰了。以前啊，廷试到晚上是可以给蜡烛的，但是殿试的考场又深又暗，太阳都偏西了，蜡烛才拿出来。要是给了蜡烛，正榜第一名的就降到一甲最后一名；第五甲的，就排到本甲的最后一名；要是特奏名（就是皇帝钦点的）的，就降一级，第五等的，就只能当个摄助教（相当于实习老师）。在省考、国子监考试，还有两浙转运司的考试，都是禁止点灯的，其他地方的考试，一般都是到天亮才收卷。

十月的时候，太常博士倪思言提了个建议，他说：“现在的举人们太轻视史学了，现在那些写史的人，就只喜欢写汉朝和唐朝统一大业的事，对三国、六朝、五代这些时期，就觉得不是盛世，都不好意思提。但是，这些朝代的得失成败，军事上的成功与失败，战略策略的优劣，以及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办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对国家很有帮助啊！所以请教春官（主管考试的官员）：以后出考题的时候，要多从各种史书里出题，不要有什么忌讳；考试的时候，也要重视策论，不能只看第一场考试就决定取舍。”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十四年的时候，殿试正榜第一名是王容。当时皇帝自己选拔人才，并不完全听从考试部门的意见。王容本来考的是第三名，但是皇帝觉得他好，直接把他提拔到第一名了。翰林学士洪迈就说了：“《贡举令》规定，赋的字数是三百六十个字，论的字数是五百个字。现在经义、论、策加起来，字数竟然能到三千字，赋一篇都快到六百字了！时间这么紧，大家都想着多写，写得又长又臭，怎么可能写得好？应该让大家按照规定的字数来写，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朱熹老师曾经想改革考试制度，把学习内容按经、子、史、时务分成不同的年份学习。他在自己的私人意见里写道：“古代大学的教育，是以格物致知为首要目标，考核标准是九年后能融会贯通，知识牢固，不会忘记。现在，《乐经》丢了，《礼经》残缺不全，戴圣的《礼记》也不是正统的，还废除了一部分。经学的教育已经不完整了，而且学习经学的人，都只挑简单的学，难的就不学，只学皮毛，不求甚解。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源于圣人，史书记载了古今兴亡治乱的各种变化，这些都很重要，不能丢。但是学生怎么可能一下子都学完呢？如果把应该读的书按年份分配，让学生用三年时间掌握其中三四成。比如《易经》、《诗经》、《尚书》为一科，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和戴圣的《礼记》为一科，卯年考试；《春秋》和《三传》为一科，酉年考试。每科考两道题，所有经学考试都加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各一道题。诸子百家分成四科，按年份考试。史书方面，《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一科；《三国志》、《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方面，律历、地理为一科，考试方法和经、子一样，每科考两道题。还要让学习经学的人坚持自己的学习方法，答题的人必须通晓经文，列举各种说法，然后给出自己的见解。考官出题必须符合原文，这样一来，学生都能通晓经史，并且能把所学用于实际。” 虽然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但是天下人都传诵他的想法。

光宗皇帝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春试时间太早，天气还很冷，就推迟到二月初一。然后决定殿试在四月上旬举行。绍熙元年，继续进行射箭考试，不合格的取消奖赏布匹。旧的官员和避亲的举人一起考试。三年后，才开始分考场考试，杜绝假冒考试的情况，四川各地都这么做了。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那家伙，又学秦桧那一套，说理学是假的，那些朝臣也跟着起哄，上奏章批判理学。刘德秀当时在省试考场，就建议把理学家的语录都给毁了。后来，主管考试的吏部尚书叶翥也上奏说：“现在的读书人，都迷信那些伪造的理学语录，还有《中庸》、《大学》这些书，他们歪曲解释书里的意思。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这些书现在读书人都争相传抄，考试就照着这些书写，根本不求甚解。所以，我建议太学和各州县的学校，每个月考试，把前三名的考卷都送到御史台去审查，太学每月审查一次，各路州县每季度审查一次。要是发现有人还死抱着那些旧的理学不放，就追究学校老师和主管教育官员的责任。” 从那以后，跟理学沾边的，考试基本都落选了。

四年后，因为考试都用那些套话、死模板，父子兄弟互相抄袭，导致天下读书人都不好好学习了。皇上就下令，六经考试出题，要从原文里挑出两段意思相近的，合在一起出一道题，这样就堵住了那些读书人抄书本、作假弊的歪门邪道。

到了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给主考官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压低词赋的分数太厉害了，分数压低不说，还故意把这些文章排在后面；第二，用《春秋》经义作答的太多了，很多考试都把这种答案排在前面；第三，国史、实录这些书不让老百姓私藏，只有那些高官子弟，才能偷偷看他们父母官的藏书，然后偷偷抄写。而主考官们却拿着这些书里的内容出考题，寒门子弟根本没机会看到这些书，自然也就答不上来。皇上就下令，以后考试，诗赋写得好就排前面，《春秋》经义答得特别好的才给高分，其他的就综合考虑。考策论的题目，一定要问得明白清楚。四年后，又下令规定：以后参加漕试的人，不管是不是符合考试规格，都要分考场，出不同的题目，这成了永久的规定。

开禧元年，皇上又下令：“礼部考试，三场考试都考得好的是最高等级，两场考得好的是中等，一场考得好的是较低等级，三场都考得不好的就是最低等级。不要因为一两个字就决定考生的命运。考卷排好顺序后，由主考官审核高下，这套考试方法就一直用下去吧。” 两年后，因为举人考试作弊现象太多，皇上就下令，各地的漕司、州府、军监，凡是推荐举人的，都要把合格考生的试卷和名字都报到礼部。等省试考完后，再把这些考卷送到御史台，让御史台和礼部官员一起核对字迹，还要让宫里的内侍一起监督，要是廷试的字迹跟省试的不一样，就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以前有个规矩，秋季的贡举考试和春季的乡试，都另设考场，给那些要避亲的举人准备的。 要是跟考官是直系亲属（从儿子到孙子辈）或者大功以上的亲家，都要提前报备。不过，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考中的叫天子门生，就算你爹妈是考官，也不用避讳。

嘉定元年，因为有大臣提议，朝廷下令，如果朝中官员的亲属参加廷试，就不用去当考官了。到了嘉定十二年，又规定国子监考试，禁止考生假冒宗族关系或者故意迁就服侍关系来避亲，违反规定的一定要处罚。

嘉定十五年，有个叫何淡言的秘书郎说：“现在主考官出题，硬生生把句子拆开，只看断章取义的部分，完全不顾文章的中心思想，把经文都弄得支离破碎。希望朝廷能改变这个坏习惯，让考生考注疏，辨别异同，明白文章的纲领，掌握文章的要点。”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南宋理宗时期，官场越来越腐败。那些当官的出题马虎敷衍，要不就是带着偏见瞎说，彼此说法不一，互相矛盾；要不就是考试内容和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搞得考生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被淘汰了。录取的那些人本来就不怎么样，几年后又让他们当主考官，是非对错就更加颠倒了，当时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缪种流传”。 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只要会走关系，都能考中。当时举子考试的弊端主要有五种：一是考试作弊，二是换考卷，三是改名字，四是考卷带出考场，五是考卷被涂改或损坏。

到了宝庆二年，左谏议大夫朱端上奏了一份关于整顿考试风气的奏章。他说：“考场大门和中门的官吏，是整个考场最关键的人，一定要选派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来担任。考试当天，绝对不允许任何传递物品的行为。只要门禁严格了，那些作弊行为自然就会减少。考生晚上交卷，容易丢失，应该让封卷的官员亲自封好考卷，考生自己写好考号，投入卷箱。等所有考生都离开考场后，再打开卷箱，分类整理，然后送去誊录。第二天，把考场上的考生名单和人数报给御史台核对。考号的编排方法，第一位字可以相同，后两位字必须不同，以防止弄错。誊录人员要选择字迹工整的人来担任，不允许冒名顶替，要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报考场核实。对于那些考试作弊的人，要由临安府严厉查办。对于那些考官徇私舞弊的，允许台谏官员举报，依法严惩。另外，还要拨款奖励那些举报作弊、夹带、传递试题、冒名顶替的人。”皇上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下令要认真挑选考官，不要再沿用旧的办法。

以前，每逢皇帝即位或举行大规模考试的年份，二月一日会下诏允许考生赴考，然后礼部会把这个消息通知到全国各地。到了现在，因为四川的考场改在二月二十一日开考，跟下诏的日子太接近了，所以就把下诏的日子改到了正月十五日。

绍定元年，有人举报考场作弊，好多考生的文章都一模一样，甚至连一个字都不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考官收了贿赂，要么偷偷给考生答案，要么直接把整篇文章都给考生，然后考生们互相抄袭；二是那些老学究靠卖文章为生，一个人抄十个人，十个人抄一百个人，考官根本没时间仔细检查。所以朝廷就下令礼部加强管理，提前三天公布考试题目，让考官们一起聚在一起核对考卷，只要发现雷同，就取消考试资格。如果还是有人作弊被发现，考官和监考官都要一起受罚。以前，省试的时候，朝廷会派一位主考官，两位副主考官，其中一位是台谏官（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门官员）；还有好几个参详官，其中一位是监察御史。这样安排是为了监督考官，防止作弊。但是韩侂胄当权后，为了控制士人，又另外加派了一位副主考官，也是谏官，专门负责考试，不参与阅卷，参详官里也不再安排监察御史了。这样一来，考场纪律就非常严格，气氛也十分紧张。

嘉泰年间，又改名叫监考，但是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就制定了详细的考试流程和时间限制。到了现在，朝廷恢复了以前的制度，三位主考官中有一位是台谏官，十位参详官中有一位是御史，并且再次告诫考官要认真阅卷，如果时间不够用，可以延长考试时间。

第二年，大臣们又反映考官的问题：考试的题目不明确，导致考生们纷纷上书请求解释；经义考试没有分房间进行，导致很多考生的答案违背了经书的原意。于是朝廷就下令，考官必须明确说明词赋题目的意思，并且要分房间进行经义考试。以前廷试的时候，四川的考生总是到得最晚，每次都要延后考试时间。有人说：“四川考生爱钱，很多都用商船运送货物，所以耽误了时间。”从那以后，朝廷就规定四月上旬进行廷试，不再延后了。

第三年，大臣们又建议说：“学校和考场都应该禁止那些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文章，还有《春秋经》那种跨年牵强附会的解释。考生的文章，应该以古代注释和前代儒者的解释为准，那些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的文章应该取消考试资格。”

四年过去了，很多官员都在说科举考试的弊端很大，纷纷请求皇帝下令严厉约束漕运官员，认真挑选考官。如果某个地方经学很发达，那就多选些精通经学的考官；如果某个地方擅长赋诗，那就多选些擅长赋诗的考官。主考官一定要既懂经学又会写赋，才能胜任工作。如果监考官或副手不称职，就必须另选合适的人。还要让有关部门适当延长开封卷子的时间，这样才能仔细审查考卷，避免错过真正有才华的人。于是皇帝下令，让国子监和各郡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如有违反，就弹劾处罚。

一开始，四川的考试虽然归属制司管理，但监考官和考官一共十个人，只有大院和别院的监考官、主考官各一人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其余的都由制司挑选委派。安丙任职期间，除了朝廷任命的四个人之外，其余的都是临时从成都府尹那里找的。从这一年开始，恢复了以前朝廷直接任命四人的做法，其余的再由制司分派选拔。

那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考卷堆积如山，像座大山一样。有关部门根本看不完，时间又紧迫，取舍之间难免会有遗漏或错误。因为考生是用真名报考的，有些人却用假名或别字，一个人甚至交了好几份考卷。考试又不禁止带书，还允许点蜡烛，福建、浙江等地还隔几天就考试，中间有一天休息时间，甚至第二天中午才交卷。这样一来，经义可以写两三篇，诗赋可以写五六篇。考中的举人的文章质量不高，考官们也累得够呛，疲于应付。很多中选的举人，是靠兄弟代考，或者转卖给同族，各种欺诈手段层出不穷，真假难辨。于是皇帝下令，各郡要加强防范，在考生交卷的时候，要让乡邻核实身份，严惩弄虚作假和包庇纵容的行为，科举考试的弊端才稍微减少了一些。

话说朝廷官员把考场和避亲举人（就是那些怕跟考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锁在一个地方考试，这规矩是从绍熙年间分场考试开始的，穷苦读书人对此很害怕。因为避亲考试的录取比例是七选一，名额太少，大家都觉得很憋屈；而那些被朝廷派去当大院考官的官员，也担心会遇到自己的亲戚，所以都不愿意去当这个差事。

想想看，那些寒门子弟，千百个人里才能选出一个参加秋试，他们要从几千里外赶来省城考试，路上辛苦不说，到了省城，考官还要避亲。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考生为了避免被认出亲戚而隐姓埋名，也有一些人因为焦虑、沮丧、旅途奔波而狼狈不堪地住在旅馆里，考生和考官互相抱怨，彼此像仇人一样。

后来有人提议说：“除了在大院收试之外，可以让那些参加漕举考试和等待补录国子监的学生，跟避亲的考生一起在别的考场考试，这样加起来也有好几百人了。人数多了，录取名额自然就宽裕了，寒门子弟就不会怨恨自己的亲戚了，朝廷官员也不用害怕被派去当考官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后来因为各地转运司用文书考试，出现了很多弄虚作假的情况，所以这个办法又取消了。

其实啊，对于那些有亲戚关系的考生，每百个人最终只录取一个人，对那些录取名额少的州县，就根据情况增加名额，这样大家都能安心在家乡考试，也不用再互相欺骗竞争了。所以临安、绍兴、温州、台州、福州、婺州、庆元府、处州、池州、袁州、潮州、兴化府以及四川各州府，一共增加了170个录取名额。没过多久，朝廷又下令，只允许那些符合条件的亲戚子孙和门客参加考试，并且要由朝廷任命的两名官员担保，和那些有官场关系的人分开考试，五十个人录取一个人。那些符合条件的亲戚子孙，如果人数不到五十个人，也录取一个人。凡是弄虚作假的，都要连同担保官员一起治罪。

最初，唐州和邓州曾经被金国占领，金国灭亡后，这两个州又收复了，朝廷下令这两个州的考生仍然在襄阳参加考试，只是改了个名字叫“考校”，目的是为了优待新归附的士子。以前，光州的录取名额是七个，渡江之后，光州成了边远地区，考生很少，所以就允许他们去邻州考试。淳熙年间，光州自己设立了考场，录取名额暂定为三个。到这时，已经过去了五六十年的时间，考生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所以朝廷下令恢复原来的录取名额，也就是七个。

1126年，科举考试的资格审查已经取消了，录取名额也增加了。朝廷下令让各州县加强防卫，每人只提交一份考卷。贡院也增加了考官。当时有人说：那些官员的门客、家眷、子孙，五十个人里才能取一个；临安府学三年来参加考试的人，七十个人里才能取一个；而且还规定了不同的考场，分别考试不同的科目，这太麻烦了！而且大部分考生除了学习赋诗和《诗经》外，很少学习其他经书，这使得录取变得很困难。所以，朝廷决定把考试科目合并，统一考试，录取比例改为六十取一；京学的在职学生224名，另行考试，不限科目，录取一名。

御史中丞李鸣复等人上书建议说：“御史台的官员担任主考官和副考官，既然他们负责考试，却不能有效地阻止作弊行为，所以请求恢复以前由御史台官员监考的制度。现在对考生携带作弊工具的禁令执行不严，形同虚设，请求悬赏鼓励举报，并挑选精明强干的巡按御史和八厢兵丁，加强巡逻，如有违反，就处罚相关官员。考试不认真，很多时候是因为点检官（负责收卷的官员）没有及时送交考卷，或者因为开考时间紧迫，考卷大量涌来，主考官来不及仔细批阅，导致人才被遗漏，所以请求在考场每个房间都安排专人监督，点检官要登记每天送交的考卷数量，逐日核对。考卷格式不要随意更改，要保持简单方便，点检官、副主考官的职责不要合并，请求恢复以前的制度，三场考试的考卷分别交给三个点检官、三个副主考官和三个主考官，这样才能仔细审核。考官互相考核经书和赋诗，未必都精通，所以请求事先确定考卷的数量，经书和赋诗各多少，就安排相应的考官，避免出现偏向。” 朝廷采纳了这些建议。

1227年，朝廷下令取消各种各样的考试资格审查。凡是郎官以上级别官员的幕僚、地方官的幕僚，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还有那些不方便回老家参加考试的游士，都可以到转运司统一考试。大家凭居住地的县衙开的证明，直接去转运司交卷子，跟乡试的流程一样。报名表上写清楚自己的籍贯，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都统一叫做“寓试”，考试名额定为四十人。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五十人，那就临时向皇帝请示增加名额。 朝廷还取消了各路转运司和州府自己招收的国子监待补生，从第二年开始，这些人都可以到国子监参加统一考试。

因为考生实在太多了，朝廷就在礼部和临安转运司的考场之外，分别在绍兴和安吉设立了两个考场。朝廷会派官员提前赶到那里，统一时间开始考试，把各个路（地区）的考生分开考试。那些在京城考试的，不许点灯熬夜。这一年，朝廷丢掉了京西好几个州县，很多考生都搬到江陵和鄂州去了，所以朝廷就在江陵另外设立了一个贡院，专门给德安府、荆门军、归州、峡州、随州、郢州、均州、房州这京西七郡的考生考试，另外派官员统一考试，用这十二个郡的录取名额一起录取，算是给这些考生一些优待。

考试结束了，又有人想方设法地去国子监考试。那些官员为了自家孩子的利益，就偷偷地把他们塞到其他地方的考生名单里，利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互相拉拢，甚至明目张胆地收钱卖名额。

上面就下令通知所有官员和杂务部门：如果已经按照朝廷的规定审核通过，盖章签字，批文下发到国子监进行考试，那么就通知考生本人去国子监参加考试。一个姓氏的人组成一个担保小组，每个小组最多十个人，要明确规定处罚，官员要签字担保，互相监督担保，每个小组都要发放告示，才能允许提交试卷。伪造报名文书的官员要降职免职，或者一时疏忽看错，把人弄错地方的，可以自己主动承认错误，悔过一次。伪造报名文书被录取的人，必须在限期一个月内由担保官员或举人自首，举人被取消资格，担保官员免罪；超过期限还不自首的，就按照之前的规定处罚。

各种考试试卷，作弊的手段五花八门。因此，命令从两浙转运司和临安府挑选三十个办事员和胥吏，派一名到上级部门去，十名专门负责诗赋的试卷，其余的负责其他经书的试卷。每个人都负责自己管辖的试卷编号，在考试当晚，分别查找试卷，登记封存，不许弄混；另外再派一名官员把试卷编号登记在册，交给誊录人员抄写。这些簿册、名册和封存的试卷，都由专门的官员保管，不经过其他官员的手，也不允许抄写人员干预，以此来杜绝弊端。

两年后，我参加省试没考上，就跟那些去游学的读书人一样，跑到临安府去领个证明，然后去两浙转运司参加考试，希望能补录成太学生。 那些当官的就开始讨论了，说：“现在国子监的推荐制度太乱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太多了！有些当官的，硬把远亲说成近亲；有些互相勾结，互相推荐；有些是被权势逼迫、人情所困，不得不滥竽充数；有些觉得自己孩子没本事，就推荐同姓的优秀人才，好让自己沾光；还有些自己没啥真才实学，就钻研考试规则，想方设法弄个推荐名额，再转卖给同姓的人赚钱。以后啊，推荐的人必须由他们的主管官员出具证明，还要先得到主管官员的许可，并且还要设立奖励制度，鼓励大家举报。如果有人冒名顶替，就处罚推荐的官员，降级；被推荐的人，取消考试资格；担保的官员也要一起受罚。专门让御史台负责查处，由中书省负责调查核实。”

关于那些世家大族子弟和门客参加的漕试，他们以前是六十个人取一个，虽然比其他地方宽松，但名额不定，大家心里没底，参加考试的人就少了。所以建议应该增加名额，让更多的人参加考试，然后从中选拔优秀的人才。 于是，就按照以前的规矩，允许大家参加考试，定额四十名，还是和以前一样，作为待补太学生；但是那些世家大族子弟、门客以及附带参加考试的，全部取消了。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大臣们建议说：“自从恢复了各路漕试，全国的国子监考试和科举考试，免试举人加起来，人数不下千人。应该恢复漕试和胄试的避亲制度，让这些考生到别院考试，这样既能避免大院考试卷子太多，也能解决小院考试名额太少的问题。”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淮南地区各州郡年年有战乱，考生们无法按时参加乡试，而且漕司派出的考试官，路途也很难到达。

三年后（公元1243年），朝廷下令：淮东州郡的考生到镇江府参加秋季考试，淮西州郡的考生到建康府考试，蕲州、黄州、光州和安庆府的考生到江州考试。这三个考场每个都增加了两个考试官，其他的考试科目和录取名额，都按照各州原来的标准执行。这一年，两浙转运司的考试，最终参加考试的人数达到了五千人，朝廷特地增加了两个录取名额。虽然之后即使考试人数很多，也大多不再增加名额，但如果人数没有达到五千人，就还是按照原来的名额录取。至于别院考试，大部分考生和考试官之间确实存在亲戚关系或嫌隙。绍定年间，因为漕试和胄试没有亲戚关系可以避嫌的考生，也允许他们参加考试，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大臣徇私枉法，照顾那些有权势的子弟。端平年间，考试又恢复到大院进行，这方便了寒门学子。到了淳祐元年，又再次恢复到别院考试，这导致那些本不需要避嫌的人也被迫去别院考试，天下士子无缘无故被分成两部分考试，这完全违背了设立别院考试的初衷。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按照端平年间的做法，把考试又恢复到大院了。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大臣们又上奏说：“有些考生伪造文书冒名顶替参加考试，有的父亲或兄长去世了，就偷用他们的名字参加考试；有的同族人去世了，就冒用他们的名额参加考试。”于是朝廷下令，考生必须由本籍保人出具证明，详细登记姓名，先报礼部备案，各州张贴公布，如有违反者，允许举报抓捕，按照买卖功名罪论处。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广南西路奏报说：“我们管辖的二十五个郡，在春官（礼部）选拔的考生很少，这是因为当地人比较质朴，无法与中原地区的考生竞争，请求参照两淮和荆襄地区，另行考试。”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从那时起，广南路就分成了东西两路。

宝祐二年，监察御史陈大方提议说：现在读书人的风气越来越差，科举考试中有很多弊端。我建议对参加初试的考生，由主管部门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就像官府印发的文书一样，上面写明考试年份、考生的姓名、籍贯和保荐官员的姓名。考生拿着这张通行证去礼部，礼部再在上面批注赴省考试的年份，由长官和次官共同签署。参加会试的考生也一样。如果将来有人免试，到殿试时也同样要办理这个手续。没有通行证就不允许参加考试。考生考中后上任那天，要到吏部交回通行证，换取印发的文书。那些免试的人，也要按照这个办法，从他们原本应该参加考试的地方领取通行证。如果在省试或殿试中被选中，就把他们的通行证送到御史台审查，作为记录和核实信息的依据。考生有了这张通行证，可以作为凭证；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通行证进行核查。以前那些冒名顶替的人，自然就不会再敢冒充了。 从第二年开始，这个办法就正式实施了。

乡试、会试、殿试都有复试，但人才选拔仍然不够严格，有些滥竽充数的人混进了贡士名单，一些冒名顶替的人混进了考场，他们也躲不过本地的官吏。于是朝廷下令，今后本州要认真审查，必须追究同举人的连带责任；监学的考官也要追究主考官的责任，并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罪责，才能放行。中书省复试时，凡是涉及到再次推荐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犯了其他罪名，都要先向各地的漕运部门报告，每逢朝廷选拔人才，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复试的考题，要由宰相决定，不允许都察院干预，并且每天轮换一位台谏官员在考场外面监考。

四年后，朝廷下令，所有在朝为官的人，除了宰相、侍从、台谏官员以外，从卿监、郎官到最低级的厘务官，都要上交自己祖上三代的家谱三份，并写明自己的罪状，交给尚书省、御史台和礼部，各部门都要建立档案，保存这些资料。以后他们的子孙如果考中、参加考试、入学或被任命为官，都要上报这些资料。以后从外地调到京城任职的官员，也要在到职后，按照上述方法上交家谱和资料。每逢武举考试，要根据朝廷规定的名额，在内阁的名单中挑选合格的考生参加考试，以杜绝武举考试中冒名顶替的弊端。

1267年，也就是景定二年，朝廷规定考试的报考资格：宰相和他们的亲属，如果服丧期满，可以额外增加40个人参加考试；侍从、谏官、给事中、舍人，小功以上的亲属可以额外增加27人；卿监、郎官、秘书省官员、四总领，小功以上的亲属可以额外增加20人；寺监丞簿、学官、二令，大功以上的亲属可以额外增加15人；六院、四辖、省部门、史馆校勘、检阅，大功以上的亲属可以额外增加10人；临安府通判，大功以上的亲属可以额外增加8人；其他应该报考的子孙，仍然按照以前的规定执行。

度宗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发现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很多都是因为州郡考场连续通宵点灯，甚至到第二天辰时巳时（早上7点到9点）还没结束考试。这种隔天考试的制度，本意是照顾那些文采欠佳的人，结果却反而害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考生。所以，朝廷决定恢复旧制，考试改为连续三天。当时各州郡因为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而录取名额却很少，从咸淳九年开始，就根据考生人数来决定录取比例，每200个人录取一个。由于考生人数众多，又增加了两个参详官和六个点检试卷的官员。 此外，因为大臣们反映科场作弊问题严重，所以让大院和别院的参详官、点检试卷官一起检查雷同卷子，监考官也专门负责查处雷同试卷，不再参与其他考卷的评阅。最终，朝廷取消了帘外检查雷同卷子的官员，国子监的雷同卷子检查官也一并取消了。

首先，以前乡试和贡试都没有复试这一环节。后来有人说乡试和贡试滥竽充数的情况太严重了，问题主要出在乡试和贡试上，于是就命令漕运官员和地方长官在乡试和贡试放榜之前，指派一些做过县尉、主簿或者幕僚的人专门负责复试。复试一天，出题考试，考得好的人就多给几天时间答卷。只要文章写得通顺，道理讲得清楚，一看就不是代笔的，就能通过；要是水平不行，就直接淘汰。如果后来省试也通不过，就要追究当初负责复试的漕运官员、地方长官和考官的责任。十年后，省试的时候，命令大院、别院的监考官在考生座位还没安排好之前，亲自监督安排座位，严禁书店伙计等人员进入考场，不许纵容考生离开座位，跑到走廊上互相传递答案。

成都那时候已经归顺朝廷了，殿试原本计划在五月初五举行，但是四川来的考生太少了，就推迟到五月底。又因为复试后上报到吏部的人数还很少，又推迟到六月初七。有大臣因为天气太热而请求推迟，皇上就下令在立秋后择日举行。结果七月初八，度宗皇帝驾崩了，殿试最终没有举行。新皇帝即位后，命令礼部讨论此事，翻阅以前的典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先例，既不能说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也不能不参加廷试，所以就仿照召试馆职人员的办法来进行殿试。

新科进士以前有个聚会的传统，渡江后，礼部在贡院设立了聚会场所，皇上特地下令发放伙食费，唱名后的第三天大家就去参加。前三名可以自己选择同榜进士中比较优秀的人，分派不同的职务。朝见皇帝谢恩后，要拜谢黄甲（状元），仪式是在堂上铺设坐垫，状元和榜眼、探花相对而坐，都要行两次跪拜礼。拜谢完毕后，从榜上选出一位年纪最大的进士，状元要向他行礼；再选一位年纪最小的进士，让他向状元行礼。这样做是为了重视长幼有序，体现尊老爱幼的美德。

考试科目不固定，就是为了网罗天下有才能的人才，皇帝总是亲自主持考试。但是宋朝选拔人才，大多通过进士考试，而通过这个非常科考试应诏的人很少。只有召试馆职和后来的博学宏词科，才能选拔到正直敢言、有文采的官员。这些人有的来自山野，有的来自朝廷，有的来自州县，很多都得到了重用。太祖皇帝最初设立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这三科，不限制之前的官职，不管是身穿黄袍的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应诏参加考试，考试内容是写三千字的对策，文章内容和道理都优秀才能被选中。

乾德初年，因为很多州县都没有人应诏，皇帝担心有关部门举荐人才的办法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下诏允许士子们直接到皇宫自荐。四年后，有关部门只举荐了一个“直言极谏”的人，一个“堪为师法”的人，皇帝召见陶谷等人进行策论考试，皇帝亲自在殿上监考，还给他们准备了文房四宝和座位，坐在殿的西边。结果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文章内容空泛，答非所问，皇帝就赐给他们酒席款待一番，然后打发他们走了。

开宝八年，皇帝下令各州考察老百姓中孝顺父母、勤劳耕作、有特殊才能或特殊行为、或者有文武才能的人，年龄在二十到五十岁之间，可以委以重任的，都要把他们的情况送到朝廷。如果真的没有人，也要如实上报。九年后，各州举荐了七百四十个孝顺父母、勤劳耕作或有才能的人，皇帝下令翰林学士李昉等人到礼部考试他们的才能，结果一个合格的都没有。而濮州却推荐了三百七十个孝悌的人，皇帝很惊讶这么多人，就召集他们到讲武殿考试，结果这些人都不符合诏令的要求。他们虽然自己说平时都练习过武艺，但是再次进行骑射考试时，都纷纷落马摔倒，乱了次序。皇帝就假装说：“这些人适合去当兵。”这些人就都哭喊着请求免除，最后都被打发走了。皇帝还下令弹劾有关部门滥竽充数的罪过。

公元997年，皇帝下令让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在朝廷、地方官府和民间，各推荐一位贤良方正的人才。但是，那些正在担任转运使和在馆阁工作的，不能被推荐。那一年，考试的秘书丞查道等人，都只考到了第四等。到了公元1005年，又增加了几个考试科目，分别是：精通经史典籍并能教化百姓、才识兼备并能实际应用、武艺高强能保卫边疆、精通军事战略能运筹决胜、军事谋略远大能胜任边疆重任等等。皇帝下令让中书省和门下省考察这些人的才能，把名单报上来，然后皇帝亲自考试。从那以后，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但考到中高等的人却越来越少。

自太宗皇帝以来，凡是皇帝特旨召见考试的人，都在中书省学士舍人院考试，或者派专门的官员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诗、赋、论、颂、策、制诰，有的考三篇，有的考一篇，考中了就授予馆职。景德年间以后，只有被任命为知制诰的人，才需要考制诰，一共三道，每道一百五十字。在皇帝去泰山封禅和祭祀汾阴的时候，很多人通过献文参加考试而得到官职，这算是皇帝的特殊恩典吧。当时有人说：“汉朝选拔贤良方正的人，大多是因为发生战争或灾荒，所以要调查了解政治上的缺失。现在国家太平盛世，皇帝还去泰山封禅，哪里有什么政治上的缺失呢？为什么要搞这个考试呢？”于是，这个考试就取消了，吏部只保留了宏词、拔萃、平判等科，沿用以前的制度。

仁宗皇帝即位初期，下诏说：“我开辟了多条道路来广泛选拔天下人才，但是这个考试制度却很久没有设立了，是不是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因此被遗漏了呢？那就重新设立这个考试吧！”于是，又增加了考试科目，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一共六个科目，用来考察朝廷和地方推荐的人以及主动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又设立了书判拔萃科，用来考察那些已经入选的人。还设立了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用来考察那些民间被推荐的人。考试的流程是：先把考卷上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审核后，再到秘阁考试，考中了，才能由皇帝亲自面试。

公元1066年，皇帝下令让宰相们推荐五位馆职官员。之前，英宗皇帝问中书省的官员说：“今年水灾这么严重，有人说这是因为朝廷不能提拔贤才造成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欧阳修回答说：“这几年提拔人才的路子太窄了，以前进入翰林院有三条路，现在堵上了两条。第一条是通过进士考试高中的；第二条是大官推荐；第三条是根据工作表现直接任命。以前，进士考试前五名都能参加馆职考试，第一名考中的人，十年内就能当上宰相，现在第一名得干两年才能参加考试，第二名以后的根本就没机会了，这条路就堵死了。以前，大臣推荐的人可以直接参加考试，现在只登记在册，等有空缺了才考试，这条路也堵死了。现在只有根据工作表现直接任命这一条路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年纪大、劳累生病的人。这就是我说的提拔人才的路子太窄了。”皇帝听了欧阳修的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才下令让宰相们推荐人才。

韩琦、曾公亮、赵概他们推荐了蔡延庆等二十个人，都让皇帝召见考试。宰相们觉得人太多了，觉得麻烦。皇帝说：“既然把推荐的权力交给你们了，只要是贤才，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先召见蔡延庆他们十个人考试，剩下的以后再说。”后来神宗皇帝认为进士考试的策论和制科考试差不多，就下令取消了进士考试。翰林院的考试也取消了诗赋的考核，改成策论考试。

公元1087年，也就是宋哲宗元祐二年，朝廷进行科举考试。考试流程是这样的：在正式考试的前一年，举荐官员要先把他们推荐的五十篇策论上交朝廷；到了第二年，考生再进行六篇论点的考试，还有一道皇帝亲自出的策问。其他的考试流程，比如召试、授官、以及恩赏，都和以前差不多。

这时，右正言刘安世站出来提意见了，他说：“咱们祖宗对馆职的官员，那可是相当重视的！他们把馆职看作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地方，用来磨炼他们的品德操守，让他们广泛阅读古今书籍，增长见识，还会给他们多发点俸禄，而且不用他们去处理政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德行和才能，最终造就出名臣良相。可是最近几年，馆职的选拔越来越随便了，有的因为关系户，有的因为军功，有的因为善于敛财，有的因为权贵推荐，根本不经过考试就得到了馆职。这样一来，走后门的人多了，恐怕违背了祖宗的本意啊！我希望陛下能下令，让执政大臣仔细考察候选人的学识和品德，确认他们确实值得培养，再进行考试，没经过考试就别随便任命他们，这样才能让馆职的名声更重，真正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重用。”

三年后，朝廷终于发布诏令：“大臣推荐的馆职人选，要按照以前的规矩，进行考试和任命。但是，朝廷直接任命的，不在此限。”刘安世又上奏说：“祖宗时代，进入馆职的，很少有不经过考试的。只有那些德行和才能特别突出，政绩非常显著，或者多次担任使节，或者治理过重要的藩镇，朝廷为了表示优待，才会直接任命他们。现在您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恢复了旧制，却又说‘朝廷特除，不在此限’。这就意味着，不管人品才能高低，资历深浅，只要不是通过推荐，都可以直接任命。表面上看是改革了，但问题的根源还在。我希望效仿以前的规矩，只有那些地位和资历相当于转运使的人，才能直接任命，这样才能堵住侥幸之门，才能让馆职的选拔更加慎重。”

宋哲宗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就说：“科举考试的策论，应该谈谈当前的政事得失，进士考试的策论也可以这样。”所以他就下令取消了制科考试。

过了不久，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又上奏说：“现在进士考试只考经学，像诏书、章表、箴言、铭文、赦书、檄文、战报、训诫之类的文章，这些都是朝廷官员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而且现在这样考试也无法网罗到那些有才华的、不同寻常的人才。”

于是就改设了宏词科，每年允许进士及第的人去礼部参加考试。如果他们正在做官，就要先有人顶替他们的职位才能去考试，一般都是春闱考试的优等生（上舍生）参加，宏词科并没有独立的考场。考试内容包括章表、战报、檄文，要用骈俪文体；颂、箴铭、训诫、序记可以用古体或者骈俪文体，只有诏书和赦书不作为考试题目。考试一共两天，考四道题，虽然考试的人很多，但录取的不会超过五个人。考试成绩中等的就上报给三省复试，分成上等和中等两个等级，根据成绩给予不同的奖励；如果文章写得特别好，就会被推荐给皇帝，授予官职。

大观四年，皇帝又下诏说：“宏词科的考试规则还不完善，无法吸引有才华的人来参加考试，所以要改设词学兼茂科，每年附在贡士院考试，录取的人数不超过三人。”到了政和年间，录取人数增加到五人。这个考试取消了檄文，增加了制诰的考试，而且用历代史实来命题，考试及格就能得到馆职。宰相的亲属不能参加这个考试。

宣和年间，又取消了上舍生单独考试的制度，改成和进士一起在礼部参加考试。

绍兴元年，我刚恢复馆职参加考试。所有被召见的人都得在学士院考一门时务策，皇上亲自阅卷。不过那时候，校书郎大多不用考试，正字官考不考试则看情况。

第二年，皇上诏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沿用旧制，尚书省、中书省的谏议大夫以上官员、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所有应诏的人，都要先提交自己写的五十篇策论，两省的侍从官员会参考这些文章，把他们分成三等。等级中等及以上的人，会被召到秘阁考试，考六篇论述，考题出自《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法言》《管子》《文中子》这些书里。学士和两省官员负责考校，御史监考，考题四通以上算合格。然后又会根据考试结果分成五个等级，考入前四个等级的人，皇上会亲自面试。第三等相当于廷试第一名，第四等相当于廷试第三名，都赐予制科出身；第五等相当于廷试第四名，赐进士出身；没考上等级的，就安排做个小官，已经做官的，就升官或者提升职位。

绍兴七年，因为太阳出现异常，皇上又下令让内外侍从官员各举荐一位能直言极谏的人。那年冬天，吕祉举荐了选人胡铨，汪藻举荐了平民刘度，胡铨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而刘度最终没被召见。从那以后，虽然皇上多次下诏，却没有人回应。

孝宗乾道二年，苗昌言上奏说：“国家刚建立的时候，曾经设立三科取士，真宗皇帝增加到六科，仁宗皇帝时期还允许平民百姓应诏，因此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我建议参考之前的制度，隔年下诏，考试内容以经史为主，不用那些偏僻的注疏，恢复天圣年间的十科取士制度，拓宽推荐人才的途径，振奋那些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人才的士气。”于是皇上下令礼部召集馆职、学官们一起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注疏确实可以简化，但是科目的数量不必增加。天下有才之士，有的隐居山林，有的居住偏远，朝廷的官员不可能全都认识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沿用了国初的制度，只让监司、守臣负责推荐人才。

话说，七年前，朝廷下令用制科考试选拔官员，规定要写六篇文章才能及格，后来又增加到五篇才算合格。考试的流程，比如匿名、誊写卷子什么的，都跟以前一样。可是考官们反映说，很多考生的文章根本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只写了两篇文章。皇帝一听，就赏赐了他们一些丝绸布匹，然后把这事儿给揭过去了，所有参加考试的官员也都免除了处罚。以前考试是六道题，一道明题一道暗题。当时考官出的题太偏僻了，根本没考到应试者想表达的意思。大臣们就建议，效仿天圣年间和元祐年间的做法，第一篇考经义，然后在《九经》、《诗经》、《孟子》的注疏或者子史的正文中杂出几道题，这样才能体现出重视经学的态度。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起初，制科考试选拔人才，必须是三年一次。到了第十一年的時候，皇帝下令说：“以后凡是符合条件可以参加考试的人，主管官员要直接报上他们的名字。”

第二年春天，有个叫李巘的大臣说：“选拔贤良之士，本来是为了征求他们的真知灼见来辅助国家治理，没听说过要考他们死记硬背的注疏学问。像晁错、董仲舒那样的人才，即使注疏背得不太熟，对治国理政又有什么影响呢？”皇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又取消了考注疏的规定。

高宗皇帝设立了博学宏词科，一共要写十二篇文章，内容包括制诰、诏表、露布、檄文、箴铭、记赞、颂序，还要在里面杂出六道题，分成三场考试，每场考试都要写一篇古体文和一篇今体文。逢到科举考试那年，除了那些因为被贬官、流放、赎罪或者犯了贪污罪的人，那些公卿大臣家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考试。先要提交自己写的三篇文章，由学士院进行考核，选拔出优秀者参加考试，然后根据成绩分为三等。一等可以直接升官，选人可以改换官职，没有出身的人可以被授予进士及第，并且免除以后的考试，直接到馆里任职。二等可以少三年考核期，直接授予堂官职务，没有出身的人可以被授予进士出身；三等可以少两年考核期，没有出身的人可以被授予同进士出身，并且允许他们参加馆职的考试。南宋迁都之后，通过这个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很多都当上了宰相或者翰林学士。

嘉熙三年，朝廷里的大臣们建议说，这词科考试啊，本来就是替皇帝说话的，好久没招人了，都快荒废了。主要是因为考试太难了，所以学的人少。现在想除了原来的三年一次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外，再设立一个等级低的考试。考试只考文章辞藻，不考记忆和知识问答。考试分两场，想参加考试的人得先有官职，然后去礼部报名，提交自己的作品，就像考教官那样。每年都跟科举考试一起进行，只要合格就行，不用限制名额，考中的人就授予教授的官职。那些已经当了教官，或者在京城做官不愿意当教授的，京城官职就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新考中的人就按正常的官职晋升顺序来。以后北门、西掖、南宫这些地方的舍人，就从文章写得特别好的这些人里选拔。考试科目呢，就把“宏博”两个字去掉，就叫词学科好了。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不过到了淳祐年间，这个制度又取消了。到了景定二年，又恢复了嘉熙年间的制度。

一开始，朝廷内外很多学校的教官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后来慢慢地改成由国子监从以前考试成绩优秀的人里选拔。熙宁八年，才开始设立教授考试制度，就是由舍人院出五道大义题进行考试。元丰七年，规定各州如果没有教官，地方长官就要把那些在任官员中合适的人选推荐上去，然后由监学官员审核，合格的就可以兼任教官。元祐年间，取消了考试制度，结果推荐的人就多了起来，于是朝廷下令必须有人举荐才能上报。绍圣初年，三省制定了新的规则，考中制科和进士考试前三名、礼部考试成绩前三名、府监广文馆第一名、太学上舍第一名，这些人都不用考试，直接任命。其他人就考两道经义大题，合格了就授予教官职务。元符年间，又增加了三经的考试内容。政和二年，大臣们又说，元丰年间考试招募了六十个学官，结果只录取了四个，而且都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大家都很服气。现在考试基本上是三个取一个，现在想改成十个取一个，让考试更严格一些。皇帝也同意了。从那以后，有时候用原来的方法，由中书省选拔任命；有时候又额外增加一些名额，让一些符合条件的人担任大州的教官，但是这些人并不实际去任职，所以这个制度也很快就被废除了。有时候又用元丰年间的考试方法，总之，考试制度变来变去，没有个定数。

话说南宋高宗刚上台那会儿，又恢复了教官的考试。到了绍兴年间，有人就开始讨论说：“想当老师，还自己毛遂自荐去考试，这不太合适吧！” 所以朝廷就取消了考试，改成朝廷自己选人。不过后来又恢复了考试，凡是有点身份的人，只要想参加考试，就得先准备好经义、诗、赋各三首，交给礼部审核，然后才能去参加省试，分两场考试。考上了，先当个各州的教官，然后再有机会进入国子监和太学。

到了绍兴十五年，按照国子监丞文浩的建议，考试内容改了，从《六经》里挑两部，每部出两道题，不限格式，只要写得通顺流畅，就合格。后来，四川的制置司也学着礼部的模式，在省试那年也搞个类似的考试，从嘉泰元年开始就这么干了。

以前啊，那些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只要能读懂经典，还能写诗作赋，州府就会把他们推荐到朝廷，然后皇帝亲自考试。这些被皇帝钦点的人，他们的官职和免除科举考试的资格，那都是没啥固定标准的。比如真宗景德二年，抚州的晏殊和 大名府的姜盖，就是因为小时候参加了皇帝的诗赋考试被看中。晏殊直接被赐予进士出身，姜盖则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后来皇帝又召见晏殊，让他写赋和论说，皇帝觉得他文采飞扬，就给他安排了个秘书正字的职位。 之后呢，这种童子试，时而取消，时而恢复。从仁宗当皇帝到北宋大观年间，这么多年，被赐予出身的也就二十个人。

绍兴二年，按照以前的规矩，皇帝要亲自考试童生。朱虎臣被召见，皇上赏赐了他官职和金腰带，对他特别宠爱。后来参加考试的童生，有的背诵经史子集，有的背诵皇帝写的诗文，有的背诵兵书，练习射箭。能不能得到官职，能不能免除考试，都得等考试结束后皇帝临时决定，没有固定的标准。

淳熙年间，王克勤第一个用写文章的方式参加考试。在内殿觐见皇帝时，孝宗皇帝很欣赏他的聪明才智，就授予他从事郎的官职，让他在秘阁读书。这时礼部上奏说：“咱们朝代里，那些以文章闻名的童生，比如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来都成了贤明的宰相或有名的侍从。现在各郡县举荐人才，考察他们的才能，只不过是看看他们背诵得怎么样，应该提高一下选拔的标准。”

八年后，考试终于分成了三个等级：完全背诵《六经》、《孝经》、《论语》、《孟子》，并且能写文章，比如能写三道《六经》义，各一道《论语》、《孟子》义，或者一首赋，一首诗的，算作上等，可以得到额外恩赏；除了背诵之外，还能通晓一部经书的，算作中等，免除两次文章考试；只能够背诵《六经》、《论语》、《孟子》的，算作下等，免除一次文章考试。复试不合格的，赏赐布帛。宁宗嘉定十四年，规定每年录取三个人，在季春时节到宫里集合。先在国子监考试，然后由中书省复试，这成了永久的制度。理宗以后取消了这个考试科目，只有那些文章写得特别好的，才能被各郡县举荐。

考试科目设立之后，朝廷仍然担心不能网罗天下所有的人才，有些人可能会隐居不出，不屑于参加考试。所以常常命令州郡搜寻人才，而朝廷大臣也可以推荐人才。像治平年间的黄君俞，熙宁年间的王安国，元丰年间的程颐，元祐年间的陈师道，元符年间的徐积，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熙宁三年，朝廷在各地搜寻那些品德高尚、受乡里推崇的人，一共找到了二十九个人。这些人到了京城后，被安排在太学学习，其中刘蒙以下二十二个人在舍人院参加考试，然后根据成绩授予不同的官职。这也足以说明，即使隐居的人才，最终也能被发现，这体现了盛世的景象。后来，应诏而来的人才很多不符合实际情况，朝廷也逐渐对这种方式感到厌倦了。

宋高宗皇帝很重视那些有才华却隐居不出的人，首先召见的就是平民谯定，之后又让尹焞这位隐士到宫里讲学。后来，皇上还给很多隐士送去很多礼物，比如王忠民、张志行、刘勉之、胡宪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忠诚、高尚品格和勤奋好学，皇上就给他们授予官职，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当老师，或者赐予他们“处士”的称号来表彰他们。高宗这样做，是为了提倡清廉正直的品德，来改变当时社会上不好的风气。像徐庭筠、苏云卿这样坚持不出仕的人，世人都很敬佩他们。

宁宗庆元年间，蔡元定先生凭借着高深的学问，阐述了一代正统的学术思想。尤袤和杨万里两位先生都推荐他出来做官，但他因为生病推辞了，最后因为被诬陷为“伪学”而被贬官，最终郁郁而终，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从理宗、度宗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糟糕，有才能的人都隐居起来，不再出来为国效力，再也没有听到什么类似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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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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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讲究用言论考察，用功绩来评判，三年考核一次，根据考核结果来提升或贬黜官员，这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舜典》。司徒通过乡里的考察来选拔贤能之士，太宰则通过三年为周期的考核来评定官员的政绩，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周官》里。到了两汉以后，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选拔贤才。总的来说，官员入仕要经过贡举考试，在职期间要接受铨选考核，任职期间还要接受考课评定。

但是，历代关于贡举考试的讨论一直不断，有人说：“选拔人才应该看德行，而不是只看文章。即使要看文章，也要注重文章的内涵，不要只看那些华丽辞藻的赋和论，而应该注重经义的学习。”关于铨选的讨论也很多，有人说：“按照年资和劳绩选人，虽然可以避免越级提拔，但也会造成贤能之士被埋没的现象；而通过推荐选拔人才，虽然能发现优秀人才，但也可能导致奸邪之徒钻空子。”关于考课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如果只看官员的文书，就会导致上下互相监督，形成不好的风气；如果只看名声和口碑，那权贵就会相互勾结，走后门。”所以，关于选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都有。

宋朝初期沿袭唐朝的制度，贡举考试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进士和制科考试，其次是三学选补。铨选制度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升降官职和考核晋升。考课制度虽然很细致，但最重要的还是考核官员的文书和批阅。其他的像教官考试、武举考试、童子试，以及对隐逸之士的推荐、以及皇亲国戚和高官的子弟任职，还有偏远地区的官员选拔等等，这些琐碎的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在宋朝三百多年间不断变化，但最终都为国家选拔出了许多贤臣良将、优秀的文人和清廉的官员，人才辈出，达到了鼎盛时期。现在我收集整理了历代史书中记载的这些内容，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力求简洁明了，条理清晰，编撰成《选举志》。

宋朝的考试科目包括进士、诸科和武举。除了常规的考试之外，还有制科考试和童子试，但进士考试选拔的人才最多。神宗皇帝曾经取消了诸科考试，改成以经义和诗赋来选拔人才，此后一直沿用，没有改变。自从仁宗皇帝下令在各郡县设立学校以后，到熙宁年间，学校制度日益完善，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学校，国家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现在我将科目和学校制度分别写成一篇。

一开始啊，朝廷的礼部考试，科目可多了，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等，这些考试都在秋天报名，冬天到礼部集合，春天考试。考过了，名字就贴在尚书省的榜单上。

进士考试呢，要写诗、赋、论各一篇，策论五道题，还要默写《论语》十篇，解释《春秋》或者《礼记》的含义十条。九经考试，要默写一百二十篇，解释含义六十条；五经考试，默写八十篇，解释含义五十条；三礼考试，解释含义九十条；三传考试，解释含义一百一十条；开元礼和三史，各解释三百条。学究考试，《毛诗》解释含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和《孝经》一共十条，《周易》和《尚书》各二十五条。明法考试，解释律令四十条，考试方法和《毛诗》差不多。各种考试中间都会考经义，六科都通过才算合格，还要抽签问答律法，不过这个科目不算在内。州里的判官负责考进士，录事参军负责考其他科目。要是考官觉得考生不通经义，就会另选官员复试，判官则负责监督。考试用的纸张，都是长官盖了印才能发放。考试合格的，就按甲乙等排名，把考卷上写的经义，用朱笔标注“通”或“否”，监考官和主考官都要在下面签字。进士的考卷，其他科目的考卷和默写卷，都要和报名表一起交给礼部。要是考生得了重病，不能参加考试。考试作弊或者考试结果不真实的，监考官和主考官都要停职。要是收受贿赂，就要以枉法论处，由长官上报朝廷处理。

好家伙，这古代科举考试的规矩可真多！先说这“锁厅试”，就是说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得先把名字报上去，等上面批准了才能参加考试。考试的时候，大家得互相担保，不能有啥大逆不道的人，比如犯过重罪的亲戚，或者是不孝顺、不悌之类的，还有那些偷偷摸摸做买卖的，或者以前是和尚道士后来还俗的，统统不行。报名表上得写清楚你的年龄、参加过几次考试、考第几场、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字都不能改。考试报名在冬天收，一个月就截止了。

快到考试的时候，主考官会先问问担保人，跟报名表上的内容核对一下，确认没问题才行。考试的时候，只有考词赋的才能带《切韵》《玉篇》这两本书，要是偷偷带别的书作弊，或者考试的时候互相串通答案，当场就取消考试资格！各州县的官吏推荐考生，得先查清楚他们的档案，看看人品怎么样；乡里推荐的，每十个人得互相担保，要是其中有人品行不好，大家一起都别想参加考试。以前啊，主考官去贡院考试之前，朝廷的大臣可以推荐一些有才华的人，叫“公荐”。但是太祖皇帝觉得这样容易徇私舞弊，就给禁了。

唐朝以后的明经科考试，其实就是考背书，看看你记的多不多，所以这个科考试的地位比较低，要是考不过，处罚还特别重。到了乾德元年，皇帝下令说：“以前的规定，考《九经》一次考不过就完事了，这不利于大家进步啊！以后可以考两次！”这一年，各州推荐的考生就多了起来。后来，就参照周显德年间的规定，制定了各州贡举的条例和处罚办法：进士考试，要是文章写得乱七八糟的，就往后推迟五次考试；其他科目的考试，第一次考试要是十个题答错十个，就往后推迟五次考试；第二次、第三次考试要是十个题答错十个，就往后推迟三次考试；一到三次考试，要是九个题答错，就往后推迟一次考试。推迟考试的次数，会用朱砂写在试卷上，然后送到中书省。

三年后，有个叫陶谷的人儿子考中了，皇帝说：“陶谷连儿子都教不好，怎么还能考中？”于是下令说：“当官的家里，有人考中的，礼部要登记姓名，然后复试！”从那以后，就专门派儒臣在中书省复试，合格了才能算考中。当时四川、湖北刚归顺朝廷，好多地方考生的试卷要来回送，路上还得管吃喝。开宝三年，皇帝下令礼部审查贡士，还有那些考了十五次，终于考完最后一轮的考生，一共一百六个人，就给他们赐予进士出身。这种特例录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五年的时候，礼部上报说通过考试的进士和各种科目的考生一共二十八个人，皇上亲自在讲武殿召见他们，但还没来得及进行正式的考试。

第二年，翰林学士李昉负责主考，录取了宋准以下十一个人。可是，进士武济川和《三传》科的刘睿，水平实在太差，回答问题也乱七八糟的，皇上把他们刷掉了。这武济川，还是李昉老乡呢！后来有人告状说李昉徇私舞弊，皇上就让人把所有落榜的考生名单都找出来，一共三百六十个人，皇上把他们都召见了一遍，从中挑选了一百九十五个人，加上之前录取的宋准等人，就在皇宫里给他们发纸笔，另行考试诗赋。皇上还任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当考官。最后，录取了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全部赐予及第，还赏赐了二十万钱用来办宴会庆祝。后来，李昉他们都被追究责任，受到了处罚。从此，殿试就成了常规制度。

皇上曾经跟身边的大臣说：“以前，考试的名额大多都被有权势的人家占去了，我现在亲自主持考试，彻底改变了这种坏现象！”八年的时候，皇上亲自考试，考的是王式等人，最后确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从那时起，殿试和省试的排名，才开始出现名次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当时江南地区还没平定，进士林松、雷说考试没通过，他们绕道回来，皇上也给了他们《三传》出身的资格。

宋太宗刚当上皇帝，就想振兴国家，提升人才，就跟大臣们说：“我想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地寻找优秀人才，不敢奢望十个里能选出五个，只要能选出一两个，也能为国家治理做出贡献了。”

太平兴国二年，皇上亲自在宫殿里主持复试，当场出了考试题目，诗词的平仄韵脚交替使用，考生们要按照顺序来写。然后，他让李昉和扈蒙把考卷按照优劣分成三等，最后选出了吕蒙正以下一百九十个人。两天后，又复试其他科目，录取了二百人。所有录取的人都被授予进士及第的称号。皇上还查看了之前的考试记录，发现有一百八十多个十次以上甚至十五次参加考试的考生，以及其他科目的考生，也都被授予了官职；《九经》考试中有七个人没通过，但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皇上也特别开恩，给了他们和《三传》考试及格的人一样的官职。总共录取了五百多人，皇上都赏赐了官服和笏板，并在开宝寺设宴款待他们，皇上还亲自作了两首诗赐给他们。甲等和乙等的进士以及《九经》考试及格的人，都被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或者州通判之类的官职，其他及格的人也都根据成绩高低授予了比较好的官职。

三年九月，朝廷又进行了一次举人考试。按照惯例，科举考试只在春天举行，这次秋天考试，可是破例了。那年冬天，各州的举人都聚集到京城参加考试，但是因为皇上要亲自带兵去征讨北汉，考试就取消了。从那以后，科举考试就改成隔一年或者两年举行一次了。

五年后，又进行了一次进士复试。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这四个人，本来就已经在做官了，这次又来参加进士考试，皇上破格提拔他们，让他们去附近的藩镇做掌书记。有个叫赵昌国的人，说自己能一天写一百首诗，想参加百篇诗的考试。皇上就出了二十个不同的题目，让他每个题目都写五首诗，每首八句。到了晚上，他才勉强写了几十首，而且质量都很差。皇上考虑到这次考试已经很久没举行了，就破例让他及格，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来参加考试。

话说当年，我考进士，头八年考试，进士和其他的科目都得考律义十道，进士不用考帖经。第二年，只有其他科目考律，进士又得考帖经了。这年头，进士才开始分三甲呢！从此以后，皇帝赐宴就在琼林苑了。皇上当时还跟近臣说：“我亲自挑选人才，都顾不上吃饭喝水了，召见他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才能和技艺再任用他们，这样才能做到田野里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朝廷上多的是君子啊！”

雍熙二年，廷试放榜，我考中了！还是第一等，直接当了节度推官。那一年到端拱初年，礼部考试完了，皇上担心有漏网之鱼，就把没考中的再考一遍，结果好几百人都因为复试而得到了官职。每次廷试，皇上都亲自阅卷，一阅就是好几天，宰相们多次请求把阅卷的事交给下面的官员，皇上才下令每年都让官员负责考试录取的事。

以前啊，考试完了关起门来阅卷，朝廷会给十万钱的费用。端拱元年，皇上改成从尚书祠部支钱，而且翻倍，还取消了御厨和仪鸾司的供给。负责考试的宋白他们制定了贡院的规矩：考试前三天，进士们都要到贡院报到，借御史台的官员看门，大堂帘子外面摆桌子，放个银香炉，点名发试卷。考试合格了，进士的考卷要呈给皇上，其他科目的只报个名字就行；等圣旨下来了，先把考中的人的名字写下来，通知他们，第二天再公开唱名。谢恩完了，得去国子监拜祭孔子和其他的老师，进士还要到各个部门报个到。庆祝宴会分两天，宴请进士的时候，请丞郎、大两省的官员；宴请其他科目的，请省郎、小两省的官员。考试结束后，会把考中人的姓名、籍贯、祖上三代的情况都记下来，做成册子，叫作《小录》。大家还要凑钱搞个聚会，叫“酺”，这些事都由团司负责。圣旨下来后，中书省和贡院要一起向皇上汇报，等正式的圣旨下来了，再通知南曹、都省、御史台，贡院才发放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叫“春关”）。考中的人，要交纳朱胶绫纸的钱，然后去吏部南曹考判三道题，这叫“关试”。

淳化三年，全国参加考试的贡士有一万七千多人。之前，有人击登闻鼓，告状说考试不公平。苏易简负责贡举考试，接到圣旨后立刻前往贡院，依旧采取糊名考试的方式，并且把这个方法定为惯例。廷试结束后，皇帝对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事业，除了做官之外，还要更加努力学习文采，不要辜负之前的努力啊！”然后，皇帝下令刻印《礼记·儒行篇》赐给考生们。每科考试的第一名，皇帝都会赐诗表彰，以前曾作箴言赐给陈尧叟，这次也同样赐予。在此之前，经学、尚书、周易三科一起考试，后来改成每天考十道经义题，其中《尚书》和《周易》各五道，再加上六道杂问疏义题和四道经注题。以前考试六场，现在改成七场：第一、二场考律，第三场考令，第四、五场考小经，第六场考令，第七场考律，并且在考律的那天还要考六道杂问疏义题和四道经注题。《三礼》、《三传》、《通礼》每科十道义题，其中经注六道，疏义四道，答对六科就算合格。

从淳化年间末期开始，贡举考试停办了五年。真宗皇帝即位后，又恢复了考试，高句丽也第一次派人来参加考试。之前，国子监和开封府推荐的考生，如果和主考官有亲戚关系，那么两司就互相交换考试，后来就下令派官员另行考试。

咸平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考生有八百四十人，特别录取的人超过九百人，其中有些人曾经参加过天福年间的考试。那些在乡试中考得好，但在礼部考试中屡次落选，或者在廷试中没被录取的人，会根据他们以前参加考试的次数和年份，进行综合评定，然后根据皇帝亲自考试的情况，把他们的名字单独列出来上奏，直接允许他们参加考试，所以叫“特奏名”。皇帝还特别赐给河北的进士和各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那些考试落选，但愿意参加武艺考试或根据才能录用的，还有五百多人，皇帝都赏赐给他们路费，安慰他们，并命令礼部把他们列为一举。这次考试的规模之大，恩泽之广，都是近代少有的。

以前啊，考中了进士就立马能当官。后来皇上又搞了个廷试，就是殿试，就算在廷试中被赐了出身，也不用再参加别的考试选拔了，所以报名考试的人就更多了，即使水平不太行，也都能拿到个“同出身”的头衔。于是皇上就下令，所有拿到“同出身”的人，都要先到吏部去等候安排，按正常的程序来任命，这样才能把人区分开来。还规定，所有试卷都得先封好，糊上名字，送到考官那儿去评判高低，评完后再封好，送到复核的地方再考一次，考完之后再把两次的结果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出入，要是没考过，那只有等到复试的时候才能淘汰。还通知了各个部门的官员，要是有人托关系走后门想让举人中选，必须马上报告，要是隐瞒不报，就要受罚。还下令皇室宗亲、公主、还有那些亲近的臣子，不许为没考中的亲戚朋友求情，让他们得到功名。

景德四年，皇上让有关部门详细制定了《考校进士程式》，然后送到礼部贡院，再分发到各个州去。那些不回老家，偷偷跑到别的州去考试的人，要严惩不贷。每年的秋试，从县令县丞开始，都要考察考生的品行，推荐合格的考生，然后上报到州里；州长州丞再审核一遍，确认无误后，再上报到本道的使者，进行统一考试。要是已经推荐了，后来却发现有品行问题，州县都要受罚；要是省试的考卷文理不通，那就要追究主考官的责任。各个州送来的考试人数多，但考中的人少，那就不一定要按名额录取了。

接着又制定了《亲试进士条制》。考策论的时候，要在殿的两边搭起帐篷，摆好桌椅，上面写上考生的名字。考试的前一天要公布考试的顺序，贴在宫门外；第二天在宫门口朝拜完皇上后，再进去到自己的座位上考试。考卷由内臣收取，交给编排官，把考卷上的籍贯和姓名去掉，只用序号代替；然后交给誊写校对的官员誊写，盖上御书院的印章，交给考官评定等级，评完后再次封好，交给复核的考官再评定一次等级。编排官要检查两次评定的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再考一次；如果还是不一致，就取两者比较接近的等级为准。最后再把籍贯、序号和考卷对照起来，确定考生的姓名、名次，连同考卷一起呈报皇上。考试的等级一共分为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等；“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等；“文理俱通”为第三等；“文理中平”为第四等；“文理疏浅”为第五等。然后皇上在殿上宣布考试结果，前两等叫“及第”，第三等叫“出身”，第四等、第五等叫“同出身”。其他的都跟贡院以前的规定一样。

话说五年的时候，皇上下了道旨，那些曾经参加过南省考试，犯了公务罪过的人，可以花钱赎罪。然后命令礼部把以前发布的那些长期有效的诏令，编成条例。考试里，要是各个科目三场考试中，有十个“不合格”的，或者进士考试的策论写得乱七八糟的，每项超过一人，监考官和考官都要受处罚，县官和幕僚可以轮换到殿试去当考官，京城的官员要被降职去监考，要是以前当过监考官的，就派去远的地方；要是出现三个这样的情况，监考官和考官也要受处罚，县官和幕僚要被调换，京城的官员被派去远地监考；要是出现五个这样的情况，那从监考官往下，所有人都要停职；要是举荐的官员和地方官里，五十个人以上有一个出现十个“不合格”的情况，就要罚款，并且免除殿试监考的资格，进士考试策论写得不好的，也一样受罚。后来又下了一道旨意：“考场里锁了考卷的，地方长官要先检查合格了，才能让人取走考卷；要是送到礼部后不合格，就要停他们的官职，而且考试和举荐的人，都要重新处罚。”八年的时候，才设立了誊录院，让封印官封好考卷交给誊录院，让抄写员抄录考卷，由内侍监察，派两个人监督。皇上还下旨说：“进士第一名，要让金吾司派七个人引导跟随，允许他骑马出行两节。”

天圣年间刚开始的时候，宋朝已经建立六十二年了，天下太平。当时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进士考试和其他的科举考试，有名望的大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仁宗皇帝也一直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那些考中的人，没几年就飞黄腾达了。那些在礼部考试中屡次落榜的人，可以单独奏报姓名，有些人因为懒散不学习，皇上就下了一道诏书说：“学习就像种植庄稼一样，不学习就会荒废，要谦虚谨慎，努力勤奋，才能有所成就。朕担心天下有才华的人可能会被遗漏，朕已经亲自主持考试，考量大家的优劣，但是担心很多人屡次考试不中，年纪大了就一事无成，退下来回不了家乡，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所以除了常规的考试之外，朕要特别挑选人才。但是因为恩典太宽松，导致很多人荒废学业，敷衍了事成为风气，这非常可耻。从现在开始，大家应该努力学习，不要想着投机取巧。”当时晏殊说：“唐朝的明经考试，既要考试，也要考察策论，考察他们学习的情况，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才能和长短。现在其他的科举考试，只注重死记硬背，这不是选拔人才的本意，建议在考试的最后，再考一篇策论。”皇上让近臣们讨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其他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策论，这件事就搁置了。以前规定，锁厅考试不合格就要停官，到了这个时候，皇上才下令免除处罚。

话说景祐年间刚开始的时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说：“现在乡下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考试的名额却很少，导致很多寒门学子蹉跎岁月，甚至年纪大了都考不上，朕心里很痛心啊！所以，命令南方各省的进士考试和其他的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要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具体来说，五十岁以上的，进士考试考了五次、其他科举考试考了六次，或者参加过殿试，进士考试考了三次、其他科举考试考了五次的，还有参加过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即使试卷没合格，也不要轻易淘汰，这些人都要根据名声来考虑。” 从此以后，这个规定就一直沿用下去了。如果考生有亲戚在本州做官，或者担任发解官（负责考试录取的官员），以及因为侍奉父母而远赴他乡，距离本州超过两千里路的，可以允许转运司进行另一次考试，录取比例是十分取三。这样一来，各地就有了另外的考试机会。那一年，皇帝还下令在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其他地方考试，考试的封卷、誊录都和礼部一样正式。

以前，参加考试的贡士们沿袭唐朝的旧制，要先提交一份“公卷”（相当于个人简历和自我介绍），但是很多人都是找别人代写，或者花钱雇人写。景德年间，曾经规定考生必须在试卷前亲笔写下家世情况，如果公卷和考试试卷的字迹不一样，就一律取消考试资格；如果查出来是找人代写的，就要被除名，永远不能再参加考试了。贾昌朝就建议说：“从唐朝开始，礼部主要看考生的名声和平时学习情况，所以才要先提交公卷；现在有了封卷、誊录的制度，所有成绩都根据考试试卷来评定，那么公卷就可以取消了。”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公卷这回事了。

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侍奉皇上，皇上问他进士考试诗赋策论的先后顺序，以及背后的历史依据。李淑回答说：“唐朝调露二年，刘思立担任考功员外郎，当时进士考试策论考试内容混乱不堪，于是他建议用帖经来考察考生的学识，用杂文来考察考生的才华。从此以后，这个做法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到了永隆二年，进士考试改为了两篇杂文，如果通晓文律，才能参加策论考试。天宝十一年，进士考试先考一经，通晓者才能考文赋，再通晓才能考策论，五项都通晓才能及第。建中二年，赵赞建议考试内容改为五篇时务策，以及箴、论、表、赞各一篇，以此取代诗赋考试。大和三年，考试先考帖经，略微考察大义，选取精通者，然后考试论、议各一篇。大和八年，礼部考试先考帖经口试，然后考策论五篇，其中三篇考经义，两篇考时务。此后考试制度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的顺序。现在陛下想要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而不看重华丽的辞藻，这确实是选拔人才的正确方法。但是，考官只根据每场考试的成绩分别评判，不能综合考量，每场考试都可能有人被淘汰，考生的命运就取决于运气好坏。我希望恢复旧制，先考策论，然后是论、赋、诗，最后是帖经和墨义，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同时考查四场，综合评判优劣，不要因为一场考试的成败就决定考生的去留。”皇上命令有关部门讨论此事，并逐步实施。

后来，知制诰富弼说：“国家沿袭隋唐设立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考试制度日益完善，但是选拔人才的方法，可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而且历代选拔人才，都是交给有关部门负责，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考试。直到唐朝武则天时代才有了殿试，这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呢？让礼部按照考试成绩排序上报，然后在殿廷上宣读录取名单，授予官职，这和殿试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皇上下令取消殿试。但是，许多人认为取消殿试轻视了皇上的恩典，破坏了旧制，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制度。

范仲淹当政的时候，想恢复古代的教育制度，大力提倡兴办学校，注重实际能力。他多次向皇帝建议，皇帝就让近臣们讨论这件事。宋祁他们上奏说：“教育不从学校抓起，对乡里的人才考察不严格，就无法核实人才的真实情况。官吏只看重华丽的辞藻，学生只注重死记硬背，就无法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我们参考了各种意见，选择最适合现在的办法，莫过于让所有学生都成为当地人，并在学校学习，然后由州县官员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样学生们就会努力学习，提升自身修养了。” 于是皇帝下令在州县设立学校，学生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才能参加秋试，以前只需要一百天。州试的时候，要互相担保，并且禁止隐瞒身份、犯法、品行不端、冒名顶替等行为。考试分三场：第一场策论，第二场论述，第三场诗赋，综合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与否，取消了以前考试中的帖经和墨义。如果考生通晓经史，愿意阐述大义，可以考十道题。

范仲淹离开后，执政者的想法都变了。那年冬天，皇帝下令取消了在学校学习三百天的限制。很多人说之前的规定不方便，认为诗赋之类的容易考，而策论则冗长难懂；而且祖宗以来都没改过，并且以前也选拔了不少人才。皇帝把这件事拿出来讨论，有关部门请求恢复旧制。皇帝下诏说：“科举考试的旧章程都是前朝制定的，应该全部照旧执行，之前修改的命令全部取消。”

后来张方平负责贡举考试，他说：“文章的变化和政治是相通的。现在科举选拔人才，只看重辞藻技巧，而士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来。所以，用文章来选拔人才，是为了考察他们的外在表现，从而判断其内在修养。如果言辞不符合规范，又怎么能被看重呢？最近文章的风格越来越偏离传统，大家都在标新立异，互相攀比，追求奇特。朝廷对此很厌恶，多次下诏书告诫，但是学生们却乐于放纵，很少有人能够自我约束。现在赋常常写到八百字，论述常常写到一千多字，策论则常常不顾题目要求，胡乱发挥，漫无边际地写一些无关的事情，助长了浮夸之风，严重损害了文章的格调，这哪里是选拔贤才，为国家储备人才的意思呢？那些追求新奇，冗长而不合规范的文章，都已经被淘汰了，请再次发布之前的诏令，公开张贴出来。”

一开始，礼部上报说，录取名额限制在四百人，而且各种科目杂七杂八地问些大道理，那些靠运气中选的人，都觉得很不方便。负责起草诏书的王珪就上奏说：“唐朝从贞观到开元，文章最兴盛，参加考试的人每年上千，但录取的却很少。到了咸亨、上元年间，虽然增加了录取人数，但也达不到一百人。咱们国家刚建立的时候，录取人才的方法，大部分沿袭唐朝的制度，到了兴国年间，科举考试的路子越来越宽，就没有固定的名额了。最近几年官员太多了，所以皇上才下诏限制在四百人，以此来整治这种弊端。再说，进士、明经科先考经义，然后再考策论，三次考试都通过才能及第，大致上和进士科差不多，而其他科目既不考经义，也没有策论考试，只看背诵得熟练不熟练来决定能不能及格，这样一来，他们就只会死读书，不懂得融会贯通，怎么能胜任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呢？以前皇上曾下令，所有科目考试最后都要考十道关于经典大义的问题，《九经》《五经》科只考义理，不考死记硬背，这些都明文规定了。有人说，这些规定很难一下子就改，图个省事算了。但是，希望陛下您能严厉命令有关部门，坚持执行这些法令，不要轻易改变。”

嘉祐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凡是参加殿试的考生，才开始免除淘汰的命运。那时候进士们越来越喜欢追求一些奇奇怪怪、艰涩难懂的辞藻，堆砌辞句，越来越失去淳朴自然的风格。欧阳修负责主考，尤其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就大力整治，还严禁考生带书进考场。结果考试放榜后，当时人们普遍看好的那些人，都没考上。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就趁欧阳修上朝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骂他，连街上的巡逻兵都拦不住，甚至有人还把祭文扔到他家，但最终也没查到是谁干的，没办法追究责任。不过，从那以后，文章的风格多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京城参加考试的人，总是五六千人，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没赶上考试，往往就会耽误十几年，因为这事儿耽误了仕途的人，数都数不清。

宋仁宗时候，王洙在英阁给皇帝讲《周礼》，讲到“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这一句。仁宗皇帝说：“古代选拔人才就是这样，现在差不多四五年才下个诏书选人，所以有些人才被埋没了，无法得到提拔。不如减少考试次数，多考几次。”

下面的官员们一起讨论，都建议说：“改成隔年考试，就不会再有人才被埋没的遗憾了。这样一来，推荐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主考官也更容易仔细考察，选拔出来的人才肯定更优秀。而且，人数少了，主考官也更容易审查，弄虚作假的人也混不进来了，让那些寒苦学习的人也能有机会出头。” 于是皇帝下诏：“以后改成隔年考试，进士和其它科目的录取名额都减少一半。另外，增加明经科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凡是考两经或三经、五经的，每部经书都要问十个大义，两经答对八个，三经答对六个，五经答对五个就算合格；还要考《论语》和《孝经》，以及三道关于时务策论。这个科目的出身待遇与进士相同。同时取消说书科的考试。”

当时因为科举考试次数频繁，高分的人一下子冒出来很多，想稍微控制一下。于是皇帝又下诏说：“朕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和人才等待考试，都不能太久也不能太频繁。所以规定隔年考试，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减少录取名额，提高选拔的质量。把这个规定写下来，通知各级官员执行。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破格提拔使用。如果还按照以前的办法，最终会导致官员滥竽充数，这是非常不好的。从现在开始，制科考试考到第三等，和进士第一名一样，授予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等到任期满了，升任通判；再任期满，可以参加馆职考试。制科考试考到第四等，和进士第二、三名一样，授予两使幕职官；任期满了，改任其他京官。制科考试考到第五等，和进士第四、五名一样，授予试衔知县；任期满了，改任两使职官。各部门都要按照这个规定执行。至于那些有高超才能和特殊行为，在政事上有功绩，而且功劳显著的人，应该给予特别的恩典提拔他们。”仁宗皇帝在位期间，一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中甲等前三名的共三十九人，后来没有做到公卿高位的只有五个人。

英宗皇帝即位后，有人认为隔年考试的办法不好。于是皇帝下令礼部，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全国的录取名额，按照以前隔年考试录取名额的四分之三来确定，明经科和其它科目的录取名额，不能超过进士的录取名额。

宋神宗皇帝特别重视经学，深深忧虑科举考试的弊端，而且西北地区的人才很多都被科举制度漏选了，所以打算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说：“古代选拔人才都注重学识，建议兴办学校，恢复古代的选才制度。那些明经科、其他科目应该废除，增加进士的录取名额。”于是皇帝下诏说：“要改变风俗教化百姓，必须从学校教育抓起；要选拔贤才，发展才能，就应该改革科举制度。现在各地那些学习经书的人只注重死记硬背，参加乡试的人只注重华丽辞藻，这与古人说的‘三年物力，九年大成’相去甚远啊！现在命令各地招揽贤才，具体的教育方法、考试标准，要由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员、御史、三司、三馆的人员共同商议后上报。”很多人都认为改革科举制度比较好。

直史馆的苏轼说：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识人，识人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能力。如果君主和大臣都有识人的眼光，朝廷有考察实际能力的措施，那么即使是胥吏、皂隶这样的基层官员，也不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沿用现在的科举制度，我认为也足够了；如果君主和大臣没有识人的眼光，朝廷也没有考察实际能力的措施，那么即使是公卿、侍从这样高级的官员，也常常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更何况是学校和科举考试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

世事有兴衰成败，事物有兴起和衰落，即使是三代圣人活到现在，他们选拔人才的方法也一定会有所不同，又何必非要拘泥于经学呢？况且庆历年间也曾经兴办过学校，天下人都以为太平盛世就要来临了，可是到如今，却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已。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选拔有德行和才能的人才，要求他们达到‘九年大成’的水平，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仪制度，改变现在的社会风俗。还要动用民力修建学校，耗费民财供养那些读书人，还要设立学校和老师；还要定期考核那些不认真教学的老师，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这样只会徒增混乱，这和庆历年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应该在乡试中注重德行，而忽略文章；有人说应该只考策论，取消诗赋；有人想效仿唐朝的办法，根据名望来选拔人才，取消科举考试的限制；有人想改变经生考试的格式，改成考查经义大义，这些方法都不对。

要培养好品德，做领导的首先得修身养性，明辨是非，以身作则，影响社会风气。要是想通过设立考试科目和评定名次来达到目的，那就会让天下人都去虚伪做作了。 如果领导重视孝顺，那就会有人为了表现孝心，不惜割股疗伤，胆小的人也会在父母坟前长久守孝。如果领导重视清廉，那就会有人故意用破车、瘦马、粗衣、薄食，总之，凡是能讨好领导的，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从文章方面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从政务方面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没用。但是，从祖宗以来，都没人废除诗赋考试，因为大家觉得选拔人才的方法，也就这样了。最近的文章，华丽的没谁了，就像杨亿那样。如果杨亿还在，那也是个忠诚、正直、刚正不阿的人。精通经史，没人比得上孙复和石介。如果孙复和石介还在，那也会被认为是迂腐、夸夸其谈的人。况且从唐朝到现在，靠写诗赋出名的名臣数不胜数，他们也没辜负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考试呢？

皇上看完苏轼的奏疏后说：“我本来就对此事有所怀疑，看了苏轼的意见后，心里豁然开朗了。” 过了几天，皇上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现在人才太少了，而且他们的学术观点不统一，各种不同的意见很多，所以无法统一思想道德。要统一思想道德，就要兴办学校，要兴办学校，就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如果说这个考试制度曾经选拔出很多人才，那也是因为仕途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其中不得不有一些贤才；如果说科举制度已经很完善了，那是不对的。现在年轻人正值学习天下正理的大好时光，却关起门来写诗作赋，等到当官了，世事都不懂，这个科举制度败坏了人才，导致不如古代。”

接下来，中书省和门下省又说：“古代选拔人才，都注重学校教育，道德修养在上位者身上体现，社会风气也因此良好，选拔出来的人才都能为国家做事。现在想恢复古代的制度，但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先取消那些华而不实、对仗工整的八股文，让学生专心致志学习经书，等到朝廷兴办学校之后，再研究商周三代的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方法，推行到全国，这样才能逐渐恢复古代的制度。”

于是，他们改革了考试制度，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的考试，考生选择《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中的一部经书，再加上《论语》和《孟子》。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大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题十道（后来改为《论语》和《孟子》各三道），第三场写一篇论述文章，第四场答策论三道，礼部考试还增加了二道题。中书省还制定了大义考试的标准并颁布施行。考大义的人必须通晓经书，并且文采斐然才能算及格，不能像以前考明经、墨义那样只粗略地解释文句就完事。进士录取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新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以及其他府、监和路州舍弃其他科举考试而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可以享受增加的名额。这些考生都单独编号考试，目的就是为了鼓励他们专心学习，避免他们中途改考其他科目。

又设立了新的明法科，考试内容是律令、《刑统》，以及大义和断案，这是为了给那些不能考进士的人提供一个出路。不久之后，选人、任子考试也增加了律令考试。之后又下诏规定，进士考试中第三名以后的考生都要参加法学考试。有人说：“高级官员担任签判或其他职务，学习法律怎么能耽误呢？以前考刑法的人，世人都认为是低级的官吏，现在朝廷已经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但报考的人还是很少，如果高级官员不参加法学考试，人们就不会觉得光荣。”于是，皇帝下诏规定所有考生都要参加法学考试。皇帝曾经说过：“近来士大夫大多不学习法律。”吴充说：“汉朝的陈宠用法律教学生，经常有几百人。律学是六学之一，后来士大夫们大多以此为耻。以前的明法科只是死记硬背，很少理解其含义，现在补官的人都要聚在一起考试，这是为了体现朝廷体恤刑法的用心。”

宋神宗熙宁三年，他亲自主持进士考试，第一次规定考试只用策论，而且字数限制在一千字以内。以前那些有名的人，可以单独提交一篇论述文章参加考试，现在也改成考策论了。皇帝对执政大臣说：“策论考试虽然不能完全考察出人才，但比以前用诗赋来选拔人才要好得多。”以前进士考试及第后，朝廷会赏赐一百两银子作为谢恩礼，现在这个也取消了，改成赏赐三千钱，作为考试的费用。各州负责举荐、送考、考试和监考的官员，如果和考生有亲戚关系或者师生关系，都不能在本州参加考试，他们的名字要报到转运司，和锁厅的官员一起参加考试，大概七个人才能获得一个额外的名额。后来又规定保留各科旧有的名额十分之一，给那些不能改行的人。

元祐年间初期，负责贡举考试的苏轼和孔文仲上奏说：“每次考试，进士、其他各科和特奏名的人数加起来大约有八九百人。按照旧制度，礼部已经录取了，到皇帝亲自考试的时候，被黜落的却很多。嘉祐年间开始，所有录取的都授予官职，即使犯了一些小错误也不被黜落，这些都不是祖宗的本意。进士考试中，排名第一的人才能升为甲等，现在录取的人名次靠后，却直接升为甲等，都是皇帝一时兴起的决定。现在礼部规定，十名以上的人，包括其他考试、国子监考试、开封府考试、武举考试的第一名，以及那些品行兼优的进士和特奏名的人，都要按照规定依次升为甲等。这样一来，制度规定在官府，恩典却不在皇帝手里，实在没有意义。现在特奏名的人数已经大约有四百五十人了，又允许例外地逐年递减录取人数，那还要增加几百人。这些人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指望，分散在各州县，只想贪污受贿，谋取私利。以前恩科录取的官员，几千人了，有谁能够奋发图强，做出一番事业呢？而残害百姓、败坏官风的，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弊大于利。那些主张扩大恩泽的人，不明白吏部用有限的官职来满足无限的官员需求，户部用有限的财物来养活无用的人，而最终受害的是各州县。您刚即位的时候，有这样的过错，说是恩泽，我实在不明白。希望您能下定决心，按照以前的规定执行，再下令考官挑选一二十个人，如果确实有学问，就授予官职。其余的人，都补任文学、长史之类的职位，不用考虑选官的限制，避免积弊越来越严重。”于是皇帝下诏，规定特奏名考试的录取人数，进士考试中，四等以上的人，其他各科考试中，三等以上的人，都要把所有参加考试的人数计算在内，录取的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这以后就成了制度。

话说朝廷要改革前朝的制度，礼部提议设立专门学习《春秋》的博士，就只学这一部经书。尚书省则建议恢复诗赋考试，和经义考试一起进行，解释经书的时候可以用前人的注解，也可以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们还说：“新科明法考试及格的人，吏部直接安排他们做司法工作，排名还在进士之上。以前明法科是最低等的科举，但必须要求兼修经书，这是古代‘先德后刑’的道理。我们想增加《论语》大义的考试，但是录取名额减半，官职的安排还是按照科举的顺序来。”皇上就让近臣们一起讨论这事儿。

左仆射司马光说：“选拔人才，应该先看品德，再看学问；说到学问，经书比辞赋更重要。神宗皇帝用经义和策论来选拔人才，这是恢复了先王的制度，是几千年不变的好办法。但是王安石不应该把一家之言当成天下学官讲课的标准。至于律令，都是做官需要掌握的，如果读书人真的懂得了道理，自然会和法律相符；干嘛还要专门设立明法科，让大家变得刻薄，这不是培养人才、淳厚风俗的好办法。”

过了四年，朝廷就设立了经义和诗赋两科考试，取消了律义考试。所有参加诗赋考试的进士，都要在《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选择一部经书学习。第一次考试考两道经义题，两道《论语》和《孟子》义理题；第二次考试考一首赋和一首律诗，再加一篇论述；最后一次考试考两道策论题，涉及到历史、时事和国家大事。所有只考经书的进士，必须学习两部经书，《诗经》、《礼记》、《周礼》、《左传》是重点经书，《尚书》、《易经》、《公羊传》、《谷梁传》、《仪礼》是次重点经书。《左传》可以兼学《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礼》可以兼学《仪礼》或《易经》；《礼记》、《诗经》可以兼学《尚书》。如果想学习两部重点经书也可以，但不能只选两部次重点经书。第一次考试考三道经义题，一道《论语》义理题；第二次考试考三道经义题，一道《孟子》义理题；然后考策论，和诗赋科一样。四次考试成绩综合评定，录取名额平均分配，各占一半。只考经书的，用经义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兼考诗赋的，用诗赋考试成绩决定取舍；最终的名次，则根据策论成绩来调整。自从恢复诗赋考试后，很多人去学习诗赋，而只考经书的人就很少了，各地都反映录取名额分配不均，后来就规定，经义考试及格的人数不能超过总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

光宗又说：“设立‘立经明行修科’，每年朝中官员都要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以此来激励天下人，促进良好风尚，表明朝廷选拔人才并不仅仅看重文采。如果被举荐的人违反了道德规范或者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行，举荐人要承担责任，绝不姑息，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随便举荐了。那些在乡下或在家里的读书人，也会更加谨慎地为人处世，唯恐自己的行为败坏名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言之教’，不用严厉地训斥就能收到效果，不用学官每天训诫、每月考核，赏罚分明，士人的品行自然就会高尚了。”于是就设立了这个科目，允许每位官员举荐一人。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以及考试中榜公布姓名那天，都可以用这个科目来提升自己的排名。后来又分路设立了61个名额，州县推荐的人选要由监司审核，监司考察后上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就作罢。预先被推荐的人不用参加州郡的考试，直接参加礼部的考试。如果没考中，允许他们用特奏名额参加廷试，后来这便成了惯例。后来又下诏规定，必须是特别钦点才能举荐，不能笼统地根据科举考试的年份来上报人名。

六年后，朝廷下令恢复通礼科。最初，开宝年间，乡贡考试的教材从《开元礼》改为《通礼》，熙宁年间曾经废除，直到现在才重新恢复。礼部考试，增加了四名知举官，取消了差参详官的职位，而设立了二十名点检官，分别隶属于四位知举官，协助他们进行考试；各州的点检官专门负责审查考生是否有违规行为，也参与考试。

好家伙，八年过去了，中书省那些大臣们建议皇上，考试还是得用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考诗赋、策论、文章，一共三道题。他们还说：“现在很多考生都不学诗赋了，咱们太学里两千一百多学生，居然有八十二个人不学诗赋！” 皇上听了，就下令说：“明年的考试，那些学诗赋的考生要考这三道题，只学经书的考生就考策论。” 从那以后，考试就一直考这三道题了。

皇上亲政以后，很多大臣都说元祐年间改的学校和科举制度不好，皇上想着宣仁皇后当年的功劳，就没同意改。到了绍圣年间，说要改的人更多了，皇上就下令说，进士考试取消诗赋，只考经义，廷试（殿试）还是考策论。话说当初，神宗皇帝觉得文字学不行了，就让儒臣们好好研究研究，结果王安石就趁机把他的那些想法提出来了，大家都开始学他的那一套。到了元祐年间，这些东西就被禁了。现在，皇上把禁令给解除了。

四年后，皇上又下令礼部，把所有考试的题目都收集起来，编成册子，每次考试都发给考官，避免题目重复。然后呢，又取消了《春秋》科的考试，考试的时候，考《礼记》的成绩特别好，两部《礼记》能占总分的一半，剩下的分数再从其他经书里考。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设立了《春秋》博士的职位，到了崇宁年间，又给取消了。

宋徽宗在郊外建了辟雍，用来培养那些要参加考试的读书人。他亲自去视察，还额外给博士和学生们一些恩惠。但是各州各郡还是按照原来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并没有完全依赖学校。

崇宁三年，皇帝下诏说：“全国选拔人才，全部都要通过学校推荐，州郡的考试和礼部考试的办法都取消了。”从那以后，每年学校的考试都由专门的考官负责，就像礼部考试一样。五年后，皇帝又下诏说：“大型考试每年都要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一次，让远方的读书人也能知道这个消息。”

那时候，各州各县都实行三舍法，可以免试入学的人，大多是官员的子弟。他们在学校里待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考试才能合格，那些贫穷和年老的读书人非常痛苦，所以皇帝才下这个诏书，但并没有完全废除科举。

大观四年五月，天上出现了异常的星象，很多事情都进行了调整。侍御史毛注上奏说：“培养人才的名额已经确定了，科举考试又取消了，那些不在学校注册的人，就失去了做官的机会。老天爷是通过百姓来观察事情的，读书人是百姓中的优秀分子，现在他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恐怕老天爷也会生气。希望把一部分学校推荐的名额留给科举考试，不要完全取消科举，这也是顺应天意啊。”于是皇帝下诏，又恢复了一次科举考试。

大臣们又说：“科举考试的文章，只注重华丽的对偶，题目即使没有两种意思，也要硬生生地分成两种意思来凑成对偶；那些有深邃思想和趣味的文章，反而被认为平淡无奇。应该挑选合适的考官，并告诫他们，录取那些有思想内容的文章，淘汰那些为了对偶而强加对偶的文章，这样才能稍微改善一下文章的弊端。”

公元1121年，皇上下了道旨，取消了全国的三舍法考试制度，开封府和全国各地都改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不过太学还保留了三舍考试，用来考核学生的学习进度，如果遇到科举考试，太学学生可以自己报名参加。到了1124年，礼部考试的进士考生多达一万五千人，皇上还特别增加了百个录取名额，最后正式录取并授予官职的有八百多人。因为进献颂词而被特许参加考试的，也有将近百人。像储宏这些人，都是梁师成的下属，有的当使臣，有的当小官，也都得到了进士及第。这个梁师成，在公元1111年的时候考中了甲科进士。自从设立科举考试以来，南宫（礼部）考试还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场面呢！但是，各种杂流和宦官都混进了考试，玷污了选拔人才的制度，祖宗留下来的好制度就这样被破坏了。

那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或三舍考试，却得到了进士及第或官职的人，他们的途径就五花八门了。比如，有些是遗落在民间的有才之士，有些是文采出众的，有些是办事能力强的官员，有些是奏对皇上很合心意的，有些是通过法科考试，精通法律条文而被录取的，有些是武艺高强的人，有些是从小就文采出众的童子，还有些是边疆将领的儿子，凭借父亲的功劳被推荐上来的。这些人能不能录取，情况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还算说得过去。

崇宁年间和 大观年间以后，达官贵人的子弟得到恩赐的很多，那些通过进献颂词而获得进士及第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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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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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皇家的宝贝，最珍贵的就是玺印了。秦朝的时候，皇帝就有六个玺印，还有个传国玉玺，后来的朝代都沿袭这个制度。到了唐朝，改称“宝”，一共八个。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很多都丢失了。直到周朝广顺年间，才重新制作了两个，一个叫“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另一个叫“皇帝神宝”。咱们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继承了这两个宝，又另外制作了一个“大宋受命之宝”。到了宋太宗，又另外做了一个“承天受命之宝”。此后，每位皇帝即位，都会为自己制作一枚玉宝，印文一般是“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如果皇帝要改尊号，相关部门就会制作一枚新的玉宝，印文就用新的尊号。

这玉宝是用玉做的，上面刻着篆书，宽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上面有个金盘龙钮，系着一条大红锦绶带和一条小红绶带，还连着玉环；玉检高七寸，宽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边长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这些东西都用红锦包裹，再用金子装饰，外面再裹一层红锦，外面再套上红罗泥金夹帊，最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这个匣子也是金子做的，里面有金床，铺着锦褥，还装饰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碧玉、珊瑚、金精石、玛瑙。匣子一共有两层，都用金子装饰，外面罩着红罗绣帊，放在专门的腰舆里，用马驮着，也都装饰着金子。此外，还有香炉、盛放香料的盒子、香匙、灰匙、火箸、烛台、烛刀，这些都是金子做的，这些都算是玉宝的配套物品。

除了玉宝，还有三种印章：一种叫“天下合同之印”，中书省的奏章、流内铨历任三代的奏章都用它；一种叫“御前之印”，枢密院发布命令和各部门的奏章都用它；还有一种叫“书诏之印”，翰林院的诏书都用它。这些印章都是金子做的，另外还用鍮石各铸造了一枚。到了雍熙三年，这三种印章也改成了玉宝，重新用金子铸造，原来的六个印章全部销毁了。

宋真宗当皇帝的时候，让人制作了“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这枚印章。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相关部门说：按照以前的玉牒和玉册的规矩，要用“皇帝受命宝”印章盖印，然后把印章放到玉盒里，再用“天下同文之印”封起来。现在要到泰山封禅，请按照以前的制度，另外再做一个玉印，大小是方寸二分，印文和“受命宝”一样。封存的时候，用“天下同文之印”，以前的历史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现在请用黄金铸造一个，大小和御前用的印章一样，印文是“天下同文之宝”。其他的相关物品，也请按照这个规格制作。皇帝就同意了。

天禧元年十二月，真宗皇帝召集大臣到滋福殿，观看新刻的“五岳圣帝玉宝”和“皇帝昭受乾符之宝”，然后下令选择吉日，把这两枚印章迎送到会灵观供奉起来。这两枚印章都是金盒玉钮的，做工非常精美。真宗皇帝把这件事上奏给老天爷，因为以前都是用御前印章，觉得不太合适，所以改用了“昭受乾符之宝”。

乾兴元年，宋仁宗即位，也制作了“受命宝”，印文和真宗皇帝的相同。天圣元年，因为皇宫失火，所以重新制作了“受命宝”和“尊号册宝”。庆历八年十一月，又下令刻制了“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之前，天禧年间，真宗皇帝刻制了“昭受乾符之宝”，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后来皇宫失火，“昭受乾符之宝”被烧毁了，就暂时用御前印章代替。到了庆历八年，皇帝让学士院确定印文，然后让宰相陈执中书写。

皇祐五年七月，皇帝下令制作“镇国神宝”。之前，奉宸库里有一块很好的玉，长一尺，厚半尺。仁宗皇帝觉得这是稀世珍宝，不想把它做成饰品，于是就用来制作这枚印章，并让宰相庞籍篆刻印文。印章制作完成后，太常礼院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说：“祭祀活动中，神宝排在受命宝前面。”从此就成了惯例。至和二年，宋太宗皇帝曾经用两枚玉印赏赐给太祖皇帝的儿子赵德芳，印文是“皇帝信宝”，到了这个时候，赵德芳的孙子左屯卫大将军赵从式把这两枚印章献给了皇帝。

公元1063年，仁宗皇帝驾崩了，英宗皇帝继位。翰林学士范镇就说：“我听说，皇上您打算把先帝的传国玉玺，还有其他一些珍贵的法器、日常衣物和用品，都一起陪葬，恐怕这不太符合先帝勤俭节约的作风啊。这传国玉玺，臣恳请陛下您自己留着使用，也象征着皇位的传承。至于先帝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建议放在陵寝和神御殿里，每年定期展示，以此表达对先帝的思念之情。” 皇上就下令让相关官员查阅史料，并让两制（指中书门下二省）和礼部官员详细讨论此事。

翰林学士王珪他们上奏说：“这传国玉玺啊，就像古代的传国玺一样，应该是皇帝世代相传的宝物，不应该改变它的用途。古代把先王穿过的衣服放在庙里，至于其他的日常用品，以前也不是都放在陵墓里，也不是都陈列在陵寝的。现在应该精简一些，以体现先帝勤俭节约的作风。” 但是皇帝没采纳他们的建议，另刻了一枚传国玉玺，并请参知政事欧阳修篆刻了八个字。到了哲宗皇帝继位的时候，也同样制作了一枚，上面的字也一样。

绍圣三年，也就是公元1096年，咸阳县有个老百姓叫段义，捡到了一枚古玉印。他自己说是在河南乡刘银村修房子，挖地的时候挖到的，这玉印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屋子。四年后，也就是1097年，他把玉印献给了皇上。皇上就下令让礼部、御史台等部门一起鉴定这枚玉印。

元符元年三月，公元1098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和13位讲议官一起上奏说： 根据我们对这枚献上的玉玺的鉴定，它的颜色像蓝绿色一样，温润光泽，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玉玺的背面是螭龙钮，有五个环绕的盘旋，钮之间有小孔，是用来穿绳子的。 另外还发现了一件玉螭龙首，颜色洁白如脂，同样温润光泽，背面也是螭龙钮，有五个环绕的盘旋，钮之间也有小孔，用来穿绳子。玉螭龙首正面没有文字，大小和玉玺正好相配。 从篆文的工艺来看，都不是近现代制作的。

我跟各位大臣一样，查阅历代正史，发现印章上刻着“皇帝寿昌”的是晋朝的印玺；刻着“受命于天”的是北魏的印玺；“有德者昌”是唐朝的印玺；“惟德允昌”是石晋的印玺。那么，刻着“既寿永昌”的，肯定是秦朝的印玺了。现在咱们在咸阳找到了这枚印玺，它的玉质是蓝田玉的颜色，上面的篆书字体跟李斯的小篆很像。印玺上雕刻着龙、凤、鸟、鱼，用的都是虫书鸟迹的字体，跟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书完全不一样，根本就不是汉朝以后刻的，这很明显。

现在陛下继承了祖宗的大业，这枚传国玉玺又出现了，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上天赐予的，咱们怎么能忽视呢？汉朝、晋朝以来，得到珍宝瑞物，都要向宗庙禀告，改元，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祈求皇帝长寿，更何况是这件传国重器呢？关于这枚玉玺的法物礼仪，请陛下下令相关部门执行。

命令礼部和太常寺按照以前的惯例，详细制定仪式，然后报告给我。礼官说：五月初一，按照惯例要举行大朝会，应该在那天举行接受玉玺的仪式。按照皇帝尊号、宝册的仪式，相关部门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法物，把玉玺送进宫里。等陛下下令之后，暂时把它放在宝堂供奉起来。三天前，要派官员向天地、宗庙、社稷禀告。前一天，皇帝要在内殿斋戒。第二天，在太庆殿举行仪式，陛下坐在御座上接受玉玺，群臣则要向陛下祝寿庆贺。在此之前，还要命令龙图阁和天章阁的人，把治平元年耀州献上的那枚刻有“受命”字样的玉玺的档案材料，送到都堂一起讨论。陛下下令五月初一接受传国玉玺，并让章惇写玉玺的档案材料，内容是“天授传国受命之宝”。

话说宋徽宗崇宁五年，有人进献了一方玉印，小小的，也就一平方寸大小，印钮雕刻成龟形，做工非常精细，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徽宗皇上看中了这印文，就模仿李斯那种虫鱼篆书的风格，自己设计了一方宝印，叫做“镇国宝”。这“镇国宝”差不多四寸见方，印钮是螭龙形状，印台是方形的，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

大观元年，皇上又找到了一位了不起的玉工，用之前元丰年间找到的玉料，刻制了“天子”、“皇帝”六玺，用的是叠篆的印文。早些时候，绍圣年间，咱们找到了一方汉朝的传国玉玺，当时没仔细检查，只觉得螭龙纹有点缺，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其中一个角缺了。这事儿还写成了《检传》，记载得非常详细，流传至今呢。皇上呢，就用了这传国玉玺的印文，但没用这方玉玺本身，而是自己刻了一方“受命宝”，也是差不多四寸见方，用白玉雕刻，印文也是虫鱼篆书。

这下好了，“镇国宝”和“受命宝”加上之前的“天子”、“皇帝”六玺，一共就凑齐了八方宝印。皇上高兴啊，就下圣旨说：“以前啊，都是有专门管这些印章的官员，现在虽然归属门下省，但逢到祭祀的时候，才临时派人，事后就撤了。现在八宝齐全了，得好好重视这个职位，尚书省就按照古代的制度，设置专门的官职吧！”

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说：“这‘受命宝’可是代表着皇权的象征，得有咱们这一代的特色才行，不能老沿用秦朝的老规矩。这六玺用了这么久，一百多年了，也该更新换代了。老天爷赏赐咱们这些宝贝，咱们也找到了这么好的玉工，这八宝做成了，前所未有，简直是上天恩赐，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明年元旦，咱们就在大庆殿隆重地接受这八宝！”尚书省就建议说：

应该设置四个符宝郎，归属门下省，其中两个由中级官员担任，负责保管这些宝贝，放在宫里。按照唐朝的规矩，皇上出行，符宝郎要跟着，拿着宝印；大朝会的时候，也要把宝印呈上来。现在这“镇国宝”和“受命宝”不是经常用的，皇上出行就带六玺，朝会就摆八玺，晚上都要收起来。内务的符宝郎把宝印交给外务的符宝郎，外务的符宝郎带着宝印在宫内巡视，上朝的时候，分别摆放在皇上的御座前。

这几个宝贝印章，平时很少用。“镇国宝”和“受命宝”就更不用说了，只有祭天的时候才拿出来用。皇帝平时写回信给别的国家，要用“皇帝之宝”；下达圣旨，要用“皇帝行宝”；送礼物给别的国家，要用“皇帝信宝”。而“天子之宝”是用来回复外国的信件的；“天子行宝”用于册封诸侯；“天子信宝”则是在出兵打仗的时候才用。如果需要用这些印章，先得由外边的符宝郎官上报，然后内边的符宝郎官再拿着印章去皇帝面前请示，盖完章之后再交还给外边的符宝郎官。

两年后，皇上又下令在“受命宝”上面加刻了“镇国”两个字。政和七年，从于阗弄来了一块巨大的玉石，足有两尺多长，颜色像刚切开的肥肉一样漂亮。徽宗皇帝又让人做了一个新的印章，印钮是红色的螭龙，印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字体是篆书，还刻了鱼虫图案，做工精细，几乎可以和秦朝的玉玺媲美了。这枚印章长九寸，印盒也是九寸长，取名“定命宝”。

这样一来，加上之前的八个印章，就凑齐了九个。皇上就宣布以后就叫“九宝”，并且把“定命宝”放在第一位。他还特意说：“这八个印章是国家的象征，而这‘定命宝’可是我亲手设计的！” 于是，皇上就规定了摆放顺序，“定命宝”、“受命宝”、“天子宝”放在左边，“镇国宝”、“皇帝宝”放在右边。他还下令说：“‘镇国宝’、‘受命宝’和‘天子宝’、‘皇帝宝’，一共八个，这可不是乾元九数啊。这块宝玉是从遥远的西域来的，‘定命宝’的印文也是上天赐予的吉兆，所以就刻了‘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这些字。算命先生说很吉利，用篆书刻了鱼虫图案，印章和印盒都是九寸长，就叫它‘定命宝’。明年元旦要正式启用。” 皇上还派了官员向天地、宗庙和祖先禀告这件事。

政和八年正月初一，皇上在大庆殿接受了“定命宝”，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后来京城发生变乱，其他的印章都丢了，只有大宋的“受命宝”和“定命宝”保存了下来，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一开始，南宋建炎年间，一共做了三个金印，也就是三个“金宝”。第一个叫“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专门用来祭祀的时候用在祭祀文书上；第二个叫“天下合同之宝”，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使用；第三个叫“书诏之宝”，用来发布命令。

到了绍兴元年，又做了一个玉印，上面刻着“大宋受命中兴之宝”。此外，还找回了两个以前的老印，这些印章历朝历代都用着，以前皇帝给太上皇尊号，册封皇后太子的时候都用这些印。到了绍兴十六年，又做了八个印章：第一个叫“护国神宝”，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个字；第二个叫“受命宝”，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后是“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这些印章都放在皇宫的府库里，上朝的时候会拿出来摆着；皇帝册封尊号、册封皇后太子、举行大典的时候，这些印章也会用到。这些印章的制作规格，都是用玉尺测量尺寸，有钮，有鼻，大小绶带，玉环。印章的管理，按照老规矩，像个牌子一样，上面刻着“某宝”的字样。都用红色的丝线包裹，外面再用红色的罗缎绣金的帕子包好，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匣子一共有三层，都用金子装饰，里面放着金制的印床、金制的印盒，还有龙形的金锁，再盖上红色的罗缎绣帕，最后放在专门的箱子里，用马驮着。

孝宗皇帝即位后，要给太上皇加尊号，叫“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制作印章的时候，用的方法和尺寸，是按照皇祐年间的标准来的。到了乾道六年，又给太上皇加了十四个字的尊号，这个印章的材料是元代的，印章的钮是螭龙形状，后来改成了蹲龙，这个钮高2.45厘米，厚1.15厘米，印章的孔径是1厘米。到了理宗皇帝宝庆三年，又给宁宗皇帝加了徽号，这个印章印面宽4.2厘米，厚1.2厘米，也是蹲龙钮，总高度是4.1厘米，印章的四面都刻着盘旋的龙纹。

话说古代皇室的宝贝，那可是相当讲究的。宋哲宗元祐元年，皇帝下令说：想当年天圣年间，章献明肃皇后用的玉宝，边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上面雕着龙形的钮扣。现在太皇太后掌管着军国大事，她的玉宝就应该和章献明肃皇后的一样。过了两年，皇帝又下令：太皇太后的玉宝上刻“太皇太后之宝”；皇太后的金宝上刻“皇太后宝”；皇太妃的金宝上刻“皇太妃宝”。后来朝代中兴之后，后宫的宝印改用金子做，边长二寸四分，高度随意，钮扣用龟形，盒子和套盒用银子做，再镀一层金。宝盒有三层，上面刻着各种花纹，涂上金漆，还有盘龙的图案。就连装宝盒的盒子、运输用的马匹、垫子都得一样讲究。

皇太子的宝印也相当气派。宋真宗至道元年，规定皇太子受册封时要用的金宝，边长二寸，厚五寸，系着红色的丝带和玉环，还有金制的盒子和套盒。金制的套盒长五寸，宽二寸，厚二分，里面包着红布，外面再裹一层红罗，上面用金线绣花。套盒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小盒子用金子装饰，里面还有个金制的托盘。再外面还有两层盒子，都用红罗和金线绣花装饰。盒子和用来装盒子的托盘、运输用的马匹，都用银子做，再镀上金。其他的东西都用银子做，刻上花纹再镀金。朝代中兴后，皇太子的宝印改用龟形的钮扣，金色的盒子和银色的套盒，上面刻着“皇太子宝”四个字，还有金色的盒子和银色的套盒。宝盒有三层，漆成黑色，里面衬着锦缎，外面用镀金的银子做成百花和凤凰的图案，再用金锁锁上，用黑色的托盘和马匹运送。

册封用的玉简，那也是相当精致的。用白色的玉石做成，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长度根据字数多少而定。用金线把玉简串起来，两端系着带子。玉简的两端各有两枚装饰物，两枚刻着神像，两枚刻着龙纹，镀上金，像是守护玉简一样。玉简放在锦缎做的垫子上，上面盖着红色的丝绸，上面用金线绣花。装玉简的盒子大小刚好能装下玉简，涂上朱红色的漆，上面用金子刻着凸起的百花和龙纹，还有金锁和金属合页。外面再盖一层红色的丝绸，上面绣着盘龙和金线，放在金制的长方形托盘上，托盘上还有金龙的龙头和金鱼形状的挂钩，再用红丝带系着盒子。装玉简的桌子也涂上朱红色的漆，上面盖着红色的丝绸，上面用金线绣花。

皇后册封用的玉简，也用白色的玉石，或者象牙做成，上面刻着凤凰的图案，尺寸和皇帝的册封玉简一样。

太子册封的时候，用的是六十块玉简，到了乾道年间，就用七十块了。每块玉简高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前后还有四个长方形的饰件，跟玉简一样长，宽四寸，其中两个刻着神兽，另外两个刻着龙，像是护卫的样子。这些玉简用金丝串起来，首尾都系着金花，还装饰着各种精美的小物件。再用红罗泥金的夹帕衬着，放在锦褥上，装在一个黑漆匣子里。匣子的内衬是锦缎，外面用金箔银叶装饰，隐约可见百花和凤凰的图案。最后再用红色的罗缎泥金帕子盖上，系上红丝带，再衬上锦褥，放在黑漆的腰舆里，用马驮着。

金国的宝物丢了。理宗端平元年，皇帝命令孟珙他们带兵，跟蒙古兵一起夹击金国在蔡州的军队，把金国灭了。那年四月丙戌（具体日期），大理寺说：京湖制置司把从金国缴获的宝物送来了，让金国的官员、参知政事张天纲辨认。其中有一件玉宝，上面刻着“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尊谥宝”字样，这是金国皇帝阿骨打死后的谥号宝。缴获的法物里，还有一件用金线绣着盘龙图案的红色丝绸袍子；还有一条用玉雕琢的云龙纹玉带，带扣有八个，带尾是塌的，还有一个玉质镀金的带扣，还有一个镀金的小带扣；还有一条连珠环玉束带，带尾是内翻的，上面有金龙，带上大小不一的玉饰十八个；还有一块玉靶和铁锉，还有两个用金线装饰的玉饰，一个皮革的箭筒，还有三个玉饰。

张天纲说：这条玉带，金国话叫“兔鹘”，都是金国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平时穿戴的东西。还有一块玉做的巾环，一个桦木做的龙纹装饰的角弓，一把镶嵌着金龙的环首刀，一个红色的丝绸靠枕，一个很大的玉环，这些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的东西。还有一本制旨册，以前叫圣旨，平时近侍局负责保管，用来接受皇帝的命令。壬辰四月，金国皇帝效仿东汉光武帝的做法，命令上书的人不许用“圣”字，所以避开了“圣”字，改成了“制旨”。

这伙人被抓了，搜出来不少东西！光印章就有好多，三块金印，八十四块银印，三块镀金的印章，还有三百一十二个铜印，各种官署的都有。 负责审案的法官，把完颜守绪的遗体，还有他留下的宝贝和东西，都仔细查验了一遍，连他儿子天纲、儿媳完颜氏乌古论栲栳、小女儿琼琼也一起审问清楚了，然后把情况都报告上去了。

皇上说了：“完颜守绪的遗体和那些东西，都放到大理寺的仓库里去。天纲、好海、完颜氏乌古论、琼琼这几个人，先关到殿前司，等以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印章这东西，从两汉开始，官员就有金印、银印、铜印了。唐朝的时候，各个部门都用铜印，宋朝沿用了这个规矩。 王爷和中书门下省的印章，边长都是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这些部门的印章，边长都是二寸。 不过，只有尚书省的印章不镀金，其他的都镀金。节度使的印章，边长是一寸九分，也镀金。其他的印章边长都是一寸八分，只有观察使的印章镀金。王爷、节度使、观察使、州府县衙门的印章，都有个铜牌子，长七寸五分，王爷的宽一寸九分，其他的宽一寸八分。王爷、节度使、观察使的牌子镀金，上面刻着“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几个字。 如果官员出差办事，或者自己部门没印章，就发给他们临时印章用。景德年间，还专门铸造了京城和外地的临时印章。 还有一种叫朱记的小印章，发给京城和外地各部门的官员和军官使用，长一寸七分，宽一寸六分。老百姓和寺庙道观也有一些私刻的印章。

乾德三年，太祖皇帝下令重铸中书门下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印章。 之前那些印章，是五代时期铸造的，刻得不好看。后来找到了蜀地一个铸印高手祝温柔，他说他祖上祝思言是唐朝礼部铸印的官员，世代精通缪篆，就是《汉书·艺文志》里说的那种“屈曲缠绕，以模印章”的印章刻法。祝思言跟着僖宗皇帝去了蜀地，他的后代就一直留在蜀地了。 从那以后，朝廷各个部门，还有开封府、兴元府的印章，都让祝温柔重新铸造。

公元984年，皇上（宋太宗）下令，给新任命的汉南国王钱俶刻个印章，印章上要刻“汉南国”三个字。四年后，皇上又下令，给钱俶新封的南阳国王刻个印章，这次要刻“南阳国王之印”。到了公元990年，皇上（宋真宗）赏赐给山前后百蛮王诺驱一个印章，印章上刻着“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王之印”。公元1007年，朝廷铸造了交趾郡王的印章，还制作了安南的旌节，交给广南转运司去授予。

公元1012年，皇上（宋真宗）下令，所有寺庙道观和老百姓家用的私章，以后都得统一尺寸，边长一寸，用木头刻字，不准私自铸造。同年的七月，皇上看到河西节度使兼许州知州石普上奏的文书，是用许州观察使的印章盖的，就问宰相王旦这是什么情况。王旦回答说：“节度州有三种印章：节度使的印章，跟着节度使本人，节度使不在任上就应该上交；观察使的印章，是州里长官用的；州印，白天由录事官保管使用，晚上要交给长官。节度使在当地的时候，要是关于军事的事务，就由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写奏章，用节度使的印章；要是关于赋税的事务，就由观察判官、支使、推官写奏章，用观察使的印章；要是给属县发公文，就由节度使的判官写，用州印。所以，任命将领的文书上，一定写着‘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某军’指的是他统领军队；‘管内’指的是他管辖区域的风俗；‘刺史’指的是他管理州里的政务。石普这次上奏，应该用河西节度使的印章才对。”

公元1046年，少府监（相当于古代的国家物资管理部门）上报说：收到官员王文盛的建议，说三司粮料院（负责粮食和物资供应的部门）经常有人伪造印章，偷偷盗取官物。王文盛建议铸造一种特殊的圆形印章，印章有三面，每面直径2.5寸。印章外圈第一层刻上年号和粮料院的名称，一共十二个字；第二层刻上十二地支，也是十二个字；印章中心刻上主要的印文，与印钮相连，并设计转动机关，用小孔固定。使用时，每月更换一面，年底转回正月，从寅到丑，循环使用。每个月更换印章时，粮料院的官员要加盖封条，并派专人保管使用。如果年号改变，就要重新铸造印章。皇帝下令三司（财政部门）决定，三司同意了王文盛的建议。后来，皇帝又命令知制诰邵必和殿中丞苏唐卿仔细审查全国的印章制度，邵必和苏唐卿都精通篆书和籀文，但也没有对王文盛的建议做任何修改。

公元1072年，皇帝下令内外官和边远地区的官员都赐予印章，并命令少府监铸造，然后送到礼部发放。公元1076年，广西经略司（负责广西军事和行政的机构）报告说，南丹州知州莫世忍进贡了白银、香料、狮子和马匹。于是皇帝赐给他一枚印章，印文是“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印”，还赐给他南丹州刺史的印章，并下令经略司销毁他原来的印章。公元1079年，以前贡院（负责科举考试的机构）专管科举考试，它的印章是“礼部贡举院之印”。由于废除了贡院，科举考试的事务归礼部管辖，所以重新铸造了印章，印文是“礼部贡举之印”。同年的十二月，皇帝下令，从现在开始，官员的印章，去世后都要赐予随葬，如果没来得及随葬而仍在使用的，要按照律法处罚。

中兴之后（指北宋恢复后），沿用了旧的制度，只有三省和枢密院使用银印，六部以下使用铜印，各路监司、州县也一样。寺庙和监察机构只有长官和副长官才能拥有印章，下属官员则跟随长官使用。如果仓库等机构涉及财务，保管人员可以拥有印章。监司、州县的长官用印，下属官员用记（一种小型的印章）。如果下属官员没有印记，就由本地区发给木质的朱砂印记，大小约一平方寸。如果官员奉命出境，就发给“奉使印”，任务完成后要交回有关部门。后来，朝廷派官员出差到州县，也同样发给“奉使印”。新科进士到团练司任职，也暂时发给“奉使印”，任期结束后要交还。这就是当时的常规制度。

南宋迁都之后，很多官印都丢了，有的丢了有的留下了，大家就各自拿着用。朝廷又重新铸造发放，并在印章上加刻“行在”二字，或者加上年号来区分新旧印章，但造假的情况还是没解决。

乾道二年，礼部建议，各地借用的官印都应该销毁重铸。四年后，兵部侍郎陈弥上奏说：“六部官印都放在衙门里，出入都要登记，但是下面的办事人员却把印章带到外面用，或者借给其他衙门。最近出现了一些伪造公文、盗用印章来支取钱粮的案件，还有伪造奏章、盗取御用印章来更改官职的案件，这些都是因为保管不善造成的。”皇上就下令三省要加强管理，严加戒饬。

绍熙元年，礼部侍郎李巘又说：“公文加盖印章是为了证明真实性，防止作假，销毁和重新铸造印章都要经过省部批准，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地方上还是不遵守规定，有的县令用东南军队的印章，有的官员用以前的司寇印章，印章名称都不对，这样就很难防止弊端。建议统一制作州县官员通用的印章，旧印章如果不能继续使用就应该销毁。”

绍兴十四年，大臣们又说：“印信关系重大，凡是官府的印章，如果使用时间长了，字迹模糊不清，需要重新铸造的，必须先呈报皇上批准，才能重新铸造。”当时重新铸造的印章有成都府钱引的铜朱记，每批给二十五枚；行在都茶场会子库的印章，每批也给二十五枚，其中：国用印三枚，每枚刻“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检察印五枚，每枚刻“提领会子库检察印”；库印五枚，每枚刻“会子库印造会子印”；合同印十二枚，其中一贯文印二枚，每枚刻“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五百文、二百文的印章也以此类推。

那些臣服的蕃国，朝廷会给他们铜印。安南国王李天祚请求赐印，印章上刻“安南国王之印”六字，印章边长二寸，还配发印章盒，都是铜制的，表面镀金。西蕃陇右郡王赵怀恩也请求赐印，朝廷就给他刻了“陇右郡王之印”的印章。宜州边境上的蛮族也请求赐印，朝廷就给了他们六十枚印章，印章上刻着“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后来文武百官的印章铸造情况，记录就不完整了。

朱记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是官方盖章用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开始铸造亲贤宅、益王府的铜制朱记。到了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又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的朱记。绍兴三十年（1160年），铸造马军司统制、统领官的朱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铸造邓王、恭王、庆王直讲、赞读的朱记。隆兴元年（1163年），铸造都督府佥厅的朱记，还铸造了寄桩库的朱记。隆兴二年（1164年），铸造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带两个钮的），还有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也带两个钮的）。乾道二年（1166年），铸造成都钱引务的朱记。淳熙十六年（1189年），铸造建康榷货务中门大门的朱记。总之，只要朝廷官员有需要，就会铸造给他们用。以前用木头的，现在都换成铜的了。

符券呢，唐朝的时候有银牌，派驿站使者的时候，门下省会发给这种银牌。这银牌宽一寸半，长五寸，正面刻着隶书“敕走马银牌”五个字。牌子上有个孔，用皮带穿起来。后来这个制度就取消了。宋朝初期，枢密院发给一种叫“头子”的凭证。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飞雄假借驿站谋反，被杀。于是朝廷下令取消枢密院发的凭证，骑马送信的人又改用银牌，这次银牌宽二寸半，长六寸，用八分书写，上面刻着两只凤凰，下面刻着两只麒麟，两边刻着年月，用红丝绦穿起来。到了端拱年间（988-989年），因为护送边防士兵的使臣经常丢失银牌，所以又取消了银牌，恢复了枢密院发的凭证。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制诰叶清臣等人建议制定军队传递信息用的牌子和兵符。皇帝下令让两制（指中书省和门下省）和端明殿学士李淑详一起制定方案，然后上报：军中传递信息，最重要的是防止欺诈，必须周密考虑。现在建议下令有关部门制造铜制的兵符，发给各路总管和主将，每次调动三百人以上的军队，或者调动整个指挥部以上的军队时就使用。再另外制造漆成朱红色的木牌，用于军队内部的往来传递信息，传递命令、报告会合情况，以及调动三百人以下的军队时使用。另外，查阅了符彦卿的《军律》，里面有字验的方法，也请求在移牒和传信牌上都使用这种字验，两处核对使用。

皇帝批准了这个方案。嘉祐四年，三司使张方平整理驿站凭证的条例，一共七十四条，取名为《嘉祐驿令》。

熙宁五年，皇帝下令西作坊铸造三十四副铜质门禁符，让三司给各城门发放左半边，右半边则交给大内钥匙库保管。以后各城门值班人员，要按时把铜契送回钥匙库核对。铁牌就由值班人员自己保管，在城门外值守过夜。钥匙库根据漏刻（计时工具）报时发放钥匙，让城门外值班人员验看请开门人的铁牌，开门后，值班人员收回铁牌，上交钥匙，再领回铜契。晚上关门也按同样的流程操作。六面朝牌也和铜契一样，按时发放。当时皇帝觉得京城门禁不严，以前没有门禁符，就让枢密院参考旧制度，重新制造了铜质门禁符，中间刻着鱼的形状，上面刻着门的名字，分成左右两半分别保管，以防万一，而且开关门的制度也比以前更严密了。

元丰元年，礼仪部门详细考证后说：“旧的南郊祭祀仪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灵星门、朱雀门、南薰门，都要检查箭符。熙宁年间，因为参知政事王珪的建议，已经取消了检查箭符，但是检查门禁符的仪式还保留着。《春秋》的义理，我们不敢把我们不相信的东西用在尊贵的人身上；再说，雷声震动，天象运行，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必须查验身份才能通行，不应该成为典礼的一部分。我们仔细查考这件事的起源，在《开宝礼》中找不到记载。咸平年间，才在仪注中记载，大概是当时礼官的失误。请求从现在开始，车驾出入，取消检查门禁符。”皇帝批准了。

高宗建炎三年，重新铸造了虎符，枢密院负责这件事。虎符是用铜做的，长六寸，宽三寸，刻着篆文，从中分成两半，左半边发给各地，右半边藏起来。

门禁符的样式，是用布包裹着纸牌，叫做“号”，皇城司负责管理。规定进入禁卫军的号牌，用黄色绫子做成八角形，三千个；进入殿门的号牌，用黄色绢做成方形，一千个；进入宫门的号牌，用黄色绢做成圆形，八千个；进入皇城门的号牌，用黄色绢做成条形，三千个。这是绍兴二年正月制定的。后来又把宫门的号牌改成绯红色绢做的方形，皇城门的号牌改成绯红色绢做的圆形，沿用了很久。后来又全部改回黄色，有的方形有的圆形，各按原来的样式。

话说啊，那时候有几种紧急公文传递的牌子，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那速度最快了，一天能跑四百里，属于特快专递！一般是赦免书或者特别紧急的军事情报才用这个，都是内侍省直接派人送的。

到了乾道年间后期，枢密院又搞了个青字牌，字是黄色的，一天跑三百五十里，军情紧急的时候就用它。到了淳熙年间后期，赵汝愚当枢密使的时候，又弄了个黑漆红字牌，用来催促各地的提举官办事，每年都考核谁快谁慢，以此来奖罚。后来，尚书省也学着这么干，还要求每个州的通判把公文进出州界的时间都详细记录上报。可时间长了，还是拖拖拉拉的，跟以前一样。

到了绍熙年间后期，没办法，干脆就弄了个摆铺（驿站）制度。

宋朝的宫殿，汴京时期的那些，真是奢华得没法说，根本没法效仿。南宋中兴之后，皇上在穿着打扮和宫殿建筑上都力求简朴。皇上的住所叫“殿”，总称“大内”，也叫“南内”，这“南内”原本是杭州的行宫。南宋绍兴初期才新建的。休兵之后，才修建了崇政殿和垂拱殿这两座大殿。过了一段时间，又建了天章殿等六座阁楼。皇上的寝宫叫福宁殿。淳熙初年，孝宗皇帝才建了一座射殿，叫做选德殿。淳熙八年秋天，他又把后殿的偏殿改建了一下，沿用了旧名，叫做延和殿，方便皇上坐着处理政务。其他的宫殿，比如紫宸殿、文德殿、集英殿、大庆殿、讲武殿，都是根据当时需要临时改名的。紫宸殿，每月初一接见大臣就在这里；文德殿，颁布赦令就在这里；集英殿，皇帝在这里召见大臣议事；大庆殿，举行册封仪式就在这里；讲武殿，阅兵就在这里。其实，垂拱殿和崇政殿，也就是临时改个名字而已。虽然这两个殿叫大殿，但规模也就跟大一点的州府衙门的厅堂差不多大。淳熙年间再次修缮，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每个殿都是五间屋子，十二根大梁，长六丈，宽八丈四尺。殿南边还有个三间的小屋，长一丈五尺，宽也一样。两边的耳房各两间，东西两边的走廊各二十间，南边的走廊九间。正中间是殿门，三间六根大梁，长三丈，宽四丈六尺。殿后还有七间偏殿，这就是延和殿，规模更小，只有一级台阶，就跟普通人家住的房子差不多。

太上皇住的宫殿有德寿宫、重华宫、寿康宫；皇太后住的宫殿有慈宁宫、慈福宫、寿慈宫。德寿宫在大内北面，对着仙桥，所以也叫北内，是绍兴三十二年建成的。宫殿建成后，皇上就下诏书把它命名为德寿宫，高宗皇帝当了太上皇后就住在这里。重华宫就是德寿宫，孝宗皇帝退位后住在这里。寿康宫就是原来的宁福殿。当初，宰相赵汝愚建议把秘书省改建成泰宁宫，后来没实现，想用慈懿皇后的私宅改建。太上皇不想搬家，所以就用旧宁福殿改成了寿康宫，光宗皇帝退位后住在这里。

皇宫内苑啊，亭台楼阁也没见增加多少，能叫上名字的，就只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椤木堂、隐岫、澄碧、倚桂、隐秀、碧琳堂这些，这些都在南内。北内苑呢，有个大池子，引西湖水灌进去，池子上堆着假山，模仿飞来峰的样子。还有座楼叫聚远楼，围着栏杆，分成四个区域。东边有香远、清深、月台、梅坡、松菊三径、清妍、清新、芙蓉冈；南边有载忻、欣欣、射厅、临赋、灿锦、至乐、半丈红、清旷、泻碧；西边有冷泉、文杏馆、静乐、浣溪；北边有绛华、旱船、俯翠、春桃、盘松。

皇太子的宫殿叫东宫。太子没成婚之前，就在宫门里的资善堂读书学习。册立为太子之后，就住到东宫，东宫在丽正门里面。东宫是绍兴三十二年才建的，孝宗皇帝住过，庄文太子也住过。光宗当太子的时候，孝宗皇帝对大臣们说：“以后东宫不用再另外建造了，我宫里的殿宇，很多都没用上，可以修缮一下给太子用。”从那以后，东宫就一直没再另建了。

淳熙二年，才新建了一座射堂，用来玩射箭之类的游戏。园子里还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几座堂和一座凤山楼，这些都是用来休息宴饮的地方。

首先，说一下古代的“幕殿”。根据《周礼》的记载，幕殿其实就是大次和小次。在东都的时候，郊坛的大次叫做青城，祭祀的前一天，官员们会在那里住宿斋戒。幕殿的结构是这样的：中间有两座大殿，外面有六个门，分别叫做泰禋、拱极、祥曦、景曜、承和、迎禧。其中，大殿叫端诚殿，偏殿叫熙成殿。后来中兴之后，因为崇尚节俭，多次下令郊坛不再建造斋宫，只用搭建幕屋代替，这就是幕殿。它用木架子做骨架，用芦苇做围挡，四面都用帷帐围起来，样子像宫殿一样。祭祀的时候，在坛边还会搭一个小次。大次、小次外面还有一个望祭殿，下雨的时候就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东都的时候，望祭殿是用瓦盖的五间房子，周围还有走廊。中兴以后，就改成芦苇屋顶了，这是仿照清庙茅屋的样式。

接下来，咱们说说臣民的房屋制度。宰相以下，处理政务的地方，叫做省、台、部、寺、监、院，在外地的监司、州郡则叫做衙门。在外地叫衙门，但在京城里当官的公卿大夫士，却不能称作衙门。这是因为按照唐朝的制度，只有皇帝住的地方才叫衙门，所以臣下不能用这个称呼。后来，外地的藩镇也僭越地称衙门，所以衙门就成了臣下的通称。现在皇帝住的地方虽然不叫衙门，但是京城里的省、部、寺、监这些机构名称，还是沿用唐朝的旧制。不过，在京城里，尊贵的人会避讳这个称呼，在外地的人离皇帝远，也就没什么忌讳了，对吧？至于私宅，执政大臣和亲王住的地方叫府，其他官员住的地方叫宅，老百姓住的地方叫家。

各地的府衙门可以设置戟门，私人住宅只有爵位很高，得到皇帝恩赐的人才能设置。京城里的官员府邸是不设戟门的，这也是为了避讳皇帝。

一般的官署建筑，屋脊上都要装饰瓦兽，大门上要安装梐枑（一种门上的装饰部件）。各州的正衙门和城门上都要安装鸱尾（一种屋脊装饰），但是不能安装拒鹊（一种屋脊装饰）。六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可以建造乌头门（一种门楼）。如果祖上留有宅舍，子孙可以继续使用。老百姓的房屋，不能使用重栱、藻井以及五彩缤纷的装饰，也不能建造四铺飞檐（一种屋檐形式）。老百姓的房屋，最多可以建五架，门只能是一个间，两边各带一个厦（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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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histories

分类：宋史（口语版）

日期：2024年12月03日

创建时间: 2024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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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穿朝服，老百姓穿便服。 朝服又叫“具服”，平时穿的官服叫“公服”，现在我们叫它常服。宋朝沿袭唐朝的制度，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五品以上穿红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官服的样式是：圆领宽袖，下摆有横条纹，用皮带束腰，戴幞头，穿乌皮靴。从王公贵族到最低级的官员，都穿这种官服。

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下令，朝中官员外放担任节度使、转运使或副使的，穿绯色或绿色官服的，可以借穿紫色官服；担任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的，穿绿色官服的可以借穿绯色，穿绯色的可以借穿紫色；如果是担任通判、知军监的，只能借穿绯色官服。后来，江淮发运使和转运使、提点刑狱和知州的官职合并了。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郊祀大典庆典结束后，朝廷开始允许在朝为官二十年，穿绯色或绿色官服的官员，可以晋升官服颜色，赐予绯色或紫色的官服。

真宗皇帝登基后，京城官员也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晋升官服颜色，而且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赦书中，京城官员也以十五年为限。以后每位皇帝登基，都沿用这个制度。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皇帝下令，内务府各司使以下的官员出入内廷时，不准穿黑色衣服，违反者要受罚；内务府的官员也可以穿窄袖的袍子。

仁宗皇帝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下令，军方官员如果曾经担任过通判，可以借穿绯色官服；曾经担任过知州的，可以借穿紫色官服。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龙图阁直学士任布上奏说：“希望以后赠予正郎以上官职的人，画像可以穿绯色官服；赠予卿监以上官职的人，画像可以穿紫色官服。”皇帝批准了。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皇帝下令，三路转运使在朝中辞行上殿那天，要赐予他们章服；其他各路转运使如果任职满十年，也要赐予章服。

宋神宗熙宁元年的时候，中书省和门下省一起上奏说：“六品以上官员，如果犯了贪污受贿或者其他严重罪行，不能因为原来的官职级别而继续穿着原来的官服。”皇上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到了元丰元年，朝廷取消了青色官服的使用。四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官服，六品官员穿红色官服，这些官员都配有象牙笏板和鱼符。九品以上的官员穿绿色官服，笏板用木头做的。武将和内侍都穿紫色官服，但不佩鱼符。那些临时授官的、以及技艺人员和公务人员如果被授予官职，都可以穿绿色官服。如果官员的官服颜色和官阶不符，或者官阶提升了但官服还没来得及换，那就根据年资或者特殊恩典来处理。元丰五年，朝廷下令，六部尚书的服饰按照翰林学士的标准来，六部侍郎和给事中的服饰按照直学士的标准来。朝见皇帝谢恩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官员，都赐穿官服并佩带鱼符；如果官员被罢免官职改任其他职位，就不再佩戴鱼符了。

宋徽宗重和元年，皇上命令礼制局对冠服制度进行讨论，然后汇报结果。当时，官员们穿的靴子要改成鞋子。礼制局上奏说：“鞋子有絇、繶、纯、綦几种样式，古代的鞋子颜色要和衣服颜色相配，有红色的鞋子、白色的鞋子、黑色的鞋子。现在想用黑色皮革做鞋子，絇、繶、纯、綦几种样式的颜色就根据官服的颜色来搭配，这样就仿效了古代‘鞋子颜色与衣服颜色相配’的制度。”皇上就下令，从第二年元旦开始改穿鞋子。礼制局又说：“鞋子的颜色应该和官服颜色相配。武将的官服颜色都一样，应该考虑一下区分。”皇上就下令，文武官员中大夫以上级别的官员的鞋子都有四种装饰，朝请郎、武功郎以下级别的官员的鞋子去掉一种装饰，统称为“履”；从义郎、宣教郎以下到将校、技艺人员的鞋子去掉两种装饰，也统称为“履”。当时有人议论说，靴子不适合在中国使用，实际上是佛教的影响逐渐被废除了。

宋朝的官员服饰制度，沿袭元丰年间的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六品以上穿绯红色官服，九品以上穿绿色官服。穿绯红或紫色官服的官员，必须佩戴鱼形佩饰，这叫做章服制度。 如果不是达到相应的官职品级，就不能穿戴相应的官服。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如果官职品级低但实际职务高，有三种情况可以特许：从低级官员升迁到六部侍郎，从低级官员升任待制，或者出使他国。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因为年资和劳苦功高而被赐予更高品级的官服，或者虽然品级不够，但可以暂时借用更高品级的官服。升任朝官穿绿色官服，大夫以上级别穿绯红色官服。如果官员在任职期间，二十年内没有过错，就可以申请更改官服颜色，这是朝廷的恩赐。担任通判的官员可以借用绯红色官服，担任知州、监司的官员可以借用紫色官服；任期结束后回到朝廷，仍然穿戴原来的官服，这是借用官服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是皇帝恩赐的。

绍兴十二年九月，因为皇太后回銮，朝廷下诏，承务郎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穿绯红或绿色官服，在任职满十七年的官员，可以更改官服颜色。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皇帝即位，下诏承务郎以上级别的官员，在任职满十五年的，可以更改官服颜色。但是，计算年限的办法，也不是随便许可的。没有出身的官员，从二十岁出任官职穿绿色官服之日起算；穿绯红色官服的官员，从二十岁穿绯红色官服之日起算；有出身的官员，则从赐予出身之日起算；此外，还要排除丁忧期间的年、月、日，并且在任期间没有过错才能申请更改。

在此之前，殿中侍御史张震上奏说：“现在的弊端在于有些人钻空子，投机取巧。要改变这种风气，才能治理好天下。通常情况下，更改官服颜色，是从升任朝官穿绿色官服，大夫以上穿绯红色官服，并且在任职满二十年后才能申请更改。而现在，赦免令规定承务郎以上官员，在任职满十五年就可以更改官服颜色。比起以往的赦免，不仅年限减少了，而且官品级别也相差很大，这已经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了。我现在听说，有些部门想要从官员补任之日起计算年限，这意味着即使是婴儿被授予官职，十五岁就可以穿绯红色官服；而那些权贵子弟，有的刚成年就被赐予绯红色官服，成年后就赐予紫色官服。朱红、紫色的官服满街都是，这也太滥了吧？况且，靖康、建炎年间的赦免令，也没有从补任之日起算。如果从出任官职之日起算，比较折中，比在任时间减少了很多，比最初的规定也更有节制。”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才有了这个命令。

皇上还会特别赏赐一些人，对正直的大臣赏赐，对清廉的官员赏赐，对孝顺父母治理好家业的人赏赐，对年老有功的大臣赏赐，这些都是非常规的赏赐。那些官职还不够格，却得到赏赐衣服或者借用衣服的人，都写在他们的官衔里，表明是赏赐或者借用的。

幞头，又叫折上巾，是从后周开始有的，但是那时候只是用柔软的丝绸垂下来。到了隋朝，才开始用桐木做，唐朝才开始用罗代替粗布。只有皇帝的幞头脚向上翘，臣子的幞头都向下垂。五代的时候逐渐变得平直了。咱们朝代的制度，君臣都戴平脚的幞头，只有皇帝出行的时候，才能戴向上翘的幞头。最初幞头是用藤条编织的草帽作为里层，外面用纱，再涂上漆。后来就只用漆来加固，去掉了藤条里层，前面做一个折，两脚平铺，用铁做骨架。

腰带，古代只用皮革做的。从曹魏开始，才开始用金银铜来装饰。宋朝的制度就更细致了，有玉的，有金的，有银的，有犀牛角的，再往下就是铜、铁、角、石、墨玉之类的，各有等级。玉带不许用在公服上。犀牛角的腰带，不是品级高的官员，或者没有得到特别许可的，都不允许用。铜、铁、角、石、墨玉之类的腰带，老百姓、郡县的官员、技艺人员等等，都可以用。

老物件的制作，花样可多了！有金球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几种样式。方团的款式，每件二十五两重；荔枝的款式分四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五两到七两不等；师蛮的款式每件二十五两；海捷的款式每件十五两；宝藏的款式每件三十两。只有金球路是方团胯，其他的都是方胯。有时候荔枝款式也叫御仙花，束带的款式也一样。

接下来是金涂天王、八仙、犀牛、宝瓶、荔枝、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洼面这几种。天王、八仙的款式每件二十五两；犀牛、宝瓶的款式分两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五两到十五两不等；荔枝的款式分三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两到十两不等；师蛮的款式分两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两到十八两不等；海捷的款式分三个等级，重量从十五两到十两不等；双鹿的款式分九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两到四两不等；行虎的款式每件七两；洼面的款式分两个等级，重量从十五两到十二两不等。

束带的款式有金荔枝、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荽、凤子、宝相花。荔枝的款式分三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五两到十五两不等；师蛮、戏童的款式每件二十五两；海捷的款式分两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两到十两不等；犀牛的款式每件二十两；凤子、宝相花的款式每件十五两。

最后还有金涂犀牛、双鹿、野马、胡荽这几种。犀牛、野马的款式每件十五两；双鹿的款式分三个等级，重量从二十两不等；胡荽的款式分三个等级，重量从十五两到十两不等。犀牛还有上等和次等的区别，是根据公母来分的。产自黔南的犀牛，质量在南海产的犀牛之下。

公元982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他们上奏说：“按照您的命令，我们仔细研究制定了车服制度，建议三品以上官员穿戴玉带，四品以上官员穿戴金带，其他的朝官，即使还没升到朝官但已经赐予紫绯袍服的，以及内职官员和各级军将校，都穿戴红鞓金涂银排方带。即使是升朝穿绿袍的官员，在穿戴公服的时候也不能系银带，其他官员的黑色官服要搭配银质的方团胯带或犀角带。贡士以及胥吏、工商、平民百姓穿戴铁角带，但是得到恩赐的除外，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荔支带本来是内廷赏赐给将相的，现在连普通小官都穿上了，这怎么能行呢？我们建议，除了得到恩赐的以外，只有官职达到三品的官员才能穿戴荔支带。”

到了公元1006年，皇帝下令允许穿戴犀角带、金带、玉带，但是除了符合官品规定可以穿戴以及得到恩赐的以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穿戴。公元1012年，皇帝下诏说：“方团金带是用来优待辅佐大臣的，现在文武百官，甚至是一些技艺人员，都纷纷仿效用金银制作，弄得制度非常混乱。从现在开始，除了得到恩赐的以外，一律禁止！”宋真宗端拱年间，皇帝下令制作了带有瑞草图案的方团胯带，并配以金鱼，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文官。

公元1048年，彰信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说：“我听说张耆被授予兼侍中职位的时候，皇上特别赐给他笏头金带以示荣宠，我想请求，在张耆谢恩的时候，也按照惯例特别赐给他。”皇帝准奏，依张耆的例子办理。

宋神宗熙宁六年，熙河路传来胜利的消息，宰相王安石带着一帮大臣去紫宸殿祝贺，皇上高兴，就把自己身上戴的白玉带解下来赏给他了。

八年后，岐王赵颢和嘉王赵頵上奏说：“皇上赏赐给我们的方形玉带，按规矩应该作为朝服的一部分，我们不敢私藏在家，更不敢戴着它。” 神宗皇帝不同意，就让工匠另外琢磨玉带赏赐给他们。两位王爷还是坚决推辞，皇上不听；他们又请求加佩金鱼以示区别，皇上就赏赐了玉鱼给他们。从此，亲王佩玉鱼就成了规矩。

宗旦和宗谔两位大臣因为出使回来，在郊外受到皇上的恩宠，感谢皇上，皇上又特别赏赐他们金带和佩鱼，上面刻着球纹，形状是方形的。从此，宗室里担任节度使兼平章事的人，都以此为先例。宣徽使张方平、郭逵、王拱辰也都曾经得到过这种特别的赏赐。

元丰五年，皇上发布诏令：“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大臣、开府仪同三司、曾经担任过宰相的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佩戴金质的球纹方形带，并且佩带玉鱼。观文殿学士到宝文阁直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六部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可以佩戴御赐的仙花带，内御史大夫、六部尚书、翰林学士以上以及资政殿学士、特班翰林学士以上级别的官员，也佩带玉鱼。”

六年后，又发布诏令：“北方使臣经过的地方，当地官员曾经担任过朝议大夫的，可以暂时穿紫色官服，但是不准系金带。如果押送皇上宴请的官员互相借用官服，先借过朝议大夫官服的，就借中散大夫的官服，允许系金带，但是不佩玉鱼。”

哲宗元祐五年，又发布诏令：那些曾经被赏赐过金带，后来因为官职变化不再符合佩戴条件的官员，在外地可以继续佩戴。

崇宁二年，皇帝下令说：六尚局的官员，以后允许佩戴金带。

四年后，中书省查阅哲宗皇帝《元符仪制令》，上面写着：各种腰带的佩戴规定是这样的：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员、使相、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佩带鱼符；节度使如果没有做过宰相，就佩带仙花纹腰带和鱼符；观文殿学士到宝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部尚书、侍郎、散骑常侍，都佩带仙花纹腰带，但是代理侍郎不行；内御史大夫、六部尚书、观文殿学士到翰林学士都佩带鱼符，资政殿学士如果因为特殊恩典排在翰林学士之上，也一样佩带鱼符，但代理尚书不行。那些官职没到却特别被赐予的，就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 那些因为担任职务而被赐金带的，即使后来担任的职务不再符合赐带的规定，也允许继续佩戴。

仔细看看这规定啊，如果说是因为当了六部侍郎而被赐了金带，后来调任开封府之类的官职，既不是职务官员，也不在京城任职，就不允许佩戴金带了，这好像不是当初立法的本意。 这文件里说的情况没完全包括所有情况，那些特别被赐金带的人，本来就不是因为官职的原因，所以无论在哪里任职都可以佩戴；那些因为担任职务而被赐金带的人，即使后来担任的职务不再符合规定，也允许继续佩戴，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京城，只要不是职务官员，都可以佩戴。 皇帝下诏书，把这些意思明确地传达下去了。

大观二年，皇帝下令：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殿中少监，允许佩戴红色的犀牛皮带，但是不佩带鱼符。

话说这官员的腰带，那可是讲究得很！不同级别，带子材质和样式都不一样。上等的有玉的、金的、银的，还有金包银的，甚至还有犀牛角的，以及通犀（全犀牛角）做的。带子的花纹也有讲究，四方五团的叫“球文”，那种排成方块的叫“御仙花”。

三公、左右丞相、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使相（宰相）、执政官、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腰带都是球文样式的，并且佩带鱼袋；而观文殿学士到华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开封尹、给事中，这些官员的腰带是御仙花样式的，其中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观文殿学士到翰林学士也佩带鱼袋；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龙图阁待制、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待制、显谟阁待制、徽猷阁待制、敷文阁待制、焕章阁待制、华文阁待制、权侍郎这些官员，则佩戴红鞓（皮革）排方黑犀带，也佩带鱼袋；那些权侍郎以上级别，退休后不担任职务的，也可以佩戴这种腰带。

再说这鱼袋，这玩意儿是从唐朝就有的，一开始是当作身份凭证用的。最开始叫鱼符，一对儿，一个在身上，一个进宫时上交，上面刻着官名，出入都要对上才行。后来为了方便携带，就用袋子装起来，所以才叫鱼袋。到了宋朝，还是沿用这个制度，不过样式改成了金银做的鱼形，官员上朝穿官服时挂在腰带上，垂在后面，主要用来显示官职的高低，不像唐朝那样是身份凭证了。

宋太宗雍熙元年，南郊祭祀之后，皇帝赏赐了身边的近臣鱼袋。从那以后，朝廷文武官员都佩带鱼袋了。穿紫色官服的，鱼袋用金子装饰；穿红色官服的，鱼袋用银子装饰。如果皇帝赏赐紫色官服，就配金包银的鱼袋；赏赐红色官服，也会特别赏赐鱼袋。京官、幕僚、州县官员，如果皇帝赏赐了紫红官服，也可以佩带鱼袋。不过，亲王、武官、内务府的将校们是不佩带鱼袋的。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又下令说，那些技术官吏，如果还没升朝，即使皇帝赏赐了紫红官服，也不许佩带鱼袋。

公元1044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二年，翰林待诏、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为刻碑而被赐予紫色的官服，但他想把原来的银鱼换成金鱼。仁宗皇帝说：“前朝规定，技艺人员不能随便佩戴鱼符，这是为了区分士大夫和技术人员，避免混淆，所以不能答应他的请求。”

到了公元1046年，也就是景祐三年，皇帝下令赐给殿中省尚药奉御徐安仁紫色官服，并破例允许他佩戴鱼符。公元1048年，也就是至和元年，皇帝又下令：中书省提点五房公事的官员，即使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也可以佩戴鱼符。以前规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中央政府做官，并且升迁到中书省提点五房公事这个职位，才能佩戴鱼符。而吕惟和这个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他参考了司天监五官正的先例，请求佩戴鱼符，皇帝也特别批准了。

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蒲宗孟升任翰林学士，神宗皇帝说：“翰林学士的职位清闲，而且离皇帝很近，地位不同于其他官员，但是官服的待遇却不够高，从现在开始应该增加佩戴鱼符的待遇。”于是就正式下令规定下来。三年后，也就是元丰三年，皇帝又下令：从现在开始，中书省的官员都赐予红色的鱼袋，其他的按照以前的规定执行。公元1111年，宋徽宗政和元年，尚书兵部侍郎王诏上奏说：“现在监司、州守、县令这些官员，虽然允许穿借用的官服，但不允许佩戴鱼符，这就相当于有官服却没有相应的标志，几乎和普通吏员没什么区别。请求以后借用绯色或紫色官服的官员，都允许佩戴鱼符，并且在官衔上也体现出来，等他们卸任的时候再把官服还回去。”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南宋中兴之后，这些规定都沿用了下来。

笏板，唐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用象牙做的，上面圆下面方；六品以下的官员用竹子或木头做的，上面削尖下面方。宋朝文官五品以上的用象牙，九品以上的用木头。武官和内职官员都用象牙，穿千牛衣（一种官服）的绿袍官员也用象牙，朝廷赐予绯色或绿色官服的官员也给予象牙笏板。南宋中兴之后也是如此。

靴子这玩意儿，宋朝初期还沿用老规矩，上朝穿靴子。后来政和年间改了礼制，改成穿鞋子了。南宋又恢复穿靴子的旧制。到了乾道七年，又改回穿靴子，用黑色皮革做的，样式大体上参考鞋子的做法，只是多加了个靴筒。靴子的装饰也有讲究，什么絇啊、繶啊、纯啊、綦啊，这些装饰品，高级官员得全用上，级别低的官员就少用一些，甚至有的根本不用。靴底用麻布层层叠加，再加一层皮革，里边用白色的棉布和毡子衬着，靴筒高八寸。文武百官都穿靴子，只是装饰的数量不一样。穿绿色衣服的，靴子装饰也用绿色，穿红色或紫色衣服的，靴子装饰也相应地用红或紫色，这是仿照古制，让靴子的颜色和衣服颜色相配。

簪花戴在头上，这叫“簪戴”。南宋时期，皇帝祭祀天地、明堂礼成回宫的时候，大臣和随从都要簪花，谢恩的日子也是如此。簪花用料讲究，有红、黄、银红三种颜色的罗花，还有用各种颜色丝线织成的栾枝花，以及红、银红两种颜色的绢花。罗花赏赐给百官，栾枝花赏赐给卿监以上官员；绢花赏赐给将校以下的官员。皇帝给太上皇和皇太后祝寿，以及过节、举行宴会、新科进士庆祝宴会的时候，也都簪花。

这“重戴”啊，唐朝读书人挺流行的，说是古代那种大帽子遗留下来的规矩，本来是山里老汉戴的。用黑色罗缎做的，帽子是方的，檐子垂下来，里边是紫色的，用两根紫色的丝线编成的带子做帽带，垂下来系在下巴底下。这“重戴”呢，就是先戴上头巾，再戴上这帽子。宋朝初期，御史台的官员都戴重戴，其他官员戴不戴的都有。后来新科进士也戴，等到正式做官了就不戴了。太宗淳化二年，御史台说：“老规矩，三院御史在台里或者出差，都得戴重戴，这规矩已经废弃很久了。那些御史出台办事或者在京城处理公务的，请恢复这个规矩，违反的罚一个月俸禄。”皇帝就同意了。又下令两省和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戴重戴，枢密院和三司使、副使就不戴。南宋以后，御史、两制官员、主考官、新科进士前三名，允许戴重戴。

话说宋朝刚建立那会儿，沿袭着五代旧朝的规矩，每年都会给大臣们发放时令服装，也就是所谓的“时服”。不过呢，这福利待遇可不是人人都有份，只有那些高级官员，比如将相、学士、禁军里的高级军官才能领到。

到了建隆三年，宋太祖皇帝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就对身边的臣子们说：“百官不赐，甚无谓也。” 意思就是说，其他官员都没份，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于是，他就下令，把这时服发放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 每年端午节和十月初一，文武百官、将校们都能领到这身行头。

那年十月，皇帝又加大了福利力度，给近臣和军校们又发了锦缎里衬的袍子。 级别越高，锦缎的等级也越高。 比如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这些重要部门的官员，还有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的官员，以及皇亲国戚里大将军以上级别的，都能领到最好的“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国戚里将军级别的，以及各部门使臣、厢主以上级别的官员，领的是“簇四盘雕细锦”； 再往下，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领的是“黄师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国戚里副使级别的，领的是“翠毛细锦”； 权中丞、开封府尹、银台司、审刑院的官员，还有待制以上级别的官员，以及知检院、鼓院的官员，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这些官员领的是“红锦”。 其他的官员和军官，也能领到不同等级的窄锦袍子。

总而言之，这锦缎的种类可不少，什么翠毛、宜男、云雁细锦，师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一共分了七个等级，好家伙，这排场，够大的！

好家伙，这得看官职发衣服！穿锦袍的，得给五样东西：公服、宽大的锦袍、绫做的汗衫和裤子，还有勒帛（一种束腰带）。不过，丞郎、给舍、大卿监这些级别以上的，就不给锦袍了，给他们一件黄绫绣着图案的抱肚。

大将军、少卿监、郎中以上，还有枢密院里副承旨以上的官员，各司使，皇亲国戚里那些有承制、崇班头衔的，都给四样东西，就是没有锦袍。从将军到副率，从知杂御史到大理正，包括入内都知、内侍都知，以及皇亲国戚里殿直以上的，都给三样，裤子没有。

通事舍人、承制、崇班、入内押班、内侍副都知押班、内常侍、六尚奉御以下的京官，还有在馆阁、宗正寺、刑法官衙门工作的，都给两样东西，勒帛就没有了。内务府的汗衫用绫，文官的用绢。

至于阁门祗候、内供奉官到殿直，还有京官里负责编修、校勘的，就只发公服。对了，端午节也发一套。那些应该发锦袍的人，汗衫用黄色的縠（一种丝织品），另外再加一件绣着图案的抱肚和一把小扇子。皇帝生日发的衣服，样式和季节服装一样。 京城的禁军、卫士，内务府的胥吏、工匠，也都有衣服发放，不过数量和种类不一样。

以前啊，那些在朝廷做官的，还有在京城做官的，以及在宫里做事的，只要外派当通判、监押、巡检这些官职以上的（要是去那些大藩府当主管的，也一样有赏赐），每年十月发冬衣的时候，开宝年间，都赏赐窄锦袍。太平兴国年间以后，文官里做到知制诰的，武官里做到上将军的，还有宫里各部门的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赏赐锦袍。（那些藩镇观察使以上的官员，赏赐的是天下最好的乐晕锦；尚书和步军都虞侯以上的官员，还有主管益州、并州的官员，赏赐的是次好的晕锦，都是五件套。学士、丞郎，赏赐的是簇四盘雕锦；刺史以上的官员，还有主管广州的官员，赏赐的是翠毛锦，都是三件套。待制以上的官员、横班各部门的使，赏赐的是翠毛锦；主管代州的官员，赏赐的是御仙花锦；各部门的使如果管辖一个郡，赏赐的是宜男锦；一般的各部门使，赏赐的是云雁锦。驸马的锦袍和丞郎的一样，但是数量增加到四件套。益州的钤辖，锦袍按本官职的等级发放，再额外增加一条绫袴。）朝廷供奉官以上的官员，都赏赐紫地皂花欹正的衣服。京城殿直以下的官员，都赏赐紫大绫的衣服。在外面的禁军将校，也赏赐窄锦袍，次等的就赏赐紫绫或色绢的衣服。景德元年的时候，开始下令给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转运使和副使，赏赐方胜练鹊锦。参加校猎的官员，还额外赏赐紫罗锦、旋襕和暖靴。

雍熙四年，规定节度使赏赐皂地金线盘云凤鹿胎旋襕，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的官员赏赐皂地金线盘花鸳鸯的衣服。

话说，亲王、宰相、使相过生日，皇上都会赏赐他们五套衣服，一百匹锦缎，一百两金银器皿，还有两匹马，马鞍和马勒都是金银涂饰的，相当豪华！

然后呢，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这些高官初次上任或者谢恩的时候，皇上也都会赏赐五套衣服，再加一条金腰带。（以前是荔枝纹金带，淳化年间之后，宰相、参知政事、以及担任枢密副使的文官，改赐方形带扣、圆形带胯、球形带路的这种金腰带，还加上了金鱼饰物。）另外，还会赏赐一匹金银涂饰的马鞍马勒的马。三司使、学士、御史中丞初次上任或谢恩的时候，赏赐的东西也差不多，也是五套衣服，一条荔枝纹金腰带，一匹金银涂饰的马鞍马勒的马。（不过，文明学士以下级别的官员，一开始赏赐的是金饰犀牛皮带，后来改成了金腰带。）中书舍人呢，就赏赐一套朝服和一条犀牛皮带。

宰相及以下级别的官员，皇上会亲自派人送去赏赐；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谢恩之后，内侍会押送赏赐，他们还要到另一个殿里再次谢恩。如果中书舍人在谢恩那天已经改领了新的朝服，那内侍押送赏赐的环节就可以免了。

郊禋大典结束后，从亲王、宰相到龙图阁直学士、禁军将校，都会赏赐朝服和金腰带。（亲王、中书门下省、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四厢都指挥使及以上级别的官员，还会额外赏赐一匹马，配上马鞍和马勒。宫观副使、天书扶侍使，以及和学士同级别的官员，也一样。）谢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赏赐。雍熙元年，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都赏赐朝服、犀牛皮带和鱼袋。如果是五使（指五位使臣），就都赏赐金腰带，还会额外赏赐器物和钱币。（文武官员，都赏赐金帛。在外地的牧官，遇到大的祭祀典礼，就不赏赐了。大中祥符元年，皇上还下诏，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以及因为东封而被任命为诸州部署钤辖的官员，也特别赏赐。）

哎，说起来那些当大官的，待遇可真是好啊！你看，那些节度使啊，使相啊，进京朝见皇帝的时候，皇上赏赐他们五套好衣服，金腰带，还有马鞍和马匹。 朝见完要回地方上任的时候，皇上又赏赐他们六套便服，金丝带，一匹好马，外加两匹普通的马。不过节度使就少赏两匹马。

要是担任都部署的，皇上还会额外赏赐一套带护甲的马鞍和一匹马。那些观察使，要是被任命为都部署或者副都部署，去上任或者当知州，皇上会赏赐三套便服，金丝带，还有一套马鞍和马匹。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要是当了部署或者钤辖，皇上赏赐三套便服，金丝带；要是去上任，就赏赐三套便服，再加一条镀金银的腰带；要是当知州或都监，就赏赐三套便服和三十匹绢。 那些在各部门担任钤辖的官员，皇上也会赏赐便服和金丝带。

文武官员里，那些在京城做官后来外放当知州、军事长官、通判、发运使副手、转运使副手、提点刑狱、都监、巡检、砦主、军事长官，或者其他重要职务的，待遇也不一样。 仆射大人赏赐三套便服，五十匹绢；尚书、丞郎、学士、谏议大夫、待制、大卿监，还有统军、上将军、各部门长官，绢就少给二十匹；少卿监到五官正、大将军到副率、各部门副长官，绢就少给十匹；中郎将、京城内殿承制官到借职官员、内常侍，衣服少给两套，绢也少给十匹。 这便服啊，二月给紫罗衫，十月给紫红色的锦缎袄子，不管是单的还是夹的，公服都是这么个赏赐法。

最后，那些各路衙门的指挥使、都虞侯，进京朝见完告辞的时候，皇上会赏赐他们一件紫罗袍的便服和一条金镀银的腰带。

老百姓和官员的穿衣戴帽、坐骑出行都有严格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皇帝下令说：“官员和老百姓的穿戴、坐骑，甚至丧葬规格，都有等级之分。最近几年，很多人越制僭越，太不像话了！ ”于是，他让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好好研究一下，然后把方案报上来。

李昉上奏说：“以后那些有钱的商人骑马，马鞍用漆或素色的，就别管他们了。最近几年，不少低级官员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都穿紫色的衣服，这得禁一禁。至于平时在家穿的便服，允许穿紫色的或黑色的衣服，还有白色的袍子。以前规定老百姓只能穿白色的衣服，现在我建议把在外任职的官员、考中贡举的人，还有普通老百姓，都允许穿黑色的衣服。那些商人、老百姓坐那种带棚子的车子，动不动就用四个人、八个人抬，这得禁止，让他们坐普通的车子；至于那种轿子，最多只能两个人抬。”皇帝觉得李昉的建议挺好，就都采纳了。

端拱二年，皇帝又下令说，县里、镇上、集市上那些公务人员，还有老百姓、商人、手艺人、不属于官府的乐工，只能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用铁或角质的腰带，不许穿紫色的衣服。不过，文武官员、各部门的副使、禁军的指挥使、厢军的都虞侯这些人的子弟，不在此限。 幞头的高度，从现在开始，最高不能超过二寸五分。妇女的假发髻也要禁止，也不许梳高高的发髻或戴高高的帽子。那些用金箔、泥金、珍珠装饰的衣服，除了朝廷命妇可以穿，其他人一律禁止。

到了至道元年，皇帝又允许老百姓穿紫色的衣服了。

宋真宗咸平四年的时候，政府就下令禁止老百姓制作银鞍瓦、金线和盘蹙金线了。这意思就是说，这些金贵的东西，老百姓不能随便做了。

大中祥符元年，主管财政的三司上奏说：“我们觉得，山里河里的宝贝，获取非常不容易，要是随便乱花，那可真是浪费啊！现在全国一年要用掉的金银，少说也有十万两，这些东西本来该是上供的，却流落到老百姓手里了。所以，从现在开始，金银箔、金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等等用来装饰器物、建筑和玩意的东西，都禁止制作！除了命妇（高级官员的妻子），其他人都不许用这些东西做首饰。那些冶金工匠用的工具，全部都要上缴官府。各地的寺庙道观，如果用金箔装饰佛像的，得先向三司申报，然后拿着金银的工钱，去文思院换取等值的材料。”皇上同意了这个建议。

两年后，皇上又下令禁止熔化黄金来装饰器物和衣服。 当时温州太常博士李邈上奏说：“浙江地区的和尚，总是四处乞讨金银珠宝，然后把这些东西磨成粉末和泥巴，用来制作佛塔和佛像，有的甚至高达几丈。他们糟蹋珠宝，已经成了风气，希望朝廷严厉禁止这种行为，违反者要严惩。”皇上也同意了这个请求。

到了大中祥符七年，政府又禁止老百姓穿用销金和钹遮那缬这种织物。八年的时候，皇上又下了一道更严厉的命令：“从皇宫内廷的中宫娘娘以下，都不许再用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拈丝这些工艺来装饰衣服，也不许用金子做装饰。至于宫外官员和百姓，那就更不允许了！如果老百姓以前有这些东西，限期一个月内拿去兑换。至于寺庙道观为佛像制作供奉物品，或者需要用金箔做功德用的，必须得把佛像的等级、需要增修的数量等等情况，详细地写成报告，经过官府审核调查，确认属实后，才能拿到官方的凭证，到三司去购买金箔。那些用明金装饰的假水果、花板、乐器等等，如果是在诏令发布之前就已经做好的，就不必破坏了；其他的，一律禁止！违反者，犯事的人和工匠都要受到处罚！” 同年，政府还禁止老百姓穿皂班缬衣。

宋仁宗天圣三年，皇帝下令说：在京城里，老百姓和官员都不能穿黑褐色或者白色底子上带花纹的衣服，还有蓝色、黄色、紫色底子上带晕染花样的衣服也不行；妇女不能用白色、褐色的毛段和浅褐色的丝绸做衣服。开封府要限期十天内把这些衣服都处理掉！不过，妇女出门骑马，为了防风防尘披着毛褐色的披风，不算违反规定。

七年后，皇帝又下令说：老百姓和僧道都不能用朱红色的漆来装饰床榻。九年，京城禁止制造朱红色的器皿。

景祐元年，皇帝下令禁止锦缎背、绣花背、满布密密麻麻花纹的透明锦缎。只有稀疏的花纹、团花、斜向排列的花纹，而且花纹之间不相连的才允许。二年，皇帝下令：市场上制作用金线制作的妇女首饰等物品被禁止。三年，皇帝下令说：老百姓家里，不准用鹿胎做帽子。还有，除了店铺、楼阁临街的房子，不准做那种很复杂的四坡屋顶；不是官员不准起高大的门房；不是宫殿、寺庙不准彩绘屋顶和用朱红色、黑色漆梁柱、窗户、门窗，也不准雕刻柱础。各种器物都不准里里外外都漆成朱红色或金色，下层也不准用红色衬底。不是三品以上官员以及皇室宗亲，不准使用金镶边的器皿，用银器的也不准镀金。玳瑁做的酒器，除了宫里，不准使用。纯金器皿，如果是皇帝赏赐的，可以继续使用。

命妇可以使用金子做首饰，以及给小孩子做发卡、钗子、发带、耳环之类的饰品；但是不能做成鱼形、飞鱼形、奇形怪状会飞的或者像龙一样的形状。不是命妇之家，不准用珍珠装饰首饰、衣服，以及项链、缨络、耳坠、头巾、抹布之类的物品。帐幔、墙壁装饰、拂尘、柱子上的装饰布、门楣装饰、围巾、旌旗、床裙，不准用纯锦缎全部绣满花纹。皇室宗亲的茶具、食盒，不准用绯红色的盖子。达官贵人坐的车，不准用朱红色漆和五彩颜色装饰，如果用黑色漆，中间点缀一些五彩颜色是可以的。老百姓不准乘坐有檐子的车，也不准用银质的骨朵、水罐喝水。

公元1048年，皇帝下令禁止老百姓穿契丹人的衣服，骑契丹人的马鞍和马具，女人也不许穿那种铜绿色的兔毛衣服。

公元1049年，皇帝又下令规定，女人的帽子高度不能超过四寸，宽度不能超过一尺，梳子长度不能超过四寸，并且禁止用犀牛角做帽子和梳子。之前宫里流行白色犀牛角做的帽子和梳子，大家都争着模仿，还管它叫“内样”（宫廷样式）。这种帽子叫“垂肩等肩”，有的甚至长达三尺；梳子也超过一尺长。有人认为这种打扮太妖艳了，所以就禁止了。公元1062年，皇亲国戚和宫廷官员穿的紫色衣服，都是染得很深的深紫色。后来老百姓也纷纷效仿，有人说这种颜色太奇怪了，于是就禁止全国穿这种深紫色的衣服。

公元1076年，皇帝禁止官员穿颜色接近黑色的紫色朝服；老百姓只能坐牛车，允许用黑色装饰，可以间或用五彩颜色点缀，但禁止用人抬轿以及在前面摆排场。公元1099年，有个叫翟思言的官员上奏说：“京城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出门都坐轿子，四个抬轿的抬着，更过分的还用棕榈叶做轿顶，掀开帘子，旁边还有人跟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太不像话了，请求禁止这种行为。”皇帝同意了。

公元1107年，有个叫郭天信的人建议禁止全国使用翡翠装饰品，皇帝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仁慈之心连草木禽兽都顾及到，现在为了不必要的东西，去取它们的羽毛，伤害了它们的性命，这不是古代圣明君主爱护万物的意思。应该让有关部门制定法律禁止这种行为。”公元1112年，皇帝下令后宫织造缬帛。这缬帛本来是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始制作的，作为军队的制服和卫兵的服装，用来辨别奸细，所以民间禁止制作。皇帝下令开封府严格执行这项禁令，旅客也不允许买卖缬帛的印版。

话说七年前，有些官员上奏说：“京城里，大家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风气越来越严重，还没整治好呢！住房、穿戴都比着华丽，珠光宝气的，比谁更稀奇古怪，不只是达官贵人们，老百姓也跟着学，越来越厉害了。我研究了一下，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处罚太轻了，负责执行的人也不认真，所以才变成这样。比如，老百姓是不允许坐轿子的，可现在京城里，暖轿满街跑，不是官员就是富商，甚至连妓女、下等人也坐，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儿了！最近我发现，竟然有人坐暖轿进皇城，还有人坐轿子去庙里祭祀，一点都不避讳。我觉得这是僭越礼仪，违反规矩，必须赶紧禁止！” 皇上听了，就下令：不是官儿，不准坐暖轿！

早些时候，有个叫丁瓘的官员，负责淮南东路学事，也上奏说：“衣服的制度，更不能拖延了！现在，就连老百姓，甚至那些下三滥的戏子，男人都戴着犀牛角和玉器，女人也涂脂抹粉，戴金戴珠，太奢侈了，根本不符合古制啊！我担心礼部讨论的，只是那些大礼仪，没顾得上这些小事。希望皇上明令责成有关部门，严格制定法律法规，参考古代制度，结合现在的情况，用正确的礼仪来规范社会。让老百姓和达官贵人区别开来，让戏子和小人物和高贵的人区别开来。只要这个法令一实行，社会秩序就明朗了，就能改变这种奢靡之风，恢复淳朴的社会风气，这可不是小事啊！” 这一年，皇上又下令：不准穿契丹人的衣服，比如毡帽、钓墩之类的，违反者要受处罚。“钓墩”，现在也叫袜袴，是女人穿的裤子。

南宋中兴以后，官员们的衣服款式，大多沿袭了东都（洛阳）旧制，不过后来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有几种：深衣、紫衫、凉衫、帽衫和襕衫。淳熙年间，朱熹还专门制定了祭祀和婚冠的礼服，并下令推广。所以，士大夫家里举行祭祀或婚冠仪式，都要穿正式的礼服。有官职的人，要戴幞头，系腰带，穿靴子，拿着笏板；进士则戴幞头，穿襕衫，系腰带；隐士则戴幞头，穿皂衫，系腰带；没做官的，就一般戴帽子，穿衫子，系腰带；如果这些都准备不齐全，也可以穿深衣或凉衫。有官职的人平时也可以穿帽子以下的便服，但不算正式礼服。妇女们则戴假髻，穿大衣，着长裙；未婚女子戴冠子，穿背子；妾室则戴假髻，穿背子。

冠礼，要三次加冠，每次的服饰都不一样。第一次加冠，戴缁布冠，穿深衣，系大带，穿纳履；第二次加冠，戴帽子，穿皂衫，系革带，穿系鞋；第三次加冠，戴幞头，穿公服，系革带，穿纳靴。那些有官职的嫡庶子弟，第一次加冠，戴折上巾，穿公服；第二次加冠，戴二梁冠，穿朝服；第三次加冠，戴平冕服。如果用巾帽或折上巾代替三次加冠的礼帽，也是允许的。深衣是用白色细布做的，尺寸按照指尺来量，衣服由四幅布料缝制而成，衣长过胁，下接裳。裳由十二幅布料交叠缝制，上接衣，衣长及踝。衣袖是圆的，领子是方的，衣襟是曲裾，边缘是黑色的。搭配大带、缁冠、幅巾和黑履。士大夫平时冠婚、祭祀、宴请和会客时都穿这种衣服。

紫衫，原本是军校的制服。中兴以后，士大夫也穿紫衫，方便应付战事。绍兴九年，朝廷下令公卿和地方长官要穿冠带，但一直没执行。到绍兴二十六年，朝廷再次严令禁止穿戎服见百姓，从此紫衫就不再流行了。士大夫们都改穿凉衫，把它当作便服。

话说这凉衫啊，做的款式跟紫衫差不多，也有人叫它白衫。北宋乾道年间，礼部侍郎王曮上奏说：“臣发现现在好多官员都穿凉衫，看着实在不体面，而且在各种场合，不管是社交应酬、上朝办公，还是到地方视察，穿这素白的凉衫，显得特别难看，就像丧服一样。皇上现在正侍奉着太上皇和皇太后，更应该把这风气改改。再说这紫衫本来就是军人穿的，所以才被禁止，可现在大家图方便，都穿上了凉衫，这风气真不好。文武官员都得用，不能厚此薄彼，朝服之外，应该有便服，保留紫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呢，白衫就被禁了，除了骑马出行可以穿，其他时候都不许穿。要是想穿便服，那就穿紫衫吧。从那以后，凉衫就成了丧服了。

接下来说说帽衫。帽衫的帽子是用乌纱做的，衫是用黑色罗缎做的，还有角带，穿的时候还要系鞋。在北宋东京的时候，官员们平时社交都穿这个。南宋迁都之后，先改成穿紫衫，后来又改成穿凉衫，帽衫就很少有人穿了。只有官员家里办丧事、祭祀的时候才穿，国子监的学生平时也穿这个。

最后是襕衫。襕衫是用白色细布做的，圆领大袖，下摆有横向的襕，就像裙子一样，腰间还有个小口袋。进士、国子监学生和州县学生都穿这个。

公元1135年，宋高宗跟大臣们说：“金银珠宝首饰是女人的玩意儿，不仅浪费钱财，还助长奢靡之风，这关系到社会风气啊！我已经下令禁止宫里用这些东西了，现在没人敢违反。但老百姓家里可能还没改掉这个毛病，应该再严厉禁止一下，还得规定买卖黄金和采买金银珠宝的罪责和赏罚标准。”

公元1175年，宋孝宗给皇后展示新衣裳说：“这些珠玉都是宫里以前的老物件儿，一共没花多少钱，不到五万贯，要改掉奢靡的坏风气，就应该从皇宫开始。”然后他就问大臣们关于社会风气的看法，龚茂良上奏说：“都是因为达官贵人家模仿宫里的做法，才让这种风气传到民间。那些戴金戴玉的人，都说是宫里样式的。如果上面倡导朴素节俭，他们肯定就会受到影响，改变自己的行为。我还听说皇后娘娘的衣服，好几年都不换洗。请您下令告诉全国老百姓，并且命令有关部门严格禁止奢华浪费的行为。”

宁宗在位初期，也就是嘉泰年间，因为社会风气奢靡，就下令官员和百姓盖房子都要按照规定来，务必简朴。他还把宫里的金银珠宝拿到大街上烧了，达官贵人家里要是敢违反规定，就一定得受罚。“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 “珠玉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革弊当自宫禁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