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弼,字辅之,是女真人。他本来姓术要甲,因为读音变化,就改成了赵家,所以就姓赵了。他爸爸赵悫,是金朝威胜军节度使,死后被追谥为忠闵;他爸爸的长子赵良贵,是嵩汝招讨使;他爸爸的孙子赵谠,是许州的兵官;他爸爸的堂兄弟赵良材,镇守太原。他们全家人都为国捐躯了。
赵良弼聪明敏捷,很有才略,一开始考中了进士,在赵州当老师。元世祖在藩地的时候,召见了他,赵良弼的回答让世祖很满意。后来,在邢州设立安抚司,世祖就提拔赵良弼当幕僚长。邢州长期以来都没遇到好官,而且地处要冲,各种使者络绎不绝,老百姓都逃跑了。赵良弼很有办法,遇到棘手的事情,他就去藩邸请求世祖指示,两年间,他来回跑了六次,每次请求都得到了批准。
后来,脱兀脱当了邢州的断事官,他的手下互相勾结,陷害罢免别人,总是互相掣肘。元世祖当时正在征讨云南,赵良弼赶紧派人快马加鞭地报告了这件事,结果脱兀脱被罢官了,他的那些手下也被撤职了,邢州一下子就治理好了,人口翻了一倍。
世祖在藩地的时候,管辖关陕地区,奏请让廉希宪、商挺担任陕西的宣抚使,并让赵良弼担任参议司事。后来阿蓝答儿当权了,他害怕世祖的才能,就在宪宗面前说世祖的坏话。于是,阿蓝答儿被任命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担任参知政事,他们俩一起查抄京兆府的钱粮,严刑拷打犯人,死了二十多人,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赵良弼据理力争,语气恳切,阿蓝答儿和刘太平最终没能陷害世祖,所以宣抚司也没受到牵连。
1649年7月,世祖(顺治帝)南征,召我当参议元帅,还兼任江淮安抚使。皇上亲自擂鼓指挥,冲锋陷阵,打了五仗,全胜! 他下令禁止烧毁房屋,不杀降兵降民,走到哪儿都宣扬恩德,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过了长江以后,就去攻打鄂州,结果半路听说宪宗(崇祯帝)驾崩了,世祖就掉头北上了。
良弼这哥们儿,给我上了一份奏折,里面陈述了十二条时局要务,说的条条在理。到了卫辉府(今河南卫辉),皇上派我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去调查一下秦蜀两地老百姓的情况,看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情况摸清楚了,赶紧回来汇报:“宗王穆哥没啥坏心思,应该把西南六盘山的地盘都交给他管。浑都海在六盘山屯兵,兵强马壮,个个都想回北方,恐怕会出什么意外。纽璘统领着秦川地区的蒙古军队,深得秦蜀百姓拥护,他年轻力壮,又勇猛,而且很灵活,应该给他个高官厚禄,赶紧把兵权交给他。刘太平、霍鲁怀,现在在尚书省办事,表面上说是筹集粮饷,其实暗地里想夺取秦蜀。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几个,都领了皇上的恩惠,现在都等着皇上发号施令呢!” 皇上把我的建议都采纳了。
公元庚申年,良弼五次上书劝皇帝登基,说:“现在内外都希望大王您赶紧登基,安定天下,形势就是这样,哪能停下来呢?社稷安危,刻不容缓!” 皇上很欣赏他。皇上登基后,设立了陕西、四川宣抚司,又任命廉希宪、商挺为正副使,良弼为参议。良弼先出发,跟八位断事官商量说:“现在浑都海日夜想着往北逃,纽璘磨磨蹭蹭的不动身,应该先派使者奉上皇上的旨意催促纽璘进京,让刘太平赶紧回京兆府。” 八位断事官都同意他的意见。
到了之后,纽璘果然转移营地准备进入泾州,刘太平正准备往六盘山方向走,听到圣旨后就停了下来。后来浑都海果然叛变北逃,良弼和汪惟正、刘黑马两位宣抚使商量后,抓捕了浑都海的党羽元帅乞台不花和迷立火,把他们杀了。廉希宪和商挺担心被说成擅自杀人,就派使者进京请罪。良弼把密信交给使者,说:“开始抓捕那两个元帅的时候,只是下令把他们关起来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私下认为这样张皇失措不方便,应该赶紧杀了他们。擅自杀人的责任在我,不在宣抚司。如果皇上怪罪廉希宪他们,希望使者您把这个奏章呈上去。”皇上最终没追究,使者把奏章呈给朝廷,大家都认为良弼是位长者。于是,良弼升任陕西省参议。
四川人费寅因为私人恩怨,诬告廉希宪、商挺在京兆府有异心,列举了九条罪状,还把良弼也牵扯进去了。皇上召见良弼质问,良弼哭着说:“两位大臣忠心耿耿,绝对没有这种心思,我愿意剖开我的心来证明!”皇上还是不信。正巧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得到了王文统的密信,更加怀疑廉希宪和商挺,狠狠地责备良弼,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甚至想要砍掉他的舌头。良弼誓死不改变自己的说法,皇上这才消气,费寅最终因为反叛被杀。
1270年,朝廷派良弼去高丽负责屯田,但是良弼觉得屯田不方便,就坚决拒绝了。于是,朝廷就派他出使日本。之前,元朝初期几次派使者去日本,都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所以良弼主动请缨前往。皇帝看他年纪大了,不忍心让他去,但良弼坚持请求,最后皇帝任命他为秘书监,让他出使日本。良弼上奏说:“我的父亲和三个哥哥,都为金国战死沙场,我想请朝廷的翰林学士为他们写碑文,这样即使我死在异国他乡,也死而无憾了。”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朝廷给他配备了三千兵士护送,但他都拒绝了,只带了24个书状官同行。
船到了金津岛,岛上的人看到使船,就想举刀攻击。良弼下船上岸,向他们说明来意。金津岛守将把良弼带进板屋,用士兵包围起来,还熄灭了灯火大声喧哗,想吓唬他。但良弼一点也不慌张,泰然自若。第二天早上,岛上的太宰府官员在四面山上摆开阵势,质问使者的来意。良弼列举了他们不恭的罪行,又向他们说明了朝廷的友好意图。太宰府官员感到羞愧,请求得到国书。良弼说:“我必须先见到你们的国王,才能把国书交给你们。”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请求国书,还说:“我们国家从太宰府往东,古代的使臣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现在大元朝派使臣来到这里,却不把国书交给我们,这怎么显示你们的诚意呢!”良弼反驳道:“隋文帝派裴清来日本,你们的国王还出郊迎接,唐太宗和高宗时期,派来的使臣都能见到你们的国王,为什么大元朝的使臣就不能见你们的国王呢?”
他们不断索要国书,双方反复争论了几次,甚至还用兵力威胁良弼。但良弼始终不肯交出国书,只给他们看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后来,他们又声称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前来索要国书。良弼说:“如果见不到你们的国王,你们可以拿我的脑袋回去,但国书是绝对拿不到的!”日本方面意识到无法强迫良弼,就派了十二个使者入朝进贡,还派人护送良弼到了对马岛。1277年五月,良弼从日本回国,觐见皇帝。皇帝询问事情的经过,说:“你真是不辱使命啊!”
后来,皇帝打算讨伐日本,三次询问良弼的意见。良弼说:“我在日本住了超过一年,了解了他们的民风民俗,他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不知道什么叫父子之情,上下尊卑之礼。他们的土地多山多水,没有可以耕种的地方,即使得到他们的人民也无法役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会使国家更加富裕。况且,水师渡海,海风难以预测,风险难以估量。这无异于用我们宝贵的人力,去填补一个无底的深渊,我认为不应该出兵。”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良弼升任枢密院佥书。当时丞相伯颜正准备攻打南宋,良弼就建议说:“南宋的重兵都集中在扬州,咱们应该先派大军攻打钱塘(杭州)。”后来,战争的进程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他还建议说:“南宋要是灭亡了,江南的读书人大多会荒废学业,咱们应该设立经史科来培养人才,同时制定法律法规来整治那些贪官污吏。”这些建议最后都被采纳了。
皇上有一次很随意地问良弼:“高丽虽然是个小国家,但他们的工匠和棋艺高手都比我们汉人强,就连读书人也都精通经书,学习孔孟之道。而我们汉人只顾着交税和吟诗作赋,这算怎么回事啊!”良弼回答说:“这并不是读书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家提倡什么。国家要是提倡诗赋,人们自然就会去搞诗赋;要是提倡经学,人们也会去钻研经学。”
良弼多次因为生病请求辞官,到了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终于得到皇帝的恩准,让他到怀孟(今河南省境内)养老。良弼在温县有个庄园,有三千亩地,他把这三千亩地分成了两部分,六百亩给了怀州的学堂,一千四百亩给了孟州的学堂,永久地作为学堂的经费,用来供养学生们。因为他自己出身寒微,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不忘本。有人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良弼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人的天性容易冲动而难以控制,尤其愤怒最为厉害。必须克制自己,才能控制住怒气;必须顺应道理,才能忘记怒气。能够忍耐难以忍耐的事情,容忍难以容忍的人,事情就能成功了。”至元二十三年,良弼去世,享年七十岁。朝廷追赠他为“推忠翊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为韩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良训后来做了陕西平章政事。
赵璧,字宝臣,是云中怀仁人。元世祖做亲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召见了他。世祖直接称呼他为“秀才”,连名字都不叫,还赏赐给他三个仆人,并给他发放薪水,还亲自为他设计衣服,看到试穿不合身,就立刻修改,对他特别的宠爱,这是前所未有的。世祖还派他四处奔走,聘请名士王鹗等人。又命令十个蒙古学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世祖还命令赵璧学习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有时甚至在马上听赵璧讲解,因为赵璧讲解的条理清晰,世祖对他非常欣赏。
元宪宗登基后,召见张璧询问治理天下的方法。张璧说:“皇上,应该先诛杀那些最坏的近侍。”宪宗听了很不高兴。张璧出来后,世祖忽必烈对他说:“张秀才,你真是胆子够大的!我都替你捏了一把汗!” 有一天,断事官牙老瓦赤拿着他的官印来问皇上:“这是先朝赐给我的印信,现在陛下登基了,是继续用这旧印,还是换个新的?”当时张璧也在旁边,他直接质问牙老瓦赤:“用不用你的印,那是皇上说了算,你竟然敢拿印信来问?” 说完,他夺过牙老瓦赤的印章,放在皇上面前。皇上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朕也做不了这个主。” 从此以后,牙老瓦赤就再也没用过那个印章了。
壬子年,张璧被任命为河南经略使。河南有个刘万户,贪婪淫乱,残暴凶狠,当地人结婚嫁娶,都得先给他行贿,他收了钱才肯办事,大家都叫他“翁”。他的同党董主簿更是仗势欺人,强抢民女,三十多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都遭了他的毒手。张璧到任后,查办了他们的罪行,立刻把他们处死,并将被抢的女子全部送还。刘万户大吃一惊,当时正下着大雪,他便去探望张璧,假意慰问,还摆酒祝贺说:“经略大人刚到任就铲除奸邪,这大雪真是祥瑞啊!”张璧说:“像董主簿那样的人,恐怕还有不少,等把他们都杀光了,祥瑞才会真正到来!”刘万户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就病倒了,不久就死了,当时的人都说是被吓死的。
己未年,元朝攻打宋朝,张璧被任命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元军包围了鄂州,宋朝的贾似道派使者来求和,张璧请求前去会谈。世祖忽必烈说:“你登上城楼,一定要仔细观察我的旗帜,如果旗帜动了,就赶紧回来。”张璧登上城楼,宋将宋京说:“如果北军要撤兵,我们愿意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为界,并且每年进贡白银、绢匹各二十万。”张璧说:“如果你们在元军到达濮州的时候提出这个请求,或许还能考虑,现在已经渡过长江了,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贾似道现在在哪里?”这时,张璧正好看到世祖的旗帜动了,于是说:“等以后再谈吧。” 就回去了。
元宪宗驾崩后,世祖皇帝继位。中统元年,他被任命为燕京宣慰使。当时支援蜀军的军需物资已经耗尽,而北方又要用兵,他精心策划运输补给,使得军需物资源源不断。中书省设立后,他被授予平章政事,朝廷想给他加封答剌罕的称号,但他坚决推辞了。第二年,他跟随大军北征,之后奉命返回燕京,并兼任大都督,统领各路军队。同年,朝廷开始制定太庙雅乐,乐工党仲和、郭伯达因为精通音律被选中,却因为牵扯到伪造钱币案而被关进监狱。他认为:“太庙雅乐,是祭祀时使用的,是皇上用来表达孝心和不忘根本的,怎么能因为牵连无辜而耽误雅乐的制作呢!”于是上奏请求赦免他们。
中统三年,李璮在益都叛乱,他跟随亲王合必赤讨伐叛军。李璮已经占据了济南,各路军队都缺粮少食,他从济河弄到粮食和牲畜供应军队,士气大振。至元元年,新的官制实行,他被加封为荣禄大夫。皇帝想要起草一份讨伐宋朝的檄文,好几个执笔的人都写得不好,达不到皇帝的要求,于是皇帝就召见了他来写。檄文写好后,皇帝非常高兴地说:“只有秀才你才真正理解我的意思!”然后,他被提升为枢密副使。六年,宋朝的守将派人来秘密商议投降事宜,皇帝命令他前往鹿门山都元帅阿术的营地密商此事,并让他兼任汉军都元帅府事。
宋将夏贵率领五万大军,带着三千艘装满粮草的船只,从武昌逆流而上,前来救援襄阳。当时汉水水位暴涨,他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等待。夏贵果然在半夜偷偷地溯流而上,他骑马从鹿门出发,走了二十多里,突然发动伏兵,夺取了五艘粮船,大声喊叫:“南方的船队被打败了,我们的水军应该赶紧进攻!”夏贵吓得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早上,阿术到达,率领将士渡过江西追击夏贵的骑兵,他则率领水军万户解汝楫等人追击夏贵的船队。双方在虎尾洲展开激战,夏贵大败而逃,许多士兵溺水而死,我军缴获战舰五十艘,俘虏将士三百多人。
高丽国王被自己的臣子林衍赶跑了,皇帝把王召回,还给他升了官,让他当了中书左丞,还让他和国王一起,负责东京等地的中书省事务,并且在平壤集结军队。这时候林衍已经死了,王跟皇帝说:“高丽搬到江华岛已经好多年了,表面上虽然低三下四地进贡,实际上却仗着地势险要,所以那些权臣根本不怕,竟然敢赶走他们的国王。现在林衍虽然死了,但国王其实没有罪过,如果朝廷派兵护送国王回去,让他恢复在旧都的统治,就能安定军队,安抚百姓,这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派人把这事儿禀报了皇帝,皇帝同意了。
同行的人分到了高丽的美女,王得到三个,后来都把她们送回去了。军队回来后,他又升官了,当上了中书右丞。冬天祭祀太庙的时候,负责祭祀的人弄丢了黄色的幔帐,后来在神厨灶台底下找到了,已经脏得不行了。皇帝听说后,非常生气,说:“这太不敬了,该杀头!” 王说:“法律规定,这种事只用打板子。” 那个人这才没死。十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十三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元大德三年,追赠大司徒,谥号忠亮。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仁荣,担任归德府同知;另一个叫仁恭,担任集贤直学士。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叫崇,是郊祀署令;另一个叫弘,是左藏库提点。
商挺,字孟卿,是山东曹州济阴人。他祖上原来姓殷,为了避开宋朝皇帝的名字才改的姓。他父亲商衡,曾经是陕西行省的员外郎,后来战死了。商挺二十四岁那年,汴京破了,他就往北跑,投奔了冠氏的赵天锡,还跟元好问、杨奂他们一起玩儿。后来东平严实请他去做儿子的老师。严实死了以后,他儿子严忠济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又请商挺去做经历,后来还外派他去曹州当判官。没多久,他又被请回去当经历,帮着严忠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一年是癸丑年,忽必烈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分到了京兆尹的地盘儿,听说商挺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到盐州去。商挺见了忽必烈,按照规矩行礼,只字不提自己的名字。有一次陪忽必烈吃饭聊天,商挺就说:“我刚来的时候,李璮在朐山城里据守,东平府应该给前线送一万石粮食。可是从东平到朐山,十石粮食大概只能运到一石,而且路上还可能因为下雨耽误,要是送晚了,可是要杀头的。不如把粮食送到沂州,让李璮的军队自己去取,这样方便得多。”忽必烈说:“你这么爱护百姓,我怎能不重用你呢!” 后来杨惟中被任命为关中宣抚使,商挺就做了他的郎中。因为战乱,关中八州十二县,户口不到一万,大家都惊慌失措,愁眉苦脸的。商挺帮助杨惟中,提拔有才能的人,罢免贪官污吏,明确上下尊卑,解决积压的问题,制定规章制度,追究主簿的责任,印制纸币,发放俸禄,鼓励务农,减轻赋税,疏通物资流通。不到一个月,老百姓就安定下来了。他还诛杀了一个大恶霸,那些官吏都害怕了。他还请求减免关中一半的常年赋税。第二年,杨惟中离职了,廉希宪来接替他,商挺就被提升为宣抚副使。
丙辰年,朝廷征集京兆府的军需物资,要一万匹布、三千石米、三千段帛,还有相应的器械,运送到平凉军。时间紧迫,当地百姓非常害怕。商挺说:“别的都好办,就这运送千里粮食,会耽误农时啊!” 郿县有个姓王的县令,是平凉人,商挺把他叫来商量,对方说:“不用官府运送,我家有存粮,可以用我的粮食代替。”商挺非常高兴,付了钱给他,其他的物资也按时送达。后来商挺又兼管怀孟地区,那里的政务也治理得很好。丁巳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阿蓝答儿负责河南和陕西的财政。戊午年,宣抚司被撤销,商挺就回到东平了。
唐宪宗皇帝亲自带兵打蜀地,元世祖忽必烈正准备率军进军鄂州和汉阳,军队驻扎在小濮的时候,忽必烈召见刘秉忠询问军事情况。刘秉忠直接说:“蜀地的道路险峻遥远,皇帝您不应该轻易出动。”忽必烈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说的正合我意。”
后来唐宪宗死了,忽必烈就往北回师,路上派张文谦去和刘秉忠商量事情。刘秉忠说:“军队里一定要严格执行信符制度,以防奸诈小人作乱。”张文谦赶紧追上去把这话告诉了忽必烈。忽必烈这才恍然大悟,骂道:“竟然没有人提醒我这件事,如果不是你刘秉忠,我的大计就要失败了!”他立刻派使者到军队里去下达命令,严格执行信符制度。
没过多久,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到了军营,忽必烈立刻下令将其逮捕处斩。之后,忽必烈召刘秉忠北上开平,刘秉忠和廉希宪一起秘密商议大事。
元世祖刚登基,刘整就上奏说:“南方的军队应该回来护卫皇帝,西方的军队应该就地驻扎。”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然后任命廉希宪和刘整分别负责安抚陕西和四川。中统元年夏天五月,刘整到了京兆(今西安)。哈剌不花,那是征讨四川时有名的将领,浑都海曾经当过他的副手,当时驻扎在六盘山,正准备带兵去支援阿里不哥。刘整对廉希宪说:“对付六盘山的哈剌不花,我有三个计策。第一,集中精锐部队,直接攻打京兆,这是上策;第二,在六盘山集结兵力,伺机而动,这是中策;第三,全副武装北上,去支援和林的阿里不哥,这是下策。”廉希宪问:“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刘整说:“他一定会选择下策。”结果还真被他料中了。
于是,刘整和廉希宪商量好,命令八春和汪良臣带兵去抵挡哈剌不花。具体情况,你们可以去看看《廉希宪传》。六盘山的军队北上后,阿蓝答儿又从和林带兵南下,在甘州和哈剌不花、浑都海相遇。哈剌不花因为和阿蓝答儿意见不合,就带兵北撤了,阿蓝答儿于是就和浑都海合兵南下。这时,诸王合丹率领骑兵和八春、汪良臣的部队会合,分成三路拦截他们。战斗开始后,刮起了大风,黄沙漫天。汪良臣命令士兵下马,用短兵器攻击敌军左翼,然后绕到敌军后方,打乱了敌军的右翼,随后杀出重围。八春则从正面猛攻,合丹率领精锐骑兵截断敌军的退路。在甘州东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阿蓝答儿和浑都海都被杀死了。
这件事上报后,皇帝非常高兴,说:“刘整啊,真是古代名将商鞅、孟尝君那样的良臣啊!” 皇帝下令把宣抚司改名为行中书省,提升廉希宪为右丞,刘整则被提升为行省佥事。
两年后,他升职当上了参知政事。当时宋朝将领刘整带着沪州投降,还带着好几百个以前投降宋朝的人一起过来。军队里的官员都建议把这些人杀了杀杀威风,但他却极力上奏请求皇帝赦免他们。
兴元府的判官费寅犯了罪,害怕被杀,就借着修城墙的事,在朝堂上告了挺和希宪。皇帝把他叫到便殿,问他:“你在关中和怀孟两地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怎么却总是听到一些不好的评价呢?是因为你的同僚有人故意打压你吗?还是你官位高了,就懈怠了?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议论王文统,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他回答说:“我一向了解王文统这个人,以前还和赵璧讨论过他,我想陛下应该还记得。我在秦州三年,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有些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如果事情成功了就归功于自己,事情失败了就推卸责任给别人,我绝对不敢那样做,请陛下处罚我吧!”他说完就出去了。皇帝转头对驸马忽剌出、枢密副使合答等人说,数了数他的功劳,足足有十七件,然后叹息道:“他功劳这么大,还自己说有罪,这样的人,还有谁愿意为朕卖力呢!你们都记住了!”四年后,皇帝赐给他金符,让他去四川担任行枢密院事。
元至元元年,他又升任参知政事。他建议修订辽史和金史,并推荐王鹗、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皇帝非常赞同。第二年,他被派去河东地区处理政务,不久就被召回。第三年,皇帝开始重视经学,他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一起编纂了《五经要语》二十八类,呈献给皇帝。第六年,他升任同佥枢密院事;第七年,升任佥书;第八年,又升任副使。他负责管理军队伙食,确定军官的品级,发放军吏的俸禄。他还安排四千人屯田,开垦了三万亩土地,用收成来供应禁军。他还裁撤了三万户战斗力不足的军户,那些只有一丁壮劳力的户也都被裁撤了;他调整了丁壮和土地的比例,让财力能够相互补充,组建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九年的时候,皇帝封忙阿剌为安西王,给他建立了王府,并且任命挺担任王相(相当于宰相)。
十四年,皇帝下令安西王北上征战。安西王对挺说:“关中地区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你可以全部都改改。”挺就建议说:“延安有几千民兵,应该让李忽兰吉去训练他们,以防万一。”没过多久,秃鲁就叛乱了,用延安训练好的那些兵去打仗,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挺还向安西王上奏了十条建议,分别是:睦邻友好,安定民心,顺应民意,防患于未然,改善民生,统一权力,澄清吏治,谨慎治理,巩固根本,体察民情。安西王非常高兴,还设宴款待他。后来安西王去世了,王妃就让挺去朝廷请求旨意,想让她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皇帝说:“他年纪还小,祖宗的教诲还没学到手呢,你先继续管理王相府吧。”
一开始,运使郭琮和郎中郭叔云跟王相赵炳不对付。有人告发赵炳犯法,皇妃下令把他关进六盘狱,结果赵炳死在了里面。朝廷怀疑是郭琮和郭叔云私自杀了他,就把他们俩抓起来审问,他们也承认了罪行,这件事都记载在《赵炳传》里。一开始,跟商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王府的女仆奚彻彻,因为参与了郭琮和郭叔云的阴谋,在临刑前为了求活,才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些跟商挺和他儿子商谳有关的话。
皇帝很生气,把商挺叫来,搜查了赵炳的家,还把商挺的儿子商谳抓进了监狱。皇帝问赵炳的儿子:“商孟卿,这个老书生,可以让他和其他儒生一起评判商挺的罪行。”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上奏说:“臣是宋儒,不知道商挺过去的功劳能不能抵消现在的罪过?”皇帝不高兴地说:“这是同类互相帮助的说辞啊!”符宝郎董文忠上奏说:“梦炎不知道商挺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他说了商挺以前拥戴朝廷的功劳。”皇帝沉默很久,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董文忠回答说:“我亲眼没看见,但确实听说过,杀人的阴谋,商挺没参与。”皇帝没说话。
十六年春天,皇帝下令:不能完全以商挺无罪释放他,要抄没他的家产。那年冬天,商挺和商谳才被释放。二十年,商挺又当上了枢密副使,不久因为生病就辞官了。二十一年,赵炳的儿子又告状说他父亲冤枉,商挺再次被关押,一百多天后才被释放。二十五年,皇帝问中丞董文用:“商孟卿今年多大年纪了?”董文用回答说:“八十岁了。”皇帝很惋惜他的年纪大了,又感叹他身体还这么硬朗。那年冬天十二月份,商孟卿去世了。他写了一千多首诗,尤其擅长隶书。延祐初年,追赠他为推诚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号文定。他有五个儿子:商琥、商璘、商瑭、商瓛、商琦。
琥字台符,元朝至元十四年,因为姚枢和许衡的推荐,他被任命为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当时建康有个叫汤氏的富人,驻扎在建康的士兵因为贪图他的钱财,就跑到他家扔武器,诬陷他造反。琥知道他是冤枉的,就治罪了诬陷的人,把汤氏放了。后来,华亭蟠龙寺有个和尚思月策划叛乱被抓,他的同伙放火抢劫,百姓非常恐慌,琥立刻杀了叛乱的首领。有些文官和法吏责怪琥擅自杀人,行台中丞张雄飞却说:“江南地区刚刚经历战乱,到处都是盗贼,难道还要拘泥于常规做法吗?要御史台做什么呢?”那些官吏的议论才平息下来。
杜万一这个妖贼在都昌称王称帝,闹事作乱,行台命令琥去调查审问。关押的胁从人员挤满了监狱,琥都因为他们是被误导的而释放了。杜万一的同伙还有很多在逃窜,琥就张贴告示招安他们,没过三天,他们就都来了。至元二十七年,琥被征召,升任中台监察御史。当时发生了地震,琥上书说:“汉文帝时也发生过地震,但并没有什么灾祸,这是因为他自己以德化民,所以才没有灾难。”然后他列举了汉文帝时期的治国方略。他还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立法和用人这两点。法律不能只制定,还需要人去执行,人不能滥用权力,必须选择贤能的人。”于是他推荐了十几个天下名士。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这些人全部召来任用,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至元三十年,琥升任国子司业,后来去世了,留下《彝斋文集》。
瑭字礼符,当过右卫屯田千户。一年多后,他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侍奉父母,那时他才三十二岁。后来回到家乡,盖了一座房子,叫做“晦道堂”,这是因为他家七世祖宗弼,在宋仁宗时做过太子中舍人,五十岁辞官时也盖过一座叫“晦道堂”的房子。
琦字德符,元朝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召他入宫侍卫。仁宗皇帝在东宫时,他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后来调任大名路治中,但他没有去赴任。皇庆元年,他被任命为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四年,他升任侍读官、通奉大夫,赏赐白银二万五千贯。泰定元年,他升任秘书卿,后来因为生病辞职回家,最终去世了。琦擅长画山水画。他曾经出使蜀地,为人正直,秉公办事,廉洁奉公,秋毫无犯。
赵良弼,字辅之,是女真人。他原本姓术要甲,因为读音变化,就改姓赵了。他爸爸赵悫,是金朝威胜军节度使,死后被追谥为忠闵;他爸爸的大儿子赵良贵,是嵩汝招讨使;他爸爸的孙子赵谠,是许州的兵官;他爸爸的堂兄弟赵良材,守卫着太原。他们全家人都为国捐躯了。
赵良弼这个人聪明敏捷,很有才干,一开始考中了进士,后来在赵州当老师。元世祖在当藩王的时候,就召见过他,赵良弼的回答让世祖很满意。后来在邢州设立安抚司,世祖就提拔赵良弼当幕僚长。邢州长期以来都找不到好官,而且地处要冲,各种使者络绎不绝,老百姓都逃跑了。赵良弼很有办法,遇到事情需要协调的时候,他就去藩王府请求指示,两年里,他来来回回去了六次,每次请求都得到了批准。
后来,一个叫脱兀脱的人当了邢州的断事官,他的下属们互相勾结,陷害别人,互相掣肘,搞得一团糟。当时元世祖正要征讨云南,赵良弼就赶紧派人报告了这件事,结果脱兀脱被罢官,他的那些下属也被撤职了,邢州一下子就治理好了,人口翻了一倍。
元世祖当藩王的时候,管辖着关陕地区,上奏朝廷让廉希宪、商挺负责陕西的宣抚事务,并让赵良弼参与其中。后来,阿蓝答儿当权了,他害怕元世祖的才能,就在宪宗皇帝面前说世祖的坏话。于是,阿蓝答儿被任命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当参知政事,他们俩一起查抄京兆府的钱粮,严刑拷打犯人,死了二十多人,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赵良弼极力为世祖辩解,说话恳切诚恳,阿蓝答儿和刘太平最终也没能找到世祖的罪证,所以宣抚司什么事都没有。
1649年七月,顺治皇帝南下征讨,召见我,让我参与军机大事,还兼任江淮安抚使。皇帝亲自擂鼓呐喊,冲锋陷阵,打了五仗,全胜。他下令禁止烧毁房屋、杀害降民,走到哪儿都宣传恩德,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大军渡过长江后,攻打鄂州,这时听说崇祯皇帝驾崩了,顺治皇帝就调转马头往北回师。
良弼这时候向皇帝陈述了十二条国家大事,说的都很有道理。回到卫辉府后,皇帝派我到京兆府去调查了解一下陕西、四川的老百姓的情况和想法,不到一个月,我就把详细的情况汇报上去了。我说:“宗王穆哥没有二心,应该把西南六盘山一带都交给他管辖。浑都海在六盘山屯兵,兵强马壮,个个都想回北方,恐怕会出乱子。纽璘统领陕西、四川的蒙古军队,深得秦蜀百姓拥戴,他年轻骁勇,容易争取,应该给他高官厚禄,尽快解除他的兵权。刘太平、霍鲁怀,现在在尚书省办事,表面上说是在筹集粮饷,实际上却有夺取陕西、四川的野心。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都蒙受了皇恩,正等着皇帝的吩咐呢。”我的建议都被皇帝采纳了。
1650年(庚申年),良弼五次上书劝皇帝早日登基,说:“现在内外都希望大王您赶紧登基,安定天下,形势就是这样,哪能停下来呢?社稷安危,刻不容缓!” 皇帝很欣赏他。皇帝登基后,设立了陕西、四川宣抚司,任命廉希宪、商挺为正副使,良弼为参议。良弼先出发,和八位断事官商议说:“现在浑都海日夜想着北归,纽璘却磨磨蹭蹭不肯马上出发,应该先派使者奉上皇上的旨意催促纽璘进京,让刘太平赶紧回京兆府。” 八位断事官都同意他的意见。
到了之后,纽璘果然转移营地准备进入泾州,刘太平正要往六盘山方向走,听到圣旨后就停下了。后来浑都海果然叛乱北归,良弼和汪惟正、刘黑马两位宣抚使商量后,下令逮捕并处死了浑都海的党羽元帅乞台不花和迷立火。廉希宪和商挺担心被说成擅自杀人,就派使者进京请罪。良弼把密信交给使者,说:“开始逮捕那两个元帅的时候,只是下令先关押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私下觉得这样张皇失措不方便,应该赶紧处决他们,擅自杀人的责任在我,不在宣抚司,如果皇上怪罪廉希宪他们,希望使者您把这份奏章呈上去。” 皇帝最终没有追究,使者把奏章呈给朝廷,大家都认为良弼是个长者。于是,良弼升任陕西参议,负责陕西省政务。
四川人费寅因为私人恩怨,诬告廉希宪、商挺在京兆府有异心,列举了九条罪状,并把良弼也牵扯进去。皇帝召见良弼质问,良弼哭着说:“两位大臣忠心耿耿,绝对没有这样的心思,我愿意剖开我的心来证明!” 皇帝还是不信。恰逢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得到了王文统的密信,更加怀疑廉希宪和商挺,严厉责备良弼,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甚至想割掉他的舌头。良弼誓死不改变自己的说法,皇帝这才消气,费寅最终因为反叛而被处死。
1270年,朝廷派良弼去高丽负责屯田,但是良弼觉得屯田不方便,就坚决推辞了。 后来,朝廷就派他出使日本。之前元朝几次派使者去日本,都没什么结果,所以良弼主动请缨。皇上看他年纪大了,本来不同意,但良弼再三请求,最后皇上就让他去了,还给了他秘书监的官职。 良弼上奏说:“我的父亲和三个哥哥都为金国战死,我想请朝廷的翰林学士为他们写碑文,这样就算我死在异国他乡,也没什么遗憾了。”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朝廷给他配了三千兵士,但他都拒绝了,只带了24个书状官就出发了。
船到了金津岛,岛上的人看到使船,就想举刀攻击。良弼下船上岸,向他们说明来意。金津岛的守将把良弼带到一个板屋里,四周布满了士兵,还熄了灯大喊大叫,想吓唬他。但良弼一点也不慌张,泰然自若。第二天早上,岛上的太宰府官兵在四面山上摆开了阵势,质问使者来意。良弼严厉指责他们的无礼,同时又向他们表示善意。太宰府官被良弼的气势所折服,请求得到国书。良弼说:“必须先见到你们的国王,才能把国书交给你们。”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要国书,还说:“我们国家从太宰府往东,古代的使臣都没来过这里,现在大元朝派使者来到这里,却不把国书交给我们,怎么显示你们的诚意呢!”良弼说:“隋文帝派裴清来的时候,你们的国王还出郊迎接,唐太宗和高宗时期,派来的使者都能见到你们的国王,为什么现在大元朝的使者却见不到你们的国王呢?”他们还是不停地索要国书,双方争论了几次,甚至还用兵力威胁良弼。但良弼始终不肯交出国书,只是给他们看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后来他们又声称,大将军带着十万大军来要国书。良弼说:“见不到你们的国王,你们尽管砍下我的头回去,国书是绝对拿不到的!”
日本方面知道无法强迫良弼,就派了12个使者去朝见元朝皇帝,还派人把良弼送到了对马岛。1277年五月,良弼从日本回国,觐见皇上。皇上问他事情的经过,说:“你真是不辱使命啊!”后来,皇上想要攻打日本,三次询问良弼的意见。良弼说:“我在日本住了超过一年,了解了他们的民风民俗,他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不知道什么叫父子之情,上下尊卑之礼。他们的土地多山多水,没有可以耕种的地方,就算得到了他们的人民,也无法役使,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法增加财富。况且水师远渡大海,海上的风向难以预料,危险难以估计。这就好比是用我们宝贵的人力去填补一个无底洞,我认为不应该攻打日本。”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良弼当上了枢密院的副职。丞相伯颜要打宋朝,良弼就说:“宋朝的重兵在扬州,咱们应该先派大军攻打钱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他还说:“宋朝灭亡后,江南的读书人大多荒废了学业,应该设立经史科来培养人才,同时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那些坏官吏。”这些建议最后都被采纳了。皇上有一次很随意地问他:“高丽,一个小小的国家,他们的工匠和棋艺都比汉人强,就连读书人也都通晓经书,学习孔孟之道。而咱们汉人只顾着交税和吟诗作赋,这算怎么回事啊!”良弼回答说:“这可不是读书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家重视什么。如果国家重视诗赋,那人们自然就会去学诗赋;如果国家重视经学,那人们自然就会去学经学。”
良弼多次因为生病请求退休,十九年的时候,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恩准,让他在怀孟两地养老。良弼在温县有个庄园,有三千亩地,他把这三千亩地分成了两部分,六百亩给了怀州,二十四百亩给了孟州,都永久地划给了当地的学校,用来资助学生们学习。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出身寒微,不忘本心。有人问他治理国家之道,良弼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人的天性容易冲动,难以控制,而愤怒是最难控制的。一定要克制自己,才能控制住愤怒;一定要顺应道理,才能忘记愤怒。能够忍耐难以忍耐的事情,包容难以包容的事情,事情就能成功了。”二十三年,良弼去世,享年七十岁。皇上追赠他为“推忠翊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他为韩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良训后来做了陕西的平章政事。
赵璧,字宝臣,是云中怀仁人。元世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召见了他。世祖直接叫他“秀才”,连名字都不叫,还赏赐给他三个仆人,给他发放薪水,并且亲自为他设计衣服。世祖看到赵璧试穿衣服不合身,就亲自修改,对他的宠爱程度无人能比。世祖还派他四处奔走,聘请王鹗等名士。他还让十个蒙古学生跟赵璧学习儒家经典。世祖还命令赵璧学习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世祖经常在马上听赵璧讲解,觉得他的讲解条理清晰,非常赞赏他。
元宪宗登基后,召见张璧询问治理天下的方法。张璧说:“陛下应该先处决那些最坏的近侍。”宪宗听了很不高兴。张璧退下后,世祖对他说:“你小子,胆子真大啊!我都替你捏了一把汗!” 还有一次,断事官牙老瓦赤拿着他的官印去问皇帝:“这是前朝赐给我的印信,现在陛下登基了,是继续用这个旧印,还是换个新的?”张璧当时在旁边,直接质问他:“用不用你的印,那是圣上说了算,你竟然敢拿着印来问?” 然后,张璧夺过他的印章,放在皇帝面前。皇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朕也做不了这个主。” 从此以后,牙老瓦赤就再也没用过那个印章了。
壬子年,张璧被任命为河南经略使。河南有个刘万户,贪婪残暴,老百姓家里的婚嫁,都得先给他行贿,他满意了才准许。大家都叫他“翁”(类似于“老丈人”的称呼,表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他的同党董主簿更是仗势欺人,强抢民女,多达三十多人。张璧到任后,查办了他们的罪行,立刻把他们处死了,并且把被抢的民女都送回了家。刘万户吓得不轻,那天正下着大雪,他去拜访张璧,说是慰问辛苦,还摆酒祝贺说:“经略大人一来就铲除恶霸,这雪就是吉兆啊!” 张璧说:“像董主簿那样的人,肯定还有,等把他们都除掉了,吉兆才会更大!” 刘万户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家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人们都说他是被吓死的。
己未年,元朝伐宋,张璧担任江淮荆湖经略使。军队包围了鄂州,宋朝的贾似道派使者来求和,张璧请求前往谈判。世祖皇帝说:“你上城去,一定要仔细看着我的旗帜,旗帜一动,就赶紧回来。” 张璧登上城楼,宋将宋京说:“如果北军要撤兵,我们愿意割让长江为界,每年还给你们二十万两银子,二十万匹绢。” 张璧说:“如果你们大军在濮州的时候提出这个条件,或许还能考虑,现在已经渡过长江了,还说什么呢?贾似道现在在哪儿呢?” 这时,张璧正好看到世祖皇帝的旗帜动了,就说:“这件事以后再议吧。”然后就回去了。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在中统元年,他被任命为燕京宣慰使。当时支援蜀地的军队物资供应已经耗尽,而北方又要用兵,他精心策划运输,物资供应却源源不断。中书省成立后,他被授予平章政事,朝廷还建议给他加封答剌罕的称号,但他坚决推辞了。第二年,他跟随大军北征,之后被调回燕京,并兼任大都督,统领诸军。这一年,他还主持制定了太庙的雅乐。负责乐律的乐工党仲和、郭伯达,因为牵涉到伪造钱币案而被关进监狱。张璧说:“太庙雅乐,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是皇上孝敬祖先、不忘根本的大事,怎么能因为牵连到无辜的人而耽误了雅乐的完成呢!”于是他上奏请求赦免他们。
中统三年,李璮在益都叛乱,他跟随亲王合必赤一起讨伐。李璮已经占据了济南,而军队缺乏粮草,张璧从济河弄到了粮食和猪羊来供应军队,军队士气大振。到了至元元年,新的官制实行,他被加封为荣禄大夫。皇帝想要写一篇讨伐南宋的檄文,找了好几个人执笔,都不合他的心意,于是就召见张璧来写。檄文写好后,皇帝非常高兴地说:“只有秀才你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之后,他被提升为枢密副使。六年,宋朝的守将派人秘密联系元朝,表示愿意投降。皇帝命令张璧前往鹿门山,与元帅阿术密谋对策。他还被任命为汉军都元帅府事。宋将夏贵率领五万大军,带着三千艘粮船,从武昌逆流而上,前来救援襄阳。当时汉水水位暴涨,张璧利用险要的地势设下埋伏,等待宋军。夏贵果然在半夜偷偷地向上游进发,张璧策马冲出鹿门,行进了二十多里,突然发动伏兵,夺取了五艘粮船,大声喊叫:“南方的船只已经被打败了,我们的水军应该迅速前进!”夏贵吓得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早上,阿术到达,率领将士渡过江追击夏贵的骑兵,张璧率领水军万户解汝楫等人追击夏贵的船队。双方在虎尾洲展开激战,夏贵大败而逃,很多士兵溺水而死,元军缴获了五十艘战船,俘虏了三百多名将士。
高丽国王被自己的大臣林衍赶跑了,皇上把他召回,还提升他当了中书左丞,让他和国王一起处理东京等地的中书省事务,并且派兵去平壤平乱。这时候林衍已经死了,这位被召回的官员跟国王商量说:“高丽搬到江华岛已经好多年了,表面上虽然低三下四地进贡,实际上却依靠岛上的险要地势,所以那些权臣才无所顾忌,敢把国王赶走。现在林衍虽然死了,但国王其实没有罪过,如果朝廷派兵护送国王回去,让他恢复在旧都的统治,就能安定军队,安抚百姓,这是最好的办法啊!” 于是他就派人把这个建议告诉了皇上,皇上也同意了。同行的人分到了不少高丽美女,这位官员分到了三个,但他都把她们送回去了。
军队回来后,他被提升为中书右丞。冬天祭祀太庙的时候,负责祭祀的人弄丢了黄色的幔帐,后来在神厨灶台底下找到了,已经脏得不行了。皇上听说后,非常生气,说:“这简直是大不敬,应该斩首!” 这位官员说:“法律规定,这种事情最多也就是杖责。” 所以那个人最终没有被杀。十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十三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元大德三年,追赠他为大司徒,谥号忠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仁荣,担任归德府同知;另一个叫仁恭,是集贤直学士。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叫崇,是郊祀署令;一个叫弘,是左藏库提点。
宋子贞,字周臣,是潞州长子人。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擅长写词赋。年轻的时候,凭借推荐信参加礼部考试,和他的族兄宋知柔一起被录取为太学生,两个人当时都很有名,人们称他们为大小宋。金朝灭亡的时候,潞州很乱,宋子贞就逃到了赵州、魏州一带。宋朝将领彭义斌驻守大名府,把他招募到安抚司当计议官。彭义斌去世后,宋子贞带领大家投奔了东平路行台严实。严实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把他招到幕府里,任命他为详议官,还兼任提举学校的官职。
在此之前,严实每次要向朝廷请求事情,都托付给皇帝身边的近侍去奏报决定,不经过中书省,所以和丞相耶律楚材闹得很不愉快。宋子贞来了以后,劝严实对丞相表示敬意,多加联络,凡是奏请的事情,都必须先向丞相禀报。耶律楚材很高兴,从此两人关系密切,严实因此更加信任宋子贞。太宗四年,严实驻守黄陵,金兵倾尽全力来进攻。战斗失利,敌人的气势很盛,曹州、濮州以南地区都人心惶惶。有从敌营逃回来的士兵说,金兵很快就要大举进攻了,老百姓都非常害怕。宋子贞向严实建议,斩杀散布谣言的人来安定各城,境内这才平静下来。
汴梁城失守后,很多饥民往北逃难,饿死的人遍地都是。宋子贞想了很多办法赈济灾民,救活了一万多人。那些流落在外的金朝士人,他都接见并给予周济,并且推荐他们担任官职。他还提拔了张特立、刘肃、李昶等著名儒士,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工作。各地士人听说他的事迹纷纷前来投奔,所以东平府一时人才济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
话说七年前,唐太宗皇帝任命张子贞当了行台右司郎中这个官儿。当时中原刚刚平定,很多事情都是从零开始,行台管辖着五十多个城池,各州县的官员,有的是从军官里提拔上来的,有的则是从老百姓中直接选拔的,大多不懂得怎么当官。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就只会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把这当作本事,官吏们互相勾结,贪污受贿,害苦了老百姓。
张子贞参考以前朝代的观察采访制度,下令官员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检查监督其他官员,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考核期限,打击贪官污吏,奖励那些清廉勤政的官员,各级官府这才有了规矩,老百姓也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东平府的军官们,霸占老百姓的土地作为他们的部曲田地,叫做“脚寨”,随意征收赋税,这种“脚寨”竟然多达四百多处!张子贞请求把这些“脚寨”取消,恢复到州县管理,起初大家觉得很难办到,但张子贞据理力争,最终得到了批准,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张子贞去世后,他的弟弟张子忠继承了爵位,他非常尊敬哥哥,就向朝廷请求,让张子贞的职位由他来担任,于是张子忠被任命为东平路参议,兼任提举太常礼乐的官职。张子贞生前还创建了新的庙宇和学校,聘请当时有名的进士康晔和王磐担任教官,招收了几百个学生,还拿出粮食供他们吃住,让他们学习经史子集。每到考核的时候,张子贞都亲自参加,齐鲁地区的儒家风气,因此也焕然一新了。
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把张子贞叫到濮州,问他有什么好的战略方针。张子贞说:“咱们大元朝军事实力很强,但是恩德还没完全施加到百姓身上。那些不肯投降的人,其实只是怕死而已。如果咱们对投降的人不杀,对被迫跟着造反的人也不追究,那么宋朝的州县,就能用传达命令的方式轻松拿下。”忽必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中统元年(1260年),张子贞被任命为益都路宣抚使。没多久,他就进京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右三部尚书。当时朝廷刚设立新的省部,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张子贞制定的。后来李璮叛乱,占据了济南,朝廷就让张子贞去军前行中书省帮忙出主意。张子贞一个人骑马就去了济南,观察了李璮的兵力部署,然后对丞相史天泽说:“李璮带着军队从东边过来,咱们就守着孤城,应该赶紧加筑外城,防止他们冲进来。等他们粮草用尽,援兵也断了,不用咱们动手,他们自己就垮了。”史天泽同意了他的建议,最终他们抓住了李璮。
张子贞回来后,上书提出了十条建议,大概意思是:官爵是皇帝的权力象征,选拔官员的制度应该完全交给吏部;律法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尽快修订完善;监司是地方的最高长官,现在用人不太合适,应该根据民意,选拔廉洁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现在州县官员世袭,导致非法征税,百姓苦不堪言,应该改变这种制度。他还建议设立国学教育子弟,命令州郡进行考试选拔人才,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忽必烈下令中书省按这些建议逐步执行。到至元二年(1265年),终于取消了州县官员世袭的制度。
忽必烈派张子贞和左丞相耶律铸去山东整顿官员队伍。回来后,张子贞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参与中书省政事。他还建议制定官员俸禄和职田制度,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张子贞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他又提出了十二条重要的施政建议。皇帝忽必烈有点后悔,觉得当初应该早点重用张子贞。
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年纪大了想退休。皇帝说:“你身体还行,再帮我干几年吧,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处理好,等各部门都井井有条了,再让你休息。”三年十一月,他又恳切地请求退休,这才批准了。皇帝还特别下令中书省,凡是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去他家问问他的意见。他退休在家,每当听说朝廷有什么不妥当的事,就一定写奏折上奏,始终爱戴皇帝,忧虑国家,不管自己是不是在朝为官,这份心意始终如一。他去世时八十一岁。他生病的时候,家人给他送药,他拒绝了,说:“生死有命,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吃什么药呢!”病危的时候,他的儿子们想听他留下遗言,他说:“我平时教你们的已经够多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儿子子渤,字齐彦,很有才名,做到集贤学士的官职。
另一个儿子商挺,字孟卿,是曹州济阴人。他们家祖上姓殷,为了避宋朝皇帝的讳改了姓。他父亲商衡,是陕西行省的员外郎,在战场上战死了。商挺二十四岁那年,汴京破了,他往北逃难,投奔冠氏的赵天锡,还和元好问、杨奂一起交往。东平的严实聘请他做儿子的老师。严实去世后,他的儿子严忠济继承了他的爵位,又聘请商挺做经历,后来又让他出任曹州判官。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经历,帮助严忠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1633年,世祖还在藩邸的时候,分到了京兆府的地盘。听说过张挺的名声,就派人把他从盐州请来。张挺进宫面圣,回答得合乎圣意,只字不提自己的名字。有一次在宴会上聊天,世祖说:“你刚来的时候,李璮攻打朐山,东平府应该向他输送一万石粮食。可是从东平到朐山,十石粮食大概只能运到一石,而且路上还可能因为下雨而耽误时间,延误了就会被处死。不如把粮食送到沂州,让李璮的军队从那里取粮,这样方便得多。”世祖听了说:“你这么爱护百姓,我怎么能不重用你呢!”
后来,杨惟中被任命为关中宣抚使,张挺就做了他的郎中。因为战乱,关中八州十二县,户口不到一万,大家都很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张挺协助杨惟中,提拔有才能的人,罢免贪官污吏,明确上下尊卑的等级,解决积压的问题,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管理好账簿,印制纸币,发放俸禄,鼓励务农,减轻赋税,疏通物资流通。不到一个月,百姓就安定下来了。他还诛杀了一个大恶霸,其他的官吏都害怕了。他还请求减少关中常年赋税的一半。
第二年,杨惟中离职,廉希宪来接替他,张挺被提升为宣抚副使。1636年,朝廷征调京兆府一万匹布、三千石米、三千段帛以及相应的器械,运往平凉军。时间紧迫,京兆府的人都很害怕。张挺说:“其他的东西都好办,但运送粮食千里,会耽误我们的春耕和夏收。”郿县有个姓王的县令,是平凉人,张挺把他叫来商量,王县令说:“不用官府运输,我家有存粮,可以用我的粮食代替。”张挺非常高兴,付给他相应的价钱,其他的物资也按时送达。后来,张挺又兼任怀孟地区的行政长官,当地治理得很好。1637年,宪宗任命阿蓝答儿为河南、陕西地区的会计官。1638年,宣抚司被撤销,张挺回到了东平。
唐宪宗皇帝亲自带兵打蜀,元世祖忽必烈正率领大军要进军鄂州和汉阳,军队驻扎在小濮的时候,忽必烈召见张挺询问军事情况。张挺直接就说:“蜀地的道路险峻遥远,皇帝的车驾怎么能轻易行动呢?”忽必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说的正合我意。”
后来唐宪宗死了,元世祖就往北回师,路上派张文谦去和张挺商量事情。张挺说:“军队里一定要严格执行符信制度,以防奸诈小人作乱。”张文谦赶紧追上去把这话告诉了忽必烈。忽必烈这才恍然大悟,骂道:“竟然没有人提醒我这件事,如果不是你张挺,我的大事就要失败了!”他立刻派人到军队里去下达命令,严格执行军令。
没过多久,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到了军营,张挺直接把使者抓起来杀了。然后忽必烈又召张挺北上开平,张挺和廉希宪一起秘密商议大事。
元世祖刚登基,张柔就直言上奏说:“南边的军队应该回京护卫皇帝,西边的军队应该就地驻扎,方便作战。”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然后任命廉希宪和张柔分别负责安抚陕西和四川地区。中统元年夏五月,张柔到达了京兆(今西安)。哈剌不花,是征讨四川时有名的将领,浑都海曾经做过他的副将,当时驻扎在六盘山,正准备响应阿里不哥的号召。
张柔对廉希宪说:“对付驻扎在六盘山的哈剌不花,我有三个策略。最好的办法是集中精锐部队,直接杀奔京兆;中等策略是集中兵力在六盘山,伺机而动;最差的办法是全副武装北撤,去支援和林。”廉希宪问:“他们会怎么做呢?”张柔回答说:“他们一定会选择最差的办法。”结果还真如张柔所料。于是,他和廉希宪商量好对策,命令八春和汪良臣带兵去抵挡他们,具体情况记载在《廉希宪传》里。
六盘山的军队北撤后,阿蓝答儿却从和林带兵南下,在甘州与哈剌不花、浑都海相遇。哈剌不花因为和阿蓝答儿意见不合,就率兵北上了,阿蓝答儿于是就和浑都海合兵南下。这时,诸王合丹率领骑兵和八春、汪良臣的部队会合,分成三路拦截他们。战斗开始后,刮起了大风,黄沙漫天。汪良臣命令士兵下马,用短兵器攻击敌军左翼,然后绕到敌军后方,击溃了敌军的右翼,杀出重围;八春则直捣敌军中军;合丹则率领精锐骑兵堵截敌军的退路。在甘州东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阿蓝答儿和浑都海都被杀死了。
这件事上报后,皇帝非常高兴,说道:“商鞅和孟尝君,都是古代的良将啊!” 然后,皇帝下令将宣抚司改名为行中书省,并提升廉希宪为右丞,张柔为行省佥事。
两年后,他升职了,当上了参知政事。当时,宋朝将领刘整带着沪州投降,还带来了好几百个之前投降宋朝的人。军队里的官员想把这些人杀了,杀鸡儆猴。但他坚持上奏,把这些人给放了。
兴元府的判官费寅犯了罪,害怕被杀,就借着修城墙的事,在朝廷上告他的状,还把同僚希宪也扯了进去。皇帝把他叫到便殿,问他:“你在关中和怀孟两地都干得很出色,怎么诽谤你的话却这么多呢?是不是你的同僚故意在背后使坏?还是你升官后就懈怠了?这几年,夸赞王文统的人很多,你却一句话也不说。” 他回答说:“我一向了解王文统这个人,以前还和赵璧讨论过他,我想陛下应该还记得。我在秦地待了三年,犯了不少错误,有些事是权宜之计。但要是事情成功了就全部归功于自己,事情失败了就推卸责任给别人,我绝对不敢这么做,请您杀了我吧!” 他说完就出去了。皇帝看着驸马忽剌出、枢密副使合答等人,数了数他的功劳,足足有十七件,然后感叹道:“他功劳这么大,还自己说有罪,这样的人,还有谁愿意为朕卖力呢!你们都记着点!”
四年后,皇帝赐给他金符,让他去四川担任行枢密院事。
元至元元年,他又当上了参知政事。他向皇帝提出了修订辽史和金史的建议,还推荐了王鹗、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人来负责这件事,皇帝非常赞同。第二年,他被派去河东地区处理政务,不久就被召回了。第三年,皇帝开始重视经学,他跟姚枢、窦默、王鹗、杨果一起编纂了《五经要语》,一共二十八类,然后献给了皇帝。第六年,他升任同佥枢密院事。第七年,又升任佥书。第八年,升任副使。他负责管理军队伙食,确定军官的等级,发放军吏的俸禄。他还安排四千人屯田,开垦了三万亩地,把收成的粮食用来供应禁军。他还裁撤了三万户战斗力不足的军队,那些只有一丁壮劳力的户也一并裁撤了;对于那些丁壮多而产业少,或者产业多而丁壮少的,他则将他们的财力进行整合,组成一支军队。
话说九年的时候,皇上封皇子忙阿剌为安西王,还给他建立了王府,并且任命挺担任王相(相当于宰相)。
十四年,皇上命令安西王北上征战。安西王对挺说:“关中地区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你都可以全部改改。”挺就建议说:“延安有几千民兵,应该让李忽兰吉去训练他们,以防万一。”没过多久,秃鲁就造反了,安西王就用延安的这些兵去打仗,果然派上了大用场。挺还给安西王上了一份十策,内容分别是:睦邻友好,安定民心,顺应民意,防患于未然,改善民生,统一权力,澄清吏治,谨慎治理,巩固根本,体察民情。安西王高兴地设宴款待了他。
后来安西王去世了,王妃就让挺去朝廷请求让她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皇上说:“他还太小,祖宗的教诲还没学到,你就先继续管理王相府吧。”
一开始,运使郭琮和郎中郭叔云跟王相赵炳不对付。有人告发赵炳犯法,皇妃下令把他关进六盘狱,结果赵炳死在了里面。朝廷怀疑是郭琮和郭叔云私自杀了他,就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他们也承认了罪行,这事儿都记载在《赵炳传》里。一开始,这事儿跟商挺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有王府的女仆奚彻彻,因为参与了郭琮和郭叔云的阴谋,在临刑前为了求活,才含糊其辞地牵扯上了商挺和他儿子商谳。皇帝一听就火了,把商挺叫来,搜查赵炳的家,还把商谳关进了监狱。皇帝问赵炳的儿子:“商孟卿,是个老书生,可以让他和其他的儒生一起评判商挺的罪行。”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上奏说:“臣是宋儒,不知道商挺过去的功劳能不能抵消现在的罪过?”皇帝不高兴地说:“这是同类互相帮忙的说辞啊!”符宝郎董文忠奏道:“梦炎不知道商挺是什么样的人,我来说说他以前拥戴朝廷的功劳吧。”皇帝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董文忠回答说:“我亲眼没看见,但确实听说过,杀人的计划,商挺没参与。”皇帝没说话。
十六年春天,皇帝下旨:不能完全说商挺无罪就放了他,要抄了他的家。那年冬天,商挺和商谳才被释放。二十年,商挺又当上了枢密副使,不久因为生病就辞官了。二十一年,赵炳的儿子又告状说他父亲冤枉,商挺再次被抓,关了百余天才放出来。二十五年,皇帝问中丞董文用:“商孟卿今年多少岁了?”董文用回答说:“八十了。”皇帝很惋惜他年纪大了,又感叹他身体还这么硬朗。那年冬天十二月份,商挺去世了。他写了一千多首诗,尤其擅长隶书。延祐初年,追赠他为推诚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号文定。他有五个儿子:商琥、商璘、商瑭、商瓛、商琦。
琥字台符,元朝至元十四年,因为姚枢和许衡的推荐,他被任命为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 那时候建康有个士兵,因为贪图汤家财物,竟然把武器扔到汤家门口,诬陷汤家造反。琥察明真相后,认定是士兵诬陷,于是治罪了那个士兵,放了汤家。后来,华亭蟠龙寺有个和尚思月图谋叛乱被抓,他的同伙还放火抢劫,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琥迅速地抓住了叛乱的领头人,平息了事端。 有些文官觉得琥擅自处决了思月,违反了法律程序。但行台中丞张雄飞却说:“江南地区刚刚经历战乱,到处都是盗贼,这时候还拘泥于常规做法,那还要御史台做什么?” 所以,那些文官的指责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都昌出现了一个叫杜万一的妖贼,他自立为王,到处作乱。行台命令琥去调查此事。 杜万一的同伙很多都被抓了起来,琥仔细查问后,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被胁迫的,于是就把他们都放了。 虽然杜万一的党羽还有不少人在逃,但琥张贴告示招安,结果没过三天,很多人就主动投降了。 至元二十七年,琥被征召,担任中台监察御史。 那年地震,琥上书说:“汉文帝时也发生过地震,但并没有什么灾祸,这大概是因为他施行仁政,以德化民的结果吧。” 接着,他列举了汉文帝时期的治国方略。他还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立法和用人这两点。法律不能只制定,还要有人去执行;人不能滥用职权,必须选拔贤能之士。” 然后,他推荐了十几个天下名士。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这些人全部召来任用,并给予了他们优厚的待遇。至元三十年,琥升任国子司业,不久后去世,留下《彝斋文集》。
瑭字礼符,当过右卫屯田千户。 一年多后,他以身体抱恙为由辞官,回家侍奉父母,那时他才三十二岁。 后来回到家乡,盖了一座房子,取名为“晦道堂”,这是因为他家七世祖宗弼,在宋仁宗时期做过太子中舍人,五十岁时辞官也盖过一座同名的房子。
琦字德符,元朝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召他入宫侍卫。 仁宗皇帝在东宫时,他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 后来调任大名路治中,但他没去。 皇庆元年,他被任命为集贤侍讲学士。 延祐四年,升任侍读官,通奉大夫,还赏赐了他两万五千贯钱。 泰定元年,他升任秘书卿,后来因为生病辞官回家,不久后去世了。琦擅长画山水画,曾经出使蜀地,他为人正直,秉公执法,清廉自守,从不贪污受贿。
赵良弼,字辅之,是女真人。他本来姓术要甲,因为读音变了,就改姓赵了。他爸爸赵悫,是金朝的威胜军节度使,死后被追谥为忠闵;他爸爸的大儿子赵良贵,是嵩汝招讨使;他爸爸的孙子赵谠,是许州的兵官;他爸爸的堂兄弟赵良材,守卫着太原。他们一家人都为国捐躯了。
赵良弼聪明敏捷,很有才略,一开始考中了进士,在赵州当老师。元世祖在当藩王的时候,就召见过他,赵良弼的回答很合世祖的心意。后来设立邢州安抚司,世祖就提拔赵良弼当幕僚长。邢州长期以来都找不到好官,而且地处要冲,各种使者络绎不绝,老百姓都逃跑了。赵良弼很有办法,遇到棘手的事情,他就去藩王府请求指示,两年时间里,他来回跑了六次,请求的事情都得到了批准。后来,有个叫脱兀脱的人当了邢州的断事官,他的手下互相勾结,陷害别人,互相掣肘,搞得一团糟。元世祖当时正在征讨云南,赵良弼赶紧快马加鞭地把这事儿禀报上去,结果脱兀脱被罢官了,他的那些手下也被撤职了,邢州一下子就治理好了,人口翻了一倍。
元世祖当藩王的时候,管辖着关陕地区,上奏朝廷让廉希宪、商挺负责陕西的宣抚事宜,并让赵良弼参与其中。后来阿蓝答儿掌权了,他害怕元世祖的才能,就在宪宗皇帝面前说世祖的坏话。结果阿蓝答儿被任命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当了参知政事,他们俩一起查抄京兆府的钱粮,严刑拷打犯人,死了二十多人,大家都吓得不敢吭声。赵良弼据理力争,语气恳切,阿蓝答儿和刘太平最终也没能陷害世祖,所以宣抚司也没受到牵连。
1649年7月,世祖(顺治帝)南征,召我当参议元帅,还兼任江淮安抚使。皇上亲自擂鼓指挥,冲锋陷阵,打了五仗,全胜! 他下令禁止烧杀抢掠,对降民秋毫无犯,走到哪儿都宣扬恩德,老百姓都安居乐业。 大军过了长江,正准备攻打鄂州,突然传来消息说宪宗(崇祯帝)驾崩了,世祖就立刻回师北上。
良弼这老兄,上书陈述了十二条时务,条条都说到点子上了。到了卫辉府,世祖派我到京兆府去调查一下陕西和四川的情况,看看老百姓的想法。 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情况调查清楚,回京复命了,我的报告里说:“宗王穆哥没啥坏心思,应该把西南六盘山一带都交给他管。 浑都海在六盘山屯兵,兵强马壮,个个都想回北方,万一他们闹出点啥事来,可就麻烦了。纽璘统领陕西、四川的蒙古军队,深得当地百姓拥戴,他年轻力壮,又勇猛善战,而且很灵活,应该给他封个高官,赶紧把兵权交给他。刘太平、霍鲁怀现在在尚书省办事,表面上说是筹集粮饷,实际上却有吞并陕西、四川的野心。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几个,都领过皇上的恩惠,现在正等着皇上发号施令呢。” 我的这些建议,皇上都采纳了。
公元庚申年,良弼五次上书劝皇帝登基,说:“现在内外都希望大王您赶紧登基,安定天下,形势就是这样,哪能停止呢?社稷安危,刻不容缓!” 皇上很欣赏他。良弼登基后,设立了陕西、四川宣抚司,又任命廉希宪、商挺为正副使,良弼为参议。
良弼先出发,跟八位断事官商议说:“现在浑都海日夜想着北逃,纽璘磨磨蹭蹭的不肯马上出发,应该先派使者奉上皇上的旨意,催促纽璘进京,让刘太平赶紧回京兆府。” 八位断事官都同意他的意见。到了之后,纽璘果然转移营地准备进入泾州,刘太平正要前往六盘山,听到命令后就停下了。后来浑都海果然叛变北逃,良弼和汪惟正、刘黑马两位宣抚使商量后,决定逮捕浑都海的同党元帅乞台不花、迷立火并处决他们。
廉希宪和商挺担心被说成擅自杀人,就派人进京请罪。良弼把一份密奏交给使者,说:“一开始派人抓捕那两个元帅的时候,只是下令囚禁等待朝廷回复,我私下认为这样张皇失措不方便,应该赶紧处决他们,擅自杀人的责任在我,不在宣抚司,如果皇上怪罪廉希宪他们,请使者把这份奏章呈上去。”皇上最终没有追究,使者把奏章呈给朝廷,大家都认为良弼是个长者。于是,良弼被提升为陕西省事参议。
四川人费寅因为私人恩怨诬告廉希宪、商挺在京兆府有异心,列举了九条罪状,并把良弼也牵扯其中。皇上召见良弼质问,良弼哭着说:“两位大臣忠心耿耿,绝不可能有这种心思,我愿意剖开我的心来证明!”皇上还是不相信。恰逢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得到了王文统的密信,更加怀疑廉希宪和商挺,严厉责备良弼,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甚至想割掉他的舌头。良弼誓死不改,皇上这才解气,费寅最终因为反叛被处死。
1270年,朝廷派良弼去高丽负责屯田,但是良弼觉得屯田不方便,就坚决拒绝了。 后来,朝廷就派他出使日本。之前元朝几次派使者去日本,都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所以良弼主动请缨。皇上看他年纪大了,不太想让他去,但良弼坚持请求,最后皇上就让他担任秘书监,前往日本。良弼还上奏说:“我父亲和三个哥哥都为金国战死,请皇上允许翰林院的官员为他们写碑文,这样即使我死在异国他乡,也没有遗憾了。”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朝廷给他配备了三千士兵护送,但他都拒绝了,只带了24个书状官同行。
船到了金津岛,岛上的人看到使船,就想举刀攻击。良弼下船上岸,向他们说明来意。金津岛的守将把良弼带进了一间木屋,用士兵包围起来,还熄灭了灯火大声喧哗,但良弼依然镇定自若。第二天早上,日本太宰府的官员在四面山上摆开阵势,询问使者的来意。良弼列举了他们无礼的罪状,同时又向他们表示善意。太宰府官员感到羞愧,请求得到国书。良弼说:“必须先见到你们的国王,才能把国书交给你们。”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请求国书,还说:“我们国家从太宰府往东,古代的使臣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现在大元朝派使者来到这里,却不把国书交给我们,怎么能显示你们的诚意呢!”良弼说:“隋文帝派裴清来日本,你们的国王还出郊迎接,唐太宗和高宗时期,派来的使者都能见到你们的国王,为什么大元朝的使者就不能见你们的国王呢?”他们仍然不停地索要国书,双方争论了几次,甚至用兵力威胁良弼。但良弼始终不肯交出国书,只是给他们看了一些书信的副本。后来他们又声称,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来索要国书。良弼说:“如果见不到你们的国王,你们可以拿我的脑袋回去,国书是绝对拿不到的!”
日本方面知道无法强迫良弼,就派了12个使者去朝见元朝皇帝,还派人把良弼送到了对马岛。1277年五月,良弼从日本回国,觐见皇帝。皇上询问事情的经过,说:“你真是不辱使命啊!” 后来,皇上打算攻打日本,三次询问良弼的意见。良弼说:“我在日本住了超过一年,了解了他们的民风民俗,他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不知道什么叫父子之情,上下尊卑之礼。他们的土地多山多水,没有可以耕种的地方,就算征服了他们的人民,也无法役使,就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也无法增加财富。况且,水师渡海,海上的风向难以预料,危险难以估量。这就好比是用我们宝贵的人力,去填补一个无底洞,我认为不应该攻打日本。”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良弼升任枢密院同佥书。当时丞相伯颜正要攻打南宋,良弼就建议说:“南宋的重兵都在扬州,咱们应该先派大军攻打钱塘(杭州)。”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他还建议说:“南宋灭亡后,江南的读书人大多荒废学业,应该设立经史科来培养人才,同时制定法律法规来整治那些贪官污吏。”这些建议最终都被采纳了。
皇上有一次很随意地问良弼:“高丽虽然是个小国家,但是他们的工匠和棋艺高手都比汉人强,就连读书人也都精通儒家经典,学习孔孟之道。而咱们汉人呢,就只会忙着交税和吟诗作赋,这算怎么回事啊!”良弼回答说:“这并不是读书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家提倡什么。如果国家提倡诗赋,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去写诗赋;如果国家提倡经学,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去学习经学。”
良弼多次因为生病请求退休,直到十九年的时候,才得到皇上的恩准,让他在怀孟(怀州和孟州)居住。良弼在温县有个庄园,有三千亩地,他把这三千亩地分成两部分,六百亩给了怀州,二十四百亩给了孟州,全部都捐献给了当地的学校,用来资助学生们学习。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出身寒门,不忘本心。有人问他治理国家的方略,良弼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人的各种情绪中,最难控制的就是愤怒。一定要克制自己,才能控制住愤怒;一定要顺应道理,才能忘记愤怒。能够忍耐难以忍耐的事情,包容难以包容的人,事情就能成功了。”二十三年,良弼去世,享年七十岁。朝廷追赠他为“推忠翊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为韩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良训后来做了陕西平章政事。
赵璧,字宝臣,是云中怀仁人。元世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听说了赵璧的名声,把他召见,直接称呼他为“秀才”,连名字都不叫,还赏赐给他三个仆人,给他发放薪水,并且亲自为他设计衣服,看到试穿不合身,就立即修改,对他特别的宠爱,这份恩宠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世祖还派他四处奔走,聘请王鹗等名士。又让十个蒙古学生跟赵璧学习儒家经典。世祖还命令赵璧学习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并且经常在马上听赵璧讲解,因为赵璧讲解清晰明了,世祖对他非常欣赏。
元宪宗登基后,召见张璧,问他治理天下的方法。张璧说:“皇上,应该先诛杀那些最坏的近侍。”宪宗听了很不高兴。张璧出来后,世祖(忽必烈)对他说:“张秀才,你真是胆子够大的!我都替你捏了一把汗。” 有一天,断事官牙老瓦赤拿着他的官印来问皇帝:“这是前朝赐给我的印信,现在陛下登基了,是继续用这旧印,还是换个新的?”张璧当时在旁边,立刻反驳道:“用不用你的印,那是圣上说了算,你竟然敢拿印信来问?” 他夺过牙老瓦赤的印,放在皇帝面前。皇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朕也做不了这个主。” 从此以后,牙老瓦赤就再也没用过那枚印信了。
壬子年,张璧被任命为河南经略使。河南有个刘万户,贪婪淫乱,凶暴残忍,当地人结婚嫁娶,都得先给他行贿,他收了钱才肯办事,大家都叫他“翁”(老丈人)。他的同党董主簿更是仗势欺人,强抢民女,三十多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都被他霸占了。张璧到任后,查办了他们的罪行,立刻把董主簿斩首,并将被抢的女子都送回了家。刘万户大吃一惊,当时正下着大雪,他便去拜访张璧,说是慰问辛苦,还摆酒祝贺说:“经略大人刚到任就铲除强盗恶霸,这雪就是吉兆啊!”张璧说:“像董主簿那样的人,如果还有,等全部诛杀之后,吉兆才会真正到来!”刘万户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家后就病倒了,不久就死了,人们都说他是被吓死的。
己未年,元朝攻打宋朝,张璧被任命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元军包围了鄂州,宋朝的贾似道派使者来求和,张璧请求前往谈判。世祖对他说:“你上城去谈判,一定要注意观察我的旗帜,旗帜一动,就赶紧回来。” 张璧登上城楼,宋将宋京说:“如果北军要撤兵,我们愿意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为界,并且每年进贡白银、绢匹各二十万。”张璧说:“如果你们大军在濮州的时候提出这个条件,或许还能考虑,现在已经渡过长江了,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贾似道现在在哪里?” 这时,张璧正好看到世祖的旗帜动了,于是说:“这件事以后再议吧。” 就回去了。
元宪宗驾崩后,世祖皇帝继位。中统元年,我被任命为燕京宣慰使。当时给蜀军供应军需,国库已经空虚了,后来又要在北方用兵,我精心策划运输,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中书省成立后,我被授予平章政事,朝廷还想要给我加封答剌罕的称号,但我坚决推辞了。第二年,我跟随皇帝北征,之后被调回燕京,担任平章政事兼大都督,统领各路军队。这一年,朝廷开始制定太庙的雅乐。负责乐器制作的乐工党仲和、郭伯达,因为精通音律被选中,却因为牵涉到一起伪造货币的案件而被关进了监狱。我向皇帝说:“太庙雅乐,是祭祀时使用的,是皇上用来表达孝心、不忘根本的,怎么能因为牵连无辜而耽误雅乐的制作呢?”于是上奏请求释放他们。
中统三年,李璮在益都叛乱,我跟随亲王合必赤前去讨伐。李璮已经占领了济南,各路军队都缺粮少食,我从济河弄到粮食和牲畜供应军队,军队士气大振。至元元年,新的官制正式实行,我被加封为荣禄大夫。皇帝想要写一篇讨伐宋朝的檄文,找了好几个人执笔,都不合他的心意,于是就召见了我。我写完后,皇帝非常高兴地说:“只有秀才你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啊!”之后我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六年,宋朝的守将派人来秘密商议投降的事情,皇帝命令我前往鹿门山,到元帅阿术的营地秘密商议。同时,我还被任命为汉军都元帅府事。宋将夏贵率领五万大军,带着三千艘装满粮草的船只,从武昌逆流而上,前来救援襄阳。当时汉水暴涨,我占据险要地势设下埋伏,等待他们。夏贵果然在半夜偷偷地向上游行进,我骑马冲出鹿门,走了二十多里路,突然发动伏兵,夺取了他们五艘船只,大声喊叫:“南方的船队已经溃败了,我们的水军应该迅速前进!”夏贵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早上,阿术到达,率领将士渡过江,去追击夏贵的骑兵,而我率领水军万户解汝楫等人追击夏贵的船队。双方在虎尾洲展开激战,夏贵大败而逃,很多士兵溺水而死,我们缴获了五十艘战舰,俘虏了三百多名将士。
高丽国王被大臣林衍赶跑了,皇上把王叫回来,升他当了中书左丞,还让他和国王头辇哥一起负责东京等路中书省的事务,顺便带兵去平壤平乱。这时候林衍已经死了,王跟皇上说:“高丽搬到江华岛好多年了,表面上虽然低三下四地进贡,实际上仗着地势险要,所以那些权臣根本不怕,竟然敢赶走国王。现在林衍虽然死了,但国王其实没犯错,如果朝廷派兵护送国王回去,让他在原来的首都复国,就能安定军队,安抚百姓,这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派人把这话告诉了皇上,皇上同意了。 同行的人分了高丽的美女,王得到了三个,后来都把她们送回去了。军队回来后,他又升了官,当了中书右丞。
冬天,祭祀太庙的时候,负责的人弄丢了黄色的幔帐,后来在神厨灶台下面找到了,已经脏得不行了。皇上听说后,大发雷霆:“太不敬了,该杀头!” 王说:“法律规定,这种事只用打板子。” 那个人这才没被杀。十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十三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元大德三年,追赠大司徒,谥号忠亮。他有两个儿子:仁荣,担任归德府同知;仁恭,担任集贤直学士。还有两个孙子:崇,担任郊祀署令;弘,担任左藏库提点。
窦默,字子声,一开始叫窦杰,字汉卿,是河北广平肥乡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很有志气。他家祖上窦旺做过郡里的功曹,想让他学习处理政务,但他不愿意。后来金兵打过来,窦默被俘虏了。和他一起被俘虏的有三十个人,都被杀害了,只有窦默逃了出来,回到了家乡。家里被毁了,只剩下他母亲一个人,惊吓过度,母子俩都病倒了,他母亲最终去世了,他带着病痛把她草草安葬了。结果金兵又打过来了,他只好往南逃,渡过黄河,投奔他母亲的亲戚吴家。一位叫王翁的医生把女儿嫁给了他,让他学习医术。
后来他又辗转到了蔡州,遇到了著名的医生李浩,李浩教他铜人针法。金国皇帝迁都到蔡州,窦默担心金兵很快就会到来,又逃到了德安府。德安府的知府谢宪的儿子把一些关于伊洛之学的书给了他。窦默觉得以前自己没学过这些,学习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正好中书省的杨惟中奉命招募儒、道、释三教人才,窦默就北上,隐居在大名府,和姚枢、许衡朝夕相处,一起学习讨论,甚至忘记了吃饭睡觉。
后来他又回到了肥乡,教书讲学,因此名声远扬。元世祖忽必烈还在当藩王的时候,就派人召见他。窦默为了躲避,就改了名字,想藏起来。使者就让他的朋友去见他,自己则穿着便服暗中跟着,窦默没办法,只好接受了召见。到了世祖那里,世祖问他治国之道,窦默首先回答是“三纲五常”。世祖说:“人伦道德的根本,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失去了这些,就无法在世上立足了。”窦默又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在于真诚待人,端正内心,只要内心端正了,朝廷上下都会一心向正。”那天世祖三次召见他谈话,窦默的回答都让世祖很满意,从此世祖对他非常尊敬,礼遇有加,不让他离开身边。世祖问他当今谁懂得治国之道,窦默推荐了姚枢,世祖立刻就召用了姚枢。不久,世祖又让皇子真金跟窦默学习,还赐给他一个玉带钩,并对他说:“这是金国内府的旧物,你年纪大了,就佩戴着吧,也好让我儿子见到它就像见到我一样。”过了很久,窦默请求回南方老家,世祖就命令大名府和顺德府分别给他赏赐田宅,并且命令有关部门每年都给他送去衣物。
皇上登基后,把我叫到上都,问我:“我想找个像唐朝魏徵那样的人才,有吗?” 我愣了一下,回答说:“敢于直言进谏,刚正不屈,那许衡算一个。有远见卓识,有宰相的才能,那史天泽算一个。” 史天泽当时正在河南当宣抚使,皇上立刻就召见他,任命他为右丞相,而我呢,则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那时候刚建立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很受皇上信任,我写了一封奏章给皇上:我侍奉陛下十多年了,多次被皇上询问政事,聆听圣训,我知道陛下急于想治理好国家,心里一直想着为百姓谋利,安定社稷。 以前先帝在位的时候,奸臣当道,把持着全国的钱财,搜刮民脂民膏,进贡奇珍异宝,搞得花里胡哨的,只为了讨好皇上。那些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的人,都是这帮奸臣。 正是因为这些奸臣当道,陛下才无法实现最初的愿望。您救世济民的愿望,已经酝酿多年了。今天顺应天意,您登上了皇位,天下百姓都欢欣鼓舞,盼望着盛世到来。
但是,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任用正直的人才,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小人,他们的那些歪理邪说,根本无法制定国家的根本大计,更无法为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福祉。那些为了谋取私利而献媚讨好,哭穷卖惨的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至于那些揣摩圣意,用利害关系来吓唬皇上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排挤贤才,独揽大权,这就像苏秦、张仪那样的奸臣一样,希望陛下能够明察秋毫。 我希望陛下另选一些公正廉洁的人才,委以重任,这样天下就万幸了。
有一天,窦默和王鹗、姚枢一起在皇帝面前,当着文统的面直接批评他说:“这个人学问不正,做了这么久的宰相,一定会祸害天下!” 皇帝问:“那你说谁可以当宰相?” 窦默说:“依我看,没有人比得上许衡。” 皇帝不高兴,就打断了他的话。文统心里很记恨窦默,就请求皇帝任命窦默为太子太傅,窦默拒绝了,说:“太子名号还没确定,我不敢先接受太傅的职位。” 后来,皇帝又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情可以参考《许衡传》。没过多久,窦默就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了。没过多久,文统被处死了。皇帝想起窦默以前说过的话,对身边的近臣说:“以前说王文统不能用的,只有窦汉卿一个人。如果当时再有一个人这么说,朕还会犹豫吗?” 于是皇帝召回了窦默,赐给他北京的房子,命令有关部门每月给他发放俸禄,国家有重要的事情,总是去请教他。
窦默和王磐等人一起请求设立翰林院的分院,专门负责管理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负责;翰林院兼管国史院,继续负责修撰国史、起草诏书、担任顾问,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负责。皇帝同意了他们的奏请。窦默又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社会风气淳厚、国家长治久安,都是因为他们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现在应该兴办学校,聘请老师,广泛选拔贵族子弟进行教育,以此来树立社会风化的根本。” 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
有一次,窦默和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一起侍奉皇帝。窦默说:“君主有错误的地方,臣子应该直言进谏,古代君臣之间坦诚相待,互相批评指正,这是应该提倡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对,臣子也说是对的;君主说不对,臣子也说是错的,这不是好的政治。”第二天,窦默又在皇帝的帐篷里侍奉皇帝。打猎的时候,有人弄丢了一只猎鹰,皇帝很生气,有些侍臣在一旁大声说应该处罚失误的人。皇帝讨厌他们这种迎合讨好的行为,下令杖责他们,而对弄丢猎鹰的人却没追究责任。事情结束后,刘秉忠等人向窦默祝贺说:“如果不是你平时诚恳地辅佐皇上,让皇上了解你的为人,又怎么能让他有这样的感悟呢?”
元至元十二年,窦默八十岁了,好多达官贵人都去给他祝寿。皇帝听说后,双手合十说:“像他这样的贤才,我真想求上天给他减几年寿,让他留在朕身边,一起治理天下啊!可惜他已经老了!”说完,皇帝好长时间都唉声叹气,一脸惋惜。窦默年纪大了,不再处理政事了,皇帝经常派宦官送去珍宝和各种器物去探望他。至元十七年,窦默被加封为昭文馆大学士,去世时八十五岁。皇帝听到噩耗后,非常悲痛,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太子也送去两千贯钱,并下令有关部门护送他的灵柩回肥乡老家安葬。
窦默为人随和开朗,平时从不评价别人,跟人相处总是温文尔雅,像个读书人一样。但是,一旦谈到国家大事,他就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敢于在朝堂上直谏,人们都说汲黯都比不上他。皇帝曾经对大臣们说:“我寻觅贤才三十年,只找到了窦汉卿和李俊民两个人。”他又说:“如果能把窦汉卿的品德和姚公茂的才能结合成一个人,那才算得上是完美的人啊!”后来,窦默被追赠为太师,封为魏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窦履,后来也当上了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是泽州人。他继承了河南程氏一家的学术思想。金朝承安年间,他考中了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没过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官了,用自己的学问教导乡里的人,来学习的人非常多,甚至有人不远千里而来。金朝南迁后,他隐居在嵩山,后来又搬到怀州,不久又隐居到西山。后来局势突变,人们都佩服他早知先机。李俊民在河南的时候,一位隐士荆先生传授给他邵雍的《皇极经世》数术。当时精通数术的人,没有人比得上刘秉忠,但刘秉忠自己也认为不如李俊民。元世祖在藩王时期,就派人用舒适的马车去请他,每天都去拜访他,请教他。李俊民却请求回山隐居,世祖非常尊重他的意愿,派宦官护送他回去。世祖还曾经让张仲一去问李俊民吉凶祸福,等到世祖即位后,李俊民的预言都应验了。可惜李俊民已经去世了,世祖追赠他“庄静先生”的谥号。
许衡,字仲平,是河南怀庆府人,世代务农。他父亲许通为了躲避战乱,去了河南,许衡就于泰和九年九月在新郑县出生了。许衡从小就与众不同,七岁上学,老师教他读经书,问他:“读书为了什么?”许衡说:“为了考取功名。”老师又问:“就只是这样吗?”许衡反问了一句,老师觉得他很奇特。每次老师讲课,许衡都能问到书中的精髓。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对许衡的父母说:“这孩子天赋异禀,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我不是他的老师。”于是老师想辞去教职,但许衡父母死活留他,就这样,许衡换了三个老师。
许衡长大后,特别喜欢学习,像饥渴一样。但是,赶上天下大乱,家里又穷,没书读。有一次,他去算命先生家,看到一本《尚书》的注释,就请求在那里借宿,把书抄了一份带回家。后来,他逃难到了徂徕山,才得到王弼注的《易经》。当时正值战乱,许衡白天黑夜地读书,身体力行,说话做事都按照道理来。有一次夏天,他经过河阳,非常渴,路上有梨子,大家争着抢着吃,只有许衡独自坐在树下,安然不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随便拿。”有人说:“现在天下大乱,这些梨子也没主人。”许衡说:“梨子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主人吗?”
后来,许衡辗转来到鲁地和魏地,人们看到他很有德行,渐渐地都跟随他。过了三年,听说战乱快要平息了,他就回到怀庆。他在河洛之间走动,从柳城姚枢那里得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书,学问大有长进。后来,他在苏门居住,和姚枢、窦默一起学习探讨。经史子集、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法刑法、经济政策、水利工程等等,无所不学,并且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经对别人说:“纲常伦理不能一天不在天下存在,如果当权者不重视,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了。”
凡是丧葬祭祀、婚嫁喜庆的事,他都严格按照礼仪来办,以此来引导乡里的人们,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家境贫寒,自己耕田,粮食收成好就吃粮食,收成不好就吃糠菜野菜,依然泰然自若,读书的声音从屋外传进来,像金石之声一样响亮。如果家中有余钱,他就分给族人和贫困的学生。别人送给他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只要不是正当的,他都坚决不接受。姚枢曾经被朝廷召进京城,因为姚枢在雪斋居住过,朝廷就派人去那里招待许衡,许衡拒绝了。他家院子里有果子成熟掉在地上,孩子们经过那里,他也不看一眼就走了,他的家人也像他一样。
甲寅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征秦地,任命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种。他又想办法教化秦地百姓,于是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秦地百姓刚刚经历战乱,想学习却没有老师,听说许衡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争着来学习。各个郡县都建立了学校,百姓的教化有了很大的改观。元世祖南征,许衡就回到怀庆,学生们都挽留他,一直把他送到临潼才回去。中统元年,元世祖即位皇帝,召许衡进京。当时王文统凭借阿谀奉承当上了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人侍奉皇帝,谈论治国安邦的大事,都说必须以道义为根本。王文统很讨厌他们。而且窦默经常在皇帝面前贬低王文统的学问,王文统怀疑许衡和窦默是一伙的,于是奏请皇上,把姚枢任命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经常侍奉皇帝。
窦默因为多次攻击王文统没有成功,想借着东宫的职位来躲避祸患,他和姚枢接受了任命,准备进宫谢恩。许衡说:“这样做不合乎道义,暂时先别管这件事。按照礼仪,师傅和太子应该东西相对而坐,师傅先坐,太子才能坐。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如果做不到,那么师道就从我们这里废除了。”姚枢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他们一起推辞,在殿下反复推辞了五次才免去。皇上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也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了。至元二年,元世祖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想让许衡辅佐他,又把他召进京城,让他在中书省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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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脑子笨,学问也不好,没想到竟然意外地得到皇上您的赏识。皇上您爱惜人才,善于取长补短,即使像我这样没本事的人,从甲寅年到现在,十三年间,您竟然八次下诏旨召见我,我心里一直想着,要怎么才能报答您的恩情。最近我又当面聆听了您的教诲,您的嘱咐非常恳切,让我在中书省的事务上畅所欲言。我虽然愚笨,但承蒙皇上您如此厚爱,我哪敢不竭尽全力,为国家做出哪怕万分之一的贡献呢?孟子说:“对君主提出批评是恭敬的表现,向君主进献好的建议,排除邪恶的思想是尽忠的表现”;孔子说:“用道义来侍奉君主,如果不行就停止”。我所坚持的,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希望皇上您能包容我的愚笨,理解我的真心,那么我这点微薄的才能,或许也能有点小贡献。
第一点: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自己的章法和制度。《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遵循这些章法制度去治理,那么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否则就会犹豫不决,朝令夕改,最终一事无成。以前,子产治理衰落的周朝诸侯国,孔明治理偏远西蜀的一隅之地,他们都有自己的治国方略,并且终身坚持;而我们堂堂一个大国,难道可以没有固定的章法而随意行事吗?考察历代史实,北方能够长期控制中原的政权,都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所以后魏、辽、金这几个政权存在的时间最长,其他政权做不到这一点的,都很快灭亡了,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如果国家位于边疆沙漠地区,那当然不用考虑这些了。如今我们国家要治理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这就好比陆地行走应该用车,水上行走应该用船,反过来就不行了;幽燕地区适合吃冷食,蜀汉地区适合吃热食,反过来肯定不行。以此类推,国家应该实行汉法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历代功臣旧臣,一下子让他们都听从臣子的计策,改换成亡国的风俗习惯,这其中阻力非常大。我私下里想过,寒冷和炎热本来就不同。但是寒冷变成炎热,是从微温开始,逐渐变温,然后变热,最后变炎热,要经过一百八十二天才会完全没有寒冷。炎热变成寒冷,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也是积累的结果。如果能够逐渐地磨合,等待时间,人心坚定,事情就会容易成功,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这就要靠皇上您坚定地相信并坚持下去,不听信小人谗言,不急于求成,不理会流言蜚语,那么成就太平盛世的功业,就指日可待了。
话说啊,中书省的事务多得让人应接不暇,但归根结底就两件事:用人和立法。打个比方,头发长了,不用手去理,得用梳子;吃饭用碗盛着,不用手抓,得用筷子。手虽然不能直接梳头夹菜,但通过梳子和筷子,就间接完成了这些事。皇上用人,道理也一样。
但是,人的贤能好坏,很难完全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就用。就算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还患得患失,不敢大胆启用,只是嘴上说着懂人,实际上却不会用人,那有什么用呢?人人都吃饭,但只有厨师才能调出美味;人人都看日月,但只有天文官才能计算日食月食,这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方法啊!古人说过:“要想高,就得依托山丘;要想低,就得依托沟壑;要治国,就得遵循先王之道。”现在市井小民,动不动就拿古人开玩笑,却不知道今天咱们吃的穿的,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方法,咱们不得不遵守。这天下这么大,国家这么重要,难道古人的好方法就能随便违反吗?他们真是想得太少了!
治理国家靠法,遵守法令靠人。人与法相互支撑,上下一心,官员们就能在朝堂上悠闲自得,不操心不费力,这就是所谓的“省事”。现在立法和用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做到像古时候那样,但对于已经做官的,应该给他们发足够的俸禄,保证他们清廉;对于还没做官的,应该放宽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入仕,这样就能减少因为失职而产生的怨气。
外面设立监察机构来查处贪污腐败,内部设立吏部来确定官员的资历,这样就能减少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争权夺利的现象。官员任职三届,既要提拔优秀人才,也要照顾那些能力稍逊的,这样人才和官位的分配就能比较平衡了。至于那些世袭的贵族,以及子承父职的官位,还有户籍制度等等,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讨论,不能拖延。
第一段:
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如果没有人管束就会天下大乱。上天把权力交给你,让你当君主和老师,这可是个极其艰难的责任,可不是让你享乐安逸的地方。所以从尧舜开始,历代圣明君王都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因为他们深知上天给予的这份重任非常艰难,一开始就不能掉以轻心。明白事情的艰难并用对待艰难的态度去做,那么艰难的事或许就能办成;不明白事情的艰难,却用轻松的态度对待,那么将来遇到的困难就可能无法克服了。孔子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做臣子的道理,我已经跟安童讲过了。至于做君主的艰难,更是陛下应该特别重视的。我现在想跟您说说最关键的问题:
第二段:
做君主,不是说话难,而是实行诺言难。知道实行诺言的艰难,那么说话就不得不谨慎了。以前刘安世说话从不随便,花了七年时间才做到。刘安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交往的人不过是一家人、一个乡里的人,同僚的臣子也只不过几十上百人而已,说话都这么谨慎,更何况天下这么大,老百姓这么多,事情变化万千,每天都有无数政务,君主凭一己之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想要说话没有差错,谈何容易呢?所以,以前说过的话今天忘了,现在下的命令以后自己违背了,是与非、对与错,不断变化,纲纪无法确立,法度无法建立,臣下无所遵循,奸邪小人乘机作乱,天下百姓疑惑不解,惊慌失措,纷纷议论说没有法度、没有信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都是因为没有把做君主当成一件难事,而是当成容易的事的结果。
第三段:
如果能遵循《大学》的道理,以修身为根本,凡是一言一行,都要力求做到合理合情,不感情用事,不偏听偏信,不因喜怒而改变决定,虚心谨慎,认真思考后再做决定,即使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应该很少。可是为什么当领导的人大多喜欢安逸放纵,做臣子的人大多喜欢阿谀奉承呢?阿谀奉承是为了个人私利,私心重了就不怕人了;安逸放纵是为了满足私欲,私欲重了就不怕天了。用不怕天的心,和不怕人的心,互相勾结,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痛快。痛快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又怎么会战战兢兢,以修身为根本,一言一行都认真思考后再做决定呢?这就是做君主实行诺言的艰难,也是天下最难的事。
一个人是真还是假,有的容易看出来,有的很难看出来。难看出来的就难,容易看出来的就容易,这只是说这个人本身难易的问题。但还有人数多少的区别。人少容易看清,人多就难看清,所以上位者难于了解下位者,而下位者容易了解上位者,这是很自然的。处在难以了解的地方,驾驭难以了解的人,想要不被欺骗,太难了。以前包拯刚正不阿,号称明察秋毫,但一个小吏都能骗他。包拯只不过是个京尹,被人骗了,顶多也就是办错一件事,害一个人而已。皇帝处于亿万百姓之上,掌握着赏罚生杀的大权,如果不幸被骗,就会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那危害就不可估量了。
皇帝最重要的是要没有喜怒哀乐,有了喜怒哀乐,就会有人迎合他的喜悦来讨好他,利用他的愤怒来显示自己的势力。皇帝最重要的是要没有爱憎,有了爱憎,就会有人利用他的喜爱来谋取私利,利用他的憎恨来报复仇敌。甚至本来没有喜悦,也会有人骗他让他高兴;本来没有愤怒,也会有人激怒他;本来不值得喜爱,也会有人吹捧他让他喜爱;本来没有可憎之处,也会有人挑拨离间让他憎恨。这样一来,被提拔的人未必是君子,被贬黜的人未必是小人;被赏赐的人未必是有功劳的,被处罚的人未必是有罪的;赏赐、惩罚、生杀予夺,很少有真正公正的。皇帝不明白自己被骗了,反而依靠被骗的人来防范天下人的欺骗,欺骗到了这种地步,还能防范吗?
总的来说,皇帝以了解人最为宝贵,以用好人最为紧急。用对了人,就不需要防范了。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身边的人,就都是争着往上爬的人,都是贪图利益的人,都是没有廉耻的人。这些人凭借他们的欺骗手段,千方百计地迷惑皇帝的心,想要防范他们的欺骗,即使是尧舜也做不到。
话说啊,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心里装着国家,心里装着百姓,不会因为利益而改变初衷,也不会因为权势而低头。要是他们能施展抱负,那国家大事就能顺利解决,天下百姓都能得到好处,对国家和人民来说,那可是太重要了!
但是,有才能的人有时候运气不好,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才华,世人很难发现他们。就算有人发现了,也没办法推荐他们,皇帝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就算皇帝知道了,召见他们也只是像对待仆人一样,那些有才能的人肯定看不上眼。就算皇帝表面上礼遇他们,但他们的建议根本不被采纳,这样有才能的人也不会留下效力。就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又让小人从中作梗,只看重小恩小惠,追求短期利益,表面上用了贤才,实际上并没有重用他们,有才能的人又怎么会愿意尸位素餐,让天下人耻笑呢?这只是难以得到重用的一种情况,还有更难的情况呢!
皇帝位高权重,大多喜欢听别人说错处,而不喜欢听自己犯的错;他们只想让自己高兴,不想让百姓高兴。有才能的人一定要纠正皇帝的错误,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就像尧舜那样,直到把国家治理好才罢休,所以他们往往很难被皇帝接受。更何况那些奸邪小人,他们讨厌正直的人,喜欢打击正直的人,用各种手段陷害他们,这样一来,正直的人很可能会被治罪,又怎么能指望国家大事顺利解决,天下百姓得到好处呢?从古到今,那些正直的人才之所以更重视被重用,而轻视被冷落,原因就在这里啊!大禹这位圣人,听到好的建议就立刻拜谢,益还告诫他“任用贤才不要犹豫,去除奸邪不要迟疑”,后世的君主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任用贤才的困难啊!
那些坏人啊,心肠歹毒,手段高明。就因为他们心肠歹毒,所以能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透;就因为他们手段高明,所以能耍尽各种花招,让人防不胜防。他们装得恭恭敬敬的,好像很尊重人;他们说话尖酸刻薄,却假装很正直;他们欺骗人,却让人觉得可信;他们拍马屁,却让人觉得很亲近。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揣摩皇帝的喜怒哀乐,然后迎合他;他们利用权力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满足自己的欲望,以此来讨好皇帝。皇帝对他们非常宠爱,他们在下面作威作福,大臣们不敢批评,亲戚朋友也不敢说他们坏话,他们的毒害遍及天下,皇帝却一点都不知道。等到想要罢免他们的时候,已经很难了。
不过呢,这只是因为皇帝自己没意识到,还是有办法对付他们的。就像宇文士及那样会拍马屁,唐太宗虽然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却没能把他赶走;李林甫嫉妒贤能,唐玄宗虽然看穿了他的奸诈,却没能把他罢免。坏人的迷惑性就这么厉害,能不害怕吗?!
上面说,君主真心实意地爱护百姓,百姓就会忠诚地报答君主,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是,仔细想想过去的事情,有些情况又不能用常理来解释。大禹治理洪水拯救百姓,启也很敬重地继承了大禹的功业,他们的恩泽很深远,可是传到太康的时候,他就荒废政事,导致百姓怨恨背叛,这是为什么呢?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天下人都拥护他,荥阳之战时,纪信甚至牺牲自己来救他,可见民心所向。可是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却有人在暗中谋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私下里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老百姓拥戴君主,本来是出于天命,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因为君主让他们失望,让他们感到不公平,怨恨才会产生。大禹和启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百姓,而太康却沉迷享乐,丢掉了自己的德行,所以百姓失望;汉高祖用宽厚仁慈得到了天下,可是天下平定后,却用爱憎来决定赏罚,所以百姓感到不公平。古今以来,君主对百姓有恩泽,却仍然招致百姓怨恨愤怒的,都是这个原因。
君主刚登基的时候,都发表过美好的宣言,向天下人承诺。可是后来做不到,所以怨恨就产生了。君臣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君主因为私心而厚待一个人,那些受冷落的人就会心生不满;更何况是厚待有罪的人,而轻待有功的人,百姓能不生气吗?一定要像古代《大学》里说的那样,以修身为根本,一言一行都能成为天下的榜样,赏罚都能符合天下的公正,那么亿万百姓的心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满足,又怎么会产生失望和不满呢?
话说啊,从三代以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盛世最厉害,那肯定就是汉朝的文景之治了。但是,你仔细想想当时的情况,天象变化多端,一会儿山崩,一会儿地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的方面会有水旱灾害,大的方面甚至会有国家灭亡的征兆,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文帝和景帝他们啊,都能揣摩上天的意思,一心一意地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今年鼓励大家种地养蚕,明年就减轻田赋,对老百姓这么好,老百姓当然就开心了,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我私下里观察到,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又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有些人就说,这天象预示着要除旧布新,来应对天变。我觉得吧,与其这样,不如效仿文景二帝的勤俭爱民,让政事清明,道理明确,这样才能让人信服啊!上天让谁当皇帝,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尚书》里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天的道理永远在于老百姓,永远在于不足。当皇帝的,不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反而追求高高在上,不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反而追求富足有余,这不正招致天谴吗?现在天谴已经出现了,征兆已经很明显了,各种不好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可是还固守老一套,压迫老百姓,减少老百姓的利益,还说这是顺应天意,这也太难了吧?
这六个方面都很难做到。归根结底,就是修德、用贤、爱民这三点。这就是治国的根本。根本立住了,那么规章制度就能推行,法律法规就能执行,治理国家的功劳就能实现。否则的话,爱憎互相冲突,善恶相互交织,老百姓就会遭受水深火热之苦,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那是一万个不行的。
说古代的好皇帝,肯定要说尧舜;说古代的好宰相,肯定要说稷契。因为尧舜懂得天道,并且顺应天道;稷契又懂得尧舜的心意,并且辅助他们,所以才能成为天下的榜样,流传后世。天道是爱护百姓的,不偏不倚,尧舜也是爱护百姓的,不偏不倚。像“克明俊德”,“黎民于变”,“敬授人时”,“庶绩咸熙”这些,都是顺应天道的具体表现。稷播种百谷,使百姓生活富足;契推广五教,使百姓向善,这些都是辅助尧舜的具体表现。
我反复琢磨,反复思考,参考古代圣贤的言论,没有发现不同的意见;考察历代的治乱兴衰,没有发现不符合的例子。只要实行这种方法,百姓就能富裕,军队就能强大,人才就能兴盛,国家就能强盛,我日夜都在认真思考这件事。现在国家只知道巧取豪夺钱财,却不知道如何创造财富;只知道防范人们的欺骗,却不想培养人们的善良;只担心法令难以执行,却不担心法令没有可以执行的空间。如果真能重视农民,不扰乱他们,不伤害他们,把游手好闲的人赶回田地里,教他们耕种,耐心劝导并督促他们,十年之后,国库的积蓄,一定比现在多得多。
从京城到州县,都设立学校,让皇子到平民百姓的孩子,都入学学习,明白父子君臣的大道理,从洒扫应对到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十年之后,上层知道如何治理下层,下层知道如何服侍上层,上下和睦,也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这两件事做好了,万事俱备,否则其他事情都难以实现。这就是尧舜的治国之道。孟子说:“如果不是尧舜的治国之道,我不敢在您面前提出。”我愚钝无知,也偷偷地想学习这种方法。
第五点是说啊,天下之所以能安定,是因为老百姓的心安定了。这样,读书人就安心读书,农民就安心种地,商人就安心经商,那上面掌权的人自然也就有安定的道理了。 要是老百姓不满足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得想办法当官;当官的又不满足于低微的职位,就非得想升官发财。全国各地,人人都争先恐后,个个都贪得无厌,不知羞耻,当权的人能不寒心吗?
我听说,打天下靠的是勇敢,守天下靠的是谦让。打天下和守天下,各有各的道理,当领导的必须得仔细考虑清楚啊! 想清楚了再行动,行动就一定能成功。否则,一遇到事情就急着生气或者高兴,高兴生气的情绪都写在脸上,话也脱口而出,大家都看得出来。过一会儿再仔细想想原因,发现根本没啥可高兴的,就一定后悔自己高兴过头了;发现根本没啥可生气的,就一定后悔自己生气过头了。甚至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生气一会儿高兴,命令变来变去,都是因为高兴生气没个节制啊!所以古代那些贤明的君王,都潜心修炼,保持平静,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没做决定之前,即使最亲近的人也猜不透他要做什么;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改变他的主意。所以他们的命令简洁明了,从不后悔,因此都能恰到好处。 命令老是变来变去,那可不行;老是失信于人,更不行!周幽王昏庸无道,所以才不顾这些,现在咱们可不是那样,干嘛要让人家不相信咱们呢?
奏章递上去,皇帝很高兴,就批准了。 伊尹自己去见皇帝,说了好多话,建议了很多事情。等他回来后,就把写好的草稿都销毁了,所以他说的很多话都很保密,世人很少能听到,现在流传下来的也就这些了。伊尹经常生病,皇帝就允许他每五天来一次宫里问安,还经常赏赐御药房的珍贵药材和好酒给他调理身体。过了四年,才准许他回家休息。
五年后,皇帝又把他召回宫里,奏对的内容依然很保密。第六年,皇帝命令他跟太常卿徐世隆一起制定朝仪,朝仪制定完成后,皇帝亲自观看,非常满意。皇帝又下诏让他和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一起制定官制。伊尹查阅了古今的典籍,仔细研究了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等级序列,去掉了那些冗余的、权力重叠的、多余设置的机构,把各部、院、台、郡县,以及后妃、皇族、各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和管理体制,都整理成图。第七年,他把制定的官制图上交给皇帝。
第二天,皇帝让大臣们一起讨论中书省和各院台的公文往来程序。伊尹说:“中书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各院台应该直接向中书省汇报。”当时,商挺在枢密院,高鸣在台省,他们都不高兴,想把汇报程序定为请示禀报。于是他们就故意大声地劝说伊尹说:“台院里都是皇亲国戚和重臣,如果得罪了他们,后果不堪设想啊!”伊尹说:“我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跟个人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就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皇帝。皇帝说:“伊尹说得对,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没过多久,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管着尚书省的六部,因为他独揽大权,势力遍布朝野,当时很多大臣都巴结他。可是,张衡每次和他讨论事情,都据理力争,一点也不退让。后来,阿合马的儿子又得到了枢密院佥事的职位,张衡坚决反对,说:“国家大事,无非是兵权、民政和财政这三样。现在他爸爸管着民政和财政,儿子又管着兵权,这怎么行?”皇帝问他:“你是担心他们要造反吗?”张衡回答说:“就算他们不造反,这也是违背常理啊!”阿合马因此记恨上了张衡,就赶紧推荐张衡去中书省,想借此机会整治他。
很快,张衡被任命为左丞,他多次上奏请求辞官,皇帝下令左右侍卫把他请出去。张衡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奏道:“陛下让我出去,是让我离开中书省吗?”皇帝笑着说:“是让你出宫门而已。”后来皇帝到上京巡幸,张衡就列举了阿合马专权欺君、祸国殃民的种种罪状,但皇帝没理他。于是张衡就以生病为由,请求免去职务。皇帝很同情他,就召见张衡的儿子张师可,对他进行劝慰,并且命令他举荐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张衡的职位。张衡上奏说:“用人,是皇帝的大权。臣下可以随便说说谁贤谁不贤,但要授予他们职位,就应该由皇帝您自己决定,不能让臣下有买卖官职的坏风气。”
皇上早就想开办太学了,可一直没付诸行动。后来,耶律楚材极力建议,皇上这才同意。过了八年,皇上任命耶律楚材为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还亲自挑选蒙古学生让他去教。耶律楚材一听这个任命,高兴地说:“这正是我想干的事!这些蒙古孩子天性淳朴,心思单纯,只要放在好的环境里培养几年,将来一定能为国家效力。”于是,他请求皇上征召他的学生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这十二个人来当伴读。皇上就下令用驿站快马把他们召到京城,分别安排在各个斋舍,并让他们担任斋长。
当时被选中的学生都很小,耶律楚材却像对待大人一样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无论是出入还是进退,都要求他们像君臣一样严肃认真。他的教学方法是,先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善,然后通过讲解让他们明白道理,消除他们的疑惑,根据他们的反应来调整教学进度。课余时间很少,他就让他们学习礼仪,或者学习书法和算术。年纪小的,就让他们练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等礼仪,或者练习射箭、投壶,输了就要罚他们读书几遍。时间长了,学生们个个都学有所成,尊敬老师,热爱学习,就连年纪最小的孩子,也都知道“三纲五常”是做人的根本道理。
十年后,朝廷里那些权臣不断破坏汉法,学生们的伙食供应有时都跟不上了。耶律楚材就请求皇上让他回家。皇上就去问翰林学士王磐,王磐回答说:“耶律楚材的教学方法很有成效,他的学生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是关系到国家大事的,不应该让他离开。”皇上就让老臣们商议耶律楚材去留的问题,窦默极力为耶律楚材求情,皇上这才同意让他回家,并让赞善王恂代理他的职务。后来,刘秉忠等人上奏,请求让耶律楚材的学生耶律有尚、苏郁、白栋担任助教,继续保持耶律楚材的教学风格,皇上也同意了。
话说国家收复中原之后,开始用《大明历》来计算日子。可是从大定年间算起,已经过了六七十年,这历法就越来越不准了,时间偏差越来越大。皇帝觉得,现在天下统一了,得把时间给校准了,这可是大事!于是,在元朝至元十三年,皇帝下令让王恂来制定新的历法。
王恂觉得,那些历法专家只会算日子,不懂其中的道理,得找个懂行的人来领导才行。所以,他就让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郭守敬来负责太史院的事务,把他请到了京城。郭守敬认为,冬至是历法的基础,而要确定冬至,就得仔细观测天象。现在用的还是宋朝的老办法,从汴京搬到京城之后,就已经不太准了,时间长了,偏差就更大了。
于是,郭守敬和太史令郭守敬等人一起,重新制造了仪器,比如圭表之类的,从丙子年的冬天开始测量日影,连续三年,测定了丁丑、戊寅、己卯三年的冬至时间,发现比《大明历》少了十九刻二十分。他们还改进了一些计算岁差的方法,追溯到春秋时代以来的冬至时间,都非常吻合。他们通过月食和金星、木星的距离来验证冬至的日期,结果发现旧历要推迟七十六分。通过日行速度来验证月亮运行的度数,发现旧历要增加三十刻。他们用线代替管窥来测量赤道的星宿度数,用四正定气来确定日月的盈亏,把二十八宿分成三百三十六度来确定月运行的快慢,用赤道九道来确定月球运行,用日月的运行速度来确定朔日,不用以前的平行度的方法,用日月实际会合的时间来确定月底,不用虚进法,用日月运行的距离来确定日食和月食。
郭守敬他们制定的历法,比以前的历法都精确得多,而且完全抛弃了那些靠推算、凑数得来的方法,完全是根据自然规律来的,可以长期使用而不会出现问题。除了这些主要的改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修正和完善,总之改动非常大。到至元十七年,新历法终于完成了,郭守敬把它呈献给了皇帝,皇帝赐名《授时历》,并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
六月,我因为生病请求回乡。太子替我向皇帝求情,让子师可担任我的怀孟路总管来照顾我,还派东宫官员来安慰我说:“您不要因为道义不能实行而忧虑,您平安健康,道义自然会有实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保重身体。”
十八年后,我病危了,家人正在祭祀祖先,我说道:“我一天不死,怎能不尽到对祖先的祭祀职责呢?” 于是扶着我起来,我按照仪式完成了祭祀。祭祀完毕,家人分吃祭品,我看着他们,心里很平静。不久之后我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那天,电闪雷鸣,狂风把树都刮倒了。无论贫富贵贱,老少,大家都来我家门口哭泣。各地学子听说我去世的消息,都聚集在一起哭悼。甚至有人从几千里外赶来,在我的墓前祭奠哭泣。
我擅长教育别人,说话温和慈祥,即使跟小孩子说话,也好像怕伤着他们似的。所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贤者还是不肖之人,都乐意追随我学习。他们资质高低不同,都能有所收获,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离开任何地方,人们都哭泣着,舍不得我走,他们把我的教诲当成金科玉律,终身不敢忘记。有些甚至没见过我,只是受到我思想的影响,也努力学习,最终名扬天下的人,有很多。听过我讲课的人,即使是武夫粗人,或者一些异端邪说之徒,也都深受感动。丞相安童第一次见到我,就对同僚说:“你们自以为彼此不相上下,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啊!”翰林承旨王磐一生气概非凡,很少与人交往,唯独见到我后说:“先生,您真是神人啊!”
大德元年,追赠我荣禄大夫、司徒的官职,谥号文正。至大二年,又追赠我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封为魏国公。皇庆二年,朝廷下诏让我与孔子一起在孔庙接受祭祀。延祐初年,朝廷又下诏在京兆府修建书院祭祀我,并拨给田地和祭祀费用,书院的名字叫鲁斋书院。“鲁斋”是我在魏国任职时自己书房的名字。我的儿子叫子师可。
窦默,字子声,一开始叫窦杰,字汉卿,是广平肥乡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很有志气。他家祖上窦旺做过郡功曹,想让他学习处理政务,但他不愿意。后来金兵打过来,窦默被俘虏了。和他一起被俘虏的有三十个人,都被杀害了,只有窦默逃了出来,回到了家乡。他家被毁了,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惊吓过度,母子俩都病了,母亲最终去世了,窦默带着病痛把她安葬了。结果金兵又来了,他只好往南跑,渡过黄河,投奔他母亲的亲戚吴家。一个叫王翁的医生把女儿嫁给了他,让他学习医术。
后来他又辗转到了蔡州,遇到了名医李浩,李浩教给了他铜人针灸法。金主迁都到蔡州,窦默担心金兵又会打过来,又逃到了德安。德安县令谢宪的儿子把伊洛学派的一些书给了他。窦默觉得自己以前没怎么正经学过书,从这时才算真正开始学习。正好中书省的杨惟中奉旨招募儒、道、释三教人才,窦默就北上,隐居在大名府,和姚枢、许衡朝夕相处,一起学习讨论,甚至忘记了吃饭睡觉。
后来他又回到了肥乡,教书讲学,因此名声远扬。元世祖在当藩王的时候,就派人召见他。窦默为了避开,就改了名字隐藏起来。派来的人就让他的朋友去见他,自己则微服暗中跟着,窦默没办法,只好接受了召见。到了之后,世祖问他治国之道,窦默首先回答说“三纲五常”。世祖说:“人伦道德的根本,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失去了这个,就无法在世上立足了。”窦默又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在于诚意正心,心正了,朝廷上下就不会有不端正的行为。”那一天世祖三次召见他谈话,窦默的回答都让世祖很满意,从此世祖对他非常敬重,礼遇有加,不让他离开左右。世祖问他当今谁懂得治国之道,窦默推荐了姚枢,世祖立刻就召用了姚枢。不久之后,世祖又让皇子真金向窦默学习,还赏赐给他一个玉带钩,并告诉他:“这是金朝内府的旧物,你年纪大了,佩戴它很合适,而且让我的儿子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过了很久,窦默请求回南方,世祖就命令大名府和顺德府分别给他赏赐田宅,并且让有关部门每年都给他送去衣物。
皇上登基后,把我叫到上都,问我:“我想找个像唐朝魏征那样的人才,有吗?” 我没吭声,想了会儿说:“敢于直言进谏,刚正不屈的,许衡算一个;有远见卓识,有宰相之才的,史天泽算一个。” 史天泽当时正在河南当宣抚使,皇上马上就把他召来,任命为右丞相,而我呢,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那时候刚成立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很受皇上信任,权力很大。我看这情况不对劲,就上书给皇上,说:我给您当差十多年了,多次被您问计,也听过您的教诲,我知道您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总是想着为百姓谋福利。可是您父亲在位的时候,那些奸臣当道,把持着全国的钱财,进贡奇珍异宝,搞得花里胡哨的,只为了讨好皇上。他们拉帮结派,挑拨离间,都是这帮人干的。这些坏家伙掌握权力,所以您之前很多想法都没法实现。您想救天下苍生,这想法已经酝酿很久了。现在您顺应民心,登上了皇位,天下百姓都高兴坏了,盼着您带来盛世呢!但是要治理好天下,必须用正直的人才,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小人,他们的那些歪理邪说,根本就定不下来国家的根本大计,更别说为子孙后代着想了。那些为了讨好皇上,献媚邀宠的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至于那些揣摩圣意,用利害关系来吓唬皇上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排挤贤才,自己独揽大权,这跟苏秦、张仪那伙人一个德行,您可得仔细辨别啊!我希望您能另选一些正直清廉的人才,委以重任,这样天下才能幸甚!
有一天,窦默跟王鹗、姚枢一起在皇帝面前,当着文统的面直接批评他说:“这个人学问不正,当了这么久的宰相,一定会祸害天下!” 皇帝问:“那你说谁可以当宰相呢?” 窦默说:“依我看,没有比许衡更合适的人了。” 皇帝不太高兴,就打断了这个话题。文统心里很恨窦默,就请求皇帝任命窦默为太子太傅,窦默拒绝了,说:“太子身份还没正式确定,我不敢先接受太傅的职位。” 于是,皇帝又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情可以参考《许衡传》。没过多久,窦默就以生病为由告退回家了。没过多久,文统被处死了。皇帝想起窦默以前说过的话,对身边的近臣说:“以前说王文统不能重用的人,只有窦汉卿一个。如果当时再多一两个人这么说,朕还会犹豫吗?” 于是皇帝把窦默召回京城,赐给他府邸,还命令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俸禄,国家有重要的事情,都去请教他。
窦默和王磐等人一起上奏,建议把翰林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负责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负责;另一部分兼管国史院,继续负责修撰国史、起草诏书、提供咨询,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负责。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章。窦默又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风俗淳厚、国家长治久安,都是因为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现在应该兴办学校,聘请老师,广泛选拔贵族子弟进行教育,以此来树立社会风化的根本。” 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
有一次,窦默和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一起侍奉皇帝。窦默说:“您如果做了错事,臣下应该直言进谏,古代君臣之间互相规劝,这是应该提倡的。现在却不是这样,您说可以,臣下也说可以;您说不可以,臣下也说不可以,这不是好的政治。”第二天,窦默又在皇帝的帐篷里侍奉他。狩猎的时候,有人弄丢了一只猎鹰,皇帝很生气,一些侍臣在一旁大声说应该处罚丢鹰的人。皇帝讨厌他们这种迎合讨好的行为,下令杖责他们,而丢鹰的人却没事。事后,刘秉忠等人向窦默祝贺说:“如果不是您平时诚恳地让皇上了解您,皇上怎么会这样开明呢?”
元至元十二年,窦默八十岁了,朝中大臣都去给他祝寿。皇帝听说后,双手合十说:“像他这样的贤才,我真想求上天让他再活几年,留在朕身边,一起治理国家啊!可惜他已经老了!”说完,皇帝久久地叹气。窦默年纪大了,不再处理政事了,皇帝经常派宦官送去珍贵的玩器和礼物去慰问他。至元十七年,窦默被加封为昭文馆大学士,去世时八十五岁。皇帝听到噩耗后非常悲痛,赏赐了很多厚礼,太子也送了二千贯钱,还派官员护送他的灵柩回肥乡安葬。
窦默为人随和开朗,平时从不评价别人,和人相处总是温文尔雅,像个儒雅的学者。但是,一旦谈到国家大事,他就敢于直言进谏,人们都说汲黯都比不上他。皇帝曾经对大臣们说:“我寻找贤才三十年,只找到了窦汉卿和李俊民两个人。”他还说:“如果能把窦汉卿的品德和姚公茂的才能结合成一个人,那才算得上是完美的人啊!”后来,窦默又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窦履,是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是泽州人。他继承了河南程氏一脉的学问。金朝承安年间,他考中进士第一名,担任翰林院编修。没过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官了,用自己的学问教导乡里,学生很多,甚至有人不远千里来求学。金朝南迁后,他隐居在嵩山,后来又搬到怀州,不久又隐居到西山。后来局势骤变,人们都佩服他早先就预料到了。李俊民在河南的时候,一位隐士荆先生传授给他邵雍的《皇极经世》之学。当时精通数术的人,没有人比得上刘秉忠,但刘秉忠自己也认为比不上李俊民。元世祖在藩王时期,就派车驾去请他,每天都去拜访他,请教他。李俊民却请求返回山林,世祖很尊重他的意愿,派宦官护送他回去。世祖还曾经派张仲一去向他询问吉凶,等到世祖即位后,李俊民的预言都应验了。而李俊民那时已经去世了,世祖赐给他“庄静先生”的谥号。