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东南一带的水系,那可是相当复杂。
绍兴年间,金兵南下,在淮南地区到处横冲直撞,就是不肯撤兵。过了四年,朝廷下令,把扬州湾头港口的闸门、泰州的姜堰、通州的白蒲堰都烧毁了,其他的水闸也一样,都让守城的官员打开水闸,放水冲毁,目的就是不让金军的船只通行。朝廷还下令让宣抚司拆毁真州和扬州的水闸,还有真州的陈公塘,绝对不能让金兵利用运河运输物资。到了绍兴五年正月,朝廷又命令淮南宣抚司招募民工,疏浚瓜洲到淮口之间运河里那些浅滩和淤塞的地方。
乾道二年,和州的官员建议,开凿一条叫姥下河的水道,跟长江连通,这样既能防备敌人,又能打击盗贼。到了乾道六年,淮东提举官徐子寅上奏说:“淮东的盐税收入,完全依赖河道的通畅程度。现在运河有很多地方淤塞了,从扬州湾头港口到镇江西山光寺前桥的垛头,一共四百八十五丈,请求拨发五千多民夫来疏浚。”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乾道七年二月,朝廷又命令淮南的漕运官员,把洪泽湖到龟山之间浅滩淤塞的地方,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疏浚。
淳熙三年四月,朝廷下令修建泰州月堰,用来阻止潮水入侵。这是根据守臣张子正的请求而做的。
八年后,主管淮南东路常平茶盐的官员赵伯昌上奏说:“通州、楚州沿海地区,以前就有一条捍海堰,它东边靠近大海,北边连接盐城,长达一百四十二里。这条堰最初是唐朝黜陟使李承实修建的,它保护着百姓的田地,也庇护着盐场,功劳非常大。由于时间久远,它已经破败不堪,不复存在了。到了北宋天圣年间改元的时候,范仲淹担任泰州西溪盐官,那时风潮泛滥,淹没了大量的田地,毁坏了盐场,他向朝廷请求,调集了四万多人来修筑,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从此,海边低洼积盐的地方变成了良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直到现在还受益匪浅。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好好维修,一遇到大风大浪,就会被冲毁。从宣和年间到绍兴年间,多次遭到破坏,田地被冲毁,房屋被冲走,人畜大量死亡,无法计数。每次修筑,都必须请求朝廷大力组织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我希望淮东常平茶盐司以后要做到:捍海堰如果出现损坏,就随时修补,一定要修得坚固耐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九年,淮南漕运官员钱冲之又上奏说:“真州东边二十里,有一条陈公塘,这是汉朝陈登开挖的水塘,用来解决旱灾和饥荒。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司设在真州,每年都利用这个水塘灌溉长河,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条水塘周长一百里,东、西、北三面依山傍水,南面靠近东面,是以前人们修筑的堤坝,可以用来控制水流。由于年久失修,现在还能看到以前的痕迹,可以重新修建,用来灌溉农田。各种盐场、粮食漕运,以及官方的往来,船只都依靠它来通行,好处非常多。我们部门已经派人修筑了水塘的岸堤,还建造了闸门和石坝各一座,请求在扬子县尉的官衔后面加上‘兼主管陈公塘’六个字,如果出现损坏,随时修补,这样才能长久,责任也有了归属。”
十二年前,和州的官员请求在千秋涧修建水闸,目的是防止麻澧湖的水涌入长江,遇到旱年还能用来灌溉农田,这可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啊。
十四年的时候,扬州的官员熊飞上奏说:“扬州的运河,全靠瓜洲和真州的两座水闸蓄水。现在河水大量流失,是因为瓜洲的上、中两闸很久没修了,只有潮闸一座,是转运司、盐务部门和扬州府一起修的,但它离江潮太近,水流冲击厉害,很容易坏;真州的两座水闸,也破损漏水。请让有关部门修缮上、下两闸,防止河水流失。”皇上就批准了。
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建议说:“高邮和楚州之间,有很多湖泊沼泽,水草长得又茂盛,应该修建堤坝,用来蓄水和泄洪,这样就能避免水灾和旱灾。请求修建从扬州江都县到楚州淮阴县,长达三百六十里的堤坝,再从高邮、兴化修到盐城县,长达二百四十里的堤坝。堤坝旁边开一条新河,方便船只通行。保留旧堤防风浪,还要种十多万株柳树,几年后堤坝就结实了,柳树也能用来修补堤坝。另外,扬州柴墟镇以前有个堤坝和水闸,是泰州泄洪的地方,水闸坏了很久了,也应该在这里修建水闸。这条工程要西边引来盱眙、天长等地的湖水,从扬州江都开始,经过高邮、楚州的宝应、山阳,北到淮阴,西到淮河;又从高邮进入兴化,东到盐城,一直通到大海;还有泰州海陵南到扬州泰兴,一直通到长江:一共要建十三座石闸,七座水闸。请求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绍熙堰’,用坚固的石头建造。” 淮河两岸的土地很多都是低洼潮湿的,因为陈损之修建堤坝,保护了这些土地,获得了数百万顷良田。皇上听后很高兴,就提升他为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
浙江和大海相连,每天都会受到两次潮水的冲击。五代十国时期,钱武肃王开始在候潮门外修筑海塘,抵御潮水。可是白天黑夜潮水不停地冲击,用土夯筑的堤坝总是修不好。于是钱王就命令几百名士兵用强弩射向潮头,还去胥山祠祈祷。之后,潮水果然避开了钱塘,转向西陵冲击,于是人们就制作竹器,堆积巨石,再用大木加固。堤岸终于修建稳固了,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后来到了宋朝大中祥符五年,杭州府上报说浙江的潮水冲击西北岸,导致河岸越来越坏,甚至快要威胁到州城了,百姓们都非常担忧。朝廷就派使者,也就是同知杭州戚纶和转运使陈尧佐去制定防御方案。戚纶他们就率领军队,用木桩和竹排来保护受冲击的河岸。七年后,戚纶他们离任了,新任的发运使李溥和内供奉官卢守懃认为之前的办法不好,建议恢复钱王时期用竹笼装石头垒岸的老办法,再用木桩加固,这样修建的堤岸长达七里。他们动用了数百万民工,耗时一年多才完工;修好的堤坝像钩子一样坚固,直立在水边,抵御着潮水,即使潮水高达数丈,也无法冲垮它。
到了景祐年间,因为浙江的石塘年久失修,经常有人被潮水冲走淹死,工部郎中张夏出使浙江时,就设立了五个指挥的捍江兵士,专门负责采石修缮河塘,哪里坏了就修哪里,百姓们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当地百姓为张夏修建了祠堂,朝廷也表彰了他的功劳,封他为宁江侯。
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钱塘的石岸破损严重,潮水泛滥,百姓无法安居。朝廷命令转运司和临安府一起修筑河岸。到了孝宗乾道九年,钱塘庙子湾一带的石岸又被汹涌的潮水冲毁了。朝廷下令临安府加高加固江岸,增加石塘的厚度。淳熙年间改元后,朝廷又下令有关部门:“以后江岸受损,就按照乾道年间修建的办法来修。”
理宗宝祐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大方上奏说:“江潮侵蚀堤岸,请求告诫殿前司、步军司的官员,和天府的守臣一起商议修筑,认真负责,如果堤岸溃决,责任要追究到底。”
十一月,都察院的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的李衢上奏说:“国家在杭州驻跸,已经十多年了。可是浙江东边紧挨着大海,海浪汹涌澎湃,稍微超过原来的河道,就会冲刷堤岸,冲毁百姓的房屋,这种情况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庆历年间,曾经设立五个负责修筑江堤的指挥部,每个指挥部有四百名士兵。现在每个指挥部只有三百人了,请求下令杭州府抓捕那些擅自减少兵员的人,不准他们再违反规定。还要从杭州府购买桩子和石头,沿着江边设立仓库进行管理,不准挪作他用。另外,还要选拔一位熟悉河道修缮的武官,根据他的资历,任命他为副将或者路分钤辖,专门负责管理修江的军队,一旦堤坝受损,就立即进行修补;如果他不能胜任,导致江潮冲毁堤岸,就应该给予处罚。”
临安的西湖周长三十里,水源来自武林泉。钱镠建立吴越国的时候,曾经设立一千名士兵专门负责西湖的疏浚工作。到了宋朝以后,疏浚工作逐渐荒废,湖水干涸,长满了野草,渐渐变成了农田。
宋神宗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上奏朝廷说:“杭州这地方,本来就是江海交汇的地方,水井里的水又咸又苦,老百姓住得也零零散散的。从唐朝李泌开始,引西湖水修建了六口井,这才让老百姓有了足够的水喝,城市也一天天富裕起来,百万人口都靠它生活。现在西湖水位下降,六井都坏了,要是再过二十年,西湖都变成田地了,那全城的人都要喝咸水,城市肯定要衰败。再说了,西湖的水还可以用来灌溉田地,靠近西湖的几千顷良田,靠它才能避免歉收。现在虽然没到几千顷,但西湖周围几十里地,种的茭白、菱角、稻米,收获可不少呢!还有,西湖水深水广,运河的水就能从西湖取,要是西湖水不够,就只能从钱塘江取水了。江水涨潮的时候,水里全是泥沙,浑浊不堪,一石米里能淘出五斗沙子。这样下去,不到三年,就得调集十几万民夫来疏浚河道。再说,全国的酒税,就杭州一年就有二十多万贯,而酿酒用水,都得靠西湖水。如果西湖越来越浅越来越窄,水不够用,就得费大力气从远处引山泉水,一年至少要花二十万个工人的工夫。” 所以苏轼请求朝廷下发文书,降低价格卖地,招募百姓来治理西湖。他还下令禁止任何人再在西湖边射猎、侵占土地、种植庄稼,以及用水草做界限。把新旧菱角塘的税收交给钱塘县管理,叫做“开湖司公使库”,用来每年雇人清理水草,疏浚西湖。钱塘县的县尉就挂个“管勾开湖司公事”的官衔。苏轼治理西湖后,利用挖出来的水草堆起了堤坝,长达几里,横跨南北两山,堤岸两旁还种上了柳树。人们称它为“苏公堤”,百姓出行方便多了,后来还在堤上为苏轼建了一座祠堂。
1139年,因为张澄的建议,朝廷下令杭州府招募200名厢军士兵,让钱塘县尉兼管这事儿,专门负责疏浚西湖。要是有人敢私自占用湖地种田,还用粪土改良土壤,那就得严惩不贷!1149年,当时的杭州知府汤鹏举又建议重新开挖西湖。1169年,知府周淙上奏说:“西湖的水面一定要保持又深又广,不能让它淤塞,还要把城里的井水引到西湖里,让全城都用西湖的水,这样水质才能保持干净。以前招募的士兵只留下三十多个了,现在应该增加疏浚西湖的士兵,定额一百人,专门负责开挖和疏通。如果有人在湖里种茭白菱角,私自占用湖地,或者加高加厚堤岸,那就按违反朝廷规定的罪名处罚。”
1139年,杭州知府上奏说:“西湖被私自开垦侵占的情况太多了,水草和茭白长得到处都是,西南部那一带,都快变成陆地了。湖边的老百姓,还经常用水草围起来种荷花,越来越厉害。恐怕几十年后,西湖就会淤塞,变成像越州的鉴湖那样,再也恢复不了了。请求把这些水草全部清除干净,禁止居民再用围栏种东西。”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杭州城里的运河,每天都涨潮,河水又浑又脏,每次涨潮都会淤积一层泥沙。住在河边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地基被泥沙掩埋,也懒得去清理了,任其自然填塞。
宋神宗元祐年间,苏轼当杭州知州的时候,上奏朝廷说:“熙宁年间我当杭州通判的时候,当地百姓就一直抱怨运河淤塞,大概三五年就要疏通一次。这不仅让官兵百姓劳民伤财,而且从州衙到北城门,运河穿过闹市区足足有十四五里,每次要开工,商铺都不得安宁,官民都跟着着急。那些衙役、士兵,都会恐吓老百姓,说要在某处堆土,某处过泥水,搞得大家都没法好好做生意,生计都受到威胁。他们收受贿赂后,又去讹诈其他人。等工程完工了,房屋、店铺都被糟蹋得乱七八糟,花园菜地也都变成了土堆,一下雨,这些泥沙又冲回河里,百姓苦不堪言,这其中的苦楚实在难以尽数道来。如果三五年不疏通,官民的运输都会受阻,几尺深的水,要让几百石的船只通行,人拉畜拽,费尽力气,走一步都像走千里,就连官府的差役,有时几天都出不了城。我仔细调查了运河为什么总是淤塞的原因,原来是龙山和浙江两闸,泥沙混杂,时间一长,就会淤积四五尺厚,这是自然现象,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后来我征集了捍江兵士和其他厢军一千人,在七月间疏通了茅山河和盐桥河,各十多里,水深都达到了八尺。从此官民的船只通行无阻,三十年来,开河工程没有比这次更彻底的了。但是,每天涨潮,河水还是会淤塞,三五年后,之前的努力又白费了。现在,我在钤辖司前面设置一个闸门,每次涨潮就暂时关闭闸门,等到潮水退去,河水清澈了再打开,这样城里的运河就不会再因为潮水淤塞而需要反复疏通,百姓也就免受骚扰了。”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百姓们都非常高兴。
绍兴三年十一月,朝廷大臣建议疏通淤塞的运河。皇帝说:“可以调动周边郡县的军队、城防兵和护江的士兵来帮忙,至于粮食和军饷的费用,不必吝啬。” 大臣朱胜非等人却反对说:“疏通运河现在并不是什么紧急的事,而且运输粮食和军饷太困难了,坏处很大。现在正值寒冬,劳役的人很辛苦,住在河边的人家,侵占河道的人,都得搬迁;至于需要修建水闸的地方,以及淤积的泥沙,都得预先清理干净,这样一来,住在河边的人和那些出租房屋赚钱的地主富户都会不方便,恐怕到时候会有人出来反对。” 皇帝说:“大禹都舍弃豪华的宫殿,而全力治理水利工程,那些闲言碎语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八年后,皇帝又命令守臣张澄调动一千名军队和城防兵,疏通运河的淤塞,以便船只通行。
隆兴二年,守臣吴芾上奏说:“城里的运河,之前已经在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这三个地方设置了水坝,利用西湖六个水口引水灌入。府河积水,从望仙桥以南到都亭驿一带,河道地势自古以来就比较高峻。现在想先在望仙桥城外保安闸的两头筑坝,然后在竹车门河南开挖水道,用工具抽水,引水进入保安门,再从望仙桥以南一直开挖到都亭驿桥,这样就能疏通积水,以备不时之需。预计需要四万个劳动力。” 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乾道三年六月,荆南府知府王炎上奏说:“临安城居民众多,河港淤塞严重,虽然多次疏通,但因为减少了工程费用,所以一直没有完成。我曾经准备了十万贯钱用于开河,请求等到农闲时节,特地下令有关部门,用这些钱专门用于疏通河道,这样河道就能恢复通畅,对公家和百姓都有好处。” 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四年后,守臣周淙拿出公家的钱财,招募游民,疏通城内外河道,清理淤塞,大家都称赞他治理有方。
淳熙二年,浙江的漕运官员赵磻老提议说:“临安府长安闸到许村巡检司这一段漕河,水位太浅,水流不畅,应该拨款,发动两岸百姓一起疏浚河道。”他还说:“最好在通江桥安装活动闸门,如果城里河水水位低,就打开闸门引进潮水,涨潮后再关上闸门,保持水位,不让船只通行;如果河水充足,就打开闸门,方便船只通行。”
七年,主管官员吴渊反映说:“万松岭两侧的古河道,很多都被有权势的人和官吏侵占盖房子了,还有内砦前的石桥、都亭驿桥南北两边的河道,居民乱扔粪土瓦砾,导致河道堵塞,水流不通。现在想派两个通判分别监督,按区域巡查,经常检查,别让人再侵占河道,乱扔垃圾。任期结束,如果河道没堵塞,就减免一年考核;如果堵了,就延长一年考核,以此鼓励和处罚。”
淳熙十四年七月,很久没下雨了,官员们上奏说:“奉口到北新桥三十六里这一段河道,完全断流了,情况非常严重。现在应该疏浚河道,让客船能通行,方便平原地区的运输。”皇上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嘉定十二年,官员们上奏说:“盐官离海边三十多里,以前没发生过海潮灾害,因为盐场很兴盛,税收也很多。去年海水暴涨,汹涌澎湃,沙岸经常崩塌,每次都有几十丈长。一天天过去,海水浸入了盐田,芦州港的河道,都被冲毁了。现在听说潮水已经深入,快到居民区了。万一春天涨潮,汹涌的潮水加上海风,那后果不堪设想,百里之内的人,岂不都被卷入大海?更何况京畿重地,靠近都城。这里有二十五里塘,直接通到长安闸,上面连着临平,下面连着崇德,漕运船只和客船往来不断,两岸都是良田。如果海水直接进入二十五里塘,不仅农田会被咸水淹没,河堤也会有溃决的危险。请求下令浙江西路各部门,制定修筑堤坝的方案,务必使堤坝坚固,地基稳固,不被潮水冲垮。”皇上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十五年了,朝廷没啥动静。结果盐官县的海塘决堤了,朝廷就派了浙西提举刘垕去负责这事儿。刘垕上报说:
盐官县啊,东边挨着海盐,西边离仁和不远,北边跟崇德、德清接壤,周围还跟平江、嘉兴、湖州连着;南边直接就是大海,离县城四十多里。这几年,海水冲掉了原来的河道,每天早晚两潮,猛冲着往北边涌,结果县城南边四十多里地全被淹成了海。县城南边原来有一条防海的古塘,长二十里。现在东西两头都塌了,海水往县城两边各侵入了三四里,就剩中间十多里古塘还在。万一海水一直这么冲,不光盐官县保不住了,往北边地势低,海水还可能涌进苏州、秀州、湖州三州,到时田地都种不了庄稼,那损失可就大了。
现在这情况,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陆地被冲没了,二是咸潮泛滥。陆地被冲没了,这没办法;咸潮泛滥是因为防海古塘坏了,涨大潮时海水就越过古塘往北流,所以得修土塘挡住咸潮。修塘的地方,南北各有两处:县东边靠南的是六十里咸塘,靠北的是袁花塘;县西边靠南的也叫咸塘,靠北的是淡塘。
我考察过两处土质,袁花塘和淡塘比六十里咸塘好些,而且离县城也近,没那么容易被海潮冲垮。所以应该东边修袁花塘,西边修淡塘,这样就能挡住东边咸潮倒灌。县西边那一段淡塘,跟县城左右连着,一共五十多里,应该先修这里。县城南边离海只有一里多,还好古塘还剩点儿,县城和老百姓的房子都在里面,不能不管。先用现成的桩子和石头,在古塘的基础上加固修建一里左右,保护县城。县东边老百姓,就先修六十里咸塘。万一又被海潮冲坏了,再用桩木修建袁花塘来挡。
皇上觉得他的方案可行。
明州(宁波)那边的水啊,绍兴五年的时候,明州的太守李光上奏说:“明州和越州的陂湖(蓄水的水塘),主要作用是灌溉农田。从庆历年间开始,就有人偷偷侵占湖泊用来种田,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官员)狠狠地责备漕运官员,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禁止这种行为。到了宣和年间,王仲薿当越州太守,楼异当明州太守,他们为了应付朝廷的需要,竟然把湖泊填了种田,从那以后,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我请求下令废除这些田地,把湖泊都恢复原样。就像江东、江西的圩田,苏州、秀州的围田,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恢复它们的原貌。”皇上就下令让各个路的转运司去考察,然后上报结果。
乾道五年,明州的太守张津又上奏说:“东钱湖啊,它能容纳七十二条溪流,面积广阔,足有八百顷(约533公顷),依山傍水,坚固无比,八十里的塘埂都是用石头垒成的。从唐朝天宝三年开始,县令陆南金就对它进行了扩建。到了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又对它进行了大修。湖里建有四个闸门和七个水堰,每当遇到旱灾缺水的时候,就打开闸门放水,可以灌溉五十万亩田地。可是后来,一些有钱有势的人,逐渐侵占湖塘浅滩,种起了菱角和荷花,堵塞了湖水。绍兴十八年,虽然曾经查处过,也把承包种地的都赶走了,但是时间长了,菱角的根蔓延开来,堵塞了水脉,影响了蓄水;而且塘岸有些地方塌陷了,如果不及时疏浚修筑,不仅会损失水利,还担心塘埂会相继崩溃。我请求等到农闲的时候,抓紧时间进行开凿,顺便用挖出来的土来修整塘岸,这样一举两得。”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嘉定十四年,庆元府那边上报说:鄞县的水啊,是从四明山上的好多条小溪小河汇集到一起,然后流到一个叫他山的地方,在那儿建了个水坝,叫小泾,水从这儿往下流,最后汇入上河。上河的水,主要用来灌溉老百姓的田地,好处可大了去了。可是最近几年,河道淤塞了,水坝上面的山嘴,流进上河的水越来越少。从春天到夏天,要是没下雨,官府就得派人去挖沙子,疏通河道,还得在水坝上堆石头,把小溪的水硬逼着流进上河。
其他的山山水水,流到府城南门附近,那儿有三个水闸:一个叫乌金碶,一个叫积渎碶,一个叫行春碶。乌金碶,又叫上水碶,以前坏过,后来就干脆弄成个土坝了,结果河里淤泥越来越多。有时候溪水一下涌过来,就把这个土坝冲垮了,水就白白流掉了。行春桥,又叫南石碶,桥面下面的石板,时间长了都烂了,空了,一涨潮,水就哗哗地往外冒,从石头缝里往外涌,咸水就灌进上河了。
鄞县东边还有个道士堰,到白鹤桥那一段,河道都堵上了;还有个朱赖堰,跟行春碶连在一起,这个堰下面的河水一直通到大海。今年春天没怎么下雨,上河水位低,堰也塌了,咸水就灌进上河,农民都不敢用河水灌溉田地了。所以,请求修缮上水碶、乌金碶等地方的水坝和水闸,还得派个办事能力强、又靠谱的官员专门负责这事儿。
绍兴七年的时候,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跟皇帝说:“镇江府的吕城和夹冈地势很高,因为春夏没下雨,官府漕运很困难。我派属下李涧去调查练湖的情况,才知道这个湖在唐朝永泰年间就废了又重新兴建起来。现在堤坝管理松懈,有人私自侵占耕种,甚至偷偷挖开堤坝,所以湖水蓄不住,船只无法通行,官民都受苦。要是夏天秋天一下大雨,丹阳、金坛、延陵一带的好田地,都会被淹没。我已经让丹阳知县朱穆他们加建了两个二斗门、一个石闸,并且修补堤防,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希望能长久受益。”
乾道七年,有官员上奏说:“丹阳练湖面积有四十里,汇集了长山一带的水,漕运河道也依靠它,所以古人说:‘湖水涨一寸,河道就涨一尺。’ ”唐朝的时候对练湖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挖开堤坝的罪过跟杀人一样重。到了现在,朝廷对这方面的管理宽松了一些,为了方便百姓,但对堤坝的修筑却很重视。春夏雨水多的时候,湖水蓄得很满,即使秋天不下雨,漕运河道也可能水位较浅,但只要泄出一寸湖水,河道的水位就能涨一尺。兵变以后,练湖大多荒废了,堤坝破损,蓄不住水;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就霸占了湖地,开垦成田地,导致湖底淤积。时间久了,危害越来越大。希望皇上责令当地官员疏浚淤塞的河道,制定禁止私自挖开堤坝和侵占耕地的法令,正式颁布下去。这样练湖就能逐渐恢复原样,百姓的田地也能得到灌溉,漕运河道也就不会干涸了。”皇帝下令让两浙漕运官员沈度负责这件事,专门负责修筑练湖。
庆元五年,两浙转运使和浙西提举官上奏说:“镇江府的官员已经重修了吕城两个水闸,又新建了一个水闸来加固堤防,这样就方便多了。”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浙江的运河,从临安府北边出发,一直到镇江的江口闸,一共六百四十一里。南宋淳熙七年的时候,皇帝听说金国的使臣来往的事,就说:“运河有些地方又浅又窄,可以命令当地官员慢慢地疏浚,这样就不会扰民了。”
到了淳熙十一年冬天,大臣们又说:“运河的疏浚工程,从北关到秀州的杉青,都有堰和闸,可以蓄水。只是运河沿岸的一些小堰,时间久了都塌陷了,没法拦住水,应该及时修缮。还有,运河沿岸有很多小河沟,水都流进了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然后从六里堰流出去,这些私开的河道乱七八糟的,水都流到江里湖里去了,这是因为私开的河道深,运河却浅。如果把运河沿岸的这些小河沟修好,水就不会乱流了。再从秀州杉青到平江府的盘门,在太湖边上,和太湖连着;平江的阊门到常州,有枫桥、许墅、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也都通着太湖。要是刮西风,太湖的水就会从这些河道流进来,所以这些地方不用疏浚。只有无锡的五泻闸,坏了好多 年了,一直开着闸放水,让船通行;还有江阴那边的河道地势低,水容易流走。如果按照老办法修,不仅能蓄水让船通行,无锡、丹阳之间所有的阳湖也能蓄水,周围的田地也就不会干旱了。只有常州到丹阳县这一段,地势比较高,虽然有奔牛、吕城两个闸,但没有湖泊河道蓄水;从丹阳到镇江,地势更高,虽然有练湖,但湖水越来越浅,作用不大,雨停了没多久就干了。运河浅窄,最严重的就是这一段,应该优先疏浚。”皇帝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到了嘉定年间,大臣们又说:“朝廷现在驻扎在钱塘,粮食军需的运输,都靠各地的供应,关系重大。水运的路线,从长江往下到镇江就进闸,然后走运河,就像在平地上走一样,四川、广东的大船,都能直接到达京城,非常方便。可是这几年,镇江闸口的河道淤塞了,船过不去了,请求让漕运官员、淮东总领和镇江府的官员一起想办法疏通。”
越州有个鉴湖,特别大,周长三百五十八里,周围有三十六条山溪汇入。从汉朝永和五年开始,会稽太守马臻就开始修建水塘,灌溉了九千多顷田地,一直到宋朝初期,八百年间,老百姓都从中受益。
时间久了,疏浚治理不及时,慢慢的就荒废了。湖边的老百姓,就侵占湖地开垦成田地,到了熙宁年间,私自开垦的田地就达到了九百多顷。当时就派庐州观察推官江衍去考察一下情况,最后决定把那些已经变成田地的,留下两成,立碑为界,碑内是田,碑外是湖。
结果到了政和年间,当地的官员为了向上级进贡粮食,就把湖地全部改成了田地,把粮食运到京城去了。从那以后,坏人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私占湖地,开垦成田地,鉴湖都快没了。
绍兴二十九年十月,皇帝跟枢密院事王纶说:“以前那些当官的想把鉴湖全部填了,说能多收十万斛米。我觉得,要是遇上旱年,没有湖水灌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多收的米还多。做事情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啊!”
到了隆兴元年,绍兴府的官员吴芾上奏说:“鉴湖,从江衍立碑的地方往外看,现在老百姓私自开垦的田地又增加了165顷,湖快被填没了。我想动用490万个工,利用农闲时间,逐步开凿。再调派一百个壮丁,负责清理疏浚,再派一个强干的官员,以‘巡辖鉴湖堤岸’的名义负责这件事。”
两年后,范仲淹(此处应为范成大,原文未指明,根据上下文推断)又说:“修缮鉴湖,全靠斗门、堰闸蓄水,其中都泗堰闸尤其重要。每逢漕运或者官府的船只经过,守闸的士兵为了避免耽误,总是赶紧打开闸门放行,导致闸门开关没有规律,湖水大量流失。而且都泗堰是高丽使臣来往后,宣和年间才修建的闸门,我现在请求把它废除。”
后来,范成大(此处应为范成大,根据上下文推断)当上了刑部侍郎,再次上奏说:“自从开挖鉴湖以来,已经灌溉了二百七十顷荒田,恢复了湖泊的原貌。我还修缮了斗门、堰闸十三处。夏秋以来,虽然雨水很多,也没有发生水灾,九千多顷民田都获得了丰收,产量翻了一倍,好处显而易见。我请求沿用江衍当初设立的禁令牌子,重新划定界限,这样堤岸自然就会坚固,永远不会有被盗挖的危险。”
绍兴年间初期,高宗皇帝路过越州,发现上虞县梁湖堰东面的运河水位太浅,就下令征发六千五百多民工,委托上虞县令及其属官监督疏浚河道。后来,朝廷又说,余姚县境内的运河水位也浅,坝闸也破损了,阻碍了漕运,于是命令漕运官员征发一万七千多士兵,从都泗堰到曹娥塔桥,疏通河道和夹塘,并下令漕运司提供钱粮。
萧山县西兴镇通江的两座闸门,最近被江沙堵塞,船只无法通行。乾道三年,萧山县的官员上奏说:“要招募民工,从西兴到长江,疏通二十里的河道,并疏浚十三里的运河,方便漕运,让百姓和商旅都受益。但是,也担心潮水不定,又会淤塞,而且通江的六座堰闸,漕运非常频繁,应该安排一名专管人员,专门负责‘疏通西兴沙河’的工作,并调拨五十名捍卫江河的士兵,专门负责疏通沙河,不能让他们做其他的杂役,还要在当地为他们建造营房居住。”
隆兴二年,常州的官员刘唐稽上奏说:申港和利港,源头都来自运河,一路蜿蜒流淌,到下游分成了两条河道,一条是利港,一条是申港,最终都汇入长江。可是长江口每天的潮汐都会带来大量泥沙淤积,上游的泥沙也越积越多,导致河道堵塞不通畅;申港那边,江阴军还在河道里立了很多木桩,拦着税船,每次涨潮,泥沙就被这些木桩堵住,淤塞情况更加严重。现在如果我们好好规划一下,疏通这两条河,申港和利港都归江阴军管辖,要是能商量好河道的深度和宽度,各自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进行疏浚,大家一起努力,应该就能完成。另外,奔牛镇西边还有一条孟渎港,是唐孟简开凿的,还有宜兴县境内沿湖的旧百渎,这些河道都能疏通宜兴的水,方便泄洪。但近些年来,这些河道被吴江石塘堵塞,水流不畅,沿湖的百渎,现在也只剩下很少几条了。如果现在能把它们疏通,对官民都大有好处。
到了乾道二年,因为漕运官员姜诜等人建议,修建了蔡泾闸,疏通了申港上游的横石,又疏浚了利港,以利于泄洪。三月,朝廷又命令两浙运副刘敏士和浙西提举芮辉在新泾塘设置闸堰,用来抵御海潮;在杨家港东边开河并设置闸门,方便盐船通行。还安排了一名闸官和十五名兵役,负责按时开关闸门,清理河道。五月,两浙转运司和常州官员又上奏说,要填筑五泻上下两闸,修筑闸里的堤岸。还在郭渎港口的舜郎庙附近水流汇聚的地方,筑起坚固的大坝,防止运河的水流失。并委托无锡知县管理闸门的钥匙,只有当水深达到六尺的时候,才能打开闸门,让客船通行。
淳熙五年,漕运官员陈岘建议,十月开始招募民工,疏浚无锡县以西横林、小井以及奔牛、吕城一带地势较高、水流较浅的地方,方便漕船通行。
九年,常州知州章冲上奏说:
常州东北角有好几个港口,什么深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往西边还有灶子港、孟渎、泰伯渎、烈塘,江阴东边也有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私港、令节港,这些都是古人挖的,用来灌溉田地的,好处可大了去了!现在这些港口都堵上了,没法灌溉了。
我琢磨着这事儿,想找个办法,既不用花老百姓的力气,也不用花国家的钱,就能让漕渠旱天不干涸,雨天不泛滥,省力见效快,还能长久地受益。我觉得州的西南有个白鹤溪,从金坛县的洮湖下来,现在水浅又窄,就七十多里长,要是好好疏通一下,漕渠沿线就不会干旱了。再往南边是西蠡河,从宜兴太湖下来,只要疏通个二三十里,要是再挖深挖远点,太湖的水就能进来,一百七十多里的漕渠就不用再费力疏通了。还有那个望亭堰闸,唐朝至德年间建的,到咱们宋朝嘉祐年间拆了,元祐七年又建起来,没多久又拆了。我觉得建这个堰闸好处有三:一是阳羡一带的水哗哗往下流,有了它来控制一下,雨涝的时候,平江府下辖的三个县就不会被淹了;二是常州到望亭一百三十五里,运河有了这个堰闸控制水位,旱年沿河的田地就能灌溉了;三是每年冬春交替的时候,运输粮食的大船和官差来来往往,经常因为水浅搁浅,有了这个堰闸,按时开关,船就能顺利通行,也不用再费力地往田里灌水了。
皇上就下令让人去勘察,看看能不能开挖疏通。
嘉泰元年,当时的知州李珏上奏说:咱们常州这地方,北边是大江,南边是太湖,东边是震泽,西边是滆湖,漕渠就在这些湖泊江河中间。漕渠两边有白鹤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跟太湖和滆湖连着;还有利浦、孟渎、烈塘、横河、五泻这些港口,跟长江连着,中间还有好多支流、汊道,弯弯绕绕,数都数不清。咱们这儿水利资源比别的州府多多了,可偏偏老是干旱,这是为什么呢?
我曾经仔细调查过原因:漕渠东起望亭,西到吕城,一百八十多里长,地势西高东低。再加上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严重,从河岸到河底,深度不足四五尺。每年春天雨水连绵不断,江河水位上涨的时候,河水忽涨忽落;如果连续几年雨水不足,江河水位下降,漕渠就更加干涸了;即使偶尔下雨,水也留不住,很快就流走了,有的南流入湖,有的北归长江,有的东流入吴江;晴天没几天,就又干涸了,这就是漕渠容易干旱的第一个原因。至于漕渠两旁的支流,像白鹤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泻堰这些地方,每天都在淤积沙土,只有涨潮水位高的时候,才能通行船只;如果遇到小潮且天气晴朗,就完全无法通航了。其他的支流和港口,也都已经堵塞了,所以虽然有江河的水,却无法利用,这就是漕渠容易干旱的第二个原因。更何况漕渠沿线,承担着大量的漕运任务,往来客商很多。每次水位低的时候,漕运就会受阻;一到冬天,运送物资和人员,就要修建水坝,调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这哪里仅仅是田地缺水的问题啊!
我建议,让转运使、提举常平官和当地州官一起查看漕渠,并且疏通江河,按照原来的样子进行修整,恢复以前的景象,并在望亭修建上下两个水闸,以保护水源。
皇帝批准了我的建议。
升州(今南京)的水患问题:乾道五年,建康(今南京)的官员张孝祥上奏说:“秦淮河的水流入城里,分成两条支流:正河从镇淮新桥直接流入长江;另一条叫青溪,从天津桥流出栅砦门,也流入长江。因为栅砦门附近的地,被一些权贵占据了,他们就把青溪河的河口堵上,建成了花园。每当河水暴涨的时候,就会泛滥成灾,城里的居民,尤其遭殃。如果我们按照古时的河道来治理,让青溪河直接流入长江,那么建康就永远不会再有水患了。”后来,汪澈奏请按照以前的河道在西园附近疏通河道,让水流经栅门入江。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
首先,孝祥说了:“秦淮河有三条源头,一条从华山经句容而来,一条从庐山经溧水而来,还有一条从溧水经赤山湖而来。最后在城东南汇合,蜿蜒三百多里,周围溪流、港汊、沟渠的水都流到这里。水流经过上水门,从城里流入长江。以前的上、下水门很宽敞,自从兵变以后,砌筑得窄了一些,虽然当时方便防守,但实际上阻碍了水流,流通不畅。再加上两岸居民填占河岸,盖起了房子。如果禁止百姓侵占河道,让秦淮河恢复原来的河道,那么就不会泛滥了。再说,城东门有个叫陈二渡的地方,那里有条顺圣河,正好分流秦淮河的水。每逢春夏雨水连绵,上游水流湍急,就会有一部分水从南门直接流入长江,所以秦淮河才不会泛滥。现在一半河道被填塞成了田地,水流不通畅,如果舍弃几亩田地,疏通河道恢复旧貌,好处就更多了。”
接下来,汪澈说道:“水灾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建康地势比较低,秦淮河一泛滥,长江又涨水,水势就会漫溢,并不是因为水门窄小、居民侵占河道造成的。而且上水门砌筑的地方,宽度正合适,要是弄宽了,春天水就会更多地流进城里。所以,现在就规定上、下水门砌筑的地方不动,河边居民的房子也不拆除,只清理河道两岸的淤泥,让河水流通顺畅就行了。况且城里东南方向是行宫,不宜大规模开凿。”大家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定五年,有个叫黄度的官员跟上司汇报说:“我们这儿靠着长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简直就是天然的屏障啊!从采石矶到瓜步,一千多里地,一共设了六个渡口:烈山渡归常平司管,每年都有固定的渡船钱;南浦渡、龙湾渡、东阳渡、大城堽渡、冈沙渡这五个归府里管,也都有固定的渡船钱。这六个渡口每年能收万多贯钱。可是这些渡口用了很久了,船都破旧不堪了,管理渡口的官员和船工,以前都没有固定工资,老百姓渡河都觉得麻烦,可官府却不管不问。结果就让那些坏人钻了空子,私自开设渡口,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官方渡口几乎没人用了,官吏就趁机敲诈勒索老百姓来完成任务。那些空手的人都不敢过去了,更别说拉车的牛马了,甚至还有人在江中间拦着人,强要钱财。我觉得南北的渡口,关键是方便老百姓过河,不能只顾着收钱。我已经修缮了船只,招募了船工,还让巡检来兼管渡口。对于每个渡口每个月收的钱,我会根据江面的宽窄、货物轻重来调整,大概减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人、车、牛、马都有规定的收费,我会把收费标准刻在木牌上,明码标价,不许乱收费。我请求把一年收到的钱,除了烈山渡的常平钱要按数上交外,其余渡口的钱,用二分之一来修船,剩下的用来给官员、船工、水手发工资。让管渡口的官员每月按数发放,有剩余的再上交府里,这样就能彻底杜绝私渡,不让那些坏人违反规定了。” 上司同意了他的建议。
秀州的水系是这样的:秀州境内有四个湖: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柘湖在东南,从金山浦、小官浦流入大海;淀山湖在西南,从芦历浦流入大海;陈湖在西北,从大姚港、朱里浦流入吴淞江;当湖在南边,从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也流入大海。这些湖泊和港汊互相连接,水系发达。
乾道二年,官员孙大雅上奏说,应该在各个港口设置闸门,并在张泾堰两岸修建月河,设置一个闸门,闸门的两根柱子和基座都用石头建成,按时开关,方便百姓。
十三年前,浙江地区的运输副使张叔就建议说:“华亭县东南靠海,西边挨着太湖,北边连接着松江,江北还能控制住大海。这地方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柘湖有十八个港口,都在它南边,所以古时候就在这里修筑水坝来抵御咸潮。元祐年间,在新泾塘设立了水闸,后来因为淤沙而废弃了。现在除了十五处筑了水坝和石闸以外,只有新泾塘、招贤港、徐浦塘这三处,还经常受到咸潮的冲击,淹没了百姓的田地。现在建议在新泾塘再建一座水闸,并在两旁加筑咸水塘,防止海潮涌入田地。临近的徐浦塘,本来水流就小,应该一起修筑水坝。另外,还想在招贤港再建一座石闸。还有杨湖,时间长了,现在水位变浅了,也应该疏浚一下。”皇上说:“这个水闸一定要建。现在边境战事平息了,就应该把民生大事放在首位。民生大事里,农业最重要,我看了汉文帝的诏书,很多都是关于农业的。现在修建水闸,好处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辛苦就放弃。”
十五年后,浙江西路运输判官吴坰上奏请求,命令浙江西路的常平司拨款,劝导百姓,利用农闲时间一起努力疏通华亭等地沿海三十六个淤塞的港口,疏导水流,造福子孙后代。
公元1171年,秀州知州丘崈上奏朝廷说:华亭县东南靠海的地方,古代有十八道水闸,用来抵御咸潮。其中十七道闸都破损了,无法阻挡海水倒灌进内河;只有新泾唐的一道闸没坏,海水可以自由进出,结果害苦了一县的农田。因为新泾旧闸离大海太近,潮水又急又猛,闸口又宽,很难施工,就算修好了也坚持不了多久。运港在泾塘往里二十里,比新泾水势缓和一些。如果在那里修建水闸,就能长久使用,闸外的农田就不会再受咸潮侵害了。不过,运港只能修水闸,不能设闸门。因为海边土地松软干燥,难以施工;而且每天涨落两次潮,盐运船只来来往往,一天少说也有几十上百艘,时间不一致,等全部通行完毕,闸门势必得昼夜不停地开开关关,这样咸潮就永远也挡不住了。运港闸外还有大小十六条支流,也应该一起修缮。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
公元1172年,丘崈又上奏说:修建的捍海塘堰已经完工了,工程浩大,全靠人力维护。请求朝廷下令让华亭县知县和县尉兼任“主管塘堰职事”,任期结束时,根据塘堰的完好程度来评定他们的政绩。还要让巡逻的士兵分段巡查,维护塘堰。朝廷特地提升丘崈为左承议郎,并下令在他修建的华亭捍海塘堰上种植芦苇,禁止砍伐。
公元1173年,朝廷又命令华亭县设立监闸官,招募五十名民兵,巡逻堤坝水闸,专门负责维护,对破损的地方及时修补。还下令知县和县尉都兼任“主管堰事”,这样上下齐心协力,就不会让水利设施荒废了。
公元1184年,朝廷又命令秀州知州赵善组织一万民工,修缮海盐县常丰闸和八十一个水坝,务必修建得高而牢固,以控制水势,旱季可以蓄水。公元1185年,根据浙江西路提举司的建议,朝廷命令秀州调兵修浚华亭乡鱼祈塘,使之与松江太湖连通;旱季就打开西闸堰,把水放进泖湖,造福一方百姓。
话说南宋乾道年间,苏州知府沈度和两浙漕运使陈弥上奏朝廷说,昆山、常熟一带的白茆等十条河道淤塞严重,需要疏浚。他们计划动用三百多万民工,把这些河道疏通到大海。但是,涨潮时海水会把细沙带进河道,退潮时沙子又沉积下来,导致河道很快再次淤塞。所以他们建议,继续招募开江兵卒,分段逐步疏浚河道,并且在退潮时用船只搅动河底的沙泥,让沙泥随潮水流走,这样才能长期保持河道的畅通。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到了淳熙元年,朝廷又下令平江府知府和许浦驻军戚世明一起疏浚许浦港,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就完成了工程。
淳熙十二年,浙江提举常平仓勾昌泰上奏朝廷说,黄岩县有一条旧官河,从县城通往温岭,长达九十里,支流多达九百三十六条,主要用于灌溉农田。河道上原本有五个水闸,但长期失修。他建议朝廷拨款两万缗钱修建一个新的水闸。第二年六月,勾昌泰又上奏说,黄岩县东面有个地方叫东浦,绍兴年间曾开凿过一条河道,并修建了常丰闸,名义上是把水引到江里,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船只通行,并向每艘船收取通行费充作官府费用。然而,每天两次涨潮,每次涨潮都会带来淤泥,一旦遇到干旱,这条河道就无法灌溉农田。他建议把常丰闸填平,永远禁止在此开凿河道通往江河,以避免以后再出问题。
绍兴二十八年,监察御史都民望上奏朝廷说,荆州江陵县东三十里处,长江北岸有一段古堤,名叫黄潭。建炎年间,当地官员为了防盗,把江水引入黄潭,作为防御工事。结果,夏季洪水泛滥,荆南、复州一带一千多里的土地都受到了洪水的侵害。去年,因为百姓上诉,才把黄潭的缺口堵上了。他建议当地知县利用农闲时节,组织人力修补黄潭古堤,防止再次发生溃堤事故。朝廷也批准了他的建议。
淳熙八年,襄阳府的太守郭杲上奏说:“我们府里有一条木渠,位于中庐县境内,它带着漹水向东流淌四十五里,最终流入宜城县。以前,后汉南郡太守王宠曾经开凿它来引进蛮水,叫做木里沟,可以灌溉六千多顷的田地。只是时间久了,它淤塞了,请求朝廷拨款修缮。” 过了一段时间,郭杲又加固了城墙来抵御江水的冲击,接着又修建了两个救生堤,分别设有两个闸门,一个通向江河,一个通向护城河。水位低的时候,就引导水流进护城河;水位高的时候,就让它流入江河。从此以后,即使江水涨到堤坝边,也不会出现水流湍急泛滥的情况了。十年五月,朝廷下令疏通木渠,并将渠旁的土地划拨出来作为屯田。随后又下令,允许之前侵占耕种的人继续耕种,不再追究责任。
庆元二年,襄阳的太守程九万上奏说:“应该招募民工修缮邓城的永丰堰,这样既可以防止金兵的袭击,又能为农田提供灌溉的便利。”三年后,朝廷大臣们又上奏说:“江陵府离城十多里,有个沙市镇,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熙宁年间,郑獬担任江陵府太守时,开始修筑长堤来抵御江水。可是那地方本来就是沙洲,位于蜀江下游,每逢涨水,奔腾的江水冲击着沙洲,堤坝经常被冲毁几十丈,附近的民房都岌岌可危,非常危险。请求朝廷下令江陵府与驻扎在那里的副都统制司一起派兵修筑,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免受水灾的侵害。” 朝廷批准了这个请求。
广西的水利工程:灵渠的水源是离水,位于桂州兴安县的北面,经过县城然后向南流去。它最初是秦朝的史禄开凿的,是为了方便军队南下征讨南越。到了汉朝,归义侯严从零陵引来离水,就是这条灵渠;马援率领的南征部队,也依靠这条灵渠运输粮草。唐朝宝历年间,观察使李渤修建了斗门来方便漕船通行。宋朝初期,计使边翊开始修缮灵渠。嘉祐四年,提刑李师中负责河渠事务,他重新开凿灵渠,动用了附近各县一千四百名民夫,经过三十四天,终于完成了工程。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大臣们上奏说:“广西以前有个灵渠,连接着全州的大江,这条渠差不多有一百多里长,从静江府经过灵川、兴安两县。以前呢,都让灵川、兴安两县的知县兼管灵渠,要是堵塞了就及时疏通,知县任期满了,这个兼管的差事也跟着结束,按规定可以少考一些人。可是自从打仗以来,两县就马虎了,根本不管这事儿;吏部任命官员的时候,也不再让知县兼管灵渠了,所以灵渠越来越浅,大船都过不去啦。请求朝廷下令让广西转运司负责修缮灵渠,让漕运通畅起来,并且让灵川、兴安两县的知县继续兼管灵渠,一定要好好修整才行。”皇上准了。
话说宋朝开宝年间,朝廷打算征讨江南,于是采纳了京西转运使李符的建议,从和州征调了几万民夫和乡兵,在历阳开凿了一条横江渠。李符负责监督工程,渠凿成后,漕运畅通无阻,军需供应也得到了保障。 这横江渠,可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过了几年,琼州知州李易上奏说,州南五里有个度灵塘,如果开挖修缮渠堰,就能灌溉三百多顷水田,老百姓也能从中受益。这李知州也是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啊!
早些时候,楚州北面的山阳湾水流湍急,经常有人溺水。雍熙年间,转运使刘蟠计划开挖沙河,以避开淮水的险滩,但还没完成就调任了。后来乔维岳接手,把河道从楚州开到淮阴,一共六十里,从此船只通行就方便多了。 这工程虽然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完成了,百姓也少受了危险。
到了天禧元年,升州知州丁谓提议说,城北有个后湖,以前年旱的时候水就干涸了,那地方被开垦成田地,七十六顷,每年收租几百万钱,但是灌溉的效益却没了。丁谓建议把田地改回来,恢复旧制,修整岸边,疏浚成塘陂蓄水,这样城郊就不会再受旱灾了,还能广种浦芡,养鱼鳖,让穷苦百姓也能靠着水塘生活。 同时,明州也请求免除濠池以及慈溪、鄞县陂湖的年税,允许百姓利用这些水域谋生,朝廷都批准了。 这丁知州,真是个有远见的!
第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上奏说,各路漕运粮食,从真州、扬州进入淮河、汴河,要经过五个堰,粮食装卸非常麻烦,老百姓累得够呛,官船民船也因此损坏很快。他建议开通扬州古河,绕过城南连接运河,拆除龙舟、新兴、茱萸三个堰,开凿一条近堰漕路,以调节水势。这样每年可以节省十几万官费,好处非常多。朝廷就派屯田郎中梁楚和阁门祗候李居中去查看,认为这个建议可行。 第二年工程完工,新河的水位和三个堰持平,漕船通行无阻,官民都受益匪浅。 这贾大人,真是个能干的!
到了天禧四年,淮南劝农使王贯之引导海州石闼堰的水流入涟水军,灌溉民田;定远县知县江泽和江阴军知军崔立带领百姓修缮废弃的塘堰,疏浚古港,用来灌溉高地。朝廷还下诏嘉奖了他们。 这些官员,都为百姓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啊!
熙宁元年十月,皇上发布诏令,说:杭州的长安堰、秀州的杉青堰、常州的望亭堰这三个水利设施,要让负责监管的官员都加上“管干河塘”的职务,要他们经常和属下一起巡视检查,及时修缮,按时开关水闸。这是因为之前两浙地区请求开凿和修整河渠,疏通淮河。
两年后的三月,之前凌民瞻建议废除吕城堰,又想在望亭堰设置水闸,但最终没用上。后来因为疏浚河道,破坏了古泾函、石闸和一些石制水利设施,导致河道更加阻塞,百姓非常辛苦,所以凌民瞻等人受到了降职处分。
六年五月,杭州于潜县令郏亶上奏说:苏州环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水多;沿海地区地势高,缺水。所以古人治理水利的办法,纵向开挖水浦,横向开挖水塘,还有很多门堰、泾沥,像棋盘一样分布,总共有二百六十多处。我想效仿古人的方法,七里修建一条纵向的水浦,十里修建一条横向的水塘,利用挖出的土修筑堤岸,预计需要二十万民夫。治理好水利,高地能种田,低洼地也能利用,最多三年,苏州的田地就能全部治理好。十一月,皇上就命令郏亶去兴修水利。但是他的方法不对,百姓怨声载道,只干了一年,两浙的工程就停了。过了几个月,中书检正沈括又上奏说:浙西的泾浜水浅枯竭了,应该疏浚;浙东的堤防和河道淤塞了,应该修缮。请求从司农寺借钱招募民夫。皇上同意了,还让沈括去规划两浙的水利工程。
九年正月,刘瑾上奏说:扬州江都县的古盐河、高邮县的陈公塘,天长县的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的泥港、射马港,山阳县的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的青州涧,宿州虹县的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的芍陂等等,都可以进行兴修,建议让各路的转运司派官员去检查核实。皇上同意了。
元丰五年九月,淮南的监察官员上奏说:舒州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水源来自灊山,流入城北门外。最近暴雨,洪水冲毁了居民的房屋,知州杨希元修建了长一千一百五十丈的防洪堤,设置了两个泄水闸门,这才避免了洪水入城的灾害。皇上还特地发来御书表彰他。
公元1073年正月戊辰日,也就是农历正月某一天,开始开凿龟山运河,到了二月乙未日就完工了。这条河全长五十七里,宽十五丈,深一丈五尺。 当初,发运使许元从淮阴开凿了一条新河,连接到洪泽湖,目的是为了避开长淮河的险峻河段,这条新河一共四十九里长。可是时间久了,河道就变得浅窄了。到了熙宁四年,皮公弼建议重新疏浚整治,从十一月壬寅日开始,到第二年正月丁酉日完工,老百姓都觉得方便多了。
到了现在,发运使罗拯又想从洪泽湖往上开凿,在龟山开一条支流,一直通到淮河。皇帝很同意这个想法。正好发运使蒋之奇来觐见皇帝,他就建议说:“咱们上面有清汴河,下面有洪泽湖,可是淮河这段一百里的河道风浪险恶,这几年因为船只翻沉而损失的官民财物数不胜数。全国各地的物资运输,都要经过湖泊和江河,几千里路程都平安无事,偏偏在这短短一百里就出事,真是太可惜了!应该从龟山蛇浦往下,连接洪泽湖,在左边挖一条支流作为辅助河道,以淮河为水源,不用设置水闸,这样就能避免风浪导致船只沉没的危险。” 皇帝就派都水监丞陈祐甫去勘察。陈祐甫说:“以前淮南提刑田棐就说过开河的好处。后来淮阴到洪泽湖之间确实开通了新河,但是洪泽湖以上一直没有动工。现在不用闸门蓄水,只顺着淮河的水位高低,挖深河底,引淮河的水流过来,这样形势上比较方便。只是工程费用会很大。” 皇帝说:“费用虽然大,但好处也很多啊!” 陈祐甫说:“以前淮河每年都要损失一百七十多艘船。如果把这些年损失的费用拿出来,足够完成这项工程了。” 皇帝说:“损失的钱财是小事,人命才是大事啊!” 于是调集十万民夫开工修建,工程完工后,皇帝就让蒋之奇写一篇记述此事,刻在龟山石碑上。后来到了建中靖国年间,蒋之奇担任同知枢密院,上奏说:“淮河水经常侵蚀堤岸,冲刷得堤岸破损严重,请命令发运司及时修筑。” 从此以后,每年都要进行修缮。
同一年,将作监主簿李湜建议说:“鼎州、澧州等地,应该开挖沟渠,设置水闸,方便百姓耕种。” 皇帝下令处理这件事,并让他汇报结果。七年十月,疏浚了真、楚运河。
宋哲宗元祐四年,润州知州林希奏请修复吕城堰,并在上面安装了上下闸门,可以根据时间来控制开关。后来,京口、瓜州、奔牛也都建起了闸门。同一年,杭州知州苏轼疏浚了茆山河和盐桥河,让它们分担江潮和西湖的水,并且修建了堰闸,按时开关。
一开始,杭州靠近大海,地下水又咸又苦。唐朝刺史李泌最先开凿了西湖,还修建了六口井,老百姓用水方便多了。后来白居易又疏浚了西湖,把水引到运河里,还用来灌溉了一千多顷的田地。不过,西湖里有很多水草,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时期,一直没人管,到苏轼的时候,水草堆积了二十多万丈,水却很少了。运河失去了西湖水的供应,只能依靠江潮,结果江潮淤塞了河道,经常泛滥到集市,每三年就要疏浚一次,成了老百姓的大难题,所以那六口井也快要废弃了。苏轼疏浚了两条河之后,又利用剩下的力量修复了六口井,老百姓因此受益匪浅。
十二月,京东转运司上奏说:“清河与江浙、淮南等路相通,因为徐州的吕梁洪和百步洪水流湍急,河道又险恶,经常损坏船只,所以船夫、拉船的牛驴、牵引船只的人家,还有那些盘剥人的,都趁机敲诈勒索,各种阻碍层出不穷,商人根本无法通行。朝廷已经委派齐州通判滕希靖和常州晋陵县知县赵竦去勘察地形,准备开凿。现在如果开凿修建月河的石堤,在上面安装上下闸门,按时开关,方便船只通行,那可是长久的好事啊!请求朝廷派人监督工程的修建。”朝廷批准了这个请求。
绍圣二年,朝廷下诏书说:“武进、丹阳、丹徒三县境内沿河的堤岸,还有石达、石木沟,都委派官吏检查维修,并督促那些靠水利吃饭的人家修缮。任期结束时,要根据他们的勤惰情况进行奖惩。”这是采纳了工部提出的建议。
四年四月,水部员外郎赵竦请求疏浚十八里河,并让贾种民去勘察吕梁洪和百步洪,重新设置水磨。朝廷下令让发运司和转运司共同考察利弊,然后上报朝廷。
公元1098年正月,润州知州王悆给皇帝上奏说:“吕城闸应该经常用水车往闸槽里灌水,让闸门保持湿润,方便船只通行。如果船只太多,人力不够,可以允许少量征调士兵帮忙。监官任期结束,如果水闸没有出现渗漏的,就给予奖励;如果水闸还没到该开的时候就擅自打开,就要处罚。地方长官和下属官员,要经常检查监督。”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
三月初一,工部报告说:“淮南开河工程中,已经修建完成了楚州支家河,把涟水和淮河连接了起来。”皇帝赐名这条河为“通涟河”。
公元1099年闰九月,润州京口和常州奔牛的澳闸终于完工了。在此之前,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上书提出了澳闸的利弊,因此朝廷任命曾孝蕴负责这项工程的兴修,并且让他制定了闸门的启闭时间表。
公元1100年二月,朝廷下诏说:“苏、湖、秀三州,凡是开凿或整修运河、港口、沟渠,修筑堤岸,建造闸门、水堰等等工程,都可以动用开江的士兵来帮忙。”
公元1102年十二月,朝廷设立了提举淮浙澳闸司,设置一名官员,负责管理从杭州到扬州瓜洲之间的所有澳闸,包括常州、润州、杭州、秀州、扬州新旧等所有闸口,统一进行管理。
公元1103年初,通直郎陈仲方另提了一个建议,要疏浚吴淞江,从大通浦入海,预计工程量巨大,需要耗费大量的钱粮,请求朝廷设置十名专职官员负责此事。朝廷把这个建议下发给两浙监司详细讨论,监司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当时,又开凿了青龙江,民夫们实在吃不消了,而提举常平的徐确却说:“三州有开江士兵一千四百人,派两个人去监督他们,让他们负责已经开凿的河道,一旦遇到涨潮淤塞的情况,就马上开挖疏通;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就按违反朝廷法令处理。”徐确和监司经常得到赏赐,人们觉得这有点过分了。
十二月,朝廷下令在淮南开凿修建遇明河,从真州宣化镇江口到泗州淮河口,计划五年完工。
话说第二年三月,皇上下了道圣旨,说:“前两年浙江发了大水,派了官员调集民夫疏通河道,结果那些负责的官员没做好,民夫们风吹日晒,吃喝都成问题,好多人病死了。水灾还没解决,那些官员不仅没受处罚,反而还得到奖赏,这怎么堵得住老百姓的怨气呢?” 于是皇上就让本路提刑司好好查查这事儿。提刑司上报说:“疏通吴淞江和青龙江,用了五万民夫,死了1162人,花了169341贯钱和粮食,积水到现在还没退下去呢!” 结果那些负责的官员,比如元相度、转运副使刘何等等,都被降职处罚了。
四年正月,皇上任命仓部员外郎沈延嗣负责修整青草河和洞庭直河。
到了大观元年五月,中书舍人许光凝上奏说:“我以前在苏州的时候,到处打听民情,大家都说要解决水患,最好的办法就是疏通河道。太湖在各个郡县之间,必须把它引到海里去,水才能有个去处。从太湖到海边,有三条江,还有很多河道,只要把这些江河疏通了,治理水患就像翻个手掌那么容易。现在这地方积水,比去年少了二尺,比前年少了四尺,这都是因为之前疏通了吴淞江,又疏浚了八条河道的功劳啊!苏州人说,疏通一条河就有一条河的好处,疏浚一条河道就有一条河道的好处。我希望朝廷能委托本路监司,和那些懂水利、能力强的官员,一起到江河河道去实地考察,仔细研究利弊,花点时间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再去动员民夫,这样就能做到不用花太多钱,每年都能保证足够的粮食;老百姓也不用太辛苦,就能吃饱穿暖,这是一举多得,造福万代的大好事啊!” 皇上就让吴择仁好好研究研究,然后汇报结果,这样一来,疏通河道的计划又重新提上日程了。
十一月,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说:“《禹贡》里说:‘三江既导,震泽底定。’现在三江的名字都变了,水流不往海里走,所以苏州、湖州才总是发大水。那就让本路监司选拔有能力的官员,查阅古代的资料,找到水流的路线,让它流向大海,同时还要好好规划堤岸,然后把情况汇报上来。” 于是,皇上再次任命陈仲方为发运司属官,让他再次去苏州勘察积水情况。
第二年八月,皇上下了道旨,说常州、润州闹旱灾,河水浅了,运船都堵在那儿了,责令各级官员督促疏浚河道。
到了第三年,两浙地区的官员上奏说:“我们按照圣上的旨意,查阅了古代的河道遗迹,疏通了积水,现在请求开凿吴淞江,恢复十二座水闸。其他的浦闸、沟港、运河等等,也应该逐步修缮。如果田地被水围住了,就劝导老百姓自己动手修治。” 奏章递交给了工部,工部却说:“现在所说的三江,有些可能并非大禹时代开凿的;再说吴淞江水流散漫,没法开凿疏通泄水。” 于是皇上又命令各部门重新商议,再上奏章汇报。
第四年八月,有官员上奏说:“有关部门把练湖赐给了茅山道观,因为润州的田地大多地势高亢,运河和夹冈的水位浅,容易干涸,都依靠练湖来灌溉,所以请求另用天荒江的涨沙田赐给道观,并且让常平官去考察前人的规划和修筑方案。”皇上准奏了。十月,户部上奏说:“请求按照两浙常平司的奏章去做,专门委托地方长官登记古时积水的土地,划定堤防的界限,避免官民侵占。凡是田地不靠近水源的,可以大致效仿《周官》里遂人、稻人管理沟渠堤防的制度,发动大家一起动手。”皇上也准奏了。
政和元年,陈州知州霍端友上奏说:“陈州地势低洼,一下大雨就积水成涝,危害庄稼。我们之前疏通了八百里的新河,但是离淮河还很远,水流不能及时排泄。请求再开凿二百里,从西华起,沿着宛丘,进入项城,一直通到淮河。”皇上准奏了。
政和元年十月,皇上又下令苏、湖、秀三州治理水患,修建圩岸,工程费用允许用越州鉴湖的租赋来支付。之后,苏州升格为平江府,润州升格为镇江府。
公元1070年7月,兵部尚书张阁跟皇帝说:“我之前在杭州当官,听说钱塘江自从元丰六年(1083年)大水泛滥之后,涨潮退潮就没消停过,年年都闹水灾。最近几年水势稍微有点变化,从海门到赭山这一段,水流转向,冲击着岩门、白石一带的北岸,冲毁了不少老百姓的田地,还有盐场和官府的土地,受灾区域东西长三十多里,南北宽二十多里。江东离仁和盐场只有三里地,往北到赤岸口有二十里。京杭大运河正好从临平下塘出来,往西流向苏州、秀州,如果失去了堤坝的保护,恐怕以后几十里肥沃的平原都会被江水冲垮,下塘的房屋田地都保不住,大运河也会断流,漕运就麻烦了。”皇上听了,立刻下令赶紧修筑堤坝。
公元1072年2月,工部上奏说:“以前的太平州判官卢宗原建议疏通从江州到真州之间,古代就有的、现在堵塞了的七段河道,把它修成一条运河,进入浙江西部一百五十里,这样就可以避开一千六百里长江的风浪;还可以利用挖出来的土,修筑堤坝,把古时候被江水淹没的肥沃田地恢复过来,这样的地方有九处,面积从三百亩到一万亩不等,总共四万二千多亩,面积小于三百亩的还有很多。请求按照卢宗原在太平州当官时,兴修水利和围垦田地的做法,号召百姓自己出钱出力,来修建这些水利工程。”皇上就让沈鏻等人去考察一下,看看怎么安排。
公元1074年闰正月,杭州知府李偃上奏说:“汤村、岩门、白石这些地方都靠近钱塘江入海口,每天都要遭受两次潮水冲击,江水日渐侵蚀,情况越来越严重。请求仿照六和寺的河岸,用石头砌成堤坝。”于是皇上就命令刘既济去修整。
公元1074年8月,皇上下诏说:“镇江府紧挨着长江,没有港口可以停船,三年之内沉船五百多艘。听说西边有一条旧河道,可以避开风浪,只是年代久远已经废弃了,应该命令发运司去疏通。”
那一年,朝廷下令说:“听说平江府三十六条河道,以前都设有水闸,随着潮水涨落开关,时间久了,水闸堵塞了,导致积水成灾。就让守臣庄徽专门委托户曹赵霖仔细研究利弊,疏通河道,让水流入江海,照旧设置水闸。” 然后,发运副使应安道就说:“那些不重要的港口河道,都可以慢慢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疏通昆山县的茜泾塘等六处水域;苏州的华亭县,想要按照老办法,把所有水坝都拆掉,分别设置小型的闸门;常州、镇江府、望亭镇,还是照旧设置水闸。” 八月份,朝廷让户曹赵霖去勘察工程,结果两浙地区却闹得很厉害。七年四月己未日,尚书省说:“卢宗原疏浚河道,恐怕会引起骚乱。” 朝廷就暂时停止了这项工程,另派赵霖去处理其他事务。
重和元年二月,前任发运副使柳庭俊说:“真州、扬州、楚州、泗州、高邮运河的堤岸,以前有水闸等七十九座,控制着水势,通常都能保持水位平衡,但是现在很多都损坏严重了。” 朝廷下令检查统计,进行修复。六月,朝廷下令说:“两浙地区连日降雨,积水淹没了许多农田,平江府的情况尤其严重,这是因为河道没有疏通的缘故。就再次任命赵霖为提举常平官,负责处理救护农田、赈济百姓的事务,不要让百姓流离失所。” 八月,朝廷提升赵霖为直秘阁。
宣和元年二月,朝廷大臣们说:“江淮、荆汉地区,到处都是荒凉贫瘠的景象,按照古人的说法,一亩地只能收十钟粮食,但是那些堤坝、水门、沟渠的痕迹仍然存在。最近绛州百姓吕平等向御史台上诉,请求开浚熙宁年间的旧河道,扩大灌溉面积,愿意多交一等的税收。可见,近些年来水利设施的好处已经荒废了,哪里还有时间恢复古代的办法呢?希望朝廷下令给常平官,凡是兴修水利有明显成效的,都要及时上报,给予特别的奖赏,来激励那些有能力的人。” 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八月,提举专切措置水利农田的官员上奏说:“浙西各县都有各自的池塘、沟渠、河道、湖泊,自古以来就用来蓄水灌溉,以及通行船只,希望朝廷下令让官员测量记录这些水利设施的地名、尺寸、界限,并且刻在石头上。” 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三月,赵霖因为修水利的事儿没做好,被降了两级。六月,皇上又下旨说:“赵霖修水利,还招募了受水灾影响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帮忙,一共用了二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多人,开通了一条江、一个港口、四个支流和五十八条小河,已经初见成效了,升他回徽猷阁当官,之前降的官职也给他恢复了。”
宣和二年九月,因为真州、扬州等地的运河水位太浅,影响运输,皇上就派陈亨伯去处理这事儿。三年春天,皇上又命令发运副使赵亿用车船在运河里运水,要求三个月内运送三十批物资到京城。有个叫李琮的太监说:“真州是长江运河物资集散的重要地方,因为运河水位浅,所以运送速度慢。你看南岸有八个泄水闸门,离长江不到一里地。咱们可以打开闸门,在离长江十丈的地方修个拦水坝,把长江水引进运河,然后再加派人手用车船运水,这样就能加快运输速度了。”皇上就听他的了。
四月,皇上又下旨说:“江淮的漕运一直是个大问题啊!春秋时期,吴国开凿了邗沟,东北通到射阳湖,西北通到末口;汉朝吴王濞也开凿过邗沟,方便海陵的运输;隋朝也开凿过邗沟,从山阳一直到扬子江;雍熙年间,转运使刘蟠觉得山阳湾水流太急,就开凿了沙河来避开险阻;天禧年间,发运使贾宗又开凿了扬州古河,绕过城南连接运河,还拆除了三个水坝来调节水流。现在运河每年都水位浅,应该调查一下以前的河道,看看现在的河道情况和水塘积水的地方,好好研究一下长久之计,解决运输不通畅的问题。让发运使陈亨伯和内侍谭稹一起制定方案,然后来向朕汇报。”
八月,大臣们说:“因为淮南运河水位浅了半年多,禁止运河船只和船工私自带东西,现在河水涨起来了,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定执行吧。”
一开始,淮南地区连续几年大旱,漕运不通,扬州的情况尤其严重。朝廷派中使去查看,想要疏浚运河,使之与长江、淮河水位持平。正赶上两浙地区爆发了方腊起义,童贯担任宣抚使,谭稹担任制置使。童贯想用海运和陆运结合的方式运输,而谭稹则主张开凿一条从盱眙通往宣化的运河。朝廷让发运司去勘察,陈亨伯就派他的属下向子諲去查看。向子諲说:“运河比长江、淮河高出好几丈,从长江到淮河,有好几百里,人力根本无法疏浚。以前唐朝的李吉甫废除了闸门,设置了堰,治理了陂塘,虽然泄洪没问题,但防洪却不够,漕运时通时不通。发运使曾孝蕴实行三天开闸一次的制度,又修建了归水澳,惜水如金。可是这几年实行直达运输的方法,为了走茶盐的捷径,又为了迎合权贵,每天都有船只经过,一会儿开闸一会儿关闸,根本没时间让水回流。而且,前些日子还毁掉了朝宗闸,从洪泽到召伯好几百里,也没采取任何节制措施,所以山阳上下都堵塞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真州太子港修建一个水坝,恢复怀子河的旧道;在瓜州河口修建一个水坝,恢复龙舟堰;在海陵河口修建一个水坝,恢复茱萸堰和待贤堰,这样各塘的水就不会被瓜州、真州、泰州三条河分流了;在北神附近修建一个水坝,暂时关闭满浦闸,恢复朝宗闸,这样上下游就不会堵塞了。”陈亨伯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滞留的船只都顺利通行。
三年二月,朝廷下诏:“赵州的鉴湖,明州的广德湖,以前被开垦成农田,下游淤塞,影响了灌溉,导致赋税减少,而且很多都被权贵占领,两州因此受害,百姓纷纷逃亡。应该让陈亨伯调查清楚,如果租税过重,就减轻到适中水平;如果影响到下游灌溉的,就全部放还给百姓。”
五年三月,朝廷下诏:“吕城到镇江的运河水位浅、河道窄,监司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措施。两浙地区专门委派王复负责,淮南地区专门委派向子諲负责,他们和发运使吕淙一起想办法疏通河道,保证漕运畅通。”
四月,皇上又派王仲闳,跟廉访使刘仲元、漕运官员孟庾一起,去常州、润州的运河那边,处理一下运河的事务。皇上还下诏说:“东南六路的那些水闸,开关是有规定的时间的。听说有些运河上的船只和官员,随便就说自己有权指挥,让水闸在不该开的时候开,把河水放掉,影响了漕运,耽误了京城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事儿必须禁止!”
五月,皇上又下诏说:“因为运河水位浅了,官员们各执己见,地方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让发运司的官员和廉访使一起,好好商量一下,找出长久有效的办法,然后上奏朝廷。”这个月,有官员说:“镇江府的练湖,跟新丰塘地理位置相连,有八百多顷地,灌溉着四个县的老百姓的田地。而且练湖水位涨一寸,运河的水位就能涨一尺,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现在练湖的堤坝破损了,存不住水了,请求等到农闲的时候,再慢慢修补。”皇上就下令让当地漕运官员和州县官员,仔细衡量利弊,计算一下需要的人力和物料,然后上报朝廷。
六年九月,卢宗原又上奏说:“池州长江,是上游漕运必经之路,东岸全是暗礁,多达二十多处;西岸全是沙洲,宽达二百多里。有句老话叫‘拆船湾’,意思是船到这儿,肯定得拆了才能过去。现在东岸有个车轴河口,有四百多里的沙地,如果把它开通,接通杜湖,让船走平缓的水路,直接到池口,就能避开二百多里风浪险滩,请求拨款修建。”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七年九月丙子日,皇上又下令让卢宗原负责疏通江东古河,从白芜湖经宣溪、溧水到镇江,渡过长江,通向淮河、汴河,这样就能避免六百里的长江险滩,皇上也批准了这个请求。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日,有官员说:“东南地区靠近江海,水容易流失,经常干旱,历朝历代都有蓄水的陂湖。祥符年间、庆历年间,老百姓开始偷偷把陂湖改成田地,后来又把田地改回湖泊。近些年来,又把湖泊改成了田地,一下雨就涝,一旱就干。老百姓长期承包这些田地,收到的租税,没办法免除,都直接交到皇宫里,而漕运司的常规税收却减少了,失业的百姓更是数不清。请求把东南地区所有废弃的湖泊改回田地的,都恢复成湖泊,让那些快要饿死的百姓,慢慢恢复原来的生活。”皇上就下令好好衡量利弊,然后上奏朝廷。
八月辛丑这天,户部上奏说:“那些官员在任上兴修农田水利,按照元丰年间的奖励标准,修建一千顷以上的,算一等功,可以升一级官职;少于一千顷,也根据修建的面积大小分别给予奖励;绍圣年间也是这么规定的。可是,政和年间又加了一条,修建一千顷以上的,可以升两级官职,而且还能免除三年考核,这奖励也太丰厚了!” 皇上听了之后,决定还是按照元丰和绍圣年间的旧例来办。
漳河发源于西山,从磁州、洺州往南流进冀州的新河镇,和胡卢河汇合后,河道又改道了,最后流进黄河。
宋神宗熙宁三年,朝廷下令让程昉和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一起勘察漳河。到了第四年,就开始修建漳河,动用了十万民夫,修建的河道长达一百六十里。皇上跟大臣们讨论这事儿的经费问题,文彦博说:“钱够不够用,关键在于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关键在于能不能减少徭役。再说,漳河这么多年没修,水不往东流,就会往西流,利害关系都一样。现在调动民夫修河,把河道从西边改到东边,这有什么好处呢?”王安石说:“如果漳河不走中间这条路,那它要么往东流,要么往西流,造成的危害都一样。把它修成走中间这条路,那就有利无害。劳民伤财是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为了让老百姓走上便捷的道路,即使劳民伤财,也必须努力去做。”正巧那段时间京东、河北地区刮大风,三月的时候,皇上就下令说:“这风向变化异常,应该保持平静来应对天灾。修建漳河耽误了农业生产,明年再修也不迟。”中书省把圣旨压了下来。不久,又下旨暂时停止修建漳河的工程,程昉很生气,就请求退休。朝廷就让都水丞在河边负责淤田的事务。
五月,御史刘挚上奏说:“程昉他们修建漳河,一共用了九万民夫。材料根本没预先准备,都是临时从官府和百姓那里征集的,劳民伤财是原来的好几倍。逼着民夫夜里干活,践踏庄稼,挖了好多坟墓,破坏了大量的桑树和柘树,具体数量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怨声载道,程昉他们却谎报说老百姓都乐意干活。河北的厢军都被征调光了,程昉他们还请求从洺州调民夫,还想让士兵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请求朝廷严惩他们,向受苦的老百姓赔罪。”中丞杨绘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王安石极力为程昉辩解,最后还是把河修好了。第五年,工程完工,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洺州知州黄秉都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第七年六月,冀州知州王庆民上奏说:“我们州里有一条小漳河,以前一直被黄河的支流堵着,现在黄河改道到东边去了,请求朝廷疏浚小漳河。”朝廷就让外都水监去勘察一下。
滹沱河发源于西山,流经真定、深州、乾宁,最后和御河汇合。
公元1068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元年,黄河水涨得厉害,都把河堤给淹了,皇帝就下令让负责治河的官员和河北的运输部门赶紧想办法疏通河道。
到了1073年,也就是熙宁六年,深州、祁州和永宁军这几个地方又开始修建新河。 1075年正月,皇帝又派了五千民夫,让他们去整修胡卢河,加固河堤。
1077年正月,有个叫陈祐甫的官员,他是负责北边河道管理的,他跟皇帝说:“自从1075年(熙宁八年)以后,滹沱河水经常泛滥,淹了深州好几个县,损失特别大!那些主管部门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结果。他们觉得滹沱河以前往边吴、宜子淀那边流,路程最顺畅,可是屯田部门又担心会把塘和湖泊给填平了,所以大家意见不统一,一直拖着。我最近派人去考察过了,如果把水引到胡卢河,大概需要一千六百万个工,要是整修程昉修建的那条新河,需要六百万个工,如果还按老路往边吴那些湖泊里流,只要二十九万个工就够了。这工程量差太多了!皇上您得赶紧下决定,定个方案啊!” 皇帝就下令让河北屯田运输部门和北边河道管理部门一起去看一看,商量个办法。
1078年八月癸酉日,以前河北运输部门的副手周革又提了个建议,他说:“熙宁年间,程昉在真定府的中渡建了个浮桥,结果多花了好多钱,但那个浮桥位置又不重要,建议每年八、九月用木板桥代替,等到四、五月防汛的时候再拆掉,用船渡河就行了。” 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御河发源于卫州共城县的百门泉,然后流经通利、乾宁,最后汇入界河,最终流入大海。
宋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刘彝和程昉上奏说:“河北的两条支流现在已经堵塞了,但是御河的水从冀州往下流,还需要疏通,才能彻底解决河患。” 之前,有人建议在恩州武城县开凿大约二十里的御河,接入黄河旧河道,然后流入五股河。所以皇上就派刘彝和程昉去勘察。结果冀州通判王庠认为,直接在现在河道的地方开通,然后接入胡卢河,更加方便快捷。刘彝他们又上奏说:“按照王庠说的方法,虽然顺着河流走,但是中间地势低洼潮湿,耗费的人力物力还是很多,不如从乌栏堤东北开凿到大小流港,横穿黄河,流入五股河,恢复旧河道,这样更方便。” 皇上就命令河北提举籴便粮草的皮公弼和提举常平的王广廉去查看,两人商量后达成一致意见,皇上就下令调集镇、赵、邢、洺、磁、相州六万民夫来疏浚河道,并定在寒食节后开工。
三年正月,韩琦上奏说:“河朔地区连续遭受灾害,虽然去年夏秋两季收成不错,但是创伤还没恢复。而六州的百姓,都忙着河道工程,远的要走十来程路,近的也要走七八程,比往年劳费多了一倍不止。特别是镇州和赵州,以前是次要边境地区,从来没征调过民夫,突然调动这么多人,人心惶惶。而且寒食节后才开工,满打满算一个月,正赶上农忙季节。”皇上就命令河北都转运使刘庠去勘察,如果能在寒食节前开工,就赶紧动工,同时还要考察最远的州县,减少征调的民夫数量,并调一千修建塘堤的士兵来代替民夫服役。二月,韩琦又上奏说:“御河漕运要畅通,不应该减少黄河的民夫数量。”于是皇上只命令枢密院调拨三千士兵,加上都水监的两千官兵。三月,又增派了壮城兵三千人,皇上还下令督促程昉他们加快工程进度。六月,河道竣工了,皇上召程昉进京,并提升他为宫苑副使。四年,皇上任命程昉为都大提举黄河、御河等河道的官员。
八年的时候,李昉跟刘璯说:“卫州的沙河淤塞了,应该利用王供(指王宫)的劳力疏通开浚,把黄河的水引到御河里,这样就能疏通江淮的漕运。还要设置水闸,按时开关。这样做好处有五点:一是王宫的安全得到了保障,避免了黄河改道另辟河道,这是第一点;二是漕船从汴河出来,横穿沙河,避免了黄河风浪的危害,这是第二点;三是沙河引黄河水注入御河,黄河涨水时,沙河的水位也能得到控制,这是第三点;四是御河涨水时,有了水闸可以开关,就不会出现河道淤塞的弊端,这是第四点;五是德州、博州的漕运,可以避免数百里黄河险滩的风险,这是第五点。一次行动就能带来五个好处,我建议调集一万人,一个月就能完成。”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九年秋天,李昉奏报工程完工。中书省想要议论赏赐,皇帝就命令河北的监司官员调查核实,又让大名府安抚使文彦博去实地考察。十月,文彦博上奏说:
去年秋天开挖旧沙河,想利用黄河的水路运输,打通江淮的舟楫运输,一直通到河北的边境。从今年春天开始放水,后来水位涨落不定,船只都只能轻载,弊大于利,浪费的钱粮非常多。现在御河的上游,只有百门泉的水,水势很猛,到卫州以下,能通行三四百斛的船只,一年四季通行,从未有过阻滞。堤防也不需要很高很厚,也没有水患。现在却要引黄河水来补充,水量大就容纳不下,一定会决堤泛滥;水量小就缓慢浅薄,一定会淤塞。上下千余里,肯定很难年年疏浚。况且这条河穿城而过,利弊一目了然。现在才初冬,就已经出现阻滞了,恐怕过几年,反而会破坏原来就有的水路运输。更别说要以此来疏通江淮的漕运了,那更是办不到的。从江浙淮汴进入黄河,顺流而下,又汇入御河,每年大概也就一百万斛。如果从汴河顺流而下直接进入黄河,到达北京,再从北京雇车马陆路运输入仓,大约需要五六千贯钱,而如果在御河装载运往边城,节省的人力物力以及河道清理、士兵衣粮的费用,是无法计算的。
哎,去年冬天,外监丞想在北京黄河新堤上开个口子,方便漕运,他的计划太草率了!这可是熙宁四年秋天黄河冲进御河的地方啊,当时朝廷派了好多大臣去督工修堤,花了巨款!大名府、恩州、冀州的老百姓,到现在还都没缓过劲儿来呢,现在居然又要开个口子放水进去?都水监虽然让手下的人去看看,但那些官员怕得罪有权势的人,就拖拖拉拉的,回报说等御河堤坝修好了再考虑开河口的事儿。再说,御河的堤坝,就和蔡河差不多,要是想拦住黄河水,得像汴河那样加固修缮,还不一定能行呢。我觉得应该另派个强硬的官员去看看情况,研究研究这事儿到底行不行。
我还说呢,现在的水利官员,太不称职了!随便说几句话,就能得到赏赐。朝廷一拍板,全国上下都没人敢反对,要是事情办砸了,一点儿惩罚都没有。我觉得应该好好选人,别让那些狂妄自大的家伙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
后来,都水监说,运河需要建双闸,这样放船方便,这和彦博说的不一样。十二月,朝廷派知制诰熊本和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的官员一起去看看。熊本上奏说:河北州军的茶叶和边境榷场需要的东西,都是从黄河运到黎阳卸货,再转运到御河,费用只增加了驻守边境的几百士兵的开支而已。以前朝廷给河北送米,也是在黎阳或者马陵卸货,再转运,花费也不多。可是程昉他们策划,在卫州西南,沿着沙河旧河道开个口子建闸,挖堤引水,想让江淮的船只通行,方便边郡的粮仓运输。从开工到完工,前后花了二百万多钱粮和物资。以后每年要花一百一十六万的物资,一千七百多厢军,大概需要五万七千多贯钱。开河通航一百多天,通过的船只六百二十五艘,但是卫州御河段已经淤塞了三万八千多步;沙河两岸的农田,被淹了几千顷,少收的租税有两千多贯石。花钱没见着好处,真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啊!
哎,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呢!卫州地处黄河上游,西南又正对着王供向著的会合处,所以说,抵挡黄河水患的关键,就只有一道堤坝。现在呢,竟然挖开堤坝引河水,而且设置闸门的地方,才占堤坝宽度的一半!我问过当地人,说是从庆历八年以后,大水来了七次,水势最猛的时候,浪头都能淹没堤坝。现在河水平静了三年,万一矾水暴涨,那河水就会高过闸门。这么湍急的水流没了堤坝阻挡,那还得了?肯定要泛滥成灾,冲到御河里去!我担心被淹没的灾祸,不只是卫州,沿御河的州县,都会遭殃啊!
这黄河工程,一年能运多少船,就那么多,可每年带来的灾害却难以预料,花费的钱财更是无穷无尽,这哪是陛下想长治久安、造福百姓的意思啊!我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仔细分析利弊,大家都觉得应该修缮旧堤坝,堵住新挖的河口,保留新闸门但不要再施工了,这样大概就能解决淤塞、决堤、泛滥的问题,还能省下无穷无尽的钱财。万一将来想利用这条河把粮食运到塞外,那就暂时打开,用完就赶紧关上,这样也能减轻运输的负担。
没过多久,黄河果然在卫州决堤了。
元丰五年,河北黄河堤防司的官员上奏说:“御河太窄,堤坝不结实,容不下黄河的分流,请求让黄河水改道流入大河,然后堵住徐曲河道。”朝廷就同意了。第二年,户部侍郎蹇周辅又请求开通河道,方便漕运,让商船也能到达边境。那时候,只要有一点意见,朝廷就让水利官员去勘察,一会儿说修,一会儿又停,一直没个定论。总的来说,自从小吴埽决堤后,黄河改道北流,御河多次被涨水淹没,甚至被淤塞。哲宗绍圣三年四月,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持才上奏说,黄河又改道东流了,御河重新出现了。朝廷下令委任前任都水丞李仲负责疏通河道。
宋徽宗崇宁元年冬天,皇帝下令让侯临同负责在临清县坝子口开挖御河西堤,加高三尺,并且规划在西堤上设置水闸,把北京、恩州、冀州、沧州、永静军积攒的水排到御河里,解决御河水位不足的问题。
第二年秋天,黄河水涨,灌进了御河,洪水淹没了大名府馆陶县,很多房屋都被冲垮了。于是,又征用了七千民夫,动用了二十一万多民工去修西堤,整整修了三个月才完工,结果没过多久,涨水又把堤坝冲坏了。
政和五年闰正月,皇帝下令在恩州北面加高御河东堤,加强河堤防洪,命令京西路借调来年分沟河的工匠一千人去帮忙。然后,都水使者孟揆调拨了十八个埽(sào)的官兵,分段负责修筑河堤,还把枣强上埽水口以下旧堤上管理的榆树和柳树砍下来当做桩木用。
塘泺这地方,是周围好些河水汇聚到一起形成的,所以就用它来当界限,挡住契丹人。河北屯田司和缘边安抚司都管着这块地方,但是最终都归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使管。至于水深水浅的事儿,屯田司的官员,也就是工部的人,负责测量。
这水啊,东边从沧州的地界开始,一直到海边的黑龙港,西边到乾宁军,沿着永济河,和破船淀、灰淀、方淀连成一片,宽一百一十里,长九十到一百三十里,水深五尺。再往东,从乾宁军开始,到信安军永济渠,又是一片水域,西边和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连成一片,宽一百二十里,长三十到五十里,水深一丈多,或者六尺。再往东,从信安军永济渠开始,到霸州莫金口,和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连成一片,宽七十里,有的地方十五里,有的地方才六里,水深六到七尺。
东北方向,从霸州莫金口开始,西南到保定军父母砦,和粮料淀、回淀连成一片,宽二十七里,长八里,水深六尺。从霸州到保定军这一段塘岸的水最浅,所以宋朝咸平、景德年间,契丹人南下放牧的时候,就经常走霸州、信安军这条路回去。东南方向,从保安军开始,西北到雄州,和百世淀、黑羊淀、小莲花淀连成一片,宽六十里,长二十五到十里,水深八到九尺。东边从雄州开始,西边到顺安军,和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连成一片,宽七十里,长三十到四十五里,水深一丈或者六到七尺。东边从顺安军开始,西边到吴淀,再到保州,和齐女淀、劳淀连成一片,宽三十多里,长一百五十里,水深一丈三尺或者一丈。
安肃、广信军南边,保州西北边,有个沈苑河,也属于塘泺的一部分,宽二十里,长十里,水深五尺,浅的地方只有三尺,叫沈苑泊。从保州西边,和鸡距泉、尚泉连在一起的地方,是稻田、旱田,宽十里,水深五到三尺,叫西塘泊。从何承矩开始,让黄懋当判官,才开始在这里屯田,修筑堤坝,蓄水防敌,后来又不断扩建。总之,边上的那些河,像滹沱河、胡卢河、永济河等等,都汇聚到塘泺里。
话说天圣年间之后,一直到后来,这个沿边屯田司(主管边境屯田的机构)的工作都一直没停。但是,负责这事儿的官员们,各有各的想法。有人说:“有军队驻扎在那儿,契丹人来了,那护塘(护卫水塘)根本没啥用。从边吴淀往西看长城口,还有上百里的路程,全是高高的山丘,水根本到不了,契丹骑兵要是想突袭,这条路就足够了。护塘虽然挨着海,但也没啥用处啊。用不着的水塘占了可以耕种的田地,那边境的粮食就贵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还不如别再扩大水塘了,以休养生息为根本大计。”
也有人反驳说:“河朔地区(黄河以北地区)方圆两千里,地势平坦,没有险要的地形。契丹人要是从西边打进来,大肆抢掠一番,再从东边撤走,咱们连城墙都顾不上守,还拿什么抵挡他们呢?从边吴淀到泥姑海口,绵延七个州的军队驻扎地,弯弯曲曲的,足有九百里,水深的地方船过不去,水浅的地方人又过不去。就算是有强兵,也过不去啊!东边有了这个障碍,咱们就可以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西边防御了。谁说它没用呢?” 就这样,大家各执一词,吵成两派。朝廷呢,考虑到契丹人神出鬼没,难以捉摸,所以觉得这个防御工事最终还是不能废除。
公元1033年,刘平从雄州调任成德军知军,上奏说:“我以前担任沿边安抚使,和安抚都监刘志一起曾经提出过边防策略。我现在调到真定路,经过顺安、安肃、保定州一带,从边上的吴淀到赵旷川、长城口,都是契丹进出重要的关隘,东西不过一百五十里。我私下里感到很遗憾,大宋王朝七十多年来,负责边防的官员不知道有多少,都没能为朝廷预先修建深沟高垒,作为防御工事。我听说太宗朝,曾经有人建议设置方田。现在契丹国多事,战乱不断,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以引水种稻为名,开垦方田,同时在田埂四周挖掘沟渠,宽一丈,深两丈,像鱼鳞一样交错排列,两沟之间弯弯曲曲留出小路,刚好能通行步兵。引来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的水注入沟渠,地势高的地方就用翻车汲水灌溉,非常方便。我希望让刘志担任广信军知军,与杨怀敏一起负责此事,几年之后,一定会有成果。”皇帝就秘密下令刘平和杨怀敏开垦方田。禁军官员刘宗言又上奏请求在西山的山脚下种树,用树木来代替城墙,说这样可以限制契丹人的行动。后来刘平离开了真定,杨怀敏仍然负责屯田事务。水塘越来越大,甚至淹没了百姓的田地,冲毁了坟墓,百姓开始抱怨,于是有人偷偷挖开堤坝来排泄积水,杨怀敏上奏请求制定法律,按照破坏堤坝的律法处罚他们。
公元1038年,杨怀敏担任雄州知州,他又请求设置木桩作为水位标志,用来限制水位的涨落。公元1041年十一月己未日,河北屯田司上奏说:“想要从石冢口引来永济河的水,注入边境的塘泊,请求免除经过的民田税赋。”皇帝批准了。当时正值干旱,塘水干涸,杨怀敏担心契丹使者到来,就测量了塘泊的宽深,然后堵住界河的水注入塘泊,塘泊又恢复了原样。
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三月,契丹派使者来送信,要求割让关南十县。信里还说:“你们修筑长堤,堵塞要道,开挖泄洪的渠道,增加边防军队,这分明是心怀猜忌,很难做到友好相处啊。”
四月,契丹又来信说:“我们修筑堤坝,开挖水塘,是因为前段时间雨水太多,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修缮防御工事,并非出于猜忌,想要破坏两国友好关系。” 辽国使者刘六符曾经对贾昌朝说:“南朝那些水塘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根芦苇就能撑过去,扔个棍子就能趟过去。不行的话,只要决堤放水,十万个土袋子就能过去。”当时朝中有人建议把那些地方的水都抽干,用来驻扎军队。皇帝问王拱辰,王拱辰回答说:“军事变幻莫测,对方如果真的有这个打算,我们不应该把话说的这么明白,这是刘六符在吹牛。设置险要地势来保卫国家,这是历代先王都坚持的策略,也是祖宗留下的限制辽军骑兵的办法。”皇帝很认同他的说法。
七月,契丹又提议议和,约定两国边境河淀以前已经开挖的渠道照旧保留,以后双方都不再新增。至于现有的堤坝、水闸和水口,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疏通或堵塞,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民夫,方便修缮和疏导。如果不是遇到大雨洪涝,造成大规模的涨水,就不需要向朝廷报告。这一年,刘宗言担任顺安军知军,上奏说:“屯田司疏浚水塘,导致招贤乡六千户受灾。”
公元1047年(庆历五年)七月,朝廷刚开始跟契丹约定,要拆除边境两地的水塘和堤坝。协议刚达成,朝廷就又开始重视这件事了。从此以后,边境官员只要谈到利害关系,朝廷即使同意,也会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给契丹找借口。但是杨怀敏却偏偏加紧修筑水塘,这个月,杨怀敏秘密上奏说:“前任转运使沈邈在七个地方开挖水口泄洪,我已经紧急堵上了。顺安军知军刘宗言堵住了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的水,不让水流进水塘,我已经重新疏通了,让水流进白羊淀。沈邈、刘宗言互相勾结,故意阻挠军务,如果不处罚他们,以后就没人长记性了。”皇帝批准了杨怀敏的奏章,从此以后,如果有人擅自更改水口,就要严厉处罚。
嘉祐年间,御史中丞韩绛上奏说:“从宣宗皇帝往上数,咱们皇家的祖籍都在保州,那里的怀敏广塘水,侵占了皇朝远祖的坟墓。最近听说朝廷下旨拨款二十万给皇族,让他们迁坟,这太亏损国体了,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很震惊,希望州县能治理一下水患。”雄州知州赵滋也说:“屯田司应该在徐河间一带修筑堤坝,截断水流,以前的塘堤还在,可以去看看。最好开个六十尺宽的水口,再修建石堰来控制水量。”大家一致同意他们的奏章。八年后,河北提点刑狱张问又上奏说:“我查看了八州的军用水塘,可以用挖出来的土筑堤,蓄积西山的水,这样即使夏天河水泛滥,百姓的田地也不会受灾。”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
熙宁元年正月,朝廷恢复了汾州西河泺。西河泺以前在城东,周长四十里,平时干旱用来灌溉农田,雨季则蓄水,而且还能产蒲草、鱼虾、茭白等水产,可以供应贫民。以前转运使王沿把它填成了田地,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到了这一年,知杂御史刘述请求恢复它。这一年,朝廷还派程昉去通知边境官员修整各地的水泺,以加强防御。
五年,东头供奉官赵忠政上奏说:“界河以南到沧州,大约三百里,夏天秋天可以徒步涉水而过,冬天则结冰,跟平地没什么两样。建议从沧州东边连接大海,西边到达西山,种植榆树、柳树、桑树、枣树,几年之内,就可以阻挡契丹人的入侵。之后再大力耕种,增加赋税,以充实边疆的储备。”朝廷下令让程昉考察利弊,然后上报。
六年五月,皇帝跟王安石讨论王公贵族修筑险要来保卫国家的事情,安石说:“《周礼》里也有掌管防守的官员,但是他们常常侵占百姓的田地,把这当成保卫国家的办法,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太祖时期还没有这些塘泊,契丹人也不敢侵犯。”过了几天,枢密院官员说:“程昉疏通了滹沱河的水,很担心会淤塞塘泺,失去险要防御的优势。”安石说:“滹沱河以前流入边吴淀,现在流入洪城淀,都是塘泺啊。以前不说,现在怎么说呢?”其实王安石当时支持程昉等人,所以他的说法是这样。
六年十二月癸酉这天,皇上命令河北同提点制置屯田使阎士良,专门负责修缮朴桩口,加大力度灌溉东塘淀泺。早些时候,沧州北边的三堂等塘泺,都被黄河水灌溉过,后来黄河改道了,这些塘泺就堵塞了。以前程昉曾经建议开挖琵琶湾引进河水,但没成功。这次,阎士良建议筑起水坝,截断御河的水,引西塘的水来灌溉,所以皇上才下达了这个命令。
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边安抚司上交了一份《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请求交给边郡屯田司执行。他们还建议在沿边军城种植柳树和麻,以备不时之需。皇上也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九年六月,高阳关来报说:“信安、乾宁塘泺,因为之前没及时堵住独流决口,到现在都干涸了。”于是皇上命令河北东、西路分别派官员去查看这些塘泺的宽窄深浅,画好图纸上报。十年正月甲子,皇上又下诏说:“最近修筑河北破损的塘堤,收蓄水势。信安军等地因为塘水减少干涸,导致田地荒废,已经下令让之前召集来耕种的人重新回去耕种了。”
元丰三年,皇上告诫边疆大臣说:“最近契丹人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不能完全依靠信约来保证万世的太平。何况河朔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没有什么险阻,这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只有这些塘水才能起到阻碍的作用,你们要明白我的意思,齐心协力增修这些塘泺,只要不是地势太高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都要努力扩大它们,用来加强边防。功在眼前却不去做,实在可惜啊!”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抚使韩绛上奏说:“定州地界,西边从山脚下,东边到塘淀,绵延一百多里,可以蓄水设防。”皇上就以引水灌田陂的名义批准了他的建议。哲宗元祐年间,大臣们想要让黄河改道东流,都拿北流会破坏塘泺来说事,这事儿前面已经说过了。
公元1108年12月,皇帝下令说:“修建水塘,以防洪水泛滥,开垦屯田,以充实边疆军需。国家设立专门的官员管理这些事情,可是州县官员们长期以来懈怠玩忽职守,导致设施损坏严重。命令屯田司按照祖宗留下的塘堤旧址进行修缮,不许随意增加工程,添乱生事。”总的来说,河北的塘和水泊,东面靠近大海,西面到达广信、安肃,水深没法涉水,水浅又无法行船,所以被认为是险要的防御地带。后来因为淤塞干涸,没有人再疏浚,官府为了多收稻田的税,常常把积水排掉,所以堤防就坏了。
河北的许多河流,有的可以用来运输军需物资,有的可以作为界限,阻止辽国人入侵。公元981年1月,朝廷派八作使郝守浚去疏通河北到辽国边境的河道,把能疏通的都疏通了。还在清苑地区开凿了徐河、鸡距河,长达五十里,汇入白河。从此,关南的漕运就畅通无阻了。公元989年,朝廷任命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想要大规模发展屯田。
在此之前,从雄州东面到海边,积水很多,契丹人很害怕,不敢从这条路入侵,但每年都多次骚扰顺安军。有人建议应该根据地势高低,利用水陆便利条件,修建田埂小路,疏通沟渠,多种植庄稼,以此来充实边疆的粮仓,并阻止契丹人的入侵。雍熙年间以后,多次用兵,岐沟关、君子馆战役失败后,河朔地区的百姓农桑失业,有很多荒地,而且戍兵人数增加了一倍,所以朝廷才派陈恕等人去负责这件事。陈恕秘密上奏说:“戍卒们都懒散成性,依靠朝廷供养,如果突然让他们冬天穿甲当兵,春天又去耕田,恐怕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于是皇帝下令只修缮营堡,屯田的计划就搁置了。
公元991年,(我)从河北的运输官员那里请求,从深州新砦镇开挖一条新河,引胡卢河的水,分成一条支流,一共二百里,到达常山,用来方便漕运。胡卢河发源于西山,从冀州新河镇进入深州武强县,和滹沱河汇合,后来河道改变了,流入了黄河。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内侍程昉请求开挖河道,把水引到旧新河,皇帝下令让当地官员去查看。永静军的判官林伸和东光县令张言就说:“新河地势高,怕会影响老百姓的田地啊!”程昉却说:“地势很平顺,应该没问题。”于是又派刘璯、李直去实地考察,结果刘璯他们跟程昉说的一样,林伸他们因此被贬官了。
四年春天,皇帝下令让六宅使何承矩他们带领一万八千名戍边士兵,从霸州地区引来滹沱河的水,灌溉稻田,作为军队的屯田,用来充实军粮,也顺便防备敌人。一开始,临津县令黄懋上书,大力赞扬水田的好处,于是就让何承矩和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张从古一起负责河北边境屯田的事务,还把黄懋提拔为大理寺丞,担任屯田判官,他负责规划的事情,都按照黄懋奏章上的建议来办。
话说宋真宗咸平四年,静戎军的地方长官王能提了个建议,想把鲍河的水从姜女庙东边引出来,往北流进阎台淀,然后再从静戎军东边引水往北,灌溉三台村和小李村。水流到长城口后,再往南流,然后又把它堵住,往北再往东,最后流进雄州。
咸平五年,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又上奏,说想从静戎军东边引鲍河的水,开个渠到顺安军,再从顺安军西边引到威虏军,然后在渠边开垦水田。马济他们说:“这工程做好了,就能方便运送粮草,还能挡住辽军的骑兵。”皇帝同意了,但是觉得盐台淀地势稍微高一点,担心引水不方便,就没同意这部分计划。于是皇帝就下令让莫州的部署石普负责监督这项工程。一年多后,工程终于完工了。皇帝夸奖说:“石普在马村以西调兵遣将,开凿的渠道又深又宽,足以展现我军强大的实力。要是边境的壕沟都能像这样,辽军想突然袭击就难了,反而容易被我们反击。”
同年,河北的转运使耿望又把镇州常山镇南河的水引到洨河,一直通到赵州,皇帝也下令嘉奖了他。三月,西京左藏库使舒知白建议在泥姑海口和章口重新设立海运机构,造船,让老百姓出海打鱼,顺便侦察平州的情况。将来如果要出兵征讨,也可以从这里进兵,分散敌人的兵力。之前也设立过船运机构,让沿海居民和辽人来往,结果辽人曾经乘船直接打到千乘县,怀疑有人给他们带路,所以就取消了这个机构。这次,皇帝让转运使把利害关系详细地写个报告上来。后来觉得不妥,又取消了这个计划。
景德元年,阎承翰这哥们儿,从嘉山那儿引了唐河的水,修了三十多里长的水渠,一直通到定州。这水渠又往东延伸了六十二里,跟沙河汇合,经过吴泊,最后流进界河,方便了漕运。他还把保州赵彬堰徐河的水引到鸡距泉,省去了不少人力。从此以后,朔方老百姓的灌溉方便多了,都觉得好处大大的。八月,朝廷还下令沧州和乾宁军仔细检查斗门水口,把潮水引到御河东塘堰,扩大灌溉面积。
四年五月,雄州知州李允则想开个水渠,弄些水田出来,结果皇帝觉得这水渠跟界河连着,就给否了。皇帝还下诏说:“最近国家正忙着修好关系,遵守盟约,不想惹事,先把老百姓的事儿安顿好。从今以后,边境城市只许修城墙和护城河,其他的河道,不许随便修整。”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泾原都钤辖曹玮说:“渭北有个老水池,挨着山脚,现在把它疏通一下,做成水渠,让老百姓用它灌溉田地。”六月,永兴军知州陈尧咨把龙首渠的水引进城里,老百姓都觉得方便多了。朝廷还下令嘉奖了他。天禧年间快结束的时候,全国各州的屯田加起来有四千二百多顷,河北屯田一年收成两万九千四百多石,保州最多,超过一半呢。江淮、两浙地区以前也搞过屯田,那是跟着伪朝学的,地收回来后,大部分都分给老百姓交租税了,只留下个名号。河北的屯田虽然是真的,但每年收入很少,主要作用是蓄水,防止辽军骑兵过来。
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陕西转运使王博文他们上奏说:“按照圣旨,我们考察过从解州安邑县到白家场的永丰渠,开通这条渠可以用来运盐,而且不会太费人力物力。这条渠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后魏正始二年,当时都水校尉元清把平坑的水引到黄河里运盐,所以叫它永丰渠。到了周、齐朝,这条渠就废弃了。隋朝大业年间,都水监姚暹疏通了水渠,从陕郊西边一直通到解县,老百姓都从中受益。到了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这条渠就荒废了,水很浅,船都过不去。”皇上就下令让三司好好研究一下,然后汇报。
宋神宗当了皇帝,一心想让国家富强起来,所以首先重视农业发展。熙宁元年六月,他下令各地的监察官说:“近几年各地水塘淤塞,靠近江河的田地被水淹坏,肥沃的土地无法耕种,你们应该调查哪些可以修复,鼓励老百姓去修,然后把增加的田亩和税赋情况报告上来。”
第二年十月,主管财政的吴充说:“以前宜城县令朱纮,在治平年间修复了一条木渠,没花朝廷一分钱,老百姓却都积极参与。渠修好后,灌溉了六千多顷田地,好几个县都受益。”于是,皇帝下令提拔朱纮当大理寺丞,让他去比阳县做县令。不过,也有人说朱纮修的这条木渠,绕山越溪引水,费了好大力气却没啥效果。
十一月,朝廷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制定财政法规的机构——三司条例司,他们制定了一份关于农田利弊的条约,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颁布。条约里说:“凡是懂得土地适宜种植什么作物,以及懂得修复湖泊河港的人,或者原本没有水塘、围田、堤坝、沟渠,但可以新建的;或者水利可以惠及很多人,却被个人独占的;或者田地离河港不远,却被地界隔开的,可以平均分配水利的;县里如果有荒废的土地,可以组织人力修复;大河沟渠淤塞荒芜,需要疏浚;水塘堰坝可以用来灌溉,如果损坏可以修复的,大家都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编成图册,交给有关部门。如果土地靠近大河,经常遭受水灾,或者地势低洼,雨水容易积聚,就要修筑围田、堤防之类的工程来防止水涝,或者疏通沟渠来排泄积水。县里办不了的,州里派官员去办;如果涉及多个州的,要上报朝廷批准。老百姓修水利,可以贷款发放常平钱谷。”
一开始,三司条例司奏请朝廷派遣刘彝等八个人到全国各地考察农田水利,又让各地的转运司上报利弊情况,还下令各地都设立专门负责考察农田水利的官员。直到这个时候,才正式颁布了这份《农田利害条约》。
秘书丞侯叔献给皇帝出了个主意,说:“汴河两岸肥沃的土地有好几千里,可是河边公家和私人的荒地加起来,粗略估计有两万多顷,大部分都用来放马了。就算用来放马,也只占了土地的一半,也就是说,有一万多顷地一直荒着没耕种。你看这地势,很适合引水灌溉。我想在汴河两岸修一些水闸,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开挖一些支渠,再把京河、索河和三十六陂的水引过来,用来灌溉这些田地。” 皇帝就下令让侯叔献负责开封府一带的常平仓事务,让他去办这事儿,还让著作佐郎杨汲和他一起负责。侯叔献又开始在汴河边淤田,结果祥符、中牟的老百姓却遭了大水,都水监有些人觉得这事儿做得不对。
过了三年,三月的时候,皇帝跟王安石、韩绛说:“都水监那些人反对淤田,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力和职责啊。”王安石说:“如果一定要有人负责,那就应该让杨汲当都水监。现在每件事都要先经过沈立、张巩,哪能办得成事情啊!” 七月,皇帝听说淤田淹了不少老百姓的庄稼和房子,就派内侍冯宗道去看看情况,冯宗道回来却说那些反对的人是胡说八道。八月,侯叔献和杨汲就同时担任了都水监丞和负责汴河沿岸淤田的官职。
九月戊申这天,皇帝派殿中丞陈世修骑快马去测量陈州、颍州八丈沟的旧址。陈世修一开始就说:“陈州项城县蔡河东岸有条八丈沟,这条沟时断时续,一直向东延伸,从颍州到寿州,绵延三百五十多里,我想利用它的旧河道,稍微疏浚一下。然后把大江、次河、射虎、流龙、百尺这些陂塘的水引到沟里,像下棋一样布设灌溉系统,这样就能让几百里地重新变成稻田,那好处可就百倍于前了!” 他还画了图纸呈给皇帝,皇帝对这个主意挺感兴趣。王安石却说:“陈世修说的引水灌溉可以试试,但修建八丈沟新河就不行了。以前邓艾之所以能把水引到东边,大规模发展水田,就是因为没用蔡河来漕运。后来因为分水灌溉蔡河,又修了新的水闸来控制水流,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只有在不需要用水的时候,才能把水集中起来,恢复八丈沟。” 所以皇帝先让陈世修去勘察一下。
宋神宗元丰四年三月,皇帝跟大臣们说:“负责查看麦田的人说,淤田(注:淤泥形成的田地)收成非常好,只有少数没淤积的地方不能耕种,一眼望过去几百里都是。可是枢密院却认为淤田没用,说它薄得像饼一样。”王安石回答说:“就算薄,也可以再淤积啊,淤积到够厚了再停。”
同一个月,因为庆州军队哗变,皇帝召集执政大臣到资政殿议事。冯京说:“各地都在搞淤田,又免除徭役,还搞保甲制度,老百姓累坏了。”皇帝问:“淤田对老百姓有什么坏处吗?我听说土细得像面粉一样。”王安石说:“庆州军队哗变,陛下日夜操劳,大臣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却在这里空谈,把责任推到淤田和保甲制度上,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不需要等到以后再慢慢考察就能看出来。”
元丰四年十月,前任襄州知州、光禄卿史炤上奏说:“我们开修了古淳河一百六十里,灌溉了六千六百多顷田地,修整了水坝和水闸,老百姓已经从中受益了,担心州县会立刻增加赋税。”皇帝下令三司要积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但绝对不能增加赋税。
元丰五年二月,侯叔献等人上奏说:“愿意花钱买淤田的老百姓有七十多户,已经把淤田分成了红淤田、花淤田等等,并且已经确定了各自的价格,明年开始征税。如果有人愿意多花钱买,不管他们什么时候上交申请,都给他们。”五月,御史张商英上奏说:“我听说有人建议开凿邓州穰县的永国渠,引湍河的水灌溉农田,结果没有走邵信臣当年修建的旧道,而是挖通了焦家庄,地势高低不平,水流不通。”皇帝下令京西路调查核实,派程昉负责这件事。程昉挖河疏通淤泥,修建了巨大的水坝。水渠运行了两年,碰上大雨,溪谷里的水汇合在一起,水位暴涨,水坝下面的泥土松软不堪,无法抵挡洪水,因此工程最终废弃了。闰七月,程昉奏报说,引漳河、洺河的水灌溉了二千四百多顷土地。皇帝说:“灌溉的好处,是农业的大事,只是陕西、河东的老百姓以前没做过这个,如果让他们享受到好处,以后他们一定会积极参与。三白渠的效益尤其大,而且有旧址,可以全力修治。凡是疏通积水,都必须从下游开始疏导,这样田间沟渠就容易治理了。《尚书》上说的‘浚畎浍距川’,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大家都热衷于讨论水利工程的事儿。京西常平提举陈世修请求在唐州引淮水灌溉东西邵渠,连带着九子等十五个水陂,一共能灌溉两百里地。陕西常平提举沈披请求修复京兆府武功县的古迹六门堰,在石渠南边二百步的地方挖了个土洞,用木头做了个闸门,改变河水的流向,灌溉三百四十里田地。不过,这些工程大多规划得比较粗糙,效果不太好。沈披以前是两浙提举,在常州修建五泻堰时出了问题,被御史台弹劾,最后降了一级官职。
十一月份,陕西提举常平杨蟠提议修缮郑白渠,皇上就让都水丞周良孺去看看情况。他们决定从石门堰的泾水开挖一条新渠,一直到三限口跟白渠汇合。王安石建议拿出常平仓的积蓄来帮助老百姓修建水利,皇上说:“就算用内库的钱,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六年三月,程昉说:“可以利用共城县以前的老河道,疏通一下,引水灌溉到三渡河,就能浇灌西垙的稻田了。”皇上就同意了。五月,皇上发布诏令:“凡是新建水磨、碾坊、碓坊,妨碍百姓灌溉田地的,都按违反制度处理。”然后又命令赞善大夫蔡朦去修缮永兴军的白渠。八月,程昉想引水淤灌漳河旁边的土地,王安石认为这是个长远的好事,但是需要等到冬天才能开始规划。九月丙辰日,皇上赏赐侯叔献和杨汲府界每家十顷淤田。十月,皇上任命侯叔献担任提点刑狱,周良孺升了一级官职,都是奖励他们淤田的功劳。阳武县的百姓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人家说:“我们的田地又沙又碱,很贫瘠,请求进行淤灌,等淤泥深了一尺,再按亩数交钱,来帮助修建工程。”皇上就准许他们淤灌,免除了他们的钱粮。
十二月,河北主管常平仓的韩宗师弹劾程昉十六条罪状,盛陶也跟着参了他一本。皇上把这事儿交给王安石,王安石说,那就让程昉、韩宗师和京东转运司派出的官员一起调查清楚再汇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程昉治理河道,新开垦良田一万顷,又淤积了四千多顷。于是程昉把这个结果上报给了皇上。韩宗师在奏章里说:“程昉奏报说百姓请求淤田,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儿。”皇上说:“这只是个小错误,算什么罪过?只是不知道这淤田是怎么一回事儿。”王安石说:“现在查明了,新开垦的好田一万顷,又淤积了四千多顷,陛下您说不知道,臣下实在不明白。”皇上说:“程昉修整漳河,漳河年年决堤;修整滹沱河,又没做好尾部工程。”王安石极力为他辩解。后来,韩宗师和程昉都被免职了。
过了些日子,皇上谈起唐太宗善于纳谏,王安石就说:“陛下您处理功过是非,不如唐太宗。像程昉治理四条河,除了漳河、黄河,还开垦和淤积了四万多顷田地。从秦朝以来,水利工程的功绩,没有能超过他的。就因为转了一次官,又让他和韩宗师一起被免职,臣下担心后世会因此议论圣上的德行。”王安石处处维护程昉,大致就是这样。
这时候,原武等县的百姓因为淤田毁坏了房屋坟墓,还影响了秋收,就一起到京城告状。使者听到这事儿,赶紧责问县令,要打县令板子。百姓却说:“我们是来谢恩的。”使者就根据百姓的意思写了一份谢表,派了两个官吏送到鼓院去呈递。王安石听了非常高兴。过了很久,皇上才得知雍丘等县淤积的田地,积水过多,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农田,于是下令主管常平仓的官员查看百姓耕地的情况,免除一年的税收。枢密院又奏报说:“淤田的工程,有很多士兵死掉了,每次指挥作战,剩下的士兵都只有几个人。”皇上就让提点司暗中调查此事,提点司汇报说:“死于此事的人数,不到总数的三百分之一。”
七月份的时候,程昉说:“沧州正在加固西流河的河堤,打算引黄河水来淤田种稻子,还要加深塘泊,同时在深州也开挖引进滹沱河的水来淤田,并且疏通回胡卢河,把滹沱河下游的水也引过来。”
六月,金州西城县老百姓葛德,自己掏钱修建了长乐堰,用来灌溉乡里百姓的田地,为此被朝廷授予本州司士参军的官职。 八月份的某一天,朝廷下令让司农寺详细汇报一下所有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进展情况。 九月份,朝廷又下令说:“要仔细调查所有兴修水利工程的情况,如果发现有不实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就查清楚然后上报。”这是因为侍御史张琥提出来的建议。
十一月份的某一天,知谏院邓润甫说:“淤田司引黄河水去淤积酸枣和阳武县的田地,已经动用了四五十万民夫,后来因为地势原因难以淤积才停工。我看那些官吏一开始根本没好好调查研究,就瞎指挥动用民夫,请求朝廷对他们进行处罚。” 于是,朝廷下令让开封府对相关的官员进行调查核实。 几天后,同知谏院范百禄又说:“之前都水监丞王孝先提议,在同州朝邑县一带从黄河引水,去淤积安昌等地的碱地。结果放水之后,碱地地势太高,水根本灌不到,反而灌溉了朝邑县长丰乡永丰等十个村庄,一千九百户人家,三百六十多顷的秋收稻田。” 朝廷因此下令免除这些被水淹的农户的夏税。 这一年,耀州知州阎充国还招募流民来修缮漆水河的河堤。
话说八年正月,有个叫程昉的官员建议说:“开挖滹沱河、胡卢河,治理河道淤田,那些辛苦的官吏们都立了大功,应该按照功劳大小分个三六九等,好好奖赏一下。”皇上觉得有理,就批准了。
三月庚戌,朝廷从京东调拨常平仓的粮食,招募那些饿肚子的人去修水利工程。到了四月,负责京东淤田的李孝宽上奏说:“矾山那边的河水涨得很高,水又很浑浊,请求打开四斗门,把浑水引到田里灌溉,漕运暂时停个二十天。”皇上也同意了。深州静安县令任迪请求等到来年麦子收割完之后,彻底疏通滹沱河和胡卢河,再把永静军双陵口河的水引过来,灌溉南北两岸的田地,一共两万七千多顷。河北安抚副使沈披也建议把保州东南沿边的一些旱地改造成水田,这些建议皇上也都批准了。闰四月丁未,负责秦凤等路刑狱的郑民宪建议在熙州南关以南开挖渠道和水坝,从水坝引洮河水,顺着东山一直往北流到北关,再从通远军熟羊砦引渭河水灌溉田地。“ 皇上下令让郑民宪亲自去勘察一下,如果可以修建水库的话,就从京西和江南招募修建水库的工匠。
五月乙酉,一个叫杨琰的官员建议说:“开封、陈留、咸平这三个县可以种水稻,请求在陈留县旧汴河的河口,利用新旧两条河堤之间的空地修建水塘,用碎瓦片垒起五步宽的矮堤,把汴河的清水引进水塘灌溉。”皇上也批准了他的建议。七月,江宁府上元县的主簿韩宗厚成功地引水灌溉了两千七百多顷田地,因此被提升为光禄寺丞。太原府的草泽史守一也修缮了晋祠的水利设施,灌溉了六百多顷田地。八月,河中府知府陆经上奏说,他管辖的地区淤积的官田和私田大约有两千多顷,司农寺派人去核实了。九月癸未,负责盐务的张景温建议说:“陈留等八个县有很多盐碱地,可以引黄河和汴河的水来灌溉。”皇上就下令,明年派人去干这事。十二月癸丑,侯叔献建议说:“刘瑾勘察了淮南合兴地区,计划修建水利工程,可以灌溉十万多顷田地,这些田地都靠近运河,请求等到运河工程完工之后,再用水利司的钱财招募民工修筑堤坝。”
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八月,程师孟说:“河东地区有很多高低不平的土山,山间还有溪谷,每到春夏雨季,很多水汇聚在一起,水流浑浊,像黄河和矾山的水一样,老百姓称它为天河水,可以用它来淤田。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旁边有一条叫马璧谷的水,曾经引导老百姓在那里开垦土地,修建水渠,淤积了五百多顷贫瘠的田地。其他州县只要有天河水和泉水的地方,也都可以开渠筑坝。总之,在九个州二十六个县,新开垦的和原来就有的田地,都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嘉祐五年(1060年)工程完工,编撰了《水利图经》两卷,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我听说南董村的田地以前每亩值三两银子左右,每亩收成五到七斗粮食。自从引水淤田后,地价涨了三倍,每亩收成能达到三石左右。我现在负责主管全国的水利工程,亲眼看到这些年淤积了京东、西碱卤地区,都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好处非常大。我还担心河东地区还有荒芜贫瘠的田地,可以利用天河水来灌溉。”于是,朝廷派都水监丞耿琬去河东路淤田。
公元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程师孟和耿琬引河水淤积了京东、西沿汴地区九千多顷田地;七月,前任提点开封府界刘淑上奏说,他已经淤积了八千七百多顷田地;这三个人都因为成绩突出而减免了赋税。九月,内侍省都知张茂则上奏说:“河北东、西路夏秋季节雨水很多,河水经常决堤泛滥,淹没了百姓的田地。”朝廷下令委派官员开挖水渠。
宋神宗元丰元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上奏说:“京东、西边淤积的官田和私田加起来有五千八百多顷,请求派官员负责治理。”皇帝批准了。四月,皇帝下诏说:“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造堤防、修补圩田之类的工程,如果百姓力量不够的,允许他们贷款,用常平仓的钱粮。”六月,京东路安抚使黄廉上奏说:“梁山张泽两处水泺,十几年来淤塞严重,每年都淹没靠近城池的百姓田地,请求从张泽泺下游疏浚到滨州,这样就能排泄淤积的水。”皇帝同意了。十二月壬申,两府上奏,谈到了淤田的好处。皇帝说:“黄河水源深远流长,都是山川肥沃的土地渗透下来的水,所以用来灌溉田地,可以把盐碱地变成肥沃的土地。我亲自尝过淤泥,非常润滑细腻。”
元丰二年,疏通了洛河与汴河的连接。六月,取消了沿汴河淤田司。十二月辛酉,设立了提举定州路水利司。 同年,潍州知州杨采开通了白浪河。
哲宗元祐年间以后,朝廷开始注重精简事务,水利工程也逐渐缓了下来。元祐四年二月甲辰,皇帝下诏说:“靠近黄河的州县,积水淹没田地,如果在任官员能够为百姓开沟排水,疏通水道,使恢复耕种的良田达到一百顷到一千顷以上的,要依次给予奖励,功劳特别大的,要单独下旨嘉奖。”四年六月乙丑,陈州知州胡宗愈上奏说:“我们陈州地势低洼,每到秋夏之间,许州、蔡州、汝州、邓州、西京以及开封等地一下大雨,那么各条河的水,都会经由陈州的沙河、蔡河一起流入颍河,颍河容纳不下,所以境内就会积水成泽。现在沙河汇入颍河的地方,有一条古代的八丈沟,可以开挖疏通,分流蔡河的水,另开一条支流,从颍河、寿州的界限直接流入淮河,这样即使沙河的水非常汹涌,也不会阻塞。”皇帝批准了。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赦书简略地说:“熙宁、元丰年间,各路都专门设立提举官,兼管农田水利,凡是百姓田地的堤防灌溉工程,没有不修建的。近来很多都因循废弛,担心时间久了会更加损坏,命令主管官员按时检查督促执行。”
崇宁二年三月,宰相蔡京说:“熙宁年间刚开始的时候,搞过水利建设,可是元祐年间好多都荒废了。现在应该恢复之前的那些好措施,重新干起来。比如,荒地可以耕种,盐碱地可以改良,旱地可以变成水田,水田可以变成旱地,可以修建水塘,恢复灌溉系统,可以排除积水,可以兴修水利工程,允许老百姓积极反映利弊。可以由政府提供贷款,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出人力物力,也可以由政府统一组织。如果能把这些水利工程修好,就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如果工程效果显著,还要额外给予优厚的赏赐。”皇上就同意了。
三年十月,大臣们又说:“元丰年间的官制,关于水利的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周到,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疏通河道、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管理全国的水利。现在最紧急的事情,比如浙江地区积水成灾,一直蔓延到震泽湖,水都找不到出路,这件事最应该重视,可是却一直没解决。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元丰年间治理水利的那些好办法,把具体方案上报朝廷。”皇上也同意了。
岷江的发源地,古时候叫导江,现在属于永康军管辖。《汉书》里说的,秦朝蜀郡太守李冰最初凿开了离堆,排除了沫水的危害,说的就是这里。
沫水发源于蜀地西部边境以外,现在阳山江、大皂江都是沫水的支流,最终都流入四川。开始的时候,嘉州、眉州、蜀州、益州一带,夏天洪水泛滥,经常发生溃堤决口之类的可怕灾害。自从凿开了离堆,分流了沫水,一部分往南流到成都,汇入岷江;一部分从永康流到泸州,汇入长江;一部分流入东川。从此以后,四川的沫水之患减轻了,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耕桑之利博矣”。
都江口在皂江支流的北边,那里建了个大坝,把北面的水流分成三条:一条叫外应,灌溉永康的导江、成都的新繁,一直流到怀安的金堂;东北边一条叫三石洞,灌溉导江和彭县的九陇、崇宁、濛阳,一直流到汉州的雒县;东南边一条叫马骑,灌溉导江和彭县的崇宁、成都的郫县、温江、新都、新繁、成都、华阳。
这三条水流往下流,分支又分枝,多得数不清,比较大的有十四条:从外应分出来的,叫保堂,叫仓门;从三石洞分出来的,叫将军桥,叫灌田,叫雒源;从马骑分出来的,叫石址,叫豉彘,叫道溪,叫东穴,叫投龙,叫北,叫樽下,叫玉徙。 而石渠的水,是从离堆分出来往东流的,和上下马骑、乾溪汇合在一起。
总共建了九个堰坝:李光堰、膺村堰、百丈堰、石门堰、广济堰、颜上堰、弱水堰、济堰、导堰,这些堰坝都是用来控制北面的水流,把水引到东边去,防止水流决堤。离堆的南边,其实是支流原来的河道,用竹笼装石头筑成大堤,一共七段,像象鼻子一样挡住水流。
离堆脚下,以前是用石头凿成的量水器,水位涨到一尺,最多涨到十尺就停了。水位达到六尺的时候,水流才够用,如果超过了,就通过侍郎堰的减水河泄洪,再回到江里。每年修建侍郎堰的时候,都要用竹子做绳子,从北边拉到南边,以量水器第四尺的刻度作为高低标准。
江道分流之后,水流又急又猛,沙子和石头堆积起来,形成了很多沙滩和浅滩。每年年底水位下降的时候,人们就筑堤坝把上游的水拦住;到了春天正月,就组织民工疏浚河道,这叫“穿淘”。
元祐年间,朝廷派了好多官员去管理水利工程,从最高的宪臣到地方上的通判提辖,都参与其中。每个县都得详细记录,水堰的高度、宽度、深浅,灌溉的田地多少,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甚至连负责监工的官员都要记录在案。年底考核的时候,根据记录情况来奖赏官员。到了政和四年,朝廷又规定,如果官员因为工作不到位导致水堰损坏的,也要受到惩罚。大观二年七月,皇帝下诏说:蜀地的水利工程,靠着这些水堰灌溉农田,旱年引水灌溉,涝年疏通水道,所以蜀地很少发生水旱灾害。但是,每年修缮水堰的费用,都是摊派到老百姓头上,那些负责工程的人还经常从中作弊,搞得沿江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从现在开始,谁要是敢乱报工程费用,多报工程量,剩下来的钱就按贪污论处,按照盗窃罪来处罚,允许老百姓举报。
兴元府褒斜谷口,古时候就有六座水堰,灌溉着大量的农田。每年春天,根据受益的农户和田地面积,大家一起出力修缮水堰。后来靖康之乱以后,百姓劳力不足,夏天又遭遇暴雨,水堰都被冲坏了。绍兴二十二年,利州东路的最高长官杨庚上奏说:如果全部依靠受益的农户来修缮水堰,正赶上农忙的时候,恐怕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建议等到夏天过后,从驻扎在当地的军队里抽调一些不当值的士兵来帮忙修缮,这样比较方便百姓。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兴元府的山河堰灌溉范围非常广,据说这是汉朝萧何修建的。嘉祐年间,主管常平仓的官员史炤上奏了一份关于水堰管理的奏疏,皇帝还为此下达了圣旨,把圣旨刻在了水堰上。“中兴”以后,人口减少,水堰也荒废了,多次修缮,但很快又坏了。乾道七年,朝廷就委任御前禁军统制吴拱负责这件事,调动了一万士兵来帮忙,把六座水堰全部修缮了一遍,还疏通了大小沟渠六十五条,恢复了古时候水利工程的面貌,并且按照水利工程的标准进行规范化建设。这些水堰一共灌溉了南郑、褒城二十三万多亩田地,以前贫瘠的土地,现在都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四川宣抚使王炎上书朝廷,称赞吴拱的功劳最大,皇帝还为此下诏书褒奖了他。
话说元丰元年五月,有个叫张从惠的西头供奉官(相当于皇帝身边的官员)上奏说:“汴河河口每年都要开挖疏通,修修堤坝,保证漕运通畅,也就只能用二百多天。以前也有人提议把洛河的水引到汴河里来,但大家担心黄河会啃噬广武山,要凿穿十几丈的山岭才能把汴河和洛河连起来,工程量太大,根本做不到。可去年七月,黄河水暴涨后,水位下降了一些,而且往北退了,离广武山脚下有七里地,退水后留下了一块又宽又高的滩地,可以凿一条渠,把洛河的水引到汴河里。”
范子渊,当时是都水监丞(主管水利工程的官员),他画了个图,列举了十个引洛河水入汴河的好处,然后也上奏说:“汜水发源于玉仙山,索水发源于嵩渚山,这两条河和洛河汇合后,水量很大,加起来有二千一百三十六尺宽,比现在的汴河水流还宽九百七十四尺呢!虽然河水和洛水水流速度不一样,但洛河水量多,可以弥补汴河水量的不足。万一还是不够,咱们可以在河边修建一些塘坝,把河水渗透进来,每隔一百里设置一个木闸门控制水流。两边的沟渠、湖泊、池塘、水洼,都可以引水过来帮忙,同时还要禁止伊洛河上游私自引水。这样一来,即使是满载的汴河船,入水深度也不过四尺,现在汴河水深五尺,完全可以满足漕运的需求了!咱们从巩县的神尾山,一直到土家堤,修建四十七里的长堤来抵御黄河;再从沙谷到河阴县十里店,开凿五十二里的渠道,把洛河的水引到汴河里。”
这奏章上去了,皇帝很重视这事儿,就派人去实地考察。
公元某年二月,使者回来汇报说开河工程浩大,根本做不到。皇上又派内供奉宋用臣去查看,宋用臣回来后说可以做,还上交了一份详细的施工方案:从任村沙谷口到汴口开凿五十里长的河道,把伊洛河的水引进汴河,每隔二十里就修建一个束水闸,用芦苇和木头做成,用来控制水流速度,保证河道水深一丈,方便漕运。还要利用古索河作为水源,灌溉房家、黄家、孟家三陂以及三十六陂,在高的地方修建水塘,以备洛水水量不足时使用,需要的时候再把水放进河里。此外,还要在汜水关北开凿五百五十步长的河道,连接黄河,在河道两端设置闸门,以便黄河和汴河的船只通行。在洛河旧河口设置泄洪设施,连接黄河,用来泄洪。如果古索河等河水暴涨,就用魏楼、荥泽、孔固三个闸门泄洪。整个工程预计需要九十万七千多人。同时,还要修缮黄河南堤,防止它侵蚀新开凿的河道。皇上批准了他的方案。
三月庚寅这天,任命宋用臣为都大提举,负责这项工程。四月甲子正式开工,还派了礼官去祭祀。河道施工过程中,如果侵占了百姓的坟墓,就给钱让他们迁坟,如果是无主坟墓,就由官府统一安葬。六月戊申,汴河疏通工程完工,一共用了四十五天。从任村沙口到河阴县瓦亭子,以及汜水关北连接黄河,一直到运河,总长五十一里。两岸的堤坝总长一百三十里,成功地把洛水引入了汴河。七月甲子,关闭了汴河口,把官吏和治河士兵迁到了新的洛河口。七月戊辰,又派礼官去祭祀。十一月辛未,皇上又下令调拨七千人到汴河口继续修缮河道。
第二年二月,宋用臣又上奏说:“洛水注入汴河一直到淮河,河道太宽阔,很多地方又浅又窄,请求把六十里的河道缩窄。”皇上批准了,并下令四月开工。五月癸亥,停止了草屯浮堰的修建。五年三月,宋用臣又上奏说:“金水河的水槽阻塞了汴河上下船只的通行,应该拆除。”皇上也批准了。十月,河道缩窄工程完工。
公元某年(六年八月),范子渊又提了个建议,说:“要在武济山脚下到河岸以及嫩滩上修建堤坝和加固堤坝,还要在河南岸新修一条堤坝,预计需要六千名士兵,两个月就能完工。还要疏通直河,长六十三里,宽一百尺,深一丈,需要四万七千多名士兵,一个月就能完工。”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到了十月,都提举司(负责水利工程的部门)上奏说:“汴河水位上涨,京西的四斗门(一种水利设施)无法有效分流减缓水势,导致河堤决口。现在靠近京城,只有孔固斗门可以泄洪入黄河。虽然孙贾斗门也可以把水泄入广济河,但下游河道狭窄,无法完全吞吐河水。所以应该在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建新的斗门,疏通旧河道,再开凿一条新的河道,最终汇入刁马河。预计需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名民夫,一个月就能完工。”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且决定再拨款进行两年时间的修缮工程。
到了第七年四月,武济河堤溃决了。到了八月,皇帝下令停止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让河水自然分流,只重点保护广武三埽(一种水利工程设施)。
公元1086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的一个日子,苏辙上奏朝廷说:“这几年,京城外面建了很多水磨坊,导致汴河水位变浅,官船民船都通行不便。特别是东门外那些水磨坊,下游的水到处乱流,淹没了百姓的一两百里田地,差点把汉高祖的坟墓都给淹了!多亏皇上您仁慈圣明,亲自下令,让执政大臣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后来朝廷下令,从黄河调来四万民夫,从盟河开始疏通河道,计划一个月完工。
但是,这些水磨坊要供应京城内外茶叶等东西,所以水最多只能停五天,这工程太大了!每个民夫一天的工钱要200文钱,一个月就要花240万贯!而且汴河水浑浊,很容易淤塞,明年还得再疏通,老百姓年年都要为此花钱。听说这些水磨坊一年也就收入40万贯,以前户部侍郎李定就因为这个税收,迷惑了朝廷,所以一直没停。再说这些水磨坊才建不久,以前根本没有这笔钱,国家财政难道就缺这点钱吗?那些小人们目光短浅,还舍不得这点钱,害民误国,竟然还不觉得羞愧!何况现在水患就在国门口,他们却一点都不着急,这哪里是皇上您关心百姓的意思啊?而且水磨还减少了汴河的水量,船只通行也不方便。我请求废除官办的水磨坊,让老百姓自己去磨茶。”
三月的时候,司马光又上奏章,请求调查汴河口以东的各个州县,详细统计水库占用了多少田地,每年征收的赋税有多少,有没有减免,还要调查这些水库能不能废除,如果不能废除,应该怎么把田地还给老百姓,避免民怨。
八月辛亥这天,司马光再次上奏说:前些日子朝廷命令都水监派官员去调查中牟、管城等县的水库,看看当初淹没的土地有多少,现在积水占了多少,退还了多少土地。所有退还的土地,都要归还给原来的地主;如果是水库占用的土地,就用官田来补偿;如果没有官田可以补偿,就按原来的地价赔偿。皇上恩德深厚,舍弃利益惠及百姓,用心良苦啊!但是,我听说水库占用的土地,到现在都没办法归还,而退还的土地,也因为靠近水库,经常被雨水浸泡,根本无法耕种。郑州知州岑象求最近也上奏说:“自从宋用臣修建水库以来,根本就没用它来灌溉,汴河的水流本来就足够了,根本不影响漕运。”所以请求彻底废除水库,方便那些失业的百姓。
十月,水库最终被废除了。
四年冬天,御史中丞梁焘说:
我曾经研究过治理黄河的方案,发现疏通洛河,引水入汴河的计划,乍一听挺好,仔细一想却很危险。
你看啊,广武山北边,就是黄河的老河道,黄河经常在那边来回冲刷,夏天秋天涨水的时候,水都涨到山脚下。以前洛河的水流到这里,就汇入黄河了。后来想把洛河的水引到汴河去,就趁着黄河水位不高的时候,在河滩上赶紧修起东西两边的堤坝,把黄河的水往北边挤,腾出地方引洛河的水过去,堤坝中间留个闸门,方便船只通行。实际上,这是偷黄河的水来补充洛河水位不足啊!洛河水本来很清澈,现在汴河的水总是黄色的,这就说明洛河的水根本不够汴河用,汴河的水主要还是靠黄河的余波。为了加固广武三埽(河堤),耗尽了京西所有的资源,光这笔钱就不知道损失了几百万。朝廷上下长期以来都习惯了欺骗蒙蔽,朝廷被“治理水患”的说法迷惑了,对百姓的赋税,一点也不关心。却不知道新修的河堤沙土疏松,根本挡不住凶猛的黄河,一旦水势上涨,堤坝就会溃决,到时候黄河水就会顺着洛河直冲京城。这是拿几百万日益增长的费用,去冒险赌博万一发生的巨大灾难,这本身就是个错误。
与其每年花巨资等着灾难发生,为什么不直接治理黄河的奔腾之势,彻底消除隐患呢?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修建汴河的河口,再引一条黄河支流过来,根据季节情况控制水流,恢复祖宗几百年来滋养百姓的恩泽,这才是正确的策略。汴河河口修好了:就能避免广武地区的水患,保证京城的安全;能节省几百万的开支,减轻京西百姓的负担;能牵制黄河水势,缓解河北的决堤灾害;能方便东南的漕运,消除货物滞留的弊端;能根据季节调节水流,避免水患带来的损失;能方便江淮八路商贾的大船通行,供应京城所需物资。这些都是巨大的好处,足足有六条,不能忽视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拆除河岸上的房屋,取消租金收入,这损失很小,属于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小利益。我说的这些,只是个大概。至于具体怎么操作,需要朝廷选择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不要有其他的意见,只要求他们把事情做好。又说:
我听说开凿汴河的时候,黄河好多年没决堤,因为汴河只取黄河三分之一的水,黄河仍然有七分之水在正常流动。但是自从开凿了洛河之后,黄河就经常决堤,虽然洛河也分走一部分水,但最多也就一分左右,这样黄河的水量就变成了九分。还好黄河的流向是偏北的,所以决堤的洪水也往北边流。可是从去年开始,黄河的流向渐渐偏南了,这可是个大问题啊!洛河的治理工程,必须得赶紧计划才行。
我觉得开凿洛河的工程,效果很小,不像治理黄河那样,只要开挖一百多步,就能分流三分之一的水,这就能永远造福京城,还能减少黄河在河北地区经常决堤的危害;而且水流的走向已经改变了,回流到黄河就更容易了,不光孙村那边的工程能顺利完成,澶州的旧河道,也有可能自然恢复。我希望您能看看我之前的奏章,当面跟大臣们、河工监和负责治水的人说一下,让他们根据地形和水势,画个图来汇报情况。
结果没回应。直到五年十月癸巳日,皇上才下令把黄河的水引到汴河里去。
绍圣元年,皇上亲政,又召见宋用臣进京。七月辛丑日,广武埽(sào,一种水利设施)情况危急。第二天壬寅日,皇上对辅臣说:“埽离洛河不远,一定要防止洪水上涨漫灌京城。”当天就下令让都水监丞冯忱去勘察地形,修筑拦水签堤。丁巳日,皇上告诉执政大臣:“河埽很久没修了,昨天报告说洛河又大规模泛滥,水流入黄河,如果广武埽坏了,黄河洛河连成一片,那么清汴河就通不了了,京城的漕运就危险了。应该赶紧命令吴安持、王宗望一起督促施工,就算暂时不坏,以后也要考虑长久之计。”丙寅日,吴安持说:“广武第一埽情况最危急,决口离清汴河非常近,在洛河的南边,距离广武山一千多步,地形稍微高一点。从巩县东七里店到现在的洛口不到十里,可以另开一条新河,引导洛河的水往南边流,这样工程量会小得多,花费的力气也少得多。”皇上就下令让安持他们再次去查看。
十一月份,李伟跟皇帝说:“你看这汴河,它从洛河引水,流经京城,一直通到淮河、泗河,造福子孙万代啊!可是自从元祐年间开始,汴河就经常出问题,今年尤其严重。我建议在武济山以下二十里,也就是神尾山附近,那里是广武埽的起点,修建大概三里多的拦河坝,利用武济河下游废弃的堤坝和河基,加固疏通河道,让河水改道向东北流,留下旧的埽坝作为远堤,这样就能缓解汴河下注京城带来的危险。” 皇帝就下令让宋用臣和陈祐甫去实地考察,然后把结果汇报上来。
十二月甲午那天,户部尚书蔡京跟皇帝说:“我们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都靠东南的漕运。可今年上缴的贡品,十份里只有两三份送到了,汴河河口都堵上了!我问了负责汴河堤岸的杨琰,他说从元丰二年到元祐初这八年,汴河都没堵过。” 皇帝一听,就下令按照元丰年间的规章制度来办。
到了第二年正月庚戌,宋用臣又来汇报说:“元丰年间,四月引洛河水通汴河,六月就开始放水,一年四季河水不断流。冬天要是河水结冰了,就督促沿河的官员们凿冰通航。可是自从元祐二年开始,冬天河水就经常堵塞,导致河水干涸,完全违背了当初开凿汴河的初衷。现在我想选个好日子凿冰放水,让河水永远畅通。等冰雪融化后,我们只在京西的五斗门稍微减少放水量,控制水势,就像惠民河那样,自然就不会再堵塞了。” 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公元1077年正月,朝廷下令让负责河北西路常平仓的李仲回吏部任职。李仲在元祐年间曾经负责汜水地区的漕运,他上书建议说:“西京、巩县、河阳、汜水、河阴这些地方,都紧挨着黄河,北面是太行山,南面是广武山,自古以来,黄河水流就在这两座山之间,这是大禹治水留下的痕迹。自从宋神宗时期开始,人们开凿了导洛河到汴河的渠道,在黄河的沙滩上,修建了一系列堤坝,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多次出现险情。更何况这些堤坝都在京城附近,如果不另想办法,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想想就让人后怕。现在不如放弃这些堤坝,拓宽河道,恢复元丰二年之前的治河方法,这样不仅能节省开支、减轻百姓负担,而且黄河也不会再淤塞泛滥了。希望朝廷派懂治河的官员去实地考察,执行我的建议。”他还请求恢复汴口,仍然用黄河水作为水量控制的标准,取消清汴闸口。
公元1078年二月,杨琰请求按照元丰年间的做法,减少洛水流入京城西面大白龙坑和三十六陂的水量,用来补充汴河的水位,方便漕运。朝廷命令贾种民和杨琰一起勘测土地面积和所需人力,然后上报结果。五月,负责汴河堤岸的贾种民上奏说:“元丰年间把汴口改成洛口,把汴河改名叫清汴河,主要目的是从洛河引水。用洛河的清水来补充汴河的水量,以应对水位下降的情况,并帮助河水流动。元祐年间,却从黄河引水,让浑浊的河水流入洛口,和洛河的清水相比,难以调节水量。请求按照元丰年间修建的狭窄河道尺寸,估算人力物力,恢复清汴河,限定时间进行疏浚,畅通洛水。并且恢复洛斗门,方便官民船只通行。”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皇帝曾经对枢密院事曾布说:“先帝开凿清汴河,又修建天源河,肯定有他的深意。元祐年间,差点废弃了这些工程。最近贾种民上奏说,如果完全恢复清汴河,不用浑水,这将是当世盛事。”曾布回答说:“先帝把天源河看作是国姓的福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能废弃呢?”同年十二月,朝廷下令:“京城汴河两岸,都要保留十五尺宽的堤面,禁止官民侵占。”
北宋徽宗元符三年登基,没怎么大动干戈,就是汴河淤塞了就疏通疏通。到了大观年间,有人告发胡师文,说他当发运使的时候,瞎搞了个泗州直河,还修了个签堤堵汴水,结果反而让河淤塞更厉害,最后不得不拆掉。这工程害苦了好多人,好几千民夫累死累活,耗费了上百万钱粮。胡师文这小子太狂妄了,还谎报战功,居然有45个官员因此受赏!结果胡师文被贬官了。
宣和元年五月,京城莫名其妙地发了大水,城外的官署民宅都被淹了,汴堤都冲破了,汴河水快溢出来了,城门都紧急关闭了。起居郎李纲上奏说:“咱们东京汴梁建都一百六十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现在突然出事,全国上下都吓坏了,这太反常了!我亲眼看到,从京城西边开始,积水汇聚成一片汪洋,东边被汴堤挡着,水位又高又急,往东南流,这势头还没停呢!要是淹个十天半个月,再遇上点风雨,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定有原因!希望皇上召集大臣们讨论,采纳可行的方案。”皇上却说:“城外积水,都是官吏失职,堤防没修好,不是什么灾异!”然后就把李纲给打发到吏部去了,同时派人疏通河道,把水引到城北的五丈河,再流到梁山泺,这才算完事。
七月壬子日,都提举司说:“最近野水冲刷汴堤,河道又淤浅,光靠平时清淤的这点人手,根本不够,等农闲了再组织人力修整吧。”皇上同意了。宣和五年十二月庚寅日,皇上又下诏说:“汴河沿岸州县新添的栏河锁栅,公私都不方便,还是按元丰年间的旧制办吧。”
靖康之后,汴河上游被盗贼挖了好几处决口,最大的决口竟然有百步宽!堵了很久也堵不住,河道干涸了一个多月,漕运中断,南京和京城都缺粮了。皇上责令都水使者想办法,二十多天后,河水恢复了,漕运也恢复了,两京的粮食才够用。皇上又选派了八个使臣,每两人带五百兵,从洛口到西水门沿汴河巡查,防止决堤。
洛河穿过西京,经常暴涨,把桥梁冲坏了。公元961年,留守向拱重修了天津桥。桥墩用巨大的石头砌成,高度有几丈高,桥头做得尖锐,用来疏导水流,石头之间的缝隙用铁箍紧紧箍住,桥的结构非常坚固。四月,向拱把图纸送来朝廷,皇上还下诏书褒奖了他。公元976年,在西京郊外举行祭祀活动,皇上命令调动五千士兵,从洛阳城菜市桥开凿一条渠,一直通到漕口,长达三十五里,方便运输物资。后来,这条渠又一直延伸到汴河。
蔡河穿过京城,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河流,它还连接着闵河、洧河、颍河,方便行船。闵河发源于尉氏县,流经祥符县、开封府,最后汇入蔡河,这就是惠民河。洧河发源于许田,流经鄢陵县东南,最后流经扶沟县汇入蔡河。颍河发源于郑县的大隗山,流经临颍县,最后流经鄢陵县、扶沟县汇入蔡河。许州、郑州等地的许多河流,比如坚白雁河、丈八沟,以及京索河、褚河、湖河、双河、栾霸河都汇聚到蔡河。但是因为蔡河水位浅,经常干涸,所以人们就在河里竖立木桩,架设栈桥;栈桥可以控制水流,按时开关。
公元961年四月,皇上命令使者疏浚蔡河,设置水闸控制水流,从京城一直疏通到通许镇。公元962年,皇上调动京畿地区、陈州、许州的民夫数万人疏浚蔡河,让它南流入颍川。公元960年二月,皇上命令陈承昭率领几千民夫开凿一条渠道,从长社引颍河水到京城,与闵河汇合。渠道竣工后,颍河水(本源于密县大隗山,流经许田)不再泛滥成灾,淹没百姓的田地了。从此以后,闵河的漕运也更加通畅了。
公元991年,因为颍河水泛滥,淹没了许州百姓的田地,皇上命令从长葛县开凿一条小河,疏导颍河水,分流二十里,最后汇入惠民河。
宋真宗咸平五年七月,北京下大雨,河道堵塞,惠民河水漫出,淹没了道路,冲毁了房屋。开封府尹寇准想了个办法,疏通了丁冈古河,把水排走了。“京师霖雨,沟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坏庐舍,知开封府寇准治丁冈古河泄导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开封府报告说尉氏县惠民河决堤了,朝廷就派人去督促修补。“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开封府言:‘尉氏县惠民河决。’遣使督视完塞。” 第二年四月,陈州那边也来报告说,他们那地方地势低洼,积水成灾,年年都有水患,请求疏浚从许州长葛县过来的减水河,并修复枣村旧河,让河水流入蔡河。朝廷同意了。“二年四月,陈州言:‘州地洿下,苦积潦,岁有水患,请自许州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从之。” 九年的时候,许州知州石普又提议在大流堰开凿一条渠道,设置两个水闸,把沙河的水引过来,方便漕运到京城,朝廷还派人去检查。“九年,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遣使按视。” 同年四月,朝廷还派使者到惠民河,规划修建水坝,方便船只通行。“四月,诏遣中使至惠民河,规画置坝子,以通舟运。”
宋仁宗天圣二年二月,主管仪仗的副使、同时负责巡护惠民河的田承说,提出了一个建议:重新修缮许州合流镇的大流堰水闸,开通减水河用于漕运,这样可以缩短五百里的路程。“仁宗天圣二年二月,崇仪副使、巡护惠民河田承说献议: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流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诏遣使按视以闻。” 五年八月,负责巡护惠民河的都大巡护王克基又反映说,现在宣惠民河、京索河水位太浅,因为这些河的源头在西京、郑、许州一带,惠民河下游连接着横沟、白雁沟,京索河下游连接着西河、湖河、双河、栾霸河、丈八沟,老百姓都截流用水种稻子和灌溉菜园,应该让州县加强巡查。“五年八月,都大巡护惠民河王克基言:‘先准宣惠民、京、索河水浅小,缘出源西京、郑、许州界,惠民河下合横沟、白雁沟,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双河、栾霸河、丈八沟,各为民间截水莳稻灌园,宜令州县巡察。’” 天圣七年,王克基又说,按照以前的规定,蔡河的水闸闸板要根据季节及时开关,调节水位。“七年,王克基言:‘按旧制,蔡河斗门栈板须依时启闭,调停水势。’” 嘉祐三年正月,京城西边葛家冈开挖了一条新河,是因为有关部门反映,至和年间,大水曾涌入京城,所以建议从祥符县葛家冈开挖一条新河,一直通到城南的好草陂,然后向北流入惠民河,再分流到鲁沟,以减轻京城的洪涝灾害。“嘉祐三年正月,开京城西葛家冈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请自祥符县界葛家冈开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鲁沟,以纾京城之患。’”
熙宁四年七月,程昉建议开挖宋家等堤,利用畎水来辅助漕运。八月,三班借职的杨琰又建议增设上下坝闸,以应对水位变化。皇上就让他负责这件事。
六年九月戊辰,将作监尚宗儒汇报说:“有人建议在蔡河修建木质河岸,工程量比较大。”皇上于是下令加固土质河岸。八年,皇上决定把京西的粮食运到河北,侯叔献就建议利用丁字河的旧河道开凿堤坝,设置闸门,把汴水引到蔡河,方便漕运。结果河道修好后,船却无法通行,后来就废弃了。同年十月,皇上又下令疏浚惠民河,方便修城。
九年七月,负责修建京城的人建议把雾泽陂的水引到咸丰门,与京河、索河汇合,经京索签流入副堤河,再与惠民河汇合。都水监认为:“不如在顺天门外直接在河道上修建签河,到染院后接入护龙河,然后在咸丰门南再与京河、索河汇合,这样才能长期受益。”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崇宁元年二月,都水监汇报说:惠民河的签河以及下游的硬堰已经完工。皇上下令,对抓获盗窃泄露河工信息的人给予奖励。大观元年十二月,按照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的请求,开挖了氵异河,把它与蔡河连接起来。政和元年十月己酉,皇上下令指派水利官员与京畿监司一起检查蔡河的堤防,看看哪里淤塞了,哪里水位浅了,来年春天一起进行治理。
广济河引菏水而建,从开封流经陈留、曹州、济州、郓州,河宽五丈,每年漕运上缴的粮食达六十二万石。
太祖建隆二年正月,皇上派人去定陶勘察测量,调集曹州、单州的民夫数万人疏浚广济河。三月,皇上亲自到新水门观看放水入河的景象。在此之前,五丈河淤泥堵塞,船只难以通行。于是皇上就下令让左监门卫将军陈承昭在京城西边,沿着汴水建造斗门,把京河、索河、蔡河的水引到城濠,再通过斗门,让水流到汴水上,然后向东流入五丈河,方便东北方向的漕运,对公私都有好处。三年正月,皇上派右龙武统军陈承昭负责修缮五丈河,皇上还亲自视察,并赏赐陈承昭二十万钱。乾德三年,京师利用五丈河的水修建了西水硙。
公元978年正月,皇上(宋太宗)下令征调附近县的民夫,疏浚广济河。
公元1005年六月,开封府上报说:“京西汴河沿岸的万胜镇,以前设置了一个斗门,用来减少河水流量。现在汴河分流的污水流入广济河,堵塞了河道,很不利。”皇上(宋真宗)说:“这个斗门是李继源当初修建的,我多次询问过它的利弊。当初是因为京索河下雨就泛滥,河水倒灌进汴河,所以才设置了这个斗门,方便泄洪。如果贸然堵塞它,我又担心会发生决堤泛滥。”于是皇上就下令用大量的巨石,把斗门建得高一些,这样即使水很大,多余的水也能减少一些。三年后,内侍赵守伦建议:从京东开凿一条从广济河到定陶,再到徐州,最后流入清河的分支,以便打通江、湖的漕运路线。工程完成后,皇上派人去视察,画了图呈报上来。皇上认为那里的地势高低不平,水流又很浅,即使修建水坝,还要经过吕梁滩碛这样险峻的地段,根本无法进行漕运,于是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公元1028年七月,尚书驾部员外郎阎贻庆上奏说:“五丈河下游连接济州的合蔡镇,可以通往梁山泺。最近天河决堤,淹没了百姓的田地,冲毁了道路,合蔡镇以下河段,水漫散乱,船只无法通行,请求治理五丈河,让它与夹黄河相通。”于是皇上(宋仁宗)下令让阎贻庆和水利官员李守忠一起规划设计,计算工程量,然后把结果上报。
宋神宗熙宁七年,有人叫赵济上奏说:“黄河水位浅了,影响漕运,导致物价低廉,损害农民利益,应该想办法恢复漕运,方便国家和老百姓。”皇帝就下令让张士澄和杨琰去整修河道。 八月份,负责汴河堤岸的官员又说:“想在通津门汴河东岸城墙内三十步的地方开一条河,一直通到广济,方便运输。”皇帝同意了。
熙宁八年,皇帝又派杨琰和陈祐甫在汴河边修建渗水塘,还在孙贾斗门修建了八条虚堤,让水渗入西贾陂,再通过减水河流入雾泽陂,这些都是为了增加黄河上游的水量。熙宁九年,皇帝下令按照原来的标准从山东漕运粮食,同时修缮河坝和闸门,以便控制水流。 三月份,皇帝又下令派官员去修缮广济河的河坝和闸门。
元丰五年三月癸亥日,皇帝下令撤销广济辇运司,改由淮阳军界直接把贡品运到汴京,并把清河辇运司改名,任命张士澄为总负责人。 七月份,御史王植上奏说:“广济河顺流而下,而清河却要逆流而上才能到汴京,两条河的远近和难易程度一目了然,废除广济河是不对的。”皇帝下令让相关部门仔细研究这件事。 八月份,负责汴河堤岸的官员又说:“山东地区物产丰富,粮食可以漕运,只是河道淤塞。如果利用修建京城的机会,让士兵在汴京附近挖土,形成渠道,然后把河水引到广济河,这样漕运的船只就能通行,可谓一举两得。”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宋哲宗元祐元年,皇帝下令在祥符雾泽陂招募百姓承包耕种,并增加了蓄水设施。还在宣泽门外重新开通京索源河,设置水槽架水,让水流入咸丰门,都是为了解决广济河水位浅、河道淤塞的问题。 三月份,三省大臣上奏说:“广济河的漕运,最近因为有人建议而被废除,改用清河漕运,路线迂回,很不方便。”皇帝下令让棣州知州王谔负责处理这件事,恢复广济河漕运。负责河道的官员也说:“广济河的源头是京索河,承担着山东地区每年漕运的任务。如果要恢复原状,就在宣泽门外设置水槽架水,流入咸丰门,然后通过原来的河道恢复广济河的源头,以畅通漕运。”皇帝也同意了这个建议。
金水河,又名天源河,是汴京的河水,发源于荥阳黄堆山,源头叫祝龙泉。
宋太祖建隆二年春天,他下令让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带领水利工人开凿渠道,把水引到中牟,叫做金水河,总共一百多里,到达都城的西边。 然后在汴河上架起水道,设置水闸,让水流入浚沟,再通到城濠,最后向东汇入五丈河。 这工程对官民都有好处。乾德三年,又把金水河的水引进皇城,经过后苑,一直流到内廷的池塘,到处都有水了。开宝九年,皇帝亲自从左掖门出发,查看地形,命令水利工人从承天门引金水河的水,用大水车抽水,往南流到晋王府。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皇帝下令让供备库使谢德权疏浚金水河,从天波门经过皇城到乾元门,沿着天街向东拐弯,绕过太庙流进后庙。 河道两岸都用砖石砌好,还种上了香木,车马经过的地方,还用石头垒起桥墩。 还修建了方形水井,官府、寺庙和民宅都能取水使用。 金水河又继续向东引,从城下的水闸流入城濠,京城百姓都因此方便多了。
神宗元丰五年,金水河上的水槽堵塞了,影响了汴河上下船只的通行,皇帝就派宋用臣去查看情况。宋用臣建议在板桥另开一条河,把水引到汴河的北边,但是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行,于是就改成从副堤河流入蔡河。因为金水河的源头很远,和永安青龙河汇合了,所以皇帝赐名“天源河”。 之前,船只到了启槽的地方经常堵塞。后来疏通了洛河和汴河,就从城西超字坊引洛河的水,从咸丰门筑起堤坝,一共三千三十步,水就流进了皇宫,原来的水槽也就废弃不用了。 以前金水河只用来洒扫,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容佐建议在七里河开凿一条月河,分流一部分金水河的水,用来灌溉宫中的花草树木。 皇帝命令宋升负责这项工程,四年十一月完工。重和元年六月,皇帝又命令蓝从熙、孟揆等人加固堤岸,修建桥梁、水槽、水坝和水闸,疏浚河道,把水引进宫中。
内廷的池塘很多,水不够用,于是又在西南水磨的地方引来索河的一条支流,用石渠架在汴河上,南北筑起堤坝,把水导入天源河,以补充水源。
白沟没有山泉作为水源,每年发大水的时候才能通航,只能通过载重一百斛的船,如果一个月不下雨,河水就干涸了。
至道二年三月,宫里的大官阎光泽和国子监博士邢用之提议说:“咱们应该开凿一条白沟河,从京城一直通到彭城吕梁口,一共六百里,这样就能方便漕运了。”皇帝就下令调集好几万民夫去修,还让阎光泽负责工程。不少人反对这个工程。后来,宋州的副知州王矩上书皇帝,强烈反对,还说:“邢用之的老家在襄邑,每年都受水灾的苦,他这是为了自己方便。”结果,工程就停了。后来,咸平六年,邢用之当上了度支员外郎,皇帝又让他在襄邑下游修白沟河,把京城的积水引走,这样老百姓的田地就不会被淹了。
神宗熙宁六年,都水监丞侯叔献建议,利用三十六陂和京索两条河的水作为水源,仿照淮河和楚州的开平河修建水闸,这样一年四季都能通航,然后废掉汴河。皇帝说:“白沟河工程看起来容易,但是汴河每年运送的物资非常多,河北、陕西都靠它呢!还有京城里公家和私人的好木材,都是从汴河口运来的,怎么能轻易废掉它呢?”王安石说:“如果这个工程能成功,那好处可就太多了!应该另开一条漕河,从黄河引出一条支流,这样才能长久。”冯京说:“如果白沟河修好了,和汴河、蔡河都能通漕运,好处确实很大,但是恐怕汴河还是不能废掉。”皇帝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就下令让刘璯和侯叔献一起再去看看。八月,都水监报告说:“白沟河从濉河到淮河,有八百里长,需要三年时间才能修好。至于废除汴河的事,等白沟河修好了再考虑。现在请求调拨谷熟淤田司和京东汴河所属的河清兵来帮忙修建。”皇帝同意了。七年正月,都水监又报告说:“从盟河到汴河南边的水系,最近疏浚工作没做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于是,修河的民夫被撤走了,白沟河的工程也停了。
一开始,王安石想放弃白沟河的工程,修汴河南边的水利,皇帝问他:“很多人觉得白沟河修不成,你为什么觉得能修成呢?”王安石回答说:“如果真修不成,那放弃当然是对的;如果能修成,那就等时机成熟再做,何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呢?”
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监丞孟昌龄建议疏浚含晖门外白沟河,打开水闸放水,恢复它的通航功能。
话说开封城,地儿平坦宽广,全靠着沟渠排水。真宗皇帝在景德二年五月,下令开挖城濠,方便船只通行,还把三个官办的水磨坊给拆了。
三年后,皇帝又派了八个内侍,负责监督全城内外各个坊里疏浚沟渠。以前啊,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沟渠,可那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总是拖拖拉拉不肯干活。皇帝知道了这事儿,就派人去检查监督,从此以后,再没人敢偷懒了。所以一下雨,水再大也不用担心堵塞,老百姓都感激皇帝呢!
大中祥符三年,皇帝又派供备库使谢德权去治理沟渠,把太一宫积攒下来的水,引到陈留地界,最后流进亳州的涡河。五年三月,皇帝跟宰相们说:“咱京城这些沟渠,虽然一直有人管着,但还得让内侍们去看看,别让那些官吏们从中作梗。”
公元1023年8月,负责宫廷工程的东、西八作司和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刘永崇等人上奏说:“咱们在内外八厢修建了八字形的水口,方便两条河的水流入渠,效果很好!但担心豪富之家和有权势的人会阻挠工程,请求下令巡查一下。”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第二年七月,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张君平等人又上奏说:“按照圣旨,我们检查了从开封府到南京、宿州、亳州等地的沟河情况,总结出八条疏通河道的建议:
一、要先仔细勘察地形,了解高低起伏和河道走向,然后才能规划水流走向,按照古沟渠的走向进行疏浚,各州县要合理分配人力物力,并详细记录在册。
二、工程完工后,要检查实际效果是否与计划相符,如果出现水流不畅或损害农田的情况,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并让他们赔偿损失。
三、要严格约束官员,不准他们克扣民夫的工钱和财物,中饱私囊。
四、对那些能够鼓励百姓主动参与河道疏浚工程,从而避免水患的县令、州守等官员,要给予表彰奖励,可以让他们轮流休假,或者授予他们一些便利的官职;如果功劳特别大,还要另外考虑特别的奖励。
五、有些百姓会在古河渠中修建水坝,拦水捕鱼,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河道淤塞,一旦暴雨来临,河水无法流通,就会造成严重灾害,所以必须严厉禁止这种行为。
六、工程结束后,要测量新旧河道的宽度和深度,以此来核实工程量。用挖出来的泥土,在河岸外一丈的地方筑起堤坝。
七、一般来说,沟渠的表面宽度为一丈,底部宽度为八尺,深度为四尺,地形较高的地方可能需要挖到五六尺深,其他的地方以此为标准。如果宽度不同,要进行折算,这样工程完成后,就容易进行检查验收。
八、有些古沟渠位于农田里,长期淤塞,现在需要疏浚,这些被占用的土地,要免除赋税。” 皇帝下令将这些建议颁布施行。
熙宁元年三月,都水监上报说:京城附近的沟河太多了,各个县都派人去疏通,效率太低,十个工程才完成两三个,得花两三年才能完工。所以建议由府里的提点司选派官员,和县里的官员一起制定工程的轻重缓急和所需的人力物力,然后根据需要的人数,派五分之一的人去干十分之一的活,按年份分批完成,提点司负责监督检查。皇上批准了这个方案。到了二年闰十一月,皇上又下令,因为府里的道路积水严重,影响百姓纳税,所以命令都水监派官员去疏通沟渠。元丰五年,皇上又下令在京城开挖护城河,宽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如果地势不够低,就挖到泉水为止。
大观元年七月,京城下大雨,水淹了居民区,道路都堵了,皇上派官员分头督促疏通。这个月皇上又下令说:“从京城到八角镇,积水阻碍了交通,命令转运司选派官员疏通水道,修缮桥梁,别让百姓趟水受苦。”
白河在唐州,往南流入汉水。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建议,说应该在南阳下向口修建水坝,把水引到石塘、沙河,再汇入蔡河,一直通到京城,这样就能打通湘潭的漕运。皇上就下令调集唐、邓、汝、颍、许、蔡、陈、郑等州的丁壮劳力和各州的士兵,总共几万人,由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刘承珪等人负责监督工程。他们凿山开沟,经过博望、罗渠、少柘山,一共一百多里,一个多月后到达方城,可是方城地势太高,水引不过去。程能献又加派很多人力想把水引过去,但还是不行,漕运根本无法实现。结果遇上山洪暴发,石坝被冲垮了,河道也没能修成,最终被废弃了。
端拱元年,供奉官阁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一起上奏说:在荆南城东开挖一条漕河,到狮子口进入汉江,就能打通荆州、峡州到襄州的漕运通道;再开挖古白河,就能打通襄州、汉中到京城的漕运通道。皇上就命令八作使石全振去查看,然后就调集民夫修建荆南漕河到汉江,可以通行载重二百斛的船只,对行人也方便了不少,但是古白河最终还是没有开通成功。
话说这三白渠啊,在京兆府泾阳县。淳化二年秋天,有个老百姓叫杜思渊,给皇帝写信说:“泾河里以前有个用石头垒起来的拦水坝,叫石翣,它把水引到白渠里,灌溉雍州、耀州的田地,每年能收三万斛粮食。后来过了好多年,这石翣坏了,三白渠的水少了,灌溉的田地不够,老百姓都吃不饱饭了。乾德年间,有个叫施继业的官员,带着老百姓用芦苇秆、竹篱笆、木头,在河里拦了个坝,把水引进渠里。沿渠的老百姓,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一到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山洪暴发,这坝就经常被冲坏。到了秋天再修坝,用的材料还得老百姓自己出,老百姓被折腾得够呛,始终修不好。所以,请求按照以前的办法,调集民夫来修建石头拦水坝,这样就能用上几十年不用再修了,这叫‘暂时的辛苦,换来长久的安逸’啊!”皇帝听了,就同意了,派将作监丞周约己他们去负责这事儿,因为工程量太大,还没完工呢。
到了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和陈尧叟上书,写了一篇《郑白渠利害》的文章,里面说:“根据以前的史书记载,郑渠原来是从泾河引水,从仲山往西到瓠口,沿着北山往东流到洛水,长三百多里,灌溉田地四万顷,每亩收一钟粮食。白渠也是从泾河引水,从谷口开始,流到栎阳,注入渭水,长二百多里,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顷。这两个渠一共灌溉田地四万四千五百顷,现在剩下的不到两千顷,都是因为近代修渠和拦水坝的时候,破坏了原来的设施,所以灌溉的效益比以前少多了。郑渠现在修建太难了,所以我们请求先派人去三白渠看看,修复原来的工程。”于是皇帝就派大理寺丞皇甫选和光禄寺丞何亮去实地考察。
皇甫选他们考察完了回来,汇报说:
我仔细考察了郑国渠的工程,它真是耗费巨大啊!它从仲山以东,凿穿山岭,全长三百多里,沿着山脚下延伸,很多地方的岸壁都坍塌损坏了,荒废了很久。我估计当初修建的时候,泾河水位平缓,可以直接流入渠口。可是时间久了,泾河水位变深了,水势也下降了,和渠口高低不平,水流不进来了。很多陡峭的地方,渠岸都毁坏了,荒废多年,很难再进行修缮。这郑国渠啊,灌溉泾阳、栎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个县,三千八百五十多顷土地,这是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命脉啊!我希望能够增筑堤坝和水闸,好好保护它。以前设置的一百七十六个节水闸门,全都坏了,请求全部修复。渠口以前有六个石门,叫做“洪门”,现在也都倒塌了,如果重新修建,那功劳就大了。我还想就近测量一下岸边的地势,另开一个渠口,疏通水道。每年都让渠务官员巡视,发现岸边有缺损或者水流淤塞的地方,就及时清理整修。还要严厉禁止老百姓私自盗取河水。
泾河里以前有个石堰,长宽都有百步,用来拦水,非常雄伟壮观,叫做“将军翣”,现在也已经坏很久了。杜思渊曾经请求修缮,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后来就只用木头做堰,一共用了上万三千多根木桩,每年都得动用沿渠百姓来修。一到夏天发大水,木堰就很快坏掉,被冲走散失,到了秋天,又要动员百姓重新修补,这样反复无常,百姓苦不堪言,没完没了。我想,以后等田地灌溉完毕后,就让水工把木堰拆掉,放在岸边,够用两三年再修建的。参与修建的沿渠百姓,按田地多少分摊劳役,一共要调动一万三千人。疏通渠道,修建水堰,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所以也不怕辛苦。只要选拔有能力的官员负责这件事,在泾阳县附近设立办事处,按时巡视,来回也方便。
又说:
话说邓州、许州、陈州、颍州、蔡州、宿州、亳州这七个地方,有公家和私人的闲置田地一共三百五十一处,加起来有二十二万多顷,老百姓根本种不过来。这些地都是从汉朝、魏朝开始,像召信臣、杜诗、杜预、任峻、司马宣王、邓艾这些厉害人物,下令开垦出来的。其中南阳那边,还凿山开路,疏通河水,引水灌溉唐州、邓州、襄州三州的田地。还有很多地方建了水库、池塘和堤坝,大的有三十里到五十里长,五丈到八丈宽,一丈五尺到两丈高。那些沟渠,大的有五十里到百里长,三丈到五丈宽,一丈到一丈五尺深,连小船都能通行。我们这些官员走访查看后发现,如果要全部修缮加固这些水利设施,工程量太大了,所以建议先把那些堤坝没坏,可以马上利用起来灌溉的田地,先开垦个两万多顷,其他的地方再慢慢规划建设。
当时著作佐郎孙冕负责督办三白渠的修建,皇上就让他按照我们这些官员的建议去执行。后来孙冕从仲山南边搬到泾阳县办公。至于那七州的田地,就让选部在邓州招募百姓开垦,免除他们的赋税。皇上又让我们推荐一个人,和邓州的通判一起负责这件事。我跟亮大人分头去检查工作,没多久就结束了。
景德三年,盐铁副使林特和度支副使马景盛上奏说关中河渠的好处,建议派官员去修缮郑渠和白渠,恢复以前的规模。于是皇上就派太常博士尚宾坐着快马去实地考察,带民夫去修建。尚宾说:“郑渠荒废太久了,修不好,现在咱们从介公庙那儿绕过白渠的洪口,往东南方向修,跟旧渠连起来,引泾河的水灌溉富平、栎阳、高陵等县,这样长期使用也不会干涸。”工程完工后,水利资源丰富,老百姓的收成都翻了好几倍。
黄河下,汴河上。元祐八年二月乙卯,朝廷下旨说:“北方那条河的软堰,就按照都水监的建议来修建吧。”
苏辙当时是门下侍郎,他上奏说:“我一直认为在北流修建软堰不可行,利弊非常明显。东流河是人工开凿的,河道才一百多步宽,冬天河水断流,所以才能修建软堰。但北流河可是黄河的主流,水量比东流河不知道大了多少倍,现在河水奔腾不息,怎么可能建起软堰呢?那些水利官员其实是打着修软堰的幌子,实际上是想修建硬堰,暗中想把河水改道。朝廷既然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意图,那这个修建软堰的请求就不应该再答应了。”
赵偁也上奏说:“我认为治理黄河的大利与大害有三点,但那些官员们说法不一,有的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想邀功请赏;有的顾此失彼,胡乱张扬,不讲道理。结果导致大有利害不明,大害无法消除,上面迷惑了朝廷,下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劳民伤财,没有尽头,我对此深感痛心。这三点大利害分别是:北流河是黄河主流,问题在于水流无法分流;东流河分流了部分河水,问题在于水流不畅;宗城河决堤,问题在于水流无法控制。这三点,解决了问题就是有利的,解决不了就是有害的。现在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却一心想堵塞北流河,只看到短期内堵塞的益处,却看不到日后堵塞带来的危害;只看到北流河伏水容易控制,却看不到阚村河水上涨的趋势,无法全部导入东流河。想要把河水汇聚起来以求得利益,却不顾及上游下游溃堤的危险,这都是目光短浅,邀功请赏的行为。那些官员想堵塞北流河却不想承担责任,就拿分流来说事,先修个软堰;知道河水冲刷的力量不是软堰能抵挡的,又想出决堤的办法。我担心只会白白浪费人力物力,把治理黄河当成儿戏。建议等到涨水季节河水稳定下来后,再观察黄河的整体情况,再治理东流河和北流河。”
五月的时候,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请求在梁村上下游修筑堤坝,结果把河道堵得太窄了。河水上涨后,堤坝就决堤了。洪水往南流到了德清,往西冲破了内黄,往东淤塞了梁村,往北流到了阚村。宗城那边的决口又冲向了魏店,因为淤塞,北去的河水被阻断了,河水四处泛滥,冲毁了东郡的浮梁。
十二月丙寅这天,监察御史郭知章上奏说:“我最近因为公务去了河北,从澶州进入北京,在孙村渡口过河,看到往东流的水,河道又宽又深;我又从北京去洺州,在杨家浅口渡河,看到往北流的水,只有原来的二三成,这才明白大河应该堵住北去的河道,让它往东流。请求命令都水监去勘察一下。”
于是,吴安持再次兼任都水监,马上上奏说:“按照朝廷的旨意,魏店刺子那里的河道已经用堰堵住了,向下北流的一支河水也被截断了。但是东西两边还没有堤岸,如果水涨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冲破河滩漫溢出来,那样的话,平流的水就会在北京、恩州一带泛滥,危害会更大。请求堵住梁村的河口,加固河口,开通青丰口以东的鸡爪河,分流减弱水势。”吕大防觉得吴安持的建议和他自己的想法一致,就支持他,于是朝廷下令让北京留守一起查看。
范纯仁再次当上宰相,他和苏辙都觉得这个办法不行。最后皇帝下令说:“让都水监和当地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司一起商量,如果可行就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赶紧上报。” 这是绍圣元年正月的事儿。
当时,转运使赵偁强烈反对,提刑司的上司也大多支持他。赵偁说:“黄河从孟津开始流经平原,必须让它保持完整的水流,才能形成正常的河道。大禹治水,是从冀北一直到沧州、棣州,才分流成九条河,因为那里靠近大海,没有水患的担忧。现在黄河从横垅、六塔、商胡、小吴这些地方,一百年来,都一直往西决堤,这是黄河迁移的常态。而官府却设置拦河坝,强行截断河流,结果河道没改好,反而造成了分流。先是南宫决堤,接着是宗城决堤,然后是内黄决堤,都是往西决堤,这说明地势往西低,很明显。现在想消除黄河水患,却违背地势,违反水性,我看这事儿很难成功。我建议打开阚村的河口,修缮平乡、钜鹿的拦河坝和焦家等堤坝,疏通澶渊的旧河道,以防洪水。”
大名府安抚使许将说:“我看现在的情况,如果放弃旧河道,只让黄河往北流,恐怕河道下游已经淤塞了,上游的水又会横冲直撞,危害更大。如果直接堵住北面的河道,让黄河东徙到旧河道,又怕水流不畅,导致堤坝决堤。我认为应该利用梁村的河口往东流,利用内黄的河口往北流,同时堵住其他的河口,这样就能避免大名府等州府受灾。等到春夏水涨的时候,再看看旧河道能不能承受,如果能承受,内黄的河口就可以堵上;如果不能承受,梁村的工程就可以停止。等有了确定的方案,民心才能安定,黄河才能恢复正常,这样才能保证没有危害。”
皇帝下令说:“让吴安持和都水监丞郑佑,与当地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司一起,画图、写报告详细说明,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也要把利害关系一起上报。”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说:“黄河恢复旧河道,水往东流,已经不可阻挡了。最近派人去查看,各部门的意见都不统一。我认为水利官员每天都在河边工作,应该把这事儿全权委托给他们。”三月乙亥,吕大防辞去了宰相的职务。
六月,张商英这老兄上奏说:“元丰年间黄河在南宫口决堤,大家讨论了好几年,先帝都唉声叹气地说:‘就算大禹复生,也回天乏术了!’所以就下令以后不许再讨论什么改道堵口的事了,这主意啊,是采纳了汉朝人的说法,打算让它自己泛滥,等它自己消停。结果元祐年间,文彦博和吕大防觉得先帝的旨意不对,就提拔吴安持当都水使,让他负责治理黄河东流。从京东到河北,五百里以内的民夫都得抓来干活,五百里以外的就花钱雇人,还得动用常平仓的钱买柴草,砍伐榆树柳树。折腾了八年,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把吴安持调到太仆卿当官去了,换王宗望接手。王宗望上任后,刘奉世还念着文彦博和吕大防的主意,坚持要黄河东流,想让梁村口把黄河水吞进去。现在呢,梁村口也淤塞了,又开了两个口子泄水。之前计划修七十里的堤坝挡住北流,现在又说等霜降水落了再开工。朝廷就在这儿,居然让水官欺骗了九年!这九年里,每年黄河水都涨,霜降后水位才下降,难道只有今年才涨水,非得等水落了才能开工吗?请求派人去查清楚事实,追究一下这九年来治理黄河的钱粮、柴草,按照仁宗朝治理六塔河的办法来处理。”
七月初八,广武埽那边情况危急,皇帝赶紧下令让王宗望赶紧去救援。初九,皇帝跟大臣们说:“广武离洛河不远,得小心别让黄河水漫过洛河,灌进京城,我已经派人去查看了。”大臣们拿出地图和报告给皇帝看,说:“这是因为黄河北岸长出沙滩,水流都往南岸去了。现在雨停了,河水肯定要下降,我已经让水官和洛口官一起去检查,准备加固堤坝,把北岸新形成的沙滩清理掉,让河水顺直流淌,这样就没事了。”
八月丙子那天,工部侍郎吴安持他们上奏说:“广武埽那边情况危急,堤坝塌陷了两千多步,不过那块地势稍微高一点。从巩县东边七里店到现在的洛口,大概不到十里地,可以另开一条新河,让河水往南边流,这样工程量会小很多,省不少力气。王宗望去现场查看了,还打了些探井,都说这样挺方便的,不过往南修大堤工程量巨大,请求让各级官员亲自去勘察,保证方案可行。”皇上准奏了。
十月丁酉,王宗望上奏说:“黄河自从元丰年间决堤以来,就分成了东、北两股水流,危害极大,这些年一直争论不休,朝廷也没个定论,水利官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奉旨治理黄河九个月,已经完成了计划,从阚村往下到栲栳堤的七段河门,全都堵上了。修建了七十里的金堤,完全堵住了北面的水流,让黄河完全回到原来的河道,解决了河患。我又从阚村往下到河口,修补了新旧堤防,疏浚了淤塞的河道,即使是盛夏涨水,也不会发生决堤的情况。希望把这些记入史册,记载一下绍圣年间皇上英明果断,取得的这些成就。”皇上命令王宗望他们详细汇报一下堵塞北面水流的工程,参与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功劳等等。但是,那时候东边的堤防还没来得及加固,河边很多地方都受了水灾,流民涌入京城,到处都住在御廊和寺庙里。皇上就发放了路费,命令他们回去家乡,好进行救济。
己酉,吴安持又上奏说:“按照圣上的旨意,我勘察了开浚澶州故道的方案,可以分流洪水。澶州本来就是黄河的旧河道,以前也有人请求开浚,但当时觉得东西两边地势高,不好施工。想先疏通一下燕家河,然后让相关部门计算一下,看看需要增加十一处埽坝,以及所需的材料。”皇上说:“让都水监等明年快涨水的时候,先把利害关系汇报上来。”
公元1073年,三省和枢密院上奏说:“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当时担任澶州知州的王令图建议,要修复黄河的旧河道。到了元祐四年,公元1090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为疏通南宫等地的河道,解决了紧急情况,于是就在孙村口制定了让黄河改道的方案。结果梁村以东的河道改道后向东流,而孙村口又比较狭窄,导致德清军等地都遭受了水患。今年春天,王宗望等人虽然在内黄以下筑起埽坝,堵住了北去的河水,但到了涨水的时候,仍然有三成的水流向北,而且上游的很多埽坝都非常危险,甚至下游的将陵埽坝都决堤淹没了农田。最近又根据宗望等人的奏报,黄河从堵塞阚村以下,到新建的七十多里长的堤坝,完全堵住了北流的水,黄河所有的水都向东回到了旧河道。现在探听到,东流的河道往下走,地势已经比较高了,水流不快。既然已经堵住了北流,等到将来盛夏,黄河涨水全部回到旧河道,不仅旧的堤坝破损不堪,而且阚村新修的堤坝,恐怕也难以承受。再加上京城上游各处的埽坝和河岸,担心会因为水流堵塞而冲决,所以必须提前做好规划。”
皇上就下诏:让代理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和北外监丞司一起,从阚村以下一直到河口,逐一进行查看,加固、修缮、疏浚河道,防止堵塞和决堤。
丙辰年,张商英又说:“今年黄河已经堵住了北流的缺口,都水监的长官和副手都上奏章庆祝,有人还请求把这事记入史册。这就说明河水已经回到原来的河道了,现在只需要修补堤坝,防止以后再次决堤就可以了。最近听说王宗望、李仲却想开通澶州旧河道分流河水,吴安持请求等到涨水后再进行测量。如果开通澶州旧河道,如果不和现在的东流河道等高,那么水位一落,就会立刻淤塞。如果和东流河道等高,那当初干嘛要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堵住回河?吴安持说要等到涨水后测量,这简直就是拖延时间!之前的涨水和现在的涨水,水位都到达了澶州、德清军界,吴安持参与治理九年了,难道没见过?还想拖到明年,这是狡兔三窟,给自己找后路,根本不是真心为国事!况且立春就要开始征调民夫了,如果现在还不早点决定,还要留着以后再说,国家的钱财和百姓的力气,拿什么来支撑?听说前朝的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都写过关于治河的意见书,请求把这些意见书找出来看看。要召集以前负责治河的各路监司和经历过治河的人,和水官一起到都堂反复讨论,务必找到最合适的、长期有效的方案,统一意见,免得用有限的钱财去做没完没了的事。” 二年七月戊午,皇帝下诏:“黄河沿岸的州县,如果河防决堤泛滥,要立刻上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说:“要测量大小河门的尺寸,趁着现在水势减弱,先把缺口堵上,并在各个地方设立埽坝镇压。请求在河北、京东两路分别征调三万民夫,其他的民夫数量,由负责治河的官员自行雇佣。”三月丁巳,李伟又请求在澶州南边大河河身内开一条小河,用来泄洪,缓解大吴口以下,北京一带面临的洪水威胁。皇帝准奏了。
六月底,黄河在内黄口决堤,东流河道被彻底堵塞了。八月甲戌,皇帝下诏:“黄河水势大部分都向北流了,把治河的事交给转运司,责令州县共同努力保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求处罚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以此来表明先帝治理黄河北流的决心。皇帝准奏了。
公元1100年,正月己卯日,宋徽宗登基了。郑佑、吴安持这些人,都因为新皇登基的大赦,陆续恢复了官职。 中书舍人张商英上奏说:“郑佑他们以前负责治理黄河,做法都违背了神宗皇帝‘北流’的意愿。” 但徽宗没听他的。张商英还曾经说过,那些水利官员根本不称职,治理黄河应该顺应自然,不需要大兴土木,一味地筑堤坝,就像堵住孩子的嘴不让它哭一样,治标不治本。
三月,宋徽宗任命张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并让他专职负责治理黄河。张商英又提出了五条治理黄河的建议:第一,疏通古沙河河口;第二,修复平恩四埽(古代水利工程);第三,引导黄河水从古漳河、浮河入海;第四,加固黄河西堤,同时疏通东堤淤积的河道;第五,开通木门口,让徒骇河的水向东流入海。总而言之,他的想法是根据地势疏通河道,让黄河水顺利入海。 没想到,四月黄河就在苏村决堤了。到了七月,宋徽宗下诏,撤销了张商英的治河职务,让他只管好本职工作,同时罢免了所有因为治河而被任命的官员。然后,他又重新设立了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天,尚书省上奏说:“自从去年夏天苏村黄河决堤后,黄河沿线到处漫流,现在河床已经淤高了三四尺,应该赶紧修建西堤。” 于是,宋徽宗下令让都水使者鲁君贶和北外丞司一起勘察地形。 这时,左正言任伯雨上奏了一份意见:
黄河水患,困扰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朝代像我们宋朝这样,投入如此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然而,听信那些人的偏见,想要强行改变黄河水流方向,以迎合人们的愿望,近些年来更是达到了极致。我不敢说得太远,就说元祐年间吧,小吴决堤泛滥,当时那些官员就诡计多端,想立奇功,以求得丰厚的赏赐。他们不顾地势,不考虑民力,不心疼国库的钱财,大力推行黄河东流的方案。在汹涌的洪水中,他们竖起木桩,设置锯齿形的挡水设施,堆放大量的柴草木材,耗费了百倍的财力物力。他们竭力阻挡水势,让黄河水向东流,结果是水流悬空,根本不是在地面上流淌。他们不断加高堤坝,加强防护,提心吊胆地害怕决堤,而河道里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多,河床越来越高,一旦决堤,黄河水又会重新北流。这并不是堤防不够坚固,而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很久以前大禹治水,可不是光等着没事儿干,而是根据水流的变化来引导它。河水浑浊,泥沙很多,水流时间长了,慢慢淤积,时间久了肯定要决堤,这是没办法改变的趋势。水有时往北流,有时往东流,人力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呢?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加宽加高堤坝,限制住水势,不让它大面积泛滥。如果担心北边淤积成湖泊,也应该顺着湖泊的岸边加固堤坝,这才是长久之计。听说最近有人建议让水往东流,这根本不行!不说这些年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国库空虚,什么都没有,情况非常紧急,单就说从高处往低处流,水流湍急,河堤溃决不久,这趋势根本改不了。如果非要这么干,只会白费人力物力,对百姓没好处,反而自找麻烦。
崇宁三年十月,大臣们说:“之前奉旨治理黄河,我们从西路沿着边境州县的军队驻地,回到武强县,沿着河堤到深州,又往北到衡水县,最后到达冀州。又往北过河到远来镇,还派人去查看恩州北边的河流水势。总的来说,水往低处流是必然的,想让它往高处流,根本不可能。何况西山积水,势必向下流,我们应该顺着水流的方向引导它,就不会有堵塞的危险了。”于是皇帝下令开挖直河,以减缓水势。
四年二月,工部说:“请求修缮苏村等地的运粮河堤作为主堤,用来抵挡涨水,比起修建弃置的直河堤坝,可以节省四十四万工和七十一万多材料。”皇帝准奏。闰二月,尚书省说:“黄河北流,汇集西山各处的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的埽坝,俯瞰雄州、霸州、莫州以及沿边的湖泊,万一决堤泛滥,危害极大。”皇帝下令加固两个埽坝和储备物资,以防备涨水。这一年,黄河水势平稳。
五年二月,皇帝下令在滑州北岸架设浮桥,同时修筑城墙,驻扎官兵守卫。八月,修缮阳武的副堤。
大观元年二月,皇帝下令在阳武第五铺开始修建直河,一直修到第十五铺,目的是为了分流减轻水势。有关部门汇报说:“河道全长三千四百四十步,河面宽八十尺,河底宽五丈,河深七尺,预计需要十万七千多民工,还需要三千五百八十二个壮劳力,大约一个月就能完工。”皇帝批准了这个计划。到了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上奏说:“南北两边的管理部门一起修建直河,总共修了八十七里,一共花了八九万贯钱。等工程完工后,就能免除河防的忧虑,长远来看还能节省很多钱。”皇帝也批准了。
第二年五月,赵霆又上奏了一个免除徭役的方案,大意是说:“黄河每年春天都要征发民工修筑埽岸,好几条路都因此扰民,很多人因此家破人亡。今年春天滑州鱼池埽征发民工的时候,曾经试行用免除徭役的钱来买土加固埽岸,结果比单纯征发民工更划算。请求皇帝下令,以后所有需要征发春耕民工修筑堤坝的,都按照这个办法执行,作为永久的制度。”皇帝说:“每年河防工程都要征发十万民工,河边的百姓都受不了这种徭役。可以规定,富裕人家出钱免除徭役,贫困人家出力服役,你们好好制定个方案报上来。” 同一天,邢州报告说河水决堤,淹没了钜鹿县。皇帝下令把钜鹿县迁到高地。又因为赵州隆平地势低洼,也下令迁县。
六月某天,都水使者吴玠上奏说:“自从元丰年间小吴口决堤后,河水北流进入御河,然后汇合西山诸水,最后在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然这个位置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是时间长了,河水侵蚀塘堤,冲坏道路,损毁城砦。我奉命修缮堤防,抵御洪水。但是,修建八尺高的堤坝,却要抵挡九条河的尾流,恐怕力不从心。如果堤坝稍微有点损坏,修修补补,很快又会坏掉,最终导致河水与塘水相通,这对边防非常不利。请求皇帝下令进行大规模修缮。”皇帝批准了。同一天,冀州河水泛滥,冲毁了信都、南宫两县。
第三年八月,皇帝下令沈纯诚开挖撩兔源河。兔源河位于广武埽对岸,目的是为了分流减轻埽下河水的压力。
公元1114年(政和四年)十一月,负责河道管理的官员孟昌龄跟皇帝汇报说:“今年夏天和秋天的洪水很大,黄河水位上涨,河水在河道中间并行,滑州的浮桥不用拆卸,省下了不少钱。”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批准了他的汇报,还赏赐了孟昌龄和相关的官员。 孟昌龄接着又提出了一个修建永久性浮桥的建议,他说:“黄河从大伾山东边来,直奔大伾山西边,然后在几里地后往南拐,再往东拐,又往北拐再往东,最后又到东边的大伾山附近,也就十来里地。你看这地形和水流,东西方向距离很短,也就十几里,而且地势低洼,可以开凿河道,靠着山可以做桥墩,中间还有个河心岛,就像河阳那样。如果我们开凿大伾山和东北方向的两座小山,把河水分成两股,再在下游汇合,利用这三座山作为桥墩,就能架起一座永久的浮桥,这样能省下很多钱,还能减轻河道沿岸百姓的负担。”皇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朝廷设立了专门负责修建永久浮桥的机构。六月癸丑日,皇帝下诏书给河北、京东、京西三路,诏书的大概意思是:“凿山开渠,沿袭九河旧道;建造桥梁,造福子孙万代。工程进度很快,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百姓往来不再受阻,南北交通也更加便利。神灵保佑,百姓欢欣鼓舞。从北方边境到京畿地区,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民夫们辛勤劳作,朕对此深感怜悯。应该给予他们宽容和恩惠,减免他们的赋税。参与开河的官员,要向修桥机构汇报工程进度和人员功劳。” 皇上还下令:“从居山到到 大伾山之间的浮桥,归属浚州管辖,命名为天成桥;从大伾山到汶子山之间的浮桥,归属滑州管辖,命名为荣光桥。” 后来又把荣光桥改名为圣功桥。七月庚辰日,皇上亲自题写了桥名,刻在山崖上。河道开凿的时候,虽然水流畅通了,但是水流湍急,遇到山势狭窄的地方,经常泛滥成灾,附近的村民和士兵很多人被淹死了,后来甚至形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月,孟昌龄升迁为工部侍郎。
八月,那个管河道工程的官员说:“黄河已经顺利地从三山流过去了,现在河道正在通利县的东边,担心水会漫出来造成灾害。请求把军队驻扎地搬到太行山和居山之间,找个地势高的地方。”皇上同意了。十月,中书省报告说冀州枣强县的河堤决口了,那里的知州辛昌宗不懂治河,皇上就下令让王仲元代替他。
十一月,管河道的官员孟揆说:“黄河长期涨水淤积,河床已经很高了,导致河水冲向东岸。现在如果修补枣强县决口的地方,那得花很多钱,而且冬天施工困难,即使拼尽全力修补,东岸二百多里的堤坝也必须全部加高加固,跟水对抗,也不能完全避免决堤的危险。现在河水漫流的地方,大多是盐碱地和积水地,也没有冲到州府和军队驻地,只是经过了几个县,蜿蜒地流向御河,最终汇入黄河。我想从决口上游恩州的地方开始修堤,加固旧堤,连接上御河东岸,把黄河和御河连起来。”皇上同意了。同月,大臣们说:“大禹治水的痕迹已经湮没了几千年,陛下英明神武,一下子就恢复了大禹的功业,疏导黄河经过三山。长堤坚固,横截巨浪,依山而建,天造地设。威震南北,超过了古代的治河工程,每年不用花治河的钱,百姓也不用受水灾的苦。大功告成,希望皇上训诫有关部门,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观察河水走向,随时修筑堤防,不断加固,每次涨水,河道官员和漕运官员都要不间断地巡视。”皇上把这事交给昌龄处理。
六年四月,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报告说冀州枣强县的黄河水清了,皇上准许他上表庆祝。七月,太师蔡京建议给三山桥的铭刻功德的阁楼起名“缵禹继文之阁”,大门起名“铭功之门”。十月,蔡京等人说:“冀州黄河水清了,请求上表庆祝。”
话说七年前的五月丁巳那一天,臣僚们上奏说:“恩州宁化镇,紧挨着大河,地势低洼,正处在河水冲击最厉害的地方。年深日久,堤坝变得又薄又弱,河水大量渗透堤坝,镇上的居民都搬走了。眼看着就要到秋夏之交了,要是下起大雨,堤坝一旦决口,那后果不堪设想,不光东边河水流向难以预料,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危在旦夕,更怕影响大名、河间等州府与边境的交通。请求朝廷下令相关部门,赶紧加固堤坝。”皇上准奏了。
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扬上奏说:“以前的河阳,南北两条河分流,中间架着浮桥。最近因为北河淤塞,水路不通,只能在南河上修一座桥。这样一来,河道就变窄了,水流冲击力加大,每次涨水都容易损坏桥梁。我想把北河疏通一下,像以前那样,在南北两河上各修一座桥。”皇上也准奏了。九月丁未,皇上诏令孟扬专门负责这件事,并让河阳知府王序负责筹措钱粮,监督工程进度。
重和元年三月己亥,皇上发布诏令:“滑州、浚州交界处的万年堤,全靠树木来加固堤岸,要大力种植树木,以增强地势的稳固性。”五月甲辰,皇上又下诏:“孟州河阳县的第一埽(河堤),从春天开始,河水湍急,冲刷民田,已经逼近州城只有两三里地了。命令都水使者、漕运官员和河阳知府一起想办法加固堤坝。”那年秋天下了场大雨,广武埽情况危急,皇上又派内侍王某去查看情况并想办法解决。
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人上奏说:“南运河管理的三十五处埽,今年涨水之后,河岸边都长出了沙滩,河道也改变了走向,这都是皇上圣德感天动地,神灵保佑的结果。请求把这件事记录到史书上。”皇上就下令把奏章送交秘书省。到了十二月,兔源河和直河的疏浚工程完工了,皇上还下诏嘉奖了相关人员。
公元1122年九月某天,王黼跟皇帝说:“孟昌龄前段时间去黄河边上视察,到了滑州韩村埽,发现黄河水冲到寸金潭那里了,水势往下冲,很难控制。皇上之前下令,要在那儿规划好港湾,然后开挖直河。正准备开挖呢,突然就自己出现了一条直河,从寸金潭往下,河水就顺畅地流动了,干活的人都惊呆了,纷纷抬头感叹。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记入史册,然后也应该让百官一起向皇上祝贺。”皇帝就同意了。
过了没多久,公元1123年六月,黄河水淹了冀州信都。十一月份,黄河又决堤了,地点在清河埽。这一年,天成桥和圣功桥都被冲坏了,相关的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到了公元1124年四月壬子日,都水使者孟扬上奏说:“我奉命修缮了三山东桥,总共用了十五万七千八百个民工,现在即使遇到涨水也没问题了。”皇上听了,就把因为桥坏而降职的官员都恢复了原职,还把孟扬从正议大夫升为了正奉大夫。
公元1127年,宋钦宗赵桓登基。没过多久,也就是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具体日期),御史中丞许翰就上奏说:“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这父子仨,在朝廷上当官二十年了,坏事做了一大堆!他们瞎搞什么河堤工程,乱报工程数字,把老百姓累个半死,自己却搜刮了无数金银财宝。他们跟那些达官贵人和宦官王(此处应指具体宦官姓名,原文缺失)勾结在一起,升官加爵,没完没了。大河上的浮桥,每年都要重新造船,西京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怕被抓去修桥。孟昌龄还搞了个什么‘三山之策’,想改变黄河水流,说能省下百年修桥的钱,结果几年下来,路还是那样,老百姓却死了成千上万,附近的州县都破败不堪。他提拔官员全看给不给钱,那些富商巨贾都争着给他送礼,巴结他,就算人不在朝廷,也能得到爵位赏赐。每次搞工程,他们都中饱私囊,贪污无数,那些监察官员都查不出来。皇上您正要整顿朝政,建立功勋,不先把孟昌龄父子这帮家伙收拾了,怎么向天下人交代?我请求查抄他们的赃款,依法惩处他们!” 皇上听了,就把他们都罢官了:孟昌龄去外边的宫观待着,孟扬继续管着都水监的事,孟揆等修桥造船的事结束后再处理。许翰又请求查账,查抄他们的赃款,皇上就同意了,把孟昌龄降为中大夫,孟扬和孟揆都降为中奉大夫。
到了三月丁丑(具体日期),西京的转运司上奏说:“我们这儿每年修河堤的民夫有三万人,修沟渠的有18000人。因为连续几年收成不好,加上盗贼四起,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请求减少民夫的数量。”皇上就下令减少八千人。
汴河啊,从隋朝大业年间开始,就疏通了济渠,把黄河的水引到淮河,到了唐朝,改名叫广济河。宋朝定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边作为汴河的起点,接受黄河的水,然后流向淮河、泗河。每年从春天到冬天,都要在河口调节水位,保持六尺深,这样才能让载重的大船通行。每年从长江、淮河、湖泊、浙江运来的粮食就有几百万石,还有东南地区各种各样的特产,宝贝无数,多得数不清。此外,还有西山运来的柴火,用来供应京城粮食,支援河北的紧急需求,全国各地都依赖它呢!所以,在所有河流中,汴河是最重要的。它的水位深浅都有标准,还专门设有官员管理,都水监负责全面监督。但是黄河的走向经常变化,所以河口每年都要调整;一调整就要测量地形,勘察水势,重新开凿河口来应对。每年春天一开始就要调动好几个州的百姓来干活,耗费巨大,很多民工都累死淹死了。而且官吏还趁机捞好处,所以京城经常面临决堤泛滥的危险。
公元961年春天,也就是宋太祖建隆二年,开凿了索水,让它和须水汇合后流入汴河。962年十月,皇帝下令说:“汴河沿岸各州县的官员,每年春天都要组织百姓在河岸两边种榆树和柳树,用来加固堤防。”
公元977年七月,开封府报告说:“汴河水泛滥,冲坏了开封的大宁堤,淹没了百姓的田地,庄稼都受灾了。”皇帝下令调集怀州、孟州的民夫三千五百人去修补。978年正月,又调派了一千名士兵去修整河口。六月,宋州报告说:“宁陵县河水泛滥,堤坝决口了。”皇帝下令调集宋州、亳州的民夫四千五百人,还派了使臣监督工程。979年八月,汴河又在宋城县决堤,于是调动宋州各县的民夫三千五百人去堵塞缺口。
公元991年6月,黄河在浚仪县决堤了。皇上坐着步辇从乾元门出来,宰相和枢密使都出来迎接他。皇上说:“东京驻扎着几十万军队,住着上百万户人家,全国的漕运,都依靠这条河,我怎么能不亲自过问呢!” 皇上的车驾陷进了泥里,走了百多步,跟随的官员们都吓坏了。殿前都指挥使戴兴赶紧跪下请求皇上返回,然后亲自扶着步辇把皇上从泥里抬了出来。皇上就下令让戴兴带领几千士兵去堵决口。太阳还没落山,水势就平息了。皇上这才下车休息,御膳房送来了饭菜。皇子、大臣们个个都弄得泥水一身。浚仪县令宋炎吓得逃跑了,不敢露面,皇上特地赦免了他的罪过。 这个月,黄河又在宋城县决堤了,皇上调集了附近县的两千民夫去堵。
公元995年9月,皇上说汴河每年要运送江淮地区的几百万石粮食到京城,就问身边的官员汴河的疏浚情况,让参知政事张洎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向他汇报。张洎说:
大禹治理黄河,从积石山一直疏导到龙门,然后往南到华阴,再往东到砥柱山;继续往东到孟津,再往东经过洛汭,最后到达大伾,也就是今天的成皋,也有人说是黎阳山。当时黄河泛滥成灾,危害特别大,大禹就在贝丘的地方开凿了两条支流,来分流黄河的水:一条支流从舞阳县东边引出来,注入漯水,然后水流向东北,在千乘县流入大海,这就是今天的黄河;另一条支流沿着西山开凿,利用地势高低,避免水流漫溢,沿着碣石山进入渤海。《尚书》里说的“北过降水,至于大陆”,降水指的是浊漳水,大陆指的是邢州钜鹿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意思是说黄河在魏郡贵乡县界分成九条支流,一直流到沧州,现在又汇成一条河了。说“逆河”呢,是指河水相互交错汇合的意思。齐桓公为了开垦更多土地,堵塞了其中几条支流,只留下了一条,现在这条河的东界到了莽梧河。
大禹还在荥泽地区,把黄河分流出一条阴沟,引向东南,用来沟通淮河和泗水。到了大梁浚仪县西北,又再次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支流经过阳武县中牟台下,叫做官渡水;另一条支流是始皇开凿的,用来灌溉魏郡,叫做鸿沟,荥阳五出池口流出的莨菪渠也注入其中。这条鸿沟,其实就是黄河的分支,也叫莨菪渠。
汉明帝的时候,乐浪人王景和谒者王吴开始修建浚仪渠,大概就是沿着原来的河沟修的。渠修好后,水流注入了浚仪,所以就用浚仪县来命名。灵帝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用石头垒起一道门,用来堵住渠口,所以后世就称它为石门。渠的东边和济水汇合,济水、黄河和浚仪渠的水混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往东流,到敖山北边,渠水在这里又和邲水汇合了,就是《春秋》里记载的晋楚两国在邲地作战的地方。邲字也读作汳,就是“汴”字,古人为了避讳“反”字,就改用“汴”字了。渠水继续往东流,经过荥阳的北边,旃然水从县城东边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边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两个广武城,两个城相距一百多步,汴水从小涧中从两城之间流出来,而济水从此就断流了。只有汴渠的源头接受旃然水,叫做鸿渠。
东晋太和年间,桓温北伐前燕,想要疏通这条渠,但没成功。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又疏浚了这条渠,这才有了湍急的水流,但是河岸经常溃决堵塞,刘裕又进一步疏通开凿,用来漕运粮食。隋炀帝大业三年,下令让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动员河南百万男女开凿汴水,从荥泽一直开到淮河,一千多里,这才形成了通济渠。他又调集淮南十多万民夫开凿邗沟,从山阳淮河一直到长江,三百多里,水面宽四十步,之后他还亲自去视察。从那以后,全国的物资运输都方便多了。
早先孝文帝的时候,贾谊说过“汉朝把江淮地区当作供奉京师的地区”,意思是说鱼、盐、米、布,很多都出自东南地区。到了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说:“按照惯例,每年增加关东的粮食四百万斛来供应京师。”这些粮食也大多是通过这条渠漕运的。
唐朝初期,政府把通济渠改名叫广济渠。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黄门侍郎兼平章事裴耀卿上奏说:江淮地区的粮食,都是用船从长淮河西北方向逆流而上,经过鸿沟,再转运到河阴、含嘉、太原等地的粮仓。这么一算,三年下来,运送了七百万石粮食,这广济渠的效益确实很大啊!
开元末年,河南采访使兼汴州刺史齐浣觉得,江淮漕运经过淮河,水流湍急,经常有粮食沉没损失。于是他就下令疏浚广济渠的下游,从泗州虹县一直到楚州淮阴县北边八十里处,跟淮河汇合。没过多久就完工了。可是后来发现,水流太快了,船只通行非常危险,所以最后又放弃了,还是走原来的河道。
到了德宗当皇帝的时候,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四十万石粮食到关中地区。那时候,叛将李正己和田悦都驻兵徐州,控制着涡河的河口,梁崇义又堵住了襄阳、邓州之间的道路,南北漕运全部中断。于是水陆运使杜佑就建议改变漕运路线,从浚仪城西边十里处疏通南岸的河道,引水流入琵琶沟,经过蔡河到达陈州,再跟颍水汇合。这条路是秦汉时期的旧道,因为长期不用,所以淤塞不通,就像田间的小水沟,两边都长满了草,这样的话,工程量很大,效益却很小。他还说,庐州和寿州之间有一条水道,但是中间隔着一条平坦的山冈,叫做鸡鸣山,建议疏通山两边的水道,这样就能通航了,中间只需要陆运四十里就可以了,这样江、湖、黔、岭、蜀、汉地区的粮食,就能用船运下来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从白沙出发,向东走到东关,经过庐州、寿州,然后沿着颍水、蔡河,再经过琵琶沟进入汴河,就不用再走淮河那么危险的逆流路线了,比原来的路程缩短了二千里,工程量小,效益却很大。朝廷正准备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徐州那边听话了,淮河的漕运路线就通了。最后,国家安定下来,都城大梁成为四方物资汇聚之地,天下枢纽,可以控制全国,所以才选择这里建都。
汉高帝说:“我用羽檄征召天下兵马,但还没到齐。”孝文帝也说:“我刚即位的时候,也不想动用虎符征召各郡县的军队。”这就说明,当时军队主要都在地方上驻扎。只有南北军、期门郎和羽林孤儿,这些是用来保护皇帝出行和保卫皇宫的。唐朝沿袭隋朝的制度,设置了十二卫府兵,都是农民。后来府兵制度废除了,才设立神武军、神策军作为禁军,总共也就几万人,也是用来保护皇帝和保卫皇宫的。所以安禄山叛乱时,只能驱使平民百姓作战;德宗皇帝逃难时,护驾的只有四百多骑兵,真正的军队都在各地郡县。现在全国各地军队加起来有几十万人,战马也有几十万匹,都集中在京城,七个亡国的百姓也都在京城附近,比起汉朝和唐朝的京城,人口多了十倍不止!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饥荒,因为有惠民渠、金水渠、五丈渠、汴水渠等四条人工河道,互相连接,把全国各地的物资都运送到京城,船只连成一片,供应着朝廷和百姓的需要。所以才能没有物资匮乏的问题。特别是汴河,横贯中国,从黄河引水,又连接长江和湖泊,一直通到南海,全国一半的赋税和山泽的各种货物,都通过这条河运输。所以说,大禹当年疏通河道,隋炀帝开凿运河,虽然中间多次被破坏,但几百年来一直通畅,最终都为国家所用,这难道不是上天的旨意吗?
景德元年九月,宋州报告说汴河决堤,淹没了百姓的田地,冲毁了房屋。朝廷派人去修补,一个月后就完成了。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涨,皇帝下令观察水势,同时组织人力加固堤坝。工程结束后,又派人去祭祀河神。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河水涨得厉害,从开封到郑州,路都淹了。皇帝下令,派人赶紧去疏通汴河河口,降低水位。
后来水位是降下来了,但是堵塞了漕运,又得派人去疏通汴河河口。八年六月,皇帝下令:以后汴河水位上涨到七尺五寸,就立刻派三千禁军沿河巡逻,保护河堤。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建议,把汴河河道中间挖深挖宽,宽五丈,深五尺,这样就能省下修堤的钱。皇帝马上就派人去估算一下工程量,看看能不能行。
派出去的人回来后汇报说:“从泗州西边到开封府的边界,河岸宽阔,河底平坦,水流不急,不用开挖。建议只从泗州夹冈开始疏浚,需要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个劳动力,用宿州、亳州的民夫,这样可以减少七百三十一万个劳动力。还建议在河边修建踏道,加固河岸,浅的地方做成锯齿状,约束水流,让它顺着挖好的河道走。疏浚工程就用河清军和下卸军的人手,在春天放水之前,让各州的长官和属官督促施工。以后汴河淤塞了,三五年疏浚一次就行了。另外,在中牟、荥泽两县各开一条泄洪河。”皇帝都同意了。
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说:“汴河两岸都是低洼积水的地方,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河堤底部也没有排水的地方。现在汴河南岸,从明河一直到淮河,建议让转运使好好规划一下,然后向朝廷汇报。”
公元1025年,也就是仁宗天圣三年,黄河水位下降,汴河水也变浅了,朝廷特地派人疏通河道,让黄河水能顺利流入汴河。到了第二年,1026年,黄河水位暴涨,河堤岌岌可危,大家都很担心京城会被淹,皇帝下令在京城西边的贾陂冈开挖泄洪道,把多余的河水排到护龙河里去。再到1028年,负责汴河河口的官员康德舆建议说:“我去阳武桥万胜镇看了看,那里的斗门应该保留,另外三个斗门可以拆了。在祥符县北岸,最好再开个泄洪口,分流一些河水。” 同时,另一个负责汴河河口的官员王中庸想在孙村加装石坝,控制水流,皇帝也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1029年,康德舆又上奏说,河道两旁的土地被附近的农民侵占了,影响了河道的疏通。皇帝下令限期一个月,让这些农民自己把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官府。到了1043年,皇帝派人去中牟县治理河堤。第二年,也就是1044年八月,黄河水位下降,船只都无法通行,朝廷命令河渠司从河口开始疏浚河道,并且规定以后每年都要进行这样的清理工作。以前,如果河水上涨超过七尺五寸,京城就要调集禁军、八作的工匠和负责河堤的士兵,大家一起扛土加固河堤。坚持五天,朝廷会发钱犒劳他们,叫做“特支”。但有时候河水涨了好几次,每次防洪都不到五天就结束了,士兵们疲惫不堪,却领不到应得的赏钱。所以,从1044年七月开始,朝廷规定每天都给参与防洪的士兵发钱,虽然钱不多,只有以前“特支”的十分之一,但士兵们还是比较满意。第二年,朝廷又派人去黄河沿岸考察,了解一下河道的利弊。
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汴河水位下降,水流缓慢,严重影响了漕运。负责水利的官员上奏说:“黄河从应天府到泗州,河道笔直,水流湍急,没有阻碍。只有从应天府到汴河河口这一段,河岸宽阔,水流浅漫,应该把河道宽度限制在六十步,这样就能建造木质河岸,缩小河道,让水流更深更急。砍伐岸边的树木就能提供足够的木材。” 于是皇帝下令开工,但是很多人反对这个方案。宰相蔡京上奏说:“祖宗时代就曾经做过缩小河道的事,现在老百姓都喜欢反对这种事情,最好别听他们的。”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木材不够了,只好招募老百姓提供各种木材。河岸建成后,反对的声音才逐渐消失。以前河道弯曲,水流不畅,经常发生船只搁浅和沉没的事故,现在都改造成笔直平坦的河道,船只通行非常方便。
熙宁四年,政府在訾家口开凿新的河道,用了四万民工,干了一个月才完工。结果三个月不到,河道就淤塞了,于是又重新开挖旧河道,这次用了万名民工,四天才让河水稍微通畅一些。有个叫应舜臣的人,他认为新的河口位置不好,应该在孤柏岭下,那里是河流的冲要之地,方便长期使用,不应该轻易更改。水大的时候可以用闸门控制水量,水小的时候可以开挖辅助渠道,从下游引水补充。王安石觉得他的建议很好。
熙宁五年,之前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曾经就汴河问题上奏说:国家漕运,主要依靠河渠。建国初期,开凿了三条河道,用于漕运,后来规定了每年的上缴粮食数量: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运送的粮食,只够供应太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只有汴河专门运输粳米和小麦,这是国家大仓的主要储备。现在依靠官府粮仓吃饭的人,不只是军队,还有京师的百姓,数量以亿万计,大部分人都依靠军队的余粮来填饱肚子,所以国家对漕运非常重视。因此,汴河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和普通的沟渠水利工程相提并论。近些年来,广济河已经废弃不用了,而惠民河的粮食也运不到大仓,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都依靠汴河。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汴河的利害关系,不断提出修改方案,我担心这样下去,汴河会越来越糟糕。这是国家的大事,不是小事,希望陛下能够仔细考虑,长远规划,巩固国家的根本。张方平的这些话,正合王安石的心意。
熙宁六年夏天,都水监丞侯叔献请求利用汴河淤积的土地开垦荒田,王安石大力支持。结果河水多次泄放,甚至出现断流的情况,大型官船民船都无法通行,甚至还有船只被损坏。皇帝看到百姓不满,就下令让都水监进行分析,并下诏让三司和府界提点官一起前往视察。十一月份,范子奇建议:冬天不要关闭汴河河口,让长江的漕运船只直接进入汴河,运到京城,取消运输船只。王安石也同意这个建议。皇帝下令让汴河的官员一起商议,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高丽进贡时,就沿着汴河直达京城了。
话说七年春天,黄河水涨得厉害,河水漫溢,把堤坝都冲坏了。到了八月,御史盛陶觉得汴河开凿两个河口不太合适,就派都水监的副监宋昌言去看看那两个河口的具体情况,还下令通知负责汴河河口的官员王珫一起过去。王珫说,訾家口的水流占三分,辅渠占七分。宋昌言建议堵上訾家口,留下辅渠。当时韩绛和吕惠卿当政,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过了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又当宰相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石(字叔献)就提了个建议:“之前疏浚汴河,从南京到泗州,河道都挖深了三尺到五尺。可是虹县以东,有三十多里的河段全是石头,根本挖不动,请求允许招募民工进行修缮。”皇上就下令统计一下工程需要的人力和粮食,然后汇报上来。到了七月,王安石的弟弟又说:“每年都在汴河上开凿新的河口,弄出个什么‘生河’,侵占了老百姓的田地,还征调民夫干活。现在只用訾家口,就能减少上万的人力和物料,请求减少河务管理机构‘河清’的一个指挥使。”皇上也同意了。没过多久,汴河水暴涨,水深竟然达到了一丈二尺,于是王安石的弟弟又请求暂时关闭汴河河口。
到了九年十月,皇上命令都水监测量一下疏浚汴河后河道的深浅,并且详细记录各个河段的情况。到了十年,范子渊建议使用一种叫“濬川杷”的工具来疏浚河道,计划六月开工,他自认为这个方法效果肯定很好,还特意提出一个方案:“等今年冬天疏浚工程结束后,就把这些‘濬川杷’、船只等工具分发到各个河段。等河口关闭后,派人检查河道淤塞的情况,等到春天河水上涨的时候再继续疏浚。”总的来说,这些方法都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后来,大规模的清淤汴河的工程才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