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字伯修,是河北正定人。他爹苏志道,当过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那会儿和林地区闹大饥荒,他爹凭借着优秀的才能,施行了有效的救荒措施,当时大家都说他是个能干的官员。苏天爵呢,是从国子监的学生考出来的,而且是第一名!然后就当官了,先是从仕郎,接着是大都路蓟州判官。后来他爹妈先后去世,他得守孝,守孝期满后,被调到功德使司当照磨。到了泰定元年,他又被调到翰林国史院当典籍官,后来又升了应奉翰林文字。到了至顺元年,参与修撰《武宗实录》。第二年,又升任修撰,接着又升迁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这么说吧,苏天爵老家河北正定,他老爸苏志道做过大官,在岭北行中书省当郎中,那可是实打实的能吏,当年和林闹饥荒,他老爸救济灾民,政绩斐然,口碑特别好。苏天爵自己也是个厉害角色,从国子监毕业,考试直接拿了第一,妥妥的学霸!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仕途,先是从仕郎做起,后来又去了大都路蓟州当判官。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调到了功德使司当照磨。泰定元年,他被调到翰林国史院当典籍,后来官越做越大,成了应奉翰林文字。到了至顺元年,参与了《武宗实录》的修撰工作。第二年,又升了修撰,最后更是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一步一个脚印,官运亨通啊!

明年,我被派去湖北审理囚犯。湖北地处偏远,住着各种各样的人,环境又潮湿闷热,我冒着瘴气,走遍了整个地方。有些囚犯说自己冤枉,我就问他们:“官府每年来两次,你们以前为什么不说?”他们都说:“以前的审理官,都是走过场。现在听说御史来了,我们怕受刑,所以才不得不说了。”我听了,心里直叹气。我处理每件事都非常认真,即使是盛夏酷暑,晚上也点着灯,批阅文书,从不懈怠。

沅陵有个叫文甲的人,没有儿子,就抚养他的外甥雷乙。后来文甲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就把雷乙赶走了。雷乙等文甲的两个儿子长大后去卖茶,就在船上拿斧头把他们俩都砍死了,把斧头扔进水里,血还染红了衣服,痕迹都还在。事情败露后,雷乙认罪了,但地方官却因为“疑狱”把他释放了,说已经过了三年。我说:“这案子才两年半,而且也没杀成,衣服上怎么会有血迹?又是怎么知道斧头在水里的?他住的地方离案发现场那么近,怎么还说是疑狱?”于是,我又把这个案子重新审理。

常德有三个叫卢甲、莫乙、汪丙的人一起出去打工,卢甲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卢甲的弟弟是个和尚,想霸占卢甲的妻子不成,就告发卢甲的妻子和莫乙有私情,还杀了卢甲。莫乙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屈打成招,说自己杀了卢甲,还把卢甲的头砍下来扔在草丛里,尸体和凶器则扔进了谭氏家的沟里。官吏去搜查,果然找到了头骨,但是尸体和凶器却都不见了,而谭氏却伪证说曾看见一具尸体被水冲走了。我说:“就算尸体和凶器还在,现在都八年了,不可能不腐烂啊。”我把谭氏叫来审问,结果发现,卢甲生前就瞎了一只眼,她说的看见尸体被水冲走,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对官吏说:“这是疑狱,而且过了三年不止。”于是把他们都释放了。我审理案件认真细致,大多都是这种风格。

我一开始当的是监察御史,后来调到奎章阁当了个授经郎,负责教书。元统元年,我又当上了监察御史。才干了四个月,就写了45份奏章上报,内容从皇帝本人,到朝廷的各种政令、古代礼仪制度,甚至民间百姓的隐情秘事,凡是关系到国家大局、成败得失的,我都敢说。期间,我弹劾了五个人,推荐了一百零九个人。

第二年,我参与了《文宗实录》的修撰工作,升任翰林待制,接着又当了中书右司都事,还兼任经筵参赞官,负责给皇帝讲课。到了至元二年,我从刑部郎中调到御史台当都事。三年后,升任礼部侍郎。五年后,外放淮东道当肃政廉访使,那地方的纪律一下子就整顿好了,整个地区都变得井然有序。 之后我回到朝廷,当上了枢密院判官。

第二年,我改任吏部尚书,又转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然后又再次担任吏部尚书,最后升任参议中书省事。那时候,朝廷刚刚改立宰相,很多事情都松懈下来了,但是皇帝却非常想励精图治。我呢,就啥都敢说,一点都不顾忌,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心,头发都愁白了。

公元1342年,他被任命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后来又升迁为陕西行台侍御史。两年后,他被召回朝廷,担任集贤侍讲学士,同时兼任国子祭酒。他自己是从普通学生一步步升起来的,如今做了老师,所以他为人非常谨慎,认真教导学生,以身作则。

第二年,他被外派到山东担任肃政廉访使,不久又被召回集贤院,负责京畿地区的宣抚工作。他认真调查百姓疾苦,查处官吏贪污腐败,一共处理了783件案件,弹劾了949人。当时京城百姓都称赞他像包拯、韩愈那样清正廉洁。但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权臣,最终被以“不称职”的罪名罢官回家。

过了几年,皇上了解到他是被冤枉的,重新起用他,任命他为湖北道宣慰使和浙东道廉访使,但他都没来得及上任。之后,他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浙的赋税收入占全国的十七分之一,事务繁杂,但他井井有条,处理得非常细致。

公元1349年,他被召回朝廷担任大都路都总管,不久因病辞职回家。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两浙都转运使。当时盐务管理非常混乱,他采取有效措施整顿盐政,按期完成了八十万锭钞的征收任务。

公元1352年,农民起义军从淮河地区蔓延到江东地区,朝廷再次任命他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让他统兵在饶州、信州一带作战,他收复了沿途六个县城。他的军事策略周密,纪律严明,就连经验丰富的将领也比不上他。然而,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在军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他学识渊博,善于总结和记录,曾经著有《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他的文章擅长叙事,平易近人,温厚平和,自成一家风格,尤其诗歌更是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传统,留下了七卷诗稿和二十卷文稿。当时中原地区的老一辈学者大多去世了,他独自承担起传承文化和学术的重任,即使年老了,也依然孜孜不倦地讲学辩论。晚年,他又以讲解经书为己任。学者们因为他的住所,称他为滋溪先生。此外,他还著有《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辽金纪年》《黄河原委》等著作,但都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